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10)
这种实验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创作者的数量并使其多样化。1991年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e）在她的《美丽神话》（The Beauty Myth）一书中对女性杂志在女人一生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既庆幸又难过。她说，这些杂志为理所当然的女性观点提供了场所，但视角往往被广告人歪曲了：“广告商都是在蛮荒西部看似彬彬有礼的审查官。他们模糊了编辑自由和市场需求的界限……一本妇女杂志的赢利并不是来自其定价，因此其内容不能偏离广告内容太远。”在另一方面，在《美丽神话》出版近20年后的今天，作家梅利莎?麦克尤恩（Melissa McEwan）在她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700字的有关日常女人厌恶症的有趣随笔：有很多关于女人的笑话……是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为了撩惹我在我面前讲的，仿佛在滑稽地提醒我二等公民的身份。当讲这些笑话的人将他们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知道他们会让我沮丧、厌烦、受伤害的基础上时，我不打算理会这些欺侮我的伎俩。我要是笑了，他们会自我感觉良好；我不笑，他们依然会自我感觉很好。总之怎么都是他们赢我输。
这篇题为“我们令人遗憾地达成可怕的交易”（The Terrible Bargain We Have Regretfully Struck）的文章吸引了几百人参与评论，更引起了上万读者的阅读，评论的大意都是“感谢你说出了我一直在想的东西”。这篇文章之所以会被全社会所知道，就是因为麦克尤恩点击了标明“发表”的按钮。其博客恰恰提供了沃尔夫想象的那种写作空间，在这里女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聊天，不必担心男人的监视抑或广告商的审查。这里的作品不是写给任何个人的，也没有特意以政治意图激怒他人——但要害也正是在这里。沃尔夫所说的杂志读者和博客读者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但杂志无法以激怒其他读者、特别是广告商为代价来取悦于这些读者，杂志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但麦克尤恩愿意（也有能力）为了说出一些她想说的话而冒险得罪一些人。
沃尔夫所说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女性杂志，但绝不可能只针对女性杂志。麦克尤恩所用的自我发表的模式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人们一天中会对各种各样的议题谈论上百万次，这些议题涵盖无数的兴趣社区。社区成员可以像这样大声公开地彼此交流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使在缺乏质量过滤的前提下，这种转变也十分有价值。诚然，这种价值的产生正是因为无法提前进行质量过滤：对质量的定义越来越多，比主流写作（以及音乐、电影等）尚能得到广泛的统一认识的时期多得多，每个团体的定义都不一样。
资源匮乏要比丰富更容易解决，因为当某样东西越来越稀少的时候，我们会简单地想到它比从前更珍贵，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小变化。而丰富则不同：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的。因为丰富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平衡状态，它能令在匮乏中成长的我们迷失方向。当某项资源稀少时，控制该资源的人会觉得资源本身很珍贵，而不会停下来考虑该资源的价值中有多少是由于资源稀缺造成的。美国长途电话费降低后的很多年里，我年长的亲属们仍旧会在打电话时声明这是“长途”电话。这种电话先前的时候很特别，因为它们很贵。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便宜的长途电话与此前觉得长途电话本身昂贵的认识是无关的。
第31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11)
同样地，当出版（使某事公开的过程）从困难变得轻松，习惯了旧有体系的人通常会认为业余出版者出版的东西不好，仿佛出版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尽管它从来不是。当人们十分在意出版的成本和成果的时候，出版显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出错太多就会面临失业。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了，风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一项曾经被视作很有价值的活动被证明其价值只是一时的偶然，如同经济学的变化所显示的那样。
美国小说家哈维?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对简装书的看法是，“美国公众读书习惯的革命，究竟是意味着我们将被淹没在一大堆不断降低大众品味的垃圾中，还是意味着我们如今可以轻松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宜的经典书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非常重要的问题。”
