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
序
冯梦龙（1574一1646），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笔名还更多。他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这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灿的篇章。在这一批文人中，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弟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熊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磷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亲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也正因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国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一点，我们至今研究、认识得还很不够，如果没有他的辛勤劳作和超出同时代人眼光百倍的见识，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尽的宋元话本以及在民间流传的歌谣、笑话、戏曲，都将自生自灭，使文学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冯梦龙的这些工作成就，实可与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并肩媲美！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智囊》、《古今谈概》、《情史》三部书，可谓冯梦龙在“三言”之外的又一个“三部曲”系列的小说类书。《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谈概》之旨在“疗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达了冯梦龙对世事的关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会政治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叙》中说：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总结“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智囊》初编成于明天启六年（1625），这年冯梦龙已届天命之年，还正在各地以做馆塾先生过活，兼为书商编书以解无米之炊。此时也是奸党魏忠贤在朝中掌权，提督特务机关东厂，大兴冤狱，正红得发紫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冯梦龙编纂这部政治色彩极浓，并且许多篇章直斥阉党掌权之弊的类书，不能不令人对冯氏大智大勇的胆识表示敬佩。
以后此书又经冯梦龙增补，重刊时改名《智囊补》，其他刊本也称《智囊全集》、《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内容上均同《智囊补》。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1238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历代政治故事表达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明察勤政的为官态度；《胆智》、《术智》、《捷智》编选的是各种治理政务手段的故事；《语智》收辩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闺智》专辑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智》收各种黠狡小技以至于种种骗术。冯梦龙在《杂智部总叙》中说：“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点明了这些杂智故事的认识价值。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机智。这些故事汇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书中涉及的典籍几乎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笔记、野史，使这部关于智慧和计谋的类书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校勘价值。书中的一千多则故事，多数信而有征，查而有据，真实生动，对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书中专辑《闺智》一部，记叙了许多有才智、有勇谋、有远见卓识的妇女，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使此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书中各部类之前的总叙、分叙，各篇之后的评语，文中的夹批，均由冯梦龙撰写。这些地方是冯氏政治态度、人生见解、爱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研究冯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间系以评语，佻薄殊甚。”这一站在封建正统道德一边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不过书中确实有一些迷信观念，对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有一些诬蔑之词，这些落后的东西今天并不难识别，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们这次校译所用的底本名《增广智囊补》，题为冯梦龙重辑，张明粥、沈几、张我城同阅。虽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虏”等字，如卷三《薛简肃》中的“虏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证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离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智囊自叙
