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员：克拉斯·塞尔曼（爱沙尼亚）
柳芭·伊凡诺夫（苏联）
安娜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德国）
尾崎秀实 （日本）
方文 (中国)
常同志 （中国）
佐尔格核心小组的一半人马，后来都成了佐尔格在日本“拉姆扎”小组的成员。通过在中国情报工作的锻练，他们都成长为坚强的红色国际特工。
第6节 佐尔格最后的杰作
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世界上崛起。
——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在离开中国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营救牛兰夫妇。要想了解“牛兰夫妇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苏联驻上海领署被万国商团包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则因在中国的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各方检讨之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
西方学者认为，牛兰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兰夫妇的真实姓名。牛兰有十几个化名，“牛兰”则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0岁时便失去父母，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牛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牛兰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肃反委员会）。此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产国际选定牛兰作为派往中国的特使，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当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联络渠道，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到1929年，牛兰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次年，他的妻子达吉亚娜·玛依先克也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牛兰夫妇在华期间，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工作：接收中转信件，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据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他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圈内口碑颇佳。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妇是经验丰富的特工，来到上海后，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牛兰夫妇设法搞到了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
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及娘姨（保姆）赵杨氏先后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从现有资料看，牛兰夫妇被捕的主要原因是连续发生了两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当时该同盟是一个公开的工会组织。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从现存审讯笔录中看，牛兰夫妇被捕后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他们拒绝回答警方的讯问，指定德籍律师费舍尔博士出面交涉。警方最初试图从嫌疑犯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清牛兰夫妇的来历，但当时上海外籍人士中持有几国护照和不同姓名的外国人并不罕见，甚至有“我们的面孔就是护照，就是身份”的说法。警方又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语言上打开缺口，证实嫌疑犯是苏联人，但当时年仅4岁的吉米只会说德语。
令警方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秘密逮捕牛兰夫妇的举动引发了一次次抗议。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通过律师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她在牛兰家中一直受到尊重，并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抚养，等待牛兰夫妇无罪释放；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官员私下对律师威廉姆斯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然而，8月10日，牛兰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给国民党军事当局。
国民党强烈要求“引渡”牛兰夫妇源于另一突发事件——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转经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在上海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4月26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指联络站），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Nougat）。同年6月上旬，牛兰获悉中共特科负责人变节的消息，马上通知联络站的三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上海，而牛兰则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当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认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以求一举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倡导人蔡特金曾出任该组织的主席。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证实是苏联间谍，也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秘密处决。共产国际综合各种情报后认为：牛兰夫妇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仍被关押在南京某监狱中。
1932年元旦刚过，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中，将方文、史沫特莱等人召集在一起，研究援救牛兰夫妇的办法。
佐尔格先介绍了一下目前掌握的情况：“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南京路49号公寓的房间(秘密联络点)里查出三个铁箱子，箱中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泛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上海支会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使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情况。他们被捕原因是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为此，共产国际准备发动全世界范围的抗议运动，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
史沫特莱当即表示，她要动员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发宣言、提抗议。
随后，佐尔格又进一步分析道：“蒋介石接到抗议后，肯定会狡辩说，牛兰夫妇是在上海外国租界被捕的，国民政府对此案一无所知。因此，确切查找牛兰夫妇的关押地，成了我们情报系统的重要任务。只有掌握了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的确凿证据，国际进步力量才有和国民政府交涉、斗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的秘密侦察工作，就是这次国际斗争的前奏曲。只有前奏曲作得出色，才能引出主题歌。一句话，没有我们的秘密侦察，这次国际反蒋斗争就不能发动。前一段是秘密斗争，后一段是公开斗争。”
最后大家商定，由史沫特莱负责抗议斗争的准备工作，由方文负责侦查牛兰夫妇的下落。
第二天，方文找到了柳忆遥。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CC派，确切的说是陈立夫管辖的中统手里，而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许多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方文希望他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出线索。
柳忆遥欣然接受了这项新任务。他笑着表示：“国民党特务势力都在咱浙江人手里，这种关系不难找到，你等我的信吧。”
两天以后，柳忆遥便来告诉方文，他有一个可靠的亲戚，认识CC派的张冲。
方文得到这消息如获至宝，因为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是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经过进一步打探，证实张冲不仅知道牛兰夫妇被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
佐尔格听取了方文的汇报后，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只满足于这点信息还不够。因为国际进步势力不能只凭情报小组的口头情报去声讨蒋介石。最好能有一些确凿的文字材料，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才能证明牛兰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的抗议活动。”
方文认为佐尔格的要求过高，要冒巨大的危险。中统大特务如此做，不啻于为自己制造了“暗通共党”的罪证，他认为张冲未必敢为共产党冒这个险。
佐尔格却满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张顺章，马顺章么？只要我们方法对头，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方文觉得佐尔格说的有理，于是，再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接到任务后，并未觉得有多冒险，反而认为可以一试。
又过了两天，得到了张冲的回答：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二万元。
后来才知道，二万元是指二万美金。这样的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别说佐尔格拿不出来，就是“蔡老板”一时也筹不到这么大一笔款子。
佐尔格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照价付款，但需先交字条，后付款。
为此，情报小组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方文认为：“二万美金是多么大的一笔钱，能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现在毫不痛惜地将这笔巨款送给国民党特务，未免太不爱惜革命财产了！”他坚决不同意浪费这样大的一笔钱买一张小小的字条。
佐尔格则认为：“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既有了牛兰的字条，又等于我们已收买张冲为我方的情报员。我们手里有了这个把柄，他就不能不为我们工作。”最后，佐尔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牛兰的生命重要？舍不得钱，就得不到证据。你必须认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钱计算。”
佐尔格说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筹集这笔巨款。
万般无奈下，佐尔格只好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牛兰夫妇的进展情况，要求组织上火速送来两万美金，用以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资金。
莫斯科中央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尔滨有一处共产国际远东地区的秘密联络站，确切地说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机关，所有往返中国的情报人员，都必须在此报到，转接关系。负责人是位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巨款的任务就交给他来完成。
为了安全起见，西伯勒尔将薄薄的钞票捆儿分散地放在各个口袋和一条专门缝制的贴身腰带里。可以说西伯勒尔浑身都是钱。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此人，便是后来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
