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第一章 童年的苦闷
日本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写过一部名叫《苦闷的象征》的书。他说，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当然，这种看法不无偏颇之处。如果说苦闷对艺术创造是相当重要的，也不是毫无道理。这点，对曹禺来说，倒多少有点真实性。他曾对我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
的确，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理解儿子的内心苦闷，说来都会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里有各种佣人：拉车的、做饭的、看门的、打杂的，还有保姆等等。生活优裕得很。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可愁的可苦闷的；但是，他偏偏却有着许多苦闷。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欢乐，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渊薮了。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曹禺先天就带有忧郁的血质，以致从小就忧心忡忡，心怀苦恼。这自然是说不通的。尽管曹禺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苦闷，但要理解曹禺的苦闷，还得从曹禺的父亲的苦闷谈起。原来，曹禺的父亲也是一个苦闷盈胸的人。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是个天才。可是，你要从他那里去了解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世，他却不能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说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对他父亲的脾气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却说不清楚他父亲的确切履历，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个性。他对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并不是家里人未曾对他讲过万家的家族史，而是他从不记忆这些“家庭琐事”。他不是故意不记，而是他的大脑不储存这些信息。因此，当人们问起他的家世时，有许多事他说不清楚，讲不出个来龙去脉，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对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总是摇着头，喟叹一番，而终于说不出一个究竟来。有时，这使来访者格外扫兴，这确是无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时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他说他六七岁或者八九岁曾随父亲到过宣化，但究竟是几岁，他始终不能说出个究竟来。除非你调查来一些事实材料，再问他，那也许会从他的记忆库存中又引起一些回忆，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说个明白的。要么，他就干脆说，这件事你去问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连细节都记得十分真切具体。他念过的书，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国总统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说，他还能用英文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起曹禺的家世，得亏还有几篇资料，还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长辈万枚子的回忆记录，使我们对他的家族史有个粗略的了解。这对了解曹禺，特别是了解他的父亲是很有帮助的。曹禺的父亲，名叫万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他一辈子都梦想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理想。但是，他闯荡一生，却没有实现祖宗的理想和愿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万家的家世，就懂得万德尊的苦闷了。
据说，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个叫万邦的武官，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他便宦游到今天的湖北省潜江县定居下来。这样，万邦就成为万氏的支脉在潜江的始祖了。万邦娶妻杨氏，万家的子孙便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最初的几代没有什么可考的事迹。到了万邦的八世孙万廷琇出生，其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万家开始有些起色。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廷琇的长子时叙出生，时叙字蔼五，号珏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廷琇恩贡，候选州判。时叙不如父亲，只做了郡禀生，后来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十一月间，时叙给一个病人看病，大概是误诊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缢身死。从万廷琇开始了万家的奋斗史，那就是靠读书而入仕途。但是，这条道总不能如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依然不能振兴门庭。这样，万家的奋斗史就成为失败史。
时叙的儿子际云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十月八日出生的。际云榜名骏，字祥五，娶妻魏氏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私塾先生在乡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实际上却是地位寒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也为官宦财主人家所不齿，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酸辛。这样，一代又一代苦读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使万德尊从小就深刻地体验着一个贫穷人家的艰难和耻辱，万家的失败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凭着苦读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在乡里，德尊有“神童之誉”。天资聪颖，又很用功，１５岁便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稍后，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德尊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餬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他常说他是“窭人之子”，“窭人”是湖北潜江土话，就是穷人。他是多么想摆脱“窭人”的命运啊！
贫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寻一条发迹的道路。那时，可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这条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这是一条风波险恶而希望渺茫的路。到头来都碰了壁，还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条是靠亲友的介绍去当学徒，去经商，去做幕友。但是，万家没有得力亲朋故旧可攀。这条路实际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起。留学外国似乎是一条新路，但这是一条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这样的机遇摆在德尊面前了。面对这样一个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福祸的机会，使他踌躇起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出国学洋务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是一条歪门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德尊看到科举道路的渺茫，经商又无门径的时候，他以为学洋务也许是个机会，能够实现夙愿。于是，便下定决心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去争得一个好前程。好在还有他的舅舅与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气。
光绪十年（１９０４）六月，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陆军学校是很有些名气的，在日本也算是较老的军官学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还有黄国梁等。①鲁迅是光绪八年（１９０２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②万德尊也是在这种“又要维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万德尊于１９０９年初学成回国。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不过，他没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据说，当时直隶总督端方对德尊颇为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标统，按现在的军职来说，相当一个团长。从万家的家谱来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较之当私塾先生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总觉得他不该当武官，也许他就不该去习武。他那文人的习性改不过来，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万德尊当官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面临覆灭的前夜。种种腐败相已暴露无遗。１９０９年１月，清改年号为宣统。载沣玩弄假立宪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以维持垂死的封建统治，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掠夺侵吞，清政府媚外卖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两湖一带发生旱灾水灾，米价飞涨，饿殍遍野，不断发生抢米抗捐风潮，只１９０９年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就达１３０多起。直到１９１１年初，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有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继有全国的保路风潮，而终于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次民主革命的大动荡中，万德尊并没有被革命赶下台，当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而且不久，还被授于陆军中将的军衔，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一个师长。
民国之后，万德尊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颇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他还做过黎元洪的秘书。但好景不长，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的年代，各派军阀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表演，成者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有的军阀铤而走险青云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马来。万德尊不走运，他被混战挤轧出来，便再无心去挣扎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可攀的关系，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阎锡山就曾邀请他出来，但是，他不愿再干了。他没有再出去做事，也许他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就像他的老同学阎锡山那样盘踞一方成为军阀，他不愿去冒那种风险。曹禺说：“我父亲做官不得意，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坚决反对我去做官。虽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不是那种秉性黩武之徒。”①相反，曹禺说：“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有时又满腹牢骚，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后来影响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②他在天津当起寓公，抽上鸦片，那种没落文人的习性倒使他苦闷异常，那光宗耀祖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了，他被打败了。不是万德尊一个人，而是像他那样的一批人为历史所淘汰了。他有时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加之，他没有冒险家的胆量，这就不能不使他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他才４０岁，就觉得老之将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几个朋友一起饮酒赋诗，或躺在烟灯前面，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他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闷又给他的家庭带来多么沉闷而抑压的空气。曹禺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和家庭的：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
