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史是谁呢？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祝史不是人名，而是职务，而且严格来说是“祝”和“史”两个官职。“祝”是祭司官，“史”是史官，古代巫、史不分，司马迁曾经担任过的太史令就是这么个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发牢骚，说自己这么个小小太史令，和占卜、算命、跳大神的是一类人，无非是给皇上消遣的。当然，司马迁这是牢骚话，有点儿过，而且又是汉朝的事，一般来说，祭司和史官的身份越往古代就越高，越是后来就越没人待见。当然，祝史和贵族们还是没法比的，《礼记》里就把祝史和弓箭手、马车司机、医生、算命先生以及各类工匠归为一个阶层，说这些人都是技术型公务员，他们既不能兼职做其他事情，也不能改行。
梁丘据为什么要杀祝史呢？他的理由是：我们可以说是祝史没把祭祀工作做好，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职，这才导致了神神鬼鬼们迁怒于齐景公，让齐景公的病一直得不到痊愈。一杀祝史，各国的使者们就会相信原来齐景公的病不是因为自己造孽，而是因为祝史渎职。
——看，要想在古代官场上吃得开，你得懂一套独特的官场逻辑才行。
齐景公一听，立刻笑逐颜开：“高！实在是高！”
快乐一定是要和别人分享的，齐景公得找个贴心的人来分享快乐，谁最贴心呢？——晏婴。
晏婴一边听齐景公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心里痛骂：“梁丘据啊梁丘据，你小子可真够阴损的！不行，这事我得管！”
晏婴当下引古论今，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您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再怎么侍奉鬼神也没用，老天爷嫌弃您，老祖宗也恨您，祝史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咱们齐国的情况是：官吏太坏了，关税太高了，禁令太多了，税收太重了，老百姓骂娘了。如果祝史的祈祷真会给您带来福分，那老百姓的诅咒也一样会给您带来厄运。而祝史他们就那么有数的几个人，再会求福，也赶不上齐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诅咒的力量啊！”
齐景公一听，再一捉摸：“还是你说的在理，那我就不杀祝史了，还是多花点儿精力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吧！”
晏婴的思路是周人一种典型的天命观，意思是说：即使老天爷和祖宗神灵鬼鬼怪怪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们和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像商朝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老天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管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应该认命。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学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样可对谁都不好！
所以，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么！
——所以，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现在我们回到《孟子》文本，公孙丑向老师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我们现在就该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分量有多大了！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样论述伯夷和叔齐呢？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介绍过了伯夷和叔齐，再来说说伊尹。伊尹是帮助商汤开基立业的一代名臣，伊尹之于商朝，就如同姜太公之于周朝。关于伊尹的生平，有着很多的传说。有的说法是，他有着不错的出身，后来为夏朝的末代暴君夏桀效过力，又投靠了商汤王，后来又改投了夏桀，后来又改投了商汤，如是者一共五次。如果现在有一位职员在两家竞争的公司之间也这样来来回回，肯定被同事们骂死不可。另一种说法是，伊尹出身卑贱，是个奴隶，在商汤手下担任食堂里的大师傅。有一次商汤不知怎么溜达到厨房来了，伊尹借这个机会用烹调的道理比喻治国之道，一下子得到了商汤的重视，被破格提拔，终成名臣。孟子是支持第一种说法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公孙丑的那个问题：“您怎么评价伯夷和伊尹呢？”
孟子的回答是：“这两人的处世之道大不相同。伯夷的做法是：不效力于看不惯的君主，也不领导不让自己喜欢的老百姓，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事，遇到坏世道就脚底下抹油。伊尹的做法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主子手底下都能做事，不管是什么样的老百姓都能领导，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官，遇到坏世道也一样做官。”
孟子接着说：“我教书是买二送一，我再额外给你谈谈孔子的做法：孔子是能做官就做，不能做就辞，能长干就长干，该卷铺盖卷的时候也毫不犹豫。这三位都是古代的圣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呵呵，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学得来。”
孟子这是从一个侧面来讨论这几位先贤，至于最敏感的“伯夷和叔齐的正义性”的问题，这时候却没有触及。孟子后面会不会说呢？等着往后看吧。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那您在这三位圣人当中最想学习哪一位呢？”
孟子说：“那还用问，我最想学的当然是孔子。”
公孙丑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生，接着又问：“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圣人，他们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么？”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可水平却还是有高有低的。孔子是圣人中的圣人，自从有人类以来，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孔子这么牛！”
“哦，”公孙丑点了点头，“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孟子说：“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如果能有一片方圆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做国君，他们都能够从此起家，使得诸侯朝见，最后一统天下。还有一点相同之处是：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对“相同之处”说了两点。
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孟子一再抛出的仁政说——“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
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看过多次，孟子的这套理论在游说诸侯的时候虽然屡屡让听者怦然心动，可等人家脑子一冷静下来，也都不会拿它太当一回事。那么，会不会有人觉得好奇呢，这个“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的说法难道从来就没人接受吗？
——还真有人接受过，孟子的后学荀子就赶上过这么一回。
荀子游荡到楚国的时候，楚国正值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掌握大权。春申君倒还看重荀子，派给他一个兰陵令的官职。
兰陵地处今天的山东省，这也算个著名的地方，李白还为这里的酒厂做过广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虽然地方不大，但在这里做官也算个不错的差使，可儒家贤者们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总是摆脱不了霉运，荀子做官没多久，就得罪小人了。
小人向春申君说荀子的坏话，这坏话说得极有水平：“头儿，我给您提个醒，您可一定得小心荀子！”
春申君一愣：“荀子这人不错啊，挺踏实啊，是位真正的贤者！”
小人说：“您说得不错，荀子确实是位真正的贤者，可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劝您多加小心。”
春申君被说糊涂了：“你这都是哪儿挨哪儿啊？”
小人说：“您好好想想，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就能称王，周文王靠着百里的地盘就能一统天下，荀子可是位大贤者啊，不在商汤王和周文王之下，他要有了兰陵这片小地盘，难保不会从此起家，最后也来个一统天下。真到那时候，咱们楚国可就要完蛋了啊！”
春申君一听，立时就出了一头冷汗：“不错，是这个理啊！”怎么办？春申君赶紧炒了荀子的鱿鱼。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百里小国一统天下”这个说法在正道上从来不被大国诸侯们待见，可要反着来用却一用就灵。
再说孟子所谓“相同之处”的第二点：“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的这个思想既古朴又非常前卫。说古朴，因为它体现着似乎只属于古代君子的一种超卓的道德操守；说前卫，因为我们很多人直到现在都没能弄明白这个道理。
在孟子时代稍前，梁惠王的前辈魏文侯曾经重用过一位叫做里悝的伟大改革家。论起辈分，里悝大概算是孟子的师叔祖，因为里悝别看是位改革家，其实他可是儒家系统内部的人，是子夏的弟子。
但在儒家系统之内，里悝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的所作所为和儒家思想有着原则性的分歧。里悝反对礼制，在魏国搞了一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办法，无论级别高低，大家一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谁也别想靠前代的特权混日子。再一点是，里悝有着极高的法制意识，他编过一部《法经》，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开一代先河的东西。这部《法经》后来成了商鞅的枕边书，商鞅去秦国求职的时候，随身就带着这书。
所以，以里悝的资历，自然是做全国大法官的当之无愧的首选。据说，精明强干的里悝在任上判了一案又一案，公正严明，不枉不纵。但是，这一天，突然出现问题了。这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早已经闹不清楚了，大概来说，里悝刚刚成功破获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被抓之后认罪伏法，让他招什么他就招什么，让他怎么招他就怎么招——不对，说错了，应该是“让他如实招供，他就如实招供”。杀人犯说：“老爷，我认栽了，我全招！这案子是我做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某某是我杀的。我有罪啊，我丧尽天良啊，不但某某是我杀的，三年前的某某凶杀案也是我做的！”
大家一听，这真不错，不但破了眼前的案子，连三年前的积案也顺带着破了，可不经意间一看主审官：咦，里悝大人的脸色怎么绿了？
里悝是被吓的：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早就结案了，杀人犯早就被执行死刑了，难道，难道当初判错了案子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审讯和详细的复查，里悝终于确认，三年前的案子自己给判错了，冤杀了一名无辜之人。这该怎么办？
