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一位老战友病逝，他赶回家乡去送葬，回来时另一位老战友出点子，说自己的儿子是火车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的角落里回上海，不用买车票了。他真的这样做了，却想不到，到了上海，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车站当作逃票者扣押，后来只得由学院派人领回。领回后，老干部们一片哗然，认为他丢了老一代革命军人的脸，不仅要处分，而且要开批判会。
“其实这事用不着找你院长本人，我……”他显然已经被一批与他同资历的老干部搞得很紧张。
“吴老师，你应该找我。我保证，你不会为这事受任何处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无法向他说明理由，便把惊讶不已的他送出了门。
理由很简单，这是贫困造成的，与品质无关。
革命军人进驻上海后，虽然做了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还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照理，他们的薪水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庭，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做学生时有一年春节给各位师长拜年，其他老师家都会端出一点糖果，而他家端出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做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一直处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 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差一点就要接受处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处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批判。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出，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沉陷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出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进门都要轻轻敲三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进来！”
我扭头一看还是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交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物，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感情作出冷静评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师。胡导老师我接触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便成密友，尽管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
他受过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期，学院内一位清室弟子疑点甚多，被人揭发，蒙冤入狱，他受不住逼供，胡乱交代说，曾与薛沐老师和陈古愚老师一起图谋成立一个地下组织迎接国民党回来。幸好这份交代破绽太多，没法定案，但薛沐老师已成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他揭发，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当然不必细述。历尽如此灾难他还能保持冷静，真是难得。
“头开得非常好。”这是薛沐老师对我上任的称赞。“我看出来了，你在转换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过去历届的领导想的是，重新评判历史，你想的是，彻底了断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说，“但是，有了他们的评判，我才能了断。不了断，老评判，没完没了，只能延续灾难。只有了断，才是对过去的最大评判。”
“是啊，解放初期斗争最卖力的人，反右斗争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革命路线；支持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闹来闹去，活像一个轮盘转，全都成了牺牲品。只有一帮特殊人物一直活跃，那就是永远在揭发，永远在批判的人。你把轮盘转停住了，他们就没有空间了。”
薛沐老师这番话，又一次表现出了他出众的冷静和睿智。
“薛沐老师，你讲得很好，但我主张的了断争斗，并不是我的发明。你没听说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的原则吗？这就从根本上阻断了那帮以争论为业，以批判为生的人的很多门路。我们也要阻断。”我说。
这时，薛沐老师伸出一个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说：“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动要求在全院大会上发个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是《我们过节了，我们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声援，连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
薛沐老师的发言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那次关于“轮盘转”和“特殊人物”的谈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那个“轮盘转”真正停住，停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现在真的停了吗？
我想到了一个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文革”时期犯错误人员的时候，有没有延续以往的错误？
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我们每次在纠正前一次错误的时候，总是把纠正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不当一回事。因为前一次错误还历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盖了新的不公平。其实，“轮盘转”就是这样转动下去的，那批永恒的“特殊人物”也就是这样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发空间和批判空间的。
