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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_7 卡夫卡(奥地利)
拉班吃了一惊。天是不是已经晚了?他敞开着大衣和上衣,所以赶紧看他的表。表不走了。他闷闷不乐地向身边一个站在过道靠里面的邻居问时间。这人正和别人说着话,他一边对人笑着,一边朝这边说:“对不起,四点过了。”说完就转过身去。
 
拉班赶快撑开伞,提起了箱子。可当他要走到马路上时,路已被几个匆匆赶路的妇女挡住了,于是他让她们先走。这时他看到一个小姑娘戴的帽子,帽子是用染红了的草席编织的,弯曲的帽沿上有一个绿色的小花环。
 
他已经走到马路上时,还记得那个小花环,这条路通向他要去的地方,是段缓缓的上坡路。后来他就忘记了小花环,因为现在他得加把劲了;箱子不轻,风一个劲地朝他吹来,掀起他的外衣,顶着前面的伞骨。
 
他不得不深深地吸口气;附近一个广场的时钟敲响了四点四十五分,在伞底下,他看到迎面而来的人迈着轻快的小步子,刹住闸的车轮吱吱作响,慢慢地转过弯,马儿伸着它们的瘦前蹄,犹如山中的羚羊大胆地前行。
 
拉班觉得,他也还能够经受住后两周漫长而难熬的时光。因为总共也只有两周,也就是说时间有限,即便令人恼火的事情越来越多,时间却在不断地减少,这段时间必须挺过去。因此毫无疑问,他的勇气在增长。所有想折磨我并且满满一屋子围着我的人会由于那些天顺顺当当地度过而渐渐地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而无需我再去帮什么忙。我自然是顺乎其然,不吭一声,随他们摆弄我,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消逝,一切都会好的。
 
再说,难道我不能像小时候遇到危险时老是采取的那个办法吗?我根本不用亲自去乡下,这用不着。我派我的穿上衣服的躯体去。若是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我的屋子,那么这种摇晃并不表示胆怯,而是满不在乎。他在楼梯上跌跌撞撞地走、抽抽搭搭地到乡下去、在那儿泪流满面地吃晚饭也不说明他的激动。因为我,此时此刻的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平平地盖着黄灰色的被子,任由通过稍稍开启的房门吹进的风吹着。胡同里车马行人在光亮的地面上踟蹰不前,因为我还作着梦。马车夫和散步的人畏畏缩缩,每前行一步都瞧着我,求得我的允许。我鼓励他们往前,他们没有受到阻碍。
 
躺在床上的我有一个大甲虫、一个麋螂或一个金龟子的形象,我想。
 
在一个橱窗前他停了下来,翘着嘴唇看着窗里一扇湿玻璃后面挂在木棍上的小男帽。“嗯,我的帽子度假时够用了,”他想,接着又走,“要是没有人因为我的帽子喜欢我,就更好了。”
 
“一个甲虫的大身材,是的。那我就装作甲虫在冬眠,把我的两只小腿紧紧地贴在鼓起肚皮的身体上。我悄声地说上几句话,给我那可怜的、在我这儿匆匆呆一会儿,并且是弯曲的躯体发出一道道指令。不大一会儿,我的指令发布完了——他鞠着躬,匆匆地走了,他把一切都会做得天衣无缝,而我却在歇着。”
 
他走到一个开着的、位于陡峭的胡同的高处的圆拱形大门,门通向一个小形广场,周围有很多灯火通明的商店,由于灯光在广场的边上,所以广场的中间显得有些暗淡,那里竖着一个坐着沉思的男人的小纪念碑。走动着的人们就像灯前一扇扇窄窄的遮光板,由于水坑把灯的亮光照得又远又深,广场的景象也在不停地变化。
 
拉班走进到广场很远的地方,他急促地躲过呼呼驶过的车,从一块干地跳到另一块干地,扬着手撑着雨伞,以便能看清周围的一切。直走到一个插在一个小四方石墩子上的灯柱那儿——是个电车站——,他才停了下来。
 
“乡下人们正在等着我。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不过自从她到了乡下以来,整个一个星期我都没有给她写信,只是今天早上才写了一封。那么人们一定会把我的外表想成别的样子。也许人们以为,我和一个人打招呼时会朝他走去,可这不是我的习惯,或者他们以为,我到达时会拥抱他们,我也不会这样做。我想安慰他们时将会惹他们生气。真的,安慰他们时若能使他们生气就好了。”
 
这时一辆敞篷车驶了过去,它点着两盏灯,可以看到灯的后面有两位妇人坐在黑色的皮凳子上。其中的一位往后靠着,脸被面纱和帽子的黑影遮住了。不过另一位妇人上身挺直;她的帽子很小,帽沿上嵌着稀稀的羽毛。谁都能看得见她。她的下唇稍稍抿着。
 
车驶过拉班身边时,有根棍子挡住了车子右边马的视线,然后有那么个车夫——他戴着一顶硕大的礼帽——被推上了妇人前面的那个非常高的驾台,——这时车已走得很远了,——后来他们的车绕过了一栋现在能看得很清楚的小房子的拐角,从视线中消失了。
 
拉班歪着头朝车望去,他把伞把搭在肩膀上,好看得更清楚些。他把右手的姆指伸进嘴里,用牙齿在上边蹭。箱子在他身边,有一面挨着地。
 
马车从胡同出来,穿过广场,急驶进另一个胡同,马儿的身子像是被甩出去了似的,向水平方向飞奔着,但头部和脖子的上下摆动表明它们动作的激烈和吃力。
 
在三条交汇在这里的马路的人行道周围,站着许多无所事事的人,用小棍子敲打着石子路面。人群中搭了几个小塔形建筑,姑娘们在里面卖着汽水,再过去,是挂在细窄棍子上的笨重的马路上的时钟,还有胸前背后挂着大牌子的男人,牌子上有用各色字母写的游乐广告,还有侍从,……〔此处缺两页〕……几个人聚在这里。两辆横穿过广场驶向下斜胡同的豪华马车挡住了这群人中几位先生的去路,不过第二辆车过后——其实第一辆车过后他们就曾小心翼翼尝试着过路——这几位先生便又和别人会合在一起,他们排着一长排,走上了人行道,挤进一家咖啡店的门,大门上挂着的电灯的灯光吓了他们一跳。
 
有轨电车的车箱隆隆地驶过附近地区,其它的车离得很远,影影绰绰停在路上,悄声无息。
 
“她的背驼得多厉害,”拉班看到那张照片时想,“她其实从来就没直起过腰,也许她的背是圆的。我要好好注意才是。她的嘴那么宽,毫无疑问,下嘴唇在这儿突了出来,对,我现在也还记得。那件长裙!当然,我对衣服这类事情一窍不通,不过那两只好不容易才凑合着缝上去的袖子一定很难看,看上去就像裹着一条绷带。还有那顶帽子,它的边也随着脸部每个地方的高低弯曲而抬起。不过她的眼睛很美,要是我没搞错的话,她的眼睛是褐色的。大家都说,她的眼睛长得很漂亮。”
 
一辆电车在拉班前面停下,周围的很多人拥向车蹬,他们手中微张成尖状的伞朝上立着。拉班的胳膊下夹着箱子,被人从人行道台阶推了下来,一脚踩到一个看不见的水坑里。车箱里,一个孩子跪在长椅上,两手指尖抵着嘴唇,好像在和一个离去的人告别。几个乘客下了车,他们不得不沿着车身走上几步才能离开拥挤的人群。后来有一位妇人走上了车子的第一个台,她两手提着的拖裙刚好比膝稍高。一位先生握着一根金属杆,扬起头和这位妇人说着什么。所有要上车的人都显得很不耐烦。检票员在喊叫。
 
正站在等车人群边上的拉班转过头,因为有人喊了他的名字。
 
“噢,莱曼特,”他慢吞吞地说着,把拿着伞的手的小指头伸向一位走过来的年轻人。
 
“那么这位就是要坐车到他未婚妻那儿去的新郎喽。看上去真可爱。”莱曼特闭着嘴笑着说。
 
“是的,你得原谅,我今天走,”拉班说。“我下午也给你写了封信。当然我也很想明天和你一起走,可明天是星期六,所有的车子都很挤,路很远。”
 
“没关系。虽然你答应过我,可要是订了婚——”我就只得一个人走喽。”莱曼特的一只脚踏在人行道边上,另一只脚站在石子路上,他一会儿用左腿、一会儿用右腿支撑着上身。——“你现在要上电车;刚开走一辆。来,我们走走,我陪着你。还有足够的时间。”
 
“不是已经晚了吗,我问你?”
 
“你有点担心,这并不奇怪,不过你确实还有时间。我不这么担心,所以我现在才没遇到吉乐曼。”
 
“吉乐曼?他不也要到郊区去吗?”
 
“是的,他和他的妻子要去,下周他们想出门去,所以我刚才答应他,今天他从办公室出来时和他会面。他打算就他们房间的布置告诉我几句话,反正我要和他见个面。可不知怎么来迟了,我买东西来着。我正在想该不该到他们的房子去时,看见了你,起初我对你拿着箱子感到惊奇,于是叫住了你。可现在太晚了,不能再到别人家去,不大可能再去找吉乐曼了。”
 
“当然。这样说来我在郊区还会遇到熟人。顺便说说,吉乐曼夫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她很漂亮。头发金黄色,病了一场以后,现在她脸色发白。她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
 
“请问,漂亮的眼睛是什么样?你指的是目光吗?我从不认为眼睛有什么好看。”
 
“好吧,也许我有点夸大其词。不过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那边的一座平房是家咖啡店,透过一扇窗户,可以看见紧靠窗户边,有三个男人各占一面,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在阅读和吃东西;一个人把报纸摊在桌上,手里举着一个小杯子,正用眼角朝胡同看。靠窗桌子的后面,大厅里的每张桌子和每个用具都被客人占用着,他们围成小圈挨坐着。〔此处缺两页〕……“恰好这还是个不坏的咖啡店,是吧。很多人都会上这儿坐坐喝两杯,我想。”
 
他们走到一个相当昏暗的、从刚才他们站的街道那一边开始展开的广场上,因为对面街的那半边高耸起来。他们继续沿着广场走去,这边一溜溜房子鳞次栉比,房子的拐角处,两排开始离得很远的房子在望不到头的地方互相靠拢,好像快要连在一起似的。大多数房子都很小,房前的人行道很窄,看不到一家店铺,也没有车辆驶到这里来。离他们走过来的那条胡同的尽头不远的地方,有一根铁条上挂着几只灯,灯固定在上下垂直吊着的两个套环内。在塔形的黑暗之中,梯形的火焰就像在一间小屋子里似的照射在相互嵌进的玻璃片中,而几步之遥以外的地方黑暗依旧。
 
“可是时间一定是太晚了,你瞒着我,我赶不上车了。为什么?”〔此处缺四页〕……
 
“是的,很可能是皮尔克斯霍费尔,嗯,这个人。”
 
“这个名字在贝蒂的信里出现过,我想,他是铁路上的候补职员,是吧?”
 
“是,是铁路上的候补职员,并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你一看到他那小小的肉鼻子,就会觉得我说得对。告诉你,要是和他一起在单调荒凉的野地里走……顺便说说,他已经调走了,我相信并且希望他下周会离开那儿。”
 
“等等,你刚才说过,你建议我今天晚上呆在这儿。我想过了,这不太好。我写信说过,我今天晚上到,他们会等着我。”
 
“这很简单,你打个电报就行了。”
 
“是的,这可以——不过,我不走不太好——再说我也累了,我还是走吧!——要是接着电报,他们还会吓一跳。——
 
这样说来,我们往哪个方向走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你现在走还好些,这是真的。我刚才只不过那么想想——。我今天也不能和你一块走,我忘了告诉你,我睡过了头。我也要告辞了,因为我还想到吉莱曼那里看看,我不想陪你穿过这个下着雨的公园了。现在是差一刻六点,还是可以到好朋友家去坐坐。再见。祝你一路平安,替我问候大家!”
 
