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第一章 童少年的遭遇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
我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旧历九月初十日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家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伯祖父、祖母、父母亲并我兄弟四人，八口之家，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
我六岁读私塾，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孟子》，余读杂字——《百家姓》、《增广》。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做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 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 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 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棍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柘树蔸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以后，我就砍柴，捉鱼，挑煤卖，不再讨米了。严冬寒风刺骨，无衣着和鞋袜，脚穿草鞋，身着破旧和蓑衣，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
在这段幼年生活的时间内，思想上受伯祖父（名五十老倌）的影响较深。他是从太平军逃回家的，经常同我讲些太平军〔1〕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田土啦等等，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我十岁到十二岁时，替富农刘六十家看牛，头年五文钱一天，第二年十文钱一天。大小两条水牛，每天要割三十来斤草，还要做其他活。夜深才能睡觉，破晓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六小时。
十三到十四岁时，在离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做童工，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煤洞里的水，每天十二三小时，工资三十文。为了多赚几文钱，每天还到煤洞里去挑一两次煤。这都是笨重劳动。背煤时，头顶油灯。巷道通风不良，卫生极差，经常发生事故——塌方、冒水等，一死就是十几人或几十人。
第二年冬，时近年关，煤矿亏本倒闭了，厂主跑了。在两年劳动中，我仅领得一年工资，其余算是白费了。我的背也压弯了，到现在还有些驼。在这四年中，我知道了富农和资本家对雇工的残酷剥削。
从煤矿回家已是年关，祖母、父亲、弟弟等见着高兴极了。小弟说，大哥还不穿鞋子，脚都冻裂了。我说没有钱买，煤矿老板逃跑了，散伙时工人每人只分了四升米。我的父亲听了这话就哭了。父亲说：“你现在又黑又黄，简直不像人的样子了！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两年。”他把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又哭了。
十五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当年大旱，饥馑严重，地主富商囤积居奇，饥民自发闹粜〔2〕，吃排饭（北方叫吃大户），我也参加了，被团总丁六胡子告发，罪名是“聚众闹粜，扰乱乡曲”。团防局〔3〕派人来捉，我有穷堂叔彭五爷，要我立即逃走。我说：“一文没有，逃往哪里去呢？”五叔说：“今天卖掉了一只小猪崽子，还有一串钱（一千文），你拿去做路费，逃湖里处做堤工吧。”我听了五叔的话，逃到湘阴县属的西林围，做了两年堤工，使我懂得了堤工局对堤工的剥削。
在这两年中，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时，即到工棚附近地区民间去谈天。开始是无目的的。大概两至三个月，做完一段工程时，工棚要搬移他处。转移数处后，我与农民接触的范围也就大了，得出一个认识：即在湖南最富地区，贫富悬殊特别大，家无隔宿之粮者到处皆是。即像我家那样的赤贫户，也不是个别的。高利贷的剥削方式之多，达数十种，年息几达百分之百。
洞庭湖的稻田，主要是筑堤围坝而成的，堤工工资是包工加计件的形式。纵横各一丈、一尺厚为一积方，每方按取土远近和难易给以不等的工资；纵横各一丈、一尺深为一井方，工价略高于积方。各土方工价一角至五角者不等，工具、住棚和伙食，均需自备。收土方的尺子叫弓尺，比现在的市尺约大三分之一。其劳动组织形式：堤工局下设若干包头，包头下设若干棚头。工人编组最小单位是棚，每棚十五人至二十五人不等。合数棚至十数棚设包头。包头与棚头各抽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对堤工局的监工和验收员，过年节、遇婚丧喜庆还须送礼。这些剥削都是很重的。
棚有记账员，不另开工资。每月或做完一段工程时，结账尾数如一百零一元，这一元即酬劳记账员。每棚有炊事员一人十五人以下者炊事员算三分工，即三分时间煮饭，七分时间参加挑土；十六人以上者，算四至五分工，与上例同；下雨雪不能出工时，炊事员亦按上述工分。我是挑土兼炊事员，所得工分最多。我做了两年半工，至一九一六年春离开时，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不兼炊事员的和害病缺工者，往往负债累累，即在湖区做长工，终生不能还乡。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
有时，堤工也停工（即罢工），反对剥削和要求土方加价。我也参加过。但没有较好的组织领导，很少得到应有成功。堤工局那些董事等，无一不是剥削堤工来发财的。
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注 释
〔1〕太平军，是洪秀全等为了组织太平天国起义于一八五○年七月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2〕旧社会灾荒之年，官府、地主、商人常囤积粮食，抬高市价。饥民被迫起来斗争，强迫他们平价粜粮，叫闹粜。
〔3〕团防局，是当时湖南等省都、团（相当于区和乡）的武装，是地主阶级镇压和统治农民的工具
第二章 湘军当兵
（一九一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一年）
入湘军当兵
一九一六年，湖南的督军〔4〕是北洋军阀〔5〕汤芗铭。汤镇压革命、屠杀人民，人民恨北军，迫切要求驱逐它。当时，反北军、反汤的秘密活动在湖南是比较普遍的，反北军的空气在民间秘密流传甚广，说孙中山和广西军队要帮助湖南人打北军。当时的国际形势，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有了一些放松，中国工业有比较快一些的发展。什么富国强兵，实业救国，这些欺骗性的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也就随之而来，这些对我也有影响。但当兵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家庭贫困：当堤工不能养活全家。
我是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旬入湘军〔6〕当兵的。当时我的年龄按生日九月初十日算，还不满十八岁（十七岁多），是勉强收录的。入伍时正值湖南驱赶汤芗铭（督军兼省长）。
我参军部队的番号是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师长陈复初，旅长陈嘉佑，团长鲁涤平，营长刘铏，连长胡子茂。开始当二等兵，月饷五元五角；不久为一等兵，月饷六元。当时伙食费每月一元八角至二元，每星期六吃猪肉。每月除伙食、零用，可剩三元八角，每月以三元至三元五角寄家。这时伯祖父已死，二弟当学徒去了，只有祖母、父亲和三弟三人。每月寄三元回家，勉强可以维持。
二师师长是反孙中山派，旅长团长是拥孙中山派。驱汤以后，谭延闿〔7〕主湘，第二师开湘西，三旅六团在七八月间开常德，第一营全部驻常德德山书院练兵。每日两操两课，共约八小时以上，营规很紧。尉级军官、军士大部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另有一部分是保定军官学校〔8〕二、三期学生，当排长和见习官等。他们有文化，多半担任学课，除军事文化外，有时也讲些爱国主义的东西，主要内容是一些富国强兵思想。他们受到行伍出身的军官的排挤。一九一七年秋，二师士兵和下级军官反对师长陈复初勾结北洋军阀傅良佐时，这些学生军官被反走了一批。
一九一七年夏，北洋军阀傅良佐〔9〕南来督湘，谭延闿司下台。傅部进占衡山一带时，同湘军第一师等部发生激战。二师三旅六团驻常德，五团驻桃源（余部位置不明）。下级军官和士兵反对北洋军阀，是年冬，组织兵变，我以营士兵代表参加。旅长陈嘉佑，团长鲁涤平暗中支持兵变，陈复初被迫下台。驻德山之第一营开驻常德县城西关。
以后，又反掉了一批保定军校出身的军官，推选了一些辛亥革命时期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加强了拥孙反北洋军阀的力量。约在秋中，独立第三旅六团（从此加上独立二字）开赴湘阴一带，会合第一师等部参加反傅战争。当时广西陆荣廷〔10〕也命桂军马济率部参加，名湘桂联军。经过岳州战役，年终进至羊楼司、通城线战月余。北军一部乘浅水舰，从长江袭占岳州。约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湘桂联军全线撤退。
北军张敬尧、吴佩孚、冯玉祥〔11〕等部大举入湘。张部占长沙、宝庆（邵阳）、醴陵、茶陵，吴部占衡阳、安仁，冯部占常德。桂军退邵阳，湘军主力退郴州、永兴。独立第三旅在衡阳以南、耒阳城以西地区，经过数战后（连长李泰昌阵亡，李培世接替）退守茶陵之湖口墟及酃县。六团退守浣溪圩，因绕经宝庆、衡阳、耒阳，约在四五月才到达。鲁涤平曾任旅长，后改换林修梅（林伯渠的哥哥），驻酃县之天子坟。林伯渠任旅经理处长（即现在的旅后勤部长），据林老以后说，林修梅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继组湘粤桂联军，防北军南犯，但未见具体行动。张、吴占宝庆、衡阳、茶陵、醴陵后，也未继续南进，遂成相持局势。
湘桂军这次退得很乱，也很急。退到湘潭时，我连驻唐仙桥，我去姑母家（谷长太十一总河街木器店自做自卖）约两三小时回队，连已向宝庆方向撤退（见六团收容部队贴的条子到宝庆集合）。我即向湘乡赶队，在途中遇着掉队的何德全，我们一路同行，一直到达浣溪圩赶到了连上。部队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兵疲体弱，疾病流行，特别是得疟疾的多。经费虽然困难，但办公、医药费还是照给。当时医药费不够，办公费有余，我对连长李培世建议，以办公费补医药费，李不同意。我说，钱有什么用？“护法拥宪”人重要，李未吭声。当时我感到李爱钱如命，其他还好。
过了两天，到黄公略处，恰遇袁植，他问及连中病人情况，我说很严重，有时担任警戒都成问题。袁说：“听说你要消差呀（官叫辞职士兵叫消差）！”我说是的。袁开导似的说了一番。第二天满腔爱国热情的公略来到我处〔11〕 张敬尧，北洋皖系军阀。当时任第七师师长、湖南督军。吴佩孚，北洋直系军阀。当时任第三师师长。冯玉祥，当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说：“营长不准你消差，以免影响别人，忍耐一点吧。”我说：“上星期一个中学生李灿来当兵，现在第二班。”并把李灿介绍给他，从此，我们三人就成了亲密朋友。不久，连长李培世因病辞职，周磐接替。
当时敌军张敬尧一部驻茶陵城，六团向该敌轮流派出连哨（土桥）警戒，但互不侵扰。
六团驻浣溪圩一带近两年未移动，用护法（即拥护孙中山的临时约法）、统一中国的口号来欺骗群众。供给（粮食）就地筹，以田赋做抵。士兵平均发零用钱五角至一元，每日油、盐各四钱。这点微不足道的经费，还是靠广东接济。部队自种蔬菜，喂猪，砍柴火。训练时间每日四五个小时，管理也不如过去严格。六团部在浣溪圩办有临时训练队，课程是小教程，即典范令等。文化方面，国语内容是立志、爱惜光阴，有时也讲些列强侵略瓜分中国，我们要富国强兵等道理（名曰精神讲话）。教员是有文化的军官，学员是从连队中挑选的，每连十至十五人不等，不脱离职务，分为上午、下午两班，在原连队住宿吃饭。每日上课不超过三小时，一个月有一次至两次作文。每月除军事学科考试外，还有作文考试，连队操课照常参加。我参加了学习，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大概十五六个月），在语文学习（文言文）上也有一些收获的。军阀们开办这样的训练队，是为了培养走狗，笼络人心，巩固部队。在这里我交了约二十个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做朋友。大家主要是相互勉励，以救国爱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婆），不扰民。
被派到北洋军阀部队侦察情况
大概是一九一八年七月，营长袁植对我说：“旅部叫选派一人去长沙，侦察敌军后方内情，想派你去。”我说：“内情不易侦察，我在那里没有熟人。”袁说：“主要是去长沙府正街某茶庄，找你老连长胡子茂，他会向你谈的。同时，请他前来帮忙——当军需正。去时经安仁、衡阳吴佩孚防地，返回时，经醴陵、茶陵张敬尧某部防地。问子茂军情要婉转些，不要使他察觉是来当侦探的。”我承允了这个任务。
这次去长沙便道经衡山，回家住了两晚。到湘潭老班长郭得云家和姑母家停留了三四天。郭告诉我北军的一般情况：相互打架、凶杀；传说张、吴不和，但不知为什么；老百姓恨北军，望南军。
在长沙住了两天。到府正街××茶庄（可能叫×湘茶庄，记不起了）见到胡子茂。闲谈数语后，我即告他，袁营长请他去当军需正。胡犹豫了好一会儿，说：这倒是自己的事，应该去帮忙的。现在老百姓恨北军入骨，望南军心切。我问：“北军内部不和，真假如何？”他说：“北军上下都不和，可能会有变化，但现在还不明显。”还谈的其他事项已记不起来了。知他胆小怕事，未在他家住，他也未留住。临行时，我问他何时去袁处，他说，过一些时，方便时，先去看看。
在胡处告别后，即去*梨市杨家公屋替振湘送信。他是我连由班长提升排长不久的，他家很贫穷，大概捎了十余元回家。在他家住了两晚，问了他哥，何德全家离此多远？他说不到十里。我去何德全家住了一晚，是朋友看望性质的，即回长沙。想搭车去醴陵经茶陵返浣溪圩，在小吴门车站，被北军军警缉查处逮捕，关禁半月余，受刑审讯数次。其中有一次实在难以忍受了，想承认是侦探，死了就算了吧！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行，我来当侦探，未完成任务，反为贼用。我不承认而死，贼奈我何！我就说是到长沙找工作。无其他口供，又无其他证据，终于取铺保释放了。铺保是我乡梁六十嫂（寡妇）集股开的织袜厂，厂名叫楚×织袜厂，已记不清。
