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决策者在一年以后公布的有关第一次圣诞和平的话基本上都是谎言，他们还雇佣传媒，将他们的谎言悄悄地刊登在报纸上，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谎言，诞生于困境中，从伦敦、巴黎、柏林的好战分子的困境中诞生。他们害怕无人区的和平会重复出现，因为那次和平是从必须打仗的人的困境中诞生的，打此以后，他们的困境更严重了。只有那些死者已从所有困境中解脱了，至此，战死者已达几百万。
政治家以及执行他们政策的将军们根据经验知道，对付和平比对付打仗要难得多，只要一点点和平的气息就会对所有在战争中吃苦受难而厌倦战争的人产生极大吸引力。1914年在前线不仅仅只有一二个和平的例子，事实上在几百公里以上的整个战线爆发了一个自发的和平运动，成千上万的士兵参加了这一和平运动。
虽然参加和平运动的许多人已经死了，对好战分子已不再产生危害，然而军队的统帅们对和平的了解已经多于战争。搞和平不需要作大量解释，做一个小小的表示即可，而且和平在各种语言中都能很快理解，同样，也能很快付诸于行动。所以上面的人说话才会这么措辞强硬和情绪激动，1915年圣诞节前10天就慌慌张张地下达命令，发出威胁和警告。他们不能再承担一个未经允许、自发掀起的圣诞和平的风险了，而这一和平的进行过程跟一年前的是完全一样的。军队统帅们不会再让友好联谊活动再来重复一次，那样的话还不如马上提交辞职书呢。
应该改变他们部下的内心看法，所以就搞起心理战来——这本来是对敌人的——现在却用来对付自己人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和1914年相比，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战争的形势也没有变化，还有阵地上地下掩蔽部也仍是老样子，各方军队的士兵们在这一季节都碰到同样的天气，他们站在没至臀部的污秽和泥浆中。连民族观念强烈的法国报纸也承认，何止该死的德国佬，泥浆其实也是战争地狱。反过来德国人也是这么看法的。“这里的生活简直糟透了。”德军第99兵团的一个少尉写信回家说：“这里没有人唱歌，听不到欢快的歌声，一切都令人厌倦。我们美好的激情，它到哪里去了？”
激情在无人区死了，在铁丝网上流尽了鲜血，在地下腐烂了。随着死者数字的增加，怀疑这一杀人战争意义的人数也在增加，他们终于对这一毫无意义的战争绝望了。
早在前线的第一个圣诞节时，即大战爆发的第五个月，他们起初那种激情已经很少能让人感觉到了，那时，感染着每个人的沙文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了光荣的战场。12个月以后，沙文主义彻底死了，就像那些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死了一样，他们曾唱着歌把沙文主义带到战斗中。如今，光荣的战场成了堆尸场。
当年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为了某些民族主义的目标越过国界来打仗，在他们想象中路途遥远；对今天的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来说却近得很，就像一个无国界的欧洲那么近。他们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祖辈不仅相信，杀害国界外面的、被称为死敌的邻国人就是履行爱国主义义务，而且把出兵看成是上帝的礼物，看成变成成熟男人的唯一机会，看成在圣战中获得最后庄严的唯一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最后的机会，他们向死亡捐出了生命，死亡也接受了捐赠品。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钢铁暴雨中》的第一页上对战争的描写激荡着“冷静的情感”。按他的风格是无感情色彩的，即使在描写感情时也是无动于衷和冷漠沉着的：“我们离开了教室、课桌椅和工作台，通过短短几周的训练被炼成了一个高大而有激情的躯体，在一个安全的时代成长，我们感到在追求一种不寻常的东西，在追求重大危险，于是战争就像毒品一样吸引着我们，战争会给我们带来伟大、强大和庄严。我们觉得战争就是男人的行为，是在开满鲜花、沾上鲜血的草地上进行的愉快的斗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死在战场上更美丽的了。”
云格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和他同龄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开头都跟他那样在思考和描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将经历过的打击和震惊铭记在一生中，肮脏而一点不愉快的战争将他们从梦想中惊醒，使他们对自己盲目的激情感到吃惊，因而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语言风格，或者在惊慌失措后保持沉默。
为祖国而死是美好而光荣的，难道为祖国、为最高统治者去倒毙吗？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用诗作揭露了霍拉茨的老一套谎言，他有意识地用了《美好的东方礼仪》作为他痛苦的诗作标题。他用一个士兵从1916年圣诞节以来在战壕里经历的事实来揭露这种传统、空洞而虚假的激情：
在沙袋下像老乞丐般弯着腰，
内翻着膝，像女巫般咳嗽着，
我们涉足在泥浆里，
直至看见了信号弹转过身来，
把我们拖到远方的长眠之处。
勇士们边睡边行军。
许多人的靴子掉了，
拖着淌血的脚继续跛行。
像瘸子，像瞎子，
蹒跚地拖着步子，听不见
落在我们身后的炮弹声。
恩斯特·云格尔在整个大战过程中保持着忠诚，“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勇敢精神”（尼尔·弗格森语），即使面对着残忍，他的语言仍然是冷静的：“在活着的抵抗者之间躺着死者。在挖开掩蔽洞时，我们发现死者上下叠成了几层，一个连队的人在密集的扫射下被紧紧挤在了一起。”
云格尔用他的语言至少描述了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正是记者所回避的或者是必须回避的。所有的士兵在筑战壕时都会把死者残体用上，不断因发出强烈臭味而发现沙袋里有人体残骸，它们是在筑防卫墙时被塞进去的——而战场上的双方都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仅仅是恩斯特·云格尔那样的作者，还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文学家，他们开始也被民族主义 病毒 所感染，后来在战争过程中才慢慢不再发烧、不再说胡话或写胡话了。托马斯·曼曾在写给抒情诗人理查德·德默尔的一封信中，像一个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说话的业余作者那样，对发生的事件作了解释、赞扬和深化。总而言之，在战争中，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他和许多其他文学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作为歌德和席勒的后代而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设负有责任，并表示出尚武精神。于是他们成了家乡后方部队的一部分，在推动战争并宽容战争带来的后果。
