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你得有网站所有者。他们又叫做广告发布者——就像报纸出版者一样，他们发布广告。比如，如果我在CNN上阅读新闻，我会想到把广告放在他们的网站上。我必须找CNN的人或者为ＣＮＮ处理广告业务的人谈。
“最后但也很重要的是，你必须得有消费者，那些经常在网上冲浪、阅读文章或查找信息的人。
“往下说。”父亲说。
“实际情况是，消费者进入某个网站去看他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新故事——然后他看到页面上有一个广告。如果这个广告打动了他，他会点击这条广告，于是跳转到另外一个网站。
“如果这正好是我的一条广告，是我放在这个网站上的一条广告，我的广告主就要为这次点击向我付费。当然，以后的每一次点击我都可以收钱。因此，我获得的点击越多，我赚的钱就越多——因为是我给广告主带来了流量。相当简单，对吧？”
“但你从哪里获得这些广告？”母亲问。
“从广告主那里啊，”我说：“或者从有好几个广告主账户的广告代理商那里。这就是我整天在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在给完全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说服他们给我广告。”
“那你怎么发放广告呢？”哥哥问。
“我会打电话给网站所有者，说服他们插播广告。当然，我会给他们一点经济刺激来做这件事。”
“听起来很容易啊。”尼玛尔说。
“我不知道是容易还是难。”我说：“但它比上学有意思多了。”
“也许你应该雇佣你哥为你工作。”父亲说。
“我喜欢上学。”塔吉说。他确实喜欢上学。他的平均学习成绩从来没有低于４0。
“这样的话，你将来会成为一名工程师，”父亲告诉塔吉：“这样你每年可以赚五六万美元。但是如果你跟着你弟弟干，你会成为一名富翁。”
“我要为你工作。”尼玛尔说：“我也不喜欢上学。”
“你必须呆在学校。”父亲说。
尼玛尔抬头看着我，眉头紧锁。我为她感到难过。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印象，以为我认为上学不好。但这条路并不适合于每个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或者西班牙语，我也不介意自己能够区分塞尚和莫奈的艺术风格，但我对商业更感兴趣。顺便说一下，我对商学院也没什么兴趣。关于商业的一切，我都是实践中学会的，而且这一学习过程还在继续。而我最大的教益来自于我犯的最大的错误。
在此之后的几周时间里，没有了上学的牵累，我感到自己充满了白手起家的强大冲动，我甚至对此有点偏执。我要做最好的，而且我要尽快做到。耐心可能是种美德，但对我来说，缺乏耐心给我带来的好处更多一些。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一部分 十六岁：我就是CEO（16）
到了６月，也就是我休学不到３个月的时候，我每个月的收入已经达到了３０万美元。
如果你真的想做什么事情，不要等待——告诉你自己不要太有耐心。对于一个刚刚富起来的孩子最想要什么，也许你已经料到了——我认为是时候给自己买一台梦寐以求的漂亮轿车了。那是一台凌志GS400。我带着父亲和哥哥一起去找经销商。于是凌志车的专卖店里多了三个缠着头巾、踢着轮胎的男人。
我坐进了心仪已久的轿车，闻着一辆新车散发出来的味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辆车有什么功能没有装备吗？”我问。
“没有。”销售经理说：“这辆车是完全版本。”
他是对的。我没有什么功能需要增加了。它已经很完美了。我拿出钱——5万8千美元现金——买下了它。两三个小时后，我开着它离开了车库，开始往家里走。哥哥坐在我身边。父亲开着他的本田车跟在后面。我心里暗自告诉自己记住在合适的时候给父亲买辆新车。我想他可能也会喜欢要一台凌志。
这年年底，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真正的办公室，因此我叫上哥哥帮忙。我们开着车到附近地区到处看房子。实际上，我想找一个最便宜、最小的地方，因为我不想签那种标准的5年或者7年租约。我们很走运，在一个非常时尚的大楼里找到了一个小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就是我父亲刚到美国时做保安的那一幢楼。因此，我叫上他也一起过来，帮我看看那个地方。
“回到这里让我想起很多事情。”他说：“好多不是那么愉快的回忆。”
但是他还是赞成租这个地方。于是，我租下了它。哥哥代表我签下了租赁合约。但这也让我有点伤脑筋。5000美元一个月可是一笔大开支——比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固然，我在银行里有钱，但我一直在设想一旦发生最糟糕的情况该怎么办。这不是说我很悲观——正相反，我真心地相信自己能成功——但我当时有点过分谨慎。我希望为未来的艰难时期做好准备，因为谁都有遇上阴雨天的时候。
当我请塔吉来为我工作时，他有自己的顾虑。“我怎么知道你肯定会成功呢？”他问。
“你不知道。”我说：“但我心里知道。这才是关键所在。”
我有伟大的梦想，我期待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塔吉和我开着车在市区到处跑，忙着买家具。这回我又做了一回葛朗台。我从不同的地方淘来了各种二手普通家具，我还去了专卖便宜货的“办公仓库”（OfficeDepot）买了便宜的文件柜和同样便宜的标准办公桌椅套件。我的办公室并不打算让谁留下好印象。没谁会来你办公室的。我的业务都是在电话里和互联网上谈成的。这个办公室只是给我以及未来几个月内我要招聘的员工用的。我有1200平方英尺的空间，足够六七个人办公用了。我还要招聘销售人员。那时，我最需要的是从广告代理商和网站所有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这都和量有关系。当我们搬进新的办公室时，我意识到在和客户联系时，我可以让他们留下公司实力雄厚的印象。因此，我的回复地址没有提到“312室”，而是让所有的邮件直接发送到“三层”。我想让他们认为我有5万平方英尺、从各个方向都能欣赏到城市美景的空间。这是成功的生意人给人留下的典型印象，这里的一个教训可以基本归结为：典型印象会让人感到放心。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经典的成功商人形象。你的外表和你介绍公司的方式也是构成这种经典形象的重要因素。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让生意伙伴们感到舒服。一旦你达到这个阶段，那么你就真的是开始做生意了。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一部分 十六岁：我就是CEO（17）
我不知道哥哥是不是被我的“经典形象”打动了，反正他因此从大学中退学，连学士学位都没要。他做了我的人力资源总监。
我们雇不起有经验的员工，因此我们在monstercom和《圣何塞水星新闻》上刊登广告。不久，对求职人员的面试就排满了塔吉的日程表。我们希望找到那些渴望成功、不知满足、积极主动的人，我们也愿意试用那些富有潜力但没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那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判断一个人是否符合我们的需要，结果证明，塔吉和我对人的品质都有相当准确的判断。不久，我们就有十多个员工挤进了我那小小的办公室里，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才。他们缺乏经验也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训练他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事。
我还雇用了我姐姐卡玛尔。当时她在做护士，尽管她觉得护士工作也挺不错，但她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我的工作是什么？”她问。
