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教授夫妇的眼睛突然放出惊异的光彩来——那站在人群当中激愤地昂着头扬着手的是谁？那慷慨有力地讲起话来的是谁？那不是他们心爱的、一向沉静而庄重的晓燕吗？
只见她庄严地指着王忠的鼻子，用一种感人的激昂的声调，面向各个角落的同学大声说道：“同学们！我痛苦地、万分惭愧地请求你们听我讲两句！首先我要揭穿这个、这个历史系的王忠，是一个无耻的托派，是和国民党Ｃ．Ｃ．串通一气的特务走狗！我，我就上过他们的当！有些同学就知道我这段惨痛的遭遇。他们打着各种骗人的招牌，欺骗、愚弄我们一些幼稚无知的同学，他把这些同学拉到了可怕的罪恶的道路上。我自己就是在他们的愚弄下做了许多罪恶的勾当而不自知的，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再不受他们的欺骗了！
“同学们，你们谁也别再受他们的欺骗呀！今天，我们全北平市的学生罢课六天之后，将要爆发一个更使卖国贼震惊、更使怯懦的人勇敢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们——稍有良心的热血青年，谁能忍心眼看祖国大好山河一块块的变色，谁能眼看敌人汉奸横行在我们祖宗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而不痛心呢？只有这样的人！像王忠这样的人！”说到这里，王晓燕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了，被欺骗、被污辱的感觉激怒着她，她跳起来，跳到张着大嘴正要反驳她的王忠面前，几个响亮的嘴巴啪啪地打在那张瘦脸上。她一边打，一边愤怒地高呼着：“打！打！打走狗啊！”这时，谁还能认出这个勇敢的、泼辣的姑娘就是当年那个埋头书案温文尔雅的王晓燕呢。
“打！打走狗啊！”随着晓燕的呼声，人群中雄壮有力的声音也一齐喊起来了。要丢掉小旗走掉的学生又回来了。立刻一阵大乱——王忠和他周围的几个党羽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着，“打！打死这走狗！”的喊声响彻在清晨寒冷的院落中。那一小撮坏蛋学生立刻被打得鼻青脸肿、东倒西歪。王教授看到这里忍不住用赞赏的高声向女儿喊道：“晓燕，晓燕，打得好！打得好！……”
几个坏蛋一看情形不妙，全缩着脖子突破包围抱头鼠窜了。王教授拉住妻子冲过兴奋的、准备集合的人群跑到女儿身边，他仿佛不认识她似的，左看看，右看看，打量了女儿一番，突然把大拇指一伸，豪迈地笑道：“好，好，晓燕，你算锻炼出来了！锻炼出来了！这迅雷不及掩耳地背后一击，杀得这几个害群之马大败而逃。痛快！痛快！”
“爸爸，妈妈，”晓燕满面通红地看着父母亲，用低低的刚刚可以听到的声音说，“爸爸，您嚷什么！多臊人。我、我过去太糊涂了……”想到过去被骗的罪恶生活，她反而羞愧得要哭了。可是看见父母亲那种热烈的期待的眼色，她又立刻喜悦地笑起来。她拉住妈妈的手亲切地问道：“您，妈妈，您怎么也来啦？
不等妻子张口，王教授抢先说：“你妈妈也变啦！她当然要变呀，丈夫、女儿……所以也来啦。怎么样，这就集合出发吗？”
“这就集合去西斋，汇合那边的同学再一起整队出发。”王晓燕说罢匆忙地要走；可是这时迅速集合的群众队伍中，忽然爆发了一阵热烈的声音：“向王鸿宾教授致敬！向教授夫妇致敬！——王老教授也参加我们的游行示威啦！”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暴风雨般冲着教授这边飞过来。
第一次，王教授像一个姑娘般脸红了。他望着这些青年学生纯真的热烈的眼睛，忍不住热泪盈眶、喉头哽咽。他频频向人群挥着手，一边挥手一边拉着妻子，像个小学生似的，慢慢地羞怯地走进排好了的队伍当中去。
（第二部第四十四章完）
创建时间：2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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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一二九”之后的一星期内，党紧密地团结了各个学校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广大爱国青年也纷纷奔到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来。于是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突然扩大了，迅速发展了。为了继续扩大“一二九”的成果，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涌向正义的爱国之路，为了反对出卖华北的冀察政委会的成立，十二月十五日的夜晚，党领导学联的负责人在长安饭店开了一间房间，一桌麻将牌打了一阵，于是一切计划筹划定了。决定在第二天——十二月十六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再一次号召全市的大中学校来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
道静在深夜里被徐辉唤醒来。徐辉告诉她关于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北大的工作她全部交给道静来负责，她便急忙赶到别的学校去了。
道静整整奔忙了一夜。她、侯瑞，和其他党员以及积极分子们，分头分工负责，终于在三四个钟头内秘密动员了一批北大同学去参加第二天——也可以说当天清晨的游行示威；同时也把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等等组织布置妥当。
天快亮了，一切复杂的紧迫的工作大体就绪了，道静倒在女生宿舍张莲瑞的床铺上刚想休息一下，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而且心跳眩晕。歇过一阵，刚好一些，街上已经有了歌声、口号声。她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忙忙地喝了两口冷水，抬起脚就走了。
