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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与面具
克朗塔夫一战，挪威人威风扫地，高贵的国王召来诗人对他说：
“最显赫的功绩如果不用文字铭记下来也要失去它的熠熠光彩。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把我赞美。我将成为埃涅阿斯，你将成为沤歌我的维吉尔。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人永垂不朽，你认为自己能不能胜任？”
“能，国王陛下，”诗人说。“我是歌手。我潜心研究韵律学有十二年之久。作为正宗诗歌基础的三百六十个寓言我都记诵。厄尔斯特和芒斯特的史实都积蓄在我的琴弦上，一触即发。我满腹珠巩，最古雅的字句、最深奥的隐喻都如数家珍。我掌握我们这门艺术的秘密，平庸之辈莫测高深。我可以赞扬爱情、偷盗牲畜、航海和战争。我了解爱尔兰所有王室的神话般的家谱。我深谙药草的功效、星象占卜、数学和教会法规。我在公开的比赛中打败了我的对手。我精通讽刺，而讽刺能诱发包括麻风在内的皮肤病。我会使剑，在陛下的战役中已经证明。我只有一件事不懂：那就是如何感激陛下的恩赐。”
国王很容易对别人的长篇大论感到厌烦，听他说完，舒了一口气：
“那类事情，我很清楚。听说夜莺已在英格兰歌唱。等雨和雪的季节过去，等夜驾从南方归来，你就在朝廷当着诗人社的成员朗诵你的颂歌。我给你整整一年时间。每字每行，你都得推敲斟酌。你知道寡人的脾气，报酬决不会亏待你夙夜劬劳。”
“陛下，最好的报酬莫过于一睹龙颜，”诗人说。他颇通谄媚之道。
他行礼告辞，心里已经琢磨出一些诗句。
这一年瘟疫流行，叛乱频仍，期限到时诗人交上颂歌。他根本不看手稿，不慌不忙地背诵起来。国王不住点头赞许。满朝文武，甚至挤在门口的人都看样学样，尽管一个字都没有听清。
国王最后发话了。
“我认可你的作品。那是又一次胜利。你给每一个词以它真正的含义，你用的形容词无一无出处，都有最早的诗人的先例。整篇颂歌中的形象在古典作品中都有根有据。战争是人们壮丽的交织，剑头淌下的水是鲜血。海洋有它的掌管神，云彩预示未来。你熟练地运用了脚韵、叠韵、近似韵、音量、修辞的技巧、格律的呼应。爱尔兰文学即使泯灭——但愿没有不祥的征兆！——凭你的古典似的颂歌就能重建。我命令三十名誉写员照抄十二遍。
他静默了片刻，接着又说：
“好虽然好，但是毫无反应。脉管里的血流并没有加速。手没有抓起弓箭。谁的脸色都没有变。谁都没有发出战斗的呐喊，谁都没有挺起胸膛面对北欧海盗。我们再给你一年时间，赞赏你另一篇颂歌，诗人。现在赐给你一面银镜，作为嘉奖。”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诗人说。
星移斗转，又是一年。夜莺再次在撒克逊的森林里歌唱，诗人带着手槁来了，这次的诗没有上次长。他并没有背诵；而是期期艾艾地照念，略去了某些段落，仿佛他自己根本看不懂，或者不愿糟蹋它们。诗篇很怪。不是战争的描写，而是战争本身。在战斗的混乱中，扰扰攘攘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爱尔兰的异教神灵和几百年后在近代初期纷争的神灵。诗的形式也相当怪。单数名词后面跟的是复数动词。介词的用法也不符合通用的规则。败笔和精彩之处混杂。隐喻牵强附会，或者看来如此。
国王同身旁的文人交谈了几句，开口说：
“你的第一篇颂歌可以说是集爱尔兰古今诗歌之大成。这一篇胜过上篇，同时把上篇彻底推翻。它给人悬念、惊讶、使人目瞪口呆。愚昧无知的人看不出它的妙处，只配有学问的人欣赏。这部手稿将用象牙盒子保存。我们指望你的生花妙笔再写出一篇更高明的作品。”
国王微笑着补充说：
“我们都是寓言里的人物，要记住寓言崇尚三之数。”
诗人壮胆说：
“巫师的三种本领，三人为众，还有那不容置疑的三位一体。”
国王又说：
一作为我们赞许的表示，赐给你这个黄金面具。”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诗人说。
又满了一年。王宫的守卫注意到诗人这次空手来到，没有手稿。国王见到了他不禁有点吃惊；他几乎成了另一个人。某些东西（并不是时间）在他脸上刻画了皱纹，改变了模样。他的眼睛仿佛望着老远的地方，或者瞎了。诗人请求同国工单独说几句话。奴隶们退了出去。
“你写了颂歌没有？”国王问道。
“写了，”诗人悲哀地说。“但愿我主基督禁止我这么做。”
“你能念念吗？”
“我不敢。”
“我给你所欠缺的勇气，”国王宣称。
诗人念出那篇诗。只有一行。
诗人和国王都没有大声念出那行诗的勇气，只在嘴里品味，仿佛它是秘密的祈祷或者诅咒。国王诧异和震惊的程度不下于诗人。两人对瞅着，面色惨白。
“我年轻的时候，”国王说，“曾向西方航行。在一个岛上，我看到银的猪大咬死金的野猪。在另一个岛上，我们闻到魔苹果的香味肚子就饱了。在一个岛上，我见到火焰的城墙。在一个最远的岛上，有一个通天河，河里有鱼，河上有船。这些都是神奇的事物，但不能同你的诗相比，因为你的诗仿佛把它们全包括在内了。什么巫术使你写出来的？”
“天快亮时，”诗人说，“我一觉醒来，念念有词，开始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几个字就是一篇诗。我觉得自己犯了天主不会饶恕的罪孽。”
“正是我们两人现在共犯的罪孽，”国王悄声说。“了解到美的罪孽，因为这是禁止人们问津的。现在我们该为之付出代价了。我赐给你一面镜子和一个金面具；这里是第三件，也就是最后的一件礼物。”
国王拿一把匕首放在诗人右手。
