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从反面更有力地论证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的必要、合理性。“胜残去杀”，不能企图用“残、杀”让民众战栗、恐惧，国家不可能因此而长治久安。但历史上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如此浅显的道理，不明白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稳固基础在于“民之乐”而不是“民之战”，是“使民善”而不是“使民战”。这种糊涂蛋多不胜数，《论语》里马上就举了一个例子，因此就有了下一章。
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详解：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土地神的祭祀”，宰我自作聪明道：“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而周代用栗木是为了借谐音使民战栗。”孔子听到，就告戒：“正成的事不要妄加评议，即成的事就不要徒劳劝告，已成的事就不要再生灾祸。”“成事”，不是指已成的事，而是指正成的事，也就是在萌芽状态的，这时候，还需要观察，不能妄加评议，胡乱定性；“遂事”，马上就要成的事，已经无可挽回的，就不要徒费口舌去劝告了，这样只能产生怨恨；“既往”，已经过去的已成的事，要“不咎”，“咎”的本义是灾祸，已经成的事，如果错了，就不要错上加错，再生灾祸。这句话针对事物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应该采取的态度，但通常的理解基本都是错的，特别是最常用的“既往不咎”，把“咎”解释成“追究”之类的，错得一塌糊涂。
宰我牙尖嘴利，在孔子弟子中，是最爱用怪问题来刁难孔子的。但又经常逞口舌之快而干蠢事。鲁哀公被鲁国三家大夫压制，心里很不爽，问他“土地神祭祀”的问题，本就不是无故发问。国家就是社稷，问“社”就是问国家，问国事，宰我当然明白，就自作聪明地把周代用栗木解释为是“使民战栗”。但这种望文生义的想法是孔子所反对的，而且孔子也不认为周代用栗木就是“使民战栗”，因此告戒他，关键是要他“已成的事就不要再生灾祸。”周代用栗木是“已成的事”，但宰我望文生义，而且是在鲁哀公接题问国事的情况下，这样只能给鲁哀公一个不好的暗示，实际上就是鼓励鲁哀公行“残”、“杀”之术，从而引发灾祸，孔子因此给予特别的告戒。结合上一章“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论述就知道，孔子反对“使民战栗”的“残”、“杀”之术是一而贯之的，即使在自己弟子的言谈中涉及这个方面的暗示，也给予严厉的告戒，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详解：这是自古以来引发无数争讼的一章，先说断句。历史上有两种：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前一种，“诸”是代词，指代“夷狄之有君”实际上就是“不如夷狄之有君，夏之亡也”，解释为“不像夷狄有君，这是夏朝灭亡的原因。”所谓“有君”，基于“君本位”。后一种，“诸夏”是春秋鲁闵公元年（前661年），管仲在动员齐桓公出兵救援遭北狄攻击的邢国时首次提出，是华夏民族初步形成的阶段。相应该句其实就成了“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这种断句有两种解释的可能，一种是把“不如”解释成“不像”，也是基于“君本位”；另一种把“不如”解释成“比不上”，相应的“无君”，是指“无君有道”，基于“道本位”。
这两种断句三种解释的争论焦点在于：1、“诸夏”还是“诸”+“夏”？2、究竟是“君本位”还是“道本位”？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讼不断，主要还是为了第二点，“君”，即“君国”，不单指最高统治者，还指代着“国家”。这样一来，这“君本位”还是“道本位”的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直到今天，所谓“人权”和“主权”的争论，其实还是该问题的变种。历史上，汉奸们就从中找出了理由。其实，当鸭子还要立牌坊，当汉奸也一样。所有汉奸牌坊都是站在所谓“道本位”的角度写成的：因为“国无道”，而“道”比“国”大，“人权”比“主权”大，所以要取“道”去“国”。汉奸也有汉奸的逻辑，那所谓的逻辑，其实就是一个“道本位”包装下的借口。
然而，上面的两种断句和三种解释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断句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相当于“夷狄之有君，诸夏之亡也。”和“夷狄之不如，诸夏之亡也。”两句的合并缩略形式。“亡”，轻视；“诸夏”，指代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民族和国家。“诸夏之亡也”，即“诸夏亡之也”，“之”指代“夷狄之有君、不如”；“如”，本义“遵从、依照”，不如什么？不如“道”也。但这里的“道”不是指“圣人之道”，而是“诸夏”所标榜的“道”，包括“齐式”的“王霸之道”和“鲁式”的“仁德”之道。“有君”，有其君、有其国也。“夷狄”，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的“戎”一样，都是指代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意思是：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虽然有他们自己的国体、政体，但由于没有遵从、依照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民族和国家的政体、国体，而被后者所轻视。
“亡”，还有过去的意思，“诸夏”所轻视的，其实就是“诸夏”的过去。为什么轻视？因为“夷狄之有君”，夷狄的国体、政体等等都是“诸夏”过去曾经历而今已超越的，“诸夏”因此而轻视，就有“夷狄之不如”的想法。而“诸夏”都是从“夷狄”而来，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民族和国家的过去都经历过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阶段，但有些人、民族、国家，“人一富，脸就变”，就像现在很多所谓的中国富翁们，开始看不起穷人、农民、民工，却忘了，所有中国人，都是从农民而来，三代之内都有农民，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留着农民的血。国家也一样，所谓强国对弱国的压榨，诸如现在美国到处贩卖所谓的“民主、自由”，其潜台词都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只要有不同的人、民族、国家同时存在，就必然有“诸夏”、“夷狄”之分，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任何不行“圣人之道”的，无论是“齐式”的“王霸之道”还是“鲁式”的“仁德”之道，都必然会有“先进”对“落后”的轻视、压榨。
而“圣人之道”的“即戎”，是否定“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如果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狭义角度上是针对本国内部的，在广义角度上，在国与国之间，在天下的范围内，同样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这广义的角度上，其中的“民”就是“民族、国家”的意思了。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不行“善人”之道，用“残、杀”企图让别国、别的民族战栗、恐惧而治理世界，就是遗弃、背叛各国、各民族，而最终也将被各国、各民族所遗弃。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美国，以前历史上所有大帝国的兴亡历史，都是这个广义角度“善人”之道的最好反面教材。相应的，“善人、胜残去杀”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同样是世界长久和平的六字箴言。而由“善人”、“胜残去杀”这一个硬币的两面所构成的“善人”之道，也就由这章而从狭义的一国状况推广到了广义的天下状况，由家而天下了。
至于通常错解所引发的“君本位”和“道本位”争论，是错误的解释所引发的两个伪命题之间的论争。“道”，只有现实之道，没有任何“道”是先验的，具有某种类上帝力量的。所谓“修身、齐家、平天下”，都是现实的“身、家、天下”；“善人”之道、“圣人之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以“道”为名的借口，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所有“道本位”的把戏，都要先立一个抽象的“道”，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仁义、道德，都没什么区别。用这个抽象的“道”来“本位”，其实就是以“道”为名编造借口。“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是大道，更是现实之道，无位可本，又何来“本位”？正因为无位可本，才可以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这，才是真正的大道、现实之道。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详解：通常的断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共”，通假“拱”，环绕的意思。全句一般被大致解释成“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它的星辰便会自行在周围旋转运行。”这类解释都是以“道本位”为前提的，实际上把这句当成所谓行“仁德之政”的鲁模式基石。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行的都是这种所谓“仁德之政”的鲁模式，而完全背离了孔子的“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这种“道本位”的鲁式“仁德之政”模式，惯用的伎俩无非是先编造一些抽象的“仁德”法则，然后以此为标准立其本，再将之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而改造人、塑造人，企图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仁德”模子制造出来的统一产品，这样，就成就了一种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所谓大同。