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关键是经济，笨蛋”，那么就是建筑业引发了商业活动并且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欧盟各成员国现在约有1.9亿栋楼，而每一栋楼都是一个潜在的小型发电厂，它能吸收可再生能源—照射到楼顶的太阳能、墙外的风能、从房子里排出的污水、楼房下面的热能等。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经济公寓、街区、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工厂，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地产以及工业区繁荣的话，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会将每一个现存的大楼转变成一个两用的住所—住房和微型发电厂。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二个支柱。
1.9亿发电厂（2）
现在，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正与可再生能源公司联合，将大楼转变成小型发电厂，就地收集绿色能源，为整栋楼房供电。
菲多利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卡萨格兰德的工厂就是这些新一代小型发电厂中的一家，它的理念是“零排放”。工厂利用太阳能聚光器产生的电来炸制薯条。在西班牙的阿拉贡，通用公司的生产装备顶端装有一个1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机，产生出可以供4 600个家庭使用的电量。最初7 800万美元的投资将会在10年内收回成本，在这之后发电的成本将几乎为零。在法国，建筑业巨头布依格公司则更进一步，它在巴黎郊区创建了一个先进的综合商业办公区，这个地区收集的电能不仅能供自己使用，甚至还有节余。家庭居民也可以将他们自己的房子改成小型发电厂，只要提前交付6万美元定金，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些电池板能生产出足够的电力，满足房子所需的电能。如果有剩余，则可以卖给电厂，投资回收期为4~10年。
从现在起25年内，数百万的建筑—家庭住房、办公场所、大型商场、工业技术园区—将会一物两用：既可作为发电厂，也可以作为住所。接下来的30年，商业和居住用房大规模转变成发电厂将引发建筑业的繁荣—创造出数以万计的新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同时，也会对其他行业产生乘数效应。
那么，在地区层面上情况怎样呢？仅以英国为例，卡梅伦政府预计，单是将全国2 600万家庭装上能有效利用能源的隔热装置，并且使他们用上更加清洁高效的能源一项，就可以创造多达2.5万个就业机会。
将楼房转变为微型发电厂，会创造大量商业机会和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以建筑和房地产行业为例。2008年，我的全球政策研究团队开始与西西里大区主席拉法埃莱?隆巴尔多商讨如何将这一地区改造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模式。按照西欧的标准，西西里地区的500万居民是相对贫穷的，但是那里的日照却很充裕。一项有关这个地区的研究表明，今后20年，只需把6%的屋顶装上太阳能板，这个地区就可以产生1 000兆瓦的电量—完全能满足西西里地区三分之一居民的用电需求。同一研究显示，当地有超过3.6万家中小型建筑公司、建筑事务所以及工程公司都有能力完成这项工程。改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模式后，在未来20年内，这一模式将为中小企业和家庭创造出40亿~50亿欧元的市场价值，并将产生350亿欧元的额外回报。
意大利的税收返还政策为这一进程提供了重要动力，它是通过为市民承担5%电费的方式实现。至今为止，申请安装太阳能供电系统的大多数是大型光伏发电厂，申请分散式发电项目的很少。但是，如果政府能为中小企业和业主提供资金来帮助安装这种太阳能装置的话，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1.9亿发电厂（3）
绿色抵押贷款同样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银行和其他贷款公司可以以较低利率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企业和业主提供贷款。假设平均8~9年可以收回成本，企业和业主抵押贷款20年，那么，在还完贷款后的11~12年里，所发电量完全由自己支配。每个月节约的电费可以用来偿还贷款，这是降低利率的基础。房屋兼做电厂，这反过来也促进了房屋增值。一些银行已经开始提供绿色特别抵押贷款，在未来的几年中，绿色抵押贷款很有可能带来抵押贷款业务的重组，促进世界各国建筑业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看提升能源利用率、使用可再生能源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能源资源组织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汉斯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就业创造分析模型，来分析2009~2030年的电力部门，数据来源于15个单独的案例。这个模型将多个变量纳入其中，比如，电力系统中其他部门在向高效能、可再生能源行业转移时减少的岗位，因消费增加而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经济行为带来的乘数效应等。这项研究预测：如果将年发电量增长率减半，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达到30%，那么，2030年就能增加约4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将整体标准提高至40%—世界上一些地区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已经达到60%，2030年时，将有更多的国家对此有更高的标准—那么在美国净增加的就业机会将超过550万个。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的，这些新增就业机会只将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可再生能源和将建筑转化成微型发电站—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对待，它与能量储存、分布式智能网的建立、交通工具改用插电式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无关。通过比较发现，上述模型的预测与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实现20年就业增长非常相似，当时处于20世纪80年代末，互联网还没有发明出来。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个支柱都相互关联时，便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枢纽系统，它能显著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创造数以万计的商业和就业机会。
在大型能源公司统治经济领域长达一个世纪以后—且不说它们对政府的政策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一个新的倡导民主分配能源的计划出台。这个计划将通过创建数以百万计的微型能源企业来实现。正如一位观察员评论的，这是“权力属于人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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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再生能源总量多、清洁、让我们得以生存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但它们也存在一定问题。太阳不会一直照耀，风不会一直吹拂，或者即使有风，也可能不是我们需要的那一种。可再生能源多半是间歇式供应的，而传统能源虽然有限且造成污染，却能提供稳定的供给。
2002年5月，我与当时的欧洲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在华盛顿的欧盟使馆里进行了短暂的交流。我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想法：我对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达到20%这一目标的实现十分担忧，这意味着欧洲三分之一的电力将依靠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不稳定的能源来供应。我说：“我来描述这样一幅画面：现在是2020年，欧洲已经实现了这一能源目标。在6月中旬—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欧洲大部分地区上空的云层遮住了阳光，时间长达数周。不幸的是，同时还没有风。如果这还不够，再加上气候变化带来发电区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干旱，全欧洲都没有电了。我们该怎么办？”
普罗迪虽然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两次担任意大利总理，又是欧洲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但却十分谦虚平和。他用手托着下巴，似乎在思考我说的话，然后把问题又抛给了我：“有什么建议吗？”“是的，”我说，“我们需要尽快投资，对储存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行研究。否则，我们将无法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没有一定规模的储存，我们可能会遇到困难。”（8年以后，比尔·盖茨再次提到类似想法，认为划算可靠的储存技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是一个关键因素。）
电力和公共事业公司抱怨说，当电网中有15%~20%甚至更大的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时，电网供电就会受到天气影响，我们将面临着周期性断电、限电的状况。有一些前景较好的技术，包括流电池、飞轮、电容器、水泵等。我一直在研究这几种不同的技术，最近得出结论：虽然我提出了不同的储存方法，但氢气由于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很有可能成为解决长期储存介质问题的关键。
长久以来，作为后碳时代的制胜法宝，氢气备受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推崇。这是宇宙中最轻、最多的气体，并且是恒星的组成成分，包含不止一种碳原子。地球上到处都能找到氢，但在自然界中，它不是以独立的形态存在的，而是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其他能源之中，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中。事实上，大部分用于商业和工业的氢气是从天然气中提取的。氢气也可以从水中分解出来。大家都知道高中化学课的电解实验，将阴阳两个电极放置在具有更好传导性的电解液中，当直流电通过时，氢气便会在负极释放出来，氧气在正极释放出来。关键的问题是，从无碳的光、风、氢、地热等能源中产生电、再用这些电去分解水中的氢气、氧气，是否是个划算的选择。
我提醒普罗迪说，宇航员在太空中以氢为燃料绕地球飞行已近50年，是将其拿回地球用做可再生能源储存介质的时候了。
阳光不会一直明媚，风力不会一直充裕（2）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阳光照射到太阳能电池板上时，会产生电能，其中大部分用于给建筑物供电。如果电能出现了盈余，便可以用做储备能源。如果太阳光不好，氢气便可以再提取出来用于发电。普罗迪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氢知之甚多，他的哥哥维托里奥是一位世界级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欧洲议会成员之一。我和维托里奥成了好朋友。在对议员和企业界有关将氢用做可再生能源储存介质的工作原理和好处这方面知识的普及上，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几周的会议里，我向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氢作为可再生能源储存介质可行性的战略备忘录，普罗迪随即在2003年6月布鲁塞尔会议上宣布了一项价值20亿欧元的氢能源研究方案，这项由欧盟委员会授权通过的方案旨在为欧洲今后实行氢能源经济奠定基础。在开幕会致辞中，普罗迪总理阐述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氢能源作为储存介质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必须明确是什么在推动欧洲氢能项目的发展。我们一直倡导，到本世纪中叶，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稳步迈向全面整合的氢能经济，正是这一目标在推动着欧洲氢能项目的发展。”至此，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三个支柱已经落实到位。
