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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百话--施蛰存

_6 施蛰存(当代)
  第二首较为简单,用正面描写的赋体。一个不知忧愁的青年妇女,在春天里打扮得齐齐整整,上楼去眺望。忽然看到路边杨柳已经抽青,才后悔不该让丈夫离家远去,追求封侯做大官。凝妆即严妆、盛妆。翠楼、朱楼、红楼都是指妇女所居,诗人可以随便用,但青楼却专指妓女所居了。觅封侯是从军的代用词。只有从军杀敌,建立军功,才能得封侯之赏。所以这一句等于说“侮教夫婿去从军”。这首诗有两个曲折。第一个曲折是第三句与第四句的关系。为什么她看到陌头柳色,就后悔不该让丈夫远行。不动脑筋,就不能了解。不能体会封建时代妇女的思想感情,也不能了解。原来柳色青青,表示春意浓厚,这时孤独的妇女,为春意所感动,迫切需要爱人在身边。觅封侯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孤独无伴却是当前忍受不了的生活。她这时才觉悟到:牺牲青春的爱情,去追求无把握的富贵,完全是错误了。第二个曲折是前二句和后二句的关系。这里,关键全在“忽见”二字。虽然在春天,她原先并没有什么感伤,照样打扮齐整,高高兴兴地上楼去望远景。这是她“忽见”以前的情况。“忽见”以后,情况大变。从“不知愁”剧变而为悔恨了。四句诗刻划了一个出征军人妻子的心理过程。用散文写,二十八字肯定不够。这就是王昌龄所作七绝的凝炼的特色。  
  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评解此诗时指出了一个问题:“伤离者莫甚于从军,故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也。”我们看唐代诗人的闺怨诗,果然大多描写军人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伤离为什么莫甚于从军呢?这里就必须联系到唐代的兵役制度。原来唐代采用府兵制。府兵就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军府的常备兵。这种兵士的服役期极长。最初的规定是二十一岁入伍,年满六十退役。武则天时改为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退役。一个青年如果被征召入伍,他的妻子就差不多做一辈子寡妇。因此,兵士的妻子特别有伤离怨别之情。这就是唐人闺怨诗的社会背景。  
  第三首是在芙蓉楼上送朋友辛渐回洛阳去而作。芙蓉楼在今江苏省镇江市,是当时的北门城楼,面临长江,大约船码头就在城下。这个楼最近已修饰一新,一定是王昌龄此诗的影响。全诗大意说自己从寒雨中乘江船来到吴地,已是夜晚了。可是第二天清早却要在这里,孤独的楚山下,送人远行。镇江是吴地,也曾经属于楚。上句用吴,下句用楚,没有关系,总之这两个字都代表“此地”。送客时要托他带个口信去给洛阳亲友。如果在洛阳的亲友问起我的情况,请你告诉他们,我的心正象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这是一句隐语,也是一种比喻。向来注解者都引鲍照的诗句“清如玉壶冰”,以为这是王昌龄诗意的来源,以为作者借用来比喻自己对于做官已经冷淡得很。玉壶是比喻自己的清高,冰是比喻自己宦情之冷。  
  我们如果查考一下当时诗人用“冰壶”二字的含义,恐怕对王昌龄这句诗,就不能这样解释。开元初,姚崇做宰相时,曾写了一篇《冰壶赋》以告诫官吏。赋前有一段小序,文曰:  
  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不忘乎清。夫洞沏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是乎?是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赋的最后有铭,铭文的最后几句云:  
  嗟尔在位,禄厚官尊。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竟之门,冰壶是对,炯戒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这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官吏廉洁奉公,象冰壶一样的内清外润。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澄清吏治的指导文件,为官吏和士大夫所熟读,而且连考试也以此为题目。王维有一首诗,题日《赋得玉壶冰》,注曰:“京兆府试,时年十九。”
  《文苑英华》有失名作《玉壶冰赋》,题下注云:“以坚白贞虚,作人之则为韵。”又陶翰、崔损各有一篇《冰壶赋》,题下注云:“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这三篇赋显然都是考试时做的限韵的律赋。同时诗人王季友也有《玉壶冰试诗》,其结句云:“正值求珪瓒,提携共饮冰。”卢纶亦有一首题作《清如玉壶冰》的诗,有句云:“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韦应物有一首《寄洪州幕府卢二十一侍郎》诗,其句云:“文苑台中妙,冰壶幕下清。”李白有一首诗,赠其侄临漳县令李聿,也说:“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这许多诗赋,都是响应姚崇的《冰壶赋》而作,玉壶冰的意义是比喻为官廉洁清正。王昌龄此诗,应该也是寓同样的意思,请辛渐回去告诉洛阳亲友,说自己做官,一定守冰壶之戒。沈德潜代表了明清许多选家,给此诗批道:“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唐诗别裁》)我以为全都错了。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第四首是作者在龙标寄给一位姓穆的朋友,此人官为侍御史,正要到幽州(今河北省地区)去。诗意说:自从我蒙恩降官,度过潇湘二水,来到龙标,我在江南,你却到塞北去了。我们相隔万里,可是,你不要说,你不容易从蓟门寄信来,要知道在秋天里从北方飞来的大雁也飞得到衡阳呢。这两句是希望他多写信来。封建时代的官吏,因有罪而被降职,还得感激皇帝,说是受到恩惠,定罪从宽。“恩谴”二字就是降谪的礼貌语。  
  王昌龄这四首绝句,每一首都符合“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第一句当然都是起句,又称为发句。这一句要起得不平凡,不闲空,还要能够控制全诗的主题思想。有些著名的诗,起句非常突然,好象桂林的山,拔地而起,一句就抓住了全篇。例如鲍照的《登黄鹤楼》起句云:“木落江渡寒”,谢朓的《赠西府同僚》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吴均的《春咏》起句云:“春从何处来”,王维《观猎》的“风劲角弓鸣”,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都是以起句雄健著名的。第二句是继承第一句的思路而作补充或发展的。到这里,必须完成一个概念,而全诗的主题思想还没有透露出来。第三句应当转一个方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用第四句来完成这个概念,从而说明了第三、四句与第一、二句的关系,这一句称为结句,或曰落句。一首诗,能否使读者感到有馀味,就要看结句的艺术手法。起句和结句是固定的,承句并不固定。也许第一、二句都是起句而没有承句。第三句转也是固定的,它是全诗的关键句子,读到这里,就看出诗人的用意来了。学习古代诗歌,应当注意绝句的第三句,看作者用什么方法表现全诗的主题。  
