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张地寻求对策。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东北的局势，确立了只要张
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的条约，日本政府就承认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
方针。然而，日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地打错了。张学良巧妙地与日本周旋，
答复他们：“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定。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
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
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
年
12月
29日
7时，在奉天省府礼堂，东
北正式举行了“易帜”典礼。国民党政府派方本仁为代表监誓，各国驻奉天
的领事除日本外均参加了典礼。张学良发表了演讲，指出：“我们为什么易
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妨碍
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举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
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典礼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领衔发出通电，向全世界宣布：
“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
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此后，东北大地到处飘起了几万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中华民国至此宇廓一清，正式统一。12月
21日，南京国民政
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
张学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明察时势，善辨是非，正如他所说的“南
北统一，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贯彻和平”、“改旗
易帜”，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着实可敬可贺，值得大书特书！
东北“易帜”后不到二周，即在
1929年的
1月
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
老虎厅处死了杨宇霆、常荫槐，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杨常事件”。
杨宇霆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后被选送派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聪明好
学，比较有韬略，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先后曾担任
27师参谋长，东三省兵工
厂督办，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省督办，安国军总参议，奉军第三、四方面军
团联合军团长等重要职务，成为张作霖的“左右手”。张作霖甚至将个人的
私章都交给了杨宇霆。杨宇霆本人也自命不凡，以奉军的“诸葛亮”自居，
并把原来的字“邻阁”改为“邻葛”。
常荫槐和张学良同岁。此人亦非常干练多才，敢做敢当，自负不凡。他
曾担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军警执法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长、
交通部代部长、三、四方面军团政务处处长、交通司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
副委员长、黑龙江省主席、省长等职务。
张作霖被炸后，杨宇霆认为实现野心的机会到来了，大有“当今天下舍
我其谁”的感觉。的确，当时摆在张学良面前可与之伦比的人物只有二个：
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张作相，再一个就是杨宇霆。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由来已久。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是奉军中
势力最雄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除拥有
50万正规部队外，还管辖三四十个
县和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确实具有“登高一呼，地动山
摇”之力。
军团中设二位军团长，一是张学良，一是杨宇霆。在军团的许多事情上，
杨宇霆都同张学良发生矛盾和冲突。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就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对张学良常常
直呼其名，背后还称之为“阿斗”，并说什么：“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
来必会自毙。”张学良当时吸食鸦片的恶习确实很重，开会时需要经常离席
“过瘾”，这样，就由杨宇霆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继续开会。当张学良有
时下楼询问会议情况或提出什么主张建议时，杨宇霆总是粗暴地予以禁止，
并当着众人的面说：“你不知道，你不用管。”
白崇禧派往奉天的代表何千里，在他的《桂系李、白对张学良的争取》
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自听到的张学良和杨宇霆的一次对话。当时。张学良抱怨
地对杨宇霆说：“我说我干不了，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杨宇霆轻松地
笑着对张学良说：“唉！甭说那个，不要焦心，你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
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言外之意，颇有一番力挽狂澜
之意。
地对杨宇霆说：“我说我干不了，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杨宇霆轻松地
笑着对张学良说：“唉！甭说那个，不要焦心，你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
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言外之意，颇有一番力挽狂澜
之意。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激化，应该说是在杨为其父大张旗鼓地祝寿的那
天。
那一天，杨府门前宾客如云，热闹异常，其规模和盛况在沈阳真是前所
未有。张学良的亲信高纪毅、刘鸣九都参加了这次祝寿。高纪毅当时是警务
处长。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
派都派有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不
消说了。庆寿那天，张学良前往祝寿，杨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
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对
杨亦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所能堪？
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颐，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刘鸣九当时是秘书处长。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杨府正喝茶聊天，突然
听到杨的副官高喊：“督办来啦。”“杨入室后，围桌赌钱的人们，不约而
同地肃然起立，直到杨与来客一一周旋后，人们才就坐。不久，杨的副官又
在门外高喊：‘总司令到。’还是那些围桌赌钱的人，只有少数离座起立，
多数是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
为了和杨宇霆联络感情，张学良曾命夫人于凤至同杨宇霆的三姨太太结
拜为干姐妹。张学良亲自书写了于凤至的兰谱，还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谁
知送到杨府后，竟然被退了回来，借口是行辈不同。很显然，这是杨宇霆以
前辈自居，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建议，用杨宇霆取代张学良。蒋介石把白崇禧的建
议如实地告诉了张学良，并叫张学良先下手为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
张学良的决心。
东北“易帜”那天，张学良和各界代表合影，杨宇霆却拒绝参加，挟起
皮包愤愤离去，这一镜头，被当时的新闻记者拍下。这无疑是出张学良的丑，
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对于杨宇霆该如何处理，张学良是很伤了一番脑筋的。最初，他曾派秘
书处长刘鸣九劝杨宇霆出国考察，遭到了杨的拒绝。在决定用武力解决以前，
他还曾用一块银元作赌，先是许诺连掷三次如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就开杀
戒，结果三次全在上面；接着又许诺若连掷三次有字的全在上面就杀，结果
一连三次袁头向下。
导致这场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强逼张学良签字。
1929年
1月
