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94～公元1778
费朗索瓦兹·玛丽·阿鲁埃──以其笔名伏尔泰更为世人所熟知──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他学识渊博，身兼百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是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倡导者。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伏尔泰少年时期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以后一段时期攻读法律，但不久就放弃了。作为一个巴黎年轻人，他很快便闻名遐迩：他才思敏捷、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皆成诗文。但是在法国旧制度下，有这样的才华会遭灾致险。伏尔泰由于写了一些政治诗文，被投入巴士底监狱。他度过了将近一年的铁窗生活。在此期间，他挥笔疾书，写成一首史诗《昂里埃特》，该诗后来得到了普遍的称赞。1718年伏尔泰被释放不久，他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伏尔泰二十四岁就已闻名于世，在余生的六十年间，他是法国文学的主要人物。
伏尔泰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深懂生财之道，他逐渐独自成为一个富翁。但是在1762年，他遇到一些麻烦。伏尔泰已成为自己所在时代的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也许是超乎时空的），但是一些法国贵族人士认为他缺少一个平民所应具有的谦逊。这导致了伏尔泰和这样的一个贵族罗昂骑士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的论战，伏尔泰在舌辩中以智取胜，使对方瞠目结舌，无地自容。可是不久以后，这个骑士就唆使一帮恶棍突然殴打了伏尔泰，后来又把他投入巴士底监狱。伏尔泰答应了离开法国的条件，不久被释放出狱。因此他前往英国，大约住了两年半。
伏尔泰在英国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他学会了英文，通读了约翰·洛克、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和威廉·莎士比亚这样一些著名英国人的著作。他还结识了当时大多数主要英国思想家。莎士比亚以及英国科学和经验论都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的自由与伏尔泰在法国所知的政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哪一个英国贵族能发布一项密令来匆匆把伏尔泰投入狱中。如果以某种非正当理由而把伏尔泰拘留，那么一份人身保护令就可以使他立即获释。
伏尔泰回到法国，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哲学通信》，通常称为《论英人书简》。该书发表于1734年，它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在《论英人书简》一书中，伏尔泰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约翰·洛克和其他英国思想家做了一番大体上赞许的描述。该书的问世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愤怒，伏尔泰又被迫离开了巴黎。
在随后十五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伏尔泰是在法国东部的西雷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了一个侯爵聪慧文雅的妻子夏特莉女士的情夫。在她去世后的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大王腓特烈私下邀请前往德国。伏尔泰在波茨坦腓特烈的王官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起初他与才华卓越、智慧超群的腓特烈交往甚密，但是两人最终发生了口角。1753年伏尔泰离开了德国。
离开德国以后，伏尔泰来到日内瓦附近的一家庄园定居，在那里他可以免遭法国国王和普鲁士国王的迫害。但是他的自由见解甚至使他在瑞士的处境都有点危险。因此1758年他移居到法瑞边境附近的弗尔尼一家新庄园上。在那里，如果当局找他的麻烦，他就可以有两个逃跑的去向。他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写出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与整个欧洲文化领袖通信，接待来访。
在所有的这些年间，伏尔泰文学作品的数量一直未减。他是一位难以令人置信的多产作家，也许是本册人物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总计起来他被收集的作品共有三万多页。其中包括史诗、抒情诗、信件、随笔、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以及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伏尔泰一向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坚信者，但是当他接近古稀之年时，法国发生几起惊人听闻的迫害新教徒事件。在激怒之下，他致力于对宗教狂热主义进行的一场智识讨伐。他写了许多本政治小册子，抨击宗教上不容异说的言行。他还喜欢在他的每封亲笔信上用“Erasez I'infame”作为结束语，意思是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对伏尔泰来说，这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就是宗教的偏执和狂热。
1778年，八十三岁高龄的伏尔泰返回巴黎，在那里参加了他的新剧《和平女神》的首次公演。许多观众为他喝彩，呼之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老人”。数以百计的敬慕者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登门拜访。但是伏尔泰的生命不久就完结了，他于1778年5月30日在巴黎逝世。由于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教权主义，因而不能在巴黎举行基督教葬礼。但是十三年后，胜利的法国革命者挖掘出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巴黎伟人祠。
伏尔泰的作品如此之多，以致用一篇短文都很难列出他的主要著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一生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他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就是必须得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一句话常被人们认为是他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力”。虽然伏尔泰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明确声言，但是这肯定反映了他的态度。
伏尔泰的另一个原则是他对宗教自由的信念。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反对宗教不自由和宗教迫害。虽然伏尔泰相信上帝，但是却坚决反对大多数宗教教条，不断地指出有组织的宗教是根本虚伪的。
十分自然，伏尔泰决不相信法国有头衔的贵族要比他更英明或更善良，他的听众也完全明白所谓的“王权神授说”是一派胡言乱语。虽然伏尔泰自己远不是一位现代式的民主主义者（他有赞成一个强大而又开明的君主的倾向〕，但是他的主要思想鲜明突出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世袭制度。因此，他的追随者大都恰好赞同民主政体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处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具有实质性的贡献。
伏尔泰自己不是科学家，但却对科学有一定的兴趣，是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实验观的坚定支持者。他是一位重要的、有才干的历史学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他的世界通史《论民族风俗与民族精神》。该书有两个主要方面与从前大多数历史书不同：第一，伏尔泰承认欧洲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写亚洲的历史；第二，伏尔泰认为文化史一般说来远比政治史重要。因此他在书中主要是写关于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艺术的发展，而不是关于国王及其之间的战争。