据我们所知，诗人一出王宫就自杀了；国王成了乞丐，在他的王国爱尔兰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念过那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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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胡安·奥斯瓦尔多·维维亚诺
我故事的两个主角之一，菲格罗亚夫人，把亨利·詹姆斯①的作品介绍给我，他没有忽视历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页讽刺和温情的篇幅，其中穿插着复杂并且故意含混的对话，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过分虚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伦敦或波士顿，并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故事既然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动了。我只谈梗概，因为描写它缓慢的演变过程和世俗的环境不符合我的文学创作习惯。对我说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一件顺便的小事。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①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家，1915年因美国迟迟未参加世界大战愤而加入英国国籍，以示抗议。著有《贵妇人的画像》、《鸽翼》、《螺丝在拧紧》等。后期作品句子冗长复杂，副词和比喻堆砌，有猜谜一样的对话，意思含混。
克拉拉·格伦凯恩·德·菲格罗亚性情高傲，身材高挑，头发像火一般红。她才华并不出众，智力不及理解力那么强，但能欣赏别人，包括别的女人的才华。她心胸宽阔，兼容并包；喜爱世界的丰富多彩；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她到处旅行。她知道命中注定的环境有时是毫无道理的仪式的组合，但这些仪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认真执行。她很年轻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罗·菲格罗亚博士结了婚，博士曾经出任阿根廷驻加拿大的大使，后来辞去了职务，理由是在电报、电话普及的时代，大使馆不合时代潮流，只能增加负担。他的决定招来同事们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欢渥太华的气候——说到头，她毕竟有苏格兰血统——何况大使夫人的身份并不让她感到讨厌，但她没有反对博士的主张。之后不久，菲格罗亚去世了；克拉拉经过几年犹豫和思索，决定从事绘画，这一决定或许是从她的朋友玛尔塔·皮萨罗的榜样得到的启发。
人们提起玛尔塔·皮萨罗时，都说她和聪明过人的、结婚后又离异的内利达·萨拉像是一对姐妹。
在选择画笔之前，玛尔塔·皮萨罗也曾考虑过从事文学。她原可以用法文写作，因为她习惯于阅读法文书籍；西班牙文是她在家里使用的工具，正如科连特斯省的太太们使用瓜拉尼语一样。她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卢戈内斯①和马德里人奥尔特加一加塞特②的作品；那两位大师的风格证实了她的猜测：她命中注定要使用的语言只适于炫示辞藻，不适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她的音乐知识限于参加音乐会时不会出乖露怯。她是圣路易斯人；她精心绘制了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③和帕斯夸尔·普林格斯④上校的肖像，作为她的绘画生涯的开端，不出所料，那些画像果然由省博物馆收购。她从本乡本土的名人的肖像画转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古老房屋的风景画，用文静的色彩描绘优雅的庭院，不像别人那样处理得俗不可耐。有人——当然不是菲格罗亚夫人——说她的艺术具备19世纪热那亚艺术大师的韵味。克拉拉·格伦凯恩和内利达·萨拉（据说萨拉对菲格罗亚博士曾有好感）之间一直存在某种敌对的态度；她们两人明争暗斗，玛尔塔只是工具而已。
①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诗人、作家，现代主义代表，著有《高乔战争》等。
②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散文作家，著有《吉河德的冥想》、《艺术的非人性化》、《群众的反叛》等。
③拉菲努尔（1797—1827），阿根廷诗人。
④普林格斯（1795—1831），阿根廷军人，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越。
