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对此深有感触，在谈到当时刚刚出现的电报技术时，他说：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我们对它们很容易发生幻想，但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也许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拍发。正像一个人热衷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贵妇人谈谈，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却发现原来没有么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说得有理智。我们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很快地达到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
在他看来，电报这种表面上大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的新技术不仅不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高每个人的生存质量，而且还会增加人们闲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人的交往水平，败坏人的素质。
麦克卢汉在这一点上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他引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通讯卫星，你知道的，是一种在空间旋转的、结构复杂的球体。它传送电视节目、电话信息，除了常识之外什么都传送。当它刚刚被送入太空时，到处都有人吹喇叭。各大洲的人民将能共享彼此的精神乐趣，美国人将要欣赏到法国性感女演员布里吉特特·巴铎的演技。欧洲人将要参与“本·凯西”令人兴奋的精神激励……这一通讯奇迹的根本弱点，和纠缠以前一切通讯奇迹的弱点无异；自从人们开始在石块上镌刻文字以来，一切通讯媒介都有这样的不足之处。
为什么这样说？通讯投入使用的八月份，欧洲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可是一切通讯网都受命就这种神奇仪器发表一点意见，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这是一件新式玩具，所以我们怎么说也得玩一玩。”此间的人们这样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搜遍欧洲寻找热门新闻，结果就找到一条吃腊肠的比赛。这条新闻遂通过那条神奇的圆球即时送回到了美国，虽说这条新闻靠骆驼送回美国也不会失去实质意义的。
今天，虽然给电视送葬者的脚步已渐渐逼近，但电视的威力仍然十分强大，它的权力几乎深入到这个星球上有人迹的每一个地方。
在１９９６年第５期的《西藏文学》（双月刊）上有一篇题为《城市》的散文，记述了西藏的某个城市在电视的强大威力影响下的所呈现的风情：
最近我的城市在放映一部电视连续剧。男主人公风度翩翩，油头粉面，女主人公也是油头粉面，骚首弄姿。……其中一集，男主人公地道的黄种人面孔，做了一个极富戏剧化的真正的欧洲黑手党在美国纽约地铁里的愤怒表情，他争扣扳机，对准过去的恋人，整个面部大特写之后定格。……就是大字不识进城打工的拖拉机手也知道，这一枪要等到明天才能响。这将是一个漫长难熬的等待。不过，我的城里三十八万忠实的电视观众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的。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他们中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在电视广播里点播过流行歌曲或当地语电视连续剧。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他们生命的中的二十四小时有一半是吮着手指和电视连续剧度过的，此人数还不包括玩游戏机和翻牌机的人数。据统计，城里有百分之六十七的老人，百分之百的离异女子靠电视台打发孤独寂寞的日子，一旦生活中没有了电视连续剧，他们将会最终因不适应而含恨死去。
在我的城市里，聪明和愚笨的人都极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他们被称之为“新闻人物”，并且在市台图像模糊的“今夜星光灿烂”节目里准时露面。这个节目开播以后收视率极高，给我单调枯燥缺乏想象力和浪漫情调的城市和一成不变的市民生活提供了又一个刺激好玩的心理去向。……今天晚上，“今夜星光灿烂”的焦点人物是一名笨得出奇的小偷，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偷很喜欢玩电子游戏机，有一次他入室行窃，眼见一台游戏机，一时手痒，忍不住坐下来玩，没想玩瘾一上欲罢不能，被回家的主人撞见后捉入班房，据警方称，这个小偷已有过一次同样的被捕记录。这段描写虽然有些漫画、夸张的色彩，但从这幅几乎没有“地方风情”而只有“时代风情”的风情画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大众时代的最高阶段中的“交往”的诸多特点。
--------------------------------------------------------------------------------
后
6.1 “巴比伦塔”与“焚书坑儒”
我们上面谈到的浮士德与靡菲斯陀的关系，已经涉及到哲学史上一个著名论点－－主奴关系的颠倒。作为浮士德奴仆的靡菲斯陀以顺从来实现浮士德对他的顺从，即行驶他支使浮士德的权力。大众时代的按摩女郎的“粉面含春”背后，是其超常的权力欲。传媒产业的最大服东是靡菲斯陀，他“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到最后。”一句话，按摩之手同时就是权力之手。美国著名的传播媒介评论家本·巴格迪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致的调查，写出了《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书。这本书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一个触目惊心的报告：五十家大公司怎样控制美国的所见所闻”。他以大量不争的事实证明，在美国这个被标榜为最民主的国家里，人们默然不察地处于一种被奴役状态。他这样说道：
美国人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以及电影里获得对世界的印象。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当权者早已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权力，这就是揭露或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匿另一部分，秘而不宣直到机会来临，事前决定如何解释所揭露的事实的权力。民主国家领袖都珍爱控制思想的权力，不亚于巫医、宗教巫医、国王和独裁者；他们像渴望控制军队那样渴望控制信息。他认为美国传播媒介的垄断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两个－－“歪曲现实和思想的贫乏”。对于“思想的贫乏”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得相当多了。为了深入理解大众时代的媒介的性质，我们需要着重了解它是如何“歪曲事实”的。
我们首先以《旧约·创世纪》中的一个著名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诺亚的子孙在上帝的特别的照顾下，免于在“大洪水”中丧生。“大洪水”过后，他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使用着同一种口音的语言，交流起来非常方便。有一天，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突发奇想，要建一座高得可以通天的塔来显示他们的巨大力量。于是他们通力合作，开始修建这座塔。上帝对人类这种狂妄自大的做法很不满，但他没有直接摧毁这座塔，而是使不同人以不同的口音说话。这样，人们彼此之间就无法交流，无法合作，只好停止建塔了。这就是上帝为了维护其至上权威而使用的手段：通过使原有一体化的媒介成为分化的媒介，限制原有信息和讯息转化的范围，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使原有的人类共同体解体，从而彻底削弱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媒介的异质化就一定起到维护一体化权力结构的作用。我们不妨再分析一个例子。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旧有的社会媒体——统一文字（“书同文”），统一道路（“车同轨”）。就此看来，他奉行的是通过将异质化的媒介改造成为同质化媒介的方式，来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而这看起来正好与“上帝”维护其统一的权威的方式背道而驰，其实不然。
在秦始皇看来，他所征服的六国如果继续使用原来的社会交往媒介，他就无法行驶其权力，而且六国有重新独立的可能。因此，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必然要求一体化的媒介体系。但我们如果深入地观察秦始皇整个重建社会秩序的思路，就会发现，上面所说的两种维护一体化权力结构的方式并不冲突。秦始皇使媒介一体化，是为了使他所征服的六国不再是一个个交往共同体，使它们原来各自拥有权力结构彻底瓦解，并由统一的中央集权模式来建立他所希望的社会秩序。交往媒介的一体化所导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交往共同体的产生，并进而导致前所未有的驾空、威胁中央集权的权力的产生，如我们巴别塔故事中所见到的情形。秦始皇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采取了一种与“上帝”采用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方法来扼制可能威胁到他的颠覆性力量。他的目的与“上帝”的一样——阻止交往共同体的形成。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在推行同质化媒介的过程中，用严厉的手段阻止个体间的交往、沟通。这样，同质化媒介就只是他至上而下延伸权力的媒介，而不是担当社会交往的媒介。他的具体做法是，在统一文字的同时，一方面极力“纯化”承载文字信息的媒介（书），将除医书、农书以外的技术性书籍以外的其他书尽或能销毁，即“焚书”；另一方面，他极力“纯化”使用文字的人，将一切想通文字这种媒介来表达个人性的思想、观念、情绪的人清除，或使他们因强烈的恐惧而不敢再有这种企图，其具体措施就是将敢于“妖言惑众”的儒生活埋，即“坑儒”。世界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秦始皇使用过的这种方法：将同质化媒介的社会交往（沟通）功能抽除，使之成为延伸一体化强权的传播媒介。在这种媒介体系下，普通民众既无法与传播者进行沟通，他们之间也无法相互沟通。
6.2 “媒体节日”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生活的现代都市的人的家时至少有三样东西是必备的：电视、冰箱和床。我们不妨计算一下普通人在这三样东西上投放的时间－－这三部分时间加起来几乎就是人们家庭生活的全部内容。首先，我们必须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床，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挣钱活口。对于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普通人来说，余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意义－－吃冰箱里的食物和看电视里的节目。据威尔伯·施拉姆（一译“宣韦伯”）和威廉·波特在《传媒播学概论》中所说，在电视的势力如日中天的七八十年代（进入９０年代之后，电视受到了个人电脑，尤其是受到了Internet的冲击），９８％以上的美国家庭都拥有电视机，平均每天有７个小时电视机都是开着的。这就是说，每年每个家庭平均开电视机的时间在２５００小时以上，相当于１００多个整天整夜。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１０年，等于有整整３年时间在看电视。当然电视开着的时候并非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一齐看电视，但每个人至少在这七个小时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看电视。由此可以看出，电视已成为现代人主要的生活内容。《传播学概论》引康斯托克的话说：
看电视据称是比包括吃饭在内的其他活动次要的事，但电视却占去了全部的闲暇时间的三分之一－－约为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甚至各种社交活动，包括在家里和外面同他人谈话，都不能同电视在自由时间中所占的统治地位相比拟；这种社交活动只占闲暇时间的四分之一。阅读、学习和使用其他大众传媒的时间只有百分之十五。到别的地方地去做别的事－－远足、狩猎、看歌剧等－－只占闲暇时间的百分之五。电视成了美国人自由支配的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电视出现以前，再贫穷的地方也有节日，在节日里一定有与平常不同的气氛。人们暂时抛开平日的操劳、烦恼，相聚在一起，感受和想一些平日未曾感受和想过的事情，与平时难得一见的人相聚，给沉闷、灰暗的生活涂上一些亮色。按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说法，节日的重要特征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节日就是“共同性”，是一个人在一种对于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强烈的震慑性、感染性的氛下，从日常生活的平淡、琐屑、无聊的状态进入到一种激越、庄严、充实的状态。在节日里，平时纠缠着人的事务被置之脑后，日常生活中人的身分被最大限度地淡化甚至被中止，人感受到了（虽然是暂时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亲密、友善的关系，人们以一种彼此相同的新的身分、新的心情、亲的面貌交往、相处。人们沐浴在一种共同的气氛中，洗去了平日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尘滓、俗念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放达之感和超凡脱俗之感。节日使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在平时感受不到的生活的意义和希，使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蝇蝇苟苟。节日让国王和叫花子都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平时所认为的那样大，在某一种尺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是同样高贵或同样渺小，他们“本是同根生”的。不少学者和思想家都指出，“节日”具有重大文化意义（尤其是宗教意义）。一般说来，中国的节日是自然性、时令性的，如春节（被称为“大年”）和中秋节（被称为“中年”）；西方的节日是宗教性的，如圣诞节和复活节。其实中国的节日也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如过春节时的放鞭炮、贴春联和门神，过中秋时的“送兔儿爷”，只不过体现在这些活动中的宗教是一种民间宗教。无论是过春节还是过中秋节，其根本动机也都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都是追求“共同性”，即“团圆”、“普天同庆”。现代人与古代人在文化上的重要不同之一，表现为节日的宗教文化色彩越来越淡。随着宗教色彩的淡出，现代社会中的节日已经蜕变为工休日、闲暇日。现代人仍然有“礼拜日”，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礼拜日”与“礼拜”毫无关系，它仅仅是在五天工作日之后双休日中的一天。礼拜日（星期日、安息日）本来源于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教规，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因为人已经用六天的时间来花在谋求“个人性”的肉体生存上，人必须用专门的时间谋求灵魂（精神）的生存，谋求与他人的“共同性”上。communication（传播、交往、沟通）一词的本义是指得到来自神的启示、讯息、信息（“信息”一词的本义也是宗教性的，指关于“信仰”的、来自神的消息），并与他人共享这样信息（被认为是神的恩赐）。祈祷、做礼拜就是这种communication行为。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的开头即谈到，夏威夷最早的居民在登上这块土地时“感到地球的震动，看见山里的浓烟和火焰以后，他们得到了帮助他们认识‘火之女神佩莱夫人’的信息，因此他们还知道了怎样通过祈祷以及祭祀和舞蹈同女神交流（communication）。”所谓节日，就是在固定的日子与他人共享某种神秘的信息，获得一种脱俗的心态。假日与节日一样，也具有这种宗教含义。在英文中，“假日”（holiday）一词由holy（神圣的）和day（日子）构成，本义即“神圣的日子”。节日和假日本来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状态的新的境界和心态。随着节日和假日（现在人们把它们合称为“节假日”）蜕变为休闲日、周末，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而作为“传媒之王”的电视大大助长这一变化。在电视时代，communication的意义不再与“沟通”、“交流”相关，而是与“传播”相关。电视使各种节日名存实亡。电视导致了所谓“媒介假日”的出现。所谓节日，已经被电视上的一个个“晚会”给打发了。电视使我们平常的生活更加平常，使我们过着几年如一日，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一年当中，有一百多个周末之夜（每周两三个）的“综艺节目”，再加上名目越来越多的节日晚会。这意味着收看综艺节目和电视晚会成了人们过节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也意味着节日、假日与平日已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平时人们看的是电视肥皂剧，节假日看的是综节目和晚会（此二者很难说有何区别）。比如在中秋之夜，人们不是亲朋好友一起赏月，在元宵之夜，人们不是闹元宵，观花灯，而是看各个电视台举办的“中秋晚会”和“元宵晚会”。
在那些数不清的晚会上，永远是那些烂熟的面孔，烂熟的歌舞升平和插科打浑。一个男人或女人身着异装，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做着比婴儿的动作还要单调、还莫名其妙的动作，唱着永远似曾相识的悲悲切切或闹闹哄哄的歌曲，一群好似来自《西游记》里的“盘丝洞”的女子围着他或她重复着乏味到荒诞的舞蹈动作。或者，两三个人凑在一起，模仿贫穷、落后地区或暴富地区人的口音，兜售一些拿肉麻当有趣的笑料。由于第二天用不着上班，你可以看到每个电视台向你道完晚安后再悻悻然关掉电视。长年累月地看电视，不仅使你的意识、观念、语言与别人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使你的无意识，他的梦境也与别人的大同小异。你最深刻、最美丽的梦不过是一段由杂乱无章的画面、语无伦次的歌词、无病呻吟的曲调胡乱拼凑而成的ＭＴＶ。媒介之王的温柔的铁腕已伸向了我们最个人化的生活当中，伸向了我们心灵的最深处。
--------------------------------------------------------------------------------
后
7.1 大众化窗口与个人化窗口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说：“如果摘录莎士比亚的著作，可以编写一本相当完整的研究人的延伸的小书。有人会争辩说，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几句广为人知的台词中，是不是在指电视：‘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它欲言又止。’”电视的确是现代技术为人们打开的一面“窗口”。在英文中，“窗口”（window）一词是由“风”（wind)和“眼睛”（dow）两个词素组成，而“电视”（television）一词是由“远”（tele）和“视觉”