他们年纪太大，不必亲自到前线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轻人来解决，由他们去作出牺牲。在《基督和士兵》中，沙逊让一个士兵去问耶稣基督在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他没有得到答案，但至少诗人毫不怀疑，耶稣站在双方刚死去者的家庭一边。
适龄艺术家们并不怀疑战争的意义，他们虔诚地走上战场。作为志愿兵的有：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弗朗茨·马克、奥托·迪克斯和马克斯·贝克曼；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诗人克拉邦德（即阿尔弗雷德·亨施克）、赫尔曼·黑塞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马克斯·斯莱福格斯甚至成为战地画家，他觉得待在前线可以丰富艺术生活。1914年圣诞节以前有首批表现主义艺术家丧生。
敌人清早开枪，
我便披挂上阵，
火力在头盔和皮带上方穿过，
前进，向前看，流血厮杀，
抓紧缰绳。
也许傍晚时分
我们以胜利者进军。
也许任何地方
在尸体间挺直身子……
写这首诗的恩斯特·施塔德勒傍晚时分真的挺直身子躺在了尸体间，他于1914年10月30日在伊珀尔附近的赞德福特阵亡。只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死，而他短暂的一生却是一个欧洲人的一生。他在斯特拉斯堡长大，在那儿念大学，学的是日耳曼学和 罗马 语语言文学，后获剑桥大学塞西尔-罗兹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并在那里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论威兰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接着在布鲁塞尔大学当讲师，1913年被聘任多伦多大学教授，施塔德勒在那里的任教工作应于1914年9月开始。
然而战争先于这一时间爆发。
其他人保持着沉默，不仅仅是因为在德国有严格的检查机构而不被发表，他们也以沉默表达抗议，学卡尔·克劳斯的做法，他几乎有9个月没有再出版他的《火炬》。在名单上列着真正的歌德和席勒式传统的反战主义者：约翰内斯·R·贝歇尔、安妮特·科尔布、里卡达·胡赫、阿图尔·施尼茨勒、莱昂哈德·弗兰克和亨利希·曼。
1915年圣诞节前不久的普通一天，那些威风凛凛的笔杆子士兵也变得沉默了。本来就是难以描述的恐怖事情变得不能再描述了，现在只有那些顽固的、不听劝说的人还在写。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者，因为报纸和杂志有幸在“战争诗”这一栏目中发表洋洋大篇的文章给人民、给祖国、给德皇看，发表一些反对法国和英国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如果从这样的思维财富中产生一首诗，那最受编辑的欢迎了，因为这是更高尚的德意志文化的证明。比如赫尔曼·祖德曼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将一首短诗投到《柏林日报》的栏目中：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晋封了骑士！
准备吃苦受难，准备去死，
如果祖国要我们这样做。
其中有不少措辞不当和空洞言词，如“钢铁般的云雀军团”、“德意志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觉醒”、一次“强加于人民的、为了生存的大战”、渴望一个“更深、更黑暗、更炽热的世界”、希望清洗“颓废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检查而受到局限，却在一本平时不受人注意的艺术杂志里找到一个可以讲反面话的缺口，从而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小伙子，和德国人民坚决忠于祖国的气氛和态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惩罚，不是被送到前线打仗，就是判监禁，或者成为被关进精神病院中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
阿诺尔德·非特·冯·戈尔森瑙曾在最前线当过中尉，这个贵族伤愈后回来了，他以纪实小说的形式用不算过分的激情写成真实报告，反面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战结束后10年才出版。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销售数达16万册，被译成10种语言。因此，冯·戈尔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义者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和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一样，被纳粹列在黑名单的最上面，他于1936年流亡国外。
第八章 战争在继续
“向往死在战场”曾经把一代人推上佛兰德战场和法国战场，用今天的观点看，纳粹是一种由盲目的民族主义、青春期的渴望冒险以及基督教基要主义拼成的可笑的大杂烩。但在当时，这种不易消化的大杂烩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它不仅仅充斥在德意志帝国。喊着十字军东征式口号，年轻的男子像以前的骑士那样奔赴好人打坏人的战场。于是一次“圣战”打了起来，因为这是“自由人的战斗，是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战斗。”维克多·博施说。这位法国人不是右派民族主义者，不是反动的天主教徒，他自己坦白地说是无神论者，他是共济会成员并积极参与人权协会的工作。
坏人们待在后方，在各自的首都统治着参战国家。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或那个国家的首都，不管待在哪里，他们都远离无人区。那儿，在前线，幻想在战火中死亡，口号沉没在泥浆里，英雄主义的美梦在铁丝网上告终。能够经受无法形容的一切而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往往丧失了语言，沮丧让他们沉默。偶尔回家探亲，跟留在家里的人已不能再作正常的沟通。开战后没有几个月，他们经历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罗伯特·格拉弗尔在战后问到这种缄默的原因，他只得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解释：“这正是不正常之处，士兵们回家探亲，就6天时间吧，他们并不感到高兴。想到要跟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的人待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可怕。无法对这些人解释，没法向他们描述前线的炮火声，这种声音从不停歇，没有一刻停歇。”因此，即使在家里或者在佛兰德的圣诞节，哪怕很安静，他们的头脑里也会响起这种声音。正如埃德蒙德·布伦登所说的，前线永远也不是心脏不好的士兵待的地方。
