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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

_4 许文龙(现代)
  张永兴来到他面前小声地说:“魏师傅,那次大罢工,我率学校的二百多名学员参加了!”
  魏世芳两眼放光:“有种。张先生,后来怎样?”
  张永兴兴奋地说:“胜利了,最后资本家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呜——!火车亮着雪亮的车灯在路基上奔驰,隆隆的列车震撼着宁静的夜空。
  第二天,张永兴在嫩江站下了车,由前来接应的蔡秀林陪同乘长途车向东进发。
  一路经科洛村、石头沟子、塔溪、新民村、三站、二站,到达西岗子,再往前不通车了。张永兴和蔡秀林只好下车雇用了一辆马车,向10里以外的瑷珲村三道沟驶去。
  傍晚,张永兴和蔡秀林才到达吴奎群的杂货铺,杂货铺虽然简陋,货品却很全。
  吴奎群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香烟、罐头、熟食、烧酒摆了一桌。两人大概是饿坏了,立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吴奎群在一旁傻笑着。
  深夜,在吴奎群杂货店后院的小仓库里,三人开始研究工作。
  张永兴说道:“从齐市到三道沟路途遥远,今后我不能再跑交通了。这个任务就由秀林来完成吧。”张永兴说完看着吴奎群和蔡秀林。
  吴奎群说道:“我看行。永兴是个负全责的,不能总出头露面,这段路让小蔡跑行。”
  蔡秀林点头说:“没问题,老张你就发话吧,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张永兴拍了拍蔡秀林的肩,“老兄,今后就辛苦你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让陈福绪在讷河设个联络点,做中转,也省得大家都跑来跑去的。”
  “我看这样很好。”吴奎群赞同道。
  张永兴掏出了油纸包递给吴奎群,“老吴,这是大家搜集的情报,一定要安全送到江那边去。你有把握吗?”
  “又不是一次二次,没问题。”吴奎群接过了油纸包。
  “听说,炮艇加紧对江上的封锁,遇到可疑的船只可以开枪开炮。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张永兴关切地说。
  吴奎群小声说道:“我早想好对付他们的办法了。我做了一个桦树皮筏子,又轻又小,趁着夜色和芦苇,不用二十分钟就过江了。”
  张永兴又问:“送信的人可靠吗?”
  吴奎群说:“是我的一个小伙计,十八九岁,鄂伦春人,话不多,但绝对忠诚。”
  张永兴又把联络的办法和对苏军情报人员使用的俄语重复了几遍,要吴奎群背熟。
  此刻已是三更。江面上传来了日军巡逻艇的马达声,三人急忙吹灯睡觉。
  11月,大雪纷飞,东北进入了严寒。
  这时,张永兴已找到了一个新住处。在齐齐哈尔市区内仁惠胡同的一个小院里落下脚跟。这个小院由两间瓦房组成,后面还带有一个小仓库,十分便于工作。
  一日,乔两忱踏着风雪来到了张永兴的住处,向他汇报了最新了解到的敌人动态。
  乔两忱因有《民声晚报》记者的身份,出入一些敏感地区比较方便,所以掌握的情报也较多。他围坐在小铁炉前,用手不住地在炉盖上方摆动,感受炉内的热量。
  乔两忱低声道:“伪满军在齐市设立了第三军管区司令部,主要负责黑河、龙江两省的治安、保卫任务。司令官是张文铸。步兵二旅、骑兵二旅、混成三旅分驻齐齐哈尔、黑河、北安、海伦各地。另外还有一个教导队住齐市。”
  张永兴用小本子飞快记录着:“还有别的情况吗?比如伪警察方面的。”
  乔两忱急忙说:“有,伪警察系统有了变动。分别组建了滨江省警务厅、哈尔滨警察厅、北满特别区警务处、哈尔滨游动警察总队。”
  “游动警察总队,这是干什么的?”张永兴问。
  乔两忱回答道:“这支警察部队主要负责中东路沿线的治安,配合各线警署的警察警备、讨伐,执行日本人的‘治安肃正’。”
  张永兴点了点头又问:“日本人有什么动静?”
  乔两忱说:“关东军第14师团开进龙江省,第10师团开进了吉林省,这是两支极具作战能力的部队。据说都受过冬季严寒作战训练。”
  张永兴合上小本,高兴地说:“两忱,你的情报极有价值,好好干吧!”
  乔两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水问道:“张先生,我有一事不明,那就是我们在为谁工作?”
  张永兴笑了笑:“在为抗日力量工作。”
  “究竟是那一派,中共,国民党,还是俄国人?”乔两忱两眼直视张永兴。
  张永兴缓缓地说道,“不管为谁工作,我们都是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又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有些事知道的太多了,会对你不利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乔两忱摇了摇头:“不懂。我是文人,干事喜欢目的明确。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对我有什么不利?”
  张永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我们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有极度的危险性,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我们其中一人被捕,熬不住敌人的酷刑说出了组织的秘密,那么就会有许多人要遭殃。反之,知道得越少,危险就越小,危害就越小。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乔两忱似乎被震动了,他望着张永兴说道:“你是组织的负责人,知道的事情最多。如果你被捕,不是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吗?”
  张永兴平静地说:“这个,我想到了。我一人受罪,换来大家的安宁,值得!”
  “永兴!”乔两忱两眼闪着泪花抓住张永兴的手说:“你放心,我们都不会做孬种的!”
  张永兴望着乔两忱,坚定地说:“我相信!”
  12月,齐齐哈尔市郊的日军航空队飞机场建成使用,整天成批次的飞机轰鸣着从齐市上空掠过。
  张永兴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提前两个月便派金万山、陈国华将养鸡场开到了飞机场附近。
  寒冬腊月,张永兴披着羊皮袄,和金万山、陈国华昼夜潜伏在鸡舍里,注视着日军飞机场的动静,记录着日军飞机每次起落的架次和型号,以及日军飞行员转场的情况。这样,他们终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1935年春节,正当张永兴在家和家人准备过年的时候,一个年轻人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他抖落身上的积雪,急切地喊了一声:“大哥!”
  原来是张永兴的胞弟张庆国。自从去年夏天,张永兴将张庆国送到苏联以后,便没了音讯,如今兄弟相见,分外高兴。
  “克兴,你怎么回来了?”张永兴叫着弟弟的原名,心中抑制不住喜悦。
  “大哥,我该学的都学会了,你的两个女儿我已妥善安排了。你说,我不回来,呆在老毛子那里,干啥!”张庆国把大衣一脱,坐在了热炕头上,笑嘻嘻地看着他。
  张永兴倒了一碗开水递给他,“这么说你现在出徒了。不过我还得去考核你一下,看能不能做我的助手?”