布劳恩受共产国际（实际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委派，前往东北进行对日情报侦察工作。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布劳恩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辗转到哈尔滨，在西伯勒尔的联络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由于布劳恩到东北后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上级严厉地批评了他，为此布劳恩在哈尔滨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今，他听说西伯勒尔要去上海，强烈要求和西伯勒尔同行。西伯勒尔考虑，两个人上路能互相照顾一下，便答应了布劳恩的要求。
两人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在傍晚时分到达新京（长春）。第二天，火车继续南驶，到达大连后，两人换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上海。
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位，布劳恩不知道送钱一事）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西伯勒尔返回了东北，而布劳恩则滞留上海不归。尽管共产国际对布劳恩此举十分不满，但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阿瑟·尤尔特却替布劳恩说了不少好话。不久，布劳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万美金，方文便遣柳忆遥前去交易。很快柳忆遥把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外国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认识俄文，难辨真假，只好尽快交给了佐尔格。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望速付对方。”
货款交给对方后，国际进步势力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却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横加阻挠。所有这一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的连续报道很快传播全球，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醒目标题。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而且按特工人员的纪律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二万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牛兰案件结束了，但这个交易线索却无法割断，结果却导致佐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因为在这次交易背后，无形中留下了佐尔格情报组织和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他们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种种迹象表明，交易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特务己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为安全起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当时佐尔格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别尔津来电，告诉他中央对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曾无限留恋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佐尔格、方文、柳忆遥、肖炳实同时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组只剩下一个陆海防，因他未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也对这项工作毫不知情，故无需撤离上海。
佐尔格情报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有好几份情报得到莫斯科总部的高度评价。在短短的三年中，佐尔格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成员多达数百人，同时向苏联输送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底，佐尔格和克劳恩经海参崴回到了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在中国的三年，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另外，他和克劳斯、安娜及尾崎秀实等人共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以后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理查德·佐尔格回到莫斯科后，接受了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的指示，于1933年9月抵达东京，组建代号“拉姆扎”的情报小组，开展对德、日法西斯的战略侦察活动。仅在最后三年，佐尔格就向苏共中央发出了65420组密码，即32.71万个字！这些情报包括：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谈判内容及德军在苏联边境集结情况、日本的汽油贮备量、日本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情报……等等。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及数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尔格在中国现场拍摄和记录下来，寄回当时的德国保存下来的。
拉姆扎小组的成员来自九个国家：日本、苏联、德国、朝鲜、中国、美国、南斯拉夫和丹麦。报务员是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日本东京被捕。1944年11月17日遇难。佐尔格牺牲后，他的日本妻子安葬了他的遗骨，并为他竖了一块灰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安息吧，英雄！为反对战争，为全世界的和平献出了生命。”
第二章 怪西人和他的战友们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2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正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交谈。
皮亚特尼茨基认真地说道：“佐尔格在中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他的业绩很让我们吃惊。”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是啊，理查德不愧是优秀的谍报专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他的继任者到了没有？”
皮亚特尼茨基说：“接替佐尔格工作的约瑟夫·华尔顿已经启程了，估计下个月就会抵达中国。”
这时，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推门走了进来。
廖雯初对二人说道：“领导同志，前往中国工作同志的名单已经拟好。”
特里利瑟尔点头说道：“很好，为了支持中国红军与白匪作战，我们要派大批懂军事的同志到苏区去。”
皮亚特尼茨基在一旁说道：“不要落下奥托·布劳恩，他一直希望到苏区去。”
廖雯初开口道：“特里利瑟尔同志，恕我直言，我认为奥托·布劳恩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此人脾气也不好，难以和同志相处。”
特里利瑟尔沉思了一会，问皮亚特尼茨基，“你看怎么办？”
皮亚特尼茨基想了想说：“那就让奥托·布劳恩暂时留在机关，做为尤尔特的副手，先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再说。”
第2节 千里大护送
1933年春，继佐尔格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莫斯科中央总部便派两位同志来到上海。
一位是被称作“老师”的苏军情报部特派员（此人也是佐尔格的引路人）。另一位是苏军远东情报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上校，奉命接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仪表堂堂，很有些军人气派。
约瑟夫·华尔顿，也叫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原名里赫坚施坦，曾化名博什博士、亚科夫·果列夫、华尔顿、劳伦斯等，犹太人，生于拉脱维亚里加附近一个犹太教牧师家庭，1918年克列缅楚格中学走读生毕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工农红军，在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任部队政工人员和报纸编辑，后任工农红军政治部新闻局局长，1928年10月至1930年10月在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除俄语、拉脱维亚语外，精通德语。毕业后被调入工农红军总参侦察局，此后多年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3年6月在柏林和理查德·佐尔格会面并交接工作，随即赴上海接任红军总参侦察局上海站（亦即中国站）站长，1934年4月在上海和上级派来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老师首先将方文引见给华尔顿，方文立刻向他移交工作，一俟交待清楚，方文就撤离了上海，赴莫斯科受训。他遗留的工作由陆海防接替。
华尔顿迅速了解了佐尔格情报组织中的成员情况，并开始系统地整理各种遗留的情报资料。不久，在华尔顿的领导下，新的情报组织开始工作，嘀嘀哒哒的电波又飞向了莫斯科。
这时，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博古、洛甫同其他同志去中央苏区。行前，要求尤尔特将奥托·布劳恩也派往苏区。尤尔特征求布劳恩的同意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请示。不久，得到了答复：同意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由于这份电报来得迟了一些，博古等人已先期离开上海，布劳恩只好继续呆在上海，等候交通站的同志护送他到苏区。
6月，新委任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与奥托·布劳恩相熟，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弗雷德是上级，他要求奥托·布劳恩执行他的指示，但很快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为此，布劳恩去苏区的心情更迫切。9月底，布劳恩去中国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行前，尤尔特交待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央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10月初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布劳恩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一位叫林刚的中国同志陪同下启程。布劳恩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为防意外，怀里还掖着几百美金。他口袋中深藏着一本中国国内护照，其中填好要去的地区有意不包括他的目的地——江西。华尔顿派了一辆德国牌照的轿车送他们到黄浦码头，随后他们登上一艘英国货轮，消失在浩淼的大海之中。
第三天早晨，船到广东汕头，林刚找到了特科交通站的联络员王军，并立即由他带路，乘一辆长途客车北上，向内地潮安进发。潮安是国民党的封锁区，再往北就是中央苏区了。他们到潮安后步行出城，向潮江江畔走去。
这时，几名国民党地方保安队队员拦住他们的去路，带着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他们一番。一个小头目问道：“干什么的？”
王军回答道：“这位是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参观一下附近的古代寺庙。”
小头目见布劳恩身高马大鹰目钩鼻，十足的一个洋人，没敢多说什么，急忙让路。三人继续前行。到了潮江，王军将布劳恩、林刚带上一条隐蔽在灌木丛下的小船，让二人在狭小的船舱里足足躺了两昼夜，二人又饥又渴，十分难受。
第三天傍晚，一条拖轮拖着许多小船向上游进发，布劳恩他们的船夹在其中。第四天黑夜到达韩江、梅江的交汇处三河，改道向江西境内驶去。第五天黎明，拖船在赣粤边界的石正停下。布劳恩等人弃船登岸，进入江西留车地区。这里是国民党的管辖区，因离苏区很近，盘查特别严。
按照预定的计划，布劳恩一行在一块水田附近的农舍里等候红军战士来接应。因带路的王军迷失了方向，找了一个上午才找到，错过了接头时间。傍晚，三人来到那间农舍里休息，王军出去找地下党接头。
半夜，几名国民党军士兵突然闯进来，大声盘问，林刚从容应对。这时，进来一位佩上尉领章的军官，死死盯着他们看了一阵子。
军官阴森森地问：“前面就是匪区，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林刚说道：“这位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去那里考察寺庙文化。”
“不行，进入匪区的人都有通共嫌疑。”军官强硬地说，“你们跟我到团部去一趟。”
林刚正色说道：“你们竟敢这样对待德国朋友，我要到南京政府告你们去。”
“少来这套。”军官气势汹汹地说，“老子还没听说哪个外国人愿意去匪区，这里肯定有问题。快跟我走!”说着拔出手枪。
哪知，林刚比他更快，突然，他已抢先拔出一支德国鲁格手枪，“当当”就是两枪。那个军官应声倒在地上，其他的国民党兵吓得扭头就跑。布劳恩趁机拾起国民党军官的手枪，两人向屋外冲去。
两人绕过村庄，沿着水田的窄小田埂，拼命地奔跑。布劳恩在田埂上笨拙地走了几步，便一头栽进水田。这时，附近的国民党士兵已经赶了过来，呼啸的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
突然，几个头戴斗笠的精壮青年手持驳壳枪像旋风一样冲了过来，乱枪齐射，打退了国民党士兵的进攻。这时，王军跑了过来，大声喊：“林同志，我们来救你们了，不要慌!”
