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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大头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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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症是一句民间俗语，形容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所发作的肤浅而强烈的炫耀狂。杨广如愿以偿地当了皇帝之后，被压制十四年之久的兽性，像火山一样，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外爆发，最后除了一根绞绳外，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他在位十五年，大头症也历时十五年。
杨广于弑父后，迫不及待地从长安前往洛阳，征调民夫二百万人去扩建洛阳城和洛阳宫。又征调民夫一百余万人开通济渠（河南荥阳到江苏淮安间运河），十余万人开沟（淮安到江苏扬州间运河，吴夫差和嬴政都曾开凿过）。他开运河的目的不是为人民兴办水利，而是便于他一个人乘船前往他曾经驻守过的、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江都（江苏扬州）。沿着运河建皇宫四十余所，称为“离宫”。命江南赶造龙舟，龙舟完成之前，杨广不堪寂寞，先在洛阳西郊兴建西苑，面积三百平方公里，内有人工湖和连绵不断的人工山，山上宫殿林立，曲折盘旋。另有人工小运河，由人工湖通到洛水，沿小运河两岸建皇宫十六所，称为“十六院”，每院美女二三百人，布置豪华，犹如天堂。杨广每出游赏月，骑马随驾的宫女就有数千人之多。然而，女色的享受，日久也就烦腻。等到龙舟造成，运到洛阳，他就立刻出游江都。帝王出游已经不平常，杨广出游更八方威风。仅只皇家所乘龙舟就有数千艘，不用桨篙，而用纤夫，纤夫有八万余人。禁卫军（骁果）乘坐的军舰也有数千艘，但由军士自己拉纤。一万余艘船只，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骑兵夹岸护卫，万马奔腾，旌旗遍野，诚是壮观。饮食供应由二百五十公里以内地方政府奉献，竞争着极尽精美，宫人们无法吃完，临走时一概抛弃。杨广宣称他喜欢江都，其实他在江都仍居深宫，从没有跟南中国江山如画的大自然接触。他之所以喜欢江都，正是喜欢沿途这种使人惊心动魄的场面。杨广如果生在二十世纪，可以乘飞机往江都的话，他一定不高兴，因为天空无人，不能发挥他的大头症。
六○七年，杨广又向北出游，到启民可汗的王庭。这时启民可汗已击败他的对手，推进到黄河以北，成为突厥汗国的大可汗。杨广随驾卫士、步兵就有五十万，战马十万匹，旌旗辎重，连绵五百余公里。跟出游江都一样，皇家人员和文武百官全体跟从。不过乘船改为乘车，车跟船一般大，在新开的御道上，不用车轮，而由人肩抬着走动。启民可汗用最尊荣的礼节接待他。杨广大为满意，仅绸缎就赏赐二千万匹。然而这次大炫耀却种下两个祸根：一是，启民可汗的儿子，将来的始毕可汗，冷眼旁观，看出杨广的愚昧本质，他决心反击；二是，杨广无意中见到高句丽王国派到突厥汗国的使节，杨广吩咐那使节说，他将于六一一年前往涿郡（北京），命高句丽王高元亲自到涿郡朝见。
杨广于六一一年真的前往涿郡，高元却没有到。杨广感到没有面子，而没有面子能使一个大头症病患者发狂。杨广七窍生烟，下令讨伐高句丽，动员全国士兵集中涿郡，粮秣集中辽西郡（辽宁义县）。军令惨急，造舰工匠站在水中昼夜加工，腰部以下都生满蛆虫，半数死亡。官仓粮食和兵器盔甲也紧急运往辽西，车船衔接，路上川流不息的有十余万人，病死饿死，无人收葬，尸体横路数百公里。而这一年，黄河南北都发生大水，三十余郡成为泽国，饥民纷纷投奔荒山大泽。但民间征粮，毫不放松，朴实的老农赶着牛车，带着自备干粮，踽踽上道，大多数连人带牛死于中途。没有牛车的人，二人合推一辆小车，可载米三石。途中用米充饥，到达辽西时，已无剩余，无法缴纳，只好避罪逃亡。隋政府指称他们是“盗贼”，一面派兵征剿，一面逮捕他们的家属处刑，以期收杀一儆百之效。于是，官逼民反的形势，完全成熟，人民纷纷武装抗暴，集结起来屠杀官员，抢夺富民食粮，天下大乱。
明年（六一二年），集中于涿郡的兵力已达一百一十三万。杨广御驾亲自东征，最精彩的是他对将领们所作的一段训话，我们姑称之为“杨广训话”，以与“苻生诏书”媲美。杨广说：“国家这次远征，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并不是好大喜功。你们中间有人不知道我的本意，打算乘此机会，使用奇兵突袭，以博取个人的前途，邀取勋赏。须知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王师，正义的军队，岂可有不光明磊落的行为？所以任何军事行动，都要随时向我报告，听候指示，不可擅自作主。”换句话说，他要摇控指挥，以显示他的军事天才。辽东（辽宁辽阳）是当时高句丽王国西境第一大城，在中国兵团的猛烈攻击下，城垣塌陷，高句丽守军悬白旗乞降。可是将领们既不敢接受，也不敢继续攻击，只好停战，急向御营报告杨广。等到指示回来，守军已把缺口填住，恢复抵抗。一连三次，都被耽误，以致那个并不坚固的孤城，竟不可动摇。加之渡鸭绿江深入高句丽国境的另一支军队失败，杨广只好狼狈撤退。第一次东征，损失三十万人。
又明年（六一三年），杨广第二次御驾亲征。这一次辽东城绝不可能再支持下去，可是杨玄感救了它。杨玄感是杨广夺嫡杀父的同党杨素的儿子，这时正在黎阳（河南浚县）督运军粮。他在黎阳叛变，截断杨广的退路。杨广对杨素一直侧目而视，当杨素病故时，杨广说：“他如果不死，我会杀他全家。”所以杨玄感始终恐惧不安，乘着前方战争紧张，后方民变纷起之际，想一举把杨广解决。杨广只得放弃辽东，回军迎战，第二次东征也草草结束。杨玄感兵败而死，但他的叛变使杨广设立特别法庭，展开大规模逮捕处决，促使民变更加燎原，不可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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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大头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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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四年，全国已经一片沸腾，旧有变民滚雪球似的四出攻掠，新的变民风起云涌，四方响应。可是杨广仍作第三次东征，高句丽王国一连三年受到攻击，已筋疲力尽，只好求和，并且把杨玄感的同党，去年投奔高句丽的斛斯政，送回中国，以表诚意。杨广总算争到一点面子。可是杨广回到洛阳，用酷刑把斛斯政处死之后，征召高元入朝，高元仍然不至，杨广光火三丈，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
第四次东征准备期间，杨广不能闲着。六一五年，他从洛阳出发，先到汾阳宫（山西宁武）避暑。避暑已毕，再悠悠北进，打算顺着御道前往涿郡，开始第四次军事行动。突厥汗国始毕可汗（他父亲启民可汗于六○九年逝世）得到消息，亲统骑兵十余万，向杨广突袭。杨广退到雁门郡（山西代县），被突厥团团围住，百道攻城，流箭堕到杨广面前，城内存粮又仅够二十余日。杨广魂飞魄散，整天抱着他最心爱的幼子杨杲哭泣，哭得两眼红肿。大将樊子盖建议说：“现在别无他法，只有一面征兵勤王，一面请陛下宣布不再东征。立下重赏，亲自鼓励将士奋死卫城，才有希望支持到救兵到达。”杨广作这种表面功夫，游刃有余。他登城巡视，向守城将士说：“各位努力杀贼，只要能够脱险，凡随驾官兵，不要发愁不富贵，我绝不允许铨叙机关舞文弄墨，减少你们的功劳。”大臣萧瑀建议说：“以突厥习惯，可汗出兵，可敦（皇后）必定知道，请派密使去见义成公主求救，不失为一策。”──义成公主是杨姓皇族的女儿，在隋王朝和亲政策下，下嫁启民可汗。杨广大喜，立即派人间道前往。幸而有此一策，义成公主向始毕可汗告警说：“北方发生情况！”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杨广回到洛阳，心神稍定，发现又处于绝对安全之境时，立刻恢复了伟大，深以自己在雁门郡的懦夫表现为耻，决定一手遮天下耳目。第一步，对他所作的重赏有功将士的承诺，全部不认账。樊子盖一再请求不可失信，杨广大怒说：“怎么，你打算收买军心呀。”樊子盖不敢再说话。第二步，杨广向群臣宣布萧瑀的罪状：“一小撮突厥丑类，窜到雁门城下，有什么能耐？只几天没有被逐走，萧瑀竟怕得不成样子，实在可羞。”把萧瑀贬出洛阳。接着，杨广下令加强第四次东征的准备工作。
六一六年，全国三分之二的郡县都陷落在“盗匪”手中，杨广对付“盗匪”的方法，跟嬴胡亥、王莽、胡太后相同，即根本不愿听到“盗匪”。但他已不能再在涿郡集结兵力。东征既然不行，于是他改作第三次出游江都。很多大臣泣涕劝阻他，他把他们一律斩首。临出发时，还作了一首诗告别留守在洛阳的宫女，诗上说：“我爱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到了江都后，各地官员朝见，杨广从不问他们的政绩，只问他们奉献多少礼物钱粮，多的升官，少的贬黜。有些官员搜括民女进贡，马上受到奖赏。于是地方官员更暴虐，“盗匪”也更多。
六一七年，杨广一年都守在江都，这是他当皇帝以来第一次一年之久停留在一个地方，并不是他变老实了，而是遍地“盗匪”，令他无处可去，并且他终于承认自己已无力收拾残局。在千万人血染刀锋和饿死山野之际，杨广以一种世界末日的颓废心情，更变本加厉地享乐。皇宫内分一百余房，称为“迷宫”，跟洛阳十六院一样，每房美女数百人，由阶级最高的一位美女主持，每天由一房作主人，杨广和随驾的一千余宫女作客人（注意，仅江都宫美女，至少三万人。如连同其他各宫，全国供杨广一人享乐的美女，总数在十五万人以上），酒不离口，宾主全醉。杨广常对着镜子说：“好头颅，由谁来砍！”萧皇后安慰他，他说：“贵贱苦乐，互相交换，没有什么可以伤心！”这是赌徒失败时勉强装出来的门面话，其实他内心却肯定他绝不会死，至少也会像陈叔宝一样被封为一个公爵。他不敢面对现实，当他的禁卫军密谋叛变，一个宫女得到消息，向他报告时，他因无法处理而大怒，竟把宫女处斩。