莱曼特向右转过身,并把右手递给他向他告辞,结果有很短的时间,他朝着伸出的手臂相反的方向走。
 
“再见,”拉班说。
 
莱曼特走了不远还大声说:“喂,爱德华,听我说,把你的伞收起来吧,早就不下雨了。我刚才没顾上跟你说。”
 
拉班没有回答,收起了雨伞,他头上的天空阴沉沉的,显得苍白而暗淡。
 
“要是我至少,”拉班想,“能坐错了火车就好了。那样我会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行动了,要是后来,弄清了是上错了车,又回到这个站,我会觉得舒服得多。要是像莱曼特说的那样,那个地方很没意思,这样做绝没有坏处。否则就得更多地呆在屋子里,一点都不能确切地知道其他人在哪里,因为,要是附近有个什么遗迹,人们可能一起散步去看那个遗迹,去那儿以前肯定约好的。如果情况如此,应该为此表示高兴才是,因此不能耽误。要是没有这样的名胜古迹,那么事先也不会有什么约定,因为人们觉得,要是有人一反惯例,忽然觉得做一次较大的远足不错,大家会很容易凑到一起,只需把侍女派到别家去送个信就行,那些人正在写信或看书,会为这个口信而感到欣喜若狂。看来,要想拒绝这样的邀请并不难。不过我并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因为实际情况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还是独自一人在这儿,什么事都可以做,要是我愿意,还能够回去,因为在那儿,我没有随时都可以去拜访的人,没有能和他一起作更累人的郊游的人,没有人在郊游时会给我看他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或者给我看他经营的采石场。即便老相识,人们也没有把握。今天莱曼特不是待我很好吗,他给我讲了一些事情,他把一切都讲得和我想象的一样。他和我打了招呼,后来又陪着我,虽然他一点也不想知道我的情况,并且他自己还有别的事情。可现在他突然走掉了,而我并没有说过一句得罪他的话。我虽然拒绝今晚在城里过,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不可能得罪他,因为他是个明白人。”
 
火车站的时钟敲响了,差一刻六点。拉班停了下来,因为他感到心跳得厉害,然后他很快地沿着公园的水池走,来到位于高大灌木丛中的一条狭窄的灯光暗淡的路上,他急促地走进一个树边有很多空椅子的广场,然后又慢慢地穿过铁丝栅栏的一个入口来到大街上,他穿过大街,跳进火车站大门,过了一会找到服务窗口,他不得不敲着铁窗。铁路员工伸出头来说,晚得不能再晚了,他收了钞票,拍的一声把所要的车票和找的零钱扔在窗前木台上。拉班本想算算钱,因为他觉得找的钱应该更多。可一个走在旁边的勤杂工把他从一个玻璃门推上了站台。拉班在站台上回过头,朝勤杂工喊了一声“谢谢,谢谢”,他没有看到检票员,所以自己登上了车箱的踏板,把箱子放到最上一级,自己再跟着上来,他一只手拄着伞,另一只手抓住箱子提手。他上的那节车箱被他刚才呆在那里的车站大厅的许多灯光照得通明;所有的玻璃窗都一直关到了顶,有些窗差不多能看见那些近处挂着的簌簌作响的弧光灯,窗玻璃上许多发白的雨点不时往下滴。拉班听见从站台传来的嘈杂声,这声音在他关上车箱门,坐在一个浅棕色的椅子的最后一个空位上时还听得见。他看见许多脊背和后脑勺,看见在他们中间坐在对面椅子上往后靠的许多张脸。有几个地方烟斗和雪茄的烟正袅袅上升,悠悠然掠过一个姑娘的脸。乘客们经常调换他们的座位,互相谈论着这种变动,或者他们把放在椅子上面一个窄小的蓝网兜里的行李放到另一个网兜里。要是一根棍子或是一个箱子的铁角露出行李架,别人就会告诉物主,这人便会起身走到行李架前把东西理好。拉班也意识到这点,于是把他的箱子推到他的座位下面去。
 
在他的左面靠窗的地方,面对面地坐着两位先生,他们在谈论货价。“这是出差旅行的,”拉班想,他平心静气地瞧着他们,“商人把他们派到乡下去,他们听从安排,坐上火车,在每个村子里他们都一家家商店地跑,有时他们坐着马车行驶在各村之间。他们不需要在任何地方久留,因为一切事情得迅速处理,并且他们总是只需谈论货物。从事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职业,人们能够多么高兴地下功夫啊!”
 
年轻一些的那个人一下子从裤后口袋里抽出一个笔记本,很快在舌头上蘸湿了食指,翻动着,找出一页,然后一边用指甲盖从上往下捋,一边念着。他抬起头看着拉班,他现在又谈论着棉线价,目光也没从拉班身上挪开,就像人们盯着一个方向看,以便不忘记要说的话时一样。他说话时眉毛往上扬。他的左手拿着半开的笔记本,姆指放在要读的那一页,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很容易地找到。笔记本不断地抖动,因为他的胳膊没支在什么地方,而行驶着的火车就像锤子一样击打着铁轨。
 
另一个人的背靠着,他边听边有节奏地点着头。看得出,他并不对那人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意,过一会他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拉班把空手掌放在膝盖上,弯着腰坐着,他从旅客的头中间看到窗户,又通过窗户看见外面掠过的和远去的灯光。讲话的旅客说的话他听不懂,另一个人的回答他也听不懂。要想听懂得好好作一番准备才行,因为这两个人从年轻时起就和货物打交道。要是手里经常摆弄个棉线轴,并且经常把它递给顾客,就会知道行情,就可以谈论价钱。火车在飞快行驶,村庄迎面而来飞奔而去,拐向田野的深处,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这些村庄都住了人,也许去那里出差的人正走村串户作买卖呢。
 
车箱另一边,从角落里站起一个身高马大的男人,他手里拿着一副牌喊道:“喂,玛丽,你把细平布衬衫装起来了吗?”
 
“装了,”坐在拉班对面的那个女人说。她睡着了一会儿,当这个问题把她弄醒了时,她就这么随口答了一句,像是在对拉班说话。“您到勇不村劳的那个市场去,是吧?”那位活泼健谈的乘客问她。“是的,到勇不村劳。”“这是个很大的市场,是吗?”“是的,是个大市场。”她很困,把左胳膊肘支在一个蓝包裹上,头沉沉地架在手上,她的手紧贴着脸上的肉直扶在脸颊骨上。“她多年轻,”那位旅客说。
 
拉班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售票员找的钱数着。他把每个硬币都用姆指和食指展开,用食指指尖在姆指内侧转来转去。他长时间地望着皇帝的头像,后来他注意到皇帝头上的桂冠,想着这桂冠究竟是怎么用一个缎带打上扣和花结,再固定在脑后的。最后他觉得钱数对,于是把钱装进一个黑色的大钱包。正当他想对那位旅客说:“这是一对夫妻,您说是吧?”车停了。行驶时的嘈杂声止住了,列车员大声地报着一个地方的名字,拉班什么也没说。
 
车慢慢地起动了,人们可以想象车轮在怎样转动,可它马上忽地越过一片低洼地,窗前,一座桥的长栏杆似乎冷不防地被撞得分开,接着又合拢到一起。
 
拉班很高兴车开得这么快,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在前一站停留。“要是那里已经黑了,谁也不认识,离家又这么远。那么白天那里一定很可怕。下站情况会不会变,早到或是晚到了,情况会是怎么样?我要去的那个村子情形会怎样呢?”
 
那个旅客说话声忽然大了起来。“还远着呢,”拉班想。
 
“先生,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那些厂主让人到最小的地方去出差,他们低头哈腰地和最卑鄙的小商贩套近乎,您以为,他们会和我们这些批发商出的价钱不一样?先生,您打听打听,跟这个价一模一样,昨天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把这叫作苦差使。要把我们累死,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根本不能作什么生意,他们要把我们累死。”他又看着拉班;他眼里流着泪,并不觉得难为情;他用左手指关节抵住嘴唇,因为他的嘴唇在发抖。拉班身子往后靠,左手轻轻地捋着胡子。
 
坐在对面的女摊贩醒了,她笑着用手摸了摸额头。那个旅客说话轻些了。那个女人又挪动身子准备睡觉,她半倚在包裹上叹着气。她的裙子紧紧地绷在右大腿上。
 
女摊贩的身后坐着一位先生,头戴一顶旅行帽,正在读一张大报纸。坐在他对面的姑娘显然是他的亲戚,正求他——她说话时头侧向右肩——打开窗子,因为天气太热。他头也没抬地说,这就开,只是他先得把报纸上的一段看完,他指给她看是哪一段。
 
女摊贩睡不着了,坐起身来朝窗外看,后来她看了好久放在车箱台子上煤油灯的黄火苗。拉班闭了一会眼。
 
他睁开眼时,女摊贩正吃着一块抹着褐色果酱的点心。她身边的包裹打了开来。那个旅客默不作声地抽着一支雪茄,他不断地弹着手指,像是要掸掉烟头上的烟灰。另一个旅客用一把小刀的尖来回地转着一支怀表的轮子,弄得别人都听得见。
 
拉班差不多已经闭上了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那位戴旅行帽的先生在拉窗闩。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一只草帽从衣钩上掉了下来。拉班觉得他睡醒了,所以他的脸颊显得这么精神,要不就是有人打开了门把他拉进房子,要么就是他怎么给弄错了,接着很快,他深沉地呼吸着睡着了。
 
○Ⅱ
拉班走下车箱扶梯的时候,梯子还有些颤动。雨落在他那刚从车箱的气息露出来的脸上,他闭上了眼睛。——雨哗哗地打在火车站站房前的铁皮房顶上,但在广阔的田野上,雨却使人好像觉得听见一阵阵吹着的风一样。一个赤脚的男孩跑了过来——拉班没有看见他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拉班让他提箱子,因为下着雨,拉班说:是的,下雨了,反正他要乘公共汽车走。他不需要他提。那个男孩做了个鬼脸,看来他觉得在雨中走路让人提着箱子比乘车显得更有身分,然后他马上转身跑了。拉班想叫住他时,已经来不及了。
 
两盏灯亮着,一个铁路职员从一扇门里走了出来。他毫不犹豫地穿行在雨中走到火车头附近,两臂交叉着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火车司机弯腰钻过栏杆和他说话。一个勤杂工被叫了过来又被打发走了。几个车窗旁边站着乘客,由于他们看见的是一幢普普通通的车站建筑,所以他们的眼光暗淡,眼皮像在行车途中一样直打架。一个姑娘打着花阳伞从公路那边过来,急匆匆地跑上站台,把张开的伞放在地上坐了下来,把两条腿撑开,好让她的裙子干得快些,她还用指尖在撑开的裙子上捋着。只有两盏灯亮着,看不清她的脸。走过来的勤杂工抱怨说,伞底下积了一滩水,他用胳膊划着圆圈,表示水坑的大小,接着又像沉入深水的鱼一样,用两只手在空中比划着说,这把伞也阻碍了交通。
 
车开动了,像是一扇长长的推拉门消失了,在铁轨那边的白杨树后是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黑魆魆的大地。那是一片漆黑还是一片树林,是一块池塘还是有人在里面睡觉的房子,是一个教堂的钟楼还是山间的沟壑,没有一个人敢走到那里去,可谁能留在这儿不走?——
 
拉班又看见了那个铁路职员——他已经走到他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便跑到他的跟前挡住他:“请问,这儿离村子还远吗,我要去那儿。”
 
“不远,一刻钟,可坐马车——正下着雨哪——您五分钟就到了。请。”
 
“下雨了。这个春天可不怎么样,”拉班接着说。
 
铁路职员把他的右手叉在腰上,从胳膊和他身体形成的三角形中,拉班看见那个姑娘已经把伞收了起来,坐在长椅上。
 
“要是现在乘车去避暑,在那儿呆下去,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本来我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拉班朝四周看了看,好让他说的话更使人相信。
 
“我担心您会误了车。车不会老等着。不用谢。——走那条灌木丛中的路。”
 
火车站前的马路没有灯,只有从房子一层的三个窗户里射出一道暗淡的光线,不过光照得不远。拉班踮着脚尖穿过烂泥,喊着“马车夫!”“喂!”“马车!”“我在这儿!”喊了好几遍。他走到黑暗的马路那边时,陷进一个又一个的水坑,不得不用整个脚掌踩地,一直走到一匹马的湿鼻子突然碰到他的前额。
 
这就是那人说的车,拉班很快走进空无一人的车箱,坐在赶车人座位后边靠窗口的地方,背弯着靠到角落里,他做了该做的一切。因为要是车夫睡着了,他天亮前会醒来,要是他死了,会来一个新车夫或是店主,要是他们都不来,那么随着早班火车会来乘客,那是些急急忙忙吵吵嚷嚷的人。不管怎样,都可以静下心来,可以自己把窗前的帘子拉上,等着车起动时的那猛的一下。
 
“是呀,我做了这许多事情以后,明天肯定能到贝蒂和妈妈那儿。谁也阻挡不了。这是对的,我也估计到,我的信明天才能到,我本来还可以在城里好好呆着,在埃尔维那里舒舒服服地过一夜,不必为往常使我倒胃口的第二天的工作担心。看,脚都湿了。”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节蜡烛头,点上并放到对面的椅子上。烛光足够亮,外面的黑夜使人觉得能看到没有窗户的涂成黑色的车子内壁。当然用不着立刻想着脚底下有轮子,前面还系着马匹。
 
拉班在椅子上仔细地蹭他的脚,穿上干净袜子,坐直了身子。这时他听见有人从火车站朝这边喊:“嘿!”并且说,要是有客人在车里,就说一声。
 
“有,有,这个乘客愿意这就走,”拉班从开着的车门探出身子,右手握着门框,左手张着搭在嘴边答应着。
 
雨水哗地灌进他的衣领和脖子。
 
车夫披着两只剪开的亚麻袋子跑了过来,他马灯的反光在他身后的水坑里闪烁着。他闷闷不乐地作开了解释:听着,他和雷伯拉打牌玩来着,他们刚打得正热闹时火车到了。他根本不可能走出来看,可他不愿把那个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骂一通。另外,这里脏得要命,不明白这样一位先生到这儿来做什么,并且这位先生过了一会还进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刚才皮尔克斯霍费尔先生——对不起,他是助理员先生——进来说,他认为,一个长着金黄头发的小个子要坐汽车。他立刻就打听了,也许他并没有立刻打听?
 
