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故事
引言：哲学的用途
★引言：哲学的用途
　　哲学里自有一种乐趣，甚至连形而上学的幻影也是那么引人入胜，这种乐趣是每一个学者都可以领略到的。尽管欲望会把我们从思想的天堂拉回到追名逐利的世俗生活中来。但很多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叫做“生命之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哲学正如柏拉图所说，是“一种高尚的欢愉”。人们对真理的热爱似乎超过了对肉欲和金钱的追求。古人对智慧的这种无以复加的崇尚至今仍残留在我们饥渴的灵魂中。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无聊、犹豫中虚度。我们与自己内心和周围环境的纷乱做着散漫的斗争，我们始终有一种信念——只要我们能够剖析自己的灵魂，就会发现我们身上存在着支撑我们生活下去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知道，“对我们来说，生活意味着不断把我们的人格或经历变成熊熊烈火”。我们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不求荣华富贵，只想为自己的疑问寻找答案的米蒂亚一样。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意义，以使自己摆脱日常生活的漩涡。我们需要在有生之年认清生活的真相，以“永恒的观点”看待那些似乎永恒的事物，我们必须学会以微笑来面对命运。甚至泰然地面对死亡；我们必须成为完整的人，协调各自的欲望，互相配合，达成一个共同的准则。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通力合作既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最终目标，也可能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梭罗说过，要做一个哲学家，并不是有深刻的思想，或者去创立一个学派就行了，而是要热爱智慧，并受它的指引去过一种朴素、独立、豁达和充满信心的生活。真理也许不会使我们发财，却能使我们获得自由。
　　可能有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说，哲学晦涩艰深得近乎愚昧，就像国际象棋一样不实用。西塞罗说过，“再也沒有比在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的东西更为荒诞的了”。在我们的这次航行中，让我们避开形而上学的漩涡，避开神学争论那喧嚣的海洋，而只在光明的港湾停泊。科学似乎一直在前进，而哲学則似乎在节节败退。不过这只是因为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科学方法还无法证明的，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而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某个研究领域一旦产生了可以用精确的公式来表示的知识，它就进入了科学的行列。每一门科学都是从哲学开始，以艺术结束的。它源于假设，终于丰硕的成果。哲学是对未知事物(如在形而上学中)或不能确切认识的事物(如在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中)的假设性诠释，它是追求真理的先锋，科学是被它占领的土地，它后面是稳定的区域。知识和艺术在那里缔造了我们这个虽不完美却非常奇妙的世界。看起来，哲学似乎陷入了迷惘，那是因为她总把胜利的果实留给自己的女儿——科学，自己却永不满足地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能不能让我们的学术气氛再浓一些?科学是分析说明，而哲学是综合解释；科学总是化整为零，把有机体分解成器官，把晦涩转化为明晰。它不管事物的价值、理想的可能性，也不管它们的终极意义，只是满足于说明它们的现状和作用，只专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运动过程。科学家就像屠格涅夫诗中的大自然那样一视同仁地对待事物——对一只跳蚤的腿和对一位天才创作时的痛苦抱着同样的兴趣。但是，哲学家却并不满足于描述事实，他希望弄清楚事实与经验的普遍关系，从而把握它的意义与价值。他抓住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解释。他尽力把被好奇的科学家像拆钟表一样地拆开的宇宙再重新组装在一起，而且要比过去更好。科学教给我们如何救人和杀人，它一点点地降低了死亡率，却又在战争中把我们大批地杀死。只有智慧这种按照全部经验进行过协调的愿望，才能告诉我们何时救人、何时杀人。科学观察运动过程，设想解决的方法：哲学则对目的进行评议和协调。正因为我们目前的方法和工具在不断地增多，远远超过了我们对理想与目的的解释，我们的生活才会喧嚣不安，却又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事实如果不与愿望产生联系便毫无价值，除非与目的和整体发生关系，否则，仅有事实是不够的。只有科学而没有哲学，只有事实而没有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展望，是不能把我们从劫难和绝望中拯救出来的。
　　科学使我们获得知识，而哲学使我们获得智慧。具体地说，哲学涵盖了五个研究领域，它们是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和合理的思维方法：观察与思考、演绎与归纳、假设与试验、分析与综合，都是逻辑学试图理解的人类活动的形式。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门枯燥的学问，但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一不是基于人们在自己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上所做的改进。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理想的形式和美，它是关于艺术的哲学。伦理学研究的是理想的行为和至高无上的知识。按苏格拉底的说法，就是人生的智慧和关于善恶的知识。政治学探索的是理想的社会体制(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权谋之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这些都是政治哲学舞台上的角色。最后是形而上学，它研究的是一切事物的“终极存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即本体论)，是“意识”(哲学心理学)，是“精神”与“物质”在感知和思维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认识论)。
　　以上就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哲学一旦被肢解，就会完全失去美和乐趣。所以，我们不打算在枯燥的抽象概念和教条中，而是在天才们鲜活的生活事迹中领会先哲的思想。我们不仅要研究哲学，而且还要研究哲学家。我们要和这些思想家和殉道者一起度过一生，我们要沐浴着他们的精神之光，直到我们也能领略到利奥纳多所说的“最高尚的快乐和理解的乐趣”。如果我们的学习方法恰当，就会发现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知道学习的诀窍吗?”爱默生问，“每个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因此在他们面前我是个小学生。”拿这种态度来对待思想史上的巨人，肯定是不会损害我们的自尊心的!另外，我们还会为爱默生的另一句话感到欣慰：“当我们倾听天才的言论时，我们会回忆起自己在年轻对隐约有过的和天才一模一样的思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口才或勇气把它们表达出来罢了。”的确，只有我们具备了聆听他们的耳朵和灵魂。只有我们心中也具备了在他们身上开花结果的根系，巨人才向我们言说。他们的经历我们也曾有过，然而却未能从那些经历中吸取到真理，因为我们没有敏锐地感觉到现实环境中响起的各种泛音，而天才却听见了这些泛音和来自上天的音乐。天才明自毕达格拉斯为什么说哲学是最高的音乐。
　　因此，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声音、原谅他们偶尔的谬误，并满怀热情地接受他们的殷切教诲吧。“我们还要学会理解和宽容。”老苏格拉底说，“别去计较那些哲学教师是好是坏，一门心思去考虑哲学本身吧。认真地审视它，如果它本性邪恶，那就让所有的人都远离它；但是，如果它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那就追随它、维护它，并尽情地享受它带来的欢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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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柏拉图
一、柏拉图的时代背景
　　如果你仔细看看欧洲地图，就会发现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伸进了地中海，这只手就是希腊。在希腊的南面，是巨大的克里特岛。公元前2000年，从那里伸出的手抓住了文明最初的源头。东面，希腊与小亚细亚隔海相望，尽管它现在显得有些沉寂，但在柏拉图之前却是工商业和投机生意极其活跃的地区。西面，在爱奥尼亚海的对岸，意大利犹如一座倾倒在大海之中的塔，在当时的西西里和两班牙也遍布着希腊日益繁荣的殖民地。地中海的尽头就是直布罗陀。在那个时代，敢于穿越这座阴森门户的水手还不多。北面是那些尚未开化的半野蛮地区，当时称为色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崇尚武力的部落常常由这些地区入侵，并在希腊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成为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天才们的祖先。
　　请再看看地图，你就能注意到凌乱的海岸线和起伏的陆地，到处是海湾、海港和内海，整个陆地都被群山和丘陵覆盖。希腊被这些海陆的天然屏障分割得异常零碎。当时的旅行远比现在困难和危险，因此各流域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独立的政府、社会制度、方言、宗教和文化。它们都只是一两座城市，环城的山坡上是农业社会：埃维亚岛、洛克里提、埃托利亚、福基斯、维奥斯亚、阿哈亚、阿尔戈利斯、伊利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斯巴达和阿提卡，还有雅典的“城邦国家”。
　　最后再看一下地图，看看雅典的位置：它是希腊大城市中最靠东的一个。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雅典成了通向东方的门户，希腊人从这里出发可以到达那些繁华的小亚细亚城市，而那些较发达的城市则可以经由这里把它们的奢侈品和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成长中的希腊。它的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可以为公元前的大小船舶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之所。此外。这里还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
　　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470年，斯巴达和雅典握手言和，联合挫败了大流士和薛西斯把希腊变成亚细亚帝国殖民地的企图。在年轻的欧洲和古老的东方之间的这场对抗中，斯巴达派出了陆军，雅典则派出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解散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混乱：而雅典的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雅典成了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斯巴达重新回到农业社会封闭的状态中，而雅典则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和港口，成了各民族信仰和习俗的汇集之地。比较、分析和思考在这种广泛的接触与竞争中产生了。
　　各不相同的传统和准则在这种全面交流的商业中心相互冲突着，并很快相互抵消，在同时存在着一千种信仰的地方，往往任何信仰都不会受到重视。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论者，他们见多识广，也就对一切都不肯轻易相信。而商人的习惯是把所有人都视为傻瓜和无赖，这使他们对各种思想一律持怀疑态度。因为有了他们，科学也逐渐得到了发展——日趋复杂的交换产生了数学，航海上的大胆探索使得天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财富的增长带来了舒适的生活，而这正是学术研究的保障。现在人们对于日月星辰的要求不再仅仅是为海上航行指引方向，而且也要求它们为自己寻找宇宙之谜提供答案。人们探索奥秘的勇气越来越大，对各种事物总要尝试进行一番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然后才肯把各种事件的原因归诸于超自然力。当魔鬼和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掌控，哲学也就随之诞生了。 起初，这只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哲学：它专注于外部的物质世界，探究事物最终的、不可再分的要素是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产生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年)的结论：“事实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什么也没有。”这是希腊哲学的主流之一，尽管在柏拉图时代它一度遭到冷遇，但在伊壁鸩鲁(公元前342-公元前270年)那里得以复兴，并在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年)那里变成了一种雄辩的理论。但是，占希腊哲学发展中最丰厚、最具特色的哲学流派却源自智者派。他们四处漂泊游历，以启发人们的智慧为己任。他们都聪慧过人(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还不乏深刻者(如普罗戈拉斯和普罗迪库)，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与人生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想到和讨论过的。他们敢于在任何领域提出问题，就是面对宗教和政治禁忌时也无所畏惧，并且把所有的信仰和制度都送上审判席，接受理性的审判。他们在政治上分为两派。一派像卢梭，认为自然是善的，文明是恶的；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是等级制度造成的：法律是强者用来统治弱者的工具。另一派像尼采，认为自然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人类本来就是不平等的，道德是弱者的发明，目的是对强者进行限制；强权是人类至高的美德，也是人类的最高愿望；而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最明智、最自然的就是贵族政体。这种对民主政治的蔑视，反映了雅典少数富有阶级的兴起，他们以寡头政党自居，认为民主是虚无的东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也没有什么民主制可供指责，因为雅典的四十万居民中有二十五万奴隶，这些人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而在十五万自由民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出席商讨国家政策的公民大会。不过，就其纯粹性而言，他们的民主是无可比拟的。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最高司法机关由一千名成员组成(以减少受贿的可能)，是按字母顺序从所有公民的名册上选出来的。的确，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这更民主了，但用它的反对者的话说，是更荒诞了。
　　在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0-公元前400年)中，斯巴达的陆军与雅典的海军进行了激战，最后大获全胜。这时，由克利蒂阿斯领导的寡头政党提出废除民主政体，因为它在战争中显得很无能。他们宣布对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贵族革命。但最后革命失败了，克利蒂阿斯也战死沙场。克利蒂阿斯就是柏拉图的叔父，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二、苏格拉底
　　如果古代流传下来的那尊半身雕像可以作为依据的话，苏格拉底即使作为一位哲学家，也远远不能算英俊。他有着秃顶和大而扁的脸，深陷的眼眶里目光如灼，大酒糟鼻透着酒宴的气息。就外貌而言，与其说这是最著名的哲学家，不如说是个听差。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再仔细一些，就会透过这块粗糙的石头，感觉到他的忠厚和朴实，正是这些品质使得这位相貌平平的思想家成了雅典优秀青年推崇备至的良师益友。我们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然而比起贵族老爷柏拉图和沉默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来，我们对他更为熟悉，也更为了解。两千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那笨拙的身体总是裹在陈旧、起皱的宽大袍子里，从容地穿过古希腊的公民大会，不顾周围的政治喧哗，逢人就侃侃而谈。用这种方式，他把优秀的年轻人聚拢在自己周围，然后带他们来到神殿柱廊中荫凉的一角，让他们在争论之前先对自己使用的词语加以限定和说明。
　　苏格拉底的追随者来自三教九流。其中像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贵族子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对雅典民主制度进行讽刺和分析；像安提西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喜欢效仿老师随遇而安的风度；还有一两个像亚里斯提帕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憧憬着一个没有等级的制度，人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乐观豁达的自由世界。总之，社会上各个思想流派都能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人物和渊源。
　　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导师是怎样生活的，他从不干活，也不考虑明天的生计。有学生宴请时，他就大吃一顿，而他们也很希望酒宴中有他出现，因为他能详细地告诉他们养生之道。不过他在家里却不怎么受欢迎，因为他对妻儿不管不顾。在桑蒂普看来，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不仅没给家里带来多少面包，反倒带来很多麻烦。桑蒂普和苏格拉底一样善谈，他们的一些对话似乎未能被柏拉图记录下来。但是她还是爱他的，看到他在七十岁之后被处死，她仍然很悲伤。
　　为什么苏格拉底能够备受学生尊敬呢?也许是因为他不仅是个哲学家，还是个富有人情味的男子汉吧。在战场上，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亚西比德的命；他饮酒时颇有绅士风度，既不怯场，也不滥饮。但毫无疑问，学生们最喜欢他的还是他谦虚的品格，尽管他是那么智慧。他从不自夸是个智者，只是说自己是智慧的爱好者，而不是它的拥有者。据说德尔斐城的神谕宣称他是希腊最智慧的人，他却认为这是对不可知论的赞同，那是他哲学的起点——“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学会了怀疑，尤其是怀疑自己的信念和原则时，哲学就产生了。
　　当然，在苏格拉底之前也有过哲学家，有的像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那样坚定；有的像巴门尼德和芝诺那样喜欢深究；有的像毕达格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那样善于观察。但他们大多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探寻的是外界事物的本质和客观世界的原理。苏格拉底认为那种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甚至所有的星辰更值得关注的对象，那就是人的心灵。人到底是什么?你将成为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他开始到处寻访，探索人类的灵魂。他常常对一些假说进行论证，对确定无疑的事情提出质疑。如果有人不假思索地大谈正义，他就会平静地问：正义究竟是什么?你用来解决生死问题的那些抽象字眼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又是什么?苏格拉底就喜欢思考道德和心理问题。一些在这种“苏格拉底问答”面前栽过跟头的人反对说，他的问题多，答案少，只能使人的思维比以前更混乱。不过，他为两个最让我们头疼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美德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
　　对那个时代的雅典青年来说，这些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智者派已经摧毁了他们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和道德、法律的信仰，显然，人们认为只要在法律允许之内，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造成人心涣散的个人主义削弱了雅典人的精神，使雅典最终被经过严格训练的斯巴达人征服。至于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在冲动的暴民控制下的民主政治更可笑的?还有什么比这种在吵吵嚷嚷的团体领导下的政府更滑稽的?还有什么比随便升迁、罢免和处决将军们更荒谬的?还有什么比这种不论才智高低，按照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工匠选进国家最高法院更令人哭笑不得的呢?雅典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合乎自然的新道德呢?如何拯救这个国家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假如他尽力去恢复人们对昔日众神的信仰，把那些思想开放的年轻人带到神殿里去重新祭奠祖先崇拜的神祗，那么他就能获得年长公民们的尊敬。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倒退，只能把人引向灭亡。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只信一个神，并且以谦逊的态度希望自己不被死亡彻底摧毁。不过，他知道传统的道德和法规是不能建立在这种难以捉摸的神学基础上的。
　　如果说美德意味着拥有智慧；如果能通过教育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利益，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使自己的欲望脱离愚昧，那么全部罪恶都可能来源于错误和偏见。也许有知识的人和愚昧的人一样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但他们肯定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冲动，不会动辄就像野兽那样残暴。但是，如果政府本身就是荒谬的，只知道统治人民而不给予帮助，只知道发布命令而不以身作则。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怎么能说服个人去遵守法纪，并限制他在不损害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去谋取私利呢?难怪亚西比德要反抗不相信能力、崇尚数量胜于推崇知识的国家，没有思想的地方就会出现混乱，而乌合之众做出草率的决定，却又在事后品尝苦果时后悔不已。人数多就能做出英明的决定，这不是十足的迷信吗?事实正相反，人们聚在一起要比独处时更糊涂、更残忍。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吗?演说家“口若悬河，像被人敲一下就响个不停的桶”。人们受这种人的摆布，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显然，治理好一个国家需要人们奉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需要杰出的思想家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由智者来领导，否则一个社会怎么可能得到拯救，怎么可能变得富强呢?
　　不妨设想一下，在战争需要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而少数有文化的贵族正在酝酿一场革命的时候，雅典得势的大众党对这种贵族政治的言论会有什么反应。民主派领袖安奴托斯的心情可想而知，儿子成了苏格拉底的弟子之后，先是攻击祖先的神祗，而后又当面嘲笑自己。阿里斯托芬不是早就预料到这种反社会的举动所引起的结果了吗?
　　革命爆发了，对立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当民主派获胜时，苏格拉底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尽管他是那么彬彬有礼，但他毕竟是革命派的精神领袖、令人深恶痛绝的贵族哲学的源头、使年轻人沉溺于辩论之中的教唆者。安奴托斯和米利托斯提议说，要想扭转风气，那就处死苏格拉底吧。
　　故事的其他部分，柏拉图已经记录在优美的散文中了。我们能够有幸读到那篇简明而又充满勇气的“辩解”，在这篇辩护中，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宣告了思想自由的必要，肯定了自己对国家的价值，并且拒不向他素来蔑视的那些人摇尾乞怜。他们握有赦免的权力，他却不屑于上诉。法官们愿意释放他，而愤怒的群众则投票要求处决他，这正好是对他理论的一种奇怪的证实。他不是否定了众神吗?这位老先生教得太快了，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当然会惹来杀身之祸了。
　　他们判决让他饮鸩而死。他的朋友们到牢里去探望他，并给他提供一条很容易的脱身之计：他们已经买通了所有官吏。但是他拒绝逃跑。他已到古稀之年，也许觉得自己该寿终正寝了，此后再也没有这样死得其所的机会了。“振作起来吧”，他对悲痛的朋友们说，“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肉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柏拉图在一篇伟大的文学杰作中写道：他站起身来，和克里托一起走进浴室，克里托让我们在外面守候。我们一边等候，一边谈论和思考，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就像我们即将失去的父亲，而我们仿佛要像孤儿一样度过今后的岁月。……夕阳西下，他已经在里面呆了很久，终于，他出来了，又和我们坐在一起，……但大家心情沉重，相对无语。不久，狱卒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边说：“苏格拉底，我知道迄今为止，在所有来过这里的人当中你是最高贵、最温和、最优秀的人。我每次按照当局的命令要求他们服毒自尽时，他们就狂暴地咒骂我，您是不会像他们那样做的。我知道您不会恨我，因为您知道这不是我的错。别了，我的朋友，希望您轻松地做完这件不得不做的事。您知道，我干上这份差事也是不得已。”说完，狱卒已是热泪盈眶，转身走了出去。
　　苏格拉底凝视着他的背影说：“谢谢您的好意，我听从您的安排。”然后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他真是个可爱的人，自从我进了监狱，他经常来看我……刚才他向我表示遗憾时是多么真诚啊，我们必须按他的安排去做，克里托，如果毒酒准备好了，就叫人拿过来。”
　　“太阳才刚过山头，”克里托说，“很多人总是想办法拖时间，接到行刑命令之后还要大吃大喝，尽量满足了身体的欲望之后才肯罢休。时间还早，您又何必着急呢?”
