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有机会，发表第一个“悬赏”就够了。杨长勋说，现在读者都被那些人搅糊涂了，他要写一本书，说清来龙去脉。
这天下午，齐华心神不定，一直抬头看窗外。窗外的雨还在下，但没有昨天大。一顶顶不同色彩的伞，在窗口晃过。齐华只要看到比较鲜艳的伞，总会伸长脖子看一看伞下的人。但是，那个“姜沙”今天没有来。
（二） 继续逃跑（1）
六继续逃跑
我和马兰商量，决定离开上海，在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城市建设完全不像一个省会，街道上拥挤着一排排酒、烟、药的广告，密不透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走投无路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过了一阵，她说，她在剧院的领导职务被解除了。再过一阵，又说，她担任了十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被“选掉”了。很快，她的其他职务也像进了漏斗，全都漏光了。等到她身上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她想在剧院里做任何事都变得艰难重重。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书记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书记，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
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她等着任何一级现任领导人找她谈话，说一个理由，或一个借口。但等了很久，没有一个人来。她也不再有演出任务。外地剧场来邀请，都有人回答说她“不在”，“去上海了”。后来渐渐明白，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让她自己走。只有她自己走了，才能向观众交代，是她自己放弃了剧种，放弃了家乡，放弃了观众，自己要走。
但是，我还是和她一起在合肥家中等。这时我发现自己非常脆弱，闯荡恐怖主义地区时的胆量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居然只是在等待着他们的领导回心转意。我想，如果马兰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我就不会这么窝囊，因为她还可以在别的城市找到工作。但是，马兰是黄梅戏演员，如果一个人到了北京、南京或其他任何城市，还怎么演戏？因此，要她走，等于要她彻底失去工作。我甚至设想，如果有一个管事的干部来找马兰谈话，我会抢着对他说：“我作为一个戏剧学家，太知道她在表演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在海内外拥有多少稳定的观众群体，而她主持的黄梅戏改革才刚刚开始……”
然而，我没有获得说话的机会。因为一天又一天，没有接到一个电话，没有听到一声敲门。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念念叨叨地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当然与眼下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但是，造成你现在这样的处境，主要是一个原因，因为我。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的官员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以为政府讨厌我了。他们在这个当口把你更换掉，是一种响应，也是一个机会。”
妻子没有反驳我。是的，说到底，是我害了她。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
一位七十高龄的老太太在合肥桐城路的人行道上堵住了马兰。马兰一看，是严凤英的同台姐妹，也算是自己的艺术前辈。老太太一把拉住马兰的手，说：“又是三十八岁，他们怎么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刚说两句就哽咽不止。马兰抚着老太太的背，不知说什么好。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诚恳的问候。现在，大家听说“上级”不再理会他们的女儿，大多数笑脸和问候都立即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那该多好，就决定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还学会了讨价还价。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朋友，却少而又少。
马兰很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她想，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么办呢？
她写了几封信给安徽的有关领导，要求办调动手续。她想，如果那里同意办，再在深圳找单位。但是，每封信都石沉大海。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
“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二） 继续逃跑（2）
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楞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购买那房子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不可能。报纸已经‘炒’完这事，这事就过去了。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属于同一个宣传系统，是一家人，更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
我又问：“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呢？”
他们说：“现在中国法学界有些人把比较成功的文化人都叫做‘公众人物’，说他们不够成熟，法院要锤炼锤炼他们。”
我无言。但最后还是嘟哝了一句：“难道是中国法律成熟？在上一代‘公众人物’巴金、老舍、严凤英全都陷于大难的时候，它在哪里？”
当然，这些法官也会让上一代的“公众人物”接受锤炼。可惜“公众人物”不争气，大半给锤炼死了。
住在深圳也成了问题。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尽管我心里还在争辩。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汇集了一批‘粉丝’。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
“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这次回上海，发现这座老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深圳。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很多“超市”的涌现。我陪着爸爸、妈妈去了一次徐家汇的东方商厦，把两位老人家吓着了。他们辛劳一辈子，节衣缩食，从来没有想象过人世间居然有那么多光鲜的物品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但对这种自由，他们一时消受不了。走在里边，他们觉得自己又土又老，怕走错路，说错话，直到出了大门，才舒了一口气。