（vision）两个词素构成，意即“遥远的视觉”。电视既是一种“窗口”，又是一种“眼睛”，它使我们的肉眼的视线向远处延伸，似乎整个世界都进入我人视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只不过是杜甫的想象，而对于拥有电视的现代人来说，这已成为一种现实。然而电视毕竟是一个虚拟的窗口，从这个窗口里看到的世界也免不了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你站在真实的窗前，亲眼看到的外面的世界与你在电视里看到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是言而喻的，在此方面我们用不着作过多的比较。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在同样一个窗口面前，独自一人通过这窗口看到的“世界”与在很多人使用这个窗口所看到的“世界”也是大不相同的。出于各种原因，不少文学家和哲学家都把人们的生活世界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监狱。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丹麦就是一间囚室。”当代法国哲学家福科通过对监狱的具体研究来破解普遍意义上的“权力”之谜。这里，我们不妨进行一次文学性的想象——想象你被关在一个单人囚室里。通过这样的想象，我们或许可以对于“窗口”有更深切的认识。你的囚室的上下左右自然也都是囚室，所不同的是，那些囚室是集体囚室。囚室的外面是围墙，围墙外面是一片荒草地，风景并不美，但对于身陷囹圄的你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每天傍晚你的囚室的小窗户被打开的半个时的时间里，你趴在窗前，贪婪地看着小窗外的风景。荒草，斜阳，正要归巢的鸟儿……。偶尔有一只野免匆匆跑过来，突然停下，不解地看一看眼前一座监狱，又突然跑开了。潮润的气息吹进窗来，使你终日昏暗如这囚室的神志清爽了许多。在视野的尽头，隐隐约约有农舍升起的炊烟。这炊烟使你默默地思想起遥远的家园，你想象你的妻儿和你的年迈的双亲此刻也在思念着你。你似乎猛然明白在暮色降临的时候能回到自己家中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天这短短的半个小时，是你一天的希望和意义。
有一天，同样是在这个时候，你同样在注视远处的炊烟，神游于监狱之外，视野之外。突然，在不远处，你看见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孩，准确地说，是一个少妇领着一个小男孩正朝监狱这边走来。其他牢房里的犯人也一定这个注意到了这个从未有过的场面，因为你听见了有人在异样地叫喊。
少妇和孩子越来越近，最后在接近监狱围墙外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衣着、外貌看，他们肯定来自离这里很远的某个城市。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年纪约五六岁的男孩面庞与少妇的极其相似，这进一步证实了你的猜测。少妇端庄的面孔透露着严峻。她好像对这里的一切早已熟悉，眼睛一直盯着监狱大楼的某个地方，没有丝毫惊异的神色。小男孩的嘴微微张着，目光里带着明显的疑惑和好奇，显然他已经注意到了一面面小窗里的一个个陌生的面孔。
这母子二人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天马上就要黑了，他们会到哪里去？孩子的父亲呢？眼前这幕情景神秘得有些不真实。上下左右的牢房里都骚乱起来，你能听见犯人们的打骂声，间或有听到粗鄙的叫喊和口哨声。他们一定是在争抢着把头伸向只够一人往外看的小窗。你可以想象在其它囚室里的情景：一个人刚把头伸到窗口就被后面的人拉开了。而你则一直默默地看着这奇迹般的场面。少妇的头发被时有时无的晚风轻轻拂动，更使她的神情显得沉静和神秘。她肯定注意到了眼前的小小的骚乱，但她又视若无睹，仿佛站在与这个世界隔离的某个地方。你的头脑里倏忽闪过一个念头：你在某一幅古典的宗教画里领略过少妇的这种目光和神情－－她的眼睛似乎关切地注视着你，但你又分明感觉到她根本没有看见你。在以后的回忆中，少妇那神秘的目光甚至使你陷入困惑：在这片荒草地上真的出现过一个少妇和一个孩子吗？抑惑是寂寞难耐的牢狱生活使你产生了一种幻觉？“想象”到此为此，我们回过头来比较一下你的单人囚室的窗口与隔壁囚室的窗口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隔壁囚室里的囚犯们从他们囚室的窗口看到的与你从你的窗口看到的场面有什么不一样？关键就在于，你的窗口是你一个人的，隔壁囚室的窗口是属于许多人的。你看到的是整个场面，隔壁的囚犯通过窗口看到的是整个场面中的一个个片断。整个场面发生的这段时间在囚犯们要求机会均等的情况下，被切分成了一个个片段，对每一个囚犯来说，在一小段时间里属于他们的窗户外的场面也就是整个场面的被切分以后形成的马赛克（mosaic）式的场面，而你则看见了整个场面。整个场面一旦被马赛克化，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全变了。一幕可能深深打动某一孤独个体的情景就成为一则新闻或一条消息（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可能是她儿子的男孩站在监狱的围墙外面站了一会儿）。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还有那么多人等着看呢，赶紧让开！由于有那么多的“他人”与你分享这个窗口，你就必须以与“他人”一样的方式看。推而广之，无数的“他人”汇集而成的“大众”（在数量上比“大伙儿”多得多）必然导致大众中的每一个人透过他们共享的窗口看到的世界被“马赛克化”。换句话说，原初的世界因为大众而破碎。由此可以明确：单人囚室的窗口是“个人窗口”（personal window），多人囚室的窗口是“大众窗口”（mass window）。电视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窗口”，而且是相当典型的大众窗口。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网络化的、作为交往媒介的“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个人窗口”。
7.2 “马赛克化”——大众传媒的宿命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在这里详细解释一下大众传媒的马赛克特征的多重含义。“马赛克”一词本意指一种建筑工艺，即用一系列零散的瓷片拼嵌成一个完整的平面。通过“马赛克”式的拼嵌，并不必然相关的事物形成了一个偶然的、暂时的序列，如商店里排队买东西的顾客就组成了一个马赛克式的阵容。一本杂志，一张报纸，一天的电视节目也都具有马赛克的特征。建筑学上还有一个术语叫“蒙太奇”（mongage），它的含义与“马赛克”相关，但有很大不同。它也是指一种建筑工艺，将建筑材料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异质性的材料形成一个有内在同质性的序列（continuum）。“蒙太奇”的概念后来被引入电影艺术中，成为一种电影语言。电影艺术家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两个或两个以上表面上没有意义关联的镜头连接起来，通过观众在意识或潜意识的合作，两个或多个镜头之间的内在的意义关联突显出来，形成有冲击力的意义释放。一般说来，一部电影的成功常常有赖于使用蒙太奇语言是否成功。（我们知道，剪辑师在一部电影作品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电视新闻的编辑不同于电影的剪辑师，报纸的内容不同于书籍的内容，全在于“马赛克”和“蒙太奇”的不同。细分起来，传媒中的马赛克形式有时间性和空间性两种－－电视节目是时间性的马赛克，报纸版面是空间性的马赛克。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一个频道与另一个频道电视节目之间构成一种共时性、横向的、类空间性的马赛克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像翻报纸似地换频道）；而一天一天的报纸又构成一种时间性的马赛克关系。在总的时间和空间确定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大众中的成员的不同趣味、意向，编辑（即拼嵌者）相对均衡地划分传媒的各种内容在总体中所占的比率（时限或篇幅）。
一部较高水准的电影要求观众必须深度参与各个镜头之间的结构关系。相反，电视提供的恰恰是不要求深度介入的内容。与书籍相比，报纸提供的是不要求深度参与的内容。一条时间仅持续１分钟的电视新闻足以能挑起电视观众的兴趣，因而电视对一个事件的报道、传播也就完成了。但要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及其可能包含的复杂的意义，一本书比报纸、杂志、电视的优势大得多。电视是向具有各方面举和好奇心的大众共同拥有的媒介，每人个对某件事感兴趣的人不可能在这件事上留连忘返，因为“还有好多人在后面等着”。如果电视在一条新闻上大作文章的话，它就会使关心其他事的人失去耐心，断然走开。所以在采编收视率高的电视新闻节目时，必须遵守“两分钟规则”（the rule of two-minute），即每条新闻持续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只能提供泛泛的和马赛克式的信息，只要包含了“五个Ｗ”（Who、What、Which、Whom、What effect）的讯息就是一条合格的讯息。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是大众传媒的暴君，它的权力使世界以马赛克式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很多人不仅意识不到这个虚拟世界的马赛克特征，而且比习惯于接触真实的世界接触更习惯于与这个马赛克化的世界接触。相对而言，旧有的画报（如连环画报）更接近真实世界，它偏重与展示世界的连续性（continuum）和场景深度（the depth offield），虽然这样的展示必然要以牺牲世界的广度为代价。当电视把世界以马赛克的形式展现给我们时，我们就被马赛克世界的丰富多彩吸引住了，这个世界中总有哪一部分能吸引你。拿着一本马赛克式的杂志，我们感到一册在手，世界在握。这是像《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战胜旧画报的一个原因。旧有的画报很像是一个专卖某种商品的商店，除非你正好需要某一特定的商品，你是不会进这种店的；相反，马赛克式的杂志很像一个百货公司，你在里面总可以找到你所要的商品，即使你什么都不买，徜徉其间，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让你虚拟性地占有这里的繁华、富有。它给你一种由“逛”带来的快感。偏重于感性，头脑相对懒散的人尤其喜欢这种由“逛”带来的乐趣。事实上，电视和杂志，尤其是电视和杂志中的广告中精心制作的广告，给予人的也正是这种由“逛”的乐趣和世界在握的充实感。由于电视与杂志在马赛特征上的相通，它们之间相互为用，使马赛克特征更趋于纯粹和精致。另一方面，电视也吸取了“经典性”的马赛克式的杂志（汉语的“杂志”一词中的“杂”这个字本身就反映了杂志的马赛克特征）中为大众化的电视节目所缺乏的某种“深度”，制作成有“精英”意味和“精品”色彩的电视节目，如有某方面专家、职业评论员参与的所谓“深度报道”、“新闻观察”等样式的节目，有的直接以“电视杂志”名之。这类节目在编排上突破了“两分钟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自己身的马赛克特征。以观众数量的相对减少为代价，换取了教育程度较高的观众的响应。这种从广播（broadcasting）向窄播（narrowcasting），从大众化趋向个人化的节目属于大众文化中的类精英或伪精英文化。在这些节目中，原先为记者占据的重要位置被那略些略通文墨、略带斯文象但记者派头犹在的主持人所占据。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这些主持人在社会影响上可以成为与演艺明星分庭抗礼的类精英大众文化偶像，如美国一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１９９６年的年收入超过了包括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在内的演艺明星的收入。然而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在数字时代的交往媒介中，这种不伦不类的明星将会寿终正寝，因为电视本质上是一种广播媒体而不是一种窄播媒体（如网络化的个人电脑），它无力胜任“窄播”的功能。“大众窗口”好比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洛斯忒床，它不断地对窗口这边的观看者和窗口那边的世界施行着“平均化”的强权，它按照公共尺度截去人和世界的头和脚，再给人和世界安上假头和假肢，而我们以为我们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走着我们自己的路。我们以从“大众窗口”所得到的话题进行交流（communicate），我们因这个窗口而结成“共同体”（community），但我们所次序的是早已标准化的、实质等同的答案，我们是作为这个窗口的附庸体而结成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是在大众媒体的温柔的铁腕造成的软性高压下形成的，大众的“共识”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强加的。换言之，“大众”的整体性是媒体的巨大的“凝聚力”强行拼嵌而成的，“大众”其实也是一个马赛克式的整体，一个看似铁板一块实际上支离破碎的整体。说到“马赛克”，如今使用过互联网的人都会马上想起以Mosaic命名的浏览互联网络的电脑程序。Mosaic软件提供了一种多媒体的图形界面，我们用它可以浏览环球网上的超文本文件。这种软件虽然被命名为“马赛克”，而且从直观上看它也的确很像“马赛克”，但实际上它与本来意义上的“马赛克”具有本质的不同。这种软件在技术上是基于多媒体技术和超文本技术的，而多媒体技术和超文本技术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交互性”以及“交互性”赋予用户的巨大主动性。它使用户悠游于各种感官世界，自由地搜索高度个人化的讯息。（详见本书第三部论述ＷＥＢ章见）。而大众传媒都是非交互性的，它提供的马赛克化的讯息是高度凝固，只能被动接受的大众化的讯息。总而言之，服务于个人窗口（ＰＣ）的Mosaic软件是对于大众传媒的马赛克形态的彻底颠覆。
--------------------------------------------------------------------------------
8.1 “消费者电子学”
电视自发明以来，经历了好几次技术上的更新换代。随着这一次次的更新换代，电视的图像品质不断改进，不断接近于“事物的形象”。这种换代思路再往前进一步，自然就出现了关于“高清晰度电视”的设想。据尼葛洛庞蒂说，“１９７２年，几位富有前瞻性的日本人自问，电视的下一步应该朝哪一个方向走。他们的结论是：更高的分辨率。他们断定，电视由黑白转成彩色之后，紧接着是拥有电影画面般精致的画质，或叫‘高清晰度电视’。在模拟世界里，让电视朝这个方向升级，是很合乎逻辑的想法。因此，在接下来的１４年中，日本人孜孜不倦地研究他们眼中的‘高品质电视’（Ｈi-Vision）。”在这之后，世界各国电子产业界一度纷纷接受这样的观念－－高清晰度电视代表未来电视发展的方向。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方式。遵循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一直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一旦被发明出来，就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吗？高清晰度电视与黑白电视、低分辨率的彩色电视相比，对人们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除了电视，再没有别的传播媒介，那么电视的改良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在电视之外，有一种媒介更能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更能触动人的理智，能触动更多的感觉，使人全身心地进入这种媒体所营造的世界，那么对于电视的改良还有多大的意义？以电子游戏为例。电子游戏机出现后，它对于儿童的吸引力大大超过子电视对于儿童对吸引力。电子游戏的画面与电视画面相比，显然相当粗糙，而众多的电子游戏迷很少抱怨电子游戏的图像品质，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一个游戏本身的精采程度（如游戏的“情节”设计得是否激烈，是否出人意料，是否具有挑战性等等），而不是画面品质的清晰度（一个游戏的“情节”如果单调乏味，那么画面再清晰也是乏味的）。电子游戏机是一种简单的电脑，与真正的的电脑操作相比，玩电子游戏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操作，然而电子游戏与电视节目毕竟有一个根本不同：前者是交互性的、在内容上富有可塑性的娱乐，而后者是单向性的娱乐。电子游戏赋予人以很大的主动性、参与性，调动起人的各种反应能力，展示出每一个人在智力上、感觉能力的高下，而不是使人们在智力上和感觉上“吃大锅饭”，就像人们在看电视时的那种情形。图像的不清晰是电子游戏的缺点，但这一缺点并不能掩盖电子游戏对于电视节目的优势。图像的高清晰度对于电视节目本身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看电视的时候，你会抱怨影像的分辨率、屏幕的形状或是活动画面的质量吗？大概不会吧。如果你有什么抱怨，一定是对节目不满意。或是抱怨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所说的‘空有５７个频道，却毫无内容”。“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５７个频道里那空无内容的节目即使用高清晰度电视来播放，也无改于节目的实际品质。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是技术专家的本份，从技术以外的立场来思考电视未来的发展、命运本不是他们的职责。然而使用技术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人总是处于文化状态之下，具有特定的心理状态的，无视文化、心理因素的技术，不管这如何“高”、如何“新”，都有可能成为“高”而无当、“新”而无当的“屠龙之技”。当那几个“富有前瞻性的日本人”提出“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思路时，他们只注意到电视的一个弊端－－图像不够清晰，这是一种从纯技术角度看出的弊端，却忽略了电视的最根本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弊端－－电视在文化意义上的弊端（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所看到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这句话令人想起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一段独白：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蹑步前行，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人生是一个行走的影子，是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对于常看电视连续剧的人来说，“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蹑步前行，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是再真切不过的体验。电视肥皂剧里的“人生”，的确“是一个行走的影子”，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电视里层出不穷而又永远同一的“综艺节目”的的确确“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更“好”的电视机，而在于有没有更好的媒介。对“空有５７个频道，却毫无内容”的媒介，任何不涉及实质内容、修修补补的改良都是无济于事的。而一旦出现一种能够很大程度上克服电视的这一根本弊端的新媒介，它就会理所当然地颠覆这个“媒介之王”的统治。网络化的个人电脑就是这种“新媒介”。在它日益强劲的威势下，电视沙皇不得不退位。或者说，在电脑不断表现出来的巨大魅力将使人们理所当然地把电视视若弊屐。而在技术上追求“高清晰度电视”的努力恰好像是一个行将末落的王朝所进行的一场徒劳的“改良”或“维新”。难怪尼葛洛庞蒂说“高清晰度电视是一个笑话”。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构想由日本人提出来是在情理之中的。日本民族是长于认真、细致地工作而短于原创性思想的民族。他们总是在既有的外来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仔细改进，精益求精，形成一种无本位而又后发制人的民族文化。在古代，他们引入汉文化，建立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二战结束后，他们在引进西方的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在较长时间领先于世界的电子应用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这仅仅是文化价值影响技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价值决定着对技术的使用。人在何种方式上使用技术，把已有技术在何种方向、何种程度上改进，总是蕴含着文化上的价值取向。日本发达的应用技术不仅反映在对技术产品上精益求精上，而且反映在他们努力在既有的技术水平上，如何使产品的使用者尽可能地方便，尽可能感受到产品的制造者对产品使用者“无微不致”的关心。（当然，日本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无微不致的关心”并非出于菩萨心肠，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好逸恶劳、穷奢极欲的本性来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在享受上的潜能，作为其生财之道。）对于日本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点，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克里斯托弗（Robert
