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里根得益于以迈克•迪弗为首的高水平的媒体操纵机器一样，布什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卡尔•罗夫的精心操作。尽管布什总统对大家把后者形容为他的“大脑”颇感难受，但他不得不承认，每一项政策，每一次政治行为，都在罗夫的授意下，布什有针对性地展开了自我包装工作。在“9•11”之后，他在硝烟未尽时跑去纽约现场凭吊死难者并安慰受害者家属；为了避免“文明的冲突”，他特意走访了华盛顿的伊斯兰中心，表示“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没有把这看成是一场宗教战争……伊斯兰人民崇尚和平，穆斯林信仰是和平的信仰……在美国，有数百万的人信奉穆斯林，他们和我一样，也热爱我们的国家，在向国旗致敬的时候，他们和我一样坚定不移”；为了帮助共和党扩大在国会和州政府的优势，他“飞翔”于全国各地，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助威、拉票，俨然共和党“教父”的姿态；为了不厚此薄彼，他不仅经常请主流媒体的记者来白宫做客，还于2003年10月13日特别接受了5家地方媒体的专访，使这些平时难有机会报道白宫事务的地方媒体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为了不使民众产生恐慌情绪，在美国发生首例疯牛病后，他照吃牛肉不误；为了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他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为了振奋美军士气，他出人意料地飞往伊拉克，而在他离开不久，美军就抓获了萨达姆，看上去就像是他带给美军好运……就这样，布什不仅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还赢得了媒体的好感和敬畏，即便是他说了错话，做了傻事，报道出来的结果也显得十分亲切，就像他吃饼干噎了之后，媒体很快便把他母亲的忠告搬了出来，人情味十足，而公众则喜滋滋地注视着这个不平凡者的平凡表现，心理距离进一步拉近了。
政治家与媒体的友好关系，不是简单的独角戏，还需要手下人的积极配合。作为有现代意识和经济头脑的领导人，布什鼓励并支持白宫的高层官员和媒体、公关人员花费大量时间与新闻界交谈，商议新闻策略，回顾他们最近在某个新闻上所做的努力。如果布什要会见记者，或发布消息，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卡尔•罗夫们都会预先推敲好措辞、帮助布什排练好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回答，以防他不按讲稿讲话，授新闻界以口实。在萨达姆被捕后，尽管布什心情非常愉快，但他的谋士和助手们还是劝说他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以使他说的每句话都有的放矢、严谨、周到。
现代社会是一个博弈社会，博弈的法则是对立则两败，合作则双赢，政治家与媒体的关系尤其如此。在《新闻界的火炮》一书中，美国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写道：“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互相合作，并且和正在崛起的少数有思想的人合作，而不是把对方当作‘敌人’的话，他们都将会得到更多的收获。”在与政府经过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也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不仅比美国政府更能够认识到力量的局限，而且善于通过双赢的合作扩大自己的利益。
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中，媒体就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用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泰德•格拉舍的话说，“新闻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新闻是有关社会变迁、社会变革的东西。”处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传媒国度，美国媒体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
但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消息来源保持密切关系，依靠他们，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保证及时、经常地给全国公众提供消息或使信息量增加到最大限度，媒体有时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啦啦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就像一位政治顾问所说的，“政治中没有真理，只有胜利”，无论是白宫，还是媒体，都很清楚伊拉克战争需要的不是真理，需要的是胜利，是为胜利而做出努力。
在布什政府一步步接近“倒萨”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媒体很自觉地站在了政府一边。美国电视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播报新闻、发表评论和播放对该国一些官员进行的采访，企图解释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必要性，变成了发表美国政府观点的发言人。根据菲尔公司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75%应邀参加美国电视新闻网圆桌座谈会的人都是美国现政府或前政府军方官员和政府官员，只有17%的被邀请者对白宫提出过批评。对此，美国一反战组织领导人丹尼•佩尔逊在将美国媒体在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进行比较后，抱怨说，时代变了，在越战期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美国领导人的错误、目的和失败；但现今，这些媒体对任何不信任政府官员的人的声音进行审查。
民众显然也受到了政府和媒体的影响。在2002年的一项调查中，42％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新闻媒体过分自由，40％的人认为，不应该允许报纸自由批评美国军方的策略和表现，他们还主张限制教授的学术自由，限制批评政府的军事政策的言论。近一半的人说，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应该监视宗教团体的活动，即使是侵犯宗教自由也在所不惜。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得以“茁壮成长”，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到来和善后都显得那样容易接受，无论有多少坏消息传来，布什的支持率始终难以下落到50%以下。
在萨达姆被捕后，美国媒体更是开足马力，把这件事做成了一个巨大的“圣诞蛋糕”，一位英国学者说，对于那些多年不能活捉本•拉登的美国人来说，萨达姆被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宣传噱头，尤其是他被活捉的消息。而阿根廷《号角报》甚至披露说，怎样将抓捕萨达姆的消息公布于世，这个问题是美国几个月来精心研究的一项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就是要彻底消除人们对其真实性的疑问。用参与策划的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公关联络部主任加里•撒切尔的话说，播放的电视画面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我们不想展示萨达姆的英雄形象”。与此同时，美国还希望从中展示美国的人道和公平，展示美国人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从容和自信。结果无疑是双赢的，政府达到了目的，媒体赢得了眼球，而成功的“经验”无疑会鼓舞双方继续合作下去。①
政治家、官员与媒体（4）
李仁虎
市长不能这样“对付”记者
某个城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事故，记者去采访市长，市长让记者去采访分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又让记者去采访公安局和消防队。一个与市长是朋友关系的记者问市长，为什么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市长说，怕记者胡写。记者说，一般来讲，记者都会客观报道，不会歪曲事实，老百姓希望了解真实情况，市长接受记者采访出来说话有好处。市长说，正是因为关系重大、影响重大所以不便接受记者的采访。不接受采访我没有责任，一旦说错了就是我的责任。
这位市长的想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代表了市长对待记者关于事件采访的真实心理。
书记、市长、局长等地方和部门官员与记者的关系通常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拒绝见面，对记者不想见、不愿见、不便见、见不见关系不大，总之是自认为见了没有好处的媒体记者采取拒而不见的办法；
二是见了面但避而不谈实质问题，在不得不见、见比不见好处多的情况下，采取见面但避而不谈实质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对敏感问题和批评报道；
三是打官腔、踢皮球，绕实质问题转圈子，目的是让记者白费劲，得不到真实情况；
四是大动肝火，粗暴对待，甚至辱骂、推搡，指使手下的人打记者，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突然面对记者来采访突发事件、批评报道的过程中；
五是平时关系友好，但面对记者来采访突发事件、批评报道时，便态度冷漠，消极应付；
六是用得着你的时候特别热情，用不着你的时候，消极冷淡；