  现在引用《岘傭说诗》两条,可供参考:  
  七绝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点,则神韵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尽矣。  
  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或指点,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转舵处。求之古人,虽不尽合,然法莫善于此也。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26.李颀:渔父歌
  白头何老人,蓑笠蔽其身。  
  避世常(不)仕,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芦洲薪。  
  绿水(饭)香稻,青荷(包)紫鳞。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用渔父为文学题材,来源也很古了。传说中有太公姜尚,八十岁还在磻溪钓鱼,被周文王请去做军师,打倒了商朝纣王的腐败政权,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从此,文学上用磻溪渔父的典故,就代表了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庄周写了一篇散文《渔父》,借一个渔人和孔子的对话,批判了儒家讲礼乐的虚伪性。屈原跟着也写了一篇小品文《渔父》,通过他自己和一个渔人的对话,表现了自己的洁身自好,不受污辱的品德,而渔父却嘲笑他自鸣孤高,不能与世浮沉。于是,在文学上,渔父又代表了一种浪迹烟波,自食其力,不问世务的人格。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序《桃花源记》,叙述一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发现了一处与乱世隔绝的太平社会。于是文学上的渔父,又添了一个新的意义,他成为发现理想社会的探险者。盛唐诗人储光羲、高适、岑参、李颀,都有《渔父词》,其主题思想大概都继承了这些传统。中唐诗人有张志和,也写过五首《渔父词》,创造了新的形式,后来成为词的始祖。此外,还有不少歌咏渔人生活的诗歌,以后有机会时还将讲到。  
  现在选了李颀的这一首《渔父歌》,借此了解一下初、盛唐五言古诗演变到五言排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这首诗的声调和句法都在五言古诗和律诗之间,既不同于六朝的五古,又还不是唐代的律诗,题目用“歌”字。而诗体又不是歌行。从形式上看来,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个“四不象”。  
  现在先讲全诗大意。前四句叙述一个白发老人,也不知他是谁.身上披蓑戴笠,远避人间,在清澈的江水边钓鱼。下四句开始描写这个渔父的生活情况:他常常在明亮的沙滩边洗脚,在寂静的月光下垂钓。他住宿的地方无非是浅水沙滩,一年四季只是唱歌消遣。再下面四句继续是描写句。他手里的钓竿是湘江岸上的竹枝,他在船中生火做饭,用的是芦塘里取来的芦柴。他用江中清水煮饭,用青荷叶包裹钓得的鱼。最后四句是结束:这个渔人在这样的生活中悠然自乐,因为他所要的是保全自己天真的品性,因而对那些自以为“众醉独醒”的人,如屈原那样,徘徊于水边,有许多悲哀、苦闷之感,倒觉得很可笑。全诗的主题思想,都在这最后四句。而这最后四句,也正是屈原《渔父》的缩影。
  这首诗的形式,可以说是加了一倍的五言律诗。每四句只抵得律诗的一联。我们不妨把它删减一半,诗意并无损失:  
  白头何老人,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这样就成为一首五言律诗。由此可知,所谓排律,就是把五言律诗扩大一倍、二倍、三倍……除了起结之外,中间都是对句。主题思想复杂或丰富的,这些对句还可以有许多变化、转折,主题思想简单的,就只是堆砌许多同样的描写句。这首诗的中间八句,就是其例子。杜甫的五言排律之所以好,就因为他的诗意层出不穷,富于变化转折,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概念上。  
  但李颀这首诗还不能称为排律,因为它的声调还不合律体,差不多每一联都有失粘的字。我已把它们用()号标出来,如果改换了这些字的平仄,它就成为排律了。另外一方面,这首诗又因为已经有了调声的倾向,一联之中,粘缀处多于失粘处,声调还是近于律诗,而不能说它是古诗。  
  这种四不象的五言诗,正是从古诗发展到律诗的过渡形式。齐粱以前,古诗不讲究平仄谐和,齐粱以后,开始注意到平仄谐和。但规律还不严,就象李颀这首诗。盛唐以后,声律严密了,不容许一联中有失粘的字,象李颀这样的诗就很少出现。关于对偶,谢灵运以前的古诗,绝大多数不用对句,谢灵运开始用对句,但还不成规格。而且不讲究平仄粘缀,还是古诗的对句,不是律诗的对句。李颀这首诗中间八句是律诗的对句,然而是失粘的。这种对句,以后也不再有了,总结起来说,这首诗代表着古诗、律诗界限未清时期的形式。盛唐以后,做古诗就不管平仄谐和,也不作对句;做律诗就严守格律,不许有一字失粘,于是古诗和律诗的界限清楚了。  
  李颀,不传其字,东川人(四川东部),从幼小时即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全唐诗小传》说他是开元十三年进士,官新乡尉。二说相差十年,未知孰是。从他的诗集中,可知他和王维、高适、綦毋潜、王昌龄都是好友,这几位诗人都是开元十年前后的进士。看来李颀和他们是同辈,大约以开元十三年举进士为近是。  
  李颀的诗,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并评云:“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他不以律诗见胜。与李颀同时的高适也有《渔父歌》,是七言歌行;岑参有一首《渔父》,是五七言歌行;储光羲有一首《渔父词》,完全和李颀此诗一样,也是一首四不象的五言诗。可知这个题材,当时正在流行。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27.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国秀集》选录李颀诗四首:五律二首、七绝二首。《河岳英灵集》选十四首:五言古诗七首,七言歌行五首、五律一首、七绝一首。编者殷璠称“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国秀集》所选是他早年的诗,其时尚未以歌行著名。后来多作歌行,又耽于学道,诗格因而一变。如《谒张果老先生》、《送王道士还山》等,都是语参玄理的诗。歌行诗除《渔父歌》之外,还有一首也常被选录: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  