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３０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不同母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４０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①每当曹禺向别人谈起他的父亲、他的家庭，都是这样说的。一个如此沉闷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么能指望曹禺有一个心情欢悦的童年生活呢？
万德尊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赋闲在家，经常约些朋友一起饮酒赋诗。他结识的朋友也多半是些闲人。曹禺曾对我说：“当时和我父亲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爷（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皘的叔叔。还有一位叫饶汉祥。还有一位方先生，我称他叫大方先生，曾做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的老师，扬州人。他专门搜集各种古代钱币，把它围在腰中。他还教过我几天书。他干涉我家的事，鼓动我大哥逃走。”①这里说的周七爷，他家是天津一个著名的封建买办官僚的大家族。他的哥哥是周学熙，１９１２年在袁世凯的政府里做过财政总长，曾经参加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借款２５００万镑的卖国借款合同，但没有多久就下台了。周学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凯的势力进行工业投资，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首的工业财团，如唐山的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耀华玻璃厂，直到天津的华新、中天等厂，都属于这个官僚买办财团的控制范围。万德尊因为和周七爷的过往关系，也把自己的钱存到这个财团的银行里，因此曹禺从小也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观察周家这个官僚买办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个大家族的许多人和事，甚至熟悉这个财团的兴衰荣枯的变迁。曹禺说：“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们家去过。周家的摆设很气派，《雷雨》的布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内。周七爷和我父亲诗文唱和，喝酒。这个人非常之可爱，但我没写过他，现在要写他都可以写出来。他一边骑驴一面做诗，有时还骑到北京去。我父亲死后，只有母亲一个人。还有一个周九爷，他那时对我家里帮助不少，我家才能过下去。”②
万德尊把平时写的诗文和对联都汇集在一个册子里，并给它起名曰《杂货铺》。曹禺说：“最可惜的是，我父亲的《杂货铺》丢失了。有十几本，他起这么个名字，说明他颇有些幽默感的。他的诗词写得很好。父亲不做事了，就靠利息和房租收入，我们有两所楼房，就前后紧挨着，把靠街的一所出租给别人，房租收入是主要的。《杂货铺》里有他的东西，也有别人的东西，如大方先生，就是个才子，是个名士派。这个人很有意思，身体很结实，冬天很冷，可他家里从不生火。他教我念书时，念他自己写的《项羽论》。他是经常在我家吃饭的。《杂货铺》里也有周七爷的东西。可惜再也找不到这个《杂货铺》了。我大学毕业时已经知道它的价值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从这个《杂货铺》可以看到我父亲的思想。”①万德尊并不是个完全守旧的人。平时，他还订阅《东方杂志》等报刊看。他对列宁十分佩服。他曾对曹禺说过：“列宁了不起，是个巨人，是个伟大的人物。”帝俄很穷，政治腐败，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又振兴起来，这点，颇使德尊感慨万分。旧中国的腐朽的现实也常使他痛心。但当曹禺向他透露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时，他们就又谈不拢了。他总是叮嘱曹禺：“凭着良心去做事！”不赞成曹禺陷入混浊的世事中去。他可能以为自己在乱世中不得意，就不愿意儿子再从中受到伤害。
最使曹禺莫名其妙的，也是使他最难以忘记的，是他父亲常对他说：“家宝，你不能忘记，你可是个‘窭人之子’啊！”当时的家境虽没有大富豪大军阀那么阔绰，但也不是什么穷苦之家。他对儿子讲这些话时，是那么认真而严肃，似乎其中又有殷切的期待。那么，为什么万德尊要让曹禺记住自己是“窭人之子”呢？恐怕在他内心深处还没有摆脱万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种贫穷度日的记忆，也还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还没有改变“窭人”的地位。所以，叫儿子记住这点，是期望他们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去奋斗去挣扎，他是多么望子成龙啊！正因此，尽管他自己抽大烟，却不满意长子万家修抽大烟。他恨家修不争气，不止一次训斥家修，甚至破口大骂，但家修仍不能改其恶习。有一次，当他又看见家修偷偷吸鸦片时，就干脆跪在儿子面前，乞求儿子不要再抽了。他痛心疾首地哀求儿子：“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由此，也可看出万德尊内心交织着多么错综复杂的痛苦。在他临死前几年，他还是叨念着，要外出干一番，把家业振兴一下。但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再也没有力量振起他的翅子，他已经成为一个废物。
这样一个父亲，这样一个家庭！那像铅块一样沉重的家庭气氛，那像坟墓一样的窒息环境，注入曹禺童年心灵里的是忧郁是苦闷。他怕，他躲避着；他恨，他逃脱着，他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逃到自己的心里。家里房子很多，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有八间房子，他有自己的房间。这卧室就成为他避难的巢穴。他躲到房间里读书，他更躲到自己心里活着，把心封闭起来，他是孤独而寂寞的。
曹禺的性格是孤僻的，从小就是这样。只要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他童年的生活，就更懂得他为什么是这样孤寂和苦闷了。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万家的人刚忙过中秋节，就又紧张地忙碌起来，全家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原来是德尊的夫人就要生产了。
德尊正在天津任直隶卫队的标统，公馆就在天津小白楼的一个胡同里。如今早已找不到它的踪迹了。那时，小白楼还不像今天这样繁华，没有楼房，没有起士林，也没有音乐厅，还是普通的老式平房、院落。万家自己一个院子，院落整洁，倒也幽静。出胡同不远就是海河，不时传来火轮船的汽笛声。
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海河里煞是热闹，船只往来如梭。吐着滚滚浓烟的火轮驶过，船头激起雪白的浪花，搅起满河的浪头向两岸涌去，小船又猛地颠簸起来。码头上停泊着的都是外国轮船，米字旗，太阳旗，五颜六色，在秋风中飘扬，显示着威严。
海河北衔子牙、南运河；往南又分为卫运、滏阳、滹沱河；往西往北分为大清河、北运河和永定河。人们常说天津是三岔河口，九河下梢，七十二道关沟，像枝蔓一样伸张开去，深深扎根在太行山中。如今，这里不但成为沟通华北地区的大商埠，更成为交通外洋的港口。北宁铁路、津浦铁路都从这里通过，它正由一个老式商埠向着一个半殖民地城市演变着。
万德尊的原配夫人，是同乡的燕氏，曾生下一男一女。长女家瑛，小名珍珠。长子家修，字少石。万德尊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就又在湖北武昌娶商人薛氏女为妻，这就是眼下就要生产的薛夫人。他们结婚不久，夫妻恩爱和睦，德尊虽有一男一女，却仍盼着再生贵子。德尊不信神，但也暗暗祈祷上苍，祝愿妻子平平安安生产，祝愿一个儿子降临万家。阴历八月二十一日，阳历９月２５日，也就是中秋节过后的第六天，一个婴儿在万家呱呱坠地了。老祖母早就盼着一个小孙子，眼看生下的这个胖娃娃，乐得她合不起嘴。她为这刚出世的孙子取名家宝。家宝，家宝，万家之宝。这个名字象征着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小名，是请一个阴阳先生给起的，看了八字，就起名添甲。添甲这个小名也是有讲究的。甲者，天干之第一位也。添甲，显然也取其独占鳌头、前程似锦之意。
正当万家沉浸在欢乐之中，薛夫人产后却觉得身体不适。起始，也没有注意。先是发烧，腹痛，过了一天，不但没有退烧，反而更加厉害。腰疼得剧烈难忍。这就急坏了德尊，到处求医讨药。到第三天，凡是能够请到的医生都请了，能用的药都用了，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可是仍然高烧不退，呼吸短促，饮食不进，终于不治身亡。薛夫人得的是产褥热，今天看来是不难治愈的，而在那时却是一大难症。这样，全家便从极度喜庆又陡然跌入极度悲痛之中。最难过最痛心的是德尊。他们结婚不久，感情甚笃，妻子突然亡故，这对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出于对爱妻的怜爱，使他对小添甲格外地疼爱。从小，他就喜欢这个孩子，直到曹禺长大成人，他仍然对曹禺怀有很深很深的爱。
家宝的母亲死后，德尊怕别人带不好孩子，就特地把小姨从武昌接来帮忙。家宝的姨叫薛园南，同家宝的生母是孪生姐妹。这姐俩长相酷似。不久，德尊便同薛园南结婚。继母对家宝十分疼爱，自己姐姐的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虽说有保姆，可她总是放心不下。凡是家宝的饮食起居，她都亲自动手料理。她爱家宝，是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的。园南一生没有生过孩子，曹禺就是她的儿子了。曹禺说：“我这个继母待我很不错，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我非常怀念她。解放后，她死在天津了，我还记得她对我的嘱咐。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①薛夫人的亡故，对万德尊固然是个打击；但是，谁又料到她的死对曹禺的童年却带来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呢？每当曹禺同别人谈起生下他三天便失去亲生母亲的事，便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②直到他自己成为７０老人，一提到生身母亲仍然是无限怀念和伤痛。生母的死，是造成他童年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
为什么曹禺还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生母的事情呢？
在万家这样的封建官僚家庭里，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万德尊卸职后，把一个随身的马弁刘门君带回天津家里，留作贴身的仆人。添甲出生后没有奶吃，便由刘门军的妻子刘氏作了奶妈。这样的仆人在主子家的地位很特殊，有时是连主人也惹不起的。有一次，继母同奶妈刘氏吵起来，大概是奶妈又朝继母要什么钱物，继母没有答应，便大吵大闹。想不到，奶妈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她把小添甲叫到跟前，悄悄地对他说：“添甲，你知道你的亲妈吗？这个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生你三天便得病死去了。”这时，曹禺才五六岁。对一般孩子来说，这消息也许不会产生什么深刻影响。而他生性聪慧，加之又是个情感型的，这消息就犹如晴天霹雳了。他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但经奶妈点破，这不幸的消息便深深地刺激了他，在心灵中渗透着、浸延着，使他萌生着失去生母的悲哀和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成为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凝聚在心灵的深处。
添甲是个早熟的孩子。他不像那些在外界的侮辱和饥寒交迫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儿童，父亲疼爱他，继母疼爱他，家里人都疼爱他。但是，这些疼爱却不能化为春雨，滋润他幼小的心灵。本来他就有了失去生母的心灵创伤，同时，又承受着像坟墓一样沉闷的家庭氛围的重压，天天看着父亲那发怒的脸色过日子。这样，他那种难以忍受日益积压的情感压力和心中积郁的苦闷是莫名的，但又是很深很深的。
曹禺的童年确是苦闷而又悲伤的。
曹禺传--第二章 小戏迷
第二章 小戏迷
