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里克“借上帝之助”给昂泰基特大夫寄出的一封信，在邮政部门的协助下到了收信人手里。他们在边太基找到了巴托里夫人；巴托里夫人透露了托伦塔尔夫人曾告诉过她的秘密：莎娃就是桑多夫的女儿。
的里雅斯特的那位老银行家不得不招供：莎娃在得土安，正被萨尔卡尼的忠实女间谍纳米尔关押着；桑多夫和皮埃尔到了得土安，却没找到莎娃。原来，萨尔卡尼把她押往的黎波里塔尼亚去了。
伯爵及其同伴混入到参加“颧鸟节”的阿拉伯人群中，了解到萨尔卡尼受到寺主的接待。因无法翻越寺院院墙，佩斯卡德只得趁居民兴高采烈之际，顺着马蒂福竖在墙根下的一根竹竿爬上去，并终于摸到一个平屋顶上，把莎娃救了出来。
塞努西分子由萨尔卡尼率领，企图占领昂泰基塔岛，但未获成功，萨尔卡尼因此被俘。落入桑多夫手中的3名背叛者被该岛的法官判处死刑，并被押送到邻近的一个小岛，一俟天明便执行枪决。夜里，其中一名囚犯触着遍布该岛的一颗地雷，引起爆炸，海岛被彻底摧毁。仇恨已报。莎娃和皮埃尔结成夫妻。这位少妇重新获得给她保存的那份财产。
这部小说的组合的确十分丰富；甚至过于丰富，因为，正如这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常有的那样，有些偶发事件显然有点牵强，但安排相当得体，因而使读者能够接受。
圣米歇尔号在马耳他海域所遭遇的危险转移到小说中费拉托号所遇到的风险。援救遇难游船的那位引水员必然引出目伊吉出场的那段小插曲。
1884年所作的那次巡航，为塞努西分子企图作乱以及为昂泰基塔岛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素材。至于卡塔纳和埃特纳，作家曾亲眼见到过，他甚至爬过这座火山。背景是为英格勒斯别墅而设置的。毫无疑问，西西里岛的居民曾跟他谈起过骚扰海岛的强盗。他到卡塔纳所作的参观必然使他联想起强盗活动的情景。
对于那位主要人物桑多夫，他曾想到被流放过的赫泽尔，并赋于他同样的高尚品德和爱国热忱。至于外形，他给他这位朋友写信说：“贝纳特为大夫提供了一副苦役犯的相貌。不是这么回事。壮年的桑多夫就是35岁的您……成为昂泰基特大夫后，是您和比克西奥的混合。”
这部小说于1885年在《时报》上连载发表。该书出单行本时，作家已在写一部“严肃的幻想作品”；他正在征服空间，并在“等待听到气球的支持者们的尖叫声。”
我们知道，他一直确信较空气重的飞行器。他希望使读者对那些坚持在这条道路上寻求航空办法的人所作出的努力发生兴兴趣。这个“严肃的幻想故事”将是一部航空研究学会的那位老督察员的作战记录，这个协会原是他跟纳达尔共同创办的。他陈述说：
此刻，飞艇问题又恢复了它的重要性，每天都有人在
作试验，速度问题解决了，但其他方面进展不大。然而，
这可能改变我提供的数据……我认为，所有赞成较空气
重的飞行器的人必将支持罗比尔去反对他的对手。在他
的这些对手当中，有不少人爱嚷嚷。倘若我没弄错，这部
书可能会引起某些流言。必须承认，现在，时机相当有
利，因为公众对操纵气球的可能性多少有点激动。
他希望《征服者罗比尔》立刻以单行本出版而不要分段连载；他正在为1886年1月1日的《教育与娱乐杂志》创作《彩券》，但这并没妨碍他重新踏上《法兰西之路》，因为．他正要求获得该书的校样呢！
有人指摘他炒冷饭；他将认真对待这种合情合理的责备。他根本不想再写一个哈特拉斯或尼摩，罗比尔是个铁定了心的人，但他要把他变成一个性情古怪、遇事冷静、临危不惧的人。”他既不是故弄玄虚的家伙，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圣徒。这并不妨碍情感的流露和这样一种运载方式所放射的光华。”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本人也是个铁定了心的人，甚至有点过于乐观，因为他居然把他书中的情节设想“在10来年之后”发生！阿代尔只是在1897年才艰难地从地面上升起来；莱特兄弟用内燃机作动力，在1903年终于飞了……239米；不管后来设计的飞机多么出色，但它们的飞行直至1914年大战仍处在试验阶段。至于直升飞机，至今仍跟罗比尔发明的飞行器阿巴特洛斯号十分相似，只不过完善一些罢了。
毫无疑问，这架“样机”可能引起无数的批评；但小说家并没打算提供一架飞行器的设计图；他唯一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较空气重的飞行器的可能性的注意。而在当时，大多数人光相信可控气球。但他毕竟非常认真地草拟他的设计方案。他并没忘记将这个方案送给一位机械师去审查：该书写完后，他又跟他的“这位工程师”逐字逐句地重审了一遍。这位“工程师”无疑就是巴杜罗。
赫泽尔是否跟大多数人那样光相信可控气球呢？在这一点上，这两位朋友的意见似乎不一致。
儒勒·凡尔纳是从“神奇、有趣而又不过分严肃的方面”去处理这部作品的。那时，人们很难相信较空气重的飞行器能够实现，因此，给这部作品被上一层神奇的外衣，是谨慎的。
大约过了50年，“齐伯林飞艇’似乎证实了罗比尔的错误，因为这种飞艇虽然速度仍然不大，但毕竟能周游世界。但一系列空中事故又证实了他的正确，其中包括美国巨型的阿克伦号所遭遇的那一次。这次事故表明，这些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气球固然比空气轻，但与气流的接触面积更大。
这次事件证实了罗比尔的观点：必须使用较空气重的飞行器才能对付空中气流。但这次事件毕竟违背他最后一次谈话所作的结论：“各国尚未成熟，不可能组成联合国。将来，人类变得相当明智，不会滥用我的发明，到那时，我的发明秘密必将属于全人类所有。”
凡尔纳传--第三十九章 一系列不幸事件
第三十九章 一系列不幸事件
儒勒·凡尔纳的灵感启示者；作家不得已卖掉“圣米歇尔III 号”；亚眠悲剧：儒勒·凡尔纳被他的侄儿加斯东开枪击伤（1886年）；赫泽尔去世。
圣米歇尔号的船主似乎再次遇着顺风。《马蒂亚斯·桑多夫》取得成就，《征服者罗比尔》1885年在《论战报》发表；他将《法兰西之路》从抽屉里翻出来进行重新校改，并着手创作《彩券》。
