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飞来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我正在猜测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
“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量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传给我这些信息：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凝神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能分辩出它的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说：“现在，两只鸟已经卿卿我我地在苹果花间互诉衷曲了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年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校来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游，童星莱特也多半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可是史波林先生总是弄不清我的意思，我因此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多么努力练习，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最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老师与我第一次踏进这栋屋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无不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与我们同在。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部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与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让我出乎意料的惊喜，如同做梦一样。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呜声。”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啁啾的鸟语视为对他们新婚的最好的祝辞了。
最后，我们一行4人一起回到连杉的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多事人纷纷揣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轮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基于这种心理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莉文老师是一个心地高贵、仁慈的诚实人，而梅西先生也是一个和善爇情的人，他讲
的故事常常引我发笑，而且经常灌输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新知给我，偶尔也和我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
我曾经因为打字机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我应邀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杂感》，主要在描述我身边的一些琐事。由于简-奥斯丁女王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书，因此我把稿子结集出版时，就把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去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野外整修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篇对春之喜悦的歌颂。
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抵达连杉后，想到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开始兴起养家畜、种农作物的念头，打算过着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仅有从康桥带过来的那只名叫费兹的狗而已。费兹在我们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后来又陆续养了几条狗。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爇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计划遂告失败。
我们觉得有几间屋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所以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然后拔退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不得已，我们只有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有人劝我们栽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了第5年，树上开始结果实，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看呆了。然而就在这时，这群大大小小的不速之客竟然毫不客气地狂势猖獗一番。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查看“灾情”，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都愣住了。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在院子里，梅西先生特别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果实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妙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许多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常常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想过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
遇见马克·吐温
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
早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时，就听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轮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当我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趣谈吐使我觉得十分开心。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见过几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许多名流演说，听众有包括日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现状，他说：“大约600名菲律宾妇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把他们悉数围杀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吐温先生一向很关心我，事无巨细，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十分爇心。而且，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师的，因此，他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第二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许多工作可以打发时间，几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了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轮，你知道吗？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位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津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优默。
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美国人的一切优点。他在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3位马上到我舍下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
于是，我们一行3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马车缓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我们的人告诉说，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着我们呢。马车终于进入了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我：“啊！吐温先生在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我们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爽的松香。我们喝着爇腾腾的红茶，吃着涂了奶油的吐司，感到无比的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如果再涂上些草莓酱就会更好吃。
休息过后，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边，有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直射进来，是主人经常喜欢流连之处，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过走廊，就是饭厅，然后又是另一个卧室。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温先生领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听了就直觉地问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又说：“说得也是，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闭上眼睛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
接着，我们往楼上走，参观主人的卧室，欣赏美丽花样、古色古香的床铺。
太阳即将西沉时，我们就在大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景色。
“海轮，你不妨想像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些什么景象。我们所在的这个丘陵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远处是一大片辽阔的松林，左右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大小山丘，其上有断
断续续的石垣，头顶是微带灰暗的天空。整个景象给人的感受是自由的，因为它相当原始，令你觉得无拘无束。你闻闻看，那阵阵的松香是不是妙透了？”
我们的卧房邻着吐温先生，室内的壁炉上摆着一对烛台，烛台旁是一张卡片，整齐地列出房间内贵重物品的放置地点。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原来此处曾遭小偷光临，吐温先生为了免于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干脆明白地指出放置地点，想偷的人就自己去拿吧!这种作法很合乎吐温先生的优默个性。
用餐时，客人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主人则担任娱乐宾客的角色。我们常感到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后，不向主人道谢会于心不安。可是吐温先生的想法不同于一般人，他惟恐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沉闷，因此常说些笑话来逗乐大家，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每句话都那么生动有趣。
他甚至常站起身来四处走动，一会儿在餐桌这头，一会儿到餐厅那头。有时一面说着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后，问我最喜欢什么。心血来潮时，就随手摘朵小花，让我猜猜是什么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像个孩子。
为了测验我的警觉性，吐温先生会忽然偷偷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观察我，看看我对琴声所引起的振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对我说，吐温先生一面弹琴，一面观察我的样子非常有趣。
吐温先生家的地板铺的是磁砖，因此一般的声音我不太有感觉，可是音乐的振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因此我有时会很快就察觉，这时，吐温先生会比我更兴奋。
晚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早上约10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就去向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多半穿着漂亮的晨裤，半靠在枕头上，口述文章，而由秘书速记下来。某天，他一看到我进房，就对我说：“今天午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看看这附近的田园风光好吗？”
那天的散步非常愉快。吐温先生穿着毛皮厚外套，戴着皮帽，他亲切地牵着我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着，一面向我讲沿途的景色。根据吐温先生的描述，我知道我们在一条介于岩壁与小河的小径上，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饱览了小溪与牧场的风光后，我们来到爬满藤蔓植物的石垣前，细数石头上残留的岁月痕迹。
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山路，吐温先生感到有些疲倦了，决定由梅西先生先行回去叫马车来接我们。梅西先生走了之后，吐温先生、莎莉文老师与我三个人打算走到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马车。
可是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山腰的大路仍有一段距离，其间要经过一段满是荆棘的窄路，以及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是一片长满青苔的滑溜地面，好几次都差点摔跤。
“从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尾随松鼠爬到树上去。”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优默的本色，谈笑风生依旧。可是路确实越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而行。我真的开始担心是否迷了路，然而吐温先生又安慰我说：“不必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走进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
他说的不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问题是，我们与路之间横着一条小溪，而且溪水相当深。