“你的工作是管理我们与广告发布者即网站所有者的关系。他们需要知道即将发布的广告。如果我们有合同要把广告做到特定点击量，那么，你的工作就是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点击量。”
“你打算给我多少工钱？”她笑着问。
“不会很多。”我说：“不过将来你可以获得分红。”
只要一谈到业务，我们就立即会清楚——只有我是老板。我很严格，我期望员工有成效，我也相信员工们会尊重公司的规矩。作为老板，我是平易近人的；但作为个人，我也许不是那么平易近人，因为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业务上。如果什么人以为他可以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刚被女朋友甩了，那他就错了。我并不是铁石心肠，但我才不管你女朋友不女朋友的。每个人来这里都是为了工作。他们拿了我的薪水来做事，我就有理由期待他们把他们的个人生活留在家里。我不会对他们抱怨说我还没有女朋友，而且是从来没有过女朋友，甚至连如何找女朋友都不懂。我确信他们对此不会感兴趣。缺少这类兴趣不会使他们变成坏人，反而让他们成为优秀的员工。这就是我想关注的事情——工作。这是我从商后的第一个企业，我决心一定要成功。我的目标是把我们变成一支军队，而一支军队如果失去目标就不能正常运转。这个目标很简单——胜利，不论是在商业中还是战争中都是如此。我的工作就是让士兵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目标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铁石心肠或者冷漠无情。尽管我希望把个人的问题留在办公室外，我的一些员工和我还是像家人一样。在这段时间里，我学到很重要的一点：在追求你的目标时，你必须在人性化和无情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
不过，对我的两个员工——我哥哥塔吉和姐姐卡玛尔来说，他们还要经过一小段时间的适应过程。我曾经是他们的小弟弟，现在却是他们的老板，对他们来说看着我发号施令一定会觉得怪怪的。但一旦他们意识到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到我对公司的全力以赴时，他们就不再向我提出质疑了。
事实上，我以办公室为家。我很早就到了办公室，匆匆吃几口快餐式午餐，经常工作到深夜。多半时间我会睡在我那张仿皮沙发上。我的生活并不能说臻至完美，而且我根本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不过，既然我从来没有过什么社交生活，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全部心思就是要成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牺牲了一切——健康、家庭、平衡以及最重要的——我的青春。在其他事情上，我会更理智些，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是这样不顾一切。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一部分 十六岁：我就是CEO（18）
偶尔，我会回家吃饭，这时我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唠叨：你的脸色很不好。你要经常休息一下。一心只忙工作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的全家都知道这种牺牲是必要的，我们家所获得的一切——不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努力工作的结果，因此他们并不打算阻止我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还记得我和普罗威登银行（ProvidianBank）做成一笔生意那天回家吃晚饭时的情景。那笔价值20万美元的生意是当时公司短暂的历史上最大的单笔生意。我们有一个月时间来履行我们的合同义务，一旦履约完毕，光这笔生意我们就有10万美元的利润。父亲说：“我和你母亲要工作三年才能赚这么多钱。”
“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客户。”塔吉说。
这对他们来说就像假的一样，这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但我真的热爱互联网广告这个“勇敢新世界”，在这个行业中我感到如鱼得水。
这时，现实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那个以3万美元把他的软件卖给了我并且每个月从我这里拿走1万美元的技术维护费的家伙从伦敦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他对我们之间的协议不满意。
以下是我对我们对话的回忆：
“我认为我有权拥有公司的三分之一。”他说。
“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让它成功。”我说：“是的，我用的是你的软件，但是我已经买下了它。”
“但我不是这么理解的。”他说。
“那么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我说：“我们见面的时候，你那时都快破产了，因此我不知道你还抱怨什么。这个公司比你想象的要成功得多，这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权拿走除了我们协议支付的3万美元之外的哪怕一分钱。我们有协议的，你我都在上面签字了。”
“我才不管他妈的什么协议呢。”他回答说：“你亏欠了我。”
“我什么也不欠你。如果你想过来替我工作，全职工作，我会给你开薪水，我们可以谈谈将来的事。但，是我创建了这个公司。”
“我才不要什么该死的薪水。我要公司的三分之一。”
“这不可能。”我说。
“如果你要这么贪婪，那我就让你关张。”
“你在威胁我？”
“你等着瞧。”
第二天，就像他威胁的那样，他让我关了张。我们的服务器由离圣何塞不远的圣塔克拉拉市一家名叫“边疆全球中心”（FrontierGlobalCenter）的公司托管，而我们在那家公司的账户还是他的名字。因此，他所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把服务器关了。这真是一场灾难。他关掉了我的服务器，而我却无力应对。我给边疆全球中心的人打了电话。他们很有礼貌，而且也满怀歉意，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是那个人控制着账户。更糟糕的是，他还欠着他们的钱，边疆全球中心追着他要账，已经要了好几个月了。
我甚至给联邦调查局圣何塞市分局打了电话，但他们也帮不了我。他们说，这种类型的案子不归他们管。我父亲给另外一个联邦调查局官员打了电话，答复是一样的。联邦调查局只管大案子，而且光大案子就已经让他们忙不过来了，因此让他们来关注我的案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也就是说，我的儿子交着税，却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而得不到政府的帮助了？”我父亲问。
“你要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那位官员回答说：“我只是向你说明客观现实。”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一部分 十六岁：我就是CEO（19）
我考虑过向警察报案，但计算机犯罪不归他们管辖，而且我们也找不到那个家伙。他已经从他的公寓中搬走了，没有留下新地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可能就住在圣何塞市。
这时，我意识到我一直担心的艰难时期来临了。我再次给托管我们服务器的边疆全球中心公司打电话，问那家伙欠他们多少钱。其结果是10万多美元，他们曾经考虑过关掉这个服务器，但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又怕收不到那个人的钱。黑手党有一个类似的规矩：不要杀害欠你钱的人以及你永远搜刮不到他的钱的人。