　　苏格拉底说：“是的，克里托，你说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拖延会有所收获，但是我不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不认为拖延一下就能得到什么，如果我还吝惜这不可挽回的生命，岂不可笑。请照我说的去做吧。”
　　于是克里托示意侍者进来。过了一会儿，侍者和端着毒酒的狱卒来了。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请教我怎样服毒吧。”狱卒回答说：“您只要四处走走，等感觉到双腿沉得走不动了再躺下来，那时毒性就发作了。”说着，他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温和、从容地接过杯子，对狱卒说：“这杯酒我用来祭神，你说好吗?”狱卒回答说：“我们只准备了这么多，刚好够您用，苏格拉底，再也没有了。”
　　“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必须祈求神灵保佑我在去另一个世界时一路平安，但愿我的心愿能得到满足。”说完，他举起杯，若无其事地将毒酒一饮而尽。
　　起先我们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悲痛，但此刻我们亲眼看着他喝下毒酒，都不禁泪流满面，我用手捂住脸，泪水却像泉水般从指间涌出，我不是为他哭泣，我是在为自己哭泣。一想到自己就要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我就悲恸万分。不仅是我，克里托也早已泣不成声，躲到一边去了。这时，一直在一旁呜咽的阿波罗多拉斯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这样一来，大家全都失声痛哭了。苏格拉底依然从容，他说：“哭哭啼啼像个什么样?我不让女人来这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你们也应该知道人应该在平静中死去吧。那么就请安静下来，耐心等着吧。”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感到很羞愧，都止住了眼泪。他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直到腿越来越沉重，才按狱卒的指导，仰面躺下。服侍他服毒的狱卒不时地查看他的腿脚，后来使劲在他脚上掐了一下，问他是否有感觉。苏格拉底回答说没有。就这样，狱卒顺着脚踝往上捏，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已经冰冷僵硬了。苏格拉底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说，“毒酒到达心脏时，生命就会结束。”当他的小腹开始变凉时，他揭开盖在身上的被单，露出脸来说：“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能替我还清这笔债吗?”这句话成了苏格拉底的临终遗言。“我一定替您还，”克里托说，“您还有什么吩咐?”苏格拉底没有应声，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动了一下，狱卒揭开他身上的被单，他的目光已经凝滞了。克里托合上他的双眼和嘴。这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临终时的情景。可以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智慧、最正直、最优秀的人。
三、柏拉图的经历
　　和苏格拉底的相识改变了柏拉图一生的命运。柏拉图可能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是个充满生气的英俊青年，有着宽阔的肩膀，据说柏拉图这个名字由此而来。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人，曾在运动会上两次获得名次。一般说来，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大可能成为哲学家的。但柏拉图敏感的心灵却在苏格拉底的雄辩游戏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当他看到老师用问题的利刃刺中对手的要害，刺穿僵化的教条和武断的结论时，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在苏格拉底的指导下，他摆脱了单纯的辩论，开始进行精妙的分析和有效的讨论了。他成了智慧的狂热爱好者和苏格拉底的崇拜者。“我感谢神明，”他经常说，“使我生来是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最幸运的是，我生在苏格拉底时代。”
　　他的导师去世时他才二十八岁，这个平静的悲剧在柏拉图的心中留下了烙印。这使他内心充满了对民主政治和群氓的极端蔑视和愤恨，这使他像后来的加图那样认为民主政体非摧毁不可，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精英之辈。因而他毕生都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发现精英，并赋予他们治理国家的权利。
　　他在营救苏格拉底时所做的种种努力引起了民主派领袖们的猜疑。朋友们都认为他留在雅典会有危险，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出去长长见识。于是他于公元前399年离开了雅典。至于他到过什么地方，我们不是很清楚。历史学家们对他旅行中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场有趣的争论。他似乎最先去了埃及，统治那个国度的祭司阶级认为希腊没有悠久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尼罗河畔神秘的学者们说起希腊时态度轻慢，这使他颇感震惊，也深受教育。博学的特权阶层用神学教义统治着这个农业国家的景象，深深地留在了柏拉图的记忆中，并在描绘他的“理想国”时发生了影响。后来，他离开埃及乘船到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在那里，他曾一度加入了伟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有一小群从事治学和治国的人，虽然大权在握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一景象再一次在他敏感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异乡漂泊了十二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体验各种信条。有人认为他去过犹地亚，并深受那些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先知们的影响。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到过恒河流域，在那里学会了印度人的冥想。
　　公元前387年，他回到了雅典，这时他已经四十岁了。由于他接触了众多的民族，并汲取了许多国家的智慧，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他少了一些年轻人的热情，却获得了广阔视野。他知识渊博，极富艺术天赋；他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他创造了一种优美、真诚的表达方式——对话。就文体的优美而言，柏拉图在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文风甚至在译文时也是那么流光溢彩。他的崇拜者雪莱说过：“柏拉图用优美的词语把严谨的逻辑、盎然的诗意和澎湃的激情融为一体，使那个时代的辉煌与和谐汇集成一股美妙的洪流，携带着他那些雄辩的观点一泻千里，太多的美使读者的呼吸也为之停顿。”
　　柏拉图这种哲学与诗歌、科学与艺术的令人陶醉的结合也给我们的理解设置了障碍。我们常常分不清作者在对话中的哪一个人物的表白是作者自己的意思。他是在直抒胸臆呢，还是另有所指?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真的?他喜欢运用玩笑、反讽和神话，却时常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他似乎只用寓言来讲述道理。“我作为一个老人，用寓言和神话对你们这些年轻人说话，你们意下如何?”他在《普罗泰戈拉斯》中这样问道。这些对话据说是柏拉图为他那个时代的普通读者撰写的。因此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对话中经常出现玩笑和隐喻，有些东西只有相关的专家才能看懂，还有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不着边际，但在当时却可能是思想盛宴上的调料，为的是让吃不惯哲学饭的人容易消化。
　　应该承认，柏拉图在抨击诗人及其神话的同时，又在诗人的名册上加了自己的名字，并使神话的数量增加了几百条。他厌恶祭司，因为他们靠危言耸听来获利，但他本人就是一位祭司和神学家，一个道德家，一个贬斥艺术、要把一切浮华的东西付之一炬的萨伏那洛拉。他曾经像莎士比亚那样称“比喻是一种油滑”，然而他自己却不断地使用比喻。他谴责智者派是狡辩家和词语贩子，但他自己却大玩逻辑游戏。法盖曾学着他的腔凋和他开玩笑：“整体大于部分吗?——当然，部分小于整体，不是吗?——是的。……因此显而易见，哲学家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对吧?——嗯，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明摆着吗?让我们再说一遍。”
　　这些都是他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对话录》仍然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部著作的精华是《理想国》，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文艺理论；还可以找到颇具现代色彩的许多问题：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优生优育学、尼采的道德观和贵族政治、卢梭的回归自然和教育问题、柏格森的生命力学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简直无所不包。“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爱默生这样评价柏拉图，他还把欧玛尔称赞《古兰经》的话用在了《理想国》上，“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们的一切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那么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理想国》吧。
四、伦理问题
　　讨论是在贵族克福勒斯家里进行的。参加者有柏拉图的两个兄弟格劳坎和阿德马图斯，还有容易发脾气的智者派人物特拉西马科。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充当了柏拉图的代言人。他问克福勒斯：“财富给你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克福勒斯回答说财富能使他变得慷慨、诚实和公正。苏格拉底又以他一惯的机智问克福勒斯，他刚才所说的公正的含义是什么?于是一场哲学论战就开始了。再也没有比下定义更能检验和锻炼一个人思维的清晰性和表达能力的了，苏格拉底轻而易举地把众人问了个哑口无言，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定义漏洞百出。特拉西马科终于咆哮起来：
　　“是什么让你如此固执，苏格拉底?还有你们，为什么全都像傻瓜一样认了输?我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公正，你就该自己回答而不是去追问别人，有的人只会提问不会回答。”
　　苏格控底不为所动，仍然问而不答。经过舌战，他用激将法使粗心的特拉西马科自己给公正下了个定义：
　　“那么你听着，”这位智者派哲学家愤怒地说，“我宣布，强权就是公理，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政权的形式，但无论是民主的、贵族的还是独裁的，他们在制定法律时，都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为他们自身利益服务的法律，被当作‘公正’让臣民们接受，谁违反了法律就会被当作违反了正义准则而受到惩罚。……我说的是大规模的不公正现象。拿独裁制来说，独裁者用欺骗和暴力的手段夺走别人的全部财产。但奇怪的是，现在剥夺了公民的财富，并把他们变为奴隶的人不但没有被骂成骗子和强盗，反而被当作幸福的使者而受到公众的称赞。人们之所以会指责不公正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怕这种行为祸及自己，而不是怕自己也会干出这种事来。”
　　这就是如今我们多少把它与尼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学说。“我常常嘲笑那些因为自己的脚跛了就自以为是强者的懦夫。”施蒂纳对这种思想作了简洁的总结：“一把强权胜过一口袋公理。”在哲学史上，恐怕没有谁比柏拉图本人把这种思想说得更精彩了，他在另一篇对话《高尔吉亚篇》中借智者派哲学家之口把道德贬斥为弱者用以抵抗强者的一项发明：他们根据自己的标准来随意褒贬，他们说不诚实是可耻和非正义的，而他们所说的不诚实，只是指比邻居得到更多好处的愿望。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卑劣时，恨不得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个强者(超人)，他就可以摆脱这种约束，践踏各种行为规范及一切违反人性的法律。要想更真实地生活，就应该任由自己的欲望发展。从人性的角度说，这就是天然的公正和高贵。但是许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就去责备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能感到自卑，并竭力掩盖这个事实，于是就把率性当成了恶行。……他们压制高贵的天性，他们赞扬公正，只不过因为自已是懦夫。
　　这种公正不是君子的道德，而是小人的；不是英雄的道德，而是奴隶的：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敢和才智。也许这种冷酷的“反道德主义”反映了雅典对外政策中的强权成分，也在它欺凌弱小国家时体现出来。在修西底斯为伯里克利虚构的演说词中，伯里克利说：“你的帝国是建立在自身的实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众的善良愿望之上的。”这位历史学家还记述了雅典使节强迫米洛斯站在雅典一方对付斯巴达的情形。“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公理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值得尊重，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默默忍受。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什么是公正?我们应该追求公正，还是应该追求强权?善良者和强者哪一个更好?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怎样迎接这种理论的挑战的呢?起先，他根本就不理会这种理论。他指出，公正是一种依赖于社会组织存在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其把它作为个人行为准则来讨论，不如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来探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描绘出一个公正社会的景象，我们就能更好地描绘出一个公正的个人。柏拉图为这番题外话辩解说，就像检查一个人的视力，我们总是让他先认大字，再认小字；因此，在大的范围内比在小范围里更容易剖析公正。不过，我们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蒙蔽。事实上，他不仅在探讨个人道德问题，而且也在探讨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他有一张理想国的蓝图，并且决心实现它。这是一段离题的话，却成了他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五、政治问题
　　柏拉图说，假如世人都很单纯，公正也就比较容易实现，只需一种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就行了。接着，他继续发挥自己的想像：我们来设想一下他们的生活吧……他们怎么会不自己动手耕种、酿酒、缝衣、做鞋子、盖房子呢?有了居所，他们就会劳动，夏天通常是赤身裸体，到了冬天就必须穿暖和些了。他们以小麦和大麦为主食，把面粉揉成面团，做成上好的布丁和面包，把它们放在用芦苇和干净树叶编成的席子上。他们斜靠在用松木或山桃木做成的卧榻上，和家人一起宴饮，喝自酿的葡萄酒，头上戴着花环，吟诵着赞美诸神的诗篇。他们在享受和美的家庭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着不因为儿女太多而入不敷出；他们还要时常留心，以应付灾年和战争。……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美味——盐、奶酪、洋葱、白菜和食用香草，还可以有节制地饮酒，这种饮食可以使他们安享天年，并把这种生活方式传给后代。
　　我们注意到这里顺便提到了人口控制(可能是用扼杀婴儿的方式)、素食主义、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到希伯来传说中的伊甸园那种浑朴的境界。这段话似乎有着“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的风格。正如该称号所透露的，认为我们应该“和动物生活在一起，因为它们安宁、自制，自给自足”。这样一来，柏拉图与圣西门、傅立叶、威廉·莫里斯和托尔斯泰成了一类人了。不过，他比这些虔敬的人多了一些怀疑精神。他冷静地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他所描绘的这个简朴的乐园永远不能降临呢?为什么这样的理想国从来不曾在地图上出现过昵?他的回答是，因为人的贪婪。人们不甘心过简朴的生活，他们贪得无厌、互相争夺、嫉贤妒能。他们很快就会厌倦自己拥有的东西，转而觊觎别人的东西。结果一群人侵占了另一群人的领土，群体之间为了资源而展开激烈的争夺，进而付诸战争。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发展，新的阶级分化产生了。“如果你把一个城市当成了一个单纯的城市，那你就错了，其实任何一个城市都可分成两个，即穷人的城市和富人的城市，它们互相对立。对立双方又分为许多更小的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兴起了，他们通过讲究排场来赢得社会地位。“他们用大量的钱财来打扮自己的妻子。”
　　由于商人的财富超出土地所有者太多，贵族政体让位于财阀垄断政体——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成了统治者。于是经邦治国政策便为党派权谋和权力欲望所取代。每一种形式的政体都由于过分遵循其基本原则而趋于灭亡。贵族政体由于把权利限制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而走向了灭亡；寡头政体为了眼前利益而争斗不休，最终也为革命所推翻。革命似乎都是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引起的，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有着极深的积怨。“接着是民主政体：穷人推翻了敌对势力，把自由和权利平分给了人民。”但是民主制也毁于过度的民主。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人人都享有执政和决策的权利。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带来了灾祸，由于人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具备挑选优秀统治者和制定英明政策的能力。“人民根本没有理解能力，他们只会重复统治者心血来潮时告诉他们的东西。”要想让一种原则被人接受或抛弃，只要把它放在两出流行的戏剧中加以吹捧或嘲弄就行了(这无疑是在抨击阿里斯多芬，因为他的喜剧几乎会嘲讽所有的新思想)。国家这条航船在极端民主政治的浪涛中航行，而每一次演说煽动起来的狂风都会使船偏离航向。最终，这种民主政治只能走向暴政或独裁。民众对甜言蜜语是如此热爱，以致那些阴谋家只要自称是“人民的保护者”，就能爬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对于这样的民主政体，柏拉图越想越感到不可思议，它竟然愚蠢地把挑选领袖的权利交给轻信又反复无常的大众，更别说把它交给那些见钱眼开、躲在民主舞台后面替寡头们操纵一切的阴谋家了。柏拉图抱怨说，就算是做鞋，我们也知道请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做，但在政治上，我们却认为无论什么人，只要懂得怎样拉选票就知道怎样管理一个城市或国家。我们生病的时候，都知道要请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他的知识就是他能力的保证，我们并不要求这位医生长得漂亮，或者口才过人。然而整个国家生了病时，我们难道就不能寻找最智慧的人来领导吗?因此，寻找优秀人才，以及怎样寻找优秀人才，就成了政治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六、心理问题
　　这些政治问题背后存在着人的本性问题。我们要想懂得政治学，就必须先懂得心理学。“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随着人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的性质是由国民的本性决定的”。因此，只有先指望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指望有良好的国家；否则，不管政治体制怎么改变，也不能使国家面貌发生质的改观。“人是多么有意思啊!——总是在寻医问药，却又不停地使自己的病情复杂化，他们总以为只要服了别人推荐的灵丹妙药就能把病治好，谁知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不断恶化。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使人类改掉自己的劣根性——殊不知这是在砍海蛇怪的头!”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政治学必须正视的人的因素吧。柏拉图认为，人的行为有三个主要动因，即欲望、情感和知识。欲望、兴趣、冲动、本能是一类；情感、精神、志向、雄心、勇气是一类；知识、思想、才智是一类。欲望来自生殖器，这里是聚积性欲能量的地方，随时有可能爆发。情感源于心脏，源于血液的流动，它是经验与欲望的有机结合。知识是大脑运动的结果，它是欲望的跟睛，可以做灵魂的向导。
　　上述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只是程度不一罢了。有些人是欲望的化身，他们贪婪，时刻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忙碌着，这些人操纵着产业界。还有一些人，他们崇尚感情和勇气，好胜而不贪财。他们引以为荣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们的快乐不在市场里，而在战场上。这些人组成了军队。最后是极少数以沉思和悟道为乐的人。他们渴望的不是财物，也不是胜利，而是知识。他们远离市场和战场，陶醉在思想的澄明之境。他们的意志是光而不是火。他们的避难所是真理而不是权势。这些人充满智慧，却不为世人所重视。
　　正如个人行动的原动力是欲望，但它需要知识的引导。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国度，产业应当负责物质财富的生产，但不参与统治；军队负责保家卫国，也不参与统治；只有知识的力量该得到供养、保护并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知识来指导，群众就会带着杂乱的欲望，成为乌合之众。人民需要哲学家的指导，就像欲望需要知识的引导一样。“当惟利是图的商人登上统治者的宝座时，毁灭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当将军发动军队来建立军事独裁时，结局仍然如此。生产者的舞台是经济领域，军人的职责则是冲锋陷阵。但一旦两者担任公职那就太可怕了。只要他们一插手政治，再好的治国方略也会立刻淹没在野蛮政治的漩涡中，因为治理国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人为之奋斗终身。只有哲学家式的国王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除非哲学家做了国王，要么世上的国王和王子都具备了哲学家的才能，并集智慧与组织能力于一身。只有这样，城邦才会免遭覆灭，人类才会免遭劫难。”这就是柏拉图思想拱门上的拱顶石。
七、心理学的解决办法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把十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全都送到乡下去，把所有的儿童都交给我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父母不良习惯的影响。”我们不能靠被长辈教坏了的年轻人来建立理想国。这些年轻人以父兄为榜样，心灵受到了腐蚀。我们要尽可能从头开始。或许某些开明的统治者会从自己的王国中划出一片领地，以便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给予所有儿童完全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不知道天才之光会在哪里闪耀，我们必须以公平的态度，在各阶层、各种族中寻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普及全民教育。
　　在人生的头十年，教育应该着重于身体素质的培养。每所学校都要有运动场所，全部课程就是游戏和运动。在这十年中，每个受教育者都应练就强健的体魄，根本不必再寻医问药。“人们之所以依赖于医药，是由于懒惰奢靡的生活使他们变得脑满肠肥，患上各种疾病。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耻的事吗?……可以说，现行的医药制度是在培养疾病。”它只会使疾病越来越难治，而不是使疾病得到根治。不过这种怪事只发生在闲适的富人之中。“如果一个木匠生了病，他会向大夫提出最简单的治疗要求。不是催吐药和泻药，而是火炙或开刀。如果有人告诉他应该先调理饮食，再用湿毛巾热敷等等，他会立即说，他没功夫生病，因为他看不出荒废了自己的手艺、整天用养病来打发时光有什么好处。因此，他会告别这样的医生，像平时一样进食，要么康复，继续干他的老本行；要么病倒，一死了之。”如果人人都无病呻吟，就会把国家拖垮。因此，理想国首先开始于个人强健的体魄。
　　但仅仅是运动还不能使人全面发展。“如何才能使生性懦弱的人成为勇敢者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充斥着拳手和大力士的国家。也许音乐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灵魂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和谐，甚至可以使人们倾向于公正。性情和谐的人怎么会不公正呢?音乐训练之所以有这么大作用，是由于韵律与和谐能渗透到灵魂深处，而点缀着每个乐章的装饰音，会使灵魂变得更为优雅。”音乐陶冶性情，因此也就能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发挥作用。“达蒙告诉我——我对此也深信不疑——音乐风格变了，国家的基本法也会改变。”
　　音乐的可贵不仅在于陶冶性情，还能使人保持和恢复健康。有些病只能从精神上来治疗(《查米迪斯篇》第157节)，因此自然女神科里邦蒂斯用疯狂的管乐来治疗患癫狂症的女人，她们兴奋地随着音乐狂舞，直到精疲力竭、倒地昏睡为止。当她们一觉醒来，病已痊愈。人类思想的无意识根源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被触动和抚慰的，而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这一诉求，正是天才灵感的沃土。“真正的直觉和灵感的获得，不是在有意识的时候，而是在理智陷入沉睡，或被疾病和癫狂压倒的时候。”先知、天才和疯子是近亲。
　　接下来，柏拉图对“心理分析学”做了一番出色的论述。他认为，我们要对人类天性中这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有所了解。某些不必要的快感与本能被认为是非法的，其实这些本能似乎人皆有之，但是在有些人身上，它们受到了法律和理智的控制，那些好的欲望压倒了它们，使它们要么全部被抑制，要么在程度上受到了削弱；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欲望却更加强烈，尤其是那些当理智力量处于沉睡时才开始觉醒的欲望。我们的天性中狂放的兽性在酒足饭饱之后突然爆发出来，赤裸裸地到处招摇。无论什么无耻和非自然的事情——哪怕是乱伦和弑父都干得出来。……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欲望既不过分放纵，也不过分约束的时候，他才不会想入非非……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善良的人身上无不潜伏着疯狂的兽性。它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就会冒出头来。
　　音乐能使人身心健康，人格高尚，但是，过多的音乐和过量的运动一样，也会对人造成损害。职业运动员会近似野蛮人；对纯粹的音乐家来说，“音乐就不再有益于身心健康，反而会削弱人的精神。”因此，二者必须兼顾。十六岁之后，个人的音乐训练就必须中止，尽管合唱之类的歌咏活动就像集体竞技体育一样，要终生坚持下去。另外，音乐也不仅仅是音乐，那些枯燥的数学、历史、科学等科目需要用音乐来赋予它们有趣的形式。为了教育年轻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些晦涩的功课编得像诗句那样优美，并用歌声加以美化。即便如此，也不能把这些课程强加给不愿学习它们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基础教育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但不能采用强硬灌输的手段，因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获取知识时也应该是个自由人……在强追的情况下获得的知识是不能牢记的，不妨把早期教育变为娱乐活动，这会使你更好地发现孩子的自然倾向。
　　让思想自由发展，并通过体育和户外活动造就一副强健的体魄，理想国就具备了一个深厚的心理和生理基础，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我们还需要有道德基础，社会成员必须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各负其责。既然人的天性就贪婪、嫉妒、争斗、好色，那么怎样才能促使他们检点自己的行为呢?靠警察到处挥舞警棍吗?这既野蛮又浪费，还制造紧张气氛。更好的方法是让社会道德借助超自然的神的力量。我们应该有一种宗教。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信奉神灵才能强盛。纯粹的宇宙力量，或第一推动力是不具有人格的，都难以唤起希望、热情和献身精神。它不能抚慰痛苦的心灵，也不能给战斗的灵魂带来勇气。但一个活生生的神却能做到这一切，而且还能对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起到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一下贪婪和情欲。如果我们把对个人不朽的信念和对神的信仰结合起来，就更是如此了。来世的希望使我们有勇气面对死亡和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如果我们怀着信仰去战斗，就会产生更大的力量。就算我们的信仰全都得不到证明，就算神明不过是人格化了的爱与希望，灵魂正如竖琴上奏出的音乐，乐器没有了，音乐也随之消失，但《菲多篇》用帕斯卡尔的论证告诉我们，信仰对我们来说无疑不是坏事，或许反而能给我们和孩子们带来无限的好处。
　　因为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事物都对单纯的孩子们讲清楚，并尽力加以证明的话，我们就会感到麻烦。当他们满了二十岁，首次接受严格的检验时，我们将面临一个特别的难题，此时我们要进行一次严格的筛选，或者说淘汰。这种考试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检验，“还有磨难、痛苦和竞争。”每一种才能都有机会显露，而每一种缺陷也都会暴露无遗。落选者会被分派去做国家的经济工作，当商人、职员、工匠和农夫。
　　这场检验是公正无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一个人是当农夫还是成为哲学家，既不由机遇决定，也不由亲缘关系决定。这种挑选将比民主政治还要民主。
　　初试过关的人还要在身体、心灵和性格等方面再接受十年的训练，然后对他们进行第二次考试，这一次要比第一次更为严格，落选者将成为行政助手或军官。在淘汰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力说服那些落选者平和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落选者们操起家伙把我们的理想国砸得稀烂，让我们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呢?又怎能防止他们立即建立起一个由群氓统治的世界，重演伪民主那令人倒胃的闹剧呢?于是，宗教和信仰就成了我们惟一的救星，我们要告诉这些年轻人，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就是把眼泪流干也无法改变神喻。我们将告诉他们关于金属的神话——
　　“公民们，你们本是兄弟。然而神造你们所用的材料却大不相同。有些人是用金子造的，所以享有最高的荣誉，并有权发布命令；有些人是用银子造的，所以成为助理；还有些人是用铜和铁造的，只能去做农夫和工匠。通常，这种差异会完全传给下一代，但由于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金质的父母偶尔也会生出银质的儿子，而银质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金质的儿子。……假如金质或银质父母生出铜质或铁质的儿子，那么就要调换等级了，而统治者绝不应该因为子女成了农民或工匠而怜悯他们，这种情况正如某些工匠或农夫得到提升，变成保卫者和助理一样。总之，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绝不允许铜质或铁质的人当统治者，否则国家就会灭亡。”
　　那么，那些过了关的少数幸运者情况又怎样呢?他们应该主修哲学。这时他们已年届三十。“让他们过早地体验哲学的快乐……因为年轻人在初次感受到哲学的趣味时，会把它当成娱乐而互相辩论，并想方设法驳倒对方……就像小狗喜欢对靠近它们的人撕咬玩闹一样。”这种珍贵的快乐有两个源泉：一是形而上学，即有条理地思考；二是政治学，即英明地进行统治。那些年轻的精英，首先必须学会有条理地思考，因此要研究理念学说。
　　但柏拉图充满想像和诗意的诠释使这个著名的学说变得十分难懂，对当时屡经考验的获选者而言，必定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事物的理念可以是该事物所属类别的“一般概念”(约翰、迪克的理念就是人)；也可以是该事物运动中所遵循的规律(约翰的理念就是他的一切行为符合“自然规律”)；也可以是该事物和这一类事物所趋向的完美目标和理想(约翰的理念即理想国的约翰)。理念也很可能是所有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表象和个别事物背后，是不为感官所感知，却为理智和思想所领会的种种概念、规律及发展趋势，它们是从感官接触的个别事物中设想和推论出来的，但比那些可感知的个别事物更持久，因而也更“真实”：人就比汤姆或迪克更持久：圆圈可以随着我的铅笔的移动而诞生，又随着橡皮的擦拭而消失，然而“圆圈”的概念却能永远存在下去。这棵树立在这里，那棵树倒了，然而，决定它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倒下的规律却是永恒的。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存在着一个靠感官感知的物质世界，也存在着一个靠思想推知的规律世界。我们看不见反比平方律，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无所不在。它在万物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在万物消失之后仍然会存在下去。这里有一座桥，感官能感知到千万吨钢筋混凝土，然而数学家却能用心灵的眼睛看到根据力学、数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对这一大堆材料进行精密组合时的情形。
　　假如数学家又是诗人的话，他就会看到那些原理在支撑着这座桥梁：不遵守那些原理，这座桥就会垮掉。那些原理就是将这座桥托在手里的上帝。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时，就隐约提示过这一点。毕达哥拉斯说这世界是一个数的世界(可能是说这个世界是受数学原理制约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按柏拉图的说法，“上帝做事总要运用几何学”。斯宾诺莎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上帝和那些普遍原理是同一实体。所以，对柏拉图来说，数学就是哲学必不可少的开端和最高形式。柏拉图在学园的大门上写这么一句话：“不懂几何学者不得人心。”
　　假如没有这些理念，或者说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那么世界在我们眼里一定和在初生婴儿眼中差不多，成了无数没有分类、毫无意义、毫无联系的感觉了。因为只有将事物进行分类和概括，找到其存在规律及活动目的，才能赋予它们意义。所以，高等教育的实质就是寻求理念、概念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去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和意义。发现它们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发现它们所体现的功能和预示的理想。我们必须根据规律和目的对我们的感官经验进行归类和调整。弱智者的思想之所以明显不同于凯撒的思想，就是因为前者不具有这种能力。
　　经过五年的理论训练，这些人将学会把这一原理应用到政务之中。这时他们已经三十五岁了，应该承担起处理国家事务的重任了吧?不，还早呢，对他们的教育还远没有完成。因为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教育，还需其他的训练，让这些哲学博士从哲学的云端降临人世的“洞穴”吧。抽象的理论不经现实世界的检验就毫无价值。我们的学生进入这个世界时不能给他们任何特别的照顾。让他们去和商人、和精明的个人主义者、和暴徒以及阴谋家去竞争吧。在人生的决斗场上，他们要从生活本身中学习，在严酷的现实中，他们要忍受伤痛，学会用自己高傲的额头上的汗水去换取黄油和面包。这是最后一关，也是最严苛的一场考试。这场无情的考试将持续十五年的漫长岁月。这些我们煞费苦心造就的人才中，有些人会在这一时期垮掉，而最终剩下的人已经五十岁了。他们历经了各种磨难，但是头脑清醒，自食其力，学者的自负早已让艰苦的生活消磨掉了。现在传统、经验、文化和奋斗精神赋予了他们全部的智慧，他们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八、政治学的解决办法
　　水到渠成——也就是不必通过投票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民主政治意味着机会，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完全均等，而不是让汤姆、迪克或者哈利轮流做官。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但是只有那些证明了自己其有杰出才能，并通过了所有考试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官员的挑选，既不是通过投票，也不是由受幕后团体操纵的伪民主政权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在公平竞赛中所显示出的能力决定的，这才是民主的基础所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不得担任公职，不能胜任低级职务的人也不能担任高级职务。
　　这岂不是成了贵族政治吗?当然，如果它将带来美好的现实，我们就不必忌讳这个词。我们希望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这就是贵族政治的意思。难道我们不像渴望让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吗?只不过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所有贵族都是世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把柏拉图所说的贵族与通常意义上的贵族混为一谈，我们不妨称之为民主贵族。因为在这里，人人都是候选人，而且都拥有通过学习担任公职的机会，并不是在各个团体指定的傻瓜候选人中选择一个更不笨的。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世袭的特权，也不会有出身低微的天才受到压制的情况。统治者的儿子和鞋匠的儿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出发。如果统治者的儿子是庸才，他在第一轮筛选中就会被淘汰；如果鞋匠的儿子是天才，那么他可以顺利地成为国家的保卫者。这就是基于学校的民主——它远比投票式的民主更诚实、更有效。
　　正因为如此，“保卫者会抛开一切私心杂念，竭力维护国内的自由。他们以此为职业，从不过问与这一目的无关的事情。”他们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在情况有变的时候，他们甚至不受法律的束缚。保卫者的统治应该是灵活的，敢于打破陈规。
　　可是，这些人都五十岁了，还能保持充分的灵活性，而不被传统惯例所束缚吗?阿德曼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哲学家要么是蠢材，要么是无赖；要么昏庸误国，要么以权谋私，或者集二者于一身。“那些痴迷哲学的人，在早年接受教育时就钻研哲学，成年后又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人就算不成为无赖，也变成怪物了。即使那些被当成杰出人才的，由于你极力吹嘘的那种学问的缘故，也变成了毫无作为的浪子了。”不过柏拉图说，他已经预防了这种情况，他不仅让他的哲学家学到了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让他们经受了现实生活的磨炼，所以他们不仅有思想，而且会行动，是经过长期考验、胸怀大志、品德高尚的人。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积极的修养，是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智慧，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法盖认为，柏拉图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与康德完全不同。
　　关于哲学家能否胜任的问题就到此为止。至于怎样避免邪恶的行为，我们可以采取在保卫者中间设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办法来加以预防：最重要的是，除了生活必需品，他们绝对不可以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拥有能够封闭的私人住宅，以防他们将前来办事的人拒之门外。他们得到的供养应该和勇敢而节制的军人相当，他们只能从全体国民那里收取有限的税款，这笔钱仅够支付他们一年的开支。他们的吃住条件必须像士兵们一样，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神圣的金属就存在于他们心中，所以他们不需要那种被称为黄金的世俗财产，也不应该让世俗财物玷污了自己的神圣与纯洁，因为那种低劣的金属正是诸多罪恶的根源，而他们心中的黄金却是纯洁的。全体公民中，只有他们不许接触或管理金银，不许处理与金银有关的事务，不许住有金银装饰的房屋，不许佩带金银饰物，也不许用金银餐具，这样，他们才不会堕落，国家才能得到拯救。如果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房产、土地和金钱，他们就会变成管家和农夫，而不再是保卫者；会变成人民的公敌和暴君，而不再是人民的朋友了。他们会彼此勾心斗角，并仇恨自己的同胞。这时，他们自身和整个国家都将走向灭亡。
　　保卫者这个统治集团将受到保护，人们定时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过着一种既不奢侈，也不愁温饱的高尚生活，因而他们也就没必要为经济利益而操心。这样，也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贪婪和卑鄙。他们就像为国民制定食谱的营养师，首先自己要遵守。他们要像亲兄弟一样吃住在一起。就像毕达哥拉斯常说的那样，“朋友之间一切东西都应该共享。”这样，保卫者的权威就不会带来危害。他们惟一的报酬就是荣誉，他们将成为这样一群人，即从一开始就决心从事这种报酬非常有限的事业。他们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又学会了把政治家的声誉看得高于政客的高官厚禄和商人的万贯家财。有了他们，党派也就永远消失了。
　　但是，保卫者的妻子会怎么看待这一切呢?她们甘心放弃奢华的生活吗?因此，保卫者是不可以有妻室的。他们的共产主义不仅共产，而且共妻。他们既不能自私，也不能顾家，他们不能像被妻子控制的丈夫那样一心想着赚钱。他们不能为一个女人而献身，而要为整个社会而献身。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要从母亲那里抱走，所有保卫者的孩子放在一起抚养，这样，谁也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男孩都是兄弟，所有的女孩都是姐妹；所有的男人都是父亲，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
　　可是，女人从哪里来呢?当然，保卫者可以向产业或军队阶级中的女人求爱，得到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凭能力进入保卫者阶级的女成员，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是没有性别歧视的。这在教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女孩和男孩在向着国家最高职位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机会是一样的。格劳康反对说，女人只要通过考试就可做官不符合劳动分工的原则。但是回答是坚定的，劳动分工的依据不应该是性别，而应该是能力。如果一个女人证明自己有从政的能力，那就应该让她获得相应的领导职位。如果一个男人只会洗盘子而别无他长，那就应该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情。
　　共妻并不等于乱交，而是根据优生原则对所有的性关系进行严格的监督。从这里开始，以动物饲养经验为根据进行了推理：既然我们可以有选择地饲养牲畜，从每一代中挑选出最好的个体来进行繁殖，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我们为什么不将这一原则用于人类的繁殖呢?因为只让孩子接受合理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赋予他优良的血统。他的先辈必须是优秀、健康的。“教育必须始于出生之前。”因此，新娘和新郎必须持有健康证书，否则就不允许生育。男人只准在三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生育；女人只能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生育。男人到了三十五岁还没有婚配，就得交纳公益税。由未经许可的婚配而生下的婴儿或先天畸形的婴儿都必须扔掉，任其死去。在规定的生育年龄，男女可以自由交媾，如果怀了孕则必须堕胎。为了防止素质的退化，亲戚之间禁止通婚。“要尽可能让最优秀的男女相结合，劣等人应该与劣等人婚配，这样产生的后代才不会混血。要想让群体处于最佳状态，这是惟一的办法。……特别优秀的人除了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嘉奖外，还可以得到更多的配偶，因为这样的父母生出的子女多多益善。”
　　在这个按照优生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我们不仅要预防内部的疾病和退化，还要防范外来敌人的侵略。我们必须做好赢得胜利的充分准备。当然，我们这个模范社会是爱好和平的，由于人口增长得到了控制，我们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没有采用这种措施治理的邻国很可能会觊觎我们的理想国。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中间阶层中保持训练有素的军队，军人要像保卫者那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只靠“他们的支持者”提供的少量财物过活。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战争的发生。引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过剩，另一个原因是对外贸易。它往往会引起争端，竞争性的贸易本来就是战争的一种形式，“和平只不过是一种口号而已”，因而理想国最好位于内陆，这样就可以避免过于发达的对外贸易给我们带来危害，“海洋会使一个国家充斥着商品、交易和拜金的风气，它使人们变得贪婪和奸诈。”外贸需要强大海军的保护，而建立强大的军队无疑是穷兵黩武的野蛮行径，“每次战争的罪魁祸首都只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是友好的。最可怕的就是希腊人自相残杀。但愿所有的希腊人团结一致，以免为蛮族所奴役。”
　　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这样：统治阶级由少数保卫者组成：人数众多的士兵和“助理”则负责他们的安全；广大的商业、工业和农业人口是这一体制的基础。最后这个阶级可以保留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配偶和家庭。为了防止贫富过于悬殊，工商业应由保卫者进行调节。如果个人财产超过了公民平均财产的四倍，超出部分必须归国家所有。
　　在保卫者中实行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有产阶级。这个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贪婪和竞争。他们之中的高尚者虽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大多数人都陷入物欲难以自拔。贪财的人是不适于治理国家的。我们的全部设想都建立在这样的愿望上：如果保卫者们能清正廉洁，并不介意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享受物质的快乐，那么这些人是愿意让他们去独揽大权的。总之，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阶级和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去从事适宜自己本性和能力的工作。在这里，任何阶级和个人都不去干预他人的活动，但所有的人都能互相配合，从而营造出一个和谐高效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
九、伦理学的解决办法
　　有关政治的细节问题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要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正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值得人们去奋斗。这就是正义、真理和美。也许这三个概念一个也无法定义，柏拉图死后四酉年，统治犹太地区的一个罗马地方官曾经无奈地问道：“什么是真理?直到今天，哲学家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给出美的定义。然而对于正义，柏拉图却大胆地下了一个定义：“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定义不免有些令人失望。它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的所得应该与他生产的相当，并且尽到最适合于他的职责。正义的人就是一个处在恰当地位上的人，他尽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与自己的报酬相当。所以，由正义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和谐、高效的群体，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一支完美的交响乐队中每件乐器那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社会是适于生存的，而正义也就得到了达尔文学说的认可。如果社会各部分的协调性遭到破坏，如商人操纵政治家，或者军人篡夺王位，整个社会就会崩溃。所以，正义就是有效的协调。
　　个人也是如此，正义就是一个人身心各部分的和谐统一，就是这些组成部分各司其职，和谐地作用于人的行为举止。每个人都是欲望、感情和观念的混合体。这些东西处于和谐状态，人就能继续存在，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反之，人格就会分裂，失败也就像黑夜那样不可避免地降临了。正义其实就是心灵各部分的秩序和美。一切罪恶都源自不和谐，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
　　所以，柏拉图对忒拉叙马科、卡利克雷斯和尼采的信徒们作出了一劳永逸的回答：正义不仅仅是力量，它是和谐的力量——各种愿望纳入秩序而成为才能，众人纳入秩序而形成组织。正义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整体的和谐。的确，有人越出了与自己的本性和才智相当的地位，并获得了一些好处，但最终逃不过复仇女神的追杀。正如安那克萨哥拉所说的复仇女神追赶离轨的行星一样，造化的那根可怕的指挥棍也会把每一件不听话的乐器拨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去。来自科西嘉岛的中尉企图对欧洲实行专制统治，但这种统治却不适合暴发户式的王朝。最终，他在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过是“造化的奴隶”。非正义最终都会走向灭亡。
　　这个观点并不新奇，但实际上，一切标新立异的哲学体系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像爱美的贵妇一样，真理也常常改变自己的服饰，但不管有着什么样的外衣，实质并没有改变。在伦理道德方面，我们不必期待什么惊人的改革：无论智者派哲学和尼采哲学作过多么有趣的冒险，所有道德观念都是以整体利益为中心的。道德起源于人际关系。社会生活要求个人为了公共秩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行为的最终标准是群体的利益。这是造化永恒的安排：一个团体在与另一个团体的竞争中能否存在下去，完全看它是否团结。
　　因此，最好的合作就是人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耶稣说，道德是对弱者的仁慈；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勇气；柏拉图则说，道德是整体高效的和谐。也许必须把这三种学说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伦理学，然而我们能说其中任何一个无足轻重吗?