前面谈到，万德尊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作为清政府的一名武官，不但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反而官运颇佳。本来辛亥革命就不彻底，在“咸与维新”的声浪中，许多清政府文武官员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国要员；像万德尊这样留学日本、经过新式军事训练的人才，加上他又有一手好文笔，在民国成立之后得以升迁就不奇怪了。自不必说，家境也较前富裕起来。这时，万家的公馆从小白楼的平房迁到意租界二马路３６号。
万家的新公馆坐落在今天的河东区，这是一个僻静的所在。一幢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洋楼，从远处看去显得严整而精致。临近都是各有特色的楼房，这里是高等华人和洋人的街区。老龙头车站就在附近，不时传来火车“突吐突吐”的声音，和着汽笛的长鸣。每当夜阑人静，或当着风顺的时候，还可听到海河那面法国教堂的钟声。
德尊每月都有２００两银子的薪俸。他从小过惯了穷日子，不是那种肆意挥霍的人，把月薪都储蓄起来。他每月另有２０两银子的车马费，只此一项就足够全家开销了。后来，继母常对家宝说：“添甲，你出去做事情，就放心地去做，该做就去做，什么都不要怕。你父亲没有干过缺德的事。家里的钱都是他的薪水积蓄下来的。他没有杀过人，害过人，你放心吧！你胆小，要胆大一点，心肠要放宽一点。”①这些话给曹禺印象很深。
虽然不能说万公馆每日高朋满座，但也是宾客盈门。德尊的同僚部下不时来访，好不热闹！大概这是万家最鼎盛的岁月了。
小添甲越长越聪明，胖乎乎的小脸，特别是一对明亮的大眼睛，格外精神，讨人喜爱。两周岁的时候，继母特地为他买了瓷马观音，作为护神和玩物，成为添甲最心爱的东西。继母细心守护着这根苗，暗暗地祝福他长命百岁、前程远大。似乎，她把自己的命运也系在可爱的儿子身上。
父亲更是把添甲视为掌上明珠，一到添甲要睡觉的时候，他就亲着他，背着他，在房间来回踱着，嘴里还哼着催眠的小调，直到添甲睡着了，才放下心来。另外，就是带着添甲去澡堂洗澡，这对德尊来说也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添甲袒露着身体，白胖胖的，他为儿子抹上肥皂，轻轻地搓洗着，看着他在池中嬉水。此刻，德尊心中美滋滋的，这大概就是那种天伦之乐吧！直到曹禺上中学了，他还是坚守着这个习惯，带着儿子去洗澡。曹禺说：“父亲从小就带着我去澡堂洗澡，总是找最讲究的澡堂，那怕家里很拮据的时候，也要去最好的澡堂。我记得，我都１６岁了，还带我去澡堂。洗过澡，我就躺在那里睡着了。他为我穿好衣服，还背着我回家，我有时恨他、怕他，但又忘不了他。他很喜欢我，他和《雷雨》中的周朴园有些相似，外厉内荏。”②
添甲四五岁的时候，大姐万家瑛、大哥万家修从湖北省潜江县老家来了。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家瑛较继母小七八岁，家修比继母小一轮。虽说这样，而继母却很知礼，殷勤地接待她们。大姐格外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常抱他、亲他，形影不离。继母也很疼爱家瑛，知道她爱吃水果，就经常买下水果给她吃，生怕委屈了她。而家瑛却把最好的水果和糖留起来给小弟弟吃。家瑛还是添甲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她第一个教他识字的。她为小弟准备下字块，“添甲，姐姐教你识字好吗？”添甲对姐姐是百依百顺，姐姐让他做什么，他都心甘情愿的。教他识字，他高兴极了。第一次教的是人、手、足、刀、尺……他很快就记住了。姐姐教得认真，添甲记得也快，姐姐乐坏了，更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弟弟。多少年过去了，曹禺都不能忘怀姐姐的爱，这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德尊对添甲的教育是下了本钱的。那时，已经有了洋学堂，也有私塾，可是，德尊不放心让添甲到学校里去上学，也不愿意他进私塾。他特地把自己的外甥刘其珂请来作家庭教师。刘其珂的学问并不见得多么渊博，但旧学的根基尚好，加之又是近亲，德尊就觉得让他教更靠实，不会耽误儿子的学业。
刘其珂的教学也没有什么新办法，依然是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让学生死记硬背。添甲一念起这些枯燥无味的书，就像鸟儿进了笼子，闷极了。虽说还有一两个邻居的小朋友一起就伴，但天天念那些“诗曰子云”的书是很乏味的。一放学，他就和小朋友跑出去玩耍。添甲最高兴去的地方是老龙头车站，眼看着喷吐着浓烟的火车从面前风驰电掣般飞驶过去，一直看到火车消失在远方。这时，他就凝神伫望着那闪光的双轨，向远方延伸着，似乎伸到天边外。他朦朦胧胧地感到那远方有一种神秘的诱惑，陷入一种莫名的憧憬之中。直到小朋友喊他，他才从这境界里醒过来。他在课间休息时，跑到二楼的小平台上，去听海河那面教堂传来的钟声，悠扬沉实的钟声也常常使他伫立凝思。曹禺说：“那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小朋友，他叫王傻子，很可爱的。他父亲是个买办，不收他的学费，他有时拿两袋棒子渣来，作为给老师的礼物。我俩经常到铁路旁边去玩，还一起坐车到光明电影院去看无声电影。那时，就有连续片，至今我还记得一部叫做《玛瑞匹克夫》的片子，这个片名不一定准确，那也是很吸引人的。”①德尊经常把添甲喊来，让他背诵诗文，背下来他就很高兴，奖励一番。添甲是经常受到父亲的好评的。有一天，德尊一进家门，添甲就迎上去，高兴地喊着“阿爹，阿爹！”他原以为平时喜欢他的阿爹也会报以笑脸，谁知今天却是满脸怒气，大概是在外边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德尊把添甲叫到跟前，又让他背书，添甲看着阿爹的脸，吓得都忘光了，怎么也背不上来。不容添甲思索，啪的一声，就挨了德尊一巴掌，这是曹禺记得的唯一一次挨父亲的巴掌，可能是打得太没有道理了，曹禺记忆很深。他说：“父亲这个人真是让我非常不理解他，他这一巴掌，常使我联想起《朝花夕拾》中，鲁迅写的《父亲的病》中那种扼杀儿童心灵的情景。”②其间，大方先生也曾应德尊邀请为添甲教学。这位颇有才气的名士派，看添甲天资聪慧，格外欣赏，竟把他自己写的《项羽论》拿来教添甲。他念起自己的文章铿铿锵锵，讲起来津津有味。他在德尊面前把添甲夸奖一番，信口便念出一首赠诗来：
年少才气不可当，双目炯炯使人狂。
相逢每欲加诸膝，默祝他年姓字香。
在这样的家塾教育中，添甲陆续地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史记》，甚至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和难懂的《易经》等。背诵这些书，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真好像受刑罚一样。但是，这样的生记硬背也并非全然徒劳无益，那些传统文化思想就在背诵中慢慢渗进他的心灵。曹禺说：“甚至几千年前的书，像《左传》、《春秋》和孔夫子的书，还有《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也给我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使我眼界开阔起来。《左传》、《史记》里的人物故事，读起来是很有兴趣的。”①像鸿门宴、窃符救赵这些故事，曲折动人，人物也写得有声有色，至今曹禺还牢记在心，赞不绝口。还有孔孟的书，他也从中获益匪浅。他曾这样说：“小时候读《论语》、《孟子》，其中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话，我记得很牢，影响也不小。此外，‘贫贱不能移’，讲穷人要有志气，这种思想在旧小说里或者其它书里也有。孔夫子有个徒弟叫颜回，我小时候印象也很深，孔夫子对颜回喜欢得不得了：‘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虽然贫穷但不改其志，不改其乐。还有士可杀不可辱啦，士，就是穷的读书人，杀脑袋可以，受侮辱却不可容忍。这套东西，小时候，就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知道有钱人不是好东西。”①
但是，对曹禺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那些“闲书”。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继母。父亲和继母都不算是十分顽固保守的。添甲能自己看书了，他们就让他到书房里去挑自己爱看的书来读。最有意思的，是父亲和继母抽足了鸦片烟，过够了烟瘾，这时，闲情逸致便油然而生，变得兴致勃勃了。于是，便把添甲喊到床前，听他们背诵古诗词，让添甲也跟着背。继母爱看《红搂梦》，她把黛玉的《葬花词》背得滚瓜烂熟，也颇能体会其中韵味，便操着湖北口音朗诵起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念到此处，继母的声音都似乎带上哭泣的调子。添甲自然听不懂词意，但从继母的朗诵语调中，却感受到其中悲凉伤感的味道。随着父母的领读，他也学会背诵了，那《葬花词》的悲凉也渗入他的情感之中。从小，就受着这样的熏陶，使他对古典诗词有颇深的领悟。
添甲的性格是内向的，加上他的聪明，一旦钻进书本的境界，他就展开想象的翅膀而自由翱翔了。在书中所描绘的情景中遨游，在书本描绘之外的想象中驰骋。读书，也是他躲避外间干扰的妙策，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暂时割断同沉闷家庭的联系，忘却孤独，忘却寂寞。读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书给他带来无限的乐趣。凡是曹禺的同学，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同学，都知道他是个“书呆子”。当他还没有进入中学时，他就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连《红楼梦》都读过了。读这些小说，为他打开了一个生动而广阔的天地，使他知道在他家小楼外边还有这么多令人悲伤和欢乐的故事，懂得人间还有那么多不平的事。看《水浒传》，他喜欢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和行者武松。他们疾恶如仇，打抱不平，个个都是硬朗朗的铁汉子。他说：“小时候读《红楼梦》给我的影响，并不是叫人羡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贾琏之类就很憎恶，越有钱有势越不叫你羡慕，反而觉得倪二讲义气，还有焦大，他骂得痛快极了。非常同情晴雯之死，还为那些丫头的不幸暗暗流过眼泪。”①还是童年时代，他就读了这么多小说，可以说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也特别喜欢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八九岁的时候，便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少年》的内容丰富多彩，童话故事、科学小品、散文等都有，这些新的少年读物，更能激起他的想象和兴趣。添甲的气质有点罗曼蒂克，他耽于幻想，经常在读书中陷入冥想。他耳朵不聋，有时家里人喊他，对他说话，他都没有听进去，他正在想着自己心里的事。他很喜欢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坐在那里，或者找个什么地方便遐想起来。他读《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在荒岛上挣扎生存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便浮想联翩，幻想到海上去冒险，在那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飘泊，在惊涛骇浪里搏击，在万顷碧波上航行。他还想当一个发明家，发明一艘飞快的船，装上机器，冲开海浪、风驰电掣。为此，他苦思苦想，设计出一艘快艇，画好了一张蓝图、把它藏在继母送给他的瓷娃娃的肚子里。读书给他以知识，更激扬他的想象力，幻化出许多美的形象，憧憬着一个美的世界。
外国的小说，他也读过一些，主要是读林纾翻译的说部丛书，像《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小说虽然很短，但在阿尔萨斯一所小学的最后一堂法文课里，却凝结着法国人民沦为异族奴隶的痛苦，那向祖国人民告别的仪式，使添甲份外感动，他忘不了哈迈尔先生的惨白脸色，也忘不了小弗朗茨的形象。
继母是个戏迷，没有她不爱看的戏，什么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韵大鼓，文明戏……她都爱看。
添甲才３岁，她就抱着他到戏院里，坐在姆妈的怀里看戏。稍大些，就跟着继母站在凳子上看。一阵锣鼓声后，在悠扬的胡琴旋律中，大花脸出来了，俊美的青衣出来了。紧张的对打，令人目眩神摇，看得他目瞪口呆。再长大些，他也可以坐着看戏了。好热闹的戏园子，熙熙攘攘，卖糖的，卖豆的，倒茶的，甩手巾把的。这一切都不能干扰他，他真的入了戏了。不但看，而且看完戏回来，就和小伙伴王傻子在一起扮演起来。添甲的模仿力很强，学着戏里的动作和人物的唱腔，甚至有时就自己编个故事来演。他在继母的熏陶下也成了个小戏迷。
那时，天津荟萃了不少著名演员。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的戏，他都看过。谭鑫培已近７０高龄，还登台演出。继母常说，“小叫天”的嗓音是“云遮月”，悠扬婉转。谭鑫培的武生形象形神毕肖，他唱起来，颇带一种感伤味道，抒情性很浓，演孔明有儒家气派，演黄忠有老将风度。在曹禺的朦胧记忆中，还留下谭鑫培在《李陵碑》中所扮演的杨继业悲愤苍凉的声音。添甲７岁那年，谭鑫培因病去世，一时成为继母谈话的内容，谁不惋惜这样一个名角的死去呢？后来，曹禺才知道，谭鑫培是被广西军阀害死的。１９１７年，广西军阀陆荣廷到京，北洋军阀为了招待陆荣廷，硬是逼着年事已高的谭鑫培参加堂会演出。演出《洪洋洞》后便心情抑郁，终于含愤而亡。刘鸿声的演出也给曹禺留下美好的印象，刘鸿声在《四郎探母》中扮演杨延辉，在《辕门斩子》中扮杨延昭，唱工单绝。曹禺说，他不善做工，但是他却能把人物性格，特别是内心感情唱出来。龚云甫专攻老旦，是李多奎的师傅。他演《钓金龟》，一声“叫张义我的儿”，就能换来满堂彩。曹禺说，龚云甫的嗓音可谓绝妙，清脆苍劲，唱腔刚柔相济，缠绵蕴藉，艺术分寸感也很强。添甲格外喜欢余淑岩，他后来上中学时演出《南天门》，就有余派的味道。在这种艺术薰陶之中，民族艺术的审美特性，不知不觉地渗入他那童稚的心灵之中，使他悟出：“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他迷上了家里的《戏考》，里面的折子戏，他反复看，唱词也拿来背，整段整段的唱词都能背出来，也能唱出来。他把一本一本的《戏考》都翻烂了。后来，曹禺回忆起童年看戏的情景，不胜感慨地说：我从小时候就看旧戏，那是入了迷的。到了大学时代，我和靳以经常到广和楼看戏。杨小楼、余叔岩都是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谭鑫培的戏还是小时候母亲抱着看的。杨小楼的戏看得最多，他演黄天霸演得好。黄天霸武艺高强，非常狡猾又非常凶狠。同时，他又是忠于朝廷的。杨小楼把黄天霸的一副奴才相演得活灵活现。还有一个刘鸿声，他演的《失空斩》等，把诸葛亮是演活了的。从这些旧戏里能学到写性格的本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是异常鲜明的。有聪明的，笨的；有滑头的，阴险的；有凶狠的，软弱的。《三国演义》从小就读过了，三国戏很多，几乎曹操的戏我都看过，是各种各样的曹操，曹操也是在舞台演活了。三国戏里的人物性格，也都刻画得十分出色，什么诸葛亮智慧喽，周瑜气量狭小喽，曹操欺诈喽。旧戏刻画人物，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各种人物相率而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色，而且戏的故事也相当曲折动人。我很喜欢听故事，听唱。中国这些旧戏旧小说是写得很活的，《聊斋志异》是很难读的，但看起来很有兴趣，慢慢地读进去就读出味道来了。《聊斋》中人物很多，性格多种多样，故事曲折，引人入胜。还有昆曲，韩世昌的《林冲夜奔》演得真好。四十分钟，一个人在台上，唱做都很出色。一个人的艺术修养是很广阔的，除了读书，对各种艺术的欣赏，是相当重要的，我也很喜欢听说书。有一个刘宝全，唱京韵大鼓，我听起来也是入迷的。这些兴趣，小时候就有了。这和我的母亲有关系。①在曹禺的童年生活中，看文明戏，大概是他最富有历史意味的事了。