作为哲学家，伏尔泰远不如本册中的其他几位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如约翰·洛克和弗朗西斯·培根等其他人的思想，加以重新叙述，使其大众化。就是通过伏尔泰的作品（比通过任何其他人的都多），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观念才传遍了整个法国，以及欧洲许多其他地区。虽然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作家（狄德罗、阿朗贝尔、卢梭、孟德斯鸠等等），但是应该说伏尔泰是这场运动的卓越领袖。第一，他那辛辣的文学风格、长期的生涯和巨多的作品，使他远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拥有更多的听众。第二，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第三，从时间上来看，他出现在所有其他重要人物之前。孟德斯鸠的伟大著作《法意》直到1748年才问世；著名的《百科全书》第一卷于1751年问世；卢梭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751年。但是伏尔泰的《论英人书简》发表于1734年，而且该书发表时他已闻名有十六年之久了。
伏尔泰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老实人》外今天已没有什么读者，但是在十八世纪却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因此伏尔泰在最终导致法国革命的舆论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也不只限于法国：象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墨迪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美国人也熟知他的著作。
把伏尔泰和他的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让·雅克·卢梭相比较是令人感兴趣的。伏尔泰的整个世界观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他比多愁善感的卢梭更多地站在启蒙运动的主流之中。在十八世纪中，伏尔泰是两者中较有影响的一位；但是卢梭是更富有创造性的一位，今天他的作品影响较大。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公元1917～公元1963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于191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城。他从1961年1月20日到1963年11月22日担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被暗杀。我不打算对肯尼迪生平的大多其它方面的情况加以叙述，部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广为人们所熟知，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肯尼迪大部分的个人和政治活动与他列入本册没有多大关系。
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一千年内，和平工作团、美洲进步同盟或猪海湾事件①都不可能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肯尼迪的税务政策和人权立法看来也不会很重要。把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列入本册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制订阿波罗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今后人类不会被彻底毁灭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我们的月球之行从现在起甚至到今后的5000年中仍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将对登月计划的重要性稍加进一步讨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主要功绩归于尼尔·阿姆斯特朗或埃德温·奥尔德林这样在月球上第一次留下足迹的人吗？假如我们以留名千古为基础给人排名次的话，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确实认为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000年中，更可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而不是肯尼迪。但是从影响的角度来看，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是完全不重要的。假如这两个人在阿波罗2号发射二个月之前不幸死去，当时还有很多名训练有素、才能非凡的宇航员来取代他们。
那么我们应该把功绩归于沃纳·V·布朗或对航天科学有过重大贡献的某个其他科学家或工程师吗？当然沃纳·冯·布朗象康斯坦丁·茨欧尔考维斯基、罗伯特·H·戈达德和赫尔曼·欧伯斯这样重要的先辈一样，为探索空间做出的贡献超出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但是执行阿波罗计划的政治决定一旦做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或任何一个由十个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其成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登月旅行的决定性突破不是一个独特的科学进展，而是事先做出的给该项计划拨款240亿美元的政治决定。
那么这项政治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即使没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是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但是我坚信当然无法做出绝对的肯定──最终会有某个政府为载人到月球旅行而拨款。当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并不是不顾公众的反对来强行实施阿波罗计划的。
但是也没有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来支持这样的一项宏大计划。假设在1959年或196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制定阿波罗计划并为其拨款的议案，而随后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肯尼迪只是顺应了公众舆论的潮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希望有某种空间计划，但是公众当中支持一个真正庞大空间计划的呼声并不是很高。事实上甚至阿波罗2号成功之后，公众当中对该计划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当然自从1966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预算有了猛烈的下降。
因此不难看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领导才是使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的真正原因，是他在1961年5月使美国做出在“本年代结束以前”发射一架载人飞船登月的保证；是他从国会得到资金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出了计划。人们可能会相信登月计划迟早总会制订出来（这是不能完全肯定的），但是肯尼迪是实际上制订出了这一计划的人。
当然有些人仍会感到阿波罗计划只不过是一项耗资巨大、收效甚微的工程，实为无足轻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会把1969年7月20日（实际在月球着陆的日子）的周年纪念日作为全国的节日。但是我们也许记得虽然在十六世纪并没有庆祝哥伦布的节日，但是在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今天它却成了人们庆祝的节日。
即使阿波罗计划后继无人，它也将永远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我认为阿波罗事业终究会继往开来，遨游太空在将来所起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感到阿波罗2号之行会象哥伦布穿越大西洋一样，在人类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①猪海湾事件（Bahia de los Cochinos）：1961年4月17日由1200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西南海岸发动的一次未遂入侵事件。因为这次入侵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和指挥的，所以使已经敌对的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使国际冷战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格雷戈里·平卡斯