“我能付清这笔欠款。”我说：“但我要拿回我的账户。”
“没问题。”他说。
接着，我告诉哥哥赶紧去找一个有技术足够强的人来替我们管理软件。“我现在就要用他！”我喊道：“今天就要！”
我们离线了整整一个星期。你能设想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电子邮件或者一个星期没有网络的日子吗？要知道，那就是我的业务生命线啊。那个星期几乎把我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的广告没有出现在网站上，广告主没有获得任何流量。他们甚至无法登录我们的服务器来看看他们的账户情况！这整个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互联网上的时间是用狗年来计算的。整整一个星期，ClickAgents停止了存在。
整个星期我拒绝接听电话。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该告诉客户什么呢？难道说“我们下周就会回来”吗？
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如果我不能够立即上线的话。我的目标就是尽快恢复到上线状态，这也是我唯一的目标。
到第七天，我们终于回来了，从这时起我才开始修补客户关系的工作。过去的一周对我来说简直是难堪回首。在那一周里我不见任何人，即使冒着将他们气走的风险。因为我知道，当时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让他们高兴。我可以跟他们说：“我的程序员在勒索我。”这是事实，但肯定会让人们对你丧失信心。你怎么这么蠢，一个贪婪的程序员就会让你阵脚大乱？这段经历教给我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训：永远不要让你自己处于易被伤害的位置上。
但这不是我从中汲取的唯一教训。我还学到：只有在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时，你才可以开始损管行动。服务器恢复运作之后，我给所有的客户打电话道歉：“对不起。我们遇到了严重的技术事故。我知道这难以让人接受，但我向你保证今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告诉我，我该如何弥补你。”
我延长他们的付款期，我给他们提供免费广告，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我还给广告发布者一个比合同规定还要高一点的分成比例。你猜怎么着？这些措施奏效了。
我连一个客户都没有丢。接下来那个月我们做了20万美元的业务，并且在我们的努力下业务量开始逐渐恢复到最高纪录水平。与此同时，我采取措施，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我和边疆全球中心谈了谈，他们向我推荐一个技术天才，我让他想办法保证我们系统的安全。通常，程序员都会在软件中留一个“后门”，以便他溜进来破坏软件。这个天才小孩找到了三个这样的漏洞，并且很快堵上了它们。我恢复对软件的控制，但我决心要获得全面的控制。于是，我雇用了一个首席技术官（CTO）和几个工程师，把他们列入ClickAgents的薪水发放清单上，并且给予他们慷慨的薪水。我正在力图消除掉我在折扣店多年购物所学到的一些经验。每个人都喜欢便宜货，但在关键事情上你不能贪图便宜。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一部分 十六岁：我就是CEO（20）
这段经历教给我三个有益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要为未知的风险做好准备。生活中充满意外，并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好的，因此做好准备是明智的做法。要掂量你的选择、和你打交道的人，以及你的决定——哪怕是最小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
第二个教训同样重要：要勇于承担错误。我和一个流氓做生意，而他几乎毁了我。但正是我自己选择和他做生意的，所以，错误在我。ClickAgents是我的公司，我应该对它负责。当我手忙脚乱地进行损失控制时，我没有认为自己无可指责，而是主动承担起自己的错误，从而挽回了客户。
最后一个教训我在前面提到过：要节俭，但不要吝啬。有些钱是不能省的，有些近路是不能抄的。特别是在员工雇用问题上，尤其应注意这一点。
流氓被打败了，他消失了。我立刻着手几项变革。首先，我雇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同我的CTO和两个工程师起草雇用合同。我不想重复我在原先那个程序员身上犯下的错误，不想像以前那样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懂得合同。另外，我还和这些律师讨论了给我的员工以股票期权的事情。这不是简单的慷慨与否的问题，而是商业感觉是否敏锐的问题。我宁可要一个大公司的部分股权，也不愿意要一个小公司100%的股权。ClickAgents一直在增长，并且它还会继续增长——它不是你家街角的小酒店，年复一年销售额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要确保所有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说到底，我愿意拿出公司的一部分股权。我的目标是让所有人在其中都有股份，从而创立一个人人都关心公司成长的氛围。
从那时候起，每当我雇用一个人，股票期权都会是报酬的一部分，这就使得这份工作变得更有吸引力。对于已经聘用的员工，最优秀的员工可以不接受股票期权。
这里的经验很简单：对人要慷慨，慷慨能够帮助你。我回到了工作中，努力工作以弥补失去的时间。一年之内，我已经有了20名员工，包括销售人员、程序员和市场人员，每个月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这是一家真正的公司，我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CEO。我一年的薪水只有微薄的6万美元，但我从来不给自己加薪。我不需要，因为这6万美元我都花不掉。而且不给自己加薪，可以给公司的保险柜里多塞点钱——要知道，这些保险柜中的大部分都是属于我自己的。
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所有的这些好事是真的。我不停地把公司带到新的层次、更新的层次。但每当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头戴缠头巾、正瞪着我的那个十七岁少年，我的心中就会充满了困惑。直到那时，我几乎都是完全依靠电话来开展业务，和不知道我还是个孩子的人做生意。但公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我知道，很快，终有那么一天我必须走出来。我开始严肃地考虑摘掉缠头巾的问题。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在锡克教义中，男人必须带缠头巾，并且一生都不得理发。对我来说，缠头巾并不是一个问题——有没有它，我还是一个锡克人。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因为戴它而受到嘲弄，这让我尤其痛苦。我想和父亲谈谈去掉缠头巾并理发的可能性，但我知道他决不会同意的。我的内心矛盾极了。
曾有一度，我尽力不去想它。我把它抛到脑后，专心致志地发展业务。ClickAgents正在成为广告界的一股重要力量。人们有许多很好的理由关注我们：我们的服务可靠，效果卓著。我们正在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每当我走进办公室，我都会想：我来了，我属于这里。我热爱工作。我渴望成功。我走到桌前坐下，其感觉就好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我如何才能让今天变得比昨天更好？我会问自己。怎么才能把竞争对手抛到脑后，让他们望尘莫及？