工作是繁重、艰巨的，虽然大体上已经就绪，但道静心里依然不放心。她迅速跑到东斋找到侯瑞，又最后了解了整个布置的情况后，这才稍稍轻松一些，开始作为一个游行群众奔向西斋去集合。
“一二一六”这一天，全北平市的大、中学生共组织了四个游行大队。城里三个，城外一个。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大学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城外的一队由清华大学领导。计划和路线是：各校一律在上午七时出发，分别向天桥集合。然后由天桥进正阳门，经天安门向东，经东单到外交部街，队伍最后向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地方举行抗议示威。
天气还早，朝霞还懒懒地没有出头，但是街上已经有了三三两两的人群在匆忙地跑来跑去。一阵阵响亮的歌声，也在这时候飘向寒冷的上空，呼唤着战斗的人群。
道静正走着，在马神庙的转角处碰见了李槐英。今天她穿得朴素了，高跟皮鞋和皮大衣都不见了，一件蓝布棉袍衬着她雪白红润的脸，越发显得苗条俊秀。一见面她忙拉住道静的手，在她耳边兴奋地说道：“林道静！今天我可要做一个普通的战士啦，再不叫他们光拿鞭子打别人啦！嘿，王晓燕怎么没见，你见着她了吗？怎么，你的脸色白得这么难看？”
“要做一个普通的战士？对！”道静没理会她最后的问话，笑着点头回答她，“晓燕到东斋去了。你也去西斋？咱们一块儿走。”说完，她们一起跑向西斋去。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
…………
歌声荡漾在寒风刺面的清晨。
各处涌过来的北大学生奔向了马神庙的北大西斋。歌声也随着人群豪迈地然而又微带凄凉地到处震荡。
歌声唤醒了还在沉睡的市民们，街上渐渐涌出了睡眼惺忪的人群。“什么事？学生们又爱国游行啦？好样的！”
七点钟，北大的一部分学生在西斋集合好了，正举着大旗走出大门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事先埋伏好了的武装军警——灰人和黑人一声呼啸，狂风似的围了上来。“回去！都回去！——要暴动吗？……”在威吓声和闪亮的刺刀下，学生们被团团围在军警的包围中，接着北大的两面鲜明的大旗也被撕毁了。
“冲呵！冲呵！……”一声愤慨的呼喊在严冬冷漠的天空爆发了。林道静在人群中带头喊起来。
“冲呵！勇敢地冲呵！”上百学生拧成了一座人的铁壁开始愤怒地猛烈地向包围他们的军警冲击过去。
端着枪把、拿着皮鞭的警察鞭打着同学们，拦阻着他们。
寡不敌众，学生们左突右突却怎么也突不出重围去。怎么办？时间到了，怎么到天桥去集合呢？……
正在这危急的时候，援军开到了——东斋集合的一部分同学赶到了。外面的大队配合着里面被包围的同学，两股力量同时用力猛冲，被包围的同学终于一拥而出。立时，欢腾声和口号声把一撮握着亮晶晶刺刀、明晃晃大枪的军警吓得目瞪口呆，毫无办法。接着胜利汇合的北大学生四个一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出发了。
“一二一六”北大参加游行的学生和各个学校一样，比“一二九”时多得多了。尽管“一二九”后，宋哲元不许北平报纸登载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尽管他们派了大批军警残暴地包围着各个学校；并且严密封锁了整整六七天；但是经过“一二九”血的感染，经过党及时、有力的宣传、教育工作，人们反而认识了统治者的丑恶嘴脸，于是青年们迅速地行动起来，北大学生仅仅经过几小时的布置与动员，就几乎达到了全体总动员。
东斋和西斋的学生汇合之后，道静在人群中首先看见了国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邓云宣。全班数他年岁最大，也数他最埋头用功。“一二九”他没参加，但是今天他也参加来了。他穿着灰棉长袍，戴着一顶黑色的猴帽，一手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一手生怕跌倒似的紧拉住他身旁一个同学的胳膊。他正迈着慌促的步子走着，一回头发现了身后的林道静，立时他又惊又喜地连连点头招呼道：“你也来了？好！好！好！……请多指教吧！”
“怎么样，不太紧张吧？”道静探着头笑着问他。
邓云宣严肃地招手喊道：“不，不，不，我已经料到了！早已料到了！”说着话，他发觉自己落后了两步，赶快向道静摆着手，拙笨地探着脑袋紧赶上去。
北大的游行队伍刚走到景山东街，又突然停住了。马路旁边一小群军警正摆弄着一架水龙，准备接水喷射前进的人群。
“夺过水龙呀！”道静又领头高喊一声，接着奋勇地冲向了水龙。
“夺过来不叫它逞凶呀！”侯瑞也跟着边冲边喊起来。
侯瑞、韩林福、刘丽、吴禹平、道静几个同志杂在人群中高喊着向军警冲去——夺水龙。
党员同志们分头带领着积极分子，奋勇地向水龙冲过去。
被激怒了的同学接着也像一团大火似的向一群黑色的乌鸦扑上去。那些拿着水龙的家伙们一见势头不好，二话没说，吓得扔下水龙扭头就跑。水龙顺利地被抢在同学们的手中。这时王晓燕和李绍桐、张莲瑞捧着刚刚做好的两面崭新的北京大学的旗帜也赶到了。一阵狂热的欢呼，代替了悲愤的口号声。
“北大同学们！胜利是我们的呀！”
这时道静的心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欢快。她站在人群中，苍白消瘦的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红晕。党交给她去完成的任务，一件件都按照计划完成了。对一个党员来说，还有比这个更为幸福的事吗？……