获释后，经醴陵、茶陵回到浣溪圩，时约八月终。
驱张战役
一九一九年春夏之际，湖南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战役已秘密开始。当时冯玉祥、吴佩孚与张敬尧分裂，吴、冯两部北撤，张部孤立，湘军乘势进攻。独立第三旅六团大概在三月下旬由浣溪圩经耒阳、祁阳、文明司，四月中旬向宝庆之张敬尧部进攻。第一仗追至永丰和宝庆之间；第二仗追至永丰与湘乡县城之间；又追至湘阴以东之白水车站附近，打了第三仗；追至临湘以东，打了第四仗，张敬尧部绝大部分被消灭了，退入鄂境者只是极少数。但在湘阴以东之役，还残存少数敌人流散为匪（未打扫战场），第六团又乘车返归义，消灭该敌后即驻新市街。驱张战役为时延续四个月。
接家信，祖母病重，请假一星期回家。周磐批准十天，往返路程四天，在家六天。时值收晚稻，我在贫农胡月恒家帮助收稻两天，在周六十家收稻两天。当时周是富裕中农，听说他家到全国解放时，发展到小地主。在家砍了两天柴，即按期回队。
在驱张敬尧战役中进攻宝庆时，排长李润生负重伤，后不知下落，可能死了。连长周磐令我代理，后不久追张残部至湘阴境内，正式任命我为排长。我入伍三年，由二等兵到一等兵，不久当副班长、班长，在讨张战役近结束时当排长（但记不清驱张战役是一九一九年还是一九二○年）。在这三年中，十月革命对我有刺激，对于其他士兵朋友也同样有刺激，由于军队严格封锁，不易及时得到真实情况。但占领长沙、岳州后，交通便利，不像在湘南那样闭塞。
闹饷〔12〕风潮
一九一九年底或一九二○年底，外省军队全被驱逐出境。张敬尧部绝大部分在湖南被消灭，湖南军阀缴获很大，将湘军整编为四师十旅的大军，湖南全省得到表面上的统一。
湘军自一九一七年反傅良佐部失败后，退守湖南一隅，积欠军饷达二十三个月之久。过去以护宪护法爱国、开办训练班培养人才、反对北洋军阀、打倒张敬尧发清欠饷、统一中国等名义欺骗士兵，来维持军队统治。在张部全歼后，湘省统一，旧欠未发，新欠继增。士兵要求立即发清欠饷，以后按月发放，不准克扣。近十万军队不约而同，同时闹饷，一呼百应，向长沙开拔。各师、旅、团、营、连均设有军代会，由士兵推举代表，长沙设有军总代会。军队一切行动只听代表命令，其他任何长官命令都无效，秩序井然，表现士兵有高度自治能力。在平江、醴陵杀了两个区司令（相当现在的军分区），据说是因为他们阻拦闹饷。当时军队士兵代表权力高于一切，各级军官对本部军队均失去控制能力，全省军队在军队士兵代表指挥下向长沙集结。六团由新市街一带开到归义阳罗江畔）车站集结，准备开长沙，后因得到某种妥协办法解决欠饷，即停止在原地。团长刘铏坐着流泪，一言不发；营长袁植、连长周磐的态度是只要不扰民，对士兵代表行动表示赞成。这些闹饷因没有政治领导，遂被狡猾的赵恒惕〔13〕利用和破坏。其办法是：发欠饷证，以田赋做抵，分作三年还清，到期各在本县政府领取。这个办法很毒，基本上瓦解了军队士兵代表会。对有些代表加以利诱和威胁，如许以保送升学，实际，后均无着落。
我没有受到威胁和诱骗，且从这次兵变运动中得到了经验：士兵一旦觉悟组织起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这对我以后组织士兵会，实行士兵自治有积极指导意义。
关于援鄂自治之役
消灭张敬尧部后，一九二○年整编了部队。湖南军队大扩编之后，必然要扩大地盘。赵恒惕主湘，借口联省自治〔14〕，实行封建割据；为了扩大势力，借援鄂自治之名，图窃夺湖北地盘是实。一九二一年夏，湘军深入鄂南，打到贺胜桥时（离武昌不远），被吴佩孚和肖耀南所部击败。吴、肖部海军陆战队占领岳州，截断湘军后路。湘军一溃千里，退到长沙、湘阴一带，兵力损失过半，到处奸淫抢掠，民不聊生，民情愤怒，湘人治湘的欺骗迅速破产。
援鄂战争出动时，第二师是担任正面攻击，沿铁路北进。六团是从岳州及其以南某车站乘车北进的，我调到三营十一连（该连连长病了，请假离职），败退回湘，约是七月底。六团集结长沙，稍事休整，全部开南县。团长袁植命我代连长，率加强排（四个班）分驻南县之注磁口，时间大概是八月中下旬。在该地驻一月左右。该地有少数散兵湖匪骚扰。
由于援鄂失败，向外扩张地盘无望，湘军内部矛盾又重新尖锐化。表面上是保定系和士官系军阀联盟排除行伍系〔15〕，实际上是重新分割省内地盘。一九二四年秋季，爆发了前者排除后者的武装冲突，行伍系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等部数万人被迫逃粤。湘军分裂，削弱了湖南反动势力，增强了广东北伐势力，又促使湘军内部进一步分裂，唐生智〔16〕联粤北伐是其一例。很多士兵和少数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迫切向共产党找出路，但是找不到门路，自己又没有办法，我也是当时这类人之一。
援鄂战争时，我仍在六团一连，没有受到损失，人枪还有增加，这是由本连士兵串联来的。但六团其他营连的损失均过半数，还有达三分之二者。这些减员的绝大多数是逃跑了，而不是伤亡了。为什么一连士兵不逃亡呢？当时的经验只有两条：一是经济公开，连中略有公积金（办公、杂支、医药、截旷〔17〕等开支的节余部分，积存起来），用于士兵公益事业；二是废除肉刑，即不笞责、罚跪等。对犯了军风纪的士兵代之以劝告、记过、罚站。上述两条的坚决贯彻，是旧式军队士兵最积极拥护的。此外，救贫会在连内的秘密活动，对巩固部队也有一定作用。
注 释
〔4〕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实行地方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5〕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丸五年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窃据总统地位，培植党羽，形成了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一九一六年袁死后，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历时十七年的北洋军阀从此覆灭。
〔6〕湘军，清末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湖南建立的封建地主武装。此后到北伐战争，湖南的地方武装一直被称为湘军。
〔7〕谭延闿，当时是湖南省省长兼督军。
〔8〕保定军官学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清末创办于保定，设有步、骑、工、炮、辎重等兵科。
〔9〕傅良佐，原任北洋政府陆军次长。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积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八月派傅任湖南督军。
〔10〕陆荣廷，旧桂系军阀首领。一九一七年任两广巡阅使，同年十月，派兵援湘。一九二四年九月下台。
〔12〕在旧军队中，长官往往以各种名义和借口克扣士兵的饷钱，甚至长期不发饷。士兵起来同克扣饷钱的长官作斗争叫“闹饷”。
〔13〕赵恒惕，军阀。当时任湖南督军、省长，曾提出过“联省自治”主张。一九二六年下台。
〔14〕联省自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部分军阀为保持地方割据而提出的实行地方分权制度的主张，即以省为自治单位，联合各省组成“联省自治政府”。这一主张在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二十年代前后，曾风行一时。
〔15〕士官系、保定系、行伍系，指湘军中不同出身的军官派系。士官系，是指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保定系，是指由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行伍系，是指由士兵出身的军官。〔16〕唐生智，当时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北伐时，任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总司令。〔17〕截旷，旧军队编制中的空额。按编制发放的薪饷及其他费用中属于空额的款项叫旷款。经上级同意截留旷款作为正用就叫截旷。
第三章 立志救贫
（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五年）
杀恶霸地主欧盛钦
南县注磁口是一个有三百户左右的小镇，物产甚富。稻米最多，水产丰盛，家禽家畜产量亦大，还有大量芦苇、野禽等天然副产。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租高利贷等剥削异常严重，贫富悬殊也特别明显。我常在晚饭后往镇郊农民家闲谈。有姜子清是贫苦农民，谈到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他哥哥是赵恒惕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强占他多年淤积起来的稻田苇地。姜多次要求帮忙夺回淤地。经调查，不仅此事属实，而且欧还在该地封河禁止网鱼、封苇地禁止砍伐、禁止猎野禽（主要是野鸭）；巧立名目加税收、强占良田房产、放高利贷、强迫买青苗；利用权势收买一部分比较富裕的老移民户，压迫新移民户。欧兼当地的税务局长及堤工局长，滥增百货税收（特别是鱼税），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危害群众比士匪还甚。
某日，我对姜说，应当组织救贫会，人多势众，才能把欧打倒。姜说，口齐心不齐。意思是，谈起欧盛钦人人都恨，做起来个个都怕。我问姜：“你也怕吗？”姜说：“不怕，但只我一个人不行。”我说：“今晚我派几个武装兵，你带路去把欧杀了。”姜高兴极了。我说：“去时都化装，事后不得有任何人泄漏。”
当晚，派了一班长王绍南及魏本荣等三个救贫会员。由姜子清带领，将欧盛钦秘密处决了。向他们交代清楚：只杀欧本人，不得伤及其他人。也出了一张匿名布告，宣布欧的罪状。第二天税收停止，贫民窃议称快，但第三天继续收税。这使我感到，杀一两个人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以后听说，姜要求斩草除根，把欧本人和其妻儿都杀了。此事是真是假，我不清楚。过了几天，队伍即离开该地，经三仙湖，由小火轮送湘阴登岸，向平江进击沈鸿英流窜部队。我连离开注磁口时，居民对部队毫无反应。这是一九二一年秋的事。
六团开到金井（长沙平江县城之间）新市街向平江迫近时，沈鸿英〔18〕部经浏阳、醴陵向广西逃窜。平复后约在十一月底，六团回驻离长沙七十里之潞口畲一带。刚驻不几日，在注磁口处决欧盛钦之事，隔三四月被告发。某日，团长袁植派特务排长徐某来到我处，他说：“袁团长请你去长沙团部。”我说：“好吧！”走约五里，有一班人潜伏着将我逮捕。徐排长说：“这是袁团长奉赵督军命令，不得已来捉你的。听说你杀了欧高级参议的弟弟和全家。”我说：“杀欧盛钦有其事，但未杀全家。”徐说：“这是欧高级参议告发的。”我说：“欧是当地为富不仁的最大恶霸，仗势欺人。”数了欧盛钦一堆罪状。士兵听了表示同情，徐即假说，团长也是不得已的，到督军署后，定会设法营救等。士兵中也有出主意的，说你到督军署不要承认，他没有证据，也可能是土匪杀的，也可能是欧盛钦平日作恶太多，别人报仇杀的。
走了六十里，离长沙还有二十余里，我说休息一下吧！休息时，牵我走的一位青年士兵靠紧我坐着，把捆我双手的绳子偷偷地解松了，又把手重重地在我背上按了两下，示意我逃走。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又走了几里，即要过捞刀河，离长沙只十五里了。想想自己的命只抵偿一个恶霸的命不合算，死在这狗财主之手实在不甘心！决心在过河时逃跑。在渡船上，我叫徐排长说：“大衣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你们拿去吧！不要便宜了那些看管监狱的豺狼。”徐排长说：“幸而得救时，仍然退还给你；万一不幸就替你办后事。”我说：“用不着，你们拿走吃一顿，剩下的就分了吧！”在船离岸不远，乘徐来抄钱时，狠狠地给他一撞，他落水了。我一跃上岸，缚在手上的绳子也脱落了，便向东（梨市）飞跑。士兵向天放了几枪，无人追赶。这二十多块钱，成了我的买命钱。谢谢他们，尤其是那位沅江口音的青年士兵，永远忘不了他！
一气跑了二三十里，天也黑了。跑到了*梨市与长沙之间的七里巷，险是脱了。就草地坐着，将身上的湿汗衫脱下，肚饥疲乏，身无半文。躺着休息了一会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口里随意念着：“天地转，日月光，问君往何方？天下之大，岂无容身之处吗？”念头一转，劲就来了。
走啊！走啊！夜半来到易家湾湘江河岸，有薄薄的雾，望见有小船，我念着：茫茫湘江畔，渔翁扁舟有灯光。小姑在补网，老翁收行装。尊声大爷行方便，老翁笑问往何方？我说：“要过江，身上无半文钱。”老翁说：“上船来，送你过江去，不要你的钱！”问了他的姓名，叫罗六十老倌，无子仅一女，年过半百了。老者问：“先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说：“我不是先生，是穷人。”他望望我身上，又摇摇头，怀疑我不是穷人。我即详告事因。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
上岸后，我向郭得云家飞跑。
一九三○年，红军占领长沙时，我到易家湾还找到了这位年近七十的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给了他一些。他不知道我的名和姓，我觉得他是恩人。
密议救贫会章程
郭得云是我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他曾在四十九标（清朝末年新军的标，相当现在的团，当时湖南有四十九标和五十标）当过兵，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当排长。他很有正义感，对军阀战争甚愤恨；对社会上的狗官、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他都不满意。后弃职回家仍做皮匠。这个人倒有点穷骨气，也有一点文才，赞成组织团体灭财主，实行平产。想到此人许多优点，越想脚就越有力，也走得越快。
东方刚白，到了湘潭城南八总大先桥河边，叫开他的门，郭惊问：“出了什么事呀！夜晚跑来一定有事。”即闩门到楼上一间小黑房里。我将经过告诉了他和他父亲郭三老倌，郭告其父，不要使外人知道。问我：“在哪里吃饭的？”我说：“昨早在潞口畲连部吃早饭的。”郭吐舌说：“近二百里了。”三老倌说：“还有一点凉饭，先吃一点，睡醒后再吃早饭。”郭得云拿着渔网说：“你睡觉，我去湘江打鱼。运气好打条鱼做早饭菜。”我就在楼上小房里稻草上睡着了。醒时，红日当空，已八九时了，三老倌端着饭和洗脸水，郭得云拿着一大碗鱼上楼来了。饭后郭问：“谁会到这来找你呢？”我说：“他们知道我跑脱了，张荣生和李灿过两天可能来，别人不知道这里。”郭对他父亲说：“张是个小个，做裁缝出身的，李是高个，学生出身。他俩来即告彭在此，其他任何人来问，答不知道。”三老倌点头，说：“我认识他俩，来过一次。”
