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要求将他处以死刑。鳌拜听说要把他处死，也顾不上什么君臣之礼，在朝
堂上一把脱下上衣，坦露出身上伤疤，说：“这都是老臣跟随先皇打仗留下
的呀！”康熙皇帝点点头，说：“念他效力年久，军功显著，免死。”于是，
鳌拜被终身监禁。他的死党则被一网打尽，处死的处死，判刑的判刑。
16岁的康熙皇帝机智地擒拿权臣鳌拜，扫除了他自己掌握朝政的一个大
障碍。
康熙皇帝指出，国家必须统一，大权不可旁落。为此，他全力解决一个
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问题，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的强盛。
权臣铲除，朝政刷新，从康熙九年（1670年〕起，展示出一种振奋有为
的气势和宏图。
过了三年，三藩事件爆发。康熙领导朝廷上下进行统一的斗争。三藩事
件早在康熙预料和预计之中。三藩是三个被封授王爵的明将，他们是平西王
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清政府使用他们率兵进攻南明，由
此得以坐镇一方，吴在云贵，尚在广东，耿在福建。他们在名义上隶属中央，
实际各拥重兵，干涉地方，形成割据。再加上和他们互通声气的一些汉籍将
领，其兵数的总和超过八旗部队，成为清政府的严重威胁。
康熙正在寻找解决三藩的机会时，尚可喜上疏表示告老还乡，让儿子尚
之信袭爵。接着吴三桂、耿精忠也作出同样的表示，来试探朝旨。有了这个
机会，康熙便抓住不放，立刻作出决定：将三藩全撤掉，并且不准尚之信袭
爵。这一来，吴三桂首先揭起叛旗，耿精忠继而响应，尚之信也反了，其他
与吴素有联系的汉将也都反了，一时战火燃遍长江以南半个中国。
与吴素有联系的汉将也都反了，一时战火燃遍长江以南半个中国。
熙
20岁。他面临此事，毫
不惊慌，派兵遣将，从容应付。他的战略是：“先保住湖北，以安定军心，”
然后派兵进入江西，这样就可以截断吴、耿的退路。不久陕西提督王辅臣受
到吴三桂的引诱叛变。康熙对王辅臣采用军事政治两结合的策略，而以招抚
为主，尽管他一再叛附不定，并杀害了朝廷命官，仍予宽容，最后把他争取
过来。从此便可以集中力量应付南方。康熙很能拉拢汉族将领，西北将领如
张勇、赵良栋、孙思克、王进宝等均对他忠诚效力，在三藩战争中，起了决
定性作用。康熙还善于使用降附的汉将，康熙对吴三桂的少数民族兵笼络得
也很好。
平定三藩共用了八年时间，最后获得胜利。这一战役始终全靠康熙运筹
指挥，充分显示出他的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之后，
全国实现统一，官吏遵行政府命令，军队调动受到约束，进入了有秩序有纪
律的国家轨道。
接着康熙着手处理台湾问题，争取台湾郑氏归附大陆。台湾自古属于中
国。康熙在长时期指挥作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平定海疆，争取台湾，非
重用汉人不可，因为他们熟悉沿海情况。于是康熙选出两个本领出众的人来，
一是会稽县人姚启圣，一是泉州人施琅。就以姚启圣作福建总督，他善于从
事招抚工作，郑氏势力逐渐受到削弱，沿海地带从而取得安静。康熙二十年
（1681年）郑经（成功长子）死，内部矛盾重重。康熙认为取台时机已到，
派出施琅，到福建担任水师提督，康熙对施琅完全信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八月，由施琅率兵出发，经过澎湖一战，即顺利地开进台湾。在这一事
件中，充分证明康熙知人善任的才能和魄力，他能够放手使姚、施二人都得
以各展其长，各尽其能。
统一台湾之后，当时对台湾的善后措施，清政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主张设置府县，加强管理；另一种则主张放弃不要，甚至想把它送给荷
兰。康熙采纳了前者的意见。康熙的这种坚定态度对于完成中国统一具有重
大关系，是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的。从此祖国神圣领土台湾，隶属于清政府
之下。
从
16世纪末，俄罗斯即开始向东侵略，占有西伯利亚，随着又侵犯我国
黑龙江地区，大肆抢掠杀害当地各族人民。中国出兵抗击完全是为的保卫边
疆。侵略者的企图不单单是侵扰地方和残害人民，它更抱有征服中国的野心，
要中国向沙皇纳贡称臣。
康熙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对俄罗斯进行军事防御措施。第二年俄
人占据我国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中国军队在康熙亲自策划和指挥下，集结
八旗和蒙古骑兵、福建藤牌兵，以彭春为统帅，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攻克雅
克萨城，夺救回来被掳走的百余户人口。第二次作战又获胜。俄方提出求和
的要求，康熙答应了它的要求。于是在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688年