我们学院所有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没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现在我看着窗外的校园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毕业生，能不能依然把这个院子当作他们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样给他们足够的温暖和关爱？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长，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但我知道，一个人在“文革”中如果参加过造反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说过一些过火的话，现在连做一个副科长都不可能，尽管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份检举信，便立即奏效，连已经通过的任命也要否定。在斗争欲望、防范意识、忌妒心理都超浓度积聚的土地上，这样的检举处处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揣测、想象、夸张、推理、诬陷、诽谤。
可庆幸的是，我的同事们对此有一些基本共识。善良的何添发书记在“文革”中也和我们一起与造反派抗争，不久前有人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一看，是当年学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两个昔日对手，今日四目相对。侯先生问：“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申请一份毕业证书，也能申请到吗？现在找工作需要。”
何添发书记一笑，说 ：“为什么要申请？我替你留着呢，只是找不到你。”说着，转身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侯先生的毕业证书，用双手郑重递给他，并与他握手。侯先生不断感谢。
我知道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段历史的‘毕业’，而我们是颁发者。”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提出几个水平很高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顶级的美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做过造反派头头，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然没有认出来。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我说 ：“他做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身份郑重证明，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且早早地贴出声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别再听那些没心肠的揭发者的话了。”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后来这位设计师到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点名要我剪彩，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
同样，我向山西电视台陆嘉生台长为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但我却不认识的优秀编剧开脱，认为他虽然如揭发者所言，曾在造反派报纸上写过几篇应时文章，但他那时的“左倾”观点绝对不会超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因此，他毫无责任。更何况，他后来的全部剧作都充满了人性的光泽。我们难道要用他早年的几声追随，来抹杀他成熟后的几十万言作品？
由于有人揭发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时参与批斗过老师，他现在在报社的工作都产生了问题。我们学院无权证明每一个学生在初中时的行为，而且这位学生也没有向我们求助，但我听说后立即以院长的名义给他们的社长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算下来，他上初中时还只有十四岁。如果一场民族大灾难要一个儿童来分担，而且分担几十年，那就证明，灾难还在延续。”据说，丁社长在编委会的全体会议上朗读了我的这封信，结果皆大欢喜。
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汪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报考了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正准备录取，就有揭发信说他有政治问题。我当时已经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革命”的。其实，那只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美电台广播。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文革”初期也参与过批判会。对于这种永无尽头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质问 ：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现在这位汪先生早已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资深教授。他执意要走，因为他对揭发、批判还是有一种后怕，又有一种预感。他走前我还想去劝阻，他说：“很难说不会有政治大潮，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人溅湿了脚，又总会有一批打手出现，把溅湿了脚的人一个个拉出来，让他们脱了湿鞋子挂在脖子上示众。没有人敢说，责任不在湿脚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说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师说的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特殊人物”，他们是灾难的扩大者，既在灾难中趁火打劫，又在灾难过后到处扒挖。他们让人联想到月黑风高之夜的盗墓贼，盗掘着一座座历史的坟墓，使我们的土地到处坑坑洼洼，一片狼藉，臭气弥漫。
家乡吴石岭上盗墓贼的行为，我从小就知道。
顺便，我还打听了一下金牙齿的下落。他还在一家图书馆里打杂。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谢改革开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清楚，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压在无数人头上有三座大山，一为“阶级成分”，二为“社会关系”，三为“历史问题”。只要是城镇居民，很少有人与这三座大山完全无关。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远近牵连，曲折盘绕，总有阴影笼罩。这就为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留出了辽阔的钻营场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雷厉风行地轰毁了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解除了积压几十年的负担和恐惧，能够轻松地做人了。据正式公布的统计，其中计有干部三百多万、右派五十多万、地主富农四百多万、资本家七十多万，如果把他们的亲族和社会关系算在一起，牵涉到全中国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没有这一系列重大行为，后来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是无法想象的。