这问题实在不好处理啊，如果是我们处在里悝的位置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了，两千多年过去，社会毕竟进步了太多太多。在现代社会里，即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会有完善的国家赔偿措施等等等等来做善后。但是，里悝当时可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啊，当时国家干部的思想觉悟可还都普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觉悟呢。那么，里悝到底会怎么办呢？
里悝的心里波澜起伏，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局势，最后，还是封建小农意识和买办阶级的腐朽本质占了上风，里悝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我杀错了人，我负责！
——怎么负责？高官里悝到菜市场上买了一块最硬的豆腐，一头撞死了。
一代改革家里悝就这么死了。可能有人觉得他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就是错杀了一个人么，以你里悝那么大的官，随便不就给遮掩过去了，实在事发了，来个记过处分也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是活着，还能为国家做多大的贡献呢！
可里悝到底头脑僵硬，思想觉悟没那么高，认为自己就是搞法律工作的，自然一点儿都不能违法，杀错了人就得偿命。从里悝之死，我们可以再来捉摸一下孟子的那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里悝的做法是不是太笨了呢？孟子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呢？恐怕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疑问。我们从历史书上满眼看到的都是权谋狡诈，为了一统天下或别的什么目的，哪怕是再美好的目的，别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做一万件、杀一万人，都不算什么。所以，要在历史上为孟子的这句话找到佐证还真是不容易啊。
想来想去，想到了外国，圣雄甘地也许能算一个例子，可是，即便甘地是个完美的例子，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完美佐证，但问题是，如果甘地当时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他们到底还有几分绅士风度——而是面对日本鬼子，我真是很难想像他的一次次的绝食，他的不抵抗运动能够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收效。
孟子的这个思想如果放到现代社会，其实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极力鼓吹的“程序正义”——为了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手段上也必须是符合正义的，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问题要是再多想想，就有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问题：边沁的一种思想曾经影响深远，他推崇所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现在我们仍有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坚信不疑，但问题是，如果你属于“多数”，那还不坏，可你若是不幸属于“少数”……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梁惠王篇”中讲到的睢阳保卫战，张巡和许远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的目的，在城里杀人吃肉——不知道被吃掉的张巡和小妾、许远的书童，他们会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呢？
佛门孔子和道家佛陀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刚才您说了这几位圣人的相同之处，那么，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却也有高下之分的。孔子有三个好学生：宰我、子贡和有若，这三人的智慧是足以了解他们的老师的，他们对孔子的评价非常之高。嗯，即便他们有点儿吹牛，但肯定八九不离十。宰我说：‘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咱们老师可比尧、舜还强得多呢！’子贡说：‘从一个国家的礼仪可以了解它的政治，从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了解它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怎么来了解孔子呢？呵呵，即便在百世之后，孔子的光辉形象也不会有一点儿黯淡的，百世以来的君王谁也不会背离孔子的学说。咱们老师孔子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牛人啊！’有若说的是：‘难道只有在人类之间才存在高下之分么？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丘，河海之于水沟，不都是同一类的事物么？这正如圣人也是人，和我们普通人也属于同类，但圣人高出他的同类，而孔子又高出于众位圣人之上，如果想在古往今来找出一位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来，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也许孟子和宰我等等各位说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但他们这样的话却为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大吹祖师爷。
这类语言我们在今天依然常见，当某人出于不得已的谦虚而不好意思吹嘘自己的时候，往往通过吹捧自己的师父或者祖师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当一个学说已经形成流派的时候，祖师爷的意义往往变得异常重要。说来有趣，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经常争辩，每家当中都有人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打击别人。佛家曾经出现过一种说法，说孔子其实是释迦牟尼的一位弟子，叫做儒童菩萨，这位儒童菩萨传法到了中土，中国名字就叫孔丘。所以呢，你们儒家后学别太牛了，你们的祖师爷孔子其实不过是我们佛家祖师爷的一名弟子罢了，你们儒家学说也不过就是我们佛家学说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
不仅仅是佛门有人编排这样的故事诋毁儒家，道家也玩这一套。道家有人说：你们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我们道家祖师爷老子的学生，当年孔子到洛阳的时候曾经向老子求教过呢。
儒者们心里有气：我们的祖师爷怎么一会儿是佛陀弟子，一会儿又是太上老君的弟子，这要是基督教传进来，该不会又说孔子就是摩西时代的某位先知吧？
儒者们的气还没消呢，道家和佛家又干上了：佛家推出了一整套佛、道大斗法的故事，把佛胜道败讲得活灵活现，道家更狠，推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这经里说，老子当年不是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了么，你们谁知道老子到底是去哪儿了，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有知道的没有？
哈哈，没人知道吧，告诉你们吧，老子西出函谷关，走啊走啊，就走到印度了，摇身一变，就变成释迦牟尼了。
这类的“祖师爷之争”并没有到此结束，后边的内容还有得是，但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好了。这种争论，现在我们作为局外人来看，觉得实在荒谬，但在当时当地，争论者们可都是非常认真的。
《尚书》错了还是《孟子》错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打着仁义的幌子，靠着武力的底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霸的，要称霸，一定要有很强的国力。靠的是道德的底子，走的是仁义的路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王的，要称王，倒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商汤王起家的时候，不过才小小七十里方圆的地盘；周文王起家的时候，地盘也不过方圆百里。以力服人的，别人不会心服，表面上服了你，那是因为胳膊没你粗；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又来一个成语），就像孔门七十弟子对孔子的心悦诚服一样。《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老师这一套“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翻来覆去地说，到现在也不知说了第几遍了。我们听得烦，有些古人听得也烦，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宗师顾亭林就出来挑过刺儿：“孟子的论据恐怕不太扎实呀！周人当年从王季伐诸戎开始，地盘越滚越大，到周文王接班的时候，地盘更像气球一般吹起来了，河套以西全是他们的。相比之下，商纣王的直辖地无非是河南殷墟那么一点点，支持他的势力也无非是那些东方诸侯。周武王的势力比老爸周文王还大，要想灭掉商朝根本就没什么难的。”
顾亭林不愧是一代宗师，这段质疑，可谓釜底抽薪：既然论据站不住脚了，那论点也就犯不着去驳了。
但是，顾亭林到这里还不算完，他接着质疑孟子所谓的“以力服人”和“王不待大”。顾先生说：“难道周文王他老人家当年就没有过以力服人的嫌疑么？”
看看顾亭林的险恶用心，居然胆敢质疑圣人？！周文王可是儒家政治标榜的圣王啊！
顾亭林身当明清易代之际，明帝国的正统顾不上去管他，清政权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顾亭林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带着有力证据的：“《尚书》里有过记载，说是周武王结束了牧野之战，定鼎中原，各个诸侯国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赶来京城向他朝拜。周武王对大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说到老爸周文王的时候，有‘大邦畏其力’这样的话。嘿嘿，这可是儒家重要经典《尚书》里记载的话呦。”
顾亭林引用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全句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权的时候，大诸侯国畏惧他的“力”，小诸侯国感念他的“德”，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孟子在这里指出的把样，“力”和“德”是截然对立的，周文王是完全用“德”而不用“力”，而且，畏惧于周文王的“力”的还都是那些大型诸侯国，这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力”有多么强大了。
顾亭林这一质疑，可让一些儒家学者很不高兴了：不对，顾亭林一定说错了！
来，捋胳膊、挽袖子，拿砖头拍死顾亭林！
可是，大家伙儿真到拍砖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这砖头还真不容易拍。为什么呢？
如果顾亭林是依据法家典籍、道家典籍、乃至考古证据来作的论证，那都没什么好犹豫的，砖头如雨下，拍死他！可是，顾亭林是依据儒家的一部典籍来攻击儒家的另一部典籍，这就让人为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顾亭林批《孟子》批错了，那你就必须承认顾亭林用作论据的《尚书》写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孟子》是经典，《尚书》也是经典，《孟子》不会错，《尚书》也不会错，可这两者在这一点上又确实存在冲突、存在矛盾？！
怎么办？
需要一种解释，证明《孟子》既没错，《尚书》也没错，这两者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顾亭林理解错了。