C.Christopher）在一本名为《日本人的心灵》（The Japanese Mind）书中这样描述道：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反映了一种对新发明的小玩意的国民嗜好，在日本，这种情况到处可见。例如，在东京坐出租汽车，乘客从来不用自己开关车门，因为司机能用自动控制装置开后车门。在饭馆和百货公司，刚进门的顾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机器人的欢迎，这些机器人向顾客鞠躬如仪，并以甜甜的声音说些恰当的寒暄话。在日本家庭中，这种对小玩意儿的嗜好处处可见，从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时代打火机，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各种设置。我的朋友千年对他的“双伴音电视机”颇为自得，在这台电视机的某些频道，同一节目可有英语和日语两种不同的声音选择。千年说这有助于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碍于情面，没对他说：不如买一套英文会话唱片，既省钱又能达到同样目的。“舒适和细致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日本独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特点。日本人常常喜欢将一种游戏玩到最精细、最微妙、最彻底的境界，从中体验到一种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不屑于追求的舒适和满足。日本人的这种人生旨趣是一种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奇特的混合，或者说是一种最为精致、最为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与这种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密切相关的，是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在男女之间、长幼之间、上下级之间，盛行着一种后者（女人、晚辈、下级）绝对顺从、迎合前者（男人、长辈、上级）的规则。这种规则要求后者刻意顺从、迎合、侍奉，使前者得到了一种极为精微、细腻、完善的享受。对日本人来说，男女两性的交往（无论是性的交往还是一般交往）或上下级之间的交往，不过是女性或下级最大限度地迎合男性或上级的各种要求，使自己的“温柔”、“体贴”达到奴颜卑膝的状态。正如克里斯托弗所说：那些对日本人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往往半带轻蔑地认为，日本人过分恭谨，总是在鞠躬作揖－－而这一次，持有种族成见的人不幸言中了。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断定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公事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即使遇到尊卑关系不甚清楚的情，日本人也总是知道该对谁表示尊敬。在日本，不管一个人是如何春风得意，另一个比他早几年从同一大学毕业的学长总是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方式保持其居高临下的地位。可以说，主－奴结构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交往规则。这种交往规则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而且表现在人与物、消费者与消费品的交往中。日本人制造的各种“新发明的小玩意”就体现了这种主－奴结构。最大限度的“奴性”是这些的工具的最显著的特点。说到“新发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发明的“傻瓜相机”。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日本产品－－它是一种绝对驯服的工具，一种极其善解人意、决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条件，对主人极其“温柔”、“体贴”的消费品。人在使用别的照相机时，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摄影知识，在一些细节上的无知（如不知道如何调光圈和速度）和马虎（如忘了开镜头盖），将导致摄影的失败；而当人在使用“傻瓜相机”时，你连镜头盖是否打开都不用担心，因为假如你没有打开镜头盖，那么你连快门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机”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黑格尔早就指出，“主奴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种可能“异化”的关系。当主人把奴隶的权利、内涵剥夺殆尽，把奴隶降低到“物”的水平，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权利、内涵也剥夺殆尽，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以男女交往为例，一个身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个女奴做任何事，从表面上看，他彻底地占有了这个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够占有的只是对方作为物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他似乎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对于人的态度、情感（如爱、理解、尊重）。当他对她大施淫威时，他已把他作为人的各种力量闲置、遗忘、废弃，或者说不自觉地剥夺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权力，使自己等同于物。在这种“交往”中，他从来没有在与对方的相处、磨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磨合”是多余的）中改变、丰富、塑造、修炼自己，体验和占有自己潜在具有的深度的本质，而只是在持续的放纵、任性中沉沦、畸变。这种主奴关系与前面所说的娼妓化交往其实是同一回事－－人与人之间最低级的交往，近似于物与物之间的交往。“主人”在“奴隶”的绝对驯服中自以为占有了一切，其实他占有的只是“看不见的珍藏”，或者说虚假的珍藏。独裁者（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独裁者）常常难免产生一种深切的孤独感、无能感和破产感－－在拥有一切时暗感到一无所有。使用、享受着各种驯服工具的消费者也是一种独裁者。“傻瓜相机”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在拍下了无数张照片后，自己在摄影方面的知识几近于零，自己的“马大哈”式的生存状态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当然也谈不上改正“马大哈”的恶习。套用林肯的话来说，它“属于傻瓜”（of the dummy），“为傻瓜而设计”（for the dummy），“由傻瓜来使用”（by the dummy）。可以说，“傻瓜”是“消费者”的一个最为恰当的别名。“消费者”被各种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温柔体贴”的消费品包围并按摩着，不断地“傻瓜化”。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对各种驯服的消费品施行独裁时，也同时被消费品施行着独裁－－“平均化”的独裁。无论是电视还是傻瓜相机，它们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样地对消费者进行着“平均化”的处理，把人与人的差异降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各种产品的生产者通过大规模地复制出各种“大路货”，自觉不自觉地使消费者在总体上成为“大路货”。一个摄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机的，因为傻瓜相机在有效地避免了失败和风险的同时，也同样有效地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扼杀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作品之间的差异。由此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大众文化产业，尤其是大众化传播媒介产业同时造就的两种东西（消费者与消费品），一路货色（平均化、整齐划一的大众与平均化、整齐划一的产品）。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乔治·吉尔德为什么把电脑技术以外的许许多多电子技术（尤其是电视技术）称为“消费者电子学”（consumer electronics）。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消费者电子学”直接称为“傻瓜电子学”。受这种“电子学”（电子技术）支配的种种产品（从“傻瓜相机”到“高清晰度电视”）都在有意无意地造就或助长一种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即为平均化的消费者－－“大众”－－所拥有的文化。
8.2 主奴关系与傻瓜相机
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构想由日本人提出来是在情理之中的。日本民族是长于认真、细致地工作而短于原创性思想的民族。他们总是在既有的外来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仔细改进，精益求精，形成一种无本位而又后发制人的民族文化。
在古代，他们引入汉文化，建立了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二战结束后，他们在引进西方的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在较长时间领先于世界的电子应用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这仅仅是文化价值影响技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价值决定着对技术的使用。人在何种方式上使用技术，把已有技术在何种方向、何种程度上改进，总是蕴含着文化上的价值取向。日本发达的应用技术不仅反映在对技术产品上精益求精上，而且反映在他们努力在既有的技术水平上，如何使产品的使用者尽可能地方便，尽可能感受到产品的制造者对产品使用者“无微不致”的关心。（当然，日本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无微不致的关心”并非出于菩萨心肠，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好逸恶劳、穷奢极欲的本性来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在享受上的潜能，作为其生财之道。）
对于日本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点，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克里斯托弗（Robert
C.Christopher）在一本名为《日本人的心灵》（The Japanese Mind）书中这样描述道：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反映了一种对新发明的小玩意的国民嗜好，在日本，这种情况到处可见。例如，在东京坐出租汽车，乘客从来不用自己开关车门，因为司机能用自动控制装置开后车门。在饭馆和百货公司，刚进门的顾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机器人的欢迎，这些机器人向顾客鞠躬如仪，并以甜甜的声音说些恰当的寒暄话。在日本家庭中，这种对小玩意儿的嗜好处处可见，从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时代打火机，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各种设置。
我的朋友千年对他的“双伴音电视机”颇为自得，在这台电视机的某些频道，同一节目可有英语和日语两种不同的声音选择。千年说这有助于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碍于情面，没对他说：不如买一套英文会话唱片，既省钱又能达到同样目的。
“舒适和细致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日本独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特点。日本人常常喜欢将一种游戏玩到最精细、最微妙、最彻底的境界，从中体验到一种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不屑于追求的舒适和满足。日本人的这种人生旨趣是一种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奇特的混合，或者说是一种
最为精致、最为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
与这种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密切相关的，是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在男女之间、长幼之间、上下级之间，盛行着一种后者（女人、晚辈、下级）绝对顺从、迎合前者（男人、长辈、上级）的规则。这种规则要求后者刻意顺从、迎合、侍奉，使前者得到了一种极为精微、细腻、完善的享受。对日本人来说，男女两性的交往（无论是性的交往还是一般交往）或上下级之间的交往，不过是女性或下级最大限度地迎合男性或上级的各种要求，使自己的“温柔”、“体贴”达到奴颜卑膝的状态。正如克里斯托弗所说：那些对日本人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往往半带轻蔑地认为，日本人过分恭谨，总是在鞠躬作揖－－而这一次，持有种族成见的人不幸言中了。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断定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公事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即使遇到尊卑关系不甚清楚的情形，日本人也总是知道该对谁表示尊敬。在日本，不管一个人是如何春风得意，另一个比他早几年从同一大学毕业的学长总是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方式保持其居高临下的地位。可以说，主－奴结构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交往规则。这种交往规则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而且表现在人与物、消费者与消费品的交往中。日本人制造的各种“新发明的小玩意”就体现了这种主－奴结构。最大限度的“奴性”是这些的工具的最显著的特点。说到“新发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发明的“傻瓜相机”。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日本产品－－它是一种绝对驯服的工具，一种极其善解人意、决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条件，对主人极其“温柔”、“体贴”的消费品。人在使用别的照相机时，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摄影知识，在一些细节上的无知（如不知道如何调光圈和速度）和马虎（如忘了开镜头盖），将导致摄影的失败；而当人在使用“傻瓜相机”时，你连镜头盖是否打开都不用担心，因为假如你没有打开镜头盖，那么你连快门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机”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黑格尔早就指出，“主奴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种可能“异化”的关系。当主人把奴隶的权利、内涵剥夺殆尽，把奴隶降低到“物”的水平，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权利、内涵也剥夺殆尽，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以男女交往为例，一个身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个女奴做任何事，从表面上看，他彻底地占有了这个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够占有的只是对方作为物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他似乎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对于人的态度、情感（如爱、理解、尊重）。当他对她大施淫威时，他已把他作为人的各种力量闲置、遗忘、废弃，或者说不自觉地剥夺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权力，使自己等同于物。在这种“交往”中，他从来没有在与对方的相处、磨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磨合”是多余的）中改变、丰富、塑造、修炼自己，体验和占有自己潜在具有的深度的本质，而只是在持续的放纵、任性中沉沦、畸变。
这种主奴关系与前面所说的娼妓化交往其实是同一回事－－人与人之间最低级的交往，近似于物与物之间的交往。“主人”在“奴隶”的绝对驯服中自以为占有了一切，其实他占有的只是“看不见的珍藏”，或者说虚假的珍藏。独裁者（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独裁者）常常难免产生一种深切的孤独感、无能感和破产感－－在拥有一切时暗感到一无所有。使用、享受着各种驯服工具的消费者也是一种独裁者。“傻瓜相机”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在拍下了无数张照片后，自己在摄影方面的知识几近于零，自己的“马大哈”式的生存状态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当然也谈不上改正“马大哈”的恶习。
套用林肯的话来说，它“属于傻瓜”（of the dummy），“为傻瓜而设计”（for thedummy），“由傻瓜来使用”（by the dummy）。可以说，“傻瓜”是“消费者”的一个最为恰当的别名。“消费者”被各种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温柔体贴”的消费品包围并按摩着，不断地“傻瓜化”。
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对各种驯服的消费品施行独裁时，也同时被消费品施行着独裁－－“平均化”的独裁。无论是电视还是傻瓜相机，它们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样地对消费者进行着“平均化”的处理，把人与人的差异降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各种产品的生产者通过大规模地复制出各种“大路货”，自觉不自觉地使消费者在总体上成为“大路货”。一个摄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机的，因为傻瓜相机在有效地避免了失败和风险的同时，也同样有效地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扼杀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作品之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大众文化产业，尤其是大众化传播媒介产业同时造就的两种东西（消费者与消费品），一路货色（平均化、整齐划一的大众与平均化、整齐划一的产品）。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乔治·吉尔德为什么把电脑技术以外的许许多多电子技术（尤其是电视技术）称为“消费者电子学”（consumer electronics）。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消费者电子学”直接称为“傻瓜电子学”。受这种“电子学”（电子技术）支配的种种产品（从“傻瓜相机”到“高清晰度电视”）都在有意无意地造就或助长一种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即为平均化的消费者－－“大众”－－所拥有的文化。