十、评论
　　现在，我们怎样评价理想国呢?它行得通吗?假如行不通，它有没有可供现代社会借鉴的地方呢?它是否曾在某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过呢?
　　至少在最后一个问题上，答案是有利于柏拉图的。在长达千年的一个时期里，欧洲被一个类似于保卫者的阶级统治着。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于把基督教徒分为劳动者、军人和教士。教士阶级虽然为数最少，却掌握着文化传播的工具和机会，并且有力地统治了地球上最强盛的大陆的一半——半个欧洲。这些教士就像柏拉图的保卫者一样，成为统治者靠的不是人民的投票选举，而是在教义研究和教会管理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是他们的自省和安贫乐道，以及他们的亲友对国家和教会势力的影响。在他们统治的后期，他们彻底摆脱了家庭的牵累，柏拉图的愿望算是实现了。教士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势力，其独身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一方面，他们不为狭隘的家庭私利所羁绊，另一方面，他们那种超越肉欲的姿态增加了世俗罪人对他们的敬畏，也使这些罪人更容易在忏悔室里向他们袒露隐私。天主教的许多政治制度源自柏拉图“伟大的谎言”。中世纪的天堂、炼狱和地狱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理想国》的最后一章。经院哲学的宇宙观大多源自《蒂迈乌斯篇》，唯实论学说就是对理念学说的一种阐释，就连大学教育里的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都是仿效柏拉图著作中的课程设置的。有了这种学养，他们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就统治了欧洲人民。人民欣然接受这种统治，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民不断地向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却没有对这个政权提过什么要求。这种顺从不仅仅限于普通民众，商人、军人、封建主和世俗政权无不对罗马俯首帖耳。
　　曾经统治过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是半柏拉图式的保卫者。这是一群教士寡头，他们在蛮族中因为拥有知识和技能而掌握了权力。奇怪的是，1917年10月革命后统治俄国的共产党政权也曾让人想到理想国。他们献身于自己的事业，犹如圣徒一般庄严。他们统治着欧洲大半的土地，却过着俭朴的生活。
　　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柏拉图的计划只要加以改进，还是可行的。实际上，这个计划主要源自他游历途中见到的实际情形。他对埃及的神权政治印象很深：这是一个由少数僧侣阶级统治的伟大文明。与雅典公民大会的喧嚣、暴虐和无能相比，柏拉图认为埃及政府代表着一个更合理的政体。在意大利，他曾在一个由毕达格拉斯学派建立的公社里生活过一段时期，这里的人信奉素食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好几代人一直统治着他们生活的那片希腊殖民地。在斯巴达，他看到少数统治阶级与他们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同吃同住，为了优生而限制婚配，勇敢者可以享有多妻的特权。柏拉图在提出自己的计划时，绝不会认为自己对亲眼见到的事实所做的推想是虚妄的。
　　然而，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今天，批评家们已经在这个理想国中发现了很多缺陷。那位斯塔吉人尖刻地说：“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已被发明过好凡次了。设想一个充满兄弟般情谊的社会固然是件不错的事，但是人们动不动就以兄弟相称显然就会淡化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温情，共产也同样如此。”这样一来，责任心就会随之淡化。当一切都共有时，这一切就没有人在乎了。共产制度将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可怕的密切联系，不给隐私和个性留下任何余地；另外，它还假设人人都具有圣人般的忍耐与合作的美德。“我们不能推行普通人做不到的道德标准。我们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能享受的生活和国家能达到的政权形式。”
　　以上是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对他的批评。柏拉图低估了一夫一妻制习惯的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准则。他认为一个男人会不介意和别人共一个妻子，他低估了男人的占有欲和嫉妒心。他认为母亲们会同意别人把自己的孩子从怀里抱走，让孩子在没有爱心的环境中成长。但他低估了母性的本能。更重要的是，他忘了自己在废除家庭的同时也摧毁了道德和共产精神的基础。这种互助和共产精神正是理想国的心理基础。就这样，他用雄辩的锯子锯断了自己栖身的树枝。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以上批评打倒的只是一个稻草人。柏拉图早已把大多数人排斥在他的共产主义计划之外了，他知道，能够控制欲望的只是少数人。所以他只是认为他的统治阶级能过苦行僧式的生活。只有保卫者之间才能以兄弟姐妹相称，也只有保卫者不占有财产。普通人仍然可以有财产、金钱、奢侈品和他们向往的各种私人生活，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维护这种制度带来的一切道德规范。母亲们也可以守着自己的孩子。至于保卫者，支撑他们的不是仁慈，而是荣誉。至于母性的本能，它在孩子出生前后并不十分强烈。随着孩子在母亲的照料下慢慢长大，母亲的爱也在与日俱增。只有在孩子身上凝聚了母亲太多心血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让母亲牵肠挂肚。
　　别的批评是经济上的。有人说，柏拉图不是把每个城市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了。对此问题的解释是，阶级对立是由经济冲突造成的，而理想国中的保卫者及其助理阶级不参与财产的竞争，这是明确规定的。但是这样一来，保卫者就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了。他们岂不是要独断专行了?不会的，他们能够发号施令，但没有经济上的权力。有产阶级如果对他们的统治方式不满，就可以停止食物供应，正如国会用不批准预算的方式控制政府部门。假如保卫者只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权力，他们靠什么维护自己的统治呢?哈灵顿和马克思等人说过，政治权力来自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一旦落入被统治阶级之手，政治权力也就将易手了。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也许有人会说，罗马天主教势力在统治之初就注重对教义的反复宣传，而不是对财富的横征暴敛。但是，教会的这种长期统治可能是基于欧洲的农业状况：由于农民们无奈地依靠着反复无常的自然力，就导致了对自然力的恐惧和崇拜。随着工商业的日趋壮大，产生了一种具有新观念的人。他们注重人间的幸福，而教会的权力与新的经济现实一交锋就彻底溃败了。政治权力反复适应着不断变化的经济力量。由于柏拉图的保卫者在经济上依赖于有产阶级，他们不久就会沦为后者的傀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柏拉图主张政策必须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来决定，实施者应该是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不懂治国之道的商界人士。
　　柏拉图最大的不足，也许就是缺乏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意识。他急切地要把这个运动的世界变成静止的画面。他和所有怯懦的哲学家一样过于着重秩序。他被雅典民主政治的骚乱吓坏了，因而轻视个人价值。如同昆虫学家对苍蝇进行分类，他将人也分成不同的阶级，他的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它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它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放逐创造美的艺术家。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普鲁士。
　　既然我们不得不坦诚地说出了这些话，那么接下来就该向博大精深的柏拉图思想致敬了。说到底，他还是对的。不是吗?这个世界需要最英明的人来统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的思想应用于这个时代。如今，民主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我们不能按柏拉图的设想去限制人民的投票权，担我们可以对政府官员加以限制，以保证民主制与贵族制的结合。柏拉图说政治家应该像医生一样接受专门训练，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大学里设立政治学系和行政管理系。当这些学科发挥了作用，我们就可以限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担任公职。我们甚至可以让所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都获得担任公职的资格，以此根除烦琐的提名候选制，这种制度正是民主政体腐败的根源。只要受过适当的教育，具有良好的素质，任何人都可以宣布自己为候选人，这样一来，选举的范围就比现在这种本是一丘之貉的两个竞选者每四年出来表演一番的做法要好得多。对这种只有具备行政管理才能的毕业生才能出任公职的办法，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使它更民主，这就是无论出身，无论贫富，人人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人人都可以通过接受专门训练而走上政坛，让各级政府为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提供学费。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最后，应该公正地说明一下：理想国不太切合实际柏拉图是知道的。他承认自己描述的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但他认为说出来仍然是有价值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并至少使它部分实观。人是创造理想国的动物。憧憬未来并非完全没有用处，即使我们只是描绘了一幅图画，那也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假如人们朝着这个目标奔跑，理想国就会在我们的版图上出现了。
　　虽然柏拉图的计划尚有很多疑点，但一旦有实施的机会，他还是会大胆地去冒险。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应锡拉库萨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的邀请，去把他的王国改造成理想国。当狄奥尼修斯发现这个计划要求他放弃王位时，就停止了这一计划。结果，两个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据说柏拉图被卖为奴隶，多亏他的朋友兼学生安尼克里斯把他救了出来。
　　柏拉图去世前的几年过得很快乐，他在自己的学园里悠闲地漫步，从一群学生走向另一群学生，给他们布置需要研究的课题。他再次来时就举办讲座，宣布答案。
　　有个学生结婚时邀请老师参加喜宴，八十高龄的柏拉图如约而至，高兴地加入到狂欢的行列。随着欢乐时光的流逝，年迈的哲学家退到了安静的角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想休息一会儿。宴会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结束，疲倦的狂欢者们走过来想唤醒他，发现他已安详地辞别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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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亚里士多德与希腊科学
一、历史背景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雅典北边一个叫斯塔基拉的马其顿城市，其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亚历山大的祖父)的朋友兼御医。亚里士多德自己似乎也曾是阿斯克列庇俄斯医师联合会的成员。他是在医学的氛围中长大的，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对科学的向往。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青年时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一是说他放荡不羁，将家产挥霍一空，为了不挨饿就当了兵，退伍后回到斯塔基拉行医，直至三十岁才去雅典投到柏拉图门下学起了哲学。另一种说法则比较体面，说亚里士多德十八岁就到了雅典，并师从柏拉图。然而，即使是这种更可信的说法也反映出这个年轻人不怎么守本分。也许诧异的读者在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认为这位哲学家在柏拉图学园静谧的小树林里安顿下来时，才感到了一些安慰。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了八年——或者二十年。从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中反映出的柏拉图精神，甚至从那些与柏拉图相反的观点来看，他师从柏拉图的时间应该是二十年。那真是一段美妙岁月：一位才华横溢的弟子与一位大师，悠然漫步于哲学的领地。然而，两个人都是天才。我们知道，天才是很难与天才相处的，正如火药一遇到火就会爆炸一样。他们的年龄相差近五十岁，因而很难在岁月造成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柏拉图看出了这个来自北方蛮族的新弟子具有非凡的才能，称他是学园中智慧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在买书时从不吝啬(当时没有印刷品，都是手稿)，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创立图书分类法就是其中之一。柏拉图曾说亚里士多德的家为“书库”，这似乎是老师对弟子的夸奖，但是有传闻说，这位大师其实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书呆子气进行讽刺。到了柏拉图的晚年，师生之间似乎真的发生过一次争吵。出于对哲学的热爱，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身上显然产生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反对他的精神之父。他暗示说，智慧绝不会随着柏拉图的辞世而消失。而那位老哲学家则说他是吸了母乳之后向母亲尥蹶子的小马驹。
　　一些传记作家还说亚里士多德创立过一所演讲学校。这所学校有一个叫赫密亚斯的学生，这个贵族子弟很快就当上了阿塔努斯城邦的专制君主。即位后，他邀请亚里士多德到他的宫廷里去，并把妹妹(另一种说法是侄女)许配给了亚里士多德，以报答在学校期间老师对他的关怀。也许会有人认为这只是希腊人的馈赠，但是，历史学家们要我们相信，尽管亚里士多德是个天才，却和妻子生活得十分幸福，在遗嘱中提到她时还十分动情。结婚一年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把亚里士多德请到皇宫，负责儿子亚历山大的教育。
　　菲利普想让儿子接受最全面的教育，因为他已为儿子规划了一个宏伟蓝图。公元前356年，他夺取了色雷斯，这使他掌握了金矿，这些金矿马上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贵重金属。他的人民都是强健的农夫和武士，还不曾受到城市堕落生活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加起来足以征服上百个小城邦，并完成整个希腊的统一大业。菲利普对个人主义深恶痛绝，尽管它促进了艺术与思想的繁荣，但也扰乱了社会秩序。他在各城邦的小都城中看到的不是辉煌的文化和艺术，而是商业的肮脏与政治的混乱。他看到贪婪的商人和银行家窃取国家的重要资源，愚蠢的政客和口齿伶俐的诡辩家在煽动民众制造战乱，内讧导致了阶级分裂，阶级又结合成派别。菲利普说，这个国家是由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他要扭转这种混乱局面，让整个希腊团结起来，成为世界的中心。
　　公元前338年，他在喀罗尼亚战胜了雅典人，终于统一了希腊。就在他盘算着和儿子一起主宰整个世界时，他死在了刺客的刀下。
　　亚里士多德刚进宫时，亚所山大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他性情暴躁，经常像发酒疯似的宣泄过剩的精力。亚里士多德为了使他火山般的激情冷却下来，却收效甚微。普鲁塔克说，“有一段时间，亚历山大就像热爱自己的父亲那样爱戴亚里士多德。他说自己的亲生父亲虽然给了自己生命，但另一位父亲却教给他生活的艺术。”亚历山大在给老师的一封信中说：“就我而言，我更愿意在对善的认识上，而不是在权力和领土上取得胜利。”不过这位王子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这个似乎喜欢哲学的年轻人是一位骄横的公主和一位狂傲的国王的儿子，理性在他身上太少了，压制不住祖辈遗传的激情。两年后，亚历山大就离开哲学，登上国王宝座，征服世界去了。据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激情，部分来自于他的老师——人类思想史上的思想巨人。学生在政治领域建立的新秩序和老师在哲学领域建立的新秩序实际上是一项宏伟事业的两个方面——两个优秀的马其顿人分别统一了两个混乱的世界。
　　亚历山大远征亚洲时，希腊各城的政府都是拥戴他的，但百姓却对他怀有极深的仇恨，自由和悠久的传统使他们决不会甘心俯首称臣。公元前334年，亚里士多德外出游历一番后回到了雅典，他很自然地站在了马其顿一边，并且对亚历山大征服天下大加赞赏。我们在研究亚里士多德最后十二年里撰写的数量惊人的著作时，当我们发现他既要创办学校，又要整理繁复的知识时，我们必须知道，他并不是在安静的环境里探求真理。政局动荡不安，任何时候都可能在哲学家宁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和他最终的悲剧。
二、亚里士多德的事业
　　亚里士多德五十三岁时创办了一所学校——吕克昂。由于学生太多，必须制订一套详细的章程来维持学校秩序。规则由学生自己来制订，并且每隔十天就要选出一名代表来监督学校的工作。然而，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个纪律森严的所在。实际情况却是学生和老师在一起吃饭，跟着老师在体育场漫步并听老师讲课。吕克昂就是这座体育场的名字。
　　吕克昂与柏拉图学园并不完全一样。柏拉图学园侧重于数学、思辨以及政治哲学，而吕克昂则以教授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为主。卜林尼说，亚历山大曾经命令猎人、园丁和渔夫为亚里士多德提供所需的一切动植物材料。另一些古代作家也告诉我们，曾经有上千人供亚里士多德差遣，他们遍布希腊和亚洲各地，为他提供各种动植物标本。有了如此丰富的材料，他才能创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动物园。很显然，这些材料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经费从哪里来呢?首先，他本人这时已经有了丰厚的收入。其次，他与希腊一位最有势力的人物联姻，继承了大笔财产；另外，据阿特纳奥斯的记载，亚历山大向老师提供的经费达八百泰仑特(大约相当于如今的四百万美元)。有人认为亚历山大在老师的建议下，派遣了一支耗资巨大的探险队去考察尼罗河，并探询河水定期泛滥的原因。为亚里士多德编的一百五十八部宪法摘要也能说明他手下有一大群助手。这是欧洲历史上由国家资助科学事业最早的范例。
　　尽管亚里士多德拥有足够的经费和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但他的设备却十分有限，这给他的研究带来了致命的缺憾。要想公平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就必须了解这一事实。他不得不在没有钟表的情况下确定时间，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比较温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观测天体……他有的只是尺子、罗盘和另外一些简单的工具。
　　现在，让我们看看发明创造是怎样载入史册的吧。由于没有望远镜，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就成了一种幼稚的冒险故事；没有显微镜，他的生物学只好在迷雾中摸索。这无疑就是亚里士多德很少做实验的原因。他所能做的只是观察，观察，再观察。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助手们积累的大量资料还是为后来科学进步打下了基础，成为两千年来的教科书。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数以百计，有人认为有四百部，还有人说多达千部，留传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逻辑学著作有《范畴篇》、《论辩篇》、《前分析篇》、《分析篇》、《解释篇》和《辨谬》。这些都是后来的逍遥派学者收集整理的，称为《工具论》，即正确的思维的工具；科学著作有《物理学》、《天论》、《生灭论》、《气象学》、《博物史》、《论灵魂》等等；美学著作有《修辞学》、《诗论》。最后是哲学著作，有《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
　　这显然是一套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它几乎包罗万象，难怪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要比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多，他是知识与理论的集大成者，直到斯宾塞时代，还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做过，即使在斯宾塞时代，也没有谁的成就能达到他的一半。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这种征服显然要基于亚历山大的军事胜利。称他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当之无愧。
　　这位具有科学倾向的人身上缺乏浪漫气质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指望他像柏拉图那样文采出众。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不是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哲理的文学作品，而是专业、抽象、经过筛选的科学。如果我们为了消遣去读他的书，一定会找书店退款的。他不像柏拉图那样创造了很多文学词汇，他创造的是一套科学和哲学术语。今天，我们在谈到任何一门科学时，都会用到他发明的词汇。这些词如同化石一样埋藏在我们语言的地层中：机能、中庸、准则、范畴、能量、现实性、动机、目的、原理、形式，这些在哲学思辨中不可缺少的词汇都是在他的头脑里产生的。也许这种从轻松的对话向严谨的科学论文转变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过程。而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只有形成自己严格的程序和表达方式才能得到发展。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写过著名的文学对话，但却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也许，有很多打着亚里士多德旗号的著作是由他的追随者们撰写的。这些弟子根据笔记将老师的授课内容整理成书，除了那些逻辑学和修辞学论文，亚里士多德生前似乎并没有发表过别的学术著作。尽管有些著作可能出自他人之手，但其中的思想和情感却是他的。
三、逻辑学的创立
　　亚里士多德靠自己的不懈探索，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逻辑学。勒南说“那些没有受到古希腊文化熏陶的头脑是混乱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公式为思想的检验提供方法以前，古希腊的思维本身就是混乱的。甚至柏拉图的思想也不够严谨，过多的神话和寓言就像浓雾一样让人迷惘。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思想随着古希腊的衰落而衰落了，但是在一千年黑暗的漫长岁月之后，一个新的民族又有了进行这种思辨的能力时，正是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工具论》，通过波伊提乌的翻译，成了中世纪思想的标准和经院哲学之母。虽然经院哲学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但却使正在成长的欧洲思想界学会了演绎推理，发明了现代科学的术语，并为人类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简单地说，逻辑就是指正确思维的方法和艺术。它是研究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方法。甚至音乐中也蕴涵着逻辑。逻辑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正确思维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像物理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简化成定律。说逻辑是一门艺术，它能使人在无意中形成精确的思维方式，就像钢琴家的手指在琴键上轻松自如地弹出优美的乐曲一样。
　　其实，在苏格拉底痴迷地坚持定义时，在柏拉图反复推敲概念时，这门新科学就已露出了端倪。亚里士多德那篇《论定义》的小文章就说明他的逻辑学是如何得益于这一源泉的。“如果您想跟我交谈，”伏尔泰说，“请使用规范、简洁的语言。”如果辩论双方能简明扼要地表达各自的观点，那么多少场激烈的辩论只需一段话就可以解决了。严肃的讨论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得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推敲，这就是逻辑学的灵魂所在。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它对一个人思想的检验是无情的。但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做任何事情都能事半功倍。
　　我们怎样去论述一件事或一个术语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准确的定义都有两个部分。首先，将特定的物体与具有相同特征的物体归为一个类。比如人首先是动物。其次，指出特定物体与其他同类物体之间的差异。比如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人是理性动物，和别的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理性。亚里士多德把一个物体投进同类的大海里，再把它捞出来，这时它已经浸透了同类物体的意义，同时它的特性也在同类物体的衬托下显示出来，它们极为相似，又极为不同。
　　离开逻辑学，我们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论战的地方看着。这是“唯实论”与“唯名论”的第一次交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任何一个通用的名词，任何一种普遍适用于同类成员的名称，都是一般概念。所以，动物、人、书、树木都是一般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体，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中。它们是名，而不是实。
　　亚里士多德知道，柏拉图曾认为一般概念具有客观存在性，而且柏拉图还说过一般比个体更长久、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各色人等纷纷降生又相继死去，但“人”却与这个世界同在。亚里士多德讲求实际，他从柏拉图的“唯实论”中看到了神秘主义和学究式妄语的深远根源。他带着首次参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抨击“唯实论”的战斗中。他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也许持反对意见的人会说，亚里士多德如此尖刻地批判柏拉图，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受益于老师太多。在受惠者眼里，施恩者不是英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是正确的。他注重客观现实，而柏拉图则沉浸在主观设想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定义的要求有一种倾向，即抛开事实，片面追求理论和规律。亚里士多德主张去观照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现实。他对具体的个人怀有极深的感情。而柏拉图十分迷恋普遍性，以至于他为了创造一个理想国而不惜牺牲个人。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它让攻击老师的学生继承了老师身上的许多品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不少我们始终谴责的品性。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进行无情的批判，是因为他身上带有太多的柏拉图因素。他也是个迷恋抽象和普遍性的人，常常为了貌似雄辩的理论而不顾简单的事实。
　　在亚里士多德所作的最富独创性的贡献——三段论学说中，也留下了迷恋抽象和普遍性的迹象。三段论由三个命题组成。其中的第三个命题(结论)是前两个命题(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性得到确认后得出的。例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苏格拉底是个人，所以，他是个有理性的动物。问题在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当成确凿无疑的了。因为如果苏格拉底不是有理性的人(毋庸置疑，他是一个人)，那么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说法就不是普遍真理了。当然，亚里士多德会说，只要个体具有某个类别的大部分特性(“苏格拉底是人”)，那么就可以说该个体也具有这一类别的其他特性(“理性”)。很显然，与其说三段论是发现真理的手段，不如说是说明问题的手段。
　　这与《工具论》中的其他许多内容一样，都有各自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发现和总结了各种理论上前后一致的规律和论辩技巧。他的这一功绩对促进人类思想进步的贡献之大，是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比拟的。”
四、科学的结构
1.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科学
　　勒南说过：“苏格拉底给人类带来了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给人类带来了科学。”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前就有了，科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也已经存在，但自他们之后，哲学和科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科学只能算一个胚胎，科学是在他的理论成熟的同时降生的。
　　比古希腊更早的各文明都曾有过科学，但是从那些模糊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所反映的思想来看，我们只能说这些科学是与神学和迷信混杂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古希腊时代以前都是用某种超自然力来解释所有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最早抨击这种思想的，显然是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他们首先对复杂的天体现象和各种神秘事物作出了自然的解释。在物理上，他们探索偶然事件的原因；在哲学上，他们寻找世界总的自然理论。“哲学之父”泰勒斯主要研究天文，他曾使米利都城的居民大吃一惊，因为被当成神灵的太阳和群星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团团火球。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是希腊第一位绘出天文图和地图的人。他认为宇宙起初是一团混沌，经过一次次的两极分化，就产生了万物。无数天体在不断地变化、解体，天文史就是一切天体周而复始的重复自身的过程。由于地球内部各种力量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它能保持平静，于是万物就得以滋生：所有的行星最初都是流体，由于太阳的烘烤蒸发才变为现在的模样；生命最早是在海洋中形成的，由于海水下降，不得不呆在陆地上，这些搁浅的物种有的逐渐发展出了呼吸能力，从而成为陆地上所有生物的祖先。最初的人类一定和现代人不同，因为假如最初的人类出生时也像现在的婴儿一样毫无自理能力，需要很久才长成人，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延续至今。另一位米利都人阿那克西米尼认为，远古时期的宇宙是一团极为稀薄的物质，后来逐渐凝聚成风、云、水、土、石头。现在物质的三种状态——气态、液态和固态，正是这一过程不同阶段的反映。热和冷就是稀释和凝聚的结果。地震是液态的土壤凝结为固体这一过程引起的。生命和灵魂本是一回事。伯里克利的老师阿那克萨哥拉似乎正确地解释了日食和月食的成因；他还发现了植物和鱼类的呼吸机理；他认为人具有使用工具的智慧，在前肢摆脱了行走任务之后，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知识发展成了后来的科学。
　　赫拉克利特舍弃了财产，在以弗斯的神庙门廊里过起了清贫的生活，心无旁顾地研究起学问来，他使科学从单纯的天文学走向了更为现实的问题。他认为万物永远在运动着，即使是表面上看来静止不动的物质也在进行着看不见的运动，宇宙历史处于循环运动之中，每一次循环都始于火而终于火。赫拉克利特说：“一切事物都产生于斗争之中，也因斗争而消亡。……战争是万物之父，它使有的东西成为神，有的成为人，有的沦为奴隶，有的成为平民。”凡是没有斗争的地方，必定会出现衰败。在这变化和斗争的过程中，只有规律是永恒的。“规律对一切事物都一视同仁，它既不是神的创造也不是人努力的结果。然而，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如一。”
　　恩培多克勒使进化的观点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最初的器官不是今天这样的，而是经过无数次选择的结果。大自然拿生物做了许多实验，以各种方式将器官组合在一起。生物的器官组合只有适应了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反之就会灭绝。
　　在色雷斯阿大季拉城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之前科学的最后形态——结合了唯物论和宿命论的原子学说。留基伯说：“万物因必然性而动。”德谟克利特说：“其实世界上只有原子和虚空。”由于物体把原子投射到了人的感觉器官，人才会有知觉。自古以来，宇宙中有无数的天体，它们时刻都在相互撞击，并走向消亡，因为大小和形状相似的原子具有凝聚力，所以在混沌之中又不断有无数的新天体和新世界产生。宇宙不需要谁来设计，它自身就是一台机器。