很多人一时简直难于相信，从此再也不要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父曾经在乡下买进过十亩地而一年年检讨自己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了，再也不要为妯娌的表兄抗战以后到底是去了台湾还是去了缅甸而一天天担惊受怕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年轻时曾向一家由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者主编的杂志投过稿而一再忏悔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在中苏关系友好时参加过某个俄文翻译组而是否有了“苏修间谍”的嫌疑不断忧虑了……这种“再也不要”的舒畅，无以言表。
我说轰毁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阶级成分”、“社会关系”这两座大山的全部，以及“历史问题”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确实不多了，其中大半属于“文革”的“历史问题”。因此，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几乎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最多，再在“文革”的“历史问题”上咬嚼几口，已经了不得了。
无论如何，这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精神层面和人权保障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那么，我可以立下一个誓言了：只要还是由我在掌管这个院子，我将决不允许政治陷害，决不允许人身攻击，决不允许谣言惑众，决不允许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与同事们一起，保障这个小院落里的人能够轻松、安全、有尊严地活着。
我又站起身来，走到窗边。
下雨了。霏霏细雨中的校园十分安静。偶尔有几个人在熊佛西院长守护过的小道上走过，也不打伞，也不奔跑，只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办公室更加安静，已经好几天没有人来敲门了。
墓地和法院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在穿越上海沪太路、灵石路的道口时突然摔倒在马路中央，不省人事，满脸鲜血。路人立即打110专线电话报警，很快就有救护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同济医院抢救。
老人在脱离危险后被包扎，瘦削的脸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渗着血迹。白发凌乱，衣衫不整，言语迟钝。医务人员一时问不清他的身份、住处，便让他一个人蜷缩在病床上，等待家属来寻找。但是，他们估计，这更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来寻找的年迈流浪汉。
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妈妈一起上街，妈妈拐到一家杂货店买东西，爸爸不愿意在店门口等，就独个儿穿越马路回家了。妈妈在店里，完全不知道路上发生的一切。她只知道爸爸已经回家，便放心地一家家商店连着逛，这是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一次逛街。
终于，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发出了轻微的声音。护士一听，是一串号码，而且听起来很像是电话号码。照着一拨，找到了我的弟弟。
当时，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等到我们回到上海，知道情况后急急赶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里迎接我们。
摔了一跤，一番折腾，本来已经是一把骨头的爸爸显得更清瘦了。他穿了一身旧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压住了包伤口的纱布。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问起出事那天的种种细节。爸爸口齿清晰地叙述着，我听了一会儿便开始走神，总觉得今天的他，是从远处走来的。
远处？哪儿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着爸爸，终于明白，问题出在那身旧中山装。爸爸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样一直穿那种休闲式的布夹克，我们看惯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伤后的衰相让我们担忧，才特地换了一身旧制服。这一换，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时的他，基本就是这个模样。而且……
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着的旧中山装，特别是摸那肩。妈妈在旁解释道：“他受伤后怕冷，这件旧衣服厚一点。”
我的手已经摸到了旧中山装肩上的那块漆渍。不错，深棕色的，像台湾地图！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轻轻叹一声：“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惊。
“那时他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做了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这块漆渍……”我想说下去又语塞了。我不能当着爸爸的面告诉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离室几次索要这套制服，准备穿着它自杀。
但我还是说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到隔离室与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这套衣服，人也像现在那么清瘦，这也三十多年了……”
我这一说，爸爸和妈妈像突遭雷击一般，刹那间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终于回过神来了，低头看了看这套旧制服，自言自语地问：“是这一套？”
我面对穿了这身旧制服的爸爸，压抑不住要说一句话，这是几十年前面对这身制服时该说而没有说的。我说：“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对暴力，强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钟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没有起诉。