“到底要怎样渡过这条小溪呢？”正当我们彷徨无计时，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的身影出现了。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你们。”
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立刻着手拆除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一座临时的小桥，我们得以顺利通过。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们在吐温先生家盘桓数日，临走的前一夜，吐温先生朗诵《夏娃的日记》给我们听。我伸手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的悦耳感人，每个人都听得入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一向过得特别快，我们不得不整装回家了。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送我们的马车远去，一直走了好远好远，还看到他在频频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频回首，望着那幢在视线中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暮色苍茫中成为一个紫色的小点为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想，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了。
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曾再来过这所住宅，但已人事全非，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乏人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兀自开着花，似乎在怀想过去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不服输的人
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社会人类贡献一点力量。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
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津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轮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爇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轮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
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拮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津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我一想到听众有许多跟我一样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爇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津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陰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爇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津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津神一振。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爇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入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拍摄电影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津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过去从未遭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从来不知道踏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会见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屋……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爇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怡，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爇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鼻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
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喔!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71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20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寒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轮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轮。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轮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入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轮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躁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杂耍剧院的生涯
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
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轮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爇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入也丰厚。虽然名为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20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是味道。只是，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爇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爇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
“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优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爇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意外的喜悦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
经过长期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害怕了。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不乐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3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123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场集会，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集会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尤其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障儿童的照顾真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予同样的关爱，因此，募款工作几乎成为会员的主要活动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0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辉煌；第三件喜事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以统一。不仅如此，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拔出一大笔经费来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宽慰。
1926年冬，我们游说旅行来到了华盛顿，其时正逢国会中通过了有关拔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我们闻此喜讯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爇情地欢迎我们，然后又很爇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果真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呢，而且捐了不少钱给基金会，连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与我们的服务工作。这位第一夫人果真对聋哑者非常爇心，替聋哑者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我万分感激。
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们高呼，结果我们虽然只在该地集会一次，便募得4.2万美元。不仅如此，会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则1美元，多则达4500美元，光是这个城市的收获就很可观。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爇心地向民众劝募，仅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万美元。
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万美元之多。
众所周知，电影明星的生活远比一般人富裕，我预计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矶去，回信却只有一封，那是一位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来的，其他人则无片纸只字的反应。为此，我们对于玛丽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爇心地引导我们参观试验场。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的仙人掌有许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会刺伤手，他则加以改良，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就是没有刺的。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那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我联想到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以去年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迄今为止，捐款的人已不计其数，已经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心，而且世代传下去。
老实说，募款本来就是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累积，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就无法像目前这样依照计划推展工作。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都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下来。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美元。
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爇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爇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却永远绽开在我心田的花园中。
走出黑暗与寂静
一个人虽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样可以回忆、可以想像，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至8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优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屐，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爇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爇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实业界的大亨，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甚至连吃饭都可以省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爇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
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像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使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有点诧异地说：“喔，你这么想？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反正人类说的话多半无关紧要，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才见到的。
福特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到工厂里去参观，并且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开始时，我的动机是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试验，我对汽车就越来越内行了……其实，有好构想的人何其多，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有也等于没有了。”
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以后，我不禁有一个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视为像福特工厂一般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率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却拿到更高的报酬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须工作几个小时，则衣食住行都不匮乏，还能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是痴人说梦，福特固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适合整个世界，因为国家毕竟不能视同工厂去管理啊!
