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周忱
【原文】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樯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
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冯述评］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
“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多万石。
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
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冯评译文］
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
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
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
“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
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
但是自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325、樊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粜，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赡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冯述评］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
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
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
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一下子除去了十分之八、九。
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淮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冯评译文］
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
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326、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籴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貌。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　
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事先宣布要要查点徭役，节日来到，大家行礼完毕，就把里长、老人、文书叫到都察院来，分为三处，个别给他们纸和笔，命令他们写出近年来逐渐没落的大户，依旧富有的不必写。就把这些采访到的事，编成册子，留作以后的根据。
等到审查的时候，一甲人都跪在堂下，陈霁岩亲自检视，选择其中两三个忠厚诚实的人做为代表，与里长等人一起举出大户，哪些人该升级，哪些人该降级，他们都知道册子里记录得很详细，于是都诚实地举出来，简单的加以斟酌验证，很快就编定出来。一天之中可以审核四，五里，而且在审核过程中，往往是官府万事齐备等百姓来，而不同于以往百姓苦候官府缓慢冗长的审核作业。
327、赵抃　黄震
【原文】
赵清献公熙宁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边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冯述评］
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译文】
赵清献（赵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越州知州。两浙地方闹旱灾与蝗害，米价昂贵，饿死了很多人。各州都在要道上贴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只有赵清献贴出的榜文是命令有米的人，官府可以提高价钱向他收购。于是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米价也就低了下去。
［冯评译文］
凡是物品多价格就低廉，少则昂贵。不刻意压低米价而想办法增加供应，赵清献真是个有见识的人。
抚州闹饿荒，黄震奉命前往救灾，他只与当地的富人和长老约定某日见面，到抚州以后，却只写着：“有米而屯积不售者抄家，强行买米的处斩。”公布在市场，米价立刻就降低下来。
328、富弼　滕元发　原杰
【原文】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冯述评］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右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冯述评］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
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
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地方发生水灾，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加上官府的粮食，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以进行救济工作。
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大略每五天，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由于富弼心意真诚，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人人都肯尽力。
山林泽中可供养活人民的自然资源，富弼准许灾民随需取用。并建筑大坟来埋葬死者，称之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收成很好，这些来自各地的灾民各依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富弼并从这些灾民中，招募了上万名士兵。皇帝听到这件事，特别派使者来褒扬富弼。
以前救灾的人，都只是把人众聚集在城里，供应稀饭，然而人众一集，卫生状况太差，往往引发恶性瘟疫，很多人吃不了几天稀饭就病死了，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立法简便完善，天下的人都把他当作典范。
［冯评译文］
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宋朝人滕元发（东阳人，字达道）任郓州知州时，正逢饥荒岁月，就请得淮南的米粮二十万石作救灾工作的预备。
当时淮南和京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滕元发请来城中的富豪，和他们约定说：“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要来到，如果不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瘟疫，也会波及你们。我找到城外的废营地，想用草席搭建屋子来安置他们。”富豪都答应后，二千五百栋席屋一夜之间就搭建完成。
灾民来到之后，依次分配给他们一个地方，井、灶、器具都很齐全。滕元发用兵法约束他们，少年人煮饭，壮丁砍柴，妇女汲水，老人休息，人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皇帝派遣工部郎中王右来巡视。房舍巷道方正整齐，有如军营一般。王右大惊，绘图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下诏表扬。因为滕元发此举，救活了上万人。
［祁尔光评］
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到荆州，襄阳，唐，邓一带，一路上都是高山深谷，绵延千里。流窜的人往往藏聚在此为盗，从刘千斤借机作乱，到李胡子又乱，流亡的人不下几万。都御史项忠（嘉兴人，字荩臣）下命所属的官吏去清剿，战乱一起，因之而死的人不可胜数。
祭酒（官名，尊敬的称呼）周洪谟（四川长宁人，字尧弼）心生怜悯，就著述《流民说》，大略是说：“东晋时，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官方就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南雍遂属于襄阳，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依然安宁无事，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籍，距各县尚远的人，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派官吏管理，编里甲，宽减徭役，使人民生活安定，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
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
成化十一年，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原杰走遍各郡县，深入山谷，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
