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当所有这些反应经医生的精辟解释而接近意识水平的时候，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对医生的精采分析爆发公开的愤怒。他可能一阵冲动想要砸烂办公室里的某样东西，或厉声地对医生恶语中伤。在某些问题得以澄清以后，他会立刻指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甚至即使他有了相当可观的好转，而且理智上也承认这一事实，他在感情上也仍然拒绝表示任何感激。当然，在这种不知感激的现象中还包含着别的心理因素，例如害怕欠别人的情，害怕承担偿还别人恩惠的义务；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却往往是这种由于不得不把某件事归功于某人，而在神经症病人心中产生的屈辱感。
　　伴随着这种挫败他人的冲动，往往可能产生极大的焦虑；因为神经症病人会下意识地假定他人也象自己一样，在遭到挫败后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并产生报复心。因此，他总是因为对他人的伤害而焦虑不安，并且竭力不使自己意识到自己这种挫败他人的倾向，并始终相信和坚持这一切事实上乃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神经症病人有强烈的诋毁他人的倾向，他就很难形成任何积极的、正面的意见，就很难采取任何积极的、肯定的立场并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即使他有可能提出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最终都会因他人提出的最微不足道的批评而烟消云散，因为只要一点点小事，就完全足以激发起他的诋毁冲动。
　　所有这些包含在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中的破坏性冲动，都可以进入到竞争行为中来。在我们文化中所发生的一般性竞争气氛中，甚至正常人也很可能表现出这些倾向；但是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些冲动本身却变得极其重要，尽管它们可能给他带来不利和痛苦。这种侮辱别人、剥削别人、欺骗别人的能力，对他说来已成为一种优越和胜利；而如果不能侮辱、剥削、欺骗别人，那就是一种失败。神经症病人因不能占别人便宜而产生的许多愤怒，都来源于这种失败感。
　　如果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弥漫于整个社会，那就必然会给两性之间的关系造成损害，除非属于男人的生活领域与属于女人的生活领域被严格地加以分开。尽管如此，病态的竞争，由于其所具有的破坏性，却甚至可能比一般的竞争产生出更大的浩劫。
　　神经症病人挫败、制伏、侮辱对方的病态倾向，在恋爱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性关系成了制伏、贬低对方或被对方制伏、贬低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性质显然与性爱关系的本性全然相悖。这种情形往往发展为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的男人恋爱关系中的分裂：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可能仅仅为那些比他标准更低的女人所吸引，而对爱慕和崇拜他的女人却没有任何性欲。对这种人说来，性交不可分割地必然伴随着侮辱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面对他爱慕的女人或他可能爱慕的女性，他就会立刻压抑往自己的性欲。这种倾向往往可以追溯到他母亲身上。他曾经从母亲那儿感受到侮辱，他也希望对母亲回报以侮辱；但是出于恐惧，他又只能把这种冲动隐藏在一种夸张的忠诚后面。这种情形往往被说成是一种固定作用(fixation)。在往后的生活中，他通过把女人分为两种，而为自己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这样，他对他所爱的女人的潜在敌意，就表现为以实际行动来使她们感到灰心丧气。
　　这种类型的男人，一旦同一位身分或人品与他相当或者比他优越的女性发生关系，往往不是为她感到骄傲，而是隐隐地替她感到羞耻。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种反应而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他的自觉意识里，他并不认为女人一旦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就会失去其固有的价值。但他不知道：他这种通过性交来贬低女性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情感上，女性在发生性关系后对于他已变成一种可鄙的尤物。因此，他替她感到羞耻，这乃是一种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反应。同样，女性也可能为自己的情人产生一种非理性的羞耻感，表现为不希望被人看见他俩在一起，或对他的美好品质熟视无睹。因此，她对他的欣赏远不如他实际应得的欣赏。精神分析证实，女性也同样具有贬低对方的无意识倾向【朵连·菲根鲍姆在一篇论文中曾记录过这样一种病例。这篇论文将以“病态羞辱”为名，发表在《精神分析季刊》上，但他对这一病例所作的解释却不同于我的分析，因为他最后的结论，是把这种羞辱感追溯到阴茎羡慕；而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文献中所谓女性阉割倾向，所谓阴茎羡慕，大多数乃是由希望侮辱男性的潜在愿望造成的结果。】。通常，她对于女性也有同样的倾向，但由于某些个人因素，这些倾向却更多地集中在与男性的关系中。造成这一情形的个人因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对某个受父母宠爱的兄弟的仇恨，对软弱无能的父亲的轻蔑，坚信自己缺乏魅力并因而事先认定自己必然受到男人的拒绝或冷落。同时，她也可能出于对其他女性的极大恐惧，而不敢表现出自己这种对她们的侮辱倾向。
　　女性和男性都同样可能充分意识到自己一心一意要制伏和侮辱异性。一个少女可以抱着这样一种坦率的动机，即要置某个男人于她的股掌之中，而开始与男人谈恋爱。她也可能故意挑逗男性，而一当对方产生了爱情，就立刻弃之不顾。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种侮辱他人的欲望却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以种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它可能表现为老是嘲笑男人的追求；此外，它也可能表现为性冷淡，以此来向男人表明，他不可能使她满足，从而成功地侮辱了对方──尤其在对方本来就对女性的侮辱怀有病态恐惧的情形下就更是如此。与此相反的现象也往往见之于同一个人身上，即因为性关系而感到自己受了利用，受到侮辱和贬低。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感到性关系对自己是一种侮辱乃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关系合法化和合乎冷冰冰的礼节时，这种感觉才会被冲淡。最近30年来，这种文化影响已经越来越弱，但仍然足以使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自己的尊严。这种影响，也同样可以导致性冷淡，或导致完全避免与男性接触，不管她内心是多么渴望与男性接触。这种女性可能通过受虐淫幻想或性变态，从这种态度中得到一种继发性满足。但这样一来，她就会因为预先想到他人的侮辱，而对男人产生一种巨大的敌意。
　　一个深恐自己缺乏男性气概的男子，往往很容易怀疑自己之所以得到女性的爱，仅仅是因为这女人需要获得性的满足，即使哪怕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女人是真诚地喜欢他也是枉然。因此，他可能因为自己这种被人利用的感觉而对女人产生憎恨。此外，一个男人也可能把女性对他的爱抚缺乏反应，视为一种不可忍受的屈辱，因而老是怕对方得不到满足。在他自己看来，这种极大的关注显得是一种温柔体贴；然而，在其它方面，他却可能十分粗暴，丝毫也不懂得体贴。这就表明：他对女性是否得到满足的关心，只是他自己为避免感到屈辱的一种保护手段。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可以用来掩盖这种侮辱和挫败他人的冲动。一种是借崇拜赞美来掩盖，另一种是通过怀疑使这种冲动理智化。当然，怀疑也可能真实地表达了理智上存在着的不同意见。只有确实能够排除这种真正的怀疑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在怀疑的背后去寻找隐藏着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隐藏得并不深，以致只要简单地质问这种怀疑的根据何在，就可以导致焦虑的发作。我的一位病人每次就诊都要对我进行粗鲁的侮辱，尽管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后，当我直接询问他是否真正相信他对我能力的怀疑时，他便立刻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变得坐立不安。
　　当这种侮辱和挫败他人的冲动被一种崇拜态度掩盖起来后，其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那些在内心深处隐秘地渴望伤害和侮辱女性的男人，很可能在自己的自觉意识中把女性捧上天；而那些无意识中总是希望打败和侮辱男性的女人，则很可能沉溺于英雄崇拜。在神经症病人的英雄崇拜中，也象在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中一样，很可能有一种真正的价值感和伟大感。但神经症病人的英雄崇拜，其根本特征却在于它事实上乃是两种倾向的妥协：一种是对于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论其价值何在──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愿望；另一种则是用伪装来掩盖其对于成功者的破坏性愿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就可以根据这一点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婚姻冲突往往更多地涉及女性，因为男人往往有更多获得成功的外界刺激，他也更有获得外部成功的可能性。假定有这样一个具有英雄崇拜倾向的女人，她之所以嫁给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已经取得的成功或他未来可能的成功使她动心。那么，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妻子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分享了丈夫的成功，所以只要这种成功能够继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某种满足。但另一方面，她却处在一种冲突的情境中：她因为丈夫的成功而爱他，与此同时，她又因为他的成功而恨他。她想破坏他的成功，但她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另一方面，她又希望通过参与其中而想象性地分享这一成功。这种妻子，可能以大肆挥霍来威胁丈夫的财产安全，可能以无休无止的争吵来破坏丈夫精神上的平衡，可能以阴险狡猾的侮辱毁谤来破坏丈夫的自信心，从而显露出她希望破坏丈夫成功的隐秘愿望。她这种破坏性愿望也可以表现为无情地驱使他拼命向前，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丝毫不考虑丈夫本人的利益。这种仇恨心理，一当出现任何失败的迹象，就有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当丈夫取得成功的时候，她在各方面都始终显得是一个挚爱的妻子，现在，她却可能转而反对她的丈夫而不是给他以帮助和鼓励。因为，在能够分享丈夫成功果实时掩盖起来了的复仇心理，一旦面对丈夫失败的迹象，就会公开表现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活动，都可能在爱的伪装和崇拜的伪装下进行。
　　另一个熟悉的例子，也可以引用来说明：爱是怎样被用来补偿来源于野心的破坏性冲动的。一个素来独立性很强、精明能干、事业成功的女人，在结婚之后，竟不仅放弃了她的工作，而且逐渐形成一种依赖心理，以致似乎完全放弃了他过去的野心──所有这一切变化，不妨用“变成了真正的女人”来形容。她的丈夫为此感到失望，因为他原来希望找一个出色的伴侣，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并不与自己合作，而只是把自己放在丈夫的羽翼之下。发生这种变化的女人往往对自己的潜在能力有一种病态的担心。她隐隐地感觉到：嫁给一个事业上成功的男人，或至少嫁给一个具有成功希望的男人，对于实现自己的野心或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安全，要比个人奋斗更为可靠。如果仅此而已，这种情形倒还不至于产生精神障碍，甚至还可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效果。然而，神经症病人却往往在内心深处，拒绝放弃自己的野心并对丈夫充满敌意，而且往往根据“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病态原则，坠入到虚无感中，最终成为一个虽生犹死、可有可无的人物。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这种反应之所以更常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其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找到，这种文化背景把成功视为男人的领域。但是，这种反应并非女性天生固有的素质；因为，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巧比自己的丈夫更聪明，更强壮，更成功，那么男人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由于我们的文化坚信除了爱情之外，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优越，这种态度在男人身上就较少采取崇拜的伪装，而往往比较公开地表现出来，并对女人的兴趣、事业和工作造成直接的破坏。
　　这种竞争精神不仅会影响男女之间已有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到伴侣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从神经症病人身上看到的，不过是更加明显的画面而已；而这在一种具有竞争精神的文化中，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对终生伴侣的选择往往要根据对名望和财富的追求来决定，也就是说，要受爱情领域之外的动机支配。只不过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种外在因素的决定和支配往往更加强大，更压倒一切──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于统治驾驭他人，对于名望和财富的追求，比一般人更具强迫性，更缺少灵活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过分恶化而不能进行充分而适当的选择。
　　破坏性竞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剧同性恋倾向：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冲动，使人完全不与异性接触，以避免与同等的对手进行性竞争；其次，由于它导致的焦虑需要获得安全感──而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需要和对爱的需要，往往是紧紧抓住同性伴侣不放的主要原因。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如果病人和医生都是同一性别的人，则往往可以观察到破坏性竞争、焦虑与同性恋倾向之间存在的联系。这种病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一味夸耀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医生表示轻蔑。一开始，他这样做还采取了伪装的面目，以致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接下去他就会发现他这种态度，但这种态度仍然与他的情感相分裂，他仍然意识不到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情感在后面推动它。这之后，当他逐渐开始感觉到他的敌意对医生的冲撞，并与此同时开始逐渐感到不自在并伴随着焦虑、心悸和烦躁不安的时候，他突然梦见医生拥抱他，并开始产生与医生亲密接触的幻想和愿望，从而表明了他需要缓和他的焦虑。这一连串反应可能多次反复出现，直到病人最后能够如实正视他自己的病态竞争心理为止。
　　总之，爱或崇拜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被用来作为对挫败他人冲动的一种补偿。这就是：不使这种破坏性冲动被自己意识到；通过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造成一段不可追赶的距离，从而完全消除竞争；分享成功的滋味，或者参与到成功之中；安抚竞争对手以便躲避对方的报复。
　　关于病态竞争对两性关系的影响，以上这些讨论虽然还远不足以穷尽一切，但已足以表明，它是如何导致两性之间关系的损害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这种使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竞争，同时又正是焦虑的来源并因而使人更加渴望和谐的两性关系，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由于神经症病人的竞争心理所具有的破坏性质，它必然会在神经症病人身上产生大量的焦虑，从而导致逃避竞争。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来自何处？
　　不信理解，其中的一个来源，乃是害怕对野心的冷酷无情的追求会遭到他人的同样报复。一个人如果在他人取得成功或希望取得成功时，就将他们踩在脚下，对他们加以侮辱和打击，那么他肯定会害怕他人以牙还牙，怀着同情强烈的愿望来打败自己。但是这种对报复的恐惧，尽管威胁着每一个靠牺牲他人利益而获得成功的人，却并不是使神经症病人的焦虑日益加剧从而使其产生对竞争的抑制的全部原因。
　　经验表明：仅仅是对报复的恐惧，并不一定导致抑制作用。相反，它只可能使人怀着想象的或真实的嫉妒、敌意和竞争心理，对他人加以冷酷的算计；或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以防止被他人打败。一定类型的成功者往往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这就是获得权力或财富。但如果拿这种人格的结构与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也并不想得到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别人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某种帮助还是某种慷慨。他深信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人的忠言，仅仅是因为这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用。为爱而爱对于他毫无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防卫措施都仅仅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向前，这就是获得权力、名望和财富。即使是一个由于内心的冲突，才被迫成为这种行为类型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这种追求，他也并不会形成神经症病人通常所具有的那些病态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不可战胜。
