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此时除了35家放映16毫米影片的电影院（固定的或流动的）之外，还有近百家放映35毫米影片的影院。曼谷的大电影院都是国王的产业，而电影院售出的影票平均每人每年还不到一张。
1953年，泰国的影片生产有很大发展：影片生产量达到48部（16毫米的影片），其中9部是对白片，30部是彩色片。拍好的影片仍然需要送往新加坡、悉尼或檀香山洗印，因为泰国没有制片厂。我们对1945年至1960年间每年生产四五十部影片的艺术质量缺乏资料，在这四五十部影片中只有二三部是35毫米的影片。全国放映35毫米影片的影院约有200家，放映16毫米影片的则有500家。
世界电影史--第二十五章 印度和亚洲的电影
第二十五章 印度和亚洲的电影
除远东地区以外，电影事业在这个幅员最广、人口最多（有20亿人）的大陆上有很大发展。1960年，亚洲的影片产量居全球首位（在全世界生产的3000部长片中，亚洲约占2000部）。
印度
在英国统治下，“印度帝国”（有3亿人口）包括今天的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与锡兰。
电影在印度出现约在1896年，是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带去的。本世纪初，在印度摄制的几部影片都是由英国人（尤其是那些“神启会”）和在孟买的百代分公司的法国技师拍摄的。也许就是这几部影片使照相师与印刷师D．G．巴尔吉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在1912年离开印度到万森制片厂见习。
回到印度后，巴尔吉拍了《哈里什昌德拉国王》，大获成功，因而使他能够创办了“印度斯坦影片公司”。他在孟买地区的纳西克建立了一个制片厂，雇用了一个有30名演员的剧团，女角色起初是由男演员扮演的。
巴尔吉从1913年到1923年导演了30来部影片，这些影片的艺术质量与技术水平在当时的印度影片中都是遥遥领先的，就连伦敦观众对这些影片的水平也深为赞赏。这位制片人兼导演专门摄制古代题材的影片：历史、宗教、神话（如《讫里什那①传》）、古典戏剧的改编，尤其是把印度黄金时代（7世纪）的伟大作家迦梨陀娑的生平搬上银幕。巴尔吉的故事片使用华丽的服装、搭盖的布景和巧妙的特技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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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讫里什那：根据印度神话传说，他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毗苾奴的第八化身。——译者。
印度斯坦影片公司的布景师——画家巴布劳·潘特于1919年在马哈拉斯特拉人居住的中心、孟买省的科尔哈普尔创建了马哈拉斯特拉影片公司。在这家公司里，他摄制了16部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大型影片，其中古代题材占主要地位（如《萨兰德里》、《辛赫·迦尔》、《萨蒂·帕德米尼》等）。同一时期，富有的袄教徒J．F．马登在孟加拉省拥有包括三四十家影院的放映网，他请来了法国人卡米尔·勒格朗，给他导演了好些部宗教题材的影片（如《释迦牟尼传》、《毗苾奴传》等），演员由意大利人、英国人或法国人担任，化装成印度人的样子。
此后不久，大东影片公司请在印度拍摄人种学影片的德国导演弗兰茨·奥斯登来摄制《亚洲之光》一片。这部描写释迦牟尼（由担任导演助理的律师希曼苏·雷伊饰演）生平的影片是一部确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在欧洲大获成功。当时派拉蒙或英国一些公司摄制的影片也具有印度的异国情调，却远不如这部影片那样的成功。
然而，印度本国的影片生产日趋发达。在1921—1922年间，印度摄制了63部影片（其中在孟买摄制的有43部）。这个数字到了1926—1927年间增长为108部（其中在孟买摄制的为96部）。根据英国政府颁布的关于电影业的一项调查报告，印度在1925年只有251家电影院（其中35家是露天影院），这就是说，每100万人有一家电影院，而在美国则为6000人有一家影院，英国1．3万人有一家影院。可是，这个殖民地的影片产量却三四倍于英国……
从1928年到1931年，印度电影遭到一次危机，但在艺术上仍然有显著的进步。从1920年开始，现代题材日益流行。莫汉·穆哈瓦尼既改编了象《泥塑马车》这样的古典戏剧，也把现代作家的作品，如获得诺贝尔奖的泰戈尔的《巴利丹》或孟加拉省小说家查特吉①的《安德哈雷·阿洛》搬上银幕。画家巴布劳导演了他的最佳影片之一《斯瓦贾拉·陶兰》。他的助手之一V．森达拉姆因为摄制《尼泰基·普拉卡尔》（1926年）也成了导演，他还为不久以后在浦那创立的“普拉巴特公司”出过不少力。森达拉姆导演的早期影片之一《祭品》强烈谴责把动物作为典礼上祭品的作法。在此后摄制的一系列影片中，森达拉姆抨击了封建习惯与宗教迷信。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在其他导演的影片中有所反映。如《愤怒》一片宣传伊斯兰教教徒和印度教信徒的友谊，但它的主人公太象甘地，以致严厉的英国检查机关不作什么删剪，干脆禁止该片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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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印度的孟加拉语作家。——译者。