　　上述浅显的理论反映了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科学发展的状况。考虑到科学先驱们使用的观察工具和实验仪器有多么简陋，也就可以理解这一时期科学的粗浅了。由于奴隶制的严重束缚，古希腊的工业停步不前，使这些极富生命力的科学萌芽得不到充分发展。雅典的政治生活日趋复杂，智者派、苏格拉底、柏拉图纷纷放弃了对物理学、生物学的研究，转而研究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还体现在他过人的勇气和犀利的目光上。他将古希腊思想中的物理与伦理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他越过自己的老师，重新抓住了前苏格拉底的发展脉络。他继承了前辈的工作，而且更关注细节。他喜欢以多种角度观察事物，最后，他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经过整理，形成了一个庞大、严谨的科学体系。
2.自然主义的亚里士多德
　　如果我们按年代顺序先谈他的《物理学》，那么我们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这只是一篇玄而又玄的论文，用晦涩的语言分析了物质、运动、空间、时间、无限、原因和其他类似的“终极概念”。其中有一段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虚空”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亚里士多德少有的幽默，这说明他喜欢未经证实的假设，还说明他喜欢对哲学前辈评头品足。我们这位哲学家喜欢在自己的著作前列出全部已有的论述，然后对每个论述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多亏了亚里士多德这种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我们才对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
　　由于以上原因，亚里士多德在天文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超出他的前辈们。他没有接受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而把宇宙中心的殊荣给了地球。不过亚里士多德那篇气象学论文却深刻、新颖，放射出启发的火光，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他指出，我们这个世界是循环的：太阳蒸发海洋、河流、溪泉，最后使浩瀚的海洋变成了岩石，同时，蒸发的水汽凝聚成云，变成雨水落下，重新流入江河，汇入海洋。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尽管我们难以觉察。埃及是“尼罗河的杰作”，是几千个世纪以来泥沙沉积的产物。海水在这边大肆侵蚀陆地，陆地却在那边悄然向海洋延伸；古老的陆地、海洋消失了，新的陆地、海洋又已产生，世界在生灭之间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容貌。有时，突然出现巨变，文明和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被摧毁。灭顶之灾频繁发生，常常把人类拖回到原始状态。人类文明犹如西西弗斯的神话，逐渐发展到了某一高峰，又退回到野蛮状态，重新开始艰难的攀登。毋庸置疑，今天流传的古老神话，其原型就是上一轮文明。
3.生物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流连于自己庞大的动物园，渐渐发现各种生命形式可以连接成一个有序的链环，其中每一环与相邻的环差别都不大。从低级刭高级，生物体在生理结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感觉与感情等方面，每一环只比前一环稍有进步而已。在最低级的生物那里，我们连它们是死是活都难以判别了。“从无机世界到生命世界，大自然的过渡是如此精细，以至于我们看不清二者的分界线。”也许在无机世界里还有某种生命存在着。另外，许多物种我们无法确认是植物还是动物。有些低等生物彼此过于相似，要将它们归入适当的种类几乎是不可能的。生命形式的演化是无止境的，但是在各种繁复的结构中，有些特征还是明显的。随着生命体的复杂化，各项功能越来越强，智力也得到了发展，器官功能日趋专业化，生理机能趋向于集中控制。渐渐地，生命发展出自身的神经系统，大脑发育更加成熟，于是成了周围环境的主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生物发展的阶段性和生物之间的相似性，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物种进化理论。恩培多克勒认为一切器官和生物体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人类智慧是手从行走中解放出来用于劳动的结果。但亚里士多德既没有接受前者的理论，也不赞同后者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人之所以用手劳动，是因为人首先拥有了智慧。显然，他犯了一个独立的生物学家所能犯的全部错误。比如，他认为在生殖活动中，雄性的作用只是刺激和促进。他没有认识到，与其说精子的主要功能是使卵细胞受精，不如说是给胚胎提供父亲的遗传基因，从而使后代成为融合了父母血缘的混合体。由于他那个时代还没有进行过人体解剖，所以他在生理学上的错误尤其多。他分不清动脉和静脉，他认为大脑的功能是使血液冷却。如果说他认为男性头颅上的缝隙比女性多还情有可原，那么他认为男性身体的一侧只有八根肋骨就无法让人同情了。最离奇的是，他说女性牙齿比男性少，而他和女性的关系显然是亲密的。
　　但是，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上的成就又是其他的任何一位希腊人都无法比拟的。他发现鸟类与爬行动物在躯体结构上很相似；猴子的结构介于人与四足动物之间；他曾大胆地宣称，人类应该划入胎生四足动物(即“哺乳动物”)一类；他说婴儿和动物在智力上没有多大差别；他还有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认为食物决定了生活方式：“有的动物群居，有的动物独处——它们的生活方式最适于它们获取食物。”亚里士多德预示了后来冯·贝尔提出的著名法则：在进化过程中，生物体的共同特征(如眼睛、耳朵等)的出现先于物种的特征(如牙齿的“样式”)，也先于个体特征(如眼睛的颜色)。他还预见到了两千年后斯宾塞的概括：个体的进化和物种的起源正好反向发展，也就是说，物种或个体的进化程度越高，其特殊化程度就越高，后代的数量也就越少。他注意到并解释了某种类型的返祖现象——某种大的变异(如天才)倾向于在一代代繁殖中逐渐减弱，直到在后代中完全消失。他的一些动物学观点一度为后来的生物学家所排斥，但却为现代研究所证实，比如存在筑巢的鱼类、鲨鱼有胎盘等。
　　亚里士多德还创立了胚胎学。他认为只有注意观察物种生长的全过程，才会有真知灼见。古希腊最伟大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是注重实验的榜样：他打破不同孵化阶段的鸡蛋进行观察，还将由此得来的研究成果写进了论文《论婴儿的发育过程》。亚里士多德仿效这种方法做了很多实验，他对小鸡的生长过程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直到今天，仍令许多胚胎学家敬佩。无疑，亚里士多德在遗传学方面也做过一些新颖的实验，他曾引用实例说有个男子的右侧睾丸被结扎后所生的孩子中有男也有女，据此推翻了当时的一种理论：孩子的性别取决于哪侧的睾丸提供精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些至今也没能解决的遗传学问题，伊利斯一位女子与黑人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全是白人，但到了第三代却又出现了黑人。于是他提出问题，第二代身上的黑色因素藏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重要的问题离戈里格尔·孟德尔的划时代实验只有一步之遥。知道问什么，答案就已经出来了一半。的确，亚里士多德生物学著作中的缺点比比皆是，但这些著作仍然是科学史上最宏伟的丰碑。考虑到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系统的生物学知识，我们认为仅凭生物学上的功劳，就足以使一个人名垂青史了，但这只是亚里士多德伟大成就的开端而已。
五、形而上学与上帝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源自其生物学。一切事物都是由内在的、自我发展的愿望推动的。事物既是形式又是实质，形式来自实质，并能产生更高形式的实质。因此，成人是形式，孩子是实质；孩子是形式，胚胎就是实质；胚胎是形式，则卵子就是实质，由此类推，直到实质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成了没有形式的东西。但没有形式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形式。因此，从广义上说，实质只是形式的可能性。形式是实质完成了的本体。实质具有阻碍性，形式具有构建性。形式不仅是事物的外形，也是惟一形成事物的力量，是内在的必然性，是与生俱来的推动力，它可以将单纯的原料塑造成特定的外形，这就是实体潜能的实现，是事物内部力量的总和。
　　一切事物都在朝着具体目标运动。自然的种种谬误和无效，都是因为实质的惰性阻碍了实现目标的力量，因此就产生了停滞，出现了种种魔鬼，并扭曲生活的本来面目。发育和成长不是随意和偶然的(否则怎么解释各种器官的普遍出现和遗传呢?)。一切事物都由内在的本质和生命规律引导，向着一定的方向运动。在鸡蛋内部的本质早已注定它要变成小鸡，而不是小鸭；橡树也是如此，只会长成橡树，而不是柳树。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并不表示有一种外在的旨意在控制着事物，事物发展的倾向是内在的，是由事物的种类和功能产生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天命，与自然因果关系是完全一致的。”但上帝是存在的，尽管他可能不是人类早期那种简单的具有人性的上帝。关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是从探讨运动这一古老的难题入手的，他问，运动是怎样开始的?他认为运动和物质不同，他不接受运动没有开头的说法。物质也许是无始无终的，因为它仅仅是来来形式永恒的可能性，但是宏大的运动过程最终用无数形体填满了无限的宇宙，这一切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开始的呢?他认为运动肯定是有起因的，只要我们不把问题推向没有尽头的过去，我们就必须假定有个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它没有形体，不占空间，没有性别、感情、变化，它是完美和永恒的。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但他推动了世界，而且，他不是一种机械的力量，而是驱动世上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上帝驱动世界，就像被爱者驱使施爱者一样”。所以，上帝是自然的终极力量，一切事物的推动力和目的。它是纯粹的能量，是经院哲学所谓的“活力本身”，也许还是现代物理学和哲学探讨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与其说他是个人，倒不如说他是一种磁力。
　　然而，亚里士多德有自相矛盾的习惯，他又说上帝是一种神秘的自省精神，因为他的上帝从不做任何事，没有欲望、意志和目的。他就是活力本身，所以就不必运动。他绝对完美，所以没有任何欲望。他惟一要做的就是思考事物的本质，但由于他自身就是万物的本质，一切形式的惟一形式，所以他惟一的职责就是冥想自我。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多么可怜——他是一个王，却无所作为。难怪英国人喜欢亚里士多德，他的上帝显然就是他们的国王或女王的翻版，甚至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翻版。他的上帝像他一样恬静，没有红尘中的浪漫，一躲进象牙塔里，整个世界就消失了。柏拉图这位哲学之王是这样，严厉的耶和华是这样，温和、热心的基督教上帝也是这样。
六、心理学与艺术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中有许多有趣的章节。在这里，习惯的力量受到了重视，而且首次被称为“第二天性”；联想的规律虽然未作详尽解释，但也得到了系统的论述。然而对哲学和心理学极为重要的两个问题——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却没有详细论述，仍然让人迷惘。有时候，亚里士多德像宿命论者一样悲叹：“我们不能凭意志直接改变目前的状况”，但是接着他又会说出反宿命论的话来：我们可以靠改造环境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命运，通过选择朋友、书籍、职业、娱乐方式来塑造我们的情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是自由的。他没有想到宿命论者对此自有现成的反击手段，他们会说，你这些塑造性格的做法，本身就是由原来的性格决定的，而原来的性格最终又是由不可选择的遗传因素和早期环境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理论来自一个有趣的定义：灵魂是一切有机体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它的力量和变化的总和。植物的灵魂只是一种营养和繁殖能力，动物的灵魂还有一种感知和运动的能力，而人的灵魂则是理智与思维力量的总和。灵魂是各种肉体能力的总和，两者正如火焰与蜡烛，虽然可以在想像中把它们分开，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特定的人，其灵魂只能存在于自己的肉体之内，然而，它又不是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物质，也不会完全消亡，人类灵魂中的理智有一部分是被动的，它与记忆结合，并随着记忆的载体——肉体的死亡而死亡。但是理智中的主动部分即纯粹的思维能力却独立于记忆之外，也不会死亡。主动的理智普遍存在于人身上，与人的个性截然不同。能够超越肉体而存留下来的并非个性和欲望，而是与个性无关的思想形式。总之，亚里士多德毁掉灵魂是为了赋予它永生。永生的灵魂是没有被实在玷污的“纯粹思想”。谁拥有这种灵魂，谁就能从这种神学中得到慰藉。有时候人们不禁怀疑，这种既吃掉蛋糕又留着蛋糕的形而上学思想，会不会是亚里士多德为了免遭反马其顿势力的迫害而想出的权宜之计呢?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领域，因此他就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几乎创立了美学——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亚里士多德说，艺术创造源自塑造形象的冲动和表达感情的渴望。艺术形式从本质上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对着大自然举起的一面镜子。人能在临摹中感受到乐趣，这在低等动物中显然是没有的。然而艺术的目的并非局限于反映事物的外表，还在于表现它们的内在含义，因为艺术的实在正是这种内在含义，而不是外部特征和细节。
　　高雅的艺术不但打动我们的感情，而且体现了我们的理智，这种理智上的愉悦是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形式的享受。因此，艺术作品应该注重形式的完美，尤其是整体的统一。比如一出戏，应该有统一的情节，不能让无关紧要的情节扰乱了视线。最为重要的是，艺术的功能在于精神宣泄，亦即使感情得到净化。在社会规范的种种束缚下，人们心中积累的各种欲望很容易爆发为反社会的破坏行动。但是，这些欲望能以一种无害的形式，即通过观赏戏剧宣泄出来，因此悲剧能“通过怜悯与恐惧，使感情得到净化”。这一理论仅仅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它说明亚里士多德有进入一切思维领域的能力。
七、伦理学与幸福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期望得到他的指点，争相投到他的门下。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兴趣却离开了具体的科学，转向了不可捉摸的行为与性格问题。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纷杂的世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或者说完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美德是什么?我们怎样获得幸福?
　　他的伦理学很简单，也结合了当时的实际。他受过科学训练，所以既不宣扬超人的理想，也不空谈如何实现完美的生活。桑塔亚那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概念十分合理，每一个理想都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每一个自然的事物都有理想的前途。”亚里士多德坦率地说，善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幸福。“我们追求幸福是为了幸福本身，而不是为了别的；有时我们之所以选择荣誉、快乐、智慧等等，是因为我们相信幸福能够通过它们获得。”但是他也发现，把幸福说成终极的善，完全是老调重弹。最需要说明的是幸福的本质和怎样获得幸福。因此他深入研究了人和别的生物的根本区别，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充分发挥人类的特性。因为人的独特优势在于思维能力，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才超越并主宰了其他一切生命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发展思维能力能给人带来幸福。除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幸福的主要条件就是理智的生活一一这是人类特有的荣誉和能力。美德或优点要依赖于明智的判断、自我控制能力和协调欲望的方法。美德不是俗人所能具有的，也不是天真的愿望所能产生的——它是经过充分发展的人凭经验获得的。要获得美德就必须走中间的道路，即中庸之道。性格可以分为三部分，两头为极端和缺陷，中间才是美德或优点。所以，怯懦和鲁莽之间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是友谊，哈姆雷特的犹豫和唐·吉诃德的莽撞之间是自制。因此，伦理上的“对”与数学上的“对”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指的都是适度，适度就是取得最佳效果的方式，
　　但是，中庸之道并不是根据两个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字得出的平均数，它是一种变量，随着各种情况、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思想成熟、处事灵活的智者才能做出准确判断。美德是一种艺术修养，必须经过训练才能获得。我们不是由于有了美德才正确地行动，而是由于正确地行动才有了美德。“人先有了行动，才会形成这种行动的美德”。反复的行动才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因此，美德不是一次行动，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完美生命的过程中发挥的一种作用。……就像并非一次晴天或一只燕子就能构成春天一样，一个人的幸福也并非为善一时就能一劳永逸。”
　　年轻人易走极端，“如果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那总是因为做得太过分。”对年轻人和许多年龄比他们大的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避免走出一个极端又陷入另一个极端。骄傲自满固然会引起非议，过分谦虚又未免做作。坚持极端而不自知的人蔑视中庸之道，他们“谁也不会容忍一位持中间立场的人，勇敢者被懦夫指责为鲁莽，被鲁莽者骂成懦夫，其他各种中庸行为，也都会遭到两个极端阵营的指责。”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分子”被激进分子斥为“保守派”，而保守派又说他们是“激进分子”。
　　显然，中庸之道几乎是一切古希腊哲学流派的共同特点。柏拉图持中庸立场，所以称美德为和谐的行为；苏格拉底持中庸立场，所以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希腊七贤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也许正如尼采所说，所有这些都是古希腊人克制自己的火暴脾气所作的努力。更准确地说，这一切都表明古希腊人认识到了“情感本身无所谓好坏”，要看它所起的作用是否适度，或者说是否有节制。情感既是罪恶的根源，也是美德的根源。
　　但是务实的亚里士多德又说，中庸之道并非幸福的惟一秘诀。我们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因为贫穷会让人变得吝啬和贪婪，而富有则可以使人摆脱焦虑和贪婪——这是心平气和的根本保证。在有助于获得幸福的所有外界条件中，友谊是最高尚的。幸福比不幸更需要友谊，因为幸福与人分享就可以成倍增长。友谊比公正更重要，因为“如果人人都成为朋友，公正就可有可无：但如果人人都公正，友谊仍然是额外的收获”。“朋友是两个身体共有一个灵魂”，而友谊又意味着有少数朋友而不是很多朋友，因为“朋友最多的人其实一个朋友也没有”；“同时与很多朋友建立真诚的友谊是不可能的”。真诚的友谊需要的是持久的热情，而不是一时的亲热，就是说交朋友需要有稳定的性情。友谊的前提条件就是平等，出于感恩的友谊最多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苟合。“通常，施恩者对受恩者的友谊比后者对他们的友谊要多。这就像债务关系，……负债者恨不得离债主远些，而债权人恨不得拴住欠债的”。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他更愿意相信施恩者喜欢受恩者，正如艺术家喜爱自己的作品，或者母亲喜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喜欢自己创造的东西。
　　虽然财富和友谊都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获得幸福的关键还在于广博的知识和纯洁的灵魂。感官享乐当然不能算幸福，这种快乐正如苏格拉底形容粗俗的伊壁鸠鲁享乐主义时说的：“为了瘁而挠，为了挠而痒。”博取功名也不是幸福，因为走上政坛，就得按照民众的意志行事，而民众又是最反复无常的，因此，幸福只能是理智的快乐，只有通过追求真理获得的幸福才是真实的。
　　不过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完人，并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思想家。他不会无端地冒险，因为世上值得他关心的事很少，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会自觉地牺牲生命——因为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苟且偷生，他助人为乐，……他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他是非分明，光明磊落。他蔑视俗人和俗事……从不热烈地赞美什么，因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称得上伟大的东西。他决不阿谀奉承，因为那是奴隶的特征。……他从来没有恶念，受了伤害也不放在心上。……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把荣辱放在心上，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哪怕是敌人。他举止稳健、措词很有分寸。他从不慌张，因为他在乎的东西很少。他从不激动，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意外与不测，他能够从容面对，并能从苦难中找到乐趣。……他喜欢安静独处、自娱自乐。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心中的完人。
八、政治学
1.共产主义与保守主义
　　这种贵族伦理学是如此崇高，由此派生的贵族政治哲学自然会更崇高，更令人生畏。我们不要指望皇帝的老师、公主的丈夫，会与平民百姓或商业资产阶级有什么亲密的接触。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导致了动荡和灾难，亚里士多德是保守的，他像所有典型的学者一样，向往秩序、和平与稳定。他认为在动荡的时候不能进行政治煽动，只有政局彻底稳定时，才能进行改革。亚里士多德说：“对法律进行草率的改革是一种灾难，如果改革收效不大，那么不如像哲人一样，对统治者的某些缺陷采取容忍的态度，因为改革后公民得到的好处要少于由于他们不守法所失去的好处”。要想保证人人守法，以维持政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社会风气。“轻率地用新法取代旧法，肯定会削弱所有法律的本质”。我们不要忽视几百年的经验，“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如果这些东西是优越的，就不会直到今天仍无人知晓。”
　　显然，“这些东西”指的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反对他关于政治体制的理想主义，他在老师所描绘的图画上发现了许多败笔。亚里士多德虽然保守，但在他眼里，个性、隐私和自由要高于社会效益和权力。他不愿把每个同龄人都称作兄弟或姐妹，也不愿称每一位长者为父亲或母亲，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兄弟，就等于谁也不是你的兄弟，而且，“做某个人真正的表兄。而不是给人家当柏拉图式的儿子，不是更好吗?”在一个柏拉图设想的女人和儿童归大家所有的国家里，“爱是平淡乏味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爱也许不会存在。”
　　也许在我们模糊的记忆里，曾经有过某种共产主义生活，家庭就是国家，游牧或者原始的耕种就是惟一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分工引起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有的不平等，共产主义只好土崩瓦解，因为它不能为人们发挥能力提供足够的动机。假如社会财富为大家所共有，那么人们就不会爱护任何东西。“一件东西的主人越多，它得到的照顾就越少。每个人主要考虑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人们共同拥有某种东西，尤其是财产，终究会产生很多麻烦。别说令人难堪的共妻制，就是结伴旅行也多半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弄个不欢而散。”“人们总喜欢听‘乌托邦’之类的空谈，容易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无条件地成为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在听到有人抨击现有的种种罪恶时，更会想入非非。现有的罪恶据说都是私有制带来的，但实际上，这些罪恶完全来自另一个根源，就是人性的恶。”
　　但是一般人的人性都离上帝较远，而更接近于野兽。大部分人是天生的懒汉，无论在哪种制度下，他们都将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让国家资助他们，“等于往无底的桶里倒水”。这些人在政治上必定要受别人统治，在生产上要受别人指挥。能凭智慧预见未来的人，就能成为君主或主人。只会以体力干活的人，注定就是奴隶。奴隶之于主人，如同肉体之于心灵。既然肉体要服从心灵，那么“所有低下的人最好都服从主人”。“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而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隶”。工业革命为我们开创的种种可能，这位铁石心肠的哲学家早已预见到了。他满怀希望地写道：“如果每个工具都能各尽其能，服从人的意志，……如果梭子能自动纺织，乐器能自行演奏，那么工头就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了。”
　　这种哲学说明了古希腊人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和厌恶。当时雅典的各种体力工作还不像今天这样复杂。如今的许多体力工作所需的智力往往比那个时代要求中产阶级的还要多。现在的大学教授可能会将一个汽车修理工看成一个神，而那个时代的体力劳动只是出力气而已。亚里士多德就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蔑视它的，认为体力活是没有头脑的人干的，而且它会进而使头脑变得迟钝。由于体力劳动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政治智慧，所以必然只有那些有闲的人才能从政。
　　“最好的国家不允许技工成为公民。……底比斯的法律规定，只有从行业中退下来十年以上的人才能担任某种职位。”亚里士多德甚至将商人和金融家也划入奴隶的行列。“零售是一种不合理的贸易，……这是一种欺骗性的谋生方式。各种交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高利贷，即靠钱来谋利。钱本来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不应该成为赚钱的工具。高利贷是所有赢利方式中最不合理的。”所以，“金融理论不值得哲学家去研究，金融这种以钱赚钱的勾当也不值得一个自由人去干。”
2.婚姻与教育
　　女人和男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野蛮人和希腊人的关系都应该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女人相当于不成熟的男人，在生理上处于较低层次。男人天生优越，应该做统治者；女人天生低劣，理应接受统治。这一原则一定能推广到全人类。女人意志薄弱，因此没有独立性。她最好是满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负责各种家务，而男人则负责与外界的联系。女人不能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那样，和男人做一样的事情，相反，男女之间的差别越大越好，因为有差别，才能互相吸引。“和苏格拉底的观点正好相反，男人和女人在勇气上的表现是不同的，男人的勇气表现在指挥上，而女人的勇气表现在顺从上。……正如一首诗中所说的：‘女人的荣耀就是保持沉默’。”
　　亚里士多德似乎觉得奴役妇女是男人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主张男人到三十七岁左右才结婚，娶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男人似乎可以因此获得一种优越地位。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主张这种数学式的婚姻，是因为按这种年龄结合的配偶，其生育能力和情欲差不多会在同一时期消失。“假如女子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而男子仍然充满生气，或者反过来，都会导致互相争吵和厌弃。……既然男子的生育年龄一般是七十以下，女人是五十以下，那么男女结婚的年龄就应该符合这一规律，太早了于后代不利，没有发育成熟就生儿育女的动物，其后代往往难以茁壮成长，而且多为雌性。”健康比爱情更重要，婚姻问题不应该由易变的年轻人自己决定，而应该由国家进行监督和管理。国家应该规定男女婚龄、受孕时机、人口增长率等。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可以用堕胎来取代残酷的杀婴陋习，以便“在知觉尚未形成时就让生命结束”。
　　每个国家根据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设定一个理想的人口总数。“人口太少的国家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如果太多，……国家就成了联邦国家，无法维持立宪的政府。”也难以保证种族和政治的统一。每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不能超过一万。
　　教育也应该为国家所掌握。“维护宪法的最好办法是使教育适应政治体制。……应该根据政治体制去塑造全体公民”。国家通过控制学校，可以让人民放弃工商业而转向农业。在保证财产私有的同时，鼓励人们将财物适当地归公，与全体公民共同享用。“在优秀公民中间，‘朋友不分你我’这一谚语将会得到体现”。但是，最重要的是教育青少年守法，否则国运就不会长久。“有句谚语说得好：‘不善于服从的人就不善于指挥’。……优秀公民应该既能服从又能指挥”，种族繁杂的社会中，教育系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实现天下的统一。还必须让年轻人知道，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多么好的条件：社会组织提供了安全，法律保障了自由。“趋于完美的人是最优秀的动物，而离群索居的人就会成为最凶恶的野兽。而且，人天生就已具备了智力的武器，随着性格的发展，他有可能将智力用于最卑鄙的目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美德，就会成为最邪恶、最野蛮、最贪婪、最放纵的动物”。只有社会的控制能够使他们具备美德。人们通过语言建立了社会，通过社会发展了智力，有了智慧才能建立秩序，有了秩序才能发展文明。在一个有序的国家，个人有无穷的机会来施展才能，绝不是脱离社会的生活所能比拟的。因此，“离群索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仙。”
　　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不明智的，革命可能带来的好处不足以抵消随之而来的坏处，主要是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开明政治所必须的社会结构。片面看待事物的人会觉得下结论并不难。”一个人依据越少，往往越容易作出决定，“年轻人最容易受骗，因为他们总是满怀希望”。标新立异的政府喜欢压制传统习俗，却常常因此而垮台，因为传统习俗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而人的性情不像法律那样容易改变。要想宪法得以长久维持，就必须争取社会全体成员的支持。因此，统治者要想避免革命，就应该防止严重的贫富分化——“通常，这是由战争造成的”。统治者应该鼓励移民，通过疏散人口来避免危机。他还应该鼓励宗教信仰，并“做出虔信上帝的姿态。因为百姓看到统治者敬仰上帝，就会认为上帝是与他在一起的，也就不会因为担心在他那里遭受不公而发动革命。”
3.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
　　只要由宗教、教育和家庭的等级划分作为保障，几乎任何一种传统的政体都能长久存在下去。任何政体都是与自身特定的情况相适应的，从理论上讲，由最优秀的人掌权的政体就是理想的政体。对这样的统治者，法律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工具。“拥有杰出才能的人不受法律约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法律。”为他们制订法律是荒谬的，他们会反问：安提西尼有一个寓言，说的是百兽在一起聚会，兔子大发议论，称所有的野兽应该一律平等，狮子问它：“那么你们的利爪在哪里?”事实上，君主制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实力并非总是与崇高结合在一起的。可行的最佳政体是贵族制：即由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能力的少数人掌握政权。复杂的政府事务，不能凭人数的多少来决断。不太重要的问题，可以由才能出众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医药上的事应该由医生来决定。……同样的原则不也适用于选举吗?正确的选举只应该由各行业的专家来决定，比如根据几何学的造诣来选择几何学家，根据航海知识的渊博程度来挑选水手和船长，……所以，选举官员不应该由普通百姓来决定。”
　　世袭贵族的困境在于他们没有不变的经济基础。后起的富人层出不穷，迟早会通过金钱垄断权力。“甚至最高的地位都可以用金钱购买。这显然不是件好事。如果法律容忍这种行为，就会使金钱重于能力，进而使整个国家拜金主义风行，因为只要统治者们认为什么事可以做，那么民众就会纷纷效仿。而在能力得不到重视的地方，贵族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通常，民主政治是反对寡头独裁的革命导致的。马克思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总是使统治阶级数量趋于减少，而使群众的力量增强，最后他们会超过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这种“穷人统治”有不少优点。“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相比，民众中个体的判断力要差很多，但就整体而言，也足以与他们抗衡。另外，对艺术品作出最好评论的并非仅仅是艺术家自己，还包括那些没有掌握这门艺术的人。住房的人比建筑师更能判断房子的好坏，……食客比厨师更能品评菜的味道。大众要比少数人更不容易堕落，正如一缸水比一杯水更难弄脏一样，个人容易受愤怒或其他情绪的影响作出错误的判断。但许多人同样感情用事，同时出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但是，从整体上说，民主政治不如贵族政治，因为民主制的基础是对平等的误解。“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某个方面平等了(比如法律)，其他一切方面也会平等，因为人们享有同样的自由。”其结果就是数量压倒了能力，而人数是可以受阴谋控制的，因为人民最容易受骗，他们的观点反复无常，所以投票选举的范围应限制在智者中间，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以民主政治为辅的贵族政治。