马灯挂到了车辕前端,车夫闷声闷气地给马一声命令,马拉动了车,车顶上被搅动的水一滴滴地从一个裂缝中慢慢地滴进车里。
 
路很可能凹凸不平,泥浆一定会溅到车辐上,转动着的车轮使水坑中的积水成扇状,哗哗地向后甩去,车夫松松地拉着马缰绳,驾着湿淋淋的马。——这一切难道不是对拉班的遣责吗?许多水坑突然被绑在车辕上的一闪一闪的马灯照亮,在车轮下面分成几处,形成水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拉班要去找他的未婚妻贝蒂,一个年纪不轻的漂亮姑娘。要是有人愿意提起这个话题,谁会赞赏拉班在这儿有什么功劳,他值得称赞的只不过是忍受了别人的责备罢了,不过并没有谁会去公开谴责他。当然,他愿意去乡下,贝蒂是他的未婚妻,他爱她,要是她因此而感谢他,那就令人讨厌了,但谢总还是比不谢好。
 
他的头常不由自主地碰倚着的车壁,后来他抬头看了一会儿车顶。有一次他的右手从靠着的大腿滑了下来。但胳膊肘还呆在肚子和腿之间的弯弯里。
 
车已开到几排房子的中间,车内时不时地照进一间屋子的灯光,一个楼梯——拉班要想看见它的头几级得站起身子才行——通向一座教堂,一个公园的门口处点着一盏灯,火焰很大,不过一个圣像只在一个小杂货店灯光的照射下才显出了它那黑魆魆的影子,现在拉班才看见,蜡烛烧完了,从椅子上流出的蜡油一动不动地悬挂着。
 
马车停在客栈前时,听得见雨下得很大——也许是有一扇窗户开着的缘故——也听得见店里客人的声音,拉班问自己,马上下车好呢,还是等着店主到车这边来好。这个小城的习俗是什么他不知道,不过贝蒂一定谈起过她的未婚夫,他的亮相是光彩照人还是不大得体,这将会影响到她在这里声誉的大小,而这也牵扯到他自己的声誉。而他,既不知她现在的名声如何,也不知她散布了有关他的什么名声,因而事情就显得更别扭更难办。
 
多漂亮的城市,多方便的归途!要是家里那儿下雨,就乘电车穿过湿漉漉的石子路回家,而在这儿得坐着马车经过一片泥浆来到客栈。——城里离这里很远,哪怕我现在想家想得要死,今天也不可能有人把我送回家去。——嗯,我也不会去死——不过在那儿的家里,今晚会有人给我端来我想吃的菜,右边,盘子的后面放着报纸,左边放着灯,而在这儿,端给我的准是油腻腻的饭菜——这儿的人不知道,我的胃消化不好,要是他们知道就好了——,还会有一张从未看过的报纸,我听说过的很多人都会在场,一盏灯供所有的人使用。那是一种什么灯光啊,打牌足够了,可看报行吗?
 
店主没来,他一点不想着客人,看来他是个不大友好的人。或者他知道我是贝蒂的未婚夫,可这难道是他不到我这儿来的理由吗?在火车站,马车夫让我等了那么久倒也应该。贝蒂常讲,她老受下流男人的欺侮,她如何拒绝他们的纠缠,也许这儿也是如此……
 
爱德华·拉班穿过走廊走进开着的大门时,看到下雨了。
 
雨下得不大。
 
人行道上,尽管下着雨,在他前面不高不低地走着许多人。间或有个人走出人群,横穿车行道。
 
一个小姑娘两只胳膊托着一只灰色的狗。两个男人正在互通着一件事情的信息,有时他们的整个上半身相互靠近,然后又慢慢地分开;这情形使人想起在风中开闭的门。其中一个人手心向上,有规律地上下摆动着,好像他悬空拿着一个重物,要掂掂它的重量似的。然后又可以看见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她的脸轻轻地抽搐着,就像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她戴着扁平的帽子,帽子直到帽沿都用不知什么东西装饰着,堆得老高;无意之间,对所有从她身旁走过的人来说,她显得那么陌生,就像一道法令把他们隔开似的。一个拄着一根细拐杖的年轻人匆匆走过,他的左手像是瘫痪了似的平放在胸前。许多人都去上班;虽然他们走得很快,可人们看他们的时候比看别人的时候长,他们一会走在人行道上,一会走下人行道,他们的外衣很不合身,举止平平,他们被人推搡着,同样也推搡着别人。三位先生——其中的两位在弯曲的下臂上搭着薄外衣——从房屋的墙边走到人行道边上,看看车的和对面人行道的情况。
 
透过往来的人群间隙,先是可以粗略、后来可以很方便地看到车行道上砌得整整齐齐的砖头,车行道上,车子在轱轳上摇摇晃晃,被伸着脖子的马拉着快速前行。倚坐在车内软垫上的人默不作声地看着行人、商店、阳台和天空。一辆车超过另一辆车向前行驶时,马匹便挤靠在一起,马嚼子的皮带来回地晃动着。牲口拉拽着车辕,车轮滚动着,摇摇晃晃地向前赶路,直到绕过前面的车,并排走着的马儿之间才又拉开了距离,只有瘦长的马头还靠在一起。
 
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很快地向房门口走去,在干燥的拼花地面上停了下来,转过身。然后他望着乱纷纷地落进这条窄胡同里的雨。
 
拉班稍微弯着右腿,把缝了一层黑布的手提箱放下。雨水沿着车行道的边哗哗地流着,像是绷紧了似的冲向更深的下水道。
 
拉班倚着木门框,那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时不时地朝拉班看看,尽管他得为此扭动脖子。不过他这样做只是出于自然的需要,因为他眼下无事可做,至少在他周围的一切他都得看个仔细才行。他就这样来回地、毫无目的地张望,结果很多东西他都没看见。比如他没发觉拉班的嘴唇苍白,不亚于他领带那完全褪了的红色,他的领带从前有着明显的摩尔式的花样。要是他觉察出了这点,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要发出一声喊叫,可这也不对,因为拉班的脸色一直很苍白,尽管最近以来有些事情使他特别感到疲倦。
 
“这是什么天气,”那位先生小声地说着,他虽然是有意识地、但却是有点老态龙钟地摇了摇头。
 
“是呀是呀,尤其是要出门的时候,”拉班说,他很快地站直了身子。
 
“这天气不会变好,”那位先生说,为了最后再审视一遍所有的情况,他探出身子看看胡同远处,又看看胡同近处,然后又看看天空,“这样的天气可能持续几天,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就我所记得,六月和七月初也没预报过什么好天气。嗯,没有一个人会高兴,比如我就得放弃散步,而散步对我的健康来说十分重要。”
 
接着他打了个呵欠,显得很疲倦,因为他听着拉班的说话声音,只顾着说话,对别的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谈话本身都不感兴趣。
 
这给拉班的印象相当深刻,因为是这位先生先跟他打招呼的,因此他试图对自己稍微炫耀一番,哪怕对方发觉不出来。“说得对,”他说,“在城里大可以放弃对健康不利的事情。要是不放弃,只能对出现的不好的后果进行自责。人们会后悔,因此才会明白下一次该怎么做。要是每次……”〔此处缺两页〕……“我这样说没有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拉班急忙说,他愿意原谅这位先生的心不在焉,因为他要对自己炫耀一番。“所说的这一切仅仅出自于我刚才提到的一本书,像其它书一样,这本书也是最近以来每天晚上读的。我常常是独自一人。这些是指以前的家庭情况。除了其它的一切,对我来说,吃过晚饭以后,看一本好书就是最高兴的事。一直是这样。不久前我在一个宣传品里读到摘录的一个作家的一段话:‘一本好书是最好的朋友,’这是真的,是这样,一本好书是最好的朋友。”
 
“是呀,要是年轻的话——”那位先生说,他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不过想说,下雨了,雨又下大了,停不下来了,但拉班听了他的话却似乎觉得,这位先生六十好几了还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倒过头来却把三十岁的拉班不放在眼里,并且如果允许的话,他还想说,他三十岁时可比拉班明事理。他认为,就是像他,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无所事事地在走廊里站着观雨,也是浪费时间,要是再加上说闲话打发时日,那就是浪费了双倍的时间。
 
现在拉班觉得,一段时间以来,别人怎么议论他的能力或观点对他毫无影响,相反,他正式离开了那个以前他听命于一切的地方,这样一来,人们现在不管说他的好话还是坏话都只是胡说八道。因此他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因为您想不到我会说什么。”
 
“说吧,说吧,”那位先生说。
 
“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拉班说,“我指的是,不管从哪方面讲,书都有用,尤其是在人们并不对它抱期望时,它的用处特别大。要是打算做件事情,那么正是其内容和所做的事毫不相干的书最有用。因为要采取行动的那个读者头脑一发热(哪怕完全是由于书的作用使他头脑发热),读书便会激发他产生好多有关他的行动的想法。而由于书的内容毫不相干,读者的思想便不会受阻,我要说,他的内心就像犹太人曾经渡过红海一样,在读书的时候会把他的想法整个地在头脑中过一遍。”
 
拉班对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整个的人很是讨厌。他觉得,这人离他特别近,——但这没有什么……〔此处缺两页〕……报纸也是如此。——我还想说,我只是到乡下去,只去两周,我在休假,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即便不是如此我也很需要休假,但尽管如此,一本书,比如我提到的那本最近看完的书,对我这次的短期旅行的指导比您能想象的还要多。
 
“我听着,”那位先生说。
 
拉班什么都没说,他正站着,把他的两只手插进外衣的显得有点高的口袋里。
 
过了一会,那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才说:“看来这次旅行对您来说至关重要。”
 
“您看,您看,”拉班说着,又把身子靠在门上。现在他才看清,走廊里挤满了人。连门口台阶上都站着人,一位公职人员和拉班租用同一位女房主的房子、他下台阶时,不得不请求人们给他让路。拉班正用手指着雨,这人隔着几个朝拉班转过身去的人的脑袋对拉班喊着“一路平安”,他重复着一句显然是以前发出的承诺,下个星期天一定去拜访拉班。
 
〔缺两页1111〕……有一个他自己也很满意的舒适的职位,这个职位一直在等着他。他有毅力,内心快活,所以他消遣时不需要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需要他。他的身体总是那么健康。嗨,您别说了。
 
“我不争论,”那位先生说。
 
“您不争论,但您也不会承认您的错,您为什么要这样坚持错误呢。您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我敢打赌,如果您和他谈谈话,就会把一切都忘掉。您会责备我,说我现在不能更好地反驳您。要是他只谈论一本书的话。他立刻会对所有美好的事情都那么高兴。”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
乡村教师
见到一只平平常常的小鼹鼠就恶心的人(我就属于此类),若是看到几年前在一个小村子附近观察过的那只巨型鼹鼠,恐怕便会恶心得死去活来。这村子也曾因这只鼹鼠一度颇有名气,不过现在早已又遭遗忘,因而它仅能分享着整个现象的默默无闻。这一现象至今依然未得到解释,不过人们也没怎么花费精力去解释。那些本该关注此事的人实际上为了许多微不足道的事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他们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疏忽,这一现象未经详细调查即被遗忘了。村子远离铁路线绝不能成为托辞。有许多人出于好奇大老远地赶了来,甚至还有从国外来的,只有那些不该仅仅表示好奇的人没来过。是呀,若不是个别普普通通的人,若不是那些让平凡的日常劳作压得几乎连口闲气都没功夫喘的人,若不是他们无私地关心这件事,关于这一现象的消息恐怕连几里地也传不出去。必须承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差一点给封起来的消息偏偏步履艰难,对它简直就是硬推硬搡,否则也传不开来。然而这绝对不应是对此事一无所为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一现象本应进行调查研究。可人们却将有关此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交给了那位上了年纪的乡村教师,在其本行中他虽然出类拔萃,但他能力有限,受教育不足,不可能提供一分具有永久价值的全面描述,更谈不上提出一种解释了。小册子印了出来,在来村里的观光者中卖出了不少,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好评,不过这位教师凭自己的聪慧足以看出,他那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个人努力毫无价值。可他丝毫没有松懈,就其特性来说此事的希望一年比一年渺茫,但他却把它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这一方面证实这一现象所能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乡村教师身上,会蕴藏着怎样的毅力和对信念的忠诚。有份简短的补充材料证实,他曾因那些权威人士的拒绝态度吃了不少苦头,他把它附在自己的小册子后面,不过那是在若干年之后才附上的,也就是到了几乎谁也记不起小册子的内容时。在这份补充材料中,他或许不是用技巧,而是用令人信服的真诚抱怨说,在那些至少可望得到理解的人那里,他却找不到理解。关于这些人他一针见血地说:“不是我,而是他们说起话来像些老学究。”另外,老还引用了一位学者的名言,为了自己的事业他特地登门拜访了这位学者。这位学者姓名不详,但从各种琐碎小事中不难猜出他是何人。老教师费尽周折才获准进了这位几星期前就已预约了的学者的家门,可在寒暄时他已察觉到,对他的事业,这位学者囿于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之中。当老教师依照自己的小册子做着长长的介绍时,他是那样心不在焉地听着。经过一阵装模作样的思考之后他解释说:“您那个地区的土嘛特别黑,特别肥沃。嗯,因此嘛它给鼹鼠提供了营养特别丰富的食物,它们才得以长得特别大。”“可也没有这么大!”教师提高嗓门说,由于气愤他略带夸张地在墙上比划了两米。“噢,会的。”学者回答说,显然整个这件事让他觉得很开心。教师就带着这样的答复回家了。他还讲述了那天晚上他妻子和六个孩子如何冒着雪在大路上等候他,他只得向他们承认,他的希望终于破灭了。
 