8月
27日）经双方签字缔结了《尼布楚条约》。为使俄人来华贸易停留和贮
货方便，将原定以尼布楚为界改为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正是我国一向对外
采取宽让政策的具体表现。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对北部蒙古突然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
连占三部地，北边一时大乱。康熙闻讯，立刻下令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独石口、张家口粮仓接济逃难的蒙古人民，并发给银两、布匹、茶叶等物，
又补给了牲畜，把他们妥善安置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八年之后，战事结束，
喀尔喀人民才得以重返故土。
又补给了牲畜，把他们妥善安置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八年之后，战事结束，
喀尔喀人民才得以重返故土。
京
700里的乌兰布通。京师震动，康熙
迅速派兵迎截，将其打退。康熙于三十五年（1696年）亲自挂帅分三路进讨，
噶尔丹由克鲁伦河张皇遁走，被西路统帅费扬古击溃于昭莫多。第二年，噶
尔丹自尽。这一战役的结果，喀尔喀全部内属，按照清制分别授予其首领封
爵。从此清政府的命令可以下达全国，直到边疆。中国各民族要求统一的愿
望实现了。这和康熙的英明决策，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
康熙在进行统一斗争的同时，即开始一面禁止入关后的一切虐政暴行，
一面则积极谋划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在平定三藩时，财政已
极感困难，增加捐税的收入远远不够用，主要还必须依靠生产发展。康熙自
亲政之后，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黄河自明末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多年失修，到康熙初造成了巨大灾患。
黄河与淮河互相冲激，不能合流入海，以致波及运河，漕粮受阻。更加严重
的是，河水泛滥不止。南面山阳、盐城、高邮、宝应、江都、泰州、兴化等
7个州县、田地一片汪洋。
康熙对河患是极其关心的，他对治河方案一直用心钻研。康熙十六年
（1677年），三藩战争正在进行，即任用靳辅开始治河。当时修治黄、淮、
运三河，目的是疏导黄、淮合流入海，恢复运河正常航行，并使江北人民脱
开水患，安定从事生产，就当时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来说，是一个艰巨难办
的事情。靳辅作为河道总督，极为勤奋尽心，只用了一年的时间，7个州县
的民田都重新可以耕种了。但是，这时的治河方法，只能是筑堤束水以冲刷
泥沙；开河引水，以缓和水势，谈不到根治，所以决口总是难免的。正是由
于这样，朝廷大臣们对治河各持己见，争论不已。后来为了如何疏泄积水问
题，靳辅和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形成对立。靳辅触及当地豪绅地主的利益，竟
被免职，陈潢也牵连下狱。最后，实践证明，还是靳辅的治河方法有效。康
熙曾以肯定的口气说，靳辅的治河方案是正确的。就这时的治水技术水平来
讲，也只能作到这样。这样作确是收到了成效。而康熙每次南巡以视察治河
工作为重点，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无疑这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以及政权
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康熙还修治了浑河。此河从卢沟桥以下就经常决口，有“小
黄河”之称，既威胁着北京对外交通，也成为沿河人民的严重灾害。经过康
熙亲自督修，到四十年（1701年）竣工，改名为“永定河”。
到康熙五十年左右，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边远省分。云南、
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口逐渐增多，田地开垦得也越来越多。
康熙对地丁钱粮实行蠲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蠲免云南全年钱粮。
二十六年（1687年）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
600万有余。从
此以后，各省钱粮不断蠲免。这种蠲免钱粮是在国库充裕的情况下作出的。
在军事、河工上还需要大量经费开支之下，到康熙末年国库仍饶有存储，这