郭问我：“你想去哪里？”我答：“想去广东。”郭说：“人生地不熟，不如就在湖南。时局会变的。”我说：“现在身无半文，吃饭也成问题。”郭说：“我去军政机关打听，看有什么消息，也许下午才能回来，你们先吃午饭不要等我。”我把秋大衣交给他，请他带去典当，买几升米回来。郭说：“不急，暂时可维持。今年有手艺做，每天可得三四升米钱。今年还特别，江里鱼也上滩，早晚可搞一两斤，能买两三升米。不过，你如去广东，路费就没有办法想。”他问：“现在你当连长，总可寄点钱回家吧！”我说：“是代连长。给祖母、父亲每月各寄二元，弟弟也大了，让他自立，他们艰苦些，将来好杀财主。”郭笑：“我也艰苦了大半辈子，还未杀到一个财主。”他问：“救贫会情形怎样？”我说：“发展了几个。”我问：“你发展得怎样？”他说：“有一个对象还未正式谈，只同他讲了要救穷人，没有团体不行。过几天，你可去他家住。在乡下比较安静，同他谈谈看。”他问我，同救贫会的人通信吗？他有办法替我送去。郭下午四时许回来说，驻军、县署都没有我的消息。一连三天都是如此。
一天晚上，郭对我说，今晚搬到乡间去住。大概十时左右，我随郭到城外一个菜园内。有两间茅房，是他的外甥李桂生（有十六七岁）家。李母眼睛瞎了，人很和气，也清洁，一看就知道是郭得云的姊妹。第二天，郭送来《水浒》、《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报纸等，并说以后每天报纸由他送来，或桂生上街卖菜时带回来。
第四天，李灿从长沙搭早班轮来了。他一进门就说，知道你在这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杀恶霸事，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第二师司令部（李灿是该司令部文书）只批存案，根本未转。”我们商谈了行止，我说：“我回家种田去。”他说：“暂时不宜回家，还是谨慎点的好。”我说：“不然就去广东。”他说：“找谁呢？”我说：“找鲁广厚。”他说：“回师部我即可写信，将你的情况告鲁，如他能设法找工作，要他回信。”李灿要我到他家去住，宜章离韶关近，与鲁也易联络。李告我，周磐给你寄来二十元。他自身也带来十余元，这样，路费就勉强够用了。
李灿搭午班轮回长沙，走时说，过几天约张荣生、黄公略同来再商量，但先要和鲁广厚联系。
又过了十来天，郭得云带引李灿、张荣生和黄公略来到我处。李桂生在街上买了猪肉、鱼和一瓶米酒，准备午饭。郭、李、黄、张、我五人谈到救贫会章程，将平日交谈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讨论这几条基本内容时，是很热烈的。特别是当李灿提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时，爱国情绪很高的黄石（公略），高兴得跳起来，说：“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推举郭得云对这四条原则加以研究，拟成条文。大家决定，这就是救贫会章程。准备在另一次救贫会全体会员会议上正式通过，作为正式会章。并决定根据这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在救贫会员中秘密地作解说，讨论和征求意见。由张荣生回队传达。
现在看来，这几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也是不完全的。救贫会是属于在共产党影响下，军队中士兵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时，只有李灿、张荣生、王绍南、席洪全、祝昌松、魏本荣和我七人。黄公略是这次加入的。这次开会的成员，两个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两个是手工业工人，一个是贫农，都没有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讨论后，李桂生买回了鱼、肉、酒，他母子和我们共七人，大吃了一餐分别饭。午饭后，黄、李、张搭轮回长沙去了。这时大约是十二月下旬。
这时我已满二十三岁，青年已过，进入成年了。
去广东找朋友
鲁广厚是我在民国七年——八年时所交往的那批知识分子朋友之一。他是鲁涤平的本家，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冬进韶关讲武堂，民国九年春（一九二○年）毕业回湘当排长。在岳阳练兵时和我同连，常以不得志自居，有些狂士味，月薪不够用。李灿妻兄肖文铎是鲁涤平的参谋长。鲁广厚常有信致肖和鲁，同李灿亦有来往。李灿是宜章县人，小地主家庭（四五十亩田），要我去他家住，离韶关亦近。李灿要鲁广厚回信至宜章东门外泰昌合粮行。我们商妥，但不告诉郭得云，因他家贫好义，实在不想再烦扰他了。我也写了信给鲁广厚，告以自己处境和到粤意图。
在李灿、黄公略、张荣生走后，我在李桂生家又住了约一星期，缝制了单衣服等。过数天，搬到我姑母家。搭小火轮至衡阳，徒步经郴州到宜章，住东门外李灿家叔开设的泰昌合粮行。时值腊月三十日，李灿已有信给粮行为我做了准备。
正月初一，在粮行住了一天，初二日我随驮盐的马班去韶关。当天到乐昌，第二天到韶关，第三天到花县。鲁住东门外，鲁对我谈到他的生活近况和他所组织的军队，说，许司令（可能是许崇智〔19〕）成立独立营暂托他管，将来可能要扩大。这是许司令为孙总裁准备的，命他暂兼营长。现在一、二、三连准备已全，第四连还在搭架子，人枪还只一半，请我任四连连长职。鲁广交游，善辞令，每日来宾约会，晨夕不绝，开支亦大，营长月薪不过百二三十元，决难如此应酬。
在花县住到元宵节。花县元宵节很热闹，那里的妇女不裹脚，耕田种地，砍柴挑粪，推车抬轿，多是女人，很少男人做这些重活。勤务兵说，湖南这些活是男人干，广东相反。在这里，对女人放脚是解放妇女参加劳动的关键，增加了认识。
旧历正月二十号左右，到增城东南约二十里之乡村——独立营营部驻地，第四连是零碎收编来的，人约四十，旧枪三十支，准备买新枪换装。这里离惠州有两天行程，副营长罗××说，陈炯明〔20〕部态度还好，前面十余里就有他的部队，日常来往无甚隔阂。营、连军官不少是鲁营长的同学、同事、同乡。
到职约半月，某日拂晓，遭陈炯明某部突然袭击，一部被缴械，一部逃散，损失大半。在增城集合残部后，鲁广厚赶到，说，这次损失是他的大意，过于相信朋友和同学关系，他们大鱼吃小鱼，毫不讲信义。我说：“我这个朋友也没有帮好忙。”鲁说，这完全不能怪你，四连刚成立，新兵枪支破旧。副营长插话说，还剩了二十余人枪。他连自己换洗衣服都没有了，其余行李全丢。鲁说：“等两天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过了两三天，他约我同去惠州。说：一、二连武器是买来的新枪。叫他们把枪退还给我！到惠州，见到他妻子，穿戴甚讲究，像个贵夫人，住在朋友家，佣人不少，大概是个什么团、旅长公馆。来访者多系中级军官，称哥道弟，满口江湖话。看来，鲁和这些人似是哥老会。他开支甚大，这些钱从何而来，是否同商团〔21〕或外人有勾结？不明底细，我最好敬而远之。
数日后和鲁回广州，鲁营准备缩编为连，副营长改任连长。我决心离去，但又无别处可投，决定回家种田，在家乡去做些农民工作。我向鲁正式提出辞职返湘归田，鲁说：“不必急，等些时，还是可以想办法的。湘境很严，路上也不好走。”我说：“决心回湘不再麻烦你了。”他说：“如果一定要走，又怎样走法？经韶关入湘，检查甚严。”我说：“检查倒不要紧，不过我想搭轮经上海、汉口回湘，可以见见世面。”我坚决表示回湘，鲁也不再留。鲁对副官说，买英轮船票直达上海转汉口，不受检查，免得麻烦。另送二百毫（二十元）路费。我说：“谢谢你。”鲁说：“不要谢，就算是你这月薪金。”
大概是旧历二月下旬（公历记不起），从广州起程，途中遭大风，在厦门停泊三天。在上海因无钱未停留，只好在码头上走了一会儿。买了票转轮到汉口，渡长江刚赶上徐家棚煤车。煤车平日不搭客，我又没钱买票，听列车员口音是同乡，就向他说明自己的困难情况，请他帮忙，尽我所有给了一点茶钱。他和车站打了招呼，说是他的朋友去长沙，这样，我就搭上煤车。他要我爬到中间一节敞厢，沿途无人过问。
到了长沙，到湘雅医院找姑母，她在那里做女工。向她借了五元钱，花了一元多钱买了一身单衣，洗了身上的煤泥。
翌日搭轮到湘潭郭得云家，才知道他已于半月前害病死去了！听他父亲三老倌和李桂生先后谈病情，是害伤寒病，病中发高烧神志不清。年近八十、忠厚待人的三老倌，忧愁满面，身体已大不如前，奄奄一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孙子（即后来成为叛徒的郭炳生）已弃读学皮匠去了。孤苦饥迫，难以为生。我除安慰外，问他郭得云有无遗言。三老倌说：“救贫会章程未写他就病了，他自知将死，说把小孩托彭照管，外无他言。”
这时，得知袁植、周磐率第六团团部和第一营驻湘潭城，离郭家不远。写信给王绍南、张荣生，他们不久即来。我谈了去粤的情况，说明自己决心回家种田，在本乡做些农民工作。张说：“也可就近照顾救贫会工作。”他们谈到欧高参因贪污被撤职查办。黄公略仍在二营八连当排长，驻湘乡，离我老家仅三十里。第三营驻衡山，第一营及直属队驻本县城，李灿仍在二师师部。
张说：“你去年十月、十一月份的薪金，除预支外还有三十元，已发到连，司务长魏世雄在问怎样处理，我去拿来给你吧！”我说：“好！替三老倌买一担米和一月油盐煤，寄五元钱给长沙湘雅医院姑母，还清昨天的借款。”王绍南说：“再买两斤肉来，我们三人和郭老倌及他的小孙子一块吃晚饭。”还剩十多元钱，我就带回家了。还谈了救贫会情况，他们都同意第一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希望写成正式章程，更具体些。他们希望我回部队。张说：“看看袁植、周磐对你的态度究竟怎样再说。”他们都驻在湘潭，因此表示以后郭老倌的生活由他们照管，要我不必管了。我说那好吧！第二天即回家种田去了。
当兵六年的感想
上述这段时间是人类历史极度动荡和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三年，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改良主义失败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人民组织义和团进行抵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称帝；列强瓜分小国，继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各派军阀割帅据称雄，连年不断地进行军阀战争，一夕数惊，不可终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迅速破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据，投军阀部队当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诞生，为人民带来了希进；帝国主义大战导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鼓舞了一切被压迫人民，这一切无不是压迫与反抗，进步与倒退的阶级斗争，而进步总足战胜倒退，战胜反动。
我从出生到一九二一年已满二十三周岁，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到当兵，体会了工农兵一些实际生活，建立了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入伍当兵后，接受了辛亥革命前辈军人的一些传说。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蓬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可是他们的腐朽反动，阻碍不了历史向前发展，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后人超前人，继续不已地前进着。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公，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黄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军三军军长和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一九二一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
我出生于人类历史飞跃的时代，而落后于这个伟大时代。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懂得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不懂得革命是组织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我在当兵时是一种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杀欧盛钦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救贫会章程的四条原则，是当兵六年的思想总结，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也是非常惭愧的，对灭财主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是模糊的。我在当时还不懂得地租、高利贷和资本剥削在性质上的相同和区别。至于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一九○五年在檀香山同盟会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后又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条原则对灭洋人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混乱的。灭洋人含有排外思想，和一九○○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类似。“发展实业，救济贫民”这个口号，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提出过，当时（一九一八年）营长袁植就有“寓兵于工”的思想。四条中没有提到拥护孙中山总统临时约法，没有提出反对军阀割据，实行民权主义，统一中国。这些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只有实行民主，统一中国，才能抵抗外国侵略，才有可能发展实业，否则是废话。
回家种地