  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阴沉飞雪白。  
  先拂商缠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  
  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  
  幽阴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进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长安城连东掖垣,凤皇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诗并不高明,“董夫子”以下七韵十四句都是形容琴声,每句都是孤立的。中间插入五言二句,非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破坏了七言歌行的气韵。我选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解释诗题。因为好久以来,由于无人了解题意,就随便把题目改动。题目改错,作者的本意不明白,讲这首诗也就不很清楚了。  
  董大是董庭兰,当时著名的琴师。房给事是给事中房琯。李颀作此诗,是把董庭兰推荐给房琯。房琯为给事中,在天宝五年正月,可知此诗作于天宝年间。大约董庭兰就由于李颀的推荐,做了房琯的门客。肃宗时,房琯为宰相,常常招集琴客,大开筵宴,听董庭兰弹琴。这时董庭兰已成为房琯门下的红人。朝廷官员,要见房琯,往往走董庭兰的路子。董庭兰又倚势招纳贿赂,连累房琯,为御史弹劾。至德二年五月,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董庭兰亦得罪而死。  
  《胡笳十八拍》是琴曲。相传东汉末年,蔡邕的女儿蔡琰,又称蔡文姬,因董卓之乱,流落在匈奴。她听到匈奴人吹胡笳的声音,谱入琴絃,刨造了表现胡笳声的琴曲,名曰《胡笳十八拍》。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人去匈奴赎回文姬,嫁给董祀,《胡笳十八拍》遂流传于中国,成为最早受胡乐影响的中国琴曲。  
  李颁这首诗的题目,在《河岳英灵集》中是: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懂得这个琴曲的人,当然看得懂这个诗题。  
  《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但《文苑英华》是北宋早年编定的书,这首诗却题为: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  
  此后,明代的《唐诗纪》、清代的《全唐诗》,都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  
  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和清人选的《唐诗三百首》都作: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  
  最近出版的《唐诗选》也选入此诗,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文苑英华》的编者最为干脆,他们把不懂的字一概删掉。《唐诗纪》以下的编者都不了解“语弄”二字,有人以为应当连读,有人以为应当分属上下文。或者以为题中有误钞入的衍文,或者以为有钞写颠倒之字。于是各就己意改定,题尾都改成“弄房给事”。“语”字属上文,于是改成“寄语”。但是,“弄”是戏弄、调谑之意,此诗中实在看不出有戏弄房给事的话。于是把“弄”字移在前,成为“胡笳弄”。  
  一九五九年,因为讨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牵连到李颀这首诗,对这个诗题,也引起了一番辩论。有人把诗题读作“声兼语”,声是指琴曲而言,语是指唱词而言。他以为董庭兰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词的。这个讲法,被许多人否定了,因为诗中看不出有描写歌唱的句子。也有人以为诗题应读作“声兼语弄”,但没有找到“语弄”的释义。只得暂时存疑。后来,这些问题停止了讨论,这个诗题至今没有弄明白。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现在我们应当把这个诗题标点清楚: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声兼语弄”是一句,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推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的声音,又有“弄”的声音。什么是“语”呢?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  
  不解胡人语,空留楚客心。(刘长卿:《听杜别驾弹胡琴》)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琵琶行》)  
  这里四个“语”宇,都是形容琵琶声的。白居易索性将琵琶声说成“琵琶语”了。原来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是琴曲的名称,例如“梅花三弄”,至今还有曲谱。“声兼语弄”是形容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琴声中充分表达了胡笳的声音。戎昱有一首《听杜山人弹胡笳歌》。杜山人是董庭兰的学生。戎昱描写他的琴声之美妙,都用蔡文姬在匈奴的生活情况为比拟,虽然不用“胡”字,可知他亦以为琴声表现了胡地风光。李颀这首诗中也有“断绝胡儿恋母声”一句,亦比之为胡语。尤其可证。  
  本文目的,仅在解释诗题,为唐诗学者解决一个问题。诗容易懂,而且已有许多注释,故不再拾人牙慧。我说这首诗的作用是向房琯推荐董庭兰,以前也没有人说过,这是我从最后一句体会出来的。“高才”即指房琯。“乌珠”,今本多误作“乌孙”,“逻娑”即今西藏的拉萨。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
28.黄鹤楼与凤皇台
  黄鹤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登金陵凤皇台  