倒是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有着共同的语言，圣诞节期间忧伤的心情促使他们互相理解。“我们的士兵其实跟德国人没有什么冲突。”萨福克郡兵团的W·N·尼科尔森上校证实说。反过来倒要操心一下，前线的士兵们可不能相处得太友好了，当然打仗时在炽烈的战火中是不会的。敌方也有一个高级军官看到了这种危险性。他用十分流利的德语说：“有时几天以后，双方岗哨间的敌意就减退了，他们甚至会交谈起来。我们现在面对如此狡猾的敌人，这种风气不能蔓延。在射程内发现的每一个敌人，岗哨都必须对他开枪。”
然而就算是根据现实情况，双方的敌意在减弱——为什么不能将小和平变成大和平呢？仅仅在西线，残杀不是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吗？遵守纪律的英国士兵不是早就理解了他们将军的战术——让他们排好队前进，这不是等于大规模的自杀吗？不是连那些勇敢的法国兵也早就充满了恐惧，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就在眼前吗？不是连嗜战的敌国士兵也早就在咒骂他们离开安全的家乡的那一天了吗？泥浆、潮湿和寒冷不是真正的敌人吗？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吗？
只有士兵们能成功地将停战维持好几天，就像索姆河畔战役后的停战那样，只有当所有的军队都像西线部队那样行动，那么所有参战国的政治家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而缔结和平。斯坦利·温特劳布补充说，1914年没有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原因是作为持久和平的结果，各国的政权就要被推翻，而这一点他们当然很清楚。不过他基本上同意英国军官尼科尔森的话：“以后，在战争中，等到再死几百万人以后，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好像战争的指挥者们也意识到了，德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部队统帅们不仅向前线的军官下达指示，在第二个战争年代的圣诞节该如何举措，并要求作执行汇报。如果1915年重新开展友好联谊活动的话，要追究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排长、每一个连长、每一个兵团指挥官都有责任制止任何微小的友好活动企图。降级和不再晋升是最轻的处罚。他们随时都有其他手段，最后还有军事法庭以及严厉处罚直至判刑等特殊威胁。
如此严厉的威胁致命性有多大，战后历史学家们都给予了证实。法国和英国在西线以害怕敌人而判处了几百名士兵，按紧急状态法处决——而搞友好联谊活动完全可以解释为害怕敌人。德国在1914和1918年之间共对50名士兵执行死刑，比利时13名。
在比利时士兵中没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应感谢他们的国王阿尔贝一世。这个聪明的国王认为，让别人去流血是一种病态。他和其他所有的总司令就是不一样，那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履行职责。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时协约国在背后蔑视他为胆小鬼。但他无所谓，因而颇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没有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他至今受到人民的尊敬。
那些赞同战争的军官被上面的威胁所吓唬，于是让他们的部下接受和服从命令，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年前也参与过和平活动、和敌人握过手，但现在成了上面的帮凶。这种行为在下一次 世界大战 中被称为“命令危急状态”。因此1945年以后，受指控的德军杀人犯上诉，认为他们并没有对人类犯罪，他们只是按上面的命令办事。
历史学家们却认为，不能将大战与按命令屠杀人民相比，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约翰·基根觉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只有几天时间的圣诞节前线停战，在写大战史时不值得专门为此写上几行。
用来阻止1914年圣诞奇迹重复出现的军令不是某一方某一上司个人的说辞，它们是所有总参谋部共同下达的严格命令，对和平的害怕使高级将领们联合起来，他们已不相信：在以往12个月内有所上升的敌意在交战的士兵心中仍然比其他任何一种感觉更强烈。他们曾经估计错误，他们大错特错，因为士兵们对可怕的战争之恨大于对可怕的敌人之恨。
已经接替陆军元帅弗伦奇职务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命令，对每一个出现在防卫墙上的德国人，都必须立刻开枪。狙击手和机枪手在圣诞节必须处于高级戒备状态，凡是用语言或手势与敌人联系的士兵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大部分人都严格执行他的命令。
戈登·巴伯少尉自豪地宣告，在他的战区没有一点点想搞停战及和平的企图。他部队右边的法国人整夜都在唱歌。在他的报告中被称为蛮子的德国人同样很坚定，他们在无人区花了3分钟时间短暂地见了面，但只是通过握手互祝圣诞快乐。接着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排射一个接着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只有一个例外，吃饭时我们有朗姆酒和葡萄干布丁。”
埃里希·法尔肯海因认为他说的字字都是很严肃的，是不容怀疑的：每一个离开战壕岗位朝敌人方向走去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应立即被射死。法尔肯海因似乎也要求部下，如果有和平使者来，从背后将他打死。任何与对方的接近都被看成投敌行为，梅济耶尔的德军最高统帅针对这样的行为也有恰当的对策：瞄准了打。
这些命令不仅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报纸上报道，而且是应该报道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解释一下，下达这些严格命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一解释便让所有读者都知道，1914年圣诞节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情。有人为发生在战壕里的奇迹起了一个贬义的名字“战壕里的友谊”（《慕尼黑日报》1915年1月13日），这样的友谊被作为违反战争纪律而遭到公开严厉的谴责。有人如果“企图”和敌人接近或支持这种“企图”，显然是对严峻形势的判断错误；因此明确地提醒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是很有帮助的，以免到时候不得不说“很遗憾”。
德国参谋部的军官们很清楚，1914年，除了比足球、唱歌和掩埋死者以外，还发生了什么，因此1915年12月，他们把所有的行动一视同仁地纳入惩罚：“任何与敌人友好的企图，如暗暗约定互不开枪、互相拜访、交换新闻以及重复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发生的事情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命令按谋反处置。”