而真正的大同，只能是不同成其大而大同，让世界成为统一产品集中营的大同，只能是这种“道本位”的鲁式“仁德之政”模式所制造的怪物。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设置、建立，也就是立其本、立其位；“以”，使、令；“德”，得，行“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所得。“譬如”不能像白话文那样当成一个词，而是“譬”+“如”，分属前后分句。“譬”，晓谕、使人知晓，引申为彰显。“如”，像；“居”，处在；“所”假借为“处”，处所的意思； “共”，通假“拱”，执持的意思。“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字面意思就是北极星处在其处而其它的星星执持着它。而深层的意思就是，人把北极星的位置确定后，执持这位置相应定出其他星星位置。但北极星位置不是先验的，例如，说北极星在北边，只是因为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把那叫“北边”，而实际上，北极星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甚至被称为北极星的那星星，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北极星位置的确定，只是一个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而其他星星根据北极星位置定出相应位置，也同样是一个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
“为政以德譬”，设置、建立“政”使行“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所得彰显，就像“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道理一样，并不能把“政”的原则先验地确立。其确立，也只是一个社会上所有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那种把某种特殊的国体、政体等当成先验的、四海皆准的原则而上帝化的玩意，都不是“为政”之道，只不过是一些根据私利而制造的谎言。有人可能说，这不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错！这至少不是通常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不过是用一套通用的法则在具体问题上套用，根本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就是马克思任何理论前提只能从分析现实逻辑出发的等价说法，并没有任何先验的逻辑是先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不是用一些先验的法则去分析，而是从具体问题中找出其现实的逻辑关系来。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孔子又一次握手了。
而这一章，其实就是上一章所说““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是大道，更是现实之道，无位可本，又何来“本位”？正因为无位可本，才可以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这，才是真正的大道、现实之道。”的进一步展开。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只有明白了这句话，才可能真正明白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才可能真正明白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详解：季康子，鲁国大夫，向孔子问政。通常的解释大概类似如下：“政的意思就是端正。统治者自己带头端正，以身作则、作出表率，谁人敢不走正道呢？”该类的解释，都是把孔子“鲁式”化的千古误解。这里，把“帅”解释成“表率、带头、引导”，把“正”解释为“端正”等，把“为政”当成耶教的牧民之术了。这套玩意，古今中外，不知拐骗多少良家少男成为某种理念、模式的复制品，为了不同的旗帜却同一的骗术，少则成鹅为鸭，多则为奴为鬼，良可悯矣。最大的奴才就是思想上的奴才，而思想上的奴才最贱的一种就是那些赴汤蹈火、心甘情愿为了某些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之类垃圾抽象概念而炮灰的人。
其实，这一章完全从上一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来。“帅”，遵循。“帅以正”，“帅之以正之”的省略，这省略的“之”，就是人所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能遵循的，只能是人所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能“正”的，也只能是人所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那种以抽象的概念、模式为起点的把戏，在现实面前都只能是把戏。“正”，指事字,上一表示方向、目标,下足(止)表示向这个方位或目标不偏不倚地走去。对于儒家、《论语》来说，这方位或目标就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以”，和，表示并列关系。“帅”和“正”、“帅之”和“正之”，是并列的关系，表示两者不能偏废、相互相成的关系。“帅以正”，用现代术语，就是遵循现实的逻辑，从现实出发，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
与“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相仿，现实、现实的逻辑就如同北极星，当人把北极星的位置确定后，执持这位置相应就可以定出其他星星位置；当人从现实出发分析把握了现实关系的逻辑结构后，“孰敢不正？”，其它问题就会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找到解决的办法。这里不需要任何的先验、抽象原则，而是“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但人不是现实的奴隶，现实必须是人参与其中的，没有了人，也无所谓现实，更无所谓现实逻辑。现实之于人，按其逻辑，有着各种不同的选择，究竟如何去选择，就构成了各色各样的政治。各种政治结构的逻辑支点，都来自现实，这逻辑支点也如同北极星，一旦确立，其它就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构建。而对于儒家、《论语》来说，这个现实的逻辑支点，“正之”所在，就是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
“政者，正也”，为政，就是要立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这一逻辑支点；“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的人，遵循现实的逻辑，从现实出发，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其它问题就会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找到解决的办法。这里必须要明确的是，现实，是最底层的支点，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这个逻辑支点必须也必然在现实支点之上，离开现实，无所谓“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是离开现实的乌托邦，那种把“圣人之道”装扮成某种口号、旗帜、目标，以此而驱使人，让人为此而折腾，都和“圣人之道”、《论语》、孔子毫无关系，就像把“共产主义运动”弄成某种口号、旗帜、目标，以此而驱使人，让人为此折腾，都和马克思毫无关系一样。“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和马克思，总是那样心心相印。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详解：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句子，但基本上没有人能真明白其意思。通常的解释大致都是“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由于这样的解释经常被指责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不思进取。因而就此有了许多借题发挥的申辩来把这个似乎是贬义的话褒义化。例如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在其位不了解情况，隔行如隔山，谈论起来于事无补，反而添乱，还是素其位而行，安宁本分为好”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是将错就错，错上加错，岂真知何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哉！
以前所有的解释，都因为其人见识、心量太小，孔中窥天，又岂能真识孔子？针对本章，前几章反复提到“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何谓“位”？就是指变化的位次。例如《易经》乾卦，从“初九”到“上九”，就是不同的位次，对应着变化的不同状态。而一切都从也只能从现实出发，现实在什么阶段，什么位次，是必须首要分析的问题。相应的，“其政”必须要与“其位”相适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不谋不在其位之政”，不谋划与现实变化的位次不符的政事、政治关系、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等等。归根结底，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就是历史上一切乌托邦悲剧的总根源。
在马克思对社会总体结构的考察中，有所谓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之说，这其实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社会总体结构运动中的特殊表述。马克思是以生产力的变化位次来界定社会总体结构位次的，而“其政”必须适应“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可能超越生产力的位次而行高位次生产力所对应的生产关系。同样，“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也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特殊表述。可惜，历史上真明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除了孔子，也就马克思了。虽然他们的表述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还是那句话：孔子、马克思，总是那么心心相印。
