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三：
在此地，生命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和空间。在经历了剧烈的创痛与无情的挤压之后，流放的文人在陌生而荒芜的土地上重拾生活的欲念。他们开始吟诗，开始传递友情，开始拂去心灵的尘垢与阴霾，继而他们教书，他们传授佛法，他们教授耕作与商贾之法，以强烈的实证意识进行着文化的考察，全方位地推动着这块土地走向文明。于是，他们由可怜的流放者变为可敬的拓荒者。生命因苦难屈辱而蜕变，生命因播扬文明的火种而高贵。
尽管流放这种人生际遇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中也多有铺陈与渲染，但对生存灾难的呈示远非文章的终极目标，满腹满腔的冤屈、漫漫无际的孤独，并没有让流放的生命放慢或停止执著前行的步履，生命的长度、韧度、硬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的艰难进化，这份由苦难而滋生出的高贵，才是作者双目的聚焦点和笔管的着力点。因了这种轻重取舍，使本文走离了一般性的欷歔喟叹的框束，在完成对文化灵魂由流放到复苏的探访的同时，闪烁着不灭的理性光芒。（傅应湘）
《摩挲大地》 一个庭院(1)
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笔下的“文革”灾难，仍然是北京上层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实，站远了看，当时有一些真正的大事会让今后的历史瞠目结舌，却被今天的研究者们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国规模的停课废学。
停课废学，不仅使中华文化立即面临着中断的危险，而且向社会释放出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们快速转化成了破坏性暴力，很多悲剧便由此而生。
其实，那批青年学生本身承受的悲剧更大。他们虽然号称“造反”，却完全是响应当时报纸的号召赶时髦，恰恰没有任何“造反”意识。但后来，他们为此要长时间地上山下乡，而且在灾难过去之后还要背一辈子的恶名。
那是我十九岁那一年的夏天。我领着一批同学反对“造反”，其实也不是出于任何政治意识，只是反对他们打、砸、抢，阻止他们批斗老师。但是，“造反派”同学越来越得势，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夺了学院的权，成了当权者。本来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就投向他们，我显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险。正在这时，我的父亲又遭到他所在单位“造反派”的批斗，我叔叔也被迫自杀。这种家庭背景一旦被我们学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祸殃，因此我就离开学院，出走了。
当时全国交通除飞机之外全都免费向青年学生开放，说是“革命大串联”。其实“造反派”还处于刚刚掌权的兴奋和忙碌之中，怎么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单位，因此挤在火车、汽车、轮船上的，大多是走投无路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车船上很挤很挤。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
不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更不知道会停多久，火车常常停在荒山野岭之间一停十几个小时。不断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为车厢里的厕所也早已挤满了人，无法使用。也有学生爬到了窗外，火车突然开了，车上的同学就把他们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干馒头，几块咸酱菜。没有书，也没有笔。因为这些行李包的主人虽然还被称为“学生”，却已经没有课堂，没有黑板，没有老师。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深夜。车下的学生们边追边呼叫，但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弃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他们最后找到了下一站了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我们那趟车开到长沙就不走了。我背着小小的行李包，随着人流来到了岳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拥向著名的爱晚亭。我怕挤，就在压顶的暮色下找一条僻静的山路走去，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
我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
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感？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可以有各种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么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详。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营。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岳麓书院逗留了很长时间，离开时一脸安详，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学院里的情况和我家庭的处境都越来越坏。后来我又不得不到农村劳动去了，彻底远离了学校和教育。但是，奇怪的是，那个青砖石地、粉墙玄瓦的梦，却常常在脑际隐约闪动。待到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努力寻觅有关它的点滴记载。再后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我就有机会一再访问它了。
《摩挲大地》 一个庭院(2)
我终于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间潜入，让我在无意中碰撞到了中华文化存废之间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一条是燥热的死路，一条是冷清的生路。这条生路，乃是历代文化智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岳麓书院便是其中一个例证。
说远一点，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公办学校。到了孔子，成功地创办了私学。从此，教学传统成了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命脉。到了唐代，就出现了教学等级很高的书院。宋代书院之风大盛，除了很早就开办的白鹿洞书院外，还出现了石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丽正书院、象山书院，等等。这些书院，有的是私办，有的是公办，更多的是“民办官助”。共同特点是，大多选址于名山胜景，且由比较著名的学者执掌校务，叫“山长”。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与书院所在的名山对应，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对官场级别的不在意，自谦中透着自傲。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在历任山长居住的一个叫“百泉轩”的小院落里徘徊很久，想象着山长们的心态。他们，只想好生看管着这满院的书声泉水、满山的春花秋叶，就已经足够。山下的达官贵人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会到山上来叩门拜见。来就来吧，听他们谈谈平日不太谈的先秦诸子、楚辞汉赋，然后请他们到书院各处走走，自己就不陪了。在山长们的眼中，他们都是学生一辈，欠学颇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辈分的尊严。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文化。
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
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
书院所有课程的最终走向，是要塑造一个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对于这一点，曾经统领过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大哲学家朱熹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但在社会上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够从根本、从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他又说，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
正是出于朱熹所说的这个理想，很多杰出的学者都走进书院任教，把教书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为一体。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向岳麓山走来。因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们以前见过面，畅谈过，但还有一些学术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朱熹希望把这种探讨与书院的教学联系在一起。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果然如朱熹预期的那样，会讲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
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一个徽州婺源人，一个四川绵竹人，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们在会讲中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两种浓重的方言，一种是夹杂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话，一种是四川话，三天三夜唇枪舌剑，又高深玄妙，使听讲的湖南士子都毫无倦意。
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交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盟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摩挲大地》 一个庭院(3)
……
（《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
这种由激烈的学术争论所引发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神往。可惜，这种事情到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后来就名之为“朱张渡”。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接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