真的，在这一时刻，谁还会对生活有什么更多的奢求呢？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二部分 十八岁：赚到第一桶金4000万美元（1）
1999年来了，硅谷依旧陶醉在com浪潮带来的狂热中。华尔街像以往一样强劲，而纳斯达克则已经顶破了天花板。风险资本家依旧大把大把地在那些初创企业身上烧钱，尽管这些企业的全部价值不过是它们与互联网有着或近或远的关联。刚出校门的孩子只要有点模模糊糊的想法就会立即成为百万富翁。那些商业模式尚未得到验证的公司依旧在搞IPO（新股首发），他们疯狂上涨的股价除了相对新颖的com概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每个人都想尽快做大，而周围触手可及的大量风险资金也让他们有可能这么做。这些新公司中的许多家确实富了，但绝大多数则垮掉了。大多数公司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只有其中的一些留下一点回响，例如：、、、、、……倒闭掉的.com公司名单简直无穷无尽。
但是有一点让ClickAgents与这些失败者区分开来，那就是：我们确实赚到了钱。我们的业务无懈可击，我们不必做什么改进。
2000年1月，我正式创办公司不到一年，一天我接到一个来自纽约一位风险银行家的电话。“我听说ClickAgents经营得很不错，”他说：“你想过要卖掉你的公司吗？”
他从纽约飞过来见我，我确实有点紧张。我当时十七岁，我的一把大胡子让我看起来更老成一些，但我还是戴着缠头巾，我非常担心我会给他留下何种印象。但他的情绪看起来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如果有的话，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打算搞一个可能想购买ClickAgents的公司清单，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单子，把ClickAgents作价1亿美元卖给他们。”
我不想自大，但这确实是一个合乎情理的价格。既然其他许多根本没有什么赚钱的业务、只配扫进com历史垃圾堆的公司都卖出了比这高得多的价格，所以，这个价格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对我公司的估价是根据其业绩、结果和收益做出的，不像其他一些公司，还在谈论什么盈利的可能性。我的基础是坚实的，我经营的是一个真正盈利的业务。
几个星期之后，那位投资银行家安排我飞往纽约去见DoubleClick——就是那家最初激发了我投身这一行业的公司——的管理层。可以想见，我有点紧张。但是在我去参加会议的路上我不断告诉自己什么都不要怕。这一点在任何商业场合都很关键。如果你表现出畏惧，对方就会察觉到你的弱势，这将是致命的。你一定要确保自己是从一个强势的位置来谈判的。是他们找我的，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是他们需要我。
待到我到达时，我被他们的办公室惊呆了。他们有油光发亮的高级家具，能够看到胡德逊河的壮阔景色，在屋顶上还有一个篮球场。这里的环境难以置信地奢华，与我们在圣何塞的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这让我更加紧张。不过，会议进行得很不错。与会的人中似乎没有一个对我的年龄或外表感到不安，当轮到我发言时，他们听得非常认真。我描绘了我的基于效果的商业模型，谈到了公司的高速增长以及我们的盈利能力，当我离开他们那个炫酷的办公室时，我确信我肯定激发了他们的兴趣。
但是，等我回到圣何塞，情况变得清楚了，DoubleClick不打算购买ClickAgents，但他们安排我们与另一个互联网广告巨头ValueClick公司的人见面。我飞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出租车去ValueClick位于西湖村的办公室——因为我年纪太小还不能租车——在那里，我见到了它的CEO吉姆?扎雷和两三个其他高级经理，其中有萨姆?派思雷。这次谈话有点尴尬，主要是因为我必须保护公司的创意，我也很小心，尽量不过多谈论我的商业模型。不过，我知道他们想听的是什么，我讨论起我的底线来一点也不羞涩——ClickAgents公司是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而且它将以稳健的步伐不断增长。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二部分 十八岁：赚到第一桶金4000万美元（2）
但除此之外，我不必说太多其他的东西。在我们互相防备的谈话中，我直觉的印象是他们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们想要得到我们——因为我们正在切走市场份额，他们最终会买下我们。也许不是当天，也不是第二天，甚至也不会是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但我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
这一经历教给我的经验是：不要告诉人们他们问你的东西，而要告诉他们在他们听了之后就会爱上你的东西。在我走出办公室时，我听到一些关于缠头巾的低声评论，我发现这件事有点让我心烦了。这些人不是自大就是愚蠢。缠头巾不过是一个宗教符号，与金十字架、穆斯林的圆顶小白帽没什么区别。我认为这少数雇员的行为既孩子气又缺乏对人的尊重。
在回家的航班上，我不停地想着这件事，直到我着陆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在想着这件事。直到这时，我还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躲在我的办公室里，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与生意伙伴沟通。但现在我的公司壮大了，现在是我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了。我需要让我对自己的外表感到舒心。
两个星期后，我得到消息，DoubleClick决定投资ValueClick而不是ClickAgents。这个消息并不太让人意外。到了三月份，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超过了5000点，接近了顶点，ValueClick进行了新股首发（IPO）。它的股价卖到了18元，成为在com泡沫破灭前最后几家上市的公司之一。它的股价很快飙升到24美元，但几乎一摸到高点就开始暴跌，直到一路下跌到7美元。这时，我知道ValueClick公司再来找我的时候不远了。ValueClick需要找到一项投资来提升股价，而我们就是他们需要的那张入场券。ClickAgents依旧在强劲增长，依旧在赚大钱。
在我等待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记起了我与ValueClick第一次会谈时的情景。于是，我去找我姐姐卡玛尔。她正在她的办公室里忙着工作。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说。
“什么忙？”
“和我一起去把我的头发理一理。”
“什么？你发疯了吗？爸爸会杀了你的！”
“我才不在乎呢。”我说。
我们钻进我的凌志轿车，开车前往“超级剪艺”。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盯着我看。一个戴缠头巾的家伙要理发。这可真是怪了。突然，我害怕到了极点。也许父亲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我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
“你还好吧？”姐姐问。
“不好。”我说：“但我意已决。”
轮到我了，我坐在椅子上，解开我的缠头巾，让留了十七年的头发垂在我的肩膀上。“剪了它。”我说。
“全部剪了？”
“哦，不。就是，嗯，跟你说——我想来一次常规的理发，就像其他人一样的理发。”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头发就剪好了。我看着镜子，几乎都认不出自己来了。但我喜欢我看到的新形象。