史威多斯对此的观察发生在1951年，当时简装本的图书已经流行20年之久。奇怪的是，当时他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51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公众无须在如洪流般的垃圾和广泛可求的文学经典中做出选择，而是两者都可以拥有（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两者都拥有”不仅是对史威多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每当传播过剩时的答案，这种过剩从印刷机发明就开始了。印刷最早是为了使《圣经》和托勒密（Ptolemy）作品的传播价格更低廉，但所有这些旧有的文化一点也满足不了科技的进步空间或者读者的期冀。即便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对新鲜事物的不断尝试，我们就不会有“不断增加的经典清单”。如果世上存在某种简单的公式，可以让人写出连续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都能得到赞誉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再需要不断尝试了。但事实是没有这样的简单公式，因此我们的尝试仍须继续。
在不断尝试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自由不断增加，随之增加的还有劣质的材料，虽然尝试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广受赞誉的东西。这正是15世纪印刷界的实际情况，也是当今社会化媒体的现实写照。和此前的“匮乏”相比，“过剩”带来的是平均水平的下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尝试终究会带来回报，多样化的发展扩大了新的可能，其中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好的作品。有了印刷机，出版业越来越重要，因为文盲减少了，文化和科学写作造福社会，尽管随之也出现了一大堆垃圾。
媒体，社会的连接组织
我们并非在见证印刷革命的重归,所有的革命都是不同的（就好像是说所有的惊奇都是出人意料的）。如果社会的变化很容易被立即接受，那么它就称不上革命了。而今天，革命集中在对业余爱好者融入生产者的震惊里，我们发表公共言论时不再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许可。社会化媒体没有引发韩国的烛光抗议，也没有培养PickupPal用户更多的环境意识。这些影响都是由意图改变公共交流方式的公民们造成的，他们发现自己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
第32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12)
这种公开发表言论以及将我们的才能凝结在一起的能力，与我们之前习以为常的媒体的基础概念大不相同：我们不是在消费媒体，而是在利用媒体。因此，我们之前对媒体根深蒂固的概念现在正在慢慢剥离。
以电视为例，电视将移动的图像和声音进行编码，先通过无线电媒介，然后通过电缆传播，随后利用专门的解码设备再转化回图像和声音。用这种方式传递的内容的名称是什么？答案是电视节目。那呈现图像的设备又叫什么呢？答案是电视机。那制作播发内容、传递播放信号的这些人叫什么呢——他们工作的领域又叫什么呢？答案当然也是电视业。工作在电视领域的人们为您的电视机制作电视节目。
你可以从商店购买电视机在家里看，但是你买的电视机并不是你所看的电视节目，你看的电视内容也不是你买的那台机器。单这样说或许难以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用刻意去考虑电视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就用“电视”这个词统称一个集合体的所有不同的部分：行业、内容和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的认知有些模糊，但如果我们总想弄明白现实生活中每个系统的每个细节，我们会不堪重负。这样的集合体——既包括物体，也包括产业，还包括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并非独一无二地只在电视业存在。例如，收集并保护罕见的初版书的人，和那些购买充斥于市场的言情小说，废寝忘食地阅读，却在下一星期就把书扔到一边的人，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爱书之人。
这种集合体之所以很容易实现，是因为公共媒体的大环境长久以来一直很稳定。公共媒体最近的一次大变革还是电视的出现。在电视成为中坚力量的60年里，我们看见的变化其实很小——比如盒式录像带或者彩色电视机。有线电视是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开始普及）与90年代末（数字网络开始成为公众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之间媒体行业里出现的最重要的变化。
“媒体”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集合，同时指过程、产品和产出。媒体，正如我们说了几十年的那样，它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产业的产出，由一个特定的专业阶层经营，并且其中心在英语国家，即在伦敦、纽约和洛杉矶。媒体这个词既指这些行业，也指它们所制作的作品，也包括那些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只要媒体环境相对稳定，那么以这种方式来阐述“媒体”就是合理的。
尽管如此，有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将一个体系中的每部分都分开来考虑，因为这些部分无法一起运作。如果你花5分钟提醒自己（如果你还没到30岁，那就用魔法召唤一下）20世纪的媒体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什么样的——由数个电视网络和一些主流的报刊杂志组成，而今天的媒体看上去既奇怪又新潮。当环境稳定到连把经由电缆而不是天线获得电视信号都能被当做剧变时，有一种媒体的出现会非常令人震惊，这种媒体能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无限制地完美复制由他人无偿提供的作品。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这种媒体将广播和对话模式完全混合在一起，使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捆绑在“媒体”这个词身上的诸多概念正在解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针对这个词汇的概念，一种能摈弃诸如“某种由专业人士创造的供业余人士消费的东西”这样内涵的概念。
