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二哥蹲在牛屋院的东山墙脚，初升的太阳把微小的热力很少的一部分洒在了他的身上。小宝的爹正好挑水路过，看见他待在那里吸闷烟，就给他打了招呼。他说：“老大，你挑水后过来一下，帮助我定定弦。”小宝他爹挑过水后，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后，他只顾想自己的心事，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烟，嘴里嘟囔着：“日他个妈，吸了烟动手。”待一会儿又说一句：“日他个妈，吸了烟动手！”小宝他爹也不知道啥事，忍不住问他：“动手干啥？”
他吓了一跳，一看是小宝他爹，一笑说：“动手还吸烟。”
接着，他把如何组成戏班子，给小宝他爹讲了一遍，听听小宝他爹的意见。小宝他爹一听，直叫好，只是让小宝他爹唱“大红脸”，小宝他爹感到拿不下来，建议叫东头西章哥演，他也同意了。
这年冬天，剧团里一共排了十来折戏，二哥真是拿出了十八般武艺，又是“音乐、唱腔设计”，又是“总指挥、总导演”，一开口不是“里格隆冬”，就是“一字深黄”，几挂弦子、锣鼓家什叫他调制成了一块韵儿，后棚这一摊子，足抵上县级水平。前台的演员们，也都十分卖力，一看剧团里动这么大阵势，几个总往外溜的好演员都不好意思出去，一副不夺金牌誓不罢休的样子。正月、二月，在方圆附近，一口气唱了几十场，连正月十五谁也没有在家过，一个个吃百家饭吃得红光满面。
三月十五到了，这是我们寨子一年一度的贸易大会，每到这几天，方圆四五十里地的人都给吸来了。十三起会，十五是正会，也是最后一天，人山人海，寨子内外，做啥生意的都有，光那杂烩汤，少说也有二三十家。人们都是穿红着绿，在这阳春三月热闹一场，顺便采购好三夏生产的物资。
在寨子南边的河坡里，扎下了四台大戏，这几台戏都是大队组织的，管饭。那时，县剧团有电打布景，这里没有电，所以不会来，就让我们当地这几个大戏班子顶替了，反正是老规矩，赛戏，“写头”们（会务办公室）把会费集中起来，专奖优胜者，其他三台戏只稍微补贴一下开支。因而各台戏一台比一台卖力，各自使尽绝活，争取在最后一夜十二点以前，把赶会的大部分人吸引到自己的台下，那就算是赢了。
这年，我们寨子里的戏还是越调戏，“长脖的”戏是梆子（豫剧），因女主角长得漂亮但脖子稍长一点而得名。“老刚的”戏是曲剧，“小河里的”戏是二黄戏。二黄戏第一天下来就唱黄了，第二天只唱了一晌就拔了营盘。由于我们的班子大，名气大，老刚的戏自知不抵，非常体面地找到二哥，说愿意帮助我们赢了“长脖的”戏，把他们的漂亮角儿送来跑龙套和最好的戏箱送给我们用，因而戏台子虽然没扒掉，也只是唱了两天戏。
最后这一夜，只剩下两台，旗鼓相当，开始了最后的角逐。我们寨子里凡是能跑得动的人，还有狗，全部来了坐在台下捧场。刘大爷手心里攥着汗，跑前跑后，给演员们打气，下死命令。二哥也在想绝招，定了能够发挥越调特长的《收姜维》。
人家长脖的梆子戏，也真棒。长脖是个大闺女，唱《西厢记》当红娘当出了名，谁都爱看她那个浪劲儿。另外几个坤角儿（女演员）也都长得非常苗条、漂亮，加上豫剧的唱腔本来很优美，所以很叫响儿。他们最后这台戏，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唱《十二寡妇征西》外加《西厢记》的《拷红》这一场。
大战在即，一触即发。天刚擦黑儿，两台戏的人就把汽灯烧得明灯火烛。锣鼓铿锵，唢呐悠扬，台子下坐满了黑压压伸着脖子看戏的人。孩子们都爬到台帮子上，也有的就抱着台子马脚，有的骑在树杈子上。我们大队的剧团，二哥亲自出马，演了“垫场”，底下的人笑声一片。长脖戏台下的人就有一大些往这边拥来。寨子里捧场的人在周围撒着，帮助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大家像是已经赢定了，精神更加抖擞，真他妈的来劲儿。
长脖的戏真存气，唱《十二寡妇征西》时，长脖根本没有出场，人渐渐地有些稀落。等《西厢记》一开始，长脖出场了！不见她抬脚，人就到了台子中央，一开腔满棚喝彩，这边的人呼啦一下就走了一些。
二哥把四弦交给了发旺哥，跑到后棚，让演员们存着气只管唱。只掂走了一盏马灯，拿了几盒子油彩，从后棚的箔篱子钻了出去。我们也不知他卖啥狗皮膏药，但他一走就有点慌了神，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呀，砸了锅一年也抬不起头来，装裤裆里去吧。
当那边唱到最高潮的时候，人们像潮水一样向那边涌去。说时迟，那时快，二哥回来了！他叫戏台上正在唱的演员下来抓紧卸装。演员们一肚子不高兴，戏还没有唱完哩。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二哥把大袄一扔，光着脊背，肚皮上也开了个大花脸，加上上边一个，两副大花脸怪诞极了，他叫锣鼓队大敲起来，自己从台口开始，一溜串打了十八个大跟头，一站定，“哇哇”地怪叫起来，三四里都能听到，又一“洼腰”，两副大花脸都会叫唤，这时就有人往这边跑。他又怕人看不见，哧哧溜溜爬到大杉篙上，又大声来了几腔，领班的一看，人都正在往这边跑，叫锣鼓擂得更响，差点把鼓皮敲破，只见杉篙一摇一晃，二哥在上面耍开了刀山。观众们一定认为这边出了个怪物，人呼啦一下子全部撤了过来，二哥一个跟头打下来，就煞了戏。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赢了！
第二天发奖时，长脖说啥都不依，揭发我们捣鬼，二哥就给她胡搅蛮缠。会务领导没法子，就贴出公告，评我们一等奖，长脖的戏二等奖，把钱一多一少分配，才算结了局。
第25节 飞
我用这种时空交错的办法写书，你一定会觉得凌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我们那慢腾腾的日子里，生活如同牛车碾出来的车辙，漫长而混沌。几千年的日子累积在一起，没有多大起伏跌宕，没有多少时差，没有多少先后次序，可以认真地加以区别。尽管如此，其间仍然发生了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下面，还有一些故事，让我慢慢地告诉你。
比如七太爷看自行车的事情，就得说上一说。那个时候，自行车很少见。只有公社的曹书记、胡社长和张武装部长各有一辆。曹书记和胡社长骑的是天津产的永久车，张武装部长骑的是上海产的凤凰车。两种车子的车把和泥瓦有点小差别。而且张武装部长骑的自行车破得不像样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辆凤凰车，轮盘龙，慢撒气，电镀过的地方掉皮，浑身上下都会响，只有铃铛不会响。
七太爷能够看到自行车，是他唯一没有跑出去的一次。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交通工具，因为自行车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没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过。
自从曹书记、胡社长和张武装部长骑了自行车来上班，让他见到后，惊奇得了不得。为了看人家骑自行车，他摸透了几个领导的规律，到了曹书记、胡社长他们来上班或者回家团聚的日子里，他就守候在路边不眨眼地看，有时还要跟上跑一大截儿。
曹书记他们几个干部很奇怪，这个老头怎么啦，没有事儿干了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是在看稀奇。曹书记停下车子，笑眯眯地对他说：“咋样？你也想骑一骑？”七太爷说：“我老了，不中用了，让我摸一摸就行了。”曹书记就把车子推给他，让他上上下下摸了个够。七太爷说：“摸了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这种车子是公的还是母的。”可惜那时候没有摩托车出现，要不然，依七太爷丰富的想像力，看到摩托车下边的排气管，一定认为摩托车是公的，自行车是母的。公的轱辘宽，就像男人的脚大，跑得快；母的轱辘窄，就像小脚女人，跑不快。
曹书记听了，觉得很有趣，哈哈大笑着说：“老人家，自行车不分公母，远看一条龙，近看铁丝拧。骑上它，比走路快多了。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人人都会有一辆自行车。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七太爷两眼放光，很快又灰暗下来，不无遗憾地说：“我是怕过不到那一天了。”曹书记哄他说：“快了，快了。”
打那以后，七太爷有感于曹书记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人便说曹书记了不得，你看人家像玩杂技一样，把两个轱辘的家伙骑得滴溜溜转，沿着很窄的小田埂走，也不下车子，真是当领导的就是领导，比我们老百姓有本事。只有两回事儿，让他对自行车转变了看法，那是张武装部长的自行车在山路上行走，让芥丝葛针扎住，放了炮，张武装部长心疼车子，怕砸坏了轮胎，肩扛着车子回公社院。背了十几里路，虽然走走歇歇，照样累得龇牙咧嘴的，出了一身臭汗。又一次是下了雨，道路泥泞，胡社长推着车子，走几步停下来，用一根小木棍，捅车子泥瓦上糊得满满的泥巴，边捅边骂骂咧咧的，要跟自行车的娘发生肉体关系。这两件事儿正好让七太爷碰到，七太爷后来对提拉孙子杜小宝说，让车子骑着人，还不如走路哩。
再如七太爷看飞机，也是不需要跑远路就可以看到的。那时，天上偶尔会飞过一架飞机。当时，我们那里的群众不叫飞机，而叫“飞艇”。最早的“安二”型飞机有双层机翼，声音很大，飞得较低，清晰可见。天上只要有这种“飞艇”飞过，“隆隆”的声音就从天边传来，大人小孩听到响声，都要用双手打着眼罩子，抬头观看，在天上寻找“飞艇”的踪影。“打着眼罩子”，是因为在太阳光线强烈的照射下，向天上观看很耀眼，人们又急于看到飞艇，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有人打趣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烂眼子看不得飞机。”把“吃热豆腐”与“看飞机”放在一起，都是一种急切的心情。七太爷到了这个时候，眼睛更是一眨不眨，死盯着天上这个响家伙的动静，一直看到成为一个小黑点为止。每一次看后，他都要咂着嘴赞叹：“现在的人真是能啊，不见飞艇的翅膀会动，也能飞那么高！这飞艇也不知吃的啥草料，那么有劲儿。要是从天上掉下来咋办，准会摔个稀巴烂。” 小孩子们就嘲笑他，说他咸吃萝卜淡操心，尽说些不吉利话。
杜小宝的脑子里，有许多不在课本上的近代历史知识，都是从七太爷那里听来的。他跟七太爷一个脾气，就是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这可能是他们杜家的遗传基因里有这种密码，在别人身上表现得不太明显，在这一老一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一些。
《三字经》没有读完的七太爷，小时候极其害怕读书，并不是他不喜欢学习，只能归结为少不更事儿，或者是因为他贪玩，不好好背那些大人都不好弄懂的文章，多次遭到老师用竹劈子打手心，被打怕了的缘故。其实，他长大以后，求知欲还是十分强的，而且越到老年越是如此。表现在他盲目地崇拜一切读书识字的人，寨子里凡是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说出去的话，他都当成金科玉律，深信不疑，谁要是给他抬杠，他很认读书人说的死理儿，一口咬定别人说的不对。即使说不明白道理，他也从来不肯认输，伸着脖子瞪着眼跟人家吵。最后的结论无非是“这是某某说的，人家难道不比你强？反正就是这样的”！由此可见，七太爷并非“竖子不足为训”，应当是“孺子可以教也”。
其实七太爷对交通工具的痴迷，也缘于对知识的痴迷。一次，杜小宝放学回家，给七太爷说，苏联和美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事，七太爷很神往。他对小宝说：“也不知你七太奶在不在那上边，要在那里，我就坐着美国的飞艇去看她！”小宝不理解老人的心思，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七太爷，月亮上边没有水和空气，人都不能生存，哪有七太奶？”七太爷顽固地说：“这也是你们读书人说的，只要成了神仙，要什么有什么，啥东西都不用吃了。魂灵不需要水和空气，嫦娥都在上边住，你七太奶为什么不能在上头？”杜小宝说不服他，任凭他自己胡思乱想。
七太爷滴酒不沾，但他的烟瘾很大，一天到晚，一锅一锅地吸。为了节省火柴，他用在污水中沤过的麻秆，点上后，一天也不会熄灭。
前几年，他在生产队里的瓜地看瓜，有人来了，他不让人家吃瓜，而让人家吸他的旱烟片儿。人家吸了以后，如果说：七太爷，你的烟很好吸。他非常高兴，劝人家：“再吸一袋，再吸一袋！”来人想吃瓜时，就说这烟怎么这么难吸？他一把就把自己的烟袋夺过去，懊恼地骂道，不让你龟孙吸了，吃瓜去吧！
七太爷在他常年的烟雾缭绕中，不停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在他简化了的思维中，恐怕更多的是想他已经仙逝多年的老伴。想着他们在戏台子下通过摸摸索索爆发出来的爱情，想着当年乔山菊同他私奔的悲壮举动，想着乔山菊坐花轿时的痛苦和欢乐，想着七太奶为他梳辫子的温柔业绩，想着七太奶那双握着可人的小脚，想着七太奶临终时闪亮的目光，想着怎样到另一个世界里同她团聚，一直想到自己临终的那一刻。
第26节 木匠
一直忘了告诉你，杜小宝的爹爹叫杜凤翔，杜小宝的叔叔叫杜凤梧。
杜凤梧继承了七太爷的遗风，他的老婆也是同他私奔来的。只不过当年七太爷和七太奶的私奔，并没有直接进家，他们两口子是直接进了家里。人们羡慕地说，他们杜家老坟里可能有这种风脉，可以突然跑来媳妇。
杜凤梧和老婆爱情的产生和发展，同他七太爷一样落套，也是在看戏的戏台子底下，通过男男女女挤挤扛扛弄出来的，没有必要在文字上继续渲染。过去的年轻人，哪有现在的年轻人这样的福气，对自己的意中人，可以送玫瑰花、下馆子吃饭、到影院看电影，还可以在手机上发肉麻的短信，在互联网上发电子邮件，直至到宾馆去开房间，把爱情预热得酸酸甜甜的。但是，当人们痛斥在封建社会里、传统道德束缚了青年男女感情交流的时候，殊不知抽刀断水水更流，是不可能用说教和打骂挡得住的。虽然交流方式没有现代化的手段，但车有车路，马有马路。至少你千万不要小瞧在戏台子下产生的爱情，这种男女情爱往往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方便快捷，更具有爆发力，更加势不可挡，更加棒打不开。
杜凤梧的老婆也就是杜小宝的婶子嫁过来以后，不到一年，就闹着分家。因为小两口正年轻力壮，挣的工分在家里占有很大比例，杜小宝兄妹们多，比较起来，让小两口出苦力，养活一群张口的实在吃亏。男女结婚叫做成家了，什么是家？“家” 字就是在房屋下养一口猪。杜小宝的婶子，确实为了自己没法养猪，积攒私房钱，才说啥也要分门另住的。这个相当严肃的问题，是丈夫杜凤梧婚前根本不去思考的问题，因为那时没有矛盾产生的哲学基础。有了老婆，没有矛盾也会产生矛盾，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矛盾还会发生质的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两口子在被窝里不知商量了多少回，激烈的思想交锋不知进行了多少回，终于软化了杜凤梧孝顺为先的铁石心肠。
小宝婶子率先发难，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两口子奋勇前进。他们从柴米油盐着手，到鸡毛蒜皮子琐事，处处找碴子生气，与父母和哥嫂终日吵吵闹闹。有时，突然平静了一个阶段，忽然，于无声处听惊雷，小宝婶子没来由地寻死觅活，哭哭闹闹，突发的战火让人莫名其妙，找不到导火索，根本不知道从何而起。后来战争逐步升级，小宝婶子不论辈分的谩骂，搞得家无宁日。即使到了这步田地，小宝的爷爷、奶奶依然坚守阵地，忍辱负重，胸怀大度，不同小辈们一般见识，作出战略上的退却姿态。小宝婶子眼看各种进攻不能奏效，终于采取了“斩首行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小宝的爷爷和奶奶。当然，在连日生气的过程中，小宝的婶子像革命造反派的头目那样，始终掌握着运动的大方向，抓着进攻的主动权，讲究斗争策略，从来不提“分家”二字，力求水到渠成。
终于，好面子的杜小宝爷爷，向他们两口子举起了投降的白旗。爷爷对没少暗自饮泣的小宝奶奶说，罢罢罢，捆绑不能成夫妻，更不能成家庭，事情明摆着，这样的媳妇咱养不起，干脆分门另住吧。主意已定，老两口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让小宝奶奶回娘家，把小宝的舅爷请来，亲自主持分家，杜家从此一分为二。
分家后的杜凤梧，另觅空地，盖了两间麦秸糊儿房子。盖房子耗去了他们分家时的财产，日子过得并不比一家人在一起时更好一些。因此，小宝婶子好像从来没有吵过闹过，照样回到大家庭里，一边流蜜地喊着爹妈，一边大碗大碗地蹭饭吃。并且从来不看小宝妈妈的白眼，饭吃得十分畅快。小宝婶子是个精明的女人，她的小算盘打得很精，自己的能省一点是一点，省下来的，是自己家的，可以叫自己的汉子多吃点，养得壮壮的，白天晚上干起各种活来，有气力，有精力。
相比之下，杜凤梧就显得有点呆板，他不好意思回大家庭吃饭。但他对自己女人的做法感到不太满意，又对自己闹分家时的作为有点歉疚。转念一想，老婆回去吃饭是件小事，父母和哥嫂能够容纳她，说明到底是一家人，一个“杜”字掰不开，弟兄们打折胳膊袖里接。
杜凤梧这个人，是个没有学成的木匠。我们那里的人，嘲笑这种木匠是“二八耙子”。说他是“二八耙子”，是指在他操置的木工工具中，有斧头、大锛、大小锯、各种尺寸的凿子、墨斗、拐尺，还有长长短短的几个刨子，所有木工用具，样样齐全。他对于每种木工工具，都会耍，就是在使用刨子方面，始终不得要领。
木匠们都知道，“一年斧子二年锛，一辈子刨子刮不皴（音cūn，准确的意思）”。因为推刨子不仅是处理木板平面的光滑，最关键的是刨平板边，把两块以上的板子粘在一起。刨板边时，推出去的刨子要平直，不然，把碎板子拼接粘成大板子的时候，有了缝隙，板子粘接得肯定不牢固。这一过程叫做合缝。有经验的木匠，到了合缝的时候，把刨刃定得只啃动木板薄薄的一点，然后敛着气息，在板头放上刨子时，刨子的下平面非常水平，推动刨子的过程中，力度均匀，到了板子的另一头，刨子仍然是平直的，不能下栽。这样反复几下，刮出来的平面，放在另一块已经刮好的平面上，两块板上下，居于一个大平面，稳稳当当的，趴在缝间看看，连光也透不过去。可小宝的叔叔，本来就是一个粗糙人，多年都没有合成过一个完美的缝，不是侧歪，就是透风。而且越用力气重新刨，就越糟糕，两块板之间，打再厚的皮胶也粘接不牢。偶尔粘着了一块板子，跟碰运气差不多。用绳子摽着的时候，是一块完整的木板，一旦拆掉了绳索，呼啦一下，很快散架成一堆碎板子。因为他在这方面一直不行，所以，他在打家具方面，是一个进了门内的“门外汉”。
斧子是最常用的工具，可以砍、锤、拍，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使用斧子砍木料时，一般是较小的木料，在那些没有办法下锯的情况下，把木料的凸起部分砍到接近墨线，再用刨子细致处理。锤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打凿子，打眼儿。当然做锤用的地方太多，不再一一尽述。
耍大锛同使用斧子就不一样，要的是力气和准头。一把像洋镐一样的大锛，使用时，一只脚尖跷起，直接在这只脚的前边向脚底下刨。锛头是锋利的，给刚刚放倒的大树刷根，去皮，都要首先用到这种往脚下砍的工具。胆小的人，如果看木匠耍大锛，心里一定害怕，担心他们搞不好，要锛到脚上的。说句实在话，一个木匠的一生，几乎没有人不被大锛锛着脚面的，当然这些都是在初学阶段发生的。小宝的叔叔杜凤梧多次被锛砍伤脚面和脚踝，所幸只伤了皮肉，没有伤及过骨头，要不然，成为残废，他的木匠生涯早已结束了。
杜凤梧拿手的活儿是做棺材、汇木料。人们避讳“死”这一字眼，把行将死亡的人，说成要有 “三长两短”怎么怎么的，这个“三长两短”指的就是棺材。棺材的一个顶盖，两个帮，是“三长”，两头的堵头，是“两短”。至于棺材底部，是一些薄薄的木板，被忽略了。我们那里，较富裕的人家，往往在老人健在时，早早地预备下棺材，还要用沥青涂抹，然后在棺材的前堵头上，刻出白茬子的“福”字。那意思无非是说，进到这里面，就等于享福去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家，常常是在老人突然谢世后，才急急忙忙地找来一群木匠，没明没夜地出大树，解板子，合棺材。
杜凤梧做活虽然粗糙，但力气大，到了这种时候，是不可多得的人选，历来是木匠们的牵头人。他一边啃着主人家提供的大白馒头，一边指挥着几个小伙子出树，让徒弟们拉大锯解板儿，然后和两三个熟练木匠做成品。他最喜欢用接近两抱粗细的桐木做棺材，“三长”部分能够是一块独板，省力又省事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成的湿棺材，很重，到了抬棺材起灵时，尽管找的扛“大头”的汉子都是力大如牛的人，还是被压得龇牙咧嘴的，主人家就给这个人的封子（酬劳钱）多一点。
汇木料是盖房子时的木匠功课。这种活儿，要紧的是掌握尺寸和角度。一般是先做窗户和门框，然后平整一些木杠子，做窗户和门框的过木。当泥水匠们把土墙的墙板垒到一定高度，木匠们还要帮助他们搭架木。待到“山花”（山墙的人字形部分）落成后，就要上木料。搭成人字形的两根木料叫巨兽，支撑巨兽的最粗的木料是大梁，巨兽和大梁形成的三角形与“山花”上端的角度是一致的。搭在巨兽上连接间道之间的木料是檩条，一间房子通常要用五根，最上边的一根叫脊檩，其余四根分别叫二檩和三檩。檩条上可以钉一排排的木条，叫椽子。盖草房子是不需要用椽子的，只有在盖瓦房时，才把这些方锭子木条钉在檩条上，增加向上的抗力和保证坡面平整。汇木料的活儿毕竟粗糙，当木匠的，只要力气大，有基本功就成了。
到了冬春两季，寨子里修房盖屋的人家不少，杜凤梧就成了大忙人，这家不请那家请。做木匠活儿，一般不用爬高上低，另外还有烟抽，有茶水喝。在没有垒墙之前，木匠首先进入情况。这时参加盖房的人少，他们的吃喝比泥水匠们上来时稍好一些。这一切让小宝的婶子，很为自己能干的丈夫骄傲和自豪，嫁给杜小宝叔叔杜凤梧的最初动因，很可能与杜凤梧是一个木匠，是一种体面的手艺人有关。
第27节 草房
小宝的父亲杜凤翔老实、勤快，脑子不笨，也是个手艺人。只不过他不是二八耙子木匠，而是一个泥水匠。我们那里对手艺人是干什么的分得很清，你是垒土坯房子的，叫做泥水匠；你如果会砌砖上瓦，你就是白糊匠。有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因为白糊匠能够跟白石灰打交道，泥水匠只跟烂泥巴打交道。论技术，评“职称”，白糊匠肯定要比泥水匠高一个档次。那时候，在我们马寨，所有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用不上白糊匠，只用泥水匠。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叫做“社会需求直接拉动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造就了一支技术过硬的泥水匠队伍。
泥水匠的工具极其简单，一把瓦刀、一把泥抹就是全部家当。他们的任务就是砌墙，砌墙的好手一般把山墙角子，即使在垒墙面时，也是面向里边站着，因为他们垒出的墙面平整好看。让那些“二八耙子”泥水匠面朝外，负责垒内墙面和在墙体的空间填楦。
杜凤翔是个“领做”的泥水匠，负责指挥所有泥水匠。领做人在房子没有动工之前，心中已经有了整体房子的概念。施工过程中，到了砌墙角、安门框和坐窗户等关键部位和关键时候，必须亲自下手。他手里还有一把重锤，专门用来吊角子，保证墙角的垂直。为了保证砌出的墙面平整，砌墙时，每层土坯之间，要扯上线绳，垒完一层要提升一次线绳。就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垒，直到垒到窗户和门框的过木以后，领做人才领导着匠人们，错着茬子垒山墙，又叫起山花。
待土墙垒好、檩条上齐后，领做人负责组织大家，把屋面用高粱秆织成的箔摊上去，星星点点地甩上泥巴，开始上草。他们先把用铡刀铡齐的黄白草，把屋檐装齐整，以后错着茬子向上一层一层地铺，房前房后一齐开花，直到摊到屋脊。不齐的地方，用一种刻有横槽的“拍耙”把屋面拍平，把褪（tùn）下来的柴草推上去。屋面上的柴草根据主家备料多少，可以摊厚或者摊薄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屋脊上最费草，懂行的人说“一脊管半坡”。脊整好了，再用泥巴把屋脊和屋山，搪上一条整齐的泥巴条，这栋草房就大功告成了。
盖草房的主要原料，一是土坯，二是黄白草。土坯的来源，首先是用秋天割掉的茭草地，趁湿让耕牛在地里反复踏踩，再用石磙碾压平整。然后，劳力们用一种利刀，把压成的地面切割成长方形，再用大铲刀，从下边铲起，把一块块土坯铲起来。铲土坯要用三个壮劳力合着干，其中两个人用一根横杆拖一条粗绳，这条粗绳拴在大铲下边的曲弯处，面向后一蹬一蹬地拉，一个人在后边执大铲，蹬一下铲掉一块土坯，甩在一边。土坯的下面儿是否平整，关键在于执大铲人的技术水平，大铲端得平直，切出的土坯质量就高。土坯在坯场晾干后，再用牛车拉回到要盖房子的地方。
