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这一节描述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
这一天，孟老先生起了个大早，刷牙、洗脸、擦洁面乳、喷香水，郑重其事，准备一会儿去朝见齐王。一切就绪，孟子满面红光的就要出门，忽然听见“咚咚咚”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齐王的使者到了。
孟子纳闷：“不会这么隆重吧，还派车队来接我了不成？”
使者神情恍惚：“孟老师，嘿嘿，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大王说了，本来要来看您的，可是，突然间，天有不测风云——”
孟子一惊：“难道齐王他——”
使者悲从心生：“我们大王他，他，他他他——”
孟子一把抓住使者的肩膀，急道：“快说，你们大王他到底怎么了？”
使者带着哭腔：“我们大王他，他，他感冒了！”
“我倒——”
使者接着说：“大王感冒了，不能让风吹着，所以不方便出门。可大王说了，如果您要想跟他见上一面的话，那，那他会念在您乃当世大儒，他一定会紧咬牙关、强撑病体，冒着被凶残而又和煦的春风吹拂的生命危险——”
孟子万分感动：“齐王实在太重视我这个老头子了！那我一定死等他！你回去跟他说，别着急，路上走慢点儿。”
使者说：“我们大王的意思是，您如果上朝去见他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要排除万难，强撑着坐起来跟您聊几分钟。”
孟子当时就一翻白眼，过了好半晌才冷冷地说：“嘿，真是不巧啊，我也生病了，非典加禽流感，所以不能出门。”
“啊——？！”使者一愣，“刚才我还看您红光满面呢！”
孟子“哼”了一声：“那是吃苏丹红吃的！”
使者无可奈何，叹了口气，悻悻而归。
第二天，孟子也是成心，一大早就对公孙丑说：“一会儿我要出门一趟。听说齐国大夫东郭先生正办丧事呢，肯定大排筵席，我去吃他一顿。”
公孙丑问：“东郭大夫家里办丧事？不会是他爸爸老东郭先生被狼吃了吧？”
孟子不屑：“切，什么东郭先生和狼，那是寓言故事瞎编排的！”
公孙丑“哦”了一声，突然又想起什么，赶紧拦住老师：“不对！您可不能出门！”
孟子不解：“难道是外边闹非典打不着车？”
公孙丑忙说：“咳，您忘了吗，昨天您当着齐王使者的面说瞎话，人家回去肯定报告齐王说您生病了。您现在这一出门，那不是自己编的瞎话自己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么！”
孟子一脸的不以为然：“切，我昨天生了病，今天难道不会好么？我既然病好了，出门给朋友吊丧，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孟子说完话，把袖子一拂，大摇大摆出门而去。
公孙丑望着老师离去的背影，心中暗暗叫苦：“老师啊，您倒是真想得开，可学生我这心里怎么就这么不踏实呢！”
公孙丑忐忑不安，想来想去终于拿了一个主意：“快乐要与人分享，痛苦要找人分担，我找孟仲子同学去把这事说说，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公孙丑正和孟仲子叽叽咕咕呢，忽听见“咚咚咚”有人敲门。两人对望一眼，同时一咧嘴。孟仲子捅了一下公孙丑，公孙丑捅了一下孟仲子。孟仲子没办法，一咬牙，只好过去开门。
门一开，只见门口站着一条大汉，神情严肃，操着浓浓的齐国口音问孟仲子道：“你知道孟子去哪儿了么？”
孟仲子吓得差点儿一个屁蹾坐在地上，心说：“这可真是怕什么还偏就来什么！”可怎么办呢？要是如实说吧，这可是齐王的地盘，齐王一怒，自己师兄弟一干人等谁也跑不了！孟仲子犹豫了一阵，终于颤声回答：“不知道。”
“哦，”那人应了一声，神色更严厉了，“那你总该知道孟子已经来了齐国了吧？”
孟仲子两腿发软，说话的声音颤抖得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了：“不，不知道。”
“哦，”那人又应了一声，忽然一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卷竹简：“这么大的新闻都不知道，那还不买一份《齐国日报》看看！”
“◎＃￥％……※×咕咚！哎呦！”
又过了半晌，屋子里一片死寂。公孙丑和孟仲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心里全是七上八下的，生怕老师行藏暴露，这可是欺君的大罪啊！
“咚咚咚”又有人敲门。
公孙丑额头直冒冷汗，朝孟仲子一呶嘴，那意思是：“你去开门！”
孟仲子赶紧摇头，朝公孙丑一呶嘴，那意思是：“你怎么不去？”
公孙丑又一努嘴。孟仲子也是又一呶嘴……
公孙丑急了，不呶嘴了，眼冒凶光，把拳头举起来了！孟仲子也不示弱，捋胳膊、挽袖子，也把拳头扬起来了！门外那位一边敲门一边纳闷：“屋里到底有人没有啊？要说有人吧，可敲了这么半天门却不见有人出来开门；要说没人吧，屋里又好像隐隐约约在嚷嚷什么‘锤子、剪子、布！’”
“砰！”门开了，孟仲子灰头土脸地探出脑袋向外张望，心说：“不管来的是谁，我装装大瓣儿蒜，说几句黑话把他吓唬走得了！”
门外那人正要开口，孟仲子当头便问：“蘑菇，溜哪路，什么价？”
那人一愣，孟仲子稍稍吁了口气，心说：“不管你是谁，知道我是黑社会，你就最好赶紧走吧！”
谁知那人一愣之后，马上面露喜色，应声答道：“嘿，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人，孩子他舅舅就来啦！”
“坏了，”孟仲子一咧嘴，心说，“怎么这么倒霉，遇上道上的合子了？！”可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充好汉，孟仲子又道：“么哈么哈！”
那人立即答道：“他房上没瓦，非否非，否非否。”答完又问：“么哈么哈？”
孟仲子把衣襟一撩，摆了个POSE，沉声道：“一座玲珑塔，面向青带背靠沙！”
那人眉头一凛，喝道：“天王盖地虎！”
孟仲子连打两个空翻，落地之后立即把腰板一挺，把胸脯一拍，答道：“宝塔镇河妖！”
那人哈哈大笑，施礼道：“原来是孟老师的高徒，幸会，幸会！”
孟仲子连忙还礼：“不敢当！原来阁下是齐王的人！”
来的正是齐王的使者。使者问道：“昨天听说孟老师病了，我们大王很是挂念，派我来看看，这不，”使者向身后一指，原来院门外边还等着一群人呢，“我把医生都带来了，孟老师可休息了吗？”
孟仲子心里把老师骂了一万遍，可眼下情况紧急，得先想办法应付过去才好。孟仲子干笑一声：“我们老师嘛，哈哈，嘿嘿，呵呵，刚刚睡下了。”
“嗯——？！”使者疑心道，“真的？”
“真的!”孟仲子连忙点头。
使者沉声问道：“那，你的脸怎么红了？”
孟仲子一怔，马上应道：“精神焕发！”
“哦，”使者眉头一锁，“怎么又黄啦？”
孟仲子厉声答道：“防冷涂的蜡！”
“嘿——”使者把脸一沉，“你这套把戏人家杨子荣早就玩过了，你再玩就不灵了！老实说，孟老师到底在不在？”
孟仲子又是干笑：“您别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孟老师啊，孟老师他——说来话长，我得给你从头讲起。”
使者不悦道：“那你就快说吧。”
孟仲子一边在心里着急想办法，一边说道：“这情况比较复杂，从哪里说起呢？嗯，好吧，咱们就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吧。想当初，宇宙就像一个大鸡蛋，一片混沌……”
一个时辰过去了……
两个时辰过去了……
三个时辰过去了……
孟仲子讲得绘声绘色：“那女娲娘娘虽然容貌美丽，下半身却是蛇身，她在抟土造人的时候一直都在犹豫：是照着自己的模样造人呢，还是上半身照着自己的样子，下半身给人装上两条腿呢？哎，大家猜猜——”
“别卖关子了，快讲啊！”一位老汉喊道。
一群小孩子也都急得跳脚：“快讲啊！快讲啊！”
齐王使者这才发现，围着自己和孟仲子的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全都听得聚精会神。使者忽然想起自己的使命，忙打断孟仲子道：“不对啊，照你这个进度，什么时候才能讲到孟子啊？”
齐王使者越想越不对劲，赶紧伸手哄人：“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临淄城的老百姓们这才依依不舍地散了去。孟仲子见躲是躲不过了，赶紧直奔主题：“南有元谋人，北有山顶洞人，三皇五帝夏商周，邹国出了个孟子，孟子来到了齐国，生病了，嗯，这是昨天的事……嗯，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马跑——”
“不对呀，”使者说，“俗话说的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孟仲子又一声干笑：“你说的这是齐国的俗话，我们邹国的俗话就是‘病去如马跑’，所以呢，我们老师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今天已经差不多痊愈了。”
“啊——邹国人的体质这么好啊！不会是补过钙吧？”
孟仲子说：“反正我们老师今天就是病好了。他老人家感念齐王的盛情，所以身体才刚刚复原，立马就赶奔王宫去了。你要是再来得稍微早一点儿，说不定正能和我们老师撞个对面。”
齐王使者这才面露笑容：“孟老师能如此看重我们大王，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送走了瘟神——不对，是送走了齐王使者，孟仲子三步并作两步，赶紧召集同门师兄弟：“你，你，还有你，事不宜迟，赶紧分头去找老师去，找到以后让他直接赶去王宫！记住，齐王使者现在正在往回走，你们一定要让老师抢在齐王使者的前边见到齐王！”
一线生机！时间就是生命！
孟门弟子了解了事态的严重性，立时四散出击，纷纷争取要在第一时间抓捕老师归案。
孟子在东郭先生家吊完了丧，吃饱喝足，一个人溜溜达达地走在临淄的街道上。当时的齐国堪称天下的首富之国，而首都临淄又是最著名的商业中心，满街的珠光宝气，满眼的香车美女，成语所谓的“摩肩接踵”正是形容这里的繁华。
一位美女迎面而来，正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稍头二月初，孟老师见猎心喜，从怀里摸出手机，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其实却悄悄连按快门，然后拇指轻按了几下，一瞬间就把美女照片发到常逛的论坛上去了。
孟子正得意间，美女突然尖声惊叫：“非礼啦——！”
孟子大惊，手机险些摔在地上，再看周围，人群一下子拥了过来，群情激愤。
一位山东大汉厉声问道：“小妹妹，是谁非礼？”
孟老师眼珠滴溜溜乱转，心说：“她可别往我身上指啊！我人在外国，正属于弱势群体。”
小妹妹轻叹一声：“刚才我看见张三的车从这儿经过，这个张三，不过是咱们临淄城一个小衙门里小小科长，居然开着一辆加长卡迪拉克耀武扬威，真是非礼！”
人群也跟着唾骂：“就是，就是，非礼！实在太非礼了！”
——我们借机回顾一下“礼仪之邦”的概念，所谓“非礼”，原本是指违反礼制、僭越等级。顺便忠告一些男同胞：当有美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抽了你一个耳光并骂你“非礼”的时候，你不妨用现在学到的知识为自己彬彬有礼地辩解一下：“小妹妹，我想你方才的措辞是不恰当的，‘非礼’这个词指的是违反礼制、僭越等级的行为。所以，我那不叫‘非礼’——我那叫‘耍流氓’。”