几名持驳壳枪的青年架起布劳恩，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在小树林里，王军告诉他们，这几位青年人是红军总部手枪队的，奉保卫局长邓发之命，特地来接应布劳恩。
布劳恩显得非常激动，哇哇地说了好一阵。林刚忙替他翻译，告诉大家：“布劳恩同志说，他一次见到红军战士。他非常敬佩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
为保密起见，布劳恩头戴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手巾，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在红军战士的簇拥下，又连续走了两个夜晚，终于安全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此行虽历经波折，甚至出现危险，但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最终化险为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林刚在这次护送行动中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改名叫李德的布劳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护送此人，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执行的一项艰巨任务，它开创了情报人员护送高级领导人穿越敌占区的先例，为后来的护送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3节 双雄传奇
为便于在中国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华尔顿在核心情报小组中，征召了四名中国助手。
陆海防，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北伐战争期间到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潜至上海，后在方文的引荐下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刘思慕，又名刘燧元，毕业于岭南大学。1926年，经鲍罗廷推荐，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后转至德国学习。1933年秋归国，经肖炳实介绍，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黄维佑，又名黄君珏，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蒋浚瑜，又名蒋渊若，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陆海防主管情报资料整理，收集，是华尔顿的贴身助手。
刘思慕利用特殊的身份打入国民党高层，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提供核心机密。
黄维佑，负责和刘思慕直接联系，取送情报。
蒋浚瑜，负责通信联络站，寄给黄维佑的情报，都投入以“蒋渊若”名义设立的信箱。
当时，华尔顿在国民党高层有三个重要关系。一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作战科上校参谋陈绍韩，最后一个便是武昌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思慕。
另外，华尔顿还掌握一个绝密的关系，那就是在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任少佐课长的川合定吉。
在这里，刘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迹，是要重重地书写一笔的。
★ 刘思慕敌营脱险
1934年12月，长征红军离开江西转进湘黔。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在武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因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与甘乃光私交很好，便推荐他出任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甘乃光是刘思慕岭南大学时的同学，刘思慕考虑，如果利用他的关系打入武昌行营，相信会对情报工作有很大帮助。
这时，华尔顿正因章文先离开后，组织上失去在敌人核心机关的情报来源而犯愁。听了刘思慕的建议后，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甘乃光当时正网络人才，安插亲信。像刘思慕这样喝过洋墨水的“笔杆子”，当然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刘思慕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进入了武昌行营第五处，当了一名上校法规专员。1935年初，刘思慕便率一家五口抵达武汉，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楼上。
不久，刘思慕便和另外几个专员打得火热，很快得到了不少情报。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大量机密、绝密文件带回家去偷拍，然后，到汉口把胶卷交给情报组织派来的交通员。情报组织收到情报，整理后用电台发给莫斯科中央总部。
3月13日，刘思慕和太太曾菀（曾兆蓉）带着胶卷和密件来到约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见到了交通员王墨磬（汪默清，黄维佑的丈夫）。三人见面格外高兴。
相互问候几句后，刘思慕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王墨磬：“老王，胶卷和文件都在这里，情况十万火急，请你务必尽快交给华尔顿同志。”
王墨磬接过信封，郑重其事地说：“老刘，你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总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上海方面可能有新的任务要我去执行，下次不能来了。组织上会临时指派别的交通员，详情待下次见面时通知。”
4月下旬，根据黄维佑的来信，刘思慕偕同曾菀带了胶卷及其他密件，按预先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来到约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找新来的交通员接头。到了那里，人不在，茶房却一再叫他们进屋去等候。这种违反常规的接待方式，引起了刘思慕夫妇的怀疑和警惕。他们没有进房间，立刻离开了旅馆，转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打电话询问他们要找的人回来了没有？接电话的人连声说：“回来了，请你马上来。”刘思慕夫妇更加觉得蹊跷，没敢再去旅馆，马上过江返回武昌。回到家里，刘思慕越想越不对头，意识到刚才接电话的人可能是特务，冒充交通员在那里守候他们上钩的。为了安全起见，他当机立断，迅速把预定要交给交通员的胶卷、密件毁掉，然后马上给上海的黄维佑打电报，隐约其辞地暗示联系不上。
华尔顿接到刘思慕的电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黄维佑乘飞机赶到武汉。
黄维佑在汉口紧急约见了刘思慕。她告诉刘思慕：“那个交通员是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大概是出事了。华尔顿要你们夫妇马上从武汉出走。”并给他们350元钱作旅费。
刘思慕夫妇立刻紧张行动起来。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决定分头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然后再定行止。刘思慕以去广州探视重病的老父为由，向甘乃光请假，当晚出走，先到北平，又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几天后，曾菀也托辞父病垂危，带着三个孩子乘长江轮赴上海。出发时，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了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刘思慕的身份。
长江轮刚到南京下关，曾菀便上岸打电话找张畏凡，托张打电话给上海黄维佑接船。她没料到此时特务已经在跟踪她了。
曾菀到了上海，黄维佑恰巧来晚一步，曾菀见没人来接，而东亚旅馆有人上船来接客，便想既然和思慕约定过到南京路东亚旅馆会面，不如就先坐东亚的车直接去旅馆。
等黄维佑后来赶到码头，从船员处获悉曾菀已去东亚，便先通知了陆海防，然后自己去东亚看曾。黄刚离开东亚，陆也来了。他问曾菀，刘思慕到哪里去了？曾不了解陆的为人，不敢多说，只说思慕先她离开武汉，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行踪。陆因与华尔顿有约会，呆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时特务已经跟踪到了旅馆，就住在曾的隔壁，误以为陆海防是刘思慕，将其逮捕。
不久，华尔顿也失踪了。黄维佑见势头不妙，立刻领着曾菀和三个孩子以及保姆，住到了法租界的沧州饭店。
两天后，刘思慕自津抵沪，下了火车就直奔东亚旅馆而来。当走到东亚门口时，看见有特务守候，便知道大事不好，匆匆离开旅馆，就在《申报》老朋友吴景崧的家里借住了一夜。次日给黄维佑打电话，才到沧州饭店和家人会合。
