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改变不了的。”
钱穆：先生说：“只有上知与下愚的人不可迁移。”
李泽厚：孔子说：“只有最聪明的和最愚蠢的，才不改变。”
详解：本章字面简单，却曲解多多。其中的“与”是解释的关键，上面三位和通常的，都把“与”解释成“和”，但这只是一个后起的意思。“与”的本义是“赐予”，原来是指朋党之间相互协作、相互赐予，因而引申为“结交、亲附”。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上知”就是君子，“下愚”就是小人，为什么？因为没有“上知”，不可能成为君子。儒家最注重智慧的，而智慧的获得，与“圣人之道”的“见、闻、学、行”是一体的。“见、闻、学、行” “圣人之道”必须达到不退转的位次，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也就是“上知”的呈现。要不退转，必须彻底穷源，“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不及”就谈不上“上知”，而没有“上知”，也成就不了真正的“君子”。而“小人”，将人自小之，与世漂移，浮萍无根，何谈智慧？对于人来说，最大的愚蠢就是这“将人自小”，“小人”就是真正的“下愚”。
君子为什么要“与”小人、结交小人？因为君子都是从小人而来，从小人转化而来，任何人，在没有“见、闻、学、行”“圣人之道”之前，都是小人，都曾自小之。“圣人之道”，是大道，不是私道，永远活泼、当下地呈现，即使没有孔子，“圣人之道”也不会被掩盖，而任何人，只有“见、闻、学、行”“圣人之道”，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才可能转小人而成君子。君子，不可能与小人为敌，而是要去结交他们，对其“小人”之相“不相”之。但一般的人，如果没有达到不退转，在与“小人”的结交中，就会面临上一章的情况“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因此，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孔子还是主张“远小人”，特别小孩子，一定不能交给小人“教育”，否则后患无穷。
但真正的君子，不单单要出于污泥而不染，而且更要赴汤蹈火，于恶世恶人中“见、闻、学、行”“圣人之道”，不如此，无以成就真正的不退转，也无以使得“人不知”的世界转化成“人不愠”的世界。“唯”，这和上章不同，表示希望、祈使的意思，这是孔子对所有立志成为君子的人的希望与期许。“上知”，具有真正智慧的君子，达到不退转的位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移”，当然也包括“与小人”的情况，也只有通过“与小人”历练，才可能成就真正的不退转。“不移”，不改变、不退转的意思。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孔子说：愿真正“见、闻、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结交、亲附没有智慧、充满贪婪、恐惧的小人而成就“见、闻、学、行”“圣人之道”的不退转。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杨伯峻：孔子说：“在温习旧知识时，能有新体会、新发现，就可以做老师了。”
钱穆：先生说：“能从温习旧知中开悟出新知，乃可作为人师了。”
李泽厚：孔子说：“温习过去，以知道未来，这样便可以做老师了。”
详解：这章，大概没几个中国人不知道的，但所有通常的解释，都如上面三位一样，错得离谱。按这通常的解释，如果所有人都能“温故而知新”，那不人人都成老师？而那些毫无根基，只为颠覆而颠覆的人，不都成了大老师？“温习过去，以知道未来”就可以当老师，那谁能保证“温习过去”就一定可以“知道未来”？又是哪个上帝的冷战让过去一定映射为未来、旧知映射出新知？
其实， “可以”不是白话文里的一个词语，而是“可”+“以”，“温故而知新”因强调而提前，相当于“可以温故而知新为师矣”。“可”，应当；“师”，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一定是某人，所有学习、效法的对象、目标都是“师”。 “温”，通“蕴”，积聚、包容；“故”，故有的，这里指经过时间沉淀、检验的智慧；“知”，“智”的本字，智慧；“新”，鲜活的创造与呈现。“温故而知新”，积聚、蕴藏故有的、经过时间沉淀、检验的智慧而保持智慧当下鲜活的创造与呈现。
“由知、德者，鲜矣！”，蹈行、践履“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智慧、所得的君子，永远处在创新、创造之中啊。“故”，就是蹈行、践履“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智慧所得，“温”所得，是一种积聚、蕴藏，没有“温故”，就没有智慧的创新与创造，没有“由知、德者，鲜矣！”。而“知新”，其“新”如果不能“温故”，那就不能成就真正鲜活的智慧，没有积聚、蕴藏是无智慧可言的。这种相互相成的“温故”而“知新”，是“见、闻、学、行”“圣人之道”可以“为师”的。
孔子、儒家绝不泥古，师古、好古是师其智慧、好其智慧，而智慧必须在当下能活用出新，才是真正的智慧，否则，把“温故”当成在故纸堆里找些原则、准绳来勾画、预测未来，只能是愚行。“习旧知而开新知”只能是某种扩充知识的途径，但决不是唯一的，更不可以此为“师”。类人猿的“旧知”，无论如何去“习”，都开不出网络世界的“新知”。但智慧是超越这一切的，无论是“新知”还是“旧知”，都离不开智慧当下鲜活的创造与呈现，这才是真正可以为“师”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应当把“积聚、蕴藏故有的、经过时间沉淀、检验的智慧而