众所周知，这一切是在别的国家开始的，最后才传到我们的国家。众多的例子之一是那个名为具体或抽象的画派，由于蔑视逻辑和绘画语言，今天已经很不公正地遭到遗忘。那一派振振有词说，音乐既然可以创造一个特有的声音世界，那么音乐的姐妹，绘画，当然也可以尝试我们所见事物的没有呈现出来的色彩和形式。李·卡普兰说，他的绘画虽然不受资产阶级青睐，但完全遵照《圣经》里不准人类塑造偶像的禁律（伊斯兰教也有同样的规矩）。他认为，绘画艺术的真正传统遭到丢勒①或伦勃朗②之类的异端分子的歪曲，而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正在恢复它。攻击他的人则说他乞灵于地毯、万花筒和领带的图案。美学革命提供了不负责任的、不费力气的诱惑；克拉拉·格伦凯恩选择了抽象画的道路。她一向崇拜特纳③；打算靠她尚未确立的辉煌成就来弘扬具体艺术。她稳扎稳打地工作着，有的作品推倒重来，有的弃而不用，1954年冬天，在苏帕查街一家专门陈列当时流行的所谓先锋派作品的画廊里展出了一系列蛋黄彩画。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公众的一般反应还算良好，但是该派的机关刊物抨击了违反常规的形式，说那些简单的圆圈和线条即使不属象征性的，至少使人联想到落日、丛林或者海洋的混乱景象。克拉拉·格伦凯恩暗自好笑。她想走现代派的道路，却被现代派拒之门外。她专心工作，不问成果。这个插曲并不能影响她的绘画风格。
①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绘画文艺复兴的领导人物，名作有《骑士、死亡与魔鬼》等。
②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在明暗处理方面有独到之处，名作有《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守夜》，以及大量宗教和神话题材的绘画。
③特纳（1775—1851），英国水彩画家，作品光线效果极佳。
隐秘的决斗已经开始。玛尔塔不仅是艺术家，她还热衷于可以称为艺术管理的工作，在一个名叫乔托①画社的协会里担任秘书。1955年中期，她设法让已经是会员的克拉拉在协会新的领导班子里充当发言人。这件事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值得细细揣摩。玛尔塔帮了她朋友的忙，然而不容置疑而有点神秘的是，有惠于人的人比受惠的人高出一筹。
①乔托（126—1337），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但丁的好友，现代绘画创始人之一。这里的画社以他命名。
1960年，“两枝具有国际水平的画笔”——请原谅这句套话——竞选一等奖。年长的一位候选者用浓重的油彩表现了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型的高大的高乔人的凶悍形象；他的年轻得多的对手努力用毫无联系的笔触赢得了喝彩和惊愕。评委们都已年过半百，唯恐人们说他们观点落后，心里尽管厌恶，仍倾向于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后，大家意见不能统一，起先还注意礼貌，后来感到腻烦了。第三次讨论时，有人提出：
“我认为乙画不好；实际上我觉得还不及菲格罗亚夫人的作品。”
“您投她一票吗？”
“不错，”前者赌气说。
当天下午，评委们一致同意把奖项授予克拉拉·格伦凯恩。她人品好，人缘也好，常在她的比拉尔的别墅举行招待会，一流的刊物派记者前去采访摄影。这次祝贺晚宴是玛尔塔组织提供的。克拉拉发表了简短得体的讲话，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传统和创新、常规和探索之间并不存在对抗，实际上，传统是由长年累月的探索形成的。出席展览会的有不少社会名流，几乎全体评委，以及个别画家。
我们认为偶然性总是差强人意，而其他机会要好一些。高乔崇拜和幸福向往是都市人的怀旧心理；克拉拉·格伦凯恩和玛尔塔厌烦了一成不变的闲适生活，向往那些毕生致力于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的世界。我猜想，天堂里的有福之人大概认为那里的优点被从未到过天堂的神学家们夸大了。被打入地狱的人也许并不觉得地狱里总是可怕的。
两年后，第一届拉丁美洲造型艺术国际代表大会在卡塔赫纳市举行。各个共和国都派出代表。会议主题很有现实意义：艺术家能否摆脱地方色彩？能否回避本乡本土的动植物，不涉及具有社会性质的问题，不附和反对撒克逊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菲格罗亚博士在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前曾经在卡塔赫纳担任外交职务；克拉拉为上次得奖而自豪，希望这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旧地重游。这一希望落了空；政府指定玛尔塔·皮萨罗为代表。根据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们不偏不倚的看法，她的成绩虽然不老是令人信服，还算得上是杰出的。
生活要求激情。两个女人在绘画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绘画促成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了激情。可以说，克拉拉·格伦凯恩是为了玛尔塔，为了想压倒她而绘画的；她们互为对方作品的评判和孤独的观众。我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如今已无人欣赏的画幅中注意到了她们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不应忘记，她们两人是有好感的，在那场隐秘的决斗中，两人一贯光明磊落。