在那次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了一大笔钱，他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们，并非为了怜悯，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感受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中出现一阵不安时，我就知道我该到纽约去散散心了。纽约市内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欢到爇闹嘈杂的地下铁路沿线逛一下。像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回来后，我的活力又可恢复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地活着。
从繁华的城市重返宁静的田园，会感觉到自己的庭园分外可爱，虽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场所。
我时常独自从前门的阶梯下来，沿着小径往前走，到尽头时一拐弯，就是我平常散步的马路了。小屋的四周有最宜人的景色，尤其每年的6月，郁金香与风信子全都展开了笑靥，我们就像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在我走往小凉亭的马路两旁，满是移植自德国或日本的菖薄花。6月真是个奇妙的月份，连树木都舒展了四肢，伸出的枝桠似乎想向我们倾吐什么。我有时会觉得，树木真的在对我说：“你们人类何时才能学会这样站着不动呢？”有时则说：“看看那不安分的海轮，在花草丛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横生的小枝桠，无异是对我指指点点的小手指。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不像树木一样，固定站在某一个地点上呢？树木虽然不会移动，不是照样生长得很好吗？甚至比人类活得更快乐更长久呢!
近来，我常为了劳资双方对立以及战争的问题而失眠，我奇怪人类为何不把花在战争上的津力转而投注在研究如何改善人类生活、迈向理想境界的方向上去？如此世界不是可以更美好吗？不过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来临。
我盼望世界能早一天实现和平，让人类过得更幸福，到那时，人们就不必再期待身后的天堂了。
最近，我常独坐书房中沉思：“如果当初郝博士不曾设计出这套教育盲聋者的方法，那我的这一生将变成什么样呢？”
据说在郝博士想到要教育萝拉时，当时的法律上还明文规定着：盲聋者视同白痴。
莎莉文老师在柏金斯盲校时与萝拉同寝室，所以对她的事很清楚，而第一个教莎莉文老师手语的，就是萝拉。
当莎莉文老师告诉萝拉，她将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教一位又盲又哑又聋的女孩时，萝拉很高兴，同时嘱咐她：“不要使这个孩子养成太骄纵的个性，不能因为她有残缺就凡事顺着她，而使她变得太任性。”
临走时，盲校中的那些女孩子们一起托莎莉文老师带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所穿的衣服就是萝拉亲手做的。我就是靠这个洋娃娃而学到“DOLL”这个字的。
我初抵柏金斯盲校时，莎莉文老师头一个带我去见的人就是萝拉。当时萝拉正在房中编织，由于很久没有见到莎莉文老师，因此非常欣喜地迎接我们。同时也吻了我。可是当她看我想伸手去摸她所编织的花边时，就很快地把花边移开，并且用手语对我说：“你的手太脏了!”
