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企图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12月中，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
日本政府马上又追加新的苛刻条件，态度极为蛮横，简直是下最后的通牒。
日本政府所追加的条件，超过了蒋介石所能接受的限度，他害怕接受了
日本的条件，自己的统治会被舆论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共产党就会在中
国占优势，因而不敢答应。与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想通过促成“和谈”换取
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汪对日本所提出的苛
刻条件，认为可以考虑接受，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答复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1938年 1月.. 11日，日本
召开有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扬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日
本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而要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
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协定。16日，日本首相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18
日，国民党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中日各召回大使，
两国关系断绝。至此，陶德曼调停失败。汪精卫的投降目的没有达到。
第二阶段：从 1938年.. 1月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后至.. 7月，这阶段
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并未放弃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国民党政府虽
然发表宣言重申抗战的决心，但也并未断绝与日本谈和的愿望。因此，中日
双方以半官方出面，试探和平条件。
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并未放弃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国民党政府虽
然发表宣言重申抗战的决心，但也并未断绝与日本谈和的愿望。因此，中日
双方以半官方出面，试探和平条件。
于
1938年
3月派外交部亚
洲司司长高宗武去香港活动。
高宗武搜集到的情报显示，日本方面的一些人在这一阶段仍然想与中国
谈判。对此，汪精卫认为“这可看作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周佛海听了更
“加强了他对日本和平的决心。”高宗武的报告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非常
重视，甚至想与日本先停战再谈细节。并令高宗武转告日本，说自己并不“反
对和平”，但要先反共再和平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起
来。”
这年
4、5月间，日军虽然攻占了徐州等战略要地，但也越来越感到中国
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同时，日本又发觉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政权是
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它们既不能转移中国人民敌视日本帝国
主义的视线，也不能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归附到伪政权的旗帜下，对中国青
年没有吸引力，靠这些人来收拾时局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又施展了政治诱
降的手法。
日本的这种姿态，对蒋介石、汪精卫都有很大的诱惑性。不过蒋介石对
日本存有戒心，既不想断绝与日妥协，又不愿公开投降，日本政府对蒋这种
举动是不满的，但他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又不能断然抛开他。对汪精
卫，日本方面很感兴趣，但又怀疑他是否真地掌握着实权。认为仅凭汪精卫
一派的力量，不足以收拾时局，日本对选择谁作为谈判的对手还举棋不定。
从
1938年
7月高宗武去日本，到当年
12月汪精卫集团逃离重庆是日本
人诱降国民党的第三阶段。这阶段日本诱降的主要对象已转向汪精卫，结果
导致汪精卫集团叛国，日本的诱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迫切想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足来，因而对蒋
介石越来越不满意，终于选定了汪精卫作为谈判的对手。
这年
6月，高宗武又回到武汉待命。蒋介石怕高宗武往返太多会泄密，
同时也怕高宗武的活动会被人利用，不想让他再去香港。但周佛海认为，高
如不再去香港，与日本的联系就会中断，未请示蒋介石，就催高宗武快走，
并鼓动他去东京，直接向日本政府摸底。7月初，高宗武单枪匹马潜赴东京，
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进行多次会谈。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交涉“和
平”的对手。板垣还写信给汪精卫说明此意，托高宗武代转。上述情况说明
日本政府已经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
汪精卫直接与日本勾结，以至后来的叛国投敌，打通了路子。
高宗武回到香港，因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而赴日本，不敢回武汉，将日
本的意见经周佛海转汪精卫。汪一看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谈虽然高兴，但为
避免被动，将报告原样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本无异要他下台，
命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回武汉，停止与日本的一切接触。可是汪精卫、周佛海
已经摸到日本方面的底，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本接洽的任务由梅思平继续执行。梅思平在
香港与日方密谈多次，初步确定了汪精卫出面主持“和谈”的条件和行动方
案。这时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加紧对国
民党诱降。为了适应这个形势，11月.. 3日，日本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宣
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本愿意与这样
的新生政府和谈”。改变了第一次声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以便汪精卫出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 11月 2O日，梅思平、高宗武作
为汪方的代表与日方的代表在上海肥原公馆重光堂举行秘密会谈，签订汪日
第一个秘密协议——《日华协议记录》，并制定了汪精卫集团叛逃的行动计
划。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本接洽的任务由梅思平继续执行。梅思平在
香港与日方密谈多次，初步确定了汪精卫出面主持“和谈”的条件和行动方
案。这时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加紧对国
民党诱降。为了适应这个形势，11月.. 3日，日本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宣
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本愿意与这样
的新生政府和谈”。改变了第一次声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以便汪精卫出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 11月 2O日，梅思平、高宗武作
为汪方的代表与日方的代表在上海肥原公馆重光堂举行秘密会谈，签订汪日
第一个秘密协议——《日华协议记录》，并制定了汪精卫集团叛逃的行动计
划。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1932年
l月汪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
之相比，因此，他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
步。鉴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汪精卫提出了“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但其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
一·二八淞沪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战之时，国民党政府却根