“石一歌”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才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文章还故弄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我知道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缝插针、巨细无遗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凭良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门彻底敞开，任那么多极不友好的人士在里边东敲西打地盘查了一千多天。对此，我深感骄傲，又深感遗憾。骄傲的理由不必细述，而遗憾的理由却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个作家，如果在一场民族大灾难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几件值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该引发多少刻骨铭心的精彩文章啊，实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亲的原因连做那样的事的机会都没有，至今只能时时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总需要有一个了结。我的了结方案是这样一个声明：
“石一歌”事件已经闹腾了整整五年，影响遍及海内外。为此，本人要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出悬赏。
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日起再顺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缠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人事件。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他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的人不少。”
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 ：“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 ：“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才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 ：“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
鲍律师说：“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
我说：“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他们讲讲理。”
鲍律师说：“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
我笑了：“有点这个意思。”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
我想了想，说：“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
“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鲍律师问。
我说：“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但这么一说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
这些年报刊上针对我的大量诽谤文章我自己当然不会一一去看，据广西的杨长勋先生查阅，里边好像已形成一种分工，一九六八年冬天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这位先生比我年长，我没见过，但对他的名字有点印象。早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寄给我一篇很长的论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评价我的学术文化成果，连我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写于思想尚于解放时期的文章，也给予热烈赞扬，对此我很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他在附信中请求我把他的这篇论文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这不符合我的行为原则，就把论文退还给了他。
在这之后，还见过他夸张地颂扬我的文字，我都没有回应。没想到，他转眼已经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了。
为了一九六八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开始读他批判我的文章。
那个冬天的事情，我在本书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中已有详细记述。这位先生批判那个冬天的我，全部依据竟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称赞我的回忆录，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他从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出发，经过层层推断，七绕八弯，步步上纲，最后居然联上了一宗人命案件。
我对这种推断技巧极感兴趣，觉得那实在是一大文化奇观，借此可以了解我们长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极其怪诞的精神遭遇，值得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望大家耐下心来，仔细一读。
他的这种推断，既有起点又有结论，可谓首尾完整，只是中间环节跳得太快，有点模糊，需要我们细心揣摩，才能一步步地体会其中的大致线索。我画过好多图表，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要从他的第一个洞打到最后一个洞，大概要二十杆左右，我大刀阔斧地减缩成十杆，勉强才能抵达。下面，我就把这十杆简单勾画一下。
第一杆──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录中说，那个冬天他在文汇报社与上海戏剧电影界的几个专业人员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的演剧体系，他出于“左倾”立场，“枪毙”了我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即《关于“从自我出发”》），我毫无怨言，立即奔赴外地农场劳动去了。他自己后来写过一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古先生根据这段回忆认为，我即使被“枪毙”，也算“参与”了胡锡涛先生的那篇文章。理由很深奥，似乎是，被“枪毙”者和开枪者一起参与了“枪毙”这件事；
第二杆──
既然是“参与”了，那么，他进一步推断，凭我的写作能力，必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主要执笔者”，而且加强语气，特地注明“无疑”。尽管胡锡涛先生多次抗议，声明那篇文章完全是他的，与我一字无关，但古先生还是从胡锡涛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来硬送给了我；
第三杆──
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于一九六九年，发表时署名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因此，古先生再大胆地跨前一步，断言我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了这个组。这一来，使得当时在外地农场数百名难友天天见到的我，成了一个假人；
