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吗?”
衣钩上挂着一件大衣。在独脚小圆桌上有几个黑纸夹，里面夹着一叠叠的画报。我屏住呼吸，捕捉最轻微的声音。私人楼梯在轻轻响动。外面响起了汽笛声。我紧盯着楼梯，倒退着出来。
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时顾客稀少。法斯盖尔先生患了感冒，准是打发侍者出去办事了——也许是请医生。对，只不过我需要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我走到绕绳街街口时，转过身来，厌恶地端详那灯光灿烂却荒寂无人的咖啡馆。二楼的百叶窗是关着的。
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慌攫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正去什么地方。我沿着码头跑，拐进博伏瓦齐区荒凉的街道。房屋用无神的目光看着我逃跑。我焦急地一再自问：去哪里?去哪里?一切都可能发生。有时我的心怦怦跳，我猛然转身，我背后出了什么事?也许它在我背后开始，而我突然向后转身时，已经太晚了。只要我能盯住物体，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我尽可能地盯住地砖、房屋、路灯，我的视线迅速地从这些物体转到那些物体，以便出其不意地打断它们的变化。它们的模样不太自然，但是我拼命对自己说，这是一盏路灯，这是一个界石形状的小喷泉，而且我试图用强烈的目光使它们显出日常的面貌。我在路上遇见好几个酒吧，其中有布列塔尼人咖啡馆和海员酒吧。我站住，看着它们粉红色的罗纱窗帘，犹豫不决，这些封闭式的小酒店也许被幸免，也许还保留着昨日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被遗忘的部分。但是我必须推门进去。我不敢，便走开了。我特别害怕房屋的门，怕它们自动打开。最后，我在街心走。
我忽然来到诺尔船坞码头。几只渔船和小游艇。我的脚踏在嵌在石头里的圆环上。我在这里，远离房屋，远离门，我将得到片刻的休息。在有小黑点的、静静的水面上，漂着一个瓶塞。
“那么水下呢?你没有想到水下会有什么吗?”
一个虫子?一个半陷在泥里的大甲壳虫?它那十二对脚爪在泥里慢慢地挖。它有时稍稍抬起身子。在水底。我走近观看，等待一个旋涡，一个轻微的波动。瓶塞静止不动地待在黑点中间。
这时我听见人声，正是时候。我转过身继续走路。
在卡斯蒂格利奥讷街，我赶上了两个正在说话的男人。他们听见我的脚步声大吃一惊，一同转过身来，不安地看看我，然后看看我的身后，惟恐还有别的东西。那么，他们和我一样，也在害怕?我超过他们时，我们相互对视，差一点就搭上话了。但是，他们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怀疑。在这样的天气里，不能随便和人说话。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不时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
我气喘吁吁地又回到布利贝街。是的，命中注定，我得再去图书馆，试着拿起一本小说看看。我沿着公园的铁栅走，远远看见那个披斗篷的人。他一直在那里，在荒凉的公园里。他的鼻子现在和耳朵一样红。
我正要推开铁栅门，便被他的面部表情吓呆了。他眯着眼睛，似乎在傻笑，一副痴和虚情假意的神气。而与此同时，他直直地盯着前方我看不见的某个东西，眼神冷酷而强烈，以致我突然回过身去。
在他正对面，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抬起一只脚，半张嘴，尖尖的脸往前探；她一面神经质地扯头巾，一面呆呆地看着他。
男人在对自己微笑，仿佛即将开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突然站起来，两手伸进一直垂到脚边的斗篷的口袋里。他走了两步，直翻白眼。我想他要跌倒了，但他仍然在痴痴地笑。
我突然明白了，那件斗篷!我本可以阻止这件事，只要咳两声或推开铁门就行了。但是小姑娘的表情使我呆住了。她满脸恐惧，心肯定在猛烈地跳动，但是在这张老鼠脸上，我也看到一种强烈和邪恶的东西。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有把握的等待。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是在外面，在公园的边沿，在他们小小的悲剧的边沿，而他们呢，他们被暗暗的强烈欲望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对。我屏住呼吸，想看看当我身后的这个男人敞开斗篷时，那张显老的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突然间，小姑娘得到了解脱，摇着头跑开了。穿斗篷的人看见了我便站住了，在小径中央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然后便缩着脖子走了，斗篷边碰着他的小腿。
我推开铁门，一下子跳到他跟前。
“这是怎么回事!”我喊道。
他战栗起来。
“城市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从他身边走过时，有礼貌地说。
我走进阅览室，从桌上拿起《巴马修道院》，想聚精会神地读，在司汤达的明媚的意大利寻找庇护。但我只有短暂的、断断续续的幻觉，不时地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在我对面，一个小老头在清嗓子，一位年轻人正仰坐在椅子上遐想。
时间在流逝，玻璃窗完全黑了。科西嘉人正在办公桌上给新进的图书打钢印，不算他，我们是四个人：那个小老头、金发青年、一位正在读学士学位的年轻女人，还有我。有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位抬起头，迅速地、疑虑地向另外三个人看一眼，仿佛害怕他们。有一刻小老头笑了起来，年轻女人便全身发抖。我从反面认出了他看的书，这是一本轻松小说。
七点差十分。我突然想到图书馆七点钟关门。我又将再次被赶到街上。上哪里去呢?干什么呢?
老头看完了小说，但是不走，用指头敲着桌子，一下一下，干脆而均匀。
“先生们，”科西嘉人说，“马上就闭馆了。”
青年一惊，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年轻女人转身看着科西嘉人，接着又拿起书，似乎沉入阅读之中。
“闭馆了。”五分钟后科西嘉人又说。
老头迟疑地点点头。年轻女人推开书，但不站起来。
科西嘉人很吃惊，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摁下了开关。阅览桌上的台灯熄灭了，只有室中央的那盏灯还亮着。
“该走了?”老头轻声问道。
青年恋恋不舍地慢慢站起来。每个人穿大衣时都慢慢吞吞。当我走出去时，那女人仍然坐着，一只手平放在书上。
下面，大门开向黑夜。青年走在最前面，他回头看看，慢步下楼，穿过门厅，在门口停留片刻，然后投入黑暗中，消失了。
我下了楼梯，抬起头。过了一会儿，小老头一边扣大衣纽扣，一边走出阅览室。当他走下三级阶梯时，我闭上眼睛，冲到外面。
我脸上感到一阵微弱清新的抚摸。远处有人在吹口哨。我抬起眼皮，在下雨。轻柔安静的雨。四盏路灯宁静地照着广场，雨中的外省广场。青年大步走远了，是他在吹口哨。我真想对那两个不知道的人大喊，告诉他们可以大胆地出来，威胁已经过去了。
小老头出现在门口，局促地搔搔嘴腮，然后大度地微微笑着，撑开了雨伞。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参观布维尔博物馆
星期六上午
可爱的阳光。薄雾预示今天是个大晴天。我去马布利咖啡馆吃早饭。
收款员弗洛朗夫人对我嫣然一笑。我从座位上大声问道：
“法斯盖尔先生病了?”