充分说明当时生产发展主要是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实行蠲免，并不能消除贫富分化，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总是
要维护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依靠的首先是地主。所以，蠲免虽然取
得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而阶级矛盾和斗争
仍然在一步步走向激化。
康熙在其统治期间，从宫中到政府，比较能够实行节约。
康熙在其统治期间，从宫中到政府，比较能够实行节约。
过
4000两，少则六七百两，这确实是注意节约的一
个典型的例子。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手中虽然已无武器，而仍心存敌视，其中
颇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受到人民尊重的。因此，康熙深切感到必须把这
些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对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在
康熙十七年（1678年）特别举行一次“博兴鸿词”考试。通过这种办法，确
实网罗到一批知名之士。其中如朱彝尊、邵远平、潘耒、尤侗、汪琬、施闰
章、陈维崧、吴任臣、毛奇龄、彭孙遹等，都是学问扎实，文才出众的。此
外还有愿意参加因亲丧等事故不能来的，如惠周惕、曹溶、汪懋麟等。不管
来与不来都被称为“征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光荣头衔。
康熙最重视那些在当时学术界具有威望的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李
塨等。同时和他们持同一态度，推荐不出的，还有不少人，如万斯同、李塨、
应■谦、范镐鼎、冉觐祖、徐夜等等都是。顾炎武是严峻表示宁死不出来的；
李颙被抬到西安后，水浆不进，绝食以拒。康熙对此并不发怒，一概包容。
因为他晓得这样作，不仅不会危及清政权，相反，倒可由此减弱敌视情绪。
这正是康熙运用政策的高明之处。黄宗羲的态度在康熙帝的感召下缓和了不
少，后来即派出他的儿子和门人万斯同到北京参与纂修《明史》工作。举行
“博学鸿词科”对争取知识分子是获得成功的。
“博学鸿词科”使得朝中重要官员特别是满洲贵族大员知道尊重知识分
子。
康熙对录取的这批知识分子妥善安排，派他们担任纂修《明史》。这一
着也很高明，借此还可以拉拢不愿作清朝职官，却愿为前朝修史的具有真才
实学的人，象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朝中高级官吏以
延聘方式招致来的。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活动气氛中，将知识分子慢慢争取过来，使他们
由敌视转变为亲附。
康熙在巡行中到处争取知识分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到西安，
首先问及李颙，希望能够见到他。颙推病不出，便命将其著作取来。颙派他
的儿子送来所著书，康熙亲自接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途中在德
州接见著名天算学家梅文鼎。在南巡中多次接见当地知识分子，广泛地进行
联系，企图在文化活动和接触中消除汉满民族间的隔阂。
康熙除利用编纂《明史》来笼络知识分子外，还扩大延揽他们从事编书
工作。康熙时期编成了许多书籍，内容无所不备，有的在今天仍有研究参考
价值。而他的这一作法是和他的争取知识分子政策连结在一起的。康熙认识
到要想社会安定，政权稳固，必需笼络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肯于在清政
权统治下受职任事；至少不再心存敌意，不再谋图反抗。他对那些隐居逃世，
拒不出来作官的人，只要不作公开的诬蔑言论和反清活动，就给以宽容，听
其“我行我素”。康熙之所以要这样作，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其政权的稳固。
康熙是很好读书的一个人，他的学问面颇广，对词章、声韵、历算、律
吕等都有很高的水平。康熙九年命令礼部设立“经筵”制度，经筵是仿效明
朝为皇帝专设的讲习《四书》、《五经》的一种制度，有“经筵讲官”。康
熙对此做得最勤，就在三藩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每天照常举行经
筵。他想要把儒家的一套学术理论学到手，以便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康熙极
推崇《尚书》，说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值得朕留心研究。”康熙
非常相信儒家学说思想，对儒家以外的学说持否定态度，康熙是一个遵行儒
术的封建君主。
推崇《尚书》，说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值得朕留心研究。”康熙