六一八年，杨广最亲信的大将宇文化及，率领禁卫军入宫。杨广逃到一个小房间躲藏，被一位恨透了他的美女指出所在。禁卫军把他拖出来，杨广还恬不知耻说：“我有什么罪，对我如此？”禁卫军当面把他最心爱的幼子，十二岁的杨杲杀掉。杨广这时才发现被封公爵已没有希望，他要求服毒自杀，禁卫军不愿浪费时间，于是把他绞死。杨广死时五十岁，当了十五年皇帝。他的故事使人想到一则《伊索寓言》：一个农夫牵着一头驴子走过悬崖，农夫恐怕驴子跌下去，牵它靠里面一点，驴子坚决不肯，越牵它，它越向外挣扎，最后它跌下深谷，粉身碎骨。农夫探头说：“你胜利了！”杨广曾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杨广也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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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唐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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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跟他老爹李治一样的昏庸，复辟不久，他的妻子韦皇后就效法婆母武曌往年故事，跟李显同时出现在金銮殿上听政，并且跟武曌的侄儿之一的武三思私通，把武姓家族置于新政府的保护之下。帮助李显复国的张柬之等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反而被祭起“诬以谋反”的法宝，落在酷吏之手，全部处死。一般人所期望的中兴气象，完全落空。当权人物除了武姓戚族（不久以前还是皇族）外，又多出了韦姓戚族。尤其是李显最宠爱的小女儿安乐公主，她跟她母亲韦皇后，公开招权纳贿，把国家官爵分别标定价格，县长若干，州长（刺史）若干，公开兜售。价款缴足，母女俩就用皇帝名义通知中书省发布人事命令，这种官员，当时称为“斜封官”──皇帝下达中书省的谕旨，都斜着封口，表示不必再交门下省审查。安乐公主经常把诏书写好，用手遮住内容，请老爹签名。李显爱女心切，竟然也不看到底写些什么，签名了事。然而，事情不能到此为止，韦皇后希望丈夫早日死掉，以便她步婆母武曌的后尘，也当女皇帝。安乐公主要求父亲立她为皇太女，李显知道大臣们不会接受这个决定，不肯答应。于是女儿也希望老爹早日死掉，母亲当女皇帝时，她就可成为合法的继承人。
权力欲望使母女俩丧失人性，七一○年，她们把毒药放到李显吃的馅饼里，这个老实的好丈夫好父亲，竟死在爱妻爱女之手，总共当了六年皇帝。他死之后，韦皇后没有亲生儿子，就立李显跟姬妾生的一位十六岁的儿子李重茂继位，而由她以皇太后的身份主持国政。她们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武曌布置她的势力费去二十余年功夫，还不敢动谋杀念头，而韦皇后只在短短的六年后，在没有完全控制住局势之前，就把自己的能源切断。六世纪北魏帝国胡太后所面临的大风暴局面，重新出现。母女俩只高兴了十九天，李显的侄儿李隆基亲王率领禁卫军冲入皇宫，韦皇后被杀，二十七岁的美丽少妇安乐公主，正在对镜梳妆，变兵大刀一挥，人头与宝镜同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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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梁朱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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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是一个石虎型的暴徒，以杀人和跟儿媳上床为最大乐事。他当了六年皇帝，被他的儿子朱友一刀刺穿了他的肚皮。朱友不久又被他弟弟朱友贞杀掉。朱友贞当了十一年皇帝，二十年代九二三年，世仇沙陀兵团的首领李存勖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朱友贞束手无策，自杀。短命的后梁帝国只存在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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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李存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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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只是一个骁勇的战将，却不是统帅人才，更不是政治领袖人才，他没有治理这个迅速膨胀的国家的能力。他喜爱戏剧，每天在宫中忙着看戏，只信任戏剧演员和本世纪○○年代大屠杀中漏网的一些宦官。大臣和将领们必须通过这两种人，才能使李存勖批准他们的请求，大权完全掌握在演员和宦官之手。李存勖的妻子刘玉娘更使这种自我毁灭的局势恶化，她除了拼命要钱外，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乐趣。中原连年大旱，那些血战数十年的沙陀将士，没有粮食，父母妻儿不得不到郊外挖掘草根充饥，就在挖掘草根时，往往倒地饿死。可是李存勖夫妇却毫不在意，游猎享乐如故，好像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以能坐在宝座上，完全要靠将士的效忠。宰相们警觉到事态严重，建议暂时借用皇宫里堆积如山的金银绸缎，发给将士养家救死，等国库充足时，再如数归还。刘玉娘皇后对这个建议大发雷霆，她派人送出两个银盆和三位皇子，告诉宰相说：“宫里只剩下这点东西，请你卖掉作军饷吧。”宰相惊骇地呆在那里，再不敢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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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皇帝石敬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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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除了割地外，九三八年，他还隆重地尊称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那一年耶律德光只三十七岁，石敬瑭已四十七岁。三十七岁的父亲收养四十七岁的儿子，实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奇观。
任何国家都免不了有卖国贼，但主动找到外国主子，把国土献到门口，又恬不知耻地称父称儿的行径，却很少见。石敬瑭在历史上留下使中国最难堪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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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和朱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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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性格，是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捉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就在这里。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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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九任第十任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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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见深在位二十四年，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八十年代一四八七年，朱见深逝世，儿子第十任皇帝朱祐樘继位，龟缩如故。直到本世纪（十五）最后第三年，即九十年代一四九七年，朱祐樘才在文华殿跟几位宰相见一面，由宦官向各人泡上一杯茶，只谈了几句家常话，就叫他们退出。这是三十八年来皇帝第一次召集内阁，也是大臣第一次看到皇帝的嘴脸，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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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十七任帝朱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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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分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馑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情假意地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曾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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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小朝廷朱由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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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的首都设在南京，他当了皇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谪的阉党巨头之一的阮大钺，被召回政府任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士英结合成一条阵线。