保持智慧当下鲜活的创造与呈现”作为君子“见、闻、学、
行”“圣人之道”所师法的目标啊。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杨伯峻：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
钱穆：先生说：“我十五岁时，始有志于学。到三十岁，能坚定自立了。到四十岁，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到七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会有逾越规矩法度之处了。”
李泽厚：孔子说：“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礼制规矩。”
详解：一句无人不晓的话，却一直无人真的晓得，甚至连并列成分省略的简单语法现象，都没被指出过。“十有五而志于学”后的“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前，其实都相应省略了“志于”。完整的句子应该是“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志于立，四十而志于不惑，五十而志于知天命，六十而志于耳顺，七十而志于从心所欲不逾矩。”
“于”，相当于“被”、“用”；“志”，“誌”的古字，标记。“志于X”，用X来标记。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十有五、三十等年岁数字，大致和孔子达到某种相应境界的实际年龄相关，但并不表明这个体经验有着任何绝对的意义，例如，并不是任何人“三十”就一定“立”，“三十”与“立”之间并不必然相关，这些境界也并不一定按年龄机械地被赋予某种必然的次序，只是一种标记；二、所有以往解释都忽视了“志于”的省略，而把后面的境界当成“学”的必然结果，更把每种境界当成一个固定的标准，却不知每种境界是自足而动态的，每种境界都有其“成住坏灭”，之所以是“志于”，只是把每种境界用一个名言标记而已，决不能掩盖其鲜活的当下呈现。
“学”，“闻见学行”“圣人之道”，“闻见”而“学”，“学”而“行”，“学”是贯通“闻见”与“行”的枢纽，“学”，包罗万有，相应境界、所为，以“学”为标记。
“立”，世间一切，皆有所“立”，有所位次，究底穷源，首先就要究其“立”、穷其位次，如此境界、所为，就以“立”为标记。
“不惑”，“立”则有其“患”，“患”则有其“惑”，而“立”皆“不患”而“立”其“患”，不穷其“不患”，则不能“不惑”，这“不患”而“不惑”的境界、所为，就以“不惑”为标记。
“天”，时也；“时”，当下也；“命”，生存、存在；“知“，智慧。“知天命”，当下生存而呈现智慧。所有的智慧，都离不开当下的生存，否则都是虚无幻想，智慧的成就，必须是当下生存的鲜活呈现，这境界、所为就以“知天命”为标记。
“顺”，遵循；“耳顺”，“耳”，“闻”也，“闻”与“见学行”是不可分的，“闻见学行” 遵循什么？就是“知天命”。“闻见学行” 遵循当下生存鲜活呈现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耳顺”，这种境界、所为，以“耳顺”为标记。
“从心所欲不逾矩”，“心”，非指一已之私心，民心也，依从民心期望不越“矩”，何谓“矩”？“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在当下现实中可能实现的位次。依从民心所期望但不超越“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在当下现实中可能实现的位次，这境界、所为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标记。
“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穷其现实之“立”，尽其现实所“立”之“不患”而“不惑”于时，以其当下之时让智慧鲜活地呈现而“知天命”，然后才有“耳顺”的内圣、“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外王。只有这样理解，才算大致明白本章的主旨。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的境界、所为用“从此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来标记，三十岁的境界、所为用“穷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现实可能位次”来标记，四十岁的境界、所为用“透彻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现实可能位次的不患”来标记，五十岁的境界、所为用“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让智慧依当下生存鲜活地呈现”来标记，六十岁的境界、所为用“遵循当下生存鲜活呈现的智慧而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以成就内圣”来标记，七十岁的境界、所为用“依从民心期望但不超越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在当下现实中可能实现位次而成就外王”来标记。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杨伯峻：孔子说：“君子，吃食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钱穆：先生说：“君子，饮食不求饱，居处不求安，敏捷地做事，谨慎地说话，有能常向有道之人来辩正自己的是非，这样可算是好学了。”