黄白草山里才有，是一种莛子较长、较硬的山草。到了秋后，一场霜下来，这种草像大片的麦田，变成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那时候，黄白草坡的所有权，在拥有山权的生产队里，这个生产队里的队长很有权。一面黄白草坡典出去，三二十块钱的不等。山下的农户如果要盖房子，就掂上酒肉找这里的生产队长典草坡。喝到一定时候，队长上山指给来人一面坡，说清楚边界，交了定钱，这事情就算完成了，余下的，是盖房子的人找一帮人到山上割草，捆成三四把粗的小捆儿，挑下山来，用牛车拉回去。
小宝的叔叔杜凤梧分家以后，急于盖房子，正好是热天，不能碾坯铲坯，制不成土坯墙，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板打墙。
板打墙是用两只厚木板，一头有堵头，一头是空的，靠空的一头用活木棍扎成的四边形卡着。每打一板，把四边形打开，把压在土墙内的那一头木棍抽出来，再换一个地方打另一板。下一板与前一板的空隙，用一些砖头或者石块填起来就是了。打墙的时候，先用铁锹把土铲上去，填满后，用木制的榔头锤打，先掖边，再打中间，打实后，再向上复土，直到打成鼓鼓的上表面为止。板打墙的厚度与土坯墙厚度相当，因为上下一体，实际上比土坯墙还要结实一些。
此外，他盖房子的时候还没有黄白草，就用了麦秸。麦秸是平摊在房坡上的，铺好后，要全部把这些麦秸泥上，防止大风刮走，所以叫做麦秸糊儿房子。我们这里的人，想了好多办法，解决房子上边的铺草问题。除了麦秸，还可以用谷秆、稻草等，只是这些柴草不耐沤，有一些草到了夏天，还容易生一种肉虫，叫做蛴螬。生了这种虫，破坏屋面，是很让人讨厌的事情。
后来，寨子里盖房子的人家，根据经济条件不同，房子的差异就显了出来。从支部书记刘庆典家开始，盖起了一种叫做海青房的房子。海青房的墙角、门框和窗户处都是用石灰和砖头砌起来的，其他地方仍然用的是土坯。房坡的下檐使用了一米多长的小青瓦。
刚开始盖这种房子时，杜凤翔他们几个比较能干的泥巴匠，谁也不知道如何上瓦，刘庆典只得从外处请来了师傅。那个师傅并不保守，很快就教会了他们。那个师傅说：“上瓦不用学，一个抬俩，俩抬一个。”杜凤翔一点就通，很快掌握了上瓦的技术。到了后来，他们盖瓦房时，再也不用请外地的匠人了。这种海青房外表要好看得多，只是土坯和砖头不是同一品种，结合得并不牢固。到了1975年8月，我们老家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时，海青房倒得最多，还不如草房坚固，让刘支书等几户人家后悔不迭。
无论盖什么房子，和泥的、掂泥兜子的、向房坡甩草把子的工作，才是脏活和重活。这当然是那些只有力气没有技术的人干的。年轻一点的，都是通过掂泥兜子，抽空学习砌墙的技术，慢慢地当上了泥水匠的。
若干年后的一个深秋，杜小宝带着家人，回到阔别了数年的老家，忙忙碌碌拜访了一些久违的乡亲以后，一心想到山上看一看。至于看什么，脑海里突然泛出黄白草坡的影子。
他们几个人走了十几里山路，爬到了祖师顶上。放眼望去，那一道道的山坡上，当年的黄白草一片金黄，长势实在喜人。这种曾经为多少代人挡风避雨，做出突出贡献的黄白草，年复一年，头年的草变成了次年的肥料，地下的腐殖质越来越厚，难怪它们的长势如此旺盛！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再也没有人割它用它了，原来极其有用的东西现在竟成了废物。他心里想，他退休后一定要带着妻子回到山里，像当年他凤梧叔一样，在山里找一片宅场，盖一栋草房子。当然，没有茭草地了，切土坯垒墙是不容易办到了，就自己亲自打板打墙，割很多很多的黄白草，把屋面摊得厚厚的，住上这冬暖夏凉的草房子，安度晚年，那一定是一件令人非常惬意的事情。他又一转念，可笑自己为什么忽然产生这样古怪的念头，难道自己连七太爷都不如，不向前看而向后看吗？因而发出了诸多感慨。他想，要是他们的老前辈也有他这么严重的怀旧情结，难道要回到穴居的年代里去吗？真是拉历史的车轮倒转，逆潮流而动。伟人毛泽东曾在他的《水调歌头·游泳》里叹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过去的都过去了，留不住，留不住啊。
第28节 电报
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七太爷失踪的日子里，我们马寨大队乃至马寨公社，传递消息、通知开会一直都是“四类分子”们负责传送的。元叔由开始替他妈送信，后来干脆成了专职送信人。顺便一提的是，送信是“四类分子”的一种义务劳动，生产队里是不给记工分的。
从古到今，传递消息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相互关联的一项基本需求。用“四类分子”送信，是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奈。这比起周幽王他们那个时代，用点燃烽火台的办法报警，到后来的历朝历代用驿马送信，差不了多少。人们之所以对盛唐时期的美人杨贵妃有气，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这个女人过于奢侈腐化，竟敢动用为国家报信的驿马给她运送荔枝，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为了保鲜，从广东到长安城，使用接力赛的办法，不知跑死了多少驿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驿马跑得再快，也得经历一定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里，从古到今，误过不少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当广州附近三元里的老百姓们掀起的抗英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在北京的金銮殿里的大清皇帝，还只是靠读到驿马刚刚送到的“塘报”，才了解到英军的炮船大举侵犯，刚刚逼近了离广州数百公里的珠江入海口处。还有一首动人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仔细分析，这抵万金的家书，很可能是在前线的战士写了家书以后，三个月才能传到家里。等家里人接到烽火中传来的家书时，一定忧心如焚，说不定写家书的人已经战死沙场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用放“消息树”的办法传递情报，在小宝他们的课本里，抗日小英雄海娃还把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拴在绵羊的屁股下边。幸亏这些历史典故，在七太爷的脑袋瓜子里并不存在，要不然，他那一颗总想飞翔的心，一定不会仅限于对交通工具的热衷，说不定还会对通讯设施产生痴迷。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邮政和电信还没有分家，叫做邮电局。县里的邮电局在高楼街设了一个邮电所，地点就在区政府的墙外边。所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男的叫小蔡，一个女的叫小郑。这个女小郑比那个男小蔡长两岁，长得不怎么样，但声音清脆，负责管分机的活儿，属于电信业务范畴。男的自然是管邮政的，穿一身老油绿工作服，骑一辆油绿色的加重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负荷了多少重要信息和多少期待。车子前边的梁上，有一个大袋子，专门装信件、汇款单和收到人的签字夹子，后边衣架上，驮了两只邮袋子，装报纸杂志，分列在车架两边，底下有铁托板支撑着重量。两只邮袋子上分别印有毛主席的真迹：“人民邮电”，由于他老人家用的是繁体字“人民郵電”，写得又草，好多人认不得，请我们寨子里的老学究孙乃社来认，这老孙头戴着老花镜，趴上去看了半天，对大家赞叹说：“毛主席的字真好啊，‘人民陲毛’这几个字写得刚劲有力，龙飞凤舞！”小蔡忍俊不禁，纠正说：“大叔，那不是‘人民陲毛’，是人民邮电！”孙乃社虽说不相信，也不敢自认正确，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好书法，好书法！”
小蔡和小郑刚调到一起工作时，谁也不认识谁，没有立伙，下了班一起到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只要小蔡在家，两个人亲热地并着膀子，说说笑笑，就像一对恋人。大约过了三个月光景，两人的铺盖卷到了一起，其中的一个住室变成了厨房。他们从此不到机关食堂吃饭了。在没有登记结婚之前，无证经营，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小日子。只要一身尘土的邮递员回到单位，女分机员立刻扑上前去，拍拍打打。然后端上温水，伺候男邮递员洗头洗脸洗脚后，两人立即关门上床，闹腾得昏天黑地，小郑才收拾起缱绻的玉体，到厨房给小蔡端出做好的饭菜，坐在床上，你喂我我喂你地吃。
这事儿让区政府领导知道后，非常生气，区委书记让区委组织委员和区妇联主任二人，分别找他们谈话。领导们狠狠批评了他们的未婚同居行为，两个人写了深刻的检查后，马上登记结婚了。正所谓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两个恋人在洞房花烛夜里，就没有了未婚前的那份甜蜜，生出了不少隔阂。后来，两口子因为给各自家里老人的孝敬钱分配不公，整天打架吵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才平静下来。到了邮政和电信分家时，小郑已经人老珠黄，退休了，小蔡成了县邮政局的看门人，两口子到底没有离婚。
女小郑管分机，除了插插接接全区十几部摇把子电话外，还管理一部长途电话。这方面的故事，已经让小说大家刘震云的著作《手机》写套了，也让当红导演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演火了，我就没有必要拾人牙慧，况且也缺乏他们那种高超的艺术功力。所不同的是，这部连在分机以外的摇把子长途电话，是个废物，我们山里人根本没有用过，就连高楼街的人也很少用过。这是因为外边来的长途电话，没有办法找到接话人，当然不会打；而从这里向外打这种洋玩意儿，对方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依然没法沟通。所以，这部电话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样，老百姓排着长队乱打一气，而是整天像一只黑色的懒猫卧在柜台的角落，连呼噜也不会打。由于这项业务开展得不好，小郑没有少挨上级的批评。
小郑另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从县邮电局抄收或者发送电报。
电报又叫莫尔斯电报，是一个叫做莫尔斯的美国人在1838年发明的，1844年达到实用阶段，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莫尔斯早年是个画家，1832年的一天，他从法国回美国时，同行的一个医生杰克逊（这两个人都有点不务正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一行人反复讲了电磁铁这种神奇的东西。41岁的莫尔斯听出了其中的奥妙，遂萌生了发明电报的念头，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一边给大学生们教美术课，维持生计和科研经费，一边潜心钻研电磁学理论。“十年磨一剑”，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并创造了电报密码。这种通信工具开始普及时，大多用于军事方面，是各国间谍最早使用的得力装备。领导间谍的机关，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翻译出来。敌方则专门有人截取电文并研究破译对方的密码。密码虽然不同，但发报的方法是一样的，机器的原理是一致的。双方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到信号，必须使用的频率一致，而发送的远近全依赖于机器功率的大小。我们现在可以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敌特和我们的特工们，就是用这种机器传递情报。现在进入了和平时期，军事用途的设备转向了民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民群众最为快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用，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才使用。
电报是用脉冲电流产生的“嘀嗒”声的长短和次数，表示不同的字母或数字的。收发电报的人戴着耳机，在发报时，用手指点击发报键，每击出五个长短不同的节奏，代表发出了不同的数字。如一短四长为“1”，两短三长为“2”，等等。此外，还有表示字母的击法。抄报时，分辨着接收到声音的长短和次数，抄写出字母或数字，然后翻译成电文。民用的电码是明码，不同于军事用途的密码，不在保密的范畴。那时的电码字典，大型书店里就可以买到，只不过没有用处，没有人肯买这么专业性强的书籍。如同四角号码字典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一样，我们汉字的电码也要用四个数字代替。技术性太强的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全讲出来，那要有一大本子，没有一点文学趣味，还有卖弄知识之嫌。反正现在已经被更加先进的通信方式取代了，完全没有必要连篇累牍。
有趣的是，小郑他们念起数字来，对“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念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而是念作“幺、两、三、四、五、陆、拐、八、勾、洞”，小郑的工作并不是发报，要么是记录、翻译，要么是翻译、上传。只要来了电报，她就取出专用的纸张，在小方块里记下一组组的数字，嘴里念叨着：“洞洞幺拐（0017），拐拐勾洞（7790）……”最后查找电报通用码，把一组组的数字翻译成汉语。
来发电报的人，也要首先把电文拟好，才能交给小郑翻译、上传。因为那是要按字数收费的，加急电报还要比平电报加倍收费，所以电文拉杂不得，文字必须极其简约，全靠收到方人的意会去理解。一般是“母病危速归”、“花产回”（你媳妇叫花，生了孩子，让你回来），等等。有的人不会写这种比文言文还省略的文字，小郑就问清情况，不耐烦地帮他们起草。成文后，小郑把它翻译成数字，“幺陆八拐、四两勾洞”的，打电话给县电报房，让人家用电报机拍发出去。
我们八队的刘庆河跟狼叔是堂兄弟，当过通信兵，但没有当过报务员，干的不是拍电报的活儿，没有学会收发电报，倒学会了拍电报人对数字的念法。复员回来以后，贵亭叔让他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他在掂着大秤给社员们分红薯时，把人名和斤秤全部用密码代替，让两个人抬着草篓子，一秤一秤地过。拉长声音，嘴里念出来的是：“狼，幺八拐斤；刘麻子，幺陆勾斤；秦大‘膈应’ （‘膈应’是土话，讨厌的意思），幺勾洞斤……”绰号当密码，听的人当然知道是分给谁家了，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斤，傻愣愣地随他的便儿。狼叔一听就火了：“日你妈，别用这种洋办法糊弄人。”他堂弟说：“扯 蛋，老子就是讨厌‘咬蛋虫’，才这么办的。谁掂秤谁当家，不想要，滚回家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对拍电报这种办法久违了，只有我们用的手机，通常把“139……”或者“……8510”念成“幺三九”和“八五幺零”，“1”这个数字通常念作“幺”，应该还是拍电报这项技术留下来的残余。
第29节 送信
上一节扯得太远了，还回到邮电所里去。邮递员小蔡的业务当然是每天在外边跑。只要没有刮风下雨，只要不是送一份加急电报，小蔡每一天轮流去一个公社。到了目的地，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公社院，一个是中心小学。在公社院里留下文件和报纸，到学校里留下信件和报纸杂志。这样做，可以把给全公社群众的信件，由各大队在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捎回去，孩子们很乐意干这种邮递员延伸的业务，仿佛受到一种重托，心里充满了使命感。
小宝一生都会记得，在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在甘肃省兰州市当兵的二舅给他的一封信，这可是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事儿。一群孩子围着他，羡慕地看着幸福的小宝。他过于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把里边的信纸都给撕烂了。其实，信中只不过寥寥数语：问候了他的妈妈、爹爹以及全家人，勉励他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长大后要像雷锋叔叔那样为人民服务。小宝为此激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还有一次，丁老师让邮递员小蔡捎走了一个包裹，邮给家里。过了半个多月，他哥哥来到学校，当着老师和学生的面毫不留情地臭骂了他一顿，连饭也没有吃就走了。凡是了解这件事情原因的人，都觉得骂他活该。原来天气转暖以后，丁老师的棉裤棉袄穿不上了，在宿舍里没有地方放，还要拿回家让他妈拆洗。他正在学校积极地闹革命，并且暗恋着春妮，怕耽误了壮丽的革命事业和绚丽的爱情生活，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就采用了邮寄包裹这种简单的办法。小蔡走后，丁老师还自鸣得意，仿着裴多菲口占了一首小诗：
寄包虽然贵，
良辰价更高。
造反和爱情，
一个不能抛。
写成以后，反复吟诵，激动地用方块字记在日记本里，用华丽的曲线描上花边，梦想着有一天让春妮看到他的杰作。
那时候，邮寄包裹要到县城里才能取到。他的家在我们马寨公社北边的一个公社，离我们马寨不过三十多里路。他哥哥接到了他们公社邮电所送达的汇单，高兴得很，以为兄弟寄回了贵重财物。让他嫂子备了干粮，兴冲冲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又顺着公路跑了几十里。山里人进城是傻蛋儿，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哥逢人便打听邮电局在哪里，终于找到了地方。那时候不兴身份证，取包裹要拿大队开具的证明。他哥不懂这一套，什么也没有带，发包裹的工作人员认死理儿，说什么也不让他取。他哥撸起跑肿了的腿，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让他到街上刻了私章，盖在收件人的签名处。他哥就这么好不容易才取到了一个鼓囊囊的包裹，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这些脏东西，扔了不是，背回去也不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他哥哥回家后越想越生气，专程跑来骂他：“你是个响圣人蛋！不愿意回家，写封信，让老子给你来背，也不过一晌的工夫！害得老子跑了两天两夜！”老师们和学生们忍不住好笑，“圣人蛋”丁老师的哥成了他的“老子”。这事情传出去以后，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妮儿们没有少打趣他，让丁老师觉得很没有面子，那一首小诗估计不会拿给春妮看。
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使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做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揳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第30节 刻钢板
丁老师人品虽然不怎么样，但字好。马寨小学原来的课程表，都是丁老师用复写纸套写的，大殿里贴一份儿，老师们的办公桌前贴一份儿，教室里贴一份儿。丁老师喜欢表现自己，经常站在学校大课程表前观看，让老师们评价他的字，大家都说好，丁老师心里美滋滋的，把学校仅有的几项抄写活儿全包了。可惜我们马寨小学没有一个女教师，要是有女教师的话，再夸上他几句，他肯定非常幸福。只有发生春妮和陈聪老师搂抱那一幕后，丁老师才消沉过一阵子，一度对自己写那么好的字失去了自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买了一台弹力型油印机。刻钢板的活儿，自然还是丁老师代劳。丁老师当仁不让地把钢板、铁笔和衢州产的蜡纸，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刻钢板又叫刻蜡板，现在已经不见了，生产钢板、铁笔、蜡纸和油印机的厂家肯定早已倒闭。但在当时，这种印刷设备比较先进，全国上下曾经盛行过许多年。丁老师备课、改作业不用心，刻蜡板却非常用心。他把蜡纸摊在锻有细密斜纹的钢板上，用铁笔在上边用力地刻字，虽然力透纸背，也必须适中，必须把蜡刻掉，又不能伤了里边可以透油墨的棉纸。
丁老师在小师范上学时，可能练过刻蜡板的基本功，有一手工整、均匀、好看的钢板字。他除了会在钢板上边绘画、制表外，最基本的是会刻写方块体和锥体两种字体。刻锥体字和刻表格时，只要把钢板平放就行，只不过在制表格时，还要用直尺管教着铁笔。刻方块体时，他把钢板呈45度角斜放，让蜡纸上边的格子与钢板的纹路一致，顺着纹路写字，横竖道自然很直，不懂的人想象不出，在凹凸不平的钢板上，怎么能够写出那么直的道道来。
刚刻出来的蜡纸，字迹是白色的，摊在黑漆桌面上，可以清晰地进行校对。如果发现了刻错的地方，丁老师能够巧妙地进行修改。他把蜡纸放在油漆桌面的光洁处，用铁笔的塑料杆上头光滑的“后肚儿”，在出错的地方，轻轻地研磨，可以把刻毛了的蜡质重新匀在刻出的槽道里。然后，点燃一根火柴，火柴着了一下，立即吹灭，趁热把火柴头贴近要修改之处熏一下，这地方的蜡纸就立刻恢复了原样，重新刻写，就可以把错误纠正过来。
刻好后的蜡纸，丁老师把它张在油印机的细纱网上，用蘸上油墨的油磙子推几下，下面的纸张就印出了丁老师的作品。
英雄自有用武之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有几天，从来与小学无缘的公社武装部张部长，来到马寨小学，直接找到丁老师，与丁老师密谋了几个晚上。在那几天里，丁老师精神亢奋，神情庄严神圣，几乎整夜不睡，在备课本子上起草了十几页文稿，一贯刻空白表格的手，突然刻出了战斗的檄文。一张带有浓重火药味的印刷品，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通告”，在我们声顶寺大殿里炮制出笼。张武装部长亲自派大队里的“四类分子”，向各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送信，召集他们来公社开会。会上，张武装部长自封为马寨公社革命造反纵队司令、丁老师为副司令，发表了差点把祖师顶惊倒的造反夺权的讲话。会议下来，立即责成曹书记和胡社长，向革命造反纵队交出领导权。曹书记和胡社长迫于革命形势，乖乖地将公社的两枚印章交给了张武装部长和丁老师，并且乖乖地挨了几场批斗。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曹书记和胡社长沦为走资派后，与“四类分子”为伍，代替了元叔他们，开始骑着车子，向各个大队的革命造反组织，送达关于张司令和丁副司令的指示。他们毫无怨言，心里想的当然与“四类分子”不一样，这同样是革命工作，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骑车子送信，到底比元叔他们跑得更快了一些。
各大队相继演出了夺权的闹剧。我们马寨大队的夺权，是支书刘庆典和刘臭蛋他哥刘继先密谋后，顺利移交的。刘继先改名为刘红卫，虽然姓刘，照样发誓同中央的“一家子”大走资派干到底，山寨里从此热闹了许多。