毫无疑问，这几部作品并没占去他的全部精力，他正在考虑一部更为重要的小说，而且他整个儿扑入到这部小说之中——其时，他连《征服者罗比尔》这个题目尚未确定呢！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一对孪生兄弟的故事。起初，他取名为《最后一个奴隶》，后来又改为《北方反对南方》。18肠年发表的《彩券》是一部分量不大的小说，倒像个中篇，但毕竟挺有意思。作者说，他曾高兴地参观过特勒马克，故事就发生在挪威的这个隆凸部分。我们知道，他的确曾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过好几趟；因此，他要表达的正是深印在他记忆里的这种充满勉力、富于诗意的印象。说实话，他几乎没别的题材好写了。
1887年发表的《法兰西之路》这部小说，使我们想起埃克曼·夏特里安的表现手法。事件发生在1792年；这些事件是由一位退役的骑兵队长德皮埃尔讲述的；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帝国战争；故事开始时，他正在普鲁士休假，住在凯勒家里；这家人的父亲是出身法国的新教徒，早已亡故；母亲祖籍庇卡底，儿子约翰在普鲁士出生，因而被认为是普鲁士人。
约翰·凯勒爱上一位法国姑娘，而一个普鲁士军官也曾看中她。因普鲁土向法国宣战，约翰·凯勒应征入伍，恰好分配在他的情敌麾下。他处境十分艰难，因此自认为是法国人而不是普鲁土人。
两人发生偶然冲突，约翰·凯勒被判死刑。他逃了出来，在德皮埃尔的协助下到了法国，在瓦尔米加入了迪穆里埃和克勒曼指挥的军队。各种戏剧事件相继出现，使这个布局巧妙的故事显得颇有生气。对阿尔贡大森林的描写，不禁使人联想到枝叶繁茂、雨水浙沥的情景。
这两部不大重要的小说大概不会把他缠住，而且不会分散他对《北方反对南方》这个更为广阔的主题的注意力。《马蒂亚斯·桑多夫人《征服者罗比尔》以及这两部小作品的发表，使他完成了直至1887年的合同义务；因此，他满可以让自己的脑子歇一歇，并再次组织一个化妆舞会。这次舞会定于1885年举行以补偿奥诺里娜对1877年那次舞会的失望。
他们在夏尔—杜布瓦街租的那所大房子，使他妻子有了一间“引人触目的临街房子”。这种房子，我们今天称为“豪华住宅”。这幢住宅把她置于亚眠的上流社会中，但她还得加以利用才行。
为了给奥诺里娜的交际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最好的办法是采取一个轰动一时的行动。这一回，凡尔纳夫妇可在家中，而不是在各餐馆的客厅里接待亲朋宾客了。化妆舞会将在他们自己的公馆里举行。这座公馆临时取名为“环游地球大旅舍”。旅舍里“将免费提供饮料、食品和跳舞场地”。化妆成男女厨师的东道主夫妇将亲自迎候宾客。儒勒·凡尔纳的年纪已五十有七，身体发胖，但还是喜气洋溢。我们可以肯定，他那位风韵犹存的妻子最关心的当然是让菜肴作得精美一些。“旅舍的顾客”大概都觉得挺称心惬在出版社接待他。但从各种可能来看，他常常到一个他可以舒适地从事创作的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一间学生宿舍可以为他提供充分的安静条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他在巴黎很可能有个藏身处，或在一个男朋友家里，或在一个女朋友家里；男朋友，偶尔就是赫泽尔，那么女朋友呢？
德·拉·菲伊太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有一位女性的灵感启示者吗？当这位启示者处于弥留之际时，一次偶然的机缘暴露了她的存在。我们可别产生误会；这位浪漫的传记作家虽然把她的影响公之于众，但这位妖艳女人显然跟我们的狡黠想象所设想的那种女人大不相同。她是一位性情开朗、严肃正派的女人，他能够将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跟她交谈，而她又能向他提供安静地进行创作的物质条件。我记得，她住在阿尼埃尔。在那个时候，阿尼埃尔可是个安温寂静的居处。翻翻档案材料，你们一定会找到她的名字，因为我不小心把这个名字告诉了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而她竟将我的信留在那堆材料中。我信中说，她叫迪歇纳；我还谈到，我把她的名字忘了，是我的一个兄弟提醒我的。因此，我只是非常慎重地将这个名字提出来。我一直在探讨这个迪歇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纯属徒劳。不过有一个特殊情况，迪歇纳这个名字显然属于南特的一些家族。因此，儒勒·凡尔纳找到过去的一位相识，这种可能性不可排除；既然这位妇人比儒勒·凡尔纳早逝20年左右，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她跟他是同辈人，年纪或许比他还大。在这位妇人与儒勒·凡尔纳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智上的亲密关系，她是个很有见地的交谈者，一种持久的友爱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不可轻易加以怀疑。有人会说，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友爱，通常称之为爱情；我也很想这样称呼；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爱情有各种不同的色彩，劳拉与彼特拉克之间的爱情就光产生言语的交流。
奥诺里娜得知这个妇人的存在时，也没咳怪作怒；她甚至不闻不问。但我们知道，女性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有远见的！这种友情，虽然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已发展到有点迷恋的程度，但依然还是一种友情而已。这对奥诺里娜无疑更为有利。因为这么一来，她对作家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迪歇纳夫人的遗愿大概是向儒勒·凡尔纳表达的，她的死给他带来莫大的悲愁。