8.3 从按摩到挑战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电脑用户（使用者）仍然是“消费者”。然而从文化意义上讲，电脑用户与电视观众（典型的消费者）具有质的不同。电视观众闲置着双手，被动地、集体性地接受电视的按摩，或者说，接受由电视台复制出来的无数双“看不见的手”的按摩。相反，电脑用户伸出自己的双手敲击着键盘，与电脑进行着真正意义上“交往”。
人与电脑相互挑战并各自作出应战，双方在索取的同时也在被索取，在向对方敞开自身的同时让对方向自己敞开，在这一过程中共同“改变、丰富、塑造、修炼”自身。所以电脑用户说到底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正如吉尔德所看到的，电脑用户把电脑当作是一个为他们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积累资本，富有创造性并预示着未来的工具。在美国，电脑在１９９３年的销售量是５０００万台，而每台电脑的价格比每台电视机的价格高出近４倍。电脑的市场比电视和电影的市场加起来还要大，比如１９９２年美国的电脑产业的总销售量是１６１０亿美元，而电视和电影产业的销售量加起来也只有１０４０亿美元。电脑硬件的销售收入是电视机销售收入的６倍，家用电脑的销售量每年以１０倍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电脑买主的综合素质要比电视买主的高得多。电视买主来自中等收入阶层，他们用４００美元买一台电视机；而电脑的买主几乎都来自高收入阶层。他们总是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是相应的），用大约１５００美元买电脑硬件，再用１５００美元买软件和外围设备。
吉尔德指出，电脑与电视的“最关键的差异是这两种设备在用途上的差异”：
看电视的人几乎是在用电视来愚弄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而ＰＣ机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们的机器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具创造性。ＰＣ机的买主也是一种新的应用和附加设备的创造者，而电视机只是一个消费品。ＰＣ机是一种供方投资（supply-sideinvestment），它使家庭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重新成为中心角色。资本主义生产被转化为一种对于现阶段出现的家庭、文化和社区危机的治疗性力量。
电脑与电视在用途上的不同，缘于它们在“禀性”、“脾气”上的不同。人与电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电视像奴仆一样迎合着人，尽可能地让人感到舒适、自在，虽然实际上它是像靡菲斯特反过来奴役浮士德一样地奴役着人。
人与电脑的形成的却是平等相处、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的关系。电脑从来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驯服工具，它对人提出各种条件和资格要求。通过键盘来操作电脑与通过遥控器来操作电脑决不可同日而语。一匹骏马常常同时就是一匹烈马，只有优秀的骑手才能驾驭它。同样道理，电脑不是像“傻瓜相机”那样的可以随便上手的工具。电脑强制性地改变着它的使用者，它是人的严师和诤友，它向人许诺和提供的不是廉价的、消遣性的“轻松愉快”和“自由自在”，而是在通过无数次的挫折、摔打、挣扎赎来的深刻、强烈的自由感和成就感。电脑与电视不同的脾气和禀性造就着一种在精神气质上与大众（电视）文化大异其趣的文化。基于这种考虑，吉尔德把电脑与Ｔ型汽车（最早生产出来的汽车）相提并论：顶尖性电脑常常首先是被能最好地使用它的精英们使用，然后他们再把它们向别的人推广。所有新的技术都是先被精英们获得、掌握，然后它们才会深入到公众中去。电脑在当代文化中所担当的角色相当于Ｔ型汽车在２０世纪的产业文化中担当的角色。
（Ｔ型汽车的）车主们不能径直跨进汽车来驾驶它，他们必须首先学会怎样保养和维修这种汽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学会了怎样拆开它，又怎样把它组装起来。他们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技艺的产业精英，正是凭着这种技艺，他们在两次大战中大显身手，并把美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前沿。
与Ｔ型汽车的司机一样，顶尖性电脑的使用者（黑客和准黑客）与其说是消费者，不如说是生产性－－掌握数字技术的“产业精英”。
然而电脑与Ｔ型汽车又有两个明显的不同。
第一，Ｔ型汽车在技术上是封闲性的，而电脑在技术上高度开放性的，处于“没有尽头的青春期”之中。网络化一方面使每一台ＰＣ不可能固步自封，使之不断成为“顶尖性的电脑”，另一方面使每一个用户可能成为生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使电脑用户使用过程是反馈性、回应性的，而不是像人在接受按摩时那样奴役性地“使用”按摩者，同时又暗中被按摩者奴役。梅特卡尔夫定律最能说明这一点。
第二，
Ｔ型汽车是只具有技术维度的机器，它只能使人成为技术上精英；而电脑是多维度的机器，它不单是在技术上不断地向人挑战，使人避免成为一个技术上的消费者（与此相对照的是，电视观众首先是电视技术的消费者），而且从人类文化的各个维度上向人提出全面挑战，从总体上结束人被各种机器“按摩”的状态，从总体上结束消费主义文化。
第三，
要想切实了解这一点，我们还得对于人与电脑的关系作一番细致的考察。
--------------------------------------------------------------------------------
后一
9.1 远程电脑
新出现的电脑词汇与新出现的电脑技术一样令人目不暇接。即使你的英语的词汇量大得惊人，你也很可能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单词－－teleputer。
以tele为前缀的词我们见过不少，如telegraphy（电报）、telephone（电话）、telecommunication（电信），television（电视），等等。tele这一前缀的本来的含义是“遥远的”（far off)、“远距离的（distant），但近二三十年来，它通常的含义与“电视”、“电传”有关，如telecast（电视广播）、teleconference（电视会议）、telecourse（电视课程）等等，在一些词典中还把tele作为单独的一个词收入，专指电视。teleputer是由苹果公司的史库莱（John
Sculley）发明的，它由前缀tele-（遥远的）与computer（电脑）合成，我们可以把它译为“远程电脑”。teleputer视一样具有巨大的“势力范围”的传播媒介，而不是一种像复印机、打字机那样势力范围只在使用者眼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非连接性的桌面机器”（unconnected desktopmachine）。teleputer其实也就是一种网络化的电脑。
不管这个词会不会被普遍认可，但包含在这个词里的技术理念已乎已成为电脑钜子们的共识。
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谈电视及其未来，它把未来的电视称为“比特电视”，并且认为，“个人电脑的飞速发展，使得采取开放式的体系结构的未来电视将等同于一部电脑。就是这样。置顶盒将变得只有信用卡般大小，只要插入，就可以把你的电脑变成有线电视、电话或卫星的通信的电子通道。换句话说，将来没有人生产电视机，只有电脑工业：它将制造装满上吨内存并且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显示器。”
我们在第一章 已经提到了英特尔公司总裁格鲁夫的“ＰＣ就是ＰＣ”的著名论点。他一方面不同意置顶盒可以等同于电脑的观点（如尼葛洛庞蒂所认为的），另一方面也不生造一个词来指称未来的电脑（如史库莱那样）。对他来说，ＰＣ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ＰＣ的概念每隔两年就有变化，但ＰＣ这一名称可以一直不变。因为ＰＣ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一种“持续的状态”（continunm），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机器。但他同样坚定地认为随着电脑处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电脑网络的不断完善，电视的威力将丧失殆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ＰＣ将把电视仅仅当作一种外围设备，从而彻底控制电视”。
在不远的将来，电视将寿终正寝，这一点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什么疑问。
不仅如此，目前所有以tele为前缀的传播媒介都将不复存在，传播媒体的全盘电脑化（数字化）已正定局，剩下的只是具体的时间问题——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吉尔德干脆把电脑的“未来”称为“远程未来”（telefuture）。在这个“未来”里，电脑在与各种媒体的竞争中大获得全胜，独领风骚。他这样写道：
推动“远程未来”的，决不是电影与电视、消费者电子技术与出版，电脑与游戏机的汇合。推动这一变化的是电脑技术的洪流对于所有这些领域的全面进犯和征服，而不是与原有的领域共存共荣。同样道理，电脑产业与电视产业的交汇如同汽车与马车、电视与“五美分剧院”（Nickeloden）、文字处理系统与打字机、电脑辅助设计程序与制图板、数字桌面印刷与活字印刷机的汇合，前者与后者的汇合是为了消灭后者。这令人想起尼葛洛庞蒂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没有比特就没有前途。”
正是由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被全盘数字化，我们才把正在来临的时代称为“数字时代”。
9.2 “各位观众”
电脑把电视彻底消灭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事件。本书第一章 已经证明，重大的技术总是体现着重大的文化价值，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技术特征体现着一种文化价值的特征。伴随着电视的消亡和电脑的崛起，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解体和另一种文化价值的勃兴，同时也是旧的人格类型的死亡和一种新的人格类型的诞生。
在大众时代（电视时代）里，每一个人（或每一家）都拥有电视，每一个人都是电视的观众（audience），但所有的电视（在内容上）实际上是同一台电视，每个人（每一家）的电视实际上是由电视台复制出来的无数台电视中的一台。它是我们公共的情人，即“大
众情人”。它并不在乎你是谁，只要你买得起电视，它就是你的，但在同一时刻，它又是无数人的——它是一个人皆可夫的“情人”。
所以我们在上一章 把这种大众传播行为称为“娼妓化交往”。“观众”本来是一个复数名词，但电视台常常把我们每个人都称为“各位观众”。这个不合文法的称谓倒是透露了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秘密——电视（台）从来没有把观众中的每一个个体当作是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个体，换句话说，在娼妓式交往中，提供服务的一方根本没有（也无需）把每一个顾客当作是一个具有完整的、不可替代性人格的个人，每一个人只是光顾它的“他们”中的一个而已。
电视的传播模式令人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句诗和一个哲学比喻。人们共享电视的方式是共时性的分享——“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电视的传输模式是“同步传输模式”。与其它传媒媒介不同，电视有所谓“黄金时间”（最大数量的观众收看同一个节目的时间）。电视内容的品质是同质而单一的——如同宋儒所说的“月映成川”（同一个月亮映在千万条河中）。电视业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频道越来越多。但这改变不了电视在内容上同质而单一的品性。一个电视台由原有的一个频道增加为十个频道，只不过是把过去由一个频道发送的节目分门别类并把节目时间拉长、重播次数增多后，改由十个频道发送（一个电视台由一个频道增加为十个频道后，它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基本上可以保持不变）。它实际上是把一个频道“稀释”为十个频道。“翡翠”和“明珠”（这是香港同属一个电视台的两个电视台）说到底是同一码事。
更重要的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电视台（如“德国电视一台”与“德国电视二台”）说到底也是同一码事。各家电视台的记者只不过是在同一个地方抢新闻的冤家。用经济学们的话说，各家电视台不过是在进行“低水平过度竞争”和“低水平过度重复”而已。还是美国摇滚歌手斯普林斯汀的那句唱词：“空有５７个频道，却毫无内容。”
由于众口难调又必须调，那么电视台的“厨师”们就制造了一种没有任何个人色彩的品味，但又是大家暗中都有的品味，即最低限度的品味，如同按摩女郎既不跟她的顾客谈文学，也不跟他打网球，你只跟你做那种人人都会做的游戏。
每个人在低级的欲望和趣味上都是相似的，但他们每个人的整体人格和品位又是有天渊之别的，正如鲁迅说的，人与人的差别，常常大于人与猿的差别。电视之所以是粗俗的，不是因为看电视的人都是粗俗的，而是因为它总是让看电视的人以粗俗的状态来与它接触，让人逐渐习惯于、沉溺于这种状态，并且以为这种状态是正常的而且是唯一正常的状态。
--------------------------------------------------------------------------------
后一
10.1 大众一直在反抗大众传媒
我们已经充分领教了电视的魅力和威力。被称作“大众”的人们与这个同时扮演着他们的仆人和主人、情人和娼妓等多重身份的电子魔怪相依为命。至今它仍然是主流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生存状态和交往方式。
然而不幸（或者说有幸）的是，它毕竟是青春永驻、拥有数不清面孔的技术之神的一副面孔，它终究逃不出红颜易老的命运。随着红颜的老去，它那“粉面含春威不怒”的风采将无从谈起。那些致力于高清晰度电视的人想寻找一种效果灵验的化妆品来为电视添光加彩，没想到当他们还没有确实找到这种化妆品时，电视离年老色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尼葛洛庞蒂依据自己的技术视野，断言“高清晰度电视是一个笑话”，“高清晰度电视很快就会胎死腹中”。电视行业中人差不多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纷纷放弃“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思路，转向数字技术。在这个时候，置顶盒技术应运而生。“置顶盒”技术就是一种用数字技术增强电视功能的技术。置顶盒有如一台微电脑，它使电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互动性”的功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那种观众——打开电视机以后边频道也不换，张大着嘴巴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谢谢收看”、“祝你晚安”，如果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高出一般电视观众之上，对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节目感到不满意，你最常有的反应就是改换频道。可是你很快发现，在几十个、上百个电视频道中来回搜索（美国人称之为“频道冲浪”），却发现仍然难于找到适合于你的兴趣和水平的节目。就像在闲得无聊时，你只好与一个本来话不投机的人聊一聊天气、物价之类的大众话题，为了“杀掉”眼前的时间，你只好体贴下情，将就着看某个与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沾点边或者毫不沾边但不至于让你十分讨厌的节目。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硬撑着看完一个你并不喜欢的节目，再开始进行频道冲浪时，你发现有一个节目差强人意，但你失望地发现它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刊登电视节目的报纸和刊物就显得相当必要了。电视节目报的出现和繁荣，表明关于信息的信息，即能帮助你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信息常常比信息本身更重要。即使你立志要做大众中的一员，与大路货长相厮守，你也不知不觉地希求稍稍地脱离一下大众，在一大堆大路货中挑肥拣瘦。但电视节目报实际上很难保证你能接收到你希望接收的信息。你知道了你想看的某个节目是在几点几分播出，但你却恰好在这个时候有别的事情要干，比如在这个时候你正好在上班或参加某项社交活动，或者，正当你在看这个节目时，有人给你打来电话，商谈很重要事。总之，即使你知道了有关信息的信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可能剥夺你进行选择的机会。于是，录相机在电视时代就显得很有用了。它能将你需要求的信息储存下来，克服你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受的限制。有了录相机，人可以在不少时候把自己从“大众”中抽身出来——你不仅可以不必与“各位观众”同时收看某个你希望看到的节目，而且可以从录相带出租店里选择适合于你自己兴趣和水平的录像带。
录像机的使用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种逃避电视的大众性的方式。录相机使你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你的电视机成为“个人性的电视机”（personal television）。然而作为信息的存储器和转换器的录相机消解电视的大众性，助长观众的个人性的能量相当有限。它毕竟是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小打小闹。录相带的发行本身是受商业利益的限制的。在录相带出租店里，你发现大量的录相带都是针对大众口味的。制作录相带的公司在生产一种录相带时，必须考虑有多少人可能租借这种录相带。在这一点上，制作录相带的公司与电视台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商业利益迫使他们都遵守兴趣和口味的最低公倍数原则。你很可能一连跑十家甚至一百家录相带出租店也找不到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的录相带，因为实际上没有哪家公司生产过它。在最低公倍数原则下，许许多多高于大众的平均领悟力的作品都被无情地淘汰掉了。与录相机相比，置顶盒在增加电视的个人性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置顶盒使你仿佛拥有了一份巨大的电视节目报，仿佛把电视台的资料库搬回了家中。你不用再付出从前看电视时必须为电视台付出的劳动——看电视广告。现在你向电视台支付的不是看不见的钱（观众长年累月地收看电视广告实际上是在为电视台工作）而是看得见的钱。电视台实际上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录相带出租店，在这个“店”里，你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了，你与电视台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关系，电视台与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沟通”的关系而不是传播与被传播、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也就是说，电视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窄播（narrowcasting
）而不是广播（broad-casting）。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大众时代的最高阶段－－电视时代里，在大众独裁的总体背景下，大众在悄悄地反叛着媒介的大众性，悄悄地寻找着个人性媒介。而技术，犹其是数字技术，使单向性的communication
（传播）逐渐演变为互动性的communication（沟通，交往），尽管这种媒介的民主化运动是在媒介的独裁制之下进行的改良性而非革命性运动，尚不足以动摇大众传媒介时代的垄断性。
10.2 “广播”与“窄播”
回顾电子媒体的历史，我们发现，技术的力量首先使“窄播”变成了“广播”，最后又使“广播”重新演化成“窄播”。
电影技术大大地削弱了戏剧的势力，它的巨大的复制能力基本上克服了信息的接受者（观众）与发送者（编剧、导演、演员）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第一次使“窄播”变成了“广播”。而电视又大大削弱了电影的势力，进一步克服了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的时空距离，把“广播”模式推向了极端。
体现在电视上的“广播”模式给予人的自由度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自由是面向大数人的“自由”而不是面向于个人的自由，他大大限制和妨碍了个人的自由。