七是持一份平常心，按照规定、程序、情理来处理与记者的关系和接待记者采访；
八是建立长期友好关系，热情接待记者采访，不管是记者的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客观、诚恳地介绍情况，尽量满足记者的采访要求。
从政的人不论官职大小，都有家与匠人之分。高级领导人算不算政治家，做得好的算政治家，做得不好不能算作政治家；县委书记、县长算不算政治家，做得出色也可以算作政治家。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善于与媒体打交道。
拒绝与记者特别是采访突发事件或批评报道的记者见面，往往是得不偿失。看似不见好，其实是见比不见好。
2004年2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安徽芜湖“红顶商人”成群》的报道，这篇报道被全国几百家报台和网站转载，一时轰动全国。这篇出自新华社女记者朱玉的报道写道：记者2月1日至2月6日在芜湖调查采访时发现，已被中央多次严令禁止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行为，在芜湖市已是人见不怪。“红顶商人”现象在芜湖已成建制、成系统、成系列地出现。据记者了解，芜湖市从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到市财政、计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双重身份在当地干部中被认为是荣耀和“当然”。芜湖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还自豪地向记者介绍：“我们的市委书记就是奇瑞的老总嘛！”
在报道中，记者对问题的严重性作了进一步的引伸。报道写道：安徽省委组织部门表示，安徽省委从2003年第4季度就开始着手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2003年11月，省委组织部下文清理。2004年年初，中组部下发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通知后，安徽省委又要求各地进行清理，严格执行中央要求。但直至记者在芜湖采访结束，芜湖建投等企业“红顶商人”兼职的情况，还被当作经验介绍。
这篇报道发出后，社会舆论大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芜湖市委特别是市委书记詹夏来本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乃至安徽省委都有相当大的压力。在公开稿播发之后，记者朱玉在比这篇更为详细的刊发在供现任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的内参稿上，明确地说到，朱玉数次打电话给詹夏来，希望能当面采访他，但被詹夏来婉拒。
婉拒的原因也许是詹夏来当时有其他要务在身确实抽不出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詹夏来确实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与其说是不善于，倒不如说是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更准确。詹夏来是一个埋头干事情的人，而且是一个很懂经济和行政管理的人，对这方面的中外名家及理论常常信手拈来，在他担任市长和书记的几年里，芜湖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党政改革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安徽有目共睹，交口称赞，有“安徽的大连”之誉。而詹夏来作为市委书记身兼奇瑞董事长是安徽省委研究决定的，并非本人所能左右、定夺的。芜湖“红顶商人”的这些做法也并非芜湖的创造，据说是学了外地的经验，当时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种做法和这种现象，有些地方比芜湖更普遍、更严重。据说，早先这种做法中央的精神是允许的，但后为中央明确规定不允许，且在2003年中组部又强调了这一规定。这种情况下，朱玉的这篇报道使芜湖成了违背中央政策的典型。
假设当时詹夏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会不会发生芜湖成为全国典型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以下几点可能会发生变化，詹夏来向朱玉介绍芜湖的实际情况，介绍芜湖这种做法来自于何处，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特别是关于他本人兼职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省委、省政府的态度。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朱玉有可能继续写稿，但肯定会把这些情况的深层背景写出来，写出稿件也可能只发内参，让中央领导知道就行了，不一定发公开稿。
事后，詹夏来的做法受到了原省委书记卢荣景的批评，卢对詹说，不要回避记者，要正面接触记者，正面接触记者，可以让记者了解到事情背后深层的原因，使记者更客观地掌握情况，更客观地写出报道。他还拿自己在这方面的做法来教育、启发、开导詹夏来。后来，詹夏来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对待记者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艺术大为提高。
打官腔、踢皮球是官员对付记者最常用的手法。在2005年1月初举办的来自中国30多个城市市长参加的“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市长研讨班”上，市长们模拟危机时刻如何与媒体沟通及培训市长应对记者的能力。
当问及一个敏感问题时，第一位市长回答说：“药品生产管理权在卫生部门，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另一位市长则说：“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政治家、官员与媒体（5）
李仁虎
从大众的角度看，这两位市长的回答，一个是踢皮球，一个是打官腔。你不是“最合适的人选”，那谁是“最合适的人选”？
打官腔、踢皮球的做法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批评、谴责。作为官员，在公众舆论面前敷衍塞责，转移视线，说轻了叫糊涂，说重了就是推脱责任。至于“非常遗憾”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之类的话，更是一种障眼法，出了问题，一句“遗憾”，就交代得了吗？再者，谁还不知道要“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关键是要按照什么规定、处理谁和怎样处理。这样的回答，经不住公众的质询和专家的推敲，其作用只能是帮助市长从记者堆里脱身而已。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习惯和热衷于“对付”记者，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为了从“对付”中得到好处。他们总以为，本地本部门发生了负面新闻后，如果善于“应付”和“堵截”记者，最后竟真的“纸包住了火”，上边不知道，下边不知道，外边更不知道，他们就可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在“化”的过程中，逃脱了自己的责任。
但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刻意“对付”记者，尤其是隐瞒事实，其结果往往是引火烧身。“纸包住火”在十几年前很容易做到，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和社会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下，领导干部若再有“纸包住火”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2001年广西南丹县原县委书记万瑞忠就是一个教训，他试图采取“纸包住火”的办法，结果欲盖弥彰，落得个罪加一等、国人唾骂的下场。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7月17日凌晨3时许，南丹县龙泉矿业总厂下属的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造成井下81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万瑞忠与南丹县原县长唐毓盛、原县委副书记莫壮龙、原副县长韦学光密谋后，决定对此事隐瞒不报。万瑞忠还授意莫壮龙、韦学光告知龙泉矿业总厂自行处理好事故善后工作，防止事故消息泄露。在上级有关部门查问事故情况时，万瑞忠还多次同唐毓盛等人隐瞒事故真相，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万瑞忠最终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
“对付”记者最严重的行为是与记者发生冲突，甚至打记者，那更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
2003年11月20日上午，福建省宁德市电视台记者詹凯等3人前往寿宁县建设局采访当地一建房纠纷问题。据詹凯介绍，当时该局局长叶玉宝正在办公室接待客人，得知记者来意后，他先是说要找纪检组长，然后又推说要找开发商。当看到记者拿着摄像机拍摄时，叶顿时激动起来：“你当什么记者，拍什么！”随即站起来想抢记者手里的摄像机。记者被迫退到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叶冲出来朝记者的下巴打了一拳，并抢过摄像机摔在地上，然后捡起从5楼扔到河里。事后，经法医鉴定，詹凯受一级轻微伤。摄像机及其附件全部损毁。
