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她妈妈吧？我猜你现在连她的朋友也不是。”
“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楚，“我没什么权利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一个忠告……”
“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她？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地说，“其实我也曾为此做过努力，问题是她，不是我，是她在纠缠我、打扰我。”
“我知道，是她无力自拔。”陈伟玲沉重地说，“我并不是请求你躲开她，离她远远的。我是来请求你对她好点，要是你真……爱她——起码你也该做做样子。就是你不想理她了，也委婉点，别把她当成个婊子！”
我沉吟片刻，乜斜着眼看看她：“我想，这也是韩劲内心发出的饱含痛苦的请求吧？”
她没说话，实际上是气得说不出话。
“既然你这么赤诚以待，我也无妨肝胆相照。请你转告韩劲，我也觉得我不能给吴迪带来什么益处，给她以‘向上’的力量——用句时髦话说。她最合适的配偶应该是韩劲，这话我也跟她说过。我愿意和韩劲合作，使吴迪弃恶从善，真的，这是肺腑之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再来找吴迪，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我可以搬家，使她找不着我，彻底忘掉我，完璧归赵。”
“我过去，”陈伟玲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一直认为你是个高级恶棍，文明流氓，倒也讲究个方式，讲究把事情做的尽可能得体。现在我才明白，你其实和街头歪着膀子遛来遛去的‘小晃’没什么太大的高低之分。要说区别，就是那些‘小晃’还有点江湖义气，有点令人钦佩的担事的勇气，而你，整个就是一个大混蛋！卑劣无耻，彻底堕落的坏蛋！过去我总不大信，总认为有些书里描写过分，左了，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
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
“你真是堪称炉火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她转身走了。吴迪迎面走来，正要对我笑，没笑出来，害怕地看着我脸问：
“你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没说话。
她扭脸看远去的陈伟玲：“她跟你说什么？”
“她骂了我一顿，为你。我还没他妈叫人这么侮辱过呢。”
“我去找她，她管得着吗，我早告诉她别管我的事。”
吴迪转身要追陈伟玲，我一把拉住她：“算了算了，我倒不生气，别惹麻烦了。”
“我说，”我们在城里一家饭庄吃晚饭时我问吴迪，“你和韩劲最近怎么样？”
“吹了。”
我叹口气。从饭庄出来，我已经有点醉醺醺，扶着吴迪问：“你觉得我坏吗？”
她搀着我，低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回答。
“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啊！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的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的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的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去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
“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
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人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
“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影响也不好。”
“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骂人先道歉。”
“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啊。”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他说，
“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璧归赵。”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
“真不像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
“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
“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
“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们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
“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
“都扔了一个？好，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像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儿？”
我也告诉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过去进来过没有？”
“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缝起来，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六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
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瘀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感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意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