让走资派们骑自行车送信并没有坚持多久，仍然让“四类分子”独干这一行业。又过了几年，县革委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各大队还没有通电话的时候，首先接通的是广播。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老百姓仍然说是听“洋戏”。他们中有的人常常想不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是说，现在播送‘西门’（新闻），这西门也不知是啥东西，经常挨剥，皮毛肯定早就被剥光了。”还有的见了大队的民办教师，羡慕地说：“你们行啊，很快就转正了！”民办教师们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就解释说：“难道你们没有听广播里天天说，无产阶级转正（专政）理论，那你们不就快转正了吗？”民办教师们才知道他们听讹了。此时的丁老师，造反的生涯更加光辉灿烂，已经造到了县教育局，当上了一个县教革委的副主任。
马寨公社的革委会领导，也像元叔做的“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马寨公社的新领导买了一台大型收音机和扩大器（放大器），广播从此具备了另一种功能，就是通知会议。领导们趴在大收音机前对着喇叭大声喊：“喂，喂！”那边各大队的干部也对着自己家里的广播喇叭回话：“听到了！”相互的沟通从而方便快捷。这种趴在广播喇叭前喊话的情形维持了好几年。尤其是推广动圈喇叭后，比舌簧喇叭效果好得多，两边对话非常清晰。从此，“四类分子”送信的任务一去不复返了。
第31节 信教
在造反派夺权之前，我们寨子里的红卫兵组织，仍然在原大队干部领导之下。他们仿效城市里的红卫兵，开展了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但是，无论红卫兵们磨破了嘴皮子，说“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必须加以彻底的荡涤，老百姓们总是搞不清啥是“四旧”、啥是“四新”，背语录也背得丢三落四的。寨子里的群众只知道他们瞎胡折腾，主要是扒小庙、砸石碑、捣毁老式门窗和顶子床上的各种雕刻。反正凡是不顺眼的东西，统统斥为“四旧”，都在破除之列。红卫兵们抓着了七太爷，本来想把他的辫子割掉，没有得逞，立即把邪火烧到了寨子少有的瓦房上，够下了那些传说可以辟邪的“兽头”。群众又造出了一个时兴的歇后语：“红卫兵上瓦房——够受（兽）”，专门用来比喻难以忍受的一些事物。
在破除外边能够看得见的“四旧”以后，红卫兵组织又把破除的目标转向了室内。造反派勒令各家各户把正堂屋的祖宗牌位和灶台上烟熏火燎的老灶爷、老灶奶画像，全部撕掉焚烧。红卫兵们的工作重点是搜查旧文化，烧各家各户收上来的戏本子、老皇历。最让寨子里的老读书人孙乃社心疼的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一批线装书，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说岳全传》、《说唐》，还有一些中医药偏背方，以及杂七杂八的图书，被重点收缴烧毀了。
七太爷受了剪辫子那场惊吓以后，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就躲。情绪一落千丈，一扫原来老小孩的样子，整天郁郁寡欢。小宝妈妈为了哄他开心，特地给他缝制了一个红宝书袋子，让他不离身，安慰他说：“七太爷，你只要背着这个，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七太爷本来就把毛主席当成人民大救星感恩戴德，小时候《三字经》都没有背熟，竟然在他九十多岁时，硬是背会了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条著名的语录。
在这些年里，元叔一直处在劣势地位。他母亲原来与寨子里的一批老太太们信“洋教”（基督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烧香的绝迹了，走礼拜的活动中止了。元叔的妈常常偷偷地跪在床上，痛哭流涕，“主啊，主啊”地祷告，祈求上帝开恩，保佑元叔平安，保佑元叔能够早日娶个媳妇。
在我们寨子里，年轻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什么也不相信。奇怪的是，只要上了一点年纪，就要寻求精神寄托，信神信鬼的。越入老境，越是迷信，女人比男人更甚一些，大家好像不信一点什么，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似的。
过去的千百年里，老百姓们主要是烧香磕头，拜佛拜菩萨、敬老天爷、拜祖师爷，在我们山里人的心目中，是分不清佛教和道教的，只要是神，一股脑儿地都拜。到了临近解放的一段时间，从外边传进来了基督教，以后的十几年中，发展的势头迅速，有一批妇女们改信基督教，并且成立了教会组织。
我们那里把信仰基督教的人称“信主”人，信上帝和信基督都叫信主。最早把基督教带进寨子里的人是杜小宝的同学高恩典的姥姥。
高恩典的姥姥家在平原地区，他姥姥是大家闺秀出身，小时候受家教熏陶，学了不少文化知识，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女。
那时候，唐都市已经开办了两种教会，一个是天主教堂，一个是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是法国人办的，基督教堂是英国人办的。在他们的国度里，两种教会势不两立，到了中国，依然存在着激烈竞争。到底是英国人有钱一些，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英国牧师，在唐都市办了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院，这所神学院很有特点，只收女生，教她们学习中国文化，学习艺术，学习妇女必备的知识，当然，目的在于传教。
由于这所神学院与本土文化结合密切，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没有多久，就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有钱人家，都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所神学院读书，试图把大家闺秀女儿培养成知识淑女。
高恩典的姥姥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哥哥又在这所学校里教书，她就跟着哥哥上了这所学校。两年工夫，她把《圣经》中的新旧约全书读得滚瓜烂熟。嫁给高恩典姥爷后，相夫教子，聪明贤德，人人称颂。他们家本来也是书香门第，日子殷实，不料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搞得家道中落，沦为穷人。高恩典姥爷养不起一大群孩子，同时为了烧柴方便，相中了马寨老高家的孩子，把一个女儿送到这里做了童养媳。这个女儿，后来就是高恩典、高恩慈、高恩慧和高恩佑四个孩子的妈妈。
母亲和女儿信主，自然会传给婆婆。每当高恩典的姥姥想念当童养媳的女儿的时候，就要到山里住上几天。亲家母相见，很投缘，就有很多话说。渐渐地，话题渗透到了基督教。
姥姥给奶奶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了《圣经》中“旧约”里的上帝耶和华创世纪，讲上帝说，混沌的世界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讲上帝让有了空气和水，清浊开始有了分界。讲上帝造了最初的人类男人亚当，抽了亚当的肋条又造了女人夏娃，让他们住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吃下了分辨善恶的果子，心明眼亮起来，用树叶遮羞，还让亚当也吃这种果子，亚当刚吃，还没有咽下，就想起上帝的教导，不能吃，于是有了喉结。讲后来繁衍的人类充满罪恶，上帝发怒，用洪水灭世，只拣选了最优秀的诺亚一家造方舟，躲过了这场浩劫，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和平鸽叼着橄榄枝，报告他们见到了陆地，人类重新生生不息。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十字军东征出迦南……讲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姥姥给奶奶重点讲述了“新约全书”里的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讲上帝为了拯救罪恶滔天的人类，派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稣到人间传递福音。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迦福音”、“约翰福音”四福音的主要内容，讲“使徒行传”中耶稣基督显现的“指石头为饼”、让“盲人复明”、“一身疥疮的人立即痊愈”等各种奇妙的神迹，讲箴言中宇宙之末的恐怖，讲信主人“生前得平安，死后得永生”的好处，等等，道理深刻又简单明了。
本来，高恩典的奶奶过去一直信佛，家里供奉着菩萨和财神，历来对“洋教”嗤之以鼻，但碍于亲家母的面子，不得不听。听着听着，听出了味道，听出了门道。两个中年女人在一起彻夜畅谈，高恩典的姥姥讲得深入浅出，高恩典的奶奶听得有味，听得入迷，脑子让姥姥洗得干干净净的。于是，撤去了菩萨、财神的牌位和香炉，挂上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世人的画像，开始学着姥姥跪在地上，向主祷告，以实际行动皈依了基督教。
过了十几年，寨子里的妇女们有了一批信主人，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她们用走礼拜的方式，表示自己是基督徒。元叔的妈妈痛感佛爷和菩萨从来没有保佑过他们一家，还不如信主，方能够从中得到心灵深处的宁静和安慰，也成了基督徒。当然其他的妇女们信主，是各取所需。有的是家里有人或自己长期有病，有的则是养不了猪，有的年轻女人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男人不专心，乱搞女人或者男人赌博嗜酒。总之，都是一些家庭贫困潦倒的女人，才对基督教感情笃厚。那些家境很好的干部家属，极少有信主的，就是有一个半个，也常常要遭到男人责骂，不允许她们走这个行当。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信了“洋教”，是要被乡亲们瞧不起的。杜小宝他妈也信主，他曾经为此而感到羞耻。但他们这一帮孩子，在那个时候，并不明白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长大以后，回头想想，才对这种现象有所解悟。
寨子里基督教的发展和兴盛，起源于高恩典奶奶的死。解放后几年的一个冬天，高恩典奶奶得了一种暴病，老中医先生说叫做薄肠痢，现在可能叫结肠癌，下血下脓不止。医生和家人，先用泄法，用了黑白丑（二丑）泄不下来，改用烈性药巴豆，拉稀拉得人瘦得出相，照样不见效果。改用破法，用红花、刺角芽儿等药物破血，依然不见回头的迹象。最后，采用补法，吃烧大蒜不行，灌老鳖汤，老鳖汤不行了，好不容易找来了大烟壳熬红糖水喝，也没有一点成效，渐渐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到了接近年关的时候，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奇迹就出现在这以后，当高恩典爷爷、爹爹和妈妈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准备后事之时，咽气了两个时辰的奶奶忽然醒了过来，非常精神地坐了起来，脸上放出幸福的光彩，不会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指头，用沙哑的喉咙“哇哇”着向家人比画。一家人惊喜非常，信主的妇女们凡是能到场的，差不多都来了。寨子里有人听说后，也都赶来看稀奇。
大家纷纷猜测，高恩典的奶奶比画三个指头的含义。她妹妹问：“姐呀，莫不是有三个亲人没有到场，你舍不得走？”高恩典的奶奶直摇头。好喝酒的丈夫问：“孩子他妈，是不是你想喝三盅酒？”气得她直抓墙，挠出了土沟子。她儿子问：“妈呀，咱是不是欠人家三块钱，你放心不下？”妈妈对儿子直摆手，做出抱着他小时候的模样，又是拍，又是亲的，一脸慈祥。高恩典的姥姥挤了过去，对她说：“嫂子，我明白了，你八成是见到上帝了，上帝怀抱着你，给你了三颗生命果子吃。是不是？”高恩典的奶奶高兴地笑了起来，显然是被高恩典姥姥猜中了心事。高恩典的姥姥冷静地对大家说：“继续准备后事吧，上帝给了她三颗生命果子，她只能活三天时间。她这是回来显现神的大能来了，让我们为她祈祷吧！”于是，所有在场的信主的，连最讨厌信主的高恩典的父亲，也跪了下来，屋里屋外响起了一片“嘤嘤嗡嗡”的祈祷声，接着高恩典的姥姥念了圣诗，大家唱起了歌颂万能的耶稣基督的圣歌。高恩典的奶奶整整三个对时，坐在床上，不吃不喝，精神矍铄，临终的那一刻，对大家笑了笑，倒了下去，闭上了眼睛。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神奇，理论家们也不容易破解其中之谜。当然，随着年代久远，这件奇事的传说有好几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说得活灵活现的。作者亲自考证过，哪种说法最为准确，最后还是不得不以高恩典的爹说的为准。因为他才是这个事件的亲眼见证人，至今还健在，并且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相信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从一个十分抱怨家人信主的人，突然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一个人的世界观立即产生这么重大的变化，显然就是他亲眼看到了母亲死而复生的结果。而且，打那以后，寨子里的信主人骤然增加，可见，“神迹”能够摧毁人的意志，我们山里人都是实证主义者。
第32节 “公贼”
这是我一直羞于一写的章节，我不想揭我那些淳朴可爱的乡亲的短处。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他们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饥饿思饮食，寒冷思火光，贫穷思富贵，饱暖思淫欲，千古同一理。唯其真实，才缺少不得。想来想去，还是应当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让你真正了解我们寨子那段历史的原貌。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过“窃书不为偷”。我就先从杜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窃书一事说起。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实在没有多少书籍可以查抄。支书刘庆典和红卫兵头目刘继先商量很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支书刘庆典说：“都知道孙乃社家里藏书多，就以他为突破口吧。”刘继先心领神会，马上组织红卫兵集合，带着杜小宝他们一群红小兵们，查抄了孙乃社的家。
破落文人孙乃社是贫农成分，按说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查抄他家实在说不过去。但在没有更多的书可以查抄的情况下，抄他的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乃社读书不少，全无用处，酸腐得很，好逸恶劳是有名的。生产队里有了几个这样的人，生产肯定搞不好。他学的知识，除了用于卖弄，就是按照农家历给人看好日子，哪天宜什么，忌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他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名言：“犯了阳公忌，屙屎都不利。”队长组织种庄稼，他会阻拦说：“今天不宜栽种。”下地干活，他正在干的时候，忽然蹲下抽烟，别人说他偷懒，他说：“这是个破时，不宜动土。”惹得多少人嘲笑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刘庆典和刘继先拿他开刀，也是对他的一种教育手段。
红卫兵们到了他的家里，他一家人吓得哆哆嗦嗦的。他嘟囔着说：“今天果然是一个败家的日子，我算了一个早晨，到底还是应验了。”红卫兵们并没有败他的家产，只是翻箱倒柜，找他的那些烂书本子。查抄后发现，孙乃社家里藏书虽然最多，也不过百十本子。红卫兵们捡了一箩头，就让两个年轻人抬到了大队部。
在查抄的过程中，上了高小六年级的杜小宝有生以来看到了这么多好书。他和孙二孬、高恩典商量，认为这书烧了实在可惜。孙二孬说，我元哥（他按辈叫元叔为元哥）也欠书读。高恩典说，孙乃社这家伙是老尖刀（吝啬），我想借他一本书看，说了好几次，就是不借，这一次我看我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挑几本看看。于是，他们决定下手。
孙二孬说是革命行动，也得用偷的办法。到了晚上，他们三个摸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门槛很高，底下有一个活动隔板，可以卸下来，孙二孬三下两下地就把门板拆掉了。他自己个子大，钻不进去，他就让高恩典钻，高恩典上牙打下牙，有点想退缩，说我们信主人家不允许做贼，说什么也不肯进去。杜小宝哧溜一下就钻了进去，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一堆书。在黑暗处看不见什么，只能用手摸，其中摸到了用布包着的一小捆儿书，他想，这可能是好书，不然不会包得这么严实，就顺手拿了出来。递给门外的他们两个以后，本来要钻出来，孙二孬说，日他妈，一不做二不休，你就再去拿一些出来。杜小宝折转身，又拿出了一些。孙二孬照原样把门槛弄好，三个孩子抱着书，去了元叔那里。
元叔见到他们，也很害怕，但夸孩子们做得对。他们把书拿到灯下一看，都傻了眼，没有几本是他们中意的。但有一本新农村生产工具制造的书，元叔很感兴趣，说这本书不错。杜小宝说，归你了。特别是那包书，正是孙乃社常常卖弄的阴阳五行、算命打卦方面的书籍。但孙二孬看不懂。元叔说，你们看不懂，留下给我看吧。大家说，本来就是交给你保管的，反正你家已经抄过了，不会再抄你家了，都放在你这里吧，我们想看了，再来取。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基本上没有重大抢劫案件。用一句公文类的语言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寨子里的年轻人喜欢挤着看的公社院外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的所有犯罪分子，几乎清一色是强奸犯。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处在太平盛世，可以敞开着门睡觉。我们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偷窃的毛病。
所有偷窃行为，主要是围绕嘴巴展开的。春荒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就在下地挖野菜时，偷那些正处在返青期的豌豆秧儿。一边拽，一边用一些野生蒜苗，裹着豌豆秧儿吃，吃得一嘴青沬。豌豆角下来以后，就开始实质性地偷了，从豌豆角半饱开始偷，一直偷到豌豆角白背儿。到了秋天，偷的内容丰富起来，男人们以割草的名义，用箩头往家里偷苞谷棒子，偷红薯。妇女们只要摘棉花回家，裤腰里塞的都是棉花。大白天不容易偷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干脆到后半夜出去偷窃。因此，到了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各个生产队都成立有“护青队”，让基干民兵们轮流巡逻打更，同样没有多大成效，说不定这些打更人，也要趁机往家里偷东西。
偷得最出名的是狼叔一家。狼叔并不叫狼，他的真名是刘庆德。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好“咬槽”，对任何事物都不满，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分粮食、分红薯，咬了这家啃那家，没有一家他不咬的，当然没有几家邻居不讨厌他。因此，人们说，这刘庆德最缺德。于是，针对他好咬槽的毛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狼”，慢慢地，这个绰号在全寨子里传开了，他照样满不在乎，想咬谁就咬谁，谁也躲不出他的臭嘴巴。渐渐地，他的本名没有人叫了，长辈叫他狼，同辈叫他狼哥狼弟，小辈们喊他狼伯狼叔，他都是声叫声应的。
狼叔两口子生育旺盛，不到四十岁年纪，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的两个，刘继华和刘继省上了初中，小的两个，刘继英和刘继县上的小学，下余三个孩子还小，和杜小宝的弟弟妹妹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的家庭条件，肯定属于缺粮户。当时的皇粮国税都是集体交的，群众靠集体一年两度分配过日子，能够分到钱的农户，分粮食的指标也高，叫做余粮户。倒欠集体钱的农户，分的粮食少，叫做缺粮户。狼叔一家年年欠集体的钱，累计起来，上几千元，他拿什么去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他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叫我一家饿死。
由于家里缺少吃穿用品，他两口子是见什么就偷什么。一般的群众只偷集体的庄稼子粒，他们一家还偷其他财产。甚至连邻居也不放过，大人会偷别人家的鸡子、鸭子，小孩会偷人家的食物。小宝妈对自己的孩子常常说：“你们和刘继凡、刘继多玩时，要小心他们，别往家里领，防着他们偷咱家的东西。”说归说，其实，也没有见过刘继凡、刘继多到他们家偷过东西。只有一次，小宝妈妈在端午节时，给小宝妹妹做的香布袋不见了，找了个遍儿，也没有找到。后来，到街上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时，看到刘继凡的脖子里，戴了一只香布袋，越看越像是自己做的。
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一般人时，小偷小摸当然也在其中之列。大家排了排，小偷小摸之首，当推狼叔无疑，于是决定去抓他游街示众。
一群人到了狼叔家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打倒人民‘公’贼！”大家就跟着同样高声呐喊：“打倒人民‘公’贼！”想起来让人十分好笑，这里的 “公”贼与人们常说的“公贼”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知喊这个口号的人，是如何想出来的，可能是套用了公贼这个称呼。意思倒也没有错误，公贼者，就是经常偷公家的贼，还有一层意思是，是寨子里群众公认的贼。
狼叔显然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口号响过一阵之后，他从容地出来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请大家等一等，我办了一件事儿，就和大家走，杀我剐我都认了！”大家就在门外等他。他进屋端出来一盆糨糊子，把门外光堂堂的板打墙涂抹了一大片，然后又进屋拿出了三张写得满满的白纸，说：“我贴了我的大字报就走。”说罢，把三张大字报严严实实地贴在了墙上。
人们上前一看，都傻眼了，这是一张揭发别人偷盗行为的大字报。上边从支部书记刘庆典的女人开始，到生产队长贵亭叔一家大小都有，把时间、地点、偷的什么东西，开列得一清二楚。红卫兵义愤填膺，上前抓他的衣服领子，说他胡啃乱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刘庆德，念你是个铁杆老贫农，不再揪斗你了，你要悔过自新，下不为例。”狼叔龇牙一笑，对张主任说：“哦，不斗我了？我还打算用广播，把咱寨子里有的不要脸女人偷人的事情揭发一下哩。”
狼叔就是这么一个人人惹不起的人。
第33节 算盘