按照吉尔德的说法，个人性媒介与大众性媒介的差异（实际上就是“窄播”与“广播”的羞异）相当于私人小汽车（或出租汽车）与火车、公共汽车的差异。火车和公共汽车使人在空间上拥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它们可以使你快速到达某一目的地。但火车或公共汽车对于它们的乘客来说又意味着明显的不自由，你在搭乘火车或公共汽车时常常感到身不由己。由于有众多的乘客，它们不可能充分满足每个人特殊要求，每个人的具体要求都潜在地构成对他人要求的限制。相互限制的结果，是每位乘客的要求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这时同样存在着“最低公倍数原则”）。它们要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发车和停车，这由不得每个乘客来考虑和决定。每一个停车站实际上也都不是任何乘客的目的地，每一个旅客下车后都要继续进行“个人性”旅行，分别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而私人小汽车却不同，它的“发车”和“停车”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个人性的。
这样说来，一台配上了置顶盒的电视能给予你一种类似于驾驶自己的汽车或乘坐出租汽车的自由感。有了它，摆放在我家中的电视不仅在产权的意义上而且似乎在内容上成为了“我的电视”。
10.3 置顶盒并没有把“大众视窗”转变成“个人视窗”
置顶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电视这种“大众性窗口”（参见第三章 “两种窗口”一节）那种“空有５７个频道，却毫无内容”的品性。但以为只要利用数字技术，就能使电视绝处缝生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尽管数字化技术有极大的潜能，然而它并不能帮助电视摆脱危机。极大的潜能要求有极大的用武之地，而电视能为数字技术提供的用武之地太狭窄了。电视产业在利用数字技术后，可能使电视有暂时的起色，但终究是权宜性和短视性的。这种技术思路说到底是让数字化技术戴着铁链跳舞。
事实上，数字技术不仅不能使电视“重振河山”，而且它也不会自甘与电视划界而治，共存共荣；它将彻底取代电视在媒介产业中占据统治地位。电视时代在媒介史上将是一个强大而又短命的王朝。
格鲁夫对于置顶盒技术的致命弱点的看法（参见第一章 “永久的青春期”一节）并非一家之言。置顶盒技术是对于数字（电脑）技术的简单运用，与早已存在用数字技术来增强各种机器（汽车、洗衣机、微波炉等）的性能的技术思路并无二致。糟糕的是，这种技术在克服电视原有的垄断性、独裁性时，又制造了新的垄断性。
首先是电脑黑客们极力消解的信息的垄断。置顶盒是一种功能相当片面的电脑，一种不合格的电脑，就像全自动洗衣机上安装的功能极其单一的所谓“微电脑”。借助于它，你每一次只能进入一家电视台的资料（信息）库，尽管这个资料库里储存的信息远多于任何一家录相带出租店，但与Internet相比，它不仅储存的信息少得可怜（Internet使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都属于你），而且品种单一（基本上仅限于音像资料）。
实际上，为了招徕观众，电视台在置顶盒被发明出来之前就设立了一些带有一点交互性、参与性、个人性色彩的节目，如“观众点播”、“请您参与”之类的节目。“观众点播”节目让观众稍稍感到电视台不是平均化大众口味的电视台，而是“我自己的”电视台。然而由于电视说到底是一种大众化视窗而不是个人化视窗（一个观众如果想电视台播出自己点播的节目，就必须使自己的口味尽可能贴近大众的口味）。受中心化机构（电视台）控制的电视要想成为个人化视窗，如同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地面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置顶盒使你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点播你希望看到的节目。有了置顶盒，你的电视机上播出的内容与邻居家的电视机播出的内容常常不一样了。“各位观众”再也不会在在一天当中为前一天晚上播出的那一集电视剧结尾处留下的悬念而牵肠挂肚，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偶然的原因使自己借过某个精采的节目和片断。
但这并不表示置顶盒能使电视这一大众视窗变成个人视窗。
这首先是因为置顶盒从一开始就是一道关卡，一个“收费亭”。
置顶盒为改变电视的大众性在技术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又给电视台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节目的话，那么电视台将失去自己的“金矿”－－“黄金时间”（prime time）。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里强制性地无偿雇佣大量观众来为电视台工作。然而观众一旦使用置顶盒来点播节目，“黄金时间”就不复存在，因为观众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错过自己所关心的节目播出时间，不同的观众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举例来说，天气预报节目是所有电视台最及引观众的节目，但假如观众可以通过置顶盒随时获取最新的天气信息的话，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收看天气预报的人数就会大大降低，这个“黄金时间”也随之告吹。
为了弥补失去“黄金时间”所造成的损失，电视台只得把“无偿”收看变成“有偿”收看，即把把无形的收费改成有形的收费。这就好像你看电视节目是不用付费的（其实观众已经被暗中收费了），但你看录像带却要向录相带出租店付费。尼葛洛庞蒂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说：“商家对这个盒子的兴趣，来源于它的潜在功用。抛开别的不谈，这个盒子可能会变成收费亭，它的供应商借此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把门人，根据经由收费亭进入你家中的信息的多少，收取可观的费用。听起来，这像个只赚不赔的好生意，但却并不符合大众的利益。”
置顶盒充当的“收费亭”角色，让我们从一个侧面清楚地看出它是作为中心化机构的电视台的一种垄断信息的新工具。电视的每一个频道如同一个隧道，任何信息想要从这里过，都必须留下“买路钱”。
收费本来是无可指责的，关键要看观众掏钱从商家那里买到的是什么东西。正如毒品贸易是否合法，不能看毒品贩子的具体经营行为是否合法（如他们买的货是否是假冒伪劣产品），而要看他们买的是东西在社会、伦理、文化上引发的后果。
归根到底，它充当了一种信息上的“开明专制”的工具，而再开明的专制也不过是专制。专制的程度是以锁链的长短来衡量的，但个人所要求的不是更长的锁链，而是没有锁链。置顶盒之所以是锁链，是因为使用它的人除了用它来点播电视台早已为你准备的质量和数量都受到严格限制的节目以外无所作为。这些东西不仅不能促进个人的任何创造性，使人们“天天向上”，而且使人们泯灭自己的个人创造性，使人们“天天向下”而不自知。
电视台早已经估算过什么节目是一般观众最可能点播的，比如有７０％的观众只点播电视台所备节目的５％，所以电视台尽可能满足这７０％的观众的口味，并且努力使“７０％”在下一段时间内提高为８０％或更高。在这里，多数人的兴趣压倒少数人的兴趣，大众化的品味压倒个人化的品味仍然是普遍通行的原则。
从表面上，置顶盒（录相机也是如此）好像使你从电视这扇“大众视窗”走到属于你自己的“个人视窗”。实际上，经由这个大的“大众视窗”，你走近的仍然是一扇略小一点的“大众视窗”。透过这一扇扇视窗，你所看到的“景色”是早已经过中心化机构筛选、制作好了的“景色”。当你走到这一个个视窗前面时，你已经走到了尽头，你无法再把你的视野往前推进一步。这个视窗仍然是囚室的视窗。
相反，网络化的个人电脑的“视窗”（以微软的Windows为代表)是包含着无数个“视窗”（windows）的“视窗”，
你更像是一个由个人驾驶的小汽车的车窗，一个流动的视窗。当你在网上纵横驰骋时，窗外的景色不断地变化，你能够在人迹罕至之处或从未有人迹之处看到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观，领略赛柏空间里的种种风情。而且，即使你驶入了最个人化的领域，你也不会产生“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落寞之感，因为你随时可以让你的远在天边知己以光速来到你所在的地方，与他共享你眼前的千种风情。
总之，PC是一辆能以光速行驶又可能随时停下，使物理的时间和空间都不成为问题的超级跑车，在新的空间（赛柏空间）里，你可以纵横驰骋。PC的视窗就是这辆超级跑车的车窗，而电视这扇视窗是囚室的窗户，置顶盒能使多人囚室的窗户变成单人囚室的窗户，顶多也只是囚车、火车、公共汽车的车窗。
10.4 带宽——ＰＣ技术的暂时瓶颈
在10年的时间内，我们将拥有无限带宽。
——比尔盖茨（见PC Magazine,Oct.11,1994.）
至今仍然有不少人钟情于电视，钟情于置顶盒，而对网络采取不信任和抵制的态度。据吉尔德的看法，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电视行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抓住任何机会来维持电视在媒介中的至尊无上的地位，哪怕他们不得不作出某种让步，而置顶盒看上去是如此有用的一种“改良”和“维新”的工具。
第二类人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电视的权威，但由于在技术上的短视，他们对PC目前面临的主要技术困难——带宽问题——持相当悲观的立场：与电视相比，电脑在传输活动图像方面只能甘拜下风，数字技术只能改良、优化而不能颠覆电视技术，置顶盒技术是改良电视的理想的技术。
如果说第二类人的主要特征是技术的短视的话，那么第三类人的主要特征则主要是文化的短视。他们看不出电视所传播的文化（典型的大众文化）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即使它有泯灭个性、助长平庸的缺陷，置顶盒足以能克服这一缺陷。
这三种人的主要特征是他们看不出个人文化与大众文化，ＰＣ文化与电视文化有何实质的差异。他们不但看不出ＰＣ的出现将预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化和崭新的社会结构，反而想当然地以为ＰＣ不仅不能克服反而电视（大众）文化的种种弊端，反而强化电视文化原有的危害，并且增加新的祸害。
在这三种人拒绝忽视ＰＣ文化的人当中，第一种人并不是基于何种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既得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种人所持的理由。这里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第二种人的观点。
一个听说过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种种神话后开始使用Internet的人（尤其是中国的Internet使用者），最感失望的恐怕是它的传输速度。在一天当中的大多数时候（凌晨四五点钟到七八点钟这段时间除外），Internet给人的感觉是一条交通严重阻塞的“信息低速公路”。一段仅持续十几秒钟的关于某个新闻事件的图像（avi文件）大约有８兆，而你要从Internet上这样大小的文件，
有时需要二十多分钟，而且只有当你完这个文件后才可能看到持续仅十几秒钟的图像。与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同一事件的详细报道相比，以这种方式获取信息，是不折不扣的“少慢差废”。这时你会很自然地以为Internet尽管有许多电视所不具备的功能，但它根本无法替代电视。Internet之所以看上去如此“少慢差废”，是因为目前传输比特的信道（chanel)的“带宽”（brandwidth）是相当有限的。所谓“带宽”，顾名思议，就是传输信息的通道的“宽度”（width）。当然，这里所谓“宽度”，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正如“信道”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并不同于我们能常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宽度”。尼葛洛庞蒂是这样“带宽”这一概念的——“在特定信道（例如铜线、无线电频谱或光纤）上每秒钟传输比特的数量，就是这个信道的带宽。可以据此衡量每一管线容纳的比特数量。这个数量或叫做容量，它必须严格地与呈现某一特定数据（声音、音乐、影像）所需要的比特数量相匹配……”一台ＰＣ机的处理速度再快，在通过Internet接收信息时，它也无法实质上改变眼前的低速度。如果带宽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梅特卡尔夫的所谓Internet的价值随着连接它的用户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规则将成为一句空话。
面对有限的带宽问题给Internet造成的麻烦，不少评论家不断重复所谓“普及化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悲观主义论调。所谓“普及化的悲剧”，是指一种相当有价值的东西在普及之后，其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一位名叫斯托尔（Clifford
Stoll）的评论家预言，网络作为一种公共设施，其资源将会因过度使用而枯竭，恰似封建时代的英国的公用牧场的命运——由于每个放牧者都把他们的羊群赶到那里去吃草，致使公用牧场最终被彻底毁坏。难以计数的中低层民众（middle and lower-class hoipolloi）纷纷拥进网络，他们将污染带宽而不是更新带宽。如同人口的膨胀、
工业企业的迅猛增长造成了生态和环境的危机，Internet在不受节制的普及化过程中将出现毁灭性危机。因目前的带宽状况而产生对于网络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在网络使用者中相当普遍，而且在专家和准专家当中有这种情绪的也有人在。此类理论听起来颇有道理（关键是它们得到了人们的实际经验的支持），但终不免是杞人忧天式的论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带宽问题的确是ＰＣ产业中亟待解决的头等难题。目前相当有限的带宽成为限制ＰＣ蕴藏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的“瓶颈”。正如吉尔德所说的：
在获得宽带连接之前，电脑是一个瘸子。由于电话系统的瓶颈，它把它的大部分处理能力用于压缩和解压，编码和解码。因为这个瓶颈，许多人对于ＰＣ的真正力量看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瓶颈，电视和消费者电子技术产业以为它们自己可以与ＰＣ分庭抗礼。但一旦ＰＣ获得了宽带通信，它将在微观领域和遥观领域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早在１９８８年，MicroUnity公司的总裁牟索利斯（John Moussouris
）在一次演说中生动地说道，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景：一位最杰出的电脑设计大师在奄奄一息之际，一直令他恨铁不成钢的儿子突然回心转意，回家来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如果这位电脑设计大师想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一生积累下来的智慧，那么这个词就是“带宽”。格鲁夫（AndyGrove
）对这一点心领神会，1995年年初，
他宣布：“要是你对过去十年的计算力量感到惊奇的话，其实你看到的力量不过是电脑力量的浩浩江河中的一滴水而已，等到你看到带宽的成本将会导致什么的时候，你会目瞪口呆。”
太阳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技术主管施密兹（Eric Schmidt
）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浪潮，把握到这一浪潮的关键意义的人之一。他的基本看法是，作为电脑进步的推动力量的带宽资源的剧增，将推翻摩尔规则。直到现在，电脑产业的进步仍然印证着摩尔规则。然而施密兹断定，很快就会出现的局面是－－带宽为王。比尔·盖茨对于带宽问题有着更加乐观，也更加明确的看法，他在１９９４年预言：“在１０年的时间内，我们将拥有无限带宽。”
吉尔德对此深有同感，他说：
带宽是是一种传输力量－－一个信息通道（information channel
）在存在干扰的情况下无差错地传输比特的能力。在光纤中，在无线传输中，在新的dumb switches中，在数字信号处理器中，带宽将以微处理器增长速度的5到100倍的速度扩展。随着美国全国的光纤的迅速扩展，双绞线的每秒数千比特的涓涓细流将变成每秒喷射十亿比特（gigabit）的“高压水龙头”。然而目前的个人电脑对这一点还没有做好准备。适应这一情况的个人电脑一旦与这一高压水龙头连接，比特的潺潺溪流就会变成“信息的大爆炸”（a blast of datasmithereens）。
由于带宽问题目前还未解决，媒体技术主要集中在将声音和画面信息所包含的巨量比特压缩为数量较小的比特。声像媒体的数字化主要就是“压缩”和“解压”，“编码”和“解码”，比特数巨大的声像信息（文件），只能以原子的形式（如ＣＤ光盘和ＶＣＤ光盘）传输（我们只好到音像店去买或租光盘而不能直接在网络获取巨量的声像信息），数字化了的声像信息（光盘）与没有被数字化的声像信息（录像带）对于信息的接收者来说只有细节性而无实质性的不同。如果你用电脑来听音乐，看电影，你也只是把电脑暂时当作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来使用，ＰＣ机成了录音机、电视机的一位并不出色的模仿者。
在带宽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前，ＶＣＤ机、音响设备仍然会畅销不衰（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一台配有ＶＣＤ机的电视机比一台多媒体电脑实用得多）。音像信息的数字化看上去并没有长ＰＣ机的志气；相反，它大长了电视机的威风。置顶盒技术是最长电视威风的技术。它让人们足不出户地从一个个规模巨大的“音像店”（即电视台）“买到”无数张无形的ＶＣＤ光盘。据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有５００００部电影，如果将这些电影都数字化，观众就可以通过不同的电视台找到自己想看的电影。单就这点而论，一个个（有线）电视台储存的大量声像信息，对观众似乎意味着“信息爆炸”。
然而这样因（声像）信息的数字化而导致的“信息爆炸”并不意味着“数字时代”或“信息时代”的到来。相反，它意味着电视时代（或大众时代）进入鼎盛期，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的步伐反而因电视的数字化而变慢。
换句话说，数字化电视将使人进入伪数字时代。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先得从个化电脑与网络的关系说起。
--------------------------------------------------------------------------------
后
11.1 “丛林中的豪华汽车”
乔治·吉尔德特意给我们讲述了（见“IssaquahMiracle
”一文）著名的电脑网络大师麦克尔·布奇（Michael Bookey）的一段有趣经历。
１９８９年，布奇第一次访问位于华盛顿特区艾色魁中学，为的是帮助这个学校建立电脑系统。这次访问令他想起７０年代他对正处于“文革”中的中国的访问。这位在电脑网络技术上探索了２０年的专家来到艾色魁，像是进入到一个与现代世界绝缘，有着古怪风俗的部落。在这里，唯一代表现代技术的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已经过时的电脑，而且大部分已经损坏。
随后他了解到，为了改变学校在电脑设施方面的这种落后面貌，华盛顿特区已经投票决定花２７０万美元作为更新设备的费用。学校方面由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就决定把这笔钱平均分发给教师，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花这笔钱。结果是，他们要的是录相机（ＶＣＲ），与电脑不兼容的光驱（ＣＤ－ＲＯＭ），以及胡乱挑选的电脑、打印机和其他一些外围设备。
在布奇看来，学校当局的这种救治办法似乎比它所要救治的病症更有害。
这意味着大量的钱被浪废掉了，使纳税人和学生同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强大的技术力量更加疏远。布基想让学校里的当权者明白，最强大的技术不是属于一台台孤立的电脑，而是属于加入到网络中的电脑。
为了解释网络的真正魔力，布奇让你想象一辆被困在丛林中的小汽车。当你仔细查看这辆车时，你会发现它的确是一辆非常有用的汽车。在这辆多功能的汽车里，有先进的照明设备，有床，有无线电通信设施，有磁带播放机，有暖气、空调，有防弹玻璃，有让动物闻风丧胆的汽笛。当你被这辆汽车的豪华特征深深吸引时，你可能根本不去想，一辆小汽车的真正魔力只能来自“与柏油路的关联”而不是“与豪华的辅助设备的关联。
在布奇看来，在个人电脑诞生后大约１０年时间内，
我们正是像使用这辆丛林中的小汽车那样使用我们的电脑。我们简单地以为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处理文字和数据方面。家用电脑最常见的命运是，在买回家一段时间后就被锁进壁橱里。我们常常意识不到，电脑的绝大部分力量源于“交互联结”（interconnections）。
11.2 “交互连接”——ＰＣ的命脉
“交互联结”这一概念的含义不像它听起来的那样简单。要理解它，我们先得懂得吉尔德经常使用的一对概念：“微观宇宙”（microcosm
）与“遥观宇宙”（telecosm）。
物理学中有一对概念－－“宏观宇宙”（macrocosm ）和“微观宇宙”(microcosm)。宏观宇宙是指人置身其中的无限广大的宇宙。