　　然而，神经症病人却会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一方面，他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病人内心的一个关键性冲突。神经症病人何以会变得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他何以不愿意承认这些野心和要求，又为什么会阻止或完全逃避这些野心和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之所以会限制自己的竞争心，其原因并不在于他有一个特别严厉的“超我”──这个超我不允许他的攻击倾向过分强大；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具有两种两样不可抗拒的需要──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渴望。
　　这种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尽管如此，这种压力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通常，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获得一种解决，一种是使支配欲和因支配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怨恨合理化；另一种则是限制自己的野心。关于他如何使自己的攻击需要合理化，我们不妨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的性质和特征，与我们在讨论神经症病人获得爱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使这些方式合理化时所发现的那些性质和特征完全一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合理化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的目的在于使这些要求变得无可非议，从而使它们不致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说在一场竞争中他贬低了他人，侮辱了他人或者打击了他人，那么他自己倒是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那么他自己相信而且企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比其它任何行为都更厉害地使一种狡猾而隐秘的不真诚渗透到一个人的人格中，哪怕这个人基本上还算诚实也是如此。同样，它也解释了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一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或甚至是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往往被混同于“自恋”倾向。然而事实上，它却与任何形式的自恋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鸣得意和自我欣赏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只是不断地、不顾一切地需要显得正当合理。换句话说，这乃是一种防御态度，它来自迫切需要解决某种问题的内在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归根结底乃是由焦虑产生的。
　　对这种合理化需要的观察，很可能作为因素之一，启发了弗洛伊德形成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一思想；而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反应中，往往以破坏性冲动屈服于这一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因此，这种合理化的需要，还有对我们的解释极富于启发性的一面。除了作为一种应付他人的策略手段而不可缺少外，这种合理化的需要，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同样也是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它可以使自己在自己心目中显得正当合理，无可指责。在讨论犯罪感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时，我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包含在病态竞争中的焦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乃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成功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一部分是出于对侮辱的恐惧。任何失败都可能成为一场灾难。一个女孩子倘若在学校里没有学好自己希望学到的某种知识，她就不仅会感到极其羞愧，而且还会感到班上的其他女孩子都会瞧不起她并共同反对她。这种反应会给她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她会不断地把任何事情都看作是失败；而事实上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失败，或最多也只是无关紧要的失败──例如未得到全班最高分，在一场考试中的某一局部失误，在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未取得巨大的成功，未能口若悬河、谈吐惊人等。总之，她将任何不符合其过高期望的事情都看作是失败。而任何形式的冷落──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病人往往会怀着强烈的敌意对此作出反应──都同样会被视为一种失败，并因而被视为一种屈辱。
　　神经症病人的这种恐惧，可能会因为担心他人在知道了他冷酷无情的野心后，对他失败幸灾乐祸而大大加剧。比失败本身更令他害怕，乃是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显示了自己正在与他人竞争，显示了他确实希望获得成功并已经为此作出了努力，然后遭到了失败。他觉得单纯的失败还可以被人们原谅，甚至还可能唤起他人的同情而不是敌意；然而一旦他表现出对成功有兴趣，他就会被一大群迫害他的敌人所包围。这些人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一旦他有任何虚弱或失败的迹象，他们就会猛扑上来吞噬他。
　　由此而产生的态度，随恐惧的内容之不同而不同。如果其内容偏重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努力，甚至不顾一切地企图避免失败。每当面临对他的力量和能力的严峻考验，例如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他就会产生尖锐的焦虑。但如果恐惧的内容偏重于害怕他人发现自己的野心，其结果就会恰恰相反。这时候他所感受到的焦虑，就会使他显得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任何事情都不作努力。这两种情形的对比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显示出这两种归根结底是同出一辙的恐惧，是如何可以产生出两组完全不同的特征的。一个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人，会通宵达旦地拼命苦读以迎接考试；而一个符合于第二种模式的人，则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干，而且很可能会故意引人注目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其它嗜好，以此向世人表明，他对功课完全不感兴趣。
　　神经症病人往往意识不到他自己的焦虑，而仅仅意识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例如，他可能无法集中精力专心工作；他也可能出现多疑症病人的恐惧，例如担心体力活动会使他发作心脏病，害怕过度的脑力劳动会使他神经崩溃等；他也可能在任何活动之后变得精疲力竭──一旦某种活动中包含着潜在的焦虑，它就很可能使人容易疲劳──并以此证明活动和努力对他的健康有害而必须加以避免。
　　在他退出竞争，不作任何努力的过程中，他很可能使自己沉溺在各种各样的消遣活动中──从玩单人纸牌一直到聚会聊天，他也可能采取一种姿态使自己显得十分疲沓懒散。一个女性神经症病人可能故意衣冠不整，宁可给人以不事打扮的印象，也不愿给人以故意打扮的印象，因为她觉得故意打扮得漂亮只会使她遭到他人的嘲笑。一个容貌出众，十分漂亮的姑娘，却自认为十分土气、寒伧，往往不敢在大庭广众中涂脂抹粉，因为她总认为别人会这样想：“多么可笑的丑小鸭，居然企图使自己显得有魅力！”
　　因此神经症病人往往认为最后还是不要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样更加安全。他的格言是：“安份守己、谦虚谨慎，最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象维布伦(Veblen)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引入注目──例如引人注目的悠闲安适，引人注目的挥霍铺张──在竞争中往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应的，逃避竞争也必然会注重和突出其反面，即尽量避免引入注目。这意味着坚持传统观念和习俗标准，不要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不要显得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征，它就会使人不敢冒任何风险。不用说，这种倾向必然会导致生活的贫乏和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十分有利，否则任何幸福、任何成就的获得，都必然包含着冒险和努力奋斗。
　　到此为止，我们已讨论了对可能遭到的失败的恐惧，但这仅仅是病态竞争所伴随的焦虑的一种表现。这种焦虑同样也可能表现为对成功的恐惧。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焦虑在这样大的程度上涉及对他人的敌意，以致他们竟害怕成功，即使他们对成功有充分的把握。
　　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来源于害怕遭到他人的嫉妒并因而失去他人的爱。有时候这是一种自觉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很有天赋和才华的作家，由于其母亲也开始开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她因此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当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间歇，她又忧心忡忡，犹豫迟疑地重新开始写作时，她害怕的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这个女病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极端恐惧他人会对她做的每一件事产生嫉妒；因此，她把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尽量讨好他人，以期赢得他人喜爱。这种恐惧同样也可能仅仅表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心，担心一旦自己有所成就，就必然会失去所有的朋友。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经症病人在这种恐惧中更多意识到的却不是这种恐惧本身，而是由此而导致的种种抑制。例如，这种人在打网球的时候，每当接近胜利就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使他不能赢得胜利。或者，他可能忘记去赴一个对他的未来十分重要的约会。如果在一次讨论或一场谈话中，他有十分中肯而有益的意见，那么他可能用很低的声音，或用极其简略的方式把这意见表达出来，以致竟没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未能引起应有的轰动。他往往让人代替他去宣布或发表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他发现，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侃侃而谈，思路敏捷，口齿伶俐；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总是显得那么笨拙和迟钝。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演奏某种乐器得心应手，一副大师风度；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却显得笨手笨脚，宛如初出茅庐。尽管他对这种不稳定状态感到十分困惑和奇怪，他却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状态。只有当他终于能够洞察他这种逃避倾向时，他才会发现：一旦同一个不如他本人聪明的人交谈，他就会不知不觉地、强迫性地表现得比对方更为笨拙和迟钝；一旦和一个拙劣的乐师一起演奏，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迫演奏得更坏。而这都是由于害怕一旦优越于他人，就会侮辱和伤害他人的缘故。
　　最后，如果他确实取得了成功，那么他不仅不可能享受成功的乐趣，甚至还会觉得这仿佛并不是他自己的经历。他也可能尽量冲淡和贬低这种成功，把它归功于某种幸运的环境或机遇，归功于某些无足轻重的外来刺激和外来帮助。在取得成功之后，他很可能感到十分抑郁，部分是由于这种恐惧，部分是由于一种潜在的失望，即实际的成功往往远不如他心中暗自期望的那样巨大。
　　这样，神经症病人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来自想要超人一等的、名利前茅的、狂热而又不可抗拒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来自一旦开端良好、进展顺利就必然要起而阻止自己的巨大强迫性。如果他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情，第么第二次他就注定要把这件事做得一塌糊涂；如果这堂课学得很好，那么下堂课就一定学得糟糕；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取得了一点进展，紧接着的必然是故态复萌；今天给人印象很好，明天给人的印象则必然十分恶劣。这一连串的反复不断发生，从而使他感到他是在毫无希望地同种种强大的怪癖作斗争。他就象珀涅罗珀一样，每天晚上把自己白天织成的锦锻重新拆散。
　　因此在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可能发生抑制作用。神经症病人可能完全压抑住他自己野心勃勃的愿望，以致竟完全不愿做任何一种工作；他可能希望做某些事情，但却不能集中精力完成这一任务；他也可能工作得十分出色，但却避而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成功；最后，他甚至可能虽然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但却不可能欣赏这一成就，甚至感觉不到这一成就。
　　在以此逃避竞争的这许多方式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或许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同真实的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之间，创造出一种不可超越的距离，以使一切竞争显得荒谬可笑，从而在意识中消灭竞争心理。要造成这一距离，可以通过把他人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位上，也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比低下的地位，从而使一切竞争的念头和竞争的企图都显得荒唐可笑和根本不可能实现。后一过程，正是我将要加以讨论的“自贱作用”(belittliing)。
　　自轻自贱、自我贬低可以是一种自觉的策略，仅仅由于权宜之计而加以使用。如果一位大画家的徒弟画出了一幅出色的画，而又有理由担心他老师的嫉妒，那么，他可能会贬低他的作品以缓和他老师的嫉妒。然而，神经症病人对自己低估自己的倾向，却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感觉。即使他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也会认真地相信，别人会比他做得更好，他的成功不过是一种偶然的碰巧，他很可能再也无法做得这么好。即使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他仍然可能鸡蛋里挑骨头，例如认为自己工作得太慢等，以此来贬低自己的整个成就。一位科学家可能会对他自己领域中的问题感到茫然无知，以致他的朋友不得不提醒他，他本人曾对这些问题有过自己的专著。当有人向他提出一个愚不可及或根本不能解答的问题时，他往往倾向于感到这是他本人的愚蠢。当读到一本隐隐约约觉得不能同意的书时，他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对它审思一番，而是倾向于据此推论，他本人竟愚蠢得不能读懂这本书。他甚至还可能抱着这样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已设法对自己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和客观的态度。
　　这种人不仅会只看到他这些自卑感的表面价值，他还会始终坚持其正确性。尽管他会因这些自卑感而产生抱怨和痛苦，他却远不能接受任何证据以打消这些自卑感。如果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人，他就会坚持说：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他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假象。在此之前我曾提到过的那个女孩子，她在体验到她哥哥的侮辱后，在学校里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野心。然而，尽管她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并被大家公认为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但在自己心目中，她却仍然坚信他十分愚蠢笨拙。尽管一个女人照一照镜子，或感觉到男人们在注意她，就可以使她相信自己有一定魅力，但这样的女人却可能死死地抱住这样一个信念，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吸引力。有些人在40岁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太年轻，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担任领导工作；而过了40岁以后，他又转而感到自己已经太老，再也不能提出新的见解或担任领导工作。有位著名的学者曾为自己不断地赢得尊敬而感到惊奇，因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始终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庸才。别人的称赞和恭维在他看来不过是内容空洞的谄媚，或者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以致于引起了他的愤怒。