2006年，我就同一问题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准备了第二份备忘录，建议德国政府批准实施氢能研究发展方案。结果，默克尔总理同意了我的建议，并为优化新型存储技术投入了大量资金。第二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宣布了价值74亿欧元的公私合营计划，这就是囊括整个欧洲氢能的研究发展以及相应部署的联合技术行动草案。
包括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立、建筑物载能以及以氢的方式部分储能在内的三大支柱，引出了第四个支柱，那就是将由数以百万计的建筑物生产、存储的能源传输到整个欧洲的途径。
能源互联网（1）
截至2005年，尽管智能电网的创建已经开始为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回报，但人们始终没有找到把这一方法融入欧盟或其成员国的途径。IBM公司、思科系统、西门子以及通用公司都跃跃欲试，期望把智能电网变成能够运输电力的新型高速公路。由此，电力输送网络将会转变成信息能源网络，使得数以百万计自助生产能源的人们能够通过对等网络的方式分享彼此的剩余能源。
这种智能型能源网络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庭、办公室、工厂、交通工具以及物流等无时无刻不相互影响，分享信息资源。智能公用网络系统还与天气的变化相关联，使得电流以及室内温度会随着天气状况的改变和用户的需要而改变。此外，这种智能网络还能够根据家用电器用电量的多少来进行自我调节，如果整个电路达到峰值，软件就会进行相应的调节以避免出现电网超负荷的情况，举个例子，为节能省电，洗衣机每到一定的负荷量便会跳过一次清洗周期。
由于电网电流在一天24小时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每栋大厦中分布在数字仪表上的实时信息会采用动态定价的形式，以便消费者能够根据价格变动自动调整用电量。此外，能够接受用电调整的消费者将会享受相应的优惠。与此同时，动态定价也将促使能源生产商们把握回收电流的最佳时机。
最近，美国政府划拨资金发展全国智能电网。这些资金将被用来安装数字电表、高压输电传感器以及发展实现高科技电力分配的能源储存技术。这将使现有的电网转变为互联网式电网。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城市公共服务能源公司、科罗拉多州博得市的艾克赛尔公共事业公司、加利福尼亚的南太平洋电气公司、森普拉能源公司、南爱迪生电力公司将在今后的几年间架设部分智能电网。
智能电网是新兴经济的支柱。正如互联网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商业机会和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智能电网会带来同样的辉煌。只不过“它将比互联网大100或者1 000倍”，思科公司副总裁玛丽·哈塔尔指出，虽然有一些家庭已经接入互联网，但是还有一些没有接入网络。由于每个家庭都连接了电网，因此所有家庭都有可能通过电网连接起来。
20年来，许多政府和全球企业的领导人问我：“你对运用‘软性’可再生能源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对能源的需求有什么期待？”政府以及能源与公共事业行业的老一代的领导者，如同当年唱片业巨头们面对文件共享的挑战时一样，没有意识到分散式能源能够改变能源本质的潜力。
第二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以往影响经济的因素，从分布集中的传统化石燃料以及铀能源向分散式的新型可再生能源转移。如今，人类已掌握了一种先进的软件技术，能够帮助相应的企业与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小型台式电脑相连接。一旦成功连接，这种扁平化技术的威力将大大超越世界上最大的集成式超级电脑。
能源互联网（2）
与之相似，互联网式电网已经应用到一些地区，改变了传统输电网的模式。当数以百万计的建筑实时收集可再生能源，以氢的形式储存剩余能源，并通过智能互联电网将电力与其他几百万人共享，由此产生的电力使集中式核电与火电站都相形见绌。
荷兰电工材料协会曾为电网智能化联盟—一个由美国信息技术、能源、公共事业企业、学界、风险投资者组成的智能电网联合体—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只需投入160亿美元以鼓励全国电网智能化，就可以带动640亿美元的项目投资并创造28万个就业机会。智能电网对其他四个经济支柱产业的增长十分重要，它的实施将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建筑业和房地产市场、氢能源储存工业、电气运输部门创造几千万个新就业机会，因为它们都依赖于智能电网为其提供平台。但是，与欧洲委员会所期望的通过智能电网计划创造的就业数相比，这一估计数字还是较小。欧洲委员会预计通过公共与私人部门1万亿欧元的投资，未来10年间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网络。
今天的分布式智能电网的概念已经不是大多数主要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刚开始讨论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时所设想的模样了。它们早先的观点是建立集中式的智能电网。这些公司预见到通过智能仪表和传感器的应用将现有的电网数字化，使公共事业公司能够实现包括实时电流量监控在内的远程收集信息。它的目的是提高电流在电网中的输送效率，降低维护费用，并且更精确地了解用户用电量。它们的计划是改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创造。正如我所知道的，关于使用互联网技术革新电网使其成为相互连通的信息能源网的讨论寥寥无几，而这样做将能够使数百万人自主创造可再生能源并与他人分享电能。
2005年，IBM公司在德国的主管们开始就未来智能电网应用的可能与我进行沟通。我已经在沃顿商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教育课程以及与苏格兰能源、辛那杰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等公共事业企业的座谈会上，深入讨论了将传统电网转变为可分享能源的互动网络的可能性。智能电网就是我2002年出版的《氢能源经济》一书的中心主题。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讨论这件事情的人。艾默里·洛文斯许多年来一直提倡这一观念，并且拥有很多能源与公共事业领域的追随者。
早在2001年，美国电力研究所在它的报告“未来展望”中评述道：“分散式能源生产的发展可能会采取与计算机产业发展极为相似的路线。大型主机电能已经让位于小型化、在地理上分散分布的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它们相互连接、充分整合，成为一个极富弹性的网络。在电力行业中，集中式电厂仍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更加需要更小、更清洁、分散化的发电厂，能源储存技术将支持它们的发展。对这样一个系统，最基本的要求是先进的电子控制技术，对于控制、处理由如此复杂的互联系统所带来的海量的信息与能源流通，它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IBM的伙计们让我接触到了吉多·巴特尔斯，他是一个一直致力于在全球推广IBM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概念的荷兰人。吉多也是电网智能化联盟的主席，这个联盟是由信息技术、能源及公共事业公司所组成的财团，它与美国能源部合作以推动智能电网发展。对于IBM的未来，我和吉多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IBM的首要动力是以传统的、中央集中管理的方式来改革现有电网。通过微电网将能源连通并回售给输电网的观念，虽然被公认为是IBM智能公共事业网络的一项潜在功能，但现在还不是它成为新型经济观核心的最佳时机—虽然IBM明确表达了下一步将会进军第三次工业革命。巴特尔斯和艾伦·舒尔理解真正的分布式智能电网的潜力，并与全球客户合作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互联网（3）
另一个叫皮尔·纳布厄斯的荷兰人—他是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也开始谈论双向信息化能源网的优点。纳布厄斯在欧盟的地位与巴特尔斯相同—领导着欧洲智能电网技术平台。如同美国的电网智能化联盟，欧洲智能电网技术平台是由信息技术、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所组成的，它与欧盟合作，致力于推动欧洲大陆的智能电网建设。纳布厄斯强烈呼吁建立能够将数千个小型电厂产生的电流汇集并输送的能源互联网。
纳布厄斯意识到了欧洲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他们的美国同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中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这些公司在长达一个世纪里无法与那些依靠化石能源发电的能源巨头们相提并论。但是，新一代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地方市政当局、各个地区、中型企业、合作社以及业主们对利用微电网自己生产可再生能源的浓厚兴趣，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塑他们企业地位的好机会。他们设想为能源和公共事业公司注入新的功能，并且在他们传统的能源供应者与输送管理者的角色之外，推行这一新的商业形式。为什么不利用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来更好地管理从利用化石燃料或核能的集中式电站所输出的电流，并且利用全新的智能电网的输送功能来汇集、传输来自数千微型电站的电力呢？换句话说，从电流单向管理转变为双向管理。
在新的环境下，公司将放弃一些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电力输送和供给控制方式，转而成为一个拥有数以千计的小型能源生产者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的方案中，能源类的公共事业公司将变得更加重要。一个公共事业公司将会成为一名信息能源网络的管理者。它将迅速从能源销售者转变为服务提供商，利用专业技术来管理其他人所生产的能源。因此，未来的公共事业公司将与客户一道共同管理整个价值链的能源利用，就像IBM这样的信息技术公司帮助客户管理他们的信息一样。潜在的新兴商机将最终超越它们的传统业务—单纯的销售电力。
这些后起之秀们从一个不可能之处为他们的观念找到了动力源泉。2006年，欧盟负责竞争政策的专员内莉·克勒斯向能源和公共事业行业传达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对电力市场撤销管制的决定，促使许多国有能源与公共事业巨头将它们的电网跨越国界并开始收购规模较小的公司。欧洲委员会担忧，少数能源与公共事业巨头通过垄断能源的供给与输送来控制其他公司进入该行业的途径。克勒斯向那些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宣战了。从那一刻起，企业被要求将输电网络业务从能源供应业务中分离出来，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不允许它们同时拥有能源供给与输送能源的传输线路。克勒斯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欧洲委员会的意图，她说：“所有问题中真正令人关切的，是输电基础设施与供给业务混业经营的市场结构。对所有网络行业来说，这都是令人担忧的。在这些行业中，重复建设基础设施的耗费是很大的。重要网络设施的所有者和运营者经常与那些需要进入相同网络设施的公司竞争。我们能希望那样的混业公司完全公平地对待它们的竞争者吗？它们的自身利益将不会让它们那样做。该行业的调查已经表明，新的竞争者往往缺乏进入网络的有效途径，这些网络的运营商被指控为它们的附属公司提供便利。”克勒斯用一种非常个人的口吻说：“我非常欢迎推行完全的结构性分业经营（也就是说将供给与销售业务从垄断性基础设施业务中分离出来）。”