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尽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不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情的大学生。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过一个月，就该吃劳保了。一切都无懈可击。只是他们临走时，居委的老太太突然问:
“老停在街角的那辆小轿车是你的吗？”
“不……噢，是我的。”我很快镇静下来，否认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很快查到车牌照的主人。一辆汽车倒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补充回答：“那是我前年从大红门旧车场买的。”
“多少钱？”民警仅仅是对一辆私车卖多少钱感兴趣。
“四千。”
“不贵呀。”
“是啊，现在可没这么便宜了，大摩托都三千多，我捡了个便宜，但也把我爸爸留下的那点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民警笑笑，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很热情地邀他“有空来玩”。
“会出事吗？”管片民警走后，吴迪忧虑地问我。
“出什么事？没事。”我坐下来继续看法国人勒内·弗洛里奥著的《错案》。
“别干了，好吗？”吴迪请求我。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我收拾房间，看见了那些军装、警服和证件。”
“打算告发我吗？”
“不，只是希望你今后别干了。你要缺钱，我给你。”
“我不缺钱。”
“那为什么？”吴迪嚷起来。
“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
“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大家都知道了，天网恢恢，恶有恶报。没抓住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以为他一辈子奉公守法。只要干得小心点，艺术点。”
“亚红不是已经被逮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霍然变色。
“你那些事，我没不知道的。”
我点起一支烟,没有说话。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本来只想让她泛泛知道我坏，现在倒好，她连具体事情都掌握了。我最近怎么搞的？接二连三犯错误，过去我总是很有分寸的。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暧昧地拖下去了。
“好吧，我听你的，往后不干了。”我先稳住她。
“真的？”吴迪笑逐颜开，搂着我脖子。
“真的。”我亲亲她。
“就是，干吗要干违法的事，你什么事不能干？又不笨。”
“也不聪明。”我含笑说。
“我们唱歌好吗？”我们缠绵了一会儿，吴迪松开我，拿来自己的单放机，戴上耳机，笑嘻嘻地说，“我特爱戴着耳机跟着磁带里的歌这么唱，自我感觉特好。”
“不学习了？”
“玩会儿再学。”
“好吧，”我痛快地答应，“干脆我们俩录盘个人演唱会吧。刚有录音机时我常录自己的歌，那会儿我以为自己也能当歌星，好久没这么玩了。”
“找磁带找磁带。”吴迪听着耳机里的歌边哼边说，十分兴奋。
我在磁带上找了找，没有空白带，就拿一盘已经不太听的音乐带放进桌上的大录音机里：“开录啦？”
“你坐好你坐好。”吴迪连笑带说，煞有介事，迫不及待。
方方进来时，我和吴迪笑得前仰后合。
“什么事，笑成这样。”方方找了杯水喝。
“我们录了盘个人演唱会，给你听听。”
“谁？你，你们俩？饶了我吧。”
“听听，挺地道的。”
吴迪把磁带倒回来，按下键子，磁带开始转动，我们笑着注视方方的反应。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我的声音：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曾荣获海尔·塞拉西勋章……唱啊！”
“我……”吴迪的声音颤抖着出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我的声音仍在里面混杂着：“吴小姐很激动，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回来的蝙蝠。”
“线儿依旧攥手里……”吴迪笑得唱不下去，“我不会唱这首歌，不会词儿……”
“我唱，下面由青山他哥蓝天演唱：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我的声音走调走得一塌糊涂，吴迪在录音机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长得跟人民币似的。”方方瞅着我说。
“谢谢。”我模仿广东话的声音，“多谢各位。”吴迪笑声未停又咯咯笑起来。
“真寒碜，”方方笑着说，“快把这附近的公猫全招来了。”
“他不懂艺术，别理他。”吴迪笑着跟我说，看方方。
录音机还在转，叮哐的爵士乐奏着。
“我找你是跟你说件事。”方方说，“我们那儿的片警找我了。”
我伸手啪地关了录音机：“你怎么应付的？”
“装傻呗。没事，那片警是我哥哥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说，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我们这儿的片警也来过，我给他糊弄走了。吴迪装蒜也够会装的，吴迪。”
我笑着转脸找她，“你干吗呐？”
“没事。”她把那盘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来，冲我笑笑。
七
亚红回来了。
我刚刚送走吴迪，她放暑假回南方探家。
“我不在，你好好的啊。”在嘈杂鼎沸的列车站台上，她叮嘱我。
“嗯，好好的。”我笑着说。方方笑着退开几步，以示没听。
“别去胡来，老老实实等着我，要不我就不嫁给你了。”
“——你别当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呀。”
“那我不上车。”吴迪紧紧攥住我的手，越
靠越近，踮脚仰脸。
我满面通红地后躲，左右张望：“别别，五讲四美。”
发车铃响了，列车员摘下车箱号牌上车。吴迪悻悻地松开手，紧跑两步上车，旋即，站在列车员身后笑吟吟望着我。我退后几步，和方方并排站在一起。车头给了信号，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吴迪的脸贴上玻璃。列车晃了一下，开动起来，我和方方冲吴迪挥手，她的小手也五指张开地举起来。列车像弹奏的手风琴一节节叠并在一起，又一一展开在远方。
“她对你可真是情意绵绵呀。”方方说。