黄把华尔顿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刘思慕夫妇，大家都认为上海已留不得。刘思慕全家便在留德时的同学程其英家中躲蔽起来，准备伺机离开上海。程其英因与王陵基的姨太太关系很好，便打着这个四川大军阀的旗号，巧妙地掩护了刘思慕一家。而因为这些特殊关系，特务们虽然一度发现了刘思慕等人的行踪，最终还是让他们成功逃脱了。
几天后，刘思慕一家来到苏州，躲在另一位朋友陈正飞家中。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国际情报组织的大部分人员都失去了消息。于是，刘思慕决定到太原投奔留德同学杜任之，让他帮助寻找中共党组织，让曾菀和孩子暂留苏州陈家等候消息。又经过许多曲折，最后刘思慕夫妇在山东泰安会合，在冯玉祥将军的掩护下脱险。
刘思慕，脱险后去了日本。1937年回国。曾先后在上海、武汉、云南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转赴香港，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中国世界史研究所所长。1985年2月21日病逝。
★ 川合定吉的使命
1935年1月，东北。
呜——！平沈线上一列客车在行驶。
车厢软卧中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西服革履，气宇轩昂，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飞逝的景色。
“笃笃！”外边传来粗暴的敲门声。年轻人把门打开，两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命令他拿出证件。
年轻人看了他们一眼，傲慢地掏出证件。待日本宪兵看后，其中一个恭敬地说：“原来是特务机关的人，打扰了。“两名宪兵急忙走出去，将门轻轻关上。
此人是日本人，名叫川合定吉，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曾在《上海新闻周报》作过记者。1929年由佐尔格发展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1930年通过日本外务省北京特使的翻译副岛隆规，认识了关东军参谋部参谋长阪垣大佐。坂垣对川合的学识特别赏识，拉他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到1935年，川合定吉已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一名少佐课长。五年间，他通过他的联络员、现任奉天宪兵队翻译的副岛隆规，共偷运、复制了370多份秘密文件，由中共北平特科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佐尔格称赞他是“英勇的情报战士”。华尔顿把他誉为“我们最忠诚的朋友”。
此次，川合定吉准备赶往北平，会见华尔顿派来的情报员。
到达北平后，为避人耳目，他仍旧用《上海新闻周报》记者的身份登记住宿。
中午，他的中国联络员杨青林如约来到他下榻的六国饭店。
杨青林，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中共北平特科成员。长期潜伏敌穴，多次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并广泛搜集敌人的各方面情报，是位机智勇敢的情报战士。1931年，奉党组织的指示，肩负起共产国际秘密联络员的使命。
川合定吉见到杨青林后非常高兴，两人在东交民巷找了一间咖啡厅坐下来。
“华尔顿同志有什么指示吗？”川合定吉问道。
“有。”杨青林四下看了看，低声说：“他让你密切注意苏联边境上的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有迹象表明，他们要发动对苏进攻。”
川合定吉点了点头，“请你转告华尔顿同志，这一直都是我工作的重点。”
杨青林又将华尔顿的最新密码交给了川合定吉。两位战友在依依不舍中惜别。
第二天，川合定吉赶到奉天，把上级的最新指示传达给副岛隆规，随即乘火车返回哈尔滨。
2月15日，川合定吉以哈尔滨特务机关少佐的身份来到了边境城市绥芬河。
在以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川合定吉先后考查了绥芬河、东宁、虎头、饶河、抚远、黑河等边境地区。他发现日本关东军正加紧构筑要塞，筑垒区域。而且，他发现这些大型的军事设施都建筑在距苏联边境十几公里远（甚至是几公里）的地方，完全是进攻型工事。
同时，他还发现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浅野大佐训练的白俄部队第1野战情报队也频繁在边境地区出没，看来是随时准备渗透到苏联去。
年初，白俄事务局在哈尔滨成立，利用白俄整理俄文文件和记录，对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侦察，并建立了白俄特殊移民区和白俄森林警察队，以达到以俄治俄，进而以俄反俄的目的。
3月初，川合定吉回到了哈尔滨。他顾不上休息，立刻将沿途所搜集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然后带上材料乘火车去奉天交给副岛隆规，让其转交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3月5日，就在川合定吉交给副岛隆规情报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部派人来找他，说有一位远道的同事要见他。
一路上川合定吉心事忡忡：远道来的朋友，还通过参谋部的人来找他，莫非其中有诈？
川合定吉来到司令部下属的官佐宿舍会客厅，静静地等待着。他不知他将面临的是什么。
十分钟后，房门一响，勤务兵将一名身材高大的军官引了进来。
“川合君，你好哇！”那名身材高大的军人笑呵呵地问候他。川合定吉一愣，随即认出，来人竟是自己的好友、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参谋武田义雄。
1929年，川合定吉在《京都新闻》任记者，他以一个诚实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主义战士的身份同日本、中国的进步同事们，以及反帝组织进行公开和地下的广泛接触与交往。并以“黑山敏夫”的名义发表评击军国主义的文章。为此，东京警视厅将他拘捕。武田义雄很欣赏他的才华，便以军部参谋的身份将川合定吉保释出来，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事隔五年，两人异国相逢，自是格外高兴。
“武田君，怎么会是你！”川合定吉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噢，升到了中佐了。”
武田义雄笑着说：“我现在已是日本驻苏联的副武官。这不，关东军参谋部搞了一个苏俄战略研讨会，请我来参加会议的。会上，我遇到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藤麟三将军，他说你在他们那里，而且就在奉天公干。所以，我就找上门了。”
“武田君，你我五年不见，一定好好叙谈叙谈。今天晚上我请客。”川合定吉热情地说。
入夜，武田和川合在沈阳一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菊池料理”坐下来，喝酒谈心。
在一间典型的日本房间内，两人坐在榻榻米上。他们的面前摆放一张精制的黑漆楠木桌，桌上摆放着生鱼、青菜、豆腐、肥牛、鸡片……还有一瓶日本米酒。
“想不到哇，”武田给川合斟上酒，“一名和平主义者，竟穿起军服，拿起武器，加入了战争的行列里。”
“我也没想到，”川合也给武田斟酒，“积极反共、仇视苏俄的军部参谋竟当上了驻苏俄的副武官。”
“这么说，我们二人都有所改变，”武田举起酒杯，“来，为我们双方的变化干杯！”
“不，还是为我们的重逢干杯！”川合说道。
“咣！”两只酒杯碰到一起，两人一饮而尽。
“川合君，能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
川合定吉当然知道武田义雄问的是什么。
“我想，我做情报工作是能胜任的。”川合定吉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已放弃你的信仰和主张了吗？”
“不能说放弃，只能说我开始用比较成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那些东西。”川合定吉平静地说。
“是啊，时代变了，我们是该重新审视一些我们原以为是对的东西了。”武田义雄说道。
“比如？”川合定吉非常想知道武田在想什么。
“比如，”武田义雄用筷子夹了片鸡片，蘸上佐料，放入口中，“比如，苏俄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那是个很有生机的国家。”
“真的吗？”川合定吉眼中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嘛！”
川合定吉心里舒服了许多，不管怎样，武田义雄还是那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
午夜，两人离开“菊池料理”，漫步在清故宫附近的碎石路上。
“川合君，你们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对苏情报侦察的大本营。关于日苏之间的关系你怎样看？”
“日苏历史上就有宿怨，眼下又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水火不容。我看，日苏间早晚会有一战。”
武田义雄停住脚步，“以你的判断，这场战争会何时爆发？”
川合定吉也停住了脚步，“也许五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的！”
“那就让时间来验证你的论断吧！”
“只要我们大家还活着，都会看到那一天的。”