竞争政策专员的行为并非毫无目的，它是更大规模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它希望能够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兴绿色分散能源提供机会。整个欧洲都流传着许多传闻，说那些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使得当地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向电网出售电力变得很困难。当面对欧盟支持发展地方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法规时，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蓄意阻挠的政策失去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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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洲而言，克勒斯说：“显而易见，自由化进程的目标是保障新的公司可以进军市场并获得发展，其目的是促使企业进行竞争，从而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选择，例如，绿色能源。”
德国和法国政府很快便向克勒斯表达了它们的不满。这两个国家都是欧洲能源和公共事业巨头的大本营，比如，在德国有意昂集团和莱茵集团，在法国有法国电力公司。媒体和公众所不知道的是，在如此光鲜外表的背后是地狱之门徐徐开启，而政府的一些部门就是推手。
2006年3月，即克勒斯在议员竞选活动中公开提出分类计价时，德国第四大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巴登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克拉森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发表演讲，听众是公司员工以及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能源与公共事业转型有关的客户。尽管巴登能源公司是法国电力公司持股45%的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的核能产量占法国核能产量的78%），克拉森仍然选择了可再生能源的年代分布这一主题。三个月后，他邀请我去德国的海尔布隆市参观公司总部。演讲大厅里约有500名员工，当我讲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后，克拉森走上了台。令大多数员工感到惊讶的是，克拉森说能源市场正在改变，巴登公司也一样，因为员工们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化石燃料和核能源应该通过自上而下的集中模式管理。他声称，巴登公司会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前沿，在新的分散式能源时代承担领导责任。他迅速得出结论说，虽然旧能源和商业模式还没有退出市场，但巴登公司需要给新能源和新的经营模式留出空间。
到2008年年初，欧洲的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正步履蹒跚地迈向新能源时代，包括爱尔兰的国家公路收费公司和苏格兰能源集团。甚至像大型能源集团德国意昂这样的旧模式拥护者，也在重新思考它们的未来。
2008年3月，我受意昂集团的邀请，在鹿特丹与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内斯·泰森进行了讨论，这个马拉松式的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我见到他时，他如同传统德国商业领袖的代表，一副严肃的表情，穿着传统的黑色套装。事实上，他非常热情。泰森认为，在未来几十年，欧洲需要所有的能源来满足其需求，包括化石能源、核能源，甚至可再生能源。但他并没有提及分散式能源。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大约40岁的英国男士，在我说话时他一直在泰森的耳边低语。讨论结束后，他站起来自我介绍说，他叫肯顿·布拉德伯里，是意昂集团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和未来战略规划的副总裁。他说，公司正在关注包括智能电网、微产能、分散式能源等在内的议题。他渴望知道更多，特别是关于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与建筑公司合作开发的智能建筑，这种建筑可以用做小型发电厂并将产生的电回输到输电网。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通过邮件、电话进行沟通与交流。我也让我们对策小组的其他人与他保持联系，包括IBM公司的吉多·巴特尔斯、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的皮尔·纳布厄斯、飞利浦的首席执行官鲁迪·普罗沃斯特。几个月后，肯顿·布拉德伯里在意昂集团董事会上介绍了一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中可能出现的新商业机会。
能源互联网（5）
记得我曾提到过，新的一代公司高管迫切希望在不抛弃原有商业计划的前提下将公司转型为新的商业模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充当顾问，与客户一起管理能源，正如IBM公司和其他信息技术公司管理信息一样。令人关注的是，我听说意昂集团在2008年秋季陷入了严重衰退，他们曾以IBM公司的断裂性变革模式为案例，考察了向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转型时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
IBM公司已经成为工商管理硕士课堂教学中的经典案例，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一个专注销售电脑的企业成功转向以服务为主的模式。当时，IBM公司意识到，仅靠销售电脑所得利润已非常少。那时，亚洲的一些公司已经可以生产质量过硬，而价格却很低廉的同类型产品。这使IBM公司看到，仅仅依靠销售电脑产品本身必将导致收益降低。
IBM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易斯·郭士纳预见到了公司内部潜在的危机，并开始着手创立一种新型的商业运作模式。为此，他做的第一步是明确IBM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管理流动的信息”。在弄清楚这一点后，这个20世纪技术行业的巨人开始转而向新领域发展。它通过向其他公司出售专业咨询服务来更好地对本公司的技术信息进行整合和管理。受IBM公司的影响，相关领域的许多公司都开始在领导层设置信息主管一职。
对专注于能源效用的企业来说，“能源管理”就是这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对于它们的客户而言，最希望从企业获得的是关于如何高效、节能地使用能源系统的建议。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这些企业用于能源的支出甚至要高于劳动力方面的支出，因此该行业的主题就是节约能源。
德国意昂集团和其他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怎样从以出售产品为主的模式向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新商业模式转型呢（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和创建使用更少电子的程序）？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即旧的商业模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淘汰，而同时企业也可以使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这对能源和公共事业公司部门新领导人的管理技能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IBM公司在智能电网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两种设想，分别是针对美国的改良型模式和针对欧洲的创新型模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IBM的初衷是要建设一种超级电网，这一想法很明显出自改良型思维，它的具体实施方案是将电网数字化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率，为能源企业和公共事业公司提供及时的信息，以帮助这些企业优化其自身的运作和管理。
2007年上半年，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商业运作新模式深深吸引了欧盟国家以及众多的商业团体，IBM公司也开始着手对其运营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IBM公司决定为欧盟提供分布式智能效用网络的技术支持。曾经有一位商业分析人士向我透露，由于欧盟本身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分散式模式更适合欧盟的进一步发展。除欧盟以外，IBM公司为美国和北美地区提供怎样的技术方案呢？答案不言而喻，是集中式超级电网系统。
迄今为止，大部分美国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对于引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商业模式持保留态度。美国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游说集团的重要人物、爱迪生电力研究院的埃德·莱格对这个问题直言不讳：“我们反对缩小我们商业规模的行为。所有投资人拥有的公司都是在集中管理模式下建成的。爱迪生曾说过：你有个大型发电厂……分散式发电会使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
不论选择建设哪种模式的电网—美国的集中、自上而下模式，或者欧洲的分散、合作模式—都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行业观察家预计，从2010年到2030年，美国需要花费大约1.5万亿美元才能将目前的电网改造成智能电网。如果美国的这些电网是单向而非双向的，那么美国将失去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将失去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与运输系统相结合（1）
最后一个支柱是运输，它是整个体系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迈进所不可缺少的。建筑物转变成小型发电厂和创建能源互联网，使这些基础设施可以为插电式电动车、氢燃料电池车提供动力。插电式电动车已在2011年投入生产。美国政府已经投资24亿美元，旨在将新一代电动车推向市场，还将为电动车购买者提供7 500美元的税收优惠，以鼓励人们购买新型电动车。
插电式电动车正在能源与运输界掀起一场巨大的变革。几百年以来，汽车产业与石油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同过去的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一样。现在这种关系正慢慢变得松弛。在过去的一年里，主要的汽车生产商和电力能源公司、公共事业公司已签署协议，将为21世纪的插电式运输工具创造新的基础设施。
电力公司正忙于在高速公路、停车场、车库和商场安装充电设备，以便为新型电动车提供电力。通用汽车公司正与公共事业公司合作，包括爱迪生电力研究院、纽约能源局，以及东北公共事业公司。在柏林，戴姆勒和德国第二大能源公司莱茵集团合作开发了一个项目—用于给斯玛特和梅赛德斯车在德国首都充电。丰田与法国最大的电力公司法国电力集团合作，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充电站，服务于插电式汽车。
小型公司如航空环境公司、库伦科技公司、依考泰乐公司等已经进军电力驱动车的充电市场，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伊顿电气集团则带着自己的电力汽车充电站准备加入这场竞争。虽然这些公司建议政府对大部分需要3 000~5 000美元才能运营的充电站进行投资，但是，它们现在也开始紧盯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当地市场，这些公司希望未来数百万的电动车购买者也将为购买它们的充电站而支付1 000美元。当电动车大规模投放市场时，电力充电市场的利润预计在2013年将由现在的6 900万美元迅速上升至13亿美元。