宁德电视台将这些过程进行了披露，社会一片哗然，迫于舆论压力，11月26日，寿宁县委常委会议决定，县建设局局长叶玉宝先停职检查，赔偿相应损失，向记者赔礼道歉；待县纪委调查结案后，再“依法依规、据实公正作出进一步处理”。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事后的跟踪采访中注意到，寿宁县《县委常委会议纪要》并没有对叶玉宝是否殴打记者、砸毁设备作出结论，只是笼统要求“全县各级部门要从‘11•20事件’中吸取教训，正确对待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11月28日，叶玉宝在县纪委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宁德电视台向当事记者鞠躬道歉，并送上慰问金。他一再说，“事情发生在建设局，作为局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向记者赔个不是。”当被打的记者詹凯当面问他是否打人时，叶一直保持沉默。詹凯表示，“在没有承认事实基础上的道歉，是苍白无力的”。
29日晚，记者接通了叶玉宝的手机，想听听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叶玉宝说，“你去问处理这个事情的专案组，我相信组织上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当记者问他到底有没有动手打人时，叶带着哭腔说：“对不起，你不要追问。我现在不管怎么讲都没有用！”随即把手机挂断。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对这起事件跟踪报道过程中，把如何与采访对象联系，采访对象是怎么说的，态度怎么样，等等，都写进了报道里。
在现代社会，处理公共危机的媒体运作能力是考验官员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刑事案件、公共安全事件等正呈现发生频次增加、规模变大、波动方式多元、国际化程度提高等特点。而且在现代信息技术下，这类大众关心的甚至涉及一个地区乃至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信息会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国内外舆论热点。所以，各级政府和部门对新闻的处理必须高效、得当、准确，稍一迟疑或发生偏差，就会错失良机，酿成错误，甚至是无可挽回的重大错误。如果政府不讲出事件的真相，别人就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政府想等明天有了调查处理结果再公布，别人今天就会抢先“合理推测和想像”。
官员们在危机时刻必须与媒体沟通，决不能采取拒绝记者采访、踢皮球、打官腔，甚至粗暴对待记者的态度和做法。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官员们不应把着眼点放在如何“对付”记者上，而应把重点放在以下几种能力的培养和把握上：
一是及时掌握事件发生信息的能力。事件发生了，官员应该在第一时间获知消息，起码比新闻媒体知道得要早。二是迅速控制事态继续恶化的能力。不管发生了多大的事，都要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三是全面了解与此次事件有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能力。做到心中有数，为事故的正确处理寻找法律依据。四是客观真实地上报和下达的能力。该向上边报告的必须报告，该让老百姓知道的也必须让老百姓知道。五是讲方法、讲策略地与媒体沟通，通过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减少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六是勇于承担责任，给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政治家、官员与媒体（5）
李仁虎
一般官员要积极应对媒体
县处级以下的官员是官员阶层中接触记者最多的一个群体，记者从他们中发现正面典型，同时也是反面典型较为集中的一个群体；记者从基层了解许多新鲜活泼的正面故事，同时也了解到很多触目惊心的反面事例。
对于乡镇官员来说，他们既想结交记者，又担心结交记者吃亏。他们希望记者来报道他们的工作，宣传当地的特点、特色，但又担心请不来记者；请来了记者又担心接待不好记者。但这又分地区富裕和不富裕两种情况，富裕的乡镇特别是邻近城市的乡镇，记者去得多，干部见记者多了，也就不存在这样的心理，往往不是想见记者，而是不愿见记者。而贫困的特别是边远的乡镇就不一样了，记者很少去那里，记者特别是中央级的媒体记者去采访，也算是一件稀罕事，当地的干部是甚为高兴的。
对于县级官员来说，特别是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常委兼宣传部长、副县长一级的干部，他们更乐意和熟悉的媒体及记者打交道，也常常会邀请熟悉的媒体和记者前去采访，甚至召开座谈会。如果是不熟悉的记者，他们一般会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宣传部长除外，职责要求他必须与媒体的记者打交道。即使是中央级媒体的记者，他们大多也不会主动和记者见面。如果是中央级媒体的领导和有较高身份的记者来，他们一般都会出面。在官场，级别仍然是灵丹妙药。这里也分两种情况，记者见官员的难易与贫富程度往往成正比例关系，越是富裕地区，记者见官员越难，越是贫困地区，记者见官员越容易。
对机关特别是省级以上的党政机关来说，普通干部与记者打交道机会较少，因此也不在意如何与媒体及记者打交道，记者前来采访也基本采取能躲则躲的态度，除非领导有安排，非见记者不可。在党政机关，往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硬性的规定，不得私自接受记者的采访。而处级干部如处长、副处长接触记者较多，特别是综合部门的处长如新闻办、综合处、法规处、统计处、办公室等，与记者打交道最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新闻界的朋友，与媒体打交道得心应手。有一些人则对记者敬而远之，接受和接待记者采访采取例行公事的态度，甚至采取回避和不欢迎的态度。
记者前来做正面采访报道，一般官员都持欢迎的态度，对记者的采访一般都会积极支持、配合，双方的合作也会很愉快。对批评和敏感问题如征地和拆迁引起的群众上访、煤矿发生死亡事故等采访报道，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干部往往采取回避、干扰和阻挠甚至暴力阻挠的做法，由此导致双方的争执甚至冲突。记者采访过程中的被打事件多由此引发。
回避是当事部门及人员对待记者采访最常用的手法，究其原因，大约如下：（一）我是关键部门或关键人，我不见你，你了解不到更多的情况，你的报道可能写不成；（二）你不知道我的态度，而我的态度和说法至关重要，我不开口，你的报道怎么写？（三）我先避开你，然后找你们的领导，让你们的领导出面阻止你的采访；（四）反正我有责任有问题，我就是躲着你不见你，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记者是什么心理和做法呢，记者的心理和做法大体如下：（一）我已从外围了解到很多情况，找你只是作进一步的核实，作为关键部门或关键人物，你讲更好，不讲也没有关系。（二）你讲是一种态度，不讲也是一种态度，我把这些过程原原本本地写在报道上，让读者来评判，不是我记者不采访你，而是你拒绝接受采访，我已尽到一个记者的职责和读者对记者的基本要求。（三）新闻单位的领导一般不会直接干预记者的批评报道和敏感问题报道，相反大多会持支持的态度，即使个别特殊情况领导出面干预，也会让记者先拿到材料再说。（四）一条好新闻我决不会轻易放手，我会采取一切办法获得材料，好新闻是记者安身立命、晋职晋级最重要的砝码。
对新闻媒体来说，这是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而批评报道和敏感问题的报道是媒体竞争最激烈的阵地，抢先占领、更多地占领这类报道，是媒体胜出的一个法宝，也是媒体胜出的一条捷径。在这个问题上，媒体的领导和记者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媒体的领导和记者决不会轻易放弃这类报道。
过去，媒体特别是报纸的发行多有赖于地方和部门的支持，媒体会部分地听从地方和部门的话，一定程度地理睬地方和部门的态度，一般不会与地方和部门叫板。现在媒体特别是晚报、都市类报纸和新生的非党报类报纸走的是市场发行道路，基本不需要地方和部门的支持，无求于地方和部门，因此可以不听地方和部门的话，不理睬地方和部门的态度，敢于与地方和部门叫板。
再者，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方面舆论监督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的垄断和封闭已经做不到了，“瓶颈”已经打开，你能封住报纸，封不住电视，你封住电视，封不住网站，你封住网站，封不住个人在网上发帖子，你封得住这家媒体，封不住那家媒体，封得住国内，封不住国外。
所以回避不是一种好办法。《第一财经日报》在2004年12月1日７版刊登了《深圳前罗湖公安分局女局长被双规》的报道，报道中说：“针对近日传得沸沸扬扬的深圳前罗湖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涉嫌权色交易、钱权交易遭双规一事，深圳罗湖公安分局有关领导拒绝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要求。深圳公安局宣传处一位相关人士则表示，‘这件事和我们无关，目前没有人能对此事说三道四’。”尽管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核实和正式说法，但记者还是在掌握很多线索的情况下写出了这篇报道。部门回避并没有达到记者不写这篇报道的目的，相反，读者却从报道中看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做法不当乃至可恶。
至于阻挠甚至暴力阻挠更不是一种好办法，而是一种愚蠢的办法，是一种自找麻烦、引火上身的办法。
正确的做法是，一旦发现本地、本部门有被记者发现的问题，应安排合适的人，重要事件应安排重要人员甚至最高领导，接待记者，接受记者的采访，正面解释，道出原尾，希望记者做客观的、正确的、全面的报道。
如果记者直接找到某位当事人或某位知情人，当事人可以视情况采取多种方式：（一）对事关单位和全局的事，应请示或报告上级领导，由领导来作决定，是否可以接受记者采访，话可以讲到什么程度；（二）自己如实地对记者讲，这事不由我分管，你应该采访主管领导；（三）争取主管领导的同意向记者透露可以透露的情况，以满足记者的要求。
当记者直接面对你，特别是摄像机镜头直接对着你的时候，无论你处于什么角色，是直接当事人还是主要负责人，抑或是地方或部门主要领导，你都要镇定自若，沉着应对，首先不做过分的行为，如挡住镜头、推拉记者，更不能与记者发生暴力冲突，如果是主要领导，你的这种行为就可能导致你政治生命的结束，因为媒体会抓住你，你的政敌也会抓住你不放。其次，不要说过头的、过激的话，过头的、过激的话一旦说出去就收不回来，记者就会把你过激的话原封不动地放到报道里，让你出丑，而这正是媒体追求的效果。