回过头来再说孟子。这位老人家偷拍得手，虚惊一场，不由得心中暗暗祷告：“南无孔圣人大慈大悲……”那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所以没有佛号可念。
“老师！”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边传来，孟子转身一看，却是公孙丑。孟子很是奇怪：“这么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人山人海的，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公孙丑神情古怪：“倒不难找，我老远看见这里有女子内衣店的大招牌，就直接过来了。”
孟子灿烂地一笑：“不愧是入门比较早的弟子啊。”
公孙丑忙说：“我紧赶慢赶来找您，出事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您别逛街了，也别回宾馆，现在我陪着您直接赶奔王宫。要是晚了，落在齐王使者的后边，那瞎话可就全穿帮了！”
公孙丑一边说，一边拉着孟子就走。孟子老大的不情愿：“我不去，我不去。我是什么身份啊，巴巴儿地找上门去？哼，成何体统！”
公孙丑真急了：“不行，这是在人家齐国，是齐王的地盘，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孟子把头一摆：“俗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
公孙丑急道：“俗话还说：‘齐王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孟子不屑道：“俗话还说：‘公元前四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我这么重要的人才，当然要拿拿架子！”
公孙丑气结：“俗话还说——算了，我也没俗话可说了，齐王要是真发火了，咱们谁也讨不了好！您就别跟我较劲了，赶紧打个车走吧！”
公孙丑一边说，一边拉扯，一到街边便连忙伸手招呼出租车。孟子“啪”的一声就把公孙丑才伸出去的手给打了回来，厉声道：“你小子不过啦！那是一块六的！”
公孙丑差点儿没哭出来：“老师哎，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分一块六的、一块二的呐！”
公孙丑没辙，只好再等，好容易等来一辆一块二的夏利，孟子三步并作两步，打开车门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公孙丑心说：“原来您还知道着急！”正要跟着上车，车却“呼”的一声飞驰而去。公孙丑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老师哎，自杀的方法有很多种，您为什么非要去触齐王的霉头呢！”
孟子被弟子们逼得回不了宾馆，又倔着不愿意去王宫，可总不能露宿街头吧？去哪里安身落脚呢？眼看着出租车的计价器一个劲儿地蹦字，孟子越来越不安稳，心里疑惑：这计价器怎么跑得比刘翔还快呢？最后终于想起来：“有了，去景丑家住个几天吧。”
景丑，齐国大夫，在当地大小也算个人物，一听说孟子到门口了，又惊又疑。景丑迎出门来：“老孟，你也不事先来个电话，怎么突然就来我家了？”
孟子干笑一声：“嘿嘿，贝多芬要没有那么古怪的脾气，会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么？梭罗要不是隐居瓦尔登湖，会有几百年后的那么多粉丝么？”
景丑一愣：“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孟子笑道：“所以啊，名人一定是要有些怪癖的，谁让我是名人呢！呵呵，之所以贸然登门造访，是为了让你家蓬荜生辉啊。”
景丑听得一头雾水，不过孟子既然来了，还是十分欢迎的。
景丑领着孟子进屋，落座聊天。孟子把事情的经过一讲，景丑可有点儿不大高兴了。景丑说：“老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间要讲慈爱，君臣之间要讲恭敬。我看我们大王对您那可真是恭敬到家了，可您是怎么对我们大王的呢？”
孟子这两天的所作所为，一般人看着可能都觉得他不大在理，可孟子却理直气壮，对景丑说：“你这叫怎么说话呢！我对齐王不恭敬吗？嘿，我敢说，整个齐国，就数我对齐王最恭敬了！”
景丑被说糊涂了：“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孟子摇头晃脑说：“齐国人里边可曾有谁把仁义的道理讲给齐王听呢？——没有吧！难道是因为齐国人觉得仁义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不值得讲给齐王吗？——好像也不是吧！”
景丑一愣：“那——”
孟子接着说：“因为齐国人心里想的是：‘就我们齐王这种愣头青、二百五，切，跟他讲仁义他听得懂么！’——什么叫不恭敬，啊？他们这才叫对国君不恭敬！”
景丑懵懵懂懂：“就算你说的对，那你就恭敬了吗？”
孟子把胸脯一挺：“我当然恭敬了，而且把恭敬都做足了！我在齐王面前讲的，全都是尧舜的治国大道，这些大道理只有我老孟才跟齐王说！你评评，齐国人里有谁比我对齐王更恭敬？”
景丑愕然：“本来我觉得你是最不占理的，怎么被你‘当当当’这么一说，好像你倒成了最占理的了？”
孟子喝道：“什么‘好像’？本来就是！”
景丑想了想，说：“这一点就算你对，可我说的不是这个。礼书上说：‘听到父亲的召唤，不能慢吞吞地说‘诺’，而要立刻应声，马上照着父亲的要求去做；如果是君王下令召见你，应该连套马车的时间都不等而马上动身。’而你呢，你本来就打算上朝去朝见齐王，可齐王派使者来了，召见你了，你反倒不去了？！哼，如果现在是在大街上，我非得大喊一声‘孟子非礼啦——！’”
——景丑说的这些也正是“礼仪之邦”的重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大家各安其位，并且，上面等级的人对下面等级的人具有高度的权威。还有一点要注意：景丑所谓礼书上说的“听到父亲的召唤，不能慢吞吞地说‘诺’，而要立刻应声，马上照着父亲的要求去做”是什么意思呢？看过《汉武大帝》电视剧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剧中人常说这个“诺”字，就是答应别人的意思——皇帝对大臣说：“这件事要这样办。”大臣一低头，回答说：“诺”。这个“诺”字大体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是”。
但是，电视剧里统一用“诺”未必就是对的。我们现在从景丑的话里就可以体会到，这个“诺”字在语气上是比较随便的，不够尊敬，不适合用这个字来回答尊长。景丑没说如果不说“诺”应该说什么，我替他说好了——应该说“唯”。《礼记》里说：“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意思是：“父亲叫你的时候，不许回答‘诺’，老师叫你的时候，也不许回答“诺”，你应该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一声‘唯’。”知道了吧，我们熟悉的那个成语“唯唯诺诺”就是这么来的。
《礼记》里还有一段明确体现着“唯”和“诺”的重要区别：“父命呼，唯而不诺……”——老爸派人叫你的时候，你只能答应“唯”，不能答应“诺”；答应“唯”的才是好孩子，答应“诺”的就不是好孩子。哦，不就是答应一声么，区别有这么严格吗？当然很严格，《礼记》里告诫年轻人“必慎唯诺”，答话时到底用“唯”还是用“诺”一定要很谨慎的。所以呢，以后大家都记住：对尊长要说“唯”，不要说“诺”，说“诺”那是没大没小的表现。
——好了，现在回到剧情。孟子听了景丑这番话，晃了晃脑袋：“礼书上真的这么说过？”
景丑不愤道：“我难道还会骗你不成！”
孟子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嗯，想起来就好。”景丑吁了口气。
孟子接着说：“曾经有过一位前辈，正在街上溜达，突然听见老父亲在身后喊自己：‘儿子——！’他没有慢吞吞地说‘诺’，而是立刻应了一声，马上转身就向父亲奔去。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大货车迎面冲了过来，把他给撞死了。老父亲望着儿子的尸体，哭着说：‘儿啊，为父本来是要提醒你：小心身后有车！’”
景丑一愣，随后又点了点头：“嗯，好像是有这么件事。”
孟子接着说：“曾经有过一位前辈，正在吃豆包，突然听见老父亲从身后喊自己：‘儿子——！’他没有慢吞吞地说‘诺’，而是立刻回头应了一声。可奇怪的是，他应得虽然快，应完之后却没动地方。”
“嗯——？！”景丑很是诧异，“这太不合情理了！”
孟子缓缓地说：“他应声的时候，正好有一大口豆包还在嘴里。他应声太急了，没顾得上先把嘴里这口豆包处理一下，结果当场就生生被这豆包给噎死了！”
“啊——？！”
孟子接着说：“曾经有过一位前辈，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上朝。这位前辈马上冲到院子里，只见仆人们也很神速，已经在给他备马车呢。这位前辈急不可耐地问道：‘马车还得多长时间备好？’仆人回答：‘您再等十一秒三就能上车了！’”
景丑感叹：“这仆人还真够麻利的！”
孟子一摇头：“麻利什么呀！这位前辈当时一听就急了：‘还得等十一秒三？有这工夫，人家刘翔早都跑到终点啦！’——这位前辈真是心急如焚，想到礼书上说‘如果是君王下令召见你，应该连套马车的时间都不等而马上动身’——”孟子说到这里，停了停，歪头看着景丑。
景丑一愣，随即应道：“不错呀，是这么说的。”
孟子这才接着说：“这位前辈真是好样的，也不管马车的事了，脚下生风，飞出了家门。路上有个小孩子看得奇怪，问妈妈：‘这个叔叔是怎么啦？’妈妈说：‘咳，这不又是每个星期一明教开例会的时候么，这位叔叔就是青翼蝠王韦一笑，所以身法这么快。’小孩子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奇怪的是，这个叔叔怎么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啊？’”
景丑怒气攻心：“老孟，你这可不像话，尽拿这种走极端的例子来说事！”
孟子“嘿嘿”一笑：“我就不信说不服你！不说这些例子也行，我就给你讲讲儒家传统。曾子曰：——”
“打住！”景丑拦住孟子，接口说，“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是不是又来这套？人家马三立早说过了，不新鲜！”
孟子摇头，赌气道：“我要说这套我是包子！我要说的是——”
“你要说的是我们家的金器！——得了罢，老孟，你这词儿我怎么都听着耳熟，这是《卖五器》，还是马三立！”
孟子长叹一声：“唉，我要说的是真正的‘曾子曰’。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都是富得流油的，咱可比不了。不过，要说行走江湖，他们仗的是钱，我仗的是仁。’”