第一部有声片《阿拉姆·阿拉》是A．M．伊兰尼导演的，音乐与舞蹈在片中占了很大份量。《什林·法尔哈德》一片中也有42支歌曲，它居然获得这样大的成功，以致有一个旁遮普省的马车夫坐着快车从边远地区赶来连看22场（据迦尔加先生的报道，本节引用了他写的许多资料）。有声片和唱歌片发展很快。1931年有声片的产量还只有28部，无声片产量达300部，到1935年有声片达到233部，无声片仅为7部。
为了普及印地语（同有文化的印度人之间交流的英语相对立），民族主义者主张在影片中只准使用印地语。但是，各种民族的电影日趋增多，使用的语言有十来种，在一个90％的人口为文盲的国家里，这样做法使电影拥有更为广泛的观众。
三个大的制片中心在当时已经形成：西部是孟买、浦那和科尔哈普尔，摄制印地语、马哈拉施特拉语和古吉拉特语的影片；东部是加尔各答，摄制孟加拉语影片；南部为马德拉斯、哥印拜陀和萨利姆等地，摄制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与北部梵语毫无相同之处的德拉维语系的影片。
孟买这个世界性商业都市生产的影片很受好莱坞的影响，主要是一些场面豪华的故事片，象《巴格达窃贼》那样取材于《天方夜谭》的影片，伤感的悲剧片，喜剧片，冒险经历片（如《孟买的野猫》、《手执鞭子的女人》、《皮制的脸》等）和舞台纪录片，这些影片的主要编剧是A．H．卡斯米里和潘迪特·贝塔普。
不过，导演兼制片人梅布勃却致力于社会题材的影片，例如他拍的《面包》或《单独的生活》，后者表现一个复员士兵的反战故事。出身于戏剧界的索拉勃·莫迪摄制了《亚历山大大帝》，并在《比卡尔》一片中，描述印度人当年反击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该片带有对现代的明显影射。
当画家巴布劳继续在科尔哈普尔导演故事片时，普拉巴特公司在浦那制作了一部主要是历史性的影片《圣土克哈拉姆》，该片由达姆勒和法思拉尔导演，继森达拉姆的《不灭的火焰》之后曾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在森达拉姆导演的最佳影片中，有《阿德米》一片，描写一个妓女由于爱情而上升到受人尊敬的地位，这是对等级制度的一种抗议，《意料之外》（《童婚》）一片谴责青少年或儿童间的早婚——这是东方的弊端之一。
在孟加拉省，出现一位大导演，他就是德巴基·库马尔·博斯，这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1925年编写了《欲火》一片的剧本，1929年成为《潘查萨尔》一片的导演。后来他参加了由比·斯·巴露阿倡导的“新戏剧运动”。在后者的影响下，德巴基·博斯于1933年导演了《虔诚的布伦王子》这部在印度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歌曲在这部影片里已不再是外加的娱乐，而是一个与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的戏剧的与抒情的因素，而拉吉·波拉尔谱写的音乐也具有真正本国的特色。在《悉达》这部1934年曾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中，德巴基·博斯受古诗《腊玛亚那》①、古代壁画和古典戏剧的启发，对印度的神秘哲学作了独特的解释。他这种努力后来又表现在《维狄亚帕蒂》一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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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腊玛亚那》是创作于公元5世纪的一首印度长诗。——译者。
1935年，在“新戏剧有限公司”创立以后，维·希·巴鲁阿自己也成了电影导演，在《德孚达斯》一片上获得巨大成功，该片根据查特吉的小说改编。影片的男主人公由于等级的不同，使他和他所爱的情人隔离，不能结婚，陷于绝望，最后死去。这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发生在当时时代里，社会环境与典型人物描写得十分生动真实。巴鲁阿的其他影片（如《超脱》、《权利》、《生活》）都具有同样好的质量，同样的现实性，就是偶尔涉及古代题材时也是如此。