你可以采取新闻发言人的讲话方式，态度谦和，避实就虚，避免纠缠过程和不利自己的方面，把重点引向他处，一定要善于分散注意力。
政治家、官员与媒体（6）
李仁虎
操控舆论的影响来实现你的目的
东北某市的市长曾当着众记者的面说过一句话，当领导干部一要有好身体，二要有工作能力，三要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他说，当你领导的地方发生了问题，当媒体来采访你的时候，你见也好，不见也好，说也好，不说也好，你都处于弱势的地位。
不少高级官员并不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尽管他们经常与媒体打交道，其实并不懂得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当他是高级官员的时候，媒体只是跟着他转，但媒体并不了解他的意图，或不能准确地把握他的意图。他也并未与媒体沟通，只是通过秘书或身边的人审稿。一些官员在大会上说的话并不一定是他真正想对公众所说的。他在大会上所讲的话，传达到公众那里只是一篇官样文章，毫无新鲜内容。一些官员的考察调研活动也是如此，给公众的感觉是例行公事、可有可无，甚至是一种浪费行为，没有任何价值、或基本没有价值。公众从报纸上、电视上看不出他考察调研的真实目的所在。这是关于高级官员的报道不吸引公众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政治民主建设的完善，这种状况必然发生变化。
有些高级官员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还表现在官员是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与媒体打交道，并没有把媒体记者当作平等的对象来看待。有些官员及身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对其领导下的媒体的记者经常动辄训斥、颐指气使。对媒体为所欲为，感觉就是自己家办的媒体，媒体的记者就是自己家的佣人、雇工。媒体就是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想什么时候登台就什么时候登台，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于是公众会经常发现这样的镜头：领导在考察调研中，一手叉着腰，一手指指点点，前呼后拥，一干人马围着领导面带笑容，点头称是。活脱脱的一幕舞台表演。
究其根源，乃是由于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而非人民选举产生。所以他们敢于对媒体及记者为所欲为。他们不怕媒体、敢于对媒体为所欲为，其本质是不怕公众，公众对他们奈何不得。但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民心、民意将会对官员的升降浮沉起到直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官员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小到影响其本人的形象和影响力，大到影响其领导下的地方的工作效能、经济发展。领导要善于给自己造势，获取最大的舆论支持，赢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舆论环境。舆论环境是各种环境中如政策环境、经济环境、交通环境、法治环境中一个重要的环境。
官员要善于运用舆论给自己造势。现代社会，人们总是会对特定的事物或现象形成相对接近的看法，人们的看法、反应、认识、意见的集合，就构成了舆论。因为表达途径、方式的不同，分别表现为口头舆论场、新闻舆论场等，或表现为不同群体内部的舆论场。这些舆论总是会有一定的交集区域，于是，舆论，特别是新闻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的汇集，就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不仅影响更多的人们的认识，强化或是改变，而且会影响到政治的运作。
人们会看到，政治家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新闻舆论去深刻而巧妙地影响人们的想法与意见，改变人们的口头舆论，从而获取更大程度的支持。也就是说，是自觉而又有目的地利用、操控舆论的影响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这样的舆论意识已经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和基本支撑。没有对于新闻舆论影响的掌控能力，很难完成政治运作。政治家或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中就应当体现出舆论意识。有没有足够高水平的舆论意识，是衡量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志。
官员要具备传媒运用能力。所谓传媒运用能力，是指执政者能够有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传统或直接手段，及信息提供、线索引导、信息控制、特殊影响等新兴或间接手段，有效地利用国际传媒等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传播主张、体现意志、争取人心、配置资源、塑造环境、引导力量的目的。这里，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传统手段或直接手段，是我们一直在使用，也是比较熟悉的。但比较而言，我们更为熟悉行政手段，而法律、经济、科技手段如何更有效地运用，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很大空间可以发挥。而信息提供、线索引导、信息控制、特殊影响等新兴或间接手段，则是在新的条件下显得特别必要而又是我们使用不多的，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新的发明催生新的信息工具是不可阻挡的，数字技术已经并还将带来更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消费习惯。因而，公众分享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仍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已经被分享，要塑造形象，扩大影响，提高运作水平，就必须不断改善自己的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改善自己的意志与主张的传播和影响能力，改善自己的舆论引导与传媒运用能力。
任何想有效保持沟通与控制能力的执政者，都必须使自己的执政思维从信息控制转向谋求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体现自己意图的信息强势。在执政中有效地判断、影响、控制人心向背，争取更大限度的支持，是最重要的执政目标。这个目标又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可能影响人们意愿、判断、行为的信息。新的历史环境下，执政能力体现重点必须从控制信息流动方向与范围到保持体现自己意愿的信息强势。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转换，任何执政目标的实现都会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困难。①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应掌握以下媒体运作要领：
运用媒体宣传官员的治理方略，赢得公众支持，消除改革阻力。
运用媒体宣传当地的各种环境，凝聚人心，吸引外来投资。
运用媒体造势，赢得上级领导及部门支持。
运用媒体推动难点、热点、焦点问题的解决，如群众信访、征用土地、城镇拆迁等。
与媒体建立友好关系，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座谈会等。
宣传部门应该有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人员。
避免与媒体搞成紧张关系，成为易受媒体批评的对象。
结交若干个有水平的有影响的媒体记者，建立和保持友谊，听取他们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经常交流信息。
对媒体及记者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给予适当关心。
在任何场合，只要允许，对你认识的记者打招呼，这一招很管用。
新闻发言人与媒体（1）
李仁虎
要点提示：
１．记者既不是你的学生，也不是你的下属，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挑战者。
２．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功能是政府公关。
３．发言人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４．新闻发言人还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考验：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很多场合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５．“无可奉告”是新闻发言人永远的大忌。
６．学会发布有用信息，不说正确但没用的废话。
７．企业新闻发言人要加深对媒体的了解，培养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８．一个理想的新闻发言人的形象是：政治立场坚定；不说假话；知识面广；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以及快速应变快速反应的能力。
新闻发言人与记者是敌人还是朋友
风度翩翩、反应敏捷、口齿伶俐，电视里的新闻发言人总是给公众这样的形象。同时，观众还会发现新闻发言人总是回避一些敏感的受众感兴趣的问题，而代表受众的记者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新闻发言人回答，所有的新闻发布会都存在着类似的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之间的博弈。