卡玛尔和我回到凌志轿车内，开始驾车回办公室。“你看起来不一样了。”卡玛尔说。
我把目光从路面上移过来，看见她正盯着我看。“这个不一样是好还是坏？”
“都不是。就是不一样了而已。我得过一段才能够适应得了你的新形象。”
“我喜欢它。”我说：“也许以后当我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人们不会再盯着我看了。”
“也许。”她说：“但是你最好想想怎么面对爸爸和妈妈。”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二部分 十八岁：赚到第一桶金4000万美元（3）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生气的。”我说：“我还是我。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文化，我也爱我的宗教。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我的外表，而我并不需要通过我的外表来定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吧。如果我是你，我最好还是先做做准备。”她说。
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员工们都奇怪地看着我，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我的这一变化。他们有什么可选择的？谁让我是他们的老板呢。
但走在大街上，感觉就大不一样。因为没有了缠头巾，人们不再注意我。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可以走进星巴克，停下来买本杂志，到加油站加油，我和其他人一样啦。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还是那个孩子。我这辈子都会是一个骄傲的锡克人。去掉了缠头巾，我依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锡克人，我也不是要放弃我的宗教信仰。事实上，我也不相信我剪掉了头发就会触怒神。无论有没有缠头巾，我都是一个有忠诚信仰的人。我知道，没有信仰，一切都不可能，有了信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不过，说到底，把信仰问题放到一边，我还是要面对我的父母。当我走进家里的大门，我的心再次开始狂跳。母亲最早看见我，她张开嘴，惊呆了。她惊恐得都说不出话来。她转身走出房间，倚在墙上。“等你父亲回家再说吧。”她虚弱地说。
我等待着，心里越来越紧张。几个月之前，当除去缠头巾的想法开始出现在我脑海时，我曾经想过要先求得父亲的支持，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到那时我再对他的意见不管不顾，公然违背他已经说明的意愿，情况会更糟糕。不过，现在也够糟糕的，我鼓足勇气准备迎接他回家之后即将出现的那一*风骤雨。
他一走进大门，就像我预料的那样，开始发怒了。“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这么做！”他冲我大叫道：“你侮辱了你的家门，而且更糟糕的是你侮辱了你的宗教。”
“这和尊重谁或者和宗教都没什么关系。”我说。
“我来到这个国家寻求新的生活，但我从来没有失去我的信仰。”他继续大叫，怒骂淹没了我：“你是个懦夫！你让我太失望了！我会记住这一天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失望的一天！”
我所能做的就是强忍住泪水，查哈尔家的男人不会这么多愁善感。但是，让父亲失望的感觉让我心痛。每个孩子都知道，让父母失望的感觉有多么痛苦。尽管如此，即使让自己陷于如此艰难和痛苦的境地，我依然相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人生就是选择，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高兴，因此有时候你要学会为自己而活着。这一点也适用于商业决策。在你做出决策前，能够听取你周围的人的意见是件好事，但最后的决定必须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决定，你永远不会成功。如果你时不时地做出错误的决定，不用为此焦虑——因为你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中，我会抬头看见父母瞪着我，仿佛我是个陌生人。在某些方面，我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陌生人。父亲来到美国来追寻他的梦想，却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梦想。
有一段时期，我躲着我的父母，他们也躲着我。我花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祖母。当时她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她已经有很多天连四五岁的小孩都会做的连点题都做不来了。有时候，她认不出我是谁。我会坐在她身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耐心地回答她的问题。
25岁，我赚了3个亿 第二部分 十八岁：赚到第一桶金4000万美元（4）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又在重复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能赚很多很多钱的公司，我想很快我就能把它卖个几百万美元。”我说。“我们很快就会发财了。咱们家里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孙子是个成功人士啦。”
“成功？成功就是结婚了，而且还有三个孩子。这就是成功。”
我知道她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如果她脑子清楚的话，她会为我感到高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多好啊。多半时候，她会把我当作我哥哥。哥哥也没有结婚。而她会一直念叨结婚这档子事。每周她都要问我两三次为什么还不结婚，并且还奇怪我到底在等什么。“你已经不年轻了。”她会说。
“我才十七岁。”我笑着反驳说。
“十七岁已经不年轻了。”她回答说。
夏末的一天，就在我刚满十八岁、ValueClick上市后7个月时，我接到了我一直在等待的电话。“我们希望能和你们做更深入的讨论。”吉姆?扎雷说。
我召开了一次会议，和我员工中的关键人物讨论此事。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公司有很多投资。我告诉他们，我刚收到了一个合并要约，而且听起来他们是认真的，因此我想确保一切都顺利运行。“如果我们要想顺利合并，我们就必须确保我们手头的工作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回款及时吗？我们是否能够超额完成销售预期？我们是否能从我们的网站发布者那里拿到最好的分成比例？我要求你们这些人要保证所有的一切都顺利运行，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将把精力集中到这笔交易上，因此我不会来监督你们的工作。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记住了吗？我要你们这些人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是做得更好。”
2000年11月1日，ValueClick同意购买ClickAgents，收购价格是4000万美元，全部以股票形式支付。我们将收到按照75美元每股的价格计算的530万股ValueClick公司的股票。作为交易的条款之一，我们所有的人都将为ValueClick工作，我将签署一份为期三年的非竞争协议。这份协议意味着在未来三年里我不能从事哪怕与互联网广告业有一丁点关系的行业，直到我年满二十一岁。但这一点并没有让我感到烦恼——我就要成为一名十八岁的大富翁了！