微观宇宙是指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单位（原子）内部由下一级的基本单位（电子、质子、中子等）构成的一个极小的结构体系，如同恒星、行星、卫星构成了一个庞大结构体系。大宇宙和构成宇宙的原子尽管在大小上相差极其悬殊，但二者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人们把这两个体系分别叫做“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
一台单独的电脑与由许多电脑组成的网络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于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的关系。每一台电脑本身就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硬件和软件构成的复杂的体系，我们甚至可以把一台电脑也看作是一个由许多元器件构成的“网络”。相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相当于一个“宏观宇宙”）而言，一台电脑只是构成网络的最小单位，但就一台电脑自身而言，它就是一个小宇宙（“微观宇宙”）。
吉尔德把作为网络的“宇宙”称为“遥观宇宙”（telecosm）而不是“宏观宇宙”，意在强调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各个电脑（即teleputer）的“交互连接”。对一台个人电脑而言，“交互联结”同样也是这个“微观宇宙”（“小宇宙”）的构成方式，它主要表现在一个芯片是由许多个晶体管集成的。晶体管越小，密度越大，那么电脑的处理器（processor）的处理能力和处理速度就越快，
电脑的成本也就越低。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上亿个“小宇宙”（个人电脑）使它们的使用者拥有了工业时代的工厂主所拥有的权力。换句话说，当你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时，它超常的工作能力使你仿佛拥有了一个大工厂。正如“小宇宙”（Ｐ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潜能来自芯片上不断增加的（各个晶体管之间的）“连接”，遥观宇宙所迸发出的巨大潜能来自各个ＰＣ机之间的“连接”。这些不断增长、加强的连接不久将会主宰整个媒体世界。通信（传播）产业因此而面临着从“people to people"(“人对人”)到“PC to PC”（“个人电脑对个人电脑”）模式的转变。这一变化是如此剧烈，以致于相当于一场导致新物种出现的“突变”。对一个人来说，在电话线上的一秒种的声音拖延几乎不可能受到注意；然而对于一台电脑来说，一秒钟的可能意味着１０亿次计算，而进行这１０亿次计算将花去数百人一生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人们一次只能传输或接收一条“细水长流”的信息。他们需要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使用相对窄的带宽连接，比如，一个人通过电话线或光纤，以每秒６万４千比特来进行１０分种的通话，再“宽”的“带宽”也不能他将这场通话缩短为１分钟，这是受人说话的速度决定的。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电视节目的接收过程中。当你通过有线电视网看一部电影时，传输电视信号的光缆的带宽再大，你也只是在一个半小时内看完一部电影（大约６００兆），而光缆却可以在几秒钟之类传输这６００兆的内容。这就是说，看电视时，我们是以我们消费信息的次序和速率来接收信息的，接收的过程与观看的过程是同一回事（所以我们常常说“收看”电视）。当我们用电脑来看同一部电影时，接收（）的过程与观看的过程是分离的。只要有足够的带宽，我们就可以在几秒内从网上——按电脑的时间和空间阈限——一部电影，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认为方便的时候来观看——按人的时间和空间阈限——这部电影。
在大众—广播模式中，观（听）众接受信息时只能听任信息发送者的摆布。你必须在特定的时刻，在特定的时间长度内接收信息。比如你必须是特定的钟点收看一个节目，电视台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各种意图和需要，随便变更播出时间，你除了等待和干脆不看之外毫无办法。在收看一个节目的中途，电视台可以随便插播广告。收看电视节目的过程，不折不扣是一个受奴役的过程，一个锻炼好脾气的过程。
接收过程从人的时间和空间阈限到电脑的时间和空间阈限的转换，使得现存的广播网络变成得毫无必要。通过电脑网络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传输的主动权从信息的发送一方移到了信息的接收者一方。信息静候在另一端，随时听从我的“传唤”。因此所有别的网络形式－－声音、文本、录像等方面的传播媒介迅速地让位给多媒体电脑网络。推动这一变化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是“交互连接”的“点石成金术”－－一个个基本单位由于相互连接而身价剧增。在“微观宇宙”里起作用的逻辑和反馈连环在遥观宇宙里同样起作用——电脑越多，供每一台电脑存取的信息（资源）也越多。对每一台新连接进来的电脑来说，网络不仅仅是它的信息资源。因为新连接进来的电脑反过来也是网络的新的资源。它投入进整个组织来，也就是在增加整个组织的产出——“遥观宇宙”成全了微观宇宙的奇迹。然而，由于对“交互连接”这一概念的忽视，导致了对于“多媒体”的严重误解。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多媒体电脑”就是一台装有只读光盘驱动器（ＣＤ－ＲＯＭ），能让人ＣＤ音响，看ＶＣＤ，另外还可能接发传真的电脑，不曾想到多媒体电脑是作为遥观宇宙（即Internet）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微观宇宙）的电脑。因此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多媒体”这一概念。
11.3 “多媒体”与“单媒体”
尽管对于今天的大多数电脑用户来说，“多媒体”已经变得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也像空气一样平淡无奇，但与许多我们熟知而不真知的概念一样，“多媒体”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难知其详。
应该指出的是，“多媒体”与ＰＣ一样，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没有业已确定的特点。对于多媒体，我们似乎应该更多地说它“不是什么”而不是“是什么”，与ＰＣ一样，多媒体的概念每隔几年都要发生变化。
尼葛洛庞蒂指出：“真正能够利用多媒体的优势，并且能确定多媒体的信息和娱乐服务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展起来。其发育期必须足够长，以使它能够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因此，今天的多媒体产品就好像是具有优良基因的新生儿，还没有发育成熟，形成强健的体魄和独特的个性。大多数多媒体应用都有点贫血，不过是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投机而已。”这就是说，与目前的ＰＣ一样，多媒体也是一个“瘸子”。
比特具有将各种信息同质化的力量，只要是信息，都可以用０和１来重新构成，０和１可以作为所有信息的通用语。多媒体之“多”系于比特之“一”：一“０”一“１”之为道。“０”和“１”之道派生出信息界中的“万物”——形形色色的信息。借助于声波、光波、文字来构成、表达、传输的信息都可以用比特来表达和传输，或者说，都可以是“数字化”的信息－－数字化的“新瓶”可以装各式各的“旧酒”。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媒体”就是“少媒体”或“单媒体”。尼葛洛庞蒂的所说的“少就是多”在这里同样适用。多媒体的发展历程不过是一个关于比特的“变形记”。把“多媒体”看成是“单媒体”，更容易看清“多媒体”的本质。这这使人想起了《西游记》里的主人公－－据说有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具有第三只眼睛的杨二郎看来，这个猴子怎么变都是一只猴子。
比特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定形，没有重量，所以它可以不变而万变，可以无所在而无所不在（以光速传输）。借助于相应的媒体，由比特构成的信息一方面可以自由地转化成各种形态，电脑从一张储存着大量比特的光盘“读出”的，既可能是几百部小说，也可能是一部交响乐，还可能是一部电影；另一方面又可以自由地从此地传到彼地，某一信息或讯息（不管它是一张图片还是一段音乐）只要在网上，它就潜在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11.4 光盘与“鸡毛信”
目前的技术水平突出地显现了多媒体的第一个方面——它是一种可以包含各种形态的讯息的媒体。复合的信息被压缩在一张光盘上，一张光盘如同一块便于携带、输送的信息的“压缩饼干”。电脑能为我们将压缩起来的比特分解、消化，为我们的感官和心智提供“营养”（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光盘上的比特是没有重量的，一张光盘上储存５００部小说还是储存２０００部小说，或者连一个比特都没有储存，其重量不会有丝毫不同。然而光盘本身却又是由原子构成的。如果我们以传输光盘的方式来传输信息，那么我们能否得到这张光盘上的信息，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的“交通”（communication的早期含义之一）的状况，而不是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通信”、“传播”（communication
在现代的主要含义）。在一张光盘上，比特附丽于原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以传输原子的方式来传输比特（信息）。通信的问题表现为交通的问题。
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为什么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因为战乱使得人难以顺利地从Ａ地到达Ｂ地。
在Ａ地的人能否得到在Ｂ地的人的信息，基本上取决于有没有能顺利地从Ａ地到达Ｂ地的传递信息的人。
在传递信息是如此困难的情识下，
人类想出了一些代替“人对人”（person toperson）模式的信息传递模式。比如，人让一只鸽子（信鸽）和一条聪明的狗在相隔遥远的两地传递信息。在茫茫大海上遇难的水手将他们的遇难经过写在一张纸上，再把这张纸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这个瓶子被投入大海后，借助于海流，这个瓶子漂流到某个有人迹的海滩上。
此外，人们还想出了更加聪明的办法——用声光信号来克服空间距离。某一社区（部落、教区、村镇）或集体（如军队）用钟声、鼓声、号角声来迅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最典型的例子是早期的航海者普遍使用的“灯语”和“旗语”，以及中国古代的军队用烽火台传递敌人进犯的信息。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小说《鸡毛信》可以让我们生动地体会到由人来亲自传递的信息的“通信”方式（即“交通”意义上“通信”方式）与它的替代方式之间的差异。主人公海娃历尽艰辛，把一封“十万火急”（信封上的三根鸡毛表示“十万火急”）送到了目的地。在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海娃使用了另外一种通信方式——通过“消息树”来传递信息。海娃在一个很高的山头上站岗（即搜寻信息），当他远远地看到日伪军来进犯时，就将身旁的一棵用石头支撑着的枯树推倒，乡亲们立即从这个信号中得到了它所代表的信息。我们看到，通过这棵“消息树”传递的信息与通过比特传递的信息颇为相似：
１）与比特一样，“消息树”只有两种状态——立着和倒下；
２）“消息树”所表达的信息是以光速传递的，发送信息者（海娃）只要一推倒“消息树”，信息的接收者（乡亲们）几乎在同一时刻接收到这一信息。
在当时的条件下，“消息树”固然是一种相当有用的通信工具，但它也有其致命的局限。由于它只有两种状态，所以它也只能承载两种信息（“敌人来了”和“敌人没有来”）。我们可以说，它只能表示两个比特的信息。要表达比较复杂又具有严格的保密性的信息（如“鸡毛信”上的内容），它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海娃必须翻山越岭去送“鸡毛信”。
目前的数字技术已经部分地克服了海娃遇到的难题——可以以光速传递的信息必须以牺牲信息的丰富程度为代价，信息的丰富程度必须以牺牲光一样的传输速度为代价。但由于带宽的掣肘，这一难题仍然没能彻底解决。对于内容丰富，需要用大量的比特来表示的信息，我们也只能像海娃一样，用传递原子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只不过海娃传递的是作为“鸡毛信”的原子，我们现在传递的是作为“光盘”的原子。
可见，使用光盘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带宽瓶颈被消除，只读光盘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如光盘出现后，许多大部头的印刷品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１９９３年，微软公司的《美国百科全书》光盘的发行量首次超过了作为印刷品的《美国百科全书》。现在的Internet用户在遇到生词时，可以直接查阅上网的《韦伯斯特大词典》，但这样使用《韦伯斯特大词典》的代价毕竟太昂贵了——你每查一个词，都得给ISP和电话公司交一次费。每一次你只能一个或几个词条，却无法整部《韦伯斯特大词典》。相比之下，买一张《韦伯斯特大词典》的光盘要划算得多。所以，在带宽难题真正解决之前，制造光盘（将比特依附于原子）的产业将会非常红火。
然而末日审判的号角已经吹响，光盘产业只能在诅咒的阴影下“繁荣昌盛”。光盘技术的发展可以使我们买一张光盘付出的成本与其效用的比值不断降低，但这改变不了光盘从摇篮到墓地的命运，就像无论录像机技术得到多大改进，买录像机的人都会越来越少，直至一个也没有。正如尼葛洛庞蒂指出的：
然而，决定多媒体前途的，不是这种成本只有半个美金的塑料盘，或５０亿乃至５００亿比特的光盘容量，而将是日益壮大的联机系统（on-line systemes），其容量实际上没有止境。《连线》杂志的创办人路易斯·罗塞托（Louis
Rossetto）将光盘只读存储器形容为“９０年代的Beta系统”，意思是它像Beta制大尺寸磁带录像系统（Betamax）一样，最终难逃噩运。他说得没错，往长远看，多媒体将主要是一种网络现象。不过尽管上网和自己拥有光盘只读存储器有经济模式上的不同，但通过带宽传输，两者的功能却不分轩轾。
我们回过头来看“丛林中的豪华小汽车”，就会更清楚地看出光盘扮演的是一种什么角色了。它使一辆“小汽车”更加“豪华”，但这辆“小汽车”无论多么豪华，它实际上都没有被真正当作一辆小汽车来使用，所以它的豪华是一种不得要领、舍本求末的豪华。装有光盘驱动器的个人电脑并不是真正的多媒体电脑。严格地说，这样的电脑只不过是一台可以当作录像机和电视机来使用的电脑，一台不自觉地向电视机和录像机称臣的电脑。
--------------------------------------------------------------------------------
后
12.1 WEB、INTERNET与NETWORK区别
现在有人很可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光盘仍然是被困在丛林中的小汽车上的一种辅助设备，是“９０年代的Beta系统”，那么置顶盒的出现岂不已经宣告了光盘末日的来临，岂不是使多媒体成为了一种网络现象？置顶盒岂不是一种代表着未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技术？
答案是否定的。提这样的问题是出于对于“网络”（network）的误解和对于“网”（WEB）、“互联网”（Internet）之间关系的模糊认识。只有在我们弄清楚了WEB 究竟是什么之后，我们才可能ＰＣ对依赖于电视的增强设备（置顶盒）以致于对电视本身具有怎样的摧枯拉朽之势。
汉语的“网络”是一个意义相当含混的词。人们常常可以用它来指Network、WEB、Internet（人们常常将它简称为Net），而这几个词在英文中有明显的词义上的差异。
Network是一个含义最为宽泛的词，它可以指许许多多网络，如通信网，电视网，互联网。
Internet专指“互联网”。
WEB的本义是“蜘蛛网”，它不是指在Internet之外独立存在的一种网络，而在一种在Internet之中扩增Internet力量的网络技术，所以WEB的出现比Internet晚得多——Internet诞生于１９６９年，整整２０年（１９８９年）之后，WEB作为Internet 的一种强有力的功能才出现。简言之，Internet是各种网络（network）中的一种，WEB是Internet中的一种扩增功能。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的媒体拆解和合并它的“前任媒体”，如电影拆解和合并了戏剧，电视拆解和合并了电影。尼葛洛庞蒂所说的“新瓶装旧酒”也是这个意思。新媒体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克服它的前任媒体在时间、空间和感觉上受到的限制。所以从新媒体与它的前任媒体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显示新媒体的特征，对新媒体的研究常常离不开对旧媒体的考察和反省（这可以说是一种在理论上的“忆苦思甜”）。为了理解数字时代的“交往”（communication），在前一章 中我们详细地考察了大众时代（前数字时代）的最重要的媒体——电视——的传播模式，现在，为了理解WEB，我们也必须理解WEB的历史和史前史。正如格威（Tim
Guay）在他专门讨论“WEB的历史和史前史概览”（An Overview of Historyandprehistory of WEB ）的节点中所说的：WEB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媒体诞生了。在引进任何一种新媒体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旧媒体范式与新媒体范式相互竞争的过渡期，这种竞争将决定新媒体的形态。对于我们当中所有创造、研究和使用WEB的人来说，重要的是意识到这种变迁，看到我们所熟悉的范式之外的范式。
在格威特看来，WEB出版范式（Publishing Paradigm）作为一种汇通性、交融性的出版范式，包含了三个关键性的技术系统－－Internet、多媒体、超文本。这三种技术系统都是在电脑技术充分发达后才出现的。
Internet是WEB的首要技术前提。它提供了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环球网络”（globalnetwork）。它使全球的电脑（作为一个个“点”）首先在物理意义上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最基本意义上的“网”（Net）。没有Internet，人们不仅根本不会去想到要发明WEB技术，即使有人发明了WEB技术（虽然这完全是一种假设），WEB技术也无法成为现实。WEB技术的是由“WEB之父”的梯姆·贝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１９８９年发明的，他自己发明的这种技术命名为World
Wide WEB（“环球网”，亦译成“万维网”、“3W网”）。Internet给WEB提供了范围（scope）和广度（reach）。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Internet，“环球”（worldwide）无从谈起。
12.2 多媒体与WEB
WEB的第二个关键技术系统是多媒体。
多媒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3年。恩吉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这一年发表他的轰动性的论文《一个为扩增人类智能的概念框架》（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Augmentation of Man's Intellect），首次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计算机不应该是一种冷漠、枯燥的计算工具，它是可以与人进行交流，具有某种“表情”（expression）的机器。
那个时候的计算机与今天的计算机相比，不仅技术性能（计算能力）低下，而且没有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显示屏。显示屏很自然地令人想起电视机，但在那时，虽然电视机早已出现，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种计算工具与作为一种媒体的电视有任何相关之处。它唯一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是它打印在纸带上的数字。
恩吉尔巴特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计算机既然能打印出数字，那么它能不能显示出符号或图形呢？它能不能也像雷达（恩吉尔巴特本来是一个舰艇雷达技术员）那样把符号“画”在屏幕上，让使用者可以通过操作按扭或操纵杆与它进行交流呢？他甚至还设想，计算机能不能成为一个剧场式的“大环境”，你和你的同事坐在这个剧场式的环境中研讨问题，协同工作呢？一句话，计算机在功能上能不能扩增，成为一种全面增加人的智能（理智和感觉能力）的机器？在那篇著名的论文中，他预言，将来有可能用一台计算机和一个显示屏幕模拟人的整个写作过程。此外，他还提出了今天我们都熟知的关于鼠标、屏幕文本和多窗口显示等概念。