尼金·博斯最初是一个新闻片记者，在作为德巴基·博斯的摄影师之后不久，就成为“新戏剧有限公司”的电影导演，据迦尔加先生的报道：“在他导演的社会和爱情故事片中，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互相从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论是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都是如此，对斗争漠不关心的人是极其个别的。”（尼金·博斯导演的影片有《总统》、《敌人》、《大地》、《婚礼》等。）
从1934年到1939年间，孟加拉省无论在印度艺术的进步上或社会的进步上都居于领先的地位，它拍了许多现代题材的影片，同时在南部的德干半岛，影片生产也有若干发展，但仍然以制作历史片和神话片为主。
战争给印度电影带来了新的危机。制片的原材料缺乏，电影院不准新建，在这个酝酿着革命风暴、甘地与尼赫鲁被投入监狱的国家里，英国检查机关变本加厉，对电影严加管制。
向缅甸推进的日本人轰炸了加尔各答，使这个城市的影片产量大为降低。印度影片的产量最后下跌到不足100部（第二次大战前为175部至200部）。在这些影片中特别应予指出的是《邻居们》一片，森达拉姆在该片中宣扬印度教信徒和伊斯兰教徒要友爱团结。还有《女同路人》一片，标志着孟加拉人比麦尔·洛伊在故事片导演上的开端，他在“新戏剧有限公司”里长期担任尼金·博斯与维·希·巴鲁阿的摄影师。这是一部名列前茅的杰作，表现一个贫苦的工人与一个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猛烈冲突。
直到大战结束之后，森达拉姆才得以拍摄《柯棣华医生》一片，它描写一个印度医生参加1937年为中国军队组织的国际医疗队在服务中死去的故事。该片是根据K．A．阿巴斯的小说《没有回来的人》改编的。这位作家作为电影编剧驰名已久，他以《大地之子》一片开始导演工作，这部影片以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荒为主题，由人民剧院的喜剧演员们演出，虽然他们的演技有些笨拙，但是影片的摄影技术却非常卓越，有些镜头十分感人，例如当饥民们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时，一辆辆豪华的汽车从他们的身旁驰过。
1947年8月15日，印度以伊斯兰教徒的分治、创立巴基斯坦国为代价最终获得了独立。这种分治导致了成百万人的成群移居。许多电影院毁于骚乱之中，或者遭到难民们寄居时的糟蹋破坏。大批难民被迫迁徙的惨状在纳马伊·戈什导演的一部孟加拉影片《背井离乡的人们》中特有详细的描写，尤其是那个从故乡被赶走的老妇叙述她的悲惨经历时，使人心中感到非常激动。
印度电影业不久开始了一个新的飞跃。影片产量到1955年达到285部，一跃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好莱坞（产241部）之前、日本之后。全国当时有电影院3500家，包括巡回放映队与露天影院在内，后一种电影院在南部很为普遍。
1930年代的导演们一蹶不振。尼金·博斯拍的那些节奏太慢的历史片或宗教片早已令人厌倦，但他在改编一些当代的小说上还获得一些成功，如根据塔拉尚·班纳尔吉的原作改编的《诗人》和根据普拉巴特·K．姆克尔吉原作改编的《珍珠灯》。尼金·博斯和维·希·巴鲁阿离开了加尔各答，到孟买工作，他们在那里没有再取得以前的成功（巴鲁阿1951年死于孟买）。
孟加拉语的电影由于新的一代的涌现依然保持着高水平。由“新戏剧有限公司”培养出来的卡尔蒂克·夏特尔吉在《小英雄》一片中以准确的笔法描绘了家庭生活。海门·古普塔以他的影片《四十二》来纪念加尔各答发生过的革命事件。有一些导演和摄影师组织了一个名为“阿格拉杜特”的团体，拍了《心愿》和《旅伴》两片之后，成功地摄制了一部风格高雅而极感人的作品《巴不拉》，描写一个男孩子为了养活他患病的母亲而劳动的故事。
在南部，影片产量相当多，但占压倒位置的是仙女片、宗教片、历史片或神话片。在1948年，有一部泰米尔语的影片《桑德拉勒卡特》大获成功，它是S．S．瓦桑导演的，此人后来成了摄制豪华场面的专家。马拉雅拉姆语的影片生产也有增加，但是导演们都来自孟买，根本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1950年以后，在泰米尔语与泰卢固语的影片中，革命题材（如M．D．维泰尔的《凯雷拉的狮子》）与社会题材的影片也都增多了。
在西部，古吉拉特语的影片（主要是供经商的居民观看）由于重复一些传奇的题材，变得毫无生气，而浦那与孟买摄制的马哈拉施特拉语影片（主要供那些以工资为生的居民观看）则偏于现代题材，内容直截了当，充满生动活泼的气息。这些影片中最杰出的都出自演员、制片人兼导演拉加·帕兰加普之手，他专门拍摄生动的家庭喜剧片，如《乡村野人》和《满城风雨》。印度人极为爱好喜剧，就连悲剧片也常常要有几个丑角上场。
森达拉姆继续摄制一些很细致考究但却毫无新意的影片。这时他的最佳影片是《不可接触的少女》，描写一个贱民阶级的少女的故事。
孟买被认为是印度的好莱坞。制片商有时以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华丽的布景和色彩绚丽的服装来赢得同西席·地密尔的影片不相上下的成功，例如由索拉勃·莫迪制片、导演并且主演的《章西女王》就是这类影片之一，它毫无热情地叙述一个世纪前由一个印度的“圣女贞德”领导的反击英军的斗争。在这些超级影片中，梅布伯汗摄制的《印度姑娘曼加拉》在整个东方、埃及，甚至在伦敦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部历史闹剧片叙述动人，节奏明快，出色地使用了外景。它为当时还主要限于国内市场和某些印度人侨居地（特别是南非）的电影打开了新的市场。不久，这位导演的影片《印度母亲》也获得同样的成功。