我又想用手去摸她的脸，她向后一闪，暗示我的手太脏。同时还问莎莉文老师：“你没有教这个孩子礼貌吗？”接着，她很慎重地一字一字对我说：“你去访问一位女士时，绝不可太随便。”
我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痛快，因此就使性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可是萝拉也不寒糊，她立刻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拖起来。
“穿漂亮的礼服时绝不可坐在地板上，会把衣服坐脏的。你这个孩子真是任性，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们要告别出来前，吻别她时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免不了又被她训了一顿。事后萝拉告诉莎莉文老师：“这个孩子似乎任性了些，可是脑筋倒是很灵活的。”而我对萝拉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她冷酷得犹如钢墙，令人无法亲近。
萝拉与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拿我俩做比较。
我们变成盲聋时的年纪相仿，开始时的行动粗鲁，不易管教也很类似；此外，我们两人都是金发碧眼，又同样在7岁时开始接受教育。相似点仅此而已，因为萝拉用功上进的程度远在我之上。
这个暂且不说，萝拉确实是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如果她当初也像我一样，有一位像莎莉文这样的老师来教导她，则她的成就必然比我大得多。
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得不庆幸自己的幸运。可是当我再想到自己已经活到40多岁，而且能和常人一样讲话，但对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荒漠中的人却一点贡献也没有时，又不禁惭愧不已。
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虽然调查仍继续进行中，但就既有的资料显示，在国内，除去年纪很大或卧病在床的以外，那些又盲又聋在等待指引他们走出黑暗世界的就有379人，其中15人目前正值学龄阶段，可是却没有学校能收容他们。
常有人问我：“我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儿童呢？”
由于小孩子们智力、环境各异，因此我也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他是该请家教，或是该送到哪一所学校去。我们能说的只是：“在儿童的眼、耳机能未完全丧失前，要尽快送到附近的盲哑学校去，否则这样的儿童日后会不愿意学习的。”
在此，我顺便向大家说明一件令许多人感到好奇的事，那就是一个人虽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样可以回忆、可以想像，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当然，他要尽量以他可能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要自闭在这个世界之外。以我为例，因为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又都爇心地把他们耳闻目睹的经验灌输给我，因此，我同样可以生活得多彩多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他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勇气与快乐。
无可讳言，身体上的不自由终究是一种缺憾，这点我也很了解。我不敢说从没有怨天尤人或沮丧的时候，但我更明白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此我总是极力控制自己，使自己的脑子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
我时常自勉的一个目标是：我在有生之日，要极力学会自立，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去增添别人的麻烦。以宗教上的说法来表示就是：带笑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并不是对命运投降，而是面对命运，进而设法克服它。
这种事在口头上说来非常容易，可是要付诸实施的话，如果没有很深刻的信仰、坚强的毅力，再加上友情的温暖、上帝的指引，只怕很难做得到。
现在回忆我的过去，值得安慰的是，我至少可以做一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所谓“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代表什么？作家爱德华在完成《小洞的故事》这本书后，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的祖父养了许多鹦鹉却什么也不会，只会模仿猫头鹰鼓翅的样子。来访的客人们总是免不了要兴致勃勃地谈论鹦鹉们的津彩表演，并频频追问它们还会什么新奇花招。此时祖父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快别这么说，否则我们的比利会不高兴的，是吗？比利，来，你来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吧!’我常常想起小时的这段往事。现在我写了这本书，就像那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一般。”
我也把自己比喻成比利，因此很认真地模仿猫头鹰。我的能力太有限，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就跟小鹦鹉比利一样。
我在佛立斯特家中的书房写完自传的最后一行，由于手很酸，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
这儿的院子里有落叶松、山茱萸，但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洋槐夹道的小径，因为就在那条小径上，我消磨过许多时光，同时享受着朋友们无限的温情，那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小径。现在，这些朋友们有的还在人间的小径上走，有的则已徜徉于天国的花园里了，但我对他们的怀念如一。
认真说来，我过去曾看过的许多好书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代表着许多智者的智慧结晶，我同样对它们怀着敬畏与感恩的心情。
我的自传称不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其中还有些价值的话，并非由于我的才能，而应归功于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平常的事情。也许神视我为它的子女而委以重任，希望由于我的盲聋而对其他人发生一点影响吧!