  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现在选了两首极著名的七言律诗。作者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人。崔颢登武昌黄鹤楼,题了一首诗,写景抒情,当时被认为是杰作。据说李白也上黄鹤楼游览,看见崔颢的诗,就不敢题诗,只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李白到南京,游凤凰台,才做了一首诗,显然是有意和崔颢竞赛。从此之后,历代欣赏唐诗的人,都喜欢把这两首诗来评比。议论纷纷,各有看法。现在我们也来欣赏这两首诗,把前人各种评论介绍一下,然后谈谈我的意见。  
  崔颢,不知其字。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登进士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卒。《河岳英灵集》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鲍照、江淹,须有惭色。”崔颢的诗,现在只存数十首,并没有浮艳轻薄之作,可能已删除了少年之作。《唐诗纪事》说他“有文无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坏,但到底如何“无行”却不见于唐宋人记载。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才有具体的记载,说他“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原来只是爱赌钱、喝酒、好色而已。说他“行履稍劣”也还公平,说他“有文无行”恐怕太重了。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解放后建长江大桥,这座楼已拆除,预备换一个地方重建。因此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都编号保存,听说近来已在重建。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了。从此以后。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由此看来,似乎在金元之间,有人把“白云”改作“黄鹋”,使它和下句的关系扣紧些。但是晚唐的选本《又玄集》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黄鹤乃人名也。”这个注非常奇怪,好象已知道有人改作“黄鹤”,因此注明黄鹤是人名,以证其误。这样看来,又仿佛唐代末年已经有改作“黄鹤”的写本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又玄集》,是从日本传回来。一九五九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刻本影印,未必是原本式样。这个注可能是后人所加,而不是此书编者韦庄的原注。《唐诗解》的著者唐汝询在此句下注道:“黄鹤,诸本多作白云,非。”他所谓诸本,是他所见同时代流行的版本。他没有查考一下唐宋旧本,不知道当时的诸本,都作“白云”。他武断地肯定了黄鹤,使以后清代诸家都跟着他错了。此外,“春草萋萋”,唐宋许多选本均同,只有《国秀集》作“春草青青”。从《唐诗鼓吹》开始,所有的版本都改作“芳草萋萋”了。可见这个字也是金元时代人所改。现在我们根据唐宋旧本抄录。  
  黄鹤楼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志》说:黄鹤楼在黄鹤山上。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因此山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一座楼,即名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代的《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山上休息①。总之,都是道家的仙话。有仙人骑黄鹤,在此山上出现,然后把山名叫做黄鹤山。有了黄鹤山,然后有黄鹤楼。或者是先有山名,然后有传说。为了附会传说,才造起一座黄鹤楼。中国的名胜古迹,大多如此。但黄鹤是人名,却毫无根据,这个注是胡说。  
  自从唐汝询否定了“白云”之后,还有人在讨论“白云”与“黄鹤”的是非。于是金圣叹出来助阵,在《选批唐才子诗》中,极力为“黄鹤”辩护。他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刚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是当一噱已。  
  金圣叹这一段辩解,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绽,觉得无以自解,就说:好就好在“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抽象的隐喻,根本不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所以我们说他讲到这里,便躲躲闪闪地把话支吾开去了。“昔人已乘白云去”,是说古人已乘云仙去,接着说今天此地只剩下黄鹤楼这个古迹。第三、四句又反过来说:黄鹤既己一去不返,楼上也不再见到黄鹤,所能见到的只是悠悠白云,虽然事隔千年,白云却依然如故。四句之中,用了两个“去”字,两个“空”字,完全是“有意”的、“有谓”的。总的意思,只是说:仙人与黄鹤,早已去了;山上的楼台和天上的白云却依然存在。“空”字有徒然的意思,在这千年之中,没有人再乘白云去登仙,所以说这些白云是徒然地悠悠飘浮着。金圣叹又以为“白云”与“黄鹤”不能对峙,因为黄鹤是楼名,而白云没有出典。这个观点也非常奇怪。第一,律诗的对偶,只要求字面成对,并不要求典故必须与典故成对。按照圣叹的观念,则李商隐诗“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之二)牵牛是星名,驻马又是什么?岂非也不能对吗?第二,如果一定要以典故对典故,那么,此句中的“白云”,正是用了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的“白云”②的典故,圣叹不会不知道。第三,在这首诗中,“白云”和“黄鹤”不是对峙,而是双举。唐人七言律诗中,常见运用这一手法。这四句诗,如果依照作者的思维逻辑来排列,应该写成:  
  昔人已乘白云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馀黄鹤楼。  
  原诗第一句的“白云”和第三句的“黄鹤”是虚用,实质上代替了一个“仙”字。第二句的“黄鹤”和第四句的“白云”是实用,表示眼前的景物。经过这样一分析,谁都可以承认原作应该是“乘白云去”,而金圣叹却说:“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岂有千载白云耶?”这话已近于无赖。依照他的观念,昔人既己乘白云而去,今天的黄鹤楼头就不该再有白云了。文学语言有虚用实用之别,圣叹似乎没有了解。  
  元稹有一首《过襄阳楼》诗,以“楼”与“水”双举,今附见于此,作为参考:  
  襄阳楼下树阴成,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庾公应待月华明。  