回到家里时，邻友正在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按当地农作物季节，是在清明三月中旬下种（公历哪月记不起了）。当时家庭情况：早年母死后欠债累累，除留有两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我回家时，抵押之地已赎回及半，若全部赎回还需二百元还债。二弟金华学徒（捻棕绳）已出师，三弟荣华年约十六岁，可算半个劳动力了。家中还有多病的父亲，八旬的祖母。我把杀恶霸被通缉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五叔，乡间完全未闻有此事。五叔说：“你不要说，那些恶霸知道了，他们又会兴风作浪。”我父亲说：“也不要告诉你弟弟，他们年轻嘴不稳。”我说：“不外出了，准备在家种地。”五叔和父亲都说好。我五叔又说又笑，高兴地说：“这下算是苦出来了。”我和弟弟等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
我同父亲说，要把那些财主杀光，穷人才会出头。父亲说：“你表兄周云和要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他妻子小产了，母亲气死了，你的五舅成了孤人，住在九坛冲大山中，你这回要是被逮捕了，还不是同云和一样。”我说：“明天去看他。”父亲说：“那好，就便把红薯种挑回。”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父家，时已中午，边谈边吃红薯饭，谈他儿怎样被捕和枪毙的。我说，为什么要枪毙他呢？舅说：“在长沙和湘潭组织反汤机关，被破坏了，他和两个朋友逃回家来。”我说：“他逃回家做些什么事呢？”舅说：“他对老百姓讲，汤芗铭在湖南杀了几十万革命党，汤是袁世凯一伙的卖国贼。打倒汤芗铭，不完粮、不纳税、不送租，民众高兴，士绅不高兴。被人秘密告发，被捕后枪毙的。”
当晚宿他家，谈至深夜，我要他到我家去住。他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慢慢会翻过身来。”我说：“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他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早饭后，装满了两箩筐红薯，约有百斤，给了他一元。他说：“不要这多钱，五担红薯换一担稻谷，稻谷一担两元五角，一担红薯只值五角大洋。”他没有钱找，我说：“不用找，留你用吧！”他流着眼泪望着我走。我也回头望他数次，他仍然站在坡上望着。我这位舅父，从不占别人分文便宜的，是一个极端忠厚的人。
回家已过午，三弟准备好了开荒的锄头，兄弟俩边开荒边谈家境。他说，哥在湖区挑堤的那几年，家里真难过，全靠祖母讨米过活。
我在家劳动生产四个月，和弟弟及个别邻友也谈了一些打富济贫、耕者有其田、俄国共产、中国有了共产党、长沙立起了劳工组合、女人要放脚等。
端阳节前，驻在湘潭的六团军需正胡子茂（民国五年，我入伍时的老连长）来信说，袁团长知道我回了家，他要办工厂，要我替他雇请几名织毛巾袜子、织布缝衣等的技工来厂当师傅。我也想去长沙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到长沙未找到劳工组合门径，遂到湘潭替他找了几名技工，到胡子茂处交代清楚。胡说：“团长有意要你帮他办工厂。”我说：“个内行，还是回家种地。”我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
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22〕
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或七月初，黄公略、李灿等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告我六团团长袁植，团附周磐亦要公略转达此意。黄、李替我办理一切入校手续，并照我在郭家所说替我改名为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在团部安置一少尉（排长）候差，以解决日常费用（后改为原一连中尉），以薪金三分之一给连上其他两排长。讲武堂定于八月考试人学。当时我还有些犹豫，因文化低，不一定能考取，在家种地觉得也好，大概一星期没有回黄、李的信。张荣生以请假回家为名来我家，说：“救贫会员和连上兄弟都希望你去讲武堂学习，以后好回连上来。要实行灭财主和洋人，还是要搞军队，李灿和其他救贫会员都是这样看的。他们推我前来，催你前往。”我说：“好吧。去试试，考不取再回家中来种地。”张荣生听了很高兴，天明就回家去了（离我家十余里）。
八月去长沙考试很顺利，考取后即可入校住宿。每月伙食费五元，八人一席，五菜一汤吃得很好，不要其他任何开支。八九月之际搬进学校，比其他学员到得早些。现在，审委（注：即专案组。）追问我几件事：
（一）讲武堂开学是十一月，你八、九、十、十一月共四个月做什么去了？答：我的文化很低，要能听懂军事课程中的地形、筑城、兵器等，需要有初中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我八月初住进学校，开始自习文化做准备。入校后即没有外出住宿过，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初毕业出校时为止。
（二）入校前经过湘潭六团团部去见过袁团长吗？答：我到团部军需正胡子茂处，准备去看看团长袁植。胡说：不必去，团长有事，以后再去见。听说袁讨了小老婆，我最不喜欢听到别人讨小老婆和吸鸦片烟，我就没有去了。到长沙讲武堂时，某星期天袁来电话，我去他在长沙的公馆一次。
（三）袁团长为什么那样关心你？答：不知道。推测有这样的情形：一九一八年春二三月，在衡阳渡过湘江时，我奉命为后卫。全军退过右岸时，袁（营长）还在该地，他问我都过江了吗？我说，我是走最后的。话刚完，发现敌一部已经迂回到我和袁站处侧后千米。我说：赶快沿河走，我在这里掩护（约一班多人）。待他脱离危险，我才撤退的，敌也未猛追。会合时，他说，今天好危险，几乎做了俘虏，没有注意侧后。再在向张敬尧部进攻时，在宝庆战斗中，因选择攻击点不适当，钻入敌人火力集中点，我率一个排（连长周磐）向另一点进行佯攻，转移敌人火力，袁植负轻伤得救，这两次他可能有感激之心。此外，驻烷溪圩时，他兼语文教官，我有两次作文，听公略说袁是满意的，打了百分，而且送给刘●（团长）看了。一篇题《爱惜光阴》。内容现记得有：“大禹圣人爱惜寸阴，陶侃贤人尤惜分阴，况吾辈军人乎！欲为国负重任者也，岂不勉哉……”等，不满三百字。一篇题《论立志》。内容大意：“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何所底乎？……”亦不满三百字。当时，不懂标点符号，也不懂作文格式，什么叫论，什么叫说，到现在也还不懂。袁当时有一点爱国心，我也流露过，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叫做气味相投吧！此外，他也是为了培养私人工具。以上是我的推测。
进讲武堂后，我编在第一教授班，黄公略到校比我晚些，编在第四教授班。相距不远，每天都见到面。
讲武堂学员是少尉到少校现役军官（即营连排长），有一些人考取后，因为有钱，住在旅馆里玩，到十月才进校。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后改为先开课后开学，大概是十一月才正式开学的。课程有：四大教程即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小教程即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外加军制学和马术，还有山野炮战术和实习。这些东西，实在无味，但考试严格，不用功还不行。还有什么精神讲话，也讲些时事，讲国耻，这里面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学习原定半年，后因教材量过大——是按保定军官学校三年制教材编写的，故一再延长到近一年。可能是次年八月间毕业的。
湘军的矛盾和救贫会的活动
毕业后，我即回六团一连任连长。
十月左右，二师师长鲁涤平在姜畲（湘潭和湘乡之间）召集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反对赵恒惕，准备去广东投靠孙中山。团长袁植态度暧昧，会后回团部（离姜畲五里）途中，被鲁涤平伏兵杀死。
一马弁逃脱，回到湘潭报信。周磐立即电告我情况，并商对策。我说，现湘潭只驻一营兵并团直属队不过千人，须立即出发，到市西郊十里外靠山集合，以防万一。周同意。
不到两小时集合完毕，议了一会儿无办法，推我去姜畲师部了解情况。我说，团附应向全体官兵讲清情况，并征求我去当代表是否适当。周照办了。我立即约王绍南、张荣生、席洪全等人集会，说，如我明午回不来，就有可能被扣押，如遇到别军来进攻时，决不能缴械投降，可采取自由行动，实行打富济贫的主张，散发财物，救济穷人。愿跟随者越多越好，不愿来者绝不要勉强。这一计划可在会员中分别秘密传达，在士兵中秘密流传，军官中一句不谈。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张荣生说，你去危险不大，尽可能早回。周磐说，为争取时间，在团部骑匹马去。我说好。
不到两小时，即到姜畲，正在替袁植开追悼会，鲁涤平亲笔写了讥辱式的挽联：“生为我官、死为我殡、同僚十载、英雄流热血；……”（下联记不起了）欲盖弥彰，谁不知袁植是他派人杀了的。鲁涤平接见了我，说什么袁君不幸，是全军的损失等。我说明来意：因当时不明情况，部队已离湘潭，请示办法。鲁说，立即出发，经衡山、永州入桂转粤。
我拂晓回到团部集合地，他们在集体露营。我说明情况：师直属队很恐慌，即将南开。此地危险不大，但我们不宜久留，应开湘乡、永丰靠近二、三营。团军需正胡子茂说：“现在关系已断，无处领款，怎办？”他们正在为难之际，我说：“向湘潭商会借三万元，榷运（官盐局）做抵，以后向省财政厅转账。”胡说：“袁团长办的小工厂约值千元，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一部分是公款，怎办？”周说：“由你去处理吧。”袁有寓兵于工思想，过去谈过，我赞成。办小工厂是试验的。袁家不富，靠母亲纺织生活、念书、考保定。在当时有爱国思想，且有一定才能。
袁死后不久，军需正胡子茂辞职回家仍做茶叶生意；周磐代理团长，不久以后任正式团长。周磐家也不富，其父亲是篾工，在当时也有些爱国思想，但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袁、周对我都有一定信任，也可能是利用。
其后，大概是十一月，部队开驻湘乡之永丰、杨家滩地区，我率一连驻湘乡毂水（现在的涟源县）。第一营扩编为第一、二两营（我任第一连连长），收得谢国光某部，即杨超凡部，改编为六团三营。当时第一营营长是刘道经，北方人，保定二期生，旅长唐希汴。
鲁涤平率二师主力和谢国光、吴剑学两个独立旅入粤后，湘西刘叙彝部（约万人）乘机扩大地盘，占辰溪、洪江、新化、溆浦一带，独霸贵州省鸦片出口过境税，引起贺耀祖、宋鹤庚等不满，发生驱刘战争（实际是争夺鸦片过境税）。自一九二四年二月左右至三月底、四月初结束。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刘营长请假归家省亲，我代理营长。六团由洪江经宝庆（邵阳）、湘乡回驻湘潭。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开到长沙靖港待命。后经衡阳、永州、全州向桂林迫近，解陆荣廷及其所部（他部下沈鸿英部叛变）之围。陆在当时是拥护孙中山的，在湖南屡受北洋军阀压迫时，陆是支援湖南的。
大概七月，正值盛暑，刘道经营长回营了，不久，又因事请假回家，我再代理营长。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回驻湘阴、长沙线休整。
一九二五年一二月间，六团开赴湘西北之慈利一带，协助贺耀祖〔23〕师等收复澧县、石门、慈利。
四月，开桃源之漆家河一带，防贵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约六七月间开安乡，一营驻县城，后驻武圣宫、嘛嚎口一带休整。
一九二五年，湘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剧烈，但在反苏、反共、防赤化上，他们是共同的。我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本营，进一步巩固第一连，谨慎地开展二、三、四连工作。希望在一九二五年每连能够做到有三五个救贫会会员，并注意在士兵中讨论时事。会员提议我多做些军官工作，对团也要多加联系，工作要突出而不要孤立；各连士兵工作由他们去多做些，上下配合，收效可能大些。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好。
在讨论时事资料中，介绍并讲解以下一些内容：苏俄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现在又帮助广东孙中山；列强在大战中，日本代替德国在华利益；巴黎和会对中国无益而有害；欧美商品和日货充满市场，这就是经济侵略；在政治文化上也在加紧侵略，企图瓜分中国。有些人不说这些帝国主义坏，反说苏俄坏，这就是颠倒是非；还有些人说共产党这不好那不好，事实，共产党才出生三四年，它没有割地赔款，也没有与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出卖中国民众的任何利益，它一出生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净是做的好事，反而说它不好，这有什么道理。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不去骂这些卖国贼，卖国政府，反而去骂共产党，这究竟有什么道理？一个人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如不加思考，随声附和，就可能站在卖国贼方面去了。还有人说，“赤化就是不好。”赤化就是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讨小老婆，实行男女平等，反对吸鸦片烟，这些到底有哪些不好呢？我们说，应当大赤化一下，化掉这些腐朽的东西，很有好处。
这些简单道理（在那时像我这样落后的人，也只能提些具体事实做教材），经过反复讨论后，在一营中，那些反动谬论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听不到了。可见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旧式军队中是迫切需要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广东北伐军〔24〕开始入湘境时，刘道经请假未归，后辞职了，我即任第一营营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当团长（正式去团部就职是农历年关前），经过两次代理和正式任营长，为时在两年半；不算代理，只有一年半。
几次回家情况
审委多次询问回家次数，和问了我家的瓦房情况。
我当兵后，回家共四次。前三次在上面历史叙述中已写过。第四次是因为一九二五年春父死时，我不在家，约三四月间，黄公略大病，在长沙就医，后转天花，不仅脸麻，且满身脓疮，我去长沙看他，见他病势极危，帮他另请大夫医治，我就便第四次回家。