公元1903～公元1967
格雷戈里·平卡斯是美国生物学家，他在研制口服避孕药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从来不特别出名，但是他对世界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许多闻名全球的人物。
这种避孕药具有双重作用。在一个人们越来越担心人口过剩之危的世界里，它作为控制人口的药剂，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改变人们对性生活的道德观所起的作用也许不很明显，但是却同样具有革命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人对性生活的态度发生了一场革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无疑会影响着这场革命，但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避孕药的出现。从前担心怀孕的恐惧心理是禁止许多妇女在婚前甚至婚后过性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突然间为妇女提供了既可以过性生活又不必担心怀孕的机会，环境的变化往往会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变化。
人们可能认为异炔诺酮（首次发明的避孕药）的发明并非完全那样重要，因为在那以前就已有安全合理的避孕方法。这种观点忽视了一种避孕方法在技术上有效和在心理上可以接受之间的区别。在异炔诺酮发明以前，“专家们”最经常推荐的避孕具是子宫帽。子宫帽确实是即安全又合理，但是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妇女在过去甚至现在仍不喜欢使用它们。值得注意的是，当对这种避孕药进行首次测验时，成千上万名妇女情愿冒风险来使用这种未曾试用过的（而且也许是危险的）避孕方法，也不情愿使用那既安全又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
人们可能还会认为异炔诺酮的发明并不真正值得如此大力赞颂，因为使用它会对健康带来一些危害，而且可能最终──甚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更新、更安全的药物或用具所取代。但是从事物的本质来看，未来的避孕方法也只能代表比较微小的进步，因异炔诺酮已被广泛接受而且基本上令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在一个千千万万的美国妇女开始常规地使用这种避孕药的时期里──美国妇女的估计寿命却大大地延长了，仅这一事实就不难看出，异炔诺酮不是一种危害健康的主要因素）。历史将会或至少认为五十年代异炔诺酮的发明是节育方法中的决定性突破。
许多人对于这种口服避孕药发明都做出了贡献，事实上人们长期讨论过这种课题，但是无人知道这样的一种药究竟应包含什么化学成分。说来奇怪，早在1937年就已做出过关键性的发现。这一年A·w·梅克皮斯、G·L·温斯坦和M·H·弗里德曼就已证明黄体酮（一种雌性激素）注射会抑制实验动物排卵。但是或许是由于皮下注射听起来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节育方法，或许是由于当时黄体酮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化学物质──这项发明没有引起节育倡导者的兴趣。
这种药的主要研制工作大约到1950年才开始起步，当时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开始着手研究这个课题。显然是计划生育的长期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说服了他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她几乎找不出比这更佳的人选，因为平卡斯是甾醇类代谢和动物生殖方面的专家，也是马萨诸塞什鲁斯伯里武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实验中心主任。
显然皮卡斯由于把技术知识和科学直觉完美地溶为一体，因而几乎是一下就找到了答案的基本性质。他立即让武斯特基金会的一位研究人员张民楚博士用实验动物做黄体酮试验，探明这种口服避孕激素是否也有抑制排卵的作用。张的实验获得了成功。这肯定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特别是一位名叫拉寒尔·马克的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合成黄体酮的经济方法后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位重要的贡献者是妇科专家约翰·罗克博士。他根据平卡斯的建议做了可以证明口服黄体酮能抑制妇女排卵的试验。罗克的研究还揭露出把黄体酮作为口服避孕药使用所存在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它大约仅在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内抑制排精排卵。第二，即使做到这样也需要不适度的大量药剂。
但是平卡斯确信他已走上了正轨，坚决不肯放弃。他认识到可能会有另一种与黄体酮的化学性质相似但没有不利因素的化合物。1953年4月他请求许多家化学公司将其生产的与黄体酮的化学性质相似的任何合成甾醇类样品送给他。他对这些化学药品分别进行试验，结果发现其中一种化学药品羟炔诺酮（G·D瑟尔公司生产）似乎特别有效。
这对平卡斯来说是一次幸运的突破，因为当他早在1950年开始从事研究时甚至还没有羟炔诺酮！它是由G·D瑟尔公司实验中心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弗兰克·B·科尔顿和G·D·瑟尔公司的监制人都无意要发明的一种口服避孕药──当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发明了一种口服避孕药。
由平卡斯组建的研究小组所做的进一步试验表明，羟炔诺酮内如果混入少量的另一种化学药品──炔雌醇甲醚就会变得更为有效，就是这种复方药物最终由G·D瑟尔公司作为异炔诺酮投入市场。
1955年平卡斯认为对这种药物进行大规模试验的机会已经成熟。1956年4月彼多黎各圣胡安的一个郊区，试验在埃德里斯·赖斯雷博士的监督下开始进行。大约在九个月内，他的试验就已证明了这种药的效果十分显著。但是试验工作又继续进行了三年之后──1960年5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才批准异炔诺酮上市销售。
从上述显然可以看出，避孕药并不是由格雷戈里·平卡斯独自发明的，实际上是弗兰克·科尔顿发明了羟炔诺酮。显然科尔顿和许多科学家都为他的成功开辟了道路，他们应享有很大的一部分荣誉。在平卡斯小组工作的许多其他人，其中包括约翰·罗克、张民楚和塞尔索拉曼·加西亚博士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此而论，赖斯雷·玛格丽特·桑格及我所提到的许多其他人都为整个成就的取得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整个发明看来，格雷戈里·平卡斯无疑是主要人物，是推动整个科研项目前进的动力。他是一位决心要竭尽全力积极投入到口服避孕药的研究中去的科学家，他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成功地取得科研胜利的人物；他构思出基本的设想，为研究争得经费，聘请其他有才赋的人来从事这项研究。他有把研究彻底推向成功的洞察力和决心，他是已经赢得并且应该赢得这项成就的主要荣誉的人。
格雷格里·平卡斯于1903年出生在新泽西伍德拜因，他的父母是在俄国出生的犹太人。他于1924年毕业于科因尔大学，1927年在哈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几个机构里从事过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哈费大学和剑桥大学，他还在克拉克大学当过几年教授。1944年他帮助创立了武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此后长期担任该基金会的实验中心主任。他写过250篇科研论文，还著有《征服生育的力量》一书，出版于1965年。
平卡斯一生中享受过许多科学荣誉，但是他和参与避孕药研制的任何其它人都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金。平卡斯1967年在波士顿去世，几乎未引起大众的注意，就此而言也未引起大多数科学家的注意。今天甚至很少有百科全书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他却是人类史上取得最重大成果之一的主要创造者。
隋 文 帝
公元541～公元604