“仗的是人？”景丑纳闷，“都说‘狗仗人势’，狗才仗的是人呢。老孟，你不会是在编排人家曾子吧？”
孟子很不高兴：“胡说，曾子是我们儒家前辈，我怎么会编排他老人家呢！你听错了，我方才说的是仁德的‘仁’，不是狗仗人势的‘人’。”
“哦，这样啊。”
孟子接着说：“曾子说：‘他们仗的是钱，我仗的是仁；他们仗的是爵位，我仗的是道义。我难道还有什么不如他们的吗？’——景丑你听好了：曾子是什么人，是儒家泰斗，不是可以胡乱说话的阿猫阿狗。他这么说，必然有这么说的道理。我问你，有三样东西是全天下的人都尊重的，你可知道它们都是什么？”
景丑想了想：“嗯，屠龙刀、倚天剑，还有，嗯，还有武林盟主的宝座。”
“回答错误！”
“那你说是什么？”
“是陆小凤的手指、西门吹雪的剑，还有司空摘星的轻功。”
“◎＃￥％……※×”
“是这样的，全天下人都尊重的东西有三样：爵位、年龄、德行。在朝廷，爵位高的就比爵位低的更受人家的尊重；在民间，老人就要受到年轻人的尊重；而治国安邦抚育万民，最值得尊重的就是德行。谁也不应该凭着爵位高就不尊重老者和有德行的人。”
孟子接着说：“所以，凡是有大作为的君王，他们身边一定有一些臣子是他们不能随意召见的，也就是说，是不容易被请得动的。如果有要紧的事需要商量，君王就会主动到大臣那里拜访。商汤对伊尹不就是这样么，先以弟子的姿态向他请教，然后才任命他当官，所以商汤没费多大力气就称王于天下；齐桓公对管仲不也是这样么，先以弟子的姿态向他请教，然后才任命他当官，所以齐桓公没费多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论国土面积，大小都差不太多；论君王的德行，也一样差不太多，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形势中占到绝对的上风。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景丑摇头：“你就直接说吧，别总让我给你当捧哏的。”
孟子说：“原因在于，现在各国的君主们都只喜欢用那些听话的人做大臣，却不喜欢用那些有资格教导自己的人做大臣。商汤对伊尹敢呼来唤去么？齐桓公对管仲敢呼来唤去么？管仲尚且不是那种可以被人呼来唤去的人，何况我这个连管仲都看不上眼的孟子呢！”
——剧终
到这里为止，我终于忠实地翻译完了《孟子》的这一小节，看来白话文果然比古文罗嗦不少啊。我想一定有人会追问：后来呢？后来孟子见到齐王没有呢？齐王有没有生他的气呢？有没有抓孟子坐牢呢？齐王是不是也会惩治一下孟仲子和公孙丑他们呢？孟子和他的弟子们又是怎么脱身的呢？
答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孟子》这书，重点在于表达思想，就这一节来说，孟子说完那句“何况我这个连管仲都看不上眼的孟子呢”，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便已说尽，所以，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了。
从这节来看，孟子很牛吧，居然对齐王装病！其实这种事情他的祖师爷孔子也干过：门外有人来访，孔子一问，是个讨厌鬼。怎么办呢？孔子对弟子说：“你们就说我病了。”讨厌鬼一听，孔子病了，真不巧，那就回去吧。可刚一转身，才走了两步，就听见身后的宅院里传来孔子大嗓门唱的卡拉OK。——孔子这是成心，故意唱给他听的，那意思是：我是装病呐，我就是讨厌你！（朱自清曾经说：孔子未必得的是大病，得了小病未必不能唱歌，或许是歌词里有不愿相见的意思。朱自清是以此论述古代的“乐语”，我们却不妨借此想像一下孔子唱的是什么——“哥哥我坐楼头，兄弟你地上走，你要敢进门，我就放狼狗……”）
儒家知识分子是很容易得罪人的，这个问题复杂了，以后再说吧。
山中宰相帝王师
孟子最后对景丑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死扛着装病装到底，这可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知识分子和君主的关系居然也可以是师友关系！礼制的条条框框居然被悄悄打破了一块。
孟子举的例子照旧是伊尹和管仲。伊尹时代太过久远，事迹渺茫难求，管仲距离孟子还算是比较近的。对于儒家来说，管仲一直都是一位响当当的话题人物。孟子所说的齐桓公和管仲的这种君臣关系在荀子的作品中有过比较详细精当的论述，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荀子的说法。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荀子和孟子都是同一个门派的，当然一个鼻孔出气了！
——然而不是。荀子也很爱得罪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哼，照猫画虎地学习古代圣王却不得要领，还特别自以为是，认为普天之下就属自己才高志大学问好。这些人根据旧说敷衍新说，搞出什么‘五行’之类的怪调调，简直就是荒谬可笑，理论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孔子就是这么说的！’这还真糊弄了不少无知大众。这种人真是太可恨了！”
荀子这是在骂谁呢？
上本书讲“梁惠王篇”介绍过荀子其人，有点儿硬朗，有点儿固执，有点儿落落寡合。他不是还自比司马南、何祚庥驳斥灵异现象，提出过“人妖”理论么？看他现在说什么“搞出什么‘五行’之类的怪调调”，大概又是在攻击一些神神怪怪的大师们吧？
——错！古籍里如果提到“五行”，可不见得就一定是指“金、木、水、火、土”，也不一定就是说前文刚介绍过的那个“旺、相、休、囚、死”，一般认为，荀子这里说的“五行”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前文说起“四心”、“四端”的时候不是已经见过了么？
噢，原来荀子是在攻击儒家同门呢！荀子在最后指名道姓地说：“我说的这个欺世盗名的大坏蛋就是孟子！”
荀子成名的时候，孟子或者很老了，或者已经死了。死人没办法反驳，也就任人笑骂好了。但我这里要说的是：荀子如此看不上孟子，却在齐桓公和管仲的问题上和孟子思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荀子说：“孔子门下的弟子里，凡是身高可以够得上坐公交车要买票的标准的，都以谈论‘春秋五霸’问题为耻。”——这话耳熟吧？上本书里讲“孟子对齐宣王”的时候，孟子说过“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荀子把话说得感情色彩更浓罢了。
——解释一下，荀子的原话是：“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战国时候的尺比现在的尺短，“五尺”大概合现在一米一五，五尺高的孩子差不多也就是现在坐公交车刚刚开始买票的高度。
荀子接着说：“五尺高的小孩子之所以看不起‘春秋五霸’，不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而是因为那所谓‘五霸’确实都不是东西。就拿齐桓公来说吧，是靠杀了他哥哥才夺取的政权，后来好色还不说，居然乱伦，把姑姑和姐姐妹妹们搞得都没法嫁人。他生活奢靡，齐国整个国家一半的税收都养活不了他，在国际社会上他连打带骗，坏事做绝。就这么个东西，在伟大的孔子门下怎么可能被人称道呢！”
但这么一个坏蛋怎么就成就了齐国的霸业呢？荀子说：“齐桓公虽然是个王八蛋，但他有一点好，那就是：他掌握了治国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他看清了管仲的才干而委之以重任。他尊称管仲为‘仲父’（这个称呼在意思上仅次于‘干爹’），让达官显贵们谁也不敢妒忌和怨恨管仲，还给管仲开出高薪，让管仲富甲一方。齐桓公如此尊重管仲，所以齐国上上下下谁也不敢不尊重管仲，这就是治国的首要关键啊。”
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和孟子如出一辙，这就给后代的读书人树立了一个光明到耀眼夺目的指路灯：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给帝王做奴才，而是有希望做帝王师的！诸葛亮为什么会成为偶像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备的“三顾茅庐”。
我们可以把古代国家想像成一家大公司，知识分子们都想在公司有限的职位里给自己谋个差使，通常的途径是应聘，被老板或者人事部经理挑三拣四地选中了，这就谢天谢地了。如果公司林立，那还有跳槽的机会，可如果只有一家公司（大一统的帝国），你就算不想干了也没处跳槽。老板对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使奴唤婢一般对你颐指气使。你不满意吗？那就滚蛋，这位子有的是人想坐呢！但对极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老板可不敢这么做，要尊重、尊重、再尊重，有问题就客客气气地登门请教，还要大把大把地主动塞给人家钱花。就齐桓公和管仲的例子来说，齐桓公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摆在了董事长的位置上，毫不插手公司管理，而让管仲充分行使总经理的权力。另一种情况是“客卿”，把知识分子当作尊贵的客人，国君和客卿的关系是主人和客人的关系，而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更不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总而言之，无论是总经理也好，客卿也罢，都是后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地位。
梁武帝萧衍就有过一位著名的帝王师。
上本书介绍过梁武帝其人，他一生笃信佛教，而他这位帝王师却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道士。
说起道士，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词叫“茅山道士”，梁武帝的帝王师就是茅山道士的祖师爷，名叫陶弘景。
陶弘景是个奇人，十岁那年得到了一本葛洪的《神仙传》，一下子便被吸引进去了，从此，他昼夜苦读冥想，立志成为神仙。
一本书就这样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看来，小时候读什么书实在太重要了！记得我十岁的时候经常读的是《中国少年报》，现在我还记得每期都有个漫画人物叫“小虎子”，每期还有一个固定栏目叫“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十岁的陶弘景可远远没有我这么幸运，不小心看了一本《神仙传》，把他的人生指向了腐朽没落、反动透顶的封建迷信。
但是，你如果就此断定“这孩子毁了”还未免言之过早，谁能想到被一本《如来神掌》引入歧途的少年周星星长大以后竟终于成为能打出如来神掌的武林神话呢？你可知道长大成人之后的陶弘景修为深到什么程度？