第四杆──
斯坦尼演剧体系，早在中苏交恶后已被中国戏剧界批判了很多年，胡锡涛先生的文章究竟有什么“政治要害”呢？按照大批判惯例，古先生从上而下，先从中国最顶级的政治问题上寻找挂钩的可能性。可能是灵光一闪吧，他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有一个养女叫孙维世，早年似乎在苏联学过戏剧；
第五杆──
孙维世在苏联学戏剧时，学的是一些什么课程？不太清楚。但推断下来，大概会有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课程（古先生显然不知道苏联还有不少其他演剧流派）。那么，胡锡涛先生批判斯坦尼体系，是不是就是在批判那门课程？既然有可能是批判那门课程，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批判学过这门课程的所有学生，其中包括中国去的留学生？
第六杆──
这就可以用力挥击一棒了：批判斯坦尼，就是批判周恩来养女早年可能学过的某门课程，问题终于联系到了顶级政治；
第七杆──
更严重的是，孙维世在“文革”初期去世了。她是怎么去世的？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在批判她早年学过的某门课程，她出于对学习生活的迷恋，心里受不了。于是，古先生勇敢地得出结论，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给孙维世带来了致命打击；
第八杆──
胡锡涛先生与孙维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她实行致命打击？想必，是江青布置的；
第九杆──
江青地位这么高，又不可能认识胡锡涛先生，那是怎么布置的呢？没有任何旁证，可见是“直接布置”，也就是咬着耳朵密授机宜，当然不会让第三人知道，因此也不可能拿出证据；
第十杆，终于可以进最后一个洞了──
既然古先生早就判定我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主要执笔者”，那么，所谓“接受江青直接布置”、“给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云云，也全都转嫁给了我。他在批判文章中说到这起人命大案，主语也都改成了我的名字。
经过这样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了。
先是零星地发表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太原、合肥的报纸、杂志、学术刊物上，最后，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学术刊物上集大成。
这位先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度，不经意间揭发出了一起直接关系到周恩来、江青的顶级政治命案，而他所揭发的内容，又从未出现在任何“文革”史料和国家级的审判中。
更令人惊叹的是发表他这些文章的那么多报纸杂志。对于这种异想天开的“史实”，刊登前和刊登后都没有征询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甚至连发表的报刊都从来没有寄过。从上海到全国，所有发表类似诽谤文章的报刊都是这样，连一些号称 “知识分子良心”的著名报刊也无一例外，更不待说那些很少谈文学的文学报刊了。中国大陆报刊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产生“对立制衡”，从发表的第一天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并由此联动全国。这就是说，它们已经动用公权力完成了一宗全国规模的严重诬陷事件的全部程序，却不愿意对被诬陷者“询问”一句半句。这便是我们的新闻法则吗？
那么，我就拿这件命案起诉吧。
起诉的法院，当然是选当年墓地和隔离室之间半道上的那一家。
起诉的时间，选在年迈的爸爸缠着渗血的绷带穿起那套旧制服引起我惊悚回忆的那天之后。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拿着白花缩肩跺脚的地方，现在有了一溜高高的台阶。
走完台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衣着潦草的古先生。
我坐在原告席上，他坐在被告席上。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
按照诉讼规则，有一些例行程序，然后是双方代理人陈词。一听，对方绕来绕去，想避开孙维世命案。
鲍律师说得很少，他温文尔雅地询问被告：“胡锡涛先生写那篇文章时，孙维世早就去世，天下有什么文章能对一个已经死亡很久的人造成‘致命打击’，让她再死一次呢？胡锡涛先生写那篇文章时，余秋雨先生一直在外地农场劳动，从来没有回过上海，他是怎么参与的呢？”
没有回答。
鲍律师又说 ：“你所写的这件事情，你本人未曾参与，也没有其他证人证言，那么，我要问，在你公开发表这个臆想式的结论前，有没有向最主要的当事人胡锡涛先生作过调查？有没有向经历此事始末的上海戏剧电影界的五个专业人员和文汇报社的五个编辑人员作过调查？有没有向被你认为受到‘致命打击’的孙维世生前所在单位的任何一个人作过调查？有没有对余秋雨先生本人作过调查？有没有对当时与他一起在外地农场劳动的数百名见证人中的任何一位作过调查？”
被告立即高声回答：“如果我研究李白，难道要回到唐代，向李白本人调查吗？”
他为自己的雄辩笑了。
鲍律师客气地向他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只听到鲍律师还在接着问：“胡锡涛先生已经一再发表声明，这篇文章完全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与余秋雨先生一字无关，你看到了吗？”
被告回答说：“怎么可能一字无关呢？难道余先生从来没有写过斯、坦、尼这三个字吗？”
他又一次为自己的雄辩笑了。
鲍律师仍然没有反驳，再问：“胡锡涛先生的回忆中，明明是说余秋雨先生用学术方式抵制了当时的大批判，为此，胡先生还向余先生表达了钦佩和抱歉之情，你现在要把这件事情完全翻过来，我现在再问你一句，能提供任何一点点翻过来的证据吗？”
被告开始亢奋，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大家都很明白，我自己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
听到这里我不能不闭住了眼睛，想着法院西边当年叔叔的墓地，法院东边当年爸爸的隔离室。然后我睁开眼睛，扭头找窗，希望能看到一九六八年冬天在这里长久注视过的萧杀云天，但这个审判庭没有窗。
在法庭的原告席上，我一次次咬着嘴唇提醒自己：千万忍住。
这有点困难。因为我只要一开口就会说到当年的真实灾难，声音就会变调。鲍律师事前听过我的叙述，知道我的弱点，就一再告诫我：“你尽量少说，让我来说。”
我努力让听觉麻木，只是长时间地盯着对面被告席上的那个老年男人，不断自问：站在佛教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我在说明事实真相之后，能够原谅这个人吗？
哪怕有最后一丝可以原谅的理由，我也要抓住。
终于，我抓住了。──我想，自从我起诉之后，海内外媒体均有报道，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欧美华文界的读者们得知基本案情后，大多认为这是最典型、最严重的诽谤案件，但在中国大陆，凡是在媒体上发言的文化人，全都支持被告。他们完全不在乎我起诉的内容，只说“这是言论自由”、“不能让司法干涉文学批评”、“文化人不应该动辄打官司”、“名人难道不会犯错误吗”、“法律应保护弱势群体”……等等，让人不得不叹息，这片土地离“言论自由”、“文学批评”、“弱势群体”等等概念的本义确实太远了。因此，被告只是一大群人的一个代表，而这一大群人，又代表着一段漫长的历史，代表着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代表着一种社会灾难的生成机制、蔓延机制和复燃机制。这么大的空间含量和时间含量，投射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本身就有被原谅的理由。