　　立宪政体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尽管它不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政体——最佳政体应该是以教育为基础的贵族政治，但也算是可以实现的最佳政体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多数国家最好的宪法，什么是多数人最好的生活，不要制定大众达不到的高标准，不要实行自然环境无法满足的教育体制，也不要追求无法实现的理想国。我们要记住，生活必须是绝大多数人能共享的生活，政体必须是多数国家可以实行的政体”。“从一开始，就必须确定一个普遍原则，即国家现行政体的支持者比其反对者占优势，所谓“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和财产多少，也不仅在于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所以既要注重“人口资源优势，也要注重自由、财富、文化和高贵的血统等因素”。那么，哪里会有这样一个拥有经济实力的多数派来支持我们的立宪政体呢?也许那就是中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要采取中庸之道，就像立宪政体介于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之间一样。只要通向每个职位的道路都对全体民众开放，国家的政治就会是充分民主的：只要所有职位只对有经验的人开放，国家的贵族政治也就会很充分。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都会得出完全一样的结论：长远目标应由公众来决定，实现目的的手段则由专家来决定。选择目标应该通过民主讨论，决策机构应该由严格筛选出来的专家组成。
九、评论
　　面对这样的哲学观点，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也许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高兴的。亚星士多德很难赢得人们的热爱，因为他自己就很少热爱过什么，“如果你想让我流泪，你自己就得先哭一场。”亚里士多德没有他的老师那种独创精神和迷人的魅力。但是，读过柏拉图之后再体味一下亚里士多德那种镇定的怀疑精神，我们就会觉得还是后者对我们更有帮助。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新的思想训练方法和新的原则——这一切都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朽的成就。但是，由于缺乏实验和具体的假设，使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只是一堆粗略的观察资料。他善于收集资料并进行分类，他在各个领域都运用范畴、编制目录。然而他还像柏拉图一样对形而上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使他在各门科学中都提出了不少荒谬的假设。这的确是希腊精神的极大缺陷：在未受过严格训练和缺乏规范传统的情况下就草率地下结论，于是古希腊的哲学迅速跃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它的科学却落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正好相反，总结性的资料像维苏威火山爆发一样铺天盖地；未经整理的材料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由于缺乏综合的思想和统一各学科的哲学指导，各种学科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专业纷杂的混乱世界，我们也失去了原貌，成了一群支离破碎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其逻辑学的一个分支：理想的生活就像完整的三段论。他给了我们一本礼仪手册，却没有鼓励我们行善。一位古代批评家说他“中庸得太过分了”。极端主义者也许会说他的《伦理学》是一些陈词滥调。
　　亚里士多德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希腊人，在来到雅典之前，他的性格就已经定型了。他与雅典人截然不同，他稳重踏实，很少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实验精神。但正是这种精神使雅典的政治生活变得动荡不定，最后使它臣服于统一天下的专制君主。亚里士多德对德尔斐的竞争精神理解得十分透彻；对各种偏激言论，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加以贬斥。他过于害怕混乱，竟然忘了奴隶制也同样可怕。他对动荡感到不安，所以宁愿选择某种近于死板的稳定状态。他完全不了解赫拉克利特的流变理论，而正是这种理论使保守派相信一切变化都应该循序渐进，而使激进派认为不变是荒唐的。他忘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只对优秀、无私的极少数高贵的人开放，却绕着弯子回到了柏拉图式的结沦：财产应该私有，但财产的使用却应该尽可能让大众参与。他没有认识到，只有在生产资料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情况下，个人掌握生产资料才能起到鼓励的作用：随着生产资料的种类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必然导致所有权的集中化，并最终出现人为的、毁灭性的不平等。
　　但是，这些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独自创立宏大思想体系的第一人，很难想像还会有第二个思想家能够像他那样对人类启蒙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每个时代的后来者都从他的著作中汲取过营养，并站在他的肩膀上认识真理。灿烂、宏伟的亚历山大文化，就是在他那儿找到了科学的灵感。中世纪的野蛮头脑进化为文明的现代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起了关键作用。他的其他著作在公元五世纪由聂斯脱利教徒译成古叙利亚文，十世纪又由此译成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大约公元125年又转译成拉丁语。这些著作使经院哲学从阿伯拉尔的简洁和雄辩变为托马斯·阿奎纳的百科全书式的面面俱到。十字军东征带回许多更准确的亚里士多德原希腊文抄本，1453年，希腊学者从被土耳其人围困的君士坦丁堡逃出时，又带回了更多的亚里士多德原著。像神学界尊崇《圣经》一样，欧洲哲学界也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奉为金科玉律，世间的一切问题，都能从中找到答案。1215年，罗马教皇在巴黎的使节曾禁止学校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加以删节。到了1260年，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成了每所基督教学较的必修课，谁敢稍微背离他的观点，就会受到教会的惩罚。乔叟写他的学生如何快乐是因为
　　在但丁的《神曲》中有这样的描写：
　　在一群哲学家中，
　　我看见了智者的大师。
　　我还看见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他们站在众人前面，离他最近。
　　从这几行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斯塔基拉人一千多年来享有多么崇高的声誉。直到人们发明了新工具，积累了更详尽的观察资料，进行了很多实验，才使科学焕然一新。奥卡姆、拉米斯、罗杰尔·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人由此获得了更新更好的武器，亚里士多德的统治才宣告结束。就统治人类思想领域的时间而论，没有人能超过亚里士多德。
十、晚年与逝世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生活逐渐变得麻烦起来，以至于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他的侄子加利西尼不肯奉亚历山大为神，因此被处以死刑，亚里士多德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反对皇帝的活动。对此亚历山大暗示说，没有人能违抗他，即便他想处死哲学家也易如反掌。这时，亚里士多德正在雅典人中殷勤地为亚历山大辩护。他希望整个希腊团结起来，反对城邦至上。他认为城邦各自为政的局面一旦结束，科学、文化将会空前繁荣。就像后来歌德崇敬拿破仑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亚历山大是统一天下的英雄。他的言论激怒了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亚历山大在这座充满敌意的城市里竖起了亚里士多德的雕像后，雅典人对他就更加痛恨了。在这场混乱中，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印象与他在《伦理学》中留给我们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冷漠、超然的哲人，而是一个斗士。尽管人们群起而攻之，他仍然挺身而出，不肯放弃他那伟大的事业。柏拉图学园的学生、伊索克拉底的雄辩派，以及被狄摩西尼的雄辩煽动起来的愤怒的民众，全都要求将他流放或者处死。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去世，雅典城陷入了狂欢之中，马其顿派立即瓦解，雅典宣布独立。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亚里士多德的密友安提帕特率部前去镇压，可是马其顿人大多中途逃走。大祭司欧里麦顿对亚里士多德提起诉讼，指控他说过：祈祷和献祭毫无作用。亚里士多德发现自己注定要被公审，他知道眼前这群人远比处死苏格拉底的人还要凶残，于是明智地离开了雅典，表示不愿给雅典第二次对哲学犯罪的机会。这并非怯懦，在雅典，受到指控的人是有权选择自我流放的。亚里士多德到达哈尔基斯不久就病倒了。第欧根尼写道：现在，一切都背离了他，这位年迈的哲学家绝望了，他喝下大量的毒药自杀而死。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他的病情肯定是严重的，离开雅典几个月后，这位孤苦的哲学家就离开了人世。
　　就在这一年，亚里士多德的死对头，与亚里士多德同龄的狄摩西尼也服毒自杀了。一年之内，希腊失去了最伟大的统治者——最伟大的雄辩家和最伟大的哲学家。希腊昔日的光辉在罗马帝国晨曦的映照下黯然退去。不过罗马光辉的源头不是思想，而是武力。不久，这种炫目的光芒也逐渐暗淡了。此后的一千年，黑暗笼罩了欧洲大陆，全世界都在期待着哲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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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弗兰西斯·培根
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
　　公元前五世纪末，斯巴达人攻陷了雅典，这个希腊哲学和艺术的发祥地迅速失去了政治霸主的地位，雅典精神的活力也随之消退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时，雅典的灵魂也变得奄奄一息，只在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身上有过短暂的苟延。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菲利普在凯洛尼亚城打败雅典人。三年后，亚历山大又一把火将宏伟的底比斯城烧成废墟。虽然品达罗斯的故乡得以存留下来，但它远远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雅典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自主地位已经一去不返了。来自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哲学的垄断，表明希腊在政治上已经屈从于强大的北方民族。
　　亚历山大之死(前323年)加速了这一进程。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经受过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但仍然野性未泯。尽管如此，他却知道希腊文化的重要性，并梦想着用他所向披靡的大军把这种文化传播到东方，希腊商业的发展和希腊贸易点在小亚细亚的大量涌现，为希腊帝国占领这一地区打下了经济基础。亚历山大希望希腊思想就像希腊商品一样，从这些人头攒动的贸易点向四方辐射，并征服世界。但是他低估了东方思想的抵抗力，也低估了东方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要用希腊文化这种不成熟、缺乏根基的文明来取代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另外一种文明，无异于一个幼稚的梦想。就在亚历山大为自己的胜利自鸣得意的时候，他已经被东方思想征服了，他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还有别的女人)，穿戴起波斯样式的王冠和王袍，并将东方的君权神授观念引入欧洲。最后，他举行了盛大的东方仪式，向怀疑上帝的希腊人宣布他就是上帝。希腊人在惊讶之余一片哄笑，亚历山大却自我感觉良好，暴饮而亡。
　　当东方灵魂渗入希腊统帅疲惫的身体时，东方的偶像和信仰也沿着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开辟的通道涌入希腊。东方思想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尚未成熟的欧洲心灵的低地。迷信在希腊贫民中传播开来，东方的超然与忍让在颓废的希腊找到了一片沃土。由腓尼基商人芝诺介绍到雅典的斯多葛哲学(约前310年)，只是东方思想大量涌入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不计得失的斯多葛哲学还是以享乐来忘记烦恼的伊壁鸠鲁哲学，都是苦中求乐的理论。
　　希腊人对这些伦理中的天然对立面并不陌生。阴郁的赫拉克利特和“快活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体现了这些对立又统一的道理。同样，苏格拉底的门徒也分为两派：一是以安提西尼为首的犬儒学派，主张淡泊；二是亚里斯提卜领导的昔兰尼学派，主张享乐。这些主张几乎都是外来的，雅典这位主人并不欢迎它们。但是，当希腊看到特洛依淹没在血海之中、底比斯化为废墟以后，它的注意力转向了第欧根尼。当雅典往日的光辉消退之后，它对芝诺和伊壁鸠鲁也言听计从了。
　　芝诺的淡漠哲学的基础是一种命定论。他之后的斯多葛学者克里西波斯发现，这种命定论与东方的宿命论如出一辙。有一次，一个奴隶犯了错，对奴隶制不满的芝诺要用鞭子抽他，这个奴隶为了逃避惩罚，就申辩说，根据主人的哲学，他犯这个错误是命中注定的。芝诺以哲人的镇定态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哲学，自己为了这件事揍他也是命中注定的。叔本华认为以个人意志抵抗普遍意志是徒劳的。同样，芝诺认为对生活惟一合理的态度是清心寡欲，因为生存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既然没有胜利的可能，不如索性对胜利不屑一顾。使内心获得平静的诀窍，就是不要强迫我们的成就满足我们的欲望，而要降低我们的欲望使之符合我们的成就。罗马的斯多葛学者塞内加说，“如果你不知足，就算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无所有。”
　　这种哲学应该有一个与之匹敌的对手，于是伊壁鸠鲁就应运而生了，尽管他像芝诺一样在生活上是个禁欲者。据费奈伦说，伊壁鸠鲁买下一座漂亮的花园，在里面耕种。他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和弟子们惬意地生活在一起，在漫步和劳动中对他们进行教诲。……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他认为，最高尚的事莫过于献身哲学。他认为，清心寡欲是不可能的，快乐是生活惟一的目的，虽然它不一定是肉体的享乐。“大自然促使每一个生命体首先追求自身的快乐。”——甚至禁欲主义者也从超凡脱俗中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快乐，但我们必须对它进行选择。”但是，伊壁鸠鲁并非享乐主义者。他提倡的是理智的快乐而非感官享乐。他告诫世人，不要让快乐和激动去骚扰灵魂，而要让快乐使灵魂得到安宁。最后，他主张不要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要努力追求恬静、超然的境界和内心的和谐。这一切与芝诺的“淡泊”并没有多大区别。
　　公元前146年，侵扰海拉斯的罗马人发现两个对立派别垄断了哲学世界。由于没时间也没耐心进行思考，他们就把这些学说连同别的战利品一起带回了罗马。天生的奴隶和伟大的统治者都有禁欲主义倾向，而多愁善感的人既当不好主人，也当不好奴隶。所以，罗马哲学基本上和斯多葛学派相类似，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奴隶爱比克泰德都持这种观点。甚至连卢克莱修在谈论伊壁鸠鲁主义时，持的也是禁欲主义立场，并且以自杀结束了他关于享乐的庄严布道。他的宏伟史诗《物性论》也像伊壁鸠鲁那样，用赞美的口吻对享乐进行了责难。他大概和凯撒、庞培是同代人，经历了骚乱和惶恐，他那支颤抖的笔一直在渴望着安宁与和平。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的青春受到了宗教的压抑。他喋喋不休地告诉读者，除了人世间，再没有别的地狱；除了生活在伊壁鸠鲁花园里那些文雅、独立的人，再没有别的神仙与上帝。为了反对在罗马人民中风行的对天堂及地狱的信仰，他提出了冰冷的唯物论。灵魂随着肉体的诞生而诞生，随着肉体的成长而成长，因肉体的病痛而苦恼，并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这个世界除了原子、虚空和规律，别无他物，而无所不在的变化与分解则是规律中的规律。
　　这种变化包括天体的演化和分解，也包括物种的起源和灭绝。
　　远古时代，地球曾想产生许多怪物，……有的没脚、有的没手、有的没嘴、有的没眼……形形色色的怪物……地球都生产出来了，但最终却放弃了，因为大自然限制了它们的增长，它们找不到食物、不能繁殖；那时一定有许多生物由于无法繁衍而灭绝了。你所见到的生物都能以各种天生的技能保护自己，或凶猛矫健，或行动迅速，从而得以延续至今……那些没有天赋的生物，只好任由强者宰割，直到彻底灭绝。
　　国家也像个体一样缓慢地发育着，而且必定会灭亡。“有的国家强盛，有的国家衰败，随着世事的变化，生物种族就像接力赛跑那样，将生命的火炬传给后继者。”面对频繁的战争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只有做到“心如止水”才是最高智慧——“冷眼旁观，不为所动”。历史如果不善于开玩笑，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但最有趣的玩笑莫过于将享乐主义的桂冠戴到了这位提倡简朴的悲观主义诗人头上。
　　如果说这是一种伊壁鸠鲁信徒的精神，那么，那些直率的斯多葛信徒，比如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却显得乐观多了。在所有的文献中，身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的《谈话录》是最令人沮丧的，而皇帝奥勒留乌斯的《自省录》也有同样的功效。“不要指望事情按你希望的那样去发生，而要尽力按事情发生的那样去希望，这样你才能一帆风顺。”的确，持这种态度的人能够掌握未来和宇宙。据说，爱比克泰德的主人一直对他很残暴，有一次，主人扭他的腿取乐。爱比克泰德平静地，“如果您再不住手，我的腿就要断了。”主人没住手，结果腿被扭断了。爱比克泰德温和地说：“我不是说过吗?您会扭断我的腿的。”这种哲学简直高尚得不可思议。“不要说我失去了什么，而要说我将它交还了。您的孩子死了吗?——他被交还了。您妻子死了吗?——她被交还了。您的财产失去了吗?——它们不也是被交还了吗?”在这些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基督教和殉道者们的精神。的确，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近乎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以及全世界最后在烈火中毁灭的末世论，不都是斯多葛学说的残片吗?在爱比克泰德那里，希腊和罗马的灵魂已失去了崇拜多神的信仰，一种新的信仰即将出现。他的书曾经受到早期基督教会的推崇，被当作宗教课本，他的《谈话录》和奥勒留的《自省录》离《追随基督》只有咫尺之遥。
　　此时，历史已经更换了它的背景。卢克莱修有一段叙述，描绘了罗马帝国农业的衰落，并说那是土地肥力耗竭所致。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总之罗马的财富趋于匮乏，社会体制已经瓦解，昔日的权力与自豪感变成了颓废和麻木。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了荒野，昔日商队络绎往来的大路变得破烂不堪也无人修缮，有教养的罗马小家族，敌不过健壮、蛮横的日耳曼部族，只得任由他们越过边界蚕食自己的领土。多神崇拜让位于东方信仰，罗马帝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天主教的领地。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教会得到了历代皇帝的扶持，并逐渐从他们那里获取了权力，因而在机构数量、财富和势力范围等方面都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十三世纪，教会已拥有了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它的钱袋里充斥着富人和穷人捐献的钱财。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凭着教义的魔力团结了这个大陆上的大多数民族。影响如此广泛而又不靠武力作后盾的组织，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但是，就像教会所设想的那样，它的统一要靠一种共同的信仰来维持，而支持这种信仰并使之不断发展的，则是永恒的超自然力的约束。因此，苛严的信条像一个绳套牢牢套住了中世纪尚未成熟的欧洲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束缚，经院哲学才会局促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兜圈子，在一大堆未经审验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徘徊。十二世纪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使整个基督教世界为止震惊和激动。然而，当时的教会还有足够的权力，借助托马斯·阿奎那和另一些人顺利地将亚里士多德打扮成为一位中世纪神学家。结果产生的是烦琐的论证，而不是真知灼见。正如培根所说：“人类的心智要想对物质进行思考，就必须按照事物的规律进行，因而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对精神本身进行思考，那就成了蜘蛛织网，可以毫不费力地织出一大堆过时的知识，其精致独到固然令人赞叹，但却是空洞无物，毫无用处。”欧洲的理智，迟早要冲出宗教的束缚。
　　经过一千年的耕耘，这片土地又出现了百花争妍的景象，物质的丰富促使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在贸易的聚集地，人们又建起了城市。在这里，人们可以重建文明。十字军打开了连接东方的通道，奢靡之风和异端思想随之涌入，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走上了末路。教士们借以垄断知识的昂贵的羊皮纸为埃及廉价的草纸取代。期待已久的印刷术，将它的威力爆炸似的扩散到四面八方。勇敢的航海者拿着指南针，冒险远航，弥补了人类对天象的无知。耐心的观察者们拿着望远镜，大胆地越出教义的范畴，冲击着人类对天空的无知。在许多地方，在大学、寺院和哲人隐居的山野，人们不再争论，转而开始探索。试图把普通金属炼成黄金的炼金术成了化学，人们还从占星术的领地摸索到了天文学的王国，从动物的寓言里发展出了动物学，欧洲思想的觉醒始于罗吉尔·培根(死于1294年)。又随着睿智的达·芬奇(1452-1519年)发展，其最高峰则是哥白尼(1473-1543年)和伽利略(1564-1642年)的天文学，吉尔伯特(1544-1603年)的电、磁研究，维萨里(1514-1564年)的解剖学和哈维(1578-1657年)的血液循环理论。随着知识的增多，人们的恐惧减少了，不再去崇拜未知的东西，而是渴望征服它们。障碍被推翻了，束缚被解开了，“小小的飞船竟能像天体一样环绕地球运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在古人说无法再前进的领域，今天的人却可以勇敢地说继续前进。”这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和生机的时代，每一个领域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事业。这个时代期待着一个代言人、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来对它进行总结，这个人就是弗兰西斯·培根，“近代史上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他敲响的钟声将所有的智者召集在一起，他宣布：欧洲已经长大成人了。
二、培根的政治生涯
　　1561年1月22日，培根降生在伦敦的约克宫，这是他父亲尼古拉·培根勋爵的府邸。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初二十年，这位勋爵一直是掌玺大臣。麦考莱说过：“父亲的声望被儿子的巨大名声掩盖了，但尼古拉勋爵绝非寻常之辈。”对于这一点，人们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为天才是一个顶峰，是家族才智不断堆砌形成的，而其后的子孙又会逐渐变得平庸。
　　培根的母亲安妮·库克是威廉·塞西尔勋爵(伯利)的小姨子，塞西尔是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也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安妮的父亲曾是国王爱德华六世的首席教师，她自己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神学家，可以用流利的希腊语和主教们交谈。她为了儿子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但是，真正使培根成为伟人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当时正是这个强国最伟大的时代。美洲的发现使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大西洋沿岸各国——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在商业和金融上取得了优势，而过去占据这一地位的是意大利，因为那时的意大利是半个欧洲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口岸。这一变化使文艺复兴从意大利蔓延到了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1588年，西班牙的海军被击溃，于是英国的商业迅速发展到了海外，国内工业的发展使城市日趋繁荣，英国船员开始了环球航行，船长们征服了美洲。由于斯宾塞的诗歌和锡德尼的散文，英国的文学大放异彩。英国的舞台上活跃着莎士比亚、本·琼生和众多生气勃勃的剧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国家，任何有才华的人都不会遭到埋没。
　　培根十二岁进了剑桥的三一学院，在那里学习了三年。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对那些课程深恶痛绝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教条极为反感，决心使哲学从经院哲学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尽管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却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他经过仔细权衡，接受了这一任命。在《自然的解释》序言里，他谈到了使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的这一重大决定：“我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我认为关心公众幸福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些义务如同水和空气，人人有份。于是，我自问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是什么?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业，莫过于发现和发展那些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技术和发明。……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发明创造，而且能点燃自然的明灯，使它照亮人类知识的黑暗领域，那么，这样一位发明家就称得上是人类在宇宙间的使者，是人类自由的促进者，也是被各种必然性禁锢的人们的解放者。
　　“另外，我发现自己天生擅长对真理进行思考。因为我能很快地辨认出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时，我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我热衷于研究，冷静而不武断，乐于思索而不轻易苟同，能够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思绪整理得并井有条。我不爱猎奇，也不盲从古训，对欺世盗名深恶痛绝。因此，我认为我的性格和真理有一种天生的缘分。然而，我的出身与教养并没有将我引向哲学，而是引向了政治。我从小就生活在政治氛围中。而且，就像在年轻人中常有的那样，各种政治主张也常常使我左右不定。我认为，我对国家应尽的职责使我有一种不寻常的使命感，这是生活中其他职责所不能比拟的。最后，我还怀着一种希望，如果我在政界获得一个体面的职位，我能很容易地得到支持，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完成命中注定的使命。出于以上考虑，我决定投身政治。”
　　1579年，尼古拉·培根突然去世。他本打算给弗兰西斯留下一笔财产，但死神却不等他作出安排就把他带走了。年轻的外交官被紧急召回伦敦，十八岁的培根发现自己不仅失去了父亲，也变得一文不名了。他习惯了奢侈，很难忍受简朴的生活。他开始学习法律，同时恳求那些显赫的亲戚为他在政府中谋职，使他摆脱经济困境。他写的那些近乎乞求的信收效甚微，尽管优美动人的文笔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才能。也许正因为培根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理应得到职位，所以伯利没有给他预期的答复。最后，培根在没有他人提携的情况下自己爬上去了，但每一步都耗去了他许多时间。1583年，他被选进了议会，从此，由于他深得选民的拥戴，又连续几次当选。在辩论时，他的发言简洁生动，是一位不使用雄辩术的雄辩家。本·琼生说：“没有谁的发言能像他那样简明扼要，他从不空谈，也没有陈词滥调。他的每一句话都独具魅力。听他演讲的人目不斜视，甚至连咳嗽都不敢，否则就会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他只要一开口，就能牢牢抓住人们的情感。……再也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驾驭听众了。听众们所担心的，是他会结束他的演讲。”多么令人钦佩的演说家!
　　一个有权势的朋友对他很慷慨，那就是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曾钟情于他，却没有得到他，于是就怀恨在心。1595年，埃塞克斯由于没能替培根谋到一个职位，就将他在特威克南的一个美丽的庄园送给了培根，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人们也许会以为培根会与埃塞克斯成为生死之交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几年后，埃塞克斯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囚禁伊丽莎白，而让她的继承人即位。培根再三写信给他：停止这种背叛。当埃塞克斯不听劝告时，培根警告说他将把对女王的忠诚置于对朋友的感激之上。但埃塞克斯还是实施了他的计划，结果事败被捕。培根三番五次向女王求情，以至于把女王弄得很不耐烦，让他“谈点别的”。后来，埃塞克斯暂时获释，又召集了一支武装力量开进伦敦，试图发动人民起来暴动。对此培根非常生气，坚持反对他的行为。这时培根在这一地区的检察院任职，在埃塞克斯再次被捕并以谋反罪受审时，培根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位朋友的起诉。
　　埃塞克斯终被处死。培根在这场审判中充当的角色使他有一段时间颇受非议。而且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不少敌人，那些人时刻在找机会将他置于死地。他的野心使他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在生活上也从不知足，总是提前挥霍掉自己的收入。他挥金如土，讲究排场，四十五岁结婚时，奢华的婚礼用掉了新娘一大半陪嫁，而这正是这位新娘的吸引力之一。1598年，培根曾因负债太多而入狱。尽管如此，他的职位仍在高升。他过人的才华和几乎没有穷尽的知识使他在每一个的委员会中都能成为重要的一员。1606年，他当上了副检察长，1613当上了总检察长，1618年，五十六岁的他终于进入内阁，并兼任上议院大法官。
三、论说文集
　　他的升迁似乎使柏拉图哲学家国王的梦想成了现实。随着他逐步踏上政治权力的阶梯，他同时也在攀登哲学的高峰。不可思议的是，他渊博的学识和著作上的成就，仅仅是他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涯的小插曲。他认为知识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智慧，如果知识不用于行动，那么它就只是摆设。“有一技之长的人蔑视学问，无知的人则仰慕学问，只有聪明的人才善于运用学问。学问本身并不能教人怎样运用它，这种运用学问的智慧只有通过观察才能获得，它是在学问之外和学问之上的。”这种观点标志着经院哲学——即知识脱离运用和观察的结束，从而使英国哲学有了自己的特征，最终在实用主义哲学那里达到巅峰。这并不是说培根中断了对书本和静思的爱好，他在回忆苏格拉底的文章中写道：“没有哲学，我简直无法生活。”他说自己毕竟是“一个生来最适于写作的人，却在命运的安排下违背了自己的天赋，投身于政治。”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赞美知识》。文中表现出的对哲学的热情值得一读：
　　“我要赞美心灵，心灵就是人，而知识就是心灵；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无非是因为他有知识。……情感的快乐不是大于感官的享乐吗?理智的愉悦不是大于情感的快乐吗?使人永不厌倦的难道不是真实、自然的快乐吗?难道不是惟有知识才能清除心灵中的困扰吗?有多少我们以为不存在的东西其实是存在的呢?又有多少东西被我们高估了它们的价值呢?这些错误的乌云将化为困扰心灵的暴风骤雨。一个人的心灵是否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万物的困惑之上，居高临下地俯瞰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谬误?难道我们只能浮光掠影地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而不能深入地探究她的宝藏?难道真理只是赏心悦目的花朵而结不出有用的果实吗?难道我们不能利用它去创造有价值的财富，从而丰富人类的生活吗?”