——想一想，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羞耻？被单位领导批评了？被女朋友甩了？下棋输给邻居家的小孩了？如果有人向你请教一件事，而这件事超出了你的知识范畴，你会觉得羞耻吗？比如你是一位律师，我问你陶弘景十岁读的那本《神仙传》是谁写的，你答不出来，你会觉得羞耻吗？
——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可人家陶弘景会。陶弘景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天下学问无所不知，上到天文、下到地理；雅到琴棋书画、俗到风土人情；正到安邦国策，玄到阴阳五行，一切学问没有他不知道的。陶弘景的求知欲太强了，年纪不大便辞了官，隐居茅山。据说他在隐居的地方给自己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自己住在三楼，徒弟们住在二楼，要是来了客人就待在一楼。现在不少人买房喜欢买复式和跃层，一层是客厅，二层是卧室，看来陶弘景就是这种居住方式的祖师爷。
但一般人住复式和跃层，在楼上睡完了觉还是要下来活动的，可陶弘景基本上就赖在三楼上不动了，客人来了大多是由仆人接待，自己永远僻居顶楼，搞学问、搞科研，孜孜不倦，比法国那位“屋顶间的哲学家”可过得滋润多了。
梁武帝早就把陶弘景当个人物。陶弘景要是有新书出版了，梁武帝就得搞个盛大仪式，焚香顶礼，最后才恭恭敬敬地把书拿过来看。
朝廷有了大事，梁武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听听陶弘景的高见，双方结成了笔友，书信往还非常频繁，时人因此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
——山中宰相比真宰相可牛多了。尤其在专制时代，真宰相虽然品级最高，却也无非是皇帝的高级奴才，皇帝要看你不顺眼，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从宰相以下，各级官员莫不如此，知识分子越来越没有尊严；而山中宰相却是帝王师的身份，帝王对他要以师长视之，最不济也是朋友，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中国历史随着专制传统的加深，山中宰相帝王师变得越来越虚无飘渺。
很多人都知道李白是最渴望能当上帝王师的。李白为人狂放不羁，敢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还敢“天子呼来不上船”——唐朝虽然以风气开放著称，但毕竟也是大一统的专制时代，和春秋战国没法比，所以李白这样做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可比孟子大得太多了。李白真不简单，我们现在读他的诗，说什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真是好气魄。
李白是拒绝参加科举的，因为在他眼里，大概科举考试就像是公司招聘，无非聘用雇员而已，而他自己是要做帝王师的。帝王师要是去参加招聘会、去投简历，那还不让人笑话死！帝王师是要让帝王来请的。可是，怎么能让帝王来请呢？得先让帝王知道有自己这么一号人物才行啊。我们在《古文观止》里就能看到李白的一篇名文，叫做《与韩荆州书》，是李白还没发迹的时候去给荆州地方官韩朝宗投去的一封自荐信。咱们看看李白这信是怎么写的（这篇文章非得读原文才能读出味道）：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李白当头就是一顶天大的高帽子：我听天下那些碎嘴子们侃大山经常说一句话：“封不上万户侯不算什么，可要不认识韩荆州那这辈子就算白活了。”——我们现在还用到的“识荆”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话和“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先忽略这句话的夸张色彩，设想一下：给你一个选择，要么接受万户侯的大印，要么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饭局。——吃顿晚饭难道能和被封万户侯相提并论吗？当然能，因为这次饭局上有荆州市长韩朝宗。李白这些人的选择是：要能跟韩市长吃顿饭，万户侯的印信算个狗屁！那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结论呢？自然因为跟韩市长吃一顿饭所能为自己捞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被封为万户侯所能获得的利益。唉，我要是韩朝宗，就找个远房亲戚在荆州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饭庄，每天我固定去这家饭庄的某个雅间吃晚饭，至于下面会发生什么，嘿嘿，我就不说了，那都是手下人安排的事了。】
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李白这里紧接着就说了为什么韩朝宗的饭局会胜过万户侯的大印，因为谁要是被韩市长看中了，单是自己的名字就可以马上拿到股票市场上市圈钱。李白说：“您就是股市最大的黑庄，我要想噌噌往上涨，就全靠您一句话了！”看原文“收名定价”四个字，说得多牛！】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李白作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苏联老百姓……”李白的出生地现在也许要算是俄罗斯境内了，我也没查，反正以前是属于苏联，当然，唐朝的时候那里还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白接着说：“……后来我流窜于湖南和四川一带。”后面两句我们可要注意了，李白说自己从十五岁开始就到处拜访省级高官，三十岁以后更进步了，常去各位部长和总理家做客。自己志气很高，而那些王公大人们也认为我的确很牛！——刚开始的时候是吹牛，捧韩朝宗，捧完了韩朝宗再转而吹牛捧自己，而且捧自己所用的手法是：你看，那些省长、部长我全认识，他们全都觉得我李白是个人物！这段最后一句是说：我过去跟别的达官显贵们吹的牛皮现在到您的面前再吹一遍。】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要么我说这篇东西一定要看原文呢，用白话文实在很难重现诗仙风采。这几句又是吹捧韩朝宗的，我们要来回大声多读几遍，体会体会其中神韵。——要是我换在李白的位置，这话恐怕还真说不出口。】
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简单说，李白的意思是：别以为我是吹牛，等你真见了我，就明白我是真牛了。】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李白上举古典，下引今事，尤其说到韩朝宗曾经提拔过的那些人都很不错，而且都对韩朝宗心怀感激。——这句话如果以小人之心来理解，那就是暗示着：“你要是提拔了我，我绝对不会忘了你的好处。”】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最后最后，李白终于谦虚了一回。不过，李白到底是李白，谦虚之辞听上去也像吹牛。李白说：“人非尧舜，谁能尽善……”表面是说自己并非尽善尽美，实际的意思是：我就算不是best，也是the second best。】
——这篇自荐信给我们展现的是另一面的李白，他为了成就自己那个帝王师的梦想真是没少下功夫啊，真不知这和“终南捷径”之类的行径有什么区别。
几乎每一个理想化的主张都会在历史的变迁里变了味、变了质，一个貌似的理想目标下也会逐渐敷衍出许多龌龊的途径。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历史上就连李白这样变了味、变了质的帝王师都是不多的。再回顾孟子的装病，他的主张下似乎隐含着知识分子对平等人格的追求：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君主，可以为师、可以为友，但不可以为奴。
——这可能实现吗？要知道，到了后来的专制时代，帝王的追求正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我们现在严肃一些，把面孔稍稍板起来，看一看专制帝王的追求之一例。他们的追求是——
绵羊世界
一
1653年，即清顺治十年，四月间，诗人吴梅村来到南京，拜谒两江总督马国柱。其时战乱方歇，南京的景像给了诗人深深的刺痛。回想明王朝立国之初曾经建都于此，画角吹难，气象万千，而南明弘光小朝廷龟缩南京，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转眼间家国易主，物是人非，吴梅村有感而口占七律，末句有“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苑内牌”，尤其令人有抚今追昔之慨。
这一句诗，所咏之地为南京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明朝初年，孝陵山丘曾有梅花鹿群放养，多时达数千头。每头鹿的脖颈上都挂有银牌以示标记，凡捕杀者以死罪论处。而吴梅村此时所见，苑内鹿群已经无人看管，更遭到当地人的随意捕杀，鹿颈银牌也失去了原先的权威，纷纷散落在捕杀者的手中。
朝代更迭，此时的大清统治者为了坐稳江山开始励精图治，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仔细研究前代的典章制度，完全一副“拿来主义”作风。尤其在作为治国根本的律法一项上，几乎完全沿用了朱元璋时代的《大明律》，比如，顺治三年清代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几乎就是《大明律》的翻版。人们难免不产生疑问：一个腐败的、被推翻了的王朝，其律法为何被对手奉为至宝？如果这律法是良法，那么，这个庞大的王朝又如何走到灭亡的一步？
诗人吴梅村并没有仔细探寻过这个问题，他在荒凉的孝陵故地抚今追昔，遥想洪武盛况，生发着“王谢堂前燕”式的苍凉感慨——历史总是如此相似。
孝陵内尸骨已朽的朱元璋不知道生前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王朝这未来的伤心一幕，但无疑可以肯定的是，他当初确实曾为王朝的顺利延续而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主要面临着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大动荡之后社会的复苏与发展；二是整顿吏治以消除腐败，使庞大的帝国能够驶上一条长治久安的良好轨道；再有的就是铲除有可能在短期内威胁皇权所有隐患。