而违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恶果，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可不单单只有一个大跃进那样的典型才算。为什么这样？因为那些人对“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没有认识，把现实乌托邦化从而抛弃现实最终被现实所抛弃，更不知道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此一来，不出现那些闹剧、悲剧才怪了。那些喊着要打倒“孔家店”的人，例如鲁迅、胡适之流，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都搞不懂，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去鲁莽、去胡扯，真是有史以来最无耻之徒，不对之正本清源，难道还让他们继续遗毒后世？必剿之灭之而后快！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详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刚在上一章说完，怎么又来一次？其实，在原来《论语》的排序中，上一章出在《泰伯》一篇，而这一章出在《宪问》一篇，由此也见原来编排的混乱。前章，只记录了孔子的原话，而本章，增加了曾参（孔子关门弟子）的话。但就是他这话，使得千古以来无知之徒的错解错上加错。当然，责任不在曾参，只是更暴露了无知之徒妄言《论语》、妄批《论语》的可笑。先引用一个通常的关于本章的解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了。不过，谋其政也应“思不出其位”，不越出自己的职位范围考虑问题”。这类的解释，都是错得一塌糊涂。
而对于该句的批判，在现代，最出名的可能要算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隔膜》里的冷嘲热讽，引用如下：“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这以打倒孔家店为忽悠的鲁迅小儿，因此文就把自己的无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他根本就不知何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更不知何谓“君子思不出其位”。以其陋识而发如此无耻之言，其人之无耻可想而知。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真义，在上一章里已经说了，不再赘言。至于“君子思不出其位”，朱熹比鲁迅等白话痴儿还是要高明一点的，至少知道这其实是《易经》“艮卦”象辞的引用，也就是说，朱熹正确地指出了，曾参是引用《易经》“艮卦”象辞来解释、印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然，这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工夫，对四书五经熟悉的人，都知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这话的出处。但知道出处并不意味着真明白，朱熹之流比鲁迅之流也就好这一点儿，至于意义上，都是蛤蟆跳水、扑通扑通。更有今人李泽厚之流，认为曾参相对孔子可以有多种原因、解释的话显得太保守了，证明这类人根本就不知道何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更不知道何谓“君子思不出其位”。
“艮卦”，其象“兼山”，两座大山夹着，《彖传》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本ID在上一章里相应的解释。对于喜欢扑通扑通的，以为本ID所解是胡编乱造，故意曲解圣解孔子的意思，但却不知道，本ID所解皆不出孔子其义，象辞、《彖传》也是孔子所写，即使像钱穆之流，怀疑象辞、《彖传》是后出，但也不可否认象辞、《彖传》所论是孔子、儒家所认同的。而由《论语》、象辞、《彖传》之契合，可见本ID解释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六经且不能注我，更非我注六经，一部《论语》、一个孔子，又怎能困得住本ID？本ID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视角而生其视角，看孔子、马克思的思想如看自己掌纹一般，所以才如此轻易就能发前人所未发，炼《论语》500多章散金为一金刀，横扫两千多年来一切陈言滥调。别认为本ID能有如此之解，一定熟读《论语》N遍。说实话，本ID还真没太认真看过《论语》，只是见其文就自识其义，一气贯通，如见故物，如观掌中果，哪用看N遍才明白、贯通？回到本章，“君子思不出其位”，“思”不是通常鲁迅、钱穆、李泽厚之流所认为的“思想”，而是“司”的通假，“司”什么？政，和“为政”是一个意思。“君子”，“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思不出其位”，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相应的解释可参考上一章。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这就是君子行“圣人之道”必须时刻谨记的。《彖传》的话，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因为以后还要写“《易经》详解-----给所有曲解《易经》的人”。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时”，不是依其时或与时俱进的意思，而是本书最开始几章反复强调的“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止”，何谓“止”？就是上几章反复强调的“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这才是“止”，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驻守、居住、停止、止息、阻止”等所谓的“止”。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为了各位更好地理解本ID解释的与众不同，从本章开始，前面都先列举一些所谓大家的解释，由于一般人文言文都不好，文言文的就不列了，否则还要解释文言文的解释，太占篇幅。而白话文解释里，重点选三家，杨伯峻（代表老式的考据，更多文言文解释的传统视角）、钱穆（代表台湾最高水平，更多历史学家和宋明理学的视角）、李泽厚（代表大陆最高水平，更多哲学家和五四西学的视角）。至于什么南怀瑾之流，那些在古书中东掰西抓来忽悠的，连幼儿园水平都不适合，不提也罢。
杨伯峻：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
钱穆：先生说：“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愁自己拿什么立在这个位上。不要愁没人知道我，该求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
李泽厚：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要愁的是如何才能在位置上尽职守。不要愁人家不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别人就会知道的。”
详解：由上可见，这些所谓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何谓“位”。前章，曾对“位”与《易经》的关系有了相应的揭示。《易经》，中华文明之源。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如果连“位”都不理解，显然是无法明白《易经》的，当然对《论语》也只能瞎解了。就像本章的解释，这三人都有其“位”，但都把“位”当职位了，其所“立”错了，其解当然就不可能对，这真的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了。更重要的是，三人也是通常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断句是错的，应该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位”，就是位次，就是所“止”，就是所“立”。“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即所“立”、即所“止”、即所“位”。有所“立”，则“立”其“有”，其“有”必有其“位”，何谓“有”？用现代术语，就是“存在”。与“有”相对的就是“无”，“有”有其“位”，“无”有其“位”吗？两千年后，海德格尔关于“有”的思考是以其对“无”的思考为背景的，存在与非存在，海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对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孔子两千多年前的回答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对于孔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立”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而不是“何以立”的“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
至少对于中前期的海氏，孔子和他有着“以何立”与“何以立”的分野，“何以立”没有参悟到何谓“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因而才有“何以立”的纠缠。而孔子悟之而摆脱“何以立”源始境界的纠缠而直抵“以何立”的当下境界。从“何立”现象境界到“何以立”源始境界再到“以何立”当下境界，对应着“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三重境界，不辩此，无以谈儒学、西学。不过要补充一句，别把这三种境界和禅宗连一起，否则一棍打你色身星散，禅宗岂是儒学、西学可思可议？