据柏亚天管理咨询公司2010年的研究报告，到2020年，全球范围内与电动车相关的行业的产值将达到3 000亿美元，将创造1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经过努力，美国汽车制造商将创造27.5万个就业机会。
到2030年，插电式电动车的充电站和氢能源燃料电动车会普及全球，将为主电网的输电、送电提供分散式的基础设施。据预测，到2040年，75%的轻型汽车将由电力驱动。
当我们把插电式汽车和氢燃料汽车看做潜在的发电厂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提供的分散式电能数量将是巨大的。一般的电动车处于非行驶状态的时间大约是96%，这时，它可以接入交互式电网，为电网回输电能。这种绿色能源为完全由电或燃料驱动的汽车提供的电能是美国全国电网电能存量的4倍。只需把25%的电能回输到电网—当电力价格居高不下时—它就可以代替全国所有的常规发电厂。
与运输系统相结合（2）
在插电式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车市场上，汽车公司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在汽车行业内部，也有一个激烈的争论：一方支持插电式电动车，另一方认为，插电式电动车只是一种向氢燃料驱动车的过渡产品。大多数汽车公司作了两手准备，戴姆勒汽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投资方特别看好燃料电池车的前景。让我们看看我初次听到的戴姆勒汽车公司的计划。
我曾问过默克尔总理的经济顾问基恩斯·魏德曼，总理是否愿意举办宴会，邀请德国十几家重要企业的领导者共进晚餐，讨论德国绿色能源的前景，特别是德国在世界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几个星期前，全球金融系统刚刚崩溃，因而，晚宴的气氛很压抑。傍晚时分，一位工作人员急急忙忙走进房间，在总理耳边低语了几声。她停下谈话，告诉大家美国众议院刚刚否决了布什总统的一揽子经济紧急援助计划。大家都在怀疑她刚才所说事情的真实性，我能看得出，他们在考虑美国国会的否决票对自己公司的影响。
为了缓解阴郁的气氛、激发大家的乐观情绪，默克尔总理转向戴姆勒汽车公司总裁迪特尔·泽金博士，询问他们公司未来的计划。迪特尔·泽金博士说，公司正在对汽车工业实施改革，打算在2015年大规模生产氢燃料电池车。根据他的说法，从内燃机车到燃料电池车的转变，将成为德国经济变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
正如其他人的反应一样，默克尔也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虽然我们知道戴姆勒汽车公司正和其他公司合作关于电力和燃料电池车的项目，但从公司总裁口中说出他们公司正向这个目标努力，这还是第一次。这正如美国人所说的：把未来带到现在。
默克尔快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家的反应，当经过我时，她短暂地停留了一下。记得我早在2006年就让她向德国政府提交关于氢能源研究项目的建议，她当时采纳了我的建议。迪特尔·泽金博士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公司的未来寄希望于氢能源的决定似乎预示着，在这个曾因内燃机而发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新经济时代即将开始。
在2009年9月，戴姆勒公司与其他七个行业伙伴—巴登能源集团、林德公司、奥地利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道达尔公司、瓦腾福能源公司、国家氢能与燃料电池组织建立了一个横跨德国的燃料电池站点网络，为2015年大规模引入燃料电池交通工具作好市场准备。
戴姆勒的计划能否成功仍需拭目以待。不论我们选择以电驱动的方式，还是以燃料电池驱动的方式，甚或二者结合的方式，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石油驱动内燃机车已经落伍了。我们的孩子们驾驶的汽车将是清洁、无噪音、智能化的，这些汽车与扁平化、分散式、合作化的交互网络连接在一起。仅这一个事实就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向新经济纪元过渡的时期。
与运输系统相结合（3）
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这种体系由建筑装载、部分地以氢的形式储存、通过智能网络分配、由插件连接，并且是零排放。整个系统是交互式的、整体的、无缝的。这种互联性正在为跨行业关系创造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服务于其他传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商业伙伴。
要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我们现有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需要考虑过去20年中由互联网革命导致的深刻变革。就像早期的印刷技术一样，信息和沟通的民主化也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本质和社交关系。现在，我们能想象得到由于网络技术的主导，能源的民主化对于整个社会可能造成的冲击。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世界上有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每天不足两美元的生活标准度日，并且，大多数家庭仍然用不上电。因为没有电，他们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一个重要的可以使他们摆脱贫困的方法就是拥有稳定且能用得起的环保电能。没有电，任何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作为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们的生活的起点，能源的民主化和电力的普遍接入是必不可少的。小额贷款的扩展产生的微小力量正改变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为众多穷人改善经济状况带来了希望。
我们会有一些大的飞跃吗？对于由五大支柱构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人们已经有了整体的理解，但仍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阻碍着它的正常发展。
谁来做行业先锋（1）
这次会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这个领域没有先驱。讨论时，大家的目光集中在戴姆勒公司负责集团调研和高级工程的副总裁赫伯特·科勒身上。坐在赫伯特·科勒旁边的荷兰电工材料协会首席执行官皮尔·纳布厄斯脱口而出：“我们是被引导者。”大家的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观看他的反应。他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随后，会议室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科勒表达的是大家共有的挫折感。与会的都是世界主要企业的代表，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的公司正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走出，踏上新的商业纪元的旅程；他们每个人也都是刚刚明白怎样将个人的追求融入更大的经济发展图景中去。他们都想壮大自己，深刻地意识到了确保快速进入市场的重要性。
2006年12月6日，我就请巴罗佐召集这个会议。我建议说，就如何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发展模式而言，召集欧美这些主要企业的领导者开会，听听他们的想法是非常有益的。
巴罗佐的议程非常复杂。在他的领导下，欧盟正为在2020年之前实现20–20–20模式而作准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这个方案将使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欧盟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该方案要求：在2020年之前，温室气体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在同一年实现能源效率提高20%；同样也是在2020年，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增加20%。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德国总理默克尔随后将召集其他欧盟成员为这一远大的目标而努力。
欧盟也负有履行里斯本议程的责任—里斯本议程是2002年3月由欧盟各国首脑在里斯本达成的协议，其目标是把欧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欧盟曾一度领导世界经济。正如先前所提到的，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高于美国，而且现在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也高于美国。可是，仍然有一种担心，认为欧盟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正在觉醒的亚洲巨人中国和印度。
欧盟把自己定位为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但它能在完成气候变化指标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吗？不仅在成员国内，而且在欧盟委员会内，这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方案正面临着持续的压力。
与会者将要告诉巴罗佐“是的，我们能”，而这又与“没有行业先驱”相矛盾。这种状况改变了会议的走向。
谁来做行业先锋（2）
由戈特利布·戴姆勒和卡尔·本茨创建的戴姆勒公司,曾首先成功地把内燃机技术运用到汽车上，现在则要通过首先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氢能源汽车来再次引领汽车制造行业。戴姆勒公司在几年间已经有效地测试了燃料电池车，在研发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事实上，戴姆勒公司的氢气动力客车（其他公司也有）已经作为欧洲清洁交通项目的一部分在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柏林、马德里及其他一些城市投入运营。这个项目由欧盟首先发起，旨在用只消耗纯净水和热能的零排放的交通工具来代替燃油驱动的交通工具。
像与会的其他公司一样，戴姆勒公司的难题也是推广。整个欧洲清洁交通项目的客车目前的订单只有47辆，订单数量少导致每辆车的生产成本高达100万欧元。如同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推广的项目一样，欧洲清洁交通项目是一个先行者。政府推崇这样有吸引力的项目，是因为政府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够确保市场规模。事实上，赫伯特·科勒要表达的意思是：到了决定是全力以赴还是索性放弃的时候了。他意识到，唯一可以有效推动这场交通业革命进入消费者市场的方法就是首先让政府大量采购，把一笔相当可观的公共资金用于为公众大量购买这种交通工具。早期的由政府领导的大规模采购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为进入一个更大的市场创造足够的优势。40辆客车是不能够改变什么的。
与会的其他人都有类似的故事可以分享。他们对是不是先驱不感兴趣，他们都急于发起一场经济革命，但在现实中却都遇到了难题，甚至是绝望—他们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可能在几十年中乃至永远无人问津。
筒仓效应（1）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欧盟是否打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确保能源安全，同时，把欧盟建成21世纪世界一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欧洲委员会建立了一些部门和机构来鼓励发挥筒仓的积极效应，即项目与工程自主、独立，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完全隔离。这个现象并非布鲁塞尔独有。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很常见。由于筒仓思维没能在各部门和机构间发挥其积极性，政府降低了寻找协同优势和制订整体计划提高社会总体福利的预期。筒仓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先行项目的孤立。