当我读到关于那位学者如何对待老教师的描述时,我还没看过教师那本小册子的正文。可我当即就做出决定,自己去搜集整理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既然我不能去教训那位学者,那至少我的文章该能保护这位教师吧,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这种文章并不比一个正直但却无足轻重的人的愿望更能保护这位教师。我承认,后来我真后悔作出了这种决定,因为不久我就感觉到,若执行这一决定必然要使我陷入一种特殊的境地。一来我的影响力远远不能为这位教师改变那位学者或者舆论的看法,二来那位教师肯定注意到,和维护他的名誉相比,我更关心他的主要意图和证实大鼹鼠现象,而且他觉得他的名誉是理所当然的,是用不着保护的。这到最后必然是我想与老教师同舟共济,但却得不到他的理解,可能我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却需要一位新帮手,而这位帮手的出现恐怕是难上加难。另外,做出这一决定使我担负起一项巨大的工作。若要说服别人,我就不能引证那位教师的东西,因为它们从未能说服别人。了解他那篇文章只能使我迷惑,因此在我自己的工作结束之前我得尽量避免读它。是的,我从未和这位教师进行过联系,然而他却通过中间人知道我在调查,但他并不清楚我的工作是依照他的意思还是违背他的意思。是的,他似乎猜出是后者,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这一点,因为我有证据证实他曾给我设置过种种障碍。这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因为我不得不将他已做过的所有调查再重复一次,因而他总能抢在我前面。不过这是对我的方法进行的唯一恰当的责备,另外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责备,可以通过小心谨慎和自己否定自己的结论淡化责备。我的文章没有受那位教师的任何影响,大概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显得极其难堪,似乎在我之前谁也没有调查过此事,似乎我是第一个听耳闻目睹者讲述的人,是第一个将这些材料编排起来的人,是第一个得出结论的人。那位教师的文章有一个非常罗嗦的题目:《一只鼹鼠,其巨体为前人见所未见》,后来读它时我果然发现,在几个基本问题上我们观点不一致,尽管我俩都认为已经证实了最重要的事,即那只鼹鼠的存在。这些个别的意见分歧一再妨碍着我与那位教师建立友好的关系,那种即使如此我仍在期待的关系。他几乎产生了某种敌意。他对我虽然一直谦虚恭敬,但我却能更清晰地观察出他的真实心境。他认为,我大大危害了他和他的事业,我能帮助他或也许能帮助他的看法充其量也只能算幼稚,也可能是狂妄或诡计。首先他多次指出,他以前的所有对手从未显露过敌意,或是仅仅在两人之间,或是仅仅在口头上显露过,而我却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批评立刻全部印出来。另外,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对手的确调查过这件事,尽管很肤浅,但在开口说话之前,他们至少都认真地听完他这位教师的意见,即此事的权威意见,而我却从零乱收集起来而且有些部分纯属谬误的材料中推出种种结论,尽管它们在主要方面正确无误,但也毫无可信之处,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如此。即使是显示出一点点不可信也是这里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这些指责尽管形式隐蔽,我毫不费劲就能回击它们,例如恰恰他的文章恐怕才是不可信的顶点,但对付他其它的疑心则不大容易了,这就是我为何从整体上说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他暗自认为,我存心败坏他的荣誉,他那作为那只鼹鼠的第一位正式代言人的荣誉。现在对他个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荣誉,真正存在的只是笑柄,而且是仅仅限于一个小圈子里的笑柄,我无心谋取的笑柄。另外在我那篇文章的导言中我明确声明,这位教师在任何时候理应被看作鼹鼠的发现者——不过他从来就不是发现者——仅仅是同情这位教师的遭遇才促使我撰写这篇文章。“此文的目的是”——我在结尾慷慨激昂地写到,不过这的确符合我当时的激动心情——“帮助这位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一旦达此目的,我那暂时仅在表面上牵扯进此事的名字应立刻从中抹去。”凡是与此事有较大牵连的事我都尽量不沾边,好像我通过某种方式已预感到这位教师会这样不近情理地指责我。尽管如此,他却偏偏在此处抓到了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说的话里,或者说在他含沙射影的话里,似乎也会有那么一点儿合理的东西,我已多次注意到,在某些方面,他的眼光在对付我时几乎比在他的文章中更为敏锐,因为他认为我的导言是虚伪的。倘若我的目的当真只是宣传他的文章,那我为何不只提他和他的文章,为何不指出它的长处和它的严密,为何不仅仅限于强调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让人们理解它,为何完全忽视他的文章却热中发现本身。难道发现还不是事实?难道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余事可做?可是若真的认为必须再重复一遍这一发现,为何还要那么郑重其事地在导言中宣布绝不染指发现?这可能是虚伪的谦虚,但也令人气愤。我在贬低这一发现,仅仅是为了贬低它,我才想让人们注意它,我研究了它又将它弃之不管。这件事大概已有所平息,现在又被我搞得沸沸扬扬,而且同时我又使这位教师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对这位教师来说,维护他的声誉到底有何意义!他所系念的是这项事业,只是这项事业。可我却在出卖这项事业,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没有正确地估价它,因为我对它没有感受力。若我的理解力在地上,它则在九天之上。
 
他仿佛就坐在我面前,用布满皱折的老脸对着我,静静地看着我。他的看法真的仅此而已。然而这根本不对,他并非只系念事业,甚至可以说他的虚荣心相当强,而且还想捞些钱,如果考虑到他的家庭人口众多,这倒不难理解。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我对这项事业的兴趣比较小,所以他认为,装出一副毫无私心的样子是可以的,只是别撒大谎。我对自己说,此人这些指责说到底无非就是,他用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鼹鼠,任何想挨近它的人,哪怕只是想用指头挨近它的人,都被他称作出卖者,可这样也不足以使我的内心得到满足。事情并非如此,他的行为不能用贪心来解释,至少不能单用贪心来解释,倒是更宜用神经质来解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却一无所获在他内心引发的神经质。但即便这种神经质也解释不了一切。或许我对此事的兴趣确实过淡。对这位教师来说,别人毫无兴趣已属常事,对此他能从整体上承受,但具体到某一个则不能容忍。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关心此事的人,可此人也并不理解这项事业。我丝毫不想否认,我曾被迫这样做过。我不是动物学家,如果是我发现此事,可能我会打心底里激动万分,然而我并不是发现者。一只如此巨大的鼹鼠无疑是件引人注目的事,但也不能因此就要求全世界总是关注它,何况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只鼹鼠的存在,至少还无法将它展示给人们。我也承认,即使自己是发现者,为只鼹鼠我恐怕绝不会像为这位教师这样心甘情愿付出心血。
 
假如我的文章获得成功,我和教师之间的分歧大概很快就会消除,可它偏偏就没有成功。也许是这篇文章写得不好,不足以令人信服,我是个买卖人,撰写这样一篇文章大概远远超出了给我划定的圈子,超出的程度比那位教师还大,尽管在所有必须具备的知识方面我远远超出这位教师。这次失败虽可以另做解释,但失败得也许太不是时候。鼹鼠的发现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一方面逝去的时间还没使人将其忘得干干静静,因而我的文章也没让人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逝去的岁月还不够完全耗尽那点原本存在的兴趣。有些人非常为我的文章担心,他们用一种左右过几年前的那场讨论的悲观口气说,现在可能又要为那件无聊的事情瞎费功夫了。有些人甚至将我的文章与那位教师的混在一起。在一份重要的农业杂志上出现了下面这样的评论,幸亏它登在最后,而且印得很小:“关于大鼹鼠的这篇文章又寄给了我们。记得几年前它曾惹得大家痛痛快快地开了一次心。从那之后它并未变聪明,我们也没变愚蠢。我们不能再笑第二次。因此我们要问问我们的教师联合会,除了追逐那些大鼹鼠,一个乡村教师是否再找不到更有益的事干了。”一次不可原谅的混淆。他们既没看过第一篇,也没看过第二篇,匆匆忙忙偶然听到了两个可怜巴巴的词,大鼹鼠和乡村教师,那帮先生就觉得足以让他们代表公众的兴趣大出风头了。对此我本可有效地采取各种措施,但与教师之间缺乏理解却使我不能这样做。我千方百计不让他看到这份杂志,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了它,在他那封允诺圣诞节期间来看望我的信中,我已看出这一点。他在信中评论道:“这个世界真糟糕,而人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即属于这糟糕的世界,但我并不满足于我本身所具有的劣性,我也对这世界无动于衷,也就是说,为了诱出共同的劣性并帮助它获胜我才在工作。现在,种种必不可少的决定我已做出,我可以泰然自若地等待他,心地坦然地看着他到来,问好时甚至比平时更没礼貌。他默默地坐在我对面,小心翼翼地从他那独特的棉外套的口袋中抽出那本杂志,打开推到我面前。
 
“我看过了。”我说,一个字没看便又推了回去。
 
“您看过了。”他叹了口气说。重复别人回答,这是他当教师的老习惯。“当然我不会毫不反抗地容忍此事。”他接着说。他一边激动地用手指在杂志上敲着,一边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我与他的观点截然对立。他大概已预感到我想说什么。以往我可不相信从他的言语中比其它迹象更能觉察到,他对我的意图的直觉常常准确无误,但他却没有服从这种直觉,听凭自己被引向它处,当时对他说的话我几乎能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因为谈过话不久我就做了笔记。
 
“您想怎样就怎样吧,”我说,“从今天起我们分道扬镳。我想,对此您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不合适。杂志上登的这条消息并非我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它只是最终坚定了我的信心。真正的原因是,我本以为我的出现会有助于您,而我现在只能认为,我在各个方面都伤害了您。为什么成了这样,我也不知道,成功与失败的种种原因总有多种含义,别尽寻找那些不利于我的解释。想想您自己吧。如果从整体上看,您有极好的意愿,但却遭受了失败。这些我并不是说着玩的,这也针对我自己,如果我说,就连与我的关系可惜也属于您的失败之列。我现在退出此事既非胆怯也非背叛。若非战胜自我甚至不会这样。我的文章已经表明,我是多么尊重您个人,您在某一方面已成为我的老师,我甚至觉得连那只鼹鼠也似乎变得可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退出,您是发现者。无论我想怎么做,总在阻碍您得到可能得到的荣誉,同时我还在招致失败,再将失败引向您。至少您是这样看的。够了,不说了。我能够接受的唯一惩罚就是我请求您原谅。如果您要求,我可以重复我在这里向您所做的表白,公开重复也行,比如说在这份杂志上。”
 
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它们并不完全坦城,不过从中很容易推断出坦诚。我的声明对他的影响和我预料的大致相同。大多数老年人对年轻人都具有一些迷惑性和欺骗性,这是他们的本性。在他们身边,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都以为这是一种有保障的关系,他们了解各种主要看法,不时得到生活和谐的证明,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可一旦发生什么具有决定意义的事,而且早已准备好的宁静应当发挥作用时,这些老年人突然间令人刮目相看地挺身而起,他们的观点更深刻,更有影响,他们这时才亮出他们的旗帜,在那上面人们大吃一惊地看到了新的口号。之所以感到吃惊,首先是因为这些老人此时说出的话确实更合理,更有意义,似乎那些理所当然的事又升了一级,更加理所当然了。这种无可比拟的迷惑性就在于他们现在说的其实都是以前一直在说的,而且一般来说都是无法预料的。想必我对这位乡村教师已了解得很深,因此他现在并没令我感到特别吃惊。
 
“孩子,”他边说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亲切地搓着,“您怎么会想到参与这件事情?——我一听说,马上就和我老伴说起来。”他离开桌子,摊开双臂,望着地面,仿佛那下面站着小小的老伴,仿佛他在与她说话,“‘这么多年了,’我对她说,‘咱们一直孤身奋战,不过好像有个城里的上等人现在出来为我们说话了,一位城里的商人,名叫松德索。现在咱们可该大大高兴一场了,不对吗?一个城里的商人可非同小可。若是一个低贱的农夫相信我们并用言语表示出这种信任,那对我们没有丝毫用处,因为农夫做的事总是不体面的,无论是他说这位乡村老教师说得对,还是很不得体地吐几口唾沫,两者起的作用一模一样。如果站出来的农夫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那效果可能更加糟糕。而一个城里的商人就不大一样了,一个这样的人有着各种关系,即使他随便说点儿什么,也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传来传去,新的资助人将纷纷支持这项事业。比如有一个人说,即使是乡村教师也能向他学习嘛,第二天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低声议论起来,若按他们的观点来推断,人们大概绝不会料到他们会这样。这下这项事业的资金也就有了,一个人募集,其他人把钱交到他手里。大家说,那位乡村教师也该从村子里接出来。大家都来了,根本不在乎他的外表,把他围在中间,因为他割舍不下老伴和孩子,他们也给带上了。你观察过城里人吗?他们总是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如果让城里人站成一排,那就会从右唧喳到左,再又唧喳回来,传过来又传过去。他们就这样唧唧喳喳地把咱们扶进车里,咱们几乎没有时间对所有的人点点头。坐在车夫高座上的先生扶正他的夹鼻眼镜,挥舞起鞭子,我们上路了。所有的人都挥着手向村子告别,似乎我们还在那里,似乎咱们并没坐在他们中间。城里驶出几辆马车迎着我们奔来,上面坐着特别性急的人。当咱们驶近时,他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伸上脖子看我们。募款的那个人安排好了一切,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当咱们驶进城时,车队已经成了长长的一溜,咱们本以为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可到旅店门前这才开始。只听一声呼唤,城里马上聚集起许许多多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关心什么事,马上就会有第二个。他们用气息相互抢夺对方的观点并据为己有。这些人并不是全都有车坐,他们在旅店前等着,另有一些人虽然能坐车,但由于自信他们没有坐。他们也等着。真是无法理解,募款的那个人是如何统揽全局的。’”
 