10日下午，杨、常二人一起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
路督办公署，任命常荫槐为督办。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便条，要张学良立
刻签字。张被逼无奈，只好借口已到吃晚饭时间，待吃过饭后再作决定，并
留二人吃饭。杨宇霆说已经告诉家人回去吃，表示吃完饭后再来，于是二人
一起离去。
一起离去。
杨、常二人来到老虎厅时，一切已准备妥当。等他们坐定后，高纪毅就
率领
6名卫士冲进老虎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
着将二人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面色惨白，惊慌木然，不知所措。
卫兵冲上前去，不容二人说话，便开枪将二人击毙。
在除掉杨、常二人后，便彻底扫清了东北“易帜”的内部障碍，此后，
东北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日
本人利用杨宇霆控制东北的企图。
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它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5月
1日、2日，报纸上披露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于
5月
2日，邀集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西
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会上，一位学生当场破指写下了血书，
代表们义愤填膺，立即发出通知，决定
5月
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
召开学生大会，并邀北京
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参加会议。
5月
3日，本应是周末休息的时候，但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却是一片沸
腾。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学生们再也无法读书和娱乐，他们怀着一
颗颗年轻赤诚的心，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第二天，即
5月
4日，数千
名学生从古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他
们的重任，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胜
利，这就使中国人民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受到启示和教育：中国民主革命要
取得胜利，必须有新的阶级力量来领导。
辛亥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复苏的景象，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
国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所谓“黄金
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和壮
大。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只有
65万人，到
1919年“五四”前夕，就已经
增加到
200万人左右。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
人罢工次数剧增，斗争规模扩大，罢工斗争的政冶性也日益明显，开始由自
发的、分散的斗争，发展到联合的、有组织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
显示了自己是反帝反封建最坚决的力量。它正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
级转变，并预示着它作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
台。
随着新的经济、新的阶级力量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一场反
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发动武装革命前，没有唤起
“多数国民的自觉”。所以，他们认为，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真正
实现，必须以思想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启蒙思想
运动，把广大国民从封建专制主义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就在此时，袁世
凯为了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反动的复古逆流。为了回击
这股反动逆流，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
1915年
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二卷起改名为《新
青年》）为标志。它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时的民主，是指资产
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当时提倡的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
及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观念。反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是新
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还喊出了“文学革
命”的口号，要求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学，不仅在形式上
且要在内容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
命”的口号，要求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学，不仅在形式上
且要在内容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当然更谈不上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十月革命
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巨
大力量，并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
钊从
1918年开始写了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
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革命的新曙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升起。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
生的。运动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即争回山东主权，
争回被德国攫取的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等主权。
胶州湾位于黄海、渤海的要冲，地势十分重要，又是一个天然良港。德
国对这个军事及通商要地觊觎已久，1897年
11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
军舰攻占了胶州湾。1898年
3月，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使整个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界。
1914年
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卷入这场大战的有
33个国家，
战争双方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
的协约国。日本乘着德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对德宣战，派军队夺取了
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它不只要夺取山东，而且还想进一步独占全中
国。1915年它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此时袁正急于称帝，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完全承认
日本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宗舆在条约上签字。这样，陆和直接负责办理
“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
的卖国贼。日本下最后通牒的
5月
7日和袁答应日本无理要求的
5月
9日，
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1915年
12月，袁世凯称帝。但是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
骂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1917年
8月，段在日本授意下对德宣战，并向法国派出了
15万名华工进行
战地服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
11月
11日，打了
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匈等同
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
时广大人民之所以热烈庆祝协约国胜利，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能乘此机会争