对于一个马虎的旁观者来说，我的成功似乎来得太容易也太快了些。但我不这么认为。收购ClickAgents和没头没脑的互联网狂躁症毫无关系。这次收购是基于严密的商业算计的。我具有盈利能力。我一直在赚钱。我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这不是走运也不是时势造英雄，而是因为我有真正的资产——买家需要的资产。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完成了我认为达到成功必须做的一切工作。我一直在努力创建一个着眼于长远的伟大公司。并且我一直努力确保公司的发展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假如你有一个创建公司的好想法，这只是开始，仅仅是你的起点。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你的执行力。不要去想你能赚到几百万，而要去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创建一个能够价值数百万的公司。这听起来似乎在咬文嚼字，放空炮。但不是，这其间的差别巨大。成功更多地依靠实力。如果你的公司有实实在在的、可以测量的资产，而且你着眼于长远而不是赚快钱，你就一定能够从中获取不菲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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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追逐金钱，而要追求实力。如果你有实力，金钱自然会随之而来。在交易达成的第二天，我和家人一起庆祝了一下。我们来到当地的锡克神庙，感谢神给予我们这么大的赐福。一位锡克神父领着我们祈祷，他特别说到我父亲到美国来寻找新生活的希望已经梦想成真。“也许不是按照他设想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这一梦想终于实现了。”他说。
然后，我们回到家中，一起吃了一顿大餐，为我们的好运气高兴不已。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千万富翁了！
当然，我还只是一个纸面上的千万富翁。这和有一大笔钱存在银行里等着我不同。事实上，我必须努力工作来保卫这笔财富。那天早上以及以后的每一个早上，我都得带着一个目标去公司报到上班，我的这个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我的股票增值——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而且为了公司的每一个股东。
到了11月份，也就是出售公司的交易完成一个月之后，我们搬进了位于佛雷蒙特市的新办公室。早在两个月前，在我们一年期的租约即将续签的当口，业主通知我们说有几十家com公司在寻找办公地点，他希望把我们的租金翻三倍。我想这太过分了，而且我不觉得我们有必要呆在圣何塞的市中心，因此哥哥和我决定搬到别处去，并在佛雷蒙特找到了新地方。那里价格适中，并且还有一个好处——佛雷蒙特市有很多地方的居*要是印度人，因此，我们到了那里会找到很多吃饭的好地方。
不过，每隔*天，我都必须飞往南边的洛杉矶去ValueClick办公室参加各种会议。也许你还记得，当我第一次飞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不得不打一辆出租车，因为我年龄太小，还不能自己租车。到了这个时候，由于我不想让父母为我的年龄问题太过操心，我做了一件我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到Craigslistcom上面搞了一张假的身份证。这样做既省钱又简单，也没有谁会因此受到损害——无论租车公司、洛杉矶的司机还是我。我知道，我犯法了，有点儿踩线了，我也不是以此为荣，但我认为限制这种行为的法律其实早就过时了。
和ValueClick的合作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很快，我发现自己都快被公司的氛围给憋死了。我们无穷无尽地开会，但似乎什么事情也搞不定，有一半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开会是为了什么。而且显然，公司的执行官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每一天公司都在贬值。等到出售公司的交易真正完成时，ValueClick的股价已经掉到了4美元，因此我的股票价值一下子贬值到了差不多2000万美元。这真是不可思议。按照协议，我以75美元一股的价格获得了ValueClick公司530万股的份额，把股票推高到尽可能高的价格是我的最大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为ValueClick工作的动力。但我感到在公司里没谁愿意听听我的意见，而且这帮人似乎一点工作的动力也没有。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公司有2亿美元放在银行里，这笔钱本来可以投资到人力资源、产品和技术开发上，但所有的人都不愿承担风险，因此，这笔钱就这么放在那里，没谁去动。在我看来，如果你手头有2亿美元现金在手里，你就应该拿着这些钱干点什么事情，而不是把它放在那里吃利息。当然，这么一大笔钱，光利息就可以支付公司相当一部份的营运费用，但这不是能够让公司发展的办法。相反，公司的发展停滞了。把钱搂在怀里不是什么好战略，相反，这是缺乏战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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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是唯一受到股价下跌影响的人。每一个股东都遭受了损失，但对我来说，其中的一些股东的损失更让我坐卧不安。我拿到的530万股股票中的250万股属于曾经和我一起在ClickAgents打拼过的一些同事——包括我哥哥和我姐姐。ClickAgents是按照知识精英当家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所有曾经帮助它成功的员工都根据其贡献而分得了股票。不过，说一千道一万，是我做出决定卖掉这个公司的，因此我感到我对此负有巨大的责任。但即便如此，尽管我不断争取，ValueClick并没有给我机会来帮助阻止股价的下滑。似乎那帮人根本不愿意听取我的意见，或者说，觉得我的意见根本不值一提。我陷入了难以置信的挫折感中，因为我和他们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他们的信条是：不到漏雨不修屋；而我的信条是：不等漏雨快修屋。我可以告诉你，依据我的经验，从长远来看，我的策略比他们的要好得多。
说句老实话，我的印象是ValueClick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把精力放在讨好公司的两个头头——吉姆和萨姆——上了。公司里拍马屁之风盛行，这是我没法做得来的事情。经营公司不是为了让大家相互之间感觉良好，而是为了发展业务。任何与业务没有直接关联的事情都是在破坏生产力。在办公场合，就不应该容忍这类事情。作为老板，享受拍马屁的*并不在我的需求清单上。我对我的员工的全部要求是做好本职工作，并且越做越好。我这个只关心三件事情，那就是：结果，结果，结果。但似乎在ValueClick，一些人最关心的不过是老板们的印象分。