从尚蒂伊的法军大本营日志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上面的人对重复和平运动的担忧，措词直截了当、十分明确，有时比德国佬写得还要直截了当。1915年12月23日第5军团下达的4569/3号命令不仅适用于圣诞节那几天，而且也适用于即将到来的除夕夜。法国士兵的一切都被禁止，灯呀、蜡烛呀、唱歌呀，都不允许。必须用持续射击压住德军阵地，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零星的小股敌人离开他们的战壕与法国士兵进行友好活动，则建议：让他们尽量靠近，然后进行拦阻射击，狙击手同时瞄准这些送上门来的牺牲品。总之，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1914年的“越轨行为”重复出现。
第九章 被旋律征服
令人更为惊奇的是，尽管有这些严厉的恐吓，还是有魔法般的和平瞬间出现。迈尼克少尉于1年前挖苦地把它们称为“美好的人性文件的见证”。1915年平安夜，在他的连队里，下级军官贝恩特竟然敢于在枪弹飞梭下从掩蔽部出来。他相信在黑暗里人们不会立即发现他，不可能瞄准了把他干掉。接着他开始唱歌，射击暂时停了下来，因为没有人想错过这一歌声。“我爬上掩蔽部，朝着敌人营地唱着‘上帝保佑你’时，枪声全哑了”。
他们唱歌，一边的人唱歌，另一边的人也唱歌，一年四季都唱，圣诞节多唱一点，反正有机会就唱。音乐唤醒了人们在前线似乎已经死了的感觉，在旋律的魔力下，音乐越过战线，厌恶、哀伤、恐惧、沮丧全消失了。特种兵赫伯特·祖尔茨巴赫回忆起战争爆发那年8月的一个夜晚，有一个法国人用悦耳的男高音唱了一首威尔地的咏叹调《里格莱托》。德军连队的士兵们站在他们的战壕上面听歌，当最后一个音消失时，“我们大声鼓掌，这个法国兵肯定听见了，也许他很受感动，就像我们被他的美妙歌声所感动一样。多么不寻常的对比！互相开火、互相厮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法国兵唱起歌来，音乐让我们把全部战争都忘记了”。
歌声有那么一会儿战胜了炮弹的响声。在拉姆斯卡佩勒，1915年的圣诞节，德国人也在战壕里唱圣诞歌，那个地方好像已被水淹了，看上去是这样，因为尼乌波特和迪克斯迈德之间的大地和以前一样在发大水。唱歌的德国人大约有50名，这股敌人本来可以像一年前一样通过呼喊来联系的，但他们现在不在视线之内。他们没有想到的是：4个比利时人在听他们唱歌——于尔班·格吕韦兹和他的3个伙伴埋伏在一个前哨位置，一个通往德军的坑道里。有一根电话线通往那里，用这根电话线还能跟自己方的总部打通电话。除了一会儿响、一会儿轻的歌声，圣诞节的深夜是一片寂静，当然有大自然发出的声音：风吹的声音和水发出的咕嘟声，在这些声音的掩盖下，这4个比利时人摸到了德军战壕的附近。
唱歌的德国人唤起了他们的感觉，和平的感觉代替了战斗的感觉。音乐声就在他们的附近，他们被旋律所征服，深深地怀念起自己的家庭，而不再想他们接着要执行的军事行动，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们的少尉命令，如果发现外面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报告。格吕韦兹报告了有关在唱歌的德国人的情况，当首批炮弹落在德国人的掩蔽部时，他的手里还拿着电话听筒。歌声突然消失。“死了的人已不能再叫喊，但受伤者大声喊叫着，整个德军阵地什么也没有剩下”。
回忆这一圣诞节的浴血事件成了格吕韦兹的终身压力，他谴责自己的行为像个野蛮人，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50年以后，这位老人在写给他孙子吕克的信中谈到他心灵所受的折磨，他一直还听见伤兵们在喊叫。他不想开脱自己的罪过，虽说他很容易为自己辩解的，只要说他是在执行命令；再说，他在打电话时炮兵已经轰击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件工具罢了。
没有他报告方位，炮手不可能打得那么准，因为他们不能很快知道该朝哪里轰击，他们就得试射，这就给了许多德国人逃命的机会。要是，要是，要是……“是我的行为消灭了生命，而且是在圣诞节的晚上，在圣诞节的这种情况下炮轰袭击，比战争本身还要糟糕，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决定。圣诞节每个人都比平时放松，一切都深陷在情感之中，人们确实是更多地想到和平，而不是杀人。事后我经常深深地感到内疚。”
第十章 人性的渴望
在圣埃卢瓦，只要吹两声口哨即可，它的意思是事先约好的。如果英国人吹两声口哨，德国人回一声口哨，这是“没有危险”的信号，也就是没有看家狗——军官的意思。接着，所有的男儿们暂时离开战壕，往无人区走去。除了握握手、交换罐头和烟品外，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其他方式的友好活动，随时都有可能过来一个上司。结束他们通过口哨约好的自发的相见。10分钟后，这一短暂的圣诞节日喧闹也就过去了。但可以等着口哨再次吹起来。
威尔弗雷德·尤尔特少尉与格拉弗斯故事中的上尉波默罗伊很相像。他和波默罗伊一样是一个君子，和波默罗伊一样有人性，也和波默罗伊一样能够理解别人。他指挥着阿尔芒蒂耶尔和里尔之间的一个苏格兰警卫连，和戈登高地兵团的士兵不一样，他们的士兵不穿苏格兰男裙。对尤尔特来说，圣诞节不应该有打仗的欲望，他想给自己和部下一点安静，不管上面有什么命令。但是就像打一个战役一样，实现和平也需要有一个战略，需要把握正确的时机。
1915年拳击日，早上8点不到一点，确切地说是7点50分，好像是个有利的时机。这时候，大本营的人还没有从圣诞大餐中醉醒过来。再说，这么早有谁愿意从大后方跑到前线来。这时对面吹起口哨，接着，一个德国人出现在防卫墙上，挥动着双臂，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跟了上来，所有的人先后从战壕里走出来，但都在铁丝网边上停下了，犹豫着。这一切尤尔特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作出反应，而他的苏格兰部下已经正确地作出了解释，于是他们也立即从战壕里爬出来，跑了出去。同时，对面的德国人动了起来，双方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这种压倒一切的、对人性的渴望，这种产生于希望和恐惧的、不可阻挡的冲动鼓舞着人们，就像流行病那样快速传播着。”尤尔特记录道。出于必要的小心，他没有将这些记入兵团的战争日志，而是记在个人的日记中。
士兵们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像成功地捉弄了严格的老师的小学生一样。但有一个很大区别，现在军官们是老师，士兵们是男孩子；还有，小学生们的行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而士兵们有可能被起诉而走上军事法庭。可是很显然，大家对此都无所谓。他们哈哈笑着，他们用饼干换酸泡菜。倘若用语言不能沟通，他们便默默地指指他们自己没有、但对方有的东西——这儿的英国军大衣，那儿厚厚的德国羊绒衫。
这些细节是尤尔特在战争结束以后写的，比如对话中的句子是凭记忆写的，不可能一字不差：
“这见鬼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春季攻势以后。”
“是的，春季攻势以后。”
“你们的战壕怎么样？”
“糟透了，水和泥浆没到膝盖。连猪都受不了。”
“你们也非常厌倦战争吗？我们非常厌倦。”
“这一切进行得很快，”尤尔特结束了他的经历报道，他称此报道为“第二次友好——第二次圣诞停战的快乐回忆”，因为从他们对面的巴伐利亚第95后备兵团突然走出了2个军官。他们没有任何恶意，但他们带着照相机，要为英国人照相，并愿意为此提供雪茄作为报酬，被尤尔特制止了，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照片发表了会出什么事，再说照片上还有自己呢。