李泽厚：孔子说：“君子不追求饮食的饱足，不追求居处的安逸；做事勤勉，说话慎重，接近有德行的人来匡正自己，这可说是喜好学习的了。”
详解：“可谓好学也已”，是“谓好学也可已”的倒装，“已”通“矣”；“谓”，称为；“可”，恰当、适当。符合什么条件被称为“好学”才是适当的？孔子给出了如下三大标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食无求而饱，居无求而安”。所谓“食色，性也”，“食”，指代人的所有欲望；“无求”，不贪求；“饱”，引申为欲望的满足；“居”，在现实中当下的生存条件、环境，不单单指住房，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与之可谓隔代相应；“安”，安身立命。对欲望不贪求才是真满足，对生存的环境不贪求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这是对君子“好学”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整天都想着“贪求”，用自己的欲望之眼来观察世界，哪里能看清楚世界？哪里还有“好学”可言？注意，“无求”，不是故意放弃，故意糟践自己，而是根据当下的条件适当的选择。
“敏於事而慎於言”，即“於事而敏、於言而慎”。“敏”，假借为“拇”，大拇指，转义为“印证”的意思；“慎”，通“顺”，顺应。通过当下的事情去印证，使得理论、言论顺应当下的实际，这才是真正的“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就”，尽、穷尽；“有”，现实的存在；“道”，使之行道，使现实行“圣人之道”；“正”，指事字,上一表示方向、目标,下足(止)表示向这个方位或目标不偏不倚地走去，对于儒家、《论语》来说，这方位或目标就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焉”，于此，在现实中。对现实究底穷源，使现实行“圣人之道”而在现实中成就之，这就是“就有，道而正焉”。
以前的一切解释，都是站在单纯的所谓道德修养角度讨论问题，这只不过些伪道德的把戏。按照这三位的解释调教出来的人，是典型的道德废物。每一个人，都是自足于天地，不需要假设一个上帝或道德的上帝来匡正。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其道德、行为等，都当下自足地呈现着，连企图摆脱这种当下自足的呈现也只能是当下的，脱离了这个，一切都是没意义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对欲望不贪求从而满足，对生存的环境不贪求从而安身；通过当下的事情去印证，使得理论、言论顺应当下的实际；对现实究底穷源，使现实行“圣人之道”而在现实中成就之，称之为“好学”，是适当的啊。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杨伯峻：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赶不上我的喜欢学问罢了。”
钱穆：先生说：“十家的小邑，其中必有像我般资质忠信的人，但不能像我般好学啊。”
李泽厚：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也有像我这样忠实可靠的人，只是不像我这么喜欢学习罢了。”
详解： “室”，家族；“邑”，本义“国”；“必”，倘若；“如”，遵从；“丘”，孔子自称；“焉”，于此；“不如”，不若。“十室之邑”，由所有家族构成的国家，人而家而国，修身、齐家、治国，进而才能平天下。“十”，《说文》，十是数之具，包括东西南北中央，极言其大，也就是囊括所有的意思。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即“必有如丘之忠信者焉”，于“十室之邑”倘若具有遵从我的“忠信”标准；“不如丘之好学也”，即“不如有如丘之好学者焉也”的省略，比不上于“十室之邑”具有遵从我的“好学”标准。这两句话表明了孔子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深深的忧虑，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光把“忠信”当成标准，而不把“好学”当成标准，这样的国家并不能算是行“圣人之道”。而事实上，以后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光以“忠信”为标准，从希特勒到小布什，从军国主义到民主主义，无一不是以所谓的“忠信”为标准，归根结底就是愚民。孔子所理解的“忠信”是以“好学”为基础的，是人人都具有对现实究底穷源的智慧为基础的，没有“好学”，“忠信”标准只能是愚民把戏。即使这个所谓的“忠信”标准是按孔子的标准而来，如果没有“好学”为基础，最终都要变质，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忠信”不过是各种愚民的幌子。