股票价格每下降一点，对我造成的伤害比对吉姆和萨姆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我在公司的股份比他们两人加起来还要多。很快，我明显地感觉到吉姆和萨姆因为我在公司的股份而痛恨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如果我得到了530万股，那是因为ClickAgents值那么多钱。但他们不这么看。我的年龄还不到他们的一半，却比他们有钱得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脑筋转不过弯来。他们显然是在嫉妒我。哦，你看，在这里，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是一个坚信人们能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到很多教益的人）——应该学会适应别人的嫉妒心理。当你在成功的阶梯上越爬越高时，人们会开始质问：为什么成功的是他而不是我？不要为此感到紧张和不安。只要成功，你就没法摆脱遭受人嫉妒的命运。当然，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永远不要嫉妒别人。嫉妒是这个星球上最无益的一种情感。
我的薪水涨了，从6万美元涨到了15万美元，但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你在公司有一大笔股票时，工资单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你真正关心的只会是公司的发展。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在与一个强大而富于活力的团队一起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打拼的话，即使降薪我也会很高兴地接受。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ValueClick又进行了几次其他的兼并，包括购买Zmedia——一家在电子邮件营销方面领先的公司。Zmedia的办公室也在圣何塞地区，所以，他们后来搬进我们在佛雷蒙特的办公地点。搬过来的人中有一个名字叫特洛伊?巴洛卡的家伙。这个家伙咋咋呼呼的，性格多姿多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生意人。我们俩一拍即合，开始一起约着出去玩。我们经常出去喝一杯，一起抱怨公司总部的那帮家伙。（我们只在办公室外这么做，从来不在办公室这样干。在办公室里，我们是百分之一百地认真严肃。）我说，那帮家伙似乎陷在“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思维里拔不出来了。他们是ValueClick，我们是ClickAgents，除此之外我们和他们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他们眼里，我们最多也不过是后娘养的孩子，只是作为“一揽子协议”不得不接过来的烫手山芋，并且永远和他们也成不了一家人。我依然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但对于我说的一切，他们都充耳不闻。有几次，我发现我们都在做同一个客户的业务。我刚跟一个大的广告商谈好条件，两天之后总部的某人就会下手把我的客户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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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乱来。”我告诉特洛伊说：“我原以为大家应该同舟共济的。”
特洛伊同意我的观点，但他尽力通过让我更加注重个人生活来转移我的不快。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去当地一些俱乐部玩。我开始对女孩们上心，但还是不够胆去靠近她们。
“我都不知道你怕什么。”特洛伊不断地劝我说：“我已经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在家里。我爱她。从现在起的每一天我都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这种事情也不过如此。”
我为特洛伊感到高兴，但他比我年长10岁。我想，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赶上他。奇怪的是，尽管我们的友谊深厚，我却从来没有告诉他我才十八岁。我猜我可能依然认为这会影响我的可信度。与此同时，我努力摸索如何增强女士们对我的信任。“只要我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我一定要采取行动。”我说。当然，但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我甚至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不过，特洛伊为我展示了商业之外的生活。我尝试了各种以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食物，我甚至时不时地喝点酒。不止一次，在“灰鹅”伏特加的酒精作用下，我甚至冒险进入了舞池。我还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衣着，尽管我依然是便宜货商店的牺牲品——我最喜欢的服装店是“罗斯打折服装店”。
与此同时，从周一到周五，我每天都去办公室，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为一家数十亿美元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工作，而且担任着高管职务——恐怕我是担任同样职位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我想，我应该有理由感到骄傲和高兴。但事实上，我痛苦得要命。
让事情更糟糕的是，我原先那个程序员——那个伦敦来的家伙，那个让我关张整整一个礼拜的家伙，决定起诉我。他从报纸上读到关于我与ValueClick交易的有关报道——那是大新闻，很难被错过——开始从背后向我开火。我被迫接受无穷无尽的作证程序，一台摄像机随时录下我的证词，并且还得接受无穷无尽的无法作答的质询。你说“是”也错，说“不是”也同样是错。这就是标准的开庭程序。律师们会告诉你，作证程序就是设计来陷害你的。常见的手法是使用“论证式”（argumentative）提问。其中经典的提问方式是在提一两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你的名字是叫古尔巴克斯?查哈尔吗？”“你是住在圣何塞市吗？”）之后，问你：“你现在还打你的妻子吗？”这种问题你无论如何回答都会输。无论你怎么回答，你都有罪。而任何刺激我发怒的问题都有助于增加他们的赢面。他们有所谓的肢体语言专家在旁边等着，准备仔细观看录像带，只要我表现出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他们就可能报告说，我在撒谎。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竭尽全力避免自己崩溃掉，因此每隔一小时左右，我就会请假去男盥洗室，在那里用冷水泼脸，并告诉自己冷静下来。“你不要生气！你不能输！你要诚实而镇静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你会熬过去的。”
这是一场心理战，而我熬过来了，因为我知道我根本没做错任何事情。我们签过合同的。我承认，这是一个十六岁少年起草的合同，但它依然是一个合同，我们俩都不是闭着眼睛签下这个合同的。
不过，最终我的律师劝我还是和解了算了。“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他说：“法律诉讼很少能够决出对错来。这是贪婪在作怪。他看到了一大笔钱——4000万美元哪——他想从中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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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他应得的那份都给了他，甚至还更多！”我说：“况且这笔钱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