——要能把这样的论证说圆了，实在不容易，如果换了是我，肯定没辙。但聪明人有的是。有人说：“《孟子》这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就在前文里孟子就说过：‘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这句话就在‘公孙丑篇’的第一节，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就是说，周文王刚刚起家的时候确实是百里之地，这可不是说他后来发达了以后土地还只有这么大。所以呢，《孟子》这书是很完备、很严谨的，只有把前后读得能够贯通了，才能够领会得晓畅无碍。”言下之意是批评顾亭林读书不细致。
这是从《孟子》内部找证据，还要从外部再找些证据来。这也不难找：“《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说过：‘我听说，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称王天下，周文王靠着百里地盘臣服诸侯。’还有，嗯，《荀子》里有，《韩诗外传》里也有，《新语》里也有，等等。”
好了，第一个质疑已经解答了，不管是否有力，总之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可第二个质疑才是最难面对的啊。以上这些回答，其意图是要完全反驳顾亭林，可要驳倒第二个质疑，却毫无说服力。
顾亭林的同时代人要应对这个质疑确实不易，可后人却很有资格多说几句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清朝的几代圣明君主大兴文字狱，读书人说话、写字动不动就犯了忌讳，再硬的脖子也硬不过屠刀。这可怎么办呢？干点儿什么都犯忌讳，总不成带着一肚子的墨水下乡种地去吧？
于是，读书人纷纷投入训诂、考据的工作，在当时，大概也只有这种索然无味的研究工作能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可以让研究者自由探索，不用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如果稍稍发扬一下苏格拉底的说法，那么，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社会的牛虻，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社会的批评家，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好，或多么坏，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受这些人的批评，用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想让知识分子不去批评社会现实，那就如同让狗不去吃屎——你可以把狗杀了，或者天天喂它肉包子吃，但你改变不了它吃屎的天性。
所以，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清朝这些考据工作者的身上——出事了。
大学者阎若璩考据出来，《尚书》是假的！是被人处心积虑地伪造的！铁证如山！
——我们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考据成果在当时的意义，我们会想：无非是证明了一本古代的书是伪造的、内容不可信罢了，我们以后不再读它了，或者读它的时候心里有这根弦也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不是还有数不清的所谓“伪书”么，有一阵子各大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报导过呢，可也没听说有谁读过哪本伪书就心理变态了、仇恨社会了。小事一桩而已嘛。
但是，清朝学者考据出来的这部伪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不是励志书，不是企管书，也不是用中国人情情爱爱的小说包装成的韩流，而是当时国家主流学说中的一部重量级经典，历来有多少读书人考试要考它，书里讲的内容早已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而此刻，却有学者却无情地说：“真正的《尚书》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这部《尚书》有一大部分都是后人伪造的。”
关于《尚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种种版本、种种传说，清代此时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版本早已作为官方版本流行了一千年。也就是说，至少这一千年来，多少读书人把这一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认为这里边都是古代圣人们的至理名言，这时才知道，大家全都上了大当。——看看，本来最远离现实社会的考据学问也被搞得动摇着世道人心。
那么，这个《尚书》全都不可信么？也不是，这里面真伪杂糅，时真时假，所以后来又费了很多人的考据功夫。
有了这些考据专家们的成果，我们就可以不怀好意地看看历史上一些上当受骗的家伙。
最著名的受骗上当的例子是从这一句话来的：“人心正直，道心精微，要精研、专一，满怀诚意保持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记载的舜对禹说的话，到宋朝的时候，儒家人物认为这句话简直适合被每个人当作座右铭，这可是一位圣人对另一位圣人所说的至理名言啊，实在太精辟了，太伟大了。于是，一代代人奉之为至宝，就差数着念珠每天念一万遍了。结果呢，突然被人考证出来，这话根本就不是舜对禹说的，而是三国时代一个叫王肃的魏国人自己编的。
王肃肯定在黑暗的夜空的偷着乐呢：“嘿嘿，你们背的那些圣人语录，嘿嘿，那可是我王圣人的话啊！哈哈哈哈！等哪天你们要是明白了过来，非得气炸了肺！”
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顾亭林的那个质疑。顾亭林引用的《尚书》里的句子是出自哪一篇呢？出自“武成篇”，这一篇可是很著名的一篇，后人的考证很多，一般认为属于伪作，至少也是不足以被当作论据来使用的。
《武成》篇真是伪造的吗？我们读《孟子》读到后文“尽心篇”的时候，还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孟子在那里说出过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把这个“书”字当作泛指的“书”，不管读什么书，都不可轻信，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切不可听风就是雨。可孟子这里所说的“书”，却是特指《尚书》（当时也没什么别的书）。孟子又在这句话之后特别提到了“武成篇”作为解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一观点的例子，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不正是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吗？
不错，这确实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却不能证明后人们读到的“武成篇”就是孟子当初读过的“武成篇”。有些专家认为，《逸周书》中的“世俘篇”才是真正的“武成篇”，但这些考据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操心，那是专家们的工作，我们只需要知道，顾亭林所用的论据不一定就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呢，周文王未必就不是“以德服人”的呀。
那么，如果再追问一下，顾亭林的质疑已经被证明为不够有力，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形象确如孟子所描绘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历史远非信史，况且，从常理猜想，顾亭林的说法倒更容易让人接受呢。
就此再多说几句。无论是半信史时代，还是信史时代，一段段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我总觉得这不大好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请和你关系最近的三个朋友各自为你写一篇传记，等写完之后你拿来一看，会认为这传记的真实性有多高呢？如果你自己来写自传，你的朋友们拿过来一看，会认为你是在作如实的、客观的记录吗？想想这些，再想想那些古代的史官吧。
从某种程度来讲，历史无外乎人情，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相似，很多规律，虽然有变数，却大体总有轮廓可循。所以，有些事情即便史书不会明确记载，却也可以稍稍推想。比如，有史书记载官方文件，说是某段时间国泰民安，粮食堆成山，可你会发现在第二年的记载里就出现了透露出相反意思的细微线索；还有一些事件具有暗示意义，比如，如果你读到大张旗鼓表彰清官的记载，那通常暗示着整个国家的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你读到一些引人注目的对外政策，那或许正暗示着国内正蠢动着不好解决的矛盾，至于一些过于违背人之常情的传奇事件——怎么说呢，比如著名的“田横五百壮士”，当田横的死讯传到后来被纪念性地称作“田横岛”的那座小岛上的时候，田横的五百名部下集体自杀，除了邪教运动，历史上再难找出同类的例子了（倒有一个被揭穿的所谓“太原五百义士”），我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五百人的君子之腹，总觉得这事不合情理。
匈奴版秦桧
孟子这段“力”与“德”之辨、“王”与“霸”之辨确实在历史上不容易找到有力的例证。如果说历史也不外乎人情，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更多的例子却是“力”与“利”始终在主宰着一切。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孟子所推崇的“王道”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存在于历史证据并不充分的上古时代。
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说“以德服人”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它们并不算少，不过通常仅仅是浮现在事件的表层，就像是波澜之上的华丽的泡沫。再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德”与“利”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鲜明的。
有一段广为大众熟知的历史很有意思地说明着这个问题，嗯，让我们看看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先说一个小问题，“匈奴”是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匈奴人在母语里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称呼，“匈奴”这个词其实是汉人对他们的称呼，或许带有音译的性质，但这两个字无论如何也是含有蔑视色彩的，把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穷凶极恶的奴才”。所以，汉朝将领如果像现在一些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称呼这个草原上的对手为“大匈奴”，应该说是不合人情的，因为这称呼相当于“伟大的穷凶极恶的奴才”——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人称呼日军为“小日本”、“日本鬼子”，你能想像《地雷战》里乡亲们报信的时候不是说“鬼子进村了”而是说“大日本皇军进村了”会是什么感觉？
汉朝和匈奴最初的接触是失败和屈辱的。汉高帝刘邦戎马半生，平定了天下，结果率三十万大军和匈奴作战却吃了大亏，连自己这个皇帝都险些落在匈奴人手里。《汉书》记载，刘邦在平城陷入了匈奴的包围，一连七天，眼看着没有突围的希望了，高级智囊陈平想出了一条妙计，对刘邦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刘邦一听，嗯，主意不错，就听你的！于是妙计成功，突围而去。
到底陈平出的是什么主意呢？《汉书》没有记载。《汉书》这一段的原文是：“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后人当中，有些人读《汉书》读的是不带注释的版本，觉得陈平这人很神秘，更想不通在当时如此的绝境之下到底要怎样的秘计才能脱身而去，于是就很容易把陈平给神秘化了。注《汉书》的应劭在这里倒有个解释，说陈平找来画工，让他们画画——很神秘吧，马上就性命不保了，怎么还找人画画呢？
画工画的是美女。陈平派人把美女图给冒顿单于的老婆送去，说：“瞧见我们汉朝的美女没有，你们要是再不解围，我们就送二奶给你老公！”