我静静听他讲着。是的,听他讲着我越来越平静。我将印着我那篇文章的小册子,只要是还在我手里的,全堆在桌子上。散落在外的只有极少数,因为前不久我写了一封连锁信,要求将我寄出的文章退还给我,大部分人都退了回来。另外,还有不少人很有礼貌地写信告诉我,他们实在回忆不起来曾收到过这样一篇文章,如果它的确曾寄到了,那么很遗憾,那肯定是丢了。即便是这样也无不妥之处,其实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人请求我允许他将这篇文章作为珍稀之物保存起来,并许诺一定按照连锁信的意思,二十年内不拿给任何人看。这封连锁信乡村教师还没有看到。我真高兴他的话使我如此轻松,我真想把它拿给他看。不过在此之前我也可以毫无顾虑地这样做,因为这封连锁信我写得十分谨慎,并没有无视乡村教师的利益及其事业的利益。这封连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之所以要求退还文章并非因为我已经放弃在文章里所支持的观点,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可能有个别部分属于谬误或无法证实。我的请求纯粹出于个人原因,但十分紧迫。请勿从这一请求推断我对此事的观点。如愿意,请传下去。”
 
我暂时用双手遮住连锁信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您想指责我吗?您为何想指责我?我们可别因为分手而互相怨恨。您应当试着看清楚,虽然您有了一项发现,但这一发现大概并未超出任何其它的发现,因而您所遭受的委屈也不是最大的委屈。我不了解学术团体的章程,但我相信,即使在最友好的情况下也不会为您举行一个欢迎会,一个算得上欢迎会的欢迎会,就像您也许曾给您那可怜的老伴描述过的那样。如果说我对这篇文章的影响有所期待的话,那就是我认为,也许它会使一位教授注意到我们这件事,也许他会委托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调查这件事,这位大学生来找您,以他的方式将您和我的调查再审核一遍,最后,如果他觉得这种结果还值得一提——这一点可以肯定,凡是年轻的大学生总是疑心重重——他便会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您所写过的将在他的文章里得到科学的论证。然而,就算这一愿望实现了,收获也不算大。大学生的文章为一件如此奇特的事情辩解,也许会遭到嘲笑。从农业杂志的例子上您也看到了,这种事情多么容易发生,科学杂志在这一方面更是毫无顾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教授们对自己,对科学,对后世担负着许多责任,他们不可能立刻投身于每一项新发现。我们其他人在这方面就优于他们。但我不考虑这种优势,我现在想假设大学生的文章获得了成功。随后会怎样呢?也许您的名字会被恭恭敬敬地提到几次,这对您的处境可能会有好处,人们会说:‘我们的乡村教师有一双慧眼’,这份杂志如果记性好而且有良心,必然会向您公开道歉,随后也可能出现一位好心的教授,为您争取到一份奖学金,人们的确有可能会设法让您迁到城里,给您在城里的学校里找个位子,这样您就有机会使用市里提供的供您深造的科学资助金。但如果要我坦城相告的话,那我就得说,我认为人们只是这样试一试而已。人们把您请到这里来,您也来了,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申请者,没有任何隆重的欢迎仪式,人们和您谈话,承认您踏踏实实的努力,然而同时也看到您上了岁数,像这种年纪才开始搞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前途,您的发现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出于偶然,而不是按照一定的计划,除了这个个别情况,您从未打算继续干下去。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或许会让您留在村子里。然而您的发现将不会被搁置起来,因为它一旦得到承认,就不会小到随时会被遗忘的程度。不过您再也不会了解到多少关于它的情况,而且您能了解到的您也几乎理解不了。每一项发现都将立刻纳入科学的整体之中;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已不再是项发现,它化入整体之中,它消失了,要想再辨认出它,必须具有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光。它立即就与各种原理联系起来,而这些原理我们均闻所未闻,在学术争论中它也依照这些原理被扯到了云中雾里。我们如何能理解这些呢?如果我们听一次学术讨论,我们以为是在讨论这一发现,可人家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到下一次我们以为谈的是别的事,不是这项发现,可人家说的恰恰是它。
 
“您听懂了吗?您若留在村子里,就可以用得到的那笔钱让您的家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但您的发现已经易手,您找不出任何理由进行反抗,因为只有在城里它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也许人们对您也不是没有感激之情,也许人们会在发现地建个小博物馆,它将成为村子的一处名胜,而您将成为钥匙的保管人,为了在表面荣誉方面也不要留下什么缺憾,人们将授予您一枚可以佩带在胸前的小奖章,就像科学院所的仆人们经常佩带的那种。这一切都有可能。但这些是您所想要的吗?”
 
他没有花费时间来回答,而是非常得体地反问道:“您是否打算为我办到这些呢?”
 
“也许吧,”我说,“我那时做事太欠考虑,所以现在不能明确地回答您。我本想帮助您,但却失败了,甚至是我平生最大的失败。因此我现在想退出此事,并尽一切力量挽回此事。”
 
“那好吧。”乡村教师说,他掏出他的烟斗,开始往里塞他哪个口袋里都有的散装烟丝。“您自愿关心这件出力不讨好的事,现在又自愿退出,这都完全正确!”
 
“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我说,“您觉得我的建议也许该受责备吧?”
 
“不,一点儿都不。”乡村教师说,他的烟斗已经在喷烟了。我受不了这烟叶的味,因此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自谈过几次话后,我已经习惯了这位乡村教师坐在我对面一言不发,而且一旦进来,就不想出我的屋子。这让我时常感到十分奇怪。他还有什么事有求于我,我总是这么想,就拿出钱给他,他每次都接受。可哪一次都是到了他想走时他才离开。一般总是等到抽完他的烟斗,围着扶手椅转上几转,不慌不忙恭恭敬敬地把它移到桌边,拿起放在墙角的手杖,热烈地和我握握手,然后这才出门。可今天他默默坐在那里却叫我厌烦透了。一般来说,若向别人表示彻底分手,就像我做的那样,而且别人也称其为完全正确,那就尽快处理完必须共同了结的那点儿事情,可别让别人毫无目的地陪着你受那份相对无言的罪。只要从背后观察一下这位矮小结实的老头,你就会相信,要把他从这间屋子请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
老光棍布鲁姆·费德
一天晚上,老光棍布鲁姆费德上楼到他的房子去,这是一件吃力的事儿,因为他住在七层。他像常常做的那样,爬楼梯时想着,这种孤独寂寞的日子实在难熬,他简直是秘密地走过六层楼,才能来到楼上他那空无一人的房间,到了屋子里又是秘密地穿上睡衣,叼上烟斗,看上几眼他几年以来一直订阅的法国杂志,喝上一杯自己酿的樱桃酒,最后过上半小时去睡觉,睡前还得把被子彻底整理一番,不管怎么教女仆都没用,她老是随心所欲地把子那么一叠。无论谁能陪着他做这些事,谁能看着他做这些事,布鲁姆费德都会欢迎。他已经考虑过是不是该买只小狗。这样一个动物很有意思,特别知恩图报和忠实可靠;布鲁姆费德的一个同事就有这么一条狗,它除了主人谁也不跟,要是有一会它没见着主人,便会立刻大叫地扑上来,显然这是在表示它又打到了主人,又找到了这个极其慈善的人。不过狗也有坏处。哪怕把它搞得这么干净,它也会把房子弄脏。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事儿,不可能每次让它进屋子前都给它洗个热水澡,再说狗的健康情况也受不了这么折腾。可屋子脏了布鲁姆费德又受不了,屋子保持干净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他一星期要和在这点上可惜不那么认真的女仆吵上好几次。由于她的耳朵重听,一般他都要拉着她的胳膊到屋子里他找出来的不那么干净的地方去。由于要求这样严格,他才使屋子的整齐程度大致符合他的愿望。要是来一条狗,自然会把迄今为止如此精心抵制的肮脏带进屋里来。狗的随身伴侣虱子会生出来。要是有了虱子,那么离布鲁姆费德把那间舒适的屋子让给狗、自己另找一间屋子住的时候也不远了。而不干净还只是养狗的一个缺点。狗也会生病,而真正懂得狗生病的人根本没有。那时这畜生就得蹲在角落里或跛着腿走来走去,哀呜、咳嗽、在肮脏的地方干呕,你得用毯子裹上它,对它吹口哨,把牛奶推给它,简而言之,照顾它,希望它的病会好起来,这也是可能的,然而这也可能是一场严重的、讨厌的传染病。即便狗健康不生病,以后它总会老,你会不能决定及时地把这个忠实的动物送人,那么以后总有一天,你会从流着泪的狗眼里看出自己实际的年龄。那时就得和这个半瞎的、肺有毛病的、肥得动弹不得的动物一起受罪,以此为过去这只狗给人带来的快乐付出沉重的代价。不管现在布鲁姆费德多么想要一条狗,他还是情愿独自一人爬三十年的楼梯,也不愿以后受这么一条老狗的罪,这条狗比他自己喘气叹息的声音还大,在他身边拖着步子爬上一层一层的楼梯。
 
就这样,布鲁姆费德还是一个人过日子,他没有老处女的心思,要在身边养一个隶属于自己的活物。她可以保护它,对它温存体贴,老愿意侍候它,因此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养一只猫,一只金丝雀,或者甚至几条金鱼都行。如果这也做不到,甚至在窗前养上几盆花也会使她感到满意。而布鲁姆费德只想要一个能陪伴他的动物,他不必太多地照应它,有时给它一脚也不要紧,必要时它也可以在胡同里过夜,但它应该在布鲁姆费德需要的时候,马上会叫、会跳、会舔手掌。布鲁姆费德想要的是这样的东西,可由于他看到,有这东西而没有大的弊端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放弃,可是,和他那细致认真的天性有关,时不时的,比如像今天晚上,他又回到这同样的念头上来了。
 
当他在楼上门前从口袋里掏钥匙时,房子里的一个响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奇怪的、热闹的、很有规律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因为布鲁姆费德正想着狗的事情,所以这声音使他想起了狗爪子交替着在地上拍打的声音。可是爪子并没有啪嗒的声音,这不是爪子。他急忙开了门,打开电灯。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番情景。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两个小小的、白色带蓝条的赛璐璐气球并排在地板上一上一下地跳;一个挨地,另一个就抬起,它们不停地作着自己的游戏。在中学时,布鲁姆费德有一次在一个著名的电器试验里看见过类似的小球跳动,可这是两个相当大的球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跳,并不是在做电器试验。布鲁姆费德朝它们弯下身子,以便仔细地看看它们。毫无疑问,这是一般的球,也许它里边还有几个更小的球,是这些小球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声音。布鲁姆费德朝空中抓去,看看它们是不是拴着什么线绳,没有,它们完全是自己在动。遗憾的是布鲁姆费德不是小孩子,要不然两个这样的球对他来说一定是个惊喜,而现在这一切只能更使他感到不快。作为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单身汉只是秘密地活着,这并非毫无价值,现在有人,不管他是谁,泄露了这个秘密,给他送进来这样两个奇怪的气球。
 
他想抓住一个,但它们躲着他,在屋子里把他诱到自己背后。这太傻了,他想,在气球的后面跑来跑去,他停下来看着它们,由于看来没有人追他们了,这两个球也就停在原地不动。我还是要把它们抓住,他又想,于是去追赶它们。两只球立刻逃开了,可是布鲁姆费德用叉开的两腿把它们赶到一个屋子的角落,在放在那儿的箱子前他终于抓住了一个球。这是一个凉凉的小球,在他的手里转动着,显然想拼命溜走。另一个球好像是看到它的同伴面临的困境,比刚才跳得更高,跳的力度更大,直到它触到布鲁姆费德的手掌。它向手掌击去,击打得越来越快,改变着它的进攻点。后来,因为它对着手掌拍击,手完全把它包围,它不能对准方向了,于是它便跳得更高,兴许要跳到布鲁姆费德的脸上。布鲁姆费德本可以把这个球也抓住,把两个球关在什么地方,可他觉得现在对这两个小小的球采取这样的措施太有损他的人格。再说占有这么两个球也很有意思,它们一会儿也会累得够呛,会滚到柜子底下安静呆着。虽然布鲁姆费德这么想着,可他仍旧生气地把球往地上一扔,奇怪的是这时这两个柔软的、几乎通体透明的气球并没有碎。两个球又紧接着进行刚才的那种低低的相互协调的跳动。
 
布鲁姆费德从容地脱了衣服,把衣服在柜子里放好,他每次都要仔细地查看女佣是不是把东西都收拾停当了。他回过肩头看了一两次气球,看来,他没理它们,可这两个球现在甚至在跟着他,它们追着他,紧紧地跟踪在他后面跳。布鲁姆费德穿上睡衣想到对面的墙那儿去取挂在一个托架上的烟斗。他转身以前不由自主地用一只脚向后踢了一下,可球却知道躲开,没被踢着。当他快走到烟斗那儿时,两个球立刻把他围了起来,他趿着拖鞋,步子有大有小,可他每迈一步,球差不多都不停歇地击一下,它们的行动和他同步。布鲁姆费德突然来一个转身,想看两个球怎么办。可他刚一转过身,两个球就划了个半圆,又到了他的身后,只要他转身,球就重复这样的动作。它们就像手下的陪伴者一样避免在布鲁姆费德前面停留。看来在这以前它们只敢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而现在它们却已经在为他效劳了。
 