苏格兰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还要讨论一个方案，剩下的拳击日时间怎么过，确定一下以后几天该如何举止。两个德国军官中的一个转向尤尔特，请他把他的部下重新送回战壕，因为他刚才得知，再过5分钟，德军的炮兵要开火了。于是大家都回去，但是刚才的时间也够他们作必要的商量了。这个战区连续48小时都没有再听到枪声，此后又平静了几天，直至重新开仗。
原因在于“大家的不幸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尤尔特自问道，“还是上帝的宽容在起作用，或者是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圣诞节灰蒙蒙的早晨，英国和巴伐利亚人在战场上约好了友好相会，尽管只持续了10分钟，但凡是经历了这10分钟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
那些各自待在自己战壕里的诗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互相并不了解，他们没有名气，只是每个参战国的普通士兵，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他们把这些感受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他们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诗句听起来总有一种相同的感受：忧伤。
我是杀死你的敌人，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在黑暗中：你是如此不满，
昨天，我把你捅死和杀死。
我避开，可是我的手是讨厌的、冰冷的。
我们现在睡吧……
威尔弗雷德·欧文在歌颂一个虚构的敌人，是他将这个敌人杀死的，就在昨天。他的手和这个敌人的手一样的冰冷。在对方也有一个叫格里特·恩格尔克的士兵在想念一个敌人，这个德国二等兵以《致大战中的士兵》为题所写的诗完全可以看成出自英国二等兵欧文之手：
你躺在伊珀尔，它已被摧毁？我也躺在那里，
在米尔，那儿也荒芜？我就在那儿。
在迪克斯迈德，被冲刷的地方？我就躺在你对面。
在地狱的深谷，炮火浓烟，就像你在乌烟瘴气中；
和你一起，在迪那堡的雪地里，又冷又阴沉。
在吞吃尸体的索姆河畔，我就在你的对岸，
任何地方，我都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
敌人挨着敌人，人挨着人，躯体挨着躯体，
温暖又紧密。
欧文于1918年11月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次进攻中被打死。他曾被炮弹震击而在精神病院治疗，后被作为治愈而出院，重新送往前线。被称为“无产阶级出身的第一个文学天才”的恩格尔克死于1918年10月13日前不久，中弹抢救不愈，在一家英军野战医院去世。佛兰德战地博物馆有他们俩的事迹记载。
他们两人阵亡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万人墓，它至今还留在佛兰德人那里，柔软的绿草地覆盖着过去，有时候土翻到了上面，如果耕犁把土地掀起来的话，尸体又被吐了出来，尸体的残余部分、骨头等又露了出来。
虽有来自上面的各种威胁，前线的其他地方在圣诞节期间像尤尔特的部下一样，实行了战争小憩。圣诞节前几个星期，第235后备兵团的符滕堡士兵们就开始为演出而排练，演出已被官方允许。他们要用赞美诗让自己的人高兴高兴。如果白天没事情可做的话，男声歌咏团便在地下掩蔽部练几首流行的德国圣诞歌，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还是让人觉得不好听，好在尚能听出他们在唱歌。
1915年12月24日终于来到，歌手们集中到最前线，但都待在掩蔽部里，等天黑下来了，他们爬到静静的夜幕中，站在防卫墙上唱了起来，歌声传到80米远的英国人阵地，唱了约半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人只是静静听着，不像去年那样鼓掌，也没有用一首歌来回答，但他们也不开枪。
“敌人好像很少举动，只是大声歌唱、说话和拉手风琴。可以听见他们在喊‘巴伐利亚人’和‘伙计’等。”
德军第10巴伐利亚野战炮旅的马克西米利安·埃贝迈尔上校于1915年12月26日在他的日记里简要地这样记载着。去年这个时候他曾禁止任何没有必要的射击。根据所有的兵团日志记载，每次都是敌人的士兵们发起停战的，在埃贝尔迈尔的记载中是英国人发起的，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记载中是德国人发起的。这样的记载是否真实，还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让人看到自己的所谓弱势，已经没有办法去验证了。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日记中只提到是外部环境造成人们在圣诞节的接近，而不是内在因素：“双方战壕里的士兵们被可怕的泥浆赶到了防卫墙上，因此在双方的铁丝网之间出现了活跃的往来和交换烧酒、卷烟、军装纽扣及其他物品的现象。”由于疏忽，有一个德国兵被射死了，于是立即开始了愤怒的射击，和格拉弗斯部队里发生的完全一样，和平就这样破灭了。
然而英军少将卡万在写给总司令部的一份秘密汇报中承认，他不得不报告，1915年12月25日，尽管有各种命令和警告，英军还是和对方的巴伐利亚第13后备兵团在无人区进行了友好接触。被告急的指挥官“20分钟之内就到了现场”，开始将士兵们赶回战壕去，这又用了30至40分钟。“我已命令进行详细调查，怎么会发生违反军令的行为的”。虽说是德国人发起友好活动的，就像去年一样，“但这是不能原谅的，对这件事情我感到说不出的遗憾”。
来自柏林的志愿兵奥托·海涅巴赫甚至梦想，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渴望最终势必会导致战争的结束。他的理由是，否则人们对人性的东西都会绝望的；他给家里写信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家里人发生在前线另外一个战区的圣诞节停战，同时也以此增加自己的勇气：
“昨天我听说了可靠消息，在卢斯……经历了恐怖后，接着到来的是一个完全像约定了的停战时期。双方无忧无虑地在掩蔽部的上面走动，离敌人只有几米远，双方都没有开枪。我相信，这样的行动是最符合双方的心情的。”在卢斯，英国人首次对德国人采用毒气。半年前在伊珀尔，是德国人将这种被人唾弃的方法用到战争中的。
海涅巴赫所听到的以及在卢斯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谣言。德国人和法国人在那儿踢足球。“我们很快都觉得非常快活。”一个法国士兵说。法国军官禁止他们，并用机枪来威逼自己的部下回到掩蔽部去。那位一起踢足球的不知名的法国士兵显然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战后他这样结束他的报道：“要是能把1万个足球分到整个前线战场，让大家都踢足球，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办法吗？不是成了不流血的战争吗？”
这位德国哲学系大学生海涅巴赫敢于作这样的政治预言：对战争的普遍厌倦——从圣诞节的例子可以看出——完全可能引起其他后果。他幻想，参战国互相缔结一个无临时外交关系的协议：结束战争。和科堡及波默罗伊的故事一样，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幻想孕育着希望：“于是以巨大海啸般的民族主义激情爆发的世界大战就无疑会结束，就像一个滑稽的插曲。不过我相信，世界历史上有过更多这样的悲喜剧。”