“患”，即“畏”，对于海氏来说，“畏”启示着“无”的源始境界。海氏将“无”从“何立”现象境界对“有”的单纯、抽象否定，拯救性地开拓为“何以立”的源始境界使得“有”得以而有，其对西学的功劳是大大的。但对于儒家来说，这还不够，困于“何以立”的源始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犹未脚跟落地。但后期海氏已经开始打开这源始境界的大黑笼，用存在之“思”的源构域展现当下的生机，可以说，海氏最后已经触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境界。在第七节里，本ID曾说“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而前面曾把马克思与孔子来了一番对照，这里把海氏抓来，也算把第七节中的不展开来了一个初步的展开。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患”，以“不患”的“无位”而“立”，“立”在古代是和“位”相通的，“患，所以立”，“患，所以位”也。老子说“人之大患，患其有身”，其实，凡其“有”，必有其“患”，在海氏则认为，只有“畏”、即“患”，使此在本真地能在。而“不患，莫己知求”，“求”，选择。“莫己知求”，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为可知也”，“为”，就；“可”，能。后期海氏存在之“思”的源构域，与此“能知”可参照参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就是存在之“思”在天地人境界当下大易流行、生生不息。
儒家，内圣、外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外王，是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内圣相互相成的。这是参悟儒家之说的大关键，岂是如上边三家之流可识，更不是鲁迅、胡适等吃洋人残唾之辈可识。后世儒家，多于内圣入手，却不知何谓内圣，最后拼凑了点宋明理学、新儒家，可笑可怜；至于外王之说，更被弄成汉儒的把戏，用假儒的“鲁式”混杂被法家光大的“齐式”，为祸中国两千年。这些都和孔子无关，异化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问马克思就最清楚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注意：以后都按照这种形式，把整句的直译放在最后，这是为了照顾喜欢直译的人。但具体的含义，一定要看上面的详解，否则看直译，还是很难明白，特别像这一章哲学意味这么重的，估计哲学底子薄的，看详解也很难明白。本ID在这里从外王打到内圣，直破东西哲学的巢穴，绝对前无古人，横扫的，可不单单是两千年的宋明腐儒、五四竖子、六六小儿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杨伯峻：孔子说：不着急别人不知道解我。只着急自己没有能力。
钱穆：先生说：不要愁别人不知我，该愁我自己的不能。
李泽厚：孔子说：不愁人家不知道自己，只愁自己没才能。
详解：以上三个解释大同小异，其实，用更形象的话大致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在现代社会，这种解释的可笑和不切实际已不用多言，这种论调忽悠出来的，不是腐儒又能是什么？且不说他们解释的荒谬，就从语法上看，有两个问题是不能逃避的：一、“其”是指代“人”还是“己”。二、“能”是名词还是动词。
对于第一个问题，三位都认为“其”指代了“己”，但“其”当代词，一般都指代第三人称领属关系，指代了“己”，把“其”翻译成自己，不说完全不可以，但为什么“其”不是指代语法功能和位置更恰当的“人”？对于第二个问题，“能”当名词没问题，但在这里，更合理的是动词，因为，任何熟悉文言文对称性修辞的人，都应该知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其实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人之不能己知也”的省略，相应的，“能”在这里更应该是动词。因此，本章的解释更应该是“不患人不明了自己，患人不能明了自己。”这里的“人”，包括自己和别人。
先说“人”指自己的情况，自己不明了自己，这是人的常态，而且只要还是人，这种状态就无法彻底改变，而这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人不能不断明了自己，一世糊涂，而且以糊涂为荣，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失去了明了自己的愿望和可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人，首要的是不断明了自己，所谓“内圣”，所谓修身，也是要不断地明了自己。
而对于“人”指别人的情况，别人不明了自己，反之，自己也不明了别人，人与人之间互相不明了，站在“家、国、天下”的角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由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相互间因为利益等问题，出现相互间的不明了，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可怕的。但可怕的是，人与人之间不能不断互相明了，甚至还忙于互相制造鸿沟，你是“精英”、他是“平民”，这是“富人”，那是“穷人”，使得社会结构出现各种不可填补的裂痕，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互相明了的愿望与可能，这才是社会最大的不幸。社会，首要的是互相间的不断明了。所谓“外王”，所谓“齐家、平天下”，首要的，就是要人与人之间的不断明了，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断明了，何来“人不愠”的世界？
那么，本章说涉及的“不患”与“患”，和上一章的又有什么关系？其实，上一章所说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站在终极的角度，一切存在都有其“患”，而“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但所谓的终极，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具体的存在系统中，也相应有其“患”与“不患”。在这系统似乎无位次的“不患”，在另一系统内就成了“患”；反之，在某一系统的“患”，在另一系统内就成了“不患”。每一个现实系统的存在，都有其“患”与“不患”。
而本章所探讨的，正是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内“患”与“不患”的问题。在人类社会的角度，对于个体来说，自己不明了自己，就是“不患”，站在绝对的意义上说，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明了自己，所谓的明了，只是相对于永远不明了的明了，“不明了”是无位次的，而“明了”因“不明了”而位次。说某某人有自知之明，某某人没有自知之明，这都是因“不明了”的无位次而有了自知之明与没有自知之明的位次，依次下去，自知之明还可以分出三六九等来。因此，该“患”的不是自己不明了自己的无位次，而恰好是以这无位次为借口认为反正不能彻底明了自己，因此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失去了不断明了自己的愿望和可能。却不知道，正因为“不明了”的无位次，所以才有了自己不断“明了”自己的位次，所以才有了“明了”的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是不可能明白何谓“内圣”的。
同样，在人类社会的角度，对于人与人来说，人不明了人，就是“不患”，站在绝对的意义上说，人永远也不可能明了人，所谓的“明了”，只是相对于永远“不明了”的“明了”，“不明了”是无位次的，而“明了”因“不明了”而位次。因此，该“患”的不是人不明了人的无位次，而恰好是以这无位次为借口认为人不能彻底明了人，因此肆意互相制造鸿沟，使得社会结构出现各种不可填补的裂痕，人人都失去了明了人的愿望和可能。却不知道，正因为“不明了”的无位次，所以才有了人“明了”人的位次，所以才有了不断“明了”的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是不可能明白何谓“外王”的。
何谓“能”？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要主、客条件具备，从“不能”到“能”，就是要不断创造，使得主、客条件具备。对于任何现实的社会、任何现实的人来说，“人之不己知”是绝对的宿命，是无位次的，是无条件的，而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创造各种主、客条件使得这无位次的“人之不己知”不断显现“人之己知”不同位次的可能来，从而实现从“不能”到“能”位次的不断提升。这就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所谓“天行健”，不明白这一点，是无法理解儒学、《论语》、孔子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说：不患别人或自己不明了自己，患别人或自己不能明了自己啊。
注：不患、患是专门的术语，不能用其他词代替，所以直接用，不翻译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杨伯峻：孔子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钱穆：先生说：“不要愁别人不知我，该愁我不知人。”
李泽厚：孔子说：“不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怕的是自己不知道别人。”
详解：以前所有解《论语》的人，看到这几章“不患”、“患”的来回折腾都要晕，面对几乎一致的话，最终所有人都只能用一招，就是说这是重出，应该是孔子反复丁宁，所以《论语》就记了好几次。但这种解释荒谬透顶，请问，难道孔子几十年就说了这500多句话？难道相应的话，就这几条反复说，其它都只说一次？难道编辑的人就不知道这些话都差不多，就不会筛选一下？其实，所有的原因都是以前解《论语》的人根本就自己糊涂，搞不懂，分不清，硬找些理由来下台阶。就像这章，这三位也就采取相同态度。其实，《论语》里没有什么重出、多余的话，银碗盛雪，分不清是眼拙，怪得了谁？眼拙还编故事掩盖，就不是眼拙那么简单了，那是心有问题了。如果不对《论语》完全通晓无误，又有什么资格解《论语》？
这一章并不是什么重出，而是就着上一章来，在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如果说前面两章分别站在根本性以及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角度讨论问题，那这一章就在人类社会的内部结构上揭示其“不患”与“患”。在人类社会的内部结构上，“人之不己知”是其“不患”，正因为有了“人之不己知”的“不患”，才有了“不知人”的“患”。“人之不己知”，在人类社会结构内部是无位次的，人类社会，必然由人构成，而只要是人，就是“不己知”的，正因为“不己知”的无位次，才有了“不知人”的位次。