两个好朋友，两个好同事，就这样分手了。然而，他们双方竟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其实，武田义雄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特别情报员，后来创建了二战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梅杰姆”小组，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他们战斗在同一战线，又都是为了同一个国家服务，可就是不能互相信任，这就是隐蔽战线上的特色，这就是情报战士共同遵守的纪律。
两天后，副岛隆规回到奉天，他告诉川合定吉，情报安全送到。
川合定吉穿梭于哈尔滨与奉天之间，深感力不从心，便要求上司将他调到奉天特务机关工作。不久，他的请求得到批准。川合定吉于3月到达奉天特务机关工作。
奉天特务机关是关东军进攻东北，制造“九一八”的策源地。后来做了日本陆军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曾担任过特务机关长。现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样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此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工作”十三年，能讲四种中国方言，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他个子矮小，身体结实粗壮，小仁丹胡总是剪得齐刷刷的。因为他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对中国危害极大，中国老百姓送他个绰号“土匪源”。
这一次，土肥原刚从南京回来，推行他的所谓“中日亲善具体方案”，妄图在中国华北广大地区排除中国军队，设立“非武区域”。
在奉天稍事停留后，他便带着川合定吉等随从人员，赶往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
当天，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听取土肥原关于“视察”中国的报告，审改对华政策。
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这时，土肥原才有机会了解一下新来的川合定吉少佐。
土肥原眯着一双小眼睛问道：“进入哈尔滨特务机关之前，你在《朝日新闻》、《上海新闻周报》作过记者，是吗？”
“是的，大佐阁下。”川合定吉平静地回答。
“很好，这样你活动起来就有掩护身份了，”土肥原接着说：“你不要呆在机关里，要走出去。”
川合定吉闻听，心中大喜，忙问：“大佐，你需要派我到满州的什么地方？”
“不不，”土肥原摇摇头，“满州不是我们的最终之地，支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么说，大佐要派我去中国内地。”川合定吉问。
“对，你要走出去。”土肥原道：“你看我虽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但我不躲在满洲，仍不顾风险地奔走关内各地，侦察南北的形势。这样，你以记者的身份再回到《上海新闻周报》那里去。”
川合定吉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犯愁。高兴的是终于冲出了笼，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愁的是，远离特务机关，侦察日军的动向恐怕就困难了。于是，他说：“大佐，我服从您的命令。但是我手头管理许多事务，允许我每二三个月回来处理一下吗？”
“完全可以，”土肥原拍他的肩，“这样你也可以定期地回来汇报工作。”
川合定吉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匆匆回到宿舍收拾东西。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副岛隆规，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川合定吉拎着一只小皮箱来到了副岛隆规的住处，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副岛高兴地说：“到了上海，跟上级机关近了，工作也方便了，也省得我跑来跑去！”
川合点点头，“这几年辛苦你了，你该歇歇了，不过，我会时常回来的，有任务还得找你。”
副岛打开一瓶白兰地，笑道：“但愿你别来找我，让我睡个安稳觉。”说着将酒倒入杯中。
川合拿起酒杯，“为了我们五年的合作干杯。”
副岛拿起酒杯，“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4月初，川合定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上海滩。他并不知道，此刻一张无形的网正慢慢向他和他的战友们撒来。今后的岁月，他将经历人生最残酷的考验。
川合定吉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好友《上海每日新闻报》的日文编辑山上正义，以及著名的日本新闻社“联合通信”驻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船越奉军，请求他们恢复他在《上海新闻周报》的工作。尽管川合定吉离开了报社近五年，但人们对他的印象不错。经山上和船越一说，报社负责人很快同意他复职，只是对他失踪了五年颇感疑惑，不时地问这问那。
川合定吉推脱说，父亲有病，回日本去照顾父亲，这回父亲病愈了，又回到中国做事。
那位报社负责人闻听，连连称赞川合是个孝子，对他更加敬佩。
到上海的第二天，川合便秘密会见了华尔顿。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去年华尔顿刚刚到上海的时候。
川合、陈绍韩、刘思慕是华尔顿的三大“王牌”特工。有关川合定吉的真实身份只有华尔顿和他的苏联助手维佳知道。
两人在新亚饭店四楼的一个房间内会面。
华尔顿说道：“你回来也是一件好事，虽然远离特务机关，但你可以深入到上海的日侨当中了解他们的动向。还有日本领事馆、海军陆战队，都是你侦察的目标嘛！”
川合定吉感到华尔顿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说：“对，您讲得很对。上海日侨势力非常大，特务机关大多与他们合作密切。还有，井上公馆那伙人也是很厉害的，在那里也可以搞到情报。”
“另外，我发现法租界亚尔培路上的俄罗斯夜总会也和日本人有交易，你要注意。”华尔顿尽管平时深居简出，还是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少。他怕川合离开了五年，对上海的情况有些生疏，便不断地给他介绍情况。
川合通过这次接触，对这个军人味十足，甚至有些古板的上司更加喜欢了。他从华尔顿身上看到了很多难得的品质：沉稳、冷静、干练，这些都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应具备的。
在上海虹口狄司威尔路与天潼路菜场横街的交汇处，有一座二层日本式红砖楼，看上去既不气派，又不显眼，门口的木牌上书：井上公馆。
这里便是日本浪人特务井上日召的住所，也是上海滩浪人特务流动的秘密据点。
井上日召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陆军混过一个时期，于1909年辞去军职来到中国，成了一名日本浪人。井上纠集大批亡命之徒、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血盟团”，专门从事对中国的侦察破坏活动。1929年，井上来到上海，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开设“通原洋行”，以开展中日贸易作掩护，从日本国内招集一批法西斯特务分子为骨干，收买一批汉奸为爪牙，进行刺探政治、军事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井上指挥手下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一系列的绑架、暗杀、破坏事件，是个极其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井上公馆内部有两个翻译，其中一个叫丁雷声，上海浦东人，约三十多岁。他本是日本人，幼年时被一个旅日华桥收养，改入中国籍，精通日语和英语。川合定吉五年前在报社当记者时就与他相识。这回，他想了解在沪日侨的动向，便托丁雷声带他到井上公馆来看一看。
川合定吉来到了井上公馆，他发现这里戒备森严。门口设有警卫、传达和门仆，大门敞开着。但在楼房的平台上，经常有一个日本人在巡视，鸟瞰大门进出的情形。进入大门，穿过一个小花圃，就是楼房下层大厅，大厅中央放置两张餐桌式的长台子和几张椅子，靠边两张写字台，内部设备十分简单。大厅旁边及楼上，都是小房间，作为寝室和办事房，表面上看来简洁、清静，而在心理上却给人以神秘、阴森的感觉。
丁雷声热情地招呼川合定吉在楼下落座，告诉他井上一会就来。
随着一阵脚步声，一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狭长的脸型，苍白的面色，穿了一身褐色的西装，手里拄着一根精光锃亮的手杖。
“井上先生，这位是《上海新闻周报》日文版记者川合定吉先生。”丁雷声介绍说。
井上坐下来，傲慢地问：“川合先生，不知你想采访什么？要知道我是不和新闻界交往的。”
“井上先生，我想了解一下在沪日侨的情况。”川合定吉掏出了记事本。
“有关日侨的事情，你可以去问日本驻沪领事馆，找我干什么。”井上手拄手杖，依然面沉似水。
“因为井上先生是日侨中的领袖人物，从你这里可以知道一些更多的内容。”
“你的话，我不明白。”井上冷冷地说。
“算了吧，”川合定吉说道，“谁不知道，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云平、佐佐木康五郎和井上日召，是支那浪人中的五大领袖!”