1885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甚至可以说，是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这一年，是作家的生活曲线的顶点。他的声誉已稳固地它所需付出的费用跟它所提供的服务很不相称。
既然他得省检，汲干这个开支源泉乃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解决办法。1886年2月15日，他以23000法郎的价格将他的游船卖给了马夏尔·诺先生，后来，马夏尔·诺先生又将它转卖给门的内哥罗公国的王子。
就这样，圣米歇尔III号在《马蒂亚斯·桑多夫》中的莎娃雷娜号曾经游弋的达尔马提亚海面上消失了。跟儒勒·凡尔纳原先指望的相反，这艘游船并没按购买价格卖出去，差得远哩！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儒勒·凡尔纳对放弃跟大海接触，该是多么伤心啊！此后，他不会再去作这些对他如此有益、给他带来那么多乐趣的消遣活动了。
这一页刚刚翻过去，另一起事件又接睡而来。这一事件使他永远呆在亚眠，并对他的克己生活具有决定意义。赫泽尔打算在蒙特卡洛恢复一下他那虚弱的身体；1886年3月10日，他接到一份电报：“据戈德弗洛瓦从亚眠来信称，得了精神病的加斯东向儒勒·凡尔纳开了两枪。仅有一弹命中。凡尔纳脚部受了轻伤。”
事实上，子弹无法从关节中取出，弹伤造成严重后果，致使这位作家伤残。
这次谋杀事件似乎难以解释，因而必然地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病所致的行为，的确也无法解释。
儒勒和保尔两兄弟素来相亲相爱。保尔出生于南特，比儒勒小1岁，因此，他俩的年纪相差不大；他们在同样的学校接受培养，而且具有对航海和音乐的共同兴趣。
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他们所走的两条道路的平行性：保尔是海军军官，作过许多旅行，游遍世界各大洋。我们知道，他到过安的列斯群岛，参加过克里木战争。他的军人生涯因一位未婚妻的要求而中断了，这位未婚妻要他辞职，但当他顺从这种要求时，她又把定婚戒指还给了他！后来，这位姑娘大概对另一位未婚夫又要了同样的把戏！这位可怜的小伙子不得不谋求一种职业，在南特当了证券经纪人。1859年，他跟祖籍布卢瓦的梅斯利埃小姐结婚。梅斯利埃太太经常带着她的四个女儿去波尔多，住在“四姐妹公馆”里。由于业务关系，保尔常到该城，他是否在此地结识梅斯利埃四姐妹的姐姐？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较之结婚计划发端于南特的可能性要大。这两家的关系兴许相当密切，在梅斯利埃的直系尊亲属中有个叫迪克雷·德·维尔纳夫的，后来竟娶了保尔和儒勒的一个妹妹为妻。
不管怎样，保尔的妻子和几位小姑都向他实行围攻，要他离开南特到巴黎定居。他到了晚年才作出这种决定，在巴黎继续当证尔纳十分钟爱这位侄儿，他那严肃的性格正好跟他两位弟弟的轻浮和米歇尔的鲁莽形成鲜明对照。这位处事似乎很有条理的侄儿却突然地神经失常。他到布卢瓦参加了一位表妹的婚礼，旅行归来时，他突然产生要到亚限的怪念头。我父亲告诉我说，正当他伯父要去开那扇对着夏尔一杜布瓦街的大门时，加斯东突然出现在她身边。加斯东说，有人正在追他，要儒勒·凡尔纳保护他免遭敌队的袭击。儒勒·凡尔纳肯定地对他说，他后面根本没人追来，但机并不相信。“呵，连你也不想保护我！”加斯东喊了一声，随即拔出手枪对着他伯父扣动扳机。加斯东显然是精神错乱；他被送去观察，后来还住了医院。他父亲赶来时，他以一种多少有点出入。但同样不合情理的方式解释他的这一举动。他说，他要引起别人时这位不为人知的伯父的注意！
读了《利沃尼亚的一场悲剧》后，马塞尔·莫雷作出第3种假设。在这部小说中有个逃亡者，因缺少作“一次时间较长的旅行”所必需的钱，他想方设法到了一个最近的港口，并从一位朋友那里弄来数量可观的卢布。由此是否可以看出，在伯父与侄儿间发生的事情呢？伯父是否拒绝向侄儿提供到英国旅行所需的盘缠，因而侄儿要对他采取报复行动呢？这种假设只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显然很不真实，加斯东并不缺钱，他伯父也根本不可能拒绝给他钱。凭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保尔和我父亲本来十分了解确凿的事实，但他们从未作出过这种假设。总而言之，他们遇到的是一位精神错乱者，他在各疗养所转来转去聊度一生；1914年大战期间，他死于卢森堡的一间精神病院。这个倒霉鬼的命运给他两个弟弟的前程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保尔和儒勒亦产生同样的悲伤。待他的激动期过去以后，他们终于考虑让他出院走走。后来，保尔离开人世，莫里斯常到疗养所去把他接回自己家里。他还常到伯父家吃饭。他的行为一直正常，情绪轻松，从来没提到过他作的那次举动。
马塞尔·莫雷认为加斯东企图杀害他的精神父亲（或至少是他的施思人）这样一种分析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这种分析忽略了伯父与侄儿之间所存在的真实而深厚的情感。这种文学上的精神分析甚至使他作出另一种假设。
马塞尔·莫雷这样写道：“加斯东在他伯父身边从未领略过贝多芬给他的侄儿卡尔所造成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卡尔曾企图自杀，他的行为受着一种“夹杂着对他伯父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爱抚的自卫态度，因不自觉地产生的仇恨所引起的内疚以及对必须爱他伯父这样一种义务的有意识的反抗”的情绪支配着。
