两包香烟算什么，但在莫斯科却如此可贵，我虽然赌赢了，但我并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悲哀。大家都说中国人穷，但从大陆去原苏联的中国人常被原苏联人围着要穿的、吃的。
不少大陆朋友对我说，他们在原苏联临走时，原苏联人几乎什么东西都请他们留下。因为很多东西在莫斯科根本连排队也买不到。
我们到城外参观古教堂，那天是星期天，许多教徒在做礼拜，礼拜完毕，牧师请我们参观教室，用茶点招待我们，然后有一个小男童拿着劝捐箱到每一位客人面前鞠躬，我们把美钞放入盒中，牧师继续和我们谈话，这倒是别开生面的施恩。
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装了新式的窃听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据说当时曾有人告密，但美国使馆并没有太注意，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不久前，白宫也曾出了一段有关安全问题的小插曲。白宫的职员在晚间带了几个外国人到白宫的办公室去，这几个外国人后来就到处宣传说晚间进入了白宫。于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检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如原苏联、中国的使节若要到其驻节地50里外，都得预先向国务院打招呼，而美国驻原苏联及中国的使节也是如此。这大概是礼尚往来吧。
春秋岁月--修女德瑞莎
修女德瑞莎
投资考察、投资访问团这种交流组织在美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兴趣，多少也与我有点渊源吧。
1969年初尼克松走马上任。第一任商务部长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长是约翰·渥尔贝（John Vo1pe），两人都请我当他们的义务顾问。我向莫尼斯建议组织国际贸易交流团，先请些外商和在国外工作的美商到华府来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也让他们看看华府的政经组织。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慎重地组织起来，得到很好的支持与反应。此后各部门认为商务部可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访问团，参众两院各小组也纷纷成立了访问团，商会更认为这是大好的谋利公关，岂可渔利于他人？同时欧亚国家各种团体也纷纷组团来美访问，风光一番。原来是商务交流，后来就有点变相，成为各公私团体营利的正常途径，这点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文化交流、贸易会谈有时变相为大旅游团就有点非牛非马了。
当时交通部长是我的邻居，我们商谈到每年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我说这笔钱每年让法国人去赚太可惜，我们何不每两年一次在美国举行？约翰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没想到提出后，法国人还没作声，美国航空界反对之声哗然，原来每年航空企业界连带参众院议员、空军将领等人都名正言顺地去参加巴黎航空展，参观之余又可在巴黎玩乐一番，若在美国举行岂不是把他们游欧洲游巴黎的机会平空取消掉，怪不得大家都反对。我当时真是太年轻，太天真了。
1972年，我们还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航空展览，各国都派航空界、交通界代表来参加，我还请华航来参加的空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做了一次贵宾。
1988年初夏，美国国际友好交流协会在香港召开国际会议，我是大会颁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及欧洲各国都有分会，周际会议两年一次，轮流在欧亚地区举行，其余的大会大多在美国举行。
每年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特奖颁给一个对世界和平服务有特殊贡献者，此外另有艾森豪威尔服务奖状给各国杰出人物，这个友好协会因为欧亚会员甚多，因此争取杰出奖章的人也不少。欧洲会员提出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亚洲会员有人提出邓小平，其余的提名则不足道哉。我提名修女德瑞莎，这位行医数十年的修女，一生为贫苦疾病之人服务，不辞劳苦、不求闻达，到普通人不要去的贫穷地区，做救贫救苦的善行；一身奉献圣主耶稣，终生努力解救人间疾苦。我的提名得到全体一致赞成，而修女德瑞莎也答应亲自来领奖，我们都在香港恭候她，但就在她准备自印度的一个小村落前来领奖时，尼泊尔发生地震，这位善心的修女又赶去救灾，她派了4名修女前来代她领奖，可见她对这奖项的重视。这几位修女只来领奖，却不愿参加盛大的晚宴，她们对我解释说，她们是现身说法的苦行僧，从来不参加宴会。这种出世入世的精神真使我们这些衣香珠光的参宴者汗颜。那次我也颁了奖给妇联会主任王亚权女士、铭传商专校长的包德铭女士，台湾代表30多人，韩国代表也不相上下，日本代表每年闹双包，那一年也不例外。香港的新闻记者对于友协大会新闻不太有兴趣，倒是天天向我追踪大陆新闻，可见香港人对1997年的运数多么关切。
春秋岁月--第三篇 留云借月
第三篇 留云借月
年年春日赏杜鹃，
年年春日盼归程，
人事几变迁，
岁月也无情，
旧梦如烟，
旧梦如烟。
－－《杜鹃花》
保密到家的访问