“你说，我跟她结婚怎么样？”我将目光从远去的列车收回。
“当然可以，她很不错。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地下通道，边走边说。
“你当真想结婚了？”
“说着玩呢，你见我什么时候认真过。”
“你不是挺喜欢她？”
“这不假，我的确喜欢她。”
“亚红！”
我们回到家拧开门，亚红笑着站起来。
“你出来啦！”
我和方方又惊又喜，把刚才的一切全抛到九霄。
“老天，他们没拷打你吧？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坚贞不屈的，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那样？”
约莫一个月后，早晨，我正在睡觉，被一阵激烈的对话吵醒。朦胧中听到方方在劝阻什么人:
“他不在，我跟你说他昨晚出去了没回来。”
“那你叫我进去看看呀。”这是吴迪的声音，我一下全醒了。大概方方已经阻拦了她半天，她的声音又尖又恼火：“我看看不行吗？他在不在，你得让我看看。”
糟糕，我想。昨天下午我接到了吴迪的电报，说今天早车回来，让我去车站接她。我因晚上去一家饭店“干活”，给忘了。
“里边有别人。”
“我不信！里边准是他，你放开我。”
吴迪的声音已高到足以引起邻居注意了。我在屋喊了声：“方方，让她进来。”
门“哐”地推开了，吴迪闯进来，穿着短裤的方方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亚红也醒了，下意识地往身上拉拉毛巾被，懵懂迷糊地问：“怎么啦？”
我问吴迪：“有事吗？”
她直瞪瞪地呆视着亚红。
我赤膊下了床，点上一支烟走过去：“噢，我忘了去接你，对不起啊——咱们到那间屋子去吧。”
她猛地甩开我扶着她肩膀的手，嫌恶恐惧地后退两步。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嘛。”
方方忙插进我们俩中间，对吴迪说：“算了算了，我不是告诉你别进去。你回去吧。”他把我推进屋，关上门。
“你想和我睡觉吗？方方？走，我跟你睡去。”
我一下拉开门，吴迪扒着方方魁梧的身子，浑身哆嗦地往另一间屋里拖：“走，走啊。”
“你冷静点，冷静点。”方方说。
“你要想用这个报复我，只能毁了你自己，我根本不在乎。”
“嗷——”吴迪像母狼一样呲牙冲我狂啸一声。
“你他妈给我滚回去。”方方冲我怒吼，拼命抱住吴迪。
我回到屋里，门外传来一阵扭打声，玻璃器皿、瓷器劈哩叭啦纷纷摔在地上，吴迪歇斯底里地喊：“我宰了他，我宰了他这个狗娘养的，我非宰了他！”她被方方抱进另一间屋子，门砰地关上，喊叫声微弱了。
我转过身冲亚红笑笑，亚红满脸怒容，边穿衣服边说：“你他妈真不是东西！我早说过，别把我掺和进你那些臭事。好了，这下她要连我一起恨了。”
我把嘴上的烟吐到地上，一脚踢飞了地上的一只皮鞋。“你少给我看脸色。”亚红扣好裙子，从皮包里摸出支口红往唇上抹了抹，抿匀，关上皮包往外走，“我可不尿你那一壶。”
亚红走了，公寓里变得十分安静。过了很长时间，门推开了，方方进来，吴迪垂着头跟在后面。
“她想跟你谈谈。”方方说。
我点点头，站起来。吴迪走进屋坐在一张椅上，方方关上门出去。沉默了片刻，我开了瓶可乐，倒进杯里，放在她手旁，泡沫滋滋地迸碎、漾化。她开始掉泪，一滴接一滴，又大又沉，我递她一条手帕，手帕很快湿透了。
“伤心了？”
她捂着眼睛点点头。
“以后还跟我好吗？”
她拼命摇头。
“这么说，结束了？”
她点着头，哭出了声。
“这样也好，我这个人本来不配你，不值得你这么哭。”
“你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骗你，就是有目的地勾引你。”
“那么，你过去说过的爱我的话全是假的？”
“……”
“你说，是不是全是假的？”
“是——是又怎么样？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
“我完了。”
“别这么认真，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我笑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
吴迪抓起杯子扔了过来，重重砸在我脸上。
八
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于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愕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竟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裸裸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点“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
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转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
“去找亚红。”
“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
“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
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
“没你的事。”
“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吴迪对我说：“这事跟卫宁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回去吧。”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
“是她来找我的，说她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也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我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
“你也跟她睡了吧？”
“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
“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我可以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笑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从不叫我的名字，一口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