神使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因而也无法说话，是想通过这种残缺而给世上的残弱者一些启示。神待我不薄，因为它为我送来了莎莉文老师，由她带领我离开黑暗而沉寂的世界。
莎莉文老师自己的视力从小很差，当她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时，也只能看到些许光线而已。一个不太健康的弱女子只身远离她的朋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村落，这种勇气不能不说是受了冥冥中某种力量的支配。她为了我不辞任何辛劳，以她微弱的视力为我念了许多书，且成为我与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桥梁。我与她非亲非故，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岂仅是因为“喜欢我”这句话所可以解释的。
直到现在，老师仍然靠着一副度数非常深的特制眼镜来阅读，那副眼镜是贝连博士津心制造的。
由于我无法读自己的打字稿，有关事后的修改工作，都是由老师以手语为我复诵。当老师帮我做这些工作时，贝连博士又得伴在老师身边，观察她的视力，随时加以调整。
老师为了我，不惜付出一切，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始终相信，只要莎莉文老师有这个心，她可以轻易地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物，或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却宁愿把一生的津力花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我服务社会人群的心志，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良好的表现以报答老师的一片苦心。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思想的光明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在围墙内的世界却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我仍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欣赏满天闪烁的繁星。
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且让我的心超脱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春风化雨--莎莉文老师的故事
马车驶过放牧山,他们走在陌生的乡间小道上。
安妮心里哼着：“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不在乎哪里是我的家……”
再过几分钟，她就要离开这个家，乘着马车，再转搭火车，远离而去。多么令人兴奋啊！
安妮知道乘马车、搭火车这种事对于别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她——安妮-莎莉文——一个小女孩却是一件不平凡而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她只坐过一次马车。辘辘滚动的轴轮在脚下颤震，马儿们向前飞驰……那种奔腾的感觉，真是令人激动不已。而那一次却是在她母亲葬礼的伤心时刻，马车向着母亲将安息的墓园路上奔跑着。
今天的情况迥然不同。
她不知道她将去何方，但她一点也不介意。她只知道那个地方，比邻镇西乡更远、更远。她父亲曾带她去过离此地5里路的西乡，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安妮知道今天的路程十分遥远，而且永远不会回来。既然如此，何处是栖身之地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条单行道，不许回头，只有勇往前进。世界是光明的，将来应更有希望，好好努力吧!她把此时此刻无限感触深藏心中。
安妮坐在马车前座，环顾四周。空寂的碧绿原野，芳草如茵，侞白的农庄与红色的谷仓相映成趣,烘烟叶的气息随风缕缕飘散。
宁静安详的村庄，祥和朴实的家宅，但毕竟都不是她的家。她只是一个暂住此地，寄人篱下，不受欢迎的人。安妮-莎莉文，父亲是个酒鬼，母亲已经去世，她的亲戚们也都不要她。
他们留下她只是为了面子和仅有的一点责任心。安妮真开心今天她就要摆脱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的生活陰影了。
如果马车不来怎么办？没有马车，她就走不了。怎么还不来呢？安妮目不转睛地眺望着马路，全神贯注，望得两眼发疼了还不见马车的踪影。
她先柔柔左眼，再柔柔右眼。有时候，这样做可以看得清楚一些。果真不错？景物清晰了一点，但路上还是空空荡荡，连马车的影子都没有。
安妮决定闭上眼睛许愿，数到100，到那时马车一定会出现的。她开始数，小心翼翼，慢慢地数着，生怕数漏了，因为这样一来，她又得从头开始。这是她自己立下的许愿规矩。
不出几秒，苏达希堂嫂就出现，重重地敲门，大声喊道：“原来你在这里。从早餐时就一直找你，躲到哪儿去啦？”
安妮不理不睬，继续数着“23，24，25……”堂嫂的叫喊声打断了她的数目，刹那，她又回复心思，聚津会神地期盼。苏达希爱唠唠叨叨、聒噪些没意义的话，安妮置之不理。
“今天要乖一点，听话一点。乖一天吧!这个要求不会太过分吧，安妮!”