当小添甲出生的时候，如果以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中国话剧才只有４年的历史。那时，把它叫做文明戏。可以说，曹禺差不多是同中国话剧史同龄的。添甲正在襁褓之中，天津曾发生一件震惊文明戏界的事件：著名的文明戏演员王钟声被杀害了。王钟声，字熙普，浙江省绍兴人，他是新剧的倡导者，先办通鉴学校，继而创办春阳社。他不但是个演员，而且是个革命志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抛弃了粉墨生涯，投笔从戎，上海攻打高昌庙制造局的一夜，他也加入冲锋的行列。就在这一夜的１２点，他到丹桂戏院后台，借了一身军装，一把指挥刀，出发到南市去作战。他演的戏，有《爱海波》、《秋瑾》、《波兰亡国惨》等，都是悲天悯人、洋溢爱国激情的新剧本。上海光复后，他得到陈英士的一笔钱，委托他去光复天津。他和几个同伴一起北上，到天津后，便找到他的连襟著名演员汪笑侬。他拿出身边的手枪、子弹给汪笑侬看，并说：“此番我到天津来，目的是要起义。”他哪里知道，此刻汪笑侬家正躺着一个大烟鬼，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他这样的粗心，当夜就被捕了，为天津市警察局长杨以德所杀害，尸首投在一口井中。王钟声死难的故事，曹禺小时候就已有所闻了；不过，他那时还不会想到，他会登上新剧的舞台。
添甲对文明戏也很感兴趣。他看过连台本的文明戏，演的都是皇帝的事情，还有加官晋爵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哀艳的爱情戏。而这时的文明戏已经处于它的衰落期了，演的是《西太后》、《火浣衫》、《狸猫换太子》、《武松与潘金莲》、《唐伯虎点秋香》等，其中充满封建迷信、恐怖、低级趣味。当时实行幕表制，根本没有脚本，在后台墙上贴出幕表，规定好，这出戏共多少场，有多少人物，每一场都演些什么内容，都有哪些人物上场。头天晚上，演员们商量好了，第二天就登台表演。参加演出的都是男演员。曹禺回忆当时看文明戏的情形，曾这样说：文明戏中有一种“言论正生”，专门在台上发表激昂慷慨、愤世嫉俗的言论，都是即兴的言论，一套一套的。往往他演说完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小生，是专门讲爱情的角色。一般言情、哀艳的戏都是旧套子。例如，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位书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却被父亲卖了，或者被迫嫁给一个富人。过了若干年，她又和这位书生见面了，于是就演出一段非常香艳哀痛的戏。他们见面被女孩子的父母发现了，大骂他们。这时，书生的朋友就出场了。这位朋友就是由言论正生扮演的。于是他就劝书生，借机发表一通言论，说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如何啦，国家是怎样的风雨飘摇喽，政府是如何坏啦，官吏又是如何腐败喽。你作为一个血性男儿，应该有志气，要抛头颅洒热血喽！这一番正面的演说结束后，观众就拼命鼓掌。这位书生终于醒悟了，和女的道别；女的舍不得他走，又是一番哀艳的表演，讲上半个小时的爱情。什么我是如何苦喽，我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啦等等，有腔有调地流着眼泪，说出一套套悲恸欲绝的感伤活。给我印象深的是中国观众十分善感，像言论正生演说过后观众那样热烈的欢迎，那种热烈鼓掌的情景；男女洒泪告别时，台下也有妇女一片呜咽，擦湿了手帕。可以说，观众和舞台演出打成一片，真叫交流了！那些有本事的文明戏演员们，的确是有一套使当时的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①这样善感的观众，这样富于鼓动的演员，这样的演出效果，不免对添甲产生一种诱惑力。当然，诸如京剧之类，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有着交流，但是，文明戏的演员，并不靠着优美的唱腔，也没有特有的舞蹈动作，只凭着他们的台词，就使观众神魂颠倒，这确是文明戏特有的功能，也是文明戏演员特有的本领。添甲亲自看过秦哈哈的演出，这个文明戏演员，长得一副令人发笑的怪模样，演起戏来，声音洪亮，格外动人，他的绝妙的演技和才能给添甲留下深刻的印象。
童年时代的看戏生活，在添甲的年幼的心灵中就播下了戏剧的种子！他多么想当一个演员啊！
曹禺传--第三章 “窭人之子”
第三章 “窭人之子”
万德尊原系直隶总督端方的部下，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黎元洪当副总统。不久，德尊就和黎元洪的湖北帮拉上关系，不知是怎样的原因，成了黎元洪的秘书。他和黎元洪的部下屈映光、饶汉祥等人过从甚密，都是黎元洪的“秀才”。自然，德尊也就从天津到北京来任职了。
曹禺对在北京这段生活的记忆，是片断的、模糊的，甚至是时序颠倒的。
只记得是住在北京西城的一个胡同里，具体地点记不清楚了。父亲常带我去一个姓陈的家里，他的大女儿叫陈涟漪，我拜陈涟漪的母亲为干妈，她还送给我一枚派克笔。
记得父亲做过黎元洪的秘书，还有屈映光、饶汉卿，这些人都是湖北帮，都是黎元洪的亲信。
我记得是住在屈映光家里，请了一位先生，是为屈映光的儿子请的，就我和他儿子两个人，教得很好。这位老师是一个拔贡（顺手就把字典取来翻查），呵，就是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是各个省选上来的。那时，我父亲对我说，有这样一个老师教你，很难得啊，很不容易，你可得好好学！这位拔贡很夸奖我，说我爱读书。其实，我是爱看小说。还记得那时看电影入了迷，看卓别麟的无声片，也有连续片，就很想当电影明星，还真的到电影公司考过演员，但没有考取。①但是，有两件事是曹禺记得最真切的。
有一年的１０月１０日，黎元洪为了庆祝民国的国庆，准备在双十节当天开放中南海，邀请文武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前来游览。这一天，德尊带着添甲来玩。正在黎元洪的花园里观赏花卉，黎元洪来了。看到德尊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了，一时兴起，便指着园里养着的一只海豹对添甲说：“我要拿它考考你，你会对对联吗？我这上联就是‘海豹’，你对下联吧。”添甲思忖片刻，便答道：“水獭。”黎元洪连声称赞：“对得好！对得妙！”直夸添甲天资聪颖。说着就把怀中的一块金表取出来赠给添甲。在场的幕僚宾客，都忙着向德尊和添甲祝贺。这当然也使万德尊格外高兴。本来他就喜欢添甲，这次在总统面前为他争光露面，就更使他对添甲另眼看待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添甲“圆光”的故事。
民国以来，各派军阀之间角逐甚剧，其因盖出于背后帝国主义各国的支持，严重时便酿成争战。黎元洪虽说是大总统，但他没有实力，地位并不稳固。１９１７年，有所谓“府院之争”，围绕中国是否参加欧洲大战的问题，以亲日派段祺瑞为头目的国务院力求参战；而以亲美派黎元洪为头目的总统府反对参战。冯国璋入京调停黎段之争，未果。段祺瑞便派出所谓“公民请愿团”围攻众议院，迫使众议员赞成宣战案。５月２３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不买账，跑到天津，通电各省否认此项免职令。黎元洪觉得孤立无援，便召张勋入京共商国计。张勋率其辫子军自徐州北上。张勋援黎是假，行复辟帝位是真。６月８日，张勋军队抵津，段祺瑞公开表示赞成复辟，此刻，黎元洪的处境十分危急。
黎元洪的幕僚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了。万德尊也在，心如焚火。这时，不知哪位出了个主意，建议搞搞“圆光”，卜测政局的前途。于是，便想起添甲来，让他充当“圆光”中的童男。所谓“圆光”，是类乎巫术的一种迷信，它必须请童男童女来作主要角色，以为童男童女有所谓童贞，其灵性可通神灵。“圆光”时，房子里不准开电灯，只需点上蜡烛，把一张雪白的纸贴在墙上。“圆光”者手持蜡烛，在白纸上来回照着，大概是因为墙壁凹凸不平的缘故，墙上便显现各种形状的影子。这时，“圆光”者便问童男童女，这些影子的形状像什么东西，当童男童女答出后，就据此加以解释。“圆”者，就是解释的意思。如能解释得圆满，便得到祈灵的满足，卜出吉凶祸福来。在这次“圆光”中，也不知添甲哪儿来的兴致，当人们问他看到了什么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说，他看到了千军万马，看到黎元洪大总统带着千军万马来了。还说，从军帽上就看出是黎元洪，而且黎元洪打胜了。同时，还有一位童女参加，人们问她看见了什么，她说什么也没有看见。而添甲说得那么活灵活现，使满屋子的人都不能不信，不敢不信，说得那些大人们个个目瞪口呆。人们祈求的东西正是添甲所说的。但一个小孩子，他怎么懂得这些呢？可他又偏偏说出来了，这使那些官僚们又惊又喜。
“圆光”之后，回到家里，德尊便问添甲：“添甲，你昨天是怎么回事？”添甲对着父亲笑了笑，就跑掉了。曹禺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是顺嘴溜出来的，我讲得那么神气，我从来还没有像在这次‘圆光’事件中占据主导地位，使我成为一个中心人物。那时，我懂事不多，但客人来了，我有时也听到他们讲到时局，人家问我，就这么讲出来了。”①在这次“圆光”中，添甲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也可以说，他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中扮演了一次主角，演得逼真。他决不是故意搞什么恶作剧，而是一次十分自然的即兴的小品表演。从这个角度说，他的表演才能得到了一次展现的机会，也使他得到一次实际演出的体验。当然，添甲的“圆光”并不灵验。紧接着便在北京爆发了张勋复辟事件。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又誓师讨逆。１９１７年７月１２日攻入北京，张勋逃进荷兰公使馆。１４日段祺瑞重新执政，黎元洪通电下野，冯国璋当上了大总统。随着黎元洪的下台，万德尊也不得不暂避一时了。
添甲跟着父亲又回到天津，正赶上华北水灾。外县的灾民逃进天津，到处都是衣裳褴褛面带菜色的饥民，沿街乞讨，四处流荡。在二马路附近也搭满了灾民的窝棚，添甲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凄惨的景象。男人挑着筐子，一头是呱呱待哺的婴儿，一头是锅碗盆勺，破衣烂被，后边跟着女人拉着能走路的孩子。这种悲惨的画面深深刻在他的心里。特别是夜半更深，孩子的凄厉的哭声，更牵动着他的心。曹禺说：“看到那些逃难的人，真是惨极了。一个老婆婆挑着两个孩子，可怜得很，目睹那种惨像，是至今都未能忘记的。后来，我还到天津郊区去过，那也是十分荒漠而悲惨的景象。这些，都是以后写戏的最初印象。”①
就在大灾荒的日子里，一个姓段的中年妇女来到万家公馆，人都叫她段妈。段妈挺能干，朴实勤劳，什么活计都抢着干。但是，谁又能懂得她的疾苦呢？她的满肚子苦水又向谁诉说呢？她的活儿之一，就是晚间陪着添甲睡觉。有时添甲睡不着，便要段妈讲故事，她便把她的家事向添甲诉说。段妈的命运是相当凄惨的。她从小就生长在农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父母都是活活饿死的，她出嫁后，也从来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她的丈夫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还不清地主的阎王债，因为交不出租子，硬是被地主老财活活打死。她的公公看到儿子死去，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而自缢身亡。婆婆在沉重的打击中，也被迫悬梁自尽。就这样，很快就家败人亡了。段妈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还有一个儿子，那是她的希望，她的命根子。有一次，儿子顶撞了财主，遭到一顿毒打，打得遍体鳞伤。段妈看见儿子那种痛苦万分的情状，心如刀绞。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连每天的饭食都搞不到，哪儿又有钱给儿子治病，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着伤势一天天严重起来，身上长满了脓疮，上面爬满了蛆，硬是活活地疼死了。每当段妈讲起这些，添甲心里就十分难过。段妈一边讲着一边抽泣，添甲也陪着流泪。善良受苦的段妈，成为曹禺第一个人生启蒙的老师。添甲虽然不能懂得段妈的命运，但是，段妈的凄苦悲凉的心情，却给了他很深的感染，他永远忘不了她那额纹深陷的面烦，那有点豁的嘴唇，那没有一丝笑容的苦像。
也许是由于受到段妈的影响，也许是看小说的缘故，添甲的心总是向着穷人。有一天，父亲抽足了鸦片烟，又一时心血来潮，就叫仆人把添甲喊来，他要考考添甲，要他赋诗一首。添甲虽然读过一些诗，但他还没有写过诗。但这没有难倒添甲，思索片刻，便哼出两句诗来：“大雪纷纷下，穷人归无家。”万德尊想不到添甲会做出这样的诗来，而且是暗合他的心事的，便连声称好。于是，便又对添甲说：“添甲，你还小，但你知道你是‘窭人之子’啊！”谆谆嘱咐添可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穷人的儿子。添甲怎能理解父亲的心意呢？因为，父亲总是重复“窭人之子”的话，他便记得很牢很牢了。在他的潜意识中，总是有着“窭人之子”的印痕；在他心的天平上，那砝码也总是放在穷人一边。