眼看七太爷走了二十多天了，天气逐渐转冷，老杜家一家人又一次念叨起了他。小宝的奶奶和小宝的妈妈不停地为儿女、孙子们做棉袄、棉裤，小宝的爹爹从外边回家，头上飘了一头雪花。小宝的奶奶叹口气说：“下雪了，也不知你七太爷在哪儿。这个老东西，实在是太不着调儿，走的时候，穿的衣服那么单薄，这天气，要不冻着（伤风感冒）才怪哩。” 小宝的妈妈更加担心地说：“七太爷的身子骨大不如前了，真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边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见不到他岂不让人后悔一辈子！”小宝的爹说小宝的妈：“就你说话骚气（不吉利），七太爷铁（硬朗）着呢。娘，要不我去西乡赵集找找他？”小宝的爷爷说：“哈，找他干啥？赵集离咱这里一百多里，没有三四天回不来。我记得赵集有个幺（最小）姑奶的女儿，我喊表姑的在那里住，他八成是去了人家。那个表姑小时候经常来走亲戚，七爷待她很亲，后来嫁得远了，人也老了，就断了来往。再说，他就是没有去表姑家，若冻得受不了，自己就会回来。”小宝他爹说：“对了，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前年我在赵集西张庄当民工修淮唐（淮水市——唐都市）小铁路时，曾经去看过那个表姑奶，表姑奶身体好，不像个快到六十岁的人，见了我，亲自烙油馍、煮咸鸭蛋，把咱们家一家老小问了个遍到。特别是知道七太爷还活着，惊奇得了不得，一中午都说，要是有机会了一定要见见她的老舅。七太爷要是真去了那里，肯定没有受罪！”话虽然这么说，小宝奶奶还是天天要念叨七太爷一阵子。
那一年，凤姑出嫁以后，元叔像害了一场大病，四方脸儿变成了长条形。除了上地干活，一进家就是蒙头睡觉，原来不会抽烟，没有多长时间，卷喇叭筒儿抽，成了大烟鬼子。他妈也不多劝他，只是整天流泪祷告，希望耶稣基督的神迹在元叔身上显现。
后来“神迹”真的显现了。一天，他妈到邻居信主人家那里聚会，忘了把屋里的劈柴火弄灭，关上门就走了。等她回来时，元叔趴在床沿上呕吐不止，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劲儿也没有。元叔的妈妈着了忙，知道这时祷告也没有用，要去请医生，元叔少气无力地说：“妈，你不要着急，我这可能是煤气中毒了。你把窗户纸撕掉，跑跑气，过一会儿就好了。”元叔的妈妈心里说：“这孩子就是有点怪，家里又没有烧煤，哪儿来的煤气中毒？”想归想，还是照着元叔的话做了。
元叔翻身躺下，好像一个死人，直挺挺地睡着了一大晌。他妈守着他，不住地哭着说：“我这苦命的儿，都怪你爹这个老东西，让我生下了你。他早早地伸腿走了，撇下我们娘俩儿受罪！”后来，元叔的脸上渐渐地恢复了血色，一骨碌爬起来，对他妈说：“妈，不要哭了，我好了！”
元叔差点去阎王殿里走了一遭，真的好了，不仅是身体好了，而且精神也好了，他忽然一下子想通了，凤姑嫁给别人是必然的事情，自己为她祝福吧，既然得不到她，活下去，才是真的。终于，凤姑给他的纯真爱情和温柔体贴，跑到了爪哇国里，他从此绝了对凤姑深深的眷恋。
没有沉沦下去的元叔，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望，有一股钻研知识的劲头。小宝有许多启蒙知识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元叔的家里只有他们娘俩儿，平时冷清得厉害。元叔的妈妈非常勤快，把屋里天天打扫得一尘不染，要不是元叔编织草鞋常常打那个洞儿，屋里的土地面，光滑平整，连一个裂缝都没有。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他们几个经常去他家玩，元叔的妈妈从来没有嫌弃他们，反而每当他们走时，还对他们说：“要过来玩呢，要不你元叔想你们的。”只有后来凤姑经常看元叔的日子里，元叔他妈不让孩子们打搅他们，并且自己也借故出去到信主人家里串门子。
元叔很喜欢小宝，他经常对人说：“这孩子真是聪明，教他什么不几遍儿就学会了。”他也教孙二孬，孙二孬说：“元哥，你别难为我，我不是读书的料儿。”元叔也喜欢他，随他便儿扒自己的东西。
小宝入学之前，元叔教他打算盘。先是教了“三变九”（一说是三遍九），后是教了“九变九”（一说是九遍九）。这两种变法，都是加法，用来练习口诀，练习指法用的。
算盘的上档有两个珠子，一个当五个数，最上边的一个不常用，因为用到它时，就已经进位了。只有在做除法运算时，才偶尔发挥一下作用。下档有五个珠子，每一个珠子当一来使用。“三变九”是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依次排列起来，成为整齐好看的直角三角形。打“三变九”时，见什么数字加什么数字。“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逢五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七上二去五进一，八去二进一，九去一进一”，就这样，边念口诀边打数字，打上三遍，算盘上的数字排列是“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遇到了最后一个数字一、二是反着的，用一句无用但是有效的口诀“起一来一”，就把数字关系理顺了。小宝开始打“三变九”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他七太爷当年不明白“三字经”一个样。但他觉得很有趣，数字的排列就像两把手枪，开始时，枪口对着一个方向，打成以后，枪口对着了另一个相反方向。
“九变九”的口诀依然是这么几句，只不过一直将口诀顺着打下去，不能记混了。只要打上九遍，就可以把数字打得顺序倒了过来。
打乘法，就是用的小学生学习的乘法口诀，打的时候，念着乘法口诀，拨算盘子时，手法上仍然离不开加法，只不过融会贯通了，不需要操心，自会打得出来。
小宝至今记得，在他上学以前，元叔教给他的“斤两歌”。口诀是：“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四二五，五三一二五，六三七五，七四三七五，八五，九五六二五，十六二五，十一六八七五，十二七五，十三八一二五，十四八七五，十五九三七五，十六两整一斤。”这意思当时小宝当然弄不明白，只知道“一个六二五、一个六二五”地在算盘上往上加，指法上依然遵循着加法口诀的套路，加到十六遍时，就归结成了一。等他上了小学以后，逐步明白了，这是一种老秤，一斤是“十六两”，十六进位关系。“六二五”这个数字，实际上是用十六去除十，等分出来的。中国人很聪明，祖冲之和许多古老的数学家们对数字的研究，还有度、量、衡方面的设计，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阴阳八卦用的是二进制，现在成了计算机运算的基本进位关系。我们的老祖宗，还会用“打”这个量词，那是十二进位关系。
打算盘最难学的是“归片”。所谓“归片”，不是妇女们现在用的“当归饮片”的简称，而是算盘的除法口诀。有“二一添作五、四一二剩二，逢几进几”等，这些口诀，你要是感兴趣的话，现在还有很多人会，过上几十年，还有人会不会，就不好说了。最大的可能，是那些研究传统文化的人还能够一知半解。我就不说了，再说，你肯定说我卖弄不够了。我这部书中，常常笨拙地把这些东西描写得很细，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失传了。你不信，到任何一个商店、超市买东西，不是简单的计算器，就是微型电脑，谁还使用又粗又笨的算盘呀！不过，说失传也不太确切。据说，这东西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了，有一些人专门把珠算当做提高儿童智力的手段之一，仍然在向下一代传授着。
小宝上到小学六年级时，元叔告诉他，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除法，根本不用再背那些“归片”口诀了。小宝急促地让元叔教给他，原来只有两句：“够除了隔位，不够除了挨位。”小宝学会以后，惊叹元叔这么动脑筋，通过不懈的努力，竟然把那么复杂的算盘除法弄得如此简明扼要！当然，小宝的领悟能力也不低，他总结出，元叔的这一发明不过是掌握了算盘算除法的定位法则。够除不够除，“隔位”和“挨位”，是一种试商的办法。只要学会了算术课本上的除法试商的办法，算盘的算法与它就殊途同归了。打这种除法时，只要是算盘的乘法和加减法法则熟悉，多少位除以多少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许多的科学知识，研究发明和找到真理之间只不过隔了一张纸。研究人员就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转来转去，试图在铜墙铁壁间，找到贴有黑色纸张的小孔，一旦找到了，捅破这张纸时，明亮的光就会立刻照射进来。小宝用算术的法则，一下子就理解了元叔发明这句口诀的关键所在。可是，元叔为了寻找这个简单的办法，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思索了多少夜晚，花去了多少工夫。
有一天，小宝按他妈的吩咐，去代销点买东西，碰上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代销点的女售货员年轻漂亮，双手会打算盘。一个山里的老汉来卖柴胡和蝎子，卖了以后，他对售货员说：“闺女，你们这里的蝎子多少钱一斤？”售货员说： “三十五。”老汉问：“是不是到哪儿卖，都是这个价格？”售货员肯定地说：“当然了！”老汉说：“我上次去高楼街卖蝎子，七斤六两，跟这一次一般多，只卖了二百三十八块六毛四，你给我了二百六十六块，显见是上次卖亏了。央央你给我算一算，上次合多少钱一斤，我再去高楼街找他们算账去！”
售货员爽快地答应了，立刻拿出算盘，拨拉上了“266”、“23864”两个数字，算了半天，脸憋得通红，竟然没有能够算得出来。小宝知道，这是一个多位数除法，用笔算很容易能够算得出来是“31.4”，是常数π的十倍。也就是说，上次老汉在高楼街卖蝎子，每斤的单价少了三块六。那个售货员如果聪明，她完全可以用笔算，也可能是她忙中无计，也可能是她放不下正在使用“噼里啪啦”算盘的架子，一下子窘得出了一头香汗。为了掩饰，她不住地说：“咋这么不好算咧。”老汉挺知趣地说：“不好算就算了，反正他们没有给够我的钱！”小宝说：“大姐姐，我替你算算好吗？”那姑娘怀疑地把算盘推给了他，小宝真的“三下五去二”算出来了答案。老汉说：“好样的，好样的！”那姑娘缠着杜小宝说：“小家伙，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宝卖弄地把元叔教给他的定位法则，教给了这个售货员。
这本来是一点就破的算法，这姑娘一会儿工夫就掌握了基本要领。她对小宝说：“我一直掌握不了珠算的除法，有这两句，我再也不用背那些咬嘴的口诀了，你的办法真好！”小宝认真地说：“不是那些口诀咬嘴，是你的嘴咬着它了！”姑娘说：“对，对，反正就是难记难用！”打那以后，只要小宝拿着鸡蛋去代销点换盐，这姑娘总是要明显地多给一些。小宝妈挺奇怪，为什么你去换的盐，总比你妹妹去换的多一些？小宝用陈聪老师说的话，对妈妈骄傲地说：“法国哲学家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
后来，小宝更加知道，知识不仅是力量，还是经济效益。元叔把他这些看家本事不仅教会了小宝，也教会了他与四川女人生下的女儿孙松玉。80年代初，松玉考入了唐都市的商业中专学校，那句除法口诀连自己的老师也不知道，她反哺了老师。由于她算盘打得特别突出，去省城参加了全省商业中专学校举办的珠算比赛，得了特等奖，学校光荣，她自己也掩饰不住自豪。当然，这自豪只是一阵子，因为现在省城也不搞珠算比赛了，代之的是计算机技能大赛。而且她那么优秀的打算盘技术，到了工作岗位上，竟然毫无用处。
第34节 钻研
元叔的探索精神，不仅体现在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上，而且体现在他对医学、农学以及对天文学的刻苦钻研上。
元叔的精神振作起来以后，把精力几乎全部投放在了学习知识上。当然，他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很少，学习新知识时，就像背着沉重的包袱，翻山越岭，非常艰难。他就像一个长途跋涉者，在漫无边际的知识领域里，苦苦地追寻。进展十分缓慢，然而，只要学懂了，掌握得十分牢固，同时也存在许多讹误的东西。他创造了自己中西结合的非常独特的学习方法。
有一年，元叔从他一个亲戚家，借来了一本《初中平面几何》课本，试图攻破它。他上学时，还没有汉语拼音出现，他用的工具书，是一本发黄的字典，拼音方式用的是老式的“快字”拼音，那些英文字母，他连一个也不会念，成了拦路虎。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全面地掌握平面几何的定义、公理、定理、逆定理和运算、证明的法则。他创造了自己念英文字母的方法。如大写A他念作“山花（山墙的尖角）”，小写a他念作“蝌蚪”，大写B他念作“耳朵”，小写b他念作“瓦刀”，大写C他念作“大开口”，小写c他念作“小开口”。
小宝到县一中上学以后，星期天回家找元叔玩，元叔虚心地向他请教关于平面几何方面的证明题。元叔对英文的念法，让杜小宝笑得肚子疼。如他念在ΔABC中，a 边b边c边，念成了：“在三角形山花耳朵大开口中，蝌蚪瓦刀和小开口分别为三角形的三条边……”尽管如此，元叔证明起几何题来，竟然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准确无误。念归念，写归写，要是不让他念，只让他写，除了他写的英文字母都是工整的印刷体外，与一个学生没有什么两样。小宝教给了他英文字母的念法，他竭力地记下来，并且费了好大气力，才把原来自己创造的念法忘掉。而且回头看看，自己粗笨的方法，实在可笑。
自从小宝他们偷了书交给他以后，元叔有了书读，学习的兴趣转向了实用知识。如那些书中，有一本是《平湖脉学》，一本是《傅青主女科》，一本是《汤头歌诀白话解》。元叔得了这三本书，如获至宝。配合着孙乃社的几本阴阳五行书籍，他解开了医学书中许多难解之谜。他从此迷恋上了医学，把三本书背得滚瓜烂熟。什么虚实寒热，表里阴阳，望闻问切，他都揣摩了个八九不离十。一年四季，他按着自己的脉搏，嘴里念叨着：“浮脉为阳，其病在表，寸脉伤风，头疼鼻塞……”或者“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拿起中药来，他立刻想到些药的药性，如“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容养胃”、“黄芪性温，收汗固表，托疮生肌，气虚莫少”，等等。他回味着和凤姑在一起的那为数不多日子里，他对女人身体构造的了解，对女性的疾病研究得比较通透，他试着给一些生病妇女们开的药方，非常见效。同时，掌握了不少偏方、背方，连给婴幼儿捏喉咙、扎马牙和给大人们拔火罐，他都练就了一套独特的手法。
后来，针灸治疗聋哑人的宣传，一度在各种媒体上，像神话一般，被炒作得十分厉害。他到高楼街买回了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把自己的腮帮子扎伤，肿了数天。他创造了治疗牙疼的几种方法，对火牙、酸牙及虫吃牙，各有一套成功的吃药、扎针的疗法。到地里干活时，他的银针也不离手，谁要是哪里有了病痛，他朝“阿是穴”上扎一针立即止疼，然后配合其他穴位根除痼疾。
元叔的医术渐渐地传了开来。起初，由于他没有经历过老师指教，也没有通过任何渠道进行过培训，大队卫生所不肯接纳他，坐堂的医生还想方设法刁难他，嘲笑并糟蹋他，他想当一名“赤脚医生”都不可能。但老百姓真的是“不信广告信疗效”，找他看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一直没有得到行医资格证书，然而，他确实是我们山区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医生。
在他刚刚开始钻研医学之前，他还对搜集农谚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整理出了几百条谚语。如种子方面，他总结出“麦收胎里富”、“见子不顾苗”，等等。在种植节令方面，他总结了“枣芽发，种棉花”、“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白菜”、“白露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土里芝麻泥里豆”，等等。在施肥方面，他总结出“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施肥多不如施肥好，施肥好不如施肥巧”，等等。在天气预报方面，他也总结出了一些谚语，如“八月十五云遮月，防备来年雪打灯”、“云往南，雨涟涟；云往东，一阵风；云往北，一阵黑；云往西，披蓑衣”，等等。这些农谚，很符合我们那里的地域特点。他对小宝说过：“有朝一日，我要把它整理成册子，送给有关部门，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资料。”其实，他总结的这些东西，有的到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哪有反季节作物，哪有大棚蔬菜呢，真的难为他了。
七太爷的心一直想飞，元叔的心也瞄向了太空。在凤姑出嫁以后，他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看场，遥望星空，排解心中的悲愤。他妈妈信主的情结，一度感染过他，但他的思考方式显然同老太太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他考虑得更博大一些，更深远一些。人生到这个世界上，对宇宙空间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而且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知识的贫乏。就好像一只蚂蚁，趴在一个正在吹大的气球上，它看到了局部的领域。当它的视野更加远大之时，气球随之扩大，需要更加放大的视野。天上的流星划过，如同生命一样短暂。他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多地了解宇宙的奥秘，想着怎么才能延伸自己的目光。
回到家里，他用自己买来的两只放大镜，一只当做目镜，一只当做物镜，分别装在他亲手糊的一个纸筒两端，做成了一副本地造的天文望远镜。经过反复调试，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比肉眼看大得多的月亮。他在多少个夜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颗地球的天然卫星，一点一滴地搜索它上面的景物，猜想着月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当小宝告诉他，美国的科学家已经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以后，他让小宝见到了他研制的天文望远镜。
杜小宝透过这个圆筒，同样看清了月面上的环形山脉，那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月球表面，根本不是什么桂花树，也没有老人在上边捣药，没有玉兔在上面吃草，更没有嫦娥在上面舒广袖。他和小宝反复讨论了，月球这个庞然大物，对于地球和人类的重大意义，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他说，要是能在月球上耕田，再回头看看地球，那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小宝说，可惜上边没有空气和水，要去种地，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小宝心里知道，他一定是想带上凤姑一块去，实现凤姑曾经希望与他私奔的美梦。
他制作的天文望远镜，最大的缺陷，就是不可调节。好不容易才能对月球看得清楚，放大的倍数又小得可怜。要是对准其他星球，就成了模糊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连肉眼都不如。
年轻人没有不好高骛远的，元叔的好高骛远，与同龄人不同，因为他没有光明灿烂的前途，只有虚幻的追求。他命中注定要在山沟里消磨自己的一生。所以，望天活动，在元叔孜孜不倦的整个科学研究中，只是一小段时间，这与他当时的年龄分不开，也与他短暂的爱情突然幻灭分不开。拿起土制天文望远镜，抬头望天的时候，他忘掉了一切，沉醉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他就是要努力地寻找一番，到底有没有一个万物的主宰，他想通过实证，寻找上帝的存在。这种努力当然是徒劳的，最终他把它放弃了。
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又转到了对破落文人孙乃社珍藏的几本阴阳五行、打卦算命的书籍中，想在其中寻找人生之谜。在这方面，他也颇有心得。这些书籍印得丢三落四，没有几行是不出现错误的。但他在字里行间，学会了“天干、地支”的测算办法。在私下里，谁要是对他说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出生时辰，他能够一口说出，是什么阴历年，什么命相，命中有什么，缺乏什么。哪一年的运气最旺，哪一年的运气差劲儿。
他根据那本《麻衣相书》，查找出自己眉心里的红痣，确实不是一个吉相，命犯桃花，但很不容易结果。这才恍然大悟，把与凤姑相好不成，归结为自己的命运不济。他抽空走遍了附近村庄所有的茔地，对哪里的茔地好，哪里的茔地差，也在心中估量了一番。但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他守口如瓶，从来没有向人表露过他懂得阴阳八卦、堪舆方面的知识，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命运与别人的命运有何不同。
终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把自己务虚的一面，转向了务实，他一方面对制作农业简单机械乐此不疲，一方面开始认真地攻读医药方面的书籍，终于成了一个好医生。
第35节 铁路
小宝的爹杜凤翔说的当民工修“淮唐小铁路”，是寨子里的一部分劳动力在解放以来，参加的第二次大型外出劳务活动。
第一次是在50年代，那个大跃进的时期。国家投资，在淮水市搞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修了一座白沙湾水库。那是我们省自从开国以来，组织的最为壮观的工程，要在全省征集民工。在我们寨子里征的劳力并不多，只有十三个，其中十个是年轻人，另外三个是娶过媳妇的汉子。这三个人中，有一个人正是刚刚娶了媳妇的杜凤桐，也就是杜小宝二爷的儿子。其他十个年轻人轻便利索，三个有老婆的人，走的时候，相当麻烦，女人们在后边哭哭啼啼，好像秦朝的孟姜女送万喜良修长城一样，让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刘大爷烦死了，好说歹说，才让这一小队人马上路。
这一帮子人在白沙湾水库工地，整整干了两年，用的工具不过是洋镐、铁锹、扁担、抬筐和石夯，就是用这种肩扛人夯的原始方式，竟然把白沙湾水库修成了。让寨子里的人伤心的是，老曾家的大儿子因为排哑炮不小心，被炸死了，那里的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一次大型的追悼会，并且给家里送来了两千块钱抚恤金，尸体没有运回来，就埋在白沙湾水库烈士陵园里，至今到了清明节，被当地一些小学生去凭吊。其余十二个人，也都成为建设祖国的功臣。上级为了表彰他们，让他们全部转业到长江边上，一个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这十二个人，农场到白沙湾水库招工的领导，给他们发了盘缠，让他们回家探家后，统一集中到县里，用卡车拉他们去农场做工。还特别给成家的三个人多发了点钱，让他们把家属接了过去，一并招工。这是我们寨子里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全寨子从来没有这么一大批人走出家门的，况且还是出去当工人老大哥！老年人回忆起来，只有旧社会抓壮丁时，才走过这么多人。临走的那一天，寨子里专门为他们召开了一次欢送大会，乡亲们很羡慕他们，也舍不得让他们走，帮助他们背着行李卷儿，送了一程又一程。
这一批人走了一千八百多里，到了湖北荆州东边百十公里的长江边上，全部傻了眼。原来这是一处一望无际的水洼子，长满了芦苇。他们的任务是修江堤，挖一人深的排水沟，围垦造田。一群人大失所望，大家纷纷议论，在家里也是干庄稼活儿，到这里仍然是干农业活儿，而且还没有现成的地块！这上级简直是他妈的骗人的。早知是这样，打死我也不来！可是既然到了这里，离家那么遥远，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有的人放声大哭，比死了爹娘还伤心。好在他们的生活很好，有大米、猪肉，还有渔民们从长江里打出来的新鲜大鱼。吃饱了，就不想家了。一群人反复商量了以后说，反正家里都知道我们是出来当工人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不能把人丢在家里。大家发了誓，谁也不许告诉家里，人人写了平安到达的家信，把这里的工作夸成了一朵花。