巴罗佐和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努力促进各机构间的联合。这在贪恋权力、明哲保身的官僚体制中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这也会导致我所说的“总干事困境”—在一些部长级或国家元首批准的重要计划往下级部门传达的时候，其重要性、分量会变得越来越小，视野、范围都变得越来越狭窄，最终，它们陷入无数的诸如报告、研究和评估等琐事中。
我们和巴罗佐共同赴会，准备讨论怎样保持领先和如何解决筒仓效应的问题。其中，有几位成员积极地参与了欧盟科技建设平台的工作。这个平台是欧盟正式的关于公共/私人部门的研究倡议，它由主要企业和关键部门的代表组成，它的任务是推荐新项目，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
克劳德·朗格莱是法国建筑业巨头布依格公司的工程师，也是欧洲建设纲领的主要参与成员之一。如先前提到的，皮尔·纳布厄斯是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欧洲智能电网和由信息技术和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组成的欧盟科技平台的现任主席。他们两位都向巴罗佐指出，虽然欧洲36个技术平台间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合作，但现在它们之间鲜有交流。我们只保留了36个平台中的13个。因为每个科技平台的使命对于彼此的成功都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想设置综合性方案以引导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平台就需要进行整合。其中包括建设技术平台、智能电网平台、各种可再生能源平台、氢能和燃料电池平台、欧洲公路与铁路交通平台和可持续化学平台。综合起来看，这些平台代表了科技、工业和新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的某些部门。巴罗佐回应说：“进行整合吧，促进它们间的相互交流，然后，我们看看情况会怎样。”于是，我们立刻行动起来。2007年春天，我们召开了几次会议，就这13个平台间可能存在的合作进行讨论。
巴罗佐正尝试着将它们联合起来。但是，欧盟及各国政府并不重视绿色试行项目，深陷筒仓困境，并且毫无突破，其中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们并不清楚“突破”意味着什么。绿色试行项目之所以无法推行是因为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构想，这个构想将向人们讲述新经济革命的情况，并解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科技和商业模式是怎样融入更大规模的战略中去的。与会的商业领袖展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巴罗佐，抓住机遇，带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发。
在同年的早些时候，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发的基础就已经打好了。要使欧盟进行如此规模的变革—改变欧洲大陆经济的产业结构，开创新经济时代，就必须依靠德国这一欧洲经济引擎的支持。在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之后的几个月内，她就邀请我去柏林与一位德国顶尖的经济学家针对如何增加就业、如何促进21世纪德国经济的繁荣等问题进行讨论。我以询问默克尔总理问题切入阐述自己的看法，我问的问题是：“在一个严重依赖能源的时代，面对以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你会怎样发展德国经济、欧盟经济，或者进一步讲，发展全球经济？”（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油价已经不断上涨，2008年7月，油价突破每桶147美元。）接下来，我描绘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并表达了我对德国将在新经济时代引领潮流的坚定信念。
筒仓效应（2）
在正式的讨论之后，我们休息了一下，然后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我知道，默克尔总理之前曾任科尔总理时期政府的环境部长，而且她是一位专业的物理学家。她完全明白分散式、合作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内涵，同时她也意识到了背后巨大的商业机遇。默克尔总理对德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感兴趣，我问她个中缘由，本以为她是出于经济考量，希望当时出口额位居第一的德国引领变革，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但她却将话题从经济转移到政治上来。她说道：“杰里米，你还是需要多了解一些德国的历史和政治。我们是一个联邦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由地区推动的，联邦政府只是一个媒介。我们的职责就是寻求一致并促进区域间合作以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式和合作性的性质，恰好符合德国政治的特点。”
总理的热情是变革的重要因素，尤其因为我之前提到过的，默克尔将会在2007年1月担任为期6个月的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在她作为主席期间，欧盟成员国的首脑必须就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我不得不说明，当时默克尔政府的执政联盟伙伴是社会民主党，他们同样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怀有很高的热情，并且将在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0–20标准能否在欧洲理事会上通过一事上起到很大作用。设定改善气候变暖目标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环境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在促成其他26国的环境部长达成一致上尤其活跃。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将确保欧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也认同既定的改善气候变暖的标准。尽管绿党不是政府合作的一部分，但该党在德国政治中扮演先知性的角色已逾20年。它警告环境变暖带来的危害，提出向后碳时代转变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以目前德国政治的发展来看，在默克尔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期间，各方都支持促成20–20–20协定并推动欧盟成为全球实现新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环境日程的主导力量。
欧洲议会认可第三次工业革命
默克尔任期内的欧洲理事会关注的重点是气候变化和能源自立问题，另外，为了实现20–20–20协定，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措施也是他们思考的问题之一。21世纪绿色经济在欧洲的前景在布鲁塞尔政治走廊和成员国内广泛传播。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布鲁塞尔举办了一系列战略研讨会。这些会议旨在将欧洲议会的目光吸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上去并为欧盟制定应对策略。乔·雷诺是欧洲社会党的领袖，也是议会中最受尊敬的资深成员，当时还是宪法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他起草宣言。议会中热衷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人物、绿党领袖克劳德·图尔梅斯，以及代表布鲁塞尔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安吉洛·孔索利也参与了宣言起草。一旦正式的宣言在议会通过，就将由欧盟立法机构制订欧洲长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稳定计划。
起草的宣言很难在欧洲议会获得通过，只有少数几个通过了。根据欧洲议会的规定和程序，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争取必要的多数支持（起草的宣言必须在90天内获得通过）。我们小组决定重点寻求党派领袖和主要议会委员会主席的支持，这在充满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和难以应对的政治联盟的立法部门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确保获得足够的票数，雷诺召集了五位声誉很高的议员，其中有欧洲人民党的安德斯·维克曼、自由党的维托里奥·普罗迪、社会党的齐塔·古尔毛伊、绿党的克劳德·图尔梅斯、左翼党派的翁贝托·圭多尼。他们分别代表了议会中的五个集团。由于大家不辞劳苦的工作—特别要提到孔索利先生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才能获得欧洲议会主席汉斯格特·珀特林的认可。同时，我们还获得了一些重要委员会主席的支持，其中包括来自具有影响力的工业研究及能源委员会的安格利卡·妮布勒尔、环境委员会的主席卡尔海因茨·弗洛伦兹、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吉多·萨科尼等人的支持。2007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宣言，该宣言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交付给了欧盟27国的立法部门。议会对新经济愿景的强烈支持向世界其他地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已经走上了新经济之路。
在德国即将卸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最后几周内，德国政府让我在埃森市向27国的环境部长作重要演讲，向他们展示配合20–20–20标准一起执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战略。我告诉部长们，欧盟需要的不是遏制气候变化计划或能源计划，只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计划才能带领欧洲，期望更高一些的话，带领世界在2050年达到零碳排放，进入后碳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许多环境部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少数几个仍然拘泥于纯粹的环保政策，几乎没有认识到由此可以扩大经济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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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页 新经济系统的五大支柱
上面所列五个支柱组成了新经济系统的基础，这一系统将把我们带向绿色环保的未来。
以下五点应列入清单之中：变燃烧碳基化石燃料的结构为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结构；重新认识构成世界的一砖一瓦，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并保证有持久可依赖的环保能源供应；利用网络通信科技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从而让上百万的人可以把周围建筑产生的电能输送到电网中去，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与他人的资源共享，其工作原理就像信息在网络上产生和传播一样；改变由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全球运输模式，使之成为由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在全国和州际建立充电站，人们可以在充电站买卖电能。