  “你考吧,我肯定没问题!”张庆国神秘地拍了拍自己拎的一个大皮箱。
  深夜,张永兴兄弟俩,身披大衣躲进冰冷的小仓库里,借着一盏微弱的灯泡,开始组装他们的秘密武器——收发报机。
  这一次,张庆国学成归国,主要是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只身潜行数百里,将一部收发报机秘密带进了齐齐哈尔。
  午夜,随着滴哒的电波声,张永兴小组的电台终于和伯力情报四科沟通上了。从此,张永兴小组的情报工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935年6月,夏季来临。张永兴小组的工作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连续向情报四科发报30次。
  鉴于齐齐哈尔宪兵队加紧疯狂搜捕爱国志士,张永兴决定中断几天的发报工作。
  这些日子,齐齐哈尔街头整日警笛乱叫,囚车呼啸而过,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伪满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个个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一般。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这几日无法正常的工作,张永兴兄弟俩锁上家门,双双来到富拉尔基嫩江江畔的一处小窝棚住下,钓鱼野炊,过几天悠闲的生活。
  “哥,你看,我的收获不小吧!”张庆国拎着几条鱼走了过来。
  “有进步,比上次来强多了。”张永兴翻身坐起,点燃干柴架上的小铁锅,准备熬鲜鱼汤喝。
  “哥,”张庆国一边收拾鱼一边说:“我看我们得变一组密码,长期下去会被日本人侦听到的。”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你在行,你就改密码吧。记住,别忘了通知伯力的同志。”
  张永兴已将水烧开,将几尾鲫鱼放到锅里撒上葱姜调料。
  “前几天鬼子拉闸断电,试图找出电台的位置。如果电台不变成交直两用的,恐怕容易暴露。”张庆国颇内行地说道。
  “要想交直两用,就得装配干电池,”张永兴拨着锅下的木柴,“干电池是特控商品,极难搞到。”张永兴望着火堆出神。
  “哥,你不是认识调度室的谭大哥吗?车站上也有电台,我估计他们也配了应急的干电池,不如找他想想办法。”张庆国想出了主意。
  张永兴沉思了一会,点点头,“是个办法。不妨试试。”他用勺子搅了搅锅:“味道出来了。我看可以喝汤了。”
  第二天,张永兴来到了车站调度室,向谭继恕说出了干电池的事。
  谭继恕见四下无人,便小声说道:“庆国的判断不准确。车站有应急发电机,根本用不上干电池。不过,可以想想办法。”
  “你是说在货车上打主意?”张永兴心领神会。
  谭继恕笑了笑,“听我的消息吧!”
  三天以后,谭继恕传来消息,当晚有一列货车,其中一节车厢装有干电池等物品。
  说干就干,在夜里10点左右,张永兴和好友许志岚悄悄来到路基旁,准备扒火车。
  扒火车是许志岚的特长。小时候他在安东车站拣煤球,练就了一身扒车的本领。此时正是他显身手的时候了。
  只听隆隆一阵巨响,一列货车驶来,等靠近他们的身边时,只见许志岚飞身上车,很快就爬到车厢顶。然后,从上面爬下来,三下二下便打开了车厢门。“嗖!”黑呼呼的一物飞下来,又是一物飞下来……张永兴顺路基跑去,见都是印着日本字的木箱子。
  大约甩下七八箱以后,许志岚飞身跳车,从原道返回。两人立刻将箱子藏在路基旁的小水沟的草丛中,然后,悄悄溜了回去。
  第二天,张永兴、张庆国、许志岚赶了一辆马车,上面装了许多垃圾,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几箱干电池运到了仁惠胡同。
第4节 炮击军火库
 
  1936年春,日军驻齐齐哈尔的兵营、南大营、北大营忙碌起来。军车来往穿梭,人马调动频繁,看样子是要有所行动。
  原来,日本关东军正在调集兵马,准备对龙江地区的抗日武装进行“讨伐”。
  此刻,张永兴的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他的职责是领导同志们搜集情报,不能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抗日战士,对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行动,他又不能坐视不管。
  这一夜,张永兴失眠了,他独自一人在方厅里踱步,烟一支接一支地吸,地上落满了烟头。这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人——李景春和兰岳宣。这两个人是搬运工,日本人称他们为“苦力”。张永兴便让他们组成“苦力”侦察组,利用给日本人送货、修路、清扫、烧水、清理仓库、搬运货物等机会,经常出入日本军营部、步兵南大营、步兵北大营、骑兵队、工兵队、陆军医院等地,搜集日军的驻军、数量、武器装备、演习状况等方面的情报。
  渐渐地,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的脑海形成了。
  第二天,张永兴将许志岚找来,分析目前的形势。眼下,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直属队和五、六两团,正开始向铁力、海伦等地区远征。日军出动守备队三千多人和第三军管区内伪军和警察大队,进行疯狂围剿。为了支援抗联第三军的行动,牵制日军,张永兴毅然做出决定:袭扰敌人后方,破坏后勤基地,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
  张永兴的建议,得到了许志岚的拥护。很快,他们便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赵云溪主要负责情报搜集,乔两忱观察日军动向,许志岚率李景春、兰岳宣等人组成爆破队,袭击日军仓库和运输线。
  日军581军火库,储藏约五千多支步枪和十几万发子弹及数十吨炸药,是日军第七联队的后勤基地。由一个日军小队看守。看守小队实有兵员45人。由三个武装分队组成,小队长是川崎少尉。581军火库地处城郊的一片小树林中,离嫩江只有一华里。军火库墙高、沟深,警备警严,每个分队都有一挺“歪把子”机枪,枪口直指军火库的三个角。(军火库西临嫩江,地势开阔无危险,所以没有机枪把守。)
  许志岚和张永兴一样,都参加过抗日义勇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亲率李景春到实地侦察,摸清了581军火库的兵力部署。
  这天夜里,许志岚展开一张草图,对张永兴讲解道:“鬼子自以为聪明,兵力分散在东、南、北三处。西面是嫩江,地形开阔,他们认为不易遭受袭击,我们就从西面动手。”
  张永兴听了颇感兴趣,他忙问:“有什么高见,说说看。”
  “我测算过这片开阔地的距离,不过300多米,用迫击炮完全可以越过它,摧毁军火库!”许志岚侃侃而谈。
  “迫击炮?”张永兴点点头,“主意倒不错,可上哪儿去弄迫击炮呢?”