在此期间，年纪已经不轻的玛尔塔拒绝了一次结婚的机会；她只关心她的斗争。
1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伦凯恩死于动脉瘤。报上刊登了有关她的大幅讣告，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仍旧必不可少，因为妇女被认为是一个性别的成员，而不是个人。除了匆匆提到她对绘画的爱好和高雅的品位外，大量文字用于叙说她的虔诚、善良、一贯的几乎隐名的善举、她显赫的家世——格伦凯恩将军曾参加巴西战役——以及她在上层社会里的杰出地位。玛尔塔觉得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空虚。她想起了早期的情景，便在国立艺术馆展出一幅朴素的克拉拉的画像，是用她们两人都喜爱的英国大师们的笔法绘制的。有人评论说这是她最优秀的作品。此后，她再也没有拿起画笔。
只有少数几个亲密朋友注意到那场微妙的决斗，其中既无失败也无胜利，甚至没有值得一提的冲突或其他明显的情况。唯有上帝（我们不了解他的审美爱好）才能授予最后的桂冠。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在黑暗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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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小说家卡洛斯·雷伊莱斯①的儿子卡洛斯在安德罗格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长期积怨的历史及其悲惨的结局如今在我记忆里已和蓝桉树的药香和鸟叫混在一起。
①雷伊莱斯（1868—1938），乌拉圭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塞维利亚的魅力》、《高乔人弗洛里多》、《该隐的种族》，短篇小说集《多梅尼科》、《戈雅的任性》和散文集《天鹅之死》、《激励》等。
我们和往常一样，谈论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混乱的历史。卡洛斯说我肯定听人提到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其人，他以勇敢、爱开玩笑、调皮捣乱出名。我撒谎说知道这个人。诺兰是1890年前后去世的，但人们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说他坏话的人，这种人总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许多胡闹行为中的一件讲给我听。事情发生在泉城战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罗拉尔戈的两个高乔人，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
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怎么形成的，原因何在？那两个人除了临终前的决斗之外没有惊人的事迹，一个世纪以后怎么能勾起他们隐秘的故事？雷伊莱斯父亲家的一个工头，名叫拉德雷查，“长着老虎般的胡子”，从老辈人嘴里听到一些细节，我现在照搬过来，对它们的真实性信心不是很大，因为遗忘和记忆都富有创造性。
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牧场是毗连的。正如别的激情一样，仇恨的根源总是暧昧不清的，不过据说起因是争夺几头没有烙印的牲口或者是一次赛马，西尔韦拉气力比较大，把卡多索的马挤出了赛马场。几个月后，两人在当地的商店里一对一地赌纸牌，摸十五点；西尔韦拉每盘开始时都祝对手好运，但最后把对手身边的钱统统赢了过来，一枚铜币都没给他留下。他一面把钱装进腰包，一面感谢卡多索给他上了一课。我认为他们那时候几乎干了起来。争吵十分激烈；在场的人很多，把他们拆开了。当时的风气粗犷，人们动辄拔刀相见；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故事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无论在傍晚或清晨不止一次地会动刀子，而直到最后才真干。也许他们简单贫乏的生活中除了仇恨之外没有别的财富，因此他们一直蓄而不泄。两人相互成了对方的奴隶而不自知。
我不知道我叙述的这些事究竟是果还是因。卡多索为了找些事做，并不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一个邻居的姑娘塞尔维利安娜；西尔韦拉一听说这事，就按自己的方式迫求那姑娘，把她弄上手，带到牧场。过了几个月，觉得那个女的烦人，又把她赶走。女人一气之下去投奔卡多索；卡多索同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把她打发走了。他不愿要对手的残羹剩饭。