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连床”，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有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
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地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知识分子“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对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撑住的。
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他以六十余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
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中国总有一些文人喜欢对着他们无法企及的文化大师动刀，而且总是说他们“不学无术”，又总是说他们有政治问题。可见七百年前就是这样了。
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便在皇帝面前斥责那些诬陷朱熹的人“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
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还是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
《摩挲大地》 一个庭院(4)
枭首朝市，号令天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这个与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祸害一个大文化人，实在是“余门之耻”。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不断有人被拘捕。这时朱熹已经回到了福建，他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表示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
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
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年，他觉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农历三月初九），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
不久之后，朱熹又备受朝廷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时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王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栻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错，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著的人和一项崇高的事业。
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尽如人意。
我们如果不把教育仅仅看成是接受知识和技术的过程，而是看成是陶冶人性人格的事业，那么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时，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
这是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一个生命的终结，也可以看成是几十年教学成果的断绝。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优秀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有效掌握的。很多学生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断剥蚀社会文明，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
《摩挲大地》 一个庭院(5)
我自己，自从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三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做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标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面对这个目标，又不能期望过高。
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法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解释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
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
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课堂、这些学生。
是的，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中国古代的书院，又像今天和未来的学校。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结局，我们都不要问，因为事关重大，甚至牵涉到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点评一：
作者追忆岳麓书院和朱熹传学的故事，惊心动魄。文脉的传承竟然要承受如此大的磨难。这篇哀伤之文，实则是夫子自道。教育背离人格塑造，蜕变为晋级发财之雕虫小技，身为教师，心绪难平。（老愚）
点评二：
作者的历史散文，向来只谈古不论今，但结语暗示了通向现实的栈道，读者不难暗度陈仓。比如，书院“会讲”式的学理交锋和自由讲座引领学生相互讨论的教学方法，可以为“现代科举”填鸭式的中学应试教育，以及大学不再是知识实验的课堂而沦为就业培训班的教育体制提供借鉴。（马策）
点评三：
简朴的庭院，千年的传承。岳麓书院的成功首先是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在山长的执掌下，其教学方法比较自由，但学规明确，考核严格，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酿造出一种令人醉心的学习气氛”；同时，书院以其独特的内蕴，吸引上下的达官贵人前来“叩门拜见”，以自身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并最终受惠。这是岳麓书院管理者的构想，也是切合国情的关于教育的理想造型。
作为一篇散文，本文的醉心之处在于“于斯为盛”——作者不惜笔墨着意营设的暖意融融的教学盛况。先看那“朱、张会讲”，两位大师“挽袂”、“连床”，于深邃高雅之余留下了高山流水的佳音；再看朱熹讲学，不仅“生徒云集，坐不能容”，而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通过这些情境创设，人物被激活了，真情复苏了，“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依然存有的高洁典雅的篇章出现了。读者在经受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享受了充分的审美愉悦之后，不禁会引发类似这样的联想：当今教育遭遇尴尬与掣肘时，似乎可以去触摸一下那搏动的祖脉。（傅应湘）
《摩挲大地》 十万进士(1)
在我七岁那年，因为帮村东重病卧床的老太太写了几次信，又读了几次信，她就夸我：你这孩子心善，总有一天，会有很多萤火虫给你照路，去考状元！
两年后我到上海读中学，一天晚上约了几个同学去看电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就躲进了一家杂货店。店老板询问了几句，不相信我们这么小就成了中学生，我们只得拿出学生证给他看。他一一看罢，叹一声：你们全是秀才。
再过几年，我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的大奖，领奖时主持人说：这位就是状元。
——这些零散的记忆说明，直到我的少年时代，像“状元”、“秀才”这些科举概念，还是人们的日常用语。
几年前，我去四川阆中，仔细参观了那里保存得非常完好的科举考试场所——贡院。两位记者问我：“如果把时间倒退两百年，您会在这样的贡院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我说：为了不让我父母伤心，我一定会来考，而且会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会成为考官，主持这里的考试。但是，如果开始来考试时遇到不礼貌的待遇，我会拂袖而去，从此浪迹天涯。
可见，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废止了一百年，但对于现代中国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种集体的生命贮存。
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读到的书本，看到的戏剧，基本上都是否定科举制度的。陈世美、蔡伯喈、范进、孔乙己，这些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沦，阐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经与全国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褒贬好恶。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在其中差不多一个世纪，距离给了我们冷静，理应对这个问题重新作出整体的理性判断。
除了阆中贡院外，我还参观过南京和北京的科举考试遗址。一个个小小的房间，密密层层地排列着，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杰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终认为，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试想，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选拔出来，参与管理庞大的疆域，这种奇迹，其他古文明连做梦都无法想象——它们始终没有构建起可长期持续的管理者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选拔的标准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这使一代代无数年轻的生命为了争取仕途而朝夕诵读，一旦考中为官，又以这种文化“治国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获得了最有效的延续。这种情况，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没有出现。
这还不重要吗？
此外，为了选出这些文官，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民众的独特心态，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