“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警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们也得停止活动，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和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扳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
“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我，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拧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楚一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姣好、美丽，又充满深深的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
“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转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
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
“有事吗？”
“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
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刚罚走五千元。”
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铐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铐，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 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
“把他们带走。”
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牢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经过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团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 在预审和起诉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 篇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了。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注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我在医院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于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亲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不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的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算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入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子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窗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像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ＣＣ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
“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辩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数太小，挺好的小妞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像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个旮旯，那种老式的ＴＤＫ带子，红盒，上面有颗黑白相间的多棱宝石。你干吗？”
“随便问问。”
“你们俩是不是真好过那么一段？”片警问。
“没有。”
“噢，”他颔首吸烟，“算了，甭说这事了，过去就完了。”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色已晚，片警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他突然停住脚对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她死后脸上泪水还没干呢？”
门哐地关上了，我单独隔绝在这几间阴潮昏暗、悄无声息的屋子内。我走进卧室，看看那张凌乱、空荡荡的床。房间内灯泡被窗外的风吹得摇曳，人影黑黢黢地放大在墙上，像是一个面目模糊、形体虚幻却紧紧相随的灵怪。我开始翻箱倒柜，直到不抱希望后，蓦地发现那盘印着颗宝石的录音带就在桌上一个显眼的位置。我把录音带放进我的小收录机，按下去，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出现了对话：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
“我……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吴小姐很激动……”
我蹲在楼角黑暗处，看到片警晃晃悠悠骑个车过来。他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片腿下车，犹疑地走过来，走到跟前，认清了我，大声说：
“你在这儿干嘛？这么晚了，想劫道呀？”
“你干吗去？回所还是回家？”我问他。
“回所，今晚我值班。”
“到我那儿去呆会儿。”
“出了什么事了？”他看我脸色。
“没事，想找个人聊聊。”
“嘿，你倒瘾大。那就去呆会儿吧。”
我领着片警到了我家，殷殷勤勤地招待他。片警问我：“你怎么不睡那屋床上，倒睡这屋地上？”
“地上宽绰，在圈里睡惯了，再者说，日本人不也全睡地上?”