“古尔巴克斯，你没有听清楚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把官司打下去，你花的钱要多得多。我劝你还是和解了算了。”
最终，我意识到他是对的。我写下了一张大支票，让那小子从我跟前滚蛋。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要选择好你的战场。
我吸取了另外一个教训：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官司最多的社会里，因此我有四个字留给你作为建议：“小心背后。”几个星期之后，也许是觉得经过这么痛苦的折腾之后，自己已经被提前送入了成年期，我决定是时候离开家，独立生活了。我希望以此向父母表明我已经能独立了。只要我住在家里，我父亲的话就是法律，而我不想这样——我决定要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我还记得我将这一决定告诉父母的那个晚上。我刚下班回来，希望尽快办完这件事。我一走进家里就听见父母在吵架。听起来他们在为琐事争吵，而我急于把事情办完，所以，我直接过去打断了他们。“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搬出去了。”我说。他们不理我，继续争吵，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你们听见我在说什么吗？我要搬出去住了！我要从家里搬出去了！”
他们俩同时转身看着我，依然是怒容满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同一句话：“好吧！”
想起来真是有点好玩。
不久，等他们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之后，当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谈起我即将离开这件事情时，他们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勉强接受这一决定。“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呢？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为你准备得好好的。”父亲说。我母亲也附和说：“你怎么能够应付得过来呢？你还是个孩子。你甚至都不会烧热水。”
我理解他们的忧虑。我一直过着被人照顾的生活，离开家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一旦我想要什么，我总是努力让它付诸实现。即使是他们的眼泪也不能阻止我离开这个家去独立生活。
当事情清楚地表明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时，我的父母开始有点惊惶失措。他们不断劝说我放弃这个想法。“你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呢？所有的印度人家庭都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的传统是大家住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是对的。在一个典型的印度人家庭中，儿子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父母，他们甚至在结婚后也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我却打算在十八岁并且还是单身时就离开家，这就是他们感到难以接受的原因。“我们有什么地方没有满足你吗？你不喜欢这儿吗？”
“不是。我非常喜欢这儿。我只是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对于一个美国家庭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的家庭来到美国时却怀抱着一个特别的希望，那就是我们会一直作为一个大家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就是我们努力工作的回报吗？”父亲问：“让我们的儿子离开这个家？让我最小的儿子抛弃我们？”
我母亲则说：“你看看我们都多大年纪了!现在，谁来照顾我们？”
罪恶感啃噬着我的心，但我坚持要出去，并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公寓——有时候和哥哥一起去，有时候和我的朋友特洛伊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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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在佛雷蒙特市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离该市印度人社区仅几个街区远，离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大约10分钟的路。这是一幢新楼，几乎所有的租户都是白种美国人，并且看上去非常干净、利落。我喜欢新东西，也喜欢干净，所以我走进去和楼房的经理谈谈。其结果，这个经理很不友好，很不尊重人。她很不情愿地让我填写了一张申请表格。当我填完之后，她看都没看就收起来，并保证会和我联系。“我们需要进行信用考察等工作。”她解释说。
尽管她很不友好，我开车回家时心情还是很好。我知道我的信用很好，我的决心已下：那幢新楼就是我想要住的地方。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那个经理问进展如何，她比前一天更加不友好：“对不起，你的信用报告不太合格。你的申请被拒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问：“我的信用好得不得了。”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好吧，是谁进行信用考察的？”我问：“你们肯定搞错了。”我想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刚把我的公司卖了4000万美元，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买下整幢楼！但我忍住没说。
“我不知道谁负责信用考察。”她说，听上去很不耐烦的样子：“总部把这项工作外包了。”然后，她挂断了我的电话。
我给她打过去，但她不接电话。我给她发了无数条短信，她也不回。于是，我找到了这幢楼的业主，告诉他发生的事情。“我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我说：“我并不想找麻烦。但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的。假如你们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我的外貌——而拒绝我的申请的话，我想提醒你们，加州已经有法律明文规定保护像我这样的人免遭歧视性待遇。”
我想，有必要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说清楚。佛雷蒙特市很多居民是印度裔，但这幢楼位于该市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个经理就是不想让非白人入住。
那幢楼的业主问我是否可以先别挂电话，等他一下。几分钟后，他回到了电话机旁。“一切都没问题了。”他说：“过去跟她说一下就行了。如果你想要那套房子，它就是你的了。”
第二天，我回到那幢楼，那个经理正在那里等我。她努力向我露出一个笑容，但笑得很勉强。“我想我们搞错了。”她说：“你可以在下个月第一天搬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