但是，情况并不都是这么顺利的。从景山东街到天桥总集合处，路途并不算遥远，可是今天走起来却一步比一步艰难。监视、阻拦学生们前进的军警越来越多，反动统治者到处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士。虽然哪儿也没有失火，可是路旁到处摆列着水龙和各种消防器材。道静、侯瑞、刘丽、韩林福、吴禹平掺杂在许多男女同学中间，接二连三地抢夺水龙，打碎消防器，向拦阻他们、毒打他们的军警肉搏。道静、晓燕、李槐英她们都几次三番地被打倒在地上，头发蓬乱了，脸青肿了，鼻孔淌着鲜血，但是她们和许多被打倒的同学一样，立刻又昂然地立起来，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前冲去。……
王教授开始是拉着他的妻子一起在队伍中行进的，可是后来，他的喉咙嘶哑了，过度兴奋使得身体颤巍巍的没有力气了，渐渐落后下来。王夫人反而搀着他。每当冲突紧张时，他总像个青年小伙子性急地闯向前去，可是他的学生们拦阻他，把他放在安全的中心。人们的心中对这个老教授充满了崇高的敬意，像众星捧月般拥戴着他在寒冷的冬日一步步艰难地走向前去。
王鸿宾教授正走着，忽然听见有人在喊他：“老王！王鸿宾教授！”
这声音可熟，是谁呢？他摇晃着脑袋向各处望去，却没有发现喊他的人。最后还是他身边的王夫人指给他说：“你看，那不是老吴！”
王教授踮起脚在骚乱的人群中极目搜寻——终于在从他旁边走过的队伍中发现了吴范举教授。他那个西瓜样的亮头，耀人眼目地显现在年轻人的黑发中。王教授同时看见在他旁边还有几个白发苍苍的头。没有问题，这也是些教授们。因为帽子被打掉了，他们一个个全在凛冽的寒风中光着头。
这个意外的相遇，使得老教授的心中突然激动起来。他扭过头，用炙热的眼睛看着夫人说：“秀！你看！……”他指指那些白发苍苍的头想要说什么，可是，还没顾得说出来，忽然又指着不远处一堆正和军警搏斗的人，惊异地喊道，“秀！你看！那是工人们呀。看，他们——工人也参加这个游行行列了！”他正挥舞着手臂，欣喜地探着头喊着，猛不防一根长长的皮鞭，穿过拥戴着他的人群，凶狠地照着他的头部抽了过来。教授这时勃然大怒。他头也不回，对那皮鞭的来处轻蔑地连看也不看一眼，依然挥着拳，探着受了伤的庄严的头，向工人群众高声喊道：“工人兄弟们！欢迎你们呵！全中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呵！”
“工人兄弟们团结起来呵！”随着王教授嘶哑的喊声，无数的年轻人也喊起来了……就在这时，王教授的面孔由刚才的愤怒、激昂，变成了孩子般的明朗、柔和了。看！他看见了什么呀？他看见那些被打了的工人群众正和被打的学生们，冲破了敌人的大刀和皮鞭，紧紧地握着手，并且拥抱在一起了。他的眼睛潮湿了。他握住王夫人的手紧走了两步，喘喘地说：“联合起来了！全中国就要这样团结对敌了。”
游行队伍中，开始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几万游行者当中，大中学生占了百分之九十几，其余是少数的教职员们。但是随着人群激昂的呼喊，随着雪片似的漫天飞舞的传单，随着刽子手们的大刀皮鞭的肆凶，这清一色的队伍逐渐变了。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不知在什么时候，也都陆续涌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来了。他们接过了学生递给他们的旗子，仿佛开赴前线的士兵，忘掉了个人的安危，毅然和学生们挽起手来。
在北大的队伍中，道静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晃一晃地走着。
这时在不断被冲散的北大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失掉了联系，王晓燕、李槐英全不见了。交通队忙着联系，纠察队忙着整理队伍。于是时间不大，零乱的队伍又列成了整齐的行列。虽然人们行进得很慢，但还是在前进、前进。
北大大队走到前门里邮政总局的门前时，正在人群当中走着的林道静，突然面色涨红、咬紧嘴唇，怒冲冲地似乎要向旁边什么地方奔去……
“怎么啦？你？……”那个同学位住她，惊疑地问。
“不，没有什么。快走！”道静镇静了一下，嘴角隐现了一丝微笑，重又举步行进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道静是靠左边的马路走着的。当她们的队伍经过邮政总局的门前向前门行进时，站在邮政局高高的台阶上的一个男子，使她的神经猛然震动了一下。她清楚地看出，那是余永泽！他正悠然地站在台阶上和旁边的一个西装革履的阔绰男子指指点点地谈论着什么。当道静凛然的眼睛和那双亮亮的小眼睛碰在一起时，她看出了他是在欣赏着这游行的行列，在欣赏着她青肿的嘴脸和鼻孔流出的鲜血。于是她被激怒了！她气得几乎想跳过去骂他一顿，但是，她很快就平静下来，用鄙夷和憎恶代替了一切。
大队过了前门大栅栏后，就遇见了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和弘达中学等十几个学校的游行大队。当他们欢呼着汇合一起向南走了不太远之后，又遇见了从西城各城门外，爬着城墙跑进城里的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同学们这一阵狂热的欢呼，连站在一旁监视着他们的军警，都有的被感动得放下了手中的刀枪。一个年轻的士兵，悄悄地走到王教授的身边，突然举手向他敬了一个礼，并且低声说道：“俺们也是中国人……上级命令，没有办法啊……”说到这里，他用袖子擦去眼角的泪水，恋恋不舍地扭头走开了。
在天桥总汇合点，足有一两万名各个学校的同学，列成整齐的大队向路旁拥塞着的广大群众开了第一次市民大会，接着这汇合了学生和市民的游行队伍便开始向城里进发。
但是，这巨大的人群，走到前门五牌楼时，前门的铁门已经紧紧关闭了，而且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寒冷的上空，开始向游行群众的头顶上锐声地呼啸而过。
“不要怕！不要动！”侯瑞和道静迅速得到交通队传来的指挥部的命令。命令像电一样快地传到了各个核心、各个游行群众当中去。于是几万人的队伍就在枪声中，像巨大的山峰般屹立在冬日的斜阳下。没有人动，没有人跑。人们只是握紧拳头怒视着从头顶上飞过的枪弹。激荡在每个人心头的不是恐惧，而是更大的愤怒……