上一章，孔子彰显“好学”的三大标准，是从“内圣”角度谈论的；而本章，就是从“外王”的角度谈论“好学”的重要。内圣外王都离不开“好学”，必须对欲望不贪求从而满足，对生存的环境不贪求从而安身，通过当下的事情去印证，使得理论、言论顺应当下的实际，对现实究底穷源，使现实行“圣人之道”而在现实中成就之。而所谓的“忠信”，如果没有“好学”的标准，必然就是凭空定出一些法则、标准、道德，通过愚民式方式来灌输，进而控制民众，就如同纳粹、武士道、反恐，有哪个不强调“忠信”？又有哪个不是以所谓的“忠信”为迷药去制造炮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把其后的、所有以国家为名义的“忠信”丑剧扒了个精光。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所有国家，倘若有遵从我的“忠信”标准的在其中，不若有遵从我的“好学”标准的在其中。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杨伯峻：孔子说：“几个人一块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取法的人：我选取那些有点优点而学习，看出那些缺点而改正。”
钱穆：先生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师了。择其善的从之，不善的便改。”
李泽厚：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也定有值得我学习的老师，选择优点而学习，看到短处而改正自己。”
详解：何谓三人？为何不是五、十人？二人呢？这些问题，大概从来没人能回答与正视过。其实，所谓三人，指的是“君、父、师”，三类最值得尊重的人，“三人行”，与“君、父、师”同行。人，要取法其上，难道和几个大淫贼同行，还“必有我师焉”？那是同性而不是同行。如果按上面及通常解释，三人都是植物人，那你和三植物人同行，如何“必有我师焉”？植物人依然是人，那么其善者人如何从？其不善者又如何改？这不是抬杠，而是原来的解释太愚蠢可笑。
“必有我师焉”，“必”，倘若；“有”，具有“；“师”，师法；“焉”，于此。孔子更注重在现实的当下印证，而对“君、父、师”，孔子并不一味肯定，觉得一定要有可师法的地方，而是更强调，如果没有其他标准，是不能确认其善与不善。这个标准，只可能是当下的现实。“君、父、师”，无论有什么理论和看法，都不可能脱离当下的现实成为永恒的准则，这样才存在后面“择”的可能。
与“君、父、师”同行，倘若有可以师法的地方，孔子给出如下的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择”，选取，以当下的现实为标准选取，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师承、派别去选取；“善”，完善；“从”，通“纵”，广泛；“从之” ，使之从，使善者广泛，将完善的在当下现实更广泛的范围中应用、检验；“改之”，使之改；将不善者在当下现实中不断修改完善。“改”，除了修改，还有强调“重新、再”的意思，这种修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进行直到完善。
前两章说了“好学”对内圣外王的意义，本章更指出，站在“好学”的标准下，对“君、父、师”为代表的前人遗产，应该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脱离这个前提，所谓师法，不过是尸法而已。而孔子、论语，永远活在鲜活的现实之中。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说：与“君、父、师”同行，倘若有让我师法的在此：选取他们完善的并在当下现实更广泛的范围应用、检验，选取他们不完善的并在当下现实中不断修改、完善。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杨伯峻：子夏说：“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可以说是好学了。”
钱穆：子夏说：“每天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每月能不忘了所已能的，可说是好学了。”
李泽厚：子夏说：“每天知道一些新知识，每月不忘记学过的旧知识，这可以叫做爱好学习了。”
详解：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其弟子子夏的。孔子的思想，经一传再传，最后完全变味，而祸端就从其弟子开始。同称“可谓好学也已”，子夏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于孔子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就如秋风之蝉之于春阳之凤，一蛭之蚁之于九天之鹏。孔子的被曲解与败坏，就是从其弟子，从最简单的“好学”开始。
“日”，每日；“知”，孔子的“知”都以“智慧”解，而这里的“知”无法解释成“智慧”，否则语法上就成问题了，只能解释成“认识”；“亡”，通“无”，没的；“日知其所亡”，每日认识他所没的；“忘”，遗忘；“能”，会的；“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不遗忘他所会的。
当孔子的“智慧的当下鲜活呈现”变成子夏对“知识的日积月累”，中华文明的衰败就此埋下祸根，子夏之流绝对是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五千年文明历史，浩如烟海的典籍，如果没有“当下鲜活的智慧”，都是废物一堆。“知识”如果不产生能“当下鲜活”的智慧，知识不过是知识分子面首店里挂的招牌。
这子夏对孔子之“学”的曲解特别起劲，下面有一条同样为祸千古：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杨伯峻：子夏说：“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
钱穆：子夏说：“仕者有余力宜从学。学者有余力宜从仕。”
李泽厚：子夏说：“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