科举制度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制由于过于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
一个贵族，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贵族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摩挲大地》 十万进士(2)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已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
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查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作为推荐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
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
首先是整个社会心态因它而发生了变异。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提供可能，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选择的人们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
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庆贺一下是应该的，但不知这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至极，也得意至极。
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牟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马蹄在身边蹿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拱手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其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讨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中榜者的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愿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里想着如何回家。
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千难万难。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摩挲大地》 十万进士(3)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
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京城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
他看见有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相别时间太长，彼此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对方，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他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
不想，进去后他被乐吏当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演唱，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
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
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
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幔遮羞。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科举得中的消息，于是将军起座高喊：“赵郎及第矣！”家人闻之，立即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幔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装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
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我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当年的士子们如果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是独一份。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筛的种子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会聚散佚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摩挲大地》 十万进士(4)
伺机心理也可称做苦熬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华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那就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理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却无法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得没有支点，圆通得无所作为。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割舍亲情牵连，让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没有期限的别离和等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考不上。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后来这些人互相间构建起一种价值原则——只有铁石心肠的男子才会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赞扬，那就全然走向了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位进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颇为高贵，因为他把功名、官职全都放到了爱情之下。与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虚假了。
《摩挲大地》 十万进士(5)
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格扭曲外，科举制度还不得不对考生进行一次严重的人格污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如果没人推荐，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在当时，这不算作弊。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例如，请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没太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做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枪手”，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于是，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其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查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时，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几百年反作弊的夸张行动也给中国文化本身带来一个毛病，那就是特别注意记忆功能。直到现代，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而不是创造功能。我认为，这完全是出于那些挟带不成的考生对于不必挟带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式。
反作弊的夸张行动，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战战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辞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落第考生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不敢吱声。
又如，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
《摩挲大地》 十万进士(6)
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到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这种麻烦。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这方面的长久对峙，挑动了中国文人在文史细节上数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国语文亲切、活泼、灵动的美好风范，变得刺猬般地不可接近。
科举制度积累了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它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九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列强的船坚炮利，突然发现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这一下使科举制度和中国文人一起晕眩了。
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科举制度不就是要发掘更多的人才来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还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这些端坐着的人在十九世纪晚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的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仍考四书五经，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结果发生了很多并不轻松的趣事。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把中国古代的一位失败英雄项羽与他作对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