冯子曰：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举大则细可见，斯《智囊》所为述也。或难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顽嚣；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陈蔡；西邻之子，六艺娴习，怀璞不售，鹑衣彀食，东邻之子，纥字未识，坐享素封，仆从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冯子笑曰：子不见夫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绳以入，畚以出，其平地获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见，则变也。有种世衡者，屑石出泉，润及万家。是故愚人见石，智者见泉，变能穷智，智复不穷于变。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廪、泥于井、俘于陈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窥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则诚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子何取焉？冯子曰：不不！错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谈兵，人主动色，迨七国事起，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一为不智，谗兴身灭。虽然，错愚于卫身，而智于筹国，故身死数千年，人犹痛之，列于名臣。（左车右免）斗宵之流，卫身偏智，筹国偏愚，以此较彼，谁妍谁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错，有樗里子焉；后乎错，有鲁匡、支谦、杜预、桓范、王俭焉；其在皇明，杨文襄公并擅此号。数君子者，迹不一轨，亦多有成功竖勋、身荣道泰。子舍其利而惩其害，是犹睹一人之溺，而废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将令人学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纸上乎？冯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井涧之用，与江河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锸，庶于应世有廖尔。或又曰：仆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囊且秽矣，何以训世？冯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虽好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众水同归，岂其择流而受！或无以难，遂书其语于篇首。冯子名梦龙，字犹龙，东吴之畸人也。
智囊补自叙
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余菰芦中老儒尔，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闻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续之？顾数年以来，闻见所触，苟邻于智，未尝不存诸胸臆，以此补前辑所未备，庶几其可。虽然，岳忠武有言：“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鸣吠之长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故以羊悟马，前刻已庆其繁；执方疗疾，再补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说焉。唐太宗喜右军笔意，命书家分临兰亭本，各因其质，勿泥形模，而民间片纸只字，乃至搜括无遗。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犹未已。故致用虽贵乎神明，往迹何妨乎多识？兹补或亦海内明哲之所不弃，不止塞嗜痂者之请而已也。书成，值余将赴闽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库》诸书，盖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语为叙而之。
上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译文】
冯梦龙说：真正的智慧并非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原则可依循，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难局，有恰如其分的不同对策。所以愚昧的人，偶而也会出现深具智慧的反应；倒是聪明的人往往因为太紧守着某些原则，遂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因此，真正的大智慧其实是“无心”的，不会被既有的原则、经验和思考方式所拘限，所以能充分灵活、充分弹性的深入变动诡谲的难局里，洞见常人所不能见的问题核心，察知常人所不能知的长远发展，而其拟定的对策，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像，甚至乍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惟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才能看清这样深远通透的智慧来。
这样不拘原则的上上智慧，虽是不可学，然而多知道一些这类的智慧事迹，却也能有效增加我们应对问题的能力。
又：一些不见得聪明的人偶而出现的上上智慧，也往往对我们有启发和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我特地把这些我所知的智慧实录条列出来，分为四卷，分别是“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总其名为“上智”。
见大卷一
【原文】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一操一纵，往往在预料之外，这是平凡的人最害怕碰上，豪杰之士却最能拿捏分寸的地方。
1、太公孔子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冯述评］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冯述评］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太公望（姓吕名尚，为周文王师）封于齐，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成王为政）问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冯评译文］
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韩非（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口吃不能言谈，善于著书。著有《韩非子》）《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春秋时鲁大夫)言论的诱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成为空虚。孔子做大司寇(掌管刑狱的官)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学生)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画尽奸雄的隐密］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冯评译文］