新闻发布会是一种典型的传播新闻的方式，政府、部门、单位、企业、团体和个人等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来发布新闻。有新闻发布会就必然有记者，记者必然会提出问题。受众从新闻发言人的讲话和从记者的提问中获得新闻信息。
对新闻发言人来说，记者是他们的敌人，记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从新闻发言人嘴里挖掘出坏消息，坏消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就是好新闻。更多的时候，记者是新闻发言人的朋友。因为，新闻发言人要通过记者把需要发布的新闻发布出去，而记者也需要新闻发言人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新闻，双方的目标和利益是共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记者既不是你的学生，也不是你的下属，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挑战者。”
新闻发言人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本部门回答记者提问。这是学者给新闻发言人下的定义。新闻发言人是一种职业，并不是一个职务。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政府机关、部门、单位的新闻发言人都不是专职而是兼职的，中国行政职务系列上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系列，在正式职位名称上还没有这个名字。
现在，部门、单位、公司甚至个人组织新闻发布会越来越多，会上也有发布新闻的专门人员，但从严格意义上，这些发布新闻的人并不能称为新闻发言人，至多只是一个临时新闻发言人。因为真正的新闻发言人是专职的，且代表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以及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等授权发布新闻，如全国“两会”新闻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这一事物来自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方国家十分常见。以美国为例，新闻发言人可以追溯到总统新闻发言人。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总统新闻发言人的美国总统，但他及其以后的几位总统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以私人秘书身份出现。白宫的记者招待会和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密切相关。塔夫脱是第一个安排每周两次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总统。此后，虽然有反复，但定期的记者招待会还是维持下来，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就相对固定了。
新闻媒介争取知情权的斗争也促使了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新闻媒体共同展开了争取信息自由和公开记录的运动。《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的颁布实施就是这一运动的结果。到1970年，全美国除了5个州，其余都立法规定要公开涉及公共事务的记录和会议，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指定专人，即新闻发言人，对新闻界接触信息和参加会议的要求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美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如今的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十来个人的小企业，也会有兼职的新闻发言人。在各种场合：新闻发布会，客户见面会，广告商见面会，合作伙伴见面会……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发言人——可能是CEO也可能是公关经理们训练有素的语言，不卑不亢的态度，统一的口径……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现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随着现代西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政府逐渐发现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要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必须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为此，政府的公共关系活动必须包含公共信息的传播活动。总的来说，在西方国家，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油，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它一方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同时，在此基础上隐蔽地引导舆论。
从传播学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这是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建立起来的。20年来，这一制度在对外宣传上发挥了突出贡献，为各国媒体提供了权威信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但这一制度基本局限在中央级人民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省级政府相继实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中最早开始动作的是北京市。2003年1月9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北京市局级以上单位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国人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解往往是在重大国际国内事件中的郑重表态。我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正是如此，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以展现中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形象。近年来，我国各地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突破了内外有别的传统宣传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是在主导性、全面宣传架构下进行内外兼顾的整合，更多的是为了推动政务公开、透明，增进政府和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联系。
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推行政务公开，树立地方政府良好形象；有利于加强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建立有效、顺畅、权威、快捷的新闻传播和沟通渠道。构筑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平台，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迅速传播政府政策、事实真相，避免不实消息的流传，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公民的尊重和知情权的有力保障；也是媒体传递信息和新闻时效性的呼唤。1999年开始的政府上网工程以及目前正在推广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使传媒和公众能够透过新闻发言人这一管道，直接了解政府的现行政策、突发事件的真实情况，追问政府对某个问题所持的立场等，这与以往对公共信息的封闭堵塞、对传媒所持的回避做法相比，无疑是开放进步的体现。
新闻发言人与媒体（2）
李仁虎