杰于是会合湖广、陕西、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共同商议，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分配空旷的土地，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山阳二县，又分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设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窜的土著参杂居住，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以统治郧县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此外，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以为军事屏障，妥善选任贤能的人，推荐为太守（县令），流民遂安定下来。
［冯评译文］
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329、刘涣
【原文】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耕，价腾踊十倍，涣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译文】
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发生大灾荒，接着又地震，人民粮食一空，往往把耕牛廉价出售，苟延度日。刘涣（字仲章）当时在澶州任知州，把公款全拨出来买牛。第二年，地震停了，离散的人都回来，却没有牛耕田，牛价上涨十倍。刘涣将所买的牛依原价卖出，所以河北路各州，只有澶州人民不致流离失所。
330、吴潜
【原文】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竟出大舟以听调发，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冯述评］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冯评译文］
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闻。海贼哪里还敢作乱？
331、李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广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冯述评］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冲（统领府兵的官）领导。折冲利用农闲的时间教导府兵作战布阵之法，国家有战事须征调，就下符节契券等信物到府、州，验证无误后，发兵到约定的地点，由将帅检阅。有战术不够精练，就处罚领头折冲，甚至降罪刺史。军队回来时，依功劳加以赏赐，然后在归途中解散，所以外出作战，时间短的不超过一个季节，时间长的也不满一年。
高宗时，派刘仁轨（尉氏人，字正则）镇守洮河，计划进攻吐蕃，才有长久戍守的征役。武后以来，太平的日子长久，军备遂逐渐废弛。
开元末年，张说才招募长期的士兵，称为“弓广骑”，后来更增加为六军，到李林甫为宰相时，各路军队都用募兵方式组成，士兵既不是本土的人，又没有宗族，没有爱乡的观念，祸乱于是发生。
德宗因此与李泌商议，想恢复往日的制度。
李泌说：“今年征关东军来防守京西的士兵达十七万人，总计米粮要二百四十万斛，国家刚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一时还无法恢复府兵制。”
德宗说：“赶紧减少戍守的士兵。放他们回去如何？”
李泌说：“陛下真能采用微臣的建议，可以不必减少戍守的士兵，［奇。］不会骚扰百姓，粮食可以充足，米麦价格将日渐低廉，府兵制也可以恢复。”
德宗说：“真能这样吗？”
李泌说：“这需要立即去办，［又奇。］过十天一个月以后就来不及了。目前吐蕃长久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他们一直是用牛运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了，请陛下派人取出库藏的劣质布帛，染成彩色的，借着党项人卖给吐蕃，每头牛只须花费二、三匹布，总计十八万匹，可以买到六万余头牛；同时下令由公家治铸农器，买入麦种，配给边境的军队，招募戍卒耕种荒田，规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麦种，其余的由官府以时价加五分之一买进，存在官设的仓库，明年春天种禾谷时也如此办理。关中地方土壤肥沃而长久荒废，耕种之后收成一定很好，戍卒获利后，愿意耕田的人必逐渐增多，边境上居民很少，军士每个月都吃官粮，米麦无法出售，价格必定低廉，名义上是比市价提高五分之一收购，实际上一定比今年收购的价格下降。”
德宗说：“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
李泌说：“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不想回乡。旧制戍卒三年以后，就由新的戍卒替代，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由官方下令，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不必几次，戍卒都成为土著，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
［冯评译文］
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汉，上邽人，字翁孙），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
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
邺侯（李泌）借着戍卒来屯田，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
332、虞集
【原文】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冯述评］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
“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
“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
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冯评译文］
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
“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
“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瑄，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
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333、刘大夏
【原文】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牛刃，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
［冯述评］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
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倨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加以垄断，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冯评译文］
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
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白痴一般。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334、董博霄
【原文】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冯按］
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
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冯评译文］
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335、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冯按］
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冯评译文］
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
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阳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
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
天顺初年，升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师及通州、淮安的粮储。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也功不可没。
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
336、苏轼
【原文】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州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湖，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万石数者，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冯述评］
华亭宋彦云：
“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开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苦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
按：
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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