　　这种现象，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得到。它表明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今日最普遍之邪恶的自卑感，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他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在自己心目中贬低自己，借此使自己显得低人一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于是与竞争心理相关的焦虑就可以得到缓和。【戴·赫·劳伦斯在他的小说《虹》中，对这一反应有过动人的描写：“这种奇怪的残酷感和丑陋感总是近在眼前，随时准备跳出来抓住她；这些庸众怀着强烈的嫉妒心等候在一旁，因为她与众不同的感觉，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最深刻的影响。无论她在哪里，在学校，在朋友中间，在大街上，在火车上，她都本能地贬低自己，缩小自己，假装比自己的实际状况更不如，因为她害怕她自己未被发现的小我会被人看出来，会遭到庸众，遭到自己平常的大我的残酷仇恨和猛烈攻击。”】
　　顺便说一句，我们不应忽视，自卑感有可能实际消弱和降低一个人的地位，因为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往往会损伤一个人的自信心。一定程度的自信心，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不管这所谓的成就是指不按标准食谱调拌色拉，是指推销商品，是指捍卫自己的观点，还是给他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具有强烈自卑倾向的人，有可能在梦中梦见他的竞争对手超过了自己，或梦见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上。由于在下意识中，他无疑是希望自己战胜对手的，所以这些梦有可能显得不符合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见解。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见解。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缓和这些焦虑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说来，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我的一个病人计划在她接受治疗期间要作一次演讲，因为那时候她正不顾一切地想要打败我。但她却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作一次十分成功的演讲，而她却坐在听众席上，谦卑地对我怀着崇拜之情。同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教师，也梦见自己的学生成了老师，而自己却不能完成他布置的作业。
　　自我贬低被用来控制野心的程度，同样也见之于这一事实，这就是，遭到贬低的能力往往正是个人最强烈渴望超越他人的那种能力。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是在知识上优越于他人，那么智力和才华就是他实现这种野心的工具，因而必然会受到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爱欲的性质，那么容貌和魅力就是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并因而会遭到贬低。这种联系是如此常见，以致我们根据自我贬低倾向凝聚在哪一点上，就可以猜测出一个人的最大野心是什么。
　　到此为止，这种自卑感与事实上的缺陷并无任何关系，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逃避竞争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讨论的。但是，难道它们真的与实际存在的缺陷，与对实际缺陷的认识毫无关系吗？事实上，这些自卑感乃是实际的缺陷和想象的缺陷两者共同的结果；它们是由焦虑发动的自我贬低倾向和对实际存在的缺陷的认识──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正象我多次强调过的那样，我们最终是无法欺骗和愚弄我们自己的，尽管我们可以成功地把某种冲动关闭在意识的大门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具有我们讨论过的这种性格倾向的神经症病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是知道自己具有必须加以隐藏的反社会倾向的。他知道自己的态度远远谈不上真诚，知道自己的伪装完全不同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暗流。他能够隐隐意识到所有这些表里不一，乃是产生其自卑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绝不会明确地承认这些表里不一的现象来自何处──因为它们发源于被压抑的驱力。由于不知道这些自卑感的来源，他对自己所作的解释，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解释，而只能是一种使之合理化的努力。
　　他之所以感到他的自卑感直接地表现了一种实际存在的缺陷，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于他在自己野心的基础上，已经对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建立起种种幻想，所以他不可能不拿自己的实际成就与自己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完人的幻想作比较。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他的实际行为和实际能力显得低劣。
　　所有这些逃避倾向的全部结果，乃是神经症病人遭到真正的失败，或至少是不能达到按他的天赋、才华和机会所应该达到的高度。那些与他同时起步的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有了更好的职业，更大的成就。这种落后的局面并不仅仅指外在的成就。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会越来越感觉到在自己的潜能和成就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尖锐地感觉到，不管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是什么，它们都将被白白地浪费掉；他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发展受到了阻碍，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成熟【荣格曾明确地指出过，人在40岁左右其人格的发展出现障碍，但他并没有发现导致这一情形的种种条件，并因而未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他对意识到这种表里不一的差距所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并不带有受虐狂的性质，而是一种实实在在、恰如其分的不满足。
　　正象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潜能和成就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然而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形成的这一差距，作为神经症的可靠标志和根本特征，却是由他内心的冲突造成的。他在实际生活中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在潜能和成就之间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差距，不可避免地会更大地加强他已有的自卑感。因此他不仅相信自己达不到他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且事实上的确比他可能成为的人更加低能。这样，人格发展所受到的不良影响，由于使自卑感有了现实的基础，因而变得更加巨大。
　　与此同时，我所提到过的另一差距，即高涨的野心和与之相比显得贫乏而可怜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如此难以忍受并因而需要一种补救。这样，幻想就应运而生，变成了这种补救。在这种情形下，神经症病人越来越用夸张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可以获得的目标。这些夸张的幻想对他具有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遮盖了他那种难以忍受的虚无感；它们既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又不需要进入任何竞争，因而也就不会招来失败或成功的危险；它们使他远离任何实际的可以实现的目标，从而建立起一种自大的妄想。正是这种毫无出路的价值，使这些夸张的幻想成为危险的幻想，因为与勇往直前的笔直大道相比，这种毫无出路的死胡同，对于神经症病人显然有某些明确的利益。
　　神经症病人的这些自大幻想，应该与正常人的自大幻想和精神病病人的自大幻想区分开。有时候，甚至正常人也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因而赋予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过分的、不适当的重要性，沉浸在幻想将来如何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之中；但这些幻想始终是点缀性的，他并不会对它过于认真。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夸大妄想，则又是另一个极端。他深信自己是一位天才，是日本天皇，是拿破仑，是耶稣，并且本能地拒绝一切对这种妄想不利的现实证据；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局外人的提醒，拒不承认他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看门人，是收容所里的病人，是他人轻视和嘲笑的对象。即便他最终意识到这种分裂和脱节，他也会按对他的自大妄想有利的方式作出决定，他会认为：别人绝不比他更聪明，他们不过是为了伤害他而故意对他加以轻视和侮辱。
　　神经症病人可以说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他这种夸张了的自我评价，他对此作出的自觉反应，就更接近于正常人的反应。如果在梦中，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王室成员的面目出现，他会认为这些梦十分有趣和可笑。但是，尽管在自觉意识中他会把这些夸张的幻想视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幻想，但在情感上，这些幻想对于他，却有与精神病患者类似的现实价值。在这两种病例中，原因都只有一个，这就是：这些夸大的幻想具有重要的功能。不管是多么脆弱和不稳固，它们却是神经症病人的自尊心赖以支撑的台柱。正因为如此，所以神经症病人始终抓住这些幻想不放。
　　潜伏在这种功能中的危险，一旦在病人的自尊心遭到打击时，就会显露出来。这时候，随着这一支柱的崩溃，他就会从半空中跌下来，从此一蹶不振。例如，一个本来有充分理由相信别人爱她的姑娘，有一天却突然意识到，那个男子在是否与她结婚的问题上正犹豫不决。在一次谈知中，他对她说：他觉得自己还太年轻，还太缺乏结婚的准备和足够的经验，他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在把自己束缚于婚姻关系之前，更多地接触一些别的姑娘。她经受不住这一打击，变得消沉抑郁，开始感到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对失败产生了极大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希望远离一切，既不愿见人也不愿工作。这种恐惧是如此强大，以致即使是令人振奋的事件，例如那个小伙子后来又决定愿意和她结婚，以及由于对她的能力表示高度的赞赏而给她一个更好的工作，都不足以使她感到安全。
　　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自然会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在他最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同时，他又会惊奇于别人居然认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觉得自己十分可怜、十分低贱的同时，他又会因为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而感到愤怒。他的这种敏感，可以比之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接触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到伤害、蔑视、冷落、渺小，并相应地报之以复仇般的憎恨心理。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恶性循环”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这些夸大的幻想显然具有某种安慰价值，并且以想象的方式给人以某种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们却不仅强化了逃避倾向，同时还以敏感为中介，产生出更大的愤怒，并因而产生出更大的焦虑。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严重的神经症，但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它们也同样见之于不那么严重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就是病人本人也往往难以察觉这种情形。然而另一方面，只要神经症病人能够从事某种建设性的工作，就可以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会日益增长，因而他那些夸张的幻想就再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由于神经症病人往往缺乏成就，他在事业、婚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一切方面都往往落后于他人，遂使他更加嫉妒他人并因而强化了由其它途径形成的嫉妒倾向。当然，有许多因素可以使他压抑自己的嫉妒倾向，例如性格中固有的高贵感，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没有权力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或仅仅因为不能发现自己确实不幸福。但这种嫉妒倾向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可能投射到他人身上，因而产生一种有时近乎偏执狂似的恐惧，害怕他人会在一切事情上嫉妒自己。这处焦虑是如此强大，以致他总是感到不舒服，即使他遇到某些好事，例如新的工作、对自己的恭维、幸运的收获、交桃花运等，也同样如此。所以这种焦虑很可能极大地强化他的逃避倾向，使他不打算拥有任何事物，不打算取得任何成功。
　　撇开一切细节，由神经症病人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轮廓可大致表示如下：焦虑、敌意、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对权力或其它类似事物的追求->敌意和焦虑的增加->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由此而导致的失败和在潜能与成就之间出现的差距->过分高涨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心）->不断增多的自大幻想（伴随着对嫉妒的恐惧）->越来越敏感（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越来越多的敌意和焦虑，由此而重新开始下一轮循环。
　　然而，为了充分理解嫉妒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我们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考察。神经症病人──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仅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自己还看不到有任何机会可以逃避这种不幸。他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被局外旁观者说成是一种恶性循环；在神经症患者本人看来，却是陷身于天罗地网中的一种绝望挣扎。正象我的一位病人所形容的那样，他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有许多门的地下室里，但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能是把他引入新的黑暗；而他自始至终都意识到此刻他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不认识到神经症中包含着这种令人瘫痪无力的绝望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这些神经症患者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这种恼怒，然而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却用无可奈何的放弃或一种表面上的乐观主义深深地掩盖了这种恼怒。因此，我们可能很难发现，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后面，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感到自己已被永远排除在一切使生活值得一过的欢乐和享受之外；他意识到即使他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它。我们一旦发现了所有这些绝望感的存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些看不去显得如此富于攻击性，如此卑鄙无耻，如此难于以某种特殊情境为之解释的行为。一个象这样完全被关闭在幸福的大门大外，不可能获得任何欢乐的人，他要是不对那不属于他的世界充满仇恨，那他倒真的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天使了。
　　现在回到嫉妒的问题上。这种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绝望感，乃是嫉妒借以不断发生的基础。它主要并不是对某一特殊事物的嫉妒，而是尼采所说的生存嫉妒，即对每一个感到更安全、更平衡、更幸福、更坦率、更自信的人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嫉妒。