第33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13)
我个人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连接组织（connective tissue）。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朋友的生日聚会在何时何地举行；媒体就是你如何了解德黑兰在发生什么，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洪都拉斯首都。——译者注的领导者是谁，中国的茶叶价格是多少；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同事给他的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你下个会议将在哪里开；媒体就是你是如何知道10米之外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分为公共媒体（如一小组专业人士制作的视觉信息或印制的传播信息）和个人媒体（如普通人的信件或电话），而现在这两种模式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互联网是后古登堡经济时代的第一个公共媒体。你根本无须理会互联网的内在工作结构，只需体会它与此前500年间的媒体模式的不同之处就足够了。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数字化的（用数字表达），所以不会再存在类似于副本的情况。无论是一封电子情书还是一篇无聊的公司报告，每条数据与同一数据的其他版本都是完全一样的。
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没有人会说，“给我一个你电话号码的副本”。你的电话号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由于数字这个奇异的特质，旧有的区分专业和业余人士的副本制作工具的方式不复存在。过去印刷机为前者制作高质量的版本，复印机为我们复制其他的东西，而现在每个人都能利用媒体制作完全一样的版本，以至于旧有的鉴别方式根本无法分辨同样精准的原版和复制版。
另外，数码制作的方法是对称的。发射信号的电视台耗资巨大、配置复杂，而接收信号的电视机却相对十分简单。当有人买了一台电视机时，消费者的数量增加了一个，但创造者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当有人买了一台电脑或是一部移动电话时，消费者和制造者的数量都增加了一个。天才的分布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是简单的制造和分享的能力现在变得广为分布并连年扩大。
数字网络不断增加着所有媒体的流动性（fluidity）。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张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作。各个群体可以在像广播一样的媒体环境下交流对话。这项新的选择在原有的广播媒体和通信媒体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有的媒体可以相互转化。一本书可以同时在一千个不同的场所引发公众的讨论；一封用于对话的电子邮件可以被参与者公布出来；一篇供公共消费的文章可以引发私下的争论，而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许日后也会公之于众。曾几何时，像收音机和电话这样的公共媒体和个人媒体使用截然不同的设备和网络，但现在我们正以从前从未企及的方式在个人媒体和公共媒体间不停地转换。
最后，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互联网造成的情形是，每个人都在付费，然后每个人都得以使用。互联网并非单由一家公司所有，并单独经营其整个体系，它只不过是一系列有关如何进行两点间数据传递的协议。任何遵从此类协议的人，无论是个体的手机使用者还是经营一家大公司的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的合格成员。网络基础设施并不归网络内容制作人所有，它属于任何一个付费使用网络的人，无论出于何种使用方式。这种向后古登堡经济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它有着可互换的完美版本，彼此对话的能力，对称的产出和低廉的成本。
做“酒吧”里的业余人士
由于我们所了解的公共媒体直到最近为止都受到古登堡经济学的限制，因此无须思考，我们就能估量到媒体亟待专业人士保证其存在的事实。我们认定，我们作为受众，不仅仅被移交到被动消费的地位上，而且喜欢这样的地位。在我们头脑中有关媒体业的潜在理论的指导下，前述那种慷慨、公开而又极富创造力的行为看起来着实令人费解。与很多令人讶异的行为类似的是，这种错误行为主要源于将某一偶然事件的发生当做是一个深刻的真理。
大家分享各自的作品、视频、病症甚至是车上空位的动机并不是对金钱的渴求。有人经营像YouTube和facebook这样的服务是想要获利，而他们确实也做到了。业余爱好者无偿提供作品给那些通过收集和分享这些作品来获取利润的人，这似乎很不公平，至少传统媒体的经销商会付款给他们的撰稿人。在这种非专业人士能够分享作品的新服务形式下，获益的不是心满意足的作者而是提供分享平台的所有者，这就导致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要无偿劳动？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称这种形式为“数字化佃农”（digital sharecropping），在美国内战后的时期，佃农是那些在土地上耕作，但既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产品拥有权的农民。在数字化佃农形式下，平台的拥有者赚钱，而写东西的人却赚不到，卡尔认为这种形式明显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