“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几天。他女儿今天从敦刻尔克来了，住在这里照顾他。”
自从收到安妮的信后，我这是头一次真正高兴能再见到她。六年以来她干了些什么?我们见面时会感到局促吗?安妮从不局促。她接待我时仿佛我们昨天才分别。但愿我别一上来就犯傻，别使她不快。好好记住，见面时别伸出手去，她最讨厌握手。
我们在一起待几天呢?也许我带她来布维尔?只要她在这里生活几小时，在普兰塔尼亚旅馆过一夜，就够了。然后，一切将改变，我不会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头一次参观布维尔博物馆时，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令我吃惊。是比例失调还是透视法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感到别扭。这位议员在画布上并不自在。
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仍然感到别扭。我不愿意相信博尔迪兰——罗马奖得主，六次获奖者——会有败笔。
今天下午，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的老合订本——这是一份进行敲诈的报纸，老板在战争期间被控有叛国罪——隐隐约约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图书馆，去博物馆转转。
我快步穿过幽暗的门厅。我的脚步在黑白两色的石砖上没有任何声音。在我周围是一大群扭着手臂的石膏像。我从两个大入口处门前经过时，看见里面有碎纹瓷瓶、盘子、立在底座上的一个蓝色和黄色的森林之神的像。这是贝尔纳帕利西贝尔纳帕利西(约1510—1589)，法国画家，陶瓷玻璃工艺家，农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作家。陈列室，专门陈列陶瓷制品和小工艺品。我不喜欢陶瓷制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毕恭毕敬地欣赏那些烧制品。
在大厅——或称博尔迪兰—雷诺达厅——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画，大概是前不久挂上去的，我没有见过。它叫《独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这是国家赠品。
独身者躺在一张零乱的床上，上身赤裸着，像死人一样微微发绿。紊乱不堪的褥单表明临终阶段为时很长。我微笑着想起了法斯盖尔先生。他可不是孤独一人，他的女儿在照料他。在画幅上，一个女仆——满脸邪恶的女管家——已经打开了柜子的抽屉，在那里数钱。从另一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在阴暗中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着烟，正在等待。靠墙边，一只猫在漠然地舔牛奶吃。
这个人一生都为了自己。他受到了应得的、严厉的惩罚，临终时，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合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最后的警告：我还来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继续往前，那就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我即将走进的大厅里，墙上挂着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几位过早夭折的年轻人和一位孤儿院院长以外，画上的人物去世时都不是独身，都有儿女在场，都立有遗嘱，都接受临终圣事。这一天像别的日子一样，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尘世，他们都合乎礼仪；他们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们有权享受的那一份永恒。
他们曾有权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财富、权力、尊敬，最后是不朽。
我冥想片刻，便走了进去。一位看守在窗边打盹。从玻璃窗泻下的淡黄色光线在画面上留下了斑点。在这个长方形的大展厅里，除了一只见我来就吓跑了的猫以外，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但我却感到有一百五十双眼睛在注视我。
布维尔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年间的全部精英都在这里，其中有男有女。这是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精心绘制的。
这些男人们修建了海滨圣塞西尔教堂。一八八二年他们成立了布维尔船主和商人联合会，“以便将一切善良的人们组成有力的束棒束棒，古罗马执法官的权力标志，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意大利法西斯(fascio)借用了这个字。，重振国家，挫败无秩序党派……”他们使布维尔成为设备最好的法国商港——煤炭和木材。扩建码头是他们的功绩。他们充分扩大了泊船站，并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时的抛锚水深达十点七米。由于有了他们，渔船的吨位从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吨上升到一万八千吨。他们不惜为培养劳动阶级中的优秀代表而主动创办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在他们的大力扶持下十分兴旺。一八九八年，他们瓦解了著名的码头工人罢工，一九一四年，他们为祖国献出了儿子。
女人们——这些斗士可尊敬的伴侣——创建了大部分教养院、托儿所和缝纫工厂，但她们首先是贤妻良母。她们抚育了漂亮的儿女，教他们懂得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兰西赖以生存的传统。
肖像画的总体颜色近乎深棕色。由于考虑到庄重，画家们排除了鲜艳的颜色。雷诺达喜欢画老头，在他的画中，雪白的须发与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长画手。博尔迪兰的画技不如雷诺达丰富，他对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画中的硬领像白色大理石一样闪光。
室内很热，看守在轻轻打鼾。我环视四周的墙壁，看见了手和眼睛；这里或那里，有一张面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走去时，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因为从墙壁的葱形饰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来明亮的目光。
他站在那里，头稍稍后仰，一只手臂贴着珠灰色长裤，手里拿着高礼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几分赞叹，因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庸俗，简直无懈可击；细小的脚，纤细的手，角斗士的宽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几分花哨。他礼貌地向参观者显露那明晰、整洁、没有皱纹的面孔，唇上甚至漾着几分笑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没有笑。他可能有五十岁了，但像三十岁的人那样年轻、精神。他很美。
我不对他吹毛求疵，但他却不放过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平静而不留情的评价。
于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相距遥远。我对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触及他，这只是心理学，和小说中一样。但是，他对我的评价却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使我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这是真的，我始终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生存。我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像石头、植物、细菌一样存在。我的生命胡乱地向四面八方生长。有时它给我一些模糊的信号，有时我仅仅感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嗡嗡声。
然而，对于冉帕科姆这位死去的、毫无瑕疵的美男子——他是国防部的帕科姆的儿子——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他的心跳，他的器官发出的沉闷的声音，都像小小的权利，瞬间的、纯净的权利。在六十年间，他始终一贯地使用生存权。多么美丽的灰色眼睛!它们从未闪过一丝怀疑。帕科姆从未弄错。
他一贯履行责任，全部责任，作为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责任。他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的权利：作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继承清白的名声和兴旺的家业；作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爱的关怀；作为父亲，要求受到尊敬；作为领袖，要求得到任劳任怨的服从。其实，权利始终只是责任的另一面。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维乐最富有的家族)大概从未使他本人吃惊。他从不对自己说他很高兴，而当他高兴时，他便很有节制地说：“我在消除疲劳。”这样一来，高兴转换为权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无聊事了。在左面，在他那发蓝的灰白头发上方，书架上有书。漂亮的精装本，显然是经典著作。每晚睡觉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读几页“我的老蒙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几首贺拉斯的颂歌。有时他大概也读一本当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读巴雷斯和布尔热。阅读片刻以后，他微笑着放下书，目光失去了值得赞赏的警惕性，几乎充满遐想。他说：“尽责任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困难呀。”
他从来没有反躬自问，因为他是领袖。
墙上挂的还有其他领袖。甚至只有领袖。这个坐在安乐椅上的、灰绿色的大个子老头，是领袖。他的白坎肩与银发十分相配。(这些肖像主要是为了道德感化而绘制的，其精确性真达到一丝不苟，艺术性也有所考虑。)他将细长的手搭在一个小男孩头上。他的两膝裹着毯子，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的目光游移在远方。他看见年轻人看不见的一切。在肖像下面的一块菱形金色木牌上写着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罗坦，或者谢尼奥，我无意走近去看。对他的亲朋好友，对这个孩子，对他自己而言，他仅仅是祖父。等一会儿，如果他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用未来的诸多责任来开导孩子的话，他将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
“答应祖父你要好好听话，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学习，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生命的黄昏
在生命的黄昏，他将宽容的关怀分给每个人。如果他看得见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会得到他的好感，他会想到我也曾有过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东西，这个岁数的人不再有欲望了。他只要求在他进来时人们稍稍压低声音；只要求当他经过时人们对他露出温柔而尊敬的微笑；只要求儿媳妇有时说：“父亲可真了不起，比我们大家都年轻”；只要求当孙儿生气时，惟有自己能用手摸着他的头使他冷静下来，然后说：“这些伤心事，只有祖父能安慰他”；只要求儿子每年就棘手的问题多次请教于他；最后，只要求自己感到安详、泰然、睿智。老先生的手仅仅碰着孩子的鬈发，仿佛是祝福。他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光荣的过去，正是这个过去使他有权谈论一切，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因为经验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抵御，它也是权利，老年人的权利。
挂在菱形饰上的奥布里将军佩着长军刀，他是领袖。埃贝尔院长也是领袖，他是敏锐精细的文人，是安佩特拉兹的朋友。他的脸长长的，和其长无比的下巴很对称。嘴唇正下方有一小绺胡须。他的下颌微微前伸，像是在打嗝，那副得意的神态仿佛在做精细的剖析，在提出不同的原则。他手执鹅毛笔遐想，他也在消除疲劳，用写诗来消除疲劳。但他具有领袖的深邃目光。
那么，士兵们呢?我站在展室中央，成为所有这些严肃目光的靶子。我不是祖父，不是父亲，甚至也不是丈夫。我不参加投票，只是交点捐税。我不能夸口说我有纳税人的权利，或者选民的权利，我甚至没有受人敬重的小小权利——这是顺从了二十年的职员所获得的权利。我开始对自己的存在真正地感到吃惊。莫非我仅仅是个表象?