在曹禺的童年生活中，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大约在他八九岁的时候，万德尊曾被任命为宣化镇守史，只有他跟着父亲母亲到宣化府。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却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
宣化，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塞外荒凉之地，也是一个人们不愿去的地方。宣化，地处长城以北，靠近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屯兵之要镇，阻敌之要塞。德尊到这里任职，自然不是什么肥缺，不是迫不得已，大概是不会到这个鬼地方来的。
但是，宣化自有它的气势，自有它的塞外风光，大自然之美。宣化城位于群山环绕之中，城北有北山，城西北有天德山’城东有汤池山。此外，还有东望山、西望山、燕然山、马鞍山、八宝山、黄羊山、鸡鸣山等。桑干河，又名洋河，其源头来自山西，由阳原县经大小渡口东流入宣化境内，又有壶流河由蔚县流来相汇合。所以，宣化以山川形势之险峻而著称：“全镇飞狐紫荆控其南，长城独石枕其北，居庸屹险于左，云中固结于右。群山叠嶂，盘踞崎列，足以拱卫京师而弹压蒙古，诚北边重镇也。”①
镇守使的衙门就设在四牌楼东，它原是明朝镇朔将军府，经历代总兵修治，仍保持其森严的气势。衙门口大门上的油漆已有些脱落，而两旁的石狮却狰狞屿立，大门内就是遮得严严实实的影壁。从外边望去，不知高墙内边深藏着什么秘密，给人以阴森玄秘之感。万德尊就把家安排在衙门的最后一层院子里，这里清幽荫蔽，只是未免太冷清凄凉了。由此院通向后山。山是光秃秃的，怪石嶙峋。好在有一道清流顺出而下，汇成一条小溪。在这小溪旁边，有一株高大的“神树”，据说它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树干粗壮，盘根错节，枝桠向四周空间伸展开去，把个院落遮得不透阳光，阴森森的。
添甲从天津那样繁华的城市，来到这样一个冷清的地方，很不习惯。看不到喧哗的街区，听不见火车的长鸣，没有小朋友一起玩耍，冷清，寂寞，真像关进了笼子里。本来他就性格抑郁，如今感到更孤寂了。
后山成为他唯一可去的地方。虽说，他还不懂得什么是恐怖，但每次走到小溪旁边，望着那高大的“神树”，他似乎觉得到处都有神秘的东西在张大了眼窥视着。忽然，这些又看不见了，留下的是阴森森的、充满诡秘的恐惧。要不是小溪中有小鱼可捉，他是不愿再到这里来玩的。除了这里，一个衙门里又有什么可玩耍的地方。时间长了，他也习惯了这个唯一可玩耍的去处。在这里玩累了，就一个人坐在那里，享受着它静谧的气氛，孤寂的心灵也得到宁息。他可能觉得这里的神奇和恐怖比孤独还更好些，他越是不敢看那高大的“神树”，便偏偏看着它，似乎要看穿它诡秘的所在。就这样，把时间消磨在这里。衙门里到处都是森严的。一层又一层的院落，幽深，寂静，有时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偶尔有个士兵出来，又钻进屋里去。这些士兵也不敢打破这里的宁静和森严。真是说不出的压抑，说不出的窒息。但是，有时犯人像鬼哭狼嚎那样叫喊起来，突然打破这寂寞，之后，却使添甲感到更加恐怖。有时，甚至使他毛骨悚然，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他的好奇心驱使他去探知其中的秘密。
前院的大堂上又在拷问罪犯了。添甲蹑手蹑脚地走到一个角落里，从远处望着大堂上发生的一切。好森严的公堂！军法官高高地坐在正中，两边站着荷枪的大兵，刺刀闪着寒光，后面还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老式武器。军法官一声令下，执刑的大兵便抡起皮鞭，朝着犯人的脊背抽了下去。一会儿，便把犯人打得血肉模糊，皮开肉绽了。添甲，胆子很小，他不敢看那种打人的凶相，更不敢看那鲜红的血，也不愿听那声声惨叫，但是，他又有一种天性，总想探知事情的真相，观察眼前发生的一切。当他终于看个明白，就打心里恨那个军法官。就是这种探寻隐秘的心理，使他一次次去看，这残酷的景象就一次次地刻在心中。他听说，这些罪犯都是土匪，其实都是农民，他记住那些看上去丑陋却善良的脸，也记住军法官那残暴的目光。
使添甲感到十分奇怪的是，本来把犯人打得半死了，士兵们把他抬下来，还想法为他治伤。就是这些鞭打犯人的士兵，他们自己掏钱买来鸡蛋，把蛋清取出来，轻轻地敷在犯人的伤处。据说，这样可免得毒气攻心。这些大兵打起犯人来那么狠，而此刻又是一副菩萨心肠了。添甲对这些大兵是很害怕的，看到这些举动，又使他对这些大兵多少增加了几分好感。可是，等这些犯人把伤养好了，还是要拉出去枪毙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添甲是无法明白的。
衙门前面是一个操场，这也是添甲发现一个可供他玩耍的地方。大兵们每天操练，他就在远处观看，觉得满有意思。有一次，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操练，忽然听到带队的营长喊口令：“立正，向右转！”随着便跑到添甲面前立定，向他行了一个军礼说：“请少爷训话。”这一下把添甲搞得不知所措了。开始，他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愣在那里。看着这位营长那么郑重其事，吓得他拔腿便跑，一溜烟跑回家中。他本想到处走走看看，想不到会遇到这些麻烦，以后，他再不敢去操场了。
镇守使的卫队就住在衙门里。卫队的士兵挺喜欢添甲，一见面就少爷长少爷短的，添甲对这些大兵也不再害怕了。有时，他们拉他到宿舍里去，他也跟着进去。这些大兵凑在一起也很热闹，有唱的有玩的。他们推牌九，在那里吆喝得挺起劲，什么大天喽，长三喽，……一群人围在一堆。有的大兵就歪躺在床铺上，哼着小曲：“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殿前的判官啊掌着生死的簿，青脸的小鬼哟，手拿着拘魂的牌。阎王老爷啊当中坐，一阵哪阴风啊，吹了女鬼来……”一个淘气鬼在那里唱着：“正月里探妹正月正，我与那小妹妹去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哟，妹子，我试试你的心哪，咦哈呀呼嘿！”刚一唱完，他就对着添甲诡秘地笑着，一时间，大兵们都哄起来了。添甲，觉着大兵们的宿舍里满有意思，挺好玩的。有一次，他喊着父亲，“阿爹你来，你来啊！”他拉着德尊进到卫队的宿舍里去。此刻，大兵们正在推牌九，在那里玩得正起劲，吵吵嚷嚷。万德尊从来不进当兵的住房，他以为这是有失镇守使大人的尊严的。今天，不知怎的被添甲拉进屋里，一看大兵们正在赌博，立刻变了脸，顿时发起脾气来，勒令他们停止打牌，并派一名士兵把军法官喊来，吩咐说，凡参加赌博者每人各打十军棍。说过，掉转身急急离开。事后，他埋怨添甲不该把他带到卫队宿舍里去。俗话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亲眼看到士兵赌博，如不管那就有损威严，管了就要伤害士兵。曹禺说：“这件事，我当时就懂得了，原来有些事还要欺瞒。以后，卫队的大兵见到我，再不叫我二少爷，而叫我狗少爷了。”①
虽然，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他也逃不开他所经历的生活的教育。本来是无心的，对那些士兵还怀着友好的心情，现在却翻了脸，挨了骂，又受到父亲的责怪，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们骂他狗少爷，他心里是难过的，凄凉的。
在这座森严的衙门里，他出出进进都觉得四周有看不见的高墙阻挡着他。出入大门，卫兵得向他这个二少爷敬礼，到操场看操练也要他训话，他觉得太不自由了。最使他高兴的事，是坐着轿子到市场上去买白葡萄吃。宣化的白葡萄驰名华北，分外香甜，但更吸引他的，还是到外边去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他在衙门里实在是闷得要死。
宣化虽系边境的屯兵重镇，但经过历朝历代的建设，文物颇多。城内有关岳庙、武成王庙、城隆庙、八蜡庙、北岳庙、东岳庙、关帝庙、火神庙、马神庙、龙神庙、药王庙等。民国成立之后，祭祀之风仍很盛行，每到庙会时，四乡百姓聚到城里来，煞是热闹。特别是元宵佳节，更有灯会、演戏等。宣化的庙宇，给添甲很深的印象：东岳庙里绘塑的神鬼，狰狞恐怖，头顶平天冠、两手捧着玉笏的黑脸阎罗，端坐在上方，面前守着判桌，两面排着牛头马面，青面獠牙，鬼气森森。他似乎觉得这里就是镇守使衙门里的大堂，而那阎王便是军法官，好像阎王爷就要拍下惊堂木，恶狠狠地注视着他，一时间吓得他都不敢移动脚步了，似乎连呼吸也都停止了。那些面目可憎的恶鬼，同大堂上的军法官的形象搅在一起，混成一片了。宣化有这么多庙，又偏有像庙宇一样的衙门，这神、鬼、人统治的世界，在他心灵中交织成一幅模糊而又可怖的景象。
再有，就是跟着继母去看戏了。
宣化，偶尔也有外边的戏班子到这里演戏，多是从山西省过来的，演的是山西梆子。戏班的头目总是先到镇守使衙门来请镇守使大人看戏，大概是为求得官方的保护吧！德尊没有多少兴趣，他也不愿抛头露面，继母是非去不可的。她本来就喜欢看戏，在天津是三五天便到戏院里去，来到这塞外市镇上，看戏成了稀罕的事。这样的机会，继母是不会放过的，添甲也不会放过。但是，在这里看戏又和天津不一样了。镇守使夫人看戏，好大的排场：坐着轿子去，卫队士兵一路吆喝着开道，路边的百姓都看着镇守使夫人的轿子。到了演戏的场子上，无论台上正演着什么，都立刻停了下来，改演跳加官，取其天官赐福的吉利，以此迎接将军夫人。台上喊着：“镇守使夫人到！”“少爷到……”这时，继母便把早就准备好的铜子，大把大把朝台上抛去，撒满了戏台。演员们都抢着捡铜子，台下的观众又跟着站起来，那场面真是热闹得很！
但是，在宣化的日子里，添甲心里是孤寂而郁悒的，他那种失去亲生母亲的孤独感在这里空前地扩展开来。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么孤单，没有自己的亲人，没有人听到他心灵的呼唤，也没有人能体贴他受到挫伤的心。自从刘门军的老婆把那不可泄露的机密透露给他之后，就使他的心灵遭到打击，每念起死去的亲生母亲，便苦痛不已。他需要爱抚，他需要慰藉，他需要母亲的温暖。但这一切似乎都失去了！他总念起段妈，段妈也走了。在黄昏的暮色中，他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乌鸦在树枝上噪鸣着，又飞去了。他有时一个人到城垛上，夕阳已在西山沉下，远处的城墙上断断续续传来士兵归营的军号声，号音在秋凉的晚空中寂寞地荡漾着。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我非常敏感，我总是坐在城墙上，听那单调却又十分凄凉的号声。偌大一个宣化府，我一个小孩子，又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是十分孤独而寂寞的。”①
曹禺传--第四章 初试锋芒
第四章 初试锋芒
添甲１２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很快在全国扩展开来。大概万德尊也觉得总是把添甲关在家里，读那些“之乎者也”的老书，已经不合乎时代的潮流了。添甲１０岁那年，德尊就送他到坐落在天津官银号的汉英译学馆学习过英语，读的是《泰西三十轶事》之类的课本。添甲对新文学也很感兴趣，德尊怕耽误了添甲的前途，便和妻子商量，决定让添甲去报考中学。添甲非常高兴，他早就羡慕那些洋学生了。穿着整洁的学生服，每天到学堂去念书，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２０年代初，天津已经有了几所官立和私立的中学。但最出名的是南开中学，在全国都是有名气的。于是便决定报考南开中学。添甲在读家塾时，文科底子打得很厚实，加上他又在汉英译学馆学过英语，便考南开中学的插班生——初中二年级。他考的成绩不错，很快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能够被南开中学录取，这是很不容易的，使添甲格外兴奋。他不知中学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还未入学就对未来的中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１９２２年９月初的一天清晨，一辆亮锃锃的人力车沿着海河边的马路轻快地跑着，车上坐的就是添甲。不能再叫小名了，该叫学名万家宝。海河洒满了阳光，波光粼粼，家宝满心欢欣。不到８点钟便来到学校。
南开中学坐落在天津南开二马路。当家宝跨进校门，迎面便是一座灰色的楼房，都管它叫“东楼”。他走进东楼，便为过道左侧的一面大穿衣镜吸引住了。镜子上端有一副横匾，上边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这时，他赶紧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顺手把头发也梳理了一下，又从头到脚把衣服整理了一遍，纽扣也顺次检查过了。他在家里是从来不管这些小事的，他随便惯了。夏天，他经常光着上身，他怕热，家里人总说，“添甲，穿上件衣服吧！光身子多不体面”。他才不管这些呢！但刚进学校门，就看到这些规定，他就不敢稍怠了。紧接着又读下去：“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忽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读过这些镜箴，他隐约感到学校和家里是两样了，这里规矩太多了。
隆重的开学典礼开始了。高亢整齐的歌声，庄严的军乐奏过之后，礼堂里鸦雀无声。司仪宣布：由校长张伯苓先生致辞。只见张校长向讲台走来，高大的身躯，挺着腰板，步伐矫健，气宇轩昂，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之感。陡然间，礼堂里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位校长操着满口的天津腔调，声音宏亮，讲话时挥动着手臂，显得果断有力，充满信心。据说，每个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校长都要重复他办学的信条，对那些高年级同学来说，那些信条都能背诵如流了。尽管如此，学生们仍对他佩服得很，爱听校长的训话。家宝对校长的讲话没有全听进去，他时常是这样的，不能全神贯注地听完别人的讲话，听着听着就开小差了，想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但张校长的讲话，有些他还是听进去了，特别是讲到“公允公能”的校训。张伯苓校长说：“公允公能者，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服务之能力。”后来，家宝经常听校长讲，就记在心里了。
南开中学是同张伯苓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