当年家乡旱灾异常严重，地主囤粮居奇，贫者求籴无门，邻友饥饿情况甚惨。我强迫地主高价卖出十来担谷，费近百元，无偿分给我乡（现在的乌石大队）贫民户。地主陈满钻子背后大肆侮辱：“穷崽子，自己一个田角也没有，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灭地主、平地产之心更切。
带回六百数十元（内有周磐送的丧礼二百元），除给公略医病和买谷救济贫穷乡亲，所余四百元交给了弟弟。
一九二七年秋冬，我团经委会瞒着我，给我二弟四百元，连前款，他们即建起现在这所瓦房，一共十二间。
注 释
〔18〕沈鸿英，旧 桂 系 军阀。二十年代初流窜于湘、赣、粤、桂四省。
〔19〕许崇智，一九一七年夏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大元帅府参军长。年底援闽粤军成立，许为第二支队司令。
〔20〕陈炯明，当时是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后来叛变革命。一九二五年，广东的革命军队两次东征，将陈部击溃。
〔21〕商团，是旧中国某些商会在城市中组织的式装。商团按军队编制，以团为最大建制。它常与当地军警勾结，镇压职工和各种革命运动，维护商会利益。
〔22〕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是湖南军阀赵恒惕于一九一七年在原来陆军小学的基础上兴办的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该校随着赵的下台而停办。
〔24〕广东北伐军，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从广东出发讨伐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军。
第四章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四月）
参加北伐 结识段德昌
一九二五年冬，六团回防到南县、华容、安乡三县，我营驻安乡县城，后驻嘛嚎口。
一九二五年秋冬以来，湖南军阀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害怕广东北伐，又怕唐生智与粤联结。赵恒惕、贺耀祖等军阀，有的主张先发制人，解决唐生智部。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团突然奉命开赴湘乡、永丰一带待命。我们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听说赵已下台，叶开鑫 主湘。六团忽又奉命开宝庆、衡阳之间，接近唐生智部第四师防区；第一、二两个师也向湘东南推进，企图解决唐生智部。不久，传闻北伐军前锋已抵安仁县境，叶开鑫〔25〕在醴陵、衡山、永丰一带紧急布防，湘军内部恐慌万状，大有一触即溃之势。本营各连经过冬季整训，各连都有了救贫会员，从旧历正月至三月的时事讨论，全营官兵对北伐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但不恐慌，而且高兴。部队到达永丰，我又向大家说明叶军必败，北伐军必胜的道理。并将这些也同周磐谈过，提出宜早派人去同唐生智处联络。周说，唐处早有人去了。某日对方开始进攻，我用电话告周，周问如何处理？我说，可经湘乡、宁乡、沅江向南、华、安撤退，如湘乡县城被对方先占，即从城西迂过。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实力无损，且有扩大。
国民革命军〔26〕唐生智所辖第八军进入长沙，将原湖南第二师改编为第八军之第一师。原三旅六团改为第一团，团长由第二营营长戴吉阶升任，我仍任第一营营长，第二营营长由五连连长谢德卿升任；将刘铏、唐希汴等宝庆系军阀之家兵，也是二师残余部分，合编为第三团，团长刘济仁；唐生智收后勤部队之一部分，编为第二团，团长张超。三个团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周磐，成立师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
整训短期，即行北伐。一团参加围攻武昌城南门，右与围攻朝阳门之叶挺部、左与三十六军联络。第一师之二、三两团在整编，还未赶到。约过数天后，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同志，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
武昌守敌投降后，第一师归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我团驻汉阳数日，即经孝感向当阳前进。第一师到达当阳城时，据报吴佩孚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周磐派我率部前去进占玉泉山截击逃敌，段德昌要求同往，周同意。
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做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27〕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生。”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28〕等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
段同我谈话有好几次，但以这次最长，最有意义。段每次谈话，我都在救贫会中传达了。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
第一师在当阳未停留，一团在玉泉山亦未停留，翌日继续前进。经应城、皂市渡汉水，沿途无战斗。十二月下旬到达宜昌。在宜昌送别轰轰烈烈的一九二六年，迎接一几二七年。
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十五军和第一师驻宜昌约一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元旦，开了救贫会会员会议。除攻武昌城牺牲者外，还有八人，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修改会章的问题。因为过去的四条原则（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灭洋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反对克扣军饷，废除对士兵的笞责罚跪；实行士兵自治）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情况。现在应当包括：拥护孙总理遗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国民革命军应当官兵平等，废除笞责、体罚，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士兵自治，自觉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反对克扣军响，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阅读进步书报的自由；士兵委员会有权逮捕反革命分子押送革命军事法庭，并有陪审权。大概有这六条，原文记不清了。
除这个章程外，还通过了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口号，平日联系实际进行讨论。这口号就是：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每日早晚点名，吃饭站队时，先喊这口号。平日可以联系实际，自编自演话剧活报剧。
在一营，这种活动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直至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时为止，没有间断地进行着。
二是讨论救贫会的存废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救贫会仍然应当秘密保持，成为领导士兵委员会和贯彻上述六条的核心。
讨论了士兵会的准备工作。会后大概一星期，即公开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连组织连士兵委员会，班组织小组；由连会员大会选举连委员会，班务会选举小组长；由各连士兵委员开联席会议，选举营士兵委员会。
以夜校形式举办营的训练班，学习方法是先出题目，自由讨论，请人报告和讲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三大政策、行动口号、时事讨论等。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来讲课的次数最多，团、营指导员讲课也不少，我也常去参加讨论。
这次制定的章程和口号，很明显的是接受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这六条比起五年前的那四条，有很大进步。救贫会员和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表示了怀疑，特别是为工人农民服务，这不是简单的。要从本质上改变军队性质，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实际工作经验少，士兵委员会没有得到发展，可是士兵活跃，没有逃兵。
这次救贫会会议刚结束，黄公略来了。他说，团长呈请师长批准他去黄埔高级班〔29〕学习。我很生气地说，你这次脱离第三团连长职务去学习，使我们今后对第三团的工作，增加很大困难，因为三团团长刘济仁是最反动的。
国民党叛变革命
一月下旬，三十五军和第一师开回湘西北，名为肃清匪乱，实际上是镇压民众，保护反革命。匪徒何键准备叛变。
我率第一营驻慈利县城。三月某日，戴斗垣旅（率团部及二、三营驻石门）打死该县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三四月间，在戴的旅司令部门外大操场上，举行追悼大会，也是盛大的农民群众示威大会，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家属。第一营全体官兵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营政治指导员欧群化同志讲了话，把那一次反革命暴行的气焰压下去了。这对士兵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对当地农民也有鼓舞。
何键得悉第一营参加了追悼大会，经过戴斗垣收集我的讲话转给周磐，要周注意。周将原文给我看了。何键三月中于临澧举行了“佛法”大会，全体军官（准尉以上）行受戒礼，通知后我未去。周磐说：“去一下吧，信不信由你哪！”我说：“我既不信佛，何必受戒呢！”一营士兵会抵制了这一反革命活动。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封建迷信，没有军官去受戒，也没有士兵学佛念经。以后何键对周磐说，彭某恐怕是共产党员。周说，是国民党左派。何说，搞个二等厘金局〔30〕给他。周说，他不搞钱。
五月初旬，第一师突然奉命开岳州，到达后不几日，即发生马日事变〔31〕（五月二十一日）。这是“四一二”事变〔32〕的继续和发展。一师经沅江时，陈光中率独立旅亦叛变，杀回宝庆，沿途所有农民组织均遭毒手。许克祥在长沙大肆屠杀革命人民时，夏斗寅的叛军〔33〕向武昌进逼，同叶挺部激战于贺胜桥。四川杨森〔34〕部则沿长江左岸进占白石矶（城陵矶对岸）、新堤，显系与夏斗寅有联系。何键同第一师控制岳州，意图很明显，是准备南北策应。何键是马日事变主谋者之一是无疑的了。此外，湖南省主席周斓、唐生智亦可能是幕后人。
我把这些情况同团指导员米青谈了，米说，唐生智绝对不会变的，他是西瓜式政策。意思是皮是白的，心是红的。我说，他们以佛教骗人，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假革命，应该快去报告湖南省委。这里现有二、三两团停在水面未登岸，都是反动的。一团全部登岸，其中一营可靠，二、三两营可争取中立。米青同意去长沙，我给了他路费和手枪，但是他一去不复返，从此无消息。营指导员欧群化在慈利出发前即离队他往，不知去向。
夏斗寅叛变向武昌进攻时，我向周磐建议北进配合叶挺部消灭夏部。周说没有命令。马日事变后两日，我又向周磐建议，迅速向长沙进军，平复许克祥叛乱，恢复革命秩序。当时岳州控制有足够的轮船、火车，可以朝发夕至，突然袭击。周又借口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我气愤地说：“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一伙内通于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己呢？时局关键在第一师，如果袖手旁观，湘鄂革命形势也就不存在了。”对周说的这样尖锐，在旧军队中，下级对上级是少见的（现在看来，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可能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过去，我对周磐提出的意见，基本上他是采纳的，这次出于他的阶级本性，他坚决拒绝了。
当时回到营部，我感到对于许克祥这么一点反动力量，也不能镇压下去，既气愤又惭愧。我和周磐近十年共事的所谓感情，一朝破灭了。过去我还认为周磐有一点点爱国思想，这次他看到革命受损失，民众和共产党遭屠杀，袖手旁观，还有什么爱国思想呢？我不能再做他的工具了！教训是：平常好话莫轻信，一次行动见分明。平日我看周磐这个人才干不大，倒还老实，其实不然，野心不小。
周磐看到夏斗寅部打不过叶挺部，在我向他建议的第二天早上，又电话约我去师部。到师部后，周即说，杨森有约三至五个团进占监利、朱河、白矶、新堤，有配合夏斗寅进攻武汉之势。派我率第一团到城陵矶一线隔江佯动，牵制长江左岸之杨森部，以便在共产党胜利时，他就可以说话。我到城陵矶后，没有佯动，而是隐蔽集结，准备轮船，做好战斗准备，趁黄昏时，即行强渡，一鼓作气攻占城陵矶对岸之白矶。该地系湘江与长江汇合点，水面总有六七里宽，完全出敌意外。杨森部全无准备，我率一营登了岸，敌才发觉。敌既未布防，火力也弱，我营伤亡数人，杨部向朱河方向溃退，追约二十里。周按住二、三团和一团主力不准出动，命我率第一营第二天返回城陵矶。周见面即说：“石穿〔35〕呀，昨天太冒险了！”我说：“长江、湘江同时涨水，趁大水渡江强攻，出敌不意，看来危险，其实不危险。”我想，你佯动投机，我真渡江。我想要援助叶挺，就应攻击夏斗寅背，你不同意；现在打败杨森，减轻对叶挺右侧的威胁也是好的，也许对叶挺部有某种声援作用。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初的事情，这也是含有对周磐不满意的一种表示。
唐生智部东征失败