关于第一点“社会的复苏与发展”，听上去是个难上加难的问题，实际上却不必花费太大心力。回头看来，几乎任何一个朝代，在其创始阶段都能很快地收拾好动乱的残局，进而迅速走向黄金时代，典型的例子比如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究其原因，除了帝国初期的君主大多能力过人并且励精图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在他们接手的时候通常刚刚结束长年混战，处于破败的低谷，而从低谷向上攀登，很容易就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正如爬山，人在山脚下，怎么爬都是往上走，况且，每个人先天都有着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当这种渴望被种种外因普遍而持久地压抑住时，就如同大水被堤坝阻住，这个时候，只要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磅礴宣泄。所以，在王朝初创阶段，各地的地方官用以夸耀政绩的经济迅速增长，其实与他们本人的管理能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只要大环境“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湍急汹涌，爬山也自然会很轻易地向上迈上几个大步。于是，尽管地方官腐败或者无能，通常也只是使当地的发展没有爬到应有的高度，却也很难再往下跌——最坏的境况已经发生了，再怎样都不会比这更糟。社会变革初期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造成一种假像，即，社会与人民在一个“英明”政府的领导下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而地方官员尤其政绩彪炳，为地方的复苏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像？
可以想像的是，虽然在山脚下时，不必花费太大心力就可以向上迈上几个大步，但是百尺竿头，却很难更进一步。天纵之才的朱元璋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经历过元代统治，他很了解正是由于元代晚期吏治的极端腐败才给了自己以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机会，而他自己的天下，自然不能重蹈元朝覆辙，在得国之初，更不能疏忽了对吏治的整治而为今后的江山留下隐患。
朱元璋采取了未雨绸缪的做法，并且狠辣果决。他对群臣的告诫是，要让那些贪污腐败分子犹如置身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即便是侥幸出了这荆棘丛，也要落得一身体无完肤。朱元璋颁布《大明律》，把《受赃》专设一篇，条目详尽严谨，惩罚苛刻残酷，并且，在《大明律》之后，又相继颁布《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篇》等等，这一切便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对官吏贪污行为的超强律法罗网。律法内所规定的刑罚手段，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实施之中，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更有一些则是全新的发明——这一层是刑罚之“重”，而刑罚之“广”也相当骇人：一是凡有贿案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二是不避皇亲国戚，凡皇族贪赃，量刑尤重。
洪武年间最骇人的刑罚当属“剥皮实草”：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让人觉得还算人道的是，这毕竟不是活剥。
“剥皮实草”虽在后世史家中尚存争议，但朱元璋在吏治方面用刑之苛、之酷确属历代所罕见。如此的用刑之酷和牵连之广，乍看上去，很容易使人以为是后来魏忠贤麾下的东厂作风，但这两者之间的重要不同是，洪武年间的风格更加注重律法。历朝历代，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皇帝能够在对律法的重视程度上和朱元璋媲美，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即把纲纪法度的建设明确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元璋对律法的建设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在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的时候，每完成一篇，便要誊写给朱元璋一份，由朱详审裁定。这仅仅是众多同类例子中的一个，就以此来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除此之外，对待那些文臣武将们，朱元璋还有着另外的一手——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效忠皇帝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光荣，而欺瞒犯上又是如何的不可取，如何的会传为千古骂名。朱元璋甚至还鼓励儒生们去向一众武将宣扬忠烈死节的道理，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司令员和政委的组合，总之，朱元璋的确用心良苦。
但是，皇权的独揽、律法的制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还是不足以使朱元璋放心。对权力的极端欲望使朱元璋有点像一名心理变态的丈夫——他时刻担心着邻家男人会动他妻子的念头，虽然这个邻家男人看上去老实本分、忠厚和善，对自己的妻子从没有多看过一眼，对自己也一向以礼相待，但是，这个丈夫还是非要杀掉邻家男人才能放心，因为，邻家男人就算再怎么老实本分、忠厚和善，但毕竟是一个男人，毕竟裤裆里有那个东西，这就始终构成着染指自己妻子的潜在危险。只有把这仅有的一个潜在危险也连根除掉，这名心理变态的丈夫才能真正地放下心来。
二
自上而下的全面、严格地整顿吏治，历来是中国百姓最乐于看到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见百姓们得知腐败的官员受到酷刑惩罚的时候该是怎样一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在这样的事态下，法外施刑的屡次发生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腐败官吏受到最残酷的惩罚，而无论这种惩罚是否属于律法系统合乎程序操作的结果。最高统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视为英明决策，在这里，程序正义是退居其次、甚至是无人关注的，一个良性的、可以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也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要知道，这些严刑峻法的实施，并不仅仅是依赖官僚机构的制度化操作，皇帝本人所起到的作用实在非常之大。朱元璋把皇权发展到高度集权的地步，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几乎一手总揽天下事务。
更为重要的是，朱元璋颁布一系列律法的出发点也并非本着“以法治国”的目的，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惯常的“以权谋治国”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眼里，律法仅仅是诸多治国权谋中的一种，正如“百姓利益”在一些“英雄人物”那里通常只是一种途径而非目的，只是一种口号而非本质。
所以，虽然洪武年间的法律体系已经在皇帝不遗余力的力抓之下而相当完善了，但是，此时司法上的不完善程度却足以与立法上的完善程度一争高下。对于广大官员和士绅阶层来讲，小心谨慎不去触犯律法并不能确保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这两者之间还常常毫无必然联系。
那么，其间真正的“联系”是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可以把皇权和官僚集团想像为统治阶层中的两大派系，派系之间寻求的是一种平衡，朱元璋为了使这种平衡能够能够在自己的任上保持下去，并且还能安稳地持续到他的继承人那里，就不得不想尽办法“倾轧”官僚集团，使官僚集团的力量弱化到能够和自己的继承人取得平衡的地步，因为，继承人的力量到底是不如自己的，而皇权与官僚集团间的力量平衡才能保障政权的稳固。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太子朱标曾经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气愤得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拣起来。荆棘多刺，太子难以下手，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里，说：“我这些做法，都是在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
朱元璋的顾虑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己是可以“说了算”的，但在自己百年之后，继承人还能不能“也说了算”。为此，朱元璋一方面需要剪除一些官僚集团中的强势人物，一方面也需要在吏治当中铁腕立威。从这点上看，官僚集团不仅仅是皇权的统治工具，也可以被看作是与皇权相制衡的一大派系。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无非是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为了寻求平衡或者打破平衡而运用的权谋手段的结果。
出于权谋术的考虑而进行的铁腕反腐必然在先天上就存在弊端。反腐行动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滥说明了它并不在意于是否建立一种完善的、可以自行运转的律法体制，而根子里又有着制衡官僚集团的这一深层原因，于是，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皇权所追求的是一种“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追求这种结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义”。