当初阉党被排除时，称为“逆案”，现在二人用“顺案”作为反击，凡从顺政府辖区逃出来的人，都被轻易地扣上“通匪有据”的帽子，大肆杀戮。这个乌烟瘴气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个月，北京陷落后的第二年（一六四五年），清军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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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肉皇帝弘历（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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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十六世纪的朱厚照，跟本世纪（十八）的弘历。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认真研究的结果是，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大金川（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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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宦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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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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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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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做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收买也者，也不过表面上的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诗人顾况曾有一首这样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
官员捉住你，把你残伤
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
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
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
当你初生时
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
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
直到死于黄泉
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八世纪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本世纪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出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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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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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明证。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很少可能，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惟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第四任皇帝刘肇，跟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第六任皇帝刘祜，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骘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祜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被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也都被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骘，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份，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政府正式官员的身份出现，仗着跟刘志的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所知的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让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官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上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的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尝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六十年代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靡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八十年代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糨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年代，宦官蔡伦发明纸张。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竹片太重，绸缎太贵。蔡伦改用树皮作原料，制成纸张后，于一○五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到本世纪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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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宦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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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唐王朝崩溃的，除了藩镇外，还有宦官。
自从二世纪第一次宦官时代之后，六百年间，宦官的影响，只是个别现象。到了上世纪（八），才有突破性的发展。
唐王朝第一位有名的宦官高力士，他是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贴身侍从，因为太接近权力魔杖，虽然高力士并不喜爱政治，但权势仍震慑朝野。连皇太子李亨都唤他“二哥”，公主驸马都尊称他“老太爷”。但真正揭起宦官时代帘幕的，还是安史兵变。安史兵变后，皇帝对将领们充满猜忌，而只信任宦官。于是发明一种此后几乎遗害一千年的监军制度——派遣宦官出任监军。不但战区设有监军，就是比战区小两三级的军事单位，也都设有监军。武装部队中遂形成两个系统，一是传统的军事系统，一是可以直达皇帝御座的宦官系统。监军的任务，表面上是帮助解决困难，事实上是在防止叛变。所以监军是一个权威的职位，一纸密告，就可以使统帅人头落地。中央第一位讨伐安禄山的统帅高仙芝（怛罗斯战役大将）和副统帅封常清，就因为不能满足监军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边令诚密告他们谋反，他们遂被双双处斩。二人死于上世纪七五五年，即黄金时代结束、安禄山兵变之年。不过最妙的是，当安禄山攻陷潼关，向长安挺进时，边令诚带着皇宫钥匙，却第一个投降。
宦官既有如此可怖的力量，在军中自然呈现特殊面貌。他把健壮骁勇的战士全部选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卫队，而把挑剩下的老弱残兵拨给统帅。交战的时候，稍有胜利，宦官立即派人飞马向长安报告，功全在己。一旦失利，罪过天经地义地全罩到统帅头上。皇帝们又都跟五世纪南宋帝国的皇帝刘义隆一样，喜欢遥控指挥。深宫中发出命令下达给宦官，宦官再传达给统帅。每一次战役，宦官就像过江之鲫般地在道上奔驰，看起来煞有介事。
懂军事的人绝不遥控指挥，遥控指挥的人一定不懂军事，或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一个政府一旦出现遥控指挥，便是一种灾难。
监军宦官并不能如所预期的防止统帅叛变，而只会诬陷统帅叛变，或把统帅逼得叛变。昭义战区（潞州·山西长治）监军宦官刘承偕，经常凌辱节度使刘悟，甚至计划绑架他。最后刘悟把刘承偕逮捕，开始打算脱离中央。同华战区（同州·陕西大荔）节度使周智光则索性把监军宦官张志斌杀掉，声明说：“仆固怀恩本来不反，被你们逼反。我本来也不反，今天为你而反。”
——仆固怀恩，扑灭安史兵变的大将之一。一门之中，为国战死的有四十六人，女儿也为了国家和亲政策，远嫁到回纥汗国。但他得罪了宦官骆奉仙，骆奉仙密告他谋反。仆固怀恩发觉之后，不愿作高仙芝第二，只好叛变。