详解：中国有所谓“士大夫”，“大夫”者，仕也；未仕者，士也。知识分子阶层与官僚构成一个利益集团，长期把持中国的文化、政治，知识分子成为最变态、恶心的一群。现在都在声讨所谓的官商勾结，特别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尤其起劲，这不过是因为二千多年的官学、仕士勾结被更直接、更利益的圈子给替代了，因此而生起无名醋意罢了。在中国，从来都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变态。知识，成了敲门砖，成了交易的筹码，却忘了，在智慧面前，知识不过是垃圾。一个知识的时代，不过是一个垃圾时代而已。
然而，站在某种角度，“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确实是千古名言，但这里的“优”应该解释成其本义，“优倡”是也。在这种解释下，一副中国二千来年的真实图景就呈现面前：仕、士、优一体。在这一体的自渎中，中国的历史被改朝换代了二千多年却依然一成不变。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脱下最后的伪装，成为被官商同时轮奸的玩物。那些利益集团的代理人，那些汉奸走狗的传声筒，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这家那家，资本的狗腿子都不如，最多就是性奴一类。
一个戏子泛滥的时代、一个知识泛滥的时代、一个官商泛滥的时代、一个垃圾泛滥的时代，在这千古名言下等价了。但更可怜的时代，就是那些以反知识为知识，反官商为观赏、反戏子为戏子的时代。反知识不过是用另一套把戏来把戏，而智慧无关知识与反知识。这一套套的把戏，难道还未看够演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杨伯峻：子夏说：“各种工人居住于其制造场所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则用学习获得那个道。”
钱穆：子夏说：“百工长日居住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终身在学之中以求致此道。”
李泽厚：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在制作场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应该努力学习以完成他的事业。”
详解：钱解基本把握了本章的语法结构，其余两人连基本的语法都没搞清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其实就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的省略，这是一个典型的对称比喻句式。最可笑的是，李泽厚在“记”中大发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议论，连那下乡劳动改造知识分子都扯在一起，这种知识分子，确实“徒然耗费粮食“。
本章的意思很简单，直译大致就是：就像各种工匠在手工业作坊里为完成他们的制作，君子在学中为完成他们的事业。这里，子夏把孔子鲜活的“学”变成了手工作坊一般有着具体目的、程式、规范的子夏之“学”，这就如同希腊哲学柏拉图之后将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变成“逻辑”，从此，一切都被结构着、程式着、基础着，而这一切都对应着一切意识形态的把戏。后世的所谓儒学，在这种意识形态化中沉沦，子夏之流，其祸大矣。
对这种危险的苗头，孔子有着特别的预见，因此就有了下面的一章：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杨伯峻：孔子对子夏道：“你要去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去做那小人式的儒者。”
钱穆：先生对子夏道：“你该为一君子儒，莫为一小人儒。”
李泽厚：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士大夫的儒者，不要做老百姓的巫师。”
详解：“女”，即“汝”，你。本章字面意思十分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君子儒”、“小人儒”。后世把孔子挂了一个儒家的标签，但在《论语》中，只有这一章提到“儒”。“儒”，本义指“术士”，在周代专指为贵族子弟的教师等。孔子的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贵族子弟，至少在《论语》中，也没有记载有人把孔子称为“儒”，更没有记载孔子以“儒”为荣，甚至把自己称为“儒“的语录也一条都没有。所谓“儒家”的出现，都拜子夏之流所赐。“儒家”之于孔子，只是约定俗成、将错就错。
这里的“儒”，与后世的儒者、儒生、读书人之类都无关，孔子年代根本就没这样的说法与意指。《周礼》里有“四曰儒，以道得民”。但此文被汉代刘歆整理，是否历史真实，至少康有为是坚决反对的。胡适把“儒”当成起源于商代类似基督教牧师般的某类人，也不过是一个被西方模式所洗脑者的呓语。至于《礼记》中有《儒行》，但《礼记》只是战国及后儒生所撰，反而是一个曲解改造孔子思想的铁证，不足观。抛开这一切关于“儒”的争论，就《论语》本身来看，孔子并没把“儒”当成一个可以代表自己的标签，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从“儒”在《论语》中的仅见就足以证明。