片警被我逗乐了：“你那会儿睡地上跟日本人是一个意思吗？”
我笑嘻嘻地跟他说：“我告诉你件事，吴迪自杀，不是怕折，为什么我知道。”
“嘁，你又知道了。”
“你们全弄拧了。”
“我这人，宁吃白煮蛋，不听摆活蛋。”
“不是摆活。她呀，”我神秘地说，“是因为爱我无望。”
“嘿，瞧你那一脸光荣。”片警十分腻味地说，“合着你巴巴儿地把我请来，就为听你这些缺德事？她怎么死的，与我无关，我得值我那班去，你呢，留神她的鬼魂吧。黑更半夜起什么腻呀。”
片警拍屁股要走，我忙拉住他：“等会儿，还没说完呢，我发现我有个特异功能。”
片警停住脚，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放这盘带，”我举着那盘印有宝石的录音带，“就能让时光倒流，打破三维空间，再现两年前的情景，不信你听。”我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按响，“你瞧，瞧这堵墙，看透那屋了吧？瞧瞧，吴迪又躺回那床上了吧？侧着脸，手腕上的口子翻得跟小孩嘴唇一样。瞧那一地血，粘稠的、殷红的血，像龙头里汩汩流出来的水……”
片警没去看那堵墙，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打断我严厉地问：“你喝酒了？”
我嘿嘿乐。
他一把揪住我：“你怎么喝得烂醉，不要命了！”
“没事，就喝了一点。”我举起一只手指头。
“缸子呢？”片警松开我，转身找水缸子，去厨房接了一缸子水，含了一口。
“你嘴鼓得跟猪尿泡似的。”
“噗”——片警把嘴里的水喷到我脸上。
“好点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自个儿趴在地铺上。
“你真胡闹，肝有病，还喝酒。怎么啦？”
“帮个忙行吗？”我脸色苍白地说，“让我回监狱。习惯了人挨人睡，一个人……睡不着。”
“这不可能。”
他冷淡地说，关了灯走了。
我知道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有噩梦。假若那些身临其境般又极为逼真的梦中场面日复一日地再现、强化，便足以使人大白天也产生带有强烈真实感的幻觉，特别是梦中的环境和气氛与现实中的环境和气氛完全一模一样。譬如是同一间阴暗、昼夜变化不明显的屋子，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和真实存在过的一些事。那么，久而久之，神经再健全的人也没法不渐渐混淆现在的真实和过去的真实。甚至被那种幻觉深深迷住，滋生出根深蒂固的信念，内心明白又无力摆脱。我正是受到了这种蛊惑。几天后，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来到我家，一进门便大吃了一惊，我形容枯槁得不像样子，精神也极为萎靡颓唐。
“你怎么啦？”
“没事。”我竭力克制自己才没说出蠢话，让他看躺在床上的吴迪和一地鲜血。在我看来，他踩了一脚血。
“我看你不能一个人这么呆下去了。”他关切地对我说，“也许，你该找个女朋友。如果你不惹乱子，我不会找你麻烦。”
“不，”我疲惫地摇摇头说，“我得这种病就像阉了一样，早绝了那份念头。再说，唾液和精液也是传染途径，不能害人。”
“你一个人，”他迟疑地说，“能行吗？你需要个人照顾。”
“无所谓，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可别骗我。”他说，“最近西瓜上市，事儿开始多了，我也不能老来看你。有什么事你可都跟我说，能帮的我就帮你。”
“……”
“没事我就走了。”
“别走……”
“到底怎么啦？”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他妈便秘啦?”
“我害怕。”我一下垮了，“我不能再住这儿了……”
二