奥托·海涅巴赫阵亡时只有24岁。
第139萨克森步兵兵团和苏格兰戈登高地兵团已经互相习惯，在通常的突然袭击中尽可能减少伤亡。这该死的突然袭击，不管它在其他语言里叫什么，它基本上和自杀命令没有什么区别。对此，人们采取了恰当的对策：大声说话和咳嗽，把枪栓推得咔哒咔哒地响。只要从一方发出这些声音，对方便立即用阻拦射击来对付敌方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最固执的军官也不会逼着部下迎上去的。
说不定军官们也有些害怕？他们大概也听说过传言，有的级别较高的凶狗会因为他们的杀人命令而在背部挨上最终的一枪，不是被对方的敌人击中，而是被自己阵营里的敌人。这是真的还是编造的，他们也不知道。
麦肯齐·伍德少校是属于第6戈登高地兵团的，1914年他所经历的事情以及1915年在各种威胁下仍然成功地实现了的和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英国议院大厦，他再次为难以忘却的圣诞奇迹投了一票，他自己的一票。
1930年3月31日，将近18时，大楼里听不到老兵们通常所作的回忆报告，听不到他们在表达爱国主义立场。自由党议员默多克·麦肯齐·伍德有自己的立场，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还要把那些人再吸收为公务人员，他们在战争爆发前有他们的职务，战争结束后他们回来了，但他们的位置已被那些出于某些原因而不必上前线打仗的人所占据。
问题非常复杂。
这次会议中牵涉到的其实是原则性问题，事关“拒服兵役权”。在这次辩论中，当年戈登高地兵团的少校麦肯齐·伍德的个人声明让党内的同志和敌人都感到吃惊。他非常尊敬出于良心上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因为在举国上下充满激情欢呼战争的时候，敢于和社会舆论及大英帝国的军事机器对着干，这是需要极大的个人勇气的。
此话怎讲？
首先，英国有足够的男人可以上前线打仗，先让那些微不足道的老油子去，然后再派皇家基钦纳元帅的志愿兵。当然，每天的军力损失会导致部队人员的减少，所以要实行兵役法。于是，“拒服兵役者协会”的成员被送上法庭。凭良心行动的权利是没有的，这一论点的代言人是伯特兰·拉塞尔，他已出名，但并不著名。1540名和平主义者分别被判2年劳动改造，这是当时通行的量刑尺度。为了彻底吓住拒服兵役者，必须判几个死刑，所以国防部想出了一个愚笨而荒唐的主意，将34名拒服兵役的男子强制送往法国的临时军事法庭，因为那里有战争法。后因舆论的强烈抗议才将死刑改判成监禁。
在英国尽管法律上有规定，公民享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权利，法国和德国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愿服兵役可以写申请，但是这样的申请很少有用，因为如果被法官驳回，那就只有一条路可选了：要么乖乖地去打仗，要么进监狱。即使是普通的抗议战争，也会受到惩罚的。有一个男子在伦敦散发传单，传单上提到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表示反对战争，结果被判6个月监禁。在德国，所有的和平主义组织和协会当然早已被禁止。
在英国这个阶级社会里，比判刑更糟糕的是鄙视，拒服兵役倘若情节严重就会公判死刑。罗伯特·格拉弗斯跟西格弗里德·沙逊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沙逊正住在一家精神病院检查他的精神状态。如果检查后证明这个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的战地诗人确实患有突发性思想混乱（据说是因一次神经性休克引起的），那么他就可以免上法庭。如果他坚持出于良心而从现在起反对战争，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被起诉，因为他曾于1917年6月因初期所写的反战诗而被作为恐战神经病人送进医院。将军们以及他的朋友们都不想让他受到起诉，因为沙逊是一个有声望的诗人，如果他在法庭上出现，那么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要让给他了，引起舆论界的辩论只会对他有利。
帕特·巴克虽然在他的小说《无人区》中把西格弗里德·沙逊的故事作为幻想小说来描述，而且对话也是凭空臆想的，就像格拉弗斯处理波默罗伊和科堡这两个人物一样，但是不得不说一句：事情是真实的，这叫“现时代幻想”。沙逊是格拉弗斯的朋友，格拉弗斯确实到医院去看望过他，在那儿还碰到了另一个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欧文是被诊断为炮弹休克而送进精神病院的，然而战场上的炮轰使他得了另外一种休克，这种休克使他脱离了所有幻想。
沙逊在战争初期非常狂热，他要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为此他十分小心，发誓要放弃任何性行为，要以一个处男的纯洁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可是后来他的思想完全变了，在诗作《女人的荣誉》中，他歌颂了那些内心爱着他及像他那样男人的女人。如果他们回家探亲或躺在还算过得去的野战医院里，她们暗暗地爱着他们；如果他们作为英雄而阵亡，她们会满腔哀伤地怀念他们。他描述那些女人如何激动地打着寒噤听讲肮脏战争中的故事，而且始终相信，男人天生的骑士精神会让他们忘掉战争的耻辱。她们为了让这些英雄高兴，在弹药厂制造炮弹，用这些炮弹在前线营造地狱，这些炮弹让满身是血的士兵们盲目地、朝着另一些可怕的躯体冲去。
最后痛苦的几行以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死亡结束全诗：
噢，德国母亲在壁炉旁出神，
你在织袜子，要给儿子寄去，
而他的脸已深深埋在泥浆里。
那个坐在壁炉旁为早已在泥浆里腐烂的儿子编织袜子的母亲，在诗中是德国人，但她也可能是一个比利时母亲、法国母亲或英国母亲，而那种痛苦在全世界母亲身上是一样的。沙逊不像那些和平主义者那样抗议战争本身，他反对政治上的错误以及让打仗的男儿们为之献身的谎言。“以那些正在受难吃苦人的名义，我抗议，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呀。我要帮助摧毁那种自鸣得意，留在家里的人就是用这种自鸣得意容忍对士兵的持续折磨，因为他们不必分担、也无法想象这种折磨”。
诗人的这一见解不仅适用于这次战争，而且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战争，这一见解被写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墙上。诗人和艺术家在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展室。保罗·纳什曾非常希望他的宣告能将那些把大批年轻小伙子往死里送的老家伙的灵魂全烧掉。他是大战中正式的战地画家，他为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履行自己的天职、用艺术家的技巧将前线的英雄主义事迹留住而感到高兴。