在这之前,遇到自身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的特殊情况,布鲁姆费德总是用装作看不见的办法对待。这种权宜之计常常奏效,多数情况下至少能使局面得到改善。因此现在他也照此办理,他站在烟斗托架前,撅起嘴,选中一个烟斗,从放着的烟叶袋里取出烟叶仔仔细细地装烟,他任随身后的两个球去跳。只是他要到桌子跟前去,这使他犹豫,听到球的跳动和他自己的脚步合成一拍,几乎使他感到痛苦。因此他就这么站着,把装烟的时间不必要地拖长,估算着到桌子的距离。最后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弱点,踏着使自己听不见球跳的步子走完了这段距离。可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又听见两个球在他的坐椅后像刚才一样在跳跃。
 
桌子上方,在墙上手够得着的地方安着一块木板,上面放着那瓶樱桃酒,周围有几个小杯子。酒瓶旁边放着一摞法国杂志。(正好今天刚到一期新杂志,布鲁姆费德把它拿了下来。他把酒忘得一干二净,他甚至觉得好像今天只是聊以自慰,不让别的事妨碍他的习惯才这么做似的,他也并没有真正的阅读欲望。他一反往日一页一页仔细翻阅的习惯,随便翻开一页,看到上面有一张大照片。他强迫自己看仔细些。照片拍的是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会唔的情景。会唔是在一艘船上举行的。船的周围,一直到很远的地方,还有许多其它的船,船烟囱的烟雾消散在明亮的天空之中。沙皇和总统两人都迈着大步走向对方,互相握手致意。沙皇和总统身后各站着两位先生。沙皇和总统笑容满面,而他们的随员却板着面孔。两边随员的目光都各自盯着他们的统治者。显然这一切都是在船舱甲板的最高处进行的,在船的下面很低的地方,站着几排行礼致敬的水兵,长长的列队画面到了照片的边缘被剪断了。布鲁姆费德越来越有兴致地看着这张照片,然后把它往远挪一点,眯起眼睛来看。他从前总是很能理解这样的大场面。他觉得首脑人物这样无拘无束、热烈真挚并且漫不经心地相互握手符合实际情况。而随员——顺便说说,他们当然都是位高任重的先生,他们的名字在照片下面登着——的举止要保护这一历史时刻的严肃性也同样正确。)
 
布鲁姆费德没把他所要的东西取下来,他静静地坐着,看着仍未点着的烟斗。他就这样暗中守候着,突然,他一下子不再发愣,忽的在椅子上转过身来。可两个球也相应地作好了准备,或者说它们漫不经心地按照所掌握的规律,在布鲁姆费德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位置,藏在他的背后。就这样,布鲁姆费德背对着桌子,手里拿着冰凉的烟斗坐着。这时气球跳到桌下,因为那儿有块地毯,所以听不到它们的什么声音。这是个很大的好处;只有很微弱的低沉的声音,得非常注意才能用耳朵听到它们。布鲁姆费德全神贯注地、仔细地听着。不过只是现在这样罢了,过一会儿他可能就听不见了。布鲁姆费德觉得气球在地毯上出不了什么声音是它们的一大弱点。只要把一块或最好两块地毯推到它们下面,它们便几乎无能为力。但只不过是在一定时间之内无能为力,再说它们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它们还有某种力量。
 
现在布鲁姆费德很是需要一条狗,这样一个小小的野性动物一会儿就能把气球对付了,他想象着那只狗怎样用爪子去抓它们,怎么用爪子赶它们,把它们赶得满屋子跑,最后用牙咬住它们。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布鲁姆费德就会买一条狗。
 
不过气球暂时只能害怕布鲁姆费德,他现在没有心思把它们弄破,也许他缺少的只是把它们弄破的决心。他晚上回家时疲备不堪,而在他需要安静的时候,给了他这么出其不意的一着。他这才感到他是多么累。他肯定要把气球弄破,并且就在最近动手,可现在还不,也许明天才弄破。再说,要是客观地看整个情况,气球的举止也够谦虚的了。比如它们可以时不时地跳到跟前,显示显示自己,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或者它们也可以再往高跳,碰到桌面,把自己搞破,免得在地毯上出不来声音。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它们不想惹布鲁姆费德生闲气,显然它们仅把自己限制在必不可少的范围之内。
 
可这些必不可少的跳跃也足以败坏布鲁姆费德在桌旁的兴致。他才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就已经想去睡觉了。之所以要去睡觉的一个原因,也是由于他不能在这儿抽烟,因为他的火柴在床头柜上放着。就是说,他要抽烟得拿火柴,可要是他已经走到床头柜那儿,最好就呆在那儿,然后躺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内心还有个想法,他认为,气球盲目地热中于跟在他身后,会跳上床,要是他一躺下,不管他有意无意,也会在床上把它们压坏。他不认为碎气球的剩余部分也还会跳。即便是非同寻常的现象总也得有个限度。往常,整个的球会跳,哪怕它们不能不间断地跳,可破了的气球决跳不起来,因此也不会在这儿跳。
 
“起!”由于有了这种想法,他几乎是故意地这么喊着,他跺着脚和身后的气球一块走到床上。像是要证实他的希望似的,当他有意地靠近床时,一只气球立即跳到床上。与此相反,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是,另一个球跳到床下去了。布鲁姆费德根本没想到球在床下也能跳动。他对这只球感到气愤,尽管他觉得这有失公正,因为也许这只球在床下跳比在床上跳的那个球能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球决定选择什么地方了,因为布鲁姆费德认为它们不会长时间地分开。而过了一会儿,下面的球真的跳到床上。现在我可以抓住它们了,布鲁姆费德非常高兴地想着,他从身上解开睡衣,以便扑到床上去。可与此同时,这个球又跳到床下。布鲁姆费德失望已极,垂头丧气地瘫坐在那儿。看来,这只球只是到上面看了看,它不喜欢上面。这时另一只球也跟着它,当然也呆在了下面,因为下面更好些。“这下整夜我都得听响声了”,布鲁姆费德想着,他咬着嘴唇,点着头。
 
他闷闷不乐,其实他并不知道两个气球夜里会怎样妨碍他。他睡觉极好,这点小声音他很容易克服。为了完全有把握,他按照所得到的经验给它们往下边推了两块地毯。好像他有一只小狗,他要给它垫得软些似的。两只球也仿佛累了困了,它们跳得比刚才更低更慢了。布鲁姆费德跪在床前面拿灯往下照时,有时他觉得地毯上的气球好像永远要呆住不动似的,它们那么弱软无力地落下去,那么慢悠悠地往前滚一点点儿。可是接着它们又尽职也抬了起来。布鲁姆费德早上往床下瞧时,可能会很容易发现两个安静和谐的儿童气球。
 
可这两个气球好像不能坚持跳到第二天早上似的,因为当布鲁姆费德躺在床上时,他一点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他费力地听着,从床上抬起身倾听着——无声无息。——地毯的作用不可能这么大,唯一的解释就是,两只球跳不起来了,或许是碰到软软的地毯,它们没有足够的反跳力,所以暂时放弃了跳跃,或者,更可能的是,它们永远也跳不了了。布鲁姆费德可以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对终于安静下来感到满意,所以他宁愿躺着不动,他不愿用目光去触动那两个安静下来的气球。他甚至愿意放弃吸烟,他把身子转向一边立刻睡着了。
 
但是,如同往常一样,他并非睡得踏踏实实;他这次睡觉也没作梦,但很不安稳。夜里他无数次地被惊醒,总以为有人在敲门。他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没有人敲门;谁会在半夜敲门,而且是敲他一个孤独的单身汉的门。尽管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却总是一再地惊起,好一会儿紧张地盯着门,张着嘴,睁大着眼睛,湿漉漉的前额上抖动着一撮头发。他试图数着被搅醒的次数,但被那些大的数字搞昏了头,于是又睡了过去。他觉得自己知道敲门声从哪里来,不会是在门上敲,肯定是在其它什么地方敲,可他睡得稀里糊涂想不起来他的猜测有什么根据。他只知道,在大的敲击声产生以前,有很多细小的难听的拍打声聚在一起。要是能够避免大的敲击声,他本来愿意忍受所有难听的小的拍打声的,可由于什么原因来不及了,这会儿他不能采取行动,机会错过了,他说不出一句话,只能张着嘴不出声地打着呵欠,生气地把脸往枕头上撞,就这样过了一夜。
 
清早,女佣的敲门声将他唤醒,他以一种被解脱的叹息对这种轻弱的敲门声表示欢迎,以往他总是抱怨敲门声听不见,他刚要喊“进来”时,听见还有另外一种轻快的,虽然是微弱的,但却完全是一种打仗似的敲击声。这是床下的气球。它们醒了,难道和他不一样,它们在夜里聚起了新的力量了吗?“就来,”布鲁姆费德朝女佣喊着,跳下床,小心翼翼地、好像他的背上有气球似的,一下子坐在地上,背一直对着气球,他转过头来看着它们——他差点要骂起来。就像孩子夜里推开讨厌的被子一样,也许两个球由于整夜进行小小的不间断的抖动,把床下的地毯推开得这么远,以至它们自己又能置身于空地板上制造声音了。“回到地毯上去,”布鲁姆费德板着脸说,当气球由于地毯的缘故又安静下来以后,他才把女佣叫进来。这个肥胖的、迟钝的、老板着身子走路的女人把早饭放到桌上,并递给他一些必要的东西,布鲁姆费德一动不动地穿着睡衣站在床边,抓着下面的球。他的目光跟着女佣走,看她是不是发觉了什么。她的耳朵重听,不大可能发觉什么,布鲁姆费德把自己的过度敏感归结于没睡好觉,他以为自己看见女佣在这或那儿磨磨蹭蹭,在一个什么家具边上站着不动,扬起眉毛偷听。要是能使女佣快一点干完她的活儿他就高兴了,可她几乎比平时还慢。她拖泥带水地拿着布鲁姆费德的衣服和靴子到走廊上去,好长时间不回来,从外面传来她那单调的、一下一下拍打衣服的声音。这整个时间里布鲁姆费德不得不呆在床上动弹不得,要是他不把气球弄到身背后,他爱喝的,并且尽可能热着喝的咖啡就得放凉,他只能呆呆看着拉下的窗帘,窗帘的后面,天渐渐发白高了起来。女佣终于干完了,道了一声早安要走。可她还没完全离开,又站在门口停了一会,动了动嘴唇,远远地看着布鲁姆费德。布鲁姆费德正要质问她时,她终于走了。他真想打开大门冲她喊,她是个愚蠢的、年老的、迟钝的女人。可当他考虑着他到底讨厌她什么时,他只是觉得她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发觉,却装出发觉了什么的样子很荒谬。他的思想多混乱!只是因为一夜没睡好觉!他为睡得不好找出了一个小小的解释,那就是他昨晚没照老习惯办事,没有抽烟没有喝酒。要是我有一次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我就睡得不好,这就是他思考的结论。
 
从现在起他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从他挂在床头柜的的家庭药箱里拿出药棉,用两个棉球堵上耳朵开始。然后他站起来,试着走了一步。气球虽然跟着他,但他几乎听不见它们的声音,再塞一点药棉就完全听不见了。布鲁姆费德又走了几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现在他们,布鲁姆费德和气球,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他们虽然相互挨着,但互不干扰。只是当布鲁姆费德快速转身,而一个气球向相反方向的动作不够快时,他的腿才会碰到它。这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冲突,其它时候,布鲁姆费德可以安静地喝他的咖啡。他饿了,好像这一夜他没睡觉,而走了很长的路似的,他用冰凉的、令人清醒的水洗个脸,穿上衣服。这以前他没有把窗帘拉起,而是出于小心的心理,宁愿这么半明半暗地呆着,为了这两个球,他不需要陌生的眼睛。可当他现在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得防备着两只球胆敢——他并不相信——跟他走到胡同里去。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打开那个大衣柜,背对着它站着。气球像是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它们怎么也不肯进到柜子里面,它们充分利用布鲁姆费德和柜子之间的任何一个小空,实在不行时,它们就跳到柜子里一会会儿,但又因为柜子里太黑立刻往外逃,从柜子角那儿根本把它们弄不到里面去,它们宁愿违背它们的义务,几乎呆在布鲁姆费德的身边。不过它们的雕虫小技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现在布鲁姆费德一转身自己进了柜子,两只气球只得跟着他。可有一点却对气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柜子底下放着很多小东西,如靴子、纸盒、小箱子,这些东西虽然——现在布鲁姆费德感到很可惜——都放得整整齐齐,但却很碍气球的事。布鲁姆费德差不多要把柜子门关上了,他跳了几年来都未曾跳过的一大步,离开柜子,关上门和转动钥匙时,气球锁在里面了。“成功了”,布鲁姆费德想,他擦掉脸上的汗水。气球在柜子里的声音多大啊!好像它们绝望了。而布鲁姆费德却很得意。他离开房间,觉得连空荡荡的走廊都使他感到惬意。他把耳朵从棉球里解放出来,苏醒过来的房间的许多声音使他欣喜若狂。只是看不见什么人,时间还很早。
 