中国皇帝隋文帝（原名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自从那时起，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因而基本上是世界强大的国家之一。政治统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人──大体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比欧洲、中东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少受战争恐怖的折磨之苦。
先前的一位皇帝──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中国。他的王朝──秦朝在他死后不久即被推翻，很快就为汉朝所代替，汉朝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间统治整个中国（其中从公元8年到公元25年间中国由王莽建立的“新”政权统治）。汉朝破灭后，中国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内部分裂，这段时期大体上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黑暗时代相似。
杨坚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有势力的家庭，他年仅十四岁就接受了对他的首次军任状。杨坚才干卓越，在他的君主──北方周朝皇帝的军中飞黄腾达。他辅佐这位君主控制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了嘉奖。573年杨坚的女儿嫁给了皇太子。五年后，皇帝驾崩，皇太子患有精神病。继之发生了一场皇位之争。杨坚在这场斗争中力克群臣，终获胜利，于公元581年在他四十岁时龙袍加身，面南而坐，成为公认的新皇帝。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北方人的皇帝，在做好认真的准备之后，杨坚的军队于588年攻入南方，于589年统一中国，杨坚成了整个中国的皇帝。
隋文帝即位期间为重新统一的帝国建立了一个广阔的新都城。他还开始了连通两条中国最大的河流──流经中国中部的长江和流经中国北方的黄河──大运河的建造，这条运河在他的儿子杨广统治期间竣工，为中国南北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隋文帝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实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制度。在许多世纪中，这种制度不断地把全国各地和各阶层才华出众的人输送到政府机关，为中国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吏（汉朝最先采用这种制度，但在汉朝灭亡之后的长时期内，许多政府官职都实行世袭制）。
隋文帝还坚决实行所谓“避免制”──郡守不能在他们的出生地任职的政策。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即可以防止任人唯亲，同时也可以防止任何郡守获得太大的势力范围。
隋文帝虽然在必要时能采取果断行动，但平常总是谨小慎微。他反对铺张浪费，似乎减轻了臣民的税赋负担。他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
隋文帝的成就与大多数君主和征服者相比可说是不相上下，但是却远比别的君主缺乏自信心。虽然他是数以千百万人的强大的、成功的君主，但是却似乎特别怕老婆，他的老婆虽说是盛气凌人，可是却特有能耐，在他夺权和即位期间帮了他很大的忙。604年隋文帝驾崩，时年六十三岁。人们都认为他是他的次子（皇后的掌上明珠）阴谋的牺牲品，他的次子继承了皇位。
新皇帝推行倒行逆施的对外政策，百姓深受其害，最终在中国爆发了反对他的统治的叛乱。他于618年被杀害，他一死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这并不是中国统一的结束。隋朝很快便为唐朝所取代，唐朝从618年统治到907年。唐朝各代皇帝基本上沿袭了隋朝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保持了统一（唐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期，部分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更多是由于当时文学艺术的伟大繁荣）。
隋文帝究竟是一位多重要的人物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人们可以试着把他与欧洲帝王查理曼相比较。两个人的生涯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文帝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当然查理曼在西方远比隋文帝在中国有名气，但是隋文帝似乎是两位君主中较有影响的人物。第一，他成功地统一了中国，而西欧许多重要的地区（如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南方）却从来未被查理曼征服过。第二，隋文帝建立的重新统一行之久远，而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第三，唐朝取得的文化成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治统一后出现的经济繁荣，而查理曼王朝的文艺复兴却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最后还有一点，隋文帝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具有长期深远的影响。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即使把欧洲在整体上对世界历史的作用大这个因素考虑在内──隋文帝对历史的影响仍比查理曼大很多。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象隋文帝那样有持久影响的帝王的确为数不多。
摩 尼
公元216～公元276
三世纪的先知摩尼是摩尼教的创立人。该教虽然今天已绝迹，然而在鼎盛时期其教徒人数却很多。摩尼教起源于中东，向西传至大西洋，向东传到太平洋，它经历过一千多年的历史。
摩尼创立的宗教是对早期宗教思想的一种有趣的综合。摩尼承认左罗阿斯脱、佛佗和耶稣是真正的先知，然而却声称自己后来接受了一种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更为全面的启示。
摩尼教虽然含有佛教和基督教的成份，但它十分明显是来自左罗阿斯脱教的二元论，这一点至少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摩尼教导说，世界并不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神来统治，而是两种势力之间不断斗争的场所。其中一种是罪恶势力，用黑暗和物质来鉴别，另一种是善良势力，用光明和精神来鉴别。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象基督教有关上帝和魔王的观念。摩尼教认为善良势力和罪恶势力在实力上旗鼓相当。由于这种信念，有关罪恶存在的哲学佯谬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哲学家造成许多麻烦，但是在摩尼教哲学中却毫无问题。
因篇幅所限，在此不打算详细介绍摩尼教神学，但是有一点却非提不可。由于摩尼教徒用善良势力鉴别人的灵魂，用罪恶势力鉴别人的躯体，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的性关系──即使是为了生育的目的──都应该被禁止，吃荤和饮酒也属于被禁之列。
乍看起来这样的一种教说似乎不可能获得一大批教徒，但是整套禁令不用于摩尼教会的普通会员，而只用于被称为“上帝的选民”的少数会员。普通会员──“旁听者”允许有妻子（或情人），抚养家庭，吃荤、饮酒等等。但是有不少宗教仪式“旁听者”必须要遵守，他们必须得支持上帝的选民，然而施加给他们的道德法规不难奉行（当然其他宗教也规定牧师和僧侣而不是教徒大众过独身生活）。上帝的选民死后的心灵直接升入天堂，而听众的通往天堂之路要遥远些。但是有些摩尼教派如卡特里派等认为听众也能和上帝的选民同样容易步入天堂，而且在活着的时候就被赐予很大的特许权。
摩尼于216年出生在美索不达米亚，该地当时为阿赛希德即帕提亚王朝所统治，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摩尼自己是波斯血统，与阿赛希德统治者有亲戚关系，大多数波斯人都拥护左罗阿斯脱教的某个教派，而摩尼却是在一个深受基督教说影响的宗教熏陶之下长大的。他十二岁就具有宗教方面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二十四岁开始宣讲他的新教。起初他在本国没有什么起色，便漫游到印度西北部，成功地使一个小君主改信了他的新教。
242年他返回波斯，在那里赢得了一批听众，其中包括沙波尔一世国王在内。虽然沙波尔没有改信他的新教，但他对摩尼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允许他在整个波斯帝国宣讲他的新教。约在266年，这个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有时被称为萨珊帝国。
随后的大约三十年中，在沙波尔一世和霍米兹一世的领导下，摩尼可以自由讲道，赢得了一大批皈依教徒，传教团还被派往国外。但是摩尼的成功引起了左罗阿斯脱教牧师的敌视，该教在萨珊王朝时代成为波斯国教。约在276年，新国王巴拉姆一世登极，摩尼成了阶下之囚，经过26天残酷的神裁法，被活活折磨致死。