加斯东或许曾产生过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由于他伯父的严格要求，而是由于他伯父颇具名气，因而引起他的赞叹而产生的。因此，马塞尔·莫雷本来可以将卡尔的情况转移到加斯东的身上。加斯东跟卡尔一样，说不定管产生过一种因不自觉的仇恨而引起的内疚和对必须爱他伯父这样一种道德义务的反抗；一株在大树的繁茂枝柯庇护下成长的小树苗（倘若它有意识的话），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情感。’
可是，既然在发生谋杀事件期间测验过的被迫害妄想综合症状说明，这样一种行为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的逻辑是难以理解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些假设是否有必要呢？我们手头上掌握的确实证据。只有保尔·凡尔纳写给莱昂·吉荣的信和米歇尔写给他姑母玛丽的信。
保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莱昂：
多可怕的不幸！我刚从亚眠回来，我去看过加斯东。
根据他伯父的要求，他被安置在医院的医务室。这个可
怜的孩子对他作出的举动毫无意识。他说他要吸引公众
对他伯父的注意，如让他被接纳入文学院——这是从他
口里所能得到的唯一解释。我去找过检察官和医生，他
们都说他绝对地不付任何责任。他很快就要被送到疗养
院。
没有丝毫迹象使我们能预料到这样的一种不幸。他
是在去巴黎的途中失踪的。他参加了他表妹的婚礼后，
跟他姑母一道从布卢瓦回来，半路上，他说要去理发，下
车走了，以后便再没露头。我们找了他整整24小时，后
来接到儒勒叫我们速往亚眠的急电，我们才晓得他的下
落；多么不幸！我惆然不知所措，我们都感到悲伤，相信
你们也会产生同感。
草此数言，为让你了解家里发生的事。希望你们能
避免让妈妈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
儒勒脚部受伤，但医生说，伤势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子弹尚未取出，说不定今后也无法取出。他不觉得疼痛。
大夫将给他安一个仪器把伤脚固定直至痊愈。
哦，我可怜的朋友，多残酷的一天，我根本无法相信
自己遭遇的不幸！
保尔·凡尔纳
又：这封信也是写给全家的，反正报纸上都讲到了，
我信中没丝毫隐瞒。
回信请寄科马丁街27号梅斯利埃小姐家。我可能
很快就要跟妻儿一起到她家住些日子。
米歇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姑母：
你大概已收到我叔父保尔的信。他信中已经谈到了
这次可悲事件的详细情况。因此，我写此信的目的，是要
以爸爸、妈妈以及我个人的名义，对你的善意的来信表示
感谢。
最近的情况幸好不那么坏。当然，昨夜非常令人不
安，但今天恢复了平静，白天的情况非常良好。既来之，
则安之。你知道，子弹尚无法取出，大伙希望过几天后子
弹会自动出来，但现在还难以断定。总之，情况相当严重
而令人不安，但应该说，直至目前，一切都很好，几乎没发
烧，但愿能继续下去！
若一切顺利，我父亲再过1个月或正个半月就能起
床走动。但在三五个月之前，他肯定难以恢复日常的生
活习惯，现在还很难说。这都没啥，要紧的是他能痊愈才
好！
加斯东一直住在医院，我们都在等待对他进行检查
的医生作出的决定，况且，这种决定是不可怀疑的。我叔
父大概想把他关在省政府指定的疗养所里，但他肯定可
以想办法作出选择。这个可怜人实在不幸。这给全家造
成莫大的悲愁。但愿他能痊愈，这毕竟是可能的。
亲爱的姑母，请代我向姑父问候，并把埃迪特和你其
他几位孩子的近况告诉我一下。我得承认，我不大记起
他们的名字了，真见鬼！这也难怪，人数那么多，相隔又
那么久。但愿我们有一天能重新认识。
深情地吻你。
你忠诚的侄儿
米歇尔·凡尔纳
善良的祖母对此事肯定会感到非常悲痛，请代我亲
吻她。
因此可见，卡斯东很可能是塘妄病突然发作。这种疾病表明他心理的脆弱性。他伯父的名气使他产生一种受压抑的感觉，因而诱发此症，这是可能的。但这说明，他的性格不够坚强，无法应付一种上流人物的近亲必然面临的处境。
对一场痛苦的家庭悲剧妄加议论，这似乎没啥益处，因为谁都无法夸口能避免这种悲剧。
伤口开始化脓，医生拒绝取出子弹。当作家还在卧床养伤时，阿突然接到消息说，赫泽尔于1886年3月17日在蒙特卡洛去世。
凡尔纳传--第四十章 《北方反对南方》
第四十章 《北方反对南方》
作家埋头创作，先后发表了《北方反对南方》、《上下颠倒》（即《被推翻的世界》、《两年假期》和《凯撒·卡斯卡贝尔》（1888年）。
接到赫泽尔亡故的噩耗，儒勒·凡尔纳简直吓呆了。他这位老朋友的虚弱体质对他来说不是秘密，但蒙特卡洛曾多次使这位体弱多病的人恢复体力，因此，他对病情时轻时重的赫泽尔已经习惯了。赫泽尔到他特别偏爱的地方住上一些日子，往往又变得精神焕发。这一回，精疲力竭的赫泽尔终于病故。1862年曾对他产生过信任的这位出版商随之消逝了。这位出版商曾引导过他，或许有时还管束过他，但一直支持他，把他造就成现在这么一个人，赫泽尔是他充分信赖的知己，是帮助过他和接受过他帮助的挚友，他们曾为共同的事业一道合作共事。
他跟老赫泽尔保持过的联系，今后还要跟小赫泽尔继续保持下去。但位置倒过来了，小赫泽尔不是斯塔尔，而儒勒·凡尔纳是从儿时便看着他长大的兄长。他们透过一位父亲的亡灵——对一个是亲生父亲，对另一个是精神父亲，互相间产生一种兄弟般的情谊；好在他们一直相处得很不错。
在因伤无法动弹前不久，小说家就知道赫泽尔“身体不适”、但“正在好转”，并给他写过一封长信。该信提到，等他回来后，他们将有机会谈谈“米歇尔的那份手稿”，要紧的是看看“这份手稿是否真有点内容”和是否有必要鼓励米歇尔。他跟他谈到关于东京的问题，并为“在不可信赖其诚意的那些中国人的门前卷入这样一件难以摆脱的事件”而感到遗憾。