这一手可把单于的老婆吓怕了，赶紧找单于吹吹枕边风，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刘邦这才拣回了性命。后来有学者解释为什么《汉书》不记载这条妙计的具体内容，原因是：太下三滥了，没法说。也是，这主意更像是韦小宝出的，管用得很，就是上不了台面。唐代大史家刘知几议论《汉书》，就拿过这个例子说事，说是如此重要的一条计策，却不把内容写清楚了，实在不应该。刘知几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那么，对于汉朝来说，匈奴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以德服人吧，没那么高的德行；以力服人吧，没人家力气大；怎么办？有办法——以色服人。和亲政策就此开始。
刘邦死后，又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外交事件。冒顿单于给刘邦的老婆吕后送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是北方一个寂寞的君王，你是南方一个新寡的王后，我们这两个不快乐的人不如互通有无吧——我们结婚吧！”
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年轻的汉武帝回顾历史，读到了这封信，直气得浑身发抖。的确，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匈奴对汉朝莫大的侮辱，当事人吕后据说也被气得不轻。但人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拿自己时代里的习惯观念去套古人。单于是否真的存心侮辱呢？恐怕还真不一定。匈奴的习俗和汉人不同，汉人最难想像的是：匈奴人一死，死者的儿子要把自己亲娘之外的娘娶作自己的老婆——如果不这样做，那才是不道德的。那么，匈奴既然认为自己和汉朝是两个对等的政权，所以，匈奴的单于娶汉政权皇帝的遗孀这也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单于这封信虽然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但要就此来说他是存心侮辱、挑衅，倒也未必。
吕后看了冒顿单于的来信，虽然气得不轻，但很快便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恢复了冷静——朝中虽然也有激烈的主战派，但主和派的思路最终说服了吕后。吕后给冒顿单于回信说：“我都是个丑老太太了，你就别瞎忽悠我了，还有，我们汉朝对你们可挺够意思的，你们还是别找事儿了！”
如果我们就历史来看历史，冒顿单于无疑是当时匈奴人的民族英雄，正是他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振了匈奴国威。他也不是个全不讲理的人，后来又给吕后来了封信，给自己解释说：上封信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汉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出言冒犯了，有点儿不好意思。
从这一个历史插曲来看，当时的汉人思想当中，对“战”与“和”的考虑主要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还仅仅限于一些仪式化的东西，主战派既没显得自己有多英雄、有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主和派也大可以理直气壮，主战派不骂主和派是“汉奸”，主和派也不骂主战派是“愤青”，而作为当时最高执政者的吕后也在听过两派辩论之后，作了一番理性权衡，毅然决定把此事低调处理——如果把事件往后推上几百年、一千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想像，尤其是，当我们想想崇祯皇帝在“战”与“和”的决策问题上的为难处境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精英中间还存在着一条同样说明问题的流行语：“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一共有三家大公司：北边是“胡”（匈奴）、中间是汉，南边是越（南边有好几个越国），你要不愿意在汉公司混了，大可以跳槽换家单位。
一直等到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占了垄断地位之后，“战”与“和”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利益的左右，跳槽也被普遍视为离经叛道之事。
到汉武帝的时候，汉朝可把匈奴打得够呛。这段历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匈奴从此走上了衰亡之路。但是，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胜利却并非导致匈奴走上衰亡之路的全部原因，另外一个不大为大众熟知的原因至少和军事原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就是匈奴内部的体制弊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迅速发展起来的匈奴集团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用现代语言说，它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和古代的华夏社会比较，它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特征（我在上一本书里澄清过我们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误解），单于的地位并不相当于皇帝，而大体相当于周天子。读了这么久的《孟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周代社会的大致风貌，此刻，周人的封建制度所酿成的苦果又被匈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尝了一回。逐渐地，匈奴的一些地方势力开始不服中央管束，匈奴人终于进入了类似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
中国人最熟悉的匈奴单于恐怕就要算呼韩邪单于了，他娶的汉人妻子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后来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人感叹王昭君出塞和亲实在是件丢人的事，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王昭君仅仅是汉元帝后宫中的一名普通宫女，而以往的和亲可是要派出去汉朝公主的；还有，为什么和亲总是单向的呢，为什么汉朝皇帝就不去迎娶匈奴公主呢（清朝的和亲政策就是这样的，其结果比汉朝成功得多）；再有，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已经是大分裂时代的匈奴，实力早已无法和冒顿时代的匈奴相提并论——在冒顿时代，匈奴和汉朝是地位对等的两个国家，而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却已经在实质上降为了汉朝的外藩。
呼韩邪原本并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单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匈奴比作东周的战国社会，那么，呼韩邪并不是周天子，而只是齐国或者秦国的一个僭越称王的诸侯国君。匈奴的战国诸侯们打来打去，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单于：一个是呼韩邪单于，另一个是郅支单于。呼韩邪打不过郅支，被郅支赶得一路往南，可再往南就是汉朝的地盘了，这可怎么办？
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可不能含糊了。呼韩邪把一众贵族们招呼过来：“大家出出主意吧，咱们该怎么办？”
是投降郅支单于呢，还是死拼到底？
死拼能不能打得过呢？很可能打不过。
是打不过也要打呢，还是找个靠山再打？
找汉朝当靠山好不好呢？
——焦点终于集中在这最后一个问题上。在呼韩邪的班底里，就这个问题其实前些年就讨论过，问题是，不是冒顿单于的时代了，要想和汉朝作兄弟邻邦，可人家汉朝现在腰杆硬了，已经不会答应了，要想亲汉，就只能答应汉朝的条件，作他们的外臣属国。贵族们老大的不情愿：这可不行，咱们丢不起这个人！咱们曾经在大草原扬威立万，西域各国都是咱们匈奴人的小弟，人家要是知道咱们这个作大哥的突然跑去给汉朝作小弟了，还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呼韩邪正组织大家讨论呢，听这个说的也有理，听那个说的也有理，就在这时候，伊秩訾王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汉朝现在正是强盛的时候，而我们匈奴却早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为今之计，投靠汉朝才能活，不投靠汉朝就活不了，这道理都在明面儿上摆着呢！”
呼韩邪闻听此言，把眼一瞪：“你小子是想当秦桧啊！”
一众贵族忙问：“那您——”
呼韩邪叹了口气：“那我——那我就当宋高宗吧。”
于是，呼韩邪单于下定决心，朝觐汉朝皇帝，把儿子送到汉朝作人质，并向汉朝纳贡。
汉朝赢得了一次空前的政治胜利，虽然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匈奴的赏赐远远超出匈奴的纳贡所值，甚至后来还引起一些官员对财政负担的担忧，但在政治问题面前，经济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在与一个对等国家的交往中赢得如此空前的胜利，这在当时还是史无前例的，以这个信史中的实例（而不是商汤王、周文王时代那些不太可靠的历史传说）来反观孟子的主张，我们会发现，以所谓“王道”服人，单靠一个“德”字是远远不够的——既要有“德”，也要有“力”，还不能缺了“利”，更要赶上合适的大形势，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即便这样，也要耗上几代人的努力和积淀——真是一件无比复杂、无比庞大的超级工程啊。汉武帝对南方领土的扩充也是合适的例子，不过这还是留待以后再讲吧。
在孔孟的时代，人和事或许比后来要单纯许多，不止孟子一个人像这样把“德”与“力”搞得二元对立、泾渭分明，这也许是周代的风气使然。“春秋五霸”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当年带着八国联军（八个诸侯国的同盟军）向楚国问罪，楚国派出了一位叫屈完的使者和齐桓公谈判。齐桓公让八国联军排开阵势，一边指点，一边牛气冲天地对屈完说：“用这么强的军队去打仗，有什么仗会打不赢！又有什么城会攻不下！”
屈完没被吓着，冷静地回答说：“您要是以仁德对待诸侯，大家全都得服您；您要想以武力服人呀，嘿嘿，我们楚国会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跟您硬扛到底！您的军队虽然强大，我看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春秋时代的君子们常有这样的辞令，但战国就少很多了。孟子的这一“德”、“力”之辩虽然带有一厢情愿的色彩，却也毕竟符合了世道人心中的某一个层面，对世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天作孽，人作孽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说：“搞仁政就能获得荣誉，不搞仁政就会挨骂。现在有些人呀，不喜欢被人骂，却尽做那些不仁的事，这就好比不喜欢住在返潮的房子里却偏待在长满青苔的地下室。执政者要是不想找骂，最好的办法就是看重道德、尊重士人，让道德高尚的人身居高位，把差使派给那些有办事能力的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趁着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把政法工作调理调理。如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些了，别的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一定会敬畏它的。”
孟子把话说到一半，该引经据典了。孟子引的是《诗经》中的一段：“诗曰：‘趁着老天没下雨，快把树皮来剥取，把我的小窝来修理。任他是人还是狗，谁也没法欺负偶！’孔子曾经给这首诗以高度的评价，他老人家说：‘这首诗的作者一定是个通晓大道理的人，像诗里说的这样把国家治理好，的确谁也欺负不了他。’”
孟子接着说：“正着说完了再反着说说。如果国家太平安定，而执政者却松懈了、忙着个人享乐了，这就是仰起脸来找抽呢。祸与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自找的。《诗经》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尚书·太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听听，说得多好啊！”