我陪着他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大门对面，隔一个热闹的路口，就是那家老式的第六百货商店。这种百货商店是爸爸、妈妈熟悉的，但我不想陪他们过去，怕他们看到奄奄一息的景象而难过。几年前这家百货商店要从国营“转制”为股份制时，我曾遇到过里边的一位年轻经理。他说：“我们这种国营企业，一无车间，二无品牌，三无技术，四无资金，绝大多数顾客都到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去了，转制后很可能倒闭，老职工的情绪一片灰暗。”
“老职工？”我突然问：“你们的退休职工中，有没有一位很像观音菩萨的老阿姨？”
“她姓什么？叫什么？”经理问。
“不知道。”我说，“只知道她三十多年前站过棉衣柜台。”
“老式百货店分工不明确，这么多年了，人员变化很大，没有名字很难找，我问问吧。”他说。
谈到后来，经理问我，有没有可能在他们“转制”的困难时刻参一点股。他说：“我们商店的很多职工都是你的忠实读者，如果你能用写书的稿酬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
我对这家老式百货店在大大小小新兴“超市”的包围下前途如何，毫无把握，但还是决定参股。对于经过盗版集团一轮轮洗劫后偶尔留下的一些钱，发现自己能够自由操纵，我享受着一种侥幸中的不计后果。但是，有时想到我和妻子两个已经不上班的人的今后生活，又觉得自己过于冒险了。
（二） 继续逃跑（3）
现在我陪着爸爸、妈妈站在这家百货店的马路对面却不敢过去，是出于一种冒险行为开始之后的慌张。年幼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不再慌张；年长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更加慌张。
后来听说，由于那位经理和职工们的努力，这家百货店起死回生，慢慢地拓展成了徐家汇商城。
但是，我始终没有告诉那位经理，当时我冒险入股并不是由于他的悲情动员，而是出于一个记忆。这家老式百货店曾经挂过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一个浑身淋湿的大学生用三元钱买得一包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
在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本来，我作为当代世界唯一亲自贴地考察了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遗址的学者和作家，是打算在发表那些考察笔记之后，开始写一些重要作品的。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开始就中止了。因为在“伪斗士”长年不息的鼓噪中，在亲人们遮遮掩掩的泪眼中，我无法进入预期的写作。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这一写，又回忆起了小何老师要我们用两页小楷换借一本图书的往事。那个最小的图书馆，我的阅读的起点。当时我不明白阅读也会有终点，现在，写作和阅读的终点都已同时出现，那就保留小何老师教给我们的另一项本事，写毛笔字吧。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我抬头看她一眼，说：“你有那么多观众，我有那么多读者，但一转眼，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了。”
我们两人，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山黑了，
水白了，
天边的渔船不见了，
山上的小庙坍掉了。
外公提着灯来了，
和尚打着伞来了。
灯灭了，
伞断了，
外公又在咳嗽了，
和尚又在念经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那一天，是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七日。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妈妈轻轻地抚摸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叠又一叠，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个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多年，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二） 继续逃跑（4）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
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谓“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号人物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产生的疑惑。爸爸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会承受那么严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干部上台之后仍不得解脱？原来，他所在单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他的日常闲谈中提炼出了这么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在灾难时期，他怕嚇着我们，没有说；灾难过去之后，他不想拿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贴金，还是没有说。但他又舍不得丢掉，就藏下了。
我敢断言，这样的印刷品，是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文革”中“立场坚定”的文人拿不出来的。他们如果有一份，或者他们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让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却把它们全都锁在抽屉里，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后，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经走了。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
我犹豫了很久，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书中。