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竞进入里根大胜；12月，共和党内几名里根的密友开会，商以内政外交大计，议决正式联系中国官方外，有些人建议里根在未上任前先搞清楚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事务。
里根很快就要正式上任总统，对双方都要有所交待。大家以为他是保守派，好像台湾方面有人说，可能池又要重新承认台湾啦。他和他的幕僚认为，这事该在宣誓就职前澄清一下。
里根总统要“选一个对中国情形很清楚，对美国情形也很清楚，并且对他也是一个很忠诚的支持者”，于是，就找了我。
当时，我是他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所以他说希望我先到中国大陆来，我说一定要有正式的邀请。
中国驻美苇一任大使是柴泽民（现任中国对外外友协会长），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里根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
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时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季员长兼侨委会主任）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30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
于是，里根总统正式声明：他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我是总统特使。
起程前一周，贝克夫人要入院开刀，临时请副主席史蒂芬斯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斯是阿拉斯加资深参议员，当年在十四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他带了新婚才一日的夫人葛德莲娜同行，新郎当然对于新婚夫人处处迁就，为此我们秘密之行差点曝光。
在华府替我们处理行程的，台湾方面有好友夏功权夫妇和胡旭光；中国大使馆有柴泽民和他的副子冀朝铸（冀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当过周恩来的助理和翻译，人甚风趣）。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起程到东京，在东京羽田机场与史蒂芬斯夫妇会合，我们是总统当选人里根的代表，但双方都没有带秘书与随员，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美国朝野都忙着过圣诞佳节和新年，华府的政客以及里根身边的新贵不会有太多意见。我在华府宦海一直以圈外资自居，但一个东方女子在华府是非圈稍有长才远见总难免招人之忌。当时，我和史蒂芬斯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接我，台湾方面有人接我，美国大使馆也有人接我，三方面很秘密地分开谈。
台湾方面希望我大陆访问以后到台湾去，我答应了，说两方面都可以。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我是低姿态的关键人物，来北京后，就在北京过年，大家关起门来聊了很多。后来，他们说我来了以后，新闻记者都晓得了，他们都在机场等着，可是北京还是有办法控制的。直到第二天元旦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内抢镜头。
邓小平很幽默，很会讲笑话，我记得当时他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们那儿有100个参议民，只有一个陈香梅啊，所以陈香梅坐主位。”他让我坐主位，并说：“你（史蒂芬斯）坐在旁边。”因为我是代表里根总统，史蒂芬斯是副的。这个倒无所谓，我们谈得很好。
当天晚上，中美电视都有了我们访华的新闻。1981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把我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当作头条新闻。我们回到华府，一位刚卸任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Henry Byrold对我说：“早上吃早餐时打开报纸，看到你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简直来了。后来我静静想一想，里根这一招真是了不起，两边都关照到，这项任务，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我离开祖国30多年后，第一次回来，北京方面安排我住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还是12号楼我记不清了），极尽礼待。当时章文晋、冀朝铸都是派出来接待我的，他们跟着我一起走。在北京3天，我做完了一切以后，就到台湾去。
台湾方面也很重视我的大陆之行，问我谈了什么事情，怎么怎么。
我重新把里根的外交政策讲清楚，说只有一个中国，这是个大前提！可是，对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可以采纳，都可以考虑，都可以听，我们是里根总统的耳目。
春秋岁月--廖承志
廖承志
廖承志于1983年6月10日清晨5时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北京，年75岁。
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83年6月10日5点22分于北京逝世，终年75岁。