摩尼一生写了几本书，一本是用波斯语写的，其余都是用叙利亚语写的（闪语在耶稣时期与阿拉姆语密切相关），这些书成为摩尼教的正经。在摩尼教灭绝以后，它的经文也遗失散尽，但是有些在二十世纪又被重新发现。
摩尼教一开始就以一种生机勃勃的气势致力于改宗活动。先知在世期间，他的宗教从印度到欧洲都赢得了信徒，在他死后仍在继续发展，最终西传至西班牙，东传到中国。到了第四世纪，它在西方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基督教危险的劲敌（圣奥古斯丁当过九年的摩尼教信徒）。但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摩尼教受到严重迫害，大约到了600年就大体上在西方被灭绝了。
但是它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势力仍很强大。它从那里传入中亚、和中国西部等地区。在八世纪末期，它成为维吾尔族的官方宗教，该族控制着中国和蒙古西部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它还传入中国本土，直至沿海地区，并从那里传入台湾岛。但是在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出现最终导致了摩尼教的衰落。从八世纪开始，在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严重地迫害摩尼教，过了一个时期它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逐渐销声匿迹。从九世纪后，它也开始在中亚衰落，十三世纪蒙古的入侵实际上就已经把它消灭了。但是马可·波罗大约在1300年在中国西部地区遇见过摩尼教团体。
与此同时，摩尼教在欧洲派生出了各种不同的教派。保罗派从七世纪开始出现在拜占庭帝国，鲍格兰勒派大约出现在十世纪，在巴尔干国家十分强大。但是这些欧洲旁系中最著名的是卡特里派（以阿尔比派更为人知，因为它是根据法国阿尔比城而命名的，该城是他们的堡垒之一）。十二世纪，卡特里派在欧洲赢得一大批信徒，特别是在法国南部地区。虽然阿尔比派的教说与摩尼教更为相似，但仍然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正统的教会权威说他们是邪教徒。最终英诺森三世教皇──中世纪势力最大、度量最小的教皇──对他们发动了一场讨伐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209年，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法国南方有大片地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阿尔比派被彻底粉碎了。但是直到十五世纪阿尔比派才在意大利灭绝殆尽。
任何宗教对其忠实信徒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因此，即使是一种较小的宗教创始人也往往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摩尼教虽然现在已灭绝干净，但是它曾经是一种主要的宗教，因此摩尼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摩尼教说带来了一种不幸但不容忽视的后果──其它种国教正是为了粉碎摩尼教而发动了许多迫害运动）。
摩尼在创建新教中自己所起的作用是绝对重大的。他创建了新教，创立了它的神学，规定了它的道德法规。他的思想有许多确实是源自以前的思想家，然而是摩尼把这些各自不同的思想流派融为一种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他还通过传道使许多人改信摩尼教，建立了教会组织，并写出了经文。一个人对于一个重要的群众运动起到了如此鲜明突出的作用，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显然可见，如果没有他，他创立的宗教永远也不会问世，从这点来看，摩尼与许多宗教领袖一样，比大多数科学家和发明家都重要得多。
因此摩尼理应在本册中占有名次；问题是他应占有哪个名次呢？显然他应远排在三种世界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创始人之后，因为他们的信徒按时间历程来算共计有几十亿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今天左罗阿斯脱教和耆那教仍残存未亡，而摩尼教已消失殆尽，然而摩尼教在其鼎盛时期所有的教徒远远多于这两种宗教的任何一种，而且对世界总的影响也比这两种宗教大。基于这种理由，摩尼在本册中的名次高于左罗阿斯和马哈维拉。
瓦斯科·达·伽马
约公元1460－公元1524
瓦斯科·达·伽马是葡萄牙探险家，他通过绕航非洲，发现了一条从欧洲直接通往印度的航线。
葡萄牙人自从航海家亨利王子（公元1394－公元1460）时代起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条航线。1488年以巴尔托洛摩·狄亚斯为首的一支探险队到达并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返回葡萄牙。葡萄牙国王十分清楚，这项成就意味着长期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群岛的努力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由于许多原因，直到1479年到印度群岛的探险队才真正起航，国王挑选瓦斯·科达·伽马为探险队队长，伽马是个小贵族，1460年出生在葡萄牙锡尼什。
达·伽马于1497年起航，率领四艘船只，共计170多名船员，其中包括会讲阿拉伯语的翻译。探险队最初向佛得角群岛航进。随后，达·伽马没有沿着狄亚斯航行过的非洲的海岸线而是向大西洋远航，航线几乎是直线向南。他向南行进了很长一段路线后。朝东转去，到达了好望角。这是一条优选的航线，比沿海岸下行要快，但是更需要拚搏精神和高超精湛的航海技术。由于达·伽马选择了这条航线，有九十三天从他的航船上望不见陆地──比哥伦布航线多用了两倍半的时间还不止，令人叹服！
9月22日，达·伽马绕过好望角，随后又沿非洲东海岸上航。在向北航行的路上，他在几个穆斯林控制的城市停留过，其中包括今日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在马林迪，他找到了一个印度引航员，为他引航三十天，从阿拉伯航海至印度。1498年5月20日，大约在离开葡萄牙十个月之后，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印度南方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卡利卡特的印度君主扎莫林一开始对达·伽马表示欢迎，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因为达·伽马赠送他的礼物全是些便宜货。这连同对先前控制印度洋贸易航线的穆斯林商人的仇恨一起，使得达·伽马未能与扎莫林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但是当达·伽马在八月离开卡利卡特时，他在东道国君主和一些印度人面前炫耀他的一船优质香料。
返航比出航更为艰难。穿越阿拉伯海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许多船员都死于坏血病，最终有两艘船安全返航：第一艘于1499年7月10日到达葡萄牙，达·伽马自己的船于两个月后到达。总共只有五十五名船员──还不到起程时船员的五分之一──在这次返航中幸存下来。但是当达·伽马返回里斯本时，他和国王都正确地认识到了他的两年航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六个月后，葡萄牙国王派遣了一支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为首的追踪探险队。卡布拉尔如期到达印度，途中发现了巴西（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其他葡萄牙探险家可能在此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巴西），载着一大批香料返回葡萄牙。但是喀夫拉尔的船员有些在卡利卡特遭到杀害，因此，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奉命率领一支有二十条航船的舰队去那里执行讨伐使命。
达·伽马在这次探险中的行为极其残忍。他一离开印度海岸，就捕获一条过路的阿拉伯航船，把船货卸下来就在海上连人带船一起烧掉，所有船上的人──几百人包括妇女和孩子──都被活活烧死。达·伽马到卡利卡特后，蛮横地要求扎莫林把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从这个港市驱逐出去。正当扎莫林犹豫不定之时，达·伽马就捕杀和致残了三十八名印度渔夫，随后就对这个港市实行轰炸。扎莫林虽极其愤怒，但却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了达·伽马的要求。归途之上，达·伽马在东非建立了一些葡萄牙殖民地。
由于这些功绩，葡萄牙国王重赏达·伽马，授予他各种头衔，赠给他许多财产、津贴及其他金融奖。达·伽马直到1524年才返回印度，新上任的葡萄牙国王任命他为总督。他到达印度几个月后一病不起，于1524年12月去逝。后来他被重新安葬在里斯本附近。达·伽马结过婚，有七个孩子。