他们割芦苇，盖茅屋，与在北方根本看不到的那么多草蛇、蚊虫、蚂蟥和田螺打仗，与洪水和荒草搏斗，终于安顿下来。尤其是等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手里以后，他们才觉得在这里当工人，到底跟在家当农民不一样，有了点当上工人老大哥的味道，心情更加好了。他们都把首次发到手的工资大部分寄了回来。
他们寄回来的平安信和汇回来的钱，都是辗转迂回，比发出时晚了一个月才送到家里的，真实的书信、真实的金钱，把寨子里的人心搅到了沸腾状态。可是，这批农业工人，很多年没有人回来探家，未婚的男人娶到了以湖北姑娘为主的五湖四海的女人，都在那里成家立业，生了一堆孩子。十多年后，才陆续回来了几个说话已经南方化了的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却有着寻根问祖的热情和对家乡的眷恋。但他们回来以后，对在那里所吃的苦头守口如瓶，看看家里还是那副穷样子，又觉得在那里到底比在家里强，留下一些钱，依旧北雁南飞，很少有两次探家的。杜凤桐就仅仅回来过一次，要把杜小宝的二爷、二奶接去住。劝说二老的理由是，那里不吃红薯干，有细米白面吃。这两个老人说啥也不去，说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宁愿住在女儿家里。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临终都是靠女婿、女儿打发的。杜凤桐的妹妹、妹夫曾经抱怨说：“二位老人下世，这个狠心的哥哥没有回来探望还罢了，连一分钱也没有寄回来。”
尽管这样，由于这批人比在家有钱花，吃的、穿的都令人羡慕，年轻人都盼着有机会也到外边闯荡一番。
机会终于来了。在七太爷这次突然失踪的前年，国家决定修筑一条从淮水市到唐都市的地方小铁路，仍然要征集全省的民工。通知下达到寨子里，一下子有了百十个人报名参加，有的人为了能够去当民工，还给支书刘庆典送了礼。最后定下了三十多个人，小宝的爹爹杜凤翔也在其中。
这一次出征，比上次的设备要好得多，除了铁器工具和箩筐外，区政府还给他们配了两辆平板车，我们那里叫架子车。这种车用的是胶皮轱辘，现在还比较常见，也可能将来要成为古董。七太爷照例到车子前看了又看，不无遗憾地说：“就这么薄皮的车子，也能够拉东西？”几个小伙子坐上去，鼓励七太爷拉一拉，七太爷拉了一把，没有费太大的气力，车子就走了好远。七太爷止不住连声赞叹，这东西真的比牛车轻巧多了！方才相信现在的人就是能，用了钢子的车子，真比“膏香油”的牛车轻便。
三十多个人用平板车装了行李，顺着牛车辙子，踏上了征程，心里充满了对修好铁路以后，转业当工人的期盼。
那时候，修筑一条铁路，用的是人海战术。千军万马集中在一个长条形的工地上，车拉人担，犹如蚂蚁行雨。待工程技术人员放线以后，全线开工。是岗就要挖下去，是沟就要填起来，还要打硪子把地砸实。只有河流上的桥梁是从四川来的专业施工队干的。他们的设备先进，有发电机、电焊机和重型吊车。队里还有几个漂亮的川妹子，有的在工地当技术员，有的负责做饭。我们这一带的民工们，抽空就要溜到大桥工地，去看人家的高级施工设备，顺便流着“哈喇子”，瞄几眼长得漂亮，说话动听，令人眼馋的川妹子。
那时的唐都市，还没有撤地设市，称作唐都地区。地区是省里的派出机构，所有官员都是省委委派的，不需要换届选举。这条淮唐铁路，在唐都地区的这一段，一位行署副专员出任指挥长，这个指挥长俨然是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指挥部设在整个工程的中间部位，只有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我们那里的群众叫做“小包车”的，是全线唯一的最高档的车辆，当做指挥长的坐骑。指挥长身穿一件退了色的军大衣，每天风尘仆仆地穿梭在工地上，让民工们见到了，肃然起敬。
我们高楼区和其他三个兄弟行政区的民工们，分到的施工地段，是在赵集东边的一条大岗上。这是一条荒岗，荒岗上开有荒地，开工的时候，还有许多棉花柴没有拔掉，没有摘净的一些白色棉花朵在寒风下摇摇摆摆。民工们的具体任务，是把大岗挖开，挖到与四川人架的桥梁相平的位置。四个民兵营用抓阄的办法，确定了各自的施工位置。我们高楼区的营长手臭，抓到了施工难度最大的中间部位。营长解释说：“小秃长了络腮胡子，亏中有补，上级给我们分的挖方任务最少。”但他实在无法捂着民工们的嘴巴，大家边骂边卖力地干了起来。
开始的施工进度很快，六十米长度，三百米宽度的长方条，没有几天就成了一个大池子。民工们有人装筐，有人抬，有人担，在各自分到的地段展开了友谊竞赛，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哇哇叫着，放一会儿革命歌曲，播送一会儿工地快报，表扬一批积极分子名单和事迹，这都是县里来的那个笔杆子，在工地上窜来窜去炮制出来的。他到一个地方，就问那些穿得最薄，干得最欢的人的姓名，所以大家一看见他过来，就光着膀子干，这样一来，他没有法再记名字了，只记下了英雄的战斗集体，这同样让大家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只有一次，他把杜凤翔的名字记成了杜洪翔，广播后让杜凤翔很生气，干脆撂挑子不干了，吸了半晌闷烟，才又开始干活。
工程进展越来越缓慢，缓慢的原因是从黄沙壤土挖下去，变成老礓瓣儿土，老礓瓣儿土层以下，是一层厚厚的泥状白垩土，白垩土以下进入了皮沙石层。越往下走，这种皮沙石的硬度越高，逐渐变成了石质地带。民工们开始用铁锤打钢钎子、放炮才能往下挖掘。火药是我们老祖宗自己发明的，一硝二磺三木炭，其实民工们用的已经不是这种土制的炸药，而是上级配发的“梯恩梯”炸药，威力很大。
放炮的时候，是民工们最高兴的时候，全线民工撤到安全地带，躺在草坡上打闹抽烟袋，聆听震撼人心的响声。大家早已淡忘了老曾家大小子是当年因为排哑炮炸死的。所幸，工地上配有安全人员，我们那里的工地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专门负责放炮的民工，在安全员用小红旗和司号员的铜号的指挥下，用烟头点燃了导火索后，跑得比兔子还快。当他们一口气跑到人群中的时候，个个大口大口地喘气。在他们的气息还没有调匀时，一连串的炮声隆隆地响了起来。这个时刻，人类才真正显得伟大、庄严和神圣，可以从中体会出伟大领袖的教导：“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顿生一股豪迈之感。
干到见到了透水层的时候，一股大水冒了上来，我们区的民工们干劲大，被指挥长封为“老虎营”。同时，工程量毕竟相对小些，两边其他区的进度赶不上我们，我们的工地成了一片汪洋。也没有抽水设备，这水就越集越多，民工们干不成活儿了。营长到工程指挥部大闹，说简直是背工窝工。指挥部立即责令其他区加快工程进度，直到等他们挖出了流水的通道，我们区的民工们才继续干活。这一段时间内，简直把人急坏了。
大沟越挖越深，人们再用麻袋顶着筐往上背，已经不现实了，工地上推广一种设备，叫做“爬坡器”。这种设备，是在坡顶上，用一铁杠子安一个未装车胎的车圈，把一根棕绳套在车圈里，一端拖一辆平板车子。一头在下边，装满泥土；一头在上边，坐上与装的泥土重量相当的劳力。使用的时候，拉人的车子，由一个人用力向下拉，那一头推车子的人，反而拽着车子向上跑。就这样，不停地往返，把挖出来的泥土拖上去。你要是认为坐车的人最舒服，那你可就错了，最辛苦的才是他们。他们被拖下去以后，立即开始顺着阶梯向上爬，到了上边，再坐车子下去。一整天下来，等于爬了不知多高的大山，或者相当于不停地攀爬十几层以上的高楼。真正好受一些的，是那些拉平板车的人。所以，这种“爬坡器”刚用上的时候，大家很愿意坐车子，没有几趟下来，说什么也不坐了，都愿意当拉车的。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编出班次，轮流当“风光无比”的坐车人。
由于工地上尽是清一色的大老爷们，要是发旺哥在，肯定又要说尽是“带把儿”的，大家就显出性饥渴的毛病来，把人家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看得越来越俊俏，个个争奇斗艳。不时从某个施工队传出一些绯闻来，让一个比一个骚的民工们当笑料、打牙祭。特别是在工地上，一道深沟下面，到处是黑压压的男人，在上边不敢有一个女人路过，只要见到一个女人的影子，立刻从深谷里传来一阵高一阵的“嗷嗷”声，吓得那些女人面红耳赤，一溜小跑。
当民工的生活比在家里强多了，吃的是国家专门拨出的供应粮，有白面馍随便吃，有白面面条随便喝，春荒时节，在家里是根本吃不到这么美好的饭食的。所以大家都很开心，都很安心。因为搞不到青菜，人们缺乏维生素，到了晚上，看东西有点困难，各类文艺宣传队来工地慰问演出的时候，真是急死人。大家只能看见漂亮的女人、美妙的身架在上边晃动，干扒拉眼睛看不清细节，让民工们好生懊恼。人对食品的需求是多样性的，需要吃什么补充营养，有时候完全出于本能。有一段时间里，打饭的时候，大家已经对白面条不感兴趣，伸着勺子在里边捞菜梗子吃。杜凤翔说：“真是作孽呀，细米白面吃烦了！”
等一条大沟清出来以后，这就是所有民工血汗的成果。大家期盼已久的转业当工人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只得卷起铺盖回家。临行前，人们自发地回到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久久地凝视着他们辛苦了半年多的成果。告别这条深沟的时候，个个眼中饱含了热泪。
第36节 远行
那年，七太爷听说民工们要回来的消息，提前几天，每天都到寨子南河的路口等他们。
这一天太阳快要压山的时候，民工们终于到家了。他们一见到七太爷，都说，这老爷子怎么啦，比家里人还盼着我们回来。
七太爷问大家，你们修的铁路，开过火车没有？有人就打趣他说，哪能不开？七太爷问，火车什么样子？贵亭叔的大儿子刘春生说，火车就跟俺们拉的架子车一样，安着胶皮轱辘，只不过要长得多，前边用一百头牛拉，后边用一百头牛顶，跑得可欢哩。七太爷不相信，他摇摇头说，你们说的不是火车，火车要用火哩，要是用牛拉，哪里还是火车？刘春生连忙胡诌着解释说，七太爷，你说得对，真的要用火，开火车的人，要坐在一个大铁板上，围着一个大火盆烤火，一边烤，一边烧红薯吃。人家赶牛不用扎鞭，用的是鞭炮，隔一会儿，有一个人在牛屁股后边放一挂鞭炮，要不，牛能跑得那么欢吗？七太爷才开始有点相信，喃喃地说，原来火车是这么跑的。杜凤翔打了刘春生一下说，别拿老头子开玩笑。然后对七太爷说，你不要听他们瞎说，我们只是在那里挖了一条大沟，铁轨还没有铺，连个火车毛也没有见到。七太爷有点遗憾地说，我也不知能不能够活到看见火车那一天。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七太爷这次突然失踪，就是去看火车去了，并且坐上了汽车和火车。
七太爷早就听说淮唐小铁路通了火车，心里一直想，无论如何也要看看火车是个什么样子。他出走的头一天，听小宝在牛屋里背书，其中有一句“人类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让他听到了，突然打动了他的心弦，让他入了魔怔。第二天一大早，他怀里揣了几个晚上已经烧好的红薯，背上红宝书袋子，别上大烟袋，就疯疯癫癫地上了路。他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想上哪里去拔腿就走，是从来不跟家人商量的。这一次一如既往，就好像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属于不宣而战。
真想不通这老头是怎么跑了一百多里，才跑到赵集的。临近赵集的那一截铁路是垫方堆起来的，七太爷早年来这里走亲戚，这个地方的地形地物不是这个样子。路人告诉七太爷，那就是铁路，火车就是在那上边走的。七太爷兴奋地爬上了铁路，看看枕木和铁轨，心里猜想着火车的样子，一直等到天色将晚，也没有见到火车过来，才想到要去外甥女家。
外甥女已经六十多岁，看到她七舅来了，高兴得直流泪。一家人像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接待这位老寿星，给他准备了最好的床铺，做最可口的吃的，仅凭这一点，就让七太爷觉得不虚此行。外甥女的儿子是国家干部，有薪水开，家境很不错，孙子们也都很能干，吃的住的要比小宝家强到了天上。一家人得知老人家是为了看火车而来，觉得很好笑。外甥女的大孙子对七太爷说：“舅姥太爷，住俺家看火车可方便了，三天一趟，正好明天该来了，明天就带你去看看。您老人家在这里多住一些时日，可以经常看到火车！”七太爷喜得眉开眼笑，连声说：“好，好，我来这里，就是要好好地看看火车。”
第二天一大早，七太爷就从床上爬起来，要到铁路上去看火车。亲戚们说，现在早着哩，火车要到十一点才能过来。七太爷早饭都吃不香甜，一直盼望着赶紧看到火车。十点多，他就和一群孩子一道去了铁路边，焦急地等待，到了望眼欲穿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小外重孙子，趴在铁轨上听了听，对七太爷说，快了，快了，火车马上就要过来了！七太爷也学着那个孩子，趴在铁轨上听了听，果然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孩子拉他下了铁路路基，站在下边等待火车的到来。没有多大一会儿，火车隆隆地开了过来，七太爷先看见了火车头，然后看见了车厢，还没有来得及细致观看，这火车就呼啸而过。七太爷啧着舌说，好家伙，这么长，爬着走，都这么快，要是立起来，跑得也许更快哩。那个小家伙回家把七太爷的话告诉了全家，一家人听得乐不可支。
打那天以后，只要有火车过来的日子，七太爷必定要站在铁路旁边看火车。一连看了十来次，还没有过瘾。外甥女跟儿子和孙子们商量，最好让老人家坐一坐火车，圆了他一生喜欢车辆的梦。给七太爷说了这个意思以后，七太爷像个小孩子一样高兴，还一个劲儿地说，能行吗，能行吗？
赵集没有火车站，坐火车要到县城才能坐上。外甥女就让大孙子陪着老人家，坐公共汽车去县城，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唐都市。在唐都市玩两天，看看大城市，再坐火车回县城，然后从县城回来。
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志愿军战士们是以运送大头白菜的名义，坐着列车的“铁闷子”车厢，过鸭绿江去的朝鲜。七太爷和他重外孙坐的“票车”（公共汽车），是一种人们叫做“洋火匣子”的汽车。这种汽车的构造是，前边是一个独立的车头，后边拖挂一节车厢，就好像老解放牌车那样。车头的左侧，有圆圆方向盘的地方，当然是司机的用武之地，另空有一个座位。售票员在后边车厢底下售完车票以后，从外边插上车栓，也到车楼里去坐。所有乘客从汽车屁股后边开着的两扇车门中买票上车，踩着脚踏，进到一个比较黑暗，并非密封得很好的“闷子”车厢里，车厢两边，开了几个推拉玻璃窗户，可以通风透气透光。这个车厢四方四正的，外观看上去，很像一只火柴盒子，所以群众给它起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叫做“洋火匣子”汽车。坐在车里的人都有头脑，相当于一根根的火柴，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想像力。外国人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把挤得满满的一车人，称作“沙丁鱼罐头”。
“洋火匣子”汽车的车厢里，设施非常简单，左右两边有两条木板，钉在车帮上，是一部分上得早的人，能够享受到的特殊待遇。其余的人就是“站票”，用手拉着车顶上的两条扶手，一晃一晃地享受着汽车的颠簸。那时候，公路基本上是沙土路面，就是有些国道铺上了沥青路面，也都被汽车轧得坑坑洼洼的。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车速没有超过四十迈的，而且摇晃得厉害。男男女女必须在这样的交通工具里受罪，即使不懂得牛顿第一定律，那惯性也令人不停地晃动，你碰了我的屁股，我撞了你的乳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一次坐这种汽车的女孩子，肯定被搞得满面通红，坐的次数多了，这红劲儿就不会再有了。好在大家的涵养都不错，互相挤挤扛扛的，反而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即使有人晕车，憋不住吐到了车上，一个“洋火匣子”内充满了酸苦臭味，也没有人相互抱怨的，顶多被踩着了脚的人才会发出一声尖叫。
七太爷就是坐的这样的汽车去了县城。一路上，尽管很拥挤，人们还是为这位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老寿星让出了座位。七太爷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七太奶当年坐花轿的事情，那滋味除了幸福和激动外，肯定会觉得颠得五脏六腑快要翻转过来。
坐上火车的七太爷，没有多久就成了明星。小火车是客货混装的，有带厢的车皮，有平板车皮，只有四个是客车车厢。这几节客车车厢，构造不用多说，对脸的硬座与现在的火车客车车厢大同小异。车上的乘务员验票时，对七太爷看了又看，重外孙对乘务员讲了七太爷的年龄和经历，以及他为了看到火车，所付出的热情和代价。乘务员很受感动，立刻回去报告了列车长，列车长急忙跑来，与七太爷拉了不少家常话儿，还带他参观了车上所有的设施。七太爷对他说，坐火车就像坐在家里，稳稳当当的，还没有坐汽车“得得”。听了这孩子气的话，喜得列车长一阵大笑。列车的播音员播放了一个百岁老人乘车的消息，四个车皮的乘客，几乎都过来瞻仰了七太爷的尊容和他的小辫子。列车长表示，要为七太爷免费，让乘务员把七太爷的车票退了一块二毛钱。并且安排七太爷住在火车站的公家招待所里，等返程时，照样免票。
七太爷是重外孙拉着平板车，送回我们马寨的。他出走的这两个多月，差不多把各种车辆都体验了一遍。七太爷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家，远方的亲戚也重新接上了头，家里人当做节日庆祝。寨子里的人听说后，也来了不少，知道了老人家要到西乡赵集看的“稀奇”，不过是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火车。中国的工程师詹天佑指挥修铁路的时候，七太爷还小，还不懂事，以至于到了这个年代他才看到了火车，还当做“稀奇”宝贝，实在让人不可思议。重外孙断断续续地讲了七太爷这次失踪后的一切奇遇，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实现了七太爷多年的夙愿。
重外孙走后，七太爷突然变得异常衰老，没病没灾的，食量锐减，吸旱烟袋也停止了。入冬后不久，连路也不会走了。小宝奶奶给他加了一双棉被，怕他受不了寒冷。每顿饭都由小宝和他妹妹们送去吃，后来还要用调羹一匙一匙地喂。小宝的奶奶说：“这老头子，就像一个老面瓜，怕是要熟透了。”
第37节 招工
年轻人的心，是躁动不安的。他们的心关不住，总想走出大山，开辟新的天地。男青年走出去的途径只有三条，招工、当兵、上大学。在修淮唐小铁路的时候，大家满怀对招工的企盼，拼死拼活地干了五个多月，什么也没有捞到，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寨子里的年轻人刘继太、孙丙申、秦建国们，彻底绝了当工人老大哥的念头，在心里压抑了好多年。没有办法，只得娶妻生子，伴着山峦，伴着坡地，伴着土坷垃，赶着牛车，扶着犁子，拖着石磙，过着祖祖辈辈一成不变的日子。
女青年比他们多了一条出路，就是嫁到工人家里去。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每次回娘家，一身城里人的光鲜打扮，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城里人的官话儿，还会带来一大堆新鲜的礼品，让凤姑的爹妈喜得合不拢嘴儿。她大姑嫁的是一个农民，回娘家也常常提着一竹篮子白面蒸馍，受到的礼遇就比二姑差得远了。所以，大姑离娘家虽近，却很少回娘家，二姑虽远，隔三差五地经常回来一趟。特别是自从二姑把凤姑说给了县城的人家以后，寨子里的姑娘们，没有人不羡慕凤姑的，她们更看中的是二姑说媒的能力。她们的父母期期艾艾地挤到凤姑家，纷纷托二姑在县城里，给即将成年的丫头找婆家。二姑也乐意当红娘，可以成人之美，还可以收两边的谢仪。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还真的把五六个漂亮的山妹子，说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因此，上凤姑娘家求二姑的人更多了起来，二姑成了我们寨子在外边的专职媒婆。那时不时兴自封官衔，要不，二姑完全可以给自己戴一顶“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帽子。
寨子里的男青年们明明知道，嫁出去的姑娘们，即使嫁不到城里，也未必属于他们，说不定还会嫁到其他村庄，但依然恨凤姑的二姑回娘家当媒婆。只要听说她回来了，就有年轻人恨恨地骂道：“人馋说媒，狗馋舔灯，咱寨子里的女甫志高又回来了。”（注：甫志高是电影《红岩》里的叛徒。）嘴赖的发旺哥也要乘机捞一句：“气死你们这些鸡巴娃子，有二姑在，好闺女到不了你们日！”
在七太爷回家以后衰老缠身的日子里，公社给我们大队下达了四个招工指标。其中有三张是合同工，一张是亦工亦农。这四张让多少年轻人拿着发烫的招工表格，没有跟群众见面，就让大队干部们给瓜分了。
支书刘庆典的堂侄子刘继贵、大队会计的儿子刘庆堂，去了县里的丝钉厂，治保主任张群柱的女儿张灵玉，去了县里的棉纺厂。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老曾家的小儿子曾狗留，也被招工进了县城东边十几里地外的砖瓦窑场。
那年头，提倡“狠斗私字一闪念”。可在实际上，大队干部们的私字根本不需要一闪念，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子中。在支部班子开会研究定人的时候，人人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当工人。定了刘继贵、刘庆堂、张灵玉后，不料支书刘庆典说：“老曾家的大儿子是当年修水库的英雄，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照顾。这次让他的小儿子曾狗留去顶亦工亦农的指标，也算是党组织的一点关怀。”道理是冠冕堂皇的，几个大队干部纷纷表示同意。但他们心里如同明镜，都知道刘庆典跟老曾家的女儿曾巧兰打得火热，要是不让曾狗留去当工人，曾巧兰要不把刘庆典的小弟弟咬下来才怪。见刘庆典这么表态，妇女主任葛华嘴张了几张，也没有敢把自己儿子的事情说出来。刘庆典和她也有一腿，安慰葛华说：“小婶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庆立还在初中读书，他的事儿，等下一次机会吧。”
等寨子里的其他年轻人知道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几个人要走的时候了。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接受刘庆典的领导，公社领导和刘庆典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挑头闹起来的是红卫兵头目刘继先。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刘庆典对刘继先说：“日你妈，闹啥？不想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那些丑事儿？你有啥资格当工人，真是扳着屁股亲嘴，不知道香臭！”也不知道刘继先有啥把柄让刘庆典拿着，气势汹汹的刘继先马上蔫了，嘴里嘟囔着：“庆典叔，大鸣大放大字报，你咋不叫人提意见？理不顺气死旁人嘛，他曾狗留凭啥法当工人？”刘庆典说：“你哥当民工死了吗？要是你哥死了，我现在就向公社争取招工指标让你去！”刘继先知道自己没戏，边走边说：“当个工人有啥了不起的，叫我去，我还不干哩。”刘继先一撤退，一群年轻人立刻作鸟兽散了。