廖承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廖承志同志的父母是国民党籍著名元老廖忡恺先生和何香凝女士，因而他同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现在台湾和其他地方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都有过交往。他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有广泛的交往。
廖承志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逝世适值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际，更引起了代表们的痛悼。
廖仲恺是外祖父的亲兄弟，我该喊他舅公，可惜我没见过他，1925年春，他在广州遇刺身亡，那时我还没出生。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是香港望族，他们因志同道合而结婚，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廖仲恺为革命奔走，在广州为了争取民众的福利，引起地方军阀的不满而惨遭毒手，但到底是谁刺杀廖仲恺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与廖承志为表姐弟，我们称廖承志为表舅父，他则称我为香梅甥女，这是我们的亲戚关系。但在政治上，外祖父与父亲则是瓜务国民党，而廖承志的母亲（我们的二叔婆）何香凝和廖承志本人及他的姐姐廖梦醒却于杭战时期效忠共产党。抗日战争后，国共谈判分裂，中国人民再度被战火侵压，逃亡的逃亡，迁徙的迁徙，国民党人迁到台湾，共产党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陆解放前廖家都位在香港，我也和姐妹们在香港念书。廖家在香港做什么，我因年纪太小并不了解，长大因读书，又和廖家人相聚，才知道何香凝、廖承志母子，还有醒姨，都是在香港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被捕，当时的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何香凝去找吴铁城要他放人，不然的话请他连她也一起关。后来由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三人担保，廖承志才恢复了自由。何香凝自儿子出狱后就希望他在家里呆一阵子，不要再惹麻烦，但廖承志不久又出走了。
他留下了3封信，分别给柳亚子、何香凝和女友经普椿（经亨颐的女儿）。给经普椿的信中说，假如她真的爱他，希望能等他两年，信中并没有说他到哪儿去，但经普椿知道他到延安去了。这一别不是两年，而是4年，经普椿果真痴痴地等。
经普椿的哥哥并不赞成自己的妹妹和革命分子交往，廖承志给她的电讯和书函被扣压了。直到1937年的秋天，他们才在香港相会，翌年两人就在香港结婚，经普椿从此便和廖承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廖承志一生多半在狱里度过，他进过英国人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共产党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一共9次，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
抗战时期廖承志在广东被捕，先后在广东的韶关、乐昌坐过牢，后来又押到重庆，直到1946年初，才从重庆监狱被放出来，这是国共两党交换政治犯的结果。
1946年7月他们夫妇两人去了延安，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他们原定搭乘一架美军军机飞延安，后来因周恩来派廖承志去广州，他们没有乘上那班飞机，那班飞机共有乘客17人，包括叶挺、王若飞等人都在空中遇难。
廖承志是有名的孝子，大概因为父亲早亡，母亲年轻守寡，母慈子孝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中国“文革”期间廖承志受“四人帮”的追捕，幸好有周恩来保护，住到中南海避难，才免遭毒手。但廖承志的儿媳妇，即廖晖的妻子赵汝衡是有名的芭蕾舞蹈家，遭江青强迫上台表演，伤了腿也不准请假，之后就只能做幕后工作，无法再上台表演了。1987年中国芭蕾舞团由北京来美表演，赵汝衡为副团长，以美京肯尼迪中心演出天鹅湖而大受欢迎，不久前这舞团又到香港、日本、英国演出过。赵汝衡对我说：“公公真好，对我很关心，也鼓励我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他是一个处处替他人着想，而且又非常有爱心的人。”
在中国有不少人常受批评，但廖承志人缘甚佳，他古道热肠，又不失赤子之心；喜欢作诗、作画，又好书法，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狗；他爱朋友，爱吸烟、喝酒，爱开玩笑。这样一个豪爽乐天派的人，不管是何党何派，总是一个好人，一个多才多艺的中国人。我很后悔没能早些和他接触。但从1981年初开始到1983年夏天，我们多次见面交谈，又有书信往来，使我对他有一番新的认识，对舅婆何香凝也有新的评价。
廖承志每年到南京为父母亲扫墓，1983年5月清明节曾写了一首诗：金陵无限好，来到正清明；信笔纪心事，鲜花唁老亲。
这是他生平所作的最后一首诗。
廖承志去世后，北京方面打了数次长途电话给我，柴泽民和冀朝铸也一再请我回北京奔丧，但台湾当局则劝我绝对不能去，因为我若在那种大场合出现，将使台湾当局难堪。后来我私下和美国官方商量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我到大使馆致悼，再派我住在香港的妹妹陈香桃代表我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和其他送别仪式。一个月后我才亲自到北京吊丧，廖公灵位设于家中的会客室，我亲自向廖公行三鞠躬礼，我为分裂的祖国难过。