宦官被派到军中坐镇，称“监军”。宦官被派出传递皇帝命令，称“中使”、“敕使”，这一种宦官马蹄所到之处，亦即灾祸所到之处。宰相元稹在当小官时，住在驿站旅舍，后他而至的“敕使”宦官仇士良立即把他逐出，并用马鞭抽击他的脸。第十四任皇帝李纯接到报告，赫然震怒──不是震怒宦官，而是震怒元稹，把元稹贬窜到江陵（湖北江陵）。陕西户县县长崔发得罪了在街头逞凶的宦官，第十六任皇帝李湛下令逮捕崔发，蜂拥而至的宦官群就在监狱中把崔发殴打。当河朔四镇于上世纪中叶归附中央时，四镇之一的成德战区（恒州·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有功，李豫特派“敕使”宦官马承倩前往慰劳。马承倩临返长安前夕，李宝臣亲自到旅舍致谢，并送礼物绸缎一百匹。河朔贫苦，这已是超级重礼了，但马承倩却嫌太少，把它抛掷到道旁，大骂而去。李宝臣惭惧难当，他的部下提醒他说：“我们效命疆场，正用得着我们的时候，还是如此。一旦天下太平，还能活下去吗？”于是李宝臣决心脱离中央。
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止宦官的暴行，因为皇帝顽强地支持他。像第十一任皇帝李豫，每当“敕使”宦官回来复命时，他一定查问收到的礼物多少，如果收到的礼物太少，他就愤怒，不是认为看不起宦官，而是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于是宦官的暴行，不但公开，而且合法。凡不能使宦官满足的对象，随时都会发现忽然陷于“谋反”的巨案。虽然大臣们不断向皇帝建议加以拘束，但都遭拒绝。李豫的曾孙李纯根本就不承认宦官诬陷过大臣，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强调说：“即令有什么谗言，当皇帝的也不会听。”又得意洋洋地宣称：“宦官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奔走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跟拔掉一根毫毛一样。”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一点不错，但对别人来说，却是恶魔。而且，一旦这些家奴掌握军权，家奴便不再是家奴了。最早掌握军权的宦官是李辅国，第十任皇帝李亨派他担任参谋总长（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行军司马），不经过他批准，没有人能见到皇帝。接着是另一位宦官鱼朝恩，李亨派他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没有大元帅名义的大元帅，统率十个战区的节度使，在邺郡（河南安阳）讨伐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结果大败。
上世纪（八）八十年代，泾原战区（甘肃泾川）兵变，第十二任皇帝李适对将领们疑心更重，于是把禁军（左神策军、右神策军）交给宦官率领，两军司令官（中尉）也由宦官担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从此禁军掌握在宦官手中，形势为之一变。第二次宦官时代与第一次宦官时代，在此分野。第一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来自皇帝。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前期来自皇帝，后期来自他们所统率的禁军。
宦官掌握军权之初，对皇帝还存有敬畏，所以李纯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形容他们是家奴和毫毛。但时间累积下来，宦官在禁军中布置成功，培植下不可动摇的威望之后，就发生变化。李纯在夸口后不久的本世纪八二○年，即被宦官陈弘志谋杀，没有人知道使用什么凶器。接着，为了继位人选，宦官内部发生火拼。右禁军司令官梁守谦，把左禁军司令官吐突承璀和吐突承璀打算拥立的亲王李恽，一齐杀掉，改立太子李恒。这是一个开端，继任皇帝不由前任皇帝决定，而由宦官决定。前任皇帝即令生前决定了的，他死了之后也要经过宦官集团重新审查。
于是李纯所称的家奴时代和毫毛时代，成为过去。皇帝被杀被立，都身不由主，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这种现象越到以后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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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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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自“靖难之役”后，国内安定三十余年。此三十余年位于本世纪（十五）初期，是中国人民在明王朝统治三百年中，惟一的比较幸福的日子。郑和下西洋，交趾省（越南北部）设立，和朱棣五次亲征，以及长城运河的建设工程，也都在这三十余年中完成。宦官的灾难虽然已经萌芽，像交趾监军马骐竟逼使交趾脱离祖国，即是一个恶兆。可是马骐终于受到惩罚，社会还有一线光明。而三十年代之后，宦官时代降临，连这一线光明也都消失，而终于完全黑暗。
这是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距第一次宦官时代（二世纪）一千三百年，距第二次宦官时代（九世纪）六百年。我们姑且说，第三次宦官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五）三十年代一四三五年王振当权，终于下下世纪（十七）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
──肯定时代的起讫时间，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但为了对社会形态有一个了解，必须如此，才可以有明确的印象。事实上二百余年间，宦官并不每年都在作怪。像下世纪（十六）第十二任皇帝朱厚熜在位的四十六年中，宦官就没有什么地位。
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没有特别亲信宦官的皇帝，如朱厚熜，则有特别亲信的贪官。
当三十年代朱祁镇即位时（一四三五年），年方九岁，还是一个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他对这个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最初，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经常派人到内阁查问政事，发现王振有假传圣旨的情形。大怒之下，亲自主持内阁会议，要杀王振，一批乡愿大臣代为求情，才算幸免。但张太后不久逝世，王振的威风日增，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首先受害的是皇家教师（侍讲）刘球，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即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扔到荒郊。另一位受害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有一天，王振前往视察，李时勉对他并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大学生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询问，朱祁镇惊愕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薛瑄，在大庭广众下没有先向王振行礼。王振即逮捕薛瑄，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什么时，老仆人说：“我跟薛瑄是同乡，深知他的为人。”并举出若干事证，王振才把薛瑄开释，但仍被贬谪至边疆铁岭（辽宁铁岭）。然而锦衣卫一位名王永的兵士，却没有这种好运。王永看不惯王振为非作歹，写匿名传单加以指责，事发后被捕，磔死。
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工程部副部长（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什么原因，王佑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
──注意王佑这件事，这是第三次宦官时代的特征之一，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是第一第二两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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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迂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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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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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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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因职业上的需要，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前五）二十年代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姜骜和鲁国国君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在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傧相引经据典地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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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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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滕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地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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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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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有两种专属于贵族阶级的文字游戏，第一种是避讳制度，依儒书的规定，地位高贵的人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地位低微的人必须提心吊胆地不去触及它，即令同音的字也不允许在文字上出现，有时候更不准说出口，否则便是“犯讳”。