把这五部分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技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应急系统，它的价值和功能和其中的组成部分截然不同，换句话说，这五部分之间的协同作用树立了一个新经济的范例，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中，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但我仍然不希望让大家认为德国正全速前进。事实正与之相反，它还处在起步阶段，商业圈、公民社会和政治走廊逐渐对欧洲的新道路产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或已经踏上了征途。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尽管谁都不能保证欧盟将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入新纪元。
人类的发展停滞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上有很多强大的国家顷刻崩塌、前途光明的社会实验遭遇失败、美好的愿景最终破灭的事例，但这次有所不同。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灭绝的危险，这种事情是半个世纪前人类从未想过的。
大规模摧毁性武器的扩散同迫近的气候危机一起推动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这并非由于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衰亡，而是因为人类物种的灭亡。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可以铲除社会病毒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能带我们进入极乐世界的鸦片，它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除此之外，我至今还未找到其他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案。
世界大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理论到实践
2008年9月是有记录以来的第十二个比较炎热的夏天。气候学家记录下来高温值，并警告说这是全球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又一个预兆。这里实时的气候变化比科学家预期的早了一个多世纪。
天气并不是唯一一个升温的事件。7月，石油价格达到了每桶147美元的峰值，恐惧蔓延到全球，购买力随之下降。60天之后，在次贷市场坏账影响下惨遭损失的美国银行业冻结了贷款，使得华尔街陷入了停顿状态。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还有未来吗？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一次的情况与之前不同。权威评论员和政治领导人开始使用经济萧条来形容这次危机。尽管并没有出现商业大亨们跳楼的情况，但是股票市场一直在下挫，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失业者沦落街头靠卖苹果糊口的情形。
但是，当他们说“这次不同”时又是什么意思呢？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愿意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来讨论危机的性质这样无关紧要的问题，却不愿意或没能力透过表面现象找到事情本质所在。如果他们找到了事情的本质，他们将会看到真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今，虽然人们能够接受谈论“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但是，要指责整个经济时代的错误，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一旦讨论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这类讨论也被无限期地搁置了。
我经常接触的许多全球性公司和政界人士并不愿承认第二次工业革命行将结束，相反，他们认可传统的看法，认为是由于管理、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如今令人失望的时代。尽管如此，他们感觉20世纪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顶峰已经过去，正在显示出衰老和走下坡路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极力推动一种新的，甚至激进的经济观点，即假如把这些政策以恰当的方式组合起来，那将会是革命性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1）
我联系过马克·卡索，他是华盛顿建筑行业圆桌会议的主席，对华盛顿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建筑行业圆桌会议是由美国建筑行业的100位首席执行官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精英同业公会。早在2007年10月，马克就邀请我去开曼群岛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当时，美国正在风传欧盟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认为他的成员对于重组全球建筑行业，将数百万栋建筑转化为小型发电厂来现场收集再生能源将会很感兴趣。许多美国公司正在考虑采取与欧洲同行相同的道路，并要亲身体验一下。我和马克约定要保持联络。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年，我又被邀请参与讨论。这次会议过后，我们开始讨论是否有可能把与我的研究所合作的相关领域的其他公司和建筑公司联合起来。然而，直到2008年夏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跌，能源价格达到了最高值，金融市场处于敏感期，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可以以此为契机把很多萧条的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中的一个或者多个）联合起来，面对面地讨论我们是否有可能组合成一个集团来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展望并制订一个针对欧洲、美国和世界的计划。马克同意把他的行业工会进行合并。
10月24日，来自全球80个公司和行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们聚集在华盛顿市中心城市俱乐部会议室，开了一天的会议。我们迅速地作好了前期准备，让大家围成一圈，这样方便大家进行自我介绍，同时要求大家谈谈他们的公司或者行业协会为什么来参会，以及他们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自我介绍结束时，我们已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共识。
经济危机为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机会。我们的个人努力并不会迅速形成规模，因为我们的努力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这不利于人们释放全部的潜能。我们不能单干。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组成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前景。组合成一个整体是关键，但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同意称自己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组织，并且寻求和政府对话，共同推进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12月，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的一个代表团和京特·费尔霍伊根进行了会谈，京特·费尔霍伊根是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和企业与工业部专员。我们的代表团由一些重要的人物组成，包括全球最大的光电子公司Q-Cells的首席执行官安东·米尔纳、世界第一大建筑公司西图的董事长拉尔夫·彼得森以及世界上主流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安迅能能源公司的董事长卡门·贝塞里尔。
当巴罗佐的欧盟委员会提出气候变化议案时，京特·费尔霍伊根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全球变暖对地球构成了切切实实的威胁，相反，他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警告欧盟必须制定出一种针对全球变暖的方法来推进商业发展和减缓全球变暖，并且不能向任何目标妥协。京特·费尔霍伊根和我在过去几年曾共同出席过几个公共论坛，私下也会偶尔见面。他对以五大支柱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既能够保持欧盟内部经济活跃、又能够保持欧盟全球竞争力很感兴趣。在我们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组织的代表举办的正式午餐会和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宣称他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持。我们同意我们的研究小组可以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策略提出建议，并跟欧洲委员会进行协商。我们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试验是成功的，这有助于坚定我们团队的信心。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2）
但是，除了能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优点上外，我们脑海里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发展规划。我们后来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奇怪的是，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这是美国的第七大城市。
我刚刚在得克萨斯达拉斯举办的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会议上作了一个演讲。那时是2008年3月，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听众都是些在美国经营抵押贷款业务的人。当我说到一些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恶化的负面消息时，气氛是很压抑的。当我说到可以把住房和商业地产转为商住两用—住房也可以成为发电厂时，我希望他们的精神能振作起来。我告诉这些与会的人，把现存建筑改造成微型电厂将会振兴工业，创造出建筑业的春天，并且在接下来的20年促进房地产股票的升值。
然而，在金融危机如同海啸一般肆虐抵押贷款产业时，大多数与会代表们所思所想的可能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以及如何防止他们的公司倒闭。我走下讲台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希望我已经播下了一些种子，以后可能会生根发芽。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听完我的报告后，心情非常沉重，甚至难以承受。
演讲结束后，我正在同几位重要的嘉宾交谈，突然一位女士走到我的面前，向我介绍她自己。她的名字是奥萝拉·盖斯，她是CPS能源公司的主席。CPS能源公司是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家市政电力和天然气公共事业公司。她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和欧洲的产业动态给了她很大的启发，问我是否能够在她们公司将于6月份举行的年度董事会上就这一议题发表演讲。我欣然接受。