“嘿，”我突然对自己说，“士兵就是我!”我毫无愤懑地笑了起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人有礼貌地回我一个漂亮的微笑。雷诺达是怀着爱来绘制这幅肖像的，他的笔触十分柔和：小小的、厚厚的、精雕细琢的耳朵，尤其是两只手，修长而有力，十指尖尖的。这的确是学者或艺术家的手。他的面孔对我是陌生的，我大概经常从它面前走过而未加留意。我走近这幅画：“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
帕罗坦瓦克菲尔德医生和我谈起过他：“我一生只遇见过一位大人物，就是雷米帕罗坦。一九○四年冬天我听过他的课(您知道我在巴黎学过两年产科)。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领袖人物。我向您发誓，他真有领袖气质。他使我们激奋，我们会跟随他到天涯海角。此外，他还是位绅士，他家财万贯，并且拿出一大部分去资助穷学生。”
就是这样，当我头一次听人谈起这位科学王子时，我便有了强烈的印象。现在我来到他面前，他对我微笑。多么机智聪明、多么和蔼可亲的微笑!他那胖胖的身体舒适地坐在一只大皮安乐椅上。这位不装模作样的学者立刻使人不再拘束。如果没有他那充满灵性的目光，你甚至会把他当做一位好好先生。
不需很久就能猜到他的威信从何而来。他受人爱戴是因为他理解一切，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对他讲。他有点像勒南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及历史学家，在语文学、宗教史诸方面均有建树，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影响很大。，只是更优雅。他属于说这种话的一类人：
“社会主义者吗?可我比他们走得更远!”当你跟他走上这条危险的路时，你很快便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放弃家庭、祖国、财产权以及最神圣的价值，甚至怀疑资产阶级精英的统治权。然而，再往前走一步，一切又突然恢复了旧有的方式，而且理由出奇地充足。你回过头去，看见社会主义者被远远抛在后面，显得很小，他们挥动手绢喊道：“等等我们。”
从瓦克菲尔德那里我还听说，这位大师常常微笑着说他喜欢“分娩灵魂”。他始终年轻，身边也都是年轻人。他经常接待攻读医学的富家子弟。瓦克菲尔德去他那里吃过几次饭。大师把刚刚学会抽烟的学生当成年男人看待，请他们抽雪茄。他躺在长沙发上，半闭着眼，滔滔不绝地说，大群弟子们如饥似渴地围在四周。他追忆往事，讲述故事，从中得出有趣而深刻的教训。在这些有教养的青年中，如果谁的见解与众不同，帕罗坦便对他特别关心，请他发言，专心致志地听，并提供意见和思考题目。这位青年被丰富的思想装得满满的，遭到同伴们的仇视，又不愿再孤身一人与众人唱反调，于是必然有一天会请求单独谒见大师，腼腆地向他倾诉最隐秘的思想、不满和希望。帕罗坦将他抱在怀里，说道：“我理解你，从一开始我就理解你。”于是两人畅谈一番。帕罗坦走得很远、很远，年轻人跟不上。但是，在这样会谈几次以后，年轻叛逆者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他看清楚了自己，开始明白自己与家庭及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终于理解了精英们令人钦佩的作用。最后，仿佛出现了魔法，这只迷途羔羊在帕罗坦一步一步的指引下回到了羊圈，大彻大悟，改邪归正。瓦克菲尔德说：“他医治的灵魂比我医治的肉体还多。”
雷米帕罗坦和蔼地向我微笑。他犹豫着，想了解我的立场，以便慢慢改变它，将我带回羊圈。但是我不怕他，我不是羔羊。我瞧着他那没有皱纹的、美丽而平静的额头，他那稍稍凸出的肚子以及放在膝上的一只手。我回他一个微笑，便走开了。
他的弟弟冉帕罗坦是SAB可能是“布维尔船主协会”的缩写。——原编者注的主席，他正两手扶着堆满文件的桌子的边沿，那姿势向来访者表明会见已经结束。他的目光很特别，仿佛既抽象又闪着纯粹权利的光辉。令人目眩的眼睛占据了整个面孔。在这团火的下方是神秘主义者紧闭着的薄薄的嘴唇。“真奇怪，”我心里想：“他和雷米帕罗坦很相像。”我转过头看那位大名医，寻找他们的相似点，突然在他那张温柔的脸上看到某种冷漠和忧愁，这是这家人特有的神情。我的目光又回到冉帕罗坦身上。
这个人思想简单，在他身上，除了骨头和死肉外，只剩下纯粹权利。这是一个着魔中邪的案例，我想到。人一旦被权利占领，任何驱魔咒语也赶不走它。冉帕罗坦一生都在思考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像每次参观博物馆一样，我感到轻微的头疼，但他不会头痛，他感到的只会是被医治的痛苦权利。人们不能让他过多思考，不能让他看到令人不快的现实，看到他可能的死亡，看到旁人的痛苦。人们在弥留之际往往按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习惯，说几句崇高的话，而他呢，对守护了他十二夜的妻子说(就像我的一位叔叔对他妻子那样)：“你，泰蕾兹，我不谢你了，你只是尽到了责任。”一个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真该向他脱帽致敬。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雷米帕罗坦
我惊讶地凝视他的眼睛，它们示意我离去。我不走开，显然很不知趣。我曾在埃斯库里亚尔图书馆久久凝视过腓力二世的肖像，因此我知道，当你正视一张闪烁着权力的面孔时，不用多久，闪光就会熄灭，只剩下灰烬残渣，正是这残渣使我感兴趣。
帕罗坦有很好的耐力。但是突然间，他的目光熄灭，画幅暗淡下来。还剩下什么呢?盲人的眼睛，像死蛇一样细薄的嘴唇，还有脸颊，孩子般圆圆的、苍白的脸颊，它摊开在画幅上。SAB的职员们不会猜到它们的模样，因为在帕罗坦的办公室里从来待不长，他们走进办公室时，遇见的是那道可怕的目光，它像一堵墙，遮掩住那张苍白的、软弱无力的脸颊。他的妻子是在多少年以后才注意到的呢?两年?五年?我想像，有一天，当丈夫躺在身边，鼻子蒙上一缕月光时，或者当他饭后仰靠在安乐椅上，半闭着眼吃力地消食，下巴上有一片阳光时，她鼓起勇气正视他，于是这一大堆肉便现出原形，臃肿不堪，流着涎，有几分猥亵。从那一天起，帕罗坦夫人大概就掌握了指挥权。
我向后退了几步，一眼览尽所有这些大人物：帕科姆、埃贝尔院长、两位帕罗坦、奥布里将军。他们曾戴过高礼帽，星期日曾在绕绳街与市长夫人——曾见到圣塞西尔显灵的格拉蒂昂太太——相遇，他们郑重其事地对她行大礼，这种大礼的秘诀已失传。
他们的肖像精确之至，然而，在画笔下，他们的面孔已失去人脸的神秘弱点。就连最懦弱的面孔也像陶器一样纯净。我在上面寻找与树木和动物、与土生或水生的三色堇的相似之处，但是找不到。我想他们在世时不曾需要肖像，但是，在去世前，他们请来名画师为自己画像，好让他们为改变布维尔周围的海洋和田野而进行的工程审慎地重现在他们脸上：疏浚、钻探、灌溉。因此，凭借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的帮助，他们征服了全部自然：身外的自然和自己身上的自然。这些暗色肖像提供给我目光的，是人对人的重新思考，而惟一的装饰是人所获得的最大战利品：美妙的人和公民的权利。我毫无保留地赞赏人的统治。
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走了进来。他们身穿黑衣，尽量避免引人注意。他们在门口站住了，显得很惊奇，先生本能地摘下帽子。
“啊!怎么!”女士激动地说。
先生很快镇静下来，用恭敬的口气说：
“这可是整整一个时代!”
“是的，”女士说，“是我祖母的时代。”
他们走了几步，遇见冉帕罗坦的目光，女士仍然惊呆地张着嘴，先生并不洋洋得意，他显得谦卑，大概是对这种令人生畏的眼神和短暂的接见十分熟悉吧。他轻轻拉拉妻子的手臂。
“瞧瞧这一位。”他说。
雷米帕罗坦的微笑从来不让卑微者感到拘束。女人走近肖像，专心致志地看：
“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肖像由雷诺达绘制。”
“帕罗坦是科学院院士，”丈夫说，“雷诺达是研究院院士。这可真是历史。”
女人点点头，然后看着大名医：
“多么有派头!神气多么聪明!”