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应一概摒弃他们。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几乎要压过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的原因杀人树立了榜样。
夸夸其谈的人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贤明的君主就是应该杀了他。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杀的理由。唐朝萧瑶痴迷于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官名，参谋军务，唐代兼管一郡军务）郑铣阳、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看诗中的意思是在推崇道教。这种思想不切合时代的要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吧！”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痴迷佛、道的人都让他们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述评］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
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
《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冯评译文］
子产（名公孙侨，春秋郑国人，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强之间，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对太叔（即子太叔，名游吉，春秋郑国人，继子产为政，能宽不能猛，郑国多盗）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
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商鞅（战国卫国人，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又称墨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
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书法，迷信佛教）看见执行死刑，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
《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3、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冯述评］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打败篡汉的王莽，即帝位，是为世祖）做大司马（管理军事的最高长官）的时候，有一回官府中的僮仆犯法，军市令（军中交易场所的主管）祭遵（颍川颍阳人，封颍阳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下令杀了他，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收押祭遵。当时，主簿（掌管官府文书帐簿的官员）陈副规劝道：“大人一向希望军中士兵行动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推广军令的表现啊！”
刘秀听了很高兴，不但赦免祭遵，而且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要多防备祭遵喔！我府中的僮仆犯法，尚且被他所杀，可见他一定是个公正无私的人。”
［冯评译文］
赏罚分明，军令才能够推行；军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到尊重。刘秀正因为如此才能平定四方的战乱。
4、孔子
【原文】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冯述评］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有一天孔子出游：途中马儿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人很生气：捉住马儿并把它关起来。子贡知道后，就低声下气的前去恳求农人放了马儿，没想到农人不理会子贡。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羊、猪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
于是命马夫前去。
马夫对农人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西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
农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马儿还给马夫。
〔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冯评译文］
物以类聚，在粗人面前谈论诗书，这是不知变通的读书人所以误事的原因。马夫的话虽然有理，但这番话若是从子贡口中说出来，恐怕农夫仍然不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子贡和农夫两人的学识、修养相差太远，彼此早已心存距离；然而孔子为什么不先要马夫去，而任由子贡前去说服农夫呢？－－若一开始就让马夫前去，子贡心中一定不服！如今不但子贡心中毫无怨尤，也使得马夫有了表现的机会。圣人能通达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才。
世人常以成文的法规来约束他人，以资格来限制他人，以兼有所长来期望他人。这样，天下事哪有成功的希望呢？
5、宋太祖
【原文】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冯述评］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
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
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亵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译文】