一九二七年夏，唐生智仍利用革命旗帜为掩盖，企图夺取南京、上海，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大约六月，唐令第四集团军夹长江东进讨蒋，第八军和第三十六军沿长江南岸，三十五军和第一师沿长江北岸，进至芜湖、合肥、蚌埠一线。第一师到桐城，即遭桂军和鲁涤平（注：当时在这一线进攻唐生智军的为桂军和程潜部。）部进攻，蒋介石两部向第八军、三十六军进攻，唐生智军从芜湖、合肥、蚌埠全线溃退。三十五军从合肥撤退，第一师约于七月二十日左右从桐城撤退，并为江左后卫，第一团为最后掩护部队（团长戴吉阶请假，我代理）。退到黄梅、广济时遇到桂军和鲁涤平部进攻。
退到汉口时，周磐率第二团在汉阳等着。周问：“追敌还有多远？”我说：“已过武穴、黄陂，明天可进汉口。”周问：“损失多少？”我说：“伤亡二十余人，阵亡者已安埋，伤者随团大行李，在武穴找了一只小火轮拖运新堤待命，他们可能已到。二、三两营无接触，故无伤亡。”周说：“何键命令退常德，他们都先走了，留我这一部断后。他妈的！汉阳兵工厂的枪，我们一支也分不到，打仗前进时碰硬的，退却时当后卫。”我说：“全不讲同学交情（何、周都是保定生）。”周说：“同学！同学！”又问：“这次鲁桂两军追得这样紧？”我说：“一回桂，一回湘，各保地盘，这次革命失败了。”周说：“我们怎么办？”我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看周久不说出自己的办法，即说：“走小路，经朱河渡长江，回南、华、安。驻防株洲的第三团迅调安乡。”周点头同意了。
何键部经汉口向湘西北溃退，第一师摆脱了三十五军控制，摆脱了何键这只狼狗，我暗地高兴。我怕周动摇，又说：“何键在常德站不住脚，须退沅水、资江上游，鲁军必经常德、益阳，略取湘潭、长沙、岳阳，然后开和平分赃会。我们乐得南、华、安三县这块肥沃土地立足。”
从汉口经监利、盐埠渡长江到达华容后，师部和第一团团部、第一营驻南县县城；第二营谢德卿率部驻三岔河；第三营杨超凡率部驻华容；第二团驻安乡；第三团从株洲向安乡开拔尚未到达。我团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南县（注：关于一团参加东进讨蒋、回到南县及其后破坏南县清乡委员会成立的时间，作者在记忆上可能有误，实际上要晚一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表面上被反动势力打下去了，但潜在的仇恨是很大的。
这次七百至八百公里的长途退却，从桐城退到黄梅一路是急行军，每天平均当在八十里以上；从黄梅到汉口这一段，每天也在七十里左右；由汉口到华容每天行程也在六十里以上。回忆从桐城到华容似乎只休息三天或四天。
全团到达南县后，团长戴吉阶来电向周磐辞职，大概不好意思再来了。
九月初，召集张荣生、李灿（二连长）、李力（特务连长）等讨论了时局，大家认为是严重的。士兵委员会不宜公开存在，二、三两营的军官对一营士兵防范甚严，我们的工作不好做。现在的时局，我们的革命工作不宜突出，突出不宜发展，隐蔽进行才有利于工作。张荣生说，赞成取消士兵委员会名义，保持士兵得到的一切实际利益。如果将来被迫解散，就会保不住实利。士兵中多数是说得通的。李灿说，营长位置能保住，士兵已得利益就能保住，李力说，如营长位置保不住，也要能保持士兵已得利益，维护团结，准备长期奋斗，否则就会散伙。李灿、张荣生都说，周磐对营长的信任并不坚定，你看戴吉阶打仗就请假，平日拿乾薪，周不撤戴职，老要彭代理而不当团长，这不是利用彭打仗、团结部队是什么？
最后，大家集中的意见是，说明时局，经过分析酝酿，基本上保持宜昌会议的士兵会章程不变，但删去逮捕反革命送法庭陪审等内容。清算委员会还公开保存，每月公布收支账目，管理公积金。实际上士兵会由公开转入秘密，救贫会起核心作用。结果没有什么震动，顺利转变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口号照常喊，活报剧也继续在一营晚会上演出。
新洲战斗
此役是军阀争地盘，不带任何进步性。
新洲战斗是在十一月中下旬进行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何键的三十五军从安徽撤退回湘，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通过津市、澧县，约九月中旬退至常德上游之桃源一带。在津澧一带防地空虚时，盘踞鄂西南五峰、鹤峰一带之黔军袁祖铭部下的李某部约五个团，乘虚进占津市、澧县一带；一部约四千人进驻新洲（离津市十里左右），有入侵安乡之势。
鲁涤平于八月底九月中旬之间到长沙，蒋介石派刘铏为宣抚使，随鲁涤平军回湘，其主要目的是收编周磐之第一师。何键与鲁妥协，亦与蒋介石勾结，因而分得澧水防地，即津市、澧县、石门、慈利，还有常德、桃源。
十一月何键由常德向澧水贵军进攻，十一月中旬，进占石门、澧县一带。周磐于十月双十节前即到长沙与宣抚使刘铏联络，继与鲁涤平联络，将第一师番号改为湖南陆军独立五师，归鲁涤平直接指挥。周磐在长沙大概同何键、鲁涤平会商，为地盘和吃饭的共同利益，决心向澧津和新洲之贵军进攻，与何键采取一致行动：第一团由南县、华容向新洲以东；二、三两团从安乡协同三十五军主力向新洲以南之敌进攻。第一团第二营谢德卿率所部从三岔河出发为前卫向新洲前进；我率第一营从南县出发，尾第二营前进；杨超凡率第三营从华容出发经梅田湖（未经南县）尾第一营前进。
打新洲时，周磐从长沙乘小火轮到安乡，率二、三两团尾一团前进；三十五军之一个师从澧县向新洲前进，约定于十一月下旬×日同时攻击。进抵离新洲约五里处，有一独立高地，为敌前哨阵地，谢德卿率第二营由行军纵队向敌接近，没有变为战斗队形，致遭敌火力袭击，溃退下来。周令其收容，尾第三营前进，做预备队。我率第一营攻克敌前哨阵地，紧跟追进新洲街。一、二连各占一所砖房，做巷战的立脚点——这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甚为重要。当晚进展不大，但做好了巷战的必要的准备。周磐率第二、三两团、三十五军之某师如期赶到。第二天晚上攻克新洲。贵军向鄂西之五峰、施恩一带溃退，第一团追至津市即停止。
此役结束后，一团团部和第一营仍回防南县；第三营一部驻梅田湖，一部驻南县城；第二营驻三仙湖。第二团驻华容；第三团驻安乡。
当团长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某晚，周磐电话约我谈话，请我到师部。周磐说：“老师长（指刘，当时刘随鲁涤平回湘，任宣抚使）回湘，批准了戴吉阶辞职，由你任第一团团长，雷振辉（原四连连长，周的亲信）接任一营营长。第一师改为独立五师，团的番号不变，今后归鲁直接指挥，摆脱何键控制。”又说：“我们相处很久，你也用不着客气。”我说：“吉阶如能回也好，他不在团时，我可以代理。”周说：“此事已定，不必再谈。先到职，委任状后发，盼即到职，就职费一千二百元，派人到师经理处具领。”周要我去长沙见见鲁、刘，要我就职后就去，说：“如近两天委任状到了，就一道去长沙活动活动吧！鲁、刘都关心老六团（即当时一团，一九一六年鲁任团长，刘铏任营长）。”我说：“不去谢委（旧式军队升官，要到上司衙门去谢委），至于就职，我每天都到团部去办公，随便哪天都行。”周说：“现在要确定日子，师部杜参谋长通知金团附，准备举行就职礼吧！”杜际唐答：“是。”我说：“就职费一千二百元，这钱干吗？”杜说：“石穿呀！至少士兵要会餐一次，官佐宴会一次吧。地方公教团体，二、三团和师部某些同事也可能来道贺吧。”我说：“这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周告杜说：“师部各员，二、三团官佐都不要去道贺，以免戳发石穿这个犟脾气。”杜答：“是。”我说：“谢谢你。”
我继续说：“戴团长离职已一年了，他月薪二百四十元，都已先后寄去了，惟剩下的办公、杂支、特费、开拔费等，戴在团时，是五分之三归各营，五分之二归团部，我代理团长期间未便更改，现在还剩下约六千元。我在第一营领取的经费，除开支外，交清算委员做公积金（周插话：你们还有公积金吗），替士兵做了蚊帐、补充被子，所剩无几。因为袁团长被害，加上时局变化，供应关系打乱了，军需物资很困难。现在戴任期内所剩存经费该怎么处理？”杜说：“照你们的办法作为公积金，补充军需物资。”周被迫说：“这样处理也好。”
周又说，南县士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36〕，问我去不去参加。我说：“不参加这个反革命会。”周说，他也不想去参加。周磐告杜参谋长，即刻准备轮船去长沙，不要告诉其他人。到双十节那天，只说师长去长沙了。
周磐在双十节的前两天去长沙。翌日我召集李灿、张荣生、李力谈了上述情形。他们诧异地说：“砥平（周的号）还是信任营长的。”我问他们：“我们将来究竟走哪条路？”张荣生毫不犹豫地说：“走共产党那条呗！”李灿说：“现在是国民革命，将来是走共产党那条路。”李力说：“只有走共产党那条路，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张荣生问我：“营长走哪条路？”我说：“同意李力的意见。”
我问他们，周磐会走哪条路？都说：不会走共产党的路。李力又说：“那也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问：“我和周是靠近了，还是远了？”他们都不作答，最后张荣生说：“这要问你自己。”我说：“我在慢步前进，周已开始向后走。今年五月，一师进占岳州，是何键想策应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夏斗寅叛变时，我向周建议北进，配合叶挺部消灭夏逆，周借口无命令。马日事变的第二天，我向周磐建议，应立即向南进军，消灭许克祥，恢复长沙革命秩序（当时我师掌握大量火车、轮船）。周又说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这两次叛乱，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等人策划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已呢？这样尖锐的话，我也对周说了，周未出卖我，感谢他。但处在时局的严重时刻，他又是关键的因素，他站在反革命方面，两次拒绝我的建议，使时局不能挽回。过去我的历次建议，大多数都被他采纳，因为那些建议都是对他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惟独这两次讨叛建议，他都不采纳，这表示他的反革命立场是坚定的。今天他提拔我当团长，我就跟他呢，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走共产党的道路，这是我的关键。我跟你们一起走，决不回头，主意早就定了。”
我说：“去团部就职后，工作如何做呢？团部的书记、副官、军医正、军需正、团附都是一些坏东西，贪污、腐化、反动，不革掉他们是不行的。我怎样同你们通气呢？”李力说：“把张荣生调到团部去当传令排长，现少尉排长调特务连当中尉排长，这样别人就不大注意些。”张荣生说：“调到团部去当传令兵或班长。”我说：“不行，不当排长不好同我接近，还是李力意见对。”张荣生说：“利用这次团长就职机会，把这一千二百元就职费公开，一年来代团长的各种经费积存多少，也一起公布，成立清算委员会，表示今后财政要公开。”大家同意张荣生的意见。我说：“为了开展全团士兵工作，拟成立一个学兵连，抽李灿去任连长。应如何组织，从一营调些什么人去学兵连——主要是去做二、三营学兵工作的，你们三人拟议一下，由李灿主持。”李力问：“哪天去就职，特务连是否在团部门首表示欢迎？”我说：“再过一些天就是星期，吃了早饭张荣生替我背行军床，我提小皮箱，被子放在马背上就去了，不要惊动任何人。”他们都同意，打破一点官僚旧习惯。张荣生说：“长期以来，你同一营士兵感情很深，如何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说：“就职后到全团各连会餐一次。”张荣生说：“什么时候去团部呢？”我说：“去是要去的，不必急，现在要做一营的深入巩固工作。周磐对马日事变袖手旁观，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次升雷振辉为营长，暴露了他任人唯私。”
他们走了之后，去当团长存在的问题又涌上心头。我反复考虑了周磐的为人和他思想上的反动性：1．让雷振辉接替营长，而不提升李灿，且未征询我的意见。他怕我不同意，故采取主动，证明周磐对我是有顾虑的，但目前还需利用我。2．马日事变后，客观决定了我和周磐各走一端，暂时互相利用，无长期合作希望。3．周现在虽未明显反共，但对马日事变采取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让革命遭受失败，反共仇共之心，旁观者已清。4．三个营长、团附及团部成员尽属反共分子，连长中多数也是如此，要开展革命工作，阻力很大，如何排除阻力，目前还无对策。我离开一营就没有群众基础，二、三营的工作也就更难开展。5．南、华、安富庶，但系水网地区，发生突然事变，处境窘迫。6．我和周相处十年，是利害相依，在道义上不存在共同点了，存在的是互相利用。这样一种利害关系，是不可能作为长期合作的基础的，他在何键面前为我掩护，也是如此，问题是和平分手还是流血分手。如果我加入了共产党，对他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被他察觉就会以鲁涤平对付袁植的手段来对付我，必下毒手，流血牺牲便势所难免。他的野心比袁植大，才干比袁植小，我应谨慎地利用他这一弱点，争取时间。
在犹豫过程中，同李灿、李力、张荣生反复商谈多次。年底，当追击贵军残部到达津市时，对鄂西地势进行了调查，鄂湘川贵四省边界尽系大山，这对以后的行动是有帮助的。
在未就职前，周磐又约我去安乡面谈，周把长沙大概情况谈了一下：何键与蒋介石早有勾结，唐生智集团已分裂。周问：“你还未去团部？”我说：“每天都去办公。”周说：“鲁的委任状已送南县师部，就职的事不要再拖了。”我说好吧。周说：“局势可能稳定下来，何键军从安徽退回损失很大，军队需要整训，我们应利用机会切实训练部队。新洲战斗看得明显，起作用的只是少数部队，一团与其他团就显然不同。”他又说：“你的委任状已到南县，回防后应正式就职。谢德卿无能，调厘金局，以陈鹏飞接替如何？”我表示同意。
周乘轮经安乡返长沙。第二营营长谢德卿调离，团部吕×副官调师部。这两个人极反动，无意中能调离原职，我对此心中暗喜。
在安乡和周磐面谈后，十二月十号左右，我回到南县。委任状已到，不好再拒绝，月底，也即旧历年关前，移住团部，未举行就职礼，只到各营、连会餐一次。
破坏南县清乡委员会的成立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封建势力在各地组织清乡团、清乡委员会、民团〔37〕，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随意屠杀，南县也不例外。一团部分革命士兵坚持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演出这些内容的活报剧、话剧。九月下旬，第二连分驻梅田湖时，当地的最大地主恶霸，号活阎王，从长沙大摇大摆回家，当即被二连捉住，游街示众。群众很高兴，但不敢参加游行，可见白色恐怖之严重。
县城土豪劣绅对周磐进行包围——送礼、送万民伞、到有名的堂班请吃饭、名妓作陪等，种种下流无耻手段，无所不有。也请过我，我在请帖上批“无耻”二字退还。周磐在当时还不敢公开反共，只是说些什么真正的土豪劣绅，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还是应该打倒。上述这些轻微的反击，使县清乡委员会到九月底还未成立。但是，反动势力并不死心，还在加紧筹备。