恩吉尔巴特的设想和在此方面的努力导致了一种关于计算机的全新概念：计算机不仅仅与“计算”有关，它将是一种媒体，一种可以作用于人的多种感知能力的媒体。这其实就是说，计算机本身就是一种“多媒体”。虽然在WEB最初的行动计划中提到创造多媒体的可能性，但多媒体能力并没有成为WEB的设计目标的一部分，最直接的原因是到那时（１９８９年）为止，终端为哑终端（dumb terminal）的结果系统（resulting system）仍然被广泛地使用，而这种系统无没与多媒体系统兼容，不过设计人员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可能性。由于马赛克浏览器（MOSAIC browser）的发展，多媒体的可能性在WEB中终于成为现实。随着带宽的增加，多媒体在WEB上将变得越来越普遍。
12.3 多媒体与“文本”
“多媒体”是相对于单一、固定的媒体而言的。印刷（文本）媒体，即传统的书刊媒体是典型的单一、固定的媒体。在多媒体与印刷媒体的对比中，我们更能看出多媒体的特征。
印刷媒介的首要特征表现为，它遵从着一种“线性、等级性格式”（linearhierarchical format）。在WEB中，这种格式至今仍然被部分地使用着。我们在网上查到一部篇幅较大的书（如网上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我们首先找到的是这本书的目录表。这个目录表与这部书的文本以超文本的方式进行连接（我们用鼠标点一下某个章节的标题，那个章节的内容随后出现在屏幕上。当你读完或了一个章节后，你必须重新回到这个目录表，以便读或另外的章节）。这个目录表等于这本书的“隧道入口”，或者说是进入这本书的“不二法门”。如果我们不迈进这个“隧道入口”，我们就无法进入这本书。
网上的这本书不同于一个有许多入口的建筑，而是一条“隧道”。所以我们把这种格式称为“线性的、等级性格式”。
目录表是我们“游览”一本书所使用的“地图”。但目录表只表示印刷媒体的“线性、等级性”的形式方面。目录表的背后，是作者的暗中安排的思路，这种思路已经贯穿在书的正文（文本）中了。即使我们读一本书时根本不看它的目录，我们实际上也在受这种思路的支配。作者像一名导游，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路线领着你游览。你所看到的正是他希望你看到的。（不同的导游领着我们看同一个景点，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不同的景点。）每一本书都可以说是一个阴谋，一个圈套。
决定印刷媒体的“线性、等级性格式”是它所包含的“作者－读者”模式决定的。读者有再大的创造性，作者的地位是很难动摇的——读者不能变成作者，作者的大思路不可改变，读者与作者的等级关系不可改变，读者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自己的视角被作者预先大致设定（即被作者奴役）的状况。
在包含了多媒体和超媒体技术系统的WEB中，“作者—读者”这种线性、等级性关系，作者在一本书中或明或暗设定的圈套将被消解。在一篇题为《屏幕文化的与视觉分析》（"Screen
Culture and Visual Analysis".）的文章中，作者首先要探讨四个方面的问题：在使用屏幕（而不是纸张）的过程中——
１）我们正创造什么意义；
２）我们呈现内容的目标、规则和形式是什么；
３）我们怎样给使用者定位——使用者是控制还是被控制；
４）互动性的水准和类型。
在这四个方面，单一性的印刷媒体与多媒体是正好相反的。
作者指出，“多媒体本质上是不同的呈现方式之间的对话”，“多媒体作品是将你引向创造你自己作品的媒体”。多媒体使作者与读者（信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的界线变得相对模糊起来（这将对版权法形成巨大的冲击）。
同一作者的同一本书在不同读者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读者在书上划线，圈点，批注，使同一版本的书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但把一本书读得再细的读者也不同使这本书面目全非，你只能书页的有限的空白处批注，你的文字总是“靠边站”的。更重要的是，当你陷入作者设定的圈套时，一方面你很难意识到自己已陷入圈套，另一方面即使你意识到或相信自己已陷入圈套之中，你也很难从这本书突围出来。
然而，同样一堆比特，在不同的多媒体电脑里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风情”。尼葛洛庞蒂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在数字世界里，媒介不再是讯息。它是讯息的化身。一条讯息可能有多个化身，从相同的数据中自然生成。将来，广播公司将会传送出一连串比特，像前面提到过的天气预报一样，让接收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转换。观众可以从许多视角来看同样的比特。”
以什么视角来看比特，主权在终端而不在比特的提供者。“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尼葛洛庞蒂以“一张昆虫学的光盘”为例：“这张光盘的结构会更像一家游乐场而不是一本书。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光盘的内涵。最好能以线条画出蚊子的结构，以动画表现蚊子的飞行动作，而以声音表达出它的嗡嗡叫声。但是我们不需要为每一种表现方式建立不同的数据库，或让每一种方式都成为个别创造的多媒体经验。这种种方式可以出自同一个来源，并且能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
“多媒体”之“多”主要不是指它是一种多功能的媒体（将电视机、录像机、音响、传真机等集于一身），而是指它能将同一堆“信息原料”（比特）呈现为不同的面貌，使之具有不同的化身。所以尼氏强调：“思考多媒体的时候，下面这些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即：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介（体）流动到另一种媒介（体）；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总而言之，多媒体使人优游于不同的感官世界。
格威甚至还使用了一个与多媒体（multimedia）对应的词——“多（重）感觉”（multisense）。他说：“多媒体是一种强有力的范式，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多重感觉的经验（multisensory experience）。它以一种文本所不能胜任的范式来吸引我们，来与我们交流。”
我们把印刷媒体的传播或交流模式概括为“作者—读者”，这一模式忽略了一个细节。一个文本在从作者传到读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中间环节——编（辑）者。与读者相比，编者有相当大的权力——他有时甚至对于作者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印刷文本的交流模式中，编辑这一角色之所以常常被忽视，是因为编辑常常扮演着一个相当暖昧的角色。在读者的视线中，他是作者的附庸，而在作者的眼中，它又只是一个特殊的读者（第一读者）。然而在多媒体出版范式中，随着“作者—读者”模式的消解，编辑（者）的角色反而突显出来了。一大堆比特呈现出来的样式受制于个人电脑的使用者。如果把这个呈现样式看作是一个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是经过使用者编辑（剪辑）过的。储存了大量比特的数据库只是一个资料的提供者，而信息的接收者既是作品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这个作品的作者。
每一个PC的使用者（用户）与在印刷出版范式中编辑所担当的角色相当类似。一个自由地悠游于不同的感观世界的人看起来像是一个信息的采集者。“文本”同样是一个“哑终端”。在“线性、等级性”的关系中，作者总是高高在上地将单一的形式和固定的内容“推给”（push）读者。
多媒体（未来的多媒体）范式与“文本”范式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信息的接收者不再是“读者”（仅仅以“阅读”这种单一的感知方式来接收信息者）。他可以读，可以听，可以看，还可以边读边听边看。信息的发送者不再像“作者”那样高高在上。与信息的接收者相比，他反而处于被动的境地。主动权在接收者——不是他适应于后者，而是后者来适应他。信息的传播由发送者的“推给”（push）变成了接收者的“拖出”（pull）。
12.4 “多媒体”并不“多”
然而多媒体给我们造成的“多重感觉经验”说到底只限于视觉和听觉经验（眼和耳的经验）。以尼葛洛庞蒂举的接收一场足球比赛的不同方式为例，你可以把比特转换成比赛实况的动态画面（录像），也可以让电脑把比特转化成足球评论员的解说，如果你不是一个不爱看热闹而爱看门道的内行，你也可以转换成演示比赛技战术状况的图解。即使是这样，一台网络化的多媒体电脑实际上只能表现为三种媒体。优游于不同的感官世界实际上只意味着“在三种媒体转换方式之间来回游荡”。
所以，哪怕多媒体是一种网络现象，是一种触动各种不同的感觉（所谓“多重感觉”）的媒体，它也只是一种将已有的各种媒体在技术上综合在一起的媒体。如果以之作为电脑网络的力量的基础，那么电脑在与电视竞争的过程中，不仅显示不出优势，而且还存在着不少劣势。以转播足球赛为例，广播公司完全可以在三个频道里以三种形式转播同一场比赛，观众可以通过任何三个频道中的任何一个频道来获取比赛的信息。而通过电脑来接收着于这场足球赛三种媒体形式的信息，反而要无谓地占用带宽。
多媒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接收者被动接收信息状态，但他们在感觉上获得的自由和创造性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处于接收终端的受众由整齐划一地接受同一种信息的观众分化为几类观众，接收终端不是再是哑终端，但文本媒体中的那种信息的提供者（作者）与信息的接收者（读者）之前的等级关系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改变。正如格威特所说，当多媒体“与限制性范式（如印刷范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潜能就难以发挥。更糟糕的是，如果无目的地使用它，或者没有对其布局和内容进行安排，它就会导致无谓的感觉上的烂摊子（pointless aesthetic fiasco），从而污染带宽。”
多媒体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个单纯的多媒体作品是一个封闭的作品。一张光盘的封闭性自不待言，作为“网络现象”的多媒体作品也无法摆脱封闭性的特征。仍然以接收足球比赛为例。如果我是一个资深的球迷，或者是一个体育评论家，我对眼下正在解说这场比赛的评论员的水平感到怀疑和厌烦，我想对这场球赛进行相当细致的研究。比如我拟定了以下课题：１）两个队的教练的简历，他们的个人气质、文化素养、人生信念，尤其是他们训练队员和排兵布阵的特点；２）双方主力队员的简历以及人们对他们的评论；３）双方以前交战的情况；４）这两个球队分别代表的国家的民族习性，两国的民众对于足球的态度，足球作为一个产业在这两个民族发展的现状等；４）我甚至还想研究足球运动这种具有准宗教特点的体育项目（它所引发的个人和社会性的狂热，它对于球迷的凝聚力，像宗教信徒一样的球迷的社会角色等等）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很显然，无论你选择三种媒体中的任何一种，你都无法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你可以悠游于不同的感官世界，但你无法使自己对于你关注的事物理解超出平均状态，你无法就你关心的问题与真正的内行讨论“门道”而不是看热闹。一句话，你可以在横向悠游于不同的感官世界，却很难从纵向潜入到某个感官世界和理智世界的深处，在不断向深处潜入的过程中与他人和自己发生“奇遇”，领略到他人和自己的深刻之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媒体难以克服的封闭性。在这一点上，它与限定性的印刷（文本）范式只有程度而无实质的不同。它无法真正使人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所以，对于WEB来说，多媒体虽然是一种关键性的技术系统，但说到底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范式，它需要一些扩增性范式（augmenting paradigm）来开发、激活它所蕴含的力量。在这些增强性范式中，大大地克服了文本（印刷）范式的局限的“超文本”（hypertext）范式对于多媒体来说是最重要的。主要是由于“超文本”的力量，多媒体才转变成为“超媒体”。
12.5 “超文本”：从“死书”到“活书”
人们自古以来就意识到了文本（印刷媒体）的封闭性。“尽信书，不如无书”。在中国，那些缺乏个人创造性，迷信书本的人被描述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圣保罗把固守圣经的人的读经方式描述为“死在句下”。爱默生对此说得更明白：
书在运用得好的时候是最好的东西，如若被滥用，书就进入最坏的东西之列。在对待书的问题上，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激发、开启人的心智。我与其被一本书强烈地吸引，以致于偏离了我自己的轨道，从一个独立的星系变成一个绕它旋转的卫星，那我还不如根本就没见过这本书。
应该承认，不少人陷入“死读书，读书死”状况中，与印刷媒体（文本）本身的特性有关。印刷媒体不仅在外在形式上是“死”的（按固定的页码装订），而且从内容上说，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本“死书”。
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有意无意地在书中自圆其说，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观点显得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他不执着于他自己的视角，而是对一个问题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兼及所有人的视角），那么他写出的书往往是一大堆莫衷一是、缺乏主见、人云亦云、非驴非马的文字。最要命的是，如果他是一个喜爱较真儿的人，他会发现他的观点在不断变化，既有的观点需要不断修正，以致于他觉得他要写的这本书到他离开人世时也写不完，即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勉强将这本书写完，他自己也会预见到里面仍然可能是漏洞百出，仍然可能被某个眼光锐利的同行批驳得体无完肤。
所以说，一个人写一本书时，他有意无意地置他自己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视野、见识上的有限性（其实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如此）所造成的种种纰漏于不顾。他不得不寻找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论据，忽略不利于自己的论点，以便使自己的学说、见解自成一体，自圆其说。然而真理总是开放、发展的而不是封闭、静止的。“自圆其说”必然以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削足适履、固执己见、甚至强辞夺理为代价。一位法国作家这样感叹道：“写一本书就是作一次孽
。”禅宗的创立者为了避免永远是活生生的真理堕入“死”的文字的窠臼，变成僵死的说教，甚至提出了“不立文字”的极端主张。
我们当然不可能同意不立文字的主张，可行的恐怕只能是以偏见来反抗和部分地消除偏见，以一种“误解”作为另一种“误解”的“解毒剂”和“泻药”，以不断的探索、交流来消除自己“真理在握”的幻觉，以开放的心胸避免自己获得的知识变得板结或腐臭。通过经常不断地与“高手”、“高人”们的交流、接触而形成自己的主见，同时又保持真诚的谦卑，在不断地提出在别人看来有可能是“高见”也可能是“谬见”的同时，由衷地对自己和别人重复巴甫洛夫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个门外汉呢！”
一句话，他必须使自己读过的“文本”、写过的“文本”和正在构思的“文本”成为一本本具有新陈代谢能力的“活的文本”而不是“死的文本”。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河流是前进着的道路，他把人带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对这句话，一位研究帕斯卡尔的著名的学者这样解释道：“事实上，文章对于帕斯卡尔来说就是一条前进着的道路，它把我们的精神带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结论。”当我们在一条河流上漂流时，我们身不由己地被带向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所以帕斯卡尔接着说：“我们在写一部著作时所发现的最后那一件事，就是要懂得什么是必须置之于首位的东西。”
可取的读书方式，自然的思想方式不是自恋性、封闭性、功利性的，而是发散性、探险性和身不由己的。自然的读书和思想方式是以冲浪式、浏览式阅读和思想为主调的。如果你在写一本书之前就完全确定了你的思想和结论，那么这本书无疑是一本不值一读的书。
同样，如果你读一本书得到的东西正好是作者想要告诉你的东西，那么要么是你没有认真读这本书，要么是作者没有认真写这本书——作者只是在简单地兜售某种东西，读者只是简单地购买某种东西。这样的写作和这样的阅读之所以是失败的，是因为作者写的和读者读的都是一个“死的文本”而不是活的文本。这样的书是监狱的围墙而不是把你带向意想不到的地方的“前进着的道路”。
电脑技术的发展使得一种开放的、活的文本，一种向读者提供一条“前进着的道路”而不是一堵监狱围墙的文本在技术上成为现实。这种文本就是“超文本”。
格威这样界定超文本的特征和意义：“超文范式对于WEB来说是关键性的基础范式，它赋予了WEB以力量和潜能，它的非线性、非等级、无疆界和客体指向（object-oriented，相对于自恋性、封闭性的主体指向而言－－引者）的特征对于Internet和社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就超文本的流动性、非预期性的意义上说它是“河流”，是“前进着的道路”，但“超文本”是一种技术状态和属性，而不是指哪一个文本本身，所以它不是某一条“道路”，某一条“河流”，而是包含无数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河流”的“网”，而且这样的网本身也是开放性的，不断延展、扩张开去的。只有这样的“网”才是“非线性、非等级、无疆界和客体指向的”。
格威特指出，“尽管布什（Vannevar Bush）和尼尔森（Ted Nelson）被普遍看作是超文本的父亲和祖父，但这个概念在古代文献中就被使用。比如Talmud（即犹太法典，为犹太民法和宗教法之总体，包括本文Mishna和注释Gemara两部分——引者）就是如此。对于本文的评注，然后是对于评注的评注、注释，对于别的Talmud的段落的参考注释，对于Talmud之外的Torah和Tenach的注释。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以有机体的形式呈现信息的方式，体现了我们的内心处理、组织和补救性搜寻（retrieve）信息的模式。它创造了有机的信息空间，与印刷模式的人为的线性格式正相对立。”
超文本构成了一种“联合体”（association），这一“联合体”又是由被称为“节点”（nodes）的一大堆一大堆信息之间的“连接”（links）构成的。最后形成的结构被称为WEB，即World
Wide WEB。超文本的以上这些基本特征，连同别外一些特征，使得网上的信息产品是一种极其丰富，极具伸缩性的文献和元文献（metadocuments），当它与多媒体合并起来，组成“超媒体”（hypermedia）的时候，则更是如此。
超文本是信息的呈现系统，它以一种多重性的路径提供了一个非线性的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因此也提供了一种多重的信息经验。因此，在网上实际使用的超文本中，导航布局（navigational layout）是相当关键的。与导航布局相关的，是作者给予读者控制信息的控制程度，以及信息与作为整体的WEB的统一。在以上所说的这些必备的条件都满足的这后，超文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非线性、无疆界的特点，信息能以更为有用和便利的方式呈现出来。
12.6 “文献宇宙”（Docuverse）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数家家莱布尼茨曾被德皇任命为皇家图书馆的馆长。当问及为什么让他担任这一职务时，德皇他的回答是：“他本人就是一座图书馆。”
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曾这样描述过马克思：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向他提任何你关心的问题，他都能给你作出详细的解答，并且还包含着概括性、哲学性的见解；他的头脑像一艘生火待发的军舰，一接到命令就可以驰向任何思想的海域。
马克思和莱布尼茨的大脑超出常人的并不是他们头脑中储存的大量信息，而在于他们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他们的头脑不是杂乱地堆放着知识存货的仓库。正如叔本华所说，一个只有知识而没有思想的大脑如同一个没有编目的图书馆。图书馆里的目录就是我们在其中获取有用信息的“导航布局”。一个具有发达的“导航布局”的大脑，才可能是一个“图书馆”，一艘“一接到命令就可以驰向任何思想海域的军舰”。