宋朝初年，三徐（徐延休、徐铉、徐锴）是江左（即江东，为南唐所在地）的著名学人。宋室君臣都知道他们学问十分渊博，而骑省徐铉（字鼎臣，原为南唐的臣子，随后主李煜归顺宋太祖，官位升至散骑常侍，著有《骑省集》，是他的女婿编的，以官名当做书名）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当江左遣徐铉来朝贡（南唐对宋称臣）时，依惯例宋朝政府要派押伴使（随侍朝贡的使者）随侍左右。朝中的臣子都怕口才词令不如徐铉，宰相也觉得这种人才很难抉择，就请示太祖（即赵匡胤，宋朝开国国君）。
太祖说：“你们暂且退下，我自己来选。”
不久，左珰（皇帝秘书）传下诏令给殿前司（掌管宫殿前禁卫军之名籍的官署），让准备十个不识字的侍卫名单入宫。皇帝亲笔圈选其中一名，道：“这个人可以。”
朝臣都很惊奇。
中书（宋朝的政事堂界与枢密院共同掌理国家大政）不敢再请示皇帝，就催促他上路。这个侍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得已，就渡江和徐铉会合。
起初，徐铉言辞流利，侃侃而谈，旁观的人为之惊愕不已。侍卫无法回话，只能嗯嗯哎哎地应着；徐铉没有察觉，依然喋喋不休。
过了几天，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徐铉也累得沉默不语了。
［冯评译文］
岳珂（宋·汤阴人，岳飞的孙子）说：“当时陶谷（宋·新平人，强记好学，博通经史，历任礼、刑、户三部尚书）、窦仪（宋·渔阳人，学问广博，历任上部、礼部尚书）等有名的学者都在朝服官。如果派他们去答辩，难道会不如徐铉吗？”实际上太祖认为大国的体统不该如此。这也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等策略吧？
前篇孔子派马夫的事，是以愚者应付愚者。
太祖选择押伴使，是以愚者去困扰智者。用才智去勉强愚者，愚者不会了解；用才智去比斗智者，智者必不服气。
白沙陈公甫（名献章，明?新会人，住在白沙里，学者称他白沙先生。学说以『静』为主）拜访定山庄孔易（名献，明?江浦人。卜居定山二十余年，学者称他定山先生），临行定山准备了船送行。
船上有一个读书人，向来爱开玩笑，就在船上毫无顾忌地谈论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
定山气得不得了。
白沙在那个人夸夸其谈的时候，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到那人走时把他当成不认识的人一样，不闻不问。
定山因此非常佩服白沙的修养。
这也就是宋太祖应付徐铉的技巧。
6、胡世宁
【原文】
少保胡世宁，仁和人。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冯述评］
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译文】
明孝宗时，少保（官名，三孤之一。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胡世宁（仁和人，字永清，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兵部尚书）担任左都御史（都察院的首长，专门纠核百官，辨明冤枉）负责掌管都核院的事，当时正要考核执政的官员。有人请孝宗下令禁止百官私自拜访都御史。
胡少保于是禀告孝宗说：“为臣的职责是负责考察官员。要去了解一个人，如果不去观察他的外貌、聆听他的言谈，面对面接触他，就没有办法知道他心地是否正直、才能是否出众。假使拒绝见人，只按照别人的评语来作判断，那么毁誉就失去真实性。想要适当地激励选拔人才是很难办到。”
孝宗同意他的奏言，于是没有实施该项禁令。
［冯评译文］
公孙弘（汉?薛人，武帝初年为博士，累官到丞相，封平津侯）开设『东阁』，聘请学者，自己薪俸的收入都发给宾客。个性外表宽厚，内在深沉；表面善良，内心险恶。曾杀忠臣主父偃，流放董仲舒）从事邪曲不正的学术，又善于谄媚世人。然而还能开设东阁，招请贤人；当今之世，对防范奸人做得很精密，但对招揽贤人却做得很疏忽。所以一旦有事，就有缺乏人才的感慨了！
7、韩滉　钱鏐
【原文】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佐，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边批：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还。鏐以诸孙畜之。
［冯述评］
用人如韩滉，钱鏐，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琰置轮于竿首，垂黁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侯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译文】
唐朝人韩滉（字太冲，封晋国公）在指挥管辖三吴（一说吴兴、吴郡、会稽）的时候，所任用的部属都很恰当，各依其人的才干安排职务。有一次，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投靠他，却没有任何专长。韩滉曾经请此人参加酒宴，只见此人从头到尾端坐无语，不曾与邻座的人交谈一句话。韩滉就派他随军看守库门。此人每天早晨进入帷帐，端坐到黄昏。从此士兵都不敢随便进出仓库了。
吴越王（即钱鏐，五代十国的第一位君主，自称吴越国王）常常游赏府中的花园，看见园丁陆仁章很有种树的才艺，心里暗自记得他。后来淮南人围攻苏州的时候，钱鏐派遣陆仁章进入苏州城传话，果然达成任务，安全回来。钱鏐把他当做自己的孙子般善待。
［冯评译文］
用人如果都和韩滉、钱鏐一样，人尽其才的话，天底下就没有被遗忘的人才，也没有荒废的事务了。
据史书记载：淮南人围攻苏州城时，以攻城器械洞屋（攻城的器具，用木头柱子撑着，上面覆盖牛皮，形状如洞而得名）攻城，苏州守将孙琰（五代吴越人，骁勇多智，世称孙百计）用轮子系在竹竿顶端，慢慢松开绳索垂下，揭开洞屋，攻城的敌兵都暴露出来，无法藏身；火炮射到就张开网来抵抗，使淮南人无法攻进城来。吴越王派兵来援救，苏州城外有水道通到城中，淮南人在水里布下挂着铃铛的网，连鱼鳖通过都能知道。有都虞侯司马福想偷偷入城，故意用竿去触网，敌兵一听到铃声，就拖起网来看，司马福因而趁机潜水入城。他可是在水里足足待了三天才等到这个机会的！因此城里的军队和城外的援兵才能做到里应外合，使敌兵觉得很神奇。司马福和陆仁章的事可能是同一件事，两个说法其中一定有一个姓名搞错了。
8、燕昭王
【原文】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才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冯述评］
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
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译文】
燕昭王（战国时燕王）问郭隗（战国时燕人）如何使国家强盛。郭隗说：“三皇五帝将大臣当做老师一样看待，有德的君主将臣子当做朋友一般交往，强大的盟主对待大臣如同宾客，只有亡国之君才会将臣下视同罪囚。听凭大王选择。”
燕王说：“寡人愿意学习，却没有好老师。”
郭隗说：“大王真要有志于国家富强的话，我愿意为天下的读书人开路。”
于是燕王为郭隗建筑宫室，待之以师礼。不到三年，苏代（战国时齐人）从齐国前来效命，乐毅（战国时燕人）从赵国而来，屈景从楚国而来。
［冯评译文］