从本质上讲，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新闻自由并不矛盾。新闻发言人代表的是政府或政府机关、团体的立场。假若这种立场确有故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嫌疑，传媒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反映事情的真相与本质，使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博弈中要确立各自的位置和角色。新闻发言人发出的虽是属于政府或相关单位部门的声音，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基本无法进行实时实效的绩效鉴别，“默默无闻避免危机得不到奖励，轰轰烈烈解决危机成为英雄”的现象常常出现，因而虚假治理、隐报瞒报、拒绝舆论监督现象突出，这对媒体的报道提出了挑战。尤其在危机爆发时，个别部门的“新闻发言”的确令人怀疑。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是为了走一下政务公开的形式，也不是为了“应付”一下媒体和公众，比培养发言技巧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新闻发言人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只有后者才能保证一个新闻发言人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是能够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功能是政府公关。什么叫公关？公关之父伯奈斯说，最好的公关就是说实话。当你不说实话的时候，即使你有很高的技巧，能蒙人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受到时代、舆论和历史的惩罚。设立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为了要把一个事情抹平。根本的是，政府要通过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使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得以改善，使公众对事实的了解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深刻，更加满意，这是判断新闻发言人做得到位不到位、称职不称职、效果好不好的最高标准。
新闻发言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媒体不是新闻发言人的传声筒。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新闻发言人不能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拒绝记者采访的做法就是违法。政府有政府的职能，媒体也有媒体的职能，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媒体都“统一管理”起来，不是要命令所有的媒体都报道出千篇一律的新闻。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树立“有限责任”理念（政府比以前管得少一些，承担的责任也可以少一些），新闻发言人的职能也是有限的，也要树立“有限责任”理念。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给媒体提供了一个权威的信息来源，但却不应该是惟一的信息来源。相应地，媒体在从新闻发言人那里获取信息之后，不应该放弃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的努力，包括从政府其他部门或人员那里获取一些新闻发言人没有发布的信息。通过政府和媒体的合作，新闻发言人制度将不断完善，媒体也将更好地尽到全面采访和客观报道的责任。
外交部长李肇星的秘诀
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对新闻发言人有两条告诫：发言人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迄今为止，李肇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20位发言人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从1985年开始到1990年整整5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当中，并一度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发言人。作为中共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成功组织者，李肇星在中外媒体记者中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香港资深记者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国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用一个让人理解和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像朋友。”
李肇星，山东省胶南市人。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4年8月至1967年11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后相继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驻肯尼亚大使馆和外交部新闻司工作。1982年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驻莱索托大使馆一秘，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11月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2003年3月任外交部部长。1998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作为事关外交大事的发言人，李肇星的第一个特点是熟悉政策、态度鲜明。在国际俱乐部发布厅，李肇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好几位西方记者就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连珠炮似地向这位初次登台亮相的发言人发起攻击。李肇星列举事实，理直气壮地批驳了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后斩钉截铁地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李肇星的回答可谓义正词严，慷慨激昂。
李肇星的第二个特点是反应敏捷。有位外国记者冷不防地冒出一句风凉话：“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
“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李肇星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由于西方一些人的偏见，在李肇星与西方人士的多次交往中，西藏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李肇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演讲时，一个老太太问他：“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李肇星一改往日之态，没有直接反击，而是亲切地询问道：“夫人，您是哪里人？”老太太回答道：“我是德克萨斯人。”李肇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细细地给她讲述中国历史：“你们德克萨斯州1848年才加入美国，而早在13世纪中叶，西藏已纳入中国版图。您瞧，您的胳膊本来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老太太乐了，心悦诚服。最后，她热烈地拥抱住李肇星，连声说：“谢谢您，谢谢您让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
“事实上，一个人的爱国感情、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是会得到大多数记者敬重的，尽管他不见得同意你的观点。”这是李肇星的亲身感受。
李肇星的第三个特点是轻松、幽默。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特别是那些西方记者，过一段时间就要“旧事重提”，表示一下他们对邓小平的“关爱”。
新闻发言人与媒体（3）
李仁虎
1989年8月31日下午，国际俱乐部二楼。“邓小平先生的身体很好。最近有些报纸报道的情况与此相反，完全是无中生有。”也许考虑到“老记”们会纠缠不休，李肇星“快刀斩乱麻”，把话说在了前头。
“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位德国记者发难道。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刁”，他的潜台词就是说邓小平的健康是否靠医疗维持？“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李肇星首先用反诘击破了对方的防线，然后又是一个轻松、幽默的调侃：“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笑声。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后来赞不绝口地对李肇星说：“你的回答太妙了！”
身为发言人，李肇星喜欢记者的挑战。他说，记者怎么提都可以，提问题是记者的工作，怎么回答则是发言人的事。就个人而言，自己喜欢记者招待会上能有人提出既尖锐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的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他还说，如果只在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记者招待会就没有多大意义。一次好的记者招待会，既需要有好的发言人，也需要有高水平的记者。
李肇星曾真诚地说，发言人虽然上电视，但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发言人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不会可以蒙。蒙对了，白捞两分；蒙错了，最多扣几分。发言人代表国家，应该字斟句酌，如履薄冰……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①
姚景源“丰富知识”应对记者提问
新闻发言人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应对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有外国记者在场时，外国记者的提问更是尖锐、刁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说，每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的提问都会超出我准备的范围。