南方城市夏天，黄昏仍然闷热，街上车接长龙，人如潮汐。我在一家蒸笼般的小吃店吃了两屉包子，出了一身大汗，走到街上，被风一吹倒挺凉快，便裹在便道上的人流中，慢腾腾地走着，领略着摩肩接踵的逛街乐趣。我到这个人口密集的南方大城市三天了。这之前，我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后便离开了北京，换房、卖旧家具的事都托给那个好心肠的民警去办。我希望这一圈兜回来，一个没有任何旧痕迹，能让我安安静静生活的新环境在等着我。尽管我并非无辜，没什么要人同情的，可我也没有义务总受那种折磨。我喜欢这个庞大、拥挤的城市。那些高耸入云的老式巨厦，繁多的放射状的商业街区，瘦小精干的男女市民，唧唧哝哝的方言都使我产生莫名的异域感。使我和我所熟悉的那个城市的生活即便不是一刀切断，也骤然拉长了距离。我成了一个游客，旁观者，游离于千百万人的喜怒哀乐之外。我庆幸听不懂这儿人们的语言，免去交流之苦。别人笑骂奚落，冷言冷语，我一概充耳不闻，怡然自得。夜晚，在黑漆漆的地下室旅馆的一片鼾声中悄悄入睡。我混迹在人群中，走过一家家橱窗琳琅、光线柔和的商店，什么都浏览，什么都不买。一直走到汽笛声声、轮船如梭的江边码头，在沉沉暮色中登上一艘灯火通明的华丽客轮。这艘客轮夜里将开往东海里一个以“海天佛国”著称的小岛。我执的是三等舱票，是间二人舱室。我放下手提袋，就到甲板凭栏吸烟。天色已暗，岸上的高楼大厦或尖顶高耸或庞然矗立，在宝蓝色的天幕下形成凸凹厚重的黑色剪影。楼厦下街巷莹白，人似蚁集，稠稠蠕动。甲板上热闹起来，舷旁挤满了旅客。客轮离了码头，在江心掉了头，在黑的江里缓缓行驶，两岸景致流动。大型龙门吊犹如一具具恐龙骨架蹲踞夜空；堆着整整齐齐集装箱的货船吃水线压得低低；一条接一条靠着码头卸装的散货轮；无声无息交错驶过的长串驳船；远处昏暗的楼群突兀明亮地拔出一幢高厦。客轮开出长江口，城市微缩成一团闪烁的光斑。信号台；灯标。辽阔漆黑的江面上，海洋吹来的风阵阵掠过。最后一个码头是海军舰队驻泊地，一艘艘并排靠着的军舰，低低亮着一溜舷窗，舰面建筑呈金字塔形。再往前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滔滔江水，一弯冷月，我返身下了舱。客轮舱内十分宽敞明亮，豪华的餐厅内，很多旅客在吃着丰盛的晚饭。商品齐全的小卖部出售啤酒和白酒。透过宽大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候机室一样舒适的五等舱里，人们坐在一圈圈软排椅上聊天，打扑克。客轮行驶得很平稳。我沿长廊走回舱室，两个女孩子在舱里等我。?
“你住在这舱吗？”
?
我点点头。
“换一下好吗？我们俩想住在一起。”
我这才发现这样的双人舱室，陌生的青年男女住在一起实在不方便。
“你的舱在哪儿？”我提起扔在床下的手提袋。
“旁边一间。谢谢你。”
我走进旁边一间舱室，一个女孩子在铺床。我退出来，挨间舱室找有无一男一女的。很多一男一女住在一起的，但他们都不肯跟我换，都是新婚夫妇。我只好走回那间舱室。那个女孩子正在水池旁对着镜子擦脸。我拉下墙壁上的弹折椅坐住，感到十分局促。那个女孩子擦完脸、手，又擦脚丫，最后，用水洗净手巾，方方正正晾上。找出盒护扶膏，挖在手心上，搽在脸和脖子上。她双手抚摩着光润的面颊，遇到我的视线，嫣然一笑，我咧咧嘴，低下头。
“你还没领卧具吧？”
我抬头怔一下，“噢”了一声，跑出去。女孩子笑吟吟地望着我。
我挨了久候的服务员一通训，抱着枕头、毛巾被回来。女孩子正在小鸡啄米似的吃瓜子，看双膝上摊开的一本书。见我进来，笑眯眯地问：“吃吗？”
我摇摇头，不由一笑。
“吃吧吃吧。”她抓起一把瓜子塞到我手里。
我不太会嗑瓜子，嗑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嗑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
“会了吗？”她睁圆眼睛问。
“没有，我还是抽烟吧。”
我点燃一支烟，站在舷窗旁吸，烟袅袅飘向舷窗口，一出去就立刻刮飞了。海在月色下，银灿灿的波涛起伏，客轮轻快地行驶。
女孩把书翻得响，看得飞快。
“你看这么快？”