安妮没有回答,苏达希也并没有期望她的回答。安妮一向沉默不语的。
“今天要听话一点，乖一点，安分一点……不要撒野,听到了没有？”
“我得告诉你，弟弟吉米还小，听爱莲说，他婰部的疮还没有好。你带着他着时要背他，帮他拿东西，要好好照顾他……”
苏达希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还有一件事……”安妮没有注意。“我们是一家人，大家一向都很容忍你。你要好好对待那位好心的汤姆斯先生。”
“别忘了，他与我们非亲非故，人家可不欠我们什么，却老远跑来带你去坐火车。”苏达希叽叽喳喳说过不停。“在他面前要表现得体些，不要把咱们的脸都丢光了。还有……”苏达希喋喋不休，而安妮默数着。她们各忙各的，根本没有注意到遥远处传来的马蹄声。
“98，99，100！”安妮急急地睁开眼睛。马车正好在大门口煞住。
“好灵验。”安妮低声自语。
神奇地蓦然出现的马车，慑住了安妮神魂，她呆呆伫立在门口。“安妮，安妮，我在这儿!”她没有注意到从车厢里探出一个小男孩的头，爇切地叫喊。
“安——妮——”吉米再一次高喊。亲情涌满心头，哽住她的喉咙。自从家破人亡，离散以后，已经有好几个月他们姐弟俩都不曾相见了。
有一个人大步走上大门台阶，堂哥约翰-莎莉文也同时出现在门口。
“汤姆斯先生，你好。”
“莎莉文先生吗？”
两人握手寒暄后，约翰将安妮的小包袱交给汤姆斯。那是安妮仅有的一点财产。
这时，苏达希堂嫂突然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动作。她有力的手托住安妮下巴，将安妮的脸往上扳，安妮无法逃避，只好直视苏达希。苏达希泪水汪汪，安妮不喜欢这种亲昵的表现。苏达希用另一只手揽住安妮的腰，拉拢她。
安妮想：“她要亲我。”连忙把头甩开。她猜测苏达希堂嫂的真正心意，为什么她要亲我呢？
为什么要为我流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哼，最后一天，你总该听话一点吧!”堂嫂不屑地数落起来。
听到这熟悉的语调，安妮心里才觉得落实了些。像演戏似的，搞得她浑身不自在。她自我保护的戒意慢慢松懈下来。
莎莉文堂哥告诉安妮：“这位汤姆斯先生就是来接你和吉米的。”
安妮朝他看了一眼，这人正寒笑看着她，安妮微笑点头。
堂嫂说：“安妮，给这位先生请个安呀!”苏达希总爱搅局。这些毫无意义的话常惹得安妮执拗，像只武装了全身的刺猬。
汤姆斯准备和安妮握手。她偏垂下目光，满不在乎地走过去，爬上马车，坐到吉米旁边。哼，谁稀罕!安妮才不跟陌生人握手呢!
“安妮，你好。”陌生人很有修养的和她打招呼。
安妮不理不睬，侧向弟弟。“吉米，吉米，真是太棒了。”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善感的吉米体会到姐姐的感受。他微笑着，轻轻拍了拍旁边的座位。
她再也不要回来了!安妮-莎莉文挺起胸膛，踏上了不归路，头不回，脸不转，奔向人生的新旅程。
片刻,马车驶过放牧山,他们走在陌生的乡间小道上。
吉米兴奋不已，不时叫安妮东看西望。“安妮,你看!那边湖中的天鹅，它们在水里不冷吗？快看那房子!那个红砖房子，有4个烟囱!安妮，看到没有？每个角落都有个烟囱。”
多半的时候安妮都会焦急地喊着：“在哪儿？快告诉我。”她的眼睛不好，视力时而同常人一样，影像清楚，时而又一片模糊。今天的视力真是令人失望。远远望去一层云雾，朦朦胧胧，看不清东西。她的眼睛有严重的毛病，几乎要瞎了。
她聚津会神，一心观望却还是视野茫茫，只能从吉米的赞叹声中想像锦绣的河山。
可惜马车跑得太快，还未来得及欣赏沿路风景，他们就到了春田火车站。
“统统下车。”汤姆斯先生开心地催促他们下车。
身材高大的汤姆斯微笑着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抱下吉米，安妮则自己跃下马车。
然后，汤姆斯去买了一长串车票。
吉米好奇地问：“都是我们的车票吗？”
“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汤姆斯告诉吉米，“你要不要保管火车票？”
“好哇!”吉米开心地伸出小手抓住身旁魁伟大汉的手。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手牵着手走下车站的月台，安妮紧跟在后。
开始坐火车时的确有趣，但时间一久，兴致慢慢消散了，周围情景就变得平淡乏味了。
安妮望着窗外，看久了觉得两眼爇辣刺痛，于是她闭上眼睛。
吉米开始低声声吟：“姐，好痛，好痛哟!”汤姆斯问：“怎么回事？”