在塞尔维利安娜事件前后，那些年里又出了牧羊犬的事。西尔韦拉特别宠爱那条狗，给它起名“三十三”①。后来狗失踪了，在一条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西尔韦拉一直怀疑有人投了毒。
①1825年，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拉瓦列哈上校率领三十三名乌拉圭爱国者在阿格拉西亚达海滩登陆，在当地数百名志士协助下围困蒙得维的亚，宣布独立，队伍逐渐扩大到二千人，击败了巴西占领军。为纪念这一事件，乌拉圭有两个省分别命名为“拉瓦列哈”和“三十三人”。
1870年冬季，阿帕里西奥①革命爆发时，他们两人正好在上次赌牌的那家酒店。一个巴西混血儿率领了一小队骑马来的起义者向酒店里的人动员，说是祖国需要他们，政府派的压迫再也不能忍受，向在场的人分发白党标志，大家并没有听懂这番话的意思，但都跟着走了，甚至没有向家人告别。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兵的生活并不比高乔人的生活艰苦。幕天席地枕着马鞍睡觉对他们并不是新鲜事；他们习惯于宰牲口，杀人当然也不困难。他们想像力不多，从而不受恐惧和怜悯的支配，虽然冲锋陷阵之前有时也感到恐惧。骑兵投入战斗时总能听到马镫和兵器的震动声。人们只要开始时不负伤就自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他们认为领饷是天经地义的事。祖国的概念对他们比较陌生；尽管帽子上带着标志，他们为哪一方打仗都一样。他们学会了使用长矛。在前进和后撤的行军过程中，他们终于觉得虽然是伙伴，仍旧可以继续相互为敌。他们并肩战斗，但据我们所知，从不交谈。
①阿帕里西奥（1814—1882），乌拉圭军人，1871年率领白党起义，在泉城被击败。
1871年秋季形势不利，他们的气数已尽。
战斗前后不到一小时，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进行的。地名都是历史学家们事后加上的。战斗前夕，卡多索蹑手蹑脚走进指挥官的帐篷，低声请求说，如果明天打胜仗，留个红党俘虏给他，因为他迄今没有砍过人头，想试试究竟是怎么回事。指挥官答应了他，说是只要他表现勇敢，就让他满足这一心愿。
白党人数较多，但对方武器精良，占据山同有利地形把他们杀得死伤狼藉。他们两次冲锋都没能冲上山顶，指挥官受了重伤，认输投降。对方应他的要求，就地杀死了他，免得他受罪。
白党士兵放下了武器。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十分繁琐地布置了惯常的俘虏处决。他是塞罗拉尔戈人，对于西尔韦拉和卡多索之间的宿怨早有所闻。他把两人找来，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两人势不两立，早就想拼个你死我活。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太阳下山之前，你们就能表明谁是好汉。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
把他们押来的士兵又把他们带了下去。
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宿营地。诺兰事先决定赛跑是下午活动的压轴戏，但是俘虏们推出一个代表对他说他们也想观看，并且在两人之中一人身上下赌注。诺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同意俘虏们的请求；于是大家纷纷打赌，赌注有现钱、马具、刀剑和马匹，本来这些东西应该及时交给遗孀和亲戚的。天气热得出奇；为了保证大家午睡，活动推到四点钟开始（他们花了好大劲才叫醒西尔韦拉）。诺兰按照当地白人的风俗，又让大家等了一小时。他和别的军官们谈论胜利；马弁端了茶壶进进出出。
泥土路两边帐篷前面是一排排的俘虏，坐在地上，双手反绑，免得他们闹事。不时有人骂娘，一个俘虏开始念祈祷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吃惊。当然，他们抽不了烟。现在他们不关心赛跑了，不过大家还是观看。
“他们也要吹我的灯，”一个俘虏含着妒意说。
“不错，不过是成堆干的，”旁边一个说。
“跟你一样，”对方顶了他一句。
一个军士长用马刀在泥土路上画一道横线。西尔韦拉和卡多索给松了绑，以免影响他们奔跑。两人相距四公尺左右。他们在起跑线后面站好；有几个军官请求他们别对不起人，因为对他们的希望很大，押在他们身上的赌注可观。
西尔韦拉由混血儿诺兰处置，诺兰的祖辈无疑是上尉家族的奴隶，因此沿用了诺兰这个姓；卡多索由一个正规的刽子手处置，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科连特斯人，为了让受刑人安心，他总是拍拍受刑人的肩膀说：“别害怕，朋友；娘儿们生孩子比这更遭罪。”
两人身子朝前倾，急于起跑，谁都不看对手。
诺兰上尉发出讯号。
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于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卡多索摔倒时伸出胳臂。他赢了，不过自己也许根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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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14日，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整整一百岁。她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