丈夫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简单地说：
“正是这些人建造了布维尔。”
“把他们全放在这里，真不错。”女人感动地说。
我们这三个士兵在这间宽大的展厅里操练。丈夫在不出声地、毕恭毕敬地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就突然不笑了。我转过身，走到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前。一种温和的快感侵袭了我。啊，对，我是对的。真是太逗了。
女人走近了我。
“加斯东，”她突然壮起胆子说，“你来看看。”
丈夫朝我们走过来，她又说：
“你瞧瞧，这个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还有一条街哩，你知道，就是那条到达儒克斯特布维尔之前、朝绿岗上坡的小街。”
片刻后她又说：
“他那样子可不随和。”
“可不!不满意的人要和他打交道可不容易。”
这句话是冲我来的。先生用眼角瞟了我，出声地笑了。这一次他显得自命不凡、吹毛求疵，仿佛他就是奥利维埃布莱维涅。
奥利维埃布莱维涅可没有笑。他向我们伸出肌肉紧张的下颌和突出的喉结。
片刻的安静和凝神赞赏。
“他好像要动起来了。”女人说。
丈夫殷勤地向她解释：
“他是做棉花生意的大商人，后来弃商从政，当上了议员。”
这一点我也知道。两年前我曾在莫勒雷神甫莫勒雷神甫(1727—1819)，法兰西学院院士。——原编者注的《布维尔名人小辞典》中查阅到有关他的条目，我抄了下来：
布莱维涅，名奥利维埃—马夏尔，前者之子，在布维尔出生和去世(1849—1908)，曾在巴黎攻读法学，一八七二年获学士学位。在公社起义期间，曾与众多巴黎人一样被迫避难于凡尔赛宫，受到国民议会庇护，因此感触极深。布莱维涅不同于只追求玩乐的同龄青年，他立下誓言要“为重整秩序而献身”。他信守诺言，回到家乡后立即建立著名的秩序俱乐部，该俱乐部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布维尔的大商人大船主每晚的聚会处。有人俏皮地称这个贵族圈子比骑师俱乐部更加封闭，然而，在一九○八年以前，它对我们这个大商港的命运起着良好的作用。一八八○年，奥利维埃布莱维涅与商人夏尔帕科姆(见另一条目)的幼女玛丽—路易丝帕科姆成婚，并在夏尔帕科姆去世后成立帕科姆—布莱维涅父子公司。不久后弃商从政，竞选议员。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奥利维埃布莱维涅
布莱维涅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国家患了重病，那就是统治阶级不愿继续领导。如果那些就继承性、教养和经验而言都最有能力行使权力的人，由于顺从或厌倦而放弃权力，那么，先生们，谁将来领导呢?我常说，领导不是精英们的权利，而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先生们，我恳求你们，恢复权威原则吧。”
布莱维涅于一八八五年十月四日第一轮选举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后一再连选连任。他能言善辩，言词激烈锋利，作过无数次精彩的演说。一八九八年可怕的罢工爆发之时，他正在巴黎，连夜赶回布维尔，领导研究对策，并提出与罢工工人谈判。谈判是本着宽厚调解的精神进行的，后来由于儒克斯特布维尔的殴斗而中断。军队谨慎介入后民心才安定下来。
他的儿子奥克塔夫年纪轻轻就进了综合理工学院综合理工学院，一七九四年成立的高等学校，进行英才教育，属军队编制。，他一心培养儿子当“领袖人物”，但奥克塔夫却英年早逝，在这个沉重打击下，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一九○八年二月，他与世长辞。
演讲集：《道德的力量》(1894，绝版)，《惩罚的责任》(1900)——本集的全部演讲都是关于德雷弗斯事件(绝版)，《意志》(1902，绝版)。在他死后，人们又将他的最后几次演讲及致亲友的信收集成册，取名《Labor improbus》拉丁文，取自维吉尔《农事诗》(I，144—145页)名句“顽强的工作无坚不摧”的一半。此处可译为《水到渠成》。——原编者注(普隆出版社，1910)。肖像：一幅由博尔迪兰绘制的绝妙肖像现存布维尔博物馆。
绝妙的肖像，不错。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蓄着一小撮黑胡须，黄褐色的面孔有点像莫里斯巴雷斯。他们两人一定相识，在议会中坐的是一条板凳，但是这位布维尔议员没有那位爱国者联盟主席那般潇洒，他像棍子一样僵直，像玩偶匣里的玩偶一样从画布上蹦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瞳孔是黑的，角膜发红。他抿着厚厚的小嘴，右手按在胸前。
我曾经十分讨厌这幅画。在我眼中，布莱维涅时而太大，时而太小，但是今天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时得知了实情。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六日那一期上，整个篇幅都是讲布莱维涅。在封面上，小小的他抓着孔布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一九○二至一九○五年任内阁总理，主张政教分离。老爹狮鬣，解说文是：“狮子的虱子”。从第一页起，一切都清楚了：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身高一米五三。人们嘲笑他身材矮小，嘲笑他的声音像雨蛙——这个声音却不止一次地使整个议会发抖。人们还说他在皮鞋里加了橡皮垫圈。相反，出身帕科姆家的布莱维涅夫人则人高马大。编年史家写道：“他的另一半是他的双倍双倍(double)，此处是双关语，意为复制品及双倍。，这话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一米五三!对，博尔迪兰小心翼翼地不让肖像四周的物品将肖像衬托得更矮小：一个墩状软垫，一把矮矮的安乐椅，一个书架及十二开本的书，一个小小的波斯圆桌。然而，他的身材与邻居冉帕罗坦一样，两幅画的尺寸又一样，因此，这幅画上的小圆桌和那幅画上的特大桌几乎一样大，墩状软垫竟和帕罗坦的肩头一样高。目光本能地对这两幅肖像作比较，因此感到不舒服。
现在我想大笑，一米五三!如果我想和布莱维涅说话，我就必须弯腰或蹲下。他如此激昂地扬起头，这也不足为怪了，因为对这种身材的男人来说，命运总是在离他们头顶几厘米的地方起作用。
令人赞叹的艺术威力。这个声音极尖的矮小男人，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张咄咄逼人的脸、一个高雅的手势和公牛般血红的眼睛。对公社感到恐惧的大学生，肝火旺盛、身材矮小的议员，都被死亡带走了。然而，由于博尔迪兰，这位秩序俱乐部主席兼道德力量组织的雄辩家万世永存。
“啊，可怜的小皮波。”
夫人遏制住惊呼。在奥克塔夫布莱维涅——前者的儿子——肖像的下方，一只虔诚的手写下了这几个字：
一九○四年死于综合理工学院
“他死了!和阿隆代尔的儿子一样!他看上去很聪明。他妈妈该多么伤心啊!这些高等学校功课太多，脑子不停地转，连睡觉也动脑子。我很喜欢他们的两角帽，挺神气。那叫羽饰吧?”
“不，羽饰是圣西尔军校的。”
我也凝视那位英年早逝的综合理工学院学生。他那张蜡黄的脸和正统的髭须足以使人想到死亡即将来临。何况他已预见到自己的命运：明亮的眼睛瞻望远方，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头高高扬起，他穿着军服，代表法兰西军队。
Tu Marcellus eris!Manibus date lilia plenis……拉丁文：你将是马尔切鲁斯，双手散发百合花……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卷。马尔切鲁斯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外甥，曾被视为王位继承者，但二十岁即去世。
玫瑰花被折断，综合理工学院学生夭折，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吗?
我顺着长画廊慢慢走，不停下，路过那些从幽暗中露出的优雅面孔时，向它们致意：商业法庭庭长博苏瓦尔先生博苏瓦尔(Bossoire)，作为普通名词，指船上升降船锚、小艇的吊架，用作姓名十分可笑，这种例子不止一处。——原编者注、布维尔独立港口管理委员会主席法比先生、商人布朗日先生及其一家、布维尔市长拉讷坎先生、生于布维尔、任法国驻美大使的诗人德吕西安先生、一位身着长官制服的陌生人、大孤儿院院长圣玛丽—路易丝嬷嬷、泰雷宗先生及夫人、劳资调解委员会主席蒂布—古龙先生、海军军籍局局长博博先生、布里翁先生、米奈特先生、格雷洛先生、勒费弗尔医生、潘女士以及博尔迪兰本人——是他儿子彼埃尔博尔迪兰给他画的。画中人的目光都明亮而冷静，五官清秀，嘴唇薄薄的。布朗日先生节俭而有耐心，圣玛丽—路易丝嬷嬷虔诚而灵巧，蒂布—古龙先生对己对人都十分严厉，泰雷宗夫人与严重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她那张疲惫已极的嘴角流露出痛苦，但是这位虔诚的女人从未说：“我疼。”她克服病痛，拟定菜单，主持慈善活动。有时，话说到一半，她慢慢闭上眼睛，面无血色。这种衰弱持续不到一秒钟，她又睁开眼睛接着讲。缝纫工厂的人悄悄说：“可怜的泰雷宗夫人!她从不诉苦。”
我穿过了长长的博尔迪兰—雷诺达展厅。我回过头，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在法国文学中，百合花常是纯洁和德行的象征。，你们在绘画的小圣殿里精美无比，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我们的骄傲和存在的理由，再见了，坏蛋们根据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纳吉尔出版社，第84页)中的说法，“坏蛋”是指那些试图证明其存在是必然的人(其实人在地球上的出现属于偶然)。——原编者注。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星期一
我不继续写关于罗尔邦的书了，结束了。我不再写了。我将如何利用我的生命?