　　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形成了这种绝望感，那么，无论这种绝望感是接近于意识还是远离于意识，他都会试图对它加以解释。他并不象精神分析医生那样，把它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过程的结果，而是认为它不是由他人引起，就是由自己引起。他往往会同时责备自己与别人，尽管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种原因中只有一种处在明显的位置。一旦他把这种责备加诸他人，他就会产生一种怨恨和控拆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一般地指向命运，也可能指向环境，指向某些具体的人──父母、老师、丈夫、医生。正象我反复指出过的那样，对他人的病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神经症病人的思想就好象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由于你们大家对我的痛苦负有责任，因此你们有义务帮助我，而我也有权利期待你们的帮助。”一旦他开始在自己心中寻找邪恶的根源，他就会感到他的痛苦是罪有应得。
　　当说到神经症病人有把谴责加诸他人的倾向时，很可能引起一种误会。这听起来就象是说他对他人的谴责和控拆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他确实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在童年时代。但是，在他的谴责中同样存在着病态的因素，这就是：它们往往取代了朝着积极的目标作建设性的努力，而且往往是盲目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例如，它们可能指向那些希望对他有所帮助的人；与此同时，对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他又可能完全感觉不到或完全无法表示其正当的谴责。
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
　　在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犯罪感似乎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犯罪感公开而大量地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神经症中，它们虽然被上了更多的伪装，其存在却仍可以通过行为、态度、思维方式和反应方式透露出来。这里，我将首先以概括描述的方式，讨论标志着犯罪感存在的种种外在表现。
　　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它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等。这种人往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犯罪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为我所做的某件事来找我算帐的。如果朋友很久不上门或很久不写信来，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总是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情，明显地对不起他，他也仍然会想方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任何利益冲突，他都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在这些潜伏的、随时准备爬上心头的犯罪感和那些显现在抑郁状况中的、被解释为无意识的犯罪感之间，只有一条变动不定的界限。后者往往采取自责的形式，而这些自责又往往具有幻想的性质，或至少具有极大的夸张性质。神经症病人始终不懈地努力使其在自己眼中和他人眼中显得正当合理，特别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策略价值尚未被清楚认识到的时候，也同样揭示出了这些必须被搁置起来的、游离的犯罪感的存在。
　　神经症病人对别人反感自己的强烈恐惧，以及对别人发现自己内心隐秘的强烈恐惧，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模糊的犯罪感的存在。在他同精神分析医生进行的讨论中，他可以使自己的表现显得就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罪犯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以此使自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很难与医生合作。他可能把医生所作的每一种解释，都视为对他的谴责。例如，如果医生向他表示，在某种防御态度背后，存在着某种潜伏的焦虑，他就会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如果医生解释说，他不敢接近他人是害怕受到他人的冷落和拒绝，他就会接受这一责难，并且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设法使生活对他更轻松。对十全十美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的程度上，也来源于这种希望避免任何被人反感的需要。
　　最后，如果某种不利的事件发生，例如失去某种机遇或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明显地感到更轻松更自在。这种反应，以及有时候他似乎故意安排或导致不利的事件发生，如果仅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定，即认为神经症病人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些犯罪感。
　　这样，我们面前就好象有大量的证据，不仅可以证明神经症病人心中存在着特别尖锐的犯罪感，而且还可以证明这些犯罪感对神经症病人的人格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我们仍需要追问：神经症病人自觉意识到的这些犯罪感是否确实是真诚的？那些表明存在着无意识犯罪感的症状和态度，会不会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有许多理由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怀疑。
　　正象自卑感一样，犯罪感也根本不是什么不受欢迎的东西；神经症病人远不是急于要摆脱它们。事实上，他往往坚持自己有罪过，并且拼命抵抗一切企图开释他的努力。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他之所以顽固坚持其犯罪感，也象顽固坚持自卑感一样，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我们还应该记住另一条理由。真诚地对某件事感到悔恨和羞耻，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要向他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加痛苦。事实上，神经症病人由于害怕别人的反感，会比正常人更害怕这样做。然而，我们看到，他在表达我们称之为犯罪感的那种感受时，却显得十分欣然和爽快。
　　何况，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责，尽管往往被我们解释为标志着潜在的犯罪感，其特征却是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不仅在他那种特殊的自我谴责中，而且在他那种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仁慈、赞扬和成功的模糊感觉中，他都很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巨大的夸张一直到纯粹的幻想。
　　另一种情形也表明，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我谴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就是：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一钱不值。甚至就在他似乎被犯罪感所淹没的时候，如果别人真的对他这种自我谴责信以为真，他很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后面这种现象构成了最后一条理由。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谴责时，曾经指出过这一点，这就是神经症患者一方面表现出犯罪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随之而来的谦卑感和羞辱感。就在他宣布自己一钱不值的同时，却会强烈地要求别人对他关心体谅并崇拜赞赏，而且还会表示出明显地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批评。这种矛盾可能暴露得十分明显，例如，有一个女人对报纸上报导的每一桩罪行，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犯罪感，甚至把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都归咎于自己。但当她的姐姐只不过十分温和地责备她不该要求太多的关心体谅时，她却如此怒不可遏，以致竟当场昏倒在地。然而这种矛盾并不总是这样明显，它更多地是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神经症病人可能会把他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错误地当作是一种正常的自我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也可以被这样一种信念所掩盖，这就是：只要这种批评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它。但这一信念不过是一种掩护自己的屏障，而且与事实相矛盾。实际上，即使显然是善意的忠告，也可能引起他极大的愤怒，因为任何形式的忠告，都意味着批评他还不够十全十美。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和检验犯罪感的真实性，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那些看上去仿佛是犯罪感的现象，绝大部分乃是焦虑的表现或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畏惧神比畏惧人要更显得高尚；或者，用非宗教的话来说，出于良心的缘故而不做某事，比害怕遭到惩罚而不做某事，要显得更加高尚。许多丈夫声称自己之所以对妻子忠实是出于良心的缘故，实际上不过是害怕自己的妻子罢了。由于神经症中存在的大量焦虑，神经症患者往往比正常人更倾向于用犯罪感来掩盖自己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害怕那很可能发生的后果，而且还会用与实际情形极不相称的恐惧，预先想象到某些后果。这些预先想象所具有的性质，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夸大的想象，预感到某种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或抛弃；或者，他的恐惧也可能完全是模糊不清的。但不论其性质如何，他的这些恐惧全都集中在同一点上，而我们可以大致地把这称之为怕遭反感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已形成一种信念，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怕人发现隐秘的恐惧。
　　怕遭反感的恐惧在神经症中十分常见。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不管他表面上显得多么充满自信，对他人的意见是如何地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对被人反感，对被人批评和指控，对被人发现其隐秘都极其害怕和高度敏感。我已经指出过，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往往被理解为标志着潜在的犯罪感。换句话说，它往往被认为是犯罪感的结果。然而，批判性的观察却使这一结论变得可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对某些经验、某些想法往往感到难以启齿。例如，他们往往感到很难对医生谈论那些有关死亡愿望、手淫、乱伦愿望的经验和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经验和想法有极大的犯罪感，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此感到罪过。一旦他们获得了充分的信心来谈论这些问题，并发现这些经验和想法并没有遭到医生的反感，他们的所谓“犯罪感”也就立即消逝了。可见，他们之所以产生犯罪感是因为：由于焦虑的缘故，他们比一般人更相信和依赖于公众的意见，并因而天真地把公众意见错当做他们自己的判断。何况，尽管他们这种特殊的犯罪感，在他们公开地讲出了造成这些犯罪感的种种经验后已经完全消逝，但他怕被人反感的敏感程度却基本上毫无改变。这一现象，使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结论：犯罪感并不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结果。
　　由于对他人反感的恐惧在犯罪感的反展和对犯罪感的理解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对它的内涵加以讨论。
　　对遭人反感的过度恐惧，既可以盲目地针对一切人，也可以仅仅针对朋友，尽管神经症病人通常并不能正确地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这种恐惧还仅仅涉及外部世界，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它也始终仅仅关涉着他人的不同意见。但这种恐惧也可以内化，而越是发生这种内化，则来自外界的反感跟来自自我的反感相比，就越显得不重要。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有时候，它表现为不断地害怕得罪他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不敢拒绝别人的邀请，不敢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不敢表示任何愿望；唯恐不合习俗，违背了某些既定的标准，唯恐以任何方式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等。它也可以表现为不断地害怕别人了解自己，即使当他感到自己受人喜爱的时候，他也总是倾向于向后退缩，以免别人一旦了解自己而将自己遗弃。同样，它也可以表现为极不情愿让他人知道自己的任何私事，或对别人提出的任何有关自己的无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他总觉得别人问这些问题，是企图刺探他的私事。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使精神分析过程对医生说来十分困难，对病人说来十分痛苦。尽管对一个人的分析不同于对另一个人的分析，但所有这些分析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病人一方面渴望得到医生的帮助，希望获得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他又必然要反抗医生，把他视为最危险的侵略者。正是这种恐惧使病人表现得就象自己是个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象罪犯一样，他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否认自己的一切真实想法，并想方设法把医生引入歧途。
　　这种态度可以在梦中表现为被迫忏悔，而自己对这各忏悔却感到十分苦恼。我的一位病人，在我们就快要揭开他的某些压抑倾向的时候，做了一个在这方面极有意义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有一种不时在一个梦一般的小岛上寻求庇护的习惯。这孩子成了岛上某个集体的成员，而统治这集体的法律，却严禁让外人知道这座小岛的存在，任何入侵者都将被处以死刑。有一个为这孩子敬爱的人（他以某种经过伪装的形式代表着精神分析医生），碰巧发现了通向岛上的道路。按照法律，他应该被处死。然而这孩子却能够救他，只要他发誓自己永不再返回岛上。这是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自始至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的内心冲突的艺术表现，这冲突反映了病人既喜爱又仇恨精神分析医生──因为他想侵入到那些隐秘的思想感情中──的矛盾心理，反映了病人既想用反抗来保护自己的隐秘，又希望放弃这些隐秘的矛盾心理。
　　如果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并非来源于犯罪感，那么人们一定会问，神经症病人为什么如此担心被人发现其隐秘和怕遭人反感呢？
　　引着怕遭反感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病人显示给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facace)，与隐藏在这面孔后面的所有一切受到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尽管神经症病人因为不能与自己成为一体，因为不得不始终保持所有这一切伪装而备受痛苦──他自己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保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保护他不受自己潜在的焦虑袭击的屏障。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必须加以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种“犯罪感”的消逝，并不能把他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还有更多的情形需要加以改变。说得简单一点，正是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毋宁说，正是他人格中病态的那一部分的不真诚，造成了他对遭人反感的恐惧；而他之所以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隐秘，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真诚。
　　至于说到他这些隐秘的特殊内容，那么他首先想要隐藏的，乃是人们通常用攻击性这一术语所指称的那一切心理内容的总和。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仅仅包括他的反应性敌意，如愤怒、仇恨、嫉妒、侮辱他人的欲望，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还包括他对他人的一切隐秘要求。由于我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些要求，所以这里只需简单地说一下就够了，这就是他不想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或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相反，他内心深处始终坚持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管是通过支配、剥削他人的方式，还是通过温情、“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人们接触到他这些敌对反应或隐秘要求，他就会产生大量焦虑。这并非由于犯罪感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发现他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的机会，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其次，他想隐藏的是：他感到自己是多么软弱，多么不安全，多么无能为力，他的自信心是多么薄弱，他的焦虑是如何强大。由于这一缘故，他建立起一副有力的面孔。但是他对于安全的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他人上，他的骄傲就越是与力量相关联，他也就越是从头到脚地瞧不起自己。他不仅感觉到软弱中存在的危险，而且认为无论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软弱都是十分可耻的事情。他把任何不足都视为软弱，不管这种不足是指不能做一家之主，不能战胜某种内心障碍，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帮助，还是不能摆脱自己心中的焦虑。由于他从根本上蔑视自己心中的任何“软弱”，由于他老是担心他人一旦发现了他的软弱，就会同样地瞧不起他，所以他竭尽全力，不顾一切地隐藏这些软弱；与此同时又总是害怕自己迟早会被人发现，由此而产生了持续不断的焦虑。