她的父亲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上校出身于外省庄园主家庭，生在施恩会①教区，在安第斯军里当过上尉，参加了恰卡布科战役，经历了坎恰拉亚达的挫折，曾在马伊普作战，两年后又参加阿雷基帕的战斗②。据说，在阿雷基帕战役前夕，阿塞·奥拉瓦里亚③和他交换了佩剑，互相勉励。著名的塞罗阿尔托战役发生在1823年4月初，由于是在山谷展开的，也称塞罗贝尔梅霍战役。委内瑞拉人总是妒忌我们的荣耀，把这一胜利归功于西蒙·玻利瓦尔将军④，可是公正的观察家，阿根廷的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受骗，知道胜利的桂冠应属于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是他率领一团哥伦比亚轻骑兵，扭转了那场胜负难分的马刀和长矛的战斗，为后来同样著名的阿亚库乔战役作了准备。那次战役他也参加了，并且受了伤。1827年，他在阿尔韦亚尔⑤直接指挥下在伊图扎因戈英勇作战。他虽然和罗萨斯有亲戚关系，却站在拉瓦列⑥一边，在一次他称之为马刀比试的战斗中击溃了游击队。中央集权派失败后，他移居乌拉圭，在那里结了婚。大战⑦期间，他死于奥里韦⑧白党军队围困下的蒙得维的亚。当时他四十四岁，几乎算是老了。他和诗人弗洛伦西奥·巴莱拉是朋友。军事学院的教官们很可能不让他毕业；因为他虽然经历过不少战役，可是从没有参加学院考试。他留下两个女儿，玛丽亚·胡斯蒂娜是小女儿，也是我们要介绍的。
①施恩会，创建于1218年，最初的宗旨是和摩尔人交涉，赎回被俘虏的基督徒。
②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于1817年1月12日率领安第斯军在智利恰卡布科山麓大败保皇军队，进军圣地亚哥，后在坎恰拉亚达受挫，1818年又取得马伊普之役的胜利，奠定了智利的独立。
③奥拉瓦里亚（1801—1845），阿根廷军人、爱国者。
④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将军、政治家，有“拉丁美洲解放者”之称。
⑤阿尔韦亚尔（1789—1853），阿根廷将军、政治家，曾和圣马丁一起发动1812年十月革命。1827年在伊图扎因戈击败巴西军队。
⑥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将军，在圣马丁麾下转战智利和秘鲁。坚决反对独裁者罗萨斯，但最后败在罗萨斯手下。
⑦这里的大战是指乌拉圭总统里韦拉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进行的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52年，以1852年2月3日乌拉圭将军乌尔基萨在卡塞罗斯附近大
⑧奥里韦（1792—1857），乌拉圭将军、政治家，在罗萨斯支持下反对里韦拉，1842至1851年间围困蒙得维的亚。
1853年末，上校的遗孀带了两个女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置下来。她们没能收回被独裁者充公的乡间产业，那些失去的辽阔的土地虽然从未见过，却久久留在记忆中。玛丽亚·胡斯蒂娜十六岁时和贝尔纳多·豪雷吉医师结了婚，贝尔纳多不是军人，却在帕冯和塞佩达①打过仗，黄热病流行期间，他行医染病身亡。他留下一男二女；长子马里亚诺是税务稽查员，想写一部关于他父亲的详细传记，常去国立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但没有完成，也许根本没有动笔。大女儿玛丽亚·埃尔维拉和她的表哥，在财政部工作的萨阿韦德拉，结了婚；二女儿胡利亚嫁给莫利纳里先生，他的姓虽然像意大利人，其实是拉丁文教授，很有学问。我不谈孙子和重孙辈了；读者已经可以想像出这是一个体面然而没落的家庭，具有史诗般的家史和一个在流亡中出生的女儿。
①塞佩达，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峡谷，1859年乌尔基萨率领的军队在此打败米特雷。帕冯，阿根廷圣菲省的一条河流，1861年9月17日，米特雷率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在此附近打败乌尔基萨。
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巴勒莫，离瓜达卢佩教堂不远，据马里亚诺回忆，坐有轨电车时可以望见那里水塘边几间外墙未经粉刷的小砖屋，不像后来那种用镀锌铁皮搭的棚屋那么寒酸；当时的贫困不如现在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贫困那么严重。当时的财富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鲁维奥家住在一个百货商店楼上。楼梯安在一侧，很狭窄；栏杆在右面，通向一个阴暗的门厅，厅里有一个衣架和几把扶手椅。门厅进去是小客厅，里面有些布面的椅子，再进去是饭厅，放着桃花心木的桌椅和一个玻璃柜于。铁皮百叶窗老是关着，光线暗淡。我记得屋里总有一股陈旧的气味。最里面是卧室、卫生间、盥洗室和女佣的房间。家里没有多少书籍，只有一卷安德拉德①的诗集，一本有关上校的评述，书后有手写的补充，一部蒙坦纳和西蒙编的西班牙一美洲词典，当初由于分期付款，并且奉送一个搁词典的小书架，才买下这部词典。他们有一笔老是滞后寄来的退休金，和洛马斯德萨莫拉的一块土地的租金收入，那是以前大量地产中仅存的一小块。