　　培根最优美的《论说文集》表现出他在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徘徊。在《论荣誉与名声》中，他把各种荣誉都给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就，一点也没有顾及文学或哲学。然而，在《论真理》中他却写道：“追求真理就是向它求爱；认识真理，就是赞美它；信仰真理，就是享受它，这是人类天性最优秀的部分。”“在书中，我们与智者交淡，而在行动中，我们与愚者来往。”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怎样选择书籍。“有的书可以全部吞下，而有的只能浅尝即止。”毫无疑问，所有的书籍汇成了墨水的河流与海洋，人们每天沐浴其中、受其浸染，直到被淹没。
　　《论说文集》肯定属于少数值得细嚼慢咽的书。你很难看到在这样小的一个盘子里盛有那么多的肉，而且烹调得那么精致、鲜美。培根最厌恶矫饰和铺张，他的作品言简意赅，《论说文集》中的每一篇论文都只有一两页，却精练地表达了这位思想大师的真知灼见。培根的散文可与莎士比亚的韵文媲美。他的简洁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对拉丁成语的熟练运用。但是，文中丰富的比喻却体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特色，反映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景象。英国文学中还从未有人如此成功地运用这么多简洁而富有深意的比喻。不过，比喻的大量运用也成了培根文风的一个缺陷。没完没了的暗喻、讽喻及引喻，就像鞭子一样抽着我们的神经，最终使我们不堪忍受。《论说文集》就像富有营养但难以消化的食物，我们不能一次吃得太多，否则就会消化不良，但如果每次吃得适量，那它就是英文中最好的精神食粮。
　　从这些提炼过的智慧中，我们能吸取些什么呢?也许，和中世纪哲学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培根坦率地接受了伊壁鸠鲁的伦理观，“不用则无求，不求则无畏。”这看上去是一种怯懦、自卑的心理。的确，哲学家们的大部分学说都显得太没有自信，他们对人类的关注超出了自然的限度。这样一来，他们用以对抗死神的方法反而增加了死亡的恐怖，因为他们将人生说成是为抵御死亡而做的准备。“一味地防御敌人，敌人就会显得更可怕。”禁欲主义压制欲望的主张最有害健康，如果淡泊使人没有享受到自然的欢乐就死去，那么再延年益寿又有什么用处呢?冉说，这种哲学本来就行不通，因为本能总是要冒头的。“本性往往被掩盖了，但很少能灭绝。压制得越凶，它反抗得越凶猛。教条可以驯服本性，习俗可以压制本性……但是，不要以为人类彻底征服了本性，因为它可以长期潜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或诱惑，必然会重新暴发出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只猫，端坐在桌旁，像一位文静的淑女，但是，当一只老鼠从她面前跑过时，她就会原形毕露。所以，一个人既没有必要绝对禁欲，也没有必要放纵欲望。这样他就不会为欲望所困。”
　　的确如此，培根认为人的身体应该既能适应节制，又能适应放纵，否则稍有放纵就会受到损伤。(吃惯了洁净食物的人，一旦吃了较脏的食物，就容易生病。)获得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收拾花园。培根赞同《创世纪》里所说的：“万能的上帝首先开辟了一个花园。”他也赞同伏尔泰的观点，即我们必须使我们生活的地方变成花园。
　　虽然培根很识时务地信仰了基督教，但《论说文集》中的伦理哲学却含有马基雅维利的成分，“我们感激马基雅维利这类作家的恩赐，他们坦率地说出了人们是怎样做的，而不是应当怎样去做。如果不预先了解邪恶的本质，就不可能将蛇的智慧和鸽子的天真结合在一起，就会使美德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危险之中。”意大利人有一条不太厚道的谚语——人太善则无用。
　　培根是有主张就行动的人，他建议世人要虚实结合、随机应变，就像合金更加经久耐用一样，他渴望一种既充实而又丰富的生活，以便使自己的思路更加开阔、深远、健康和敏捷，他不喜欢一味地静思。他不屑于学习无法付诸实践的知识：“我们要知道，在人生的剧场里，只有上帝和天使才能当观众。”
　　他的宗教信仰与国王一样，这是他的爱国精神使然。尽管他多次被指责为无神论者，而且他的哲学总的来说是世俗的和理性的，但他却雄辩地、而且似乎也是真诚地否认自己怀疑上帝：“我宁可相信《圣徒传》、《犹太法典》和《古兰经》中的一切传说，也不愿相信宇宙是没有意志的。……对哲学只有一点肤浅见识的人容易相信无神论，但深刻了解哲学的人却会回到宗教上来。当人类的心灵只看到那些片面的原因时，往往会心满意足，不再深入探究；但如果他们探索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就一定会升向天意和神明。”教派过多导致了人们对宗教的淡漠，“教派分裂导致了无神论，一次分裂可使双方热情倍增，多次分裂就会出现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局面，无神论也就应运而生，……最后，无神论还源于崇尚知识的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繁荣的时候，因为苦难更容易使人相信宗教。”
　　培根在心理学方面比在神学与伦理学方面更有建树。他是坦诚的人性分析家，他的理论深入到了每一个心灵。甚至在最陈旧的话题上，他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一个男人在结婚的头一天，思想就老了七岁。”“坏丈夫有好妻子，”这种事很常见，“神职人员应该过单身生活，因为慈善之水如果要先注满一个水池，那就没有多少可供浇地了。……有家室的人等于把自己抵押给了命运，因为妻子儿女会拖累你，使你干不成大事，无论好事坏事都干不成。”培根似乎太耽于工作，以至连爱的时间都没有，也许他从没有深切地体验过爱的滋味。“这种过度的情感似乎是一件离奇的事……无论一个人多么骄傲，都不会如此荒谬地认为自己像情人眼中看到的那样完美，……你不妨考察一下那些伟人，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为爱情而疯狂，可见伟大的精神和事业都应该远离这种脆弱的感情。”
　　他不重爱情，却重友谊，尽管他对友谊也很怀疑，“友谊，在地位相当的人之间尤为罕见，它常常被夸大了。只有地位不同的人之间才容易出现友谊，他们的命运相互包容。……友谊的主要用处是宣泄心中的郁闷。”“朋友就是耳朵。需要向朋友倾诉的人，是想让朋友与他一起平息心中的情感，……心事重重的人，如果能与他人交流，头脑就会变得清醒和开朗。一个小时的交谈要胜过一天的沉思。”
　　在《论青年与老年》一文中，他说：“年轻人善于创造而缺乏判断力，喜欢行动而缺少谋略。老年人在经验上可以指导他们，但在面对新事物时却会误导他们。……年轻人做事，往往喜欢大包大揽却无法做到，喜欢掀起波澜而不能平息，只顾目的而不注意方法，一味喜新厌旧而看不到潜在的麻烦，偶然发现几条道理就以为是永恒的真理。”……“老年人则喜欢批评，他们顾虑太多，不敢冒险，容易后悔；他们很少一鼓作气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而满足于平庸的成绩。显然，最理想的是将两者的特性结合起来，……因为这样就可以取长补短。”然而，他认为青少年自由太多，容易变得散漫。父母应该及早为孩子选择未来的职业和道路，因为这时他们最容易塑造。父母不能太放任孩子，不要以为他们最喜欢干的事就能干好。毕达哥拉斯的箴言是对的：“选择最好的，习惯会使它变得容易。”因为“习惯是人生的主宰。”
　　《论说文集》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主义，对一个统治欲极强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培根想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他认为最好的政体就是君主政体，国家的实力取决于权力的集中程度。政府要做的事情有三件：准备、讨论或审核、执行。“如果你要派人做事，而且想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那么中间的事只有让多数人去做，头尾的事让少数人去做”。他是一个坦率的军国主义者。他悲叹工业的发展使男人们不再适应战争，他悲叹长期的和平消磨了人类的斗志。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培根对于怎样避免革命也有一些忠告，“预防暴乱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也就是消除暴乱的根源。因为如果燃料还在，说不准什么时候冒出一点火星，就会燃起冲天大火。……用严厉的手段压制舆论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把言论自由交给人们，往往更能使他们闭嘴，而想方设法去禁止言论，反而会适得其反……暴乱的根源有两种：贫穷和不满。……暴乱的诱因是宗教改革、苛捐杂税、法律和习俗的改变、废除特权、压迫、异族入侵、饥荒、遣散士兵、党派内讧等等。”给每个领袖的忠告则是瓦解敌人、团结朋友。“通常，瓦解那些对政府不利的党派，使其成员相互疏远或至少是互不信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预防办法。如果政府的支持者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反政府的人团结一致，那就非常危险了。”避免革命，更好的办法是均分财富：“金钱就像肥料，撒得均匀才最有效。”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甚至连民主也算不上。培根不信任民众，当时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福基翁做得对，当人们称赞他时，他就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培根想要的，首先是自耕农，接着是管理国家的贵族，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哲学家国王。“有学问的统治者领导下的政府，没有不成功的。”他提到了塞内加、安东尼·皮胡和奥利乌斯，他希望后人会将他的名字写入这个名单。
四、伟大的复兴
　　在取得一系列成功之后。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哲学领域。哲学是他年少时的保姆、仕途上的伙伴、牢狱中的安慰，他认为哲学已经声名狼藉，他对此痛心疾首，并将这种局面归罪于枯燥的经院哲学，“人们太容易藐视真理，把一切有关真理的学说当成谬论，因为这些学说相互矛盾，莫衷一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停滞了，对人类的进步毫无促进……现在科学所做的只不过是原地踏步，虽然没完没了地辩论，但它的终点正是它的起点。”
　　在培根仕途得意之时，他时刻都在思考如何重振或改造哲学。他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首先，他在“工作计划”中告诉我们，他打算写一些《导论》，剖析旧方法对哲学的束缚，并简明扼要地准备新的开始。其次，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分类》，确定各门科学的研究材料，列出各个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他要介绍《解释自然》的新方法。第四，他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研究自然科学，切实探索《自然现象》。第五，他将展示《理智的阶梯》，过去的学者沿着这个阶梯攀登，已经获取了一些真理，这些理论已经脱离了中世纪空谈的背景。第六，他想为某些科学上的成果作出《展望》，他相信自己的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作为《第二哲学》的倡导者，他想成为一位先知，为一切正处于萌芽阶段的科学描绘出欣欣向荣的前景。所有这些将构成他的哲学的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除了亚里士多德，在思想史上还没有先例。它与其他哲学的不同就在于其目标是实践而非理论，是具体的事物而不是思辨。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是空谈和文饰。“它不是一种要掌握的观点，而是一项需要去做的工作。我正在致力于奠定基础，不为任何宗派或教义，而是为了效益和力量”。在这里，现代科学发出了惊天的呐喊。
1.《学术的进步》
　　要想事业有成，必须具备真才实学。“要想驾驭自然，必须顺应自然”。我们只有学习自然法则，才能戒为它的主人。科学是通往理想国的大道，但是，现在这条路是多么曲折、阴暗，它时常使人迷失方向、误入歧途。那么就让我们来辨别各门科学的特殊领域，“使它们各就其位”，探究它们的缺陷、需要及发展趋势，列出它们尚未解决的问题。
　　以上就是培根在《科学的进步》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他像一位国王走在自己的领土上那样写道：“巡视一下知识，看看哪些土地尚未开垦，哪些土地已经荒废，以便真实地绘出地图，从而对它们进行改善。”他将成为这片荒地的皇家测量员，他将整修道路，将土地分给有志于耕耘的人们。这是一个大胆得近乎狂妄的计划，但培根当时还很年轻，可以规划远大的前景，“我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我应该掌握的。”他在1592年给伯利的信中说，他并不想成为一本早熟的《大英百科全书》。作为社会改造任务中各门科学的批评者和组织者，他的宏伟目标使他的文章也具有了一种庄严、恢宏的气势，并使他登上了英国散文的巅峰。
　　他巡视在人类征服自然的战场上，巡视在人类和无知斗争的战场上。他非常重视生理学和医学，他称后者能够给“一件工艺精致，但容易走调的乐器”重新调弦。但是，他反对当时医生仅靠经验行医的做法，也反对他们那种图省事的倾向，即无论治疗什么病都给病人开泻药，“我们的医生就像主教，除了关人和放人的钥匙，别无他物。”他们过于依赖那些不成系统、未经权衡的个人经验。应该让他们更广泛地进行实验，应该用解剖学去启发人们，应该让他们解剖尸体，甚至在必要时解剖活体。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针对实验及其结果进行记录。培根认为，应该允许医生对那些临终前还要忍受极大痛苦的病人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顺利而迅速地死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是，他还是敦促医生们研究延年益寿的方法。这是医学上“一个新的、最高尚的，却又是极不完善的领域。如果能完善它，医学就不再局限于无奈的治疗。医生也不只是在人们有病时才被想起，他们将成为世间幸福的施予者，而获得这种幸福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某个愤世嫉俗的叔本华信徒会反对长寿是福的说法，他会认为医生最值得称道的做法是迅速结束病人的生命。但是，尽管培根有过烦恼和磨难，但他从不怀疑生命是美好的。
　　在心理学上，他基本上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他主张认真研究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他希望把“偶然”这个词从科学的词典中删除。“‘偶然’是并不存在的东西的名字”。“偶然之于宇宙，就像意志之于人类”。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包含了无穷的寓意，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经院哲学的自由意志完全没有必要讨论，“理性”之外存在着一种“意志”的观点也被否定。
　　培根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前人，他在很多地方言简意赅地反驳完前人的观点之后，又兴冲冲地继续前进。他以同样简洁的语言开辟了一门——社会心理学。“哲学家应该孜孜不倦地研究风俗、习惯、教育、榜样、模仿、竞争、交往、赞扬、指责、规劝、荣誉、法律、书本、学问等等因素的作用和力量，因为它们支配着人类的道德行为，它们成就了人类的精神。”后来的新科学是如此紧密地追随着这个提纲，以至于它读起来简直就是塔尔德、勒邦、罗斯、华莱斯和图尔干等人著作的目录。
　　科学包容了一切，巫术、梦幻、预感、心灵感应，这些“精神现象”都必须接受科学的审查，“因为今天还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存多大程度上，迷信的结果中含有自然的原因。”尽管培根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但这些问题仍然吸引着他。他想了解人类的一切，谁知道从这些研究中会不会发现永恒的真理，会不会产生新的科学呢?化学不是源自炼金术吗?“我们可以把炼金术比做那位告诉儿子们葡萄园里埋有金子的老人，虽然儿子们挖遍了园子一无所获，但由于他们挖松了葡萄根周围的土，于是获得了葡萄的丰收。同样的，炼金的探索已经带来了许多有用的发明和有启发性的实验。”
　　在第八卷中，又一门科学产生了，那就是怎样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科学。这时，培根正值仕途光明之际，他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如何获得成功的暗示。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人，了解自己和别人。了解自己只是一半，自知的可贵在于它是了解别人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尽力了解那些和我们相处的人，了解他们的性格、欲望、观点、习惯；了解他们的支持者和保障者，这是他们得到权势的根本原因；了解他们的主要弱点，也就是他们可利用的方面；……但是，启开别人心扉的最可靠的钥匙，是研究他们的脾气、性情、目的和计划。比较迟钝和直爽的人，可以从他们的脾气上了解他们；比较谨慎的人，则可从他们的计划上了解他们。所有这些调查的诀窍有三点：第一是广交朋友；二是在心直口快和沉默之间保持中庸；而最好的做法则是很好地表现自己的风度，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利，不要让太多的善心使自己变得软弱，因为那会使人蒙受伤害和耻辱。应该时时显露出一种慷慨的胸怀，既藏有毒刺，也含有蜜汁。
　　在培根眼里，朋友主要是获取权力的工具。在这方面他与马基雅维里是一致的。起初，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但是，如果想想米开朗基罗和卡瓦列里、蒙田和拉布埃提、锡德尼和兰格特之间不计利害得失的友谊，就知道这不是那时的风尚。也许，这种对友谊十分务实的评价，有助于我们了解培根失意的原因。因为你怎样对待朋友，朋友就会怎样对待你。随后培根引用了古希腊七贤之一比亚斯的话：“爱你的朋友吧，就像他将成为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吧，就像他将成为你的朋友。”即使在朋友面前，也不要透露太多自己的真实意图，在交谈中多提问少表态；在你说话时，只透露资料与消息，不要谈你的观点与判断，这有助于仕途升迁。“自我炫耀是道德上而非政治上的过失”，在这里，我们想到了拿破仑，像这位小个子的科西嘉人一样，培根在自己家中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一旦出了家门，他就喜欢讲究排场，他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
　　就这样，培根的足迹遍布每一个领域，每门科学的土壤里都有他撒下的思想的种子。他巡视完毕后，发现只有科学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力量在各门科学之外来协调它们的行动。“如果目标错了，行动就不可能正确，这也是科学没有取得多少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需要的就是哲学，即对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对科学目的和成果进行协调的力量。没有哲学，所有的科学都是肤浅的。“因为，就像站在平地上不可能将原野风光一览无余，站在与某一科学同样的高度上，就无法看到那些深远的部分。”他批评了那种只看孤立的事实、不考虑自然统一性的习惯。他说，这就像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拿着一支小蜡烛照来照去一样。
　　从整体上说，培根热爱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只有哲学，才能给动荡、苦难的生活带来乐天知命的安宁。“知识能够消除或减轻对死亡和苦难的恐惧”。“幸福的人是了解事物原因的人，是把恐惧、无情的命运、贪婪的地狱里的喧嚣统统踩在脚下的人。”(维吉尔)哲学最大的作用也许就是纠正工业环境灌输给我们的贪念。“哲学引导我们首先追求心灵的财富，其他的财富要么会自己到来，要么就于脆用不着。”有了智慧，心情才会长久地愉快。
　　正如科学一样，政府脱离了哲学，也会困难重重。政治抱负如果脱离了哲学的引导，就会变成毁灭的疯狂。“把天赐的身体交给庸医去治疗是危险的，冈为他们只会依赖几个现成的处方，而不知道病因和治疗的原理，也不知道处理可能出现的危险。同样，把国家的身体交给只会凭经验办事的政治家也是危险的，除非他们有饱学之士的辅佐。”“如果国王具有哲学家的素质，或者哲学家成了国王，那么国家就有福了。”因为过去最好的时代都处于明智、博学的君主的统治下。
　　就这样，培根像柏拉图和我们一样，对自己欣赏的东西大加赞扬，并把它作为拯救人类的良方献了出来。不过他比柏拉图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专门科学、专业人才和科研队伍的重要性。没有人能把科学的全部疆域尽收眼底，培根也不能，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搭档?”培根问一个朋友。“就我而言，完全是单枪匹马。”他梦想着科学家们能够通过交流，通过某个伟大的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分工合作。科学是对知识的组织，而它自身也必须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是国际性的，它应该超越国界，也许它能使欧洲成为一个知识的整体。
　　我发现英国和整个欧洲的各大学之间很少进行沟通和交流。应该让这些大学对各个课题进行分配，在研究方面进行合作。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协调，大学也许能获得王室的支持，进而成为理想国中的学府——统治世界的公正的学问中心。他的伟大梦想，是科学的社会化，是人类力量的增长，是对自然的征服。
　　于是他向詹姆士一世呼吁。他知道这位国王爱听奉承话，就专拣他爱听的说。詹姆士既是一位国王，也是一位学者，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笔，而不是他的权杖和宝剑。这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君主，值得对他寄予希望。培根对詹姆斯说，自己起草的训划是真正的“帝王伟业”。显然，完成这些伟业是要花钱的。但是“既然国王和国家雇用的密探在获取情报时会交上账单，那么也应该允许探索自然奥秘的密探送上他们的账单，如果你不想忽视那些应该知道的事情。亚历山大曾为亚里士多德提供大量的资金，让他去获得猎户、渔夫等人的支持，那么，那些揭开自然谜底的人，就更需要得到这样的恩惠了。”有了王室的扶持，“伟大的复兴”用不了几年就能完成，否则就要耗去几代人的时间。
　　培根思想中令人振奋的新东西，是他预言人类必将征服自然。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他的豪迈和信念：“在这场竞赛中，我将一切都押在人类的斗争上。”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只是为将要做的事情交付了押金”。既然如此，成功的希望从何谈起呢?两千年来，人类不是始终在追求真理、探索科学之路吗?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只得到这么小的成果，为什么我们现在却对成功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呢?——不错，培根回答说，如果从前人们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人们迷失了方向，结果又会如何?在思维与研究方法、逻辑与科学体系上，需要进行一场无情的革命。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工具——比亚里士多德的更好——以适应这个更广阔世界。于是，培根向我们献出了他的杰作。
2.《新工具》
　　对培根批评最为严厉的评论家说：“培根最伟大的著作是《新工具》第一卷。”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给逻辑学注入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使归纳法成了史诗般的冒险和征服。如果人们要学逻辑学，就应该从这本书开始，“很多人对哲学中有关逻辑的部分感到不耐烦，在他们看来，那是一张罗网，一个陷阱。……然而，如果我们以真正的价值来衡量，理性科学就是开启其他一切科学的钥匙。”
　　培根说，长期以来哲学的领地之所以如此贫瘠，就是因为缺少一种使自己肥沃起来的新方法。希腊哲学家的致命缺点就是他们在理论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观察上花的时间太少。思维只能充当观察的助手，而不能取代后者的地位。《新工具》的第一句格言就是对形而上学理论提出的挑战：“作为自然的仆从和解释者，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和改变，只能在他们对自然秩序的观察所及的范围内进行，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的前辈们比后来者有着更真切的认识。尤其是德谟克利特，他注重的是事实，而非空洞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之所以发展得这么缓慢，就是因为它始终都在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想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去超越亚里士多德，犹如想把一束光射回去以期增加光源的亮度。”现在，已经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证了两千年，哲学已经沦落到了为人所不齿的地步。因此，必须把所有的中世纪学说、原理、辩论全都抛弃。哲学要想复兴，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开端。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智力澄清”。我们必须像孩子一样，没有学说和理论，不为偏见和陈腐观念所左右，我们必须清除心中的偶像。
　　偶像是谬误之源，逻辑的首要的难题就是找出并清除谬误之源，于是培根开始了他对谬误的出色分析。孔狄亚克说：“没有人比培根更了解人类犯错误的原因。”在这些错误中，第一种叫“部落偶像”——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谬误。“人的感觉被错当成事物的标准”(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正相反，人的所有知觉，无论是感官知觉还是理智知觉，所涉及的都只是人，而不是宇宙。人的头脑就像哈哈镜，把自身的属性掺进了不同的对像……使它们扭曲变形”。与其说我们的思想是自身的属性，不如说是我们自身的反映。例如，“人类的理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特性夸大事物的某些属性。……因此就有了一切都按正圆形轨道运动的虚构”。
　　任何一个命题一经提出，人类的理智就会强迫其他事物为其提供新的支持和证据，而且，即便有很多有力的事例证明事实正好相反，但这些事例或被忽略，或不被重视，或被当作特例受到排斥。人们总是带着强烈的偏见，不肯推翻原有结论的权威。有个人被带到一座神庙去看那些海难幸存者悬挂的还愿匾，当他被问及是否承认神的威力时，他回答说：“可是，那些对神许了愿却仍然遇难的人的画像在哪里呢?”回答得好!一切迷信莫不如此，无论是占星术、预兆、因果报应，还是诸如此类的其他迷信，受骗的信奉者眼里只有那些应验了的事，却忽略了那些没有应验的事，尽管不应验的事更多。
　　“人们按自己的意志决定问题的性质之后，再求助于经验，并将经验扭曲到他需要的样子，然后牵着它像牵着俘虏似的跟着队伍到处游行。”总之，“人类的理智不是没有影子的光线，而是掺杂着意志、情感的科学。……因为人希望什么是真的，就会相信它是真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培根给我们的劝告堪称金玉良言。“每一位自知的研究者都应知道这样一条规则——他特别赞同和乐于接受的东西，恰恰是值得怀疑的东西。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该更加谨慎，以使理智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公正。”“决不能让理智从具体事物飞翔到遥远的原理上去……决不能给理智插上翅膀，而应给它加上重负，使它无法飞翔。”另外，想像也可能成为理智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想像只应该为理智进行推测和试验。
　　第二种错误，培根称为“洞穴偶像”——是个人特有的错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穴，它会使自然之光发生折射和变色”，这就是由本性、教养和个人的身心状态所形成的性格。例如，有些人天生就善于分析，到处都能看到差异；而另一些人天生就善于综合，到处都能看到相似，于是一方面有了科学家和画家，另一方面又有了诗人和哲学家。同样，“有些人天生怀旧，另一些人则天生喜新。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中庸，既不破坏古人正确的东西，也不轻视今人恰当的革新。”
　　第三种是“市场偶像”，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因为人是用语言来交谈的，而所用词语的含义是根据大众的理解强加给个人的，所以不当的措辞会对人的思想产生极大的阻碍”。哲学家们谈论“无限物”，其草率的根据是语言学家的“不定词”。但是有谁知道这个“无限物”到底是什么，或者它究竟存不存在呢?哲学家们说的“第一原因无原因”或“第一推动无动力”，但是，这些词语不正是赤裸裸的无知的遮羞叶吗?它们可能还表明了那些使用者的心虚，每一个诚实和清醒的人都知道，没有无原因的原因，也没有不动的推动者。也许，哲学最伟大的复兴很简单——那就是停止说谎。
　　“最后，还有一种偶像来自哲学家们各种武断和错误的论证。我称之为‘剧场偶像’，因为据我观察，一切得到公认的哲学体系，都不过是一些舞台剧，表现着哲学家们按照幻想和戏剧形式创造出来的各种世界。……在哲学剧场上演的戏剧中，你所看到的情况和在诗人剧场中看到的一样——舞台上虚构的故事比真实的故事更严密，更称我们的意，但它不是历史事实。”柏拉图描绘的只不过是他虚构的世界，它表现的只是柏拉图的思想。
　　假如这些偶像阻碍着我们，甚至我们当中的最优秀的人也时常被它们绊倒，那么我们存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远不会走得很远。我们需要新的推理方法和新的理解工具。“如果不发明指南针，就永远不会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广阔地域。同样，由于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懂得科学的发现方法，也就难怪技术进步会如此缓慢了”。“当我们这个时代开辟和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广大领域之后，精神世界却还设封闭在过去发现的狭小范围内，这真是时代的耻辱。”
　　归根结底，一切问题都要归咎于教条和演绎法。我们之所以发现不了新的真理，是因为我们把一些值得怀疑的古老命题作为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并且从未想过要让这个命题本身接受观察和实践的检验。“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出发，就会走向怀疑；如果他情愿从怀疑出发，就会得到肯定的结果。”这是近代哲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它的独立宣言的一部分。笛卡儿随后也谈到了在“方法上怀疑”的必要性，并将它作为清除蛛网、进行诚实思考的必要前提。
　　培根进一步对科学研究的方法作了令人钦佩的描述。“有一种经验是‘单纯经验’，如果原封不动地理解，就是偶然性。”“如果刻意寻求它，就叫做实验……正确的经验，首先是点燃蜡烛，然后，用蜡烛照亮道路。”“不是从杂乱、无规律的，而是从有条理、经过消化的经验出发去推出原理，然后又从这些确定的原理出发进行新的试验。”我们应该走进自然，而不是书本、传统和权威。我们要做的是“把自然绑在刑具上，逼她作证”，哪怕是对她自已不利的证词，这样我们才能够驾驭她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多方面搜集材料并整理出一部世界“自然史”，这需要欧洲的科学家们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我们必须使用归纳法，但是，归纳法并不是对所有材料的“简单列举”。可以想像，这样做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没有尽头。一堆材料自己并不能变成科学。简单列举就像“在旷野上追逐猎物”，我们必须缩小我们的狩猎范围才能将其捕获。归纳法必须包括材料分类和假说淘汰的方法，只有把或然的解释逐一排除，才会最终得到惟一正确的答案。也许，这种方法中最有用的一项是“增减表”，这种表列出了两种性质或状态同时增加或减少的例子，因而显示出这些共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当培根想知道“热”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去寻找随着热的增减而增减的因素。经过长期的分析，他发现运动与热之间存在着这种确切的联系。他得出的“热是运动的一种形式”的结沦，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多的具体贡献之一。
　　用培根的话说，通过对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分析，我们就能发现某种特定现象隐藏着的特性和本质。培根的形式理论近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一种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当我们说到形式时，指的是简单运动的规律，它们构成了一切事物的单纯本质。……因此，热或光的形式，就是指热的规律或光的规律。”“尽管在自然界中只存在着根据各自的规律呈现的独立个体，但是，在每一门科学中，正是对那些规律的研究、发现和开发利用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必须紧密相连，否则不仅无用，而且危险。不能产生成果的知识是无用的废物，人类没有必要去追求。我们努力认识事物的形式，不足为了形式本身，而是由于认识了形式，即规律，我们就能根据自己的愿望改造事物。因此，我们学数学，是为了掌握计算方法和修建桥梁；我们学心理学，是为了在社会的丛林中寻找生存之道。如果科学能够探索出万物的形式，这个世界就是一堆原料，人类可以用它来构建自己的理想国。
3.理想国
　　把科学改造得如此完美之后，再让科学处于支配地位，将社会秩序改造得完美，这本身就是纯粹的乌托郊式的幻想。培根在他最后一本著作《新大西洲》中，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本书出版于他辞世的前两年。威尔斯认为该书是培根“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因为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里，科学终于占据了它应有的主宰地位。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在三个世纪里，它为人们确立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短短的几页中，我们看到了弗兰西斯·培根的本质和“形式”，他生活的原则，他的灵魂中隐秘的、持久的渴望。
　　柏拉图在其《蒂迈乌斯篇》中，谈到过古老的大西洲的传说，那是一片沉入大西洋中的大陆。培根和另一些人则认为，哥伦布和卡伯特发现的美洲就是昔日的大西洲。沉没了的并不是这块陆地，而是男人们搏击风浪的勇气。既然这块大陆已经找到，而且在那里居住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但并不是培根想像中那种聪明的乌托邦人)，他就设想了一个新的大西洲，它是遥远的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只有德雷克和麦哲伦航海到过那片水域。由于它太远，人们无法了解，这就为理想国的构思留下了充分的想像空间。
　　就像笛福和斯威夫特伟大的故事一样，这篇故事也是以朴实的方式开头的。“我们从秘鲁起航，驶往南海附近的日本和中国。”这时遇到了没有风的天气，接连几个星期，我们的船静静地浮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像镜子上的几个斑点，探险家们的粮食存一天天减少。后来，狂风呼啸而至，它凶悍地把船队吹向北方，一直向北。离开了了布满岛屿的南方，驶向浩瀚的大海，食品日渐短缺，疾病缠住了水手们。最后，就在他们绝望地等待死亡的时候，突然发现遥远的天际隐约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岛屿。船只靠岸时，岸上站着的并不是野蛮人，而是一些衣着朴素、美观的男子，显然，他们具有很高的智商。水手们获准登陆，但又被告知岛国政府不允许任何陌生人停留。不过，既然有些船员病了，那么他们都可以留下来，等生病的船员康复后再离开。
　　在等待病人康复的几个星期里，漂泊者逐渐了解了新大西洲的秘密。一位当地人告诉他们：“大约在一千九百年前，有个国王统治着这个岛，我们都以最崇敬的心情怀念他，他的名字叫索拉门那，我们尊他为国家的立法者。这位国王胸怀宽广……一心为国家和人民谋幸福。”“在国王的丰功伟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创立了一个机构。我们称之为‘所罗门院’，我们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机构，是这个国家的明灯。”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所罗门院的描写，山于内容太复杂，这里无法详述，但它无疑是极其精彩的，以至于敌视培根的麦考利也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人类的全部著作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段更精深、更睿智的了。”在新大西洲，所罗门院的地位相当于伦敦的国会。但是，在所罗门院里没有政客，没有蛮不讲理的“当选者”，没有卡莱尔所说的“国家骗子”，也没有党派、选举委员会、代表大会、竞选活动、徽章、印刷头像、社论、讲演、谎言等等。大西洲人似乎从未有过靠这些手段钻进政府机构的想法。但是，通向科学荣誉的道路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只有走过了这条路的人才能进入国会。这是一个属于人民和由最优秀的当选者统治的政府，政府成员都是技术专家、建筑师、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虽然成员非常复杂，却没有政客!