先得解释解释孟子引的第一段《诗经》的话。“趁着老天没下雨，快把树皮来剥取，把我的小窝来修理。任他是人还是狗，谁也没法欺负偶！”——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又为什么会给这首诗以高度评价呢？
——最扎实的读书方法是：凡是遇到引文，就一定要去查找原文，把原文的上下文看全了、再把背景资料看全了再说。有个老哥坐火车，看见车窗外边的一堵墙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坦白从宽是犯罪”，这老哥当时就惊呆了，等火车又往前开了一些，这才看到这堵墙从“罪”字那里拐过弯去，那边墙上接着写着：“分子的惟一出路”。
《诗经》里的这几句，我们也得拐过弯去，把内容看全了才行。
为什么趁着没下雨就要剥树皮呢？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鸱枭》，鸱枭是一种鸟，用现代话说就是猫头鹰。这段诗是说这个猫头鹰很聪明，知道趁着天还好的时候搞点儿树皮，把自己的小窝弄牢靠了。
——如果单是这些，还不足以担得起孔圣人的高度评价。这诗是有影射的。写诗的人是邠国人，看着自己的国君整天胡作非为、不干正事，越看心里越气。有心打他——可人家是国君，势力太大，要动手的话肯定自己吃亏；有心骂他——哎呀，这好像也要担不小的风险。打也不是，骂也不是，那可怎么办呢？写诗吧！
诗曰：
国君你是王八蛋，
正经事情全不干。
我想对你说一声——
滚蛋！
——不行，这诗写得太直白了，既然是诗，就要有含蓄之美。这一含蓄，就写成了现在这样：不写人了，写猫头鹰，也不骂了，改夸，夸这个猫头鹰：说猫头鹰很聪明，知道趁着天还没下雨的时候赶紧出去，从桑树根上叼些树皮回来把自己的巢整舒服了。
有人还觉得奇怪：这也太含蓄了吧？就算猫头鹰真的聪明，那又说明什么呢？
其实呢，夸猫头鹰就是在骂领导，这就是在对邠国的国君说：“你看看你为国家做的工作，连猫头鹰都不如！”
所以孔子才有高度评价。不错，要能像猫头鹰这样居安思危，就等于明白了治国的大道理。
——我们再追问一句：这诗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么？
呵呵，也不一定，它写得实在太含蓄了，所以张三也许这么理解，李四又会那么理解，我上面所说的，其实也无非就是各解之中的一种罢了。
孟子讲的这一小段里，一共三处引文，都让人费些思量。第二处引文也是出自《诗经》，叫做“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我在上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是因为这两句——尤其是后面“自求多福”这半句，早已经是一句深入人心的名言了。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朋友大半夜的来找你诉委屈，说自己最近狂追一个美女，今天突然发现此女原来是顶头上司的小蜜，哎呀呀，这可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可以安慰他一句：“你就自求多福吧！”
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两句，其实原本的意思是：永远配合上天的安排，福泽要靠自己的努力。
孟子的第三处引文现在也是人所共知的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出处是《尚书·太甲》。“太甲”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个人名，这位太甲是商代的一位国王，他在后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一般的国王如果知名度高，要么就因为他是个圣君，比如孟子常爱说的周文王、周武王什么的；要么就是个暴君，比如夏桀王、商纣王，可太甲的出名却既不是因为他好，也不是因为他坏——太甲的故事孟子在下文里会说，我们也到那时再讲，现在只是先支会一声：《尚书》的这个“太甲篇”就是和这位著名商代国王有关的记载，另外要说明的是，我在前面不是说过《尚书》被清代的汉学大师考据出问题重重吗，这个“太甲篇”就是被确证的伪作之一。
——啊？！原来是篇假货呀，那咱们是不是就别管它了，继续往下？
——呵呵，还不能不管，因为，“太甲篇”全篇虽假，篇中的一些字句却是真的，孟子这里引用的这几句就应该是真货。也有人认为：孟子这里不是引用《尚书》，而是直接引用太甲的话——这样说也很有道理，孟子通常引用《尚书》内容的时候，都会说“书曰”，可这里却说“太甲曰”。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子读到的这几句“太甲的话”又是从哪里看来的呢？这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必管它。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几句话大概是个中国人都知道，但一般人却很少知道，最后这个“活”字其实并不是“活命”的“活”，而应该读作“换”——它是个通假字，通的是“逭”，意思是“逃”。不过呢，只要是“自作孽”了，无论是不可“活”还是不可“逃”，反正都不是好结果。
如果天下事真是这个道理，那实在再好不过了。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那么，非要刨根问底，到底什么叫“天作孽”，什么叫“自作孽”呢？
黄河决口了，这应该是“天作孽”吧？可追究起导致黄河决口的根源来，却发现是因为上游地区滥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看来，对于人类来说，这倒属于“自作孽”了。
古代儒者当中有给这几句话找例证作解释的。
什么是“天作孽”呢？这位前辈说：“高宗雊雉，宋景守心”，这都属于“天作孽”，而“帝乙慢神”这就属于“自作孽”。
他要不解释，一般人都还明白，这一解释，反倒让人糊涂了。
没办法，我只好再受受累，解释一遍他的“解释”。
先说“高宗雊雉”。
高宗是哪一位？叫“高宗”的多了，宋高宗赵构、清高宗玄烨，都是大名人，可这里说的高宗是商代的高宗，叫做武丁。
雊雉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野鸡。
据说，武丁搞祭祀活动，祭祀的是商代的开国英雄商汤王（就是孟子在前文屡次讲过、又常把他和周文王并称的那位靠七十里土地起家而称王天下的商汤王）。第二天，来了一只野鸡，踩在一只大鼎上边叫了几声。
这可把堂堂的武丁王给吓坏了：“完了，完了，坏菜了！”
旁边有个大臣叫祖己的，觉得奇怪，忙问武丁：“大王，您这是怎么了？”
武丁惊魂未定：“野鸡，野鸡来了——”
祖己更摸不着头脑：“扫黄打非刚搞完啊，哪儿来的野鸡呀？”
武丁把眼一瞪：“呸，你想哪儿去了，我说的是鸟！”
祖己不大高兴：“大王，咱们可不兴说脏话的！”
武丁急坏了，说话都不利索了：“鸟……鼎……野鸡……”
祖己双手遮脸：“大王您也太下流了！”
武丁气急败坏：“我说的是真的野鸡，落在鼎上叫，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祖己恍然大悟，这才“哦”了一声：“这就更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了，您只要好好把国家的政务搞好了，让老百姓都满意了，上天自然会眷顾您的；您再好好把祭祀工作抓好了，别搞邪教，上天自然会关照您的。两只手都要抓，两只手都要硬，这才能够顺应天意、赢得老天爷的芳心。”
武丁听祖己这么一说，这才宽了心，于是清明于政治，恭敬于祭祀，后来不但没有什么厄运降临，他还带领商朝人民走向了繁荣富强。
——这就是“高宗雊雉”的典故，看来“天作孽”的这个“天”字在古人来说是实有所指的。我们再来说说“宋景守心”。
“宋景”是指春秋时期的宋景公，“守”和“心”这两个字都和天文学有关。
中国古人把天空分成“三垣二十八宿”，这就大致相当于西方人划分星座。“心”就是“心宿”，是二十八宿之一。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常用的词，叫做“七月流火”，七月份的时候天热得受不了，人们感觉空气里流动着的全是火，报纸上就经常会用上这个词。“七月流火”是《诗经》里的一句话，当然，首先这个“七月”肯定不会是我们现在公历的七月，再者，“火”也不是形容天热，而是指天上的一颗星星。我看过有人给“七月流火”正名，说“火”其实是指火星——这个“正名”只算正了一半，“火”既不是形容天热，也不是指九大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天蝎座中的一颗红色亮星。这颗星，按照中国古人说法，在“三垣二十八宿”里属于心宿，大名叫“心宿二”，小名叫“大火”。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大火”不是火星，那火星在中国古代怎么称呼啊？
火星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名字：荧惑。
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呢？这是有讲究的。火星有时候比较亮，有时候又会变暗，所以叫“荧”；星星们在天上走路，就数火星走得不老实，时快时慢，有时甚至还会走三步退两步，实在太搞怪了，太让人迷惑了，呵呵，这就是“惑”。
——我先打住一下，插句话。现在有不少人很相信古代的这些占星术，甚至花钱去请大师给自己占星算命，所以呢，我往下即将讲到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感，呵呵，我先提醒一声：有相信占星术的朋友不妨跳过这段往下看。
打过预防针，我就接着说了。荧惑，也就是火星，在古人眼里可不是个好东西，像什么打仗啊、死人啊、饥荒啊，全都跟它有关。
我为什么放下心宿二，又谈了这么半天荧惑呢？因为这两颗星有着大大的关系，“宋景守心”这个故事也就是让这两颗星给闹的。
荧惑和心宿二都是红色的，闪着血光，一个长得象凶神，一个模样似恶煞，如果这凶神和恶煞凑到了一起，那会发生什么？
荧惑走啊走，走到了心宿的地盘上，看了心宿二两眼，又走过去了——这倒没什么。最可怕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荧惑走啊走，走到心宿的地盘上，看了心宿二两眼，嘿，脚步放慢了，不走了，不但不走了，还往后退，退完了再接着走。这个天象很奇怪哦，荧惑怎么腻上心宿二了！
换句话说，荧惑守在心宿，徘徊不去。这种天象，叫做“荧惑守心”。
对于“荧惑守心”，历代的天文书、占卜书、历史书都讲过不少，这种天象预示着一大堆的灾难，最是凶险不过。古人不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自然就搞不明白火星为什么走路走得这么奇怪。这一年，宋景公就赶上了一回“荧惑守心”。
有人大概会奇怪，春秋时代那些诸侯国，统共地盘也没多大，又全在北半球上，就算看见“荧惑守心”了，可你宋国看见了，其他国家不是也一样看见么？所以说，又不是你一个人倒霉，要倒霉也是大家一起倒霉。再说了，如果说“荧惑守心”预示着战争失败什么的，两国开仗怎么可能全失败呢，总得有一国是胜利的吧？
——这就要介绍一下古人的另一种天文观念了。
很多人都读过王勃的名文《滕王阁序》，有没有留心文章开头这两句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什么叫“星分翼轸”呢？这是说滕王阁所在的南昌一地对应着天上的翼和轸这两个星宿。在古人的概念中，天上的星宿（也就是天空的区划）是和地上的地理区划一一对应的。为什么那次“荧惑守心”发生的时候别的诸侯都不担心，唯独宋景公担心呢？因为荧惑“守”的这个心宿偏偏对应的地理区划就是宋国。
关于宋国，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好几次了，谈过宋襄公和微子启。宋国是位于现在河南省内的一个小国，是一个商朝遗民国家，政治地位既低，风俗习惯又和主流社会不一样，所以常遭挤兑，孟子前面不是还拿“揠苗助长”的故事编排宋国人么？宋国人真是不幸啊，不但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世界上不受人待见，连“荧惑守心”这样的大灾大难也要应到他们身上。
宋景公遭遇如此重大的星象示警，脸色惨白，想去求件开光的宝物吧，可佛教这时候还没有传入中国。怎么办？赶紧找大师来咨询咨询！
宋景公请来的这位大师叫做子韦，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天文学家。子韦对宋景公当先就说：“您可不妙啊，这凶险天象正应在咱们宋国身上，天要塌下来砸在您身上啦，不得了啦！”
宋景公本来就害怕着呢，被子韦这么一说，冷汗全出来了，颤声问：“那，那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子韦掐指算了算，终于用低沉的声音说：“这虽然是场大灾大难，不过，却也不是没有化解的办法。”
——各位有没有人觉得这套说辞很耳熟？现在的不少算命先生也还是这个路数，这招儿都被人用了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宋景公一听子韦说有化解的办法，这才稍稍放宽了心，问：“怎么化解呢？”
子韦说：“老天爷既然降下了这个灾，那是天意，想躲是躲不了的。”
“啊——？！”宋景公一惊，“你不是说可以化解么!”