  “我有办法。”许志岚说,“民国二十一年秋天,我随苏炳文的部队在富拉尔基一带同日军激战,撤退时,曾将两门六零迫击炮和两箱炮弹埋在了铁道桥附近的下水沟里。如果找到,一定大功告成。”
  张永兴听了许志岚的一番话,不禁一拍大腿。“太好了,干他一家伙。这么多年也把我憋坏了,非给小鬼子弄出点大动静不可。”
  许志岚仿佛在有意卖弄,又接着说:“六零迫击炮射角大,弹道弯曲,初速小,最小射程100米,最大射程可达1700米,杀伤效果好,适于对近距离遮蔽物后的目标射击。是绝好的近战武器。”
  “嗬,你简直成了军火专家了。”张永兴笑道。
  “你别忘了,我在博克图兵工厂干了二年,小炮、手榴弹没少捣鼓。”
  按计划,炮击581军火库的第一步,是去富拉尔基取回那两门六零迫击炮。这一回魏世芳派上了用场,他将张永兴、许志岚、李景春带上火车驾驶室,将其运到富拉尔基。然后相约第二天凌晨再用火车来接他们。
  下午,张永兴三人来到铁道桥附近时大吃一惊。只见水沟上拦了一道铁丝网,不远处还有一个日军哨兵在游动。看来,要想取回那门炮,不仅要剪断铁丝网,还得干掉那个哨兵。
  夜晚,张永兴三人再次来到水沟边。按计划,身强力壮的李景春用大剪钳几下便将那个鬼子哨兵砸死。机警的张永兴穿上日军军服,抱着那支“三八”步枪,佯装在附近巡逻。
  李景春、许志岚剪断铁丝网,钻进水沟。两人在下面足足挖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两门炮和弹药。经过检查,一门炮已经报废,另一门炮尚可使用。于是大家将六零炮和两箱弹药运到沟沿,然后又将鬼子的尸体七手八脚地掩埋起来。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声响,一束雪亮的车灯射了过来。许志岚和李景春急忙躲进水沟。张永兴则持枪站在被剪的铁丝网前,挡住车灯的照射。
  这是一辆巡道的铁甲列车,机关炮黑洞洞的炮口直对着他们。
  铁甲车停在桥上,炮塔盖一掀,露出一个鬼子的脑袋,咕噜了几声。
  张永兴懂几句日语,他听明白了,是问他有没有情况。于是,他挥了挥手,用日语说了一句:没事,一切正常。
  日军的铁甲车便又隆隆向前驶去。
  凌晨,三人带着六零炮和弹药登上了魏世芳的车头。大家将炮和弹药藏在煤堆里,混进齐齐哈尔车站。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三人将武器偷偷运到了距581军火库400米的一处废砖窑里。
  张永兴和许志岚躲进了废砖窑,李景春则到附近去搞吃的。
  下午,李景春回来时,抱着一堆烧饼和一大块咸牛肉钻进废砖窑。
  张永兴迎上去问道:“外边有什么情况?”
  李景春将两个油纸包放到砖坛上,说道:“整个铁路线都传开了,失踪一个日军哨兵!”
  许志岚拿起一个烧饼咬了一口,“让他们找去吧,今晚再给他来个大动作。”
  李景春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磁壶,微笑道:“二位,来两口怎么样?”
  张永兴吃着烧饼说:“今晚有行动,不能喝酒。坏了大事,你我都得掉脑袋。”
  李景春会意地点了点头,将小酒壶又重新揣进了怀里。
  深夜,张永兴三人将六零迫击炮抬到破砖窑的一个豁口处,准备战斗。
  许志岚熟练地支好脚架,放好座钣,用螺杆调好高低和方向机。然后伏在瞄准镜上校对发射距离。
  李景春打开炮弹箱,取出一枚带尾翼的60迫击炮弹,摆弄着。
  许志岚看了他一眼,“轻点,这玩意一碰就响,别乱摆弄。”
  一切准备就绪,张永兴拿起一发炮弹放在炮口上,看了看许志岚。
  许志岚冲他一点头,只见张永兴把手一松,炮弹“当”的一声滑进了炮膛。
  众人急忙趴下,等待那一声巨响。
  一秒、二秒……十秒钟过去了,那枚炮弹仍没出膛,众人大惊。
  “可能时间长,底火潮了。”许志岚直起身,双手卡住炮口对张永兴说:“永兴,把炮口抬低些。”
  张永兴和李景春两人抬起座板,将炮口放低,那枚炮弹缓缓滑了出来。许志岚用手卡住,轻轻取出炮口。
  “快,再找几颗好使的。”许志岚吩咐道。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又翻出几枚炮弹。许志岚在确信底火没问题后,亲自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咚”的一声闷响,随着刺耳的啸声,那枚六零迫击炮弹直飞581军火库。
  “轰!”一声巨响,一团火球在军火库绽开。
  “糟了,没击中炮弹库。”许志岚一边说一边伏在瞄准镜上观察,用手调着高低机。“永兴,再装一颗,要快。”
  张永兴迅速装上了第二枚炮弹。又是一声呼啸,炮弹击中了炮弹库。一连串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581军火库上空升起一团团火球。
  “再来一炮!”许志岚打得兴起,心花怒放。
  张永兴毫不迟疑地装填上炮弹。
  炮弹在军火库上空飞舞,火球在军火库上空绽开,仅仅几分钟,581军火库便成了一片火海。滚滚浓烟直上夜空,腾腾烈焰将方圆数里照得亮如白昼。
  张永兴见目的已经达到,立即率大家撤出了废砖窑。惟一可惜的是,那门摧毁581军火库的六零迫击炮只好丢在废砖窑内,让鬼子认领。
  581军火库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夜,伴随着“噼啪”的爆炸声,如同大年三十晚上般的热闹。
  581军火库爆炸事件吓坏了日伪军,也惹恼了齐齐哈尔日本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这家伙挨了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中将的一顿嘴巴,气急败坏,率领日伪宪兵在齐市周围大肆搜索,折腾得鸡飞狗跳,最终从废砖窑搜出了那门六零迫击炮。坂垣如获至宝,立即飞电报告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声称:据查,581军火库爆炸事件系共产军赵尚志所部派出小股匪军用迫击炮轰击所致,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会同满军正全力追捕匪军……
  把这笔账算到赵尚志的头上,固然不冤,但实在是埋没了张永兴这批国际情报战士的功绩。
  然而,张永兴小组的举动,受到了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的严厉批评,说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引起敌人恐慌,极易暴露国际战士的身份”,宣布对张永兴记过一次,停发一个月的经费。
  张永兴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没有反驳,耐心地接受上级的批评和处分,准备新的战斗。
  尽管张永兴的秘密电台隔一段时间就更换频率和密码,但齐齐哈尔宪兵队特高课还是发现了它的一定规律。于是,带测向仪的特高课汽车便整日穿梭在齐齐哈尔的大街小巷。同时,宪兵队、特搜班也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搜查。
  一天,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将张永兴兄弟惊醒。张永兴打开院门,见一名日军宪兵曹长带着几名宪兵、警察闯了进来。
  曹长冷冷地看了一眼张永兴,用手一指,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什么的干活?”