楼下过道里,穿过低矮的门,就到了女佣的地下室住房,门前站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他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老女人的丑陋原封不动地再现在这个孩子的脸上。他弯着两条罗圈腿,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站在那里大叫,因为他长了一个甲状腺瘤,只能艰难地呼吸。平时布鲁姆费德在路上遇见这个男孩时都要快步几步,尽可能地避免看到他,今天他几乎想在他的身边多站一会儿。即便这个男孩是那个女人生的,并且保留着原物的所有特征,但他目前还是个孩子,在这个未成形的脑袋里还是孩子的想法,要是用他懂得的话和他打招呼,问他点什么,他很可能会用响亮的、童贞的恭敬的声音回答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你也会摸摸这张小脸。布鲁姆费德这样想着,可还是从孩子身边走了过去。到了胡同里,他觉得天气比他在屋子里想象的要好。晨雾正在散去,劲风吹过的天空现出蔚蓝。布鲁姆费德把他比往常从屋子里出来得早得多归功于气球,他甚至连报纸都放在桌上忘了看,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他赢得了很多时间,现在可以慢慢地走。奇怪的是,自从他和气球分开以后,它们没怎么使他伤脑筋。只要它们跟在他身后,人们就可以把它们看成他的一部分,看成在评价他个人时也得作些考虑的东西,而现在它们只不过是家里柜子里的一个玩具。这时布鲁姆费德想起,也许最好是按照气球本来的用途处理它们才不会把它们损坏。那个男孩还站在过道里,布鲁姆费德要把气球送给他,不是借,而的的确确是送给他,而这肯定就意味着命令他去毁坏它们。哪怕它们能好好地保存下来,它们在男孩的手中还不如呆在柜子里,整座楼房的人都会看见,男孩怎么玩气球,其他的孩子也会一块玩,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是玩具,而不是布鲁姆费德的生活伴侣,这种看法不会动摇,不可抗拒。布鲁姆费德走回房子。男孩正走下地下室台阶想把门打开。布鲁姆费德得叫住男孩,叫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和所有与这男孩有关的一切同样可笑。“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他叫着。男孩迟疑了好久。“过来呀。”布鲁姆费德喊道,“我给你点东西。住房勤杂工的两个小姑娘从对面的门里出来,好奇地站在布鲁姆费德的左右。她们比男孩子理解得快得多,她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马上过来。她们朝男孩招手,同时眼睛也不离开布鲁姆费德,不过她们想不出来是什么礼物在等待着阿尔弗雷德。好奇心折磨着她们,她们两只脚来回地跳着。布鲁姆费德朝小姑娘笑,也朝男孩笑着。看来男孩终于弄懂了这一切,他呆板而迟钝地上了台阶。在过道里他连出现在楼下地下室门口的自己的母亲都假装看不见。布鲁姆费德喊的声音特别大,好让女佣也听得见,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她可以监督他委托办理的事情。“我在楼上房间里有两个好看的气球。你要吗?”男孩子只是咧了咧嘴,他不知该怎样做才好,他转过身,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下面的母亲。两个小姑娘马上就围着布鲁姆费德跳着要气球。“你们也可以玩。”布鲁姆费德对她们说,不过他仍等着男孩的回答。他可以马上把球送给小姑娘,但他觉得她们太轻浮,现在他更信任那个男孩。男孩没和母亲说话,这时已经取得了母亲的意见,当布鲁姆费德又一次问他时,他便同意地点点头。“那就听着,”布鲁姆费德说,这时他倒愿意没有看见他对礼物没有道谢的表示,“你妈有我门上的钥匙,你得跟她借,这儿我给你我衣柜的钥匙,气球在衣柜里。把柜子和屋子再小心地锁上。这球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不必送回来。懂了吗?”男孩子可惜没有听懂。布鲁姆费德想给这个榆木脑袋把一切讲得特别清楚,可正因为如此,他把一切重复来重复去,一会儿讲钥匙,一会儿讲房间,一会儿又讲柜子,因此这个男孩盯着他,倒不像是看着他的好心人,而像是看着一个引诱者。可两个姑娘却立刻听明白了,她们催着布鲁姆费德,伸出手去拿钥匙。“等等,”布鲁姆费德说着,他对这三个孩子感到很恼火。时间也越来越少,他不能再久呆了。要是女佣能说一句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会把一切事情都给男孩子办好就好了。可她仍旧站在下面的门边,像一个难为情的重听者那样不自然地笑着,许是她以为上边的布鲁姆费德忽然对她的孩子百般疼爱起来,听他说什么一加一等于二的废话。可布鲁姆费德又不能走到地下室台阶去对着女佣的耳朵喊,要上帝发发善心让她的儿子快把气球从他那儿拿走吧。他让这家人整整一天拿着他的钥匙已经够可以的了。他在这儿把钥匙递给男孩,而没有亲自带他到楼上去把球给他,倒并不是他爱惜自己。但他总不能在楼上先把球送出去,然后,像预料会发生的那样,球跟在他后面时,就等于又立刻从男孩手中把球带走。布鲁姆费德又开始重新讲一遍,可他看到孩子呆滞的目光时,又马上中断了他的解释,“你还没听懂?”他问这问题时几乎感到悲从中来。这种呆滞的目光使人束手无策。它可以引诱一个人说出比想说的话更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智能填补这种空白。
 
“我们给他把球拿来,”姑娘们喊道。她们很狡猾,看出自己只能借助于这个男孩才能得到球,而她们自己必须使这个中间人发生作用。楼房勤杂工屋子里的钟敲响了,催着布鲁姆费德快走。“那你们拿着这钥匙吧,”布鲁姆费德说,与其说他把钥匙给了出去,还不如说钥匙是从他手上抢走的。他把钥匙给这男孩的安全感不可比拟地要大得多。“房子的钥匙你们从楼下女人那儿拿,”布鲁姆费德还说,“你们拿回来气球以后,得把钥匙交给那女人。”“知道了,知道了。”姑娘们喊着,顺着台阶跑了下去。她们都明白,什么都明白,布鲁姆费德像是受了男孩迟钝的影响似的,现在自己倒不明白,她们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听懂他的解释。
 
两个小姑娘已经在下边硬拖着女佣的裙子走,虽然这很有意思,但布鲁姆费德也不能老看她们怎样完成任务,这倒不只是因为时间晚了,也是因为气球放出来时他不愿在场。姑娘们在楼上开他房间的门时,他甚至想先走出几条胡同。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气球见不到他。就这样,他在这天早上第二次来到外面。他还看到女佣怎样使劲地对付两个姑娘,男孩怎样扭动着罗圈腿去给母亲帮忙。布鲁姆费德不理解,像女佣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世上人丁兴旺、繁衍不绝。
 
在去布鲁姆费德上班的制衣厂的路上,工作的念头渐渐占了其它念头的上风。这加快了他的步伐,尽管男孩子耽搁了时间,可他还是第一个到了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一个用玻璃门开关的房子,里面有一张布鲁姆费德的办公桌和布鲁姆费德手下的实习生的两张供站着工作用的斜面桌。虽然斜面桌又小又窄,好像是给小学生用的,可这间办公室很挤,实习生不能坐着,否则就放不下布鲁姆费德的转椅了。这样实习生就整天挤着站在桌边干活。这对他们来说肯定很不舒服,可布鲁姆费德也因此很难观察到他们。他们俩人经常凑到桌子边,可不是为工作,而是为悄声说话,或者甚至打瞌睡。布鲁姆费德对他们很是恼火,摊派给布鲁姆费德一大堆工作,而他们给布鲁姆费德帮的忙远远不够。他的工作是负责与国内女工的整个货物的资金来往,这些女工是工厂为生产某些精细产品雇佣的。为了判断这份工作的工作量,得进一步了解一下工厂的整个情况。自从布鲁姆费德的顶头上司几年前去世以来,没有人了解这进一步的情况,所以布鲁姆费德也不承认别人有对他的工作作出评价的权力。比如工厂主奥托玛先生显然就低估了他的工作,他虽然承认布鲁姆费德二十几年对厂里作出的贡献,他承认这些,不仅是因为必须,而且也是因为他尊重他是一个忠实可信的人,——可他仍然轻视布鲁姆费德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工作可以比布鲁姆费德干得更简单、因此从各方面来说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据说,并且这也许并非不可信,奥托玛之所以很少到布鲁姆费德的科里来,是为了少生看到布鲁姆费德的工作方法时的那份气。被人这样错误地理解一定使布鲁姆费德感到悲哀,但这是没法子的事,因为他总不能强迫奥托玛一个月不间断地呆在布鲁姆费德的科室里,研究这里所需完成的工作的的多样性,运用他自己所谓的更好的工作方法,——其后果是科里工作必定是一踏糊涂——从而相信布鲁姆费德的正确性。因此布鲁姆费德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完成他的工作,要是过了很长时间奥托玛出现那么一次,他便感到有点惊慌,不过仍以下级的义务心理稍微尝试着给奥托玛讲解这个或那个设备,而后者总是沉默不语,低着眼睛点着头继续走他的路,另外,使他难受的还不是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是这种想法,即要是有一天他被解除了职务,其立杆见影的后果就是会产生任何人都对付不了的乱七八糟的局面,因为他不知道厂里还有谁能代替他,能以某种方式使厂子几个月都能避免最严重的生产停顿的局面。要是上司低估某人的能力,那么当然他的职员会做得比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厂里的每个人都轻视布鲁姆费德的工作,没有人认为有必要为了自己的业务应该到布鲁姆费德的科室去工作一段时间,要是招收新职员,没有一个人主动愿意分到布鲁姆费德手下去工作。因此布鲁姆费德的科室缺少后备力量。当布鲁姆费德在科室里只有一个勤杂工搭把手,所有的事情都得一人干、要求派一个实习生作帮手时,他费了好几周的唇舌。布鲁姆费德差不多每天都去奥托玛的办公室,心平气和地、详详细细地给他解释为什么这个科室需要一个实习生。实习生必不可少并不是因为布鲁姆费德舍不得自己干,布鲁姆费德并不打算珍惜自己,他还是做他的那份过多的工作,并不想停止,但奥托玛先生应该考虑考虑公司的整个发展情况,所有的科室都在相应地扩大,只有布鲁姆费德的科室总是被遗忘。可要知道,正是那个科室的工作量增加了多少!当布鲁姆费德进厂时,奥托玛先生肯定记不起他进厂的时间了,那个科室只和大约十个女工打交道,而今天女工的数字已经介于五十至六十之间。这样的工作需要人力,布鲁姆费德可以保证他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但从现在起他不再能保证完全胜任这个工作。不过奥托玛先生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布鲁姆费德的请求,他不能对一个老职工这样做,可他那种几乎不听他说话、不理睬他的请求而和别人说话,半推半就地答应,可几天以后又忘得精光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确侮辱人。这其实不是对布鲁姆费德的侮辱,布鲁姆费德并不是个空想家,荣誉和赞赏好是好,可布鲁姆费德可以不要,无论如何,只要能做到,他就得坚守岗位,不管怎么说,理在他手里,而最终,有理就能得到承认,哪怕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这样,布鲁姆费德甚至真的到底有了两个实习生,不过这是什么实习生啊。别人简直可以相信,奥托玛看出,他提供实习生比拒绝提供实习生更能清楚地表示他对这个科室的轻视。甚至,奥托玛之所以这么长时间用空话敷衍布鲁姆费德可能是因为他在找这样两个实习生,而可以理解的是,他这么长时间找不到这样的人。现在布鲁姆费德抱怨不得,人们早就可以预知对他抱怨的回答,他只要一个实习生,却得到了两个;奥托玛这一招实在是妙。当然布鲁姆费德还在抱怨,但那完全是他的处境逼的,而不是因为他现在还需要帮手。他也不是一个劲地抱怨,而只是有适当的机会时顺便提一下。尽管如此,过了不久,在那些不怀好意的同事之间,仍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有人问过奥托玛,布鲁姆费德现在有了这么了不起的帮手,会不会还在一直抱怨。对此据说奥托玛回答说,是的,布鲁姆费德还在一直抱怨,但他有理由抱怨。他,奥托玛,终于认识到布鲁姆费德是对的,他打算逐步给布鲁姆费德的每个女裁缝分配一个实习生,也就是说一共大约六十个人。要是这还不够,他还会派去更多的人,直到这个疯人院人满为患,而布鲁姆费德的科室几年以来已经正在变成一座疯人院。不过说这番话时,人们把奥托玛说话的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而奥托玛自己却绝不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布鲁姆费德发表这样的意见,对此布鲁姆费德毫不怀疑。这一切是二层办公室的懒蛋们造的谣,布鲁姆费德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两个实习生的存在也这样心安理得就好了。这两人就站在那儿,赶也赶不走。他们两个还是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孩子。根据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早已到了不用再上学的年龄,可实际上人们不能相信。是的,人们还不愿把他们托付给一位老师,他们的的确确还应该让妈妈领着才对。他们还不能从事理智的活动,开始时,长时间的站立尤其使他们感到疲备不堪。不看着他们吧,他们就立刻任其弱点暴露无遗,歪着身子站着,在墙角里低着头。布鲁姆费德试图使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老图舒服,一辈子都会成为残废。让实习生跑点路真是冒险,有一次一个实习生只需走几步路,他却过分热心地跑起来,结果在桌旁把腿磕破了。屋子里满是女裁缝,桌子上堆满了活,可布鲁姆费德不得不放下所有这一切,带着哭鼻子的实习生到办公室给他简单包扎一下。但就是实习生的这种热心也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像真正的孩子一样,有时想得到表扬,可更多的情况是,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几乎总是想迷惑这位上司的注意力,欺骗他。有一次在最忙的时候,布鲁姆费德汗流浃背地走过他们身边时,发现他们躲在货包中间交换邮票。他本想用拳头给他们的脑袋几巴掌,对这样的举止这本来是唯一可行的处罚手段,但这是孩子,布鲁姆费德总不能把孩子往死里打。就这样,他继续和他们纠缠着。本来他以为,实习生会直接给他搭把手的,眼下分配活很吃力,并且得留神才是。他本想,他能站在斜面桌子后面的中间,环顾着一切,负责登记就行了,实习生按他的命令来回跑着分活。他以为,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他的监督,虽然是这样的严格,也还不够,实习生的留心可以对此进行弥补,实习生慢慢可以积累经验,不必在细微末节之处靠他的命令行事,最终自己学会在对产品的需求和对人的信任程度方面对女裁缝能够区别对待。对两个实习生而言,这都是落空的希望,布鲁姆费德过了不久就看出,他根本不能让他们和女工说话。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从不到某些女工那儿去,因为他们讨厌或是害怕她们,而对那些他们偏爱的女工,则经常跑上门去。他们给这些女工愿意要的东西,哪怕是她们应该得到的,这两人也鬼鬼祟祟地把东西塞到她们的手里,在一个空货架上给这些偏爱的人积攒着各种布头,无用的零头,不过也还有用得着的小东西,他们老远就拿着这些东西高兴地在布鲁姆费德的背后朝她们摆手,为此得到的是女工给他们两人嘴里塞糖果。可不久,布鲁姆费德就结束了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女工一来,就把他们赶到隔开的棚屋里去。可他们俩好长时间都把这样的处置当作最大的不公平,他们反抗,故意折断钢笔,大声地——不过他们不敢把脑袋抬起来——敲着玻璃窗,以便让女工知道他们得忍受布鲁姆费德什么样的对待。
 