2002年4月，姚景源出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此前，他曾在国家经贸委、商业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部门任职，并担任过阜阳市市长、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在中国部委级机构中，除外交部外，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可能是最为公众熟知的。“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我已经举办过多次新闻发布会，虽然每次发布会之前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会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事实上，每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的提问都会超出我准备的范围。”姚景源说：“所以，我觉得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是新闻发言人的一个挑战者群体。“我感到压力很大，”姚景源说，“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布会是按季度进行的，但作为一个发言人，你的准备工作好像每日每时都在进行。”
姚景源说他现在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12点钟才能休息，“你必须知道我们的企业关心什么，我们的民众关心什么，我们的新闻媒体关心什么，然后你还要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及大量数据进行分析。”
新闻发言人必须进入决策层。身兼总经济师和新闻发言人两职的姚景源是国家统计局常务会议的组成人员。“国家统计局所有重大活动我都十分清楚，加上我又是总经济师，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经济分析，所有这些都为我的新闻发言人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姚景源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统计局每季度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每次新闻发布会之前，统计局都要召开一个所有司局主要领导都要参加的经济分析会，在这个经济分析会上，大家会对整个一个季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形成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基本提纲，然后由他拿着这个提纲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新闻发布稿。
“我的新闻发言人工作由综合司协助，一些具体工作由新闻处帮我完成。所以，表面看起来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做一个半小时的新闻发布工作，实际上统计局上千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项工作。”
如何避免在新闻发布会上出丑。在第一次举办新闻发布会之前，姚景源曾得到过这样一条建议：你要不想在记者面前出丑，就把发布信息的时间拖得尽量的长，给记者提问的时间留得尽量的短。
姚景源说，记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只有通过媒体才能把我们对国民经济调查、统计、核算和综合分析的结果告诉给各级政府、企业和广大民众，从而为他们的科学决策及消费决策提供依据。
在非授权发布新闻的场合，新闻发言人要注意自己发表的言论，防止被人特别是媒体钻空子。一些新闻发言人，特别是外交部、国家统计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发言人，因为掌握很多新闻线索和新闻资源，媒体记者总是想方设法靠近，因此要格外注意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言行。姚景源认为，新闻发言人还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考验：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很多场合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新闻发言人特别是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了，你不能乱讲话，因为你代表的不再是你个人而是你所在的机构甚至是中国政府。”姚景源说。
尽管要时时应对来自媒体的挑战和工作中的压力，新闻发言人还是无法掩饰自己对这项工作的喜爱。在他们看来，当了新闻发言人之后，人会变得更勤奋，原有的官僚习气也会去掉不少。“我在政府机关已经工作了20多年，这当中担任过处长、司长等职务，但我最热爱的还是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姚景源如是说。
新闻发言人与媒体（4）
李仁虎
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体会
作为新闻发言人，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不论是重要部门的还是一般部门的，每一个新闻发言人都有自己的独到的体会和经验。让我们来听听济南市政府部门三位新闻发言人的心得体会。
济南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高军已经开过多次新闻发布会，每一次他都穿白色衬衣，扎深色领带，西服革履。他认为这既是对记者的尊重，也关系到统计部门的形象。更让他严肃对待的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每一句话。他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代表个人说话，而是代表一个政府部门，说话要“检点”，不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虽说要注意“检点”，高军却并不允许自己说“无可奉告”。他说，除了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东西，自己会尽量告诉公众更多的信息，尽量不加密。但他同时指出，统计工作不搞个案分析，有记者问到一些个案时，他会告诉记者，对具体部门进行针砭，不符合统计学精神。
高军介绍，他希望通过新闻发布会更多地提供给公众有效信息，即不仅要通报一堆统计数字，更要告诉公众哪些数字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以及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这促使他和自己的同事们更理性地对待统计数字，更自觉地去集纳、总结、分析这些数字，透过数字变化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变化。这也在无形中促进了统计工作。
济南市中小企业局为了开好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舒捷和她的同事们足足准备了3天时间，新闻发布稿长达17页，舒捷说：“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是不负责任的。记者需要什么，关心什么，我们必须提前想到并做好充分准备。”
舒捷有多年与新闻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在中小企业局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让她对基层企业有深入了解，对相关政策把握和理解得比较透彻，这成了她做好新闻发言人最有利的条件。她说：“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应该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即告诉公众更多的信息，只不过双方所处的工作角度不同而已。”她解释说，自己希望通过媒体告诉公众政府正在为企业做什么，这其中，没有任何需要保密的。
舒捷希望在下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自己的语气能更柔和一些，语言能更简练一些，当然，还是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作为新闻发言人，她对自己的要求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沉着老练。
济南市工商局新闻发言人陈立智说：“台上一个人，台后一大帮。”陈立智强调，新闻发言人不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出现的，而是代表了一个政府部门在发言。作为新闻发言人他首先要遵循的就是实事求是原则，他会本着对组织、对事业、对受众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既不能以无可奉告搪塞，也不能信口雌黄。同样因为这一点，他认为，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能夹杂个人情感和主观臆断，“我认为”这样的词句是不适合新闻发言人的。
作为新闻发言人，陈立智希望自己与记者保持平等协作的关系。他说，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把政府掌握的信息资源向公众公布，是争取群众支持的有效措施，是维护群众知情权的重要体现，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新闻发布过程应该是发言人与记者互动的过程，以官员自居，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不应该是新闻发言人的态度。他同时表示，在语言技巧方面自己还需要加强学习。自担任新闻发言人以来，陈立智把电视上的每一次新闻发布会当作自己模拟学习的范本。他说，当一个称职的新闻发言人是不容易的，既然自己挑起了这副担子，就一定会直面挑战，在工作实践中锻炼自己。①