  张永兴急忙将证件递过去,“我的收山货的干活,小买卖。”
  曹长核对了一下证件,然后大步向屋内走去。一眼看到了张庆国,问道:“你的,什么人?”
  张庆国也递过证件,“我的,掌柜兄弟的干活,我的伙计,小小的。”
  曹长看完证件,在屋内四处看了看,便向后院走去。张永兴立刻紧随其后。
  曹长打开仓库的小门,钻进去看了看,见里面到处是药材、干果之类的东西,没什么可疑的,便又钻了出来。
  这时,张永兴反倒吃了一惊,原来昨夜发电报时,仓库屋檐的天线,一段长长的铁丝没有收好,露在了外面。
  曹长的目光很锐利,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伸手将铁丝拽下来足有两米多长。
  “这个,什么的干活?”曹长冷冷地问。
  张庆国这时也跟了出来,见此情景一下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张永兴临危不乱,他走上前去接过铁丝,将其拉直,拧在院中的晒衣杆上。
  “太君,这个晒衣绳的干活。”张永兴微笑着。
  曹长看了看,摇了摇头,“铁丝浪费的干活,要用麻绳。”说罢带宪兵和警察走了出去。
  张永兴、张庆国兄弟俩这才长吁一口气。
  当天下午,张永兴来到了中央路秘密工作点,会见金万山。
  金万山从怀里掏出个胶卷递给他,“老张,最近机场新进了几架日本飞机,我都拍了下来。”
  张永兴接过胶卷:“老金,干得不错嘛,学会使用照相机了。”
  金万山笑了笑:“基本上会用了,只是光圈还掌握不好。”
  “这好办,我给你写个拍摄物与光圈对照表。你按这个表定光圈就妥了!”张永兴说罢动笔写了起来,片刻将一张字条交给他。
  金万山收起好字条后,似乎欲方言又止。
  张永兴看在眼里,问道:“老金,有什么困难吗?你只管说出来。”
  金万山慢吞吞地说:“养鸡场的鸡,都被航空队的鬼子白拿去了,最近手头有点紧……”
  张永兴从怀里掏出300元满洲币,“拿去,今后有困难尽管开口。”
  金万山推辞道:“这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
  张永兴将钱塞到他的手里,“老金,记住,今后有困难尽管开口,组织是会帮助你的。”
  “组织……”金万山手捧那叠钞票喃喃地说道。
  “对,组织。”张永兴坚定地说,“我们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散兵游勇。我们是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
  “那,那组织是谁,是抗联吗?”金万山问。
  张永兴摇了摇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止是抗联。世界还有好多国家都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对付日本强盗。”
  “你是说苏联……”金万山惊奇地问。
  “我什么也没说,”张永兴严肃地说,“记住,这样的话,千万不要乱说。”
  金万山用力点了点头。
  深夜,张永兴、张庆国兄弟俩躲在仓库里发报。盛夏,仓库里又闷又热,加上“干货”发出的阵阵怪味,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张永兴替弟弟摇着蒲扇,注视着满头大汗的张庆国。忽然,仓库里的电灯熄灭了。张永兴知道宪兵队在搞鬼,立即启用干电池,不间断地拍发电报。嘀哒,嘀哒……仓库里回荡着永不中断的电波。
  凌晨,电报拍发完毕,兄弟俩认真藏好电台,收好天线,毁掉电文原稿。
  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天空死一般的黑,大街上不时传来警车的呜叫和狼狗的狂吠。
  张永兴和张庆国来到后院,一股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张庆国没有睡意,坐在了院中央的一截圆木上,“好凉快呀!”
  张永兴也坐在他的身旁,“我也陪你坐会儿。”
  张庆国望着夜空,“哥,你说咱们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吗?”
  “能,凭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凭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
  张庆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给我们上课的瓦西里教官,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
  张永兴知道张庆国说的是情报四科的无线电教官瓦西里上尉。这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热情、开朗。后来,被苏联远东内务部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出卖军事情报”。其实,他只不过有个亲戚住在英国,通过几次信罢了。
  “克兴,”张永兴缓缓地说,“干我们这行的风险极大,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经受住自己人的误解,你明白吗?”
  “不明白。”张庆国愤然说,“自己人凭什么误解我,我就是想不通。”
  张永兴拍了拍张庆国,“克兴,以后你会明白的。天快亮了,我们回去睡一会儿吧!”
  8月,张永兴接到上级的指示,让他回情报科汇报工作。张永兴带上最新搜集的情报和胶卷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当然,回苏联的途径,仍是从三道沟偷越国境。
  几天以后,张永兴和蔡秀林来到了瑗珲村的三道沟。在吴奎群的杂货铺里住了下来。离上级规定的日子还差两天,张永兴便在蔡秀林的陪同下在三道沟附近转了转。
  张永兴站在山梁上遥望波涛滚滚的黑龙江不禁想起了苏联的同志们,在那里有他的领导、老师和同志,在那里可以宁静的生活,不必担心日伪特务的骚扰,享受着和平的阳光。
  “啪!”蔡秀林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
  阳光下蔡秀林的打火机发出耀眼的亮光。
  “噢?打火机很漂亮嘛!”张永兴说道。
  “瞧,纯银的。真正的东洋货。”蔡秀林卖弄着,将打火机在手中掂了掂。
  “一定很贵吧,要花很多钱的!”张永兴问。
  “谁知道呢。相好送的。”蔡秀林一脸得意。
  “秀林,”张永兴严肃地说,“你是有家室的人,可不能胡搞,再说,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允许你接触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这是什么话?”蔡秀林不满地说,“她有情我有义,两情相悦,哪来的不三不四。”
  张永兴突然感到对蔡秀林缺乏了解,两人认识了十多年,竟没发现他有这种癖好。
  张永兴望着蔡秀林,“秀林,我们在安东一起搞工运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别提安东那段”,蔡秀林狠命地吸了一口烟。“想想那时,真是个傻狍子!”