瓦斯科·达·伽马航海的基本意义是他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印度和远东的直接航线，其影响许多国家都能感觉出来。
从短期来看，它对葡萄牙的影响最大。通过控制通往东方新的贸易航线，这个位于文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不久便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而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葡萄牙人迅即在印度周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他们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非洲及其它地区均设有前哨站，这当然是对他们在巴西租界地和在非洲西部殖民地的巩固。甚至早在达·伽马之前他们就拥有在巴西的租界地，在非洲西部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中有几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被葡萄牙人所把持。
瓦斯科·达·伽马对一条通往印度新贸易航线的开辟，使从前控制印度洋贸易航线的穆斯林商人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些商人不久就被葡萄牙人彻底击败并取而代之。而且从印度通往欧洲的陆地上贸易之路变得荒凉冷落了，因为走绕过非洲的葡萄牙海路比较便利。这对于先前控制东方贸易的土耳其人和意大利贸易城市（如威尼斯）均有害无益。但是对欧洲的其余地区来说，这意味着来自远东的货物要比从前便宜多了。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瓦斯科·达·伽马航海所带来的影响不在欧洲或中东，而在印度和东南亚。事实上印度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一个相当闭关自守的国家，唯一重要的外来影响是来自西北，但是达·伽马的航海使印度通过海路与欧洲文明世界相接触。欧洲人的影响和势力在印度逐步上升，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大陆都受不列颠君主统治为止（也许应该注意，这是在历史上整个印度统一在一个君主之下的唯一时期）。就印度尼西亚来说，它首先受到欧洲人的影响，随后又完全被欧洲人控制，直到二世纪中期，这些地区才获得自主权。
显然可以与瓦斯科·达·伽马相比较的人物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某些方面来看两者的比较有利于达·伽马。例如，他的航海是一项给人印象颇深的成就，它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都比哥伦布长得多──实际上长三倍还多！它需要更为高超的航海技术（不管哥伦布离开航线有多远，几乎都不可能错过新大陆，而达·伽马则容易错过好望角，在印度洋里迷失方向）。而且与哥伦布不同，达·伽马成功地到达了原定的目的地。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瓦斯科·达·伽马并没有发现一个新大陆，而只是给欧洲人和一个已有人居住的地区之间接通了联系。而哥伦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哥伦布航海最终对从前存在于西半球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达·伽马航海最终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文明也带来了变化。人们在估价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相对重要性时，应该记住：虽然北美和南美各自都是一个比印度大得多的地区，但是印度的人口比西半球所有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
但是似乎容易看到哥伦布的影响要比瓦斯科·达·伽马大得多。第一，绕非洲去欧洲的航行并不是出自瓦斯科·达·伽马的任何提议，葡萄牙国王在选中瓦斯科·达·伽马当领队很久以前就决定派遣这样的一个探险队。但是哥伦布的探险却是他亲自创造条件，是他的劝说才使伊莎贝拉女王为他的探险提供了资助。要是没有哥伦布，新大陆（虽然它最终肯定会被发现）的发现也许确实要晚些，而且也许会被另一个欧洲国家所发现。但是要是没有瓦斯科·达·伽马，葡萄牙国王完全会挑选另一个人来领导探险队。即使这个人因不胜任此行而告失败，葡萄牙人也绝不会放弃垂成之功而去耗精费力另辟一条直接通往印度的航线。而且由于沿非洲西海岸有一批葡萄牙基地，其它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能够首先到达印度的机会。第二，欧洲对印度和远东的影响远不如对西半球那样巨大。印度的文明由于与西方接触最终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哥伦布航海的几十年内，新大陆的文明实际上已被毁灭。在印度也没有发生类似于西半球美国崛起那样的创举。
正如不能把自从那时以来在西半球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归功（或归罪）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也不能把东方与欧洲直接交往的所有结果都归功于达·伽马。瓦斯科·达·伽马只不过是一个长系列人物中的一个，这个系列中的人物包括：航海家亨利；在非洲西海岸探险的一整套葡萄牙船长队伍；巴托罗摩·迪亚斯；达·伽马本人；他的直接接班人（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和阿方索·德·阿尔布格克）；还有很多其他人。我认为，瓦斯科·达·伽马显然是此系列人物中唯一最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在这些人物中远不如哥伦布在与西半球欧洲化相关的系列人物中那样突出。主要是这个原因，他的名次才远远地落在哥伦布之后。
查 理 曼
公元742～公元814
中世纪皇帝查理曼（查尔斯大帝）是法兰克的国王，萨克森的征服者，圣罗马帝国的缔造者，欧洲史上最早的君主之一。
741年查尔斯大概出生在亚琛市的附近，该市后来成了他的都城。他的父亲是矮子王丕平，他的祖父是伟大的法兰克领袖查尔斯·马特尔。马特尔在732年夺取了图尔战斗的胜利，粉碎了穆斯林征服法兰西的行动计划。751年丕平宣称自己为法兰克国王，从而结束了昏庸无能的梅罗文加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王朝，今称加洛林王朝，是根据查理曼的名字命名的。768年丕平驾崩，法兰克王国被查尔斯和他的长兄卡洛曼两人瓜分。771年卡洛曼猝然去世，这对查尔斯和法兰克的统一来说却是幸运降临，使二十九岁的查尔斯成为法兰克王国唯一的君主，该王国当时已是西班牙最强大的国家。
查尔斯登极之时，法兰克王国主要包括今日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以及今日荷兰和德国的许多地区。查尔斯不失时机地开展领土扩张。此时卡洛曼的遗孀和孩子已在意大利北方的巴伦第王国避难。查理曼和他自己的伦巴第妻子蒂赛德拉塔离了婚，随即挥军进入意大利北部。774年伦巴第人大遭惨败，意大利北部被并入了他的版图，不过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还需要四次进攻。卡洛曼的遗孀和子女都落入查理曼手中，从此再未露面。
也许更重要当然也更困难的是对萨克森──德国北方一个广大地区的征服，进攻的总数不下十八次。第一次发生在772年，最后一次在804年。反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打得如此持久和残忍，宗教因素肯定是其原因的一部分。萨克森人是异教徒，查理曼坚持要让他所统治的萨克森人改信基督教，拒绝接受洗礼和后来又改信异教的人均被判处死刑。在这些强迫改宗运动的过程中，据估计有多达四分之一的萨克森人被杀害。
查理曼还出征德国南部和法国西南部，以巩固他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为了确保帝国和东部边界地区的安全，查理曼同阿瓦尔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阿瓦尔是一个与匈奴族有血缘关系的亚洲民族，他们占有一片广阔的领土，即今日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查理曼最终彻底打败了阿瓦尔军队。
虽然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以东的国家未被法兰克人占领，但是在从德国东部到克罗地区一条宽广的地带上的那些国家，却都承认法兰克的宗主权。
查理曼也努力确保他的南部边疆的安全。778年，他对西班牙发动了一次侵略，虽未获得成功但却在西班牙北部建立起一个边境国，叫做西班牙三月国，该国承认他的主权。
由于查理曼许多次战争的胜利（法兰克人在他的四十五年的统治期间进行了五十四次出征），成功地使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归属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他的帝国实际上达到包括今日的大部分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和低地国①，以及意大利的一个地区和许多的边界地区。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欧洲还没有这么广阔的领土被一个国家控制过。