郭隗深明招致贤士的方法，颇有宽容好善的大臣风度，不愧当王者的老师。
汉高祖（刘邦）封所恨却有功的人雍齿（汉?沛人，追随高祖起兵，叛变后又归顺，高祖依张良之计，封齿为什方侯）为侯，使其他未受封的功臣也不再有怨言；刘备礼遇许靖（蜀汉?平舆人），使西蜀的人士都心服。
他们让人出名，而换来人才归心的实效。
9、丙吉　郭进
【原文】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役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冯述评］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译文】
汉朝人丙吉（鲁国人，封博阳侯）当丞相时，有一个爱喝酒的车夫随侍外出，酒醉后呕吐在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相府中管理侍从的官）告诉丞相，想赶走车夫。
丙吉阻止他说：“因为酒醉的过失而革除一个男人，此后他还有何处可以容身呢？西曹你忍一忍吧，他只不过污染丞相的车垫而已。”
这个车夫是边塞人，熟悉边塞军事紧急传递文书到京城的作业。有一次外出，正好看见传递军书的人拿着红、白二色的袋子，知道边塞的郡县有紧急事情发生。车夫就跟着传书的人到官署，打探得知胡虏攻入云中郡和代郡，于是立刻回府见丞相，说了这件事，还建议说：“恐怕胡虏所进攻的边郡有不少年老多病、没有办法打仗的官员，大人是不是先了解一下有关的资料？”
丙吉很同意他的话，立刻召见东曹（管理有关军吏任免职的官吏），查询边郡官吏的档案，分条纪录他们的年纪和经历等。
事情尚未完全办好，皇帝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相当副丞相的官吏），询问有关受到胡虏侵袭边郡的官吏情况。丙吉回答得头头是道，而御史大夫仓促间无法说得详细具体，遭到了皇帝责备。
丙吉得到称赞，说他关心边塞、尽忠职守，其实靠了车夫的帮助。
宋朝人郭进担任山西巡检（官名，掌管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的事）时，有一个军官专门进京告御状，控告郭进。天子召入询问，知道他是诬告，就将他遣送回山西，交给郭进，下令杀了他。
当时正遇到并州贼寇入侵，郭进对这个军官说：“你敢告我，胆量一定很大。现在我赦免你，如果你能消灭并州敌寇，我就上书朝廷推荐你；如果失败，就自己去投河，不要弄脏了我的宝剑。”
这个军官奋不顾身，拼死作战，结果大获全胜。
郭进当真推荐他升了官。
［冯评译文］
容忍小小的过失，会得到对方特长作为回报；饶恕大仇人，更能得到性命相博的报答。对方回报的情意积聚在心底，平时他会慢慢寻找机会回报你，紧急关头他更会竭尽所能报答你。
那些追过寻仇的人，岂不是太笨了吗？
10、秦桧
【原文】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交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以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冯述评］
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献策于韩、范二公，耻于自媒，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边批：元昊识人。］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赝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
客至京，谒公谢罪。
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
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
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
至关中，夏竟官之。［边批：手段果大。］
又东坡元赝间出帅钱塘。
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
公呼讯其卷中何物。
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
公熟视，笑，呼掌笺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
明年味道及第，来谢。
二事俱长人智量者。
【译文】
秦桧（宋高宗时宰相，杀害岳飞，残害忠良）当权时，有一个读书人伪造秦桧的信，拿去见扬州太守（管理州郡的官吏）。太守发觉是封假信，即将信没收了，把这人押斥回去交给秦桧发落。秦桧见是这么一回事，反而给他一个做官的资格。有人问秦桧是什么缘故？秦桧说：“有胆量伪造我的信，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如果不用一个官格套住他，他也许会投靠南方或北方敌人的。”
［冯评译文］
西夏（宋时国名）侵犯宋朝的时候，有姓张、李的两个男子，想用文章去求韩琦（安阳人，带兵很久，名重一时，甚得朝廷倚重）、范仲淹（吴县人，字希文，苦读成名，带兵守陕西，号令严明，西夏人不敢冒犯）提拔他们做官，又觉得毛遂自荐不好意思，于是写诗刻在石碑上，请人拉过韩、范的府门。
韩、范二人认为行迹可疑而不予以任用。
过了很久，二人无法可想，跑到西夏去了，化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西夏国王李元昊得知此事，觉得很奇怪，就招他们来问话。话谈得很投机，于是任命他们为谋士，终使西夏成为北宋边境上的大害。上述秦桧的作为远胜过韩、范二人。可说是下下等人偶尔也有上上等的智慧吧？
有人假造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的信去拜见蔡君谟。蔡君谟心中虽然怀疑，却觉得此人性格豪爽，于是送了他三千钱，还写了回信，又派四个当兵的送他，同时送了写水果一类礼物给魏公。
此人到京城见魏公，当面认罪。魏公慢慢说：“君谟处事谨慎，恐怕无法达成你的心愿。夏太尉（指夏竦，太尉官名，专管军事，相当于武丞相）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又为此人写一封信给夏太尉。家里人认为不怪罪此人已经够宽容了，不必要再写信。
魏公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君谟，才器必定不凡。”
此人一到关中，夏太尉果然给他官做。
另外一件事是关于苏东坡（即苏轼，宋·眉山人。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的。
苏东坡在哲宗元祐年间到钱塘（杭州）任职。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掌管赋税的官吏）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乡贡进士（由州县官选拔再推荐给京城的书生）吴味道。他冒用苏东坡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侍郎（东坡的弟弟子由，任职门下侍郎，是门下省的长官）府第。
东坡问他卷轴里装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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