我在北京常见到廖家人，还有醒姨，她一生替宋庆龄服务，做她的助手。孙夫人和廖家很亲密，孙中山本来希望廖仲恺做他的继承人，不幸廖仲恺被谋杀。醒姨的丈夫姓李，是周恩来的助手，他和周思来于抗战后到重庆开会，在重庆不幸亡故。廖家母女两代都是早年丧夫。
春秋岁月--血浓于水
血浓于水
1980年我应邀到大陆访问，穿针引线的是中共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柴泽民因不知道我的反应如何，因此又打了一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退役将领蔡文治将军。蔡文治和外子相熟，他们夫妇两人于中国改朝换代后即来美定居，两人都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而且又和大陆的官员相当接近。为此柴泽民大使请他先找我谈淡，并约我到他家中吃晚饭。
蔡文治夫妇住在马里兰州，离华府不远。那天晚上我到他们的住宅吃晚餐，座中只有他们夫妇两人。蔡文冶那时大概也有60多岁了。他们夫妇两人大概因为多年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英语非常流利，我记得国共和谈时他也是一位重要角色，他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很熟悉。谈话中他转传了柴泽民的信息，并希望我们两人能在他的家中见面，亲自会谈，原则上我同意了，于是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在蔡家见面时，柴泽民带来了两瓶贵州的茅台酒做见面礼，还有两罐云南火腿，他说他知道我于抗战时曾在云南读书。
柴大使首先祝贺共和党里根州长竞选总统胜利，说了不少赞美的话，然后说邓小平主任委任他邀请我回国访问，有何人随行由我决定，日期愈快愈好。里根是11月初在全国竟举大胜，击败了卡特争取到连任。我和柴大使的会面是11月下旬了。我告诉柴大使我将于一周后再给他答复。我心想我得请示里根，还得通知共和党主席。
我首次向蒋经国先生提出让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回家乡探亲的建议时，是在他身体还甚康健之时。那一年我自华盛顿到台北办事，有关当局为我安排单独晋见蒋经国先生。
自从1979年美国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许多台湾朋友们就和我谈论到要去大陆看看，但又担心台湾当局的出入境政策和大陆对于台胞去大陆访问有何限制等问题。我对他们说大陆方面是绝对欢迎台胞回去访问的，问题在台湾当局的政策还未明朗，要最高当局表态，不然会有麻烦。但又有谁敢向经国先生提出这项建议呢，为此朋友们都说：“你见蒋经国先生向他提出嘛。”我想这也有道理，而且是我义不容辞的。
蒋经国先生在办公室接见我，他和我多次见面，我总觉得他为人诚恳，对朋友有道义感，并不像报章上所呈现的那么严厉，当然他做事考虑仔细，每回答一个问题时都沉思一阵，不是马上回答。有些时候他喜欢用“可以考虑”这句话。
我得到里根的同意后又建议共和党参院主席贝克（Haward Baker）参议员与我同行，他当时是多数党主席，声势甚壮，但不幸他的夫人因病要住院开刀，我当然也不能勉强，贝克建议我邀请参院副主席史蒂芬斯（Ted Stevens）同行。我和史蒂芬斯通电话，他说：“我12月底要结婚，我还得去度蜜月，这怎么办？”我说：“这样好了，你和你的新婚夫人到中国度蜜月如何？”史蒂芬斯于1944年到1945年曾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服务，在中国停留了一年多，对中国及中国人有感情，同时又因为是我的邀请，盛情难却，于是答应了与我一同到中国去。
座位是邓小平亲自安排的。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坐第一位。”然后又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坐第二位。”
我们当然从命。其他伴同人员都有预先安排的席次。坐定后他对史蒂芬斯解释，他说：“贵国有100位参议员，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而且她也有一半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你懂不懂？你同意吗？”史蒂芬斯也很会说话，他答道：“安娜是我的老板娘，我在第二次大战末期，曾在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服务。陈纳德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娜当然是我的师母，她有事随时都可以吩咐我的。我很有幸能和她一同来访中国。”
邓小平又对史蒂芬斯夫人葛德莲娜说：“听说你还是不到3天的新婚娘子，你们好好地在中国度个快乐的密月。”史蒂芬斯夫人有点脸红了，在座的章文晋、冀朝铸及礼宾司人员和翻译人员都笑了。
史蒂芬斯答道：“我们是除夕前两天在阿拉斯加州结婚的，安娜吩咐要我们准备来中国，我们马上就告别家人收拾行李上路了。我们本来有计划到美国别的地方度蜜月的，但我说服了葛德莲娜。我们来到北京非常高兴，能见到阁下，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而且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在第二次大战抗日时期我们是在中国的大后方，我在中国的桂林和昆明担任飞行员，到了大战结束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那时我们都只是十八九岁的小家伙。现在一转眼有30多年了。”邓小平说：”你们美国飞虎队在中国的功绩我们都很清楚，中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协助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你今后仍一本中美友好的原则为中美关系努力啊！”