想到这里，我随手翻了一下由法庭复印交换的双方证据。被告拿出来的“证据”不出所料，果然主要是那个金牙齿提供的，与孙维世命案完全无涉，只证明金牙齿“清查”过我。让我感兴趣的是，被告还把我十四年前写给他的一封回信当作“证据”交给了法院，证明他那么早就在“研究”我了，与我有过一次通信往来。由此，我读到了自己十四年前的匆忙笔迹。我在那封信的末尾冷冷地写道：
大文溢美之词颇多，由我荐出似有不妥，只得奉还，请谅。
这封信寄出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
读了这封自己写的信，我的心态更平和了。你看早在十四年前，他与我之间，已经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我已经在用如此峻冽的口气教训他溢美和求荐的失当。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对他进行一点教育？他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但当代优秀的台港作家几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像他这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我很清楚。他褒我贬我，都无关爱憎，只是一种追赶，一种试探。他对报刊是仰望的，刚才我的律师问他证据，他回答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这居然成了他的“证据”了，当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真实。他从报刊动向中寻得选题，为了发表，把话说得更加极端，试着投稿，正好投合了报刊追求耸人听闻的企图，果然命中。他觉得有那么多“重要的”报刊垫底，而所有这些报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对这样的人，很难认真生气。
就在这时，我发现法官的眼光转向了我，并对我说 ：“原告要不要对今天的庭审作最后陈述？”
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则。但一说到“学术研究”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个极端说起。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来分析。他在那里写道：
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我说，这里讲的全是“好话”，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戏剧美学》，更何来“卷帙浩瀚”？一个人书写得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来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个学者能对某种文化作出“最终的探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朱熹、王阳明都不能，你怎么轻易地加到了我的头上？
我劝他仔细想想这种奇怪的吹捧和后来奇怪的诽谤之间的共通关系。
说到这里，我用比较严厉的口气对他作了一个重要告诫：再也不能拿着金牙齿给他的那些假材料到处塞给人看了。我说：“你再低头看一看，这些材料为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些材料查到的内容，为什么都恰恰集中在邓小平主政时期，而不是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的？这些材料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单位盖章，没有任何人员签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如果是合法的，为什么不上缴政府有关部门归入档案，却偷偷地留在这个人自己家里几十年？”
我说：“不管在什么国家，私自伪造、截留、复制、散布、曲解档案都是有罪的，更何况你们是在散布早已被废弃的整人材料！”
我想被告应该听得懂，金牙齿有严重触犯刑法的嫌疑。
想到金牙齿，我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被告，心想这确实是一个被人家当枪使的可怜人物，真有一点“弱势”，内心更多了一分原谅。
这次庭审结束之后，被告又几度被法院从湖北传唤到上海，我就不出场了，一切由鲍律师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报纸上说自己清贫，付不出官司的赔偿款项，更动了恻隐之心。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
？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还问鲍律师，如果到时候判下来了，他拿不出赔偿款，法院会怎么做？鲍律师说：“强制执行，一点儿也不会客气。”
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赔款了，光让他道歉就成？
鲍律师说，这岂不就成了调解了。
我说，那就调解吧。
法院听说我有意用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要被告写一份调解草案。被告在调解草案上表示，会在他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几家报刊上发表致歉声明，他还把这些报刊列了出来。我对鲍律师说：“到报刊上一家家发表致歉声明也得花不少钱，我们干脆好人做到底，只让他在法庭致个歉，不要他在报刊上一一致歉了。”
那天，当鲍律师向法官转述我这个意见时，连法官也很惊讶，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被告道歉，承认所发表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我宣布放弃赔款要求，但全部诉讼费用还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数字很小，我问过。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事毕，走下法院台阶时鲍律师问我：“不让他登报致歉，文化界舆论仍然不知真相，怎么办？”
我说 ：“这些年来，那些人从来不会对我说好话。既然他们不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们知道不知道真相。”
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后在社会上、媒体间乱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
我说：“希望他不会。如果他不会，我也不会在文字间提到这件事情。但这位先生，确实有点难说。”果然，后来被告在湖南卫星电视上乱说这个案件，连我的主诉内容“孙维世命案”都掩盖了，还在重复所谓研究李白不必向李白调查的可笑自辩，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最近他又宣称还将就此写一本书。这本应重新起诉，但我还是再一次原谅了他，只是不得不在这里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考虑到他毕竟曾经向我正式道歉，仍隐其名。
我与鲍律师边走边说，已经从法院边门走到马路上。临别，鲍律师站住，郑重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起诉背后那个人？”