这里，还是采取《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的标准解释，无论是贵族子弟的教师还是后来的儒者、儒生，都可以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术士”。孔子走的是刚阳一路，虽然是刚中有柔，但与“术士之柔”远非一类。本ID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无古人的论断：老子实际上是古代之“儒”的集大成者，而孔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非老子之流可梦见矣。老子之“道”实“儒”，道家实际更应该称为“儒家”，而孔子之学，自从颜回先去后，并无继者，后借孔子之名而惑世者，不过如子夏般的小人儒而已。
在孔子看来，当时包括老子在内的一切所谓“儒“，都不过在小人范围内，没有智慧而自小之，都是“小人儒”。但当时的“儒”、各种的术士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孔子对应着造了一个新词“君子儒”，以彰显自己主张的不同。何谓君子儒？横天横地而不离当下，不离当下而横天横地，转“人不知”之世界为“人不愠”之世界，担当天下而无所担当，无所担当而担当天下，“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孔子已经看出子夏之流不堪承担，所以有本章的直接警示，也算为后世留一话头。关于孔子对其弟子的评价，下面一章最为直接。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杨伯峻：鲁哀公问：“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空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不拿别人出气；也不再犯同样的过失。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听过好学的人了。”
钱穆：鲁哀公问孔子道：“你的学生们，哪个是好学的呀？” 孔子对道：“有颜回是好学的，他有怒能不迁向别处，有过失能不再犯。可惜短寿死了，目下则没有听到好学的了。”
李泽厚：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爱好学习？”孔子回答说：“有人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他不拿别人初期，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却不幸早死。现在没有了，没有听见谁好学的了。”
详解：无论“不迁怒，不贰过”是什么含义，但本章里，孔子明确表示，除了颜回，其他人都达不到他的好学标准，这一点是无疑的。这也证明了，上面说子夏之学非孔子之学，确实没有冤枉他。
不过，上面三位对“不迁怒，不贰过”的解释都有问题。 “怒”，不是通常说的愤怒、怒气，而是“超过”的意思，在《荀子·君子》“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中，就是按此解释；“迁“，变更、变动；“贰”，背离；“过”，超过。古文喜欢对称，往往用一些类似又稍有差别的词语构成对称句式，“不迁怒，不贰过”中，“迁”对 “贰”，“怒”对“过”， 相互间的意思差别不特别大。
孔子之学，立于当下的现实而究底穷源，若“迁”若“贰”，则违背。而“怒”与“过”，超过当下的现实，同样违背孔子之学的基本原则。而只有颜回能领悟孔子之学的实质而能“不迁怒，不贰过”，所以被孔子所盛赞，而其他人，都如子夏般把智慧的当下呈现“迁贰”成对知识的日积月累，又怎么可能得到孔子的认可？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杨伯峻：季康子问道：“你学生里谁用功？”孔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用功，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再没有这样的人了。”
钱穆：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弟子哪个是好学的呀？” 孔子对道：“有颜回是好学的，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是没有了。”
李泽厚：季康子问：“你的学生中谁爱学习？”孔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了，今天没有了。”
详解：本章与上章一致，再次肯定颜回是孔子所认定的唯一符合其好学标准的学生，只是回答的对象不同，由此更证明了此观点非孔子一时之论，而是他的一贯之论，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孔子之后打着孔子旗号的人，都不过是借孔子之名贩卖求名而已。至于对孔子这两章类似回答的繁间之异进行穿凿，都是无聊之举。同样问题，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人，回答大同小异，极为正常。套用心理学，如果一个人对同样问题的回答永远一字不差，那只能证明此人口不对心，所谓回答都在背稿子，而这显然不是孔子所乐意的。
可能有人反问，如果孔子学生后来都违背孔子，那又怎么证明本ID所解的《论语》又是孔子本来的意思？有怎么能证明本ID不是借孔子之名贩卖求名？这问题早有回答，能解《论语》的，必须超越《论语》，你的见识还比不上孔子，那你又怎么可能解释《论语》？本ID能把《论语》500多章首尾一致、符合语法地解释出来，如果说孔子的观点有可能达不到本ID解释的那么高，那是孔子的问题，而不是本ID的问题。而且，谁又能证明孔子的观点就没有这么高呢？