史蒂芬斯说：“我一定会为此不断努力，因为中美两国一定要合作，世界才有和平。”
客套话过后邓小平转把正话和我说了，他首先说：“陈香梅女士，你回娘家了，听说你是北京人，你生在北京，对不对？”我说：“报告邓主任，我出生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小时候在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上学，读到三年级因‘卢沟桥事变’才和家人逃难到香港去的。”
我的舅父廖承志插话了，他说：“香梅还是小学生时，我在家母（即何香凝，廖仲恺之妻）香港的寓所见过她多次，香梅常常跟着她的母亲廖香词到我们家中串门子，过年过节，大伙儿都在一起。香梅你还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而且我们对二叔婆（即何香凝）都很尊敬，她常教训晚辈，并且要我们随时准备再逃亡，对这一些我印象很深。”
邓小平对廖承志说，“原来你的妈妈这么凶。”大家都笑了。邓小平又说：“承志，你那时在打游击，也很少在家中吧？”
廖公说：“报告主任，你知道我后来在粤北被国民党抓到了，在牢里困了几乎3年多，后来母亲去和蒋介石说情才把我放出来的。”
邓老说：“你是坐牢专家，不过苦了你的夫人经普椿。可是你的漫画可在狱中大有进步埃”大家又是一阵欢笑。
邓老又请大家吃点心、喝茶。这时我把里根总统的亲笔函亲自呈递给了邓小平。他把信从信封中取出来，后面的翻译员就替他翻。他不断说：“很好，很好，我们很佩服里根先生的远见，实在了不起。”他称里根为先生，因为1980年里根11月当选，正式就任是1981年正月，因此他当时只以当选的总统身分和共和党的当然主席要我带这封私人信。
我对邓老说：“里根总统希望台端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知道他的宗旨，他会遵守上海公报的精神和中国合作，一切没有什么改变，他希望中美两国能为和平努力。我离开华盛顿前里根总统亲自召见两次，吩咐我要向贵国保证他会为中美两国关系的进展努力。但他也强调他对台湾的成就也很欣赏，因此，我们离开北京后还得到台湾去一次，要和蒋经国先生见面。”
邓老沉默了一阵子，他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我们自己日后解决，希望美国不要多插手。”
这话说得很明显了。
史蒂芬斯插话说：“台湾的国防是要保卫台湾在亚洲的地位，因此我们美国今后还会供应台湾该有的飞机和武器，这是为了防卫。”
邓老没答话，他又把话题转到中苏的关系，他说：“你们知道中苏的边界很长，现在为了边界的防线我们和苏联有很大争议，现在我们还有50万中国军队在中苏边界巡逻，有时还有些冲突。不过有一点要声明，我们中国人从不侵犯别国的领土，但我们要保卫中国自己的领土，这是我们新中国的原则，我们绝不可能有殖民地。”我们当然洗耳恭听，旁坐的书记和各有关人员人手一卷，都在细心记录我们的讲话。
邓老又谈到越南问题，他爽直地说：“我们中美两国为了朝鲜战争，双方对敌，1965年到1975年为了越战使中美关系再落入低潮，其实我们两国为了打越战都有了重大牺牲，到如今我们对于中越的问题很烦恼，这该说是法国人先闯的祸，不过我们现在也尽量想办法处理。”
他的话题不断，我们只好让他讲，他讲：“请你们两位告诉美国政府，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侵略其他国家的，这有历史为证，你们是很清楚的。”
我问：“邓主任何时再访问美国，我代表里根总统表示欢迎。”
邓老说，“谢谢你们的邀请，你记得我在卡特总统时代去过华盛顿，但卡特总统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今后即使我自己不去美国访问，我们也会有领导去拜访里根总统的。请你告诉里根总统我们中国欢迎他和他的夫人来中国访问。我想他的到来会对中美关系有大帮助。”
我说：“我回国后一定会向里根总统报告。”
（这是15年前的历史了，我只尽我自己的记忆写出来，可能有小出入，大致是如此。）那真是一段历史性的会晤，我是永不会忘记的。
会谈结束后，例行公事：拍全体照，由礼宾司安排。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临别前，舅父廖公对我耳语说：“明天邓老请你单独吃饭，只有我和你舅妈作陪，我们还有些私人话要谈谈。你不用和别人多说，我会到钓鱼台来接你。”我点头答应，于是我们一行离开人民大会堂又到外交部会见，后来又到中国的国防部、人大、政协等机构，总而言之，没有一分钟休息。
史蒂芬斯夫妇受不住了，于是他们在钓鱼台宾馆休息。
第二天官方安排史蒂芬斯夫妇到长城游览，由美国大使作陪。我的舅父和舅妈来接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内一间较小的会客室吃饭，服务人员把饭菜送入后就走了出去，在门口待命。
这位风趣的邓小平和我开玩笑说：“你的舅舅有气管炎，你知道吗？”
我看着舅舅说：“他很好嘛！什么时候有了气管炎？”
邓老大笑：“他说，不是气管炎，是妻管严。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烟。你舅妈每天只给他3根香烟，他常常偷我的香烟，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欢抽烟。”
舅妈说：“邓老你也过言了，我真管不着承志，他不听话。”