我们可以看出，这几行文字并没流露出半点忧虑。
他正在“平心静气”地为赫泽尔创作《最后一个奴隶》的第二卷。他们原先一致同意将题目定为《北方与南方》，但出版商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合适”，因而建议改为《北方反对南方》。
这封信的宁静口吻与渐渐积聚的乌云的阴暗色彩形成对照，云层中蕴含着的霹雳行将狠狠地击在他们身上。此后，《北方反对南方》的出版工作将由小懦勒·赫泽尔负责，虽然说，一般情况良好，但直至6月份，作家的伤口尚未愈合，“弹洞一直没封闭”，他还得过几个月才能走动。10月份，他可以出去散散步、上剧院和文社，但到了12月，他又被禁止走动了。
1882年2月9日，他年满花甲，自称“已被列入老人行列”。尽管“伤口的一侧已经愈合”，但他双腿很不灵便。他只能穿一双“像平底驳船似的鞋子”，但这并没妨碍他东跑西颠。他要到巴黎走走，但此后直至临终，他只能一瘸一拐地穿过朗格维尔广场到工业品公司、市议会、园艺协会、储蓄银行……或马戏场去，但这是另外的事了。
然而，他始终没停止创作。1886年，他已经在检查《北方反对南方》的校样是否确实改好。例。日报》对这部小说挺感兴趣，并宣称打算在12月份的增刊上发一个中篇。这个中篇是否就是对英国很不客气的《吉尔·布雷特》？
从这时起，他致力于《两年假期或一所鲁滨逊寄宿学校》的创作。为此，他要求给他寄一本“达里尔编著的《英国的学校生活》。他这部小说是专为《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读者写的。然而，我们对这位小说家的精湛技巧不由得赞叹不已。他的高明手法使我们丝毫不觉厌烦地去听他讲述孩子们的遇险故事。这班孩子不得不应付使大人也感到恐惧的各种危难。第一章对猛烈的风暴作了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描述。这场风暴将斯鲁吉号——一艘奥克兰的英国纵帆船刮走了，船上只有一群8－14岁的新西兰孩子。该船的缆索被人解开，晚上悄悄地漂离了码头，它被卷进茫茫大海，任狂风恶浪扑打。这艘海船迷失了方向，船上只有一位缺乏经验的年轻小伙子担任船长。他是个很有胆量的法国人，名叫布里昂；作为船员，只有一位少年见习水手莫科。他俩以令人有点惊异的冷静创造了奇迹，终于使航船抛落在一个海岛上。这群孩子在该岛足足过了两年鲁滨逊式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是英国人，在年纪较大的孩子当中，有3个起主要作用，他们是：布里昂、戈登和多尼范。
多尼范是个英国孩子，容貌端庄、注重仪表，是蔡尔曼学校无可争辩的出类拔萃的学生。他有点贵族式的傲慢，因此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多尼范勋爵”；他那容易冲动的性格又使得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喜欢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他瞧不起少年见习水手莫科，因为莫科是个黑人，他十分妒忌同伴们对布里昂的信任。布里昂则表现出温柔。忠诚和大大超乎他的年纪的毅力。这位13岁半的孩子虽然非常聪明，但学习不大用功。他大胆果断、敢作敢为、生性灵活、善于应辩；此外，他乐于助人、性情和蔼，可就是有点衣冠不整——总之，很有法国人的气质。而这正是他与那些英国籍的同学大不一样的地方。况且，他常常保护弱小者免受大孩子滥施武力的威胁，因而受到大伙深情的爱戴。
这位在书的末尾恰好十五六岁的法国小伙子的形象，与作者跟他保持通信的那位南特中学生的形象十分相似，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位布里昂（Briant）跟成为政治家的那位布里昂（Briand）等同起来，他俩的名字仪有一个字母之差。对于这位政治家，我们可以说他“一无所知，但心里全然明白。”
政治家布里昂常常保护弱小者，人们虽然偶尔取笑他衣冠不整，却十分赞赏他那演说家的非凡才能。他那和蔼的性情使他有别于他的那些英国对话者，但英国人对他还是十分尊重；有时，他也表现出跟领导蔡尔曼岛那群小伙子的布里昂所具有的同样精明和刚毅的品质。
在遇难者的表壳上发现该表的制造商就是圣马洛时布里昂所流露出来的激动情绪，不禁使人想到，这个小伙子跟那位国际联盟的热心推动者一样是布列塔尼人。多尼范是否就是奥斯汀·张伯伦？这位保守党的领袖聪明好学，具有贵族的派头，后来曾激动地赞扬过那位“引导别的民族走向和平与文明的道路”，“只有当法兰西恢复她那女神的步伐时才感到高兴”的法国的政治家。
这就更不确实了。但布里昂和多尼范在摆脱他们各自的成见之后，不是言归于好了吗？
1886年，阿里斯蒂德·布里昂才24岁，而奥斯汀·张伯伦才不过23岁；儒勒·凡尔纳大概有一种非常奇异的预感。他非常赞赏政治家布里昂的优秀品质，这是确实的，是值得称赞的；关于奥斯汀·张伯伦，这就不大可能了。在他眼里，多尼范是个出身中上阶层的英国小伙子的典型。如果说，儒勒一凡尔纳的头脑中曾出现过张伯伦的形象，那只能是奥斯汀·张伯伦的父亲、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治家、那时已经50岁的约瑟夫·张伯伦。
至于戈登，他是个性情沉着、注重实际、讲究方法的美国人，具有热爱严肃事物的兴致。他想方设法缓和多尼落过于苛求的性格，极力避免他的这两位朋友的分裂。
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作家又一次继续他那误人维斯开辟的道路的创作意图，我们对此或许会感到遗憾，但倘若他不是因自己觉得有此必要而重蹈覆辙，我们或许更觉惋惜。计划中的《鲁滨逊学校》不过是《神秘岛》的一缕遥远的、清淡的反光，而《两年假期》乃是《鲁滨逊学校》的代替作品。
凡尔纳的创作灵感的这种衰减，可以从他面临的处境得到解释。这位作家因日益积聚的愁云而变得心灰意冷，而且不得不过着病魔缠身的日子。