“不己知”是社会中所有人存在的必然状态，如果真有什么“人性”，唯一可能的“人性”就是“不己知”。任何理论，如果违背了这个“不己知”，就是荒谬可笑的。例如，有某种上世纪被无数人吹捧的主流经济学，以所谓人的理性为前提，这种经济学只能是垃圾经济学。因为“不己知”，在人类理性的层次上，“非理性”是无位次的，人类的理性因“非理性”的无位次而位次，叫嚣人类理性的，根本上从来都是“非理性”的。
“不知人”，就是前面反复提到的“人不知”，“圣人之道”，就是要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为什么有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不己知”的无位次而有“不知人”、即“人不知”的位次。正因为有了“人不知”的位次，才有可能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但这改变，不可能通过改变“不己知”的状态而达到，因为“不己知”是无位次的，任何涉及“不己知”改变的都是“不己知”，“不己知”在人类社会的结构下是无可改变的。换言之，一切企图通过改造人从而达到改造人类社会的运动都是荒谬可笑的，任何希望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达到改造社会的运动都是荒谬可笑的。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宣判了诸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那种类型运动失败的必然性。从“人不知”到“人不愠”，是不能从“不己知”下手的，因为无从下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孔子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从来不探讨任何人类思想的改造问题，因为人类的所谓思想位次，从根本上来源于社会“人不知”的位次，唯一需要改造的只能是“人不知”世界的现实结构。但社会的改造必须由其位次而决定，不同位次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形态、规律，这里没有任何先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方，都必须从每个社会结构的现实逻辑、位次出发，这才是知其位次而行之，这才存在把“人不知”世界变成“人不愠”世界的可能，离开了现实的逻辑、位次，都是别有用心的鬼把戏。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患人不明了自己，患“人不知”的世界啊。
注：“人不知”是专门术语，不翻译，具体含义看前面的文章。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杨伯峻：孔子说：“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
钱穆：先生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由于习惯而相远。”
李泽厚：孔子说：“人性本相接近，习俗使之遥远。”
康有为：后人言性甚多，世硕以为性有善有恶，人之善性养而致之，
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
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恶，孟子则言性善，荀子则言性恶，告
子则言性无善无不善，杨子则言善恶混，皆泥于善恶而言
之。孔子则不言善恶，但言远近。
详解：通常的断句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这种断句下，前三人解释大同小异，但都不及康有为解释的全面。康解，最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性不应泥于善恶，而本章的着力点在近、远两字上。何谓“性”，《集释》《皇疏》：性，人所禀以生也，即性是人所被赋予而得以生的，也就是说，性是先天、先验的。《集释》《皇疏》进一步解释到，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就是说，这个先验的基础被定为“天地之气”。
这种解释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难题：鸡鸭鹅兔是不是禀天地之气以生？显然，在上面的解释体系中，这问题有着肯定的答案。那么，根据相同的逻辑，人之性与鸡鸭鹅兔之性，也是相近了。如果这种解释成立，最大的贡献在于即刻就能解释为什么满大街的人都这么容易就成了鸡鸭鹅兔，难道就因为人与鸡鸭鹅兔本来的性相近？更严重的是，即使承认人的先验动物性，按照同样的逻辑，动物性与石头瓦砾的物性也同样性相近，这样，所谓人性，只能归之于物性。那么，专门讨论任何先验人性都毫无意义，人性就是物性，又何必专门去人性什么呢？
而先验地讨论非人性，也同样面对难题：人而无性，则何谓人？人和物性相近，那如何分别人是人？人与物又如何不同？其实，在先验的角度，无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都会引发困难。以为从否定的角度出发就能逃避困难的，最可笑的大概要算自摸着号称完全击败马克思的波普尔，他的所谓“证伪原则”自以为高明，在本ID眼里不值一看。证伪和证真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任何以证为前提的活动，都有一个先验的前提，就是可证之存在。相应的，当一个命题被证伪时，只不过同时证明了，在命题所构成的集合里，正确的命题被包含在被证伪命题的补集里。所谓波普尔“证伪原则”，只不过在逻辑上等价于先验地假设可证命题集合的存在以及正确的命题被先验地假设在可证命题集合里。而且，按照所谓的“证伪原则”，同样一个困难的问题会出现，就是“证伪原则”的可证伪性，当波普尔把所谓的可证伪性当成所谓的科学原则时，他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就此动摇。
任何先验的逻辑，都不得不面对诸如此类的难题。孔子，和马克思一样，是拒绝一切先验原则的，包括一切改头换脸的诸如波普尔之类的把戏。不明白这点，是根本不可能明白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上面四人以及通常的所有解释都是错误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原因。而实际上，本章是顺着前几章而来。“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而“患”的位次之所以位次，并没有任何先验、先天的前提，“不患”并不是“患”的先验、先天前提，“不患”只是“患”涌现的舞台。存在必有其“患”，“不患”并不存在，也不是一个理论的假设，否则就在理论上存在了，就不是“不患”了。“不患”不是前提，“患”的前提，只能是当下现实，即“患”自身。
而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相”，去声，有其位次，相应的，就有其位次所显之相，离相而求一抽象、先验的位次而不可得。“近”，缠附也，其相立，必缠附其性，可谓性？“性”，心生也，心执“患”为“不患”之生，进而以“性”“性相”，因而近也，生其缠附也。所有以理论而理论的理论，都逃不了这个“性相近”。只要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诸如哲学家等依然以解释世界为己任，那这个“性相近”的恶性循环就没完没了。而世界不是用来解释的，世界是用来改变的，马克思如是说，孔子也如是说，“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而不同位次的实践，就是人对世界的改变，从而才有“人不知”的世界到“人不愠”的世界。
何谓“习相”？就是《论语》开始所说的“学而时习之”。“相”，因“有”患其“患”而相其“相”，而人能“学”，能“明了”的，只是各种不同位次的“相”，除“相”之外，并没有“相”之后所谓先天、先验之“性”。“相”而“习”，“学”其“相”，并不是要忽悠出各种的所谓“理论”来，而是要“习”，以“习”习其相。“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世界，就是“不相”其“相”而显其新“相”，就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远”，深远、深奥。真正深远、深奥的是“习”，是实践、是改变，而不是那些书虫们的哀号和忽悠。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否认任何理论存在的价值，反而是肯定所有理论存在的价值。理论，以无价值之“不患”而显示出其价值，理论的价值以理论的无价值而价值。而理论的无价值之“不患”，是缠附在现实之“患”上的，理论因此缠附而显示出不同的位次来，而理论的位次是缠附在现实的位次上的，但这种缠附，如果是一种一对一的逻辑关系，那就不是缠附了。所谓的现实，离不开某种理论视角的照射，把现实绝对化，把现实变成某种先验、先天的前提，同样是可笑的。如果现实真是先验、先天的前提，又何来现实的改变？不同位次的理论也可以出现在同一位次的现实里而显示出其位次来，反之，利用同一位次的理论可以变出不同位次的现实来而显示出其位次来，而这才是理论的“不患”缠附在现实之“患”上，这才是理论的位次缠附在现实的位次上。只有这样，才能算真正明白何谓缠附，何谓“性相近也”。
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两个伟大的心灵在本章再次伟大地碰撞。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以性性相，缠附呀；以习习相，深奥啊。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杨伯峻：孔子说：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钱穆：先生说：一个人若不能有久远之虑，则必然有朝夕之忧。
李泽厚：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然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愁。
详解：字面上，这是很简单的一章；字面后，就不那么简单了。理解的关键在于：何谓远虑？何谓近忧？三位的解释都非透彻之论。以眼前、朝夕的忧患、忧愁为“近忧”，长久的考虑为“远虑”，实不知何谓“远虑”、“近忧”矣。
“远”，深远、深奥，同于“习相，远也”，和“习相”相关，脱离“习相”无所谓深远、深奥，不过幻想而已。“习相”，先要明其“相”，明其“相”必先明其“相”之位次，明其“相”之位次，必对其“相”的当下逻辑关系有一明确把握。而现实的存在，不离时空，现实逻辑关系也必构成相应的时空关系，对现实逻辑关系的把握，须从这现实的时空关系中切入。“虑”，审察、思虑、谋划。“虑”，不是哈姆雷特式的，而是审察、思虑、谋划的统一，三者缺一不可，而最终必须落在行动上，没有行动的“虑”也不过是幻想而已。上面的所有工夫，都构成“习”的一环，但仍不是“习”的全部。“习”的关键在于对现实逻辑关系把握后的改变，是转现实而不是被现实所转，只有这样，才勉强算得上“远虑”。就算是炒股票这么小的事情，也必须有其“远虑”，否则没有对市场的深刻把握，也必然导致其“忧”之“近”，这点，观察一下那些亏损累累的人的行为就清楚了，那都是些被市场所转的典型。