凡是“犯讳”的人，轻者要受处罚，重者可能处斩。嬴政大帝所以没有明令取消这个制度，大概它在本世纪（前三）还没有造成特别灾害的缘故。第二种就是谥法制度，依儒书的规定，一个尊贵的贵族死后（不够尊贵的贵族，如官职稍小和普通平民，都没有资格），他的儿子或部下，即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特征，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如周王朝第一任国王姬发，被称为“武王”，即武功盖世之王；如第十二任国王姬宫涅，被称为“幽王”，即黑暗不明之王。周王朝认为谥法制度是礼教的一部分，一个人为了顾虑死后的恶劣绰号，会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构想太天真了，它没有想到，满身罪恶的死者，如果权势仍然存在，便没有人敢提出恰当的形容词，而摇尾系统还会把字典上所有的高贵字句，全部堆到他头上。秦王朝灭亡后，儒家当权，谥法恢复，遂成为一个小丑表功制度。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十七世纪明王朝那位吸毒的断头政治皇帝朱翊钧，他的绰号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二十世纪那位把清王朝搞垮了的老太婆那拉兰儿，她的绰号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种必须喘一口气才读得完的头衔，使人倒尽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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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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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的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年），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地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得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地向前平视──必须趴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斫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地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藉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公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就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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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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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可用下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君子 正人耿直忠良木讷光明磊落胸襟坦荡
小人 奸邪倾险卑鄙污浊偏激挟诈任数险贼害物罔上欺下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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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荒唐事之濮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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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于是收养他堂兄——封爵濮王的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为子。
六十年代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副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藉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勇于内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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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制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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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年），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邠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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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七项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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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廓，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廓，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与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跟司马光他们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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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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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四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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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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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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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和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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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份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份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以后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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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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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就是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领导下，获得胜利。