除了我们已经了解的痛苦之外，他还遭受到一种严酷离别所造成的痛苦；那位住在阿尼埃尔的老朋友似乎比赫泽尔还要早逝。她可能是在1885年去世的，但我们很难了解确切日期。在他写给赫泽尔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您了解我的悲伤。”
他虽然才60刚出头，但已将自己列入老人的行列。事实上，他尤其有点看被红尘的味儿。他说自已被“卷入一系列不幸的事件中”，但他并没颓然沮丧，而是躲避在顽强的工作之中。从体力上说，他的确变得更加迟笨，只能“拖着步子走路”，因此只好毫无乐趣地固身于亚眠的隐居室里。1887年，一系列不幸事件尚未结束；2月份，他母亲去世又给他增添了新的忧伤。因行动不便，他既无法再见她一面，也无法参加她的葬礼。奥诺里娜只身前往南特。1887年2月17日他母亲去世后，“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家庭的最后一线联系”也随之消失了。
他要将在赫泽尔临终前便已着手创作的《北方反对南方》这部小说写完，并尽量在工作中忘掉自己已进入垂暮之年。为了写这部书，他不得不整个儿泡在他一直很感兴趣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之中。他在叙述这两兄弟的犯罪活动时，的确作到专心致志。这两兄弟模样相像，多次逃脱法律的追究，利用时代的灾难到处作案。
这场战争保证了废奴主义者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不过是20年前的事。奴隶制的问题解决了，但在美洲以外地区，这主要是从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上获得解决。我们认为，奴隶制问题已成历史，但在1885年，它在人们的头脑里仍记忆犹新。使人感到诧异的是，我们竟无真地以为今天已经再也没有奴隶，我们能否确切肯定，被俘的奴隶旅队不再在大沙漠穿行了呢？奴隶的数量确实大为减少，但是否一个也没有？这是值得怀疑的。
《北方反对南方》写得很有魄力，这说明小说家已恢复了他的精力。这个故事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作者避免将我们带入一个拥护南部同盟分子的种植园里，而是将我们置于主人是个废奴主义者的农场中，并将双方阵营描绘成一幅没有色彩变化的图画，对此，有些人感到莫明其妙。这里，对南部同盟分子没抱任何成见，但这个农场的确位于南部，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这个地区亦同样存在废奴主义者和采取骑墙态度的人。
南部同盟分子（书中称为“可怕的下等人”）并不属于正规军队。他们是发战争财的家伙，是他地道道的强盗。他们企图利用混乱局面建立自己的财富。特克萨是个“危险的坏蛋”，他不是为南部同盟的事业，而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拼命。很显然，要不是他曾经发动下等民众，他肯定要受到南部同盟的司法机构审判。他并非依靠南方同盟的政党，而是依靠“乌合之众的党”。詹姆斯·伯班克的种植园不是受到南军的破坏，而是遭到由特克萨唆使的“由一群坏蛋透顶的家伙组成的下等民众”的蹂躏。
书中详细地向我们交待说，特克萨兄弟在战争爆发前便巧取豪夺、贩卖黑奴，犯下了种种罪行。对他们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大发横财的机会。如果因为一位拥护奴隶制的监工对一位偷懒的年轻黑人说过，要想跟白人平起平坐，不仅要获得自由，而且要改变肤色，因而认为作者就黑人问题表态，并认为这是小说家的道义结论，这种看法显然是肤浅的。
《北方反对南方》之所以能引起这些议论，那是因为小说家在写这部作品时恢复了他的热情。这种热情从好几方面表现出来。他无法拒绝让比纳赫将《法兰西之路》改编成戏剧，虽然他“不相信这个剧本能够上演”，“因为有个经理表示，只有当剧本中的民族热情具有现实性时才肯演出”，但他还是把剧情梗概写出来了。他对贝里奥和多贝打算搬上舞台的《北方反对南方硬有信心；他向他俩指出，必须设计一个喜剧场面，而这种场面在书里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到。眼下，他希望根据《马蒂亚斯·桑多夫》改编的、由罗夏尔演出的剧本能够获得成功；他认为，“这个剧本一定能顺利演出”，并无论如何会重新引起对他“日渐减退的注意”。
但他并没观看这个戏的首场演出，因为他同意到比利时和荷兰朗诵他的作品。1887年11月20日，他到安特卫普去了，因双腿行动不便，他对这次旅行信心不是很足，12月1日便回来了；他觉得，这次巡回朗诵非常成功，每一场都满座了。这是《比利时独立报》的看法，而不是《费加罗报》的见解。
据科内利·埃兰先生认为，《费加罗报》的看法是对的，演讲人兴许使听众感到失望：朗诵者本来挺不错，但他只朗诵了一些不大重要的故事，而且《拉东家族》的历险故事并没使听众发生兴趣。
不管怎样，这向我们表明，他并不希望自己沉沦下去，虽然“他的腿受了伤，伤口只是一侧愈合”，但他重新振作精神，从事一系列繁忙的活动，以摆脱笼罩着他的愁云。
他跟当纳里合作，试图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遭遇》搬上舞台；12月，他到了昂蒂布角，但他在那里没作事，因而感到十分烦闷，“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地方”只给他带来狂风和暴雨。