参加6月份董事会年度例会的有CPS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市政府的官员，有商界代表，也有民间社团的负责人。圣安东尼奥市已经充分作好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准备。该市市长菲尔·哈德伯格已经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使圣安东尼奥市成为得克萨斯州最好的绿色城市，圣安东尼奥市的定位是在实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道路上成为一个全国领先的城市。盖斯希望我同市领导者们的会谈能够为绿色发展议程赢得更多的支持。
这次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丝不情愿的味道。毕竟，提出美好的愿景是一回事，而推动CPS公司以及整个圣安东尼奥市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因为美国国内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和奥萝拉·盖斯在她最喜欢的一家兼具美国风格和墨西哥风格的餐馆坐下来，品尝玛格丽特鸡尾酒。我对她说：“奥萝拉，我有个想法。请让我给你描述一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未来的前景。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请告诉你的董事会成员，让他们收拾好包裹，准备好护照，并作好安排，乘飞机前往西班牙，我在欧洲的同事安吉洛·孔索利会陪同你们在西班牙国内进行考察。你们会见到一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头的公司的高管，考察一流的太阳能和风能设施、餐馆零排放的建筑物和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园区。”对于我的提议，她考虑了几天。经过与董事会成员的磋商之后，她表示了同意。
2008年11月，我们前往西班牙考察，但这次考察绝非轻松的度假之旅。孔索利安排CPS的董事会成员每天考察14个小时。他们同西班牙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市政官员和社区团体举行了洽谈。这次西班牙之行接近尾声的时候，虽然董事们都十分疲惫，但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转变，这次考察堪称转变之旅。他们似乎能够看到和触摸到未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的研究所同CPS公司以及圣安东尼奥市政厅签署了一份咨询合同，为该市制定一份总体规划，以期将其转变成北美大陆上首个发展后碳经济的城市。
为世界制定总体规划（1）
2009年4月，我们在圣安东尼奥市设立了第一个工作室，筹备制定总体规划的事务。我们的团队都是由高水平的专家组成的，这些专家来自世界各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的公司，比如IBM公司、飞利浦公司、施耐德公司、通用电气、美国西图公司、德国西门子、德国Q-Cells公司、加拿大水吉能公司、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等。我们的全球政策制定小组的专家包括艾伦?劳埃德，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局的前局长，现任国际清洁运输理事会理事长，还有通用汽车公司氢动力汽车研发项目的前主任拜伦?麦考密克。此外，我们的工作团队还包括全球知名的绿色产业设计公司和城市规划公司，比如意大利的博埃里工作室、西班牙的安迅能以及云九工作室。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是一组同样备受尊重的专家，包括工程师、市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市长办公室的代表和CPS能源公司的管理团队。
我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使命。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我们的政策团队将会为摩纳哥亲王阿尔伯特二世和摩纳哥公国制定总体规划、为罗马市市长阿雷马诺以及这个城市制定总体规划、为荷兰乌特勒支省的省长沃特?德琼以及该省制定总体规划。这三份总体规划在我们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
我想向你介绍一下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我们学到的经验，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作个说明。这些总体规划都是正在制定过程中，而且都是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我们目前共有四个绿色经济发展方案。但是我们每天依然在学习新的思想，同新的人士进行联系，不断思考过去的方案是否正确合理，并不断反思我们的预定目标。制定总体规划事宜的负责人尼古拉?伊斯利经常说，负责制定总体规划事务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虽然旅途中充满了刺激和惊喜，但是也需要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思想上的重新定位。作规划的目的是为新的经济时代创造基础设施以及一个容易操作的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牢记一些金融方面的事务，比如制定可靠的投资回报时间表。伊斯利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遍遍地研究我们的全球工作团队以及与我们合作的政治机构提供的大量数据和报告，目的就是找出可行的途径来落实工作计划。因此，实际情况是，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课堂里，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总体规划是基于生存空间的新的革命性理念。我曾经在前面提到，当能源机制和新的通信媒介并存的时候，空间导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德国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格式塔转换。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垂直的、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分散的郊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线性的外延式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团队正在制定总体规划，以期将现有的城市和郊区空间纳入封闭的生物空间内。我们想象存在数以千计的生物地区，每个这样的地区都是一个点，而得益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能源、通信和运输系统，这些点被连接成一个网络，覆盖多个大陆。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现有的城市和郊区发展模式将会在21世纪下半叶继续存在。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基础设施正在吞噬着大量的化石能源，向大气层中排放着大量的二氧化碳。在美国，楼房消耗了将近50.1%的能源以及74.5%的电力，由此排放的温室气体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9.1%。
为世界制定总体规划（2）
2007年，我们充分了解了人类居住地问题的严重程度。那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联合国有史以来首次发布了《世界城市状态报告（2008~2009）》。根据这份报告提供的信息，大多数的人类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且很多是在人口超过1 000万的超级大城市及其郊区。我们已经变成了“城市人类”。
几百万人聚集在一起，以垂直的方式层层叠加在巨大的城市或郊区楼房里，这还是一个新现象。500年前，地球上的每个人在一生中平均会遇到1 000个人。今天，对于纽约市的居民而言，在他家或者他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周围10分钟车程的半径范围之内都会遇到22万人。在19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古代城市，即古罗马，拥有超过100万的人口。1820年，伦敦成为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近代城市。截至1900年，有1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截至1950年，这样的城市增加到了75个；到1976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达到了191个。目前，人口超过100万乃至更多的城市已经超过483个，而且这种增长势头似乎看不到头，因为世界人口的增幅是非常惊人的。目前，地球上每个月出生的婴儿多达36.4万。
当人类简单地依靠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畜力和人力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后来，人类开始大规模挖掘深埋于地表之下的资源，先是煤矿，然后是石油和天然气。蒸汽机和内燃机使用的化石燃料被用来发电，这些电力通过电线输送出去，使得人类能够发明其他新技术，这些技术大幅提高了食物产量以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量。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世界人口空前增长，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
然而，对于人类居住方式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我们是应该弹冠相庆，还是应该扼腕叹息呢？谁都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人口不断增长和城市生活方式出现深刻转变的代价就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人类在地球的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0.5%，但是我们所消耗的资源却占净初级生产量的31%。所谓净初级生产量是指由植物群落的总生产量扣除植物器官呼吸消耗后的剩余量。即一定时间内，以植物组织或其贮藏物质表现出来的蓄积的有机物质数量。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人类人口数量将从70亿增长到90多亿，地球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可能会对各个物种的生存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在当前的世界中，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建造了上百层高的办公大楼，建造了高耸入云的居民楼，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向外扩展的郊区所侵占。城市化过程也带来了很多后果。当我们庆祝世界的城市化之际，我们正在迈向另外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原生态地区逐渐消失。人口激增、粮食、水和建筑材料消耗量增加、道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增加、城市及郊区扩张等因素继续侵蚀着剩下的原生态地区，使生活在那里的物种接近灭绝。