  “傻狍子!”张永兴吃惊地说,“你难道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发生了动摇?”
  “嗨,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活一天算一天吧。”蔡秀林一屁股坐在了山梁的一块石头上。
  “秀林,你的思想不对头,”张永兴严肃地说,“我建议,你暂时停止工作。”
  蔡秀林回头看了看张永兴,“那倒不必,你这摊工作好容易才开展起来,我总不能半道撂挑子。那多不仁义。”
  蔡秀林这几句活,说得张永兴心里暖乎乎的,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蔡秀林。
  “秀林,”张永兴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说,“坚强些。我们是正义的一方,真理在我们手里,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蔡秀林苦笑了一下,“但愿我能赶上那一天!”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张永兴在鄂伦春青年铁山的帮助下,乘坐桦树皮筏子悄悄渡过黑龙江,来到了苏联对岸。
  早就等候在岸边的情报四科少尉伊万诺夫,将张永兴领到一辆吉普车上,立即发动,直奔十里以外的布拉格维申斯克火车站。凌晨,张永兴登上了开往东古比雪夫的列车。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疾速行驶着。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张永兴恍如隔世。“我终于踏上了这片自由的土地了!”
  张永兴到达伯力后的第二天,在瓦林少将的带领下,张永兴见到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桑古鲁斯中将。
  一见面,桑古鲁斯中将就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哈尔滨的几个工作点都遭到破坏,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没被捕,电台没被破坏?”
  张永兴颇感吃惊,他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如果共产党员全被捕被害,谁还再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呢?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全部都杀光,在苏联的老党员的经历不是可以证明这一真理么。”张永兴停了一下,又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在我们内部的团结出问题,工作方法出问题,问题是应该从过去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
  张永兴受到了三天的盘查,结果没什么问题。于是,他又回到情报部向瓦林少将汇报情况。当然,这一次汇报,气氛要轻松多了。
  两个小时后,张永兴结束了汇报。瓦林走到他面前,关切地说:“北满的情报站接连遭到破坏,现在就剩下齐齐哈尔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和你们的东线情报站,你可要格外小心。”
  “瓦林同志,你放心,即使出了问题,我也决不会让组织受损的。”张永兴坚定地说。
  瓦林笑了笑,“你知道么,西线情报站的中国同志由于工作出色,已经获得一枚红旗奖章;你们东线情报站的工作也不错,我已向上级为你们请功了。”
  “谢谢瓦林同志的关怀。”张永兴诚恳地说。
  瓦林深情地说:“你们在一线的中国同志身处险境,却发扬出了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这些无名英雄!”
  “瓦林同志!”张永兴的眼睛湿润了。
第5节 战士的归宿
 
  1938年6月,苏联远东内务部长留希科夫少将越境进入“满洲国”,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
  9月20日,吴奎群和往常一样,打开杂货铺的店门,准备开张。
  这时,一个穿警服的白俄走了进来。开口就嚷着要烧酒。
  吴奎群抬头一看,认识此人,原来是瑗珲县警察大队外事股属官卡尔鲍夫。这家伙是个白俄,贪财好色,为日本人效命,专门负责处理边境上中苏边民纠纷和捕获苏方谍报员的工作。
  吴奎群将一瓶烧酒递给了卡尔鲍夫,“这是烈性酒,悠着点喝!”
  “没关系,我们俄罗斯人喝惯了烧酒,一天不喝就不痛快,”卡尔鲍夫扫了一眼货架,“再给我弄些肉来吃。”
  “熟食还没做,给你打开几听牛肉罐头吧。”吴奎群边说边从货架上拿下两盒牛肉罐头。
  这时,蔡秀林走了进来,“老吴,饿坏了,快弄点吃的。”说完,他抓起一把饼干嚼了起来。
  “噢,你一定是老板的朋友吧,”卡尔鲍夫友好地举起酒瓶,“我们喝一杯。”
  蔡秀林见吴奎群将几个咸鸭蛋放在他面前便说道:“再开几盒罐头,我要和警官先生喝一杯。”蔡秀林坐在了卡尔鲍夫的对面。
  两人推杯换盏地喝了起来。
  卡尔鲍夫瞪着发红的双眼说道:“还是你们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你不也很好吗?穿警服,挎洋刀,喝烧酒,我还羡慕你喽。”蔡秀林举杯说道。
  “好什么好,我在这里混了十几年,始终是个流浪汉,这里不是我的家。”
  “那你就回国嘛,听说那边的生活很好。”
  “好,不好。布尔什维克不让我们回去。”
  吴奎群觉得蔡秀林言语有失,便高声说:“卡尔鲍夫,你还有公事,可别耽误了工作。”
  “什么工作,替日本人干事,还那么认真。”蔡秀林在一旁说道,“再开一盒罐头!”
  吴奎群有些不满,狠狠瞪了蔡秀林一眼。
  蔡秀林见吴奎群不高兴,只好站起身来,嘀咕道:“真抠门儿。”说罢走出门外。
  不久,卡尔鲍尔也踉跄地走出门外。
  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杂货铺门外的草丛中猫着几个人,为首的就是卡尔鲍夫。原来这个白俄异常狡猾,很早就怀疑杂货铺有问题,今天本来是想探探风声,不想从蔡秀林的言谈中发现了一些苗头。于是,卡尔鲍夫便率几名警察潜伏在杂货店附近,进行监视。
  9月25日凌晨,铁山带西岗子的一名情报员准备过江。刚出杂货铺,便被潜伏了四五天的卡尔鲍夫一伙包围,经过搏斗,铁山逃脱,情报员被捕。之后,卡尔鲍夫一伙冲进杂货铺,逮捕了吴奎群,并在杂货铺起获边境地区日军兵力部署图一份、胶卷两个、苏式手枪一支。
  三道沟交通点被破获,惊动了黑河宪兵队,大批宪兵、特务将杂货铺包围,接连捕获了两名前来接头的联络员。
  蔡秀林成了黑河宪兵队头号通缉要犯。
  9月25日晚,在三道沟附近游荡的蔡秀林被宪兵队捕获。
  蔡秀林被带到宪兵队,不由分说遭到一阵毒打。然后,带到审讯室审讯。
  黑河宪兵队分队长黑田敏夫大尉亲自审讯蔡秀林,卡尔鲍夫担任翻译。
  黑田敏夫问道:“我想知道,你们的组织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关。”
  蔡秀林此刻已全线崩溃,他点头道:“是的,我们的组织是为苏联人服务的!”