他说的那个人，当然是指多次给我制造了重大的人生灾难的金牙齿。
鲍律师知道，我这次起诉被告，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有关金牙齿非法窝藏和散布整人材料的证据。现在，证据拿到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之怨。但这个金牙齿，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横贯几十年的“新仇旧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记他，但他总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你眼前。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也放过他吧。算起来他已经很老，听一位记者说，他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不断为他的行为与他吵架。……年龄法则超过其他法则，我永远也不会去惩罚一个老人，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懂事的老太太。祝他晚年安康。”
其实，世间很多事，人们只想探究底细，并不想对这个底细有所行动。
此生就是来解谜的，人生的吸引力主要由悬念构成。当答案一经显露，在心底叹一声“果然是他”，就已非常满足，不必留连过度。
历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惩罚“冤主”的，仅让受害人和读者的眼光最终扫射到他，并注视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迷蒙的烟雾中。甚至，欣赏着这个背影以什么样的身手一次次逃脱。一旦惩罚，便落入因果报应的通俗套路，虽未尝不可，却降低了等级。
文学作品是这样，真实人世也是这样。
在这之后不久，我又欣赏了另一个苍老的背影。此人突然在很多报刊上宣称，“咬嚼”出了我书中不少文史细节上的“差错”，还专门出了本书。很多学者、教授、辞书专家看到后对他逐条进行批驳，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还怒斥“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着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他却完全不理，一路举着“我咬余秋雨”的旗帜，把书在台湾再版，在香港连载，还在国际书展签名，一时竟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可谓顷刻暴富。与此同时，全国那么多报纸都刊登出他赳赳勇士般的肥硕头像，连香港的《民报》、《信报》也为他让出了大块版面。
亏得重庆马孟珏先生、江西周卓琼女士、内蒙古黄勇成先生等年长读者来信提醒我，从这个人有本事举着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文史细节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的娴熟手法，到他声称要“咬嚼骨髓”的血腥语言，可以判断他在“文革”中一定有过特殊的经历。
当我终于找到答案时，惊得连手上拿着的一本书都滑落到地上，但很快心情又平静了。原来人家是在延续几十年一贯的逻辑：只要批斗，任何人物都可以“罪行累累”；只要咬嚼，任何文章都可以“伤痕斑斑”。
好汉末路，断剑夜风，只能靠咬文嚼字谋生，还是让人不胜唏嘘。
略感震惊的是，这些苍老的背影，当年只能执掌一方呼吸，今天却能煽动四方视听。如果现在那些年轻的职业诽谤者快速追上这些背影并叩首求教，那么，我们从灾难中走到今天的一大圈坎坷长途，岂不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又何以向受难的父辈们交代？
正因为这样，当今世上所剩无几的文化良知，都提起了警觉。
诽谤我是小事，一个真正的标志性的事件，是百岁老人巴金重新受到大规模的诽谤和侮辱。
就我个人而言，在家乡童年的书房里读完了巴金先生的《家》、《春》、《秋》，后来作为他女儿的同学，见证了他最艰难的一段人生遭遇，断断续续，不绝如缕，这从眼前这部记忆文学中处处可以看到。如果巴金的历史被玷污，那么，有关我们父辈和我们自己的人生记忆，也会一截截破残。
就整体而言，巴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是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作家，又是率先否定“文革”灾难的人格形象。诽谤巴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但是，诽谤事件还是大张旗鼓地发生了。
最早反击这种诽谤的是刘再复先生。他说：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人生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是在遥远的美国科罗拉多写下这段话的，时间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素来温文尔雅的他，这次看来是真正生气了。
其实刘再复先生说那些攻击巴金的人“不敢拿出自己名字”，是因为从来没有在正当的文化行为中见到过这些名字，以为是谁用了化名。事实上，首先攻击巴金“永远是一个一身俸两朝的失足贰臣”的，是深圳的朱某，他倒没有化名。我只是不知道他的这种言论在香港和海外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于是，急忙托朋友把他的这类文章找来。
找来一读，大吃一惊。因此，我必须留出一点篇幅来专门说说这个原本也许根本不值一提的朱某了。说朱某，其实也就是说“文革”，说诽谤，说灾难，说巴金，说父辈，说我们。
他说巴金“一身俸两朝”，当然是指巴金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和之后都活着，又都发表了作品，受到了欢迎。这与“文革”中上海造反派对巴金的批判一模一样，而且同时横扫了冰心、茅盾、曹禺、钱钟书、叶圣陶等等一大批前辈作家。但他对巴金最仇恨，因为巴金活得长：“用对权势的忠诚来换取高干病房高级保健豪华疗养，换取长寿百岁。”
百岁也成了罪名，这种指控发表在国外，真为中国人争脸。
众所周知，长期卧病在床的巴金老人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稿酬积蓄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各地受灾民众，但朱某还批判他“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老人对自己在胡风事件和“文革”中的不够坚强作出了令人感动的自省，连笔锋尖锐的台湾批评家李敖先生都因此而称赞巴金伟大，但朱某却利用老人的自省内容，批判他是“坦白坯子”、“欲盖弥彰，虚伪毕现”、“这是忏悔吗？十足的狡猾，伪君子”、“欺世盗名”、“何等的残忍与无耻”……
说实话，这些语句已经远远超过了“文革”造反派对巴金的批判，更何况，造反派批判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作家，而今天朱某辱骂的，是一位百岁老人。
不仅如此，朱某还伪造了所谓“致朋友于死地”、“家天下”、“巴金庙”、“国有资产流失”等无中生有的罪名，对巴金进行全方位的诬陷。
最不可思议的是，张春桥当年宣判“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而造成巴金在“文革”中的巨大灾难，竟也被朱某解释成“因为与张春桥的私人纠葛”。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引用一些史实来反驳了。