在整个统治期间，查理曼一直坚持与罗马教皇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盟。但是在查理曼在世期间，人们显然可以看出，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伙伴是查理曼而不是教皇。
查理曼统治的高峰或至少是最著名事件于800年圣诞节发生在罗马。这一天，教皇利奥三世把一顶皇冠戴在查尔斯的头上，宣布他为罗马皇帝。从主要方面来讲，这意味着在三个多世纪前被毁灭的西罗马帝国正在复辟，查理曼现在是奥古斯都·凯撒的合法继承人。
实际上坚持认为查理曼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复辟肯定是荒唐的。第一，这两个帝国所统治的范围大不相同。查理曼帝国在鼎盛时期也大约只有西罗马帝国的一半大。两个帝国先后统治过的相同地区包括比利时、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但是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和非洲北部──共同构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都不在查理曼的控制之下；而德国──构成了他的领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未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第二，查理曼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从血统、外貌和教养来看都不是罗马人。法兰克人是一个条顿部落，查尔曼的母语是一种古日尔曼方言，虽然他学会了讲拉丁语。查理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住在欧洲北部，特别是住在德国。他只对意大利做过四次访问。他的帝国的首都不是罗马而是亚琛，位于今日的西德，距荷兰和比利时的边界不远。
查理曼在政治上通常是机智敏锐，洞察秋毫，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却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虽然他在大半生的戎马生涯中统一了西欧一个广大的地区，但是他却认为最明智的方法是他死后把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他认为这样做通常是避免战争的一剂灵丹妙药。然而不料在他临死之前，他的两个长子就先见上帝去了，结果当查理曼814年在亚琛死去时，他的三子路易接管了查理曼的整个帝国。然而路易在继位问题上所作出的决断还不如他的父亲：他也希望把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经过某种斗争，路易的三个儿子终于签署了凡尔登条约（843年），根据这项条约，法兰克帝国被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今日法国的部分地区构成；第二部分包括德国的一个广大地区；第三部分包括意大利北部和一个横跨法德边界的宽阔地带。
现在有些人估计查理曼的影响比我所估计的要大些。他们说他恢复了罗马帝国；重新统一了西欧，把萨克森并入西欧。为西欧随后的大部分历史定了格调，保卫了西欧，使其免受外来危胁；制定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大概的边界；传播了基督教，教皇为他加冕。从此，开始了欧洲国家与教会之间许多世纪的长期斗争的阶段。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非常言过其实。首先，所谓的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根本不是罗马帝国的复辟，而是查理曼接管的法兰克王国的继续。
假如查理曼确实成功地完成了西欧的统一，那么这种统一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在查理死后还不到三十年，他的帝国就崩溃了，而且随后从未得到恢复。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目前的边界实际上与查理曼或路易都毫无关系。意大利的北部边界基本上与阿尔卑斯山脉的地理边界相吻合。法德边界基本上是沿一条语言边界，而这条语言边界反过来又大体上与旧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相吻合。
在我看来，把传播基督教的任何真正的功劳归于查理曼是完全不合理的。基督教在查理曼统治以前几个世纪中一直通过欧洲向北传播，此后又传播了几个世纪。查理曼强迫萨克森改宗，除了完全是一种可怕的道德行为外，丝毫没有别的必要。不用屠杀手段，英国的盎格鲁萨克森人也改信了基督教，而且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通过说服而不是动用武力，各个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也改变了宗教信仰。
那么查理曼的军事胜利成功地捍卫了西欧，使其免受外来袭击，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在整个第九世纪期间，欧洲北海岸和西海岸遭到了北欧海盗即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系列掠夺性的袭击。与此同时，马扎尔的骑兵从东方入侵欧洲，穆斯林的袭击者骚扰大陆的南部。这是欧洲史上最不安全的时期之一。
行政当局和教会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是欧洲史上的一种僵持不化的特征，甚至在非属于查理曼王朝所统治的地区也是如此。这样的斗争实际是由中世纪教会的远大目标所决定的，没有查理曼也会出现（虽然也许会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出现）。他在罗马加冕是一个有趣的事件，但是算不上是导致全部斗争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我认为不易说服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相信查理曼近乎同秦始皇、成吉思汗或阿育王这样的人物一样重要。实际上如果把查理曼与中国的隋文帝相比，似乎就很容易看出中国皇帝是两者中比较重要的人物。隋文帝实现的中国统一有一种持久的影响，而查理曼对西欧的统一几乎还没有持续到一代人的时间。
虽然查理曼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欧洲人估计得过高，但是他的短期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他毁灭了伦巴第和阿瓦尔两个国家，征服了萨克森，许多人在他发动的战争中丧生。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时期（但在他死后就很快消失了）。
查理曼的生涯也带来了各种不同的长期影响。在他死后的数百年中，德国皇帝进行了一场控制意大利的斗争，结果以徒劳而告终。没有查理曼的榜样，他们完全有可能不会那么肆意地侵犯意大利，而是集中更多精力向北或向东扩张。还有查理曼所开创的圣罗马帝国，也确实是持续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但是在这一阶段的许多时期内，圣罗马帝国的实权很小，而德国的实权被许多小诸侯国掌握着）。
查理曼最重要的成就也许就是他征服了萨克森，把这个重要的地区引入了欧洲文明的主流。这是一项与儒略·凯撒对高卢的征服相类似的成就，但是不完全那么重要，因为萨克森实在是一个较小的地区。
注释：
①低地国：北海沿岸的低地国家，今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塞鲁士大帝
约公元前590～前529
塞鲁士大帝是波斯帝国的创始人。起初他作为伊朗西南地区的一个从属君主，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推翻了三个大帝国（米底亚帝国、里底亚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统一了古代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使其成为一个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的国家。
塞鲁士（原波斯名库鲁什）约于公元前590年出生在伊朗西南的波西斯省（现名法尔斯省）。该地区在当时是米底亚帝国的一个省。塞鲁士出身在米底亚国王的直属地方诸侯之家。
后来流传着一个关于塞鲁士的趣闻，使人们不禁想起有关埃迪帕斯国王的希腊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塞鲁士是米底亚国王阿斯戴吉斯的孙子。在塞鲁士出生之前，阿斯戴吉斯做了一个梦说他的孙子有一天会推翻他。于是国王就下令等这孩子一降生就把他杀掉。但是被吩咐承担这项杀婴工作的官吏不忍心做这等血腥残酷的事，于是就把婴儿交托给一对牧羊人夫妇，告诉他俩把婴儿弄死。但是他俩也不忍心杀死孩子，于是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最后当孩子长大成人后，真的推翻了国王。