①安德拉德（184—1882），阿根廷诗人，创办了几家报纸，并参加政治活动。
在我故事所叙说的时期，老夫人和寡居的胡利亚以及她的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她仍旧痛恨阿蒂加斯①、罗萨斯和乌尔基萨；第一次欧洲战争使她痛恨那些她知之甚少的德国人，对她说来，那次战争同1890年的革命和塞罗阿尔托的冲锋一般模糊。1932年以后的印象逐渐淡忘；常用的比喻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当然，她信奉天主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信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灵魂不朽之说。她两手数着念珠，喃喃念着她不太明白其中意义的祷告词。她习惯于过圣诞节，不过复活节和主显节；习惯于喝茶水，不喝马黛。对她来说，新教、犹太教、共济会、异端邪说、无神论等等都是同义同，不说明任何问题。她像父辈们那样从不用“西班牙人”一词，而用“哥特人”②。1910年，她不相信来访的西班牙公主谈吐居然出乎意料地像西班牙移民，而不像阿根廷贵妇人。这个让人困惑的消息是她女婿丧礼时一个有钱的亲戚告诉她的，此人平时从不登门，有关她的新闻在报纸社交栏里经常可以看到。豪雷吉夫人喜欢用老地名；她平时提到的是艺术街、寺院街、平治街、慈悲街、南长街、北长街、公园广场、前门广场。家里人助长了她这些脱口而出的老话，他们不说乌拉圭人而说东岸人。老夫人从不出门；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在起变化，在扩展。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动的；在老夫人心目中，家门外的城市还是早在他们不得不迁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样。那时候，牛拉的大车在六月十一日广场歇脚，巴拉加斯别墅区散发着凋谢的紫罗兰芳香。我近来梦见的都是死去的亲友，她最近常说这种话。她并不笨，但据我所知，她从未享受过知性的乐趣；她有的先是记忆，后是遗忘的乐趣。她一向很宽容。我记得她安详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样。谁知道这个曾经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妇人有过什么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爱那些同她相似的、无声无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里养了几盆秋海棠，有时抚弄她已看不清的叶子。1929年后，她变糊涂了，用同样的词句，按同样的顺序，像念天主经似的讲过去的事情，我怀疑那些事情已经和印象对不上号了。她对食物也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给她什么就吃什么。总之，她自个儿过得很滋润。
①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张联邦制，反对中央集权。
②哥特人，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对西班牙人的蔑称。
据说，睡眠是我们最神秘的行为。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却对它缺乏了解。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无非是清醒状态的暂时消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同时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当复杂的状态；对于再有一些人，它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梦。如果说豪雷吉夫人平静地过了十年浑浑噩噩的时间，也许是错误的；那十年中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既无过去、也无将来的纯粹的现在。我们以日日夜夜、日历的数百页纸张、种种焦虑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它是我们每天早晨有记忆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经历。我们每天的经历是老夫人的双倍。
我们已经看到，豪雷吉家的处境有点虚幻。他们自以为属于贵族，贵族阶级却不认他们；他们是名门之后，历史书上却不常提到他们那位显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条街道确实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条街道的人很少，几乎埋没在西区公墓深处。