本不支持十九路军，暗地里与日本交涉，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
1933年初，日军攻占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驻长城线的中国军队，
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抗日，但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给予有力的支援，反而
加以制止，致使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平津一带受到了严重威胁。4月.. 14日，
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仍抱定抵抗与交涉同时并行之方针，为对日妥协
制造舆论。1935年.. 1月.. 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
携”的所谓对华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
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冶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读了这次广田
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既有如此
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
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不仅如此，汪精卫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
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
科书内容。5月底，日本调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
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次郎于.. 6月初进行
秘密谈判。6月.. 9日，何应钦对日方所提的各项有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以书
面答复承诺。第二天，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表示认可，并以国民党政府的名
义，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禁止一切抗日言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仍然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
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
国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面对着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
绪高昂的这种形势，汪精卫不敢把他的求和主张公开端出来，于是就来个公
开言战，暗中主和。他在公开的场合发表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万
一这次抵抗不住日本的侵略，不止一切建设都要变成灰烬，所有自己的父母
妻子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每个人都要遭受屠杀，每个人都要遭受非人的凌
辱”，并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
成材料”的“无赖”！说得何等悲壮！然而在暗地里，汪精卫却依然畏敌如
虎，对抗战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汪精卫私下常对人说：“能和就和”，“这
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
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
与汪精卫相呼应的，还有周佛海一伙人。在周佛海家里，周与高宗武、
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以及胡适、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凑集在一起，议
论抗战。他们认为这次战争“真是冤枉极了”，“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的，
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是未
可乐观”的。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是从战争的途中“恢复和
平”。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低调俱乐
部”。
1937年
7月
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
民族失败论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
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
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
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
“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
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
他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写过十几封信，要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还
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汪精卫污蔑共产党是利用
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攻击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大
当”，“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并且声言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仍然“牢
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表示了他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的反动立场。
汪精卫与周佛海这两伙人，原来是属于国民党内两个政治派系，彼此矛
盾很深，曾相互骂对方“不是东西”，都说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这时，由于都主张投降，终于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主
和派”。这表明，抗日战争的惊涛巨浪，已使国民党发生了新的分化。以后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他们终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叛逃投敌。
要抗日就必须联共，要降日就必然反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
中坚力量，也是对日求和的主要障碍。汪精卫一伙是反共的死硬派。西安事
变以后，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时候，汪精卫利用电台、报纸、会
议，说国民党人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糊涂”，叫嚷万万
不可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的毒计”，竭力反对国共合作。1937年
9月，蒋
介石准备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汪精卫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可是迫
于形势，蒋介石拖了
3天，还是不得不发表了关于联合共产党的谈话。到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则竭力挑拨国共关系，
破坏国共合作。他们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颠覆政府的工具”，是“利用
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特别是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
日力量获得迅速的发展，更是恐慌万状，他们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借抗
战“保全实力”之外，还到处散布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国民党必
愈战愈弱，共产党必乘机得势，日见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
日本讲和不可。”主张“联日反共”。