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与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两叠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以广州的一份周报为主，有湖南的几份报纸和杂志，天津的一份文学杂志，上海的一份文学报纸。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全与文学无关，都是政治谣言加政治帽子。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是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他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满意没有找错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见到了姨妈和益生哥，一定不知从何说起。姨妈太在乎自己儿子的成功了，而益生哥又把自己的麻烦看大了。爸爸能在人世间坚持那么久，就是因为从来不看重成败得失。他最后没有能过得了我这一关，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那股黑势力实在太大。我想他已有预感，就像他强过祖父，我也会强过他。因此，他是死于愤怒，而不是死于害怕。
（二） 守护（1）
七守护
因为我爸爸的突然离去，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事实证明，那些诽谤文章对我们的长辈有最直接的伤害，而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官办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文化素质”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但是，可能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
这是只有上海文人才想得出的聪明点子——
第一，向着“文史知识”的当红热点冲击“文史知识”，立即就能成为新闻焦点；
第二，凡是买过《文化苦旅》的读者都会去买一本他的“纠错本”，因此几天的发行量就能赶上《文化苦旅》十几年的结果，而且，很多刚刚听过我讲评文史知识的电视观众也会去购买；
第三，现代人既缺乏文史知识，又都很忙，书买来后看不明白就搁在一边了，没有时间去仔细查核；
第四，即使有人花时间去核查了，又写了反驳文章，也没有媒体会刊登。因为媒体只报道名人出错，不会报道名人没出错。
这些判断全部应验。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香港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
出乎我的意料，正是在这个当口上，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悄然出现了。他就是国际知名的当代顶级学者、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我至今还不认识。他亲自写出了长篇文章逐一驳斥了那个人的那本书，指出真正有“骇人错误率”的并不是我，而是那个人，而且犯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章培恒教授的结论是：
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作家作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到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可以在媒体的炒作之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章培恒教授这么一个大学者的反驳，全国没有媒体报道，因为他批评了“媒体的炒作”。只有一家发行量很小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这使那个姓金的人有点紧张，他的场面已经闹得太大，完全忘了国内还存活着几个有学问、有耐心、有道义的文化人。他知道，只有制造一个新谎言，才能掩盖老谎言，于是立即戏剧性地制造了一起“余秋雨剽窃章培恒”事件。
他又成功了。二〇〇四年六月，他在北京的一家读书报上发表文章，揭发我论昆曲的一本著作“剽窃”了章培恒先生的几百个字。一个月后，他又在天津的一家文学杂志上论述这个“剽窃”事件。又过了一个月，他出版了《月暗吴天秋雨冷》一书，封面上赫然标出“剽窃的行为，触目惊心”。接着他又大规模地发表文章，说我写那本书时才三十九岁，年纪轻轻就剽窃了；又说，他对我的揭露，“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术界的哗然”……
就在这时，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为什么选苏州呢？因为苏州地区产生的昆曲是中国最早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大会的主办者很清楚，昆曲进入名录的关键之一，是我几十年来在国际间对昆曲的那些论述。因此，他们要我亲笔书写“世界遗产大会碑”的碑文，刻石志记。当然，我更是大会的主要演讲人。
但是，不早不迟，姓金的人制造的“剽窃事件”及时发酵了。北京那个肖编辑，在网络上掀起了一个“把余秋雨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运动，理由是，我对昆曲的论述“剽窃”了章培恒教授的文章。
“驱逐余秋雨”的运动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很多网民一听“驱逐”，就劲头百倍。“世界遗产大会”怕引起混乱，连邀请我去参加的可能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演讲。
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
仍然是章培恒教授，拼着病衰之身又写出了一篇长文《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但是，所有发表过“剽窃”指控的报刊，都不予刊登，最后仍然只能刊登在一个研究所的刊物上。
有一位读者在图书馆发现，我当初在引述章培恒先生几百字的时候加了明确的注释。他就拍下照片，寄给那些发表过“剽窃”指控的报刊。这位读者在寄照片的时候还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职业、通讯地址和手机号码，以示负责。但是，那些报刊都拒绝刊登他寄去的照片。只有一位叫田志凌的记者看到照片后给那个姓金的人打了电话，那个人一听有了照片，便慌忙回答：“我当时有点想当然。”
这就是说，他在全国报刊上指控我“剽窃”，完全是“想当然”！
那位记者把他这句“想当然”的话刊登了出来。其他所有参与诽谤的报刊，仍然都没有刊登。
这样的中国文人真是阔气，掀起了如此滔天巨浪，连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也搅动了，结果居然那么“轻巧”，而全国那么多报刊也没有对他作半句谴责。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云南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忿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个二〇〇五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女儿。说起女儿，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二〇〇六年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二） 守护（2）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几个“伪斗士”在“文革”灾难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以来每场政治风波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他甚至揭露，他们已经开始用某些神秘“基金”组建网络团队……