九十年代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年代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于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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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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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因为朱厚熜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宗实，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熜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按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熜虽无法做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做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熜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熜，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熜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时听到这个消息，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地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廷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王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熜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自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熜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廷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廷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朱厚熜必须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熜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熜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熜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廷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熜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地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熜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熜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之所以如此号哭，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熜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熜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熜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被贬谪到蛮荒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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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丑陋的王朝：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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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组成的明王朝，一个纯中国人的王朝。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噩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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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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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统一中国，中国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八十年代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此人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九十年代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谪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汪广洋贬谪，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命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地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得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做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乎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千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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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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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来应对。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的处境更为严重，但也只是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捉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就在这里。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人权的蹂躏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为耻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他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称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来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腐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断裂，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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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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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示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趋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来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太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位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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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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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的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讥讽自己的秃头，因而老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颉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讥讽他做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罢了。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地，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使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地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和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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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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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军跟中央军的战争，历时四年。最后，皇帝朱允炆失败。他本占有各方面的优势，甚至拥有最好的将领，但他缺少周亚夫那样杰出的统帅。黄子澄极力推荐李景隆，当总司令李景隆一败再败时，黄子澄又为他掩饰，希望他能扭转局势，李景隆反而溃不成军。黄子澄仍不主张处罚他，只撤职了事，无法挽救的颓势就这样造成。
○○年代一四○二年，靖难军渡过长江，挺进到应天（江苏南京）城下，撤职居家的李景隆率领他的家丁叛变，开城门迎接。朱允炆得到噩耗，纵火焚宫自杀。
──不过民间坚信朱允炆并没有死，据说，朱允炆在危急时打开祖父朱元璋留下的秘密铁匣，里面有一把剃刀，一份度牒（和尚证明文件），一件袈裟（和尚衣服），和碎银币若干（逃亡时零用）。于是剃发为僧，从宫后水门逃出，浪迹江湖三十余年。到四十年代一四四○年，当时的皇帝是朱棣的重孙第六任皇帝朱祁镇，恩怨已消。朱允炆才表明身份，回到宫中，终其天年。
朱允炆既死，朱棣继位。他可以说因祸得福，如果不是削藩，他不过仍是亲王。但他对力主削藩的黄子澄等一批人，并不因此而予宽恕。他效法老爹朱元璋的手段，展开合法的屠杀。在这次屠杀中，刑事诉讼法中的“瓜蔓抄”，发挥强大的威力。那就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凡是能攀得到的，就攀住不放，辗转牵引，除非当权人物主动停止，否则能把天下人都网罗俱尽。
黄子澄当时担任祭祀部长（太常卿），处斩，全族被杀。齐泰，前任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处斩，兄弟全体被杀。方孝孺，教育研究官（文学博士），朱棣对他特别厌恶，屠杀十族，连朋友学生都包括在内，八百七十三人死亡。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卓敬，处斩，灭三族。现任国防部长铁铉，磔死。教育部长（礼部尚书）陈迪，磔死，六个儿子被杀，亲属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后贬谪蛮荒。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景清，磔死，用“瓜蔓抄”法，逮捕所有可能逮捕的他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以及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使他故乡一连数个村庄的村民，全数处决，房舍一空。监察部副部长（左副都御史）练子宁，磔死，家族一百五十一人处决，数百人贬谪蛮荒。最高法院秘书长（大理丞）邹瑾，自杀，家族四百四十八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胡闰，绞死，家族二百一十七人处决。
靖难的合法屠杀，大约死一万四千余人，比起朱元璋来自然大有逊色。不过有一项要特别提出的，即罪犯的妻子和女儿，除了斩首了的外，大都发配给家奴或奴隶，或发配给妓院卖淫，百般侮辱。生下的孩子，世世在妓院当龟奴。
──“瓜蔓抄”和妻女发配，不起于朱棣，而起于朱元璋，但在朱棣手中建立成为一种血腥制度。朱元璋就是用“瓜蔓抄”的刑事诉讼法，把仅只两个所谓的罪犯，牵引出五万余人的同党。至于眷属沦为娼妓，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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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与刘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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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年代一五○五年，明王朝第十任皇帝朱祐樘逝世，把十五岁的儿子朱厚照托孤给两位宰相谢迁和刘健。
然而朱厚照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他冥顽不灵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事实上刘瑾一直崇拜老前辈王振的风范。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仅只这个名词就使人不寒而栗。不过八虎最初并没有干预政治的念头，他们只是引导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声色犬马。于是谢迁、刘健跟各部部长（尚书），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托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但谢迁、刘健根据“君子小人不并立”、“除恶务尽”的格言，坚持必须全体处斩。“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当然加上一番足使一个大孩子跳起来的挑拨刺激，于是朱厚照果然发现谢迁、刘健的阴谋原来是要使皇帝陷于孤立。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职。
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刘瑾对朱厚照的控制力量，从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命拣起来看，原来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就在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刘瑾仍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天门（宫门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何釴，进士陆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顺天府推官）周臣，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状来自宦官内部，跟政府官员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上述的事件显示出刘瑾已威不可当，自然而然地，他的摇尾系统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刘宇，内政部长（吏部尚书）张彩，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刘瑾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私宅决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的两项：
一、设立内厂和创立罚米输边制度刘瑾为了加强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厂。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镇抚司、东厂、西厂外，又多了一个内厂。五个血腥的杀人机构并立，凡拒绝跟宦官合作的官员和人民，一律被宣称贪污有据，照例地廷杖拷打。同时刘瑾还发明了另外两种刑罚，即戴重枷和罚米输边。巨枷的重量达七十五公斤，一个人如果被判决戴枷示众三日，他就死定了。罚米输边，从数百石到数千石，由“罪犯”家属直接运到九边要塞，作为军粮。它只是一种从刑，主刑往往是廷杖或贬谪，如退休的前任国防部长刘大夏，被贬到军营做苦工，附带罚米二千石。一个人一旦得到这种处分，就等于破产，但破了产也不能免除输边。如果没有地方借贷，他跟他的家人就会死于追赃的拷掠。
二、建立镇守太监定期调任制度我们回忆上世纪（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丧失，对肇事的宦官马骐一定还有印象，他的官衔是监军太监。这种制度有它的历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但上世纪（十五）与监军太监同时并设的，还有一种镇守太监，却是明王朝的发明。到了本世纪（十六），已成为一种“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点是：永不可以变更。即由皇帝派出亲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长期驻留。这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如织造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他们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皇帝的代表，就跟一个土匪一样，所到之处，贪污勒索，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府方面的惟一对策是：“养饿虎不如养饱虎”，使他们在大贪特贪之后，胃口变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调动他们。但刘瑾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旧人调回，而放出他的同党，这批饿虎迫使全国民怨沸腾。
刘瑾于一十年代一五一○年被杀，死于“八虎”的内哄。“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另一位宦官钱宁和边防军的一位军官江彬，接替刘瑾的位置。当人们盼望因刘瑾之死而有所转变之时，朱厚照在二人引导下，到南中国游荡，奸淫烧杀，比强盗还要凶暴。
──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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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政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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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地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留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熜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祗，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熜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纪元前三世纪嬴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熜乐不可支，四十年代一五四○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一两年，一两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熜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熜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熜自四十年代一五四○年到六十年代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的联系。朱厚熜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熜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熜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熜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惟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熜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熜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熜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熜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熜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熜的过失。朱厚熜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熜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熜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熜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险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熜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逭，惟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熜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熜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熜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熜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熜的了解，超过朱厚熜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熜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六十年代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熜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沉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熜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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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政治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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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的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熜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撤了堤防一样，使朱翊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翊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的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翊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翊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一十年代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后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洵，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翊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翊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翊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叫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了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惟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群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地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翊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熜、朱翊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翊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翊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十年代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六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被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上，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翊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翊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翊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翊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翊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翊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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