井上吃了一惊，这才发现川合定吉来者不善。他重新打量了一眼对方，冷冷地说：“川合先生知道的还真不少。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在沪日侨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我们日本军队在满洲和支那的一切行动，均秉承天皇的旨意，在沪日侨拥护日本军队的一切行动!”
“那么，你的组织会在今后的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川合定吉有意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这是我们组织的秘密，无可奉告。”
“听说你们暗中支持中国帮会头目‘安庆总会’的常玉清在闸北组成‘维持会’，协助日军作战。淞沪停战后，此人干什么去了？”
“我不认识此人，此人去留与我无关。”
“听说设在华德路上的‘万岁俱乐部’，其骨干均为捕房中的日本巡捕、警官，请问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够了!”井上勃然大怒。“你已超出了一个记者的权限。我讨厌你，请你离开这里。”
丁雷声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他对川合定吉说，“川合先生，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
川合定吉收起采访本，将身子往后一仰，看了看手表。“现在已是中午，你们总不能不管饭，就把我轰走吧!”
“岂有此理!”井上站了起来，“来人，将这个无赖拖走，扔到马路上。”
话音未落，三四个大汉冲了进来。
“慢，你们不能动我。”川合定吉站了起来，将一个小本本掏出放到身旁的桌子上，“你们动了我是要后悔的!”
那些大汉愣在那里。丁雷声急忙过去拿起了那个小本看了看，大吃一惊，他立刻递给井上。井上看过，马上示意那些大汉下去，然后歉意地笑了笑。“不知少佐的真实身份，刚才有些鲁莽，请您原谅，我们上楼叙谈。”
丁雷声头前带路，井上、川合两人肩并肩向楼上走去。
由于川合定吉的特殊身份，很快搞清了上海日侨的活动情况。他及时地将情报整理成材料交给了华尔顿。
一天傍晚，他们在外白渡桥附近见面。
华尔顿身穿风衣，精神显得很好。两人凭眺大江，交流着对时局的看法。
“华尔顿同志，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俄罗斯夜总会’的索洛蒙列夫是个极端仇视苏联的白卫军分子，他大肆倒卖军火，资助谢苗诺夫匪帮。”
华尔顿点了点，“我知道这个人，苏联领事馆的同志已监视他很久了，他不会有好下场。”
川合定吉说道：“井上只不过是个浪人领袖，民间的间谍机关。像日本大使馆的‘支那经济调查室’、‘满铁中国资源调查部’都是特务机关，而且是官方的、公开的。这些人也应该格外的小心。”
华尔顿严肃地说：“我刚接手佐尔格的情报组织才一年，有些情况还不熟悉。我想请你们这些老同志多出谋划策，共同开展好工作。”
“一定会的。”川合定吉突然问，“佐尔格同志好吗？他还在苏联？”
“他很好，”华尔顿微笑地说，“佐尔格同志已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川合定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十分钟后，两人分手，各自离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决，他们终生再也没有见面。
川合定吉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坐了下来，要一杯咖啡细细品尝。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像这样繁华、宁静的生活，他已有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1935年4月，风云突变。军统特务逮捕了共产国际联络员关兆南，继而打开突破口，陆续逮捕了陆独步、陆海防兄弟。
5月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在租界被军统特务逮捕。
一连三天没有华尔顿的消息，川合定吉预感到要出事。于是他回到宿舍，将相关的文件和材料全部销毁。
由于华尔顿缄口不语，敌人无法查清更多的情况，川合定吉暂时无事。
不想，已经变节的陆海防掏空心思，左思又想，竟供出了副岛隆规这个情报关系。因副岛隆规是奉天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军统特务无法逮捕。于是，戴笠心生一计，让特工人员有意将这个消息通过井上公馆散布给日本驻沪领事馆。日本驻沪总领闻听此事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异常吃惊，立即下令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严办此事。
不久，奉天宪兵队长原田吉大佐逮捕了副岛隆规并亲自审讯。
在一间阴森的审讯室里，原田吉注视着面前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的翻译官——副岛隆规。
“副岛，你衣食不愁，生活无忧，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国际来反对自己的祖国，难道不觉得可耻吗？”原田吉冷冷地说道。
此刻，副岛的额头已经渗满了汗珠。其实，他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完全是一种好奇，更多的在于川合定吉的影响。
副岛垂下了头，小声地说：“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他突然激动地说，“我真的不想背叛祖国。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事实上你的行为已经背叛了祖国”，原田吉盯着他说，“如果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念在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会保你无事的!”
副岛抬起头，“大佐，如果我真的说了，你能保我没事吗？”
“当然，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帝国出力，”原田吉脸上露出微笑，“如果你说的情报有价值，还可获得一大笔报酬。”
“那好，我说”，副岛紧张地说：“奉天特务机关的川合定吉少佐，就是我的联系人。他是共产国际秘密组织的重要情报员……”
“什么？”原田吉惊讶地站了起来。
当土肥原大佐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吃惊不小，他左思右想，始终怀疑情报的可靠性。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派特高课的一名大尉带两名军士怀揣逮捕令秘密启程，进入上海捉拿川合定吉。
为首的大尉叫山口弘一，是个有些头脑的特工。一到上海，他不急于行动，而是先来到位于吴淞口下游与黄浦江交汇处的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山口弘一首先拜会了总领事村井，向他说明缉拿川合定吉的原由，并希望领事馆能给予配合。因为据他们侦知，川合定吉住在日租界，逮捕租界居民得需日本巡捕房来执行，所以得先报请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尽管川合定吉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人，但为避免事态扩大，张扬出去，丢了关东军特务的脸，山口弘一认为还是借助于巡捕房秘密逮捕，然后将其押解到“满洲国”的奉天审讯。经过一天的准备，山口弘一基本摸清了川合定吉的行动规律，他们决定夜晚动手。
傍晚，川合定吉夹着一个公文包刚来到公寓门口。突然，山口弘一和两个特务从一旁闪出来，一把扭住川合，将其摔倒，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辆巡捕房的警车开来，山口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川合定吉塞进了警车。
不知过了多久，川合被带下车子，推进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房门打开，两个大汉把他架了出去，来到了一间小屋。
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对面是一把椅子。川合被强制坐在上面。
川合原以为是遭中国军事机关的绑架，不想，他定睛一看。坐在桌子后面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参事官岩井。
这时，房门一动，山口弘一走了进来。这使川合定吉更为吃惊。
“山口大尉，这是怎么回事？”川合问道。
山口弘一坐到一旁，冷冷一笑，“怎么回事？告诉你，副岛隆规被捕了，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副岛隆规被捕，关我什么事？”川合大声说。
“川合，这是特务机关的逮捕令，由土肥原大佐亲自签发的。你可以不说，到了奉天你就要吃苦头了。”山口弘一晃动着一张纸。
这时参事官岩井悄悄对村井耳语一阵。村井便说：“今天很晚了，明天再审。”
山口弘一站起来，“打扰总领事先生了。”
半夜，参事官岩井突然来到川合被关押的地下室，他劈头说道：“‘怪西人’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牵扯了社会各界的人物数十位。我想你只是其中的一员，何必苦撑着呢？说出来吧!”