他们不能理解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比如他们几乎总是到办公室太晚。他们的上司布鲁姆费德从最年轻的时候起就认为至少在办公开始的半个小时以前到办公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虚荣心,不是过分的责任感,只是对体面的某种感觉,——大多数情况下,布鲁姆费德得等一个多小时他的实习生。他常常是嘴里嚼着早饭面包站在大厅的桌子后面,在女工的小本子上进行结算。过了一会他便完全埋头于工作,其它什么都不想。这时,他会突然吓一跳,惊得手里拿着的笔抖动好一会儿。那是一个实习生闯了进来,像是要跌倒似的,他一只手随便抓住什么东西,另一只手捂着胸口喘个不停——可这一切都只意味着他在为迟到找个托辞,这种托辞如此可笑,以至布鲁姆费德有意不去理会,因为不然的话,他当痛打这孩子一顿。这样,他只是看他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棚屋,接着又扭头干他的事去了。你以为实习生会看出上司的慈悲,快步走到他的位子上去。不,他不着急,他跳跳蹦蹦地走,用脚尖走,一步一步地挪。他想嘲弄他的上司吗?也不是。这又只不过是害怕和自我满足的一种混合心理,对此人们毫无办法。否则该作何解释呢,今天,布鲁姆费德自己也非同寻常地晚到办公室来了,在等了好半天以后——他没有兴趣去查帐——透过那个愚蠢的勤杂工扫地时用条帚扬起的尘雾,他看见两个实习生在胡同里慢慢悠悠地往这儿走着。他们搭肩勾臂,好像在讲着什么要紧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说的事情和厂里的生意之间即便是有,顶多也是一种不允许存在的关系。他们离玻璃门越近,越是放慢了脚步。最后一个人终于摸到了门把手,可他不往下按,他们还一直说着、听着、笑着。“给我们的先生开门,”布鲁姆费德扬起手来对勤杂工喊道。不过实习生进来时,布鲁姆费德懒得和他们争吵,他没回答他们的问候,走到他办公桌那边去了。他开始算帐,但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实习生在做什么。一个人好像很累,在揉着眼睛,他把外衣挂在钉子上时,利用这机会又在墙边靠了一小会儿,在胡同里时他还精神抖擞,可一走近工作他就疲倦不堪。另一个实习生倒是有兴致干活,但只是对某些活感兴趣。比如他一直想干的事情就是扫地。可他不应该干这个工作,打扫的事情只应该由勤杂工去做,本来布鲁姆费德并不反对实习生扫地,他可以扫,但他不能比勤杂工干得更差,他要想扫地,那就应该早点来,在勤杂工开始打扫以前来,而不应当仅仅利用该干办公室的工作时扫地。要是这个小男孩不能进行任何理智的思考,起码这个勤杂工,这个头头肯定只允许他到布鲁姆费德的、而不是到其它办公室干活、只能靠上帝和上司恩赐活着的半瞎老头应该让他一下,让这个孩子拿一会帚把,这个笨拙的孩子不一会儿就会失去扫地的兴致,会拿着条帚追着勤杂工跑,好说服他再去扫地。可看来这勤杂工恰恰对扫地有种特殊的责任感,你看,那男孩刚一接近他,他就用哆哆嗦嗦的手更加攒紧了扫把,他宁愿静静地站在那儿不打扫,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扫把的占有上。这个实习生不用话语来请求,因为他害怕那个假装结算的布鲁姆费德听见,再说,一般的话说了也没用,因为只有对着勤杂工大喊才起作用。就这样,实习生起先扯扯勤杂工的袖子。勤杂工当然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板着脸看着实习生,摇摇头,把条帚抱得更紧,一直抱到胸前。实习生合拢两手请求着。然而他没有指望通过请求达到目的,他只是觉得请求很有意思才这样做。另一个实习生轻声地笑着观察整个过程,显然他以为——尽管他的这种以为让人难以理解——布鲁姆费德听不见他笑。请求对勤杂工丝毫不起任何作用,他转过身,以为现在又可以成竹在胸地使用条帚了。可实习生跳到他的脚尖前搓着两手乞求地跟着他,又从这边向他请求。勤杂工转了好几次身,实习生也跟着跳了好几次。最后勤杂工觉得四面都被堵住了,他发觉,他比实习生更容易累,其实,他头脑简单得不得了,本来一开始他就应该发觉这点的。因此他就找其他人帮忙,他用手指着威胁着实习生,指着布鲁姆费德说,要是实习生不放手,要是实习生不放手,他就告到布鲁姆费德那里去。实习生知道该先下手为强,于是他放肆地去抢条帚。另一个实习生无意识的喊叫意味着即将来到的输赢。虽然这次勤杂工后退一步让了他一下,把扫把仍握在自己手里,但实习生不服输,他张着嘴,瞪着眼跳将起来,勤杂工想跑,可他那不中用的老腿哆哆嗦嗦跑不了,实习生够着了扫把,他虽然也没抓牢,但他却使扫把倒在地上,使勤杂工失去了扫把。不过看来实习生也输了,扫把一倒,三个人,两个实习生和勤杂工起先都发呆了,因为现在布鲁姆费德肯定什么都看见了。事实上,布鲁姆费德是抬起头来在他的观察窗上看见了,他装作现在才发觉似的,严肃地用审视的目光把每个人都打量一番,连倒在地上的扫把都没放过。许是沉默得太长,许是犯了错的实习生不能克制自己扫地的欲望,反正他弯下了腰,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弯下了腰,好像他要抓的不是扫把而是一个动物,他拿起扫把扫着地,但当布鲁姆费德跳起来从棚屋里走出时,他马上又害怕地把扫把扔下了。“两个都去干活别闹了!”布鲁姆费德吼道,他伸出手给两个实习生指着去桌子那儿的路。他们立刻去了,但不是低着头感到羞愧,而是死板地朝布鲁姆费德那边转过头,呆呆地望着他的眼睛,好像要阻止布鲁姆费德打他们似的。不过经验足以告诉他们,布鲁姆费德基本上从不打人。可是他们过分害怕,因此总是试图着、并且从不带任何温情地维护着他们真正的或者说是虚假的权力。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

我僵硬而冰凉,我是一座桥,我横卧在一道深渊之上。这头扎进泥土的是我的足尖,另一头是我的手,我死死咬住正在碎裂的粘土。我上衣的下摆飘向我的两侧。深渊里冷森森的福雷伦河发出阵阵喧嚣。没有一个旅游者曾迷路来到这座行步艰难的山上,这座桥在各种地图上还未标出。——我就这样卧着,等着,我只能等待。一座桥一旦造好,只要不坍塌,就依然是座桥。
 
那是在傍晚时分——是第一个还是第一千个傍晚,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思绪总是乱糟糟的,总在兜圈子。夏日的傍晚时分,小河里的流水声更加低沉,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朝我走来,是在朝我走来。——伸展你的四肢,桥,站立起来;没有扶手的梁木,挡住那位托付给你的人。快悄悄打消他脚步的顾虑,可他还在犹豫,好就让他认识认识你,学山神的样子把他扔到岸边。
 
他来了,用他那根手杖的铁尖头敲打着我,然后用它撩起我上衣的下摆,理好放在我身上。他将尖头一下戳进我的浓发之中,在里面放了很久,好像是让它疯疯癫癫地四下里张望。我正梦想跟随他越过高山和山谷,他却双脚一蹦,跳到了我身子的中央。我毫无准备,剧烈的疼痛使我浑身战栗。这是谁?是个孩子?是个梦?是个拦路抢劫的强盗?是个寻短见的?是个诱惑者?是个毁灭者?我转过身去看他。——是桥在转身!还没等转过身来,我已坍塌。我在坍塌,我已破裂,先前一直在湍急的水流中静静地凝视着我的那些尖利的卵石刺穿了我的身子。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卡夫卡 世界文学
猎人格拉库斯
码头的墙上,有两个男孩坐在上面掷骰子玩。那尊挥舞着战刀的英雄投下的阴影里,有一男子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在看报。井边有位姑娘正在往她的大木桶里灌水。一个水果商躺在他的货物旁,两眼望着湖面。透过门窗上无遮无掩的洞,可以看到小酒馆深处有两个男人在喝葡萄酒。店主坐在前面的一张桌子边打瞌睡。一只平底船仿佛被托在水面上,悄然飘进这个小港。一个穿蓝色套衫的男人跳上岸,将缆绳套进铁环。另有两个男人身着缀着银钮扣的深色外套,抬着一副尸架出现在水手身后,尸架上那块带鲜花图案和流苏的大丝单下面,分明躺着一个人。
 
码头上谁也不关心这些刚抵达的人,甚至当他们放下尸架等候还忙着系缆绳的船长时,也没人走近他们,谁也不问他们问题,谁也不仔细打量他们。
 
这时甲板上出现了一个头发松散怀抱孩子的女人,船长因为她又耽误了一阵儿。后来他过来了,他朝笔直竖在右手水边的一栋两层黄楼一指,抬尸架的人便抬起尸架,穿过了那道低矮但却是由细柱子构成的大门。一个小男孩打开了一扇窗户,正好看到这队人消失在那栋房子里,他又赶紧关上了窗户。连大门现在也关上了,它是用深色橡木精心装修的。在此之前,一群鸽子一直在围着钟楼飞,现在它们落在了那栋楼房前面。仿佛它们的食物存放在屋里,鸽子全挤在大门口。一只鸽子飞上二楼,啄着窗户玻璃。这些浅色羽毛的动物机灵活泼,养得很好。那女人兴冲冲地从甲板上朝它们抛撒着谷粒。它们啄起谷粒,然后朝女人那边飞去。
 
有好几条又窄又陡的小巷通向港口,一个头戴大礼帽臂带黑纱的男人顺着其中的一条走了下来。他细心打量着四周,什么他都操心,看到一个角落里堆放的垃圾,他的脸都变了样儿。纪念碑的台阶上扔着些水果皮,他路过时顺手用手杖把它们挑了下去。他敲了敲房门,同时摘下大礼帽拿在戴着黑手套的右手里。门立刻开了,大约五十个小男孩在长长的走廊里夹道而立,行着鞠躬礼。
 
船长从楼梯走下来迎接这位先生,领着他上楼。到了二楼,他带着他绕过一个由简单小巧的敞廊围成的院子。孩子们敬畏地隔着一段距离拥在后面,他俩却走进了顶后头的一间凉爽的大厅,这栋房子对面再没有别的房子,只能看到一堵光秃秃的灰黑色岩壁。抬尸架的人正忙着在尸架上首摆放几支长蜡烛并点燃它们。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亮光,只有酣睡的黑影被惊醒了,摇着晃着跳上四壁。丝绸单子已从尸架上揭开。一个男人躺在那里,头发胡须乱成一团,肤色黝黑,看样子是个猎人。他躺着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好像不喘气了。
 
尽管如此,也只有周围的环境表明,他可能是个死人。
 
那位先生走向尸架,将一只手放在躺在那里的人的额头上,然后双膝跪下祈祷起来。船长示意抬尸架的人离开这间屋子,他们走出去,赶开聚在门外的小男孩,然后关上了门。可那位先生似乎觉得这种寂静还是不够,他望着船长,船长明白了他的意思,从一个侧门走进了隔壁房间。尸架上的人立刻睁开了眼睛,露着痛苦的微笑将脸转向那位先生说:
 
“你是谁?”
 
跪着的先生并不惊奇地站起来答道:“里瓦市长。”
 
尸架上的人点了点头,软弱无力地伸出胳膊指着一把扶手椅,待市长顺从他的邀请坐到椅子上后,他说:
 
“这我以前知道,市长先生,可我总是立刻就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在和我兜圈子。最好还是由我来问,尽管什么我都知道。您大概也知道,我是猎人格拉库斯。”
 
“毫无疑问,”市长说,“关于您的事是昨天夜里告诉我的。当时我们早已睡下。午夜时分我妻子喊道:‘萨尔瓦托尔’——这是我的名字——‘快看窗边的那只鸽子!’那的确是只鸽子,不过大得像只公鸡。它飞到我耳边说:‘已故猎人格拉库斯明天要来,请以本市的名义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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