“近”，缠附，同于“性相，近也”；“忧”，忧患,祸患。“近忧”，缠附忧患、祸患，为何如此？因为“人无远虑”。忧患、祸患的种子是当下种下的，每一思想、行为，都在种下种子。而种子并不一定即刻萌芽，把“近忧”解释成眼前的忧愁、忧患，是对此不能明了。现实中，很多没有“远虑”的事情，所谓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眼前一片大好，加速上涨，何来眼前的忧愁、忧患？如此，难道就没有“近忧”？这，显然是不对的。人的行为，必须从其苗头下手，不想吃恶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种下其种子，忧患、祸患的种子一旦缠附，一有机会就会萌芽，就要结果。别以为可以用任何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子，种子一旦种下就是无位次的，准确说，相对于现实系统来说，种子是无位次的，任何现实的把戏都消灭不了种子，种子不一定在眼前发芽，但不发芽只是机会不成熟，一旦成熟，逃都逃不掉，眼前看不到、没迹象的忧患、祸患，往往才是致命的。而这，才是真正的“近忧”。
无“远虑”与“近忧”之间的关系，孔子给了一个“必有”的强判断，由此可见对此的重视与强调。这话可不单单针对个体的人，家、国、天下，同样成立。“人不知”的社会，归根结底就是“人无远虑”的社会，其中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等，都处在“人无远虑”之中，由此种下无数“忧”的种子，忧患、祸患种子因而“近”而缠附。要使得“人不知”的社会成为“人不愠”的社会，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这个“人无远虑”。站在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上，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人无远虑”进行了彻底的改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就是对现实社会当下之“相”的“远虑”，没有这“远虑”，就没有其“习”。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理论，其基础就是对现实“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三重基础逻辑关系的完全分类，不明白这个，是不可能明白其“远虑”的。
一个能“远虑”的人、家、国、天下，必须有其相应的“远虑”能力，社会必须发展到一定位次，显示出一定位次之相，才可能有其相应的“远虑”。任何的“远虑”都是和一定位次的社会相连的，离开了一定位次的现实社会，“远虑”也无所谓“远虑”了。但社会的现实结构是有深浅之分的，有些“远虑”可以完全洞穿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这样的“远虑”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最珍贵的部分，孔子、马克思，都成为这最珍贵部分的中流砥柱。后人经常以孔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怎么可能对现在有用，现实已经改变了等等理由来搪塞，却不知道有些“远虑”是可以洞穿社会结构的深层，而社会结构的深层，在两千多年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孔子的“远虑”，依然适合今天。马克思的，当然也一样。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说：人没有深远的审察、思虑、谋划，必然缠附祸患。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杨伯峻：孔子说：“大家厌恶他，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欢他，也一定要去考察。”
钱穆：先生说：“人人都厌恶他，必得仔细审察。人人都喜好他，也必得仔细审察。”
李泽厚：孔子说：“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喜欢他，一定要考察。”
三国魏王肃曰：“或众阿党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恶不可不察也。”
详解：长久以来，中国人最大的学问就是整人的学问，何以如此？大概都要归功于两千多年来腐儒及其徒子徒孙们的折腾。瞧瞧上面四位的解释，无一不从人与人之间的计算、算计说起。察颜观色、相人之术，无论高低贵贱，个个精通，这与人斗的无穷乐趣，演化出无穷的把戏。而无穷的把戏，却只有着最简单的逻辑。道、人、众，就用这三种元素所构成的逻辑关系，竟制造出两千余载的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可悯可叹。由“我本位”的“道、人、众”逻辑，相应就产生“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通常断句。
在该种逻辑下，道，必然只是一己所尊之道，以其道去衡量世间一切人，则分出正道与非道之众，这是一切“道、人、众”逻辑的同一基础。当众之道与其道不同，则有“众阿党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恶不可不察也”之类见解，无非是发发对多数人合伙一起折腾少数人的牢骚。此举必高扬所谓“道本位”的大王旗：多数人非道是错的，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要反抗多数人的暴政，诸如此类。而当其道忽悠众人大功告成，挂上牌子成了众人之道，那就少数服从多数，就要“君本位”，就要万河归海。说东说西，百般伎俩，归根结底也就是一个“我本位”而已，道归我，人依我，众服我，我是最大的。站在这种“我本位”之上，当然就会如四人所解的，把本章两“之”都指代成某种可以用“我本位”去套用的人。一个“他”字就显露一切，他者，非我族类，必统之一之而后快矣。
摈弃“我本位”的独断，以“众”为众，相应就有如下断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众”，有大众、有小众，无论以大压小还是以小卖小，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众”。“众”，必须显现“众相”之“众”，对任何一种现象，不同人会显现出不同的好恶程度，相应就有了“众相”之“众”。那种对所有现象都万众一心、一种色彩、一种声调、一种气味、、一种味道、一种思想、一种行动，是无“众”可言的。“之”，指代前面的“众”，包括现实中的一切现象。“好之”，以之为好而好之；“恶之”，以之为恶而恶之。
认为好的喜欢，认为恶的厌恶，这都是人之常情。而人之“远虑”，离不开对现实中一切现象的“察”。“察”，无所谓好恶，而带着各种好恶去“察”，就无所谓“察”了，只不过继续“我本位”逻辑的把戏。何谓“察”？分辨、明察、知晓也。只有排除一切好恶，当下直观，才有真正的“察”。任何人都有其情绪、好恶，但这情绪、好恶就是“察”的最大干扰，“远虑”离不开“察”，而“察”就要摈弃一切好恶，当下直观，这样才有可能进而“远虑”。“焉”，“于此”的合音。当下直观，就是“于此”直观，离开了现实的此岸，幻想那虚无飘渺的彼岸，是没有“察”之直观可言的。
“人无远虑”之人，没有深远的审察、思虑、谋划，在“必有近忧”的缠附祸患里，归根结底最大的祸患，就是以一己之私对“众”、对“众相”、对一切现象恶之、好之，不能摈弃一切好恶当下直观。用主观的臆测替代客观的观察，用彼岸的幻想替代此岸的现实，这种事情，无论现实和历史中，难道还少见吗？由此而产生的祸患、酿造的悲剧，难道还少见吗？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警示。那些不断玩弄“我本位”“道、人、众”把戏的腐儒们，那些高喊打倒孔家店的痴儿们，避坑落井中求火奴鲁鲁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仁不让地又干了些什么？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孔子说：一切现象，当被认为是恶的就会被厌恶，对此必须摈弃一切
厌恶当下直观；一切现象，当被认为是好的就会被喜好，对
此必须摈弃一切喜好当下直观。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杨伯峻：孔子说：“考查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
钱穆：先生说：“要观察他因何去做这一事，在观察他如何般去做，在观察他做此事时心情如何，安与不安。如此观察，那人再向何处藏匿呀！那人再向何处藏匿呀！”
李泽厚：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始末，了解他的心理寄托，他还能躲藏到哪里去呀！他还能躲藏到哪里去呀！”
详解：孔子，中央情报局、克格勃的先驱？看了三人的解释，不免有此疑问。腐儒“我本位”逻辑，在此有了最明目张胆的表演。这类解释的唯一现实假设就是：从“我本位”出发，人只有两类，符合“我”的和不符合“我”的，前者是朋友，后者是敌人。三种解释中的观察、看、了解等，都是从“我本位”出发的，最后的所谓无处藏匿，其实就是对应这样一个命题：无论任何人，在“我本位”下，都可以把他分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那么，在这种的逻辑下，人的世界这样构成了：每个人都以“我”为本位对其他人进行如此的分类，人的世界就在这相互的分类中分裂。
从此，人类社会就成了这样一个“鸡鸭鹅兔”集中营，人人以所谓的“视、观、察”扒光别人又被别人扒光。然后，一切诱奸、强奸、自虐、SM、NP等等游戏就此展开，腐儒把这章安排在“为政”一篇里，他们心目中的政治就是诱奸、强奸、自虐、SM、NP，两千多年来的政治也因此被他们塑造成诱奸、强奸、自虐、SM、NP，这就是诸如上述三人类似解释所自我塑造的历史。这种腐儒所腐败的解释渗透到历史的每一角落，如此政治构成了自我复制的传染过程，成为社会结构任一部分的非先验性先验基础。
其实，本章根本无关于两千多年来腐儒的“我本位”胡扯，由此产生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断句也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断句应该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其中，“以”，凭借；“由”，遵从；“安”，安置；“廋”，隈曲。“其”，指的是任何个体的人，即“天地人”结构中“人”的个体化现实存在。现实，必有其“患”，而其“患”是以“不患”而位次的，“人”的个体体化现实存在亦然。本章讨论的就是显示出不同位次的现实个体之“患”所依据的“不患”。必须指出的是，这现实个体之“不患”在“天地人”结构就是其“患”。并没有任何绝对的“不患”，这在前面关于“患”与“不患”的论述中早有说明。