  此诗接连三联都用“楼”与“水”,而彼此都没有呼应作用,手法还不如崔颢严密。而金圣叹却大为称赞,评云:“一时奇兴既发,妙笔又能相赴。”由此可见圣叹评诗,全靠一时发其“奇兴”,说到那里是那里,心中本无原则。他的《选批唐才子诗》,尽管有不少极好的解释,但前后自相矛盾处也很多。  
  这四句诗虽是七律的一半,但是用双举手法一气呵成,并无起承的关系。况且第三,四句又不作对偶,论其格式,还是律诗音调的古诗。下面第五、六句才转成律诗,用一联来描写黄鹤楼上所见景色:远望晴朗的大江对岸,汉阳的树木历历可见。江中则鹦鹉洲上春草萋萋,更是看得清楚。可是,一会儿已到傍晚,再想眺望得远些,看看家乡在何处,这时江上已笼罩着烟雾,看不清了,叫人好不愁恼。这样就结束了全诗。  
  方回(字虚谷)说:“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李东阳(字宾之)说:“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此篇律间涉古,要自不厌。”(《怀麓堂诗话》)吴昌祺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删订唐诗解》)以上三家,都注意于诗体。前四句不对,平仄也不很粘缀,是古诗形式。后四句忽然变成律诗。这种诗体,在盛唐时期,还是常见的,正是律诗尚未定型的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作者的特点。“气势雄大”,成为“千秋绝唱”,其实与诗体无关。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刻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因而成为名作。  
  李白的诗,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风格,所以他登上黄鹤楼,看到壁上诗牌上崔颢这首诗,感到自己不易超过,就不敢动笔。但是他还写了一首《鹦鹉洲》,其实可以说是《黄鹤楼》的改名,却写得不好,后世也没有人注意。大概他自己也有些丧气,心中不平,跑到南京,游凤凰台,再刻意做了一首,才够得上和崔颢竞赛的资格。  
  凤凰台在南京西南凤凰山上。据说刘宋元嘉年间曾有凤凰栖止在山上,后来就以凤凰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宫中侍候了一阵皇帝和贵妃,被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说了许多背话,皇帝对他开始有点冷淡。他就自己告退,到齐、鲁、吴、越去旅游。在一个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凤凰台。最初的感想和崔颢一样:曾经有过凤凰的台,现在已不见风凰,只剩一座空台,台下的江流还在滔滔东流。第二联的感想是崔颢所没有的,他想起:金陵是东吴,东晋两朝的国都,如今吴大帝宫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边,晋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为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嫔、美人的代词,“衣冠”是贵族人物的代词。这一联使这首诗有了怀古的意味,如果顺着这一思路写下去,势必成为一首怀古诗了。幸而作者立即掉转头来,看着眼前风景:城北长江边的三山,被云雾遮掩了一半;从句容来的一道水,被白鹭洲中分为二,一支流绕城外,一支流入城内,就成为秦淮河。不说山被云遮了半截,而说是半个山落在天外。一则是为了要和下句“白鹭”作对,二则是埋伏一个“云”字,留待下文点明。“二水中分白鹭洲”,其实是白鹭洲把一水中分为二,经过艺术处理,锻炼成这样一联。这一联相当于崔颢的“晴川,春草”一联。最后一联结尾,就和崔颢不同了。李白说:总是由于浮云遮掩了太阳,所以无法望到长安,真叫人好不愁恼。
  崔颢因“日暮”而望不到“乡关”,他的愁是旅客游子的多愁。李白因“浮云蔽日”而望不到长安,他的愁属于那一类型?这里就需要先明白“浮云”、“太阳”和"长安”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比喻意义。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二句,这是“浮云蔽日”被诗人用作比喻的开始。《陆贾新语》有一句“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日月”。这是把浮云比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为贤能之臣。此外,太阳又是帝王的象征。《诗经》里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人民把太阳来代表君王的。因此,“浮云蔽日”有时也用以比喻奸臣蒙蔽皇帝。《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个故事:晋明帝司马绍小时,他父亲元帝司马睿问他“还是长安近呢,还是太阳近?”这位皇太子回说:“太阳近。”皇帝问是什么理由。他说:“现在我抬眼只见太阳,不见长安。”原来他的所谓太阳,指的是皇帝,他的父亲。从这个故事开始,“日”与“长安”又发生了关系。李白这两句诗,是以这些传统比喻为基础的。“浮云蔽日”是指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蒙蔽明皇。“长安不见”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这样讲明白了,我们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这两首诗,在文学批评家中间引起了优劣论。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搂》为第一。”(《沧浪诗话》)刘克庄说:“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后村诗话》”)方回说:“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这是宋元人的意见。顾璘评《黄鹤楼》诗曰:“一气浑成,太白所以见屈。”(《唐音》)王世懋以为李白不及崔颢。他的理由是:二诗虽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颢用得恰当,李白用得不恰当。因为崔颢本来不愁,看到江上烟渡,才感到乡愁。这个“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宠之臣,肚子里早已装满愁绪,并非因登凤凰台才开始感到愁,他这个“使”字是用得不符合思想情绪的现实的。(见《蓺圃撷馀》)徐献忠评曰:“崔颢风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虽极推《黄鹤楼》,未足列于上驷。”(《唐音癸签》引)这都是明代人的意见。