　　因此，犯罪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谴责，不仅不是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而且，它们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一种防御措施。它们同时致力于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的双重目标。而后一目标的实现，不是靠把注意力从应该隐藏的内心隐秘上转移开，就是靠极大地夸张这些隐秘来使它们显得不真实。
　　我将举出两个例子，它们也许有助于说明许多类似的情形。有一天，一个病人严厉地谴责自己不知感激、忘恩负义，谴责自己成为医生的包袱和负担，谴责自己没有充分意识到医生事实上只收了他很少一点费就为他治疗。但是在治疗结束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忘了带本来打算在那一天付给医生的冶疗费。这只是他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一切的许多证据中的一个。他那种过甚其辞、大而无当的自我谴责，在这里也象在其它情形中一样，具有模糊和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而聪明的妇女，因为自己象一个小孩一样地大发脾气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尽管理智上她也知道，她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她父母的行为太不近人情，尽管与此同时她已经完全不再相信父母的一切都是对的，都应该受到责备，但她仍然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以致竟把她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失败，也看作是由于她对父母怀有敌意而给她的惩罚。通过谴责自己对父母的冒犯，以此来解释她不能与男人有正常的性关系，她就掩盖了那些实际发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她对男人怀有敌意，她出于对被冷落和被拒绝的恐惧，已经先就采取了一种退缩的自我保护的姿态等。
　　这种自我谴责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对抗被人反感的恐惧，而且还可以通过反话的方式，来得到正面的安全感。即使这时并没有局外人被牵扯进来，这些自我谴责也可以通过提高神经症病人的自尊心来使他获得安全感；因为自我谴责意味着自己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因此才能够谴责自己身上那些被外人忽略了的过错，这一点，最终将使他感到自己确实了不起。除此之外，自我谴责还能给他以宽慰，因为它们很难得涉及他的真实问题，涉及他对自己的不满，从而事实上给自己暗中留下了一条活路，使自己相信自己毕竟还不算太坏。
　　在进一步继续讨论自我谴责倾向所具有的心理功能之前，我们必须考察避免被人反感的其它方式。与自我谴责截然相反，但仍然能达到同一目的的一种防御措施，是通过使自己永远十确或十全十美，不给别人留下批评的把柄和理由，以此来抢先阻止任何一种批评。这种类型的防御措施一旦出现，则任何行为，甚至明显错误的行为，都会被说得正当合理，就象有一个聪明的、经验丰富的律师口若悬河地为它作了机智的诡辩一样。这种态度可以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竟需要使自己在一切最无足轻重、最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上都显得一贯正确（例如在天气变化问题上一贯正确），因为对这种人说来，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可能遭来全盘皆错的危险。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不能容忍最细小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容忍情感上的不同偏好，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是有一点不同意见，那就等于是对自己的批评。这种倾向在极大的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pseudo-adaptation)。这种态度见之于那些尽管有严重的神经症，却仍然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的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样子并假装很能适应环境。在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出错的预言，他心中一定有极大的怕遭反感和怕被人发现内心隐秘的恐惧。
　　神经症病人保护自己以免遭人反感的第三种方式，是借无知、患病或无能为力来寻求庇护。在这方面我遇到过一个十分明显的病例，那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子。她是我曾经提到过的两个女孩子中的一个，她被送到我这里来，是因为父母怀疑她智力低下。在最初几周的分析治疗中，我本人也确实怀疑她智力低下；她似乎根本不懂我所说的一切，尽管她的德语十分出色。我试图用比较简单的话来重复同样的问题，但仍然徒劳无功。最后，有两件事使这一局面豁然开朗。她做了这样一些梦，在梦中，我的诊所就象是一所监狱，或者，就象是一个正在给她做体格检查的医生的诊断室。这两个梦都暴露了她害怕被人发现隐秘的焦虑──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对任何体格检查都怕得要死。另一件事是她生活中的一桩偶然事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她忘了按法律的要求出示护照。最后，当她去见政府官员的时候，她假装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她大笑着向我叙述了这件事情后，突然意识到她自己也一直在对我使用同一种战术，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从此以后，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她一直用无知和愚蠢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以此来逃避被责骂被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一个感到自己是、或自己表现得象是一个不负责任、不堪信任的游手好闲的顽童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终生都采取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举止并不是那么幼稚和孩子气，他们也会拒不在自己的感觉中正正经经地看待自己。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可以发现这种态度的功能和作用。那些很快就要面临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攻击倾向的人，很可能突然感到软弱无力，突然表现得象个小孩子，除了渴望得到爱和保护以外，什么也不需要。或者，他们会做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又渺小可怜又软弱无力，不是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应用软弱无力来达到逃避的目的，则可以用生病来达到这一目的。众所周知，疾病可以被用来逃避自己面临的困境。然而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被神经症病人用来作为一道屏障以避免使自己意识到：恐惧正在使他逃避着不去解决他应该解决的困境。例如，一个跟自己上司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通过发作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保护。在这种时候，他使自己变得无能为力，其目的是要使自己显得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可以说，这是要找到一种借口和遁词，以此来避免意识到自己的怯懦。
　　避免他人任何形式的反感的最后一种防御措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防御措施，是感觉到自己成了他人的牺牲品。由于感到自己被人利用，神经症病人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种想利用他人的倾向；由于感到自己可怜地被人冷落和忽视，他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种想占有他人的倾向；而由于感到他人对自己毫无帮助，他就可以避免使他们看出自己有企图打败他们的倾向。这种感到自己成了他人牺牲品的策略是这样经常地被使用和如此顽强地被坚持，因为事实上，这正是最有效的防御方法。他保证了神经症病人不仅能够免于自责，而且同时还可以反过来谴责他人。
　　现在回到自我谴责的态度上。除了保护自己以避免遭人反感的恐惧和从正面获得安全感之外，这种自我谴责还具有另一种功能，这就是使神经症病人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自我改变。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这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极其艰难的。然而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一任务却是双倍的艰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病人更难于发现自己有改变其人格的必要，而且也因为焦虑使他人格中的许多态度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害怕看见自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因而退缩不前，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改变的必要。逃避这一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我谴责就可以“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痛恨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或痛恨自己未能做成某件事情，并因而希望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沉浸在犯罪感之中，那就表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悔恨自责确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病人蒙蔽自己，不使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ilze)。那些喜欢这种做法的病人，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心理学知识中，得到了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他们却就此止步，停滞不前。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避免从情感上体验到任何东西，从而避免了使自己真正地意识到有必要改变自己。他们的这种态度，就好象是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道：瞧这多么有趣！
　　自我谴责的态度也可以用来排除他人的危险，因为把罪过放在自己肩上似乎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对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以及由此而强化了的指责自己的倾向，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对此给以充分的讨论。
　　这些抑制作用通常都有一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种产生恐惧、仇恨并限制孩子自尊心自然形成的环境，这孩子就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深深谴责感。然而，他不仅不能表达这些谴责，而且如果他十分胆小的话，他甚至不敢在自己的自觉意识中感受和觉察到这些谴责。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惩罚的单纯恐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害怕失去他所需要得到的爱。这些幼年时期的反应，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因为那些创造这种环境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病态敏感而无法接受任何批评。然而，父母亲一贯正确这样一种态度的普遍存在，却来源于一种文化因素【参看弗洛姆《权威与家庭》中的这一段落和其他段落】。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权威性的力量之上，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始终要依靠这种权威性的力量。在许多家庭中，仁爱支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父母也不需要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力量。但尽管如此，只要这种文化态度仍然存在，它就会或多或少地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即使当它隐入幕后时也是如此。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时，批评就会受到禁止，因为它会破坏权威。这种禁止可以是公开的，并依靠惩罚来维系和推行；但更为有效的方式，则是使这种禁止较为隐蔽，并依靠道德来推行和维系。这样，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就不仅要受到父母的个人敏感的阻碍和限制，而且还会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和限制，这就是：由于文化的熏染而使父母深信子女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因而或明或暗地对子女施加影响，以便使子女也这样相信。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不那么胆小的孩子可能会表示某种反抗，但反过来这种反抗却会使他感到罪过；而一个比较胆小的孩子则不仅不敢表示任何不满，而且渐渐地甚至根本不敢想象父母也可能不对。但是，他感到一定有谁错了，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始终是对的，那就一定是自己错了。不用说，这一过程通常并不是一种理智的推论，而是一种情感作用；它并非来源于思维，而是来源于恐惧。
　　通过这种方式，子女开始产生犯罪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形成了一种在自己身上寻找、发现过错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衡量双方的是非，客观地考察整个情形。他对自己的责怪可能会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感到罪过。但在自卑感和犯罪感之间，只有一条流动可变的界限，它完全取决于对在他周围环境中流行的道德准则的或明或暗的强调。一个女孩子若始终屈居于姊妹之下，并且出于恐惧而屈服于不公平的待遇，始终压抑着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不满和抗议，那她可能会对自己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本来就比自己的姊妹差劲（如不那么美丽，不那么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样对待自己是正当的，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坏孩子。在这两种情形下，她都是责怪自己，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被虐待。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会持续下去；如果它并没有深深地铭刻在孩子的头脑中，如果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或者，如果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欣赏他、称赞他并在感情上支持他的人，这种反应就会发生变化。但如果这种变化并未发生，这种把对他人的谴责转化为自我谴责的倾向，就会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对世界的仇恨会从种种不同的来源逐渐地聚积起来，对表现仇恨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因为他会越来越害怕被人发现，并且会假定他人也象自己一样地敏感。