除了枪声，再没有其他声响。在这异常安静的一霎间，像奇迹般，一个惊人的景象在道静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面色像铁石般的青年人，突然出现在前门外停止开行的电车顶上。这个人就是江华。好几天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这个受了伤的人，怎么一下子竟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道静看到他，心脏惊喜得狂跳起来。就在这时，只见他在全体被阻拦的青年学生面前，在万千个在枪声中并不惊慌逃窜的市民面前，把头扬起来，忘掉了还在耳旁呼啸着的子弹，站在高高的电车顶上，豪壮地向围在四周的市民和各校学生高声讲演起来：“亲爱的同学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江华铜钟般的声音，嗡嗡震响在这寒冷的前门广场上。一天滴水未进的游行者，这时，忘了饥饿，忘了寒冷，忘了密布四周、杀气腾腾的军警，都不约而同地踮起脚尖、侧着耳朵，来听这个学联负责人的讲话。
“我们的示威游行集会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只是要表示我们真正的民意！现在有人说华北自治运动是出自所谓人民的心愿，这完全是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假借民意的造谣！是欺骗！是别有用心的鬼把戏！……”
一阵狂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完全掩盖了断断续续的枪声。
数倍于游行学生的广大市民群众，这时，简直像开了锅的沸水，也突然爆发了移山倒海的狂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呼声喊过，枪声又猛烈地响起来。这时电车上的江华不见了。一阵忧虑，一霎间突然压上道静的心头，“他怎么样了？被捕了？还是又受伤了？……”但是，在激烈的紧张的斗争中，个人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道静对于江华的担心不过在心头一闪就过去了，接着就和千千万万的人群一起，更加激昂地喊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声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起来救中国！”
“反对分割领土的自治运动！”
“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
“不愿当奴隶的人们起来斗争呵！”
……………
道静的喉咙嘶哑了，千万个青年的喉咙都嘶哑了。尘土、眼泪和鲜血混凝在他们的脸上。在不远的前面，道静又瞥见了王鸿宾教授和他的夫人。老教授的眼镜已经被打碎，他肥大的棉袍也已被扯烂，满是尘土的脸上凝结着血迹。但他仍和夫人互相紧紧地搀扶着，而且昂然地站在人群的前面。
“一边是神圣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道静的心里忽然响起了这句话，这时，在她眼前——在千万骚动的人群里面——卢嘉川、林红、刘大姐、“姑母”、赵毓青，还有她那受了伤的、刚才又像彗星一样一闪而过的江华的面庞全一个个地闪了过来；接着不知怎的，胡梦安那个狼脸、戴愉那浮肿的黄脸，还有余永泽那亮晶晶的小眼睛也在她眼前闪过来了。排山倒海的人群，远远的枪声，涌流着的鲜血，激昂的高歌……一齐出现在她的面前，像海涛样汹涌着。由于衰弱的身体加上过度的激动与疲劳，这时，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几乎跌倒。可是，她旁边的一个女学生用力抱住了她。虽然彼此互不相识，但是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关闭的城门并不能拦阻英勇无畏的青年游行者，他们俨然是攻坚的战士，一行行，一队队，在怒吼的寒风中，就像在狂擂的战鼓中向敌人开始了顽强的攻击战。城门终于被人的海洋冲破了——敌人不得不在狂怒的人群面前打开了城门。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又继续前进。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民众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中国人起来救中国呵！”
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继续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在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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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后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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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后记