吴昌祺批李白诗道:“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后村以为崔颢敌手,愚哉。一结自佳,后人毁誉,皆多事也。”(《删订唐诗解》)这意思是说李诗起句不及崔诗,故没有与崔诗“比肩”的资格。但又暗暗地针对王世懋说,结句是好。金圣叹对李白此诗,大肆冷嘲。他说:“然则先生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何必如后世细琐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于出此哉。”这是干脆说李白当时应该藏拙,不必作此诗出丑。沈德潜评崔诗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这一评语是恭维得很高的。他又评李白诗云:“从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未然。”这是为李白辩解,说他不是摹仿崔颢,而是偶然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见。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评论,不想再费时间去收集了。  
  大概《黄鹤楼》胜于《凤凰台》,这是众口一辞的定评。《凤凰台》能否媲美《黄鹤楼》,这是议论有出入的。到金圣叹,就把《凤凰台》一笔批倒了。现在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作出评比。我以为,崔诗开头四句,实在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地方。可是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却说:  
  人传此诗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  
  吴昌祺也跟着说:“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可见他们都认为李白此诗起句疲弱,不及崔作之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以两句比两句,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崔作第三、四句的内容,李诗已概括在第一、二句中,而李诗的第三、四句,已转深一层,从历史的陈迹上去兴起感慨了。方虚谷说:“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过起语两句,已尽之矣。”方氏此说有可取处,不过他没有说得透彻。他肯定李诗只用两句便说尽了崔诗四句的内容,故第一句并不是金圣叹所说的闲句。诗家用赋比兴各种表现手法,不能从每一句中去找。李诗前四句是赋体,本来很清楚。“凤凰台上凤凰游”虽然是一句,还只有半个概念,圣叹要问它属于何体,简直可笑。请问《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属于何体,恐怕圣叹也答不上来。方虚谷的评语是指出李白用两句概括了凤凰台的历史和现状,而崔颢却用了四句。但是他把话说错了,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仿佛下面六句就与风凰台无关了。一个“不过”,一个‘已尽”,都是语病。这个语病,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顺便讲一讲。  
  诗人作诗,一般都是先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往往是偶然获得的,可以说是一刹那间涌现的“灵感”。这个主题思想经过仔细组织,用适当的形象和辞藻写成为诗,然后给它安上一个题目。题目可以说明作品的主题,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可以不透露主题,例如《登金陵凤凰台》;更简单些,例如《黄鹤楼》。不透露主题的诗题,对诗的内容没有约束。在“黄鹤楼”这样的诗题下,可以用赋的手法描写黄鹤楼,也可以用比兴的手法借黄鹤楼来感今、怀古、抒情或叙事。方虚谷说李白用起语两句咏尽了凤凰台,这是他把这首诗看成咏物诗似的,两句既已咏尽,以下六句岂非多馀。崔颢的四句,李白的两句,都只是全诗的起句,还没有接触到主题。句“尽”或“不尽”,都没有关系,甚至“咏”或“不咏”,也没有关系。作者,尤其是读者,都不该拘泥于诗题。苏东坡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就是对这种情况而言。例如做一首咏梅花的诗,如果每句都写梅花,绝不说到别处去,这就可知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所以我说,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是比崔颢简练,但不能说是咏尽了凤凰台。  
  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馀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睛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  
  最后二句,二诗同以感慨结束,且同用“使人愁”。二人之愁绪不同,我们已分析过。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可见崔颢登楼望远之际,情绪远不如李白之积极。再说,这两句与上文的联系,也是崔不如李。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这里的思想过程,好象缺了一节。李白诗的“三山二水"两句,既承上,又启下,作用何等微妙!如果讲作眼前风景依然,这是承上的讲法;如果讲作山被霎遮,水为洲分,那就是启下的讲法。从云遮山而想到云遮日,更引起长安不见之愁,思想过程,岂非表达得很合逻辑?而上下联的关系,也显得很密切了。萧士贇注曰:“此诗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乎?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乡而不见,乃触景而生愁乎?太白之意,亦可哀也。”这解释也完全中肯。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三山二水”两句实在是很重要的转折关健。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决不是象沈德潜所说的“偶然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方虚谷以为这两首诗“未易甲乙”,刘后村以李诗为崔诗的“敌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金圣叹、吴昌祺不从全诗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下,从而过分贬低了李白,这就未免有些偏见。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①此条见《唐诗鼓吹》郝天挺注中所引  