子韦这时候提出了一项重要理论，后世有不少算命打卦的也常玩这手。子韦说的是：“灾难是一定要降下来的，想让老天爷改主意那可做不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想想办法，不是有个词叫‘嫁祸’么，我可以帮您把这灾难转嫁到宰相身上。”
宋景公点点头：“你是说，灾还是原来的灾，不过呢，好比这灾就是一颗子弹，本来是瞄着我打的，现在你能把弹道改了，让它打在宰相身上?”
子韦一笑：“宰相不就是您手下的一个小弟么，让小弟给大哥分担一些，也是应该的。”
“呵呵，”宋景公也是一笑，“呸！你这是人出的主意么！宰相乃是国家重臣，要把他这么整死，对国家大大不祥！”
子韦一愣，又想了想：“您说的也对，那好，我就把弹道再改一改，让这子弹胡乱打些宋国的草民也就是了。”
宋景公摇头，一脸正气：“有人民才有国家，把我们宋国的人民都整死了，这不是让我当光杆司令么！不行！”
子韦一咬牙：“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嘿，难不倒我，我还能把子弹变成火焰弹，把庄稼全烧了。一个人都不会死，这总可以了吧？”
宋景公还是摇头：“当然不可以，你这主意也太损了，庄稼要是全没了，宋国百姓还不全得饿死！算了，你也别瞎出主意了，这是我命当绝，我就等死好了。唉，死前好好吃一顿吧！”宋景公一脸凄然，对左右侍从喊道：“来人，给寡人多蒸几个馒头，一定多用白面，少掺棒子面！”
就在此刻，子韦忽然容颜大改，恭恭敬敬地对宋景公拜倒下去，正色说道：“恭喜国君！”
宋景公鼻梁一酸：“我马上就要死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
子韦赶紧解释：“放心，您死不了！老天爷的性子我最了解，他老人家虽然高高在上，却很能够体察下情。您刚才的话体现了您的三次大德，所以老天爷一定会重赏您三次的。我断定，老天爷现在已经把天上的星星重新安排了一遍，荧惑必三徙舍，而一舍七星，一星合一岁，三七二十一……”
宋景公糊涂了：“你当自己是网管啊！说宋国话，别尽说专业术语！”
子韦连忙改口：“这么说吧，老天爷一定因此而多给您二十一年的寿命。”
宋景公这才转忧为喜：“此话当真？”
子韦肯定地说：“您要不信，就等着今天晚上看星星吧，我敢拿人头担保！”
后来事果其然，化险为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当好人、做好事，就连天灾都不怕。
——这个故事有人觉得眼熟不？事见《吕氏春秋》，战国晚期的作品，略晚于孟子。如果我们不把它仅仅当作一个独立的记载来看，而是当作一种故事的“类型”，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故事，无论主人公是国王还是平民，是占星家还是相面先生，故事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明清时期流行在民间的为数众多的所谓“劝善文”、“阴骘文”，仿佛都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谁要留了这份心，大可以梳理一些脉络出来。
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宋景守心”确有其事吗？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吗？神通广大的子韦真有其人吗？
——宋景公是确有其人的，子韦也是确有其人的；宋景公确实是宋国的一位国君，子韦也确实宋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嗯，这恐怕就是这个故事里全部可考的“真实”了。可以作为参考的例证是：从宋景公时代的其他种种记载来看，这位“品格高尚”的国君似乎不大可能做出这种高尚的事来。
下面就该解释最后这个“帝乙慢神”了。
帝乙是商朝的一位著名暴君。帝乙觉得自己很牛，比所有人都牛，已经达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可帝乙并没有因此而志得意满，他还要再接再厉。可以，问题是，所有人都匍匐在自己脚下了，自己又怎么再接再厉呢？帝乙有办法，他“欲与天公试比高”！
“欲与天公试比高”，这话用在这里，可绝对不仅仅是修辞意义，帝乙真是要与“天公”比个高低：他搞了一个木偶，把这木偶当作天神，自己和天神对面坐着，要在棋艺上一较高下。
可“天神”到底只是个木偶，不会动。这也难不倒帝乙，找个人在旁边替“天神”下棋子。“天神”要是输了棋，帝乙就脏话连篇。
仅仅是下棋赢过“天神”是不够的，帝乙又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搞了一个皮制的袋子，里面装满了血，挂在高处，自己仰天而射，这项活动被帝乙取了个很酷的名字，叫“射天”。
可老天爷哪是好欺负的！帝乙才嚣张了没多久，就在一次打猎途中被雷劈死了。很多人都知道《隋唐演义》里的李元霸拿大锤砸过雷公，结果把自己给砸死了，却不知道李元霸还有帝乙这么一位老前辈呢。
三个故事讲完，我们会奇怪地发现：无论是“天作孽”还是“人作孽”，其实都和“天”脱不了干系，看其事件背后的思想内涵，简直就是《旧约》中国版。
这显然不是孔子式的儒家思想，是不是孟子式的儒家思想呢？也不好说。
从原文出发，抛开后儒的解释，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孟子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和他的祖师爷孔子关于“尽人事”的观点一脉相承的，也只有这样理解，上下文才是连贯的。那么，“天”到底在哪里呢？孔孟认为这个问题大可存而不论，不少后儒却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大论特论，于是不惜曲解经典。
但是，当曲解也成为经典的时候，那也是很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历史啊。
抛开天，只谈人
好了，了解过孟子在这节里的种种引经据典之后，我们再翻回头来看看。那么，“天”在孟子的本意中如果不像后儒某些经典解释那般的话，孟子的着力点就应该是在“人”字上了。不错，人力的极至就是“仁”，所以孟子在这节当头便说：“仁则荣，不仁则辱”。
——这个论调照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并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还显得有些迂腐，殊不知这可实在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量级命题，是孔孟之道的重中之重。这是老夫子们拍脑门想出来的么？未必，我们不妨看看汉朝初年让知识分子们大感兴趣的一个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秦朝为什么会亡国？
想秦始皇当年灭六国、称皇帝，何等威风，怎么眨眼间就完蛋了呢？以前的夏、商、周不管再怎么样也都是几百年的绵延基业，可秦朝怎么就这么短命呢？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值得大大研究！
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人可能不觉得怎么重要，因为我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已经看过了太多了短命王朝，不新鲜。可汉朝人当时可不这么想，在他们的历史里还只有夏、商、周这三大王朝，每一个王朝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像秦朝这样只传了两代就亡国的事情还真是史无前例。这是为什么呢？
非常事件肯定有非常原因，如果找不到这个原因，我们汉朝会不会重蹈秦朝的覆辙？好家伙，真要这样可不得了！——汉初的知识分子们这样想着，纷纷加紧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
年轻的贾谊博士写出了重量级的学术论文，为许多人熟悉的《古文观止》里选录的《过秦论》就是贾谊这一论文的节选。贾谊先是历数了战国时代里一连串秦国国君的变法图强，秦国的国力一代比一代强大，传到秦始皇这代，灭掉六国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及至秦始皇建立秦帝国之后，势力之大，谁也惹不起他，于是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秦始皇这套做法，套用孟子的观点，就是“以力服人”，完全靠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我们要形容一个国家强盛，都知道一个常用词叫“国富民强”，可秦朝却是“国强民弱”——贾谊认为，“国强民弱”是秦始皇刻意营造的政治局面，所以，秦朝的老百姓虽然表面看上去是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帝国之内，但这是驴粪蛋儿外面光，如果切开驴粪蛋儿仔细看看里面，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秦政府的统治手段并不把老百姓当人：除各类计算机教材之外所有书籍一概烧光，交头接耳议论朝政的人一概杀光。秦始皇认为，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全都老实听话了，秦朝政权也就稳如泰山了。
——我给贾谊补充两句：其实呢，秦始皇的这些做法对于原本属于“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人民来说或许算不得什么，因为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就致力于把国民变成动物。在官方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民群众脑子里应该只有两个字：一个是“耕”，一个是“战”，也就是说，秦国人除了吃喝拉撒、生儿育女之外，就只知道种田和打仗，既不会思考也不会闹事，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政府对老百姓也不亏待：丰收有奖励，杀敌有提成。这就是秦国的社会传统。所以，等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社会问题就潜伏下来了，因为秦国人有这种社会传统，而六国人却没有。