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在当前这些孩子的有生之年，“原生态地区”可能会从地球表面上彻底消失。茫无涯际的亚马孙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原生态地区，而横亘其中的亚马孙公路却导致这里的物种加速灭绝。其他的原生态地区，包括婆罗洲和刚果盆地等地区，也是每天都在减少，为那些寻找生存空间和资源的人们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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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口规模超出了城市的负载能力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古罗马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罗马统治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这是很难想象的。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获取木材，大片的土地被用来种植庄稼，大片的草原被用来牧牛，而森林的毁灭导致地表裸露，饱受风化和水浸，珍贵的地表土壤也被消耗掉了。
在同一个时间段，罗马人为了保证富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为了给他们的奴隶和士兵提供食物和衣服，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晚期，农业收入占政府收入的90%，罗马帝国停止了征服新领地的步伐，转而加大对农业用地的开发力度。有些土地的肥力原本就已经耗尽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为了确保政府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却依然过度开发这些土地，结果进一步导致土地的贫瘠。截至公元3世纪，北非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土壤耗竭导致该国的人口急剧减少，大片农业用地变为荒地。
农业收入的流失削弱了罗马中央政府，并降低了整个帝国的服务水平。道路和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曾经强大的罗马军队，当时军装破败，装备很差，用于寻找食物的时间比用来保护帝国的时间还要多。士兵纷纷逃离军队，使得罗马帝国很容易遭受偏远地区部落的入侵。截至公元6世纪，入侵者兵临城下。曾经统治过大部分已知世界的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罗马城在高峰时期的人口数量超过100万，此时却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人口不足10万。在让这个帝国屈服的能力上，大自然这位母亲比外来敌人更加强大。
现在，请设想一下40年之后存在1 000个罗马城，而每个罗马城的人口都达到100万乃至更多，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这种情况难以维持。我不是想跟大家唱反调，而是当我们在2007年纪念人类城市化进程之际，我们也许错过了一个反思人类生活方式的机遇。当然，城市的生活方式肯定会赢得很多人的赞赏，在城市生活中，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社会交往和密集的商业活动是广为人知的。但这是一个规模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最有效地降低我们的人口和创造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和资源，减少污染，培养良好的人类生活方式。
在城市化深入发展和郊区横向扩展的伟大时代，我们离自然界的距离越来越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征服、改造和利用地球的丰富资源而不会对后代造成不利影响。在下一个人类历史阶段，如果我们想要人类继续繁衍下去，想要为其他物种留一片生存空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让自身同其他生物和谐相处的方式。
基于这个目标，我们的总体规划建立了一个拥有五大支柱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将现有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和娱乐空间同我们所属的生物圈的其他部分融合起来。
罗马的生物圈（1）
在展示新的生物圈概念上，有哪一个城市比罗马做得更好呢？当罗马市长乔瓦尼·阿莱马诺邀请我们制订一个40年期的总体计划以将西方文明中第一个伟大的城市转变成体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城市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遇。
如果将罗马城的概念加以延伸，使其超越古代的城墙，进而包含整个生物圈的话，将意味着什么呢？所谓的生物圈是指从海平面以下40英里处到平流层之间的生态区，在这个生态区内，地球的生物化学作用与生物系统保持互动，以创造合适的环境使地球生命得以延续下去。地球生物圈复杂的反馈回路，像一个内部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样，保证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生物圈就像是一个各部分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这种认识要求我们反思人类所走过的历程的意义。如果人类与其他形式的生命有力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共生共存的复杂关系，那么我们都依赖于整个有机体，并对其健康负责。履行这种责任就意味着我们在各自社区生活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促进更大的生物圈的总体健康。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将把罗马地区改造成一个综合的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将其嵌入到一个资源共享的生物圈之中。罗马生物圈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内圈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区和居民区。市中心有许多开放的工业区和商业圈。工业区和商业圈之外，土地变得更加开放，形成农村地区，围绕着大都市。这种生物圈模型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将周围的农业地区同商业区以及历史核心区和住宅区恰到好处地连接起来，当地居民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然后通过便捷的电网输送到各个地区。市中心将进行整修，以保证空间的开放性和道路的畅通无阻，从而使行人重新享受街道的便利和历史建筑的韵味。并且将分阶段改善公共交通，修建自行车道和步行街以推动这种转变。
罗马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古老的城市心脏地带提高市内人口密度和维持人们的社区归属感。不幸的是，由于缺乏现代房屋，交通拥堵以及空气污染严重，目前的趋势是市中心的人口不断减少，郊区村落的人口日益膨胀。虽然罗马市中心的居民住房短缺，但是办公用房却很多。因此，我们的城市建设规划小组建议罗马效仿纽约和芝加哥，利用符合古罗马建筑特色的建筑技术，将市中心废弃不用的办公用房改建为住宅区。这个计划要求保留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同时将这些历史建筑的内部空间改造成为公共空间，就像古代罗马的别墅一样。
罗马城的绿化计划还包括在历史核心区修建数千个小型花园。慢餐运动的发起人卡洛·彼得里尼甚至同罗马市长阿莱马诺一道，共同发起了一个项目，即在罗马的校园里建造花园，然后由罗马学生负责管理这些花园。
修葺一新的居住区为主的市中心周围是绿化良好的工商业区，这是罗马经济的核心区。我们计划将工商业区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用以研发新的技术，将罗马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示范区。整个工商业区内遍布着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企业，包括一些科技工业园区、新建的大学、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等。
罗马的生物圈（2）
类似的工业园区已经在其他国家创建起来，并开始运营了。西班牙韦斯卡瓦尔卡科技园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谷中，是众多新兴工业园区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工业园区为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提供可再生能源。瓦尔卡目前有十几栋办公楼已经投入运营，而在此开展业务的都是一些主流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微软、沃达丰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以及可再生能源公司。
按照设计方案，工商业区将被设计成有着大片绿色空间的工作区域，该区的建筑是无碳大楼和工厂，它们使用的能源都是当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而且集中供暖、集中供电，其他能源也是通过一体化的设备集中提供。
在罗马的生物圈中，15万公顷罗马土地中有8万公顷被规划为绿地，目前这片土地利用不足，而在新规划中则将其用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20世纪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城市逐渐剥离掉了它们所消耗的粮食的生产。粮食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生产出来，然后长途运输到城市，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已经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问题经常被低估，因为城市的碳足迹计算往往只注重城市内部的活动所引起的碳排放量，而忽视了城市居民消费的食品的生产所导致的排放。一个城市的饮食选择可以显著影响这个城市的生态足迹。尤其是以牛肉为主的饮食习惯，会大大增加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是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温室气体。
根据罗马总体规划的要求，未充分利用的和被遗弃在罗马外围的农村土地将会重新开发，开发方式就是引进数百个种植当地水果、蔬菜和谷物的有机农场。农业地区将采用生态耕作方式，生动地体现出源自意大利的“慢餐运动”所提倡的理念。露天市场、乡村旅馆和餐馆将突出当地美食的特色，并宣传地中海饮食的丰富营养。此外，还将建立多个农业研究中心、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康复诊所、植物种子保护机构和树木园以恢复罗马生物圈的活力。
罗马的绿色外圈也为实施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这些项目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项目。可再生能源园区将会遍布整个农业地带，恰到好处地融入整个环境之中。
所有这些创新的设计都是为了恢复罗马生物圈，将罗马地区改造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为罗马居民提供大部分基本的能源、粮食和纤维等。经过具有独创性的策划和营销，这个生物圈可以变成罗马的另一个旅游景点，这充分表明了罗马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力支持。
目前正在代表罗马市长阿莱马诺参与总体规划协调工作的是罗马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利维奥·德圣托利。这个总体规划方案目前已正式纳入罗马的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规划。
将都市及其周围地区重新定义为生物圈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实现变革需要资金投入，尤其是当前，经济增长缓慢，政府财政收入萎缩，城市、地区和国家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我们提出的大规模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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