  ②西王母赠别穆天子诗云:“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见《穆无子传》)亦以白云起兴,希望穆天子能再来。
29.李白:古风三首
  古风第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衷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从王维以下,我们已选讲了十多位盛唐诗人的各体诗。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合起来,还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唐诗。没有李白和杜甫,盛唐诗和初唐诗还没有显著的区别。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盛唐诗风格的创造者,并不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诗多至千馀首,而是由于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在过去许多诗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界。在天宝至大历这二十年间,他们的诗是新诗。李白才气奔放,提起笔来就用各种形象思维来表达他的豪迈、忧郁、苦闷,愤慨的情绪,而以游仙和饮酒作为他的外衣。他不甘心于搜索枯肠,句斟字酌,因此他的诗虽然极流利,却比较粗疏。他又不肯为律诗所束缚,随时都任情高唱,唱出来就是诗句。有许多句子在别人是以为只能用在散文里的,而他却大胆地组织在诗里。  
  杜甫和李白恰恰相反。杜甫的性格沉静稳重,他的诗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刻意创造杰出的句法、章法,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非但严守格律,而且还使格律有所发展。他晚年的诗作,句法变化愈多,用他自负的话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在题材方面,他比李白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社会的现象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从性格到创作风格,完全不相同。我们用外国文学的术语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  
  李白的诗,五言多于七言,古诗和歌行多于律诗。而他的传诵千载的诗篇,大多是歌行。这是由于他的艺术创造,在歌行体最为突出,易于惊动世人耳目。他的古诗,在形式上并没有创造,表现手法比较浅显、直露,因此不惹人注意。其实他的古诗倒是继承了陶渊明的一脉真传,以古淡取胜。一般人读古诗,往往有一种脾气,遇到艰涩难懂的诗,尽管心里不懂,口头却偏要赞赏,恭维这位诗人写得深刻;遇到明白易晓的诗,便有点不屑一顾,以为作者幼稚。再加上青年人大多喜欢辞藻浓丽的诗,不喜欢清淡朴素的诗。团此,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一派五言古体诗,非中年以上的人不能欣赏。  
  现在选讲三首李白的《古风》。这个“风”字是“风雅颂”的“风”,用以代表一种反映人民思想和生活的诗。李白写了五十九首五言古诗,总称之为《古风》,古体的风诗。他的第一首诗就有自叙的意味,大意说:《大雅》一类的诗,久已没有人作了。《国风》一类的诗,也因为战国乱世,几乎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到了秦代,诗人只有哀怨之歌,而没有中正和平的诗。汉朝则杨雄、司马相如等人创作了许多淫靡的赋,使文风佚荡。魏晋以后,诗体日益绮丽,更不足珍贵。到我们大唐,古道复兴,政治文教以清真为贵,出了许多诗人才子,各有新的作品,象秋空中万点明星。我也有志于此,想用诗歌来垂名于千秋。这篇叙诗,可以说是他对“古风”的解释。
  《古风》五十九首是陈子昂、张九龄《感遇》诗以后的又一组汉魏古体诗,其内容也有咏史、咏怀、感事等各方面。但是李白喜欢以餐霞炼丹、修真入道这一类道家思想和辞藻组织在诗里,因此他有些诗又很象晋代郭璞的《游仙》诗。他又经常喜欢歌咏饮酒,这些诗又很象陶渊明的《饮洒》诗,读李白的诗,必须了解游仙与饮酒是他的艺术外衣,切不可认为是他的主题思想。清代陈沆在他的《诗比兴笺》中有一段论李白诗的话:
  诗有必笺而后明者,嗣宗《咏怀》、子昂《感遇》是也。有必选之而始善者,太自《古风》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色耀而不淫,气帅乎志者,其声肆而不荡。不浮,故感得深焉;不荡,故趣得永焉。世诵李诗,唯取迈逸,才耀则情竭,气懔则志流。指事浅而易窥,摅肊径以伤尽。致使性情之比兴,尽掩于游仙之陈词,实末学之少别裁,非独武库之有利钝也。  
  这是对《古风》五十九首说的,我以为也适用于李白的全部诗作。陈沆以为李白的《古风》不浮不荡,有深刻的感情,无穷的意趣。而一般人读李白诗,却喜爱他那些豪雄放逸的作品,殊不知这些作品,虽然才气焜耀,可是感情和思想都比较肤浅,而且没有含蓄,反而使比兴的意义,都被游仙的陈词滥调所掩盖了。这不单是由于李白的武器(诗作)本身有好环,也由于读者没有鉴别能力。  
  陈沆这一段语,我以为评论得极为深刻。他说李白的诗“必选之而始善”,我也完全同意。李白的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是挟泥沙以俱下。我们决不要以泥沙来代表李白。  
  现在我选了三首《古风》,都是比较平正,接近陈子昂的风格。第十四首也是以边塞为题材,更可以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参读。这首诗开头八句概括了新近被胡人入侵,遭到破坏后的边城景状。诗意说:那地方从古以来都是遍地风沙,景色萧条。每到秋天,树叶脱落以后,登高一望,就见得到戎虏嚣张。大沙漠中我方所有的碉堡戍所,都已空空无人,连完整的墙也不留一堵。草莽之中,到处都是古来战死兵士的残骸。接下去四句是一个转折点。是谁在我们边疆上大肆暴虐呢?这是用发问句法。下面一句就是答语:是那些耀武扬威的匈奴人干下的勾当。匈奴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天帝所宠爱的儿子。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来,文学上即以“天骄”代表匈奴,或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王维《观猎》诗云“居延城外猎天骄”,是同样用法。“毒”是一个动词,“毒威武”的意思就是“大大的炫耀了他们的威武”。这两句,在诗的修辞上称为问答格。上句问,下句答。