断续经过六年，把这书写成之后，我确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之感。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有什么能比完成了一件人民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更快乐的呢？说实在的，对我这样一个虽不年轻、但对文学还是个初学写作者来说，写这样一部长篇确是很吃力的。我的斗争经验和艺术表现能力既很浅薄，而且身体又长年处在病痛中，精神时时有不支之感。可是，我为什么竟不自量力地写下来呢？是什么力量支持我前后做了六七次的重写、修改，熬过了漫长的时日呢？提起这个，我的心中仍然不免激动……我要真诚地告诉读者们：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党。是党拯救了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人类的美丽的远景；是党给了我一个真正的生命，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度过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岁月，而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感激，这刻骨的感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前后，在残酷的白区地下斗争中，我直接接触的和间接听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事迹，是怎样的使人感动呵！是怎样的使人想跟他们学习、想更好地生活呵！这些人长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譬如书中篇幅不多的林红就真有其人。这个异常美丽的女同志是英勇地牺牲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屠刀下的。就是这些人鼓舞我写，就是这些人给了我力量。一想到这些人，懒惰、胆怯的手就勤奋起来，勇气也就大起来了。
我终于敢写的原因，是我喜欢文学，也愿意用这个武器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可是我自知水平很差，因此对那些澎湃复杂的斗争，对那些光辉灿烂的人物，对敌人的阴毒凶狠，我还难于表现它们于万一；如果这部小说真能让青年同志们看看过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斗争过来的，也许他们对今天的新社会、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会更珍爱一些，——而这也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最高愿望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于北京
再版后记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青春之歌》修改出来了。修改本和初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还不敢肯定，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但是，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中所发现的缺点或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其中变动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其他人物或情节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
这样做是不是必要呢？我认为是必要的。我常想，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可以比作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母亲不但要孕育、生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把他教育成人，让他能够为人民为祖国有所贡献，做一个有用之材。假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了毛病、缺点，做母亲的首先要严格地纠正他，要帮他走上正确的道路。即使孩子已经是社会上的人了，已经起过一些作用了，做母亲的也还应该关心他、帮助他克服缺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他变成一个更加完美的人。就在这种心情支使下，我就尽我微薄的力量又把《青春之歌》修改了一遍。
不过因为时间的仓促，因为生活经验的不足，更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不够高，这部小说可能还存在许多缺点。
提到修改小说，不能不提到今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对《青春之歌》初版本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俗语常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因为作者对自己写出的作品常常不易看出其中的症结和毛病。这就需要批评家，尤其是广大读者的帮助。我这次修改《青春之歌》，基本上就是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这种讨论不仅使我对艺术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而且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不少提高。说到这里，我深深感到文艺创作需要群众的监督、支持与帮助。也同时感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关心孩子的不仅是他生身的母亲，而且还有千千万万不相识的人们。