　　但是发现一种态度的历史渊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动力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问题都是：此时此刻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态度。神经症病人之所以特别难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是因为在他成年的人格中，存在着种种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这方面的无能是他缺乏自发的自我肯定的表现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缺陷，只需要拿这种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指责的方式相比较，或者，更一般地说，拿它与健康人感受和表达攻击与防御的方式相比较。正常人在争论中能够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能够驳斥别人不正当的指责、讽刺和强求，能够内在地或外在地抗议他人的忽视、冷落和欺骗，能够拒绝他不喜欢的、或当时的情境允许他拒绝的他人的要求和施舍。他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感受到并表示出对他人的批评，感受到并表达出对他人的指责；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故意疏远某人或打发某人。此外，他能够正常地出击和自卫，而不会产生过分的、不相称的情绪紧张，并且能够在过分的自我谴责和过分的攻击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他对整个世界产生狂暴的、不正当的谴责──这两者之间采取一种中庸之道。只有在这样一些或多或少为神经症病人所缺乏的条件基础上，才可能达到这种幸福的中庸之道，这些条件是：相对地摆脱了弥漫在无意识中的敌意，以及具有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一个人缺乏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时，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种软弱感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感。一个人若知道（或许并没有经过思考）只要形势需要，自己就能很好地出击和自卫，他就是坚强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紧强的；而一个人若心里知道自己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他则是软弱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能象电动钟表一样准确地记录下我们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明智而压抑了一场争论，是由于软弱还是由于正义而接受了别人的指责；即使我们能够成功地欺骗我们意识中自觉的自我，我们也不可能欺骗我们内心的自我。对于神经症病人，这种软弱的记录是产生恼怒的隐秘而不竭的源泉。许多抑郁消沉的发生都在于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不能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批评和谴责他人的一个更重要的障碍，直接与基本焦虑相关联。如果一个人感到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如果他对这个世界完全无能为力，那么，冒任何得罪他人的风险，都似乎纯粹是一种轻举妄动。对神经症病人说来，这种危险显得更为巨大，而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得到他人之爱的基础上，他也就越是害怕失去这种爱。得罪他人对于他与对于正常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既然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是如此脆弱和单薄，他自然不会相信，他人跟他的关系会多么坚实和稳固。因此，他觉得得罪他人即意味着最后决裂的危险；他预感到自己将被他人彻底抛弃，会受到他人的仇恨，被他人一脚踢开。此外，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他人也象他一样害怕被人发现隐秘和被人批评，并因而倾向于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人，就象他希望他人也这样对待他一样。由于他极其害怕指责他人，甚至连想都不敢这样想，遂使他处于一种特别的困境之中，因为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他内心充满了蓄积起来的憎恨与不满。事实上，每一个熟悉神经症病人行为的人都知道，神经症病人对他人的大量指责确实能够有时隐晦的方式，有时以公开的、最富于攻击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我仍然坚信神经症病人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有一种基本的怯懦，因此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些指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
　　它们可以是在绝望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在神经症病人感到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因此而失去的时候──这时，无论他怎样举止得体，他终究会遭到他人的拒绝。这种情形往往也发生在他竭尽全力要显得仁慈友好、关心体贴的时候──然而这些努力却未能立刻得到回报或甚至受到拒绝。他的所有谴责究竟是在一件事上总爆发，或是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这要取决于他的绝望的持久性。他可以在一次危机中把他所有的怨恨和不满都倾注于他人身上，也可以让这些谴责持续软长的一个时期。他的确说得到做得到，而且希望他人认真加以考虑。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却暗自希望他人意识到他是如何深深地绝望，并因而原谅和宽恕他所做的一切。即使无所谓绝望，同样的情形也仍然存在，只要这些谴责涉及的人，是神经症病人在自觉意识中仇恨的人。而且从这些人那里，他也并不指望得到任何好处。而在另一种我们立刻就要讨论的情形下，真诚的因素却已经不存在了。
　　一旦神经症病人感到自己已经被人看透和被人指责，或正处在即将被人看透和被人指责的危险中，他也可能以非常猛烈或不那么猛烈的方式对他人加以谴责。这时候，激怒他人的危险与遭人反感的危险相比，已经显得小巫见大巫。他感到自己正处在紧急关头并因而发起反攻，就象一头生性胆小的动物在面临危险时拼死一搏以突出重围一样。神经症病人在非常害怕某件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或者，在他们做了某种预料会遭到反感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可能把狂暴的指责倾泻到精神分析医生的头上。
　　与在绝望的压力下指责他人不同，这种攻击是盲目的。在发泄这些攻击和指责的时候，神经症病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攻击和指责来自单纯地感觉到需要排除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而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排除这种危险。这些攻击和指责中偶尔也包含着某些自认为真实的谴责，但基本上却是夸张的、虚幻的。在内心深处，神经症病人自己并不相信这些攻击指责之词，也并不指望别人拿它当真；相反，如果他人信以为真，如果他人就此与他进行一系列的辩论或表现出受到伤害的迹象，他反倒会感到十分惊讶。
　　一旦我们意识到对指责的恐惧是神经症病人人格结构中固有的东西，并进一步意识到这种恐惧的种种表现方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的许多表面现象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神经症病人往往不能表达正当而有理由的批评意见，即便他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强烈指责。每当他丢失了东西，他都坚信是自己的女佣人把它偷走了。尽管如此，对她不能准时开饭，他却无法加以指责或提出异议。他实际作出的指责往往有一种不现实的性质，不能说到点子上，有一层虚伪的色彩，不是全无道理就是纯属虚构。作为病人他可能会对医生加以粗野的咒骂和指责，说医生毁了他，但他却不能对医生抽烟的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这些公开表现出来的谴责，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满；而要完全释放这些仇恨和不满，就需要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一些允许神经症病人表现其仇恨和不满，同时又不必意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其中一些是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另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希望诅咒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会在对丈夫产生嫉妒的时候责骂她的女佣），或者更一般地转移到咒骂环境或埋怨命运上去。这些发泄方式作为“安全阀门”，其本身并不是专为神经症病人设计的。神经症病人间接地、不自觉地表现其种种对他人指责的特殊方法，是通过遭受痛苦作为其媒介的。神经症病人可以用遭受痛苦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妻子由于其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嫉妒心理，而且还能得到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额外好处。
　　遭受痛苦怎样才能有效的表达对他人的谴责，这要取决于对提出谴责的种种抑制作用。如果这种恐惧不是太强烈，痛苦就可以戏剧性地展示出来，并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谴责：“你看你把我搞得多么痛苦。”事实上，这正是谴责能够表达出来的第三种条件，因为痛苦使谴责显得是正当合理的。这种方式与用来获得爱的种种方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获得爱的方式。谴责性的受苦同时也被用来作为一种对怜悯的请求和对某些恩惠的敲诈，以此作为对所造成的伤害的补偿。但作出谴责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痛苦就越不外露。这种情形甚至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神经症病人竟不让他人注意到他正在受苦。总而言之，在神经症病人展示和表现其痛苦的方式中，我们发现了种种不同的变化形式。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恐惧，神经症病人总是不断地摇摆于谴责他人和自我谴责之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使神经症病人始终处在绝望的不确定性中，老是搞不清自己应不应该批评他人，应不应该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他根据经验隐隐约约地知道，他对他人的指责常常并不是正当或合乎实际的，而不过是由自己的种种非理性反应所激发。这一认识也使他更难于发现：他究竟是不是真地受到了虐待，从而使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
　　旁观者往往容易把所有这些表现都相信为和说成是特别尖锐的犯罪感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旁观者本人即是神经症患者，但它的确意味着他和神经症病人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为了理解文化的影响怎样决定了我们对于犯罪感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考察种种历史的、文化的和哲学的问题，而这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即使完全略过这些问题，至少也还有必要提到基督教思想在道德问题上的影响。
　　我们对犯罪感的讨论，可以非常简略地总结如下：当神经症病人指责自己或表现出某种犯罪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追问的并不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犯罪感？”而是“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究竟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我们发现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表现其对于反感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避免对他人作出指责。
　　当弗洛伊德和大多数追随他的精神分析医生倾向于把犯罪感视为一种终极的动因时，他们的确反映了他们时代的思想。弗洛伊德承认犯罪感来源于恐惧，因为他断言恐惧促成了“超我”的产生，而超我又造成了犯罪感；然而他倾向于认为：良心的要求和犯罪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作为最后的代理人而行使职能。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我们接受了外在的道德标准，学会了用犯罪感对良心的压力作出反应之后，隐藏在这些犯罪感背后的动因，不管采取多么微妙而又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仍然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承认犯罪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力，那就有必要修正某些精神分析理论。这些理论假定犯罪感，特别是那些模糊的、被弗洛伊德尝试性地称之为无意识的犯罪感，在产生神经症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我将仅限于提到这些理论中三种最重要的说法，这就是：“消极治疗反应”，即病人由于其无意识中的犯罪感而宁愿继续生病的说法；超我作为一种内部建构而对自我行使惩罚的说法；以及道德受虐倾向，即把自我施加的痛苦说成是出于一种自我惩罚需要的说法。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病人在自己的内心冲突中拼命挣扎的时候，蒙受了大量的痛苦；而且，他往往把受苦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由于实际存在的某些困难，而难以用其它方式达到的目的。尽管在每一种个人情境中，我们都不难发现痛苦被用来作为一种手段的原因，以及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但仍然存在着某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使我们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宁愿付出这样大的代价。这就好象对痛苦的慷慨滥用，以及随时准备逃避积极地驾驭人生，系来源于一种潜在的驱力。这种驱力不妨大致说成是一种使自己更加软弱而不是更加坚强，更加不幸而不是更加幸福的倾向。
　　由于这种倾向与人们关于人性的一般想法相悖，它便成了一个巨大的不解之谜，而且事实上成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巨大障碍。这的确是一个基本的受虐倾向问题。受虐这个术语，最初涉及的是性变态和性幻想。在这些变态的性行为中，性满足要通过受苦，通过挨打、受折磨、遭强奸、被奴役、受凌辱来获得。弗洛伊德曾发现，这些性变态和性幻想类似于某些一般的受苦倾向，也就是说，类似于那些并没有明显性基础的受苦倾向。这些受苦倾向被划入“道德性受虐倾向”范畴。由于在性变态和性幻想中，受苦的目的在于获得一种积极的满足，于是自然而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所有的病态受苦都是为一种渴望满足的愿望所支配的，或者，用简单明了的话说：神经症病人渴望受苦。性变态与所谓道德性受虐的差别，被认为是一种自觉与否的差别。在性变态中，对满足的追求和满足本身都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而在道德性受虐中，对满足的追求和满足本身，都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通过受苦来获得满足，即使在性变态中也是一个大问题；而在一般的受苦倾向中，则更是令人大惑不解。
　　许多人都企图对这种受虐现象作出解释，而其中最精采的解释则是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假说【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简单地说，这种假说主张在人的内心中，有两大生物性力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死亡本能的目的在于自我毁灭，它一旦与里比多驱力相结合，就会导致受虐现象。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这就是：这种受苦倾向能否从心理学角度去理解，而不必求助于一种生物学上的假说。
　　我必须一开始就澄清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来源于把实际的痛苦与受苦倾向混为一谈。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说什么既然痛苦存在，因此就有招惹痛苦甚至享受痛苦的倾向的存在。我们不可能象朵亦奇【朵亦奇：《母亲与性欲》】那样，把在我们文化中女人有分娩的痛苦这一事实，用来证明女人有暗中享受这种痛苦的受虐倾向，即使在某些特殊的病例中确有这种情形发生。事实上，神经症病人的大部分痛苦，与所谓受苦愿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实际存在的内心冲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痛苦之所以产生，与一个人摔断了腿必然会产生痛苦并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一个人愿意不愿意，痛苦都必然会发生，而且他从这种招来的痛苦中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由实际存在的内心冲突导致的外显焦虑，乃是神经症中这种痛苦之显著的但却并非唯一的例证。其它类型的病态痛苦同样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例如由于意识到在潜在能力和现实成就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而产生的痛苦，由于感到自己绝望地陷身于某种困境而产生的痛苦，由于对最微不足道的轻慢高度敏感而产生的痛苦，以及由于患神经症而自轻自贱所产生的痛苦。这些病态痛苦，由于极不明显，所以一旦问题被假定为神经症病人渴望受苦，它们就往往整个地被人们忽略了。而当这种情形发生之后，我们往往禁不住想知道：外行人，甚至某些精神病医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也同样具有神经症病人对自己的疾病所抱的轻蔑态度。
　　排除了那些不是由受苦倾向造成的病态度痛苦之后，我们现在要转而讨论那些确实由受苦倾向所造成，并因而应划入受虐驱力范围的病态痛苦。在这些病态痛苦中，人们得到的表面印象是，神经症病人所受的痛苦，超过了有现实根据和现实理由的痛苦。更详细地说，他给人以一种印象，仿佛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要贪婪地抓住每一种受苦的机会，仿佛他能设法把哪怕是幸运的环境也转变成某种痛苦的环境，仿佛他很不情愿放弃痛苦。然而，造成这种印象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由病态痛苦对神经症病人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来解释。
　　至于病态痛苦所具有的这些功能，我可以再总结一下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看到的。对神经症病人说来，受苦具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往往可以成为他保护自己以避免迫在眼前的危险的唯一方式。通过自我谴责，他避免了遭人谴责和谴责他人；通过表现为生病或表现为无知，他求得了别人的原谅；通过自我贬低，他避免了竞争的危险──不仅如此，他因此而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同样是一种防御手段。