“我什么也没做，让我说什么。就凭那条瘟狗的一句话，敢定我的罪？”川合不满地说。
岩井摇摇头，走了出去。第二天，他们搜查了川合的住处，竟然一无所获。
第三天，山口弘一要把川合定吉押回奉天。可是村井等人突然变卦，说川合是租界侨民，理应由领事法庭审理，不能押回奉天。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最后山口弘一只好请示奉天的土肥原。
由于土肥原刚刚晋升少将，正为“华北自治”的事情在北平奔波，无暇顾及此事，便同意村井总领事的要求，留在租界审判。
川合定吉在领事馆内受了五天的酷刑和车轮战般的审讯，然而他宁死也不出卖组织。村井一伙终于一无所获。
最后，岩井表示，既然缺乏证据，也就不打算继续追纠川合定吉。但，为了给关东军特务机关一个交待，得象征性判一下。
结果，川合定吉被领事法庭判处了十个月的保外监禁。出狱后，岩井亲自来看望他，并表示今后要多多合作。合作什么呢？原来岩井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想自己建立一个情报班子，以便和军部的情报机关分庭抗礼，捞取政治资本。
川合定吉见没有选择，只好答应他。
第4节 “怪西人”之谜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被破坏，是由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事情还得从一个叫关兆南的人说起。
4月的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天空像是涮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一轮弯月挂在天空，把整个武昌城照得亮堂堂，把楼房、树枝的影投射在街道上，斑斑点点。
关兆南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回到家中。他个头不高，面部红润，穿了身长衫，手拎皮箱，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寂静的街道上行走。
关兆南走到一幢灰色的小楼前，毫不犹豫地上了楼。在二楼他停了下来，下意识地去掏钥匙。突然，从楼道里闪出两个大汉，一支硬梆梆的手枪顶住了他的后腰。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你被捕了!”
军统湖北站的特务逮捕关兆南以后，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戴笠立即从南京总部抽调大特务周养浩前去武汉审讯。后来，在周养浩的威逼利诱下，关兆南终于叛变。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他不知道是共产国际)的外围联络员，没见过领导，只知道一个上海的信箱号码，每次都是这个信箱向他发出指令。
周养浩很有头脑，他没有按信箱地址去抓人，而是授意关兆南向上海方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湖北又发展了几名情报人员，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的人，希望组织上派人来考查。
负责此事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工作人员是华尔顿的中国助手陆海防，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决定派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去一趟武汉，一来取回刘思慕的密件，二来去关兆南那里考查一下新发展的成员。
陆独步，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上过学，衣着不整，行为浪荡，一望而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谓“名士派”。陆海防派这种人去担负这么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个很大的失误。
因关兆南的叛变，所以陆独步一上船即被特务跟踪，上岸后便被逮捕。
没费吹灰之力，陆独步就叛变了。可是他所提供的情报，特务们并不满意。
因陆独步所知有限，他只说出接头地点在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接头人是个姓刘的人。还有，特务们从他身上搜出华尔顿给刘思慕的一封信，因是用德文写的，一时译不出来，也找不出什么线索。
无奈，特务们只好把宝押在接头人身上。因时间紧急，特务们先给太平洋旅馆打个电话，叫他们无论如何要稳住找陆独步的人。（可也就是此招，反而露了馅。）当特务们赶到旅馆时，听说刘思慕已来过，便留下一名特务蹲守，其余的人追了出去。刘思慕打电话寻找陆独步时，接电话的正是那名留守的特务。
刘思慕逃脱后，军统特务气急败坏，把守武汉各水路要道严加搜查。周养浩也赶到武汉坐镇指挥。
不久，那封德文信译了出来，尽管信中隐去真名、职业、住址。但还是可以推断出接头人是个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的高级职员。
恰巧，曾菀去上海，武汉行营的人亮了名片，立刻引起特务的怀疑。追查下去发现刘思慕也失踪了，联想他是留德学生，那密信又是用德文写的，刘思慕立刻被定为嫌疑犯。周养浩立即向南京的特务发报，让他们上船跟踪曾菀。同时，将陆独步押往上海。
戴笠极重视此事，亲临上海指挥。陆独步被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按照他与组织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去查找那个信箱的地址，准备摸清情况后，将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
跟踪曾菀的那伙特务也住进东亚旅馆，正好陆海防来看望曾菀。特务们以为他是刘思慕，便决定将其逮捕。
陆海防刚出旅馆门口，特务就从后面追上来，其中一个喊了声：“刘先生!”
陆海防竟吓得惊慌失措，连忙说：“我不姓刘，我是陆海防。”说完急忙逃走。
结果当然是跑不掉，当时就被抓住，特务就近将他带到老闸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的败类，看到审讯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再经戴笠一番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福熙路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碰不到，以后便无法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雨。侦察大队督察兼第一行动组长沈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沈醉和两个特务押着陆海防乘坐一辆轿车开到指定地点。
在陆海防说的时间，也就是下午4时，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陆海防一见异常惊喜地喊道：“就是他！”
沈醉带两个特务一下蹿出汽车，猛地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沈醉已按陆海防的要求，命人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个欧洲人，身上没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巡捕房看管。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沈醉便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陆的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和特务们在一起，立刻严辞呵斥。
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脸见你这个叛徒!”弄得陆海防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沈醉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
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着特务说：“除非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去的。”
特务们无奈，只好把她押走。离行时，她还对陆海防大吼：“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华尔顿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虽然从他的身上搜出几个不同国籍的护照，而究竟是哪一国人，无从查清。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探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倾巢出动去调查他的住址、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数以千计的眼线、密探，差点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
在审讯华尔顿时，他仍然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因此，当时的报纸称这一案件为“神秘怪西人案”。
敌人查不出他的住处，就无法到他家进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来。
这时，华尔顿的苏联助手维佳找到了黄维佑、蒋浚瑜。三人来到一处秘密地点商议。
维佳说：“华尔顿同志已经被捕快一个星期了。他住的是租界内的公寓房子，因他单身居住，雇用了一个中国厨师，华尔顿多日不归，厨师有可能到巡捕房报案，这样一来，势必暴露华尔顿同志的住所。我认为应该及早采取行动!”