看来这个故事（有关详情可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找到）显然是荒诞不经的，实际上我们对塞鲁士的早年生活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塞鲁士大约生于公元前558年，他继承父亲冈比西斯之位，当上了波斯国王，这又使他成为米底亚国王的一个诸侯。但是约在公元前553年塞鲁士奋起造他的君主的反，历经三年的战争，终获成功。
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在血缘和语言上都非常密切相通。由于塞鲁士保留了米底亚人的大多数法律，也保留了许多行政管理方法，所以他对米底亚人的胜利与其说是要征服外国，倒不如说是要改朝换代。
但是塞鲁士很快就暴露了他要征服外国的野心。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小亚细亚的里底亚帝国，该帝国的国王是克里萨斯，传说是一个大富翁。塞鲁士的铁是克里萨斯的金所不能抵挡的，公元前546年，塞鲁士征服了里底亚帝国，使克里萨斯成了他的阶下囚。
随后塞鲁士就把注意力转向东方，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征服了整个东部伊朗，并把其并入他的帝国。公元前540年，波斯帝国向东一直漫延到印度境内的印度河畔和中亚的查克隆提（今日色尔河）河畔。
由于无后顾之忧，塞鲁士现在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最有价值的争夺目标──富饶的巴比伦帝国上，巴比伦帝国虽然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但却统治着古代中东整个肥沃的新月地带。与塞鲁士不同，巴比伦君主纳博尼都斯不得民心。当塞鲁士军队发动进攻时，巴比伦军队不想进行无济于事的反击，公元前539年巴比伦一羽未发就向塞鲁士面北称臣。当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也属于巴比伦地区，所以这两个地区也被划入塞鲁士所控制的版图。
塞鲁士取胜之后，继而花费了几年的功夫来巩固他的统治，重新组织他的庞大帝国。随后他又率军向东北进发去征服马萨格泰人，马萨格泰人是居住在里海东岸的中亚地区的一些游牧部落。波斯人在一次小规模的初战中告捷，但是却在公元前529年进行的另一次战斗中败北，塞鲁士──当时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最大帝国的君主──身亡于疆场之上。
塞鲁士的继位人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冈比西斯在一次复仇战中打败了马萨格泰人，寻回了先父的尸首，安葬在伊朗故都帕萨尔加德。冈比西斯后又去征服埃及，结果把整个中东统一成了一个帝国。
塞鲁士显然是一位有军事天才的将领。但这只是他一个方面。也许更显著的方面是他的宽厚仁慈的统治特征。他尊重地方的宗教和风俗，不喜欢其他征服者所具有的极其残忍的特性。例如巴比他人和甚至更值得一提的亚述人残害了成千上万个生命，并且把他们担心要造反的民族囫囵放逐。当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征服了犹地阿时，就把当地的许多人口输送到巴比伦。但是半个世纪后，当塞鲁士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后他立即允许犹太人重返家园。因此要是没有塞鲁士，看来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可能会被灭绝。塞鲁士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会有其政治目的；但是他在当时是一个特别仁慈的君主，看来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希腊人长期认为波斯帝国是对自己独立的主要威胁，即使这样他们也一直认为塞鲁士是一位绝对令人佩服的君主。
塞鲁士立下了如此般的丰功伟绩，以致在他死后波斯帝国还在继续扩张。事实上它持续了大约200年，直到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在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斯所统治的国家均太平无事，繁荣昌盛。
亚历山大的征服并不意味着波斯帝国的永久完结，亚历山大死后，他的一位将军塞留孤一世控制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由此建立起塞留孤帝国。但是外国对伊朗的控制没有持续很久，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发生了一次反对塞留孤的起义，这次起义是阿萨西斯一世领导的，他自诩为阿基米尼诸王世系（塞鲁士王朝）的后裔。阿萨西斯创建的王国──以帕提亚帝国而为世人所知──最终控制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后224年，阿萨西斯统治者们为一个新王朝，萨珊王朝所取而代之，新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自诩为阿基米尼请王世系的后裔，其帝国横跨历史，长达四个多世纪之久。甚至在今天，塞鲁士还被誉为是波斯国的缔造者。
塞鲁士大帝的生涯代表了世界史上的主要转折点之一。约在公元前3000年文明最初发源于苏美尔。在两千五百多年间，苏美尔人及其后继人闪特米各族人（如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就一直生活在文明的中心。在此整个期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区，而且文化也最为先进（大体说来只有埃及可以与其相媲美）。但是塞鲁士的生涯──恰巧在有史记录的中间点上──把那一章世界史揭了过去。自那时以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了。
进一步说来，闪米特各部落人──肥沃新月地带的主要人口──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再未获得独立。继波斯人（一个印欧民族）之后来了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随后又相继来了帕提亚人、罗马人和萨珊王朝的统治者。直到穆斯林在七世纪的征服胜利以后──几乎是在塞鲁士大帝十二个世纪以后──肥沃的新月地带才重新掌握在闪米特各部落的手中。
塞鲁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他赢得了许多次战斗的胜利，征服了许多领土。更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国永远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体系。
尽管波斯帝国领土广阔、历史悠久，但是它对历史的影响却远不如那些历史更悠久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中国帝国的大。但是在估价塞鲁士的影响时，人们应该记住要是没有他的话，他所完成的业绩或许永远也不会出现。在公元前820年（约在塞鲁士出生前三十年），没有谁会想到在百年之内整个古代世界会是在一个来自伊朗西南地区、从前默默无闻的部落统治之下。即使回顾历史，波斯帝国的崛起看来也不是由于先前存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而迟早注定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之一。因此，塞鲁士是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罕见的人物之一。
伦哈特·欧拉
公元1707～公元1783
十八世纪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伦哈特·欧拉始终是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全部创造在整个物理学和许多工程领域里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欧拉的数学和科学成果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相信。他写了三十二部足本著作，其中有几部不止一卷，还写下了许许多多富有创造性的数学和科学论文。总计起来，他的科学论著有七十多卷。欧拉的天才使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得到了充实，他的数学物理成果有着无限广阔的应用领域。
早在上一个世纪，艾萨克·牛顿就提出了力学的基本定律。欧拉特别擅长论证如何把这些定律运用到一些常见的物理现象中。例如，他把牛顿定律运用到流体运动，建立了流体力学方程。同样他通过认真分析刚体的可能运动并应用牛顿定律建立了一个可以完全确定刚体运动的方程组。当然在实际中没有物体是完全刚体。欧拉对弹性力学也做出了贡献，弹性力学是研究在外力的作用下固体怎样发生形变的学说。
欧拉的天才还在于他用数学来分析天文学问题，特别是三体问题，即太阳、月亮和地球在相互引力作用下怎样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二十一世纪仍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顺便提一下，欧拉是十八世纪独一无二的杰出科学家。他支持光波学说，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