集中了政治精英的官僚集团不会不明白个中三昧，他们深切地懂得，反腐行动与百姓利益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关联，他们面对的只是来自于皇权的权谋手段，便自然也以自己的权谋手段去做出应对。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作为和皇权派系相对的官僚派系中，还分裂着若干个小派系，这些小的官僚派系既要与作为对立派系的皇权一方斗智斗勇，还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皇权的力量来倾轧其他的官僚派系。于是，吏治的整顿往往并不像草根阶层所看到的那样某某官僚因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制裁，而是这个倒霉蛋被他的敌对派系借着整顿吏治的理由而加以迫害——虽然“受害者”本人就其受到的制裁来讲往往并不冤枉，但他的对手们，那些打着整顿吏治旗号而整垮他的另一派系的官僚们，其自身也不会比这个“受害者”更加干净多少。而皇权又正好借着官僚集团之间的派系倾轧来整治作为皇权派系对立面的整个官僚派系——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而朱元璋正是这类博弈运动中的佼佼者。单看洪武年间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牵连至死的足足有四万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再起巨大波澜，不但官员被严办了无数，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富户那里，导致大批富人破产——这让人禁不住怀疑：借此大量敛财之举到底是搂草打兔子的结果还是其本身就是当初的直接目的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会有一些腐败官吏受到惩处，自然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也自然会有一些地方得到相对的太平，老百姓欢欣鼓舞，而究其原委，这些所谓“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也就是说，老百姓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其实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但是，从副产品中得益的百姓们却不明白个中三昧，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副产品”就是“正式产品”，就是原始目的本身，因而歌功颂德，咏叹皇恩浩荡。
但这“副产品”从源头上就注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更为让人恐惧，因为，你虽然有可能成为一场上层社会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样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的博弈使得人事的任免主要取决于忠诚而非能力。无论对于皇帝也好，还是对于某一个官僚派系也好，对某个人的任用还是贬谪、甚至罢免，很大程度上和这个人的称职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倒是此人对自己的忠诚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百姓们对青天大老爷的天真期待往往成为泡影。
在洪武年间的权力博弈中，朱元璋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一些老百姓因之受益也好，一些士大夫因之无辜受累也好，都并非这屡屡整顿官场的真实目标，自然也就不是最高权力者在意的事情。而对于百姓而言，国家不是他们的，在家天下的时代里，他们只是帝王的私产，无论被恩典着还是被虐待着，他们通常都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儿。虽然有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这句话本身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之类的主张被一些百姓与知识分子天真地曲解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阶层就是“天下”的一分子，就是江山社稷的主人之一，但有着这类想法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因为很快就遭遇瓢泼浇头的冷水而有所醒悟，就是被社会残酷地淘汰出局。主流方面是，在一个权谋的大环境下，许许多多的人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小权谋，必须更多地通过与他人的博弈而非自身的正直努力来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权谋渐渐演化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运用权谋的思维方式来应对环境、解决问题。无疑，通晓权谋者是不被人喜欢的，但大环境就是如此，所以，中、下层不但受到上层建筑潜移默化的熏陶，自身的实际利益又往往很难依靠正当手段来得到保护——除了权谋与心机之外，他们还能靠什么立足于这个世界之上呢？
道德伦理永远是与实际利益冲突着的。官方永远在宣扬着圣人式的道德指标，而对这类宣传信以为真的人却经常成为被社会秩序迅速淘汰的对象。
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并且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声名。著名的海瑞就是非常接近圣人标准的一位，他的家徒四壁似的清廉使他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戴着光环的榜样而无法为更多的人效仿。对于整个社会，海瑞式的人物起着一廉遮百丑的重要作用。对于皇权来说，海瑞的这种作用怕是要比他实际的政治作为还重要上不知多少倍，因为把特例混淆成典型能够极大地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而在一些冷眼旁观者看来，这样的情形却正应了《老子》中的名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三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孔尚任“烟雨南朝”用词工巧，明朝历十七帝的江山终于变作了“南明”。“扬州十日”之后，多铎的军队开始逼近南京。这时候的南京，不再是大王朝的帝都，而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首府。
当初，朱元璋对全国子民加强思想钳制，八股取士，把“四书”限制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的思想框架里，参加科举考试之人不得有任何的个人见解。科举制度给平民百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这就像是一笔交易：任何人，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想要获得晋身之阶，就必须放弃个性而养成奴性，放弃思考而一味顺从，这简直类似于西方传说中的为了获得现实利益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一样。
现实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当诱惑足够大的时候，有几个人还情愿孤高自重呢？况且，即便有人想孤高自重也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的——在明王朝初立的时候，科举的作用还没有形成，朱元璋迫切网罗人才任职做事，他的出发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对那些拒绝被网罗的知识分子便不惜采取强硬手段。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里面，记载着一段这样的事情：贵溪儒生夏伯启叔侄不愿被明政府征召为官，双双剁下了左手拇指以示决心，结果被朱元璋砍头抄家。这样的做法，在历朝历代的开国时期都属极为罕见。
虽然，后来的科举制度更加强调“胡萝卜”的作用，但“大棒”的余威却并没有就此消散。在胡萝卜与大棒之下，天下臣民渐渐按照朱元璋的心愿变成顺民，变成具有奴性的顺民，而读书人更是成了奴性最强、伪性最重的一个阶层。回顾宋儒张载的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际当已成为广陵绝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也许更希望自己成为一大群绵羊的头领，而不是做一位人间的君王。
朱元璋为了培养顺民当真煞费苦心，亲自审读“四书”，结果发现《孟子》当中充满着“叛逆”思想。据说，当朱元璋读到其中“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句时，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删去《孟子》书中八十五条，包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
（按：我在上本书“扬州：选择与遗忘”一节中，万语千言其实主要便围绕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句话，探讨即便不考虑处在第三位的“君”，而“民”与“社稷”孰先孰后——也就是约略用现代概念表述为人权与主权孰先孰后——的问题，本文中又将进行对“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阐述，竟然同是《孟子》中被朱皇帝删节的句子。）