“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她一笑。
我从未乘过海轮，这是第一次，我也从未见过这个女孩，第一次，可我似乎在波涛上航行了一辈子。我的头有点疼了。那个女孩子合上书，那是本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
“船开始晃了。”我说。
“我看看。”女孩灵巧地从弹椅上跳起来，过来扒住舷窗往海面上看。大海横流，犹如一个巨大的、三百六十度转动的年历盘。墨蓝的天空上，暗象牙色的云追逐着月亮，奔涌着，堆积着，变幻莫测，千奇百怪，令人惊心动魄。
“那块云像马克思，那块像海盗，像吗？你说像吗？”
舱里的灯突然灭了，全船的灯都灭了。
“你是学文科的学生？”我问。
“你怎么知道？”黑暗中传来快活好奇的声音。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一个女孩子的嗤嗤笑声，“我是学英语的。你也是学生？”
灯亮了，全船又是一片通明，我面前站着个陌生女孩。
“你看我像学生吗，我是劳改释放犯……”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尽管夜航有不准关灯的规定，我们为了睡得好一些，还是把灯关了。门上的方窗透进走廊的灯光，舱里什物依稀可辨。躺在铺上能感觉到船下面浪的走向，但很轻微，不致引起晕眩。女孩子刚躺下还叽叽呱呱说话，得不到我的响应，也无声息了。
夜里，我被冻醒，感到有点不对头，迷迷糊糊一睁眼，登时吓得魂飞魄散。床前背光站着个女人，长头发被舷窗灌进来的强烈海风吹得拂舞，扰乱了脸部的线条，一双近在咫尺的眼睛闪着晶体的莹光。她慢慢地，动作夸张地抬起手捏了捏我的鼻子。
“醒了吗？”
我醒了，也想起身在何时何地，就是一时还说不出话。
“醒了就起来，再晚看不见日出了。”
“你先去吧。”我的嘴唇动了动，大概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真懒，不管你了。”女孩说了一声，开门出去了，又伸头进来，找着电灯开关，“啪”地按亮，倾泄而下的灯光中一张姣好、美丽的脸庞一闪而逝。我从上铺跳下来，被海风吹了半夜的肢体都僵硬了，我拉开手提袋，找了件套头衫穿上。
我走出舱室，来到上甲板，脸上、身上立刻感受到了强劲的风，这是轮船疾驶带来的风。晦暗的海面上浪并不大，无数小浪头在跳跃着，弧长的天际线很清晰。我在伏满人的舷旁找到了同室那个女孩，在她旁边挤了个地方。天边的云已经红了很长一抹，海水天空的颜色都在晨曦中变化，海水变得葱绿，天空变得蛋青色，不知不觉，一切都亮了，可太阳仍未出来。又过了会儿，嫣红的云透明了，飞絮般一片片飘开，霞光迸射出来，无数道又粗又大的七彩光柱通贯青天，呈现出一个硕大无朋、斑斓无比的扇形。这景象持续了很长时间，接着太阳出来了。海天之际乱云飞渡，太阳是从云间出来的，一出来便是耀眼的一轮，迅速上升。
“好看吗，你说？”屏息凝望半天的女孩惘然问。
“都说好看。”我懒懒地说，“我不知被人拖起看过多少次日出。”
女孩看我：“你一点不激动。”
“激动。”
“激动什么啦？你说，每天升起的都是同一个太阳吗？”
“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了。”
“不对，有３６５个太阳，每天轮流值日。”
“胡扯。”我一笑。
我们向后甲板走去。女孩轻盈地走在前面，喜洋洋的，美滋滋的，摇晃着头发，流眸顾盼，使每个注意到她的人都不由精神一振。餐厅在后甲板摆了些桌椅，供旅沐着晨风进早餐。女孩掏钱做奋勇状，我笑着拉住她，叫她去占位子，自己转身去餐厅柜台买早餐。餐厅只供应一种雪菜肉丝面，我端着两碗面条放到女孩面前时，觉得真委屈她。她却很高兴，马上用筷子卷着面条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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