《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的讨论，以及其他读者所提出的许多意见，集中起来可以分做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二、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问题；三、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展示得不够宏阔有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的修改本中我是这样把它们逐条解决的：首先，关于林道静的感情问题。林道静原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没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在她参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在这些方面有了不少的变动。说来，也怪有意思，林道静从农村受到锻炼回到北平后，我在修改本中原来对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仍然改动得不太多，可是当我校看校样的时候，看到她在小说的后面还流露出不少不够健康的感情，便觉得非常不顺眼，觉得不能容忍，便又把这些地方做了修改。
从这里看，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变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它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作者如果不洞悉这种规律，不掌握这种规律来创造人物，那就会歪曲人物，就会写出不真实的东西来。
其次，关于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虽然还没有充分的条件，但是既然已经写了林道静到了农村，既然党在那时的华北农村又有不小的力量，并且不断地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进行着各种斗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林道静放到这种革命洪流中去锻炼一下呢？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去展示一下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并突破一下知识分子的圈子，叫读者的视野看到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地主阶级的罪恶，从而激起更高的革命激情呢？这样一想，于是我就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这还说不上是她和工农的结合，但是，我觉得给她这种锻炼和考验的机会，还是有用的。这个人物经过这些生活与斗争之后，她的面貌就不同了，作者想不提高她也不行了。
第三，经过同志们的指出，我确实也感到林道静在入党以后停滞了，发挥的作用不大。“一二九”也写得很不充分，全书实在有些虎头蛇尾。所以在这次的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因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
总之，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围绕着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围绕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来进行的。
当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还有不少改动的地方。比如戴愉这个人物我就改做由特务头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们处死他了。因为这样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初版问世的将近两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他们关心书中的人物，希望知道林道静是否实有其人。我愿意在这里捎带谈一谈。林道静是真的又是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说她是真的。为什么又说她是假的呢？因为确确实实世界上不曾有过林道静这样一个人。她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受文艺创作的规律所决定。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谈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大体上也和林道静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个“模特儿”，再加上其他同类型人的生活凑在一起，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他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体会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这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绝不虚假。他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真实的形象。在全书中我爱他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