十月初，某日，约集救贫会同志讨论如何破坏清乡委员会的成立，打击气势嚣张的反动势力，争取周磐中立的问题。准备了大量传单、标语，在双十节的前一晚上（九号晚）散发张贴，给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以袭击。
十月五日晚饭后，到周处。我问：“师长去长沙还未成行？”他问我去不去，说：“能去见一见鲁涤平也好。”我说：“不去，他在姜畬杀袁团长，对我刺激太深。”我又问周：“南县土豪劣绅，准备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周说：“是的，早发了请帖。”我问：“师长去吗？”周说：“不想去，今晚搭轮去长沙。”我说：“很好！”
十月十日早晨，满街和市郊出现大量标语、传单：“打倒土豪劣绅！”“清乡委员会是反革命机关！”“打倒清乡委员会！”“枪毙清乡委员××！”等。署名的有军队和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士豪劣绅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周磐则不告而去长沙，驻军的军官一个也不去参加。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化为泡影。一直到第二年独立第五师一团离开南县时，清乡委员会还未成立起来。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双十节后第二天黄昏时，有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来我处接头。他自称名叫张匡，年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说：“知道你的名字很久了。”他称赞了双十节的工作布置，说：双十节反对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行动很好，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可是太冒险了，可能暴露军队内党组织的秘密。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在军队里，大家都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其实我并没有申请过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一月某日，在纪念周会上，周磐讲话说，在军官花名册上的正式官佐都是国民党员，既没有开过会、缴过党费，也没有填过什么入党的志愿表册。”张匡听后有些紧张，我说：“你用不着紧张，我是共产党的忠实同情者。从北伐战争围攻武昌城到今年五月马日事变前，我同段德昌同志比较熟悉。他是当时我师政治部秘书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同段谈过多次，请求他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段当时说：‘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你的请求得不到批准。’马日事变后，就没有见到段德昌了，现在我还想见到他。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是迫切的。国民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张匡谈到一些政治形势和地方情形，不承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反说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反驳他。
过了几天，黄昏时，他又到我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我内心很高兴，说谢谢特委对我的信任。问段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沙市一带搞暴动，负轻烧伤，现在回到南县。我对段德昌同志的负伤感到不安。当时张荣生在座。我说是否让他改姓章到李灿家住，就便让我团的军医替他治疗。张荣生说，这要同他们商量后再看。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十月下旬，张荣生告我，段德昌到了李灿家。我说晚上带我去看看他。黄昏后，张带我见到段，张在门外瞭望。我问段的病情，他说，轻烧伤，已好了。他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对我勉励。大意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了，秋收起义犯了盲动主义，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会干得更好。你能坚持革命立场，你很久的愿望已经达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他还谈到要注意保守秘密，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到，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他又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他没有提到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过去我常回忆他这段谈话，现在还常回忆他这些话。
某日黄昏，由张荣生带来一位青年见我。他自称是南县特派员（姓名记不起了），推荐邓萍到我处来工作。他说：“有一位失业青年，二十一二岁，文理通达，善书画，你处能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说：“营部有一文书上士缺和一个三等书记缺（中、少尉），前者月薪金十五六元，后者三十元。薪金都不多。”他说：“只要够吃饭就行。”我说：“他先来当一下文书试试吧！”他说好。我问此人在什么地方，张荣生答在外面伙铺里住。我说：“你们商量吧，他如同意，明天就可以搬到我这隔壁房间住。就说是我的朋友。”他很满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的，没有介绍人。”他说：“你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知道，如梅田湖最大的地主恶霸活阎王，捉着他游街游堤；驻九都山的部队演话剧活报剧，审判土豪劣绅；站队喊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反对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这些是最好的介绍，还要什么介绍人哪？”此次谈话好像在新洲以后回到南县不久，邓萍就是十二月到一营部的。此事一问曾希圣就会知道的，因邓原来和曾一道来我处，在溪口遇到巡查冲散了。
农历年关以前几天，某日黄昏后，由张荣生带着南县共产党县委一位负责人汪某来我处。他说，想买一部油印机和油墨、蜡纸等，准备发动年关斗争，印发一些传单、标语。但自己去买有困难。我说这好办！当即告张荣生照办。他又说，年关斗争准备镇压几个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想捉几个财主筹点款，还请帮助几支枪。我说：“还有几支未上报的私枪。如何拿出去，如何接收，你们去商量办法告我，总之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他还要求配发子弹。我说每枪一二百发。最后我说：“准备要杀的土豪不罚款，只没收；罚款后又杀，以后就筹不到款。这个湖地不要烧房子，堤上净是茅草房连成一片，一烧就会把堤上的房子烧光，小意见供你参考。”我未提反对盲动主义。他说：“很好，报告县委是会考虑的。”
他走后，我告张荣生说，私枪李灿处有两三支。张说，李处只有两支，营部有四支，特务连李力处有三支。我说，分几次给，要与他们研究，一定要给十分可靠的人，武器本身没阶级性，谁掌握即为谁服务。还一定要能绝对保守秘密。我记得枪支是由现在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秘密运交的，李是当时的秘密士兵会员。交接手续是李灿、张荣生和南县县委商量好的。
段德昌约在十一月伤愈后离开南县，临行前的事，是张匡办理的；他要的几支枪和经费，是张荣生、李力等运交的。以后，特委又要了几支枪，一点子弹和经费，也是张荣生交的。
大约是十二月下旬某日，也可能是腊月三十，张荣生高兴地向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问张，你怎么知道的？他笑而不答，张加入共产党可能比我早些。张说：“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入党仪式（那时叫“入学”）。”
黄昏后，张匡同志随张荣生、邓萍来办公室，刚坐下，张匡和张荣生正在为举行入党仪式做准备，师部来电话说，李副师长、杜参谋长即来你处。我对张匡说：“今天不能举行了，改日举行如何？”张匡说：“可以，时间以后另行约定。”
正月初一起，我到南县一、三营各连和团直属队会餐，后到三仙湖第二营住了约四五天，回忆元宵日还在三仙湖。除在各连会餐外，还请全营军官聚餐一次，目的是为在第二营做些革命工作，拖延些时日，便于张荣生活动。这次张荣生找到发展士兵会员的两个对象，一个是连上的下士班长，过去是张同行——裁缝工人，另一个是营部传令兵。我在三仙湖调查了长沙、岳州、常德、沙市、宜昌来往轮船的班次、大小和停泊日期，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好向沅江、资江间地区机动。
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我说，邓萍好。张又问，如何？没有人吭声。张说，还是老彭好吧。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
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一九三○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我再申明，我入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照特委张匡同志所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北京住院割瘤子，出院后，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时，让我填写一份简历，据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写一份简历，编入百科全书。我当时对具体月日记不清，我宁愿向后推，而不要向前提，我就写一九二八年四月入党，今后就以四月为根据。
注 释
〔25〕叶开鑫，当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
〔26〕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将其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大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军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一丸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军队仍用这个名称。
〔27〕这里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某些地区实行的一种土地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28〕胡汉民，国民党右派首领之一。曾反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孙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子文，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9〕黄埔，指设在广州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官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该校曾多次举办过高级班，如高级政治训练政、高级军官班。黄公略参加的是高级军官班。
〔30〕厘金，又称厘捐，是旧日中国的一种商业税。因税率名义上为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一种机构。
〔31〕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上声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次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32〕“四一二”事变，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
〔33〕指一九二七年五月背叛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这次叛变是该师师长夏斗寅发动的。
〔34〕杨森，四川军阀。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35〕石穿，是彭德怀的号。
〔36〕清乡委员会，是一丸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而设立的机构。它专门搜捕、“清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7〕清乡团、民团，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湖南地主豪绅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第五章 平江起义
（一九二八年春至一九二八年七月）
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成立