三点钟了，我坐在桌前，我从莫斯科偷来的那一沓信放在我身旁，我写道：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侯爵在我身旁。我将自己的生命借给他，直到最后将他安置在历史存在之中。我感觉到他，仿佛他是我腹中的微热。
我突然想到人们肯定会对我提出异议，因为罗尔邦对侄儿毫不坦率，如果他失败，他要让侄儿当证人，在保罗一世面前为他辩解。遗嘱一事很可能是他虚构的，好装作幼稚无知。
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小的异议，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却陷入遐想中，闷闷不乐。我突然又看见卡米尔餐馆那位胖胖的女侍者，阿希尔先生那副惊慌的模样，还有那个店堂，我在那里曾清楚感到自己被遗忘、被丢弃在现在时中。我不耐烦地对自己说：
“我这人连自己的往昔都留不住，还能盼望去拯救别人的往昔吗?”
我拿起笔，试图继续工作。那些关于往昔，关于现在，关于世界的种种思考，使我烦透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安安静静地写完书。
然而，当我的目光落在那一叠白纸上时，它的外表令我吃惊，于是我手中的笔停在半空，我待在那里端详令人目眩的白纸，它是多么坚硬、鲜艳，它属于现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是现在。我刚才在上面写的东西还没有干，但已经不属于我了。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最初曾是我的一小部分，而现在，它印在纸上，它独立于我。我再认不出它了，甚至无法重新思考它。它在那里，在我对面，在它身上我找不到起源的标记。任何其他人都可能写它，而我，我不能确定它是我写的。字母现在不再发亮，它们已经干了。这一点也消失了，短暂的光泽已荡然无存。
我不安地瞧瞧四周。现在，只有现在。囿于现在中的一些轻巧、结实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玻璃衣橱，还有我自己。现在的真正本性暴露了出来：它是现在存在的东西，所有不在场的东西都不存在。往昔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既不存在于物体，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当然，很久以来我就明白自己错过了往昔，但是，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往昔仅仅撤出了我所能及的范围，它仅仅是退休，是另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度假和闲散状态。每一个事件，在完成任务以后，便乖乖地、自动地进入一个盒子，成为名誉事件，因为虚无是难以想像的。而现在我知道，事物完全是它显现的样子，在它后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想法占据我达好几分钟，后来我使劲晃动两肩想摆脱它，我将那一叠纸拉过来。
……他刚刚立了遗嘱。
我突然剧烈地想呕吐，笔从我手中滑落，墨水四溅。这是怎么回事?是恶心?不，不是它，房间像每日一样和蔼慈祥。桌子似乎稍稍厚沉，笔稍稍紧实，然而德罗尔邦先生却第二次死去。
刚才他还在那里，在我身上，安静而温暖，而且我不时地感到他在动。他是活生生的，对我来说，他比自学者或铁路之家的老板娘更鲜活。他很任性，可以好几天不露面，但是，在神秘的好时光，他常常像对湿气敏感的嘉布遣会修士一样，露出鼻子来，于是我便看见那张苍白的脸和发蓝的脸颊。而且，即使他不露面，他也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我感到自己装得满满的。
现在什么也不剩下了，就好比这些干涸的墨渍，它们原先的鲜亮也不再剩下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了恰恰不该说的话。我说往昔不存在。因此，刹那间，德罗尔邦先生就悄无声息地返回到虚无中去了。
我双手拿起他的信，怀着某种绝望拍拍它们。
“这是他，”我想道，“是他一笔一画地写了这些符号。他俯在这些纸上，手压着纸，不让纸在笔下滑动。”
太晚了，这些字句再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我双手捏着的这一叠黄纸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这里还有一段复杂的故事。罗尔邦的侄子于一八一○年遭沙皇警察暗杀，他的文件被没收，转入秘密档案，一百一十年以后，又被掌权的苏维埃存入国家图书馆，一九二三年被我从国家图书馆偷出。这事好像不是真的，我对这次偷窃也没有确切的记忆。其实，要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在我房间里，可以想出一百个更加可信的故事来。但是，与这些粗糙的纸张相比，那些故事会像气泡一样空洞和轻飘。我与其依靠这些纸来与罗尔邦沟通，还不如直接求助于招魂桌。罗尔邦不存在了，完全不存在了。如果他还剩下几根骨头，那么它们是为自己存在的，完全独立，它们如今只是一点点磷酸酯和碳酸酯，加上盐和水。
我作最后一次尝试，对自己重复德冉利斯夫人的话——它往往被我用来描绘侯爵：
在他那张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极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
他的脸顺从地出现了，尖尖的鼻子、发蓝的脸颊，还有微笑。我可以任意——也许比以前更随意地——想像他的五官，但这只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形象，一个虚构。我叹了一口气，仰靠在椅背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承受的缺陷。
敲四点钟了。我无所事事地在椅子上已经待了一个小时。天暗了下来，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白纸仍然在桌子上，旁边是笔和墨水瓶……但是我决不会在已经开始的那张纸上往下写，我决不再顺着残废者街和棱堡大街去图书馆查资料。
我真想跳起来走出去，随便做点什么好排遣排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动一动指头，如果我不老老实实地待着，就会发生什么事，而我不愿意它发生。它什么时候发生都为时过早。我不动弹，机械地看着我在纸上没有写完的那段话：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著名的罗尔邦事件
著名的罗尔邦事件结束了，就像热烈的恋情一样。我应该寻找别的东西。几年以前，在上海，在梅尔西埃的办公室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我生活在沙皇的宫廷里，古老的宫殿十分寒冷，在冬天，门上都挂着冰钟乳石。今天我醒过来了，面对的是一叠白纸。烛台、冰冷的庆典、军服，打着寒战的美丽的肩头，这一切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温暖房间里的某个东西，某个我不愿看见的东西。
德罗尔邦先生曾是我的合伙人，他需要我是为了他的存在，我需要他是为了不感觉我的存在。我提供原材料，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打算出卖的原材料：存在，我的存在，而他，他要做的是体现。他站在我面前，占领了我的生命，为的是体现他的生命。我不再感觉我的存在，我不再存在于我身上，而是存在于他身上。我为他而进餐，为他而呼吸，我的每个动作的意义都在外面，在那里，在我对面，在他身上。我看不见我的手在纸上写字，甚至也看不见我写出的句子，但是，在纸的另一边，在纸的后面，我看见了侯爵，他要求我做写字的动作，这个动作延续和巩固他的存在。我只是使他存在的手段，他是我存在的目的。他使我摆脱了自己。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千万别动，别动……啊!
我不由自主地耸了耸肩……
处于等待中的那个东西警觉起来，猛扑向我，钻进我的身体，将我塞满。这没什么，那东西，就是我。存在被解放了，被解脱了，在我身上回涌。我存在。
我存在。这很柔和，多么柔和，多么缓慢，而且很轻巧，它仿佛半浮在空中。它在动。到处都有轻轻的擦动，擦动在融化、消散。慢慢地，慢慢地，我嘴里有充满泡沫的水，我咽下去，它滑进我的喉咙，抚摸我——它在我嘴里再次产生。我嘴里永远有一小汪发白的——隐蔽的——水，它摩擦我的舌头。而这一小汪水，还是我。还有舌头，还有喉结。这是我。
我看见自己的手，它摊开在桌子上。它活着——这是我。它是张开的，五指伸开、竖起，手背朝下，露出肥肥的腹部，像一头仰卧的野兽，指头就是脚爪。我逗趣地让手指迅速活动，就像仰翻的螃蟹在晃动爪子。螃蟹死了，爪子缩了起来，缩回到手的腹部。我看见指甲——我身上惟一没有生命的东西，这还说不一定哩。我的手又翻倒过来，手心朝下地摊开，我看见手背，银白色的、微微发亮的手背，真像是鱼——如果指根没有红毛的话。我感觉到我的手。在手臂尖端晃动的这两个动物，就是我。我用一只爪子的指甲去搔另一只爪子；我感到手在桌子上的重量，桌子不是我。这种重量的感觉久久不消失，久久地，久久地。它没有理由消失，久而久之变得难以忍受……我缩回手，将手伸进衣袋，立刻隔着布感到大腿的暖气，我马上让手从衣袋里跳出来，让它靠着椅背垂着。现在我感觉到它在我手臂尽头的重量。它稍稍往下坠，轻轻地、徐缓地、软软地，它存在。我不再试了，不论我将它放在哪里，它都会继续存在，我也将继续感到它存在，我无法消除它，也无法消除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和弄脏我衬衣的潮湿的热气，无法消除那懒洋洋地转动——仿佛用勺子转动——着的热脂肪，无法消除脂肪中的那些感觉，它们来来去去，从腰部上升到腋下，或者从早到晚待在它们习惯的角落里，无声无息。
我猛然站起身。只要我能停止思想，那就好多了。思想是最乏味的东西，比肉体更乏味。它没完没了地延伸，而且还留下一股怪味。此外，思想里有字词，未完成的字词，句子的开头，它们一再重复：“我必须结……我存……死亡……德罗尔邦先生死了……我不是……我存……”行了，行了……没完没了。这比别的事更糟，因为我感到自己应负责任，又是同谋。例如这种痛苦的反刍：我存在。是我在维持这种反刍，是我。身体一旦起动，就独立出去了，而思想呢，是我在继续它，展开它。我存在。我想我存在。啊，存在的感觉是长长的纸卷——我轻轻地展开它……要是能克制自己不去想，那有多好!我试试，我成功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烟雾……但它又开始了：“烟雾……别想……我不愿意去想……我想我不愿意去想。我不应该想，我不愿意去想，因为这还是思想。”这么说，永远没完?