非常相信儒家学说思想，对儒家以外的学说持否定态度，康熙是一个遵行儒
术的封建君主。
康熙对宋朝理学家朱熹极尽恭维之能事。可是对待那些自命为理学家的
臣属们，每当看到他们虚伪作态，名实不副的地方，便加以无情的揭露。康
熙认为要讲理学，就须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冒充有高尚道德。
康熙在政治、军事以及法制等方面的思想，都是从儒家思想理论中发挥
出来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是清朝的“祖训”。康熙勤勤恳恳地执行，
而且对勤政这一条执行得最好。康熙帝认为，要使全国归于“正”，就应当
使朝廷先“正”了。但是，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必须把好的提拔上来，坏的
淘汰下去。不然的话，只有好的勤于职守，那坏的不受惩罚，这怎么行。康
熙很知道人材难得，因此他既留心选择，更要进行考验。
康熙的一生作出了很多的成绩。康熙五十年（1711年）宣布“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要把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些。他常告诫地方官吏不要多事扰民，
说：“与民休息，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前代君臣，经常好大喜功，劳
民伤财，虚耗元气，导致全国上下矛盾重重。应该引以为鉴，不犯类似的错
误”。在当时，需要恢复元气，发展生产，官不扰民，确实是一个重要条件。
不过，康熙之所以重视此事，还存在着一种顾虑，即害怕老百姓造反。
康熙的军事思想也很丰富。首先，他广行招抚。对三藩、台湾及准噶尔
都采取的这种策略。吴三桂，已经揭起叛旗，仍然允许认罪归附；对噶尔丹
更是如此；最突出的是对待王辅臣，他三叛三附，并且杀死经略和朝廷使臣，
最后对他还是免罪复职，不追究责任。用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扩大战乱和分化
孤立敌人。他信任降将。施琅、林兴珠、韩大任、朱天贵等人，归附之后，
或建立大功，或战死疆场。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三藩，早有精神准备，事
件爆发，毫不惊慌，从容应会。对台湾，更是多年观察筹备，时机一到，立
即进行。对俄罗斯的抗击，不但先派人出去侦探敌方情况；同时在瑷珲、齐
齐哈尔修建堡垒，征集粮食，备足三年需用。准备充分之后，打起仗来，才
有必胜的把握。
康熙在每次获得胜利时，朝臣总是奏请加上尊号，他都严峻拒绝，并且
坦率地讲出道理。他先后
5次拒绝给自己加尊号。在接连取得胜利之后，能
够如此坚决地拒绝颂扬，在封建帝王当中还是罕见的
康熙在他
64岁时说：“我这个人生来并无灵异，长大之后，亦无非常。”
又有一次对臣下说，你们总是说“皇上由天授。其实我很清楚，没有人生来
就是圣贤，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康熙说：“满招损，谦受益”。一次命令
大臣草拟圣旨，见其中有“海宇升平”等语，便告诫说：“象这样的浮夸之
辞，以后不许再提。”这样能保持谦逊而不骄傲自满的态度，很值得予以肯
定。
当然，从康熙帝一生的活动事迹来看，有优点，也必然有缺点。
康熙本人很喜欢自然科学。他曾接近过许多懂得科学技术的西洋天主教
传教士，并且从他们那儿学到不少关于天文历算以及技术等知识。他会使用
仪器测量水势，还能计算闸口的流水量。在三藩战役中命南怀仁制造火器。
他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然而，他却没有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能掌握科学
知识，并制造西洋先进器械的科学技术队伍。康熙从小就信赖祖传弓马惯技，
所以他能建立“善扑营”，而不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来建立铸炮厂。他怕广
大汉人学会科学技术之后，更加难于控制。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科学水平，是
他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他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然而，他却没有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能掌握科学
知识，并制造西洋先进器械的科学技术队伍。康熙从小就信赖祖传弓马惯技，
所以他能建立“善扑营”，而不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来建立铸炮厂。他怕广
大汉人学会科学技术之后，更加难于控制。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科学水平，是