然而，一种缓和的因素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跟米歇尔接近的局面已经形成。1887年，他承认了重新结婚的米歇尔的家庭处境，给他增加了生活费。1888年，他跟儿媳妇有了接触；这位少妇的人品吸引住他。他很快便发觉，这个年轻的女人具有良知和非常明敏的智慧。她那耐心的行为感动了他。他明白，今后，他俩将共同努力，向米歇尔施力D影响，使他逐渐变得沉着。这是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感情的开端，这种感情必将逐渐加深。但在1888年，这位让娜已经征服了他，在创作《无名家庭》一书时，他写信给小赫泽尔说：“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我们这位让没有姓氏，让跟让娜相配，这不是开玩笑，倘若作出改变，我会感到很不高兴的。”他毕竟还是被冒犯了，因为沃德勒伊小姐的名字不叫让娜而叫克拉里。
在他审阅正在印刷的那几部作品的校样的同时，他事实上已扑向加拿大。他曾要求小赫泽尔向他提供一个关于加拿大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1830年至1840年起义期间的故事。不多久，他便将这部新小说的校样送回去了。
他非常有兴趣地阅读了雷韦约的那部著作，并到国立图书馆翻阅了加尔诺的那部著作。他研究了少W·加卡埃的那篇论著和浏览了吕塞尔的作品，而且，他还特地援引了这些作者的名字。这使他能给读者出色地概述加拿大的历史和魁北克问题的历史。直至如今，魁北克问题仍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阅读这部小说仍然有一定意义。
关于这部作品的价值，各种意见不大一致；‘有人认为它令人厌烦，这实在有点奇怪。因为这毕竟是一部“库拍风格”的小说。稍为年轻一些的读者对这个没有姓名的神秘人物的行为，以及接连发生的悲剧事件很感兴趣．这个秘密对于一位已失去其感情活力的成年人来说，很快就被揭开了，但倘若他没失去全部易感性，他对群众的盲目愤怒和因镇压而弓！起的暴力行为的描写还是会作出反应的。这部小说尤其保留了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他就这样一头扎进加拿大，在写完这部历史小说后，一个在创作《地球到月球》便开始酝酿的构思缠住或重新缠住了他。他跟一位矿山工程师联系过。这位才情横溢的数学家向他提出一个由一项“庞大研究”支持的题材，这项研究就是，将大炮俱乐部的数学家马斯东要修正地球轴线的那项狂妄计划转化成公式。巴杜罗以2500法郎的代价将自己的研究出让给他。他“又惊又喜”。他不象劳里那样“妙笔生花，心中没弦”。儒勒·凡尔纳“承认科学中存在幻想，但幻想必须不与科学相悻”。
他并不打算将别人的成果占为己有，因而坚持要在小说的末尾提及巴杜罗的研究。至于巴杜罗本人，在小说中将以阿尔西德·皮埃德的面目出现。
小说家将要复活20年前的那批大炮俱乐部的成员。北极开发协会的全体会员大会既热闹又幽默，但不及大炮俱乐部的会员大会那么富有生气。巴比康和尼却永成了退居第二位的为马斯顿效劳的执行者。马斯顿成了主要角色，但不如在《从地球到月球》中所表现的那么古怪而滑稽。这部书写得有声有色，但也重复了20年前使用过的一些话，马斯顿不再产生那种使人感到诧异的效果，因为他是个老相识了。
我们都还记得，巴比康公司成了北极冰帽的得标人，他要在那里开发煤矿，但人们不能进入北极，而是北极向人们走来。只要移动地球的旋转轴使它与黄道垂直，这必将使四季消失，并使地球的任何地区气候温和。马斯顿作过计算，认为该项工程必定成功。该工程的好处首先在于唤起热情，但经再三考虑，又必须改变原定计划；因为移动地球轴线，必将使海平面的分布发生改变，因而使各大陆的拔海高度发生改变，某些地区的居民将全部被淹没，而另一些地区的居民将因空气稀薄而被闷死！
为了获得预定结果，巴比康公司将在乞力马扎罗山挖一条巨大的隧道。位于非洲的这座大山比勃朗峰还高1000米。在一种秘密炸药的推动下，大炮的炮膛将把一枚重1亿8千万千克的炮弹射向南方。这些山所吸收的后座力将使地球发生移动，从而调整它的轴线！
这项试验按计划进行了，但没产生任何结果，因为正当马斯顿在他的黑板上书写代表地球圆周来数的40000000这个数字时，一声轰雷把他吓借了，竟漏写了3个零！再说，要移动北极，大概需要100亿亿门如乞力马扎罗山那样大小的炮，而地球的整个表面还不足容纳这些炮哩！
很显然，这一炮是射向那些企图改变大自然秩序的冒失鬼的狂妄野心的。我们非常明白，触及自然平衡的举动是危险的；硬充好汉，人类必然作出对自己有害的事来。
1888年10月，他的出版商拿到了《无名之家》和《被推翻的世界｝（上下颠倒》）这两部书稿。作家通知他说，1890年，他预计创作一部新的小说；搁退旅行》，该书的故事发生在美洲北部和西伯利亚。与此同时，他跟当纳里合作改编剧本。他写信给小赫泽尔说：“要是我每天不工作六七个小时，我的天，我将会变成啥样子？”
的确，他似乎要以一种日益增大的活动量来极力排遣自己。当家人得知他宣布参加市议院的竞选时，无不感到诧异。本来，他早就加入赫泽尔的那个集团圈子，因此并非从来不过问政治；在他俩的来往书信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涉及选举和时政的言论。他自认为自己的观点属于在中派。而且，我们发现他的名字被列入社会主义者的名单上，这使老一辈亚眼人十分气愤。他向小赫泽尔和弟弟解释说，标签并不说明任何问题，重要的是要看名单上他那位首领拍蒂到底想作些什么。他对拍蒂向来十分敬重和友好。他一直是个1848年革命党人和圣西门的信徒，他打算给这座城市作点有益的事。
他提出候选的事引起了某些谣传，一位热心的意大利人希望他当选为议员，竟向他提供匕万法郎作竞选活动经费！当然，他对此只是一笑置之。
他以从事创作那样的谨慎，积极协助市议院的各项工作。他参加各种会议，并主管艺术。市马戏场的建筑要归功于他。这座成功的建筑说不定是他对杂耍艺人的关怀体贴的结果。在《马蒂亚斯·桑多夫》中，他使这些杂耍艺人获得了荣誉，而且，正是他们为他提供了他正在创作的这部书的题材；其实，《倒退旅行》不是别的，正是《凯撒·卡斯卡贝尔人所叙述的是一家江湖艺人的故事。这家人要从萨克拉门托到诺曼底，乘坐有篷马车，穿越美国西部。阿拉斯加、白令海峡、西伯利亚和俄罗斯……