但是，英明神武的朱皇帝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单以这句话而论，它表明的道理是客观存在的，是先贤从社会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所以，即便把这句话从教科书里彻底删除，即便让全天下人都接触不到这一句“大逆狂言”，但人心和社会却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的。这就像即便你能把所有文字中和太阳东升西落有关的话全部删除，却改变不了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这个客观存在。
所以，朱元璋制定律法再完善、再严密，惩治“贪官污吏”再果断、再狠辣，但既有权谋机心在先，又有随意司法在后，而顺民们伪顺之道即是权谋之道，最终，还是一场场以权谋对权谋的博弈。君待臣以权谋，则臣待君以权谋，“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四
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
金川事去家还在，玉树歌残恨怎休。
徐邓功勋谁甲第，方黄骸骨总荒丘。
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
——吴梅村《台城》
一番风雨，清军入关。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按照人们通常对顾炎武这一说法断章取义的理解，此时此刻，不但是明帝国面临亡国之虞，大明子民离“亡天下”的日子怕也不远了。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南明朝廷其实已经符合“亡天下”的字面标准了：道德清议横行，腐败无能遍地，而权谋的博弈更加如同痼疾的恶化，愈演愈烈。这个时候，多铎的军队已经在“扬州十日”的屠杀之后继续进军，轻易突破了长江防线，逼近了南京。
南京上下慌乱一团。先是弘光帝秘密出逃，紧接着，权臣马士英也出城逃走了，剩下的南京重臣之中就该首推赵之龙了。当初，崇祯皇帝委任赵之龙守备南京，认为那里已经有了司礼太监韩赞周、兵部尚书史可法，如今再加上一个“与国休戚”的赵之龙，则“朕无忧矣”。而此时的赵之龙果然忙上忙下，辛苦非常，匆忙组织了南京临时政权，但其目的不是为了抵抗清军，而是安排和组织城中官员和百姓们的投降事宜。
整个南京城里，没有多少人反对赵之龙他们的决定。猜想一下，虽然接受异族统治会让人们感到非常不适，但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和几代传承的顺民心态还是使他们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根深蒂固的顺民心态使他们对所谓“正朔”的顺从程度远远低于对强权的顺从程度，更何况，聪明的顺民们早已习惯了在博弈中求生存，在委屈中求发展。“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即便臣对君不以“寇仇”视之，最起码也同样视作草芥吧？极少数的满州人摧枯拉朽式地横扫中原大地，非但很少遇到过真正有力量的抵抗，反而迅速吸纳着归顺过来的汉人势力，使自身的实力翻番地扩张。
广大百姓们很少有机会汇集成“人民运动的洪流”。几乎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期，百姓经常都是处在极其可怜的状态，历史的动荡变迁每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有时会去主动选择，但多数情况下则是被动接受。普遍来说，他们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猪狗般的生活和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谁有力量把他们从猪狗不如的生活当中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过上猪狗一般的生活，那他们自然会安居乐业、感恩戴德；如果谁剥夺了他们猪狗般的生活，让他们跌落到猪狗不如的生活里去，那他们也通常只会安之若素——年轻人有孝道在束缚，老年人有宗教来麻痹，日子就可以这么过下去。做顺民，至少还可以过上猪狗不如的日子，要做叛民，那就什么日子都过不上了——事实上，很多造反起义，都是在连猪狗不如的日子都过不下去的时候才爆发的。这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生，一端是死，而通常来说，任何形式的生都要重于任何形式的死，只有一种形式的死和另一种形式的死做衡量的时候，才可能导致造反的结果——比如，是选择饿死，还是选择造反被杀头？百姓们很少会因为权利、正义等等被剥夺而起来反抗，他们一般只有在生存权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如此。或许，如果有有识之士发明出一种简便易行安乐死的办法的话，顺民们也许即便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也不大容易会想到反抗了。朱元璋泉下有知，也许会欣慰于他的人间国土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绵羊世界，而这个绵羊世界却终于在失去了强有力的头领的情况下遭受到虎狼的入侵。
南京顺民们在赵之龙等人的安顿下开城迎降，家家户户用黄色条幅写好“顺民”字样，并在门口焚香设案，与王秀楚所记之《扬州十日记》中扬州居民的情况如出一辙，只不过扬州顺民事出仓促，南京顺民准备周详。而准备得更加周详的赵之龙等一干文武百官则争相投靠新朝，力求得到新朝任用。当时有位名叫张怡的汉子在旁边冷眼观看，记录下这些人“膝软于棉，面厚于铁”的嘴脸。
顺利进入南京城的多铎与不久前在扬州大搞屠杀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公告了明王朝统治阶层的荒淫残暴，并表明大清政权绝不会重蹈明朝统治者的覆辙，而是会实行亲民、爱民的德政。多铎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他命人在城市当中划分界限，军队和居民分别安顿在这一界限的两边，互不干扰，并对军队的违纪现像给以严惩，有八名抢劫南京居民的满州士兵被公开处死。
扬州十日的深深伤口仿佛一下子就在南京得到愈合了。任何人都会相信，如果开进南京城的不是多铎的清军，而是当初保卫南明政权、保卫南明百姓的“四镇”部队，南京百姓的遭遇绝对不会比“扬州十日”好上多少——虽然这是“自家的”军队面对“自家的”百姓。
所以，此时此刻，南京的百姓或许反倒会庆幸城市被这支纪律严明的异族军队占领，而多铎手下那些人数远远超过满人的汉人士兵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又该做何感想呢？
再把顾炎武的一句话断章取义一回：“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那么，明朝“正朔”之兴衰，就由肉食者谋之好了，“保天下者”究竟是哪些人呢？不知道，纵观历史，除了五代冯道，一时还真难想出第二个例子。
——顺带一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好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常见东西方的历史颇多暗合之处。该书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里，结尾时对该章标题所做的回答是：“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体制的必然后果。”
该书第十章的一段话看得更加让人心寒：“十四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这一格言的实施程度究竟如何，暂且不必深究，只是这一思想的“光明正大”的出现和被宣扬就足以使我们为之瞠目结舌了。这是十四世纪的事情。
看谁读书最仔细
严肃之后要轻松，呵呵，又得把孟子装病的事给扯回来，这一节还不算完。现在说几个小问题，放松放松。
第一个小问题：读过上本书的人都应该有印象，孟子在“梁惠王篇”里记载了好几次在齐国的事情，比如“孟子见齐宣王”什么的，可在装病这节里，为什么提到好几遍齐王却只称一个“王”字呢？为什么不像在“梁惠王篇”里那样，写“齐宣王”或者“宣王”呢？
——谁要看出这点不同了，那真称得上读书仔细。而两处笔法如此不同，一定有问题！
古代那么多读书人，早有人觉得这里可疑。清朝有人考据认为：《孟子》七篇里所有提到齐王的地方，说的全是齐湣王，而不是齐湣王的前辈齐宣王。
齐湣王和齐宣王都是加了谥号的叫法，这种称呼只有在死后才有。和孟子说话的那位齐王当然是活的，所以孟子只能叫他“王”而无法称呼他的谥号，所以，装病这段称“王”当是《孟子》原文如此，而“梁惠王篇”里称“齐宣王”则是后人改的。——这是一家之言，声音也不大，我们且姑妄听之，知道有这么一说也就是了。
第二个小问题：孟子在装病的第二天就出门了，齐王使者来探病，扑了个空，孟仲子对人家说的话里有一句是说孟子“有采薪之忧”——我们知道他是在说孟子“生病”的事，这“采薪之忧”到底是什么病呢？
“薪”就是柴禾，“采薪”就是打柴，“采薪之忧”就是说发愁打不了柴了，可孟子难道还要自己打柴去吗？当然不是，这话引申的意思是：连打柴的力气都没有了；再引申的意思是：生病了。怎么样，这个说法很含蓄、很典雅吧？当你再想装病偷懒好躲在家里睡大觉、打游戏的时候，就可以向老板请假说：“我有采薪之忧，今天不能上班了。”
“采薪之忧”还有个近似的说法叫“负薪之忧”——假如你是当时的一个“士”，国君让你去参加射箭大赛，这本是个在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可你偏偏是二把刀上不了台面，那，露脸不就变成丢脸了么？这可怎么办呢？按照《礼记》的说法，你应该给自己请个病假，说自己有“负薪之忧”。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大家心照不宣。
第三个小问题：孟子是装病，齐王可是真病。齐王的病是“有寒疾，不可以风”。你能从这句话推断出齐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吗？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无聊？不是我无聊，是古代读书人真有狗仔队的精神，真有注《孟子》的专家考证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盖是太阳中风，寒水之经疾也。”——这句话恕不翻译了，因为我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到底不是学医的，只是以此来展示一下古人的狗仔队精神有多强。