可以这样说，一个智慧的大脑就是如同一个储存着“超文本”或者说一本“活书”的大脑，而那些被称为“两条腿的书橱”的人的头脑里只有一本本死书，或者说他们的大脑本身就是一本“死书”。他们终生抛锚在一个逼仄的港湾里，不曾进入过任何海域。再伟大的技术都不能保证人的伟大，“超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超媒体”技术不能必然使人获得一个“超文本”式的知识系统，获得一个莱布尼茨和马克思式的超级大脑，但它的的确确改变了“读”的方式，或者说大大地改变了“书”的形态。
印刷出来的书（文本）总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它使人类的整个知识呈现为一个“百衲衣”式的结构。如同Internet打破了地理的疆界，人可以无需护照、无需签证地漫游世界，超文本技术使印刷文本之间的“天堑”变为“通途”，“国王”（作者）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减，读者不再是作者的臣民，而是知识世界里的“世界公民”，如果说还有“国王”的话，那么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潜在的“国王”。
人不再读哪一“本”书，因为印刷范式的消失也就是“本”的概念的消失，作者“本位”的消失。“阅读”过程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交往过程，一种促成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更像是一个研讨会（seminar）和一个课题的“主持人”，一个超级的编辑和“出版家”。由于网络出版使用的是比特而不是原子，所以当我读或者编（超文体和超媒体已使“读”和“编”很难加以分别）书时，我无需考虑书的厚度和重量，因为只要我愿意，无数的“书”可以涌入我的电脑并通过显示屏进入我的视线——即使我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书到你的电脑里，我的电脑也不会增加一微克的重量。
尼葛洛庞蒂说，印刷出来的书很难解决深度与广度的矛盾，因为要想使一本书既具有学术专著的深度又具有百科全书的广度，那么这本书就会有一英里厚。而电脑解决了这个矛盾。电脑不在乎一“本”书倒底是一英寸厚还是一英里厚。如果有需要，一台网络化的电脑里可能具有１０个国会图书馆的藏书量。
然而我用不着将许多部内容“于我如浮云”的书到我的电脑里，我无需把我的电脑变成一个公共图书馆，我需要做的是通过我的个人电脑将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个人化为“我的图书馆”。这个由比特构造成的虚拟图书馆与实际的图书馆相比的最大的不同，是它可能比任何图书馆（比如国会图书馆）都大，又可能比任何图书馆（比如一个小图书资料室）都小。佛教思想中有这样一种观点：人可以从“微尘”中见出“大千”（“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从某个角度看，电脑中的虚拟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包含大千的“微尘”，一个同时是“大宇宙”的“小宇宙”。
尼尔森除了创造了“超媒体”这个词以外，还创造了一个与“超媒体”相关的词——Docuverse。这个词是由document（文献）和universe（宇宙）合成的，我们可以把直接译成“文献宇宙”。尼尔森用这个词描述在环球传递发送文献的相互连接的电子图书馆，与这个词同义的是Metadocument（元文献）。如今Docuverse范式已开始出现在WEB上，因为“环球网”使得数以百万计的文献相互连接起来，超文本范式和ＵＲＬ（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普遍资源定位器）协议使得WEB的“文献宇宙”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不同的网络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和目录使得它具有非常切合实际的用途。
超文本使你能够在通过你最初接触的文献连接无数的节点，只要相应的文本系统有一个“地址图式”（adressing scheme）就行。对象指向的协议允许你连接到在Internet上可公开进入的文档文件上，包括进入到只有通过那些别的信息的补偿协议（retrievalprotocol）——比如FTP或Gopher——方可进入的文件中。Internet的搜索引擎和目录提供进入到Docuverse的协议，允许使用者为他们的浏览定下起点。在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水准上，任何作者通过把相关的文献和断片连接到自己的文本上，来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元文献。这个元文献既是一本书，更是一个迷宫式的图书馆，即由作者建立的图书馆。但这样的作者并不能像一本书的作者那样将读者的视野限制住，因为这个图书馆有无数扇进入到别的图书馆的门，这个图书馆更像是一个入口，一个门厅。读者经由这个入口走向许许多多自己感兴趣的别的图书馆，用“文献宇宙”来指称这个无限的文献系统是再恰当不过了。你操纵着你的个人电脑自由地遨游于这个“宇宙”里。
这个宇宙的空间不同于原子世界的三维空间。你进入的一个点（无论这个点是超文本中的一个词，还是一网中的一个节点）的时候，你立即发现你实际上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宇宙空间之中。所以这个宇宙的空间是相当奇特的、近似于神秘主义者所设想的空间－－“基本粒子”在这个宇宙之中，宇宙又在一个个基本粒子之中。你可以用你的魔杖般的鼠标实施创世的“点金术”－－你轻轻点一下“微尘”，微尘立即可以变成“大千”。在这个宇宙里，有形、有限的东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无形、无限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你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一种作为“形而上学”的宇宙（世界）观－－在“形而下者”（“器”）背后，存在着一个“形而上者”（“道”）。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是由“在……之后”（meta-）和“物理学”（physics）构成，所以这个词也可以直译成“背后的物理学”或“元物理学”。“超文本”和“超媒体”就是呈现为一个文本（“形而下者”）但背后可能有无数个文本的文本，呈现为一个文献但背后可能有无数个文献——构成一个“文献宇宙”——的文献，即“元文献”（metadocument）。在数字空间里，人可以得到一种独特的时空体验——刹那间的永恒，微尘中的大千。而三维空间的空间是线性、等级性的结构：大宇宙由小宇宙聚合而成，小宇宙就是小的宇宙，大宇宙就是大的宇宙，二者不可通融，不可转换。
但在“文献宇宙”的空间完全不同。尼葛洛庞蒂没有提到文献宇宙，但他所说的信息空间就是这种文献宇宙的空间。他说：“信息空间不受三维空间的限制，要表达一个构想或一串想法，可以通过一组多维指什（pointer），来进一步引申或辨明。阅读者可以选择激活某一构想的引申部分，也可以完全不予理睬。整个文字结构仿佛一个复杂的分子模型（molecular model），大块信息可以被重新组合成句子，可以扩张，字词则可以当场给出定义。……你可以把超媒体想象成一系列可随读者的行动而延伸或缩减的收放自如的讯息，各种观念都可以被打开，从各种不同的层面予以详尽分析。……当你开启了小小的电子（而不是纸张）之门时，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因情境不同而情节各异的故事；或者，就像在理发店两排相对的大镜子里一样，看到的是影像之中的影像之中的影像。”在这种情况下，你正在读的（或者说你正在编辑出版的）是没有厚度和页码的书，是越读越大的书，甚至是你在有生之年读不完（或者说编辑不完）的书。“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读（编）的过程很像是一场不断追逐地平线的过程——这追逐目标的过程就是更新目标的过程，从而使得你的追逐是一场绵绵无绝期的旅程，它的规则只有一个——ＮＥＸＴ（意即“下一个”。ＮＥＸＴ既让人想起以ＮＥＸＴ命名的著名的软件公司，更使人想起了球王贝利的一句名言，当记者问他觉得他的哪一个进球最精采时，贝利的回答是——“下一个”）。这种阅读经验在不断地扩展人的知识视野的同时，也直接使你得到一种“苟日新，日日新”的生命体验。你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体会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体会到“曲径通幽处”，体会到“别有洞天”和“豁然开朗”。这种阅读方式的实质，就是使读者不再“面对”一本本装订好的书，而是“置身于”一个“超级图书馆”之中。这个“超级图书馆”只能以你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个“图书馆”虽然规模宏大，但他的“藏书量”却并不多（我们已经指出，超文本已使“页”、“本”等量度消失），你是这个图书馆唯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读者。
这是一个活的图书馆，一本不断生长着的书，它生长的过程就是你在知识和思想上生长的过程，或者说它不断地内化为你的知识。你也可能像莱布尼茨一样——本身就是这座图书馆。更重要的是，虽然你和这个图书馆在不断生长，但没有长到完全成熟的一天，你和你的图书馆处于“永久的青春期”之中。
因此，建立在超文本技术上的“文献宇宙”使你无可抗拒地成为探索者。如同许多电子游戏以一种令你快乐的强制方式使每个玩游戏的人成为一个专心致志的“研究者”和“探险者”。人在不断“激活”文本时，超文本也自然而然地“激活”着人的理智和感觉，使人焕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
爱默生提醒我们，在读书时要时刻小心那些“用文字进行绑架和抢劫”的作者。书本常常可能将我们的思想用无形的绳索捆绑起来，将我们自己的感觉和理智洗劫一空。我们常常可能舒舒服服地呆坐在作者们设置的陷阱里坐井观天，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我们常常可能因为视野的偏狭而把一个思想和知识上的“山大王”当作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而超文本的ＮＥＸＴ（“下一个”）规则使“山大王”们的独裁法则化为乌有。
12.7 “互动性”与“超适用性”
不知道蒂姆·贝纳斯－李为什么把它的技术命名为“蜘蛛网”（WEB）。但在我看来，这一命名的确相当准确地表示了他的技术的与互联网（Internet）之“网”（net）的区别。虽然Internet是由人建立起来的，但对于每一个使用者来说，它是一种外在于人自身的、客观的“网”，它接近于一种“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它很像一条先于行人而出现的“路”。使用者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但他的创造性只能在这“网”在基础上发挥，他对于这“网”本身作出改变的可能性很小（正如一个行人一般无暇也无需对路作何种改变）。
然而WEB对于使用者的意义却不同。使用者在这个“网”上“行走”时，他可以不停地拓展自己的路，他走的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比如一个使用者可以在一个文本上嵌入自己的“连接”。这个“连接”就是由你开辟的新路的“路口”，你自己和别人从此可以沿着你开辟的新路往前走。而在这条新路上，你自己和别人可以根据他的需要和能力设立新的路口，更度开辟一条新路。这一过程恰如蜘蛛织网，蜘蛛总是行走在自己“吐出”的纵横交错的“路”（即“蜘蛛网”）上。
可以说，蜘蛛与蜘蛛网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性”（inactivity）。除我们前面所说的多媒体、超文本等范式外，WEB还包含一种重要的范式－－“互动性范式”（InteractiveParadigm）。从精密程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三个亚层次的互动性：
１）导航性互动性（navigational interactivity）；
２）功能性互动性（functional interactivity）；
３）适用性互动性（adaptive interactivity）。
在这三个范式中，后一个建立在前一个的层次上。互动性对于WEB来说是一种基本的范式，因为它常常提供导航性互动性和适用性的潜力。１９９３年，由罗勃·麦克库尔（Rob
Mccool）开发的“共同门厅界面”（common gateway interface，简称为CGI）使功能性互动性成为可能。正是这三个层次的互动性，使得WEB是一个非常“凉”的媒介，即参与性极强、“门道”很深而不是仅供人看热闹的媒介。
互动性与超文本的非线性状态（nonlinearity）融合后，帮助我们消除了印刷范式给人造成的“心智上（或译为“知识品质上”）的阻碍”（intellectual stronglehold）。互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被格威称为“超适用性”（hyperadaptivity）的那种状态。当WEB的所有关键范式与适应性结合起来时，就形成了“超适应性”，如同多媒体与超文体结合起来后就形成了超媒体。“超适用性”（也可以译成“超适应性”、“超融洽性”）是WEB技术的极致。它意味着WEB将具有高度的悟性，对人的意图“心领神会”。
12.8 “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经不住推敲
信息的广度与深度，丰富程度与适应程度，“博”与“约”之间往往成反比。在信息的“乏”与信息的“泛”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的确非常困难。在进行信息先择时，我们要么“宁缺勿滥”，“宁滥勿缺”。
刚刚上网的人常常发现眼前总是出现大量的垃圾信息。在几经挫折后，有人甚至会偏激地认为网上只有垃圾，没有信息。网络用户在积累了一些搜寻信息的经验之后，能比较容易地找到适合于自己需求的信息，但“乏”与“泛”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在一篇题为《信息这么多，谁有时间工作？－－生命太短暂，理智地规定信息纳入量》（见《中国计算机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第７７版）文章。这个长长的标题似乎能代表许许多多网络用户的心声。作者这样写道：你是否发现你已经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但在这个信息海洋中却找不到你需要的信息？……不要忘掉，还有４０００００个WEB服务器和上帝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其它信息站都在提供信息。因为在工作日根本没有时间涉猎这么多内容，你只能在老婆（丈夫）孩子睡觉以后才能抓这些信息。
WEB既有趣又是头痛事，找到有用的信息仍然很困难。即使是检索工具也不能正确地做这些事情。人们不得不使用几种工具是因为它们总是提供不同的结果。谁有那么多时间寻找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这样的抱怨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毕竟不是无病呻吟。许多人现在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信念：信息时代的真正来临取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然而“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概念是很值得推敲的。“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概念是由现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他担任参议员的时候提出来的。当上副总统之后，他极力推进这一构想的实施。他提出这一概念，是受了他父亲的启示。
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当时同样是美国参议员的老戈尔提出并主持实施了连接美国各州之间的高速公路（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的计划。
汽车是工业时代的中心——它是一切产业的基础（没有交通运输，工业社会无从谈起），汽车制造又是最类端的制造业，汽车又代表着最高的消费品位。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汽车是人们的“机械新娘”。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就是汽车业的发展水平。所以“汽车时代”可以作为“工业时代”的另一种称呼。相应地，发达的公路网就是工业时代的神经系统。（当今正走向工业时代的中国农民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表达这种认识——“要想富，先修路”。）communication在工业时代的主要含义是“交通”，而在信息时代，它的主要含义转变成为“通信”、“转播”。相应地，公路网的重要性让位于通信网。小戈尔继他的父亲这后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与任何比喻一样，“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比喻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概念来使用是不准确的。信息网与公路网最重要的差别表现于（参见Danny
Goodman:“Living At Light Speed”一书第一章 第一节：TheHighway asMetaphor）：公路网是一种公用运输网，它的“节点”是一个个大群体的聚居地——城市，而不是单个的住户。当一个人驾驶汽车“到祖父家过圣诞节”时不能完全借助于高速公路，因为这是一种个人化的传输模式。相反，信息网的节点常常是个人（用户），当一个人在圣诞节向祖父发E-mail表示问候时，这个“信息包”无需中转而直通到目的地（终端）。当我通过WEB查找到我最需要的信息时，我走的很可能是一条在“网”上谁也没有走过的“路”。从理论上讲，有多少信息，就有多少条（这实在难以计数）以我的电脑为中心的路。尼葛洛庞蒂把网络区分为星状网络（star network）和环状网络（loop network）。这一区分对我们的理解很有帮助。
电话网是典型的星状网络，它从一个固定的点放射出去，你手中有多少电话号码，你就有多少条路。“在电话网络中，每次的对话内容都不一样，传给一户人家的比特和其它人毫不相干；本质上，这是个多点对多点（vast-point-to-vast-piont）的作业系统。”电视网是典型的环状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许多户人家共享一种带宽服务，当你在收看一个节目时，总有许许多多人也在同时看这个节目。它的作业方式是“一点对多点（piont-to-multipoint）”。如果对这种区分更深究的话，我们可以把星状网络界定为“无中心化机构的网络”，把环状网络界定为“中心化机构的网络”。我们也可以把前者称为私家路式的网络，把后者称为公路式网络。这样看来，把未来的信息网络称为“信息高速公路”是不准确的。当然，目前的Internet还没有完全成为私家路式的网络。当你使用E-mail时，你可能会感到你是走在你自己私家路上。但这条路上也会时不时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你可能在一天之内收到２００个陌生人给你发来的E-mail），这也就是说，连E-mail也没有达到超适用性、超融洽性。至于在使用WEB时，你常常会感到你“行驶”在一条车水马龙的“公路”上，而带宽的因素常常使这条“公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信息低速公路”。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搜索引擎应该是一个老练的向导，能把你径直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可是目前的收索引擎却像是一个既无能又不负责的向导。当你想去某个城市与某个人会面时，这个向导把你带到某个城市的长途汽车站后就扔下你不管了，你得自己在茫茫人海和林立的高楼中却寻找你想找的人。这就是说，目前的网络搜索引擎还是一个“适用性”相当低的向导，WEB还远未达到超适用性。
然而从长远看，WEB的“超适用性”不成问题。促成“超适用性”实现的，正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摩尔定律”和“梅特特卡尔夫定律”。随着网络用户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信息资源也会成几何级数的增长，从理论上讲，在巨量的信息资源中，总有适合于你的信息。而电脑的处理能力每隔一年半就增长一倍，它在搜寻、筛选信息方面越来越眼疾手快，越来越善解人意。到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地把电脑这种“媒介”（media）称为“我亲爱的”（my dear）。这种媒介专属于个人，这个“我亲爱的”将带领你开辟并行走在一条条独属于你自己的“信息高速路”上。这正如格威所说的：我看到WEB的未来是健康的，Docuverse 的许诺将最终成为现实。印刷范式将黯淡下去。关键性范式将汇集和融合起来，组成一个主宰性范式——超适用性。超适用性将把着眼于信息的超媒体文献宇宙（infomation-focusedhypermedia
Docuverse）和着眼于互动的、适用性的互动性（interaction-focused adaptive）合成起来，提供一个聪明颖悟、适用性强、环球性的信息空间。这是一个人在其中既能学习又能娱乐的空间，一个任何人在其中都有话可说、能说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