　　受苦同样也是他获得他希望获得的东西的一种手段，是他有效地实现他的要求，和使这些要求建立在正当理由上的一种手段。考虑到自己对于人生的种种愿望，他实际上处在一种两难之境中。他的这些愿望都是（或者已变成）强迫性的愿望和无条件的愿望。这部分是由于它们受到焦虑的不断催促和推动，部分是由于它们不受任何对他人的现实考虑和体谅的限制。然而另一方面，他肯定和实现自己这些要求的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为他缺乏自发的自我肯定，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因为他有一种软弱无能的基本感觉。这种两难之境所产生的结果，是他期待他人来照顾他的愿望。他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在他的所作所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人应该对他的生活负责；如果事情出了差错，那就应该谴责他人。这种信念与他深信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以任何帮助的信念相抵触，其结果是他感到自己必须强迫他人以满足自己的愿望。正是在这里，受苦出来成为他的助手。痛苦和软弱无能成了他获得爱、获得帮助、获得对他人的控制的最突出的手段，而且与此同时避免了他人可能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
　　最后，受苦还有一种作用，这就是以一种经过伪装的，然而却更加有效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谴责。在上一章中，我们对此已作过比较详细的讨论。
　　一旦我们发现了病态痛苦所具有的这些功能，我们就剥去了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某些神秘性质，但问题却仍然未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尽管我们认为受苦具有一种策略上的价值，但仍然存在着一种因素，可以支持神经患者渴望受苦这种说法，这就是：神经症患者所受的痛苦往往超过出于其策略目的所应受的痛苦，他们往往夸张自己的痛苦，沉浸在无能、不幸和无价值的感觉中，甚至即使我们知道他的种种情绪很可能是夸张了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些情绪的表面价值，我们也仍然为一个事实感到吃惊，这就是：由他内心的冲突倾向所产生的失望，是这样深地把他抛入不幸的深渊，以致显得与这种情境对他具有的意义极不相称。当他只不过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时，他却戏剧性地把他的失败夸张成一种无可挽回的耻辱。当他只不过不能获得自我肯定时，他却使自己的自尊心一落千丈，象一个泄了气的气球。当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一种不愉快的前景，不得不解决某个新问题的时候，他却可能陷入完全绝望的境地。因此，我们还必须考察他为什么如此心甘情愿地增加自己的痛苦，而超过了其策略上的需要。
　　在这种痛苦中，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利益可以获得，并没有任何观众可以被打动，并没有任何同情可以被赢得，也不可能通过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的意愿而获得一各隐秘的精神胜利。尽管如此，神经症病人仍可以得到一种收获，尽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收获。在恋爱中招致失败，在竞争中受到挫折，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某些弱点或缺陷，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人来说，乃是不可忍受的。因此一旦在自己心目中把自己降低到等于零的地步，成功与失败、优越与低劣的区别也不就不再存在，通过夸张自己的痛苦，通过使自己沉浸在不幸或一钱不值的基本感觉中，这种令人恼怒的体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这种特殊的痛苦所带来的刺激也就被催眠，被麻醉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一种辩证的原理，它包含着在某一关节点上，量可以转化为质的哲学真理。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然而使自己沉浸在极大的痛苦中，却可以起到用鸦片来避免痛苦的作用。
　　一本丹麦小说对这一过程作为精采的描述。这故事讲的是一位作家的爱妻两年前被人强奸后杀害了，这位作家一直企图排除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仅仅模模糊糊地体验到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了逃避正视自己的悲痛，他一直埋头于工作之中，昼夜不停地辛劳，并已写完了一本书。故事开始于这本书完成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开始于他将不得不正视自己痛苦的那一心理瞬间。我们最先看见他是在墓地，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把他引向那里。我们看见他沉浸在最可怕的幻觉和冥想中，想象着蛆虫正在咬噬着死者的尸体，人们被活活地埋葬在地下。他心力交瘁，回到家中，然而痛苦却继续折磨着他。他被迫详细地回忆实际发生的一切。如果那天晚上他妻子去访问朋友时他也陪着她一道去，如果她打了电话让他去接她，如果她留在朋友家中，如果他出去散步，碰巧在车站看见她，谋杀案或许就不致于发生。由于不得不细致地想象谋杀是怎样发生的，他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中，直到最后完全失去了知觉。到此为止，这个故事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显得特别有趣。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是他从拼命折磨自己中恢复过来后，仍不得不解决复仇的问题，以及最后他终于能够现实地正视自己的痛苦。故事中出现的这一过程，同样也见之于某些悲悼和丧葬的风俗，这些风俗通过尖锐地强化痛苦并使人完全沉溺于痛苦之中，最终所起的作用却是缓和减轻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旦我们认识到经过夸张的痛苦具有这种麻醉效果，我们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帮助，去揭示受虐倾向中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动机。但是，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痛苦可以产生满足，因为这种满足显然不仅存在于性变态和性幻想的受虐倾向中，而且我们也相信它确实存在于神经症病人一般的受苦倾向中。
　　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发现一切受虐倾向所共同具有的那些要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现隐藏在这些倾各下面的对于人生的基本态度。当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这些倾向的时候，我们明确地发现，这一普遍的共同特性，乃是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软弱感表现在对待自我、对待他人，对及对待命运的总的态度上。简言之，我们不妨将它描述为一种深刻的无意义感或甚至是虚无感。这是一种象芦苇一样很容易随风摇摆的感觉，一种处在他人手心之中，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为一种过分顺从的倾向，或出于自卫而过分强调支配他人和绝不退让。这是一种对他人的爱的信赖感，是一种对他人的判断的依赖感──前者表现为对爱的过度需要，后者表现为对遭人反感的过分恐惧。这是一种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得不让他人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和作出决定的感觉，是一种善与恶统统来自外界，个人完全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这种感觉消极地表现为预感到大难临头，积极地表现为期待着奇迹发生，而自己却用不着动一动手指头。这是一种没有他人提供刺激，提供手段和目标，人就不能生存，不能工作，不能享受任何事物的对于人生的总体感觉；是一种象奴隶一样任人摆布的感觉。我们将怎样来理解这种内在的软弱感呢？难道归根结底这不是一种缺乏生命活力的表现吗？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这样，但总的说来，神经症患者生命力的差异并不比正常人更大。那么，这是基本焦虑导致的一种单纯后果吗？不错，焦虑与此有某种关系，但如果仅仅是焦虑，则完全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即迫使一个人去追求和获得更多的力量以便使自己获得安全。
　　答案只能是：这种内在的软弱感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被人们感觉为软弱并且显得象软弱的，仅仅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我们从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特征中可以发现这一事实：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感觉中无意识地夸张了自己的软弱，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软弱。这种软弱倾向不仅可以通过逻辑推论而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往往能够发现这一点。病人往往想象性地抓住一切有能的机会，使自己相信自己患了一种器质性疾病。有一个病人，只要一遇到任何困难，就十分自愿地希望患肺结核，希望躺在疗养院中完全受他人的照料和看护。无论别人对他提出什么要求，这种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屈服；接着，他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无论如何都拒绝屈服。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自我谴责往往来自他把一种预先估计到的批评作为他自己的主张，这就表明了他随时准备预先屈服于任何他人的判断。盲目接受权威意见，依赖他人，总是抱着“我不能”的态度逃避困难，而不是把困难看作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态度，都进一步地证明了存在着这种软弱倾向。
　　通常，包含在这些软弱倾向中的痛苦并不能产生意识到的满足；相反，不管其目的何在，它们确实是神经症患者对于痛苦不幸的总体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些倾向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得满足，哪怕它们并不能，或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偶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目的，有时候，获得满足的目的甚至明显地已经达到。一个病人去拜访一些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她到达的时候，先是因为没有人到车站接她，后来她发现有些朋友已离家外出，她因此感到十分失望。她说，到此为止，这完全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接着她就感到自己陷入一种十分孤独和绝望的感觉中。她很快就发觉，这种感觉与产生它的诱发因素完全不相称，远远超过了她所受到的刺激。而象这样沉溺在不幸的感觉中，不仅减轻了她的痛苦，而且甚至令人感到十分愉快。
　　满足的实现，在具有受虐性质的性变态和性幻想中，例如在被强奸、被毒打、被侮辱、被奴役的幻想，以及它们的实施过程中，要更为常见和更加明显得多。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同一种软弱倾向的不同表现罢了。
　　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我对受虐倾向所获得的这种满足的解释，基本上与弗洛姆在上面提到过的那本书中所作的解释一样】这正是尼采所谓的从“个体性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中解放出来；正是他称为“酒神”精神的那种东西，他把这种倾向视为与“日神”精神──它致力于积极地塑造和掌握人生──恰恰相反的一种人类基本追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谈到酒神倾向的时候，把它与人们企图获得狂欢体验的努力联系起来，指出这种倾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是何等广泛地存在，其表现形式又是何等多种多样。
　　“酒神精神”这个术语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崇拜仪式。这种仪式以及更早的色雷西安斯(Thracians)崇拜仪式，其目的都在于强烈地刺激各种感觉直到产生幻觉状态为止。达到这种销魂状态的方式是音乐、长笛统一的韵律和节奏、夜间疯狂的舞蹈、狂欢滥醉、性的放纵，所有这些都致力于达到一种狂欢和销魂（销魂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达到一种忘我或无我的境界）。全世界都有遵循这同一种原则的风俗和仪式，在集体是节日的放纵和宗教的狂欢，在个人则是吸毒和服药以达到销魂的境界。痛苦在造成酒神狂欢方面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某些平原印第安部落中，幻觉的获得要通过禁食，从身上割去一块肉，以一种痛苦的姿式把人捆绑起来等方式。在平原印第安人最重要的仪式太阳舞中，肉体上的折磨乃是刺激起销魂体验的最普遍的方式。中世纪的鞭笞教徒(the Flagellantes)就用鞭打自己来产生销魂的快感。新墨西哥州的赎罪教徒(the Penitentes)则用荆刺、鞭打和负载重物来刺激起销魂的快感。
　　尽管酒神精神的这些文化表现在我们的文化中远不是什么已经定型的经验，它们对于我们却并不完全陌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体验过从“放弃自我”中获得的满足。我们从经过肉体和精神的紧张后沉入梦乡的过程中，甚至从进入麻醉的过程中，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满足。通过酗酒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使用酒精的过程中，解除抑制作用无疑是一种因素，减轻痛苦与焦虑无疑是又一种因素。但是，这里最终的满足，其目的同样还是在于获得狂欢与放纵。然而，有些人并不知道通过使自己消融在一种伟大的感觉中──无论这种感觉是爱，是大自然，是音乐，是对于事业的热情，还是性的放纵──就可以使自己获得一种满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释和说明这种追求所明显具有的普遍性呢？
　　尽管生活可以给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欢乐，但与此同时它也充满不可避免的悲剧，即使不存在特殊的痛苦，也存在着生、老、病、死这些事实。用更概括的话说，个体是有限的和孤独的，这一事实为人的生命所固有。他的理解是有限的，他的成就和享受是有限的，由于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体，由于他脱离了自己的同胞，脱离了周围的大自然，所以他又是孤独的。事实上，大多数寻求狂欢、寻求放纵的文化倾向，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个体的有限和孤独。对这种追求的最深刻最优美的表达，可以在《奥义书》中找到，也可以从百川东流，汇合消逝在海洋之中，失去了自己的名称和形状这一自然画面中发现。通过把自我消融于某种更大的东西中，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大的实体的组成部分，个人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战胜了他的有限性。就象《奥义书》中所谓：“借消失于虚无，我们汇入到宇宙生生不已的创造之中。”这似乎是宗教必须提供给人类的最大安慰和最大满足；通过放弃自我，人们可以与上帝同在，与自然合一。忠诚于一个伟大事业也同样能够获得这种满足；通过使自己从属于一项事业，我们感到自己仿佛与一个更大的整体融为一体。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更熟悉的是一种相反的对待自我的态度，是一种高度强调、高度评价个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中，人强烈地感觉到，他自己的自我乃是一个分离的实体，它有别于甚至对立于外部世界。他不仅坚持这种个体性，而且还从中获得相当大的满足；他在发展自己特殊的潜能中，在通过积极的征服来掌握世界和主宰自己的过程中，在成为生产性的人和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对于这种个性发展的理想，歌德说过：“人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发展个性。”
　　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与此对立的倾向，那种打破个体性的桎梏，消除其有限性和孤独感的倾向，同样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心态，并且也同样包含着潜在的满足。这两种倾向本身都不是病态的；无论是保持和发展个性，还是牺牲放弃个性，都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合理目标。
　　几乎没有哪一种神经症不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了这种消灭和放弃自我的倾向。它可以表现为幻想离家出家，成为一个弃儿或失去了归宿的人，以书中的主人自居；也可以如一个病人所说的那样，表现为感到自己被遗弃在黑暗和波涛之中并与黑夜和波涛融为一体。这种倾向可以包含在渴望被人催眠的愿望中，包含在神秘主义的倾向中，包含在非现实的感觉中，包含在对于睡眠的过度需求中，包含在对生病、对疯狂甚至对死亡的渴望中。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在各种不同的受虐幻想中，共同的因素乃是一种受他人主宰、受他人摆布的感觉，是一种被剥夺了一切意志、一切力量的感觉，是一种完全屈服于他人统治和支配的感觉。每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当然要取决于其特定的方式并具有其自身的内涵。例如，被奴役的感觉，可能只是成为他人牺牲品这种一般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因而成为一种防御手段以避免奴役他人的冲动，同时又是对他人不被自己支配的一种谴责。但是除了这种表现自卫和表现敌意的价值外，它同时还暗含着一种自我放弃的积极价值。
　　无论神经症病人是使自己屈服于他人还是屈服于命运，无论他自愿承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他所寻求的满足，都似乎无非是消弱或消除个人的自我，这样他就不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者，而变成一个没有个人意志的客体(object).