站在现实个体的自我系统中，其“不患”结构是无法考察的，因为在那里，“不患”是一切依据的依据，也是其结构考察的依据，任何的考察都是同语反复，就像在欧几里德几何公理系统内用三角型内角之和180度与平行线的唯一性之间的互证一样。但站在“天地人”结构中，现实个体之“不患”成其“患”，因此就有其位次，考察其内部结构就成了可能，就像可以站在欧氏几何、罗氏几何、黎曼几何之外去考察它们各自的公理化结构，用三角型内角之和进行相应分类研究。而本章类此而对人的个体之“不患”进行的分类研究，得出一个“视、观、察”的个体“不患”结构，所以孔子才有了“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的感叹，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人不过如此”，就像在公理化的视角下，“三角型内角之和180度”之公设不再神秘，不过如此而已。
两千多年后，西学中出现了康德，对人类的先天能力（站在《论语》的话语系统中，就是上面所说的个体“不患”）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写出了近现代哲学历史最重要的三大批判，成为近现代哲学最重要的源头，从此，哲学的研究没人能绕开康德，而《论语》本章，也就是孔子的三大批判，其意义和康德是一样的，必须与之对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不知其“不患”，又焉知其“患”？不知其“患”，焉能不患？
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分为低级的认识能力“感性”与高级的认识能力“理性”，感性是认识的开始，是认识不可超越的范围，是高级认识的对象和质料。高级认识能力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经验并不是感性的直接结果，而是知性综合感性材料后的结果。例如科学研究的所谓自然界，甚至每一个个体的人，这些经验、认识对象，并不是感性所把握的，而是知性作用的结果。判断力，更准确的是规定性的判断力，是应用知性的先天法律形成经验、认识对象的能力。而理性，就是把知性的先天法律尽可能扩展的能力，一般这种能力的极限就是产生绝对的主观理念，例如上帝、世界、灵魂等。但这种能力一旦把理性自我扩展到把制造的理念幻想当成有实有，就会产生各种谬误，例如灵魂不灭、上帝存在等。因此必须限制理性的应用范围，但这种限制，反而是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实践前提。人的理性实践，其前提就是意志（人的高级欲望能力）的自由，而这才使得道德成为可能。但理性的实践前提，在康德那里是不能应用在实有之上，它只涉及“应有”而不是“实有”。
知性与理性之间，如果单纯是规定性的判断力所连接，那人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机器，意志的自由就成为不可能，理性的实践也不可能。康德就此显发了“反思判断力”，使得意志自由与知性的必然有了协调的可能，人首先在艺术上创造出一种自然与道德、必然与自由的统一，而康德又把这延伸到世界从必然到自由的可能。其后，列宁主义所延伸的运动，将这付诸实践，成为人类社会在康德思维范式中对必然向自由的可能进行的一次行为艺术。当然，这和马克思毫无关系。
有了康德的比较，孔子的三大批判就有了明晰的可能。“视”，人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看，相当于感性以及康德规定性判断力所连接的知性与理性所构成的高级人类认识能力，也就是人类所有的认识能力；“观”，看法，相当于“反思判断力”所连接的自由意志；“察”，当下的直“观”，是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视，其所以”，认识能力是人所凭借的；“观，其所由”，自由意志是人所遵从的；“察，其所安”，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是人所安置的最终归依。孔子比康德高明的是，他和马克思一样，不会去假设一条从必然到自由的艺术之路，你本自由，何必自由？列宁主义是康德艺术之路的必然延伸，而和马克思无关，和孔子的“圣人之道”更无关。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认识能力，人的凭借；自由意志，人的遵从；当下直
“观”，即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人的归依。人，哪里有隈
曲啊？人，哪里有隈曲啊？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杨伯峻：孔子说：“不懂得命运，没有可能作为君子；不懂得礼，没有可能立足社会；不懂得分别人家的言语，没有可能认识人。”
钱穆：先生说：“不懂得命运，没法做君子。不懂得礼制，没法自建立。不懂得语言，没法判断人。”
李泽厚：孔子说：“不知命，便无以为君子。不知礼，便无以立在人群中。不知言，亦就知不得人了。”
详解：上面的解释，都根据如下断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相应的还是“我本位”的荒谬逻辑。只是这里的逻辑关系，改头换面地成了“命、礼、言”了，进而假设知道了这些“命、礼、言”的所谓本事后，就可以得到“君子、立、知人”的大红包。该种逻辑的荒谬在前面已多有论述，就不赘言了。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里说的是“不知”的各种后果，“知”，“智”的本字，“不知”，没有智慧。这里的“不知”不单单指个体的人，还指“人不知”的社会本身。“命、礼、言”，都不是一个单纯个体化的现象，在社会化的人类生存中，都与社会本身相关。可惜在腐儒两千多年的折腾下，都将此当成虚头八脑的东西，当成某种先验的东西，完全违背了儒家立足现实的基本立场。
“命”，使命，连道家都可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更不用说儒家了。中华文化，对命运的看法从来都比以古希腊悲剧为代表的西学传统看法要正面有力得多。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则“命”只是使命，这个使命不是由上帝选定的，而是由我而来，天地就是我的舞台，而没有智慧，是不能理解这“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以为我的命运是上天安排的，以为奴隶就只能是奴隶，统治者就只能是统治者，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人所造”的，只有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天命、命运的胡言，才会真正承担起人的现实使命，这样才可能成为真正能行“圣人之道”的君子。
“礼”，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种底线所构成最基本的社会正常秩序，如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没有最低的底线，那么社会就只能是散沙一盘，只可能让位于各种暴力与法律。暴力和法律只是当社会不能正常运行时才需要采取的，一个正常的社会，暴力和法律都是迫不得已的，而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社会，却只相信暴力和法律，抛弃各种的底线，这样，“礼”是没可能建立的，连接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系统就要破裂，社会也只能在动荡之中。
“言”，言论、舆论，包括社会现实一切言论、舆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没有智慧的社会，其言论是不足以使人有智慧的，而没有智慧的言论不可能产生智慧，只会继续制造混乱与蠢行。言与行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在一个言论传播发达的社会，“言”对人的塑造、对社会的塑造作用，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没有智慧，不可能承担君子的使命；没有智慧，不可能建立社会正常的秩序；没有智慧，不可能产生使人智慧的言论。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杨伯峻：孔子对子路道：“由！懂得德的人可少啦。”
钱穆：先生说：“由呀！对于德，知道的人太少了。”
李泽厚：孔子说：“子路，懂德行的人，很少了。”
详解：上面解释，都根据如下断句：“由！知德者鲜矣”，相应的是“我本位”与“鲁模式”杂交而来的荒谬逻辑。首先，“德”被当成一种可以被少数所谓“有德”精英玩弄的玩意，一旦有人宣称拥有这玩意，就如同太监拥有了假阴茎一般生机勃勃了。当然，拥有这所谓“德”之假阴茎的所谓精英，从来都是各色各样“我”的竞争，最终不过是所谓话语权的争夺，让“我”之“我”成为最终“德”的标准，让“我”之假阴茎最终成为挥舞在所有人头上的棍子，而其前提是，所有人，男者阉割成太监，女者为奴为婢。然后，无论男女，都在这所谓“德”的假阴茎棍子的挥舞下大一统了。“鲜”，被这群假阴茎贩卖者定义成了上声，成了“少、太少、很少”，其潜台词不过是只有符合他们所谓“德”的才是多，才是对，才是“君子”，才是精英。这种混帐逻辑，将《论语》阉割成一本假阴茎安装手册，两千年多奴役所有人的思想，最终成就了假阴茎贩卖者的无耻勾当。
正确断句应该是：“由知、德者，鲜矣！”这里，“由”并不是上面三人和通常所认为的是指孔子学生“子路”，而是“蹈行、践履”的意思，这种用法很常见，如《礼记》“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知”，“智”的本字，智慧的意思；“德”，行“圣人之道”所得；“鲜”，平声，新鲜、鲜活的意思。“圣人之道”，就是将“人不知”的世界变为“人不愠”世界的道路，这里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和先验的走法，路是人走出来的，是人所“由”而来，是人所“蹈行，践履”而来。没有人的“蹈行，践履”，何来路？除了“知、德”，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无所“蹈行，践履”也无须“蹈行，践履”。