  黑田敏夫趁势问道:“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蔡秀林竟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张永兴!”接着,蔡秀林又把他知道的情报组织其他成员的情况一一说了出来。
  由于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均在齐齐哈尔,很快这个案件便移送到齐齐哈尔宪兵队。负责这一案件的正是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他立刻责成宪兵队“搜查班”班长土屋雄芳少尉率领宪兵、警察全力侦破此案。
  10月2日,土屋雄芳指挥人马包围了《民声晚报》、养鸡场、鸿发园等地,进行紧急搜捕,很快张永兴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被捕。
  由于张永兴正在苏联未归,张庆国去昂昂溪串门,敌人还一时无法捕到张氏兄弟。
  10月的伯力是美丽的、太阳暖照大地,林荫路旁金黄一片。桦树、杨树舒展着树枝,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整个城市一片宁静。
  张永兴穿着军装,脚蹬皮靴,漫步在加宁大街上,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光。
  傍晚,张永兴和瓦林一起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大剧院,观看当地歌剧院上演的契诃夫名剧《海鸥》。据说,这是一个真正“契诃夫式”的剧本,是现实主义的,也富有诗意和象征性。
  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幕幕逼真的生活场景。张永兴尽管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话剧,但欣赏这样有水平的话剧还是头一回。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剧情之中。
  剧中梅德维兼科和特里勃列夫·多恩的一段对话,引起了张永兴的极大兴趣。
  梅德维兼科:“请问,大夫,您最喜欢外国的哪一个都市?”
  多恩:“当然是热那亚。”
  梅德维兼科:“为什么是热那亚呢?”
  多恩:“在那儿、街上人来人往的,真太妙啦。黄昏的时候,你从旅馆走了出来,整条街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你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东倒西歪、游来游去;你和那些人生活在一块儿了,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你几乎可以相信一种所谓世界的灵魂竟是可能的事情……”
  “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张永兴反复琢磨这句话,“是啊,自己不知不觉中已和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融为一体,已不觉得是在为别国战斗,而觉得在为自己的祖国战斗。”张永兴在潜意识里已经这样认为:他们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
  就在话剧快要结束的时候,四科副科长伊利亚钦科悄悄来到剧场,在瓦林身旁耳语了几句,瓦林便匆匆离开。
  这时,张永兴有一种不祥之兆:出大事了。
  话剧散场后,张永兴登上共公汽车急急忙忙向加宁大街赶去。
  到了加宁大街后,张永兴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向瓦林的办公室跑去。
  当张永兴出现在瓦林的面前时,瓦林的脸色非常不好。他看了一眼张永兴,示意他坐下,“你来得正好,我有件事要和你谈。”
  张永兴坐了下来,神色紧张地看着瓦林。
  瓦林缓缓说道:“刚刚接到的消息,三道沟交通点出事了,我们派去的联络员没有回来。”
  “有人被捕吗?”张永兴急切地问。
  “目前还不太清楚,”伊利亚钦科说:“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东线情报点是否也遭到破坏。”
  张永兴站了起来,急切地说:“那么,请批准我立即动身,回到齐齐哈尔察看情况。”
  瓦林望着张永兴,用低缓的语调说:“波波夫,你想过没有,这次回去将会有很大危险,甚至被捕、被杀。”
  “这些我早就想过了。”张永兴正色说道:“可是我是情报站负责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我的同志们不管。”
  瓦林和伊利亚钦科似乎都被感动了,两人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瓦林开口说道:“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同志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我同意你回到满洲,希望你要多加小心。”
  “波波夫,”伊利亚钦科也关切地说,“这次回去不要走原来的路线,从赤塔经满洲里进入齐齐哈尔,这条线相对安全一些。”
  “谢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张永兴庄严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苏军军礼。
  第二天,张永兴换成便装,手拎一个小皮箱,登上了开往赤塔的列车。
  11月4日,张永兴秘密潜回了齐齐哈尔。早6时,他拎着皮箱慢慢向自己的住处仁惠胡同走去。由于他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在自己的住宅周围发现了几名便衣特务。他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故意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中央路地下工作隐蔽点。
  躺在床上,张永兴苦苦思索。看样子,三道沟的事牵连了齐齐哈尔情报点。他清楚地知道,此时家中还有数百份未及时送出的机密军事情报。如果这些情报落入敌人手中,势必暴露组织的真实身份。不行,无论如何要转移这些情报。
  以后几天,他几次来到仁惠胡同,想潜入自己的住宅,无奈特务看守太紧,无法入内。
  16日,张永兴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悄悄打听谭继恕和魏世芳的情况,不料,听说二人已被宪兵队逮捕。这时,张永兴猛然意识到,情报组出事了。不用说,其他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回到中央路秘密隐蔽点,张永兴销毁了所有文件、材料。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潜入家中,将所有的情报销毁。
  17日晚,张永兴利用特务交接班的空隙,翻墙进入院中,溜进了屋内。他不敢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电台密码本,点燃火柴将其烧掉。这时,他不慎将咸菜坛子绊倒,“咣”的一声,惊动了院外的特务。立刻,七八名特务破门而入。张永兴见情况危急,只好跳窗从后院逃走。
  一口气跑了七八条街,张永兴才定下神来。此刻他挂念着弟弟张庆国。他离开齐市这段时间,张庆国一直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活动,如果这时候回来必定被捕无疑。于是,张永兴回到中央路秘密地点,向富拉尔基、昂昂溪的交通点发了两封告急信。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深夜,风尘仆仆的张庆国赶回齐齐哈尔。一进仁惠胡同的家门便被特务逮捕,当场在他的身上搜出军事情报一份。
  由于张永兴多次往返于中央路与仁惠胡同之间,终于被路上的巡警盯上。
  18日晨,几名巡警闯进了张永兴在中央路的住处。张永兴见是巡警,并没在意。
  一名满脸横肉的警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住在这里吗?”
  张永兴掏出证件,平静地说:“我是做小买卖的,是住在这里。”
  警尉看了看证件,忽然问:“那你总往仁惠胡同跑什么?快说!”
  这时,张永兴才意识到这伙巡警来者不善。
  “我看一位朋友。”张永兴应付着说道。
  “看朋友?”警尉恶狠狠地说,“仁惠胡同都快成了间谍窝,你去那儿看朋友,肯定有问题。”他回头对手下警察说,“带他去宪兵队!”