廖公苦笑，他说：“我是左右做人难，自从心脏搭桥后医生要我少抽烟，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埃”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邓老忽然对我说：“陈女士，你做错了一件事，你怎么可以帮助台湾把中国的产业双橡园给了台湾，我知道这是你和你的好友、那位总统参谋律师干的事，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我答说：“他叫葛柯伦，在华府很有影响力。”
邓老问：“他是共和党吗？”我答道：“他是民主党。”
邓老说：“那你是共和党，你们两人合伙干了这桩事，对不起自己的祖国啊！美国国务院都同意这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该归还中国。你们偷天换日的手段可大啊，我不能不佩服。台湾是怎么感谢你的？”
我想我该解释一下了。
我说：“邓老，这件事说来话长，除了双橡园的产权我们协助处理之外，台湾关系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门大厦秘密起草的，当时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等人。我受台湾之托，也觉得要为他们留个面子，因此才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当时不但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拦，连台湾的外交部也不领情，因为他们办不到的事，我办到了。为了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当时知道这个后果，我就绝对不白帮这个忙。”
廖公说：“这是旧帐了，不算了，对不对？”
邓老说：“陈女士，你看你做好人，台湾不领情，还说是会议员高华德做的，是高华德的功劳。你以后可不要再做这些傻事，台湾人太忘恩负义了，你说对不对？”
我知道中国两岸的统战都做得很到家。对于双橡园复杂的来龙去脉现在不想再提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年负责参与这个大计的人心中明白，若不是我，双橡园今天当是中国大使的公馆，台湾根本不能保有双橡园。这一件事台湾对我实在太不够意思了。
双橡园的后遗症也为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不愿多讲。
后来舅父廖公说因为陈香梅对祖国的贡献，勿再追究，这才算了事。
邓小平对我私下的问话可见他对于台湾的情况很清楚。
我们那天的宴叙很轻松，也很随和，我对我舅父廖承志的随和、诚恳、关爱永记于心。他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一项忠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国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尝尽了苦头，但始终意志坚强。他于1983年去世时也是两袖清风。他和他的父亲廖仲恺父子两人真是中国人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其后10多年的岁月中，我也有机会见到邓老，也和他的子女熟悉，尤其是大女儿邓林（她是画家）和她的夫婿吴健常（中国企业家）、大儿子邓朴方和三女儿萧榕，即邓椿，她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她也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该书除中文版外有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由美国出版商经理，销路甚好。
邓林是一个艺术家摸样，穿着甚随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和她独自见面。她说她的父亲就是喜欢和子女们同住在一起，而且对于孙儿孙女特别宠爱。
我在10多年来，除了中国的第一人物邓小平之外，对于胡耀邦等都有亲切感。其他如江泽民、李鹏夫妇、朱熔基、邹家华、李岚清、姜春云、李瑞环、丁关根、乔石、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钱其琚吴仪等北京领导人也有不少接触。军委方面如刘华请、迟浩田、徐信等人也在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的研讨中和我们的机构有过接触。中国在以前苏联的影响下，大事整军，大家吃惯了大锅饭，是所谓“铁饭碗”，现在一时之间要全部改变换新实在不容易，这一个阶段使中国领导人相当头痛。一个体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过程。
1995年海峡两岸已有多方面的接触，我们曾是开路的人，猛然回首，能无感慨。
第一次回中国大陆之后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运董事长郝福满先生（Irving Kaufman），又领着北欧航空公司和一些欧洲航空界专家到还未建省的广东海南岛的最南唱—三亚市协助筹备三亚机场当时中国的海南既穷又落后，我觉得光是协助沿海的开发特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汕头是不够的，海南是个宝地也是个宝岛。我说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虑把海南建省，把三亚的军事机场搬到另一个地区。我和一些专家们7次从海口（行政区的都会）到三亚。行政区的主任是孟庆平，是矿业专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贫乏的地区工作。我们一见如故，每次我们大伙儿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区的政府宾馆，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师等和民航局的官员陪着我来回于海口和三亚之间。其他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我只想为祖国做些有意义而且是基础建设的工作。