他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立
4个海关，准许商人载货出洋贸易。当时沿海顿然呈现
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样一直维持了将近
30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
重行海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内地人民和海外勾结生事。清朝从入关以来即
感到沿海海寇难于扫清；同时当时中国出海贸易的船只，出去的多回来的少，
更使得产生疑虑。最后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经由官商，即所谓“十
三行”包办起来。闭关的政策会阻碍工商业的扩大发展，这就使资本主义的
萌芽受到摧折。其更加严重的是，从此消息闭塞，最后落得中国光挨打。康
熙也曾预见到中国未来必有外患，可是并没有作出积极措施。这应当说是康
熙的过失。
清朝到康熙后期，已经过六七十年的统治，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内地人
民对清朝的仇视情绪渐渐消逝。而康熙于五十二年（1713年）大兴“南山集
文字狱”，将年逾花甲的老翰林戴名世处死，甚而还将与之有文字牵涉已经
死去的方孝标开棺戮尸，并株连众多。《南山集》案是经康熙亲自处理的，
竟如此残忍。
康熙建立皇储一事，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皇子胤■为皇太子，到
五十一年又将他废掉，在这将近
40年中间，一再废立，直到他临终前未能解
决立谁的问题，夺位的斗争即由此而生。康熙有
35个儿子，难道找不出一个
堪当储位的吗？他晚年多疑，没有能够安排好此事。康熙的这一失误对人民
和国家也有消极影响，是康熙的一个很大的失误。
康熙一生确实作过一些有益的事。17、18世纪之际，中国成为一个繁荣
强盛的国家。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加强了，国家的基础比以前巩固
了。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费尽心机想要瓜分中国，总未得逞，这些成绩的取
得，和康熙一生的努力经营是分不开的。
27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7日本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维新
在屈辱和困苦面前，日本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奋起直追的道路。明治年
间，日本励志图强，维新变法，终于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小邦变成了令世人瞩
目的亚洲强国。
翻开它的历史，充满着血汗与苦泪。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与同时期的亚洲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依然是个闭关
自守、自大落后的封建社会。
在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是由德川家康创立的被称作“武家政权”的德
川幕府。
德川家康（1542～1616年），原是一个地方诸侯（日本人称作“大名”），
在多年的群雄争霸战中势力逐步扩大，并于
1600年关原之战中击败了与之对
立的大名，从而奠定了日后总揽天下的基础。1598年丰臣秀吉逝世，部将德
川家康乘机夺取了政权。1603年德川家康从日本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
军”的称号，并在江户城（今东京）创设了封建军事专政政权，开始了德川
幕府统治时期。此后，德川一家世袭相承，又经十五代将军，在日本维持了
长达
260余年的幕府统治。
为了加强统治，德川幕府在日本全国实行了“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将
军是国家权力的主宰者，还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
他还操纵着铸造金银货币的经济大权。剩余的四分之三土地则由幕府分配给
各地
260余家大名。各地诸侯的领地（“亦称“藩国”）大小不等，参差交
错。
德川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不仅极力宣扬所谓的“忠”、“诚”、
“孝”等主从道德，还实行了“参觐交代制”。依据这个制度，凡大名都必
须在他们的领地和江户城交互居住，当他们回到封地的时候，须将他们的妻
子和家属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大名家族间的联姻，须经幕府批准；城壕非经