这本书中，杨长勋引用了四五十位见证人的谈话记录和文稿，却没有说明这些人是否已经正式授权同意发表。我相信，在他的遗物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人的联络方式，更相信很多出版社为了获得这部书稿都愿意千方百计与他们一一签署同意发表的授权文书。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劝阻出版。
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骂者、不审视骂人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几个“伪斗士”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我不能为了洗刷自己，把他们的恶变成公共垃圾。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几个“伪斗士”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那个纠缠我最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这实在是一种“世代递接灾难”的人类学课题，庞大而又深远，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地谴责这几个人。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还是在等安徽的回信。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她知道事情出在那封英文信上，就把那信拿过去，用一只手拍在信纸上，问：“上面写了什么？”
我又把信纸拿回，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m/brand/20029
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其中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作一个获奖演讲。”
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一报道，不知会折腾出多少是非。”
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不是怕，我们两人已被遭践成这个样子，早就不怕什么。但是，我们还是担心一团团嫉妒的阴云把文化界更多的好事全都变成坏事。因此，这些年来我只要遇到了有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媒体——
（二） 守护（3）
例如，我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大学作有关中华文化的巡回演讲，其实每次都很轰动。现场总有不少华文报刊的记者，我都请求他们不要报道，免得引起国内媒体的注意。
二〇〇六年初收到北京《中关村》杂志的通知，根据他们在很多知识分子中的投票评选，我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请求他们，这个消息只能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低调刊登，不要广泛报道。
又接到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和《中华英才》编辑给我授奖，表彰我“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把‘深度研究’、‘亲身考察’、‘有效传播’这三项学界使命结合在一起，在海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又立即请求他们尽量不要报道。
上海终于传来了正面消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在高等艺术院校设立大师工作室，经过评选，先确定了周小燕教授和我。这就意味着，我和妻子又可以回上海居住了。但是我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纠缠了很久，希望不要用“大师工作室”这个名号，因为这又会让那些“伪斗士”闹上一阵。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说这是一种早就定下来的体制，改不了，但同意我的意见，不作广泛报道。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几个“伪斗士”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无论如何，不要让我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我妈妈的油灯书信、我祖母的衰年固守，包括笃公和情人的夜夜吟唱，全都淹没在那几个“伪斗士”的口水之中。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
我们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臂比划了出来。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与齐华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余鸿文先生已在四个月前去世，他也刚刚从余鸿文先生的女婿那里听说。我问，老人安葬在哪里，他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正巧，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殡仪馆。
那天下午，马兰在家里陪妈妈，我一个人去了殡仪馆的安灵堂。马兰太敏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去。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扫到，就在最靠大门的地方，有一个骨灰盒上的名字有点奇怪。也姓余，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颐贤，原来是他。家乡的盗墓者，后来又做过不少好事。真是他吗？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从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从故乡山间的月色下一路走到这里，很不容易。
（二） 我等不到了（1）
八我等不到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他曾经说，过程性的情节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习惯性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他认为，这才是“积极的叙述”。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我便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