取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尤其是收回山东主权。大家普遍认为：德国武
力霸占山东主权，是强权政治，协约国在大战中取胜是公理战胜强权；既然
公理战胜了，且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因而理所当然应由中国收回山东主权。
因而，“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中国人民怀着“公理战胜”的
渴望，关注着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并对这一会议寄予很大期望。
1919年
1月
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参加和会的国家有
20多个，实际上操纵着会议的是美、英、法三国。中国人民没有认识到一战
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巴黎和会也只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
会议，因而广大国民对和会充满了幻想。
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向和会提出了六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
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归还租借
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不久，在中国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
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中国代表的两项提案一提出，就被和会的最高会议——美、英、法、意
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挡了回来，理由是：这两项提案不在和会权限
之内。于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解决山东问题了。然而，英、法、意因和日本
有密约而支持日本，美国为其自身利益，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由和会
暂收或交五国共管，将来有条件地交还中国，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绝。这时，
日本以退出和会和不参加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相威胁，最后，是在美国的妥
协下，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满足了日本的侵略要求。
中国外交彻底失败了，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
从而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早在
4月下旬，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全国人
民就异常愤慨，尤其是广大山东人民，更是怒火中烧。4月
20日，山东人民
10余万人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消息传出，鼓舞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斗
志，推动了各地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
5月
1日、2日披露于报端。5月
3日，北京各
界纷纷举行集会，讨论如何抗议山东问题的无理解决，下午，由政界人士组
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决定
5月
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办法。
可是，广大学生们已经不能等到
5月
7日了，就在外交协会开会的同时，
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在发起和筹备
5月
4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5月
2日，北大学生从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当天
下午，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在北大召开该社各校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一位
叫夏秀峰的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与会代表非常激动。会议决
定
5月
3日
7时在北大召开会体学生大会，并邀中等学校派人参加。
当晚，还未到约定的开会时间，北大法科礼堂内外，已经挤满了来开会
的学生，除北大
1000名同学全体参加外，出席的还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
表。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新潮社、工学社和平民教学讲团的成员，是这次
大会的组织者和骨干。张国焘、夏秀峰等在会上发言，群情激昂，痛哭流涕。
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巾，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
四个大字，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鼓掌声、呼喊声相继而起，全场一片
义愤填膺的气氛。
大会在激烈的掌声中一致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
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
5月
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
5月
4日齐集天
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
银元、钞票、铜子、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都纷纷捐到台上来。大家
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
11点了，但是，学生们仍然不去休息。他们有的
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
标语等，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来，用来作游行示威的旗帜。
标语等，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来，用来作游行示威的旗帜。
月
3日夜，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北大学生在积极准备外，北京高师
工学会的一部分同学也在秘密集会。会议决定用激烈的手段惩罚卖国贼曹、
章、陆，他们查明了三人的住址和门牌号，并从大栅栏的照相馆拿到了他们
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人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应用；以工学
会的匡互生为首的各校激进分子
20人左右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有的人写好
遗书，有的人向亲朋好友托付了后事。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5月
4日，
下午
1点多，北京
13所学校的
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广
场。
天安门前，各校学生手中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
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边竖立的一幅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
落款是“北京学界同挽。”这里“曹瞒”指的是曹汝霖，“章悖”暗指章宗
祥。北大学生谢绍敏
3日晚写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人们
群情激愤。
学生们在天安门汇合以后，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集会，然后，一名北大学
生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各校学生代表在会上演讲，
揭露了曹、章、陆的卖国阴谋。学生们还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
通告》的白话文传单
1万多份。《通告》中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两个信条：“中
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戳，而不可
以低头！”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当时许多北京市民群众闻讯前来围观，并深
受学生们爱国激情的感染，有不少人也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来。
5月
4日，下午两点半，学生们开始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天安
门出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当
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守卫在那里的巡捕拦阻，学生们不得已之下，
派罗家伦等人为代表将事先准备好的《陈词》递交美、英、法、意各使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