张伯苓（１８９６—１９５１），名寿春，天津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１８９１年，他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梦想习武救国。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清廷丧权辱国，订下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张伯苓大为震惊。他觉得习武救国之路行不通。于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办学以“开民智”的主张，以为国家“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材”。他愤然脱离海军，弃武而从事教育。在天津名绅严范孙的家塾中教西学。严范孙对西学新知识怀有浓厚兴趣，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十分强烈。他在天津有着很高的声望，而且也有雄厚的资产。这样，严范孙就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张伯苓办学。张伯苓兴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谋求国家独立，免除列强侵扰，使国家富强昌盛。他不止一次说：“我们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们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在严范孙的家馆中，他教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把现代自然科学引进私塾之中，其本身就冲破了封建窠臼。在课程上，已具备中学的雏形。１９０４年，他与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兴教育之事实甚为感动，回国后创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的前身，全盘效法日本。博物、法制、历史、经济等课本，甚至学校的教学仪器标本均由日本引进。他还邀请日本速成师范生数人来校任教。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但是，张伯苓没有屈服。１９１７年，他又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实地考察美国教育情况。回国后又进一步推行美式教育，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又一律采用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原文课本。实行积点（分）制和选科制。图书、试验仪器也无不从美国引进。
张伯苓办学有一个探索过程，开始照搬日美教育，后又逐渐结合中国国情。从２０年代以后，他深切感到，教育不振兴固然为中国之病态，而教育不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教育之大病，从而提出智德体之育不可偏废，以及“公允公能”之校训。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序，充满活力和生机。
家宝一进入学校，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基础课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考试制度严格，倘遇学生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决不姑息。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家宝在这种紧张的严格的教学秩序中，经受着磨炼。使家宝感到安慰的，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经常请许多专家、学者来作学术报告。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题目是《情圣杜甫》。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却开阔了视野，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曹禺说：“记得那年，我才１３岁，学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①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教，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培养尖子。像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谈话，予以关照。他常说，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
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如今是更为发愤了。他的老同学都说，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在教室，在图书馆，在路上碰到他，他也都在看书。他成绩不错，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
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补贴活动经费，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如由学生主办的《南开双周》等刊物，都是学校出钱印刷。摄影研究会，由校方准备暗室，让学生使用。京剧社有乐器、服装。至于体育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有各种球场，冬季还设滑冰场。张伯苓喜欢篮球，南开中学的篮球运动很普及，而且水平较高，每班都有篮球队。就是在家宝读书期间，涌现了由唐宝坤、魏蓬云、刘健常、王锡成、李国琛号称“南开五虎”组成的篮球队，战绩辉煌，名震全国，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这种课外活动，形成一种校风，造成一个没有课堂的课程，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培养和发展。与其说是课堂教学奠定了曹禺未来成才的基石，不如说是南开的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启迪了他的才智，把他的潜在的才能发现出来，调动起来了。
家宝进入初中三年级了。
经过一年多的中学生活，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紧张而富有朝气的环境，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了。但，他却在１９２３年的冬天生病了。
家宝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传染上了天花病毒。最初，只是发烧，家里人以为是伤风感冒了，等到进入发疹期，才知道是生疹子，这使德尊和继母着急了。他们把家宝从一楼搬到二楼小客厅来住。
小客厅临街的窗子格外明亮，在靠墙的地方放着床，免得家宝受风。父母的住房就在小客厅的对面，而旁边就是女仆住的地方。这样，德尊和继母可以随时进来照看，招呼女仆也很方便。家宝病了，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德尊，他成天提心吊胆，继母也总是守护在身边。
持续地发烧，病愈之后，家宝的身体十分虚弱。德尊和继母断然决定休学，等暑假过后再重新读初中三年级。
在家里养病期间，他也不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总是找些书来看。这时，他对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他看《少年》杂志，也看父亲订阅的《东方杂志》，还有《语丝》和《创造》。
１９２４年的秋天，家宝复学了，原来同班的同学都升到高中一年级。他又结识了许多新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章方叙（靳以），两人成为要好的伙伴。他们都喜欢文学。靳以的忠厚，特别引起家宝的好感。
家宝对语文和外语课是很上心的。南开中学的教学是不偏科，重视基础训练。语文和外语课要求也很严格，老师经常布置课外阅读书目，还规定写读书报告，并由老师检查记分。有时，还组织语文竞赛。这样，学生练笔的机会很多，家宝的作业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语文课是按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讲的，从《诗经》讲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样依次讲下来。每讲一个单元，就要写一篇文章。家宝未入南中之前，根底就不错，加上这样系统的讲解和阅读，就使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写的作文、读书报告，不仅颇有文采，而且文思独特，绽露才华。
可以说，这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文学上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一大批文学刊物涌现出来，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从家宝对新文学发生兴趣，就承受着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润，在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经受洗礼。他曾说：我１３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我正因病休学，一度住在北京，正赶上《呐喊》问世。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的，价钱很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Ｑ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①《语丝》、《创造》、《小说月报》那是必看的。《语丝》每期到来，就抢先去买。而给精神以强烈震撼的却是《女神》。家宝为那种狂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他说：“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②的确，正是翩翩少年、血气方刚的时刻，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激扬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自然，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家宝爱这些新文学作品，远远胜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他曾这样说，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于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拚杀一下，但易卜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③显然，他为新文学作品迷住了，他沉浸在其中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因为，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文学会曾编辑出版了《文学》半月刊，后改为《文学旬刊》，可惜，这些刊物已很难找到了。
由于对新文学的爱好，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鼓动着他，使他跃跃欲试。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纵谈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在一起争论着、探索着。而他们更想有自己的刊物，来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就在１９２６年，家宝才１６岁，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和几个同学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
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当时，天津文坛不甚活跃，姜公伟也很想把文学副刊搞起来，一听说南开中学有六七位同学这样爱好文学，便答应为他们开辟一个园地。这消息传来，使家宝兴奋异常。他们在一起商讨副刊的出版编辑计划。但是，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于是便有人提议，把字典找来，随手翻出的两个字就作为刊物的名称。翻出的第一个字是“玄”，第二个字是“背”，于是便起名曰《玄背》。曹禺回忆说：“《玄背》，是临时随便翻字典起的名。先查到一个‘玄’字，就要它了，‘玄而又玄’。又翻到一个‘背’字，这就叫‘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可见，那时的思想情绪是很苦闷的。”①在他们的紧张筹备下，第一期稿子很快准备出来，于１９２６年９月正式出版，每周一期。当他们看到自己亲自编辑写作的副刊变成铅字出版发行后，真是个个欢欣鼓舞，家宝也感到一种试练的由衷喜悦。