陶渊明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之五)也就是用了问答句的格式。“我圣皇”是指玄宗皇帝,他闻报胡人入侵,勃然大怒,立即派遣军队去征讨。李白对这次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他用一个“劳”字表明了他的立场。以下六句,就描写皇帝驱使人民出关作战的情况。“阳和”是春天的气象,现在却一下子变为杀气,因为征兵骚动了全国。征募到三十六万兵士,人人都泪下如雨,不得不茹苦含悲去服兵役,还怎么能顾得到经营自己的田园呢?最后四句是诗的结束,说明了主题思想:如果不看见这些从军青年的苦况,岂能知道边疆生活的艰难?由于今天没有李牧那样能保卫国防的名将,以致边塞上的人民被豺虎般的胡人所伤害。这四句诗应当和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首的结尾四句参看,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它们就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风第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一首讽喻时事的诗。前四句先描写一下富有多金的“中贵”,即权势煊赫的宦官。他们所住的都是甲级大宅院。“连云”是形容房屋高耸入云。他们出来的时候,大车成长列,尘土飞扬,虽在正午,也使道路阴暗。“阡陌”是道路的代词,不必讲做“田间小路”。宦官是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他们本来没有政治地位,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阔气呢?因为他们会迎合皇帝的爱好。玄宗皇帝有一个时候,喜欢斗鸡。宦官们就向民间去搜索能斗的鸡,以此得到皇帝的赏赐。以下四句,就说:路上碰到斗鸡的人,他们都是冠带巍峨,气派非常显赫,鼻孔里出气也上冲虹霓。路上行人遇到他们,都战战兢兢,非常害怕。唐人小说中有一篇陈鸿作的《东城父老传》,记载了一个宦官贾昌,因为能斗鸡,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的首领。“五百小儿”是宫中训练的五百名斗鸡队员。贾昌声势显赫,玄宗天天赏赐他金帛,当时人民称他为“神鸡童”。李白这首诗,就是为贾昌这类人物写的。最后二句说:现在没有象许由那样高尚的人,谁知道当今皇帝象尧一样好呢,还是象跖一样坏。古史相传,许由是尧帝时的人。尧要把帝位传给许由,许由听了,赶紧到河边去洗耳朵,表示不要听这些污秽的话。唐尧总算是个好皇帝了,可是许由还不以为好。今天没有许由这样的人物,皇帝的好坏更没有人知道了。  
  徐祯卿说:“此篇讥时贵也。”(郭云鹏重刊《李太白文集》引)我看此诗的讽刺对象还不是“时贵”,而是直接指向玄宗皇帝李隆基的。李隆基在位四十三年,他的政治设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李白从他的荒淫腐败的行为,看穿了他残虐人民的盗跖面目,因此有这两句诗。《古风》第四十六首有句曰:“斗鸡金宫里,蹴踘瑶池边。”也是讽刺玄宗斗鸡踢球的生活的。
  古风第五十六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  
  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  
  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南越商人采得了明珠,象海天明月一样光辉。贩珠商人从南方把明珠带到京都,价值之高轰动都城。可是当他把这颗明珠献给皇帝的时候,皇帝却按剑而有怒色,以为它是假货。贩珠人看到皇帝不识宝物,只好怀珠长叹。而这时候,那些冒充明珠的鱼目珠,却纷纷来讥笑他,使他愈感到心中愤闷。  
  这首诗的寓意很明显。李白自比为南海明珠,而玄宗皇帝不能认识,因此没有留用他。玄宗左右那些坏人,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都是冒充珍珠的鱼目,却对他讥笑不已。这首诗显然是李白被放出长安以后所作。《古风》第三十六首以卞和向楚王献玉为比喻,与此诗同一个主题,可以参看。  
  以上选讲了三首李白的《古风》,都是陈沆所谓“指事浅而易窥”的作品。既不披游仙的外衣,也不作曲折隐约的比喻,它们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欣赏,这是李白诗的大众化倾向。但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些文学修养较深的人,他的诗又常常被认为浅俗。元稹曾经对李、杜二人的诗作过比较,他以为李白的“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可以比得上杜甫,但在“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方面,则李白远不如杜甫(见《工部员外郎杜甫墓系铭》)。“属对律切”,是指律诗的对偶功夫。李白作律诗不多,他似乎不屑费工夫去做对句,这一点确是不如杜甫,至于说杜甫能“脱弃凡近”,分明是说李白的诗浅俗了。苏轼也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东坡题跋·书学太白诗》)这个“易”字,也是平凡浅显之意。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作过李杜比较论。有人扬李而抑杜,有人尊杜而贬李。种种议论,尽管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发,但本质却反映了一个诗歌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学习或欣赏李白的诗,在参看各方面评论的时候,必须体会到这一意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30.李白: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韵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韵二)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韵三)  
  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韵四)  
  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蝾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韵五)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  
  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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