  张永兴被带到宪兵队后,土屋雄芳根据照片认出了张永兴。他如获至宝,立即将张永兴收押,连夜带人搜查了张永兴在仁惠胡同的住宅。在搜查仓库时,土屋雄芳终于发现了情报组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照相机、化装用具等,还有3500元工作经费;另外还查出从日军内部搜集的军事机密文件几百件。
  破获这样大的“间谍案”,自关东军进驻齐齐哈尔以来还是第一次。此案上报关东军司令部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立即派遣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佐前往齐齐哈尔调查此案的情况,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布了紧急命令,严令“加强防谍对策”,实施了“军事特别地区法”,对有“通苏”嫌疑的“满洲人”可以“不加地方当局批准,立行逮捕”,并有“射杀危险极大间谍”的权力。
  张永兴情报小组在北满战斗了二年零七个月后,终于停止了工作。苏军远东军区在齐齐哈尔的东线情报站不复存在了。不久,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也停止了工作。
  张永兴被捕后,日本特务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山本庄之助大佐一开始便极力劝降他为日军服务,做他们的“秘密工作人员”。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张永兴不为所动,严辞拒绝。
  主审此案的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深知情报组织的联系多为单线,一般组织人员不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所以他把张永兴作为突击审讯的重点对象。
  坂垣自恃自己是情报战的行家,跟许多间谍打过交道,再一次对张永兴进行利诱。
  坂垣很郑重地说:“我看过你的材料,你1896年3月出生于支那山东蓬莱县。在南开读的中学,进入满洲以来,一直从事赤色运动。曾用过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等名字,多次往返于赤俄军事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个出色的谍报人员。我再次提出要求,希望你能悔悟,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张永兴义正辞严地说:“办不到!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我怎么能投降你们,为侵略者工作。”
  坂垣见他态度坚决,便换一种口气说:“既然你不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也不勉强。那么,你就谈谈你们的组织。尤其是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所经历过的事情。”
  张永兴冷冷地说:“我们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和认识的人,不准对任何人讲起。”
  坂垣恶狠狠地叫道:“我会让你开口的!”
  敌人见利诱不成,就使用严刑逼供。土屋雄芳先对张永兴施以水刑。特务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仰天绑在凳子上,然后用水壶里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里和鼻子里。不一会儿,张永兴的肚子鼓得像个大皮球。这时,刑审特务又骑在张永兴身上,把他肚子里的水全挤出来。这样,反复地灌水,用了几个小时的刑。张永兴面对敌人的野蛮行径毫不畏惧,紧闭双眼,以死相待。后来,敌人又用了多种重刑,企图从张永兴口里了解国际情报组织的情况,但终未如愿。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使张永兴几度昏死过去。张永兴嘴里流着鲜血,始终咬紧牙关不说话。
  敌人见张永兴毫无惧色,怕他在重刑下有死亡的危险,就决定改变方法。他们将张永兴的妻子孩儿找来,对他们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你丈夫早一天改变态度,向我们讲清楚,我们就释放他回家。”
  张永兴面对家人说道:“我的事你们不知道,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我的事我自己担着!”
  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张永兴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不久,关押张永兴的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又押来了一名“要犯”,他就是张永兴的战友许志岚。许志岚也是一条刚强的汉子,敌人在他的身上依然捞不到什么油水,便将他扔到一间二三十人的“大号”里去。这里关押着不少抗联战士、山林队员和原东北军的士兵,自发地形成一个很强的战斗集体。
  许志岚看中了这一点,决定趁机越狱逃走。他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由他和抗联三军的一个连长李火山负责暴动越狱。很快,他们用秘密的方式串联了同一监号的近百名犯人,决定在年底发动越狱大行动。
  几名山林队的队员用门折页磨制成了匕首,几名抗联战士把竹筷削成了锋利的竹针。
  此刻,许志岚心里惦记的仍是张永兴。越狱时,他的首要目标,不是向外逃,而是折回要犯“监号”营救张永兴。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转眼到了12月30日。临近新年,日本督导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值班的军警也无心看守,心思早飞到了小酒桌上。
  这一天夜里,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冲出这个人间地狱。
  12月31日上午6时,许志岚等人趁军警给犯人送早饭之际,用准备好的匕首、竹针刺杀军警,抢夺武器冲出牢房。
  霎时,院内人声鼎沸,喊杀震天,枪声四起。许志岚等人不顾一切地向重犯监号冲去,企图营救张永兴。无奈被岗楼上的机枪封住去路,无法冲进去救张永兴。最后许志岚只好和一百多名犯人冲出牢房,向外逃去。
  一百多人的暴动队伍,在许志岚、李火山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寻找抗联。
  1月1日早晨7点左右,暴动队伍到达小哈伯村。下午2点,从西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在屯子上空来回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不出十分钟,公路上就出现了四辆满载着日军的卡车,在距屯子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下,大约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跳下车,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摆出进攻的阵势,小心翼翼地向屯子围拢过来。这时,李火山很沉着地对大家说:“鬼子来包围我们了,可我们只有七八条枪,大家不要怕,让老许带着你们往东跑,我来掩护你们!”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李火山带领着几名抗联战士用仅有的七八条枪狙击着成百的鬼子兵。仅仅十分钟,鬼子便冲破了李火山他们组成的薄弱防线,八名勇士壮烈牺牲。
  许志岚带着大批越狱的犯人没有走出十里,便遭到伪满军的阻击,这时,鬼子的追兵也赶到了,两面夹击,当场就被打死40人。许志岚带着大家拼命地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三天后,越狱的犯人,除冻死、遭枪杀的外,其余50多人尽数被日军捉回,许志岚下落不明。恼羞成怒的敌人,残酷地将捉回来的50名犯人全部枪杀。
  越狱事件的发生,使日军宪兵胆战心惊,他们害怕再发生类似事件,决定紧急处理张永兴等一批“要犯”。
  坂垣在给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写道:“……苏联间谍张永兴,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着当初拟定的方针,收买不成则刑审后枪决。”
  东条英机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责成齐齐哈尔日军宪兵队执行。
  坂垣拿着东条英机签发的判决书,来到牢房亲自向张永兴宣读。然后,坂垣用同情的口气说:“张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为你惋惜。不过,死刑还没有执行,你还是有生存的希望的。你好好想一想,做为一名满洲人,为俄国人送命,值得吗?你要三思。”
  张永兴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用沙哑的嗓子说:“ 我告诉你,坂垣,我是爱国的中国人。中国正遭受你们的侵略,我不能坐视不顾,现在中国人民不能马上把你们赶出中国,但我们要同侵略者血战到底。我们要解放自己的国土,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我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我的祖国,我确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为此,我死而无憾。”
  坂垣呆呆地愣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曾是个基督徒,信仰过上帝现在跟赤色魔鬼搅在一起,不怕上帝惩罚你吗?”