战前，保罗·纳什以画精致明快的英国水彩画而出名，但今天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描绘佛兰德破碎风景的画家，而且很有名气，今天仍然如此。他那诞生于1919年的油画《梅南路》表现了一个不祥的恶梦——像干了的血一样的云、苍白的阳光照在树墩上、锈蚀的铁丝网、锈蚀的钢板、锈蚀的钢盔在灌了水的炮弹坑里继续腐蚀——西格弗里德·沙逊在爱丁堡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检查精神状态时，脑子里也有过这样一个恶梦。
罗伯特·格拉弗斯劝他不要失去未来，不要成为拒服兵役者。不要因为看见了几具尸体、看到了一个不能忘却的躺着尸体的地方而失去勇气。西格弗里德·沙逊打断了他的话：“问题是，仅仅上个月就有10.2万具尸体。你说得对，这是一个长远的想法。可是我一秒钟都忘不了，你也不应该忘记，罗伯特。如果你真的有勇气的话，你就不会默默地跟着干了。”
罗伯特回答说，没有人能理解沙逊是自愿报名来打仗的，而现在却调转身子说，对不起，小伙子们，我现在有了另外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坏作风，他们会说，你不像一个君子——这也就是他们会说的最糟糕的话。”
默多克 ·麦肯奇·伍德在英国议院大厦所说的话还不包括沙逊这种作风，那位当年的少校说了一番了不起的话，那才值得逐字逐句地记下来呢。在这场大战中麦肯奇·伍德是志愿报名者，所以他说的每个理由对拒服兵役者来说都是没用的。当时有一个被卑视的逃避兵役者在说话，这些拒服兵役者连战场都没有见过。“如果，我尊敬的前面那位演讲者说，男人参军是为了杀人，那我就觉得他没有维护他的事业，而是在损害他的事业。我很早就到部队了，但我非常清楚，我到部队来根本不是为了来杀人。相反，人们确实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是抱着避免杀人的目的到部队来的，越早作出这样的决定越好。我不愿去杀别人，我愿保护可爱的人们。老实说，我在部队期间以及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未做过伤害任何人的事情，包括没有伤害过和我们对阵的人”。
仅仅这一段似乎雄辩地响彻在大厦前的空话，就足以把他当成一个我行我素的外行，然而麦肯奇·伍德还远远没有说完，他又捡起了在历史性圣诞和平发生前不久英国一社论作者发表过的思想，那位作者写道，可惜不是欧洲前线的那些士兵，而是这些可诅咒的政治家和当权者有说话的权利。按圣诞停战后的消息说，小人物在战争中已一无所求，他们只想活。
就像麦肯奇·伍德。
他最后又说：“战争初期，1914年圣诞节我在前线的战壕里，参与了当时有名的停战。我们离开自己的阵地，和我们的德国敌人握手。当时许多人在想，我们是不是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贬低自己。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事实是，我们那样做了。当时我有了一个看法，这一看法此后越来越坚定了，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处理事情的话，就不会再开枪了。这一停战持续了14天，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就是因为我们同是被别人操纵的人，我们是被迫互相在开枪的。我们大家确实都很清楚，那简直就是一个坏的政治体制。跟我一样，在这些日子里，经历过这一事件的其他人也都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去改变这样的政治体制。我希望，我们始终还会想起一些东西来的，但是我想我们首先必须摆脱引起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些感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忘记战争。拒服兵役者，该惩罚的也已经惩罚得够了，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尽少听到这方面的情况。”
从他所在的党派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同时也遭到像厄尔·温特顿、索思比指挥官那样的保守主义派的反对：其实，麦肯奇·伍德所提到的圣诞奇迹早已被遗忘了，它是历史上一次性的事情。
尽管如此，西线的苏格兰人和萨克森人一年以后，即1915年12月底并没有被已宣布的惩罚措施所吓倒，他们学指挥官的样，指挥官们对所有的士兵间的接触保持着沉默，所以士兵们也学他们这种沉默策略。他们对在阿尔芒蒂耶尔谈好的小和平保守秘密，这对士兵们来讲，是个好办法。
所以，自发约定的停战一开始根本就不告诉有关的指挥官，免得因触犯某个命令而倒霉。他们在碰运气，必要时装出在打仗的样子。所以当德军司令部的人到最前线视察时，一切都显得跟正在打仗一样。不，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完全可以解释，战地电话是通的，可以提前传消息，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前面的人。哨兵在站岗，随时可发出“请注意”的警告。有情况了，就对准插在防卫墙上面一根棍子上的洋大头菜开枪，这个菜头是圣诞节时射击比赛用的，现在已烂得只好让老鼠分享了。然而富有生活经验的萨克森人犯了一个错误，正在对面防卫墙上拿着铁锹干活的英国士兵没有被告之这一情况。
所以应该想到，刚刚到达的指挥官会命令一个士兵，将那个显然是疯了的敌人打死，指挥官果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在当时……士兵与战区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在视察新兵时新兵与司令部将军之间的关系：害怕多于热爱”。在萨克森第2军团第139兵团的回忆记录中，对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有所描述。那个勇敢的萨克森士兵把枪打偏了。
“简直是瞎打。”这个指挥官斥责道。然而那个拿铁锹的英国兵在离开防卫墙回战壕去以前向这边招招手，这下指挥官不再相信是碰巧打偏的。在场的少尉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跟敌人约好了，大家加固自己的工事，在这段时间里不开枪。这一应急谎言好得很，听起来满有道理。根据兵团编年史家记载，这位指挥官事后对他部下的这一需要还是充分理解的。
士兵们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个爱尔兰志愿兵写信给他的“老温尼”说：“可惜，不像一年以前那样了，战场上不能再打乒乓了，代替它的是‘砰、砰、砰’的枪声。圣诞节也禁止我们互相邀请喝茶。”他挖苦地抱怨说。但德国的间谍们跟以前一样消息非常灵通，他们可能已经知道，由温尼烤的美味黑麦饼干是什么时候到的。这次他一点都没有分给别人。“这些饼干虽说寿命很短，但它们有一个充实的生命。我将捍卫最后的饼干屑，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开玩笑地写道，并用“再见，我爱每一个人。你的爱着你的朋友艾弗”结束了这封信。
兰开夏郡第2轻步兵团的兰斯·科波拉尔·乔治·阿什赫斯特当时20岁还不到一点，1915年圣诞节他正在图凯附近的英国阵地执勤。72年后，几乎过了一辈子了，这位92岁的老人接受了大战博物馆音响档案部的采访。从录音带放出的沙哑说话声，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但他的回忆思路很清楚。阿什赫斯特把那2个小时的停战——因为当时和平不允许超过2小时——始终作为活生生的图片存在大脑里，博物馆的历史学家们来采访时，他就从过去的记忆库里把这些图片调取了出来。