把“人不知”的世界变为“人不愠”的世界，“圣人之道”是无位次的，而“德”因此而有了位次，因此而有所得，该所得就是“德”。而正因为“圣人之道”不是先验的，而是立足于现实之中，因此永远都是新鲜、鲜活的。何谓“鲜”？日日是好日，时时是花时，永远处在一个创新、创造之中，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也。对于“圣人之道”来说，“知”是基础，正如上章所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没有智慧，不可能承担君子的使命；而君子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把“人不知”的世界变为“人不愠”的世界。而“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不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而是要落实在现实的每个当下，因此而位次，因此而有所“德”。保持其新鲜、其活力，当下活泼泼地呈现，是“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生命力所在。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孔子说：蹈行、践履“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智慧、所得的君子，永远处在创新、创造之中啊。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杨伯峻：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钱穆：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指导之用意所在。”
李泽厚：孔子说：“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
详解：这是《论语》里最困难的章节之一了，该章早成了所有批孔者最大的口实，而所有孔之FANS，又无力反驳，只能用时代局限之类的废话来支吾。以上三人以及通常所依据的断句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还有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稍微把孔子从所谓的愚民控告中引开，用所谓的教化方式来解释，为孔子进行所谓的开脱。前一种是用“齐模式”来污蔑孔子，后一种是用“鲁模式”来污蔑孔子，而孔子早说过，“齐模式”、“鲁模式”都不是“圣人之道”，所谓“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但所有曲解孔子的人，都是用孔子所反对的“齐模式”、“鲁模式”来曲解孔子，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里，“由”是上一章中“蹈行、践履”的意思，“知”就是上一章中“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上一章说“由知、德者，鲜矣“，本章就是顺此而来的。“可”，不能如康有为解释为“许可”等将孔子西方民主化，用民主化的谎言来改造孔子是荒谬的。正确的意思是“适合”，所谓“适合”，就是适合于当下的位次。“民”，众萌也，民众是一切现实道路的源泉。当某种位次适合于当下民众的现实，就“使由之”，“使之由”的倒装；当某种位次不适合于当下民众的现实，就“使知之”，“使之知”的倒装。“使”，“放纵、任性”，让民众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智慧。
明白了上一章的，这一章就很简单了。“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所得，是所有人的，而不是某些所谓精英的，“由”、“知”，最终都来自于民、归之于民，而民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民众的智慧也是无穷的，要“使之”，“放纵、任性”他们，放任他们去挥洒他们的潜能与智慧，这样才是真的“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才会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所得。孔子这一章，两千多年来被曲解不断，对比一下本ID的解释，就知道那些无论反孔还是挺孔的人的无耻与下流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说：民众当下适合的，放任民众去蹈行、践履；民众当下不适合的，放任民众运用智慧去创造、创新。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杨伯峻：孔子说：“由！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
钱穆：先生说：“由呀！我教你怎么算知道吧！你知道你所知，又能同时知道你所不知，才算是知。”
李泽厚：孔子说：“子路，我告诉你什么叫求知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知道。”
详解：以上三位及通常的断句都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关键的问题是“由”究竟指什么？是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孔子弟子“子路”？在“由知、德者，鲜矣！”一章中，已经否定了“由”指“子路”的一贯说法，本章也如此。关于这点，现给出一个具体的分析。在《论语》中，孔子一贯称呼子路都有一个固定用法，就是“由也”。例如“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等等。而且这种语法现象并不单单用在子路身上，《论语》中孔子也一贯用“回也”称呼颜回，例如“贤哉，回也！”、“回也，非助我者也！”等。特别这一句，把子贡也捎上：“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知二。”由此可见，这是《论语》中的标准用法，把“由”当成“子路”，绝对是胡来。本ID现在将一个两千多年来一直延续的语法错误给纠正了，“由”绝对不能当成“子路”。还有，“知之”的“之”究竟指什么？通常的翻译都把这“之”给掩掉不翻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原文不直接就用“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抛开语法问题，通常的解释同样可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知道，就是聪明智慧？你知道你所知，又能同时知道你所不知，才算是知？如果真是这样，最能知道的、最有智慧的一定是这样一台机械，它有如下程序：它只回答关于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的问题，而答案只有两个：知道和不知道；然后它严格地被设定成按固定程序的知道与不知道来给出知道和不知道的答案。如此解释，是典型的愚民把戏。一个问题就可以把这种把戏拆穿：知道知道如何知道为什么知道，知道不知道如何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知道与不知道的可判别是如何被知道的，如果这个可判别性都不能被判别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还知道不知道什么？这类把戏，和前面各种“鲁式”把戏一样是同种同源的混蛋逻辑。
正确的断句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实，本章的“由”与“知”，都顺着上一章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来。“由”，蹈行、践履，用一个更常用的词语，就是“实践”；“诲”，教导；“女”，汝之通假，你的意思，这里泛指一切人类。“知之乎”，“之”，指代“由诲女”，“知之”，以之而智，以实践所教导你而有智慧。“为”，“伪”也。何谓“伪”？非先天，人为也。所有的创造、创新，都是人为，没有人为，何来创造、创新。“为”，就是“由”，就是现实人的现实实践。“知之为”，以知而为，依智慧而实践。“知之”，以之而智，以依智慧而实践所得而有智慧，“之”指代前面的“知之为”，而此智慧，与原来“由诲女”而有的智慧，经过了“知之为”而有所不同，因而是新的智慧，“为”，相对前面的“由”，也是进一步的实践。“不知为”，不以知而为。“是”，复指上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对此进行论断及归纳，“这是”、“这就是”的意思。
在“天地人”结构下，道家的“无为”立场，对“人为”抱有极大怀疑。何谓“无为”？无人为也。道家相信“天地人”结构中有一先天自然之道，所以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论，进而假设人最初的状态最接近自然，因此要返朴归真，要能婴儿，进而要破除一切人为刻意，诸如此类。儒家是不会假设什么先天自然之道的，儒家不相信任何脱离现实的所谓智慧，不相信有什么先天的智慧先验地存在，更不相信只要找到这种智慧就一通百通、成圣成仙。儒家只相信智慧是人为的，是实践的，是实践中来的。
“有为”，儒家的基本立场，就是一切以人类的现实实践为基础，人类的一切智慧离不开人类的现实实践，而现实实践也离不开智慧的总结。由此可见，孔子和马克思还是这样心心相印。在上一章中，强调了“由”与“知”的问题。这一章就是要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是“知”的基础，没有“由”，无所谓“知”；但“由”离不开“知”，依“知”而“由”而“为”，才有新“知”，才有创造、创新，而这才是最根本的智慧。而这最根本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由人的历史实践而有的。而且，这种实践而智慧，智慧而实践的过程就是“易”，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存本身。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实践教导你，以此而有智慧啊。依智慧而进一步实践，以此而有新的智慧；不依以实践而有的智慧进一步实践，就不会有新的智慧。这，就是最根本的智慧。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杨伯峻：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求得来的人。”
钱穆：先生说：“我不是生来便知的呀！我是喜好于古，勤快求来的呀！”
李泽厚：孔子说：“我不是生出来就有知识，而是爱好古代，努力探求得来的。”
详解：这一章完全承接上一章而来，上一章更多地站在人类泛指的角度讨论智慧与实践的问题，而这一章，孔子用自己为例子来说明具体的个体如何获得智慧的问题。 “生”，天生、先验的；“之”指代“生”，“知之”，以之而智，依生而智，依天生、先验而有智慧。所谓“好古”，喜爱先哲的遗典、古代的典章等。 “敏”，假借为“拇”，大拇指，转义为“印证”的意思。“好古”不能光从书本到书本，必须在现实的实践中得到“印证”；“求”，选择，“敏以求”，印证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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