当夜，三人潜入华尔顿住的公寓，经验丰富的维佳仔细观察，确信室内无人后，撬开华尔顿的房门，冒险进入他的房间，把室内重要文件和器材都安全转移了。
维佳这一举动，挽救了华尔顿。后来，敌人来搜查这个房间时一无所获。
后来，英勇机智的苏联情报员维佳回到苏联，在1935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节那天，苏军总部授予他“英雄奖章”。
黄维佑见事情已无法挽回，便跑到南京躲在了父亲家中。黄维佑的父亲黄友郢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有了这个保护伞，黄维佑安全地呆了几天。由于蒋介石对刘思慕在行营的活动恨之入骨，非将有关人员一网打尽不可，最终派军警将黄府团团包围，黄维佑、王墨磬双双被捕。
蒋浚瑜是上海银行家蒋惠先的女儿，富家千金小姐。娇嫩的姑娘被关进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中。尽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她却始终坚定、冷静，一口咬定和黄维佑只是同学关系，其他一概不知晓。
由于此案起因于武汉，华尔顿和陆海防都被押往武汉。由军统二处会同武汉行营会审。由于华尔顿采取了“不开口”政策，使敌人毫无所获。因而此案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敌人始终无法从华尔顿那里得到证实。只是从陆海防的口供中知道此案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但陆海防也不知这组织实际是属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更不知共产国际是红军的借用名义。
从这一案件可以看出，苏联红军使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避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纠纷。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此案只属于共产国际，就不便向苏联政府提出任何抗议，使苏联在外交上得以和国民党政府维持政府关系。
在法庭上，华尔顿一见到陆海防远远走来，便怒不可遏，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海防吓得直哆嗦，连站都站不住。接下来华尔顿便一言不发。
接下来审理黄维佑、蒋浚瑜等人。
黄维佑决心设法搭救年轻的蒋小姐，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把蒋浚瑜的受指控的所谓“罪行”全部包揽下来，为蒋浚瑜开脱。黄维佑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的行动，使蜷缩在法庭一角准备当面作证的叛徒陆海防也发了呆，也许他感到内心有愧，也许被黄维佑的英雄行为所震慑，当法官问他黄维佑所述是否确实时，他不得不频频点头。由于黄维佑竭力承担责任，蒋浚瑜又咬住原来的口供不放。结果，黄维佑被判刑，蒋浚瑜被无罪释放。
最后审理的结果是，华尔顿判处十年徒刑，黄维佑、王墨磬被判处七年徒刑，而蒋浚瑜只以“年幼无知，受共党利用”，予以无罪释放，“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陆海防兄弟的叛变，给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几乎陷于瘫痪。
由佐尔格创建、由华尔顿一手发展起来的这一深入到蒋介石各军事首脑机关内部达数十人的国际情报组织，被敌人完全破坏了。其中包括核心小组的七八个情报工作人员。而华尔顿所倚仗的三个重要情报关系，刘思慕在逃，陈绍稷被秘密处死，章文先去了苏联。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情报史上的一次不小的损失。更关键的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在中国暂时失去了耳目。不过，因此案意义深远，影响极大，也令世人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从此刮目相看。
最后，让我们关注一下“怪西人案”有关人员的最终归宿。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总局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1937年华尔顿（勃罗宁）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侦察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1938—1940年勃罗宁在侦察局总部机关从事对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敌后派遣工作，1940年授上校军衔。1940—1941年在工农红军总参高等侦察学校任教，1941—1949年任斯大林摩托机械化军事学院外语系系主任，1949年9月被内务部逮捕，判刑10年，1955年4月平反。后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著有《我知道佐尔格》、《苏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等书，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9月病逝。
黄维佑，1937年9月获释后，立即和丈夫王墨馨参加八路军。1942年6月，在太行山战役中遭日寇围攻，投崖壮烈牺牲。
蒋浚瑜，1936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参加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外贸部工作，现已离休。她是“怪西人”案唯一健在的地下工作者。
陆海防、陆独步，叛变后都成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陆海防后改名陆遂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客死孤岛。陆独步，在全国解放后到处藏匿，肃反时期被我公安部门查获法办。
从1933年到1935年，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佐尔格的继任者约瑟夫·华尔顿（勃罗宁），使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苏军总参四局中国情报站）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情报人员遍设各大城市中，以上海为中心，西至南京、南昌、武汉；北到开封、天津、北平、太原、奉天、哈尔滨；南到香港、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国民党政权或占领军的战略要地。情报组织的工作渗透到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中央党部乃至个别的省党部，在军事机关中渗透到南京警备司令部、武汉、南昌、北平的蒋介石行营、太原阎锡山的司令部。同时，也渗透到日本侵略军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了反法西斯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情报组织中专职和兼职人员发展到183人。除专职人员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外，兼职人员都不要任何报酬。
第三章 谍海女杰
第1节 在等待中工作
★ 上海往事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东方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上级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开始，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达上海码头，汉布尔格就为十里洋场的状况所震惊，一面是灯红酒绿的都市奢华，一面是贫困饥饿的底层现实。在一个欧洲人的眼里，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先期抵达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双方互相拥抱，亲热地交谈，说笑着走向迎接他们的轿车。
汉布尔格暂时住在瓦尔特家里，这里的条件不错，居室很大，家里还专派一名中国仆人接待他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显得彬彬有礼。这一切使汉布尔格感到和欧洲没什么不同。
可到了晚上，他们居住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蚊子，使汉布尔格难以入睡。就这样，汉布尔格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他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他们也必须回请人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汉布尔格，并且期待着他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汉布尔格厌恶这样的世界，它与汉布尔格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汉布尔格并不反对这些活动，她明白，作为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体面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层重要的保护色。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汉布尔格在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消息。
1930年秋，汉布尔格家对面的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的石库门房子，被一个叫张沈川的人租借，很快门口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这期间，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很多，汉布尔格凭着职业的敏感看出了这是一处秘密工作的地点。果然，几天后，瓦尔特便找到汉布尔格，问她是否愿意帮中国同志做些事情，汉布尔格愉快地答应下来。
汉布尔格认识了中共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由于他是唯一懂电讯知识的人，所以两人交往多一些。经过一段了解，汉布尔格知道，原来“福利电器公司”是为中国苏区和红军培训报务人员的秘密基地。参加训练班的二十多名学员，分别是广东、湖南、上海、河南等地党组织选派来的。
汉布尔格用自己很少的一些电讯知识帮助他们编写教材，传授发报常识。渐渐地汉布尔格了解了他们的秘密，竟然发现这是中共的第一部电台。
原来，1929年冬天，中共地下党员李强、涂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石库门房里，成功地组装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着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了!当时，首位在这个台上负责报务工作的就是张沈川同志。周恩来闻此喜讯，立即指示顾顺章组建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由李强任科长。同时，他还亲自为秘密电台编制了第一本收发报密码。
此后的几个月，汉布尔格过得十分充实，不管怎样，她又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了。不过，汉布尔格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努力。恰好在这个时候，汉布尔格在远洋国民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半日制工作，老板叫普劳特。通过普劳特，汉布尔格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也有苏联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的身份出现自己的同志面前，令汉布尔格感到十分痛苦。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汉布尔格早在德国就读过史沫特莱的作品，很想结识她，普劳特知道汉布尔格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汉布尔格介绍给艾格尼斯。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沈侃夫、曾三、宋濂等人在汉布尔格家楼下讨论制作变压器问题，汉布尔格和张沈川照常在楼上上课。午饭后，宋濂回四成里取信纸，汉布尔格和李强、曾三等人坐着闲聊，忽然，宋濂慌慌张张地回来报告：“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前楼的窗帘信号变了。”大家赶紧出去侦察，走到巨籁达路口，那个看弄堂的人已在等着，见他们就说：“不要进去了，你们工厂20多人刚才已全部上了一辆警车被捉去了。”
汉布尔格和李强立即赶到张沈川的住所，把党的文件全部销毁，然后通知其他同志转移住地。过了两天，他们派人去四成里侦察，发现守候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门上贴了封条。他们便揭下封条，把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他物资装上汽车运走了。
不久获悉，被捕的学员中，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后在狱中牺牲了。
中国同志按上级的命令转移了，汉布尔格又变成了孤雁。
★ 与佐尔格相识
史沫特莱知道汉布尔格十分期望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就主动提出，假如汉布尔格同意，她可以为汉布尔格寻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这个人就是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第一次拜访汉布尔格，是在1930年11月。她还住在瓦尔特家里。
初次会面时，汉布尔格还不知道佐尔格的名字。佐尔格说，他听说汉布尔格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觉得有必要提醒汉布尔格，在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他劝汉布尔格再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拒绝还不晚。
汉布尔格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她以近乎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佐尔格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探讨在汉布尔格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汉布尔格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