  张永兴冷冷地说道:“本来就没有什么上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坂垣被眼前这条硬汉折服了,他默默地退出了牢房。
  一直主管此案的土屋雄芳看到了判决书以后,非常想知道张永兴会有何反响。
  一天深夜,他来到张永兴的牢房,还特意带了一瓶日本清酒请张永兴喝。这一次,张永兴没有拒绝,喝下了土屋雄芳带来的日本清酒。
  土屋雄芳神秘地对张永兴说:“想必坂垣分队长已向你宣读了判决书,不知张先生有何感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永兴豪迈地说道。
  土屋雄芳阴险地眨了眨眼睛,“恐怕你所谓的功绩,是不会载在你们国家的史册上的。”
  张永兴平静地说:“我爱我的祖国,我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人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无所求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
  土屋雄芳无言以对,他苦笑了一下说道:“我原只知道有大和魂,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支那人的勇气,支那魂也是很了不起的。”
  1937年1月5日,清晨。这一天格外的宁静。北大营外白雪皑皑,几株青松更显苍翠。
  几辆囚车缓缓驶来停下,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跳下车分列两排站好。
  随着一阵脚步声,张永兴、张庆国等八名国际情报战士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来。
  坂垣作为行刑的指挥官,披着军大衣站在远处,凝视着这群视死如归的抗日志士。
  行刑的日军士兵排成一排站好。张永兴等八名勇士面对着宪兵站成一排。
  坂垣抽出指挥刀高叫:“预备——瞄准!”
  行刑的日军士兵举起了上了膛的三八步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张永兴发出了怒吼。
  一阵枪响过后,张永兴等八位烈士倒下了,鲜血洒在了苦难的东北大地上,染红了皑皑白雪。
第五章 从莫斯科归来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7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站在一处高楼的平台上观看远处的学员训练。
  别尔津满意地说:"阿尔布拉莫夫同志,感谢国际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阿尔布拉莫夫谦虚地说:“我没做什么,这都是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功劳。”
  提到皮亚特尼茨基时,大家都不作声了。能看出阿尔布拉莫夫的内心非常痛苦,他脸上的表情似乎都僵硬了。一旁的廖雯初心里也不是滋味。别尔津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自然明白其中的内幕,他虽然也替皮亚特尼茨基惋惜,但他却不会轻易表露什么。
  过了一会儿,别尔津对廖雯初说:“瓦西里,你提供的中国同志非常优秀,我这里也谢谢你的帮助。”
  廖雯初急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停顿了一下,问道:“别尔津同志,你是怎么想起要扩充这座学校的呢?”
  别尔津得意地说:“这个想法早在去年年初就成型了。虽然你们的训练学校办得很好,但比较单一,只是无线电培训。而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对情报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样,创建一所全面、系统的特工学校也就迫在眉睫。”
  阿尔布拉莫夫接口道:“是啊,谈起扩建学校的事,还得感谢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没有他也就没有学校。”
  别尔津点头说:“是啊,提起缪勒尔,我就又想起了去年年初的情景……”
第2节 “间谍”在这里诞生
 
  ★ 特种学校
  1934年2月,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的森林中,座落着一栋灰色小楼,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围墙。一切都显得宁静安详,就像是在苏联常见的疗养院。然而,这不是一栋普通的建筑,这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的所在地。偶尔从这里路过的人会发现,树林中隐藏着荷枪实弹的哨兵。进出这所建筑的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有黄头发、红头发、黑头发,并且操着各国的语言。这里,其实又是一片禁地。因为,在这座建筑100米之外,悬有一块警示牌:谢绝参观,无证件者禁止入内。
  在情报学校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身军装,年约四十的一位军人正凝视着窗外。此人,便是情报学校的校长,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
  “校长同志,第一期毕业的三名中国学员奉命来到。”校长助理米哈依尔上校进来报告。
  缪勒尔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很好,让他们进来。我要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
  房门一动,三名身着苏军军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齐声用俄语报告:“报告校长同志,第一期中国学员向您报到!”
  缪勒尔微笑着走到他们的面前说道:“小伙子们,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利用你们所学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停了片刻,他又说:“在临行前,我赠给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说完,他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三个中国年轻人面带喜悦,相互看了看。然后齐声答道:“愿为共产主义而战!”
  “我勇敢的士兵们,出发吧!”缪勒尔大手一挥,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
  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立刻敬礼,转身走出门外。不久,米哈依尔走了进来。
  缪勒尔带着欣赏的口气问道:“米哈依尔,这三个中国学员的中国名字叫什么,是由谁介绍来这里的?”
  米哈依尔回答说:“他们的中文名字叫王济之、李发、徐义德。是由中共满洲省委的张同志介绍来的。这次,他们将去满洲的安东、营口等地开展工作。”
  缪勒尔又问:“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米哈依尔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据杜曼宁同志讲,好像是位潜伏在奉天的德国女同志。”
  “索妮娅!”缪勒尔高兴地说:“一定是她。”
  “校长同志,”米哈依尔问道:“您认识她?”
  缪勒尔点了点头,“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济之等人离开学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国学员来到了军事情报学校。他们分别是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是学校的第二期学员。
  纪守先,毕业于吉林省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冬,在哈尔滨参加国情情报组织,代号万尼。
  黄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抗日铁血救国军。1932年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瓦夏。
  赵国文,就读于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舒拉。
  由于第二期学员知识水平高,又多数为中共党员,军事情报学校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学校必开的政治、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外,还着重对第二期学员进行“自制炸药”、“速燃法”、“反跟踪术”等科目的训练。
  缪勒尔发现纪守先知识渊博,并且颇有语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语),是个难得的情报人员,便多次和他交谈,希望他能成长为一名高级别的情报人才。
  1934年2月刚过,缪勒尔便将纪守先找到自己那间温暖的办公室里促膝谈心。
  “万尼,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能谈一谈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吗?”缪勒尔问。
  “校长同志,我认为情报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运用情报的特殊手段来服务于革命斗争。”
  “好极了。”缪勒尔赞同道:“你的认识上升了一个高度。我有个想法,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苏联为红军服务。”
  “可我是个中国人,”纪守先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要回去战斗!”
  缪勒尔似乎被感动了,他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个月过后,纪守先告诉黄振先训练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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