我的思想就是我，因此我才停不下来。我存在因为我思想，而我无法使自己不去想。就在此刻——多么可怕——如果说我存在，那是因为我害怕存在。是我，是我将自己从我向往的虚无中拉出来。仇恨和对存在的厌恶都使我存在，使我陷入存在。思想在我脑后产生，像眩晕，我感觉思想在我脑后诞生……如果我让步，它就来到前面，来到我两眼之间，而我一直在让步，它在长大，长大，变得其大无比，将我填得满满的，使我的生存继续下去。
我的唾液是甜的，我的身体是温的，我感到自己淡而无味。小刀在桌子上，我打开它，总之，会有点变化吧。我将左手放在折纸簿上，往手心狠狠扎了一刀。动作过于紧张，刀锋滑过去了，只是表皮受了伤。流血了。那又怎样?有什么变化呢?不过我满意地看着白纸上的那一摊血，它横在我刚才写的那几行字中间，它终于不再是我。白纸上的四行字，一片血迹，这是美好的回忆。我应该在下面写上：“这一天我放弃了写德罗尔邦侯爵的计划。”
我该治治这只手?我在犹豫。我瞧着那一丝单调的、细细的血，它正好在凝固。结束了。切口周围的皮肤仿佛长了铁锈。在皮肤下面，只剩下轻微的感觉，与别的感觉相似，也许更淡而无味。
钟敲了五点半，我站立起来，冷衬衫贴着皮肤。我走出门。为什么?嗯，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即使我待在那里，即使我悄悄地缩在角落里，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我将压在地板上。我存在。
我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耸人听闻。小吕西安娜的尸体被发现了!报纸发出油墨味，在我的手指间皱成一团。无耻的家伙跑掉了。小姑娘遭到强奸。人们找到了她的尸体，她的手指紧紧抓着泥。我将报纸卷成一团，手指紧紧抓住它，油墨味，老天爷，事物的存在今天多么强烈。小吕西安娜被强奸。被掐死。她的身体，她那受伤的肉体仍然存在。但是她已不存在了。她的手。她不再存在。房屋。我在房屋之间行走，我是在房屋之间，直直地在铺路石上。我脚下的铺路石是存在的，房屋在我头上合拢，像水一样盖住我，盖住天鹅一般隆起的纸。我在。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在。我在因我思。我为什么思想?我不愿再想我存在，因为我想我不愿意存在，我思想我……因为……呸!我逃跑，那个无耻的家伙逃跑了，她的身体被奸淫。她感到另一个肉体进入她的肉体。我……我……她被强奸。一种微弱的、血腥的强奸欲望从后面袭击了我，轻轻地，在耳朵后面，耳朵跟在我后面。棕红头发，我头上的头发是棕红色，一根湿草，一根棕红草，这还是我吗?还有报纸，它还是我吗?拿着报纸，存在紧靠着存在，事物相互紧靠着存在，我放开报纸。房屋突然显现了，它在我面前存在，我沿着墙走，沿着长长的墙走，我在墙面前存在，走一步，墙在我面前存在，一座房子，两座房子，在我后面，墙在我后面，一个手指在我的裤子里抓搔，抓搔，抓搔，将小姑娘沾满污泥的手指拉出来，我的手指沾上了污泥，手指刚从泥水中出来，慢慢地，慢慢地垂下，刚才它变软了，轻轻地抓搔小姑娘的手指，她被掐死，无耻之徒，她的手指轻轻地抓土，抓泥，我的手指慢慢滑下，指尖朝下，暖暖地靠着大腿抚摸。存在是软的、滚动的、晃荡的，我在房屋之间晃荡，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晃荡，我在，存在是跌落，跌下了，将跌下，将不跌下，手指搔着天窗，存在就是不完善。先生。漂亮的先生存在。先生感到他存在。不，走过的这位漂亮先生，像牵牛花一样傲慢温柔的先生，他不感到他存在。开花。我那只受伤的手很疼，存在，存在，存在。漂亮先生，存在荣誉勋位，存在髭须，这便是一切，仅仅成为荣誉勋位，仅仅成为髭须，这该多么高兴，其他的谁也看不见，他看见鼻子两侧的髭须尖梢，我不思故我是髭须。他既看不见他瘦弱的身体，也看不见他那双大脚，仔细搜搜他的裤子，人们会发现一对灰色的小橡皮。他有荣誉勋位，坏蛋们有权存在：“我存在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有权存在，因此我有权不思想，手指竖起来了。我要……在喜气洋洋的白被单上抚摸轻轻倒下的充分发育的白色肉体，触摸腋下微潮的腋毛，肉体的黏液、汗液、滑液，进入他人的存在中，进入散发生存的厚重气味的红色黏膜中感觉我存在于两片柔和的湿唇之间，淡血色的红唇，颤抖的唇微微张开，湿湿的充满了存在，湿湿的充满了透明的脓液，在甜蜜的湿唇之间，它们像眼睛一样，泪汪汪的。我的肉体在生活，肉体在蠢动，轻轻地搅动汁液，搅动稠液，肉体在搅动，搅动，搅动，肉体甜甜的淡水，我手上的血，我受伤的肉体微微疼痛，这转动着的肉体走着，我走，我逃，我是肉体受伤的无耻家伙，存在因撞在墙上而受伤。我冷，我走一步，我冷，走一步，我向左转，它向左转，它想它向左转，疯了，我疯了?它说它怕变成疯子，小家伙你瞧瞧存在，它停下，身体停下，它想它停下，它从哪里来?它在做什么?它又走，它害怕，很害怕，无耻的家伙，欲望像浓雾，欲望，厌恶，它说它厌恶存在，它厌恶吗?厌烦了对存在的厌恶。它跑。它希望什么?它跑，逃走，跳进水池。它跑，心脏，心脏跳动，这是高兴，心脏存在，两腿存在，呼吸存在，它们存在，跑动，喘息，无力地跳动，轻轻地喘气，我喘气，它说它喘气。存在从后面抓住我的思想，而且从后面轻轻展开它；我从后面被抓住，我从后面被强迫去思想，也就是去成为某个东西，我喘息着吐出存在的轻轻气泡，在我身后，它是朦胧欲望的气泡，它在镜中像死人一样苍白，罗尔邦死了，安托万罗冈丹没有死，我失去知觉。它说它要消失，它跑，跑猜环游戏猜环游戏：大家围坐成圈，相互迅速传递东西，一人站在中央猜东西在谁的手里。(从后面)，从后面，从后面。小吕西尔上文是吕西安娜Lucilenne,而不是吕西尔Lucile,原文如此。从背后被抓住，从背后被存在奸污，它求饶，它羞于求饶，羞于请求怜悯，羞于呼救命。羞于呼救命因此我存在，它走进海员酒吧，小妓院的小镜子，小妓院的小镜子里棕红头发的大个子面色苍白地跌坐在长椅上，唱机在转，存在，一切都在转，唱机存在，心在跳动，转呀，转呀，生命之液，转呀我肉体的冻汁、糖汁、甜食……唱机。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旅行推销员
星期三
纸桌布上有一圈阳光。一只冻僵的苍蝇在光圈里爬动取暖，前面的爪子相互摩擦。我要帮助它，将它拍死。它看不见这个巨大的食指，食指上的金色汗毛在阳光中闪烁。
“别打死它，先生!”自学者喊了起来。
苍蝇裂开了，小小的，白白的内脏从肚子里流了出来。我帮它解脱了存在。我冷冷地对自学者说：
“我这是帮助它。”
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呢?现在是正午，我等待着睡觉的时刻(幸亏睡眠不躲着我)。再过四天我又要见到安妮，目前这是我惟一的生活目的。在那以后呢?等安妮离开我以后呢?我很清楚自己暗暗地希望什么，我希望她永远不再离开我。然而，我应该知道安妮决不肯在我面前衰老的。我是软弱的，孤单的，我需要她，我愿意精神饱满地去见她，因为她瞧不起失魂落魄的人。
“您好吗，先生?您感觉好吗?”