和平是在晚上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开始的，一个德国兵用圆号吹了几首圣诞曲。“第二天早上，那个通过无人区来我们这里建议停战的德国人挥动着一根绕着白布的棍子，表示他的和平意愿。尽管这样，我们也必须把他俘虏起来。”根据英国军官的意思，这个信使在眼睛被蒙起来以前看到英国阵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因此不能再放他回去了，对他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而也许正是当了俘虏，才救了他的命，阿什赫斯特冷静地补充说。
但他们接受了德国人带来的消息，往对面喊话表示同意，从11时至13时停战，说定了。圣诞节上午将近11时，大家都从战壕里出来走到无人区，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都出来了，但都站在自己阵地一边，即在自己的战壕前。没有像去年那样变成自发的联谊活动和交换礼物，联谊活动被严格禁止。甚至有谣言说——就像许多别的谣言一样被信以为真——违反命令者被处以绞刑或者按紧急状态法就地处决。“我们起先站在战壕上面，活动活动腿脚，接着像在滑冰场上一样滑到了地上，最后终于踢起足球来了。德国人也跟着我们一样做，但我们只是自己人内部踢，而不是跟对方一起踢。”天很冷，结了冰，地很硬，球不听话，让人难以捉摸。
他们互相朝对方扔报纸，德国人扔他们的《里尔战报》，英国人扔他们从伦敦随给养送来的报纸。“我一点不担心德国人会破坏和平，我只有一个想法：就这样下去，应该持续下去，就像在天堂一样。可是第二天，英国人按上面的命令必须开枪了。”阿什赫斯特补充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痛恨这些可诅咒的将军了，直至到了高龄始终可以从录音带上听到他那用清楚的话语表达的痛恨。他们白天只是对着敌方朝天开枪，打在敌人的战壕上方。
他的同胞威廉·泰特回忆说，使他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偏偏是那些令人讨厌和可怕的普鲁士人，具体地说是第14兵团的普鲁士人从战壕里出来请求实行停战而且遵守了约定。1976年，一个德国军官在大战博物馆采访时说，即使没有那种将军们所害怕的圣诞节气氛，在平时的战争中也有许多早就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变成了可能的事情：1915年秋天，英国人向德国的某部第6连发起毒气进攻，但大部分德国士兵都没有死，因为他们及时戴上了防毒面罩。英国人以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已死了，于是让步兵进入无人区，他们未受保护冲入了火力线，许多人倒下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死者掩埋掉，完事后将一个白色十字架放在掩蔽部上。两天后，天刚亮的时候，看见对面有两根柱子撑起了一条白布，上面写着：‘我们感谢你们也掩埋了我们的伙伴’。这一天就没有再开过枪。”
1914年圣诞和平以后，在许多英国报纸上发表了令人思考、几乎是令人忧伤的文章，不像德国和法国报纸，尽是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的激昂情绪。但到了1915年底，随着阵亡人数的增加，对罪人德国人的愤恨也明显上升，编辑们用强烈的语言相应地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当那个轻步兵的故事通过一个步兵写给家里的信传开后，英国人和德国人进行友好联谊这种有失体面的行为受到斥责，两名参与军官后来上了军事法庭，但他们和巴恩及科尔奇昂一样有幸免难。几十年后，阿什赫斯特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一切都是人性所致，再说又是圣诞节。”
这些事发生在1915年圣诞节期间那几天，此后，在这场大战中就再也没有小和平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共同欢庆圣诞节这一令人难以想象的西线奇迹故事结束了。
第十一章 梅西纳的钟声
但是结束这个故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用歌声“寂静的夜，神圣的夜”而开始一切。差不多是这样，1916年圣诞节的第一天，一个寒冷而清朗的冬日早晨，有一点太阳。在驻扎于伊珀尔附近的利物浦皇家第5兵团对面，有几个德国士兵走到防卫墙上，他们祝英国人圣诞快乐并建议在无人区的半路上见面。戈登少校朝对面看了一下，然后命令他的两名狙击手打死这些德国人，狙击手听从了他的命令，二等兵沃尔特·霍斯金经历了这件事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条卑鄙的狗，他做的事情根本不是英国人的举止。”
另一种可能呢？
1997年，在梅西纳，那个于1914年圣诞节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将战争休止了几天的德国少尉策米施的儿子鲁道夫·策米施，他认识了一个与他同龄的比利时人艾伯特·格基尔，他对鲁道夫讲述了当地教堂组钟的故事，教堂在大战中被摧毁了。格基尔从当年出兵佛兰德的国家——他们的士兵在那里战斗和献出了生命——得到了大大小小的钟，但这组钟里偏偏还缺少一座德国的钟。
鲁道夫·策米施愿意为此出力，他开始募捐，这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后来，联邦德国国防军的一名少校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开始，他在联邦国防军军人协会的资助下得到了一座钟，此钟于1999年11月7日在捐献仪式中转交。此后，他们两人共同努力募到了一座更大的钟，上面铭刻了主要捐助者的姓名，于2002年1月13日在梅西纳举行了捐赠授予仪式。此钟高1米半以上，重1450公斤。由于钟的重量太大，不能通过摆动敲钟，而是采用电动钟锤敲出按程序编好的声音，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钟一起奏出独特的旋律，佛兰德大地远近都能听到，根据风向和风力，有时轻柔、有时嘹亮。
有时献给死者，有时为活着的人敲响。
我向所有希望战争永远打下去的人转告一个正在打仗的男儿们的消息，让这个消息烧毁他们令人恶心的灵魂吧。
——英国画家和战争素描画家保罗·纳什
■ 西线军队诗人罗伯特·格拉弗斯。
■ 恩斯特·巴拉赫的素描作品；巴拉赫是1914年自愿当兵的，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爱国主义的：先胜利，再和平！
■ 比利时军队画家卡雷尔·劳韦斯的素描作品《1914年圣诞节》。
■ 英国军队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1918年大战结束前几周阵亡。
■ 1914年圣诞停战时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一起比赛足球的故事至今仍被英国人借用。此漫画表现1993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踢足球，一艘齐柏林飞船用反欧派撒切尔夫人的表情在观看。
■ 西格弗里德·沙逊是一位英雄，他写诗反战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检查。
■ 由保罗·纳什创作于1919年的油画《梅南路》是英国艺术史上的伟大作品之一，用但丁笔下的地狱表现无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