该书第一部分发表于1890年，可以明显看出，是专门为《教育与娱乐杂志》的青年读者写的，属“青年读物”一类；这位作家越来越深地受着青年人的支配。作者到达白令海峡时，无疑惑到更舒畅一些。马车进入白令海峡，在冰块上面行驶，因冰块出现反常崩裂，马车不幸遇难，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激动起来；当冰块将马车带向大浮冰直达利雅科夫群岛时，我们的这种激情更是渐有所增。
乘坐有篷马车，利用结冰的白令海峡，经阿拉斯加和亚洲，从美洲直抵欧洲的这种构思是很有趣味的。娇媚的卡耶特突然出现，使故事增添一种令人惬意的感情色彩。这位印第安姑娘救了遭受袭击的纳基纳伯爵，并使他被接纳到卡斯卡贝尔的家庭圈子里来。
在北冰洋中，纳基纳与在北美袭击他的两名强盗的偶然相遇显得有点牵强。至于受北极严寒威胁的那只猴子，咱们就别去提了。
相貌非凡的卡斯卡贝尔和他那位略具姿色的妻子科妮莉亚毕竟还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从他们健美的身材可以看出，作家对这些地位低微的江湖艺人是深怀好感的。
1886年至1890年期间发表的作品比先前的作品有所逊色，这表明这位作者曾产生某种程度的厌倦；事实上，这是一个消沉时期，但作家千方百计地要克服这种消沉。
1889年，岁月开始发生作用，并开始使残酷的可怕记忆渐渐模糊。住在佩雷尔林荫道的米歇尔过着一种日渐宁静的生活。他跟父亲的关系非常好，以致1888年，他俩合作写了《一个美国记者的一天》。这部很有分量的中篇小说发表在纽约的《论坛》杂志上，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这并没妨碍他参观了1889年的博览会。他写了《喀尔巴吁城堡》，但要留待1891年才发表；与此同时，他开始为1892年创作另一部包括两卷的小说《布拉尼康夫人》。
凡尔纳传--第四十一章 拉·季奥孔达的微笑
第四十一章 拉·季奥孔达的微笑
在《布拉尼康夫人》中，一位勇敢的年轻女人寻找在海上失踪的丈夫；在《喀尔巴阶城堡》（1892）中，又出现一位使作品具有奇异魅力的女歌唱家拉·斯蒂拉；在《蒙娜·丽萨》中，儒勒·凡尔纳解释了拉·季奥孔达的神秘微笑。
1890年，他碌碌无为，因为要经常去作皮肤点状烧灼和洗胃手术；但他就像发表在《费加罗画报》圣诞节专号上的故事《拉东一家》中那位正直的父亲那样，说，“让我们达观明理一些吧。至于我本人，只要我能够工作，我决不会再有所抱怨。”
小赫泽尔向他陈述了自己作为出版商所遇到的困难；公众不再喜欢阅读。他却相反地认为，公众很喜欢阅读，不过被连载小说填饱了，这大概就是单行本销售情况不佳的一个原因。他接着说，“我还有几部作品要写，因而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这几部作品将以小说的形式完成对地球的描绘。”（La Joconde）曾被译为《神秘的微笑》
他把《布拉尼康夫人》写完了。他非常明白，Mistress不是英国人使用的字眼，但他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经常碰到这个字，这说明还是有人在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的。他信中谈到，“您给我谈到Mistress这个字，这使我感到沮丧。我一直坚持使用这个字眼。对英国读者似乎有些碍眼，但对法国读者或许并非如此。”
他以一种明显的乐趣描写这位勇敢的女人去寻找自己的丈夫所经历的惊险遭遇。一开头，我们便感觉到，关于弗兰克林号准备启航的描写使他恢复了原先的那种兴致。由约翰·布拉尼康船长指挥的、从圣迭戈出发的那艘三桅纵帆帆船，在新加坡中途靠泊后，即将开往加尔各答——这次航行本来不会出现任何困难。远航归来后，约翰·布拉尼康将跟他的妻子多莉和小儿子瓦特相聚；这只不过是一次为时几个月的别离。
一艘由埃利斯船长指挥的本达里号航船到达圣迭戈，带来它跟弗兰克林号相撞的消息。根据兰·伯凯的妻子、她堂妹珍妮的建议，多莉到本达里号船上打听她丈夫在这次海上相撞事故中的详详细情况。将她送往本达里号的小艇因操作不慎，不幸将她和怀中的婴儿一同抛落大海。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水手把母亲救起来了，但经多次努力，始终无法找到孩子。
多莉因儿子之死而失去理智；珍妮整日守候在她床前；这么一来，便将她丈夫也引入布拉尼康的家里来。严格控制他妻子的兰·伯凯是个心术不正的恶棍。他正面临绝境，因而毫不犹豫地要利用当前的时机；成了这位精神错乱的不幸女人的保护人之后，他趁机企图夺取她仅有的一点财产；在得知她将成为家盈万贯的伯父的继承人后，他便图谋插手有希望得到的遗产；其实，珍妮是被认为没有子闹的寡妇多莉的当然继承人；那位百万富翁的伯父的遗产将通过她而落入伯凯夫妇的手中。当他发现多莉已经有孕在身时，这项计划濒于破产；他非法地将她关禁起来；孩子生下来后，伯凯连忙将他抛弃在大路上；这样，珍妮将永远是多莉的继承人。
在可能被捕的情况下，他带着吓呆了的妻子一起逃跑。船主安德鲁接替他履行保护人的职责，并发现了他的舞弊行为。
岁月在流逝；弗兰克林号一直杳无音讯，人们都以为它早已葬身大海。过了4年，因得到悉心照料，多莉恢复了理智。她得知丈夫遇难和伯父去世而即将获得一笔巨大财产。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丧夫。她打算用自己的这笔财产去作远征，以寻找她丈夫和他的船员。作了两次尝试均一无所获，但这两次远征毕竟使她了解到弗兰克林号曾偏航撞在帝汉海西侧的布鲁斯岛的礁石群上；5名船员的尸骸和弗兰克林号的钟都在该岛上找到了。一切希望尽皆落空。可是，布拉尼康夫人对在圣迭戈上船的9名海员的命运仍存在疑问。
弗兰克林号的大副费尔顿被找到了。他在澳洲生命垂危的消息将原先的结论全部推翻。布拉尼康夫人立刻动身前往悉尼。费尔顿住在海员医院，生命危在旦夕。经询问，费尔顿在咽气前透露说，船长幸免于难，但被澳洲北部的游牧部落印达斯人俘虏囚禁。这位勇敢的女人随即带领一支远征队从阿德莱德出发去寻找这个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