刘庆典亲手导演了我们大队夺权的闹剧以后，把刘继先扶了上来。刘继先虽然是夺到了领导权，心里明白这权是怎么夺过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大队的领导权，仍然在刘庆典的操纵之中。有一次，元叔对小宝和孙二孬说：“刘继先算什么红卫兵司令？不过是刘庆典的‘提猴儿’（木偶戏，我们那里叫‘提猴儿’），啥家也当不了！”小宝说：“我明白了，就是书上说的‘儿皇帝 ’、‘傀儡’政权!”元叔对小宝的悟性很赞赏，忽然警觉起来，又对他俩说：“咱们今天议论的，不要让高恩典知道，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们马寨小学，每年都会有四五个学生考入初中。这一年，因为闹“文化大革命”，初中和高中都没有毕业生，到1968年年底，积了三年的学生，才一道毕业，这个特殊时期的高中毕业生，称作“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称作“小三届”。葛华的儿子刘庆立，就是该毕业而没有毕业的学生，刘庆立没有领到初中毕业证，本来打算滞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葛华觉得不合算，还怕他参加武斗把小命丢了，说啥也不让刘庆立再去上学。她想，凭着自己和刘庆典的交情，刘庆典总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及早安排工作，当然最好是当工人。这一次，由于没有给安排上，有一段时间，她对刘庆典的温度快降到了冰点。过罢年，刘庆典对夺了权的大队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说：“先让你庆立叔当民办教师吧。”刘继先马上点头同意。
同期的初中学生，还有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崔淑云的妈妈听说刘庆立当了民办教师，也找到刘继先，想让他把自己的闺女安排到学校里，刘继先说：“没有指标了，等等再说吧。”谁知三年以后，小公社并成大公社，我们寨子划归高楼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这几个初中毕业生，有条件去读高中了，反而成了好事儿。只有刘庆立恋着自己已经到手的位置，没有去上高中，当刘继昆、孙长运和崔淑云高中毕业以后，程度最差的刘继昆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崔淑云已经嫁人，依然自强不息，和刘继华、孙长运一道考上了大学。崔淑云毕业后，到我们县第一高中任教。孙长运公派出国留学。刘庆立说起这些儿时的朋友，后悔得肠子都要发青。
当了工人的刘庆堂、刘继贵和张灵玉，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吃上了商品粮，领到了薪水，穿上了工作服，肚里的油水多了起来。只有去了县砖瓦窑场的曾狗留，差一点辞职不干。因为他干的仍然是跟泥巴打交道的事情。吃的倒是不错，正应了“卖鞋老婆赤脚走”那句老话，他们住的房子实在太差劲儿，墙是工人们用土坯子摞起来的，连泥巴也没有用，房顶是三角铁和钢筋搭成，上边盖了一层石棉瓦，一下雨直漏八淌的。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间里，经常丢东西。一个公社的人抱成一个小团体，搞不好就要打起来。曾狗留想，日他妈，这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坐劳改！
到了一个星期天，曾狗留跑到县城里，去看刘庆堂和刘继贵。他对看大门的好说歹说，才让他进了工厂，轰轰隆隆的响声立刻让他头疼。见到这叔侄俩，更让曾狗留大失所望，他们在一个车间，干的活儿是往烘炉上拉盘圆儿（圆盘钢筋的别称），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到了烘炉前，被火烤得脸漆黑。他们中午留他到工人食堂吃饭，每个人抱一个盆子，筷子上一股铁腥味儿。到了他们的住室，是一间漆黑的房子，挤了八个人，一屋子都是汗酸和脚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熏得曾狗留脑子发木，心想，这两个人还不如自己在野地里干活痛快。罢罢罢，生成是鸡子，上不了高门台！回到砖瓦窑场，倒是安心地当起了苦力工人。
在棉纺厂干活的张灵玉，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家探家就不想再回厂里。她对妈妈哭着说：“妈，你看看，我的腿都跑肿了！”她妈既心疼，又无可奈何，安慰女儿说：“去吧，孩子，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你看咱们寨子里的年轻人多么羡慕你们！当工人到底比当农民强多了。”张灵玉想想也是的，寨子里的几个小姐妹嫁了人，很快成了抱孩子、喂猪、纺花、织布的农村妇女，体形也变得让人不忍目睹。于是，她又回到厂里，咬紧牙关，干了下来。
第38节 赌
入冬以后，场里地里一扫而光，没有什么农活可以干，几千年来，农民们都在此时进入了“冬闲”状态。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农民，到了冬天，更要躲在屋里几个月，叫做“猫冬”。因为人类不是冷血动物，不可能像蛇那样蛰起来，于是就像猫一样，卧在温暖的土炕上打瞌睡，哪管外边狂风怒吼、冰天雪地。
在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核心时段，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冬闲就变成了冬忙。我们大队首先要组织八个生产队的劳力，集中干一项大工程，主要是修水库、搞梯田。
到了这个时候，全大队的男女老少一齐上工地，背着镢头、铁锹、扁担和抬筐，男人们腰里束着草绳，女人们系着方头巾，大家嘴里向外哈着白气干活。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锣鼓也上去助威，好不热闹。干起活来，英姿飒爽的男女青年们，嘻嘻哈哈，相互嬉闹。更多的群众是在“磨洋工”，目的是为了挣工分。到了休息时间，男人们纷纷躲到背风向阳的土坑里抽烟袋，女人们则另扎一堆儿，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一边说，一边“刺棱刺棱”地纳鞋底子。
“农业学大寨”是当年不得不搞的工作，因为我们寨子位于公社所在地，“天子脚下，皇城根儿”里，公社领导就在身边，只有做得轰轰烈烈，才能经得起公社领导的检查。由于我们马寨年年干得突出，还登过《唐都日报》，称我们马寨是唐都的大寨。其他大队就没有我们马寨这么动真劲儿了。因为所有的工程，差不多都是劳民伤财的。山穷了，水就恶，年年修，年年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说，冬天干的工程，过了夏天，往往水毁得不像样子，到了冬天还得重新做起。
大队搞完了，生产队里也有一些小型工程。主要是垒石堰、整修牛车道路。这些活儿，在贵亭叔的心里有一本账，安排得比较扎实，实用得多。群众干这种活儿，比干大队的工程还要卖力一些。
你不要以为整个冬天人们真的都在忙，其实大呼隆一阵子后，还有很多闲暇时间。“人闲生是非，驴闲啃树皮”，最应该破除的“四旧”赌博，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破除。我们寨子的红卫兵司令刘继先，就是一个在赌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那时候，破“四旧”破得最彻底的是扑克牌。
扑克牌我们那里叫做“纸牌”。按说这种“舶来品”是洋玩意儿，不应该归为“四旧”之列。可是，到了那个年代，印刷厂不印了，商店里不卖了，手里的烧掉了，兴盛一时的纸牌就绝迹了。元叔这个人自卑，从来不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扎堆儿，什么牌也不会玩。要是他会玩纸牌，也不至于一直用自己创造的念法去钻研平面几何。在他不知道英文字母如何念的时候，寨子里的年轻人对纸牌上的“A、J、Q、K”早已烂熟。不过念法也不标准，“A”念作“尖儿”，“J”说成“丁钩儿”，“Q”说成“炸弹儿”，只有“K”的念法最正确，说成是“老开”，“大王、小王”说成“大鬼、小鬼”。这可能是我们祖先创造象形文字的办法，融入了我们这些后代的血液里，大家望形生意，杜撰了一套新的叫法。
在打法上，当时也比较简单，打的是“交公粮”、“打百分”和“吹大气”。我有时很有点像丁老师那样，是个“响圣人蛋”，常常就关于纸牌的玩法，思考一个古怪的命题，就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打法，人们所有的灵感和创意，可能来自于他们受到社会大气候感染以后的不经意间。那个年代，因为要交公粮，就打“交公粮”；因为要挣工分，就打“百分”；因为有“虚报浮夸”的风气，就打 “吹大气”。现在打“跑得快”，是让一个人先富起来；“斗地主”有可能是土改和“文革”的遗风，在人们的记忆中残留，才把三个人围攻一个人的打法，形象地说成“斗地主”。
没有纸牌并不要紧，不过是少了一种年轻人的娱乐工具。其实在赌博方面，我们寨子里的赌徒们基本上不用纸牌。由于山里没有麻将这种高档赌具，主要是推牌九、摇“骰子”。摇“骰子”简单明快，押上点就行，押对了，通吃；押不对，输钱。
推牌九又叫“抹骨牌”。因为高档牌九是用兽骨做的，所以又叫“骨牌”。在白色的长方形骨头片上，刻有染成红色或者绿色的圆坑儿，叫法上也很奇特，“一点”是“日出东方一点红”，“两点”是“二目”，“三点”是“单行雁”，“四点”是“城”，又叫“板凳”，“五点”叫“梅花”，“六点”是“双行雁”， “七点”是“羊胯”，“八点”说成“两座城”，“九点”叫“猪头九”、“大麻子”，等等，赌徒们创造了不少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对自己赌钱的工具附加上形象的称谓。
我其实没有打过这种骨牌，不知道骨牌有这么多复杂的念法。后来在喝酒时，有一种玩法，叫“喝排酒”。两个人斗枚时，一个人用这种骨牌“报排”，好像打乒乓球的裁判兼记分员，把“几比几”，说成朗朗上口的骨牌歌，通过反复听他们吟诵，才学会的。如第一枚你输了，他就报道： “日出东方一点红，喝家是个酒英雄！”喝到“一比三”，他说“日照单行雁”；若是“十比三”，喝十盅酒的人已经出了排，仍然报成“日照单行雁”，附加一句说：“日头是假的，雁是真的！”提示你已经从头再来了。若是“二比二”，他说“小板凳锯开两头停（对等）”，喝到“二比四”，他说“二目观城”，或者说 “小二姐进城看风景”，当然，若是“二比五”，他又说“小二姐进花园”，等等，不一而足，很有口头文学意味儿。久而久之，在酒场中，你就会受到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掌握了骨牌的念法。
刘臭蛋的哥是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自从造反后，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红卫，一直没有被乡亲们喊起来。这小子从小就是一个天生的赌徒，长大后成了赌棍。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与小朋友们赌，赢过铅笔，输过作业本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赌技越来越娴熟。
人们都知道，在赌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赌技高超的刘继先，有时照样输得很惨。没有赌资就得生出“非门儿”来，（“非门儿”是我们那里的土话，“门儿”的意思是办法。“非门儿”即“不是门儿的门儿”，与逻辑学上的“与”或“非”概念一样。）无论家里的零钱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找到偷走。为此，他爹他妈没有少朝死里揍他，也改不了他的坏习惯。在他下学后，父母赶紧给他娶了个媳妇，让他们分门另住，企图用老婆拴住他。
刘继先在新婚燕尔阶段，确实好了一阵子，但没过多久，便原形毕露。一入牌场，三天三夜不休息，一进家就是蒙头睡觉。“卖豆腐置的河湾地，水里来水里去”，赢了钱，大吃大喝，输了钱，想方设法变卖屋里的东西。眼看家徒四壁，房子漏雨也不修理，老婆一怒之下，回了娘家。他爹娘不管他的破事儿，还是他堂叔刘庆典，让人把他从赌场中叫了出来，狠狠地痛骂了他一顿，他才厚着脸皮到老丈人家叫媳妇，并且发誓赌咒说自己从此不再赌了。人家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他咬咬牙剁下了一截小拇指头，丈人、丈母才劝说媳妇跟他回来过日子。
自从大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在刘庆典的扶植下，刘继先做了司令，向各个生产队敛到不少活动经费，手头开始阔绰起来，赌瘾又一次上来。原来的大队部，现在成了红卫兵总部。大多数时间，就成了赌场。外大队嗜赌如命的人在本大队没有市场，都跑到这里来，和刘继先决战。
在一群赌徒中，有两个高手，是刘继先的劲敌。有一次，刘继先输得很惨，手里的几百块钱全部输光了，最后为了翻本，狠狠心把自己老婆押了上去。倘若赢了那两个人，让他俩把吃到手的钱全部吐出来，赌输了，让人家和他老婆睡一觉抵债。酒场上都君子，赌场上尽小人。活该刘继先倒霉，这一把又输了。那两个赌徒得了财还要得色，立即逼刘继先领着，开开门让人家白白地搞他老婆。他老婆一看这阵势，急中生智，说出去小解，出得门来，去了刘庆典家哭诉。刘庆典火冒三丈，带了几个民兵去把那两个赌徒捆起来打了一顿。刘庆典还要撤了他这个红卫兵司令的头衔，刘继先跪在他堂叔面前求饶，并说如果再赌，杀他剐他都行！刘庆典才放了他一马。
有了这一次教训，刘继先的把柄被刘庆典死死地攥着。所以，在那次招工时，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他堂叔几句话，就把他镇得服服帖帖的。
第39节 水打磨
刘继先是我们寨子里最大的混世魔王，带坏了许多年轻人。当然也有不少年轻人不像他那样，走的是正道。
那一年，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初中应该毕业而没有毕业，他们回到寨子里，不屑于与刘继先他们为伍，自然结成了另一种群体。刘继昆、刘继华和孙长运经常到他们最佩服的元叔那里去玩。几个肚子里有点知识的人在一起玩，玩着玩着，就玩出了名堂。
元叔这个人，在寨子里，公认是个“百事通”。我们已经知道，他上学的时间不多，书却读得不少。凡是能够让他搜集到的书籍，全部兼收并蓄，认真研读。读书让他心灵充实，让他眼界开阔，让他知道了外边世界的精彩，也让他悟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残疾人，于是他淡化了对爱情的追忆，脚踏实地生活做人。
他这个人，心灵手巧，做出的小玩意儿，照现在的说法，很有科技含量，让小宝他们一群孩子着迷。他用莛子做成的亭台楼阁，拿到大城市去出售，一定属于高级艺术品，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在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只用一堆莛子和一把小刻刀，从来不用一根大头针或者针线绳子，却通过各种扣榫，把衔接处做得严丝合缝，非常坚固，你要是想把它拆开都不容易。后来，我们看到、大家用过的日本家电产品，各种配件之间的巧妙连接，仿佛就是从元叔那里偷走的技术。春节期间，他做出的转灯，外表糊的是一层《西游记》的人物画像，里边放一支蜡烛，点上以后，通过冷热气流的交换，转灯的外边一层，就会滴溜溜地旋转，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和白龙马相互追逐，就像活了起来。也许是年龄关系，在他没有钻研农学、星相学和医学之前，他整天醉心于各种发明创造。
有一天，元叔对几个年轻人说：“咱们这里实在太落后了，简直处在石器时代，搞发明创造又没有条件。你们想想，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现有的资源利用起来。”元叔没有读过政治课本，不知道生产力低下的名词，要不，他那睿智的大脑，一定会产生更加高明的主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有的说，咱们山里有的是矿产资源，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发利用。有的说，我听俺爹说，五八年大炼钢铁，把山里的大树砍光了，家里的铁器家具全部上缴了，只炼出了一堆废铁疙瘩。有的说，现在大城市里早已用电了，我们这里还只有手电筒，要是能够搞水力发电站，倒是最好的办法。
元叔的眼睛一亮说：“对，我们寨子南北都有河流，最好是先把水力资源利用起来。”大家想想，搞水力发电不现实，配套起来，没有许多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能够干起来的，只有土法上马，让水流作为动力，发挥作用，让群众真正看到实惠，不愁下一步的发展。
于是，他们商量以后，决定先搞一个“水打磨”，争取春节期间让群众吃到用水力磨出的豆腐。水打磨算不得发明创造，但对于我们山里，也是一场革命性举动。刘继昆自告奋勇给他三伯贵亭叔说说，争取领导的支持。他们原以为贵亭叔不会答应，谁知贵亭叔一听，很来劲儿。他说，我娶你三母的时候，在她娘家见过水打磨，又快又好，心里就想搞这种玩意儿。你三母带来那盘石磨都磨薄了，还一直是用驴拽，我这个愿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你们要搞，这是正事儿，我支持你们，只要不乱花钱，要什么给你们什么！
得着贵亭叔这句话，元叔他们几个简直高兴坏了，立即动手，干了起来。他们决定首先从那盘水磨着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们测量了石磨的口径，让寨子里的铁匠打了一个能够卡着水磨的十字状夹子，用平板车拉着到县城，花钱在十字状架子下边，电焊了一根钢管，在钢管的下端安上了皮带轮和轴承。为水轮机也准备了一根钢管，也是装了一个皮带轮，两端安装了两个固定轴承，在安装水轮机的部位，安装了一只大铁轮，铁轮的外围铆焊了八个各带有两个螺孔的角铁，配套了十六根长螺丝。他们用了两天时间，啃着冰凉的干粮，喝着电焊铺子免费的自来水，做完了这一切，整个铁器方面的配置基本完成，另买了一些足够长的皮带，兴冲冲地拉了回来。
与此同时，贵亭叔按照元叔选定的地方，模仿着老丈人家的办法，组织社员们，在北河落差较大的一段开始打围堰。围堰很简单，主要是把河边的“雷草墩儿”，用抬筐抬到要截流的地方，打了一个长三十来米、宽两三米、高一两米的土坝，也没有用石硪子打夯，只用镢头砸了砸，“雷草墩儿”有须根儿，很容易砸致密。为了控制水流大小，在合龙处专门留了一个豁口，这个豁口的两端用“洋灰”（水泥）封了起来。几块大石头位于这个豁口处。土坝的南头开挖了一条水渠，水渠里流出的水，可以冲到水轮子上。水渠里的水流小了，就在这个豁口处扔一些碎沙石块，抬高水位，水渠里的水流就可以立竿见影，增大许多。
元叔他们从县城回来，就着手做水轮子。用了八根长度相等的细木桩，作为半径，用螺丝拧在了那个大铁轮子的角铁上。顶端钉上木板子，把一周镶成圆形，在圆形上边钉上横木板组成圆面，两边镶上木槽，中间夹上一些倾斜的横隔板，可以让水流打在上边。
所有设备都是拿到工地边琢磨边安装的，水轮子和石磨全部安装好以后，开始试运行。水渠里的水流，通过一只木铩子，冲击着水轮子，水轮子通过皮带，把动力传递到石磨下边的那个卡着石磨下扇的装置上，下扇石磨就转动起来。这正是与普通石磨的不同点。用驴拉的石磨是上扇动，下扇不动。这种水打磨却是把上扇石磨，用一条铁链子拴在一根木桩上，不让它动。
开始试车时，下扇石磨转得太快，元叔让几个小伙子立刻挪开水流，把石磨下的皮带轮加上了一层厚厚的木板，增大了传动比，把石磨的转速降低到驴拉磨转速的三倍左右。后来，他们发现，其实改变水流的大小，控制水轮机受到的冲击力，同样可以变换转动的速度。不管怎样，大功终于告成了。贵亭叔非常高兴，用倒计时的办法，在石磨所在的位置，用土坯盖了磨房。还砌了一口大锅，让这盘“水打磨”真正成了磨豆腐的水磨。各家各户都安排好班次，泡了黄豆，来磨豆腐。
这盘水磨的效率很高，过去用驴拉磨做豆腐，要用很长的时间，现在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行了，那口大锅不停地烧，才能保证及时地把刚磨好的豆浆煮沸。据说，由于大锅一直是热的，烧出的豆浆可以多出豆腐。乡亲们都夸贵亭叔和元叔为大伙儿办了一件大好事。
第40节 过年
说话之间，到了新年。
俗话说，年好过，月难熬。春节只是孩子们的节日，到了年下，孩子们可以吃白面馍，穿新衣服，放鞭炮。贫穷的大人们过年不好受，当做关口，所以称作“年关”。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希望闯过这一关口，再增加一岁。
过了腊八，就是过年的开始。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吃一顿粥，叫“腊八粥”。腊八粥是用五谷杂粮做的，熬得稠稠的，象征着五谷丰登。打这一天起，大人们开始忙碌，筹办年货。
有一段话，专门编排过年的准备工作的，说是：“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十七八，烫豆荚。二十三，放小鞭。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贴花画。二十九，去灌酒。年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撅着屁股作揖。”
其实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程序办理。比如，杀猪在年二十左右就开始了。小宝的爹爹杜凤翔不仅会泥水活，织箔织苫子，还有一手杀猪的绝技。几条汉子把一头大猪抬在架起的门板上，杜凤翔一刀下去，这头猪的脖子就开始向外蹿血，不大一会儿，这头猪的魂灵，已经进了阎罗殿里。杜凤翔在死猪的一条后腿上，划一个口子，用钢条，俗称“猪梃裆”的，从这个口子穿进去，在皮下朝各个方向捅来捅去。然后，杜凤翔开始通过这个口子向里边吹气，一个人吹一阵子，顶不住了，换一个人吹，边吹边有人击打猪身子，让气走匀。把猪吹得膘大肥胖的，用绳子束着这个刀口，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把猪抬在适当温度的热水大锅里，边烫边往下煺毛，用一种坑坑洼洼的赖礓石，在猪蹄和猪头这些旮旯地方狠砸，把猪全身上下的毛，砸得干干净净的。
那时候，猪是私有财产。一家人喂一头大猪挺不容易的，剩汤剩水再加上谷糠、青草，拉巴了一年多，才可以养成一头能够宰杀的大猪。卖掉肉，剩下的杂碎自己享用。
没有养出成猪的人家，就要割肉。一般人家都缺钱花，买肉不过买五至十斤就足够了。买的少了，就特别喜欢买肥的，“庄稼佬，去割肉，不是腰窝是槽口”， “槽口”又叫“血脖”，这地方的肉脆，比较香。腰窝部分有板子油，可以榨出腥油来，让人们多吃几天腥荤食品。煮熟的带有肥膘的肉块，叫做“刀头”，可以插上筷子上供。敬了祖先，一点也不会少，伴着白菜、萝卜重新熬炒，就能煨出很香的肉菜。小宝奶奶待客后，常常把客人没有吃的肥肉块夹出来，舍不得让家人吃，孩子们又不喜欢吃这种肉，她把这些肉块储存在菜橱里，留给第二天的来客吃。
到了二十七八，家家户户都要蒸馍。一般要蒸一种大型枣花馍，叫做“枣山”，是当做祭品上供用的。这一年破“四旧”了，家家户户堂屋贴的都是领袖像，没有必要蒸“枣山”了，只蒸几个枣花馍哄小孩子。蒸得最多的，是黑馍、豆包和花卷馍。黑馍一般是女人们吃的，花卷馍让男人吃，孩子们可以吃白面馍。小宝的奶奶和妈妈最多是在初一这一天，才吃一点白馍，其余尽是吃黑馍和豆包。豆包外表是薄薄的一层杂面，里边填充的是红薯和豇豆混合成的豆馅儿。为了防止孩子们撕花卷馍上的一层白面，小宝奶奶把白面轻轻地与黑面揉在一起，蒸出的馍叫“狐狸头”，当然口感要比纯黑面馍好得多。到了蒸馍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小宝兄妹几个都不去睡觉，等着吃一个新鲜的热蒸馍。
在临近大年初一的最后几天里，家家户户还要到高楼街去赶年集。我们马寨虽说是个小公社，却从来没有形成过集市。区政府所在地高楼街，是远近闻名的集市。这个集市是逢单日子一次，即在一个月内，一般只有十五个集市贸易。在平时，赶集的人并不太多，到了年关，集市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些年是“小进”，除夕是腊月二十九，这一天还是“半拉集”，人们照样兴趣盎然地赶集。
集市上过年的物资很丰富，平时见不到的东西，这个时候都摆了出来。大家谁也不去想，怎么十分厉害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竟然没有把这些习俗和物资割掉？革命的气氛盖不住过年的气氛。大街上，形形色色的小商小贩，突然比平时多出了十几倍。赶上一回年集，让你一生都不会忘记。