　　一旦受虐倾向象这样被整合到一种放弃个人自我的总体倾向中，它所追求，并通过软弱和痛苦来获得满足，就不再令人感到奇怪；它已被置放到一个熟悉的参考系中。【威廉·赖希在《精神关联与植物循环》和《性格分析》中，曾作过同样的努力，企图解决受虐问题。他也坚持认为受虐倾向并不与快乐原则相悖，然而他把它们放在性的基础上。我认为神经症病人是追求个性疆域的瓦解，他则认为是追求性高潮和快感】神经症病人身上顽固的受虐倾向，就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这就是，这种受虐倾向同时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对抗焦虑并提供潜在的或现实的满足。我们已经看见，除了在性幻想和性变态中，这种满足很难得成为现实的满足，尽管对它的追求在软弱和消极的总体倾向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样就产生了最后一个问题，即神经症病人何以如此难得获得解脱和放弃，获得他所希望获得的满足呢？
　　使神经症病人无法获得这种满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受虐倾向要受到神经症病人对个人独特性的过分强调的阻止和抵抗。大部分受虐现象都与神经症症状一样，其性质乃是各种互不相容的追求所达成的一种妥协。神经症病人往往倾向于服从他人的意志，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自己。他倾向于感到自己受奴役，但与此同时又坚持认为他支配他人的权力应该是无庸置疑的。他希望自己无能为力，受到他人的照料，但与此同时又不仅坚持自己完全自足，而且事实上坚持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他倾向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一文不值，但如果别人不把他当天才看待，他又会勃然大怒。显然，绝对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可以用来调和这种对立的极端，特别是在这两种追求都如此强烈的时候。
　　这种寻求自我湮没的驱力，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远比在正常人身上更不可抗拒，因为神经症病人不仅要摆脱人类普遍存在的恐惧、局限和孤独，而且还要摆脱自己被束缚在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中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痛苦感受。他那种与此相冲突的、追求权力和自我扩张的驱力也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和超过了正常程度的。无疑他是企图做到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企图同时既无所不是又一无所是。例如，他可能生活在一种软弱无能的依赖状态中，而与此同时又借自己的软弱无能来对他人发号施令。他自己可能会把这种妥协调和误认为是自己能够屈服退让；事实上，有时候甚至心理学家们似乎也倾向于混淆这两种情形，并假定屈服退让本身即是一种受虐态度。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有受虐倾向的人完全不可能使自己屈服于任何人或沉浸于任何事。例如，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一项事业中，他也不可能在恋爱中把自己整个地交给对方。他可以使自己屈服沉浸在痛苦中，但是在这种屈服和沉浸中，他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他把引起自己痛苦的感觉、兴趣或他人，仅仅作为自己达到失去自我的一种手段。在他的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存在一种积极的相互作用，他仅仅以自我为中心而专注于他自己的目的。
　　真正能把自己交给他人或交给一项事业，是内在力量的一种表现；而受虐者对自我的放弃却完全是软弱的表现。
　　神经症病人所追求的满足为什么很难达到，另一个原因就在于我描述过的病态人格结构中固有的破坏性因素。文化的“酒神”精神中是没有这些破坏性因素的，也没有任何东西称得上具有病态的破坏性，可以对人格的结构、对人格中获得成就和幸福的潜能构成破坏。我们且拿希腊人的酒神崇拜与神经症患者堕入疯狂的幻想作比较。前者在于追求一种短暂的销魂体验以便增加人生的欢乐；而后者的追求却在于对自我的湮没和抛弃，既不是为了再生而暂时地投入，也不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它的目的在于泯灭整个痛苦的自我，而不考虑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人格中未受伤害的部分自然会对此作出恐惧的反应。事实上，部分人格迫使整个人格对这种可能发生的灾难所作出的恐惧反应，往往是对意识发生影响的那一过程的唯一因素。神经症患者对此所知道的一切，乃是他有一种害怕陷入疯狂的恐惧。只有把这一过程被分解为它的构成部分，即一种自我泯灭的驱力和一种反应性的恐惧，人们才可能理解到他是在追求一种满足，然而他对于获得这种满足的恐惧，却不让他获得这种满足。
　　我们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因素强化了这种与自我湮没倾向相关联的焦虑。在西方文明中，这些倾向（甚至不考虑其病态度性质）能够在其中获得满足的文化模式，即使有，那也是极其稀少。宗教虽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但它已失去了自身的力量并且要服从大多数。事实上，不仅没有获得这种满足的有效的文化手段，而且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往往要受到挫折打击；因为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文化中，社会对个人的期望是：自立自强，自信自重，如果必要的话，还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屈服于泯灭自我的倾向，会招来被整个社会唾弃的危险。
　　注意到这种往往把神经症病人与其所追求的特殊满足分隔开的恐惧，我们就不难理解受虐幻想和受虐变态对他具有的价值。如果他这种自我泯灭的倾向存在于幻想中或存在于性行为中，他也许就能够逃避完全的自我泯灭的危险。象酒神崇拜一样，这些受虐方式也提供一种暂时的解脱和忘却，而且相对说来伤害自己的危险较小。这些受虐倾向往往渗透到整个人格结构中，但有时它们也仅仅集中于性行为，而人格的其它部分相对说来并不受其制约。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自己的工作中积极主动，富有进取心并做出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却不时迫不得已地沉溺在受虐变态中。例如，穿戴得象女人一样，或者表现得象一个淘气的男孩而使自己挨一顿痛打。另一方面，使神经症病人不能为自己的困境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方式的恐惧心理，同样也可以渗透到他的受虐倾向中去。如果这些倾向具有性欲色彩，他就会整个地疏远和压抑其性欲。尽管他有着与性关系相关联的强烈的受虐幻想，但他会表现出对异性的反感，或者至少是表现出严重的性禁忌。
　　弗洛伊德认为受虐倾向本质上属于性现象。他为了解释说明它们而制定了一整套理论。从起源上，他认为受虐倾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性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受生物性决定的确定阶段，即所谓肛门欲阶段。后来，他又补充了这样一种假说，认为受虐倾向与女性气质有一种天生的血缘关系，并且隐含着某种渴望成为女人的愿望。他最后的假定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是说受虐倾向系自我毁灭倾向和性欲驱力的结合，其功能在于使自我毁灭倾向变得对个人无害。
　　与此相反，我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受虐倾向既非本质上属于性欲现象，也不是由生物性所决定的过程导致，而是起源于人格中的冲突。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受苦；神经症患者也和任何正常人一样地不希望受苦。神经症病人的痛苦，就其具有某些功能而言，并非个人希望获得的东西，而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神经症病人所追求的满足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一种自我泯灭。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甚至最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医生，在对每一个人所作的分析中都会面临许多新问题。在每一个病人身上，他都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正面临着种种难以辨认、更难以解释的态度，以及初看上去是那样补朔迷离、难以看透的反应。回顾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过的神经症性格结构中的复杂性，回顾其中所包含的种种复杂因素，这种多样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遗传禀赋中的种种差异，以以他一生中种种经历和体验的差异，特别是童年时代经验的差异，使这些因素的构造和组合表现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
　　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那样，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个人差异，一种神经症赖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内心冲突，实际上却始终是同样的。从总体上讲，这些冲突乃是我们文化中健康人也同样要面临的那些冲突。在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这差不多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再重复一遍也许仍然有用。许多读者面对着自己经验中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很可能反躬自问：我是不是神经症病人？最有效的判断标准就是：个人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成为他的桎梏和障碍，他能否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应付和解决这些冲突。
　　当我们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都遭遇着同样的内心冲突，发现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内心冲突，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我们文化中，是一些什么条件，使得神经症的形成恰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弗洛伊德理论对这个问题仅仅作了有限的思考。他的生物学倾向同时就决定了他缺乏社会学倾向，因此他往往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而又把这些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里比多理论）。这种倾向已经使许多精神分析作家相信：战争是由死亡本能的作用所导致；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来源于肛门欲驱力；机器时代之所以不能在两千年前出现，其原因要在那时的自恋倾向中去寻找。
　　弗洛伊德不是把文化视为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而主要把它视为生物性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性驱力或受到压抑或得以升华，其结就在此之上建立起各种反应形式。对这些生物驱力的压抑越是完全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毕竟有限，由于原始驱力的强烈压抑若得不到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所以文明的成长不可避免地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隐藏在这一思维线索之下的理论前提，是相信存在着由生物性决定的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相信口唇、肛门、生殖器和攻击性驱力以大致相等的量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人类身上。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性格形成的差异，都是由于压抑所需要的不同程度，以及这种压抑以不同的程度对不同种类的驱力所施加的额外限制。
　　历史的和人类学的发现，未能证实文化的高度发展与性驱力和攻击驱力和压抑强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系。这一错误主要在于它假设的是一种量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质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存在于压抑的程度和文化发展的程度之间，而是存在于个人冲突的性质和文化困境的性质之间。量的因素当然不能忽视，但它只有在整体结构的框架和范围内，才能给以正确的估价。
　　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由于我并非社会学家，我将仅仅简略地指出那些导致文化问题和神经症问题的主要倾向。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境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渗透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父亲与儿子的竞争，母亲与女儿的竞争，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人对受文化制约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发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竞争所发挥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和其他假说中都反映了这一点。然而必须补充的是，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特定文化条件的产物；而且，家庭环境并不是刺激起这种竞争的唯一环境，竞争性刺激从生到死，从摇蓝到坟墓都在积极活跃地发挥其作用。
　　人与人之间这种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其结果乃是导致不断产生的恐惧──对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因为害怕自己的敌意遭到他人的报复而加强。正常人身上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害怕遭到失败。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一般说来，失败的可能性总是比成功的成能性大得多；而且，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失败即意味着各种需要都遭到实际的挫折。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安全，而且意味着丧失名声地位，意味着各种各样情绪上的挫折打击。
　　成功何以如此令人神往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于我们自尊心的影响。不仅他人要根据我们取得的成功程度来评价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不管愿意与否，也要根据同一种模式来评价我们自己。按照现存的意识形态，成功取决于我们自身内在的素质，或者，用宗教的话说，它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见证；实际上，成功要取决于许多不受我们控制支配的因素，例如幸运的环境、厚颜无耻的冒险举动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尽管如此，在现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即使最正常的人也不能不感觉到，如果他成功，他就有一定价值；如果他失败，他就一钱不值。不用说，这反映了我们的自尊心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的。
　　竞争、同胞之间潜在的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人的孤独感。即使他与他人有很多往来和接触，即使他的婚姻美满幸福，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独的；如果这种孤独感与他缺乏自信心的彷徨忧虑、恐惧担心相吻合，就会成为一场灾难。
　　正是这种情形在我们时代的正常人身上，产生了用爱来作为一种补偿的强烈需要。爱的获得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不那么缺乏自信和较小受到敌意的威胁。由于爱符合一种生命需要，它在我们的文化中遂受到过高的评价和强调。象成功一样，它也成为一种幻相并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它是一切问题的最后解答。爱本身并不是一种幻想，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被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爱却被搞成了一种幻相，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总是比它可能满足和实现的要高得多。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爱所作的过分强调，掩盖了产生过分夸张的爱的需要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人（包括正常的人）总是处在需要大量的爱，但又发现难以得到爱这样一种两难之境中。
　　到此为止，这种情形为神经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温床和沃壤。影响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同样也在较高的程度上对神经症患者发生影响；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同样的后果不过是更加严重而已。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后果表现为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忧虑担心、含有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心、对美满人际关系的越来越大的需要；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后果则表现为自尊心的崩溃、破坏性、焦虑、其焦虑和破坏性冲动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心理，以及对爱的病态需要。
　　如果我们还记得，每一处神经症中都包含着神经症患者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不存在同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的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对我说来，只要简略地勾划出某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卑为另一方，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切事物都被用来鞭策我们走向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信心十足，而且还必须异常凶狠，能够把他人推到一边，自己大踏步地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浸透了基督教理想，认为我们不应该自私，不应该凡事只为自己打算，而应该谦卑、忍让、屈服。对于这一矛盾，在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只认真对待其中一种追求和努力，而不考虑另一种；二是同时认真地接受这两种信念，并同时在两个方向上都产生严重的抑制倾向。
　　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和我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不断地受到诸如“高消费”、“向他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然而对大多数人说来，这些需要的实现和满足却要受到种种限制；对个人说来，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乃是欲望及其实现之间的差距和脱节。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他实际所受到的一切局限之间。社会对个人说，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竞技”正向他敞开，如果他聪明能干，精力充沛，他就能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说来，所有这些可能性均受到实际的限制。人们平时所谓的“我们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推广到整个生活领域，例如我们不可能选择和成就一项职业，不可能选择娱乐消遣的方式，不可能选择一个伴侣。对个人说来，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乃是内心的动荡，一方面感到自己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拥有无限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彻底的软弱无能。
　　这些深藏在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患者拼命要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妥协倾向的冲突，他过多的要求和害怕一无所获的恐惧心理的冲突，他的自我扩张、自我吹嘘与他个人的软弱感之间的冲突。不同于正常人之处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应付这些困境而不致于损害自己的人格；而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却是如此强烈，以致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仿佛是以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到由文化产生的这些困境，并且往往以童年时代的经历为中介，因而要么不能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即使解决了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因此，我们不妨说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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