说起《玄背》的创刊，其原因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学的共同爱好。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个少年伙伴，对郁达夫都十分崇拜。《沉沦》的出版曾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这部小说集以它的大胆的取材和描写，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就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①家宝也迷上了这部小说。达夫小说中那种悲愤难抒的伤感调子，那种抒发自我感情的大胆赤裸的直率态度，颇能引起家宝的共鸣。曹禺说：说来也奇怪，我还曾迷过郁达夫，受到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今宵酒醒何处》，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②我记得这篇小说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土的触动而作。大约是一次坐船时，见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加上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就写了这篇东西。③《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１９２６年９月出版的《玄背》第６期上，到第１０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万家宝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为什么叫曹禺呢？繁体字的万，写成“萬”，拆开便是“艹”和“禺”，由“艹”谐音成曹。曹禺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这篇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正当他们爱情甚笃的时候，却出现了波折。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不同意她和夏震相爱。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一个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看上了梅璇，便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过来。他仗着他的父亲是日本显赫的贵族的权势，对梅璇的叔父施加影响。梅璇的叔父是个势利小人，为了巴结野村三郎，慑于权势，便听信了野村的挑拨，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夫，便执意要梅璇嫁给野村，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在这种高压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但梅璇并非真的和野村要好，实际上是先应付一下，作为权宜之计。可是，夏震却以为梅璇变心了，背弃了他们的爱情盟誓，从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为了消愁排闷，便到妓院里去厮混，饮酒纵乐，颓废伤感之情无以复加。这种内心的苦闷和悲伤在写给他的好友文伟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说：“我的心身日益萧索，长日昏噩地饮酒凄闷，到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终是觉得空虚落寞，不知怎样是好。”他还要写下一首诗，诅咒“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的结尾，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当夏震乘船回到Ｂ地时，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倾诉着分离之苦情。照说，在这喜重逢中，应该使夏震感到高兴，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相反，却更加心境漠然，于是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说着眼泪黯然坠落下来，仍然充满了凄楚伤感的调子。
这篇小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只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读过创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说，就会更加增强这种印象。这篇小说虽不能判定是曹禺的处女作，但的确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追求。他喜欢那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对此有一种热烈的向往。一个作家早期的美学追求和倾向，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但却可能成为他未来创作美学倾向的基因。据曹禺自己说，他写《今宵酒醒何处》，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这篇小说的技巧并不高明，有着明显的模仿印痕。但是，这篇小说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感伤诗意的执着追求，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也并非他故作多情，当时，他只有１６岁，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产生的忧郁和苦闷，以及家庭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种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调子。这点，对我们理解他后来的作品是会有所裨益的。《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玄背》创刊不久，他们便把《玄背》寄给郁达夫，并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当时，正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复信了。曹禺回忆说，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太重要了，在他心目中，郁达夫是大作家，能给他们来信，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这对他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起了重要影响的。他们是那么兴奋，决定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玄背》上。
郁达夫的信是这样写的：玄背社诸君：
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一阵清新的感觉。举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在那时交给了仿吾。一两个月之后，接到北京的信，说我的宠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个月，优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干。
这一回到广州，是在阳历的１０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第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漏，请你们恕我。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我的朋友成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十分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夜①家宝和少年伙伴一起创办《玄背》，也并非把文学视为儿戏，他们自称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既没有十足的权威“来发一道命令去禁止它们的侵袭，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战栗着讲‘服从’的大道理，只得几个人结合起来，硬着头皮去碰恶势力的铁钉子，碰死了也是一个勇敢的死鬼，碰不死就拼上了这条不值钱的命还是跟它碰，早晚总有一个胜负的日子。”②由此可看见这些年轻人对恶势力进行勇敢抗争的心情。当然，也有家宝在内。而郁达夫的信，无疑给了家宝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那些对《玄背》给予积极评价的话，一再称之为“清新”的印象，也给家宝等以安慰，激起他们要“像郁达夫先生希望那样，‘不屈不挠’的干去”。③我们不曾查到《玄背》中是否还有曹禺写的“骂人”的文章，但郁达夫那种鼓励他们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攻击”的话，是对曹禺有影响的。这点，从曹禺稍后些写的《杂感》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的未来的剧作中看出来。
曹禺未曾和郁达夫见过面，但曹禺始终敬仰着郁达夫先生。而郁达夫虽未曾想到曹禺就是当年他曾关怀过的《玄背》中的一员，却对《雷雨》、《日出》和《原野》给予很真切的评价。在抗战期间，他在《星岛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后》和《〈原野〉的演出》，①似乎他对《原野》有着特殊兴趣，他认为《原野》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定要有这样的剧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照此说法来看，则《原野》就有它特有的价值了，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的两剧之上。”②由此，也可见郁达夫和曹禺之间的神交。这种精神上的联系，明白地告诉我们，曹禺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都成为他的引路人。
曹禺传--第五章 诗的迷恋
第五章 诗的迷恋
万德尊的官运，就如同坐在一只失去舵的破船里，在海洋上飘荡。黎元洪被段祺瑞撵下了台，万德尊自然也受到连累。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着中央政权，是因为后边有日本帝国主义在撑腰。美、英帝国主义自然不甘心，便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并发动了直皖战争。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即将失败，便又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联直倒皖，乘机入关，以便和直系分享北京中央政权的势力。１９２２年４月又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失败，退据东北。
这样的军阀混战，随着一派军阀的倒台，便有大批军官下野，而随着一派的得势，则又有一批军官升官发财。特别滑稽的是，大总统也像走马灯一样，袁世凯称帝失败，继之而起就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民国成立不过１０年，而大总统就换了五六次。
１９１７年黎元洪下台之后，万德尊还没有彻底垮台。１９１８年，徐世昌当大总统时，家宝的曾祖母魏氏百岁寿辰，万德尊曾在天津大摆宴席庆贺。徐世昌曾题“蔚为人瑞”之匾额相赠。①１９２２年８月，黎元洪又被抬出来复任总统了，万德尊被授予“藩威将军”称号，并成为将军府的将军。②黎元洪好景不长，１９２３年６月，又被驱逐下台，就在这年１０月，曹锟采取贿赂议员的丑恶办法，“选举”曹锟作了大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议会”的闹剧。家宝因病休学，也在北京，他还隐约记得：“当时还小，但对曹锟竞选总统的丑剧还有些印象。记得那些议员们坐着车子满街飞跑，老百姓都站在大街上看热闹。”③在这次黎元洪下台之后，万德尊就回到天津，从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他开始过着寓公生活，成日和妻子抽大烟，同朋友一起赋诗写字，精神抑郁潦倒，心灰意冷，再无心仕途了。那时，他还不到４０岁，总是说：“我老了！”一种老之已至的悲凉感占据了他的心。
万德尊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动不动就发火，常常是无名之火。也许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出舞台吧！也许他觉得他为那种捉摸不定的政局所戏弄了，也可能他觉得光宗耀祖的梦想还未实现，就被挤出了发迹的轨道。人在失意之后，便不免要发泄心中的苦闷和烦恼。他什么都看不顺眼，说打人便打人，说摔什么就摔起来，这使家宝对父亲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怕他，他怕见到他，他怕同他在一起。
一天里，父子是很难碰面的。清晨，他去上学，午间在学校里进餐，下午放学才回家。家宝在学校里，过得十分愉快，上课，演戏，和伙伴谈诗论文。而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进家门，整幢楼房就静得吓人，光线幽暗的楼道里，阴沉沉的，似乎空气都像冰块那样冻结起来。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一个人影。父亲和继母抽了一夜的鸦片，把黑夜当白天过。家宝回家时，他们还在睡梦里。仆人们都不敢出声，生怕惊扰主人的酣梦，都躲到另一座楼里去休息。既然这样难得碰面，可是偶尔碰到一起吃饭，饭菜刚刚端上来，父亲不知为什么就大发脾气。有时，就把厨子大骂一通；有时，就在饭桌上把哥哥训斥一顿。继母在旁边劝说，不劝则还罢了，越劝便骂得越厉害。这种压抑的气氛，使家宝内心经常有一种沉重的压力，窒息得很，都要闷死了。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悄悄地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看书。
家宝苦闷的酵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滋长着。他对父亲不满，他对家庭不满。这种不满只是在他心中凝聚着，回荡着。他不是那种人，一遇不满便怒形于色，把它发泄出来，化为种种反抗的行动，而他总是苦苦地思索着。父亲是喜欢他的，同家修形成对照。但是，父亲却越来越不理解家宝了，为什么这么小小的年纪会有那么多苦闷，这些苦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家宝的苦闷也不全部是来自家庭，他读了那么多书，特别是文学作品，他接触到家里以及周围的熟悉的人事，他又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于是便常常陷入一种追索的苦闷之中。家宝已经是高中生了。由混沌的少年进入富于自主意识的青年时代，在他的意识里逐渐增长着的是对社会的不平感，是对种种人事灼热胸膛的正义感，是对人生意义的朦胧追求，是对现实中贫富对立的强烈感受。他曾经这样说：那时已经读高中了，觉得顿时长大了，似乎对人生的意义有所追索，对社会也有更多关注了。我曾经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取消二十一条，还高呼过“还我山东”的口号，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愤恨的。打倒列强是很清楚的，那时就会唱打倒列强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那时，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曲，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南开中学是有这样的好传统的，周恩来同志在南开读书时就开始了这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①