本ID只关心《论语》这文本能够诠释的可能意义，而且这些意义是前后贯通且互不矛盾的，这就如同把500章《论语》当成500个方程，本ID所解释的意思就是其公共解里的最大值，而千古以来，能寻到公共解的都罕见，更不用说最大值了。本ID解释《论语》，如看掌中果，千万别以为这就是本ID的思想，更不要以为本ID是借孔子之口来宣扬自己的思想。本ID自己的思想，想讲就讲，还用借古人之口？这只是孔子可能思想的最大值，但即使是孔子最大值的思想，又怎么明白本ID的所思所想呢？
不仅是本ID，人人都有风光无限，盖天盖地，又岂是一孔子就能笼罩的？孔子又何曾笼罩任何人、憋屈任何人？不过都是自我笼罩、自我憋屈。然后时不时跳几个鲁迅、胡适般的小丑，可笑可怜！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杨伯峻：孔子说：“听我说话始终不懈怠的，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
钱穆：先生说：“和他讲说了不怠懈的，只是颜回了吧！”
李泽厚：孔子说：“和他谈了，就不松懈怠惰的，大概是颜回吧。”
详解：如果都按上面这种解释，那孔子绝对是一废物点心，孔子的话，连一部AV都比不上。多少人看了AV后，就可以始终不懈怠，万牛拉不回？又何必颜回？孔子搞了三千弟子，如果说最终只有颜回能完全得其髓，这还说得过去，就像达磨把全中国翻了遍也只找到了二祖一人；但如果孔子连教几十年，听讲后连始终不懈怠都只有颜回一个人，那孔子真该多看AV好好学习了。
“语”，本义“谈论、议论、辩论”；“之”，指代“语“的对象；“惰”，衰败；“其”，通“岂”，难道，表示诘问。 “与”，同“欤”，表诘问。本章的意思是，难道能言善辩的只有颜回吗？也就是说，颜回之所以是颜回，并不是因为他能言善辩。当然，一个好学的人，自然能言善辩，但好学不在于能言善辩，多有能言善辩之徒，不过死剩一张嘴，这种人，又有什么用？
这一章，依然是在肯定颜回之学，只有颜回得孔子之髓。孔子之学，不在言语上，不在文字上，不在如讼师般的口若悬河上，否则，全民讼师化不就完了？就像这个时代，谁都能忽悠、谁都能恶搞，但又有多少人是真明白事的呢？生不知生，死不知死，那叫行尸走肉。人身难得，又有多少人能不耗费在嘴上、床上？说取行不得的，行取说不得的，参！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孔子说：任何人与他辩论而他都能语不衰败的所谓能辩之士，难道只有颜回吗？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杨伯峻：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道：“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够说是一个君子了]。”
钱穆：子贡问如何才是一君子？先生说：“君子做事在说话前，然后才照他做的说。”
李泽厚：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履行所说的，然后再说。”
详解：子贡，孔子最出名的学生之一，聪明而善辩，正是上章孔子所说“语之而不惰者”，但在孔子心里，他和颜回是有区别的，从《论语》相关章节就不难明了。本章，子贡问君子的标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君子“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并不是一个道德标准所能规范的。子贡希望得到一个静态的标准性定义，孔子却用给出了一个当下性回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上面三位的解释，似乎“行在言先”，没有说出来就不是“言”了，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和是否说出来无关。这种强调说不说的逻辑，就是培养伪君子的最好温床。其实，“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是“先行其言而后从其言”的缩略。 “行”，发hang，连续贯穿；“言”，不单指出言论，更包括人的一切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行其言”，把他的言论、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连续贯穿，也就是孔子在后面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只有“行其言”，才可能“一以贯之”；“从”，通“纵”，广泛，光“一以贯之”，而不能“从之”，不能使之广泛，那不过是小圈子甚至是个人的自渎，没什么意义。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君子，孔子说：“先使自己的言论、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一以贯之，然后再使之广泛。”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杨伯峻：子贡问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孔子道：“你好比一种器皿。”子贡道：“什么器皿？”孔子道：“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
钱穆：子贡问道：“赐怎样呀？”先生说：“你是一种有用之器。”子贡道：“何种器呀？”先生说：“你像是放在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