　　新大西洲政府几乎从不行使政府职能，政府职员所从事的，与其说是统治人，不如说是控制自然。“我们这个政府的目的，是寻找事物的原因和它们内在的运动方式，并且拓展人类的疆域，把一切可能的事变成现实”。这句话是本书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培根的关键所存。我们发现这里的政府职员从事的都是一些不算庄严的实际工作，如研究恒星，设法把瀑布的能量用于工业，开发能治疗各种疾病的气体，通过动物实验获得外科知识，用杂交的方法培育新的动、植物品种等等。“我们模仿鸟类飞行，我们能在空中进行某种程度的飞翔。我们的船只能在水底行驶。”大西洲也有对外贸易，但却不是通常的外贸。岛上能自给自足，而且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它并不需要为争夺海外市场而打仗。“我们也从事贸易，但不是买卖金银珠宝，也不是为了得到丝绸、香料或别的什么。我们所需的只是上帝的第一件创造物——光明，即世界各地不断增长的知识”。这些“光明的商人”都是所罗门院的成员，他们被派往国外，和文明世界各个区域的人民住在一起，十二年轮换一次。他们要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者，研究他们的科学、工业和文学，十二年期满后，就回国向所罗门院的领导者们汇报各自的发现。这时，他们在国外的职位又被一批新的探索者接替。通过这种方式，全世界的知识精华会很快传到大西洲。
　　虽然只是十分粗略的描绘，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每一位哲学家的理想国的影子——一个在最智慧的人领导下安居乐业的民族。让科学家取代政治家，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梦想，但是，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描绘，它为什么依然仅仅是一个梦呢?是不是因为这些思想家耽于梦想，把愿望当成现实了呢?难道是因为贪婪者的野心注定要永远压倒温和的哲人们缜密构思的理想吗?或者，是不是因为科学还没有发展成为能被人们意识到的力量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科学家开始注意到，科学在工业和战争中日益增长的作用给了他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预示着终有一天，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将使世界渴望由他们来领导。也许，现在科学还不配主宰世界，也许，它很快就会获得这种资格。
五、评论
　　现在我们该怎样评价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呢?它有什么新的内容吗?麦考利认为培根的归纳法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方法，我们完全不必感到惊奇，更不必为它树碑立传。“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用归纳法思考。如果有人知道肉馅饼不适合他的胃口，是因为他吃了就难受，不吃则不难受，吃得越多就越难受，吃得少就好受一些。这个人已经无意中充分运用了《新工具》中所有的方法。”但是，就算这个人再聪明，也夺不走培根的功绩，因为逻辑学不正是把聪明人的经验整理成系统的理论吗?——任何一门学问，不都是设法把少数人的技巧变成人人可学的科学吗?
　　然而，这种理论是培根的吗?苏格拉底的方法不也是归纳吗?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用的不还是归纳法吗?对于归纳法，弗兰西斯·培根仅仅是做了些宣传而已，而罗吉尔·培根不是既大力提倡，又身体力行了吗?伽利略不是把科学上一直在应用的程序表述得更为系统吗?罗吉尔·培根的确是这样，伽利略并不尽然，亚里士多德区别更大，苏格拉底则最不确切。伽利略概括的是科学的目的而不是方法，他将一切经验和联系用数量来表述，亚里士多德只有在没有别的方法可用时，才会用一下归纳法。而苏格拉底，与其说他使用了归纳法，不如说是使用了分析法——界定和区分词的概念。
　　培根并没有声称自己的归纳法是前无古人的发明，他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才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根源，犹如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食物，不寻常之处就是他消化食物的方式。正如洛雷所说，培根“并不轻视别人的观察，他乐意每一个人都在他的蜡烛上点燃自己的火炬。”而且，培根也说明了自己的师承，他提到_了“希波克拉底那种有用的方法”——这就可以马上追溯到希腊归纳逻辑的真正发祥地。他还写道：“柏拉图以对具体事例的归纳和考察树立了探索真理的楷模，尽管他在这方面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既然培根不否认先哲们对他的启发，我们又何必夸大他们的作用呢?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培根的方法正确吗?它是近代科学史上一直运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吗?不，一般来说，使科学研究取得好成绩的，不是材料的积累，也不是按《新工具》中那些复杂的表格来分析这些材料，而是一种更简便的方法，假设——演绎——实验。例如达尔文在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就认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物质财富增长的假说适用于一切生物，他从这个假说演绎出一个可能的结论：物种数量的增长对食物供应的要求会造成适者生存的竞争局面，因此每一代生物都会变得更加适应环境，最后他转向了“大自然永不衰老的面孔”，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对各种事实进行了仔细的归纳考察。又如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设想，或者是受牛顿的启发，认为光的运动路线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由此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天上星星的实际位置并不在我们看到的地方，而是稍有一些偏离。他希望人们用实验和观测来检验这个结论。显然，假说和想像的作用比培根认为的要大得多。培根自己也预料到自己的方法总有一天会过时，科学实践总有一天会发现比政治家百忙之中制订的方法更好的研究方法。“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成熟。”
　　即使是非常热爱墙根思想的人，也得承认这位大法官为科学立法时，并没有跟上那个时代科学的步伐。他反对哥白尼，忽视了开普勒和迪谷；他贬低吉尔伯特，而且似乎还没把哈维放在限里。其实，他更喜欢论述，而不是研究，也许他没有时间进行辛苦的研究。他辞世时留下的哲学和科学著述全都是一些混乱的碎片，到处是重复、矛盾、假设和导论。知无尽而生有涯，这是所有伟人的悲哀。
　　他是一位操劳过度的人，他重振哲学的工作，只能利用繁忙政务的闲暇去做。将莎士比亚繁杂的创作说成是培根所为，这完全是无聊文人的扯淡。莎士比亚缺乏这位高贵的政治家所具备的特点：博学与哲思。莎士比亚对一切科学都有所了解，却没有精通任何一门。在谈到这些科学时，他用的是一种业余爱好者的腔凋。他接受了占星术：“这个国家……在冥冥之中受到了星宿的影响。”他常常犯一些以培根的博学绝不会犯的错误，他笔下的赫克托尔，竟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科里奥拉努斯甚至用了加图的典故；他把“牧神节”当成了一座山的名字；他对凯撒的了解和威尔斯对凯撒的了解一样肤浅；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早年的生活和苦恼的婚姻；他说俗语、下流话和双关语，这对于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他还没有完全失去享乐者和屠夫儿子的本色，但那些话却不可能出自一位冷漠、平和的哲学家之口。卡莱尔说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智者，但他更像最伟大的幻想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他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但不是哲学家。他缺少一个用他本人和人类的生活目的统一起来的思想结构。他沉溺于爱情问题，只有当他悲伤时，才会用蒙田的语言风格作些哲学思考。除此之外，世界在他眼中是轻松愉快的，他并不为复兴梦想伤脑筋，而正是这种梦想把柏拉图、尼采、培根等人引向了崇高。
　　培根的伟大和缺陷，都在于他对统一的热望，在于他想张开自己天才的双翼去覆盖上百门科学的愿望。他渴望像柏拉图那样，“成为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人，他好像是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万物。”他被自己主动承担的重负压垮了。他情有可原地失败了，他未能进入科学的天堂，但正如麦考利的墓志铭所说，他至少已经踏上了它的边界，并能指点远处的美丽风光。
　　他的成就并不因为间接性而失去其伟大。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再读他的哲学著作，但它曾经“震撼了那些震撼世界的人”。他使自己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乐观、坚定、雄辩的代言人。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其他思想家产生过如此伟大的激励作用。虽然詹姆士一世没有采纳他关于资助科学研究的建议，但是那些优秀的人们在1662年创立了皇家学会，它后来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联合会，他们把培根看成他们的榜样和激励者。当法国启蒙运动的伟人们担负起《百科全书》的编纂重任时，他们声明此书是献给弗兰西斯·培根的。狄德罗在内容简介中说：“我们之所以能想到这个主意，首先要归功于大法官培根。他在一个几乎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时代，规划了一本包罗万象的科学艺术词典的蓝图。这位卓越的天才在不可能写出一部已知事物历史的年代里，写出了一部必知事物的历史。”达朗伯称赞培根是“最伟大、最博学、最雄辩的哲学家”。英国国会公费出版了培根的著作。全英思想界都以培根哲学为指导。他对德谟克利特机械论构想世界的重视，为他的秘书霍布斯提供了一个通往彻底唯物主义的起点。他的归纳法启发了洛克，使后者产生了经验主义心理学的想法。他对“利益”和“成果”的强调，在边沁把美与效用等同起来的理论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无论在哪里，只要征服自然的精神压倒了顺从自然的论调，这个地方就有培根的影响。他是欧洲所有开拓者的代言人，正是这些人将这片大陆从原始森林改造成了艺术与科学的圣地，将小小的半岛改造成了世界的中心。培根说，“人不是直立的动物，而是不朽的神灵。”“造物主赐予我们容纳世界的灵魂，但整个世界却不能让我们满足。”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的时代正年轻，只要再给我们几个世纪，我们就能驾驭和改造万物。也许我们最终能够学习最高尚的一课，即人类决不应该自相残杀，而应该同阻碍人类进步的自然障碍战斗。培根在他最精彩的段落中写道：“区分一下人类野心的三种类型或三个等级：第一种野心属于那些想在国内扩张势力的人，这是一种卑鄙的野心。第二种野心属于那些努力把本国势力和个人统治扩张到全人类的人，这种野心虽然要高贵一些，但也有些贪婪。但是，假如一个人力图在宇宙中确立和扩张全人类的势力，这种野心无疑要比前两种更有益、更高尚。”这些相互倾轧的野心争夺着他的灵魂，将他撕成了碎片，这就是培根的命运。
六、结束语
　　“身居高位的人是三重仆人：君主或国家的仆人、名声的仆人、事业的仆人。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自由，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和时间的自由，……要爬到显赫的位置，必须历经千辛万苦，而千辛万苦换来的不过是更大的辛苦。谋取高位有时要靠卑劣的手段，然而人们却不惜以低三下四的行为爬上高位。然而高处不胜寒，他们一旦失势，至少也会落个声名狼藉。”对培根的结局来说，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总结啊!
　　歌德说过，“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他的时代，他的美德和伟大却属于他自己。”这样说对于当时的“时代精神”歌德本人似乎不太合适，但对培根却恰如其分。艾博特在深入研究了伊丽莎白宫廷中的道德之后总结说，当时所有的头面人物，无论男女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阿谢姆在一首打油诗中描述了女王宫中所需要的四种德行：欺骗、吹牛、拍马、无耻。这是宫廷邀宠的四条妙计，你要是有一条用得不到位，那么就只有卷起铺盖走人。
　　在那个活跃的时代，法官是可以从当事人那里索取“礼物”的。培根在这方面并不落后，而且，他挥霍的习惯使他无法再顾忌什么。事情本不至于搞得满城风雨，但他在埃塞克斯一案中树敌太多，而他又喜欢唇枪舌剑地攻击他的政敌。一位朋友曾警告他：“当你以剃刀的方式对待某些人时，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你……在宫廷里，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但他根本不把这个忠告放在心上。当时他似乎很受国王的恩宠。1618年，他被封为维鲁拉男爵，1621年又被封为圣奥尔本斯子爵，并且当了三年掌玺大臣。突然，厄运降临了。1621年，一个诉讼当事人控告他索取钱财。这原本是极为常见的事，但培根马上意识到，如果他的对手要利用这件事算计他，就能让他垮台。他回家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他得知他所有的政敌都在要求将他免职时，他向国王呈上了“谦卑的悔过书”。在国会里，培根一直坚定地为英王辩护，但是迫于国会的压力，詹姆士只好把他关进了伦敦塔。不过，几天后培根又获得了释放，国王同时还免除了对他的巨额罚金。他的自尊还一息尚存。“我是五十年来英国最公正的法官，”他说，“但对我的判决是二百年来国会最公正的判决。”
　　他一生中的最后五年是在隐居的平静中度过的。虽然他不习惯清贫的生活，但他在哲学的追求中忘却了这些。五年里，他写出了他最伟大的拉丁文著作《科学推进论》，出版了增补版的《论说文集》及《林木集》的片断，还发表了《亨利七世史》。他对自己未能尽早抛开政治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感到痛心。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工作，可以说，他死在了战场上。他在《论死亡》中曾希望自己在“热烈的追求中死去，就像狂怒的人在受伤时感觉不到疼痛一样。”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1626年3月，他从伦敦去海格特，一路上思考着怎样用雪防止肉类腐败，他决定马上做一次试验。他停在路边买了一只鸡，杀死后用雪把它填满。在做这个试验时，他感到十分寒冷和虚弱。他发现自己病得太厉害，已不能骑马回城了，就叫人把他送到附近的阿伦德尔勋爵家。他一到那里就卧床不起。他没有消极地等待死亡，他愉快地写道：“这次实验非常成功。”这是他最后一次实验。他坎坷的生命之旅已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再也无力抵御病魔的袭击了。
　　1626年4月9日，弗朗西斯·培根辞别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
　　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写下了以下骄傲而独特的话：“我把灵魂送给上帝……把躯体留给泥土；把名字留给后世和异国他乡的人们。”
　　的确如此，后世和各国人民都永远缅怀他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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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斯宾诺莎
一、历史背景与生平l，犹太人漫长的漂泊史
　　犹太人背井离乡、散居异邦的经历，是欧洲悲壮的史诗之一。公元70年，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攻占使他们失去了家园，逃亡和经商使他们散落到了世界各国。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对他们进行过迫害和残杀——尽管这两大宗教都源自犹太人的经文和传说。封建制度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行业协会不许他们参与实业；他们被围堵在异常拥挤的犹太人居住区，只能从事屈指可数的几种行业。他们遭到过民众的骚扰和君主的掠夺，随着他们的金融和商业的发展，他们建立了近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城镇，他们依然四处漂泊，被拒绝在宗教之外，饱受侮辱和伤害。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然而这个奇特的民族却生存了下来，保持了种族和文化上的完整。犹太人的古老礼仪和传统得到了精心的维护，他们耐心而执著地等待着获救的那一天，人口发展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由于这个民族的天才们的贡献使它在每一个领域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犹太人在经过了两千年的漂泊之后，又成功地回到了他们念念不忘的古老家园。什么样的戏剧能比他们苦难的历程更悲壮和辉煌，什么样的故事能与这真实的传奇媲美呢?
　　早在圣城陷落前许多世纪，犹太人就开始散居世界各地。通过提尔、西顿和其他港口，犹太人遍布地中海沿岸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有的去了雅典和安提俄克，有的去了亚历山大利亚和迦太基，有的去了罗马和马赛，有的甚至去了遥远的西班牙。圣殿被毁后，散居行动几乎变成了民族大迁徙。最后，这种迁徙形成了两股潮流，一股沿多瑙河和莱茵河到了波兰和俄国，另一股随着征战的摩尔人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欧，犹太人以其经商和理财能力而出名；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愉快地汲取阿拉伯人在数学、医学和哲学上的知识，并在科尔多瓦、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等地的学校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十二、十三世纪，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在传播古老的东方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尔多瓦，摩西·迈蒙尼德这位当时最优秀的医生写下了著名的圣经注释《指点迷津》。在巴塞罗那，克雷斯卡斯提出了轰动整个犹太教的异端邪说。
　　在1492年费迪南德攻占格拉纳达并将摩尔人赶走之前，西班牙的犹太人一度发展得十分昌盛。但是，从此以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失去了以前在伊斯兰教宽松统治下享有的自由。审判异端的巨浪扑向了他们，他们必须作出选择：不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就要被流放和没收财产。实际上，极端仇视犹太人的并不是教会——罗马教皇曾多次抗议宗教裁判所的暴行，而是这位西班牙国王认为，他可以用这些异族人辛苦攒下的财富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就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一年，费迪南德也发现了犹太人。
　　大多数犹太人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们四处寻找容身之所。有些人乘船想进入热那亚和其他意大利港口，在遭到拒绝后，他们忍受着不断增长的苦难和疾病继续航行，终于抵达非洲海岸。许多人在那里遭到了杀害，因为当地人认为他们携有大量珠宝。少数人被威尼斯接纳了，因为这座城市明白，它在航海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犹太人。还有一些犹太人资助哥伦布的航行，他可能就有犹太血统，他们希望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新家园。更多的人登上了当时那些极易损坏的小船，沿着大西洋向北航行，穿过敌视他们的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终于在宽容的荷兰受到了一些欢迎。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家庭，户主叫埃·斯宾诺莎。
　　自那以后，西班牙日渐衰落，荷兰却日益兴盛起来。1598年，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起了第一座犹太教堂。七十五年后，他们建造另一座教堂时，他们的基督教邻居还资助了这项工程。如果从伦勃朗不朽的作品中那些犹太商人和拉比心满意足的样子来判断，那时的犹太人是很幸福的。但是，接近十七世纪中期时，这种平静的生活被一场激烈的内部争端破坏了。乌列·阿·科斯塔，一位兴冲冲的小伙子，和另一些犹太人一样，受文艺复兴时期怀疑风气的影响，写了一篇论文，猛烈抨击了对来世的信仰。这种否定并不一定违背了古老的犹太教义，但犹太教会却强迫他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免引起当地基督教会的反感，尽管基督教会曾慷慨地接受过他们，但同样会对敢于如此抨击他们教义的异端邪说产生无法消除的敌意。悔过的方式是要求这位高傲的年轻人横躺在犹太教堂门口，让集会人员依次从他身上跨过。乌列受不了这种羞辱，回家后写了一封谴责迫害者的遗书，然后开枪自杀了。
　　这件事发生在1640年，当时巴鲁克·斯宾诺莎这位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犹太人”和最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也是犹太教公众引以为荣的学生。
2.斯宾诺莎的教育
　　犹太人的长期漂泊史构成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背景，并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犹太人，尽管他后来被赶出了犹太教会。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但年轻的斯宾诺莎并不喜欢这种营生，他宁愿在犹太教堂内度过他的时光，认真学习本民族的宗教和历史。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长者们视他为团体和信仰的希望。不久，他的兴趣就从圣经转向了犹太教法典的极为艰深的注释，后来又转向了迈蒙尼德、列维·本·格尔森、伊本·埃兹拉和克雷斯卡斯等人的著作，他强烈的求知欲甚至延伸到了伊本·盖比鲁勒的神秘哲学和摩西艰深晦涩的犹太教教义的迷宫。
　　摩西的上帝与宇宙同一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主张世界永恒的本·格尔森那里也找到了相同的观点。克雷斯卡斯也认为，物质的宇宙就是上帝的形体。在迈蒙尼德的书中，他读到了有关阿威罗伊学说的讨论，阿威罗伊认为永恒是没有人格的。但是，在《指点迷津》一书中，他看到的迷雾要多于指导，因为这位伟大的拉比提出的问题比他解答的问题还多。斯宾诺莎在忘掉迈蒙尼德的解释很久之后，发现《旧约》中那些矛盾和难点却依然留在他的思想里。对一种信仰来说，它最聪明的捍卫者，就是它最大的敌人。斯宾诺莎渎书越多，思考得就越多，他单纯的信仰也就变成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迷惘。
　　好奇心促使他去阅读基督教思想家们关于上帝和人类命运这类问题的著作。他开始和一位名叫凡·丹·恩德的荷兰学者学习拉丁文，从而走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和知识的天地。他的老师也有点异教徒气质，是一位宗教信条和政府的批评者，也是一位冒险者，他走出书房，参加了针对法国国王的反叛活动，结果在1674年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美丽的女儿从拉丁文那里夺走了斯宾诺莎的感情，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士把钱财看得比爱情重。当另一位男子带着昂贵的礼物前来求婚时，她就对斯宾诺莎失去了兴趣。无疑，就在那一刻，我们的主人公成了哲学家。
　　无论如何，他终于掌握了拉丁文，然后通过拉丁文开始接触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遗产。他似乎研究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他更喜欢那些伟大的原子论者，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斯多葛学派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还读了经院哲学家们的作品，他不但由此掌握了哲学术语，还掌握了运用公理、定义、命题、证明、附注、推论等阐述自己观点的几何学方法。他研究过布鲁诺(1548-1600年)这位高尚的反叛者。“高加索山上的全部积雪也熄灭不了布鲁诺激情的火焰”，布鲁诺在各国漫游，了解了各种学说，但总是“又从入口处走了出来”。他不断怀疑，不断探索。最后，宗教裁判所的判决是“用最仁慈的、不流一滴血的方法”将他处死，也就是活活烧死。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人留下了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啊!首先是关于统一的伟大见解：所有的现实都有统一的物质、原因和起源；上帝与现实是一个统一体。同样，精神与物质也是统一的，现实的一个微小的粒子都由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精神组成。所以，哲学的目的就是要从多样性中看出统一性，从物质中看出精神，从精神中看出物质；就是去发现对立中的统一，并上升到对普遍统一性的最高认识，也就是说用理智的方式去热爱上帝。所有这些观点都成了斯宾诺莎思想的组成部分。
　　但是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笛卡尔(1596-1650年)，这位近代哲学史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之父(正如培根是客观唯物主义之父一样)。笛卡儿的核心思想是意识的第一性，也就是精神对自身的理解比对所有其他事物的理解更敏捷和直接。精神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只限于外部世界以感觉和知觉的方式给精神留下的印象。所以。哲学必须从个体精神和自我开始，其第一原理就是“我思，故我在”。也许这个出发点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因素，但它无疑像一顶魔术师的帽子，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思辨结果。于是，一场有关认识论的伟大游戏开始了，它随着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的出现而逐步演变为一场“三百年战争”，这场战争在促进近代哲学的同时也践踏了它。
　　然而斯宾诺莎感兴趣的，并不是笛卡儿的这方面思想。他不愿意在认识论的迷宫中忘记自己的方向。他关注的是笛卡儿的一种构想，即在一切物质形式和一切精神形式背后，分别有一个均质的“实体”。将实在分成两种终极实体的构想，对信奉统一的斯宾诺莎来说是一种挑战，就像在他思想的沃土里种下了一粒种子。此外，令他感兴趣的还有笛卡儿用机械和数学法则去解释上帝和灵魂之外的世界的愿望，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达·芬奇和伽利略，也许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城市中工业的发展。笛卡儿认为，当上帝给了最初的推动后，天文、地理以及所有非精神事物的发展，都可以用一种最初以分散形式存在的均质实体来解释。而且，每种动物的各种运动，甚至人的运动，都是一种机械运动，例如血液循环和反射作用。整个世界和每个躯体都是一部机器。但是世界之外还有上帝，躯体之中还有灵魂。
　　到这里，笛卡儿停下了脚步，而斯宾诺莎却兴冲冲地继续向前。
3.逐出教会
　　以上是这位外表文静、内心活跃的年轻人在1656年以前(他生于1632年)的思想历程。1656年，他被指控发表异端言论而被召到犹太教会的长老们面前。他们问他，是否对朋友们说过上帝也许有一个形体——即物质世界，天使也许是一种幻象，灵魂也许仅仅是生命，《旧约》根本就没提到过永恒的存在。他真的说过这些吗?