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夜间，灯火齐明，照出一座座新建的高大建筑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宫殿。美丽的灯光，狂欢的人群，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同是一个天安门和玉带河，可是那时候，在这里逗留的不是今天这些沉醉在胜利的狂歌欢舞中的青年；也不是列成整齐雄健的队伍，带着欢乐而自豪的心情，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青年。那时，聚集到这里来的却是那些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满身的尘土甚至带着斑斑的血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起来救中国！”的青年人。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谁的心情不感到沉重？谁的眼睛里不是满目凄凉？……可是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要想看，只能从历史、文物，尤其从文艺作品中去找寻。
可是，《青春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是我在国庆前夕，从天安门前的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现在，我就把当年天安门前的情景在后记中补上几句，聊以作为我向青年同志们的负疚的一点表示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新版后记
《青春之歌》的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当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版出书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它刚刚问世时，我才四十岁出头，还算是风华正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青春之歌》刚一出世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喜爱，但鞭挞、批判却很快地汹涌而来。有名的自称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发难，说它是歌颂美化了小资产阶级，说主人公林道静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一时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报刊展开了热烈地论争。我不知道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武训传》？）还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广泛、如此连篇累牍地批判（当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拥护者）。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有无限上纲的，有据理力争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我气馁、消沉了么？没有！我沉稳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心中有底——笃信鲁迅的名言；“从喷泉中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自认为《青春之歌》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果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
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二百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时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运如何，但我的内心依然爱它、信它，依然坚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经历了一次磨难，一次浩劫。
我对它的感觉不是复苏，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树经受风雨后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荣的喜悦。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
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于香山东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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