贾谊接着说：秦朝看上去国家富强、江山稳固，可谁知道没多少年就有陈胜带头造反了。回过头来想一想，秦灭六国的时候，六国之中有得是当时天下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钱不算少，兵不算寡，就这都被秦国给灭了。可陈胜呢，只不过是个穷人家的苦孩子，又没钱、又没势，一伙人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可就是他们这些人，这一造反，天下人无不闻风影从，没两年就把偌大的一个秦帝国给推翻了。哎呀呀，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贾谊为这个问题找原因，找来找去，发现这都是秦政府不行仁义闹的。
仁义不施，攻守易位。贾谊博士得出了这个结论以后继续阐发，数落完了秦始皇，又数落了一通秦二世，认为这二位都是“不仁则辱”的典型代表。
宁可自杀，不可坐牢
孟子是一层一层来推进的，说过了“仁则荣，不仁则辱”，那么，你要不想让自己被“辱”，那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做到“仁”，具体的做法就是“贵德而尊士”。
什么叫“贵德而尊士”呢？
简单来说，就是“看重道德、尊重士人”，若要进一步解释，内容可就多了。
儒家注重这个“德”字，前面我们已经看得多了，而为什么要“尊士”，怎样才算“尊士”呢？
在“梁惠王篇”中，我解释过这个“士”的意思。什么是“士”？最早的意思是指各种贵族等级当中最低的那个等级，后来又不断在这个本意上衍生出一些新的涵义。“士”虽然只是最低等的贵族，但好歹也是贵族，既然是贵族，就和平民不同。孟子在“梁惠王篇”中讲过，“士”是有操守的，是在“无恒产”的情况下也能“有恒心”的。
儒家推崇礼制，希望营造出一个复古的“礼仪之邦”来（这个被我们现代人误解的概念我已经在上本书的一开始就澄清过了），社会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的等级秩序，所有人各安其位，安分守己，政府对贵族阶级、对执政阶层要给以足够的尊重，不能像对待老百姓一样对待他们。贾谊博士还说了：秦朝皇帝在这点上就做得很糟糕，没有“尊士”。
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什么不去“尊士”呢？贾谊认为，这是他们治国采取法制、抛弃礼制所造成的。儒家和法家是世仇，贾谊博士详细考察历史兴亡，觉得秦国之所以灭亡，都是法制惹的祸。贾谊在他《过秦论》之外的另一篇名文《治安策》里详细讨论了“尊士”的内涵及其对建立礼仪之邦的重要意义，他的这段文字恐怕是古人解释这个问题解释得最动听的了，值得我们仔细听听。
贾谊博士说：“打个比方，天子就像宫殿，老百姓就像平地，官员则是从平地通往宫殿的台阶。大家为什么都觉得天子很尊贵呢，这是因为天子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大家想想，如果玉皇大帝住的天庭不是在彩云之上而是在四川盆地最底部，那恐怕大家就把他老人家当妖精了。我们求神拜佛，造的神像、佛像不都也是高高在上的么，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呢，通往天子宫殿的台阶是一级一级的，台阶越多，天子的位置就越高，老百姓就越得仰着脖子来崇拜他。如果台阶只有那么一两级，那就坏了，天子和老百姓就没有距离了，老百姓也就不会再拿天子当棵葱了。古代帝王深明此理，这才设立了等级制度——从爵位来说，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从官秩上说，有部级、厅级、局级等等，这些森严的等级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天子高坐金字塔的最顶端，尊贵无比。”
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着急了：尊士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
贾谊接着说：“我们来想想，如果一位贵族，或者大臣，贪污受贿了，犯了大罪了，该怎么处置他呢？”
有人会回答：“这有什么可想的，法办呗！”
——可我们现在说的是古代社会。
“古代社会不是也有不少法办的么！”
——不错，但贾谊博士不是法家，而是儒家。
贾谊说：“乡下有句谚语，叫‘投鼠忌器’（现在成了我们的成语）。如果官员队伍里出了一只害群之鼠，我们的确应该打老鼠，但要小心别因为打老鼠而把贵重器皿给打坏了。”
什么是贾谊所谓的“贵重器皿”呢？就是他在前面所讲的那个等级制度，也就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礼制”。
贾谊接着引用了一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话：“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伤残身体的刑罚是不能加在统治阶级身上的，好比说，即便同样是被处死刑，统治阶级的人是被注射死，毫无痛苦和创伤，而被统治阶级里的人却是被枪毙。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样做的目的倒不一定是当官的利用职权为本阶级捞取好处和逃避处罚，其深层意义在于：贵族官僚阶级是上通天子、下达庶民的“台阶”，尤其高级官员是离天子很近的，如果他们犯了罪所受到的刑罚和普通百姓一样，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台阶”的意义。老百姓会发现：噢，我杀了人会被绑赴刑场砍脑袋，你们这些达官显贵杀了人也一样被绑赴刑场砍脑袋；我犯了错会挨板子，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犯了错也一样要挨板子——嘿嘿，看你们平日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我还以为你们多了不起呢，敢情挨板子的时候也一样呲哇乱叫啊！
贾谊认为，这就好比让一个局里的小科员们和局长在一个澡堂里洗澡，衣服一脱，大池子一泡，平日里的等级标志突然通通消失了，小科员们难免会因此而产生出一些微妙的心理变化。古代儒家认为：这类事情，这类心理变化会使老百姓对统治者产生轻慢之心，对社会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难道贾谊认为官员犯了罪就不该打、不该杀么？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投鼠是一定要投的，但在投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忌器——秦朝两位皇帝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投鼠不忌器，结果导致了下民对上层统治者消失了敬畏之心。
那么，该如何做到既投鼠又忌器呢？这也容易，对犯罪的官员该杀就杀，该灭族就灭族，但是，千万不要折辱他们——比如，从政府角度来说，不要让小小的狱吏都能对收监的高官呼来喝去的，还有，尤其要注意的是，惩治官员的过程千万不能让老百姓看见。而且，对犯了罪的官员还不可指名道姓地斥责他。从官员角度来说，官员犯了罪，自觉一点儿，赶紧自杀，别等着皇帝派人来杀你。皇帝对犯罪的官员只要说一句：“你小子不对啊，竟敢贪污这么多钱，该死！可我尊敬你，给你留面子，我不抓你，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等他自杀就可以了。皇帝对贵族臣僚要有这般尊敬之心，等级制度才不会遭到破坏。
——大家读汉朝历史，会发现汉朝的官员自杀率很高，出处就在这里呢。
到这里我们就了解了，儒家所谓的“尊士”，不仅仅是现代人从字面上理解的那样等同于“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不是说刘备三顾茅庐才叫“尊士”，它背后的意义依然是儒家一贯的对礼制社会的追求、对等级制度的维护。
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王船山推演贾谊的这一论述，说父母对孩子可以宠，也可以骂，但不能杀孩子；但君主对于臣子，可以给他富贵，也可以剥夺他的富贵，可以让他生，也可以让他死，但也有不可以的，那就是：不可以对他加以侮辱。——说的都是一样的事，得出的都是一样的结论，但话到了王船山这里，出发点好像和贾谊不大一样了，他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这就给了“尊士”以另一层解释。其中曲折，容后再表。
孟子的乌托邦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提出了五项比较具体的政治主张。
第一：统治者如果能够尊重有德行的人，任用有才干的人，把人才都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那么天下的士人都该乐死了，谁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应聘呢！
第二：市场给商贩们提供摊位，却不向他们收税，如果有谁的货物卖不出去，那就由国家依照法定价格收购以防止积压。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点，那全天下的商人都得美死，挤破脑袋也要钻到这个国家的市场去做买卖。
第三：关卡只负责盘查，查查过往旅客当中有没有间谍、有没有通缉犯、毒品贩子和人贩子什么的，但不要征收关税，如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点，那全天下的旅客还不都乐意从这个国家的道路上经过吗？
第四：这是农民政策。政府对农民只让他们出一分力气耕作公田，却不向他们收农业税，如果哪个国家做到这点，全天下的农民还不都跑到这个国家去种田吗？
第五：如果哪个国家对老百姓不收人头税，也不收地税，那全天下的老百姓还不蜂拥而来，全都心甘情愿地做这个国家的永久居民吗？
孟子说：“以上这五点，如果哪个国家都能付诸实行的话，那其邻国的老百姓都会把它视为父母之邦。假如邻国的国君带领这些老百姓攻打过来，那不就等于带着他们去攻打他们的父母么，这要都能打胜仗那简直是天方夜谈了。明白了吧，做到这五点的国君就可以天下无敌，他们是天使，由他们来统一天下是不可能不成功的。”