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除了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野心，都想乘国难之机飞黄腾
达。
达。
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年青时，先是想当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
交家。后来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周佛海虽然颇得蒋介石的宠爱，当上了厅长、部长，并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
得到蒋的器重，但他认为蒋介石对他还是没有重用，总感到不满足。周佛海
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集团的参谋总长，筹建汪政权是由他一手具体负责的。周
佛海对于自己在汪伪内处于掌实权地位甚为满意，认为汪精卫对他真是有知
遇之恩的。
除了汪精卫、周佛海之外，其他附汪的人，也莫不是想攀龙附凤，做上
大官。汉奸李士群常对他的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
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
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
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由此可见，这些人落水当汉奸，都是醉心于个人权势。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与日本谋和的目的，从各个方面开展活动，不惜出
卖国格人格和民族利益。首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周佛海通过知名学者胡适
等人，向蒋介石宣传和平。结果，都未为蒋所采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汪精卫等人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日本政府提出更苛刻
的条件，汪精卫还要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这时蒋介石去河南，没
有蒋的点头，孔祥熙不敢同意。汪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
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1937年
11月
5日，陶德曼往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对
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一）承认伪满洲国；（二）内蒙独立；（三）在华北
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四）扩大上海非军事区；（五）停止
反日，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锐；（七）尊重外侨权利。对于日本所
提条件，蒋介石表示不能正式承认，但对陶德曼表示：（一）可以将日本所
提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他还要求陶德曼和日本政府，
对于谈判的情况和日本所提“条件”，要严守秘密，否则他的地位将会大为
动摇以至下台。但是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却毫无顾忌地要求蒋介石全部接
受日本条件。12月
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竭力主张接
受日本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企
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蒋介石承认。
1938年
2月，以低调俱乐部一伙人为核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艺文研
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其宗旨：“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
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汪精卫集
团利用这个公开的“文化团体”，以雄厚的经费，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
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艺文研究会”还在广州、
西安、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分会，办报纸，出刊物。以后汪精卫逃出重
庆，这些人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成为汪投敌活动的吹鼓手。
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艺文研究会”还在广州、
西安、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分会，办报纸，出刊物。以后汪精卫逃出重
庆，这些人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成为汪投敌活动的吹鼓手。
到.. 1938年.. 10月广州、武汉失守前后，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
陷落，又害怕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们公开对日求和乞降，并竭力
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广州沦陷的当天他接见路透社记者说：
“如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我们可以接受之”。与此
同时，汪精卫又连续发表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
战，“保存实力”，“颠覆政府”，并抓住国民党火烧长沙的错误，大做文
章，攻击“焦土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
使“大家都变成大贫”，汪精卫的那些追随者便紧跟而上，公开讨论所谓“和
平”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汪精卫的求和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
责，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为了完全降日，汪精卫等人下决心逃出重庆。1938年 11月 27日，
梅思平将重光堂秘密协议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汪精
卫对协议内容没有意见，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陈公博不赞成，而陈
壁君极力主张走。在这期间，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院子里
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但汪精卫在民族投降
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同时也由于他始终反对
共产党，对这次与共产党合作特别反对，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投入日本
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怕成群结伙的走，人太多会使人生疑，于是决定分散出逃。
12月.. 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堂而皇之去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
为名，尾随而去。为了便于出走，汪精卫先把汪公馆雇用多年的女佣遣散。
接着，又把国民党军委会去给他当侍卫队长的刘文焕支走。同时，为了使自
己出走时轻装简从，汪夫妇先把他们两个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
悌、幼女汪文恂，连同细软财物，带去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去香港，对外
说是让这两个孩子去香港读书。12月.. 6日，汪精卫决定出走的前两天，蒋介
石到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这一下把汪精卫出走的计划打乱
了。19日，汪精卫带了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从昆明至河内。
就这样，汪精卫一伙叛离了抗日阵营，汪精卫投降卖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22日，与汪精卫的逃亡遥相呼应，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要
“与中国的有识同忧之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一时谣传“汪精
卫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英美两国对此十分
敏感，纷纷打听蒋介石是否有意与日媾和。这下子，叫蒋介石感到十分难堪，