日子来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军人上门送达部长本人签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将登门拜访。豪雷吉家把这封信拿给所有的街坊们看，着重指出信笺的印记和亲笔签名。新闻记者开始前来采访。豪雷吉家向他们提供种种资料；显然他们都听说过鲁维奥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来希望得到邀请。
全家人为那个重要的日子辛勤准备。他们给地板上蜡，擦拭窗玻璃，掸掉蜘蛛网，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柜子里的银器，变换房间的布置，揭开客厅里钢琴的盖子，露出丝绒的琴键罩。人们进进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么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着；胡利亚让女佣帮忙，准备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来宾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画像，画像右下方搁着那把久经战斗的佩剑。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剑卖掉，他们打算以后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一位殷勤的邻居搬来一盆天竺葵，借给他们做装饰。
聚会预计七点钟开始。请柬上的时间订在六点半，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愿意准时到场，像插蜡烛似的傻等着，七点十分，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家人们悻悻地议论不守时的优缺点。埃尔维拉自以为是准时到的，他说让别人久等是不可饶恕的失礼；胡利亚重复她丈夫的意见说迟到是一种礼貌，因为大家都迟到的话，谁也不会感到窘迫。七点十五分，屋里挤满了人。街坊们看到菲格罗亚夫人的汽车和司机，欣羡不已，她虽然从不请街坊们去做客，街坊们仍旧热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为他们只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见面。总统派了副官前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说，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是他莫大的荣幸。部长要提前退席，念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讲话中提到圣马丁的地方比提到鲁维奥上校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里，垫了好几个枕头，时不时耷拉下脑袋或者落掉手里的折扇。一批名门闺秀在她面前唱了国歌，她似乎没有听到。摄影师们根据艺术要求请来宾们摆出种种姿势，连连使用镁光灯。红白葡萄酒不够喝了，又开了几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话也没说：她也许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从那晚开始，她便卧床不起。
外人离去后，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当晚饭。烟叶和咖啡的气味盖过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报和日报克尽厥职地撒了谎；赞扬英雄的女儿的奇迹般的记忆力，说她是“阿根廷百年历史的活档案”。胡利亚想让她也看看这些报导。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间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没有发烧；医生替她作了检查，宣布一切正常。几天后，老夫人溘然去世。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槟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或许以为玉米棒子党①又来了。
①罗萨斯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期，他领导的人民复兴党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百姓称之为玉米棒子党，因为该党的标志有玉米棒子图案。
我想到塞罗阿尔托的阵亡的战士们，想到死于马蹄践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遗忘的人们；我想，一个多世纪之后，秘鲁那场马刀长矛的混战的最后的牺牲者是一位老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