孟子所讲的这五点，涉及了一些当时的社会体制。那么久远的年代里，税是怎么收的，田是怎么种的，具体内容都不可考，我们只能了解一个大概。
第一点容易理解，儒家历来是主张“好人政府”的，不过我在上本书里已经说过，孟子在这个问题上一向缺乏具体可行的意见。
第二点，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古代的市场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市场的形成一般都是自发的，老百姓渐渐集中到一个地方交换物品，这个地方渐渐就形成了市场，甚至还有最终形成城市的。但早期的市场却一般都是官营的，民间色彩较少。
廛（读作“缠”），《孟子》这里写作：“市，廛而不征”，《礼记》里也说过：“市，廛而不税”。这里所说的“廛”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商铺。比如，王府井大街就相当于“市”，一条商业街，这就是一个市场，你要在街上租一个铺子卖货，这铺子就是你的“廛”。当你在王府井大街上租了一个“廛”开始做买卖的时候，你是要交钱的。
按照现代人的想法，你要交的至少应该是三份钱：一份是铺子的租金，是交给铺子的主人的；一份是向政府缴的营业税；再一份则是要向市场管理者交管理费。也就是说，除了顾客之外，你至少还要和三方面的人打交道：铺子的所有者（如果你是从人家手里承租或转租的话）、工商、税务，当然，可能有时候还要接触城管和居委会，甚至是黑社会。
在古代，如果时间足够久远的话，这三份钱你都能省下：远在商代和周代前期，工商业大都是官营的，大概要到春秋晚期，民营的工商业才终于出现，而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少商家供奉关公和赵公元帅，把他们当财神，其实商人最牛的祖师爷应该是战国的白圭。有人会觉得奇怪了：时间更早些的那位和西施泛舟五湖的范蠡不就是位超级大商人么？——但范蠡一是事迹不大可考，二是还真赶不上白圭。上本书里和孟子唱对手戏的主人公不是梁惠王么，白圭就是梁惠王手下的小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红顶商人，而红顶商人的赚钱能力自然是普通商人望尘莫及的。
商业活动就这样渐渐从官营扩展到民营，越发开始活跃起来，大小商贾们各找门路，大到倒腾钢材，小到开个两元店。我们说他们是“商贾”，其实“商”和“贾”分别是两种营生。有句老话叫“行商坐贾”，也就是说，搞长途贩运的是“商”，开个小门脸做买卖的是“贾”。所以，“商”最常要打交道的是海关，“贾”最常要打交道的是工商税务。
先来说说“贾”。随着各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渐渐成为战国各国主体经济之外的一项重要补充形式，所以，国家对商业活动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开始对铺子收税了。“对铺子收税”的意思大概是：按铺位收取定额的税收，而不是按营业额的一定比例来收税。孟子这里的意思大概是：由政府在市场上为“贾”们提供铺位，按铺位收些费用（估计大概相当于租金），但不要对营业额收税，这就等于降低了经营者的成本和风险，能够有效地刺激商业发展。
够有吸引力的了吧？但孟子觉得这还不够，还要给商贾们以更大的政策保障。如果你在孟子的理想市场上做买卖，假如你搞到了一个“廛”，卖“达客宁”洗面奶和“王治和”香水，你也许只需要到工商部门办个手续就行了，廛的租金、政府的税收和工商部门的管理费一概免除，如果在这样的政策下你的货还是卖不出去，那也不用着急，因为工商部门这时候会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但孟子也没说怎样才算合理）收购掉你所有的存货（孟子也没说收购来的存货将会怎么处理），不会让你因为商品积压而蒙受经济损失。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市场，有几个商人不愿意去呢？
我们这些现代人，但凡稍微上了一点儿年纪的，全都既经历过计划经济，也经历过市场经济，诸多经验积累下来，很难不对两千多年孟子的这一乌托邦市场理想嗤之以鼻，但我们至少能够从中知道，作为儒家圣贤的他老人家并不像一些后儒那样盲目反对商业。
——且慢！难道孟老师的这套理论全是乌托邦么？也不尽然。那么，政府收购存货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当真发生过么？
还真的发生过。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可能还都记得小时候课堂上和课外读物里都讲过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了太多的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呢，结果就把成吨成吨的牛奶倒进河里，把成千上万头猪赶进河里淹死……我还记得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是：
一个煤矿工人的小女儿问妈妈：“天这么冷，我们怎么不生炉子啊？”
妈妈回答说：“我们买不起煤。”
小女儿接着问：“我们为什么买不起煤呀？”
妈妈回答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
小女儿接着问：“爸爸为什么失业呀？”
妈妈回答说：“因为煤太多了。”
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还都有印象，现在回顾美国的这段历史，原来倒牛奶之类的事情有一些居然是政府行为，也就是说，是政府收购了一部分资本家积压的货物，然后扭头就给扔掉了。——这正是应对当时的经济危机的一个方法，其理论根据是凯恩斯的经济思想。
后来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凯恩斯的思想帮助美国成功度过了经济危机——他老人家是主张政府干预的，要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再踩上政府的一只“看得见的脚”。这只“看得见的脚”的所作所为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最极端的表述是：雇一万人挖沟，再雇一万人把沟填上。当然，这种事到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府最好还是多在这时候搞些基础建设……就不多说凯恩斯了，反正大家看看，政府收购市场积压货物这种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乌托邦，即便在现代社会也还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如果你想自豪一下的话，可以说孟子在凯恩斯的两千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什么什么，嗯，这就像八卦和二进制的关系一样。
孟子的第三点是说“关”，这就是更多地有关“商”的政策了。
公孙丑对孟子说：“老师，您这辆车也太落伍了，才两缸，排量才1.6，连长安街都上不了。”
孟子把脸一沉：“说邹国话！”
公孙丑连忙改口：“我是说您这车，才两匹马拉着（两缸），动力太小，马也是小马，每天排泄的马粪才1.6斤（排量1.6），太不体面了。”
孟子问：“那你说怎么办？”
公孙丑说：“学生听说齐国刚出了新款奔驰，六缸的，4.2的排量，我看您也该换辆好车了。”
孟子点点头：“你是说，齐国这新款车是六匹马拉的、每天的马粪排泄量是四斤二两？”
公孙丑点头：“不错！”
孟子问：“多少钱？”
公孙丑说：“黄金一百吨。”
孟子勃然大怒：“呸！抢钱啊！你给我十吨黄金，我在前面当马给你拉车！”
公孙丑一脸委屈：“这车在齐国本地只卖十斤金子，怎奈您老家邹国的关税壁垒太厉害，加上掌权的人卖指标，这才把价钱抬到这么高。”
孟子长叹一声：“你知道以前的关卡收多高的税么？”
公孙丑摇头：“不知道，想来肯定比现在要低吧？”
孟子说：“何止是低，以前根本是没有关税的。国家设立关卡的意义本来不在于借此征税，只不过是要对过往行人盘查盘查罢了。”
看来，到了孟子的时代，关卡已经由原本的盘查哨所变成收费站了，所以孟子才要呼吁抵制。
有人可能不理解：关税收得越多，政府手里的钱也就越多，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孟子为什么要主张零关税呢？难道他是主张纯粹的自由贸易吗？
——这问题当年孟子时代的人可能搞不明白，现代人却研究出结果来了。关税的征收，政府收入是大大的，生产者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而社会财富的总量却减少了，消费者的利益却受到损害了。咦，最后的结果居然是负数？！
这问题深究起来会很复杂，还牵涉着方方面面的数不清的问题，而且，孟子那是什么时代，到底不是市场经济，他那时候能够朴素地想出零关税的意义，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点上再来骄傲一回，说孟子比萨缪尔森的自由贸易理论早了两千多少多少年！而且，孟子还是WTO最早的创意人！
第四点，农民问题。
当时的社会，不嫌人多，只怕人少，所以各国都想方设法把别国的人吸引到自己的地盘里来，孟子这里出的也是这种主意。孟子认为，要想把天下的农民都吸引过来，最好的政策莫过于“助而不税”。——什么是“助”，什么是“税”，这可是个大问题。
大体说来，“助”和“税”代表了新旧两种土地制度。
“助”所代表的是古老的井田制（上本书里说过的），一块土地划个井字，这就分成了九份，八户人家各自拥有周围的八份，当中的那一份是公田。八家人耕种自己的田，收成是属于自己的，同时还要一起出力来耕种公田，公田的收成是属于公家的。这种井田制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也不一定，但儒家知识分子两千多年以来是经常在呼吁着恢复井田制的。
“税”所代表的是当时实际的农业政策，种田交粮，也就是农业税。农业税有交给地方的，也有交给中央的，孟子显然不赞成这种税制。
第五点，说的是“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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