张春桥与巴金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他为什么要那样宣判巴金呢？几乎所有的巴金研究者都知道，全是因为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巴金在这个发言中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这些话已经足以使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老一代大批判干将暴跳如雷，没想到美联社又在五月二十五日从香港发出电讯，被张春桥等人看到了。
美联社在电讯中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中还特地说明，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美联社的这个电讯，使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因此就有了“文革”中张春桥的“枪毙”、“不枪毙”之说。至于新一代的大批判干将们为什么故意模糊巴金和张春桥之间的大是大非，说成是“私人纠葛”，我们只要细读巴金的发言就能明白。巴金揭露了这些人的师傅们的行为特征，因此字字句句都横越四十年落到了这些徒弟身上。他们只怕当代读者读到巴金的这个发言，并由此看出他们的行为根源，因此故意把水搅浑。
由此，我对这个朱某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觉得他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概括力的人物，不能让他永远躲在暗处，一直成为刘再复先生所说的“黑暗生物”，而应该把他引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我已经用法律手段引出过金牙齿，那又何妨再引出一个？对此， 我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很多年前，正是这个朱某，曾把我对深圳文化的远景设想篡改成现实评价，掀起过一场所谓“为深圳唱赞歌”的批判。人们问他，我为什么要“为深圳唱赞歌”？立即有一个谣言在北京发布，说我收受了深圳的一套“豪华别墅”。那么，只要追查这个谣言，毫无疑问能引出朱某。
谣言的发布者是北京一个姓肖的编辑部干部，此人还发布过我和香港“豪华别墅”的谣言。当时正好有北京高官因“豪华别墅”而被判重刑，天津的杂志上就有人呼吁对我也绳之以法。我想这个官司不难打，一打，准能让“黑暗生物”结束他的黑暗时代。
于是委托解士辉律师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初审责令被告到深圳索取我收受别墅的证据，但过了很久再也没有消息。等到再开庭，有没有“豪华别墅”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有没有听到过这种传闻”的问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作为被告的证人站起来说，听到过。于是，被告胜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原告是“公众人物”，这方面的法律保护应该减弱。判决很奇怪，我倒无所谓，最大的遗憾是那个“证人”并不是深圳朱某，我没有把他从黑暗里引出来。
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终审中引出了一个“惟一证人”，替被告证明，他在深圳“听到过”这种“传闻”，于是，维持原判，仍然是我败诉，被告胜诉。判决书上郑重地写出了这个“惟一证人”的工作单位、职业和名字：“广州《新经济》杂志聘用记者朱××（原件为实名）。”
果然是他，深圳朱某，终于被我引出来了！但他怎么跑到广州去了？
广州的资深记者董晓敏先生看到他们胜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到《新经济》杂志社询问，该杂志的营运总监明确回答：“我们杂志根本没有这个记者！”
你看，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全国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我败诉的消息，却没有一家愿意调查一下，那些“豪华别墅”到底在哪里？
过了几天，北京的报纸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那个胜诉了的被告还要到法院反诉我，理由是，我表示过，“豪华别墅”的说法是“不实之词”，而他则认为连“不实之词”也不能说，因为“没有能力核实或没有条件核实不代表不想核实”。我说“不实”，是篡改了法院判决。因此，可能他要反诉我不理解他的公事繁忙。希望他真的起诉。当然，他们又必然胜诉。
从此，中国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药，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人家“没有能力不造假或没有条件不造假不代表不想造假”；也不能随便批判盗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人家“没有能力出正版或没有条件出正版不代表不想出正版”。更不能说谁是坏人，只能说人家“没有能力做好人或没有条件做好人不代表不想做好人”。他们太繁忙了，一时顾不过来。
那位“惟一证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头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对他说的，一下子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任，全部栽赃到了魏明伦先生一个人头上。
魏明伦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道歉，但一转身又在《山西文学》上以头版头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话，这两个人给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已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庭和媒体，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欢。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他与原中共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谄媚、奉承、吹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又借那位书记之口，歪曲书记的原意，说巴金“不得好死”，并把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寿辰。
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百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 ：“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帮人。”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拟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 ：“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才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gui碍，无槃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那一叠纸条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