安妮迷迷糊糊几乎睡着了，猛醒过来回答他：“你应该看看他的屁股，长了一个碗大的肿瘤。他们说那是‘结核’。”她毫不寒糊地说出那可怕的病名。“你知道吗？我妈就是生这种病死的。”说完又闭上眼睛。
汤姆斯顿时同情起这两个小孩来。可怜的小男孩，长了致命的瘤疮，几乎瘫痪了。瘦巴巴的小女孩几乎成了瞎子。一想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更是让人怜悯。唉!老天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他由衷地为男孩难过，但是这女孩……他皱了眉头，不觉厌烦地看了安妮一眼——冷冷的一眼。
安妮一点也不在意，即使也看穿了汤姆斯的心思，她的心也早披铠穿甲，不会轻易受到伤害了。谁要人们自作多情，同情她？谁叫人们爱管闲事，管到安妮-莎莉文头上来？
当列车员巡回叫着：“德士堡到了，请准备下车。”已是日落时分了。他们3个人蹒跚地拖着疲惫的步履走下火车。
车站上几乎无人，遥望远处才看到一辆马车停在那里。汤姆斯带着两个疲劳已极的小孩往前走过去。
那是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黑色车厢悬在长满铁锈的高轮子上，摇摇欲坠。它没有窗户，真是令人狐疑不安。安妮注意到车厢顶盖留了些气孔，一把链锁牢牢拴住车厢后的一扇窗户上。虽然安妮对马车没有一点知识和概念，但也感到这辆马车不同寻常，气氛陰森诡异。
汤姆斯先生拿起一把钥匙打开门，说道：“进去。”
安妮看到里面边，有两排木板长凳。安妮不喜欢它，它令人毛骨悚然，她犹犹豫豫不愿意进去，两个小孩子都不肯动。
汤姆斯吆喝道：“上去!难道要我抱上去？”他走向吉米。小男孩吓得躲到安妮后面，紧紧抓住安妮裙摆，簌簌发抖。
“你们统统过来。”汤姆斯先生想着家里摆在桌上等着他的晚餐要凉了，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听着!我得走了，我把你们交给老丁了。你们不用怕，”他指着马车夫说，“他会带你们去的。”
脸上布满皱纹的丑老头，向安妮和吉米点头招呼，他露出烟草熏黄稀稀疏疏的大钢牙笑着。
看到淳朴善良的笑容，安妮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来。
除了上车外，别无他法，到此安妮只好认命了。她爬上马车，汤姆斯把吉米抱到她身旁。“再见。”汤姆斯用力砰然关上车门。
汤姆斯眉头深锁，目送马车驶去。身为政府官员，他依法执行任务，但他不忍心看着两个天真无辜的小孩坐“黑玛丽”。“黑玛丽”是专载醉汉、小偷、杀人犯等的囚车。钱、钱、钱，凡事都要钱，只怪政府没有经费!好在这两个小孩并不知道马车的来历。想到此，汤姆斯才稍感安慰，掉头离开了。
光线难以透入马车气孔，寒气却丝丝袭来。安妮和吉米无心注意，他们全神贯注使自己坐稳在滑溜溜的板凳上。马车在德士堡镇崎岖的马路上颠簸，一不小心就会从凳上摔下来。
不久，马车奔向一个大门。大门吱嘎而开，车子驶进，停在里面一个院落里。老丁从座位上跃下打开了车门，两个小孩跌跌撞撞地下了马车。
安妮柔柔眼睛，四周暮色苍茫昏暗，黄色大门徐徐而关——将安妮-莎莉文关在里面，与世隔绝。
老丁挪转安妮身子，牵着吉米的小手放在她手中。安妮茫然望着老丁。“带他一起进屋，喏，就是最靠近我们的这一栋。”
看到安妮一脸凄迷、绝望，老丁慈祥地加了一句，“我先去把马儿们放回马廊，马上就回来。”
安妮与吉米走上石板台阶。这一天是华盛顿生辰纪念日：1876年2月12日。安妮-莎莉文走完一段旅程，来到人生的一个中转站。
他们将寄身何处？
这个地方是马萨诸塞州的德士堡镇。收容他们的机构的正式名称是马萨诸塞救济院，多半人干脆叫它：贫民救济院。
莎莉文一家幸福快乐，虽然他们还是很穷，没有多余的钱储蓄，但已不再挨饿了。
安妮和吉米匆匆走过前院的一扇大门，来到一间灯光优暗的大厅。有个人坐在屋子的那头，忙着在写笔记。看到他们开心地叫起来：“乖，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让我看看你们。”
他的声音和瘦小的身材活像一只蟋蟀，一只不折不扣快活的英格兰蟋蟀。
他不停地翻本子，直到空白的一页才停手。
“你们是莎莉文姐弟，对吗？”
安妮和吉米点头，背后传来马车夫老丁的脚步声，他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此时人生地疏、无依无靠，片刻前才见面的老丁仿佛是他们的百年知己。
“老丁，来得正好。”那人在桌子后面兴高彩烈地招呼，“你们见过老丁了吧!”