1989年6月底，一切都已就绪，北欧的贷款也要正式在瑞典签约了，然而发生了“北京风波”，北欧的三亚机场投资人全部退出，后来把一切转让给法国接手。我们贡献了5年的时光，近100多万美元的投资，还有无尽的心力就只好让别人去接手了。如今海南已大大繁荣，三亚机场亦于1992年启用。
前人种树，后人收果，现在香港地区人，日本人、欧洲人、澳洲人、美国人都有不少去海南发展。我们总算做了开发海南的开路先锋。当年和我们一同逃离香港入内地的两位工程师也曾参加这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义务的贡献，国内不少大建筑物也是他们设计的，值得骄傲，人生能得如此知己总该满足了。
春秋岁月--开风气之先的大陆访问团
开风气之先的大陆访问团
我组团到大陆访问是1989年初，台湾方面报名的人不少，但后来备受各方压力而不得不放弃。
大陆之行的成员都可以自傲，着不是他们开风气之先，两岸的接触可能会迟一两年，因为没有人敢做开路先锋，开路先锋要有勇气，有胆量。第一次团员名单如下：罗焯、陈健心、陈雅芬、云震球、林士坤、刘北平、张慧文、谢明道、花宪章、顾大宗、刘传志、刘蔡淑美、许汝学、林仲言、筒文雄、黄成华、James E.Bronghton 夫妇、Lo Chin Yu、Morgam Chem等。副团长是朱伯舜与郝福满，领队晏明，顾问陈春发、刘春华，随团医师杨联胜，秘书张福贤，总务张中兴、刘水木。
我要北京当局给这些人最高的礼遇。我们住进钓鱼台宾馆的总统楼，总统楼是18号楼，比白宫还漂亮，除了接待国家元首外平时是不开放的。对各国退任元首和总理最高礼遇时也只招待住12号楼或第8号楼。但全体团员会住到18号楼，我和团员开玩笑说：“你们此生大概只有这一次住这幢宾馆，除非有朝一日你做了总统。”
团员们受到隆重的礼遇，如接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款待，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留下了足樱当时台湾还有点醋溜溜的，为此许多成员不敢把和李鹏、江泽民合摄的照片带回台北。我想现在官民都有大陆热，见到王兆国、丁关根和唐树备就皆大欢喜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这个团从北京到上海，也受到上海市的热情招待。当时上海市长是朱熔基，他设宴欢迎全体团员，又请外经贸正副主任沈被章和叶龙飞向团员做简报，交换意见。
汽车大王、上海工商联主委刘靖基老先生在他的会馆张灯结彩地接待我们一行人，而且请了不少工商界大佬出席，大家边唱边吃，好不热闹。大家称刘老靖公，是台北女企业家吴舜文的姐夫，刘夫人已去世。靖公家中收藏的古董与名画甚多，红卫兵大乱上海时被拿走了一部分，后来由政府追回。他的珍品使人目不暇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先去拜望他，也藉此一饱眼福。
团员中有3位上海人，他们离乡已久。朱伯舜还特地去看望90高龄的母亲，母子分离近40年，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感人之至。
下一站是福建，我们访问了福州和厦门。在厦门的鼓浪屿可以看到对岸的金门，现在两岸已无炮声，只有歌声。团员们本就已有人在福建投资，但未能亲睹庐山真面目，如今知道福建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离台湾近而且言语又相通，一见如故，当然是理想的投资地点。那时的福建省长是现任北京对台办公室的主任王兆国，这人很有魄力，中央选他来担任这项工作具有双重意义。
最后一站是广州。
当时的省长是叶选平，他是叶剑英的儿子，广东人，在广东颇有建树。中央数度要调他到北京，他都不愿离开，但1991年3月间人大开会后仍然调他到中央做政协副主席。在他的晚宴中有人到台上唱“梅花”，叶省长年轻的秘书走过来说：“你听，这是国民党的国歌。”叶省长也很幽默，他说：“国民党的国歌我听过也唱过，这是梅花歌，你不要乱说。”
有名的粤剧花旦红线女被请来了，她亦善于辞令，她对我说：“叶省长有命我可以不来，但今日听说是欢迎陈香梅一行人，我不请自来了，而且要为大家唱一曲。”
那天晚上大家极为尽兴。
1990年我再度组团到大陆访问，正式开始了海峡两岸的交流。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谁曰不然。
春秋岁月--从亚运出发
从亚运出发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台湾选手准备参加，从年初开始，两岸有较多的接触，新闻报道也不再畏首畏尾。我虽是本届亚运理事，却一概不参加商业方面的事情。台湾选手终于可以到北京一显身手。
海外的中年华人，无论是入了美籍、英籍或加拿大籍，多少有些怀乡心结，这种怀乡病使许多华裔外国人即使功成名就，仍不免偶然会“想家”，这是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家国忧思吧。家国忧思之外，童年的追怀每每与日俱增——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灯火、父母的恩情、师长的关注、青梅竹马的故事……历历宛如昨日，这更加深了海外中国人对故乡的牵挂与眷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许就是许多海外中国人要回乡去“看看”的原因吧。