　　他当时是怎样回答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犹太教会许诺向他提供年金，其价值相当于500美元，条件是保证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教会和宗教。他拒绝了这个要求，1656年7月27丑，他被开除了教籍。“在宣读开除教籍的决定时，一支大号角不时发出悠长的哀鸣，点燃的蜡烛被一支支吹灭——象征被开除者精神生命的泯灭，随后全体与会者置身于一片黑暗中。”
　　范·佛罗登为我们留下了开除教籍的公告：
　　教会长老宣告，他们在确知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邪恶言行之后，曾采取各种方法尽力使他迷途知返，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更加猖獗地宣扬和传播异端邪说。许多忠诚的人都已证实了他的渎神行为，他的罪行证据确凿。教会首领们在对此事进行反复商议后，一致决定将斯宾诺莎开除教籍，断绝以色列人与他的关系，从此让他永远处于以下的诅咒之中：
　　遵照天使的意愿和圣徒的判决，我们驱逐、憎恶、诅咒并抛弃巴鲁克·德·斯宾诺莎，全体教徒一致同意，以圣书的名义对他宣告律书上所有的诅咒。让他日夜受诅咒；外出受诅咒，回家也受诅咒。愿主永远不再宽恕和承认他；愿主的怒火将他烧毁，从世上所有的地方抹去他的名字；愿主使他的罪恶与以色列所有支族脱离关系，将律书中所有的天谴都加在他身上。愿所有服从上帝的人今天都得到拯救。
　　在此郑重告诫全体信徒，任何人都不许与他交谈、通信，或者帮助他；任何人都不许与他住在一起，不许靠近离他四腕尺以内的地方，不许阅读他口授或书写的任何文件。
　　我们不要急于评价教会的长老们，因为他们当时也很为难。他们当然不希望世人指责他们像宗教裁判所一样不能容忍异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被宗教裁判所赶出西班牙的。但是出于对荷兰人的感激，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个人的怀疑击中了基督教的要害，这等于也击中了犹太教的要害。当时的新教还不像今天这样自由、灵活，宗教战争使得各派都坚持自己的信条，并且由于曾为保卫它而付出过生命的代价而更加珍视。犹太社会上一代出了个阿科斯塔，如今又出了个斯宾诺莎，对这种以怨报德的事情，荷兰当局将会怎么想呢?而且，在长老们看来，宗教方面的统一是他们防止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分裂的惟一方法，同时也几乎是保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团结和生存的最后方法。假如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民法和世俗权力机构来保证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尊严，他们可能会宽大一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精神只能通过宗教来表现。教会不仅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而且是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中心。斯宾诺莎所怀疑的《圣经》，就是这些人可以“带在身边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对他们来说就是叛国，容忍异端邪说无异予自杀。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本应勇敢地承担起这些风险，但是，一个人要想恰当地评价别人，就像要钻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困难。也许阿姆斯特丹犹太社会的精神领袖默纳塞·本·以色列能够找到某种妥协的办法，使教会与哲学家和平相处，但是这位伟大的拉比当时正在伦敦劝说克伦威尔让英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斯宾诺莎注定要属于全世界。
4.隐退与归宿
　　他平静而勇敢地接受了被驱逐的命运。他说：“这件事不能迫使我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过这只是在黑暗中吹口哨，是自我安慰。其实这位年轻的学生感到了孤独和悲哀。再也没有比孤独更可怕的了，而且，没有哪种孤独比一个犹太人被排斥于自己的民族之外更难以忍受。斯宾诺莎失去往日的信仰后吃尽了苦头。要想根除一个人固有的思想不亚于一场大手术，会留下累累伤痕。如果斯宾诺莎投靠另一种教派，在这种宗教中人们会像孩子们挤在一起取暖那样形成群体，他或许就会发现这种信仰的改变能带来一些安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孤独地生活着。他的父亲一度希望他凭借希伯来学问出人头地，这时也催促他离开这个家，他的姐姐也企图从他那里骗走那点可怜的继承权。昔日的朋友们都离他远去了。难怪斯宾诺莎的作品中没有幽默，难怪他一想到那些执法者，就忍不住要发泄满腔的怒火。
　　那些想像哲学家一样寻我事物的原因、理解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像白痴一样看着它们目瞪口呆的人，马上会被视为异端分子。那些被愚蠢的大众奉为自然和上帝的代言人的执法者们就会宣布他为渎神的异教徒，他们知道，愚昧一旦扫除，他们维持权威的惟一手段也会随之失效。
　　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后不久遭遇了一次危险。有天晚上，他正走在街上，一个想以杀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虔诚的暴徒拔出匕首直刺这位年轻的学生。斯宾诺莎迅速转身跑掉了，只是脖子受了点轻伤。他感到世上很难找到哲学家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搬到阿姆斯特丹城外奥特德克路一个僻静的阁楼上住了下来。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巴鲁克改成了贝尼迪克特。房东夫妇是孟诺派的基督徒，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异教徒。
　　他们喜欢他那张忧郁而善良的面孔，当他偶尔在傍晚下楼与他们一起抽烟、聊上一阵家常时，房东总是觉得十分愉快。起初，他在范·登·恩德的学校里教孩子们以维持生计，后来又改行去打磨光学镜片，他似乎很喜欢和难以琢磨的材料打交道。他的制镜手艺还是在犹太社会里生活时学的。希伯来教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门手艺，这不仅是因为读书和诚实的训练不足以维持生计，而且正如加玛列所说，工作能保持美德，而“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掌握一门手艺，最终会变成一个无赖”。
　　五年后(1660年)，房东搬到了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斯宾诺莎也随之搬到那里。他住过的房子今天还保留着，而且那条街已经用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命名。他在这里过着简朴的生活，时刻都在思考。他有很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呆就是两三天，不见任何人，连简单的饭菜也是叫人送进去的。他的镜片做得很好，但他并不总是做它，只要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就行了。他太爱智慧了，这使他成不了一个“成功的商人”。科勒诺思曾到斯宾诺莎的住所访问过他，并根据知情者的谈话为这位哲学家写了一篇小传。据他说，斯宾诺莎“仔细计算每个季度的账目，以便把钱不多不少正好花到年底。他有时对房东说，他就像一条咬住了自己尾巴的蛇，也就是说到年底他一个子儿也剩不下”。日子虽然清苦，但他自得其乐。曾经有人劝他不要相信理性，而应该信仰神谕。他答说：“尽管我有时会发现靠我天生的理解力所获得的成果并不实惠，但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它给我带来了安宁和愉悦，使我不用生活在悲叹和忧虑中。”一位伟大的哲人曾经说：“如果拿破仑像斯宾诺莎那样明智，他也会住进阁楼里写出四本书来。”
　　对传说中的斯宾诺莎的形象，我们可以加上一些科勒诺思的描绘：“他中等身材，长相清秀，皮肤有点黑，一头深色卷发，双眉浓密，有明显的葡萄牙犹太人后裔的特征。斯宾诺莎对服饰毫不讲究，他的穿戴和城里最贫穷的市民差不多。有个地位显赫的官员去看他，见他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睡袍，这位官员责备了他，并要送他一件新的。斯宾诺莎回答说，一个人不会因为穿了一件好睡袍就变得更有价值，还补充说，用昂贵的包装来包裹低劣的东西是不合理的。不过斯宾诺莎在穿戴上并非总是这么超凡脱俗，“使我们成为哲人的并不是邋遢的外表，故意不修边幅的外表恰恰证明了精神的贫乏。在这种人的头脑里，真正的智慧完全没有容身之地，科学也只能在这里遇到混乱。”
　　在莱茵斯堡居住的五年里，斯宾诺莎写出了《知性改进论》的那些片断和《用几何学方法证明的伦理学》。后者完成于1665年。但是在后来的十年里，斯宾诺莎没有设法使它面世。1668年，阿德里安·科尔巴赫由于发表了与斯宾诺莎相同的观点被判十年监禁，服刑才十八个月就死在狱中。1675年，斯宾诺莎来到阿姆斯特丹，他以为可以安全地发表他的著作了，这时突然传出一个谣言，他在给朋友奥尔登堡的信中写道：“我的一本书很快就要面世了，我在这本书中竭力宣扬没有上帝。很遗憾，很多人都信以为真。某些神学家趁机到公爵和地方法官那里去控告我。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是几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还告诉我，那些神学家们正在伺机加害于我。因此，我决定推迟发表我的作品，直到搞清形势的趋势。”
　　《伦理学》直到斯宾诺莎死后才得以面世(1677年)，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一篇没有完成的《政治论》和《论虹》。这些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是十七世纪欧洲哲学与科学的通用语言。1852年，范·佛罗登发现了一篇用荷兰文写的《上帝与人概论》，这显然是《伦理学》的初稿。斯宾诺莎在世时发表的作品只有《笛卡儿哲学原理》和《神学政治论》。后者还是1670年匿名发表的，它刚问世就被当局打入禁书之列。但是，这反而对它产生了促销作用，不过它被伪装成了医学书或历史故事。很多人写书对它加以批驳，有一本书称斯宾诺莎为“有史以来最大逆不道的无神论者”。除了这些公开的责难，斯宾诺莎还收到一些试图改造他的信件。他过去的一个叫阿尔伯特·伯格的学生，后来改信了天主教，这里不妨以他的来信为例：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哲学，你怎么知道你的哲学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哲学中最好的呢?且不论将来还会出现什么，难道你研究过这里、印度或世界各地所有的古代和近代哲学吗?就算你已经把它们全都研究过了，你又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呢?……你怎么敢凌驾于主教、先知、使徒、殉道者、神学家和忏悔者之上?你是个可悲又可怜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滋生蛆虫的尸骸。
　　你怎么敢用你渎神的狂妄言论与永恒的智慧抗争?你的那些草率、疯狂、可悲、可怜、人人诅咒的观点，究竟有什么根据，是怎样的猖狂使你竟敢对天主教徒们已宣称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作出这种自以为是的判断?
　　斯宾诺莎在回信中写道：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最好的宗教和最好的老师，并对他们言听计从。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宗教老师中最好的呢?难道你研究过这里、印度或世界各地所有的古代和近代宗教吗?就算你已经全都研究过了，你又怎么知道你的选择是最好的呢?
　　可见这位温和的哲学家，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所有的来信都这么令人不快。许多信是一些教养和社会地位颇高的人写的，其中知名的有亨利·奥顿伯格，他是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有冯·切恩豪斯，这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发明家；有惠更斯，他是荷兰科学家；有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曾于1676年拜访过斯宾诺莎；有路易斯·梅尔，他是海牙的一位内科医生；还有阿姆斯特丹的富商西蒙·德·弗里斯，他对斯宾诺莎十分钦佩，他请求后者接受他的1000元馈赠，斯宾诺莎婉言谢绝了。后来德·弗里斯在立遗嘱时，又提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赠给他，但斯宾诺莎说服他将财产留给他的弟弟。这位富商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在遗嘱中吩咐每年从他产业的收入中拿出200元作为年金送给斯宾诺莎。斯宾诺斯推辞说：“大自然并无过多要求。我也是如此。”不过他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同意接受150元的年金。他的另一位朋友，詹·德·威特，荷兰的首席执政官给了他50元的政府年金，后来，连路易十四这位大国君主也表示要给他一笔丰厚的年金，但却暗示了一个条件，即斯宾诺莎要把他的下一部著作题献给这位君主。斯宾诺莎不卑不亢地谢绝了。
　　为了让朋友们高兴，1665年斯宾诺莎搬到了海牙郊外的沃尔堡，1670年又搬进了海牙城。在这几年里，他和詹·德·威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威特和他的弟弟在街上被一群暴徒杀害，这些人认为他们是1672年荷兰军队败给法军的祸首。听到这个噩耗，斯宾诺莎失声痛哭。如果不是被人死死拉住，他就要当即冲到现场，像安东尼一样痛斥这种暴行。不久，入侵的法军统帅孔戴亲王邀请斯宾诺莎前去做客，向他传达了法国皇室打算向他提供年金的消息，并向他介绍了自己周围的一些斯宾诺莎崇拜者。斯宾诺莎似乎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而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认为到孔代的营房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当他回到海牙后，他访问法军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由于声讨者颇多，房东范·登·斯匹克害怕他的房子被人强行闯入，但斯宾诺莎安慰他说：“我能够很容易地澄清叛国的嫌疑……如果有人表现出一点要骚扰你的意思，如果有人在你的门前聚众闹事，我会出去见他们，哪怕他们会像对待可怜的威特那样对付我。”后来，当人们知道斯宾诺莎仅仅是个哲学家，不会有什么敌意时，这场风波也就平息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生活并不像以前传说的那样贫困和封闭。他有一定的经济保障，也有一些声名显赫、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对当时的政治问题也并非不闻不问，而且还为此冒过几次生命危险。虽然他被开除教籍，逐出了犹太社会，但他却渐渐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同时代人的敬重。1673年，海德堡大学欲聘他为哲学教授，聘书的措辞非常恭敬，并许诺给他“哲学研究上最大的自由，因为亲王殿下确信他不会滥用这种自由去质疑本国国教”。斯宾诺莎写了一封极富个性的回信：
　　尊敬的先生：如果我希望到某个学府担任教授，那么，巴拉丁亲王殿下通过您发来的聘书将使我如愿以偿。而且，这个邀请保证了哲学研究的自由，使我觉得尤为可贵。……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自由应该限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才不致被视为触犯贵国的国教……因此，尊敬的先生，我并不想寻求我目前所从事的事业之外的任何一种世俗职位，我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足，为了让我喜爱的宁静生活继续下去，我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位……
　　1677年是斯宾诺莎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才四十四岁，但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在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的父母都曾患过肺病，他那狭小的生活空间和灰尘弥漫的工作环境。都不适于克服这个先天的缺陷。他呼吸越来越困难，肺病一年比一年严重。他知道自己会早逝，他对此并不悲哀。他惟一担心是自己生前不敢出版的著作会在死后遗失或被毁。他把手稿锁进一张小书桌的抽屉里，把钥匙交给房东，请求他在自己死后，将它交给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詹·里欧沃茨。
　　2月20日是个礼拜日，斯宾诺莎的房东一家在听他说他的病情没有什么异常之后，就上教堂做礼拜去了，由迈尔医生独自陪伴他。等他们回到家，发现这位哲学家已经躺在他朋友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很多人前去哀悼，因为就像有学问的人佩服他的智慧一样，朴实的百姓喜欢他的温和。哲学家和政府官员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到了他的墓旁。
　　尼采说过，最后一位基督徒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可他忘了还有斯宾诺莎。
二、论宗教与国家
　　现在，我们按他的写作顺序来了解一下他的四部著作。对于当代人来说，《神学政治论》大概是其中最枯燥的一部了，因为源自斯宾诺莎的对圣经进行科学批判的运动，已使他冒着生命危险发表的见解显得过时。一个人过于透彻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明智的，如果他的结论成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常识，他的著作就会失去神秘的吸引力。伏尔泰的著作是这样，斯宾诺莎关于宗教与政治的著作也是这样。
　　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说，《圣经》的作者故意使用了象征或寓言式的语言，这不仅仅是因为东方人有喜欢文学色彩和夸张手法的倾向，还因为使徒和先知们要通过唤起人们的想像来传教，他们不得不适应大众的接受能力和习惯。“《圣经》的写作主要是为一个民族，其次才是为全人类。因此，它的内容必然要尽可能地适应大众的领悟能力。”圣经并不用事物的原因来解释事物，而只用一种最能感动人尤其是感动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方式讲述这些事情。……它的目的不在于说服人的理性，而在于唤起人的想像”。因此在《圣经》中到处都是奇迹，上帝也频频显灵。“人们认为，只有那些不寻常的事情才能最清楚地表现出上帝神秘的力量和意志。……实际上他们认为，如果大自然遵循常规运行，上帝就无所作为：当上帝开始显灵的时候，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就停息了。”(这里已经进入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观点，即上帝和自然同一。)人们愿意相信，上帝打乱事物的自然秩序是为了他们。所以，犹太人把白昼的延长说成一个奇迹，以便让别人(也许是自己)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宠儿，每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有大量类似的事例。客观的记载并不能打动人心，假如摩西说，是东风打开了红海的通道，他就很难对受他引导的群众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震撼。同样，使徒们之所以要依靠奇迹，其原因正如他们要依赖寓言故事一样，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他们的布道之所以比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影响更大，主要是因为他们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育。宗教创始人由于传教工作的性质和自身炽热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采用这种语言。
　　斯宾诺莎认为，按上述解释来理解，《圣经》的内容并不违背理性。如果只对它作字面上的解释，它就充满了矛盾、错误和荒诞不经的事情，例如摩西在神的授意下制定十诫就是不可能的，但透过寓言和象征的迷雾，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圣经》，就会发现伟大的思想家和领导者深刻的思想，也能够理解《圣经》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它对人类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两种不同认识角度各有其地位和作用：普通大众始终需要一种用形象语言来描述的、放射着超自然光辉的宗教。如果将这种形式的宗教推翻，他们就会创造出另一个来；但是，一个哲学家却知道，上帝就是自然，他们遵循同样的必然规律，这种至高无上的法则才是他应该遵循的。他知道，在《圣经》中“把上帝描述成一个公正、仁慈的立法者和王，仅仅是对民众过低的理解力和无知的一种迁就。其实上帝也只能按照他本性的必然性行动。他的意志也就是永恒的真理”。
　　斯宾诺莎并不区别看待《旧约》和《新约》，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他眼里也是一回事。假如抛开人民之间的宿怨和误解，哲学家就会发现那些互相敌对的信仰后面有着一个共同的本质。“让我奇怪的是，有些人总是炫耀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即仁爱、欢乐、和平、节制和宽容的信仰，但他们与人争吵时态度却十分恶劣，他们每天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所宣扬的美德，而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这就是检验他们信仰的最简单的标准。”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就是因为基督徒仇恨他们，迫害使他们不得不团结一致，以使种族能够延续下去。假如没有迫害，他们可能会和欧洲其他民族杂居和联姻，从而被这些人数多的民族彻底同化。但是，如果排除积怨，明智的犹太人和明智的基督徒就没有理由不为和平共处找到一种统一的信仰。
　　斯宾诺莎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对耶稣有个共同的理解。如果删去那些不可信的教条，犹太人立刻就会发现耶稣是最伟大、最高尚的先知。斯宾诺莎不承认基督的神性，但承认他是最好的人。“上帝永恒的智慧体现在一切事物中，但主要体现在人的思想中，而且绝大多数体现在耶稣基督的思想中”。“基督的使命并非仅仅教导犹太人，而是教导全人类”，因此，“他努力让自己的讲述符合大众的理解力，……主要采用寓言的方式来阐释抽象的道理”。他认为，基督的伦理道德基本上等同于他的智慧，一个真正崇拜基督的人，是可以升华到用理智热爱上帝的境界的。基督就是这种人，他摆脱了那些只会引起争端的教条的束缚，团结所有的人。也许在他伟大名字的感召下，人们能够结束相互杀戮的战争，使这个被唇枪舌剑搞得破碎不堪的世界最终找到一个共同的信仰，找到一条博爱之路。
三、知性改进论
　　打开斯宾诺莎的第二本书，我们首先读到的是哲学文献中的佳作。斯宾诺莎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为了哲学不惜放弃一切。
　　经验告诉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发现，我所害怕的和害怕我的一切事物，除了能够影响情绪之外，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于是我决心去探索一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善，并能将这种善传给别人，使人受其感染而排除一切杂念。也就是说，我决心试一试自己能否发现并获得那种本领，它可以使人永远享受至高无上的幸福。……我也看到了荣誉和财富给人带来的诸多好处，我知道，如果我真要努力去研究一种新事物，就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是金钱还是荣誉，人们得到的越多，就越快乐，于是就想得到更多。然而，假如我们的欲望遭受挫折，心里就会产生极大的痛苦。对名声的追求也是如此，为了获得名声，就必须迎合别人。……只有热爱永恒和无限的事物，才能使人得到快乐的同时不怕所有的烦恼和痛苦的威胁。……最大的善，就是认识到心灵与自然本是一体。……人获得的知识越多，就越能理解自身的力量与自然的秩序，就越善于运用自身的力量并为自己立下规则。人越能理解自然的秩序，就越能使自己从无用的俗念中解脱出来。
　　如此说来，人们只有拥有了知识才能拥有力量和自由，永恒的幸福就是不断地追求知识、掌握知识。但是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哲学家还必然是一个人和一个公民。那么，他应该如何生活呢?斯宾诺莎定下一个简单的行为规则。据我们了解，他一生都遵循了这些规则：
　　1.用人们理解的方式说话，为人们做一切不背离我们的目标的事情。
　　2.只享受那些有利于健康的生活乐趣。
　　3.不贪财，获取的金钱能维持健康和生命即可；不媚俗，只遵守那些与我们的事业不冲突的习俗。
　　但是，这种探索开始以后，一个诚实、清醒的哲学家马上就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知识是真理?怎么断定我的感官输送给理性的材料是可靠的?我的理性根据感觉材料得出的结论可靠吗?难道我们在听从理性指挥之前不应该先检查一下感官的可靠性吗?斯宾诺莎以培根式的口吻说：“在做一切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先设法改进和澄清知性。”我们应该对不同的知识加以辨别，而只取最好的。
　　首先是听来的知识，比如，我听说自己出生于某个时间；其次是一种通过不明确的经验得来的知识，比如一个医生知道某种治疗方法，但他并不是靠科学实验知道的，而是他认为这种方法“通常能够奏效”；第三是经过推理得来的知识，比如，根据视觉上近大远小的常识我就能推断出太阳很大的结论。这种知识要优于前两种，但也容易受到直接经验的驳斥。比如科学经过一百年的推理，得出了“以太”充斥空间的假想，但今天的物理学家对此已经很不满意。因此，最高级的知识是第四种，即来自推理和感觉两方面的知识。如在比例式2/4=3/X中，我们马上就知道X是6；再如，我们通过感觉知道，所有的整体都大于其局部。斯宾诺莎认为，精通数学的人大多是通过这种直观的方法理解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的。他沮丧地承认，“直到今天，我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知识仍然很少”。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将前两种知识合并为一种，并称直觉知识为对事物的“永恒状态和关系”的认识——存这个短语中，哲学得到了一个定义。因此，直观知识就是要找出事物背后的规律。于是，斯宾诺莎对“瞬间秩序”(个体事物与偶然事件的世界)和永恒秩序(规律与结构的世界)作了根本的区分。现在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区别：
　　应该注意，这里所说的原因和真实事物的系列，并不是单个的、不断变化的事物，而是一系列固定和永恒的事物。人类由于自身的弱点，不可能永远追寻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因为事物的数量多不胜数，每一个事物都处在各种情况的包围中，而且每一种情况都可能是该事物存在的原因。由于个体事物的存在实际上与其本质无关，因而也不是永恒的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理解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因为它们的本质只有在那永恒的事物中才能找到。这些永恒的事物中所体现的规律决定了一切个别事物的存在。单个的、变化的事物在根本上依赖于这些永恒不变的事物，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被认识。
　　倘若我们牢记这段话，那么我们研究斯宾诺莎的代表作时，就很容易理解其真正含义。同时，《伦理学》中复杂、晦涩的内容也会变得简单明了。
四、伦理学
　　这部近代哲学史上最可贵的著作具有几何学的形式，作者用欧几里得的方法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也使它显得晦涩难懂，每一行都需要加上犹太法典式的注释才能读懂。经院哲学家们也曾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远没有这么简洁，而且，他们预先得出的结论也使他们的作品更好理解。笛卡儿说过，哲学必须用数学方法来表述，否则就会不准确，但他自己却从未这样去做，而斯宾诺莎接受了这个建议。对于思维比较散漫的我们来说，这部著作凝练得让人望而生畏。为了自我安慰，我们喜欢把这种哲学几何学贬斥为一种人造的棋局，或者说它是斯宾诺莎发明的用以消遣的一种单人逻辑象棋。我们不愿意让思想受到秩序的约束，而宁愿让想像任意驰骋，宁愿用梦想编织出没有固定形态的哲学。但是，斯宾诺莎只想实现自己的理想——用统一和秩序来取代这个世界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他有着北欧人对真理的渴望，却没有南欧人对美的痴迷。
　　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斯宾诺莎的哲学术语也许不好理解。斯宾诺莎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在那个时代，他不得不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术语来表达他具有现代本质的思想，因为这是那个时代惟一的哲学语言。所以，他的术语与当代的术语有些区别，他把今天的“现实”或“本质”写成“实体”。把“完全”称作“完满”，把“目标”称作“理想”，把“主观地”写成“客观地”，而他所谓的“形式地”就是我们的“客观地”，但是，这些障碍只能令弱者害怕，却会使强者更加努力向前。
　　总之，斯宾诺莎的著作不是用于阅读而是用于研究的。我们必须看到，短短的两百页记下了他毕生的思想成果，其中没有任何冗余的内容。读《伦理学》不能一味求快，一次读完，而要分多次读，每次只读一小部分。读完之后，不要以为你已经懂了，要知道这才刚入门。接着还需要读一些评论，如波洛克的《斯宾诺莎》和马蒂诺的《斯宾诺莎研究》。然后再读一遍《伦理学》，这时你会觉得它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当第二遍读完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终生热爱哲学的人。
1.自然和上帝
　　《伦理学》第一页就把我们卷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漩涡。过于现实的现代人，一见到形而上学就不耐烦，但是，形而上学的目的只是尝试着理解事物的终极意义，从表象中寻找实体的本质——或者如斯宾诺莎所说：寻找本质的实体，从而将所有的真理统一起来，达到“最高的概括”。虽然科学往往骄傲地蔑视形而上学，但它自身的每一个思想中都含有形而上学，并且是斯宾诺莎式的形而上学。
　　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有三个极为重要的术语：“实体”、“属性”、“样式”。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先将“属性”放在一边。“样式”，指的是任何单个的事物或事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短暂地存在于现实之中。比如说你的身体、思想、团体、种族、星球等等，都是样式，是永恒现实的形式。
　　那么，这个藏在样式之后的永恒的现实是什么呢?斯宾诺莎称它为“实体”，字面上理解，也就是真实地存在于各种样式之的本体。为了这个术语的真实含义，人们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写了大量的著作进行争论。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无法澄清这个问题也不必沮丧。首先，我们不要错误地以为实体就是构成物体的实际材料，比如认为木头是构成椅子的实体。当我们说“他这番话的实质”时，就接近斯宾诺莎的意思了。斯宾诺莎从经院哲学家那里借用了这个词，它原本是从希腊文“ousia”一词翻译过来的。在希腊文中它指的是内部的存在或本质。因此实体就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其他一切只不过是它的形式。斯宾诺莎在这里把世界分为实体和样式，而在《知性改进论》中，则把世界分为由规律和固定关系构成的永恒秩序和由不断生灭的事物组成的瞬间秩序。比较一下这两种区分，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实体就是永恒秩序。我们暂且将永恒秩序当作实体的一个要素，这样，永恒的秩序也可看成是存在的结构，它是一切事物或事件的基础，并构成了世界的本质。
　　但是，他又把实体等同于自然或者上帝。这里说的自然，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主动的，充满活力的过程，斯宾诺莎称之为“生生不息的自然”；另一种是构成自然的材料，如树木、风雨、山川、田野等种种外在形式。斯宾诺莎所说的实体与自然或上帝等同，指的是前者，也就是创造性的自然，而不是被动的物质的自然。
　　实体其实是形式而非内容。斯宾诺莎书信中的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我关于上帝和自然的观点，与后期基督徒们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我认为上帝是一切事物内在的，而非外部的原因。我认为，一切都在上帝之中存在和运动。我的观点和使徒保罗是相同的，也许还和每一位先哲相同，虽然在阐述方式上不尽一致。我甚至敢说，古代希伯来人就持有我这种观点，如果我们从某些传说中仔细推理一番，就能看到这一点。但是，传统已经被歪曲了。有些人认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上帝与自然的统一，但他们所指的自然是有形的物质，这就完全错了，我的本意绝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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