新闻发言人应禁说“无可奉告”
2003年，四川省对59位省直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和21位市州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的发言行为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无可奉告”是新闻发言人永远的大忌。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新闻办编写的《四川省省级部门新闻发言人手册》对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日常交往礼节等作出了一系列规定。《手册》规定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应把握十二个“要”和六个“不要”：要告诉事实；要真实准确；要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要以开放的姿态与媒体打交道；要不厌其烦地回记者的电话或留言；要有幽默感等。不要撒谎；不要说“无可奉告”；不要说“对不起”、“这件事情尚未证明”；不要不负责任等。《手册》还规定：新闻发言人，男士一般着正装；发布新闻时讲普通话；回答记者提问要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无可奉告”是新闻发言人永远的大忌等。
要求新闻发言人不拒绝记者的采访，不说“无可奉告”，实际上是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新闻发言人一般不是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有的也没有参与决策，他们被授权发布的信息来源于负责人和决策者，如果信息的真实性最后出了问题，新闻发言人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只应当承担有限责任。这样做可以给新闻发言人减轻压力，使他们在发布信息的时候更加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只要信息是真实全面的，即便话说得不是那么圆满得体，也是可以原谅的。媒体和公众最需要的不是“正确的废话”，而是也许不那么“正确”的真话。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过，媒体和民众要给官员一个机会，允许他们有时候说错一两句话，形成这样一个氛围，有利于政务公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以“无可奉告”来应对记者，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作为。虽然新闻言论是否被垄断，与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警惕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借口，采用各种手段禁止媒体另行采访，以地方政府的“限制”去“规范”各路媒体的采访。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在确保公民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支撑。对于政府来说，公开信息还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善意”，而不是法定的义务。信息公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公开什么，公开多少，公开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公开，对什么人公开等等，一切都由政府自己说了算，普通公民和传媒对此缺乏强制公开的权利。
新闻发言人与媒体（5）
李仁虎
从国外到国内，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发生，随着网络技术及现代通讯手段的普及，事件如同就在身边发生。因此，应该改变过去对事件的“捂”和“躲”，而采取“疏”和“引”，争取主动，抢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发布真实、权威、及时的信息。政府的新闻发布应该制度化，通过新闻发布机制，使政府应对危机及自身的工作给予公众的知情权，既消除危机给公众带来的恐慌，同时有利于危机妥善处理。
此外，新闻发言人应大力提倡“不说正确的废话”。新闻发言人除了加强诚信度、主动性、大局意识外，还要学会发布有用信息，不说正确但没用的废话。
所谓正确的废话，顾名思义，就是不违反逻辑，但却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和意义的话，如“张三姓张”、“合适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之类的话；而不说正确的废话则意味着，抛开场面话、客套话和含糊之词，摆事实，讲观点，向受众传达有用的信息，简言之，就是开门见山、言之有物。
在日常沟通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碰到一个说话总是答非所问、模棱两可、啰啰嗦嗦的人，我们不是不知所云、摇头避开外，就是要断喝一声：废话少说。新闻发言人发言必须言简意赅，迅捷、有效地传递有用信息。
比如突发性事件发生了，公众急欲了解的是有关事件的起因、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此时，新闻发言人公布信息就须直切主题，有针对性地陈述事实，答疑释惑，以便于消除人们心头的疑虑和恐慌。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作为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王岐山市长每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头一句话通常都是：根据卫生部门的最新统计，今天北京“非典”病例发现多少，隔离多少，治愈多少……这种开门见山的破题法，以冷静、负责的态度和具体、翔实的方式给人们吃了一剂定心丸：“非典”虽还在蔓延但也正逐步得到控制。显然，公众对这种直面事实的做法是接受和满意的：那时候，北京市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准时打开电视，收看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由此，政府的诚信、负责的权威形象随之也得以确立。
反过来说，假设王市长每次例会，必先客套一番，迟迟不入主题，或是对关键问题含糊其辞，或者讲一通“市民要相信政府”之类的大话、套话，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加深人们心中的疑窦和反感：疫情到底控制住了没有？控制在何种程度？我们的安全究竟有没有保障？等等。如此一来，不仅政府的威信和形象会大打折扣，而且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也将借机甚嚣尘上，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
由此可见，开门见山，不说正确的废话这一要求是新闻发言人理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它对于促进政府和公众的良性互动，提高政府施政效率、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大有裨益，应当加以大力提倡。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开门见山，不说正确的废话毕竟是一种技巧形式，是为澄清事实的目的服务的，新闻发言人要有效协调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树立政府权威形象，更重要的还在于靠真实性、正确性、思想性来提升其言论的影响力。
新闻发言人要经过专门培训
新闻发言人是代表政府、部门、单位、团体向媒体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他们坐在新闻发布会主席台上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表情，在敏感的新闻记者那里都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新闻，或者被解读为某种“迹象”。所以，新闻发言人必须严格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能说的该怎么说、说到哪个程度，不能说的又该怎么处理，等等，都有专门的讲究和学问。
做好新闻发布，就需要高素质的新闻发言人。而新闻发言人不是天生的，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谈到中国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与西方的不同点时，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表示，“各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一样，我想我们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可以。技巧不是培训的主要内容，主要的还是思想性。我们不是靠辞令获得影响力，而是靠正确性获得影响力。”
新闻发言人要掌握变“危”为“机”的技巧，就要在实战中进行演练，即使是一些细微之处也不能马虎。在一次国资委、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企业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就采取了互动教学，现场模拟演练的方式，上午学员分组进行一对一的互相专访和一对多的模拟新闻发布会应对突发事件记者提问的练习，并进行录像，下午再通过录像逐一点评，及时发现不足并加以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