蒋介石斥责汪精卫“造谣”，撤销了他的副总裁职务，同时开除了他的国民
党党籍，并指令戴笠立即派特务到河内暗杀汪精卫。
党党籍，并指令戴笠立即派特务到河内暗杀汪精卫。
的
6名特务在汪宅附近盘桓了
3个多月，竟一直无法下手。
汪精卫以河内为据点，频频向重庆政府开展宣传活动。然而，出乎日寇
的意外，尽管有汪精卫呼吁，重庆的汪派要人们不为所动，反而骂汪精卫是
卖国贼。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活动仍十分头痛，大骂戴笠的特务无能。
戴笠只好一再发电催促特务动手。于是特务们在一天晚上，摸黑翻墙跳进汪
精卫住的小洋楼，直奔二楼的住房。他们原想冲进去，用利斧把汪精卫砍死，
来个人不知，鬼不觉，谁知房门怎么也打不开，只好在门上劈了个小洞，用
手电照着往里寻找。忙乱中，他们看见床底下钻着一个人，就连射数弹，眼
看着这个人在血泊中趴下不动了才匆匆离去。
枪声惊动了防卫的军警，结果只有两人逃出，四名特务被捕。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高兴万分，急忙向蒋介石报功。谁想到，第二天听
河内广播，才知汪精卫安然无恙，被打死的是汪的亲信曾仲鸣。原来，这天
曾仲鸣的太太从外地赶到河内，汪精卫搬到另一个房间去，把他的大房间让
给曾仲鸣夫妇住，曾仲鸣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受了这样的惊吓，河内再也待不下去了，急忙绕道香港去了日本，
直接投入了日寇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在特务横行、耳目四播的国
统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能逃出重庆，安然抵达河内吗？连当
时日本的一些人也对汪的意图表示不信任，认为“汪和蒋在唱双簧”，两人
“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甚至当时的日本的一
些政府官员也有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揭开之谜底”。
汪精卫出逃之前，他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飞往昆明的飞机
票，是由汪派的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代买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
没有建立民航检查机构。汪的这次行动又是极端秘密的，事先连他的亲侄儿、
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以及他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如陈树人、甘乃
光等都不知道。为此，陈璧君在临走时还问汪：“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与他
们商量，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在当时，以汪精卫的地位，
说要到昆明作抗战演讲，是没人敢予阻拦的。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
电》之后，1939年
1月
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决议：“永远开
除汪兆铭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汪精卫
出走给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中，还对汪的行动表示“惋惜”，希望他能“翻
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先是，蒋介石派了汪派中央委员谷正鼎，传达中
央意旨。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肖同兹，也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劝周佛
海回重庆。这些争取工作无效之后，3月，谷正鼎又奉命带了汪精卫和陈壁
君、曾仲鸣的
3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汪，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
果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需要到
海外疗养，可先送公费
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
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的这些努力遭到汪精
卫的拒绝。蒋介石知道，一旦汪精卫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对他
的统治地位是不利的。蒋是一个大独裁者，即使要谋求对日“和谈”，他也
要独揽这个大权，决不会轻易把这项“重任”让汪精卫去完成，而削弱自己
的统治地位。
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蒋介
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派”之所以能够活动，是与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
策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
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且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不得不对日军
的进攻实行了抵抗。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它投
入相当多的部队到抗日第一线，有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激烈。但是，蒋介石的
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他在实行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的企
图。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
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
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的这种抗战两面
政策，为汪精卫“和平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汪精卫、周佛海等
人才敢于当面对蒋劝和，才能够在陶德曼调停中参与策划，穿插其间。
派高宗武去香港寻找“和平路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亲自批准，高宗
武作为国民政府一个高级外交官员，怎能秘密去香港、上海与日本勾搭？蒋
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
6000元（合约
2000美元）。
高宗武从日本方面摸到的情况，都通过陈布雷转交蒋介石过目。1939年，蒋
把高宗武送上来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足有
3天，以备随时考虑。以后，汪
精卫集团就是沿着高宗武开辟的这条路线暗中通敌，以至叛国。
“艺文研究会”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策划，经蒋介石批准成立的，蒋还
“面命”该会要受汪精卫的“指导”。其经费每月
5万元，是由蒋介石下手
谕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的，这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化团体能有这样
“优越”的条件。周佛海、陶希圣就是利用雄厚的经费，招兵买马，出刊物，
办报纸，开书店。蒋介石对“艺文研究会”的反共、求和言论听之任之，这
就为汪精卫集团投降理论的散布，为这个投降集团的拼凑，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谈和的条件，蒋介石的要价要高
些，他不仅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而且不肯公开承认满洲国。汪精
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
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他们甚至说：“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
奉天本来是满洲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
理由反对呢？”汪精卫直到出逃前几天，还在逼蒋介石谈和。
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当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他们
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但是他们又是国民党内两个最大的政治派别，自始至
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
长期以来一直在勾心斗角。蒋汪之间矛盾的深刻和尖锐是难以调和的。
汪精卫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只要他振臂一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