李泽厚：子贡问孔子：“我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一种器皿。”问：“什么器皿？”答：“敬神的玉器。”
详解：本章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子贡，聪明而缺智慧，却对自己的聪明甚为自负，所以就问孔子“我究竟怎么样？”希望得到孔子的肯定。“赐”，是子贡的名。孔子一语双关提醒子贡“君子不器”，子贡不明白，还以为孔子说他是一种器皿，就反问什么器皿。孔子很有幽默感地告诉他，是瑚琏，一种宗庙里盛黍稷敬神的名贵玉器。
知识分子、儒生，总有点臭美的传统，其实，百无一用是书生，儒生那些鬼把戏，最终都成了更大的政治经济把戏的炮灰，知识分子，不是被人当枪使、当旗忽悠就是百年寒门当寒号鸟哀鸣。孔子这里的幽默更绝，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就算把你供起来，也不过是祭坛上的摆设而已，至于知识分子好争的名，不过如摆设那玉器的成色，无论成色如何好也还是摆设而已。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杨伯峻：子贡问道：“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呢？”孔子道：“大概是“恕”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任何事物，就不要加给别人。”
钱穆：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行它的呢？”先生说：“怕只有一个恕字吧！你自己不愿要的，莫把来施加别人。”
李泽厚：子贡问道：“有一句话可以一生遵循的吗？”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便不要给予别人。”
详解：钱认为“言”解释成“字”，其余两人认为“言”解释成“句”，这都是肤浅之见。其实，这里的“一言”，不在“字句”间，是“言”而“一”。“一”，纯一不杂，而没有“一”，何来“终身行之”？“行”，发hang，连续贯穿。一而行之，也就是一而贯之的意思。注意，子贡所理解的一而贯之，与孔子所理解的是不同的。子贡希望得到一个规律、一个定义、一个天理、一个天道之类东西“一而贯之”，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一个上帝式的想法，但这显然不是孔子的“一而贯之”所指。对于孔子来说，只有现实的当下才是“一而贯之”的，没有任何不变的准则、道德等是可以“一而贯之”的，为了表明这个问题，孔子因而有下面的回答。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恕乎？”的倒装，千古以来，所有人都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当成了所谓孔子的“恕”道，其实都是把这句倒装话的意思给搞反了。“其..乎”的句式，表示的是诘问、反问。正因为当时都喜欢谈论所谓“恕”道，而且给出不同的定义，认为自己的定义才是正确的，然后都企图把自己的定义“一而贯之”，这种想法，就如同子贡的想法一样，孔子就用一个反问句给于反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当时最流行的对“恕”道的定义，也是最普通的常识，孔子反问，难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恕”道吗？显然，孔子并不一味地、脱离当下现实地认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所谓的“恕”道。通过反驳这个最常识言论的非绝对性，孔子就表明了没有什么言论是可以如子贡所认为的可以终身一而贯之的。可笑的是，千古以来，竟然被这样一个简单的反问句所疑惑，竟然把孔子反对的东西当成孔子的东西，这《论语》被这群儒生饭桶给当饭吃了，还论什么语呀？
其实，假设“己所不欲”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否要“勿施於人”呢？如果否，这就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言论矛盾，如果是，既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勿施於人”，那还废话什么？这样的垃圾言论竟然成为两千多年来强加给孔子的所谓语录，简直无聊透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出这话的逻辑矛盾，看出这是一句垃圾废话，一个“其恕乎？”的诘问就把这话给扒了皮，可惜两千多年来的人都是睁眼瞎，竟然没一个人再指出，可笑可怜呀！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贡问：“有可以终身一而贯之的言论吗？”孔子说：“自己不想要的就不施加给别人，难道就是“恕”吗？”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杨伯峻：子贡道：“我不想别人欺侮我，我也不想欺侮别人。”孔子说：“赐，这不是你能做到的”
钱穆：子贡说：“我不要别人把这些加在我身上，吾亦不要把着来加在别人身上。” 先生说：“赐呀！这非你（能力）所及呀！”
李泽厚：子贡说：“我不想别人强加什么东西给我，我也不想强加给别人。”孔子说：“子贡呀，这不是你所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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