“卖响针”的那个老头身边，常常挤满了人，大家好奇地听他边唱边将钢针灵活地耍弄着。只见他手捏一撮儿钢针，“刷”地一下子甩在一块桐木板上，钢针整整齐齐地扎了上去，然后打开已经包好，三十根一组的一包钢针，咬牙切齿地把甩在木板上的针，一根根地往里边添，仿佛不要本钱了。等添得让人动心的时候，有人出钱买下了这包针，仔细一数，仍然是三十根，说不定还要少上一两根。当然大家没有人去计较这包钢针少了，感兴趣的是看他变戏法。
在集市上唱得最响亮的，是几家卖“五料面”调味品的小摊位。他们面前摆着手摇的“小石磨”，把花椒、八角、小茴、肉桂、豆蔻等做荤菜的调味品，按照一定比例放在石磨上边摇边唱：
有肉桂，有豆蔻，肉桂豆蔻开胃口。
从百姓，到领导，家家户户离不了。
该捎就捎，该包就包，心中想买你可别忘了。
当家人置的当家货，浪荡之子讲吃喝……
唱上一会儿，吆喝一声：
五香八大味，现卖现配！
遇到迟迟疑疑不肯买的顾客，他们既热情又嗔怪地塞给人家：
叫你拿着你拿着，你是东庄他姨夫！……
过年最能够体现喜庆气氛的，莫过于放鞭炮。小宝家只花了六毛钱，买了三挂小鞭炮。孩子们当然嫌少，要他们爹杜凤翔再买一点。奶奶说，这东西，不当吃，不当喝，没用处，响一声就没有了，不值得多买，小宝和弟弟再不高兴也没有办法。弟弟小暖说，哥，等我长大了，过年时买一百二十捆大鞭炮，再买一百二十个零炮，天天放！小宝大了，知道弟弟说的是孩子话。小挂鞭炮，只有一拃多长，如果点燃，霎时间就完了。弟兄俩就把鞭炮拆散零放，把三个高兴机会一下子变成了三百个，这样做，并不算他俩的发明创造，因为许多家庭的孩子都是这么办的。妹妹们胆子小，不同他们争着放炮。腊月二十三、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他们俩放炮时，家里的那条小瘦狗，躲在了墙根处，惊恐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孩子们的高兴样子。
狼叔家根本不买鞭炮，他们家的几个孩子刘继省、刘继县和刘继多到别家的孩子那里，讨要一些小炮，别家的孩子们也不吝啬，乐意分给他们几个。这时候，狼叔笑眯眯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点也没有咬人的那种样子。
在我们寨子里，过年时，最有文化气氛的算是写对联了。几个拿得动毛笔的人到了二十五六以后，忙得不可开交。
俺们八队的对联是元叔写的，小宝负责给他研墨，扯对子。用的词都是现成的，在毛主席诗词中，好句子太多了。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云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等。元叔找的，都是一些对仗工稳的句子，再配上“万马奔腾”、“春意盎然”等四字句，就成了一副对联。生产队里的牛车上，往往写上“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等通用的对联。从陈聪老师那里学来了一点修辞知识的小宝想，要不是用的比兴手法的吉利话，让牛车“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把牛累死，也没有这么快。牛车若能够达到这种速度，七太爷肯定不会去看火车了。
老学究孙乃社好像不太懂得对仗，他为别人写对子时，为了不重样儿，只管凑字，写了“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等一些并不对仗的句子。还有一次，他叠的格子只有七个字，写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词中的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时，忽然发现多了两个字，这对子就写成了“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让内行的人看了止不住发笑。
孙乃社写对子时，和丁老师一样，喜欢让人夸他的字好。有一次，当上公社一把手的张武装部长经过他家，看到他正在写对联，就过去看了看，孙乃社赶紧站起敬烟，并请领导指正他写的对联。张武装部长粗中有细，看着他写的到底不怎么样，就说：“哦，墨很黑。”孙乃社不达目的，问张武装部长：“字呢？”张武装部长说：“字很大。”孙乃社还问：“写的怎么样？”张武装部长品评说：“这字嘛，近处看看不咋着。”孙乃社有点急：“那请您远处看看！”张武装部长一点也不留情面：“远处看看还是不咋着。”一席话，搞得孙乃社十分狼狈。等张武装部长走后，他在肚子里直骂：“当啥公社领导的，一点水平也没有！”
高恩典家因为信主，他们家的对联特殊，请人写不来，高恩典的爹就让高恩典自己从《圣经》上找词。高恩典不会编出对仗的句子，就按《圣经》上的原文抄写下来，什么“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的儿子主耶稣，约旦河里受了洗”，字数是凑对了，就是显得不伦不类的。按说，这一年破“四旧”了，不敢再写这样的宗教味很浓的对联，但他们很有“反潮流”精神，仍然写他们心中认为最合适的赞词。好在红卫兵们大多是不识字的，谁也没有那么多的穷讲究，他们只看到各家各户花花绿绿的，没有人去认真品评对联的含义。况且大家都在高高兴兴地过年，更没有人出面找这种没趣。要不然，信主人家的对联一定会受到大批判的。
在大家忙着过年的时候，七太爷的病越来越重了。一家人一直守在他的草池子旁，尽最后的孝心。腊月二十五这一天，早上还是艳阳高照，上午就飘起了雪糁，气温骤降。七太爷伸手向天，嘴里混浊不清地喊着：“山菊，山菊，我找你去了！”说着说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杜家人除了小宝奶奶和妈妈立刻哭了起来外，其他人都没有落泪。贵亭叔赶来，连说：“这老汉死的真是时候！”也不知是肯定，还是抱怨。他马上去组织全生产队的劳力们，有条不紊地作出了科学的分工，为这个百岁老人隆重地料理后事。
出殡的这一天，栾二哥当的是“肇大事”人，就是司仪。在我们八队的牛屋院里，一切准备工作妥当以后，他用唱越调戏练就的浑厚嗓音，大声唱起了挽歌：
玉皇大帝请，
王母娘娘叫，
崔判官把你的名字已勾掉。
阎王爷下的请帖是传票。
我的七太爷呀，
小鬼们接你用的是八抬轿……
栾二哥悲怆的腔调，高亢奔放，穿透时空，哀怨动人。栾二哥一唱，跪在地上的穿着杂色孝服的一片女人们，立刻像应声虫一样，嚎嚎地痛哭起来。
起柩以后，全寨子的人一齐出动，人山人海，为这个本地的活化石送行。连狼叔这样的人都来了，因为七太爷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咬”过的人。七太爷有五个姐姐，她们留下了许多后人，由于七太爷的存在，这些讲究礼仪的亲戚们，没有断了走动。因此，凡是能够通知到的杜家的亲戚们，差不多都来了。只有西乡赵集的外甥女家太远了，年关将近，没有来得及通知。
出殡的时候，小宝的奶奶和妈妈坐在灵车上，朝棺材上摔打着白纸糊成的哀杖，边哭边诉说七太爷一生的功绩，让老人家一路好走。其他女人们坐了两个牛车，为这个辈分很高的老人哭泣。小宝的爷爷系的是一顶白孝布，扛着幡杠子，目无表情地让人搀扶着走在最前头。小宝的爹爹杜凤翔系的是黄孝布，提着一只竹篮子，沿途撒五颜六色的纸钱。系着红色孝布的小宝，边走边回头张望灵车上的棺材，忽发奇想，应该给七太爷的棺材上写上一副对联：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送葬的队伍踏着薄薄的积雪，途经我们八队那架“水打磨”的时候，水打磨正在呼噜呼噜地转着，一圈白铁皮卷成的槽子里，涓涓地流着乳白色的豆浆，仿佛是黏稠的眼泪，痛悼着七太爷的亡灵。
第41节 家谱
中卷 乡俗
家谱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转移到20世纪的80年代。我要从杜小宝的叔叔杜凤梧的大儿子杜思磊把刘家老十三刘臭蛋的兄弟刘继宗的媳妇许翠翠拐跑的那一年说起。
你不要嫌我啰唆。我之所以说这么多绕嘴的话，主要是想把人物线索交代清楚。因为这一卷与上卷有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事物、人物和景物，变迁得比较大，躺在床上想想，恍然如同两个时代。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比如高楼人民公社改成高楼乡，马寨大队改成马寨村，我们八队成了第八村民组，孙二孬娶了杜小宝、刘臭蛋他们的同学，那个领歌委员马玉花；再如孙二孬的妹妹孙丫丫考上了省里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唐都市人民医院当了医生；还有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嫁到了高楼街一户姓沈的人家；小公社的走资派曹书记当了县统战部部长；台湾老兵孙丙豪回归故乡，等等，我都会慢慢地告诉你的。
杜小宝是泥水匠杜凤翔的儿子，杜思磊是木匠杜凤梧的儿子。杜凤翔和杜凤梧共有一个父亲，是一对亲兄弟，杜小宝和杜思磊共有一个爷爷，他们两个是堂兄弟关系。按他们爷爷杜兴立下的规矩，他们这一辈人是“思”字辈，所以杜小宝大名叫杜思宝，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小暖叫杜思暖。
杜思宝的爷爷杜兴经常念叨：“也不知你二爷的儿子杜凤桐是怎样给孩子起名的，要是也用‘思’字该有多好！”
杜凤桐是杜兴的弟弟杜旺的儿子，早年因为修淮水市的白沙湾水库有功，到湖北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前几年曾经回来探过一次家。杜旺老两口已经谢世，杜凤桐识字不多，不会写信，这几年很少同老家联系。杜思宝在爷爷的催促下，把杜兴要统一下辈字“派”的意思，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千里之外的堂叔杜凤桐。
他们原来以为写这封信是白搭工夫，谁知杜凤桐很快就让他儿子代写一封信，热烈地响应了大伯的号召，已经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名字统统改为 “杜思×”。这让杜思宝好长时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堂伯伯，连父母生病、死亡都不回来探望一下，竟然对统一起名这么感兴趣？真是咄咄怪事。
一般说来，男孩子是用来传宗接代的，起名字必须慎重。对于女孩子来说，长大了，终归是人家的人，命名的规则没有男孩子那么严肃认真。尽管杜家所有男孩子都统一用了“思”字，但杜思宝的两个妹妹小朗和小春，并没有随他们的“思”字，仍然叫“小朗”和“小春”，这是上了大学的杜思宝的意思。杜思宝的爷爷和爹爹当然依从，因为在他们眼中，小宝是他们人老几辈子中头一个文化水儿最深的人，他说不让用“思”自然有很深的道理。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爷爷就常常夸口说：“哈，俺家小宝考上大学，在清朝以前，就是中了状元啊！”那份自豪和骄傲溢于言表。其实，不让用“思”字的含义，只有“状元”杜思宝自己心知肚明，他不好意思把问题的根源说出来。要不然，让那些文人知道小宝的妹妹，一个叫“思郎（朗）”，一个叫“思春”，是多么不雅观的名字。
姓名是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符号，在我的吃饱了饭、穿暖了衣的乡亲们的心目中，是马虎不得的。
咱们中国人，自古很讲究长幼顺序。中国文字又是方块字，一字一音，给我们的人民起名字带来了方便。生了孩子起名字时，一辈人统一用一个字，冠在名字中。这个字我们那里叫“派”，与姓氏相连，或嵌在中间，或缀在尾部。都共同拥有这一个字的男男女女，表示是同代人，属于兄弟姐妹的关系。姓孔的、姓孟的是圣人后代，比我们这些杂姓氏更加严格，他们不仅从来不会乱“派”，而且约定俗成，两姓人用的是同一种“派”。所以，台湾的报纸曾经宣称，孔氏家族在台湾，到目前已经排到九十二代了。
据说，咱们的老祖宗自从有了姓氏之后，起名字一般都是用两个字，这就给统一一个字“派”留下了余地。虽然容易发生重名的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幸亏是用两个字，要是用一个字，更容易发生重名。好在超过五代以上，相互之间的字“派”就趋于淡化，只好另辟蹊径，重立字“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辈分开始杂乱起来。比如，有的亲堂叔、侄，因为婶子和侄媳妇之间存在着表姐妹关系，认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显得特别麻烦。你不要以为，要是亲弟兄二人，娶到了亲姐妹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了，然而不然。若是西洋人，并不算什么，叔叔与舅舅都是一个“Uncle”，一样地尊敬，在我们中国，就要加以区别。我们细致的祖宗们，创造的称呼太复杂了，像兄弟娶了姐妹这种情况，如果哥哥生了个孩子，应该向叔叔的老婆叫“姨” 呢，还是叫“婶子”？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宗们自有解决办法，“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多大的宗亲冲突。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设立了新朝。他为了革除以往的习俗，曾经别出心裁地下令，所有人名只允许用一个字。所以，你翻烂一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名，刘备呀，曹操呀，赵云呀、夏侯渊呀，找不到一个人名是用两个字的。当然，为了避免重名现象，人们又起了“字”，就出现了“姓×名×字××”的复杂称谓。到了《水浒传》中，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单字的人名仍然很多，但有了卢俊义、鲁智深等人，双字的人名出现了，并且有了“浪里白条”、“青面兽”等更能体现人物个性的诨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为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字的人名，搞得用电脑统计，全国的“王伟”有上百万个。如果一个人成名，大家都沾光。要是通缉这个人，不知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审查的株连。
上述这些，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考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和我们那里的民俗相比较，也为了说明中华民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 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镇压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第42节 收音机
孙丙豪同他的小妹妹孙转联系上，是在1982年。这里边的曲折，难以一言尽述。
孙丙豪走的时候是在1948年，那年他刚刚满二十一岁。这个财主家的儿子，当时在省会汴梁城，历史上又叫“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读高中二年级。我们寨子里的群众，听到哪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会说：“干啥呀，热闹‘东京’的！”这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日本的东京，而是指的古都汴梁城。历史上的汴梁，是繁华的都市，热闹非凡。到了宋朝，是朝廷老子居住的地方，进入鼎盛时期，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当时热闹的景象。
然而，这地方真正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解放开封的那几天。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把城墙轰开十几处缺口以后，留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残部，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竟然把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员，临时征集的高中学生裹挟在里边，不战而逃。
这一批败兵，顺着大路，跑到了现在的107国道上，向西南逃窜。在他们裹挟的学生中，就有孙丙豪和他的同学们，他们都是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孩子，不然，肯定没有钱跑到省城，上全省为数极少的高级中学。这些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国民党军队残部跑，大多数属于自愿的性质。中途，也有的人脱队回家，军队里长官们并不难为他们，随他们的便。最坚定地跟着部队走的学生，有的是豫北人，那里已经解放，他们断了接济，知道已经无家可归。有的学生铁心要当兵，跟着国民党走。
当十三军残部狼狈地跑到西乡赵集的时候，又与挺进大别山的李先念部队遭遇上了，这股溃不成军的残部边打边撤，折转身向东南逃窜，一直窜到了我们马寨，才得到暂时的喘息。我们那里的群众对这一幕，记忆非常深刻。多年以后，他们讥讽那些带狼狈相的人，常常形容说，“看你那糟样子，跟打垮的十三军一样”，出处就在这里。
跑得衣衫褴褛的孙丙豪，神奇地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没有抱怨兵荒马乱，却向他哭诉了他父亲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老婆的事情，这小老婆就是后来上吊而死的胡荣花。这些家庭变故，让年轻的孙丙豪怒火中烧，说啥也不在家里待了。但他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不敢说什么，他只是唯唯诺诺地说，要跟着部队走。他爹孙乃器冷峻地说：“孩子，你走吧，无论如何，也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你是我们孙家的根子。”
孙乃器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大劫难，恐怕难以逃脱。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和前程，他专门请十三军的头领吃了顿饭，送了人家两根金条。那个十三军头领拍着胸脯担保说，孙大哥，请你一百个放心，你的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孩子带好。
临出发的时候，孙丙豪最小的妹妹孙转五岁了，抱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孙丙豪抱起妹妹，亲了亲泪脸蛋儿，毅然决然地走了。就是这么一个亲吻，让妹妹永远记下了哥哥的样子，也让孙丙豪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亲人。
后来，孙转的两个姐姐出嫁了，在她母亲临死前，把她嫁给了高楼街一个贫农家庭，条件是把孙转母亲一并接来过日子。孙转的母亲到孙转家以后，一病不起，在咽气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豪，小豪！”孙转当然懂得母亲的心思，她虽然在脑子里想象不到大哥现在的模样，潜意识里却牢牢地记住，有一个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的大哥。
孙转的日子过得不错，大儿子考上了县高中，每当回到家里，孙转就跟他念叨：“你那个丙豪舅舅也不知活着没有？要是能够联系上就好了。”孝顺的儿子很在意母亲的念叨，灵机一动，想起在学校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曾经看到过《海峡之声》节目，知道里边专门辟有《两岸寻亲》栏目，就让母亲出钱，买一台高档收音机，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给了儿子八十三块钱，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一听，果然有类似节目，只不过集中在短波1、2频段，在中波段收听不到。
收音机这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兴盛起来。最初的起因应当归功于东北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有一个评书连播，所有播出的节目中，要数刘兰芳的《岳飞传》，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最大。几个月里，老百姓对刘兰芳播讲的岳飞和岳家军的故事如痴如醉。许多人到了田间地头，还在津津乐道地学着刘兰芳的腔调：“只听得‘嗬朗朗’一声响，从山后杀出来一员猛将，金兀术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
这个评书，最初在各家省级电台相继播讲的时候，我家乡里的收音机还不太多，只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买了这种玩意儿。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们省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兰芳评书的时候，好多人挤到这些人的家里，听得入迷，听不完就不回家吃饭。如果漏听了一集，就会留下无穷的遗憾。有收音机的人家，有的人很喜欢大家来听评书，当成一种荣耀，把声音开得很大，招徕乡亲们作为听众。有些人则不喜欢别人来分享这种快乐，一见人来得多了，推说干电池鼓了，向外流白糊糊了，没劲了，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小，让大家失望。其实没有多久，挤到这些家里的听众逐渐减少，原来他们也都凑钱买来了收音机。
到了后来，我们山里的收音机，已经相当普及。好多家庭，不是一家一台，而是两个到三个，只有这样，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才可以各取所需。城里的小朋友最爱听的“小喇叭广播”，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常常听不到，因为在播送的时段上，不是为我们乡下的孩子设置的，等他们放学回家，这个节目早已结束了。牛把们的床头都放着绿白相间外壳的“黄河牌”收音机，他们一边喂着牛，一边听着豫剧，是很惬意的事情。有时躺在床上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把收音机蹬掉在地上是常有的事情。摔得没有声音了，拍一拍又会响了。老百姓说，这收音机不是“黄河牌”，是“震荡牌”。
这种收音机，配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共称“三转一响”，是当时时髦的陪嫁物品。不同的是，同为“三转一响”，品牌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比如收音机，上海产的“春雷牌”就比“黄河牌”好了数倍。老百姓用的是大众化的“黄河牌”，只能收听中央一套、二套和地方台的调幅广播信号。少数人用的“春雷牌”，不仅可以收听上述节目，还能搜索到兄弟省市的广播电台节目，而且具有短波1、2频段，拔出不锈钢天线，还能收听到许多听不懂的语言，夜深人静时，连“美国之音”和台湾的广播也能收听到。只不过听不上一两句，“吱吱”啸叫的干扰电流声就把这些反动宣传淹没了，稍微移动一下位置，还能够听到断断续续的广播。这种收音机，另外配有收听立体声调频广播的功能，在省级以上的大城市里可以拨动一个转换开关，收听纯正清晰的节目，可惜我们那里，县城里还没有发射调频信号，有这个功能也用不上。
这就够了。孙转的儿子，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寻亲类节目以后，欣喜若狂，根据孙转的嘱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寻亲信：
哥哥，你在哪里？