自学者用带笑意的目光斜视我。他有点喘，像喘不过气来的狗那样张着嘴。我承认今早我几乎高兴看见他，我需要和人谈谈。
“我多么高兴能和您同桌用餐，”他说，“您要是冷，我们可以坐在暖气旁边。这些先生要走了，他们已经要了账单。”
有人关心我，考虑我冷不冷，我和另一个男人说话，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
“他们走了，我们是不是换个座位?”
那两位先生点燃了香烟，走了出去，他们现在在阳光下，在纯净的空气里。他们顺着大玻璃窗走，两手扶着帽子。他们在笑，风吹鼓了他们的大衣。不，我不想换座位，何必呢?何况，透过大玻璃窗，我可以看见海，绿绿的、稠稠的海，它在那些更衣室的白屋顶之间。
自学者从他的钱夹里掏出两张紫色的长方形卡片，一会儿他用这个付账。我从反面认出其中一张上写着：
博塔内店，饭菜实惠。
午餐定价：八法郎
冷盘任选
肉加配菜
奶酪或甜点
二十张卡为一百四十法郎
坐在门旁圆桌上的那个人，我现在认出来了。他经常住普兰塔尼亚旅馆，是旅行推销员。他不时向我抛来专注的、微笑的眼光，但是他看不见我，他在专心致志地观察他吃的东西。在收款台的另一侧，有两个红红的矮壮男人正一边喝白酒，一边品尝海蚌。蓄着稀疏的黄髭须的那位小个子在讲故事，他自己也乐，他不慌不忙，大笑时露出一口洁白闪亮的牙齿。另一位没有笑，眼光冷漠，但常常点头表示赞同。靠窗处有一个棕色的瘦男人，五官清秀脱俗，一头漂亮的白发往后梳，正带着沉思的神情看报。在他旁边，在长椅上，放着他的公文包。他在喝维希矿泉水。再过一会儿，这些人都要离去。他们的身体被食品撑得沉甸甸的，经微风一吹，他们将敞开大衣，沿着栏杆走，一面观看海滩上的孩子和海面上的船，他们的头脑微微发热、微微作响。他们将去工作。而我呢，我哪里也不去，我没有工作。
自学者天真地笑着，阳光在他稀疏的头发上闪亮。
“您点菜吧。”
他递给我菜单，我有权点一个冷盘：四片圆圆的红肠或者白萝卜或者河虾或者一小盘浇汁芹菜。勃艮第蜗牛得另外加票。
“给我来红肠吧。”我对女侍者说。
他夺过我手上的菜单。
“没有更好的吗?这不是有勃艮第蜗牛吗?”
“我不大喜欢蜗牛。”
“啊!那么牡蛎呢?”
“得加四法郎。”女侍者说。
“好，来牡蛎吧，小姐。我要白萝卜。”
他脸红了，对我解释说：
“我很喜欢白萝卜。”
其实我也一样。
“然后呢?”他问道。
我看了肉类那一栏，我喜欢焖牛肉，但我预知他会叫烩鸡，因为那是惟一要加票的菜。
“给这位先生来烩鸡，给我来焖牛肉，小姐。”他说。
他将菜单翻过来，反面是酒类。
“我们喝点葡萄酒吧。”他郑重其事地说。
“哟，”女侍者说，“您这回要酒了，您可是从来不喝的。”
“偶尔喝一瓶还是可以的。小姐，来一瓶安茹葡萄酒吧。”
他放下菜单，将面包掰成小块，用餐巾擦餐具。他看了一眼那位看报的白发男人，微笑着对我说：
“我来这里一般总带上一本书，虽然医生劝我不要这样，因为吃快了咀嚼不够充分。但我有个鸵胃，什么都能消化。一九一七年战争期间我当过俘虏，吃得极差，大家都病倒了，当然，我也像别人一样请病假，其实我什么事也没有。”
他当过俘虏……这是他头一次告诉我，我惊奇不已，很难想像他除了自学者以外还能是什么人。
“您在哪里当的俘虏?”
他不回答，放下叉子，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他要讲述他的麻烦事了。此刻我想起图书馆里曾经有过不顺当的事。我竖起耳朵听，因为对别人的麻烦表示同情，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换换脑子。我没有麻烦，我像享受年金者一样有钱，我没有上级，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存在，这就是一切。而我的厌烦是如此空泛，如此玄奥，我为它羞愧。
看来自学者不想讲述。他向我抛来一种古怪的眼光，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了心灵相通。他的心灵上升到那双美妙的盲人眼睛里，显露了出来。如果我的心灵也如法炮制，将鼻子贴到玻璃窗上，那么它们将相互致意。
我不要心灵相通，我还没有跌得这么低。我往后退，但是自学者死盯着我，同时在桌子上方向前俯身。幸好女侍者端来了他的萝卜，他坐回到椅子上，心灵从眼中消失。他顺从地吃了起来。
“您的麻烦解决了?”
他吓了一跳，惊恐地问：
“什么麻烦，先生?”
“您很清楚，那天您对我说过。”
他满脸通红，冷冷地说：
“哦!哦!对，那天，对了，是那个科西嘉人，先生，图书馆的科西嘉人。”
他再次犹豫，显出母羊的固执神气：
“那都是闲话，我不愿意惹您讨厌。”
我不再坚持。他吃萝卜，吃得极快，不像是吃。当女侍者给我端上牡蛎时，他已经吃完了萝卜，盘子里只剩下一堆绿梢头和少许湿盐。
外面有两个年轻人停下来看菜单，一个厨师模型左手拿着菜单给他们看(右手拿着一只煎锅)。他们在犹豫。女人怕冷，下巴缩在皮衣领里。年轻男人最先决定，推开门，让女伴先进来。
她进来了，和气地环顾四周，有点发抖。
“这儿暖和。”她低声说。
年轻男人又关上了门。
“先生太太们好。”他说。
自学者转身和气地说：
“先生太太们好。”
其他客人不回答，那位高雅的先生稍稍放低报纸，用深沉的眼光打量新来者。
“谢谢，不用麻烦。”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奥尔西尼奥尔西尼
年轻男人不等女侍者跑来帮忙就灵活地脱下了雨衣。他没穿短上装，穿的是带拉锁的皮夹克。女侍者有点失望，转身朝着年轻女人，但那男人又抢在前面了，他用轻巧而准确的动作帮女伴脱下大衣。他们在我们近旁坐下，两人靠在一起。看上去他们相识不久。年轻女人的脸显得疲乏和纯净，有几分怨气。她突然摘掉帽子，微笑地甩甩那头黑发。
自学者和善地久久端详他们，转身对我动情地眨眨眼睛，仿佛是说：“他们多美!”
他们不难看。他们沉默着，很高兴在一起，很高兴人们看见他们在一起。从前，当安妮和我走进庇卡迪伊一家餐馆时，我们有时也感到自己成为动情端详的对象。安妮为此不快，而我呢，我承认我有几分得意。主要是惊奇。我从来没有像这个年轻男子那样潇潇洒洒、清爽利索，甚至也不能说我的丑陋打动了人。然而当时我们年轻，而现在，年龄使我为旁人的青春而感动，我不为自己感动。那个女人有一双深色的、温柔的眼睛。男人的皮肤稍呈橘红色，有些颗粒，可爱的小小的下颌显示倔强。他们使我感动，的确如此，但又使我有几分恶心。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暖气使他们软弱无力，他们在心中追寻同样的梦，如此温柔、如此软弱的梦。他们很自在，充满信心地看着黄墙，看着人，这样的世界真好，它正应该是这样，而目前，他们正从对方的生命中吸取自己生命的意义。不久，他们两人将变成一个惟一的生命，一个缓慢的、温和的，将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而他们将毫不觉察。
他们仿佛彼此害怕。最后，青年男子笨拙而坚决地握起女伴的手指尖。她深深地呼吸，于是两人同时低头看菜单。是的，他们很快活。那以后呢?