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16号，后来搬到贡院。我在孔德小学上学，孔德小学在东华门大街，离东安市场不远，现已改为27中学。
华盛顿是我单枪匹马、历尽沧桑的战场，有血有泪、有悲有喜，但更似一片浮云暂时停驻的地方。
台北是我婚后的小窝，也是我和外子离开大陆后的“家”。三四十年来，我在美、台之间来来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愿做圈内人，因为地方虽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云，也可能被阴霾所掩盖。
我在北京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乡情怯，抬头只见灰色的云、灰色的天，感慨之余作了一首诗：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
别时我是青春的双十年华，
再来时我已饱经变乱，
尝尽人间的世故与辛酸。
……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出生，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两人都出自医科，当年随着民航空运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留在台湾工作。我要去大陆访问，他们比我还紧张，担心会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说：“我这辈子好像从来都没替自己想过，一切都是为了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别人’又何尝设身处地替我着想。”
1989年8月，我自华府去北京。
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台湾有许多理由不到北京参加亚运，但我想台湾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参加亚运，因为台湾非常讲究实际，非常重视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官话说完、人骂够了之后，最终还是一个字——“去”，然后再加三个字“我们去！”甚至大家抢着去。
1989年12月，我领了访问团自台北到北京。这个好事多磨的访问团是中小企业的开路先锋，虽然台湾有人表示：“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团员们还是到了北京、见了江泽民、李鹏。团员们在台北从未受到如此的礼遇。
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旧的民航大楼见胡逸洲局长时，他说：“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时见过面？
他笑说：“我是央行的，当年从香港驾机回国的机师之一，中国大陆称我们‘起义来归’，台湾说我们‘叛变’，而你先生陈纳德还帮蒋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飞机扣留在香港。唉，一转眼30多年了！”言下无限感慨。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先生多么冤枉，两边做人难，到头来大家都不领情，他实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卖掉替国民党打官司，3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100多部飞机风吹雨打，只剩下了空壳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这批美国公司的飞机运去台湾，只许整船运去美国，最后以废铁出卖，卖的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当时台湾当局和吴国桢先生闹意气，吴国桢出国后我们才知道他要反蒋，蒋介石以为陈纳德同情吴国桢而生气，有两三个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去找张群先生，他安排蒋介石接见陈纳德，才解了一个结。后来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场，还如此被误解。当年蒋介石派叶公超到香港，要陈纳德答应负责立刻把飞机接到台湾，以防全部被运去大陆，外子快人快语，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后患无穷，更没想到要打官司。
外子去世后，由于他在民航公司已无股份，我只好离去；离去是温和的说法，该说是“扫地出门”。外子一生喜爱航空，别无所好，假如他真的爱财，自大陆撤退时大可发财；他不但没有，还救济了许多医生、教士，我们到台湾后和大家一样苦。外子去世，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小女儿凄楚离开台北，那种心情，如今回忆起来仍不禁悲从中来。这就是“两航事件”留给我的灾难。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区，那幢旧房子也真够破旧，4部电梯仿佛老牛拖破车，常常像快走不动的样子。有一天我问胡逸洲：“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他说：“搬到哪儿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楼，我们仍留在这儿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