你的母亲赵大妮、小妹妹孙转、大妹妹孙秀、二妹妹孙巧，日子过得很好，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的名字叫孙丙豪，家住在××省××县高楼乡马寨村，盼望你听到广播后，及时给高楼街三组孙转联系。
信中没有说孙丙豪的母亲已经去世，怕的是哥哥伤心或者断了牵挂，不同他们联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复信，通知他们，这封信将于某月某日某时播出，播多少次。一家人满怀希望和期待，每天焦急地盼望着孙丙豪的音信。
再说那边的孙丙豪，和很多国民党老兵一样，患有严重的思乡病。他是个高中肄业生，在当时的台湾老兵中，属于知识分子。到了台湾，人才济济，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在部队里混，靠饷银过日子，时刻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那时候，国民党部队兵少将多，升职极其缓慢，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一步一步地熬到了少校军衔。
在刚进入台湾的前几年，小岛上一下子挤了那么多人，还要天天备战，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男性居多，很不容易找到配偶。孙丙豪到了四十岁时，才娶到了一个山东临沂籍的军官女儿做老婆。这女人出生在台湾，小他二十一岁。退役后，经济情况已经大幅度好转，孙丙豪给一家中型家具厂做管理人员，连同退休金和佣金收入，养活家庭没有问题。
1978年5月，蒋经国接任第六任总统后，采取了开明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党禁，舆论宽松了许多。同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发展经济，台湾的经济很快起飞了。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台湾老兵，并没有得到实惠，依然贫困潦倒。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掀起了一股请愿浪潮，集中到总统府大闹一场。这些人说：“老子为你们蒋家卖命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残疾，到现在有家不能回，如果不给补贴，老子就把命交给你们了！”政府为了平息事态，给老兵们发了一大笔补贴。有了这笔钱，这批患有严重思乡病的老兵，试图运用各种途径，跟远在大陆的亲人开始展开顽强曲折的联系。
此时的孙丙豪，已经富了起来，自己开办了一个家具厂，再加上这笔补贴金，更加强化了思乡的信念。娇小依人的夫人，从她的父亲身上，知道思乡病是一种不可救药的顽固疾病，依着丈夫，每天晚上定时收听来自大陆的广播，终于盼来了小妹妹的消息。两岸没有通邮，为了及时联系，孙丙豪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孙转寻亲信以后的第三个月头上，孙转终于从邮递员小蔡手里，收到了来自加拿大秦广远先生转交的一封航空邮件。秦广远先生是孙丙豪的朋友，也是许多台湾老兵的朋友，他是人们永远记在心中的使者，乐意为许多两岸亲人牵线搭桥，为他们办理两岸之间的相互通信联系。
连通国外的航空信封写法，跟国内的习惯很不同，上边的一栏写的是寄信人地址、姓名，中间才是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地址也是英文。孙转收到的信件，寄信人当然是秦广远，拆开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孙丙豪。信中的内容很简单，信笺是宽大的红格子，竖行繁体字：
吾妹孙转台鉴：
那次吻别，一晃四十三年了。哥时刻思念你们。问父母大人好，两个妹妹和家人好，望你通过信封上的地址，把家里的详细情况给我写清楚。哥哥甚念甚念。
兄孙丙豪手
民国××年×月×日
从此双方算联系上了，而且越来越频繁，一直到了孙丙豪回归故乡的那一天。
第43节 单干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高楼乡，马寨是起步最晚的一个村。要不是上级强压硬逼，分田到户在马寨是行不通的。当其他行政村的单干风刮起来以后，村支部书记刘庆典带头进行了抵制。支书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他们斗争，坚决不能拉历史的倒车。”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他村的做法，上级竟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刘庆典非常气愤高楼乡领导的做法，亲自到乡政府质问领导，其他村这么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们笑着安慰他说：“老刘，不要生气，改革开放了，就是要允许人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嘛！”刘庆典说：“试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马寨坚决不能搞。”领导上也没有勉强他。
后来，省、市、县逐级下达了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刘庆典把这些文件压下来，不向群众传达。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说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单干嘛。他巴不得上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革命的大批判，一批批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再一次下台。这一切，与他当初把刘继先拉下台，欢呼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拥护改革开放很矛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乡里领导批评他落实上级精神不力，他也不在乎，照样我行我素，坚持不把土地分给群众。
就这样，刘庆典带领我们马寨村，软磨硬抗了一个麦季。其他行政村的群众大囤满、小囤流的，放开肚子吃上了白面馍，我们寨子仅仅勉强完成了公粮任务，群众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还少。出了门的闺女们回娘家，不再提白面馍篮子了，而是送来了一袋袋麦子。比比外村，看看自己，群众们开始不听话起来。况且刘庆典压着的上级文件，报纸上全部登了出来，瞒不过众人眼，三组、七组就不听刘庆典那一套，率先把地分了。其他组也蠢蠢欲动，准备分地。刘庆典终于撑不住劲了，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草草地安排了一下，各村民组呼呼啦啦地就把土地分了个精光。
分地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秋收以后，种麦以前，那时候，场光地净，容易操作。可我们马寨分地是在三夏大忙时办的，就有些乱套。各村民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套，大打出手，相互打伤，两家人把伤号送到医院，头上、身上缝了许多针。
分地以后，群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根本用不了生产队长们再操心，一个比一个晚睡早起。连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孙乃社，都克服了一生好逸恶劳的习惯，天天下地干活儿，喜得他儿媳妇说： “俺老公公像换了一个人。”只有栾二哥和刘继先，还改不了习惯，懒得种地，他们分的地撂荒了，毛毛穗草盖过了庄稼，也没有人理他们。尤其是刘继先，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带走了，精神和骨头都散了架，赌友们忙着干活儿，没人陪他赌博。自己百无聊赖，出门怕晒，下雨怕淋，整天躲在屋子里睡大头觉。大弟刘臭蛋和二弟刘继宗，曾经日亲道娘地骂过他，他火了，说：“真是扯 蛋，你们干啥管老子？我就是饿死，也不到你们门口讨饭吃！”
元叔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那个四川婆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小的是个男孩。在分地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元叔夜观天象，看到天狼星比以往出现得早，比较明亮，就判断今年成豆子。分地后，别人家仍然大量种植红薯，他却把几亩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套了玉米。那个四川婆娘最听元叔的话，元叔安排什么，她都说： “要得，要得。”个子虽然不高，干活却最肯卖力气，背上背着小儿子，一天到晚不闲着，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家五口整天泡在地里，伺候庄稼胜过了伺候孩子。大女儿孙松玉也非常勤快，往玉米棵上抓化肥，抓上一把，就把玉米根旁的野草拔下来，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
孙二孬也学元叔，把自己的地种的模式同元叔一样。妹妹孙丫丫放暑假，要到地里帮助哥嫂干活，他们两口子说啥不让，要她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马玉花说：“妹妹，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也累不着我们。我没有能够上学，后悔一辈子，再不能让你也走长大就嫁人这条路了。”孙二孬对马玉花的这种表现，打心眼里满意，嘴里却说：“咋，嫁给咱后悔了？”马玉花笑着说：“后悔后悔，就是后悔，你和刘臭蛋都是响赖东西！”说完，可能忽然想起了刘臭蛋让她猜谜的往事，顺手拍了孙二孬一巴掌。
这一年，老天爷和党的政策、民心很合拍，不管是元叔家，还是其他农户，全都获得了大丰收。元叔和孙二孬家的黄豆多，他俩合伙把那个“水打磨”修好，开起了豆腐坊。一入冬，四川女人和马玉花在家里磨豆腐，元叔和孙二孬腰里束着草绳，分别到四外村去卖豆腐。给钱可以，拿豆子、小麦换也可以，不仅有了细粮吃，手头也开始活泛起来。发旺哥就曾经赞赏地说：“有脑筋的能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不论啥事儿都是光屁股骑扁担——有板有眼儿，比我们弄得强多了。”
到了这年头，没有人织布、染布了，刘庆典的小金库，我们寨子里很有名的染坊倒闭了。有一些家庭向元叔学习，合伙开起了粉坊，做粉条、粉皮的买卖，也有很多收益。
栾二哥还想把村里的小剧团组织起来，动员了许多人，没有人肯参加。有的人说话很刻薄，戏弄栾二哥说，二哥，唱的戏，到外边唱戏弄钱花，跟要饭吃差不了多少，是下九流的事儿，咱丢不起那份人。栾二哥很无奈，眼看六十多岁了，一生一事无成。想想自己干不动庄稼活儿，还是干老本行，唱起了大调曲子，趁着年下，到各村去做说书艺人。他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唱本子，唱了一出《李豁子离婚》，唱词朴实，唱腔优美，很受欢迎。后来，市里、县里的文化部门，专门为他这个大调曲子录了磁带，在我们那里流传很广。有一句唱词是：“长得好了吃好哩，长得不好就吃那黑窝窝。”竟然一语中的，说出了现在搞美女经济最基本的理论根据。栾二哥虽然做农活不行，到底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快到春节的时候，老学究孙乃社饮了几杯小酒，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也不知是自己杜撰的，还是抄袭别人的，写了一首诗，贴在屋子里：
日出东海落西山，
乐也一天，喜也一天。
种了几亩责任田，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圈即囤，我们那里用茓子盛粮食，群众说是“圈”）
交足公粮归自己，
肚里舒坦，心里舒坦。
一壶小酒桌上摆，
你也端端，我也端端。
有吃有穿有活干，
行也坦然，睡也坦然……
见到这首诗的人，都说好。后来，县里来了个小报记者把它抄走，登在了本县的消息报上，另配了编者按，说现在的农民富了起来，幸福的心情溢于言表，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说明党的政策是英明的。谁知到了后来，县里领导总嫌经济发展的速度太慢，主要是思想落后造成的。为了组织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领导们带领县乡干部分几批到经济发达地区观摩学习。回来后，县委书记作“大步流星奔小康”的工作报告，再一次引用了这首诗，批评说写诗的这个农民，反映的是全县干部群众的心态，“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经济发展的大潮很不合拍。当然，领导作报告，轮不到孙乃社去听，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遭遇，要不然，又会说：“啥领导，一点水平也没有！”
第44节 换种
元叔这个人在我们寨子里，算得上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积累了一肚子学问。但他却没有老学究孙乃社爱好掉书袋子的那种酸腐，也没有孙乃社喜欢写诗的那种浪漫。
元叔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人，每隔一个时期，他的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怪念头，促使他从实用主义出发，努力钻研这一个课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用自己创造的独特学习方式，钻研过初等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不亚于一个合格初中毕业生的水平；钻研过玄学，快把孙乃社那一包书读烂了。除了知道自己眉心里那一颗红痣不“主贵”外，对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等知识弄得滚瓜烂熟，在相面、占卜和看风水方面颇有心得，只不过碍于出身地主家庭，避免祸从口出而深藏不露。在这一方面，比起后来在祖师顶住持的长老“静宇”道人来，是一个世外高人。
最终，元叔走上了钻研医学的道路。物理、化学和玄学，这几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学问，竟然能够杂交，对于元叔钻研祖国医学宝库很有帮助，使他比我们那里其他医生的中西医基础功底和理论水平，要深厚得多。他在治病时，常常熟练地运用理化、玄学和医学理论，对各种疑难杂症，通过望闻问切，得出比别人更加深刻的结论。他对疾病成因判断得正确，再加上中西医兼顾，敢于并善于用药，处方独特，标本兼治，医好了许多其他医生束手无策的病人，从而使他在我们那一带名声大振，经常有人上门找他看病。
元叔的实践证明，一个有脑筋并肯动脑筋的人，只要朝一定的方向钻研，就会搞出名堂来。知识其实是一种网状结构，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可以启迪思维，开阔视野，丰富心灵，激发和提高人的参悟能力。元叔好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只要水肥条件合适，一定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决定生存；生存需要产生知识追求，知识追求产生学习动力。元叔在其他方面，没有过多的建树，最终转向钻研医学，是他这么一个能人，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走出的必由之路。
在本书的上卷里，我们已经知道，元叔还钻研过农业应用技术。有一段时间，元叔对搜集农业生产、气象节令方面的农谚入了迷，积累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他对所能搜集到的每条谚语，不仅加上了批注，记载出处和注释，还举出具体的例证。他搜集的这些资料在杜思宝看来，比许多正式出版物，内容要翔实得多。可惜，他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走得太远，让他与一个农业土专家失之交臂，要不然，他同样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所造就的。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年，贵亭叔日渐衰老，终于干不了生产队长了，他主动地向支书刘庆典撂了挑子。贵亭叔向支书举荐的继任人，是从部队转业的党员、当着我们第八生产队保管员的刘庆河。刘庆典觉得刘庆河这个人太聪明，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不同意贵亭叔的主张。他说：“这事儿，还是叫继安干吧。继安这孩子老实，办事认真，当一个生产队长是块好料儿。”顺便交代一下，刘继安与支书刘庆典的门分近一些，刘庆河与贵亭叔的门分近一些。
贵亭叔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仍然要争一下。他对刘庆典说，当队长这活儿太辛苦，继安这孩子还有点嫩，若不行让社员们选举一下？谁知刘庆典比他有眼光，胜算在握，竟然同意让刘继安和刘庆河两个人当候选人，在我们八队搞一次选举。
我们八队公开选举生产队长，可以说是在我们寨子里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让人民当家做主、行使民主权利的创举。在选举的那天，因为新鲜，全生产队男女劳力到会非常整齐。大队的几个干部全部来参加了会议，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在他们的面前，摆了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放了两只碗，一只碗下面压的纸条写的是刘继安，另一只的是刘庆河。开始选举时，两个候选人回避了，群众按照要求，每人只准朝一只碗里丢一粒豌豆。
大家丢完豌豆以后，在我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的监督下，由两个社员分别数了碗里的豌豆。结果，刘继安比刘庆河多了七粒豌豆，刘继安当选了。
刘继安一上任，首先找元叔讨教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元叔对这个邻居侄子，没有过多的谦虚。他一语惊人地问刘继安，你知道毛主席为农业立的“八字宪法”不？刘继安说，知道，不就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嘛。元叔说，你说得很对，据我历年观察，毛主席的这个“八字宪法”尽管缺一不可，但种子应该放在第一位。在同等的条件下，只有种子，才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牛鼻子”。牵住了这只“牛鼻子”，一定能够丰产丰收。刘继安果然听话，比其他生产队长分外注意串换良种。在那几年里，我们八队确实比其他生产队高产得多。群众认为，选刘继安当生产队长算是选对了，并且对种子的增产作用深信不疑。有一次，发旺哥拍着队长的肩头说：“继安，你就是你爹的一颗好种子啊！”
说实话，自从分田到户后，政策好，天凑巧，人肯干，是家家户户丰产的基础条件。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良种的增产作用，更是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都知道，湖南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发明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震惊世界，解决了地球上第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国家重奖了他和另外一个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当代毕昇”王选，每人发了五百万元人民币的特殊贡献奖金。而我们这里的小麦良种专家龚文生已经作古，没有获此殊荣。现有个小麦育种专家叫周中甫，享受着国家特殊津贴。由此可见，水稻到底比小麦占了上风。
我们这个中原大省，除了红薯外，是小麦和玉米的主产区。解放以来，许多农业科学家、土专家，为了研制出高产优质的小麦、玉米良种，费尽了毕生精力。在我的这部著作中，从主题的需要出发，有必要为他们大书一笔。为了弄明白一些问题，我把玉米、水稻和小麦的育种技术简要地作一说明。
稍微懂得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人都知道，科学家们从细胞工程、染色体工程和基因工程这三个方面，开展生物特性的研究和实验。而基因工程是生物技术的尖端技术，带有遗传密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学家们最重视的研究对象。要改变生物的性状，转基因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转变基因的途径很多，有物理的、化学的，也有运用同属物种间杂交的办法。杂交是应用最广的技术，杂交优势是人们早已接受的道理。马和驴杂交，生出的骡子，性状比马和驴要好得多。不同的人种之间、远距离同一种人之间、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相互交配生出的子女更加健壮和聪明。比如发旺哥和发旺嫂常桂，两个人长得都一般，不算漂亮，但他们俩生的三个孩子，却一个比一个漂亮。特别是他们的二女儿刘玉娜，就跟仙女下凡一样。而且发旺哥的妹妹刘发英，和他大舅哥常有生的孩子也都很好。这显然不是什么改了门风，说不定正是暗合了远缘杂交道理，沾了杂交优势的光。在我们寨子里，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同姓人不能通婚，近亲不能结婚，可能也是这个道理。但也有姑舅结亲、姨娘结亲的，由于亲缘关系相近，对他们的孩子进行统计，真的生出过几个哑巴、傻子，其实就是吃了没有运用杂交优势的苦头。杂交，对于物种延续和壮大来说，是多么伟大的字眼儿！
玉米制种的技术已经突破。玉米属于自花传粉植物，但它是雌雄同体不同位。雄穗是顶叶，雌穗是玉米棒。在制种时，人们在玉米授粉前，把母本玉米的顶叶（雄穗）摘去，在授粉时，把父本的花粉授在母本的雌穗上，结出的玉米子，就是下一年的杂交玉米种子。这种种子第二年下地后，再自花传粉时，虽然不再杂交了，但亩产量可以高出许多。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高产的性状不可能维持下去，必须年年制种，才能保持杂交优势。
袁隆平的最大贡献，就是很好地解决了水稻的杂交育种技术。
水稻这种农作物，虽然也是自花传粉，但它与玉米不同，是雌雄同体又同位，这就比玉米制种技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在水稻育种中，必须首先选出一种种子，它的特点是不会孕育，叫做“不育系”。和“不育系”进行杂交的另一种种子，与它的亲缘相近，但它们产生的种子，仍然具有不育的特性，这一种用作父本的种子，叫做“保持系”。两种不同品系的种子杂交，不育系生成的种子，仍然是“不育系”，并没有生成人们需要的杂交种子。与袁隆平同时代的农业科学家们，都已经找到了这两种品系的种子，他们试图选出一种亲缘较远的新种子与“不育系”的种子杂交，产生一种性状优良、能够孕育的种子，这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水稻杂交良种。而这种父本植物，叫做“恢复系”。
一方面要用“不育系”和“保持系”产生大批量的不育系种子，另一方面要用“恢复系”与大批量的不育系稻穗杂交产生水稻良种，就是整个水稻制种技术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