自学者得意地，带几分神秘地说：
“前天我看见您了。”
“在哪里?”
“哈!哈!”他尊敬地逗我。
他让我等了一会儿，说：
“您正从博物馆出来。”
“啊，对，”我说，“不是前天，是星期六。”
前天我可没有心思去逛博物馆。
“您见到那幅著名的奥尔西尼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革命者，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刺杀拿破仑三世未遂，当场死伤一百五十八人。——原编者注谋杀案的木雕吗?”
“我不知道这个作品。”
“怎么可能呢?它在进门靠右手的一个小厅里。作者是一位公社起义者，他躲在布维尔的一个谷仓里，直到颁布大赦。他原想乘船去美洲，可是这里港口的警察很厉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利用被迫空闲的时间雕刻了一大块橡木，而且除了小刀和指甲锉以外没有别的工具。他用锉刀来刻精细部位：手和眼睛。木头长一米五，宽一米，整个作品是完整的一片，一共有七十个人物，每个人物像我的手那么大，还有给皇帝拉车的两匹马!那些面孔，先生，用锉刀刻出的那些面孔，都很有表情，很有人情味。先生，我敢说这个作品值得一看。”
我不想做出许诺。
“我只是想去看看博尔迪兰的画。”
自学者突然现出愁容。
“大展厅里的那些肖像?先生，”他露出颤抖的微笑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当然，我能看出博尔迪兰是大画家，他的笔法，怎么说呢，有功夫。可是，先生，乐趣、美学乐趣，与我无缘。”
我同情地说：
“雕刻也与我无缘。”
“啊，先生!唉，我也一样，还有音乐，还有舞蹈。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知。是呀，有些事难以想像，有些年轻人的知识不及我的一半，但他们一站到画前就似乎能感受乐趣。”
“也许是装出来的。”我用鼓励的口吻说。
“也许吧……”
他遐想片刻：
“我之所以感到遗憾，主要不是因为我失去某种享受，而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与我无关……然而我是人，这些作品也是人画的……”
他突然变了声音：
“先生，我曾大胆想过，美仅仅是趣味问题。每个时期不都有不同的标准吗?您允许吗，先生?”
我惊奇地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本。他翻了一下，有许多空白页，隔很远就有用红墨水写的几行字。他脸色苍白，将小本平放在桌布上，大手压着翻开的那一页，局促地咳了一声：
“我有时有些——姑且说思想吧。很奇怪，我在那里看书，可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些东西，仿佛是幻象。最初我不在意，后来我决定买一个本子。”
他停住，看着我，他在等待。
“哦哦!”我说。
“先生，这些格言当然是暂时的，因为我的自学还没有完成。”
他用颤抖的手捧着小本子，十分激动：
“这里正好谈到绘画。您要是允许我念念，我就太高兴了。”
“请吧。”我说。
他念道：
“十八世纪所认为的真实，如今已无人相信。十八世纪所认为的杰作，难道我们必须欣赏吗?”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
“您看怎样，先生。也许有点像悖论。我是想让自己的思想采取俏皮话的形式。”
“是的，我……我觉得很有意思。”
“您在别处见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
“真的?哪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先生，”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就是说它不是真理，否则别人早想到了。”
“您等等，”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掏出铅笔，用精确的语调问我：
“是哪位作家?”
“是……是勒南。”
他欣喜若狂。
“您能给我那段精确的话吗?”他一边吮笔尖一边说。
“可您知道，我是很早以前看到的。”
“呵，没关系，没关系。”
他在小本上那条格言下方写上勒南的名字。
“我和勒南不谋而合。我用铅笔写他的名字，晚上再用红墨水描一遍。”他兴奋地解释说。
他入迷地瞧了一会儿小本，我等他继续念格言，他却谨慎地合上小本，塞进衣兜，大概想一次有这么多幸福就足够了。他用亲密的口吻说：
“时不时地这样倾心交谈，这可真是愉快的事啊。”
可以想像，这块砖头击碎了我们有气无力的谈话，接着便是长长的沉默。
两个年轻人进来以后，餐馆的气氛变了。那两位红皮肤的男人不再说话，放肆地端详迷人的女郎。高雅的先生放下报纸瞧着那对青年，露出欣赏、甚至会意的神气。他在想老年是智慧，青年是美丽，他带着几分殷勤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仍然漂亮，风韵犹存，他那棕色的面孔和瘦高身材仍然有吸引力。他高兴地以慈父自居。女侍者的感情似乎更为单纯，她站在那对青年面前，目瞪口呆地瞧着。
他们在低声交谈。女侍者已经端上了冷盘，但他们根本没碰。我竖起耳朵，抓住谈话中的片言只语。女人的声音低哑而丰富，我听得更清楚。
“不，冉，不。”
“为什么?”年轻男人激动地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不是理由。”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见，接着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表示厌烦：
“我尝试够了。我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我老了，你知道。”
年轻男人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我承受过不止一次……失望。”
“应该有信心，瞧，你现在的样子，这不是生活。”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瞧瞧冉奈特。”
“是呀。”她撇撇嘴说。
“可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很有勇气。”
“你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是饥不择食。我告诉你，我要是愿意，这种机会有的是。我宁可等一等。”
“你做得对，”他温情地说，“这才等到了我。”
她也笑了：
“自命不凡!我可没这么说。”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不必老远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不再往下听了。他们使我不快。他们会在一起睡觉，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每人都清楚对方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端庄得体，他们都想保持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尊重，爱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大东西，受不得惊吓，他们每星期去几次舞会和餐馆，表演他们惯常的和机械的小小舞蹈……
总之，得消磨时间。他们年轻，身体好，还得这样过三十多年，所以他们不慌不忙，慢慢吞吞，他们没有错。等他们在一起睡过觉以后，他们就该寻找别的东西来掩饰存在的巨大荒谬性了。不过……必须对自己撒谎吗?
我用眼光扫视店堂。这是闹剧!这些人都万分严肃地坐在那里，他们在吃饭，不，不是吃饭，是在补充体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顽念，因此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是必不可少的。自学者那天不是说过吗：“努萨皮埃写出这么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他们每人都做一件小事，做得比谁都在行。那位旅行推销员推销斯万牌牙膏，比谁都在行，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在旁边女人的裙子下乱摸，比谁都在行。而我，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我，他们一定想到我干我的事，比谁都在行。但是我知道。我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如果我精通辩术，我会走去坐在那位漂亮的白发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他会做出一副怪相，想到这副怪相我不禁大笑起来。自学者惊讶地看着我。我想打住，但不由自主，一直笑出了眼泪。
“您可真开心，先生。”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
“这是因为我在想，”我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不为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我的笑声太大，几个人转头看我。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您大概是说，先生，生命没有目的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
他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地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罗宾逊著，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一九三三。。这就是您对自己提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这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想解释。
自学者用安慰的口吻说：
“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它就有了意义。首先得行动，投入一个事业。等你后来思考时，大局已定，你已经介入了。不知您怎么想，先生。”
“没有想法。”我说。
不如说我在想：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这两位青年、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
自学者微微一笑，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想我们不必老远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啊?”
“有一个目的，先生，有一个目的……有人。”
说得对，我刚才忘记他是人道主义者了。他沉默片刻，以便将半盘焖牛肉和一大片面包消灭掉，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有人……”他刚刚描绘了自己，这位多情人。——是的，但是他说不清楚。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心灵，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远远不够。从前我结交过一些巴黎的人道主义者，听他们说过上百次“有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维尔冈是无与伦比的。他摘下眼镜，仿佛要赤身露体，用令人激动的眼光，沉重而疲惫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脱光我的衣服，好抓住我的人性本质，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喃喃说：“有人，老朋友，有人。”他赋予“有”字一种笨拙的威力，仿佛他对人类的爱——永远是新的、惊奇的爱——因翅膀太大而行动不便。
自学者的表演还不到这种精湛程度。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他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人，”我对他说：“人……可您看上去并不十分关心人。您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埋头读书。”
他拍拍手，诡秘地笑了：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完全错了。”
他沉思片刻，然后谨慎地把话咽了下去。他的脸像曙光一样灿烂。在他身后，年轻女人轻快地大笑起来，她的男伴正朝她俯身，和她耳语。
“您弄错了，这也不奇怪，”自学者说，“我早该对您说……可我这人腼腆，先生，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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