幕府的许可不能兴筑；如需修缮，则应将建筑计划送呈江户。
至于天子及其公卿，则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他们不能过问政治大事，
禁止和各地大名发生直接的接触；甚至天皇也是在严密的、表面上恭而敬之
的监视之下，他的活动和各种仪节都由幕府制订的规章严加限制。
德川幕府沿用并发展了丰臣秀吉时期的等级制度。全国居民分士、农、
工、商四个等级，合称“四民”。这些等级是固定的，并规定了权利与义务。
低于将军和大名的武士是封建领主的家臣和亲兵，他们靠土地和禄米生活，
并享有免纳租税和佩刀等特权。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没有土地，
而是按照租佃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手工业者也是无权等级，德川幕府
轻视他们，限制他们的活动。商人是四民之末，法定为社会下层，但他们在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起着重大作用。他们的财力雄厚，将军和大名不得不向其
借债，使最富有的商人入籍武士家族进入统治集团，并能在国家政治、行政
和财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的封建统治已经极度腐朽了。
在这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广大的贫苦农民自然难以逃脱任人
宰割的命运。德川家康曾说过这样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加在农民头上的捐
税就是要重到让他们不死不活的地步。”农民不仅要向领主缴纳收成的一半，
而且还要负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在收获时节，官僚、衙役到处巡
行，并且住宿在农民家。倘使招待欠周，则不是增加税额就是强征这一家的
劳役。以至农民畏之如虎，“唯恐蒙受其害”。预征租税也是常有的事，有
的预征一二年，有的竟预征到五六年。
宰割的命运。德川家康曾说过这样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加在农民头上的捐
税就是要重到让他们不死不活的地步。”农民不仅要向领主缴纳收成的一半，
而且还要负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在收获时节，官僚、衙役到处巡
行，并且住宿在农民家。倘使招待欠周，则不是增加税额就是强征这一家的
劳役。以至农民畏之如虎，“唯恐蒙受其害”。预征租税也是常有的事，有
的预征一二年，有的竟预征到五六年。
广大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时，暴动和起义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
农民们的唯一出路。从
1590年至
1867年的
270余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多
达
2809次。而且，更有扩大的趋势。
1732年，日本发生了大饥荒后，第二年正月江户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市民
暴动。饥民们袭击了平日里苛刻吝啬的米商、酒店老板和高利贷者。1785年
大阪爆发的市民起义使幕府将军的脚下也有了颤动的悚觉。特别是
1837年，
学者兼地方警官大盐平八郎愤于当局腐败，领导发动了大阪市民暴动，这次
事件虽仅经一天便被镇压下去，但是幕府的地方官吏率民众“骚乱”，并试
图联合大阪近郊的农民，共同铲除为非作歹的官吏之举，则是前所未有的。
幕府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幕府统治末期，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有较大发展。这些富商高利贷者
是在为封建领主出售年贡物资，经营专卖物资或在经营高利贷中发家的。大
阪、江户、京都等城市有一批组成为“株仲间”的商业垄断组织，他们以缴
纳营业税和特许费为代价，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了某些商品的专卖权，因而
得以任意抬高物价，获得巨额利润。大阪等许多大城市有一种被称为“两替
商”的钱庄，经营存款和贷款、兑换和买卖金银、票据和汇兑等项业务。19
世纪初，仅大阪富商高利贷者借给大名的债款就达
6000万两（黄金），每年
利息相当于大米
300万石。有些大富商、高利贷者乘机挟制大名，取得了包
税、专卖、甚至参与藩政等特权。
幕府统治末期的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虽然寄生在封建生产方式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