第四个小问题：孟子对景丑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明朝有个叫杨守陈的人向皇帝上疏，劈头便引用孟子的这句话，然后他来了个设问句：“尧舜之道到底是哪条道呢？”接着他就自问自答地说：“《尚书》里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尧舜治国之道的基础。”好了，问题是：他的回答对不对呢？
（提示：这道题是考记忆力的。）
答案是：前文里已经说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被伪造出来的《尚书》名言，骗了中国读书人一千年啊！——这个天大的骗局直到清朝才被揭穿，而写这篇奏疏的杨守陈是明朝人，还很拿这句格言当圣人的训话呢。
第五个小问题：孟子对景丑说：“今天下地丑德齐”，这个“丑”字是什么意思？
（提示：想想本书一开始讲过的公孙丑的“丑”字。）
答案是：这个“丑”字繁体写作“醜”，这里的意思是“类似，差不多”——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没人用了。
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皆适于义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我们前面已经领教过很多次孟子的能言善辩了，他的这手功夫看来也教会了弟子。他的弟子陈臻学会了这手，先就用在老师身上了——
陈臻问老师：“以前您在齐国那回，齐王送给您上好的黄金一百镒，可您说什么也不要。是这样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点点头：“不错，是有这么回事。”
陈臻说：“您只能回答‘是’或‘不是’，这是规矩。”
孟子一愣，想了想，还是点头：“是。”
陈臻又问：“后来去了宋国，宋国的国君送给您七十镒黄金，您把这黄金给收下了。是这样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又点点头：“是。”
陈臻突然语调变急：“在薛国的时候（严格来讲，薛国不是“国”，但为了叙述方便就先这么说吧），薛国领导人送了您五十镒黄金，您也收下了。是这样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点头：“是。”
陈臻变色道：“这就奇怪了！如果先前不收齐国的金子是对的，那您后来收宋国和薛国的金子就一定是错的；如果收宋国和薛国的金子是对的，那先前收齐国的金子就是一定错的。上述这两种情况，老师您不是属于第一种就一定属于第二种。那么，您是不是不认为没有不收齐国的金子和没有没拒绝宋、薛两国的金子就不见得不是不可以的呢？——请回答‘是’或‘不是’。”
“嗯……是，不是……不是不是……嗯，还是不是，”孟子一个头两个大。
陈臻再接再厉：“您是不是不认为自己并非没做错呢？——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晕眩半晌，突然问了一句：“现在几点？”
陈臻随口应道：“戊辰时。”
孟子突然站了起来，喝道：“你这臭小子，我说怎么感觉不大对劲呢，原来你是在玩‘背孤击虚’啊！不行，咱俩把座位调换过来！”
……孟子长吁了一口气，悠悠然地说：“小子，很多事情不是简单的‘是’和‘不是’就能说清的。我给你讲讲当年的事情经过好了。那次在宋国的时候，我正准备远行，按惯例对即将远行之人是一定要送些盘缠的。当时宋君硬把一大筐金子塞在我的衣兜里，说：‘这是给您的一点儿盘缠。’这很合情合理嘛，我为什么不收？”
“老师这是什么衣兜啊，都赶上机器猫了！”陈臻暗想，随即又问道：“那在薛国是怎么回事？”
“当时在薛国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有坏人可能要害我，当时我时刻都全神贯注地戒备着身边的情况，晚上使劲喝咖啡不敢睡觉，吃饭开始只吃白水煮鸡蛋，后来怕敌人偷偷给母鸡传播禽流感病毒，只好窝在屋子里舔自己的手心充饥。”
“啊——？！”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非得离开不可了。可是，你想想，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腰里要不别几个原子弹我敢出门么！咳！”想起当时的紧张气氛，孟子现在提起来还觉得口干舌燥，“可是，屋漏偏遭连日雨，房贷利率突然涨了，搞得原子弹一下子就升值了！”
陈臻纳闷：“这两件事挨着么？”
孟子长叹一声：“还得说薛国国君为人厚道，送金子给我，说：‘听说您要防备不测，这点儿钱也不多，您就留着买几个原子弹吧。’这真是及时雨啊，我为什么不收呢？”
陈臻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呢？”
孟子说：“后来，原子弹也买了，我们一行人也就出发了，果然中途遇敌。敌人看见我们阵容强大，也有点儿含糊。只听其中一个敌人说：‘大家小心，他们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旁边另一个敌人仔细张望了一下，说：‘别怕，我认出来了，他们那原子弹是我们村村长小舅子的鞭炮厂生产的。’又有敌人问：‘那能炸吗？’这人回答说：‘他们厂的鞭炮倒是炸死过不少人，可原子弹我还没听说有哪个炸过！’”
孟子接着说：“结果好在有惊无险，总算安然度过。至于在齐国那次，齐王拿来一大堆金子，说：‘孟老师啊，这点金子给您当盘缠！’我说：‘我又不准备出远门，用不着盘缠。’齐王又说：‘那您也拿着，买几个原子弹炸着玩玩！’我说：‘我现在很安全，用不着买武器。’齐王又说：‘那您也拿着，找家发廊洗洗头！’我说：‘您也不看看我多大岁数了，洗一次头还不得洗死我！’……总之，我没有任何花钱的用项，那还为什么收齐王的钱呢？送钱和收钱都是要有理由的，如果没有理由就送钱给我，那不是拿钱收买我么！哪有贤德的君子可以被钱收买呢？”
那么多的金子都哪里去了？
孟子可真不是个穷酸，走到哪里都有人争着送金子给他，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啊。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所谓的‘金子’真的是金子吗？”
不错，在很久很久以前，一般说“金”其实指的不是金子，或者是说“金属”，或者是说“铜”。所以，当你看到古籍里写着某某人带着很多很多“金”的时候，要知道那很可能不是金子而是铜。
黄金自然比铜要少很多，也珍贵很多。古龙小说里的大侠经常动不动就出手十万乃至百万两黄金，其实，真正的金子哪有那么多呢！
但孟子这里所说的“金”还真不是铜，实实在在就是金子，而且还是“兼金”。
什么是“兼金”？就是成色上好的金子。
有考古队挖出过楚国的“板金”，也叫“金饼”或“印子金”，是很多小金块连在一起的大金块，每一个小金块上都有方形或圆形的钤记，通常字样为“郢爰”——“郢”是楚国首都，“爰”大概是某种计量单位，读作“元”（不知道和我们现代货币的“元”有什么渊源没有），意义类似于我们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这东西在当时就是钞票，用的时候大概要切下来用天平来称。一整块板金差不多有半斤重。
齐王要给孟子一百镒金子，这“一百镒金子”是多少呢？
一“镒”大概合到二十两，也有一说是二十四两——如果用二十两这个标准的话，齐王给孟子的金子就是两千两啊！
这两千两黄金孟子没要，但宋国和薛国的金子孟子可要了。宋国给的是七十镒，薛国给的是五十镒，加起来就是一百二十镒，合两千四百两！
再往下算，古时十六两为一斤，那么，两千四百两就是一百五十斤。
战国时代的“斤”合现在多少分量，不好意思，我不清楚，那就拿汉朝的标准来算算吧，估计差不太多。汉代一斤合现在的二百四十五克，那么，一百五十斤就是将近三十七公斤。
这么多金子要拿到现在可很不得了，可在当时有多大的购买力呢？
在托名管仲的《管子》里可以看到齐国黄金和粮食的一个比价。大致的比价是：一百亩地大丰收时候的粮食收成可以折合成黄金两镒。
——毫无疑问了，孟子是个大款！
和春秋时代不同，在战国时代，黄金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间的通行货币，虽然使用的机会并不很多。那些耍嘴皮子搞外交的、跑官行贿的，无不带着大批的黄金流来窜去。但从当时齐国的记载来看，黄金还只算是中级货币，比大家熟悉的刀币、布币那些古钱要高级，但还比不上珍珠和美玉。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才设定货币为两个等级，以黄金为上等货币。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看看古籍，从战国到汉代，黄金大大的有，可后来呢，黄金好像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早有人注意到了这件怪事，很是疑惑：那些黄金都到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曾经吸引过很多人，也困扰过很多人。是啊，古籍里到处是黄金，后来这些黄金怎么都不见了？难道是被藏起来了吗？
能解答出这个问题就可能意味着发现黄金宝藏。可寻找答案的人虽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释，却都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后来终于有了一个近乎令人满意的解释：原来，这些黄金都被佛祖给弄走了。
——这虽然不是定论，却也真不是无稽之谈。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快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善男信女当中渐渐流行起两大运动：一是抄写佛经，二是重塑金身。
所谓“重塑金身”，在现代社会的一些地方依然很流行，就是用金泥把佛像从头到脚刷上一遍。刷完一次之后，没过多久便又有人大大破费一番，再刷一遍。香火旺盛的寺院里，一尊佛像在一年当中可能要被人重塑好几回金身。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佛像被刷得越来越胖，再要多刷两回怕是连相貌轮廓都看不清了，所以和尚们还得费些力气给佛像减肥，可才减完肥就又有人往上刷金泥。要知道，能有实力给佛像重塑金身的可几乎全是达官显贵，这金泥可都是真金子啊！全国这么多的寺庙，这么多的佛像，这么多的善男信女，这么多的达官显贵，所以大量的黄金就这么消耗掉了。
那，抄写佛经怎么就消耗黄金呢？古人要是写个字，无非后来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至多也就会用到朱砂。而抄写佛经可大不一样，墨里是要掺金粉的。抄啊抄，工工整整的，泥金小楷《金刚经》，想想就觉得漂亮，就觉得尊贵。
一个人抄，两个人抄，倒也用不了多少金子，可架不住千千万万个人抄。当千千万万篇漂亮尊贵的泥金小楷佛经被抄完之后，也就又有大量的黄金被这么消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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