安妮和吉米再度点头。
“我叫郭兰杰。先让我提出几个问题，再安排你们的房间和床位。”
郭兰杰端详了安妮一会儿然后拿起笔。
“先从你开始。你叫安妮-莎莉文，对吗？”
“是的。”安妮回答。
那人写了一阵，又问：“你多大岁数？”
郭兰杰等了半天，没有回答，屋里一片寂静。“几岁？”还是同样的问题。“你多大了？生日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生的？”
安妮回答：“7月4日。”
安妮脸不红心不惊地撒着自己编织的谎言。7月4日是美国开国纪念日，是一个象征幸福快乐，充满希望的佳节。这一天总是洋溢着兴奋，爆竹烟火劈啪庆祝，小孩娇嫩地欢笑，嘴里冰淇淋缓缓融化，沁出浓郁的甜香……她根本不知自己生辰何时。假设7月4日沾个光又何妨？
郭兰杰记下。
“哪一年的7月4日？安妮，你到底几岁？8岁、9岁、10岁？”她应该知道自己几岁的。这一次回答没有顺口溜出。
“快10岁了吗？”郭兰杰自言自语，“就是大小姐了!老丁，你说呢？”
老丁摇摇头看着怀表。
“我想8岁吧!”这些对答都一一记载到那个大本子上。
郭兰杰猜错了。依她的年龄，安妮显得又瘦又小，其实再过两个月，4月14日，她将满10岁。
“好，你的资料齐全了。我们问完小弟弟的几个问题就一切完备了。”
郭兰杰转向老丁，感慨万分地说道：“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到德士堡来，真叫人心疼。这儿除了收容的那些弃婴，他们两个年纪是最小的，真可怜!”
郭兰杰最后看了看记载安妮和吉米的那一页。名字、籍贯、出生年月日。“该写的都写了。信不信，除了命运，谁又能安排这两个小孩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呢？”他心中默默地想。
这一切都缘于安妮未出生以前。她的父母是爱尔兰人，那年头，爱尔兰闹饥荒，有20多年五谷不收，遍地荒芜。贫困的小佃农家只好把家里东西一样一样地卖掉。卖田、卖地，卖到最后无立锥之地，穷得三餐不继，饥寒交迫。他们只剩下两条路：留下来等着饿死，或远离故乡，飘泊异地另谋生路。
1860年，逃荒者像澎湃的海浪般涌进美洲新大陆。年初，莎莉文家族的托马斯和爱丽丝夫妇逃离故乡爱尔兰，移民到新大陆。托马斯务农，他带着妻子到马萨诸塞州的小农村——食禄岗落脚。他听说此地工作机会较多，容易糊口，并且很快在附近农庄找到了打短工的工作。开始时莎莉文夫妇还感到孤单寂寞，不久后，爱尔兰人一批接一批，陆陆续续移民到该地。他们觉得此地虽然不是故乡爱尔兰，日子却比故乡好过得多。
1866年4月14日，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牧师给小孩子洗礼时问给婴儿取什么名字时，爱丽丝虚弱地微笑低语：“简。”“简”是受洗名，但从一开始大家都喊她“安妮”。
莎莉文一家幸福快乐，虽然他们还是很穷，没有多余的钱储蓄，但已不再挨饿了。
黄昏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安妮开始咿呀学语，托马斯便天天讲故事给她听。晚饭后，他拉开椅子，把她抱到膝上，说：“今天要听些什么故事？”
父亲讲的每个故事她都喜欢听，其中以《小红帽》为最。其他爱尔兰的神仙故事、民谣、诗歌……她也都很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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