在周磐要我担任团长之后的两三天，到周磐处，我讲了团打算办一个学兵连，统一一下战术、战斗动作和内务管理。周磐说师也要办一个学校，我说，那很好，办一个随营学校，团就不办学兵连了。周和师参谋长杜际唐都说，办随营学校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才。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什么人。我说：“办一个五百人左右的随营学校，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嘛！”周说：“请际唐拟一个计划，名字就是随营学校好。校长人选呢？”我说：“师长兼，另设一个副校长。”他说：“副校长又是谁呢？不仅要有经验学识，而且要有朝气才行。”我看他一时想不出人来，即说：“你不是送黄公略去黄埔高级班深造吗？他十二月底就毕业了。”周说：“此人倒可以，但他走一年了，没有来过信。”我说：“今年师就没有固定地址，他写信寄到哪里呢！”他问：“你们通信吗？”我说：“来过两次信。”他说：“请你即刻写信给黄石（石是名字，公略是号）问问他吧，要他毕业后回师。”我说好吧！
当天晚上，我召集李灿、李力、张荣生商谈。我说：“周磐想办一个随营学校，决定黄公略回师主办。前晚我们讨论团办学兵连暂时停止。由各营选送二十个学员，团特务连、机关枪连各选五人，共三十人去师随营学校行吗？一营请张荣生考虑，团直请李力考虑。”他们说，好吧。我说：“要选送有活动能力和政治上坚定可靠的人，去做二、三营和二、三团学员的工作。暂时只做这些人的酝酿工作。要秘密，不要公开。”
我们决心把士兵会的章程，变为随校的章程，在章程的前面加上一个总则：拥护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奉行三大政策，以救国爱民为宗旨。内容上改为打倒新军阀，把士兵委员会改为学员自治会等。在章程最后，写上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师长兼随营学校校长周磐。我当时想，如果周磐同意了，就等于批准了第一营土兵会章程。
第二天晚上将修改了的章程送给周磐，我首先说：“师长前天主张办一个随校，我觉得很好。蒋介石起家是手捧三民主义，口念总理遗嘱，伪行三大政策，骗苏联援助，共产党支持，同时办一个黄埔军校。一旦权力到手，三大政策变为反苏反共杀人民。”我又说：“共产党是打不倒的，也是杀不尽的。共产党上了这次当，得到教训，不会上第二次当了。独立五师的发展，也可能是三民主义，北伐经验，随营学校。师长抱救国爱民宗旨，我代拟了一个随营学校的宗旨和章程，请审核一下，是否可用。”他念到打倒新军阀时，特别感兴趣，马上叫杜参谋长来，说：“石穿写了随校宗旨，这是好的，请研究一下，字句也还要斟酌一下。现在就是要打倒新军阀。”周问：“一团有多少人？”我说：“官佐士兵共有三千零几十人。”我暗地高兴，今年元旦宜昌会议所讨论的士兵会章程的基本内容在师里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合法不等于现实，实现这个章程还需做很大努力。
一九二七年冬，开始筹备师随营学校。
不久收到公略来信，说已收到我的信及寄去的旅费，他正在参加毕业考试，二月毕业后决定到我处。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黄公略由粤回南县团部，使人高兴。顷刻李灿等闻讯跑来，交谈了一年多来的情况。晚饭后除谈团的情况外，又谈到随校筹备工作快完毕，周兼校长，黄公略为副校长，实际周不会来校，对工作反而会有好处；军事教科书以湖南讲武堂的教材为准，正在翻印。讲到学校宗旨章程时，其中有打倒新军阀，黄石突然发问，新军阀指谁呀？我说：“当然是指蒋介石。”黄公略突然发怒说：“我们的校长”如何如何……大家也突然失色：一切秘密工作都告诉了他，这还了得！大家气愤到不可形容。我说：“公略呀！我们多年友好，过去你说，对革命事业如何如何，现在一反过去，那就好吧！你走你蒋介石的阳关大道，我走我艰难险阻的独木桥。”张荣生拿了一条毛巾在他嘴上一封，颈项上一缚，黄石脸上立即发白。张荣生、李力都说：“绞死他，今晚抛到南县河中去灭迹。”这时，黄石手指着皮鞋后跟，被邓萍察觉，邓说：“慢一点，放松一些，等他好出气，跑不了的。”把皮鞋后跟扦开，发现了广东省委的介绍信。大家猛吃一惊，半小时后，他才清醒过来。我说：“公略！你这是干什么？开这样大的玩笑！”他说：“你现在当了团长，谁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反革命。”又说：“还有黄纯一同志一道来的，在外面伙铺里，请派人接他进来。还有一个贺国中同志，候补党员，不知他今天到了没有，请到伙铺里查明一下。”幸而当即弄清了真相，马上消除了误会，免除了意外的损失。
翌日早餐后，我和公略到团部门外柳阴堤上席地坐下，看了一会儿渔民拔钩收鱼。他谈到广州暴动的意义和失败后的那种白色恐怖，杀人之多之惨，真难以令人置信。路过上海、汉口、岳州，旅馆到处写着“休谈国事，宽饮自乐”。南县空气没有那样紧张。他问我近几月来在想些什么？我说想的可多呢。去年一月你去黄埔学习我不高兴，二三月，三十五军和一师，先后即开澧水下中游，何键大搞佛法运动，什么“佛法无边，与三民主义殊途同归”呀！受戒呀！开佛会念经呀！戴斗垣旅驻慈利县，杀死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反革命在准备是很明显的。我们到了岳州不久，夏斗寅军进攻武昌，马日事变时，我两次向周磐建议消灭夏斗寅、许克祥，挽救革命危机，他都不干。唐生智东征失败后，第一师退回南华安，才摆脱何键控制。我们也谈了各次武装起义的问题，觉得在现代技术发展情况下，根据地是重要的，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我们还谈了蒋介石并没有统一中国的问题。他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38〕，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中国的局势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独霸中国固不可能，和平瓜分也不可能。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勾结一派军阀，狼狈为奸，扩大势力范围。因此，军阀战争是不可免的。为了巩固周磐办随校的决心，我把上述看法和周谈过。把士兵会章程略加修改成随校宗旨，其中打倒新军阀一句，周很感兴趣。黄问：“周磐这个人有什么打算？”我说：“才比袁植小，野心比袁植还大。利用我替他练兵打仗，利用你替他办学校培养走狗。打倒新军阀，目的在代替蒋介石，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马日事变他袖手旁观，暴露了他反共的本质。”
我还谈到自成立党的支部后，救贫会即停止活动，今后党支部直接领导士兵会。公略说：“救贫会还保存着吗？”我说：“是的，还保存着。去年‘六一惨案’〔39〕时，李灿、张荣生来长沙就是来讨论救贫会如何配合反日运动。你当时劝我不要再搞这个，说作用不大且危险，故以后的活动未通知你了。那次我们决定秘密活动，支援学生禁止日货的运动，抗议日本人打死中国工人的残暴行为，达到在一连内对士兵进行爱国教育的目的，没有公开行动。现在士兵会也由公开转入秘密了。过去全体官兵皆是会员，已宣布解散。又秘密进行登记，保存约六十人，全在一营和团特务连、机关枪连。清算委员会名义还公开存在。对士兵教育，除士兵会章程外，还有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口号，仍照常进行。三营一个会员也没有，二营仅有两个对象，军队组织严密，很不易接近士兵。原想团办一个学兵连来开展二、三营士兵会工作，周磐说要办师随营学校，我们即取消了办学兵连的意图。现在造就了三十个班长和上等兵，均是秘密土兵会员，准备送随校，在基层中秘密开展士兵会的工作。”
他写了一首诗递给我：“广暴〔40〕失败旗帜在，树立红军苏维埃。旅沪武岳语弃市，乌云蔽日只暂时。欣谈时局喜春风，柳絮飞舞庆重逢。锦绣洞庭八百里，四江精粹在湖滨。”当天上午约谈四小时。我不会作诗，编了几句顺口溜给他：“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他看完后，我说：“关键在‘谨慎争取两年时’。一旦暴露，周磐必下毒手，我们就会遭到损失。”公略还关心地问：“最近看什么书”？我说：“看三本书：《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通俗资本论》（李季编）、《水浒传》。”“你像《水浒》上的谁？”“有些类似李逵。”
还在闲谈其他时，张荣生跑来说：“黄纯一、贺国中都到了团部，等你们吃饭，已十二时了。”我起身回团部，看见黄像一个文雅书生，贺是一个豪放的白胖青年。我当即通知师部杜参谋长说：“黄公略和另两位已到团部，明天到师部来看你，请电告师长吧！”杜说：“很好，很好。学校准备已大体就绪了！”饭后，我把随校规模，准备概况，周办学校的目的，杜参谋长为人性格都谈了一下。第二天，他们三人见杜后，彼此印象很好。周磐接电后，第三天由长沙赶回南县主持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宣布黄公略为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对他们的工作安排出乎意外的满意。黄公略为少校，其他为上尉。周磐这天讲话，除继承北伐那些政策口号外，还强调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士豪劣绅，特别强调打倒新军阀，几乎完全是按照随校宗旨讲的。
开学典礼后，我约公略、纯一、国中三人到团部我处商量今后工作，开了一次党的会议。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左右，特委张匡出席。谈论周磐变化为什么这样大呢？找不到原因，留待以后事实去分晓吧！又谈到这次随校章程，实际上是一九二七年元旦一营士兵会章程，只加上了打倒新军阀。如果能坚决贯彻，工作方法又对头，在随校中每期毕业时，能够吸收三分之一为秘密士兵会员，到年关做到二、三两团每连平均有个会员；明年按情况，再发展一些，做到每个团中有一两个进步连为核心，全师以一团为核心，在情况有利时，就可争取全师起义。从一营经验来看，争取军队进步，使其成为革命的军队，为工人农民服务，是很不容易的。军队中的秘密工作，没有进步军官作掩护是难以开展的；在一个营里的连、排长中，如没有一两个进步的、具有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决心的人，是不行的。前年在嘛嚎口营部会议时，有同志提出工作要突出，不突出不能带动落后；但不要孤立，孤立就会遭到破坏。他们要我多做军官工作，他们多做士兵工作，上下配合，才能有成效。近年来这方面有成绩。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贺国中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此时，我们有了八个党员。特委出席人张匡指示成立团党委，随校成立分支，黄公略为分支书，受团党委领导。团党委书记仍以彭为适宜。当时无人反对也无人复议。张荣生说：“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秘密，凡属党内来接头的人，应先找邓萍，不应先找团长，以免暴露。”大家表示同意。
闹饷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几日独立五师突然奉命开赴平江，接阎仲儒旅防务“剿共”，随校开岳州。
已经三个多月不发饷了，去年还有两个月未发清，欠饷已五个月。团党委决定在开拔前有计划地发动一次闹饷运动，以提高士兵的觉悟。闹饷要有统一的计划，步调一致，力量才大。
当时一营和团直属队、机枪连、特务连都建立了秘密的士兵会。经过士兵会的周密活动，由一团推动二、三团和随校，大体全师闹饷，把周磐闹得惊慌失措，取得闹炯的完全胜利。这无意中成为不久以后的平江起义的准备工作。
闹饷办法，是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大量进行通俗宣传，把经济要求和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过去来当兵说是来革命，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又减息；现在既不革命又不发饷，减租减息更不讲，还要“剿共”打农会，这是谁要这样干的呢？蒋介石！当兵每月六元五，除了伙食三元三角，只剩三元二角又不发，叫人难不难？难！三个月不发饷，去年还有两月未发清，穿草鞋吸黄烟无法想，家里父母妻子要吃饭又怎办？！请长官替我们士兵想想。
然后是组织工作：由张荣生领导一营班长串通二、三营班长，尽可能多地吸收排长参加；班长在本班开秘密会，讨论通俗传单，并启发士兵自己写传单，然后向团部团长诉苦；团部团长向师部师长如实反映，并告诉各营长和通报二、三团，造成声势；随校发动学员，向原属部队反映，甚至推选代表回原部队串通，经过秘密士兵会员，发动罢课。准备五天，第六天行动。上午向团部团长，下午向师部请愿，向市民、学校发传单，争取社会同情，声势越大越好。
第六天照计划进行。接近中午时，师长来电话：“石穿呀！听说你团闹饷，真出人意外。”我说：“不是少数人，而是全团闹饷。上午到金团附处，后来找到我处。他们要我想办法，我说：‘财政是公开的，团经理处的账，你们可以去算’，他们要求我报告师长，替他们想办法。”我对周磐说：“现在全师要开平江剿共，不发一点饷是不好办的，士兵的理由是正当的。二、三团没闹饷吗？如果他们也闹起来了，就更不好办了。”他即喊杜际唐问二、三团情形，问杜：你说怎办？又说，街上也有传单，商会恐慌。杜告周，三团也闹饷，情况紧急，二团还没问。周即告我说：“杜际唐说，三团也闹起来了。”我说：“是要想办法啊！否则有危险。民国九年那次大闹饷，全省军队都向长沙开，只听士兵代表的话，不听长官的话。”周说：“是呀（那时周当连长，怕得要死）。”他又说：“你同土兵代表谈谈，师部现在只有一万块钱。”我说：“这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士兵代表在外面等着回答。等一会儿再报告师长。”这些话士兵代表都听到了。我问怎么办？张荣生就对代表们大声说：“把团长的态度告诉班内弟兄，下午去师部请愿。”大家说：“好！”
我又打电话告周磐，他们要到师长那里去。我说，在南华安三县可暂借十万元，以盐税、鱼税、百货厘金做抵，不要两个月即可还清。具体办法向南县商会借五万元，安乡三万元，华容二万元。师部可以不出面，由各团直接向商会交涉，如此可发清今年一月的饷，每兵三元。去年还有两月未发清，大概还要二万多。此外军官发多少，由师部统一规定。一团大约有三万元即可，余交师部。师长同意的话，我就去南县商会。他说同意。
我到南县商会说，现在兵要饷，理由正当。今年三个多月，去年还有两月未发清，现在又要开差。如果处理不好，搞一个大兵变，地方才会糟糕。商会长连称：是！是！我提出向商会暂借五万元，以盐税、鱼税和百货厘金做抵，大概两月还清。他说可以，但要宽限。我说，不能太久，兵变如烈火。议定次日正午交齐。我说，收据由师部盐、鱼、厘金税支票做抵。他说可以。我就在商会把情况电话告周磐，他很高兴。商会知是师部要筹的。我即回团部，叫团附通知二、三团关于南县筹款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