家宝的高中时代，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胜利而失败。当时的天津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都在南开中学引起过强烈的反响。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师生组织了“南开中学五卅后援会”，并演出戏剧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家宝热情地参加了这些宣传活动。１９２６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公然枪杀爱国学生，激起了南开中学师生的愤慨。《南中周刊》发表文章，声讨段祺瑞的血腥罪行，并对当时的教育总长“不惟丝毫无动于衷，而反为政府通电，话之为暴徒”的行为痛加谴责。事隔两年，在家宝担任编辑的《南开双周》１９２８年第１期上，还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语录作为纪念。１９２８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制造了枪杀我同胞和外交人员的流血事件，校刊上立即发表《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济南事件的意义以及我们的自觉》等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南开中学也有共产党人。有一次，曾发生一起震动全校的事件。和家宝同年级的一位同学管亚强，在学校开大会时，指责校长张伯苓，质问他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罢课。
管亚强是ＣＹ，他这样敢于当面指责校长，在校内反响很大。有的学生对管亚强很不满意，有些学生持中立态度，而学校当局则采取严厉的态度。家宝很同情他，觉得管亚强没有什么不对。家宝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同家宝住在一间宿舍里，他比我高一年级。当时，他在高中一年级，同屋四个人，有位同学叫管亚强，他还是个有名的政界人物的子弟，很激进。学校开会时，他敢和张伯苓顶撞，质问张伯苓，后遭到学校打击，并通过他的家庭对他施加压力。家宝很同情他。我当时是站在张伯苓方面，我觉得校长对，学生怎么能顶校长呢？但是，家宝却不是那样，他的思想比较前进些，他觉得管亚强是有道理的。虽然，家宝没有公开站出来为管亚强讲话，但同我的想法不一样。特别管亚强有一段因受压力而沉默起来，家宝就更同情他。①
家宝和管亚强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但平时很少谈政治问题，他不知道管亚强是ＣＹ。他看管亚强每天很忙，闹罢课，经常外出活动。偶尔交谈起来，管亚强也说：“家宝，你老是死啃书本有什么用？”但管亚强敢于站出来同校长顶撞，那种积极的反抗精神，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全国解放后，他们再度重逢时，管亚强已改名张致祥，是我党一个高级干部，他才知道那时管亚强在南开中学时已经在从事地下工作了。１９２７年，家宝担任了《南中周刊》“杂俎”栏的编辑，他不但自己编辑杂文、短评，而且亲自撰写杂感，在第２０期、２５期、３０期上，他以万家宝和小石的名字发表了几篇文章：《杂感》、《偶像孔子》、《听着，中国人！》，或批判迷信偶像，或评说是非，或针砭锢弊，写得也颇犀利。其中最能体现他高中时代的社会思想的，是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南中周刊》第２０期上，以万家宝的名字发表的题为《杂感》的三则杂文。这时，他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这篇《杂感》确如郁达夫所曾希望于他们的，对恶势力的攻击持着“正大的态度”，它的“骂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则杂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颇能看出曹禺当时的某些思想态度。他是这样写的：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种现象而产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为之解释。同时一般庸流复可感触得到的，蓦地把它提到字块里，无目的地把它写出，无意义地映在痴人的脑海里，这或是“杂感”的真义吧？
“这个人癫头癫脑，一肚子鬼话。”我们常对人这样批评。由这句话，总可逆料此人不会说“人话”的，甚至所谓“人话”反根本不晓，因为人非鬼，为人而云鬼语，则怪异可知。实在癫气十足的癫子，鬼话不能讲，人话反而不少。果尽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话里头当发现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他的思想常变化流动，永进不息，显现他在彻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欲求极端兴旺，他的感想无在不可施展，他所见是正确社会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话”便长泻不息。由这出发点讲出的“鬼话”便是杂感的完成。
从这一段今天看来依然充满热忱的议论来看，他对“杂感”的解释还是有它的独到见地。的确，在那个社会中，能讲“鬼话”倒是能道出“正确的社会面影”。特别是作为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所追求的是在事物面前的“彻底地思索”，是“发现”事物中“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是“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紧接着他在这个短序中又写到：转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的时候，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惫中要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怀着这样同一的思路：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地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地造出他们的武具，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然而种种最初的动机，不过是那服从于权威，束缚于因袭畸形社会的压制下而生的苦闷懊恼中，显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影响了自己的心地所发生杂乱无章的感想。那种纷复的情趣同境地是我们生活的阴萌，它复为一切动机的原动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业。
这段话，可把它当作曹禺最初的战斗的创作宣言来看。在他热情而蓬勃的年轻生命里，跃动着对“社会的漏洞”进行不懈攻击的理想，摒弃平庸，决不妥协，“为社会夺取自由和解放”。他把文学作为“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的“武具”。他多么羡慕那些文学天才和先觉的改造者！他又多么希望因此而在文学上“形成日后的一切辉煌”！这大概是他的审美理想吧！由这些话，我们也不会再感到他２３岁能写出《雷雨》是偶然的了。
他接着又对古老的文明开炮了：不过在我们这“礼义之邦”，这种文字却常与狗吠一般地无价值。因为它藏着破坏、爆发、攻击，同一切跳出所谓“圈子外”的危险性。我华夏民族酷嗜和平，淡泊潇洒；一日和尚一日钟。过足烟瘾，横在热炕上晕谈一阵。哼，我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有明训”。有长远历史的国度的百姓，岂能随随便便干这些没头没尾的把戏！
记得某校刊登什么捞什子的杂感，一句不重要的话冒犯校中的某当局，于是即时一道命令，斥以“侮辱师长”，训令那位编辑先生“下野”、“回里”（这是两件事：一面革职，一面挂牌）。同时一位职员建议停止校刊，当时即将编辑部解散。有人说教育家（？）对于激烈的份子只有这种办法。这个？也许吧！
不过在这刊物（按：即指《南开周刊》），请放心。同学们尽可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顾忌地陈说自己对于环境的不满（当然，向猥亵的社会攻击更是我们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开利害的计算，不伪不饰地吐露内心的不快，冷静的态度可，幽默（ｈｏｍｏｒ）的亦可，我料南开当局绝对予以赞助的。因为假使所感诚为我们这个圈内的错误，一手掩不住天下的人，这无须隐瞒。教育不是妓女，不应修饰外面为游客看的；假若原来的思索在未写以前已是错误，那么，诚恳的教育家应以怜悯的态度谅解这种学生，并且希望他在刊物上发表，对症下药，顺便给我们以公开的商榷、讨论和指点。
这样一篇富于思想而又具有战斗精神的文字，出自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已透露出他的才华、他的见地、他对社会的态度、他对文学崇高使命的追求。
《杂感》于序文后列出三个小题目，一是《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二是《“文凭同教育救国”》；三是《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供给和需要》）。在《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一文中，他嘲讽了一位教授屈从于“洋权威“的恶劣态度。这位教授在讲台上“大讲其理”，说什么“……好了，外国人有金钱有强势，犹以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反不自量力，不以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态度向他们，这不是自找苦吃么？”作者援引这个事例后指出，这种以“他们的‘主人’如何，他们亦如何”的说法，貌似有理，但却是“他们全屈服于洋权威”的荒谬逻辑。在《“文凭同教育救国”》中，他讽刺了一面学生在考试时作弊，一面校长在每次开学和毕业典礼时讲着“教育救国”的现象，他以为这不过是领得一个自欺欺人的“‘教育救国’的执照”罢了。《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一文也是讽刺得颇为辛辣的。此文先提出“需要多供给，少则市价涨”的一般道理，然后引出一个学生发问说：“上次北京猪仔奇贵，是不是供给少于需要的原故”。答曰：是这个道理。然后笔锋一转，指向一种社会现象，即“做太太确是一件难事”，有些人选“太太”，必定是“英语精通，满身洋气”，“要洋气非游外国不可”，这样大学毕业的女学生都得落选。要入选，那就得“读洋书，做女留学生”。文章最后说：“上面是能阐明Ｓｕｐｐｌｙ（需要）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供给）的原理，当然这比买卖猪仔有趣多了。”这则杂感不能说十分深刻，但却具有一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性，其中对曹锟搞的“猪仔议会”暗含讥讽。
从这篇《杂感》已可看出家宝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他那血性方刚的热烈情性已表现出来，而他的父亲是不可能理解他这个儿子的。
家宝还有另外的一种精神探索。他那少年时代就萌生起来的忧郁苦闷，那种孤独寂寞之感，不仅早在他内心激荡着不息的情感波澜，同时也使他在思索人生，他内心的精神生活是有着一个天地的。其内容不单是苦恼和伤感，也有对生活的思索和憧憬。他这种富于浪漫色彩的个性，使之对诗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他在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写诗，并且用诗当作了他达情的工具。
他写过《今宵酒醒何处》后，就不再写小说了，而是写一些小诗。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在《庸报》副刊《玄背》第１３期上发表了《短诗二首》：林中
晚风吹雨，点点滴滴，正晴时，闻归雁嘹唳。
眼前黄叶复自落，
遥望，
不堪攀折，
烟柳一痕低。
“菊”，“酒”，“西风”，黄黄白白与红红，摘取花枝共一丛。
酌酒半杯残照里，
——打头帘外舞西风！
这些小诗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明显地烙印着模仿旧诗词的痕迹，又分明流露出一种凄清而忧伤的调子。它和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是相通的。他接受过古典诗词的熏陶，也读过不少新诗，但他写诗，总是追求古典诗词中的意境美。１９２８年上半年是他写诗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这些诗作中，荡漾着他那旺盛的诗情，或阿惋清冷，或恬淡幽静，但它的诗境又是那么朦胧超脱。
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古城啊，古城，
这般蕴藏着怅惘，
这般郁结着伤心。
今夜凄淋的雨打着摇曳的灯。
水泻的泥路上行着一个落漠的行人。
我仍冒着冷雨
送你归去，
你明晨便将无踪无影。
古城啊，古城，
苍苔盖满了颓墙，
土径铺润着青茵。
今夜呜呜的湿风吹着淅沥的雨，送你飞越溪畔，
又穿过荒林。
你便这般悄悄地离开这里，明朝只有睡柳号着凄音。
古城啊，古城，
日后墙外不飞袅袅柳絮，日后楼头不见纸鸢轻影。
这夜半
枝头的湿花滴沥着
凄伤的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