著名舞蹈家乌代·香卡以稍带好莱坞的风格，制作并导演了他那部极为豪华的芭蕾舞剧片《幻想》，这部影片含有一些十分优美的段落，它将古代的印度与工业化的印度穿插在一起。
孟买流行的明星制使得许多著名电影演员成为自己影片的制片人，例如情侣演员拉吉·卡普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火》与《雨》两片上获得商业的巨大成功，又在《流浪者》一片上大获胜利，这部影片是根据阿巴斯的剧本、由卡普尔自己制片、主演并导演的。影片摄制费用达100万美元，有些歌舞场面很为壮观，它带有孟买那些超级影片的缺点，但剧情生动活泼，充满热情，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使人捧腹大笑，因此仍有它的价值。
除去好莱坞及一些英国影片之外，印度很少接触外国电影。1952年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举办的电影节使得印度电影工作者看到了一些法国与苏联的影片，和几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作品。后一学派的作法同巴鲁阿、尼金·博斯（他此时已经一蹶不振）以及“新戏剧有限公司”过去的努力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比麦尔·洛伊不难向前更进一步，完成了《两亩地》这部作品。
这部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影片在国际上曾获得广泛的成功，特别是在中国有8000万观众对它大为赞赏。影片叙述（为了迎合西方的趣味，它有时用闹剧的方式）一个流落城市拉人力车的农民的遭遇。这部作品以它的真实感和显明的激情非常感人心弦。比麦尔·洛伊那种自然的慈悲心肠和抒情手法在《巴利尼塔》一片中也表现得非常出色，但《两亩地》始终是他最好的影片，它使印度终于跻身国际电影艺术之列，比它任何一部豪华的彩色片作用都大。这部影片虽然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却能直接触动广大的国际观众。
其他的导演也采用了社会题材或民族题材。《阿马利查大屠杀》再现了1919年血腥惨案的一幕；《巴加特·辛格》则表现被英国人处死的一位年轻革命者的一生；《我们是人民》与《旅伴》以破产的小人物与失业者为主人公，但对社会的批判仍然带有闹剧的色彩。K．A．阿巴斯又以孟加拉大饥荒为题材摄制了《蒙娜》一片，并且把作家姆尔克·拉基·阿南德的小说《两片叶子和一颗钮扣》搬上银幕，表现在德干的英国种茶园中的生活情景。
1956年，印度生产了300部影片，名列世界影片生产第二位，超过了好莱坞。它的影片名扬海外。国家的独立大大有助于一个学派的发展，这个学派每年摄制的优秀影片达到10来部，此外还生产数目众多的商业性巨片。
全国在1964年有电影院3300多家，流动放映机构1450个，观众人次达20亿（1948年只有2亿人次）。然而这个创纪录的数字还达不到每人每年购票4张。印度电影业的发展前途还是无限的……
孟加拉经过十年的萧条之后又因萨蒂亚吉特·雷伊的《道路之歌》与《不可征服的人》而回到印度电影的前列。
萨蒂亚吉特·雷伊原先当过画家和装璜师，在他看见让·雷诺阿和他的侄子摄影师克劳德·雷诺阿在加尔各答郊外拍摄《河》以后，便决心献身于电影事业。1952年他当上了编剧与导演，1954年摄制《道路之歌》，开始把浦山·班纳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搬上银幕，这部小说被孟加拉人视为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同的作品。《道路之歌》叙述一个贫穷乡村孩子们的生活。有一家人家住在热带森林边缘的破屋里，有一天，一个男孩子和一个穷女孩子跑到平原上，透过芦苇丛看到远处驶过一个奇妙而陌生的东西——一列冒烟的小火车。影片的故事是以孟加拉农村生活的缓慢节奏来展开的，苏勃拉塔·米特拉拍摄的每个画面都很优美动人。在《不可征服的人》中，那个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同他全家来到圣城贝拿勒斯，以后又迁居加尔各答，进了大学求学。对影片的导演来说，再现1930年前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城市似乎还需要更多的物质手段。这部影片在威尼斯获得大奖，这一点证实一个极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已经诞生，他使印度电影名列前茅，但这部影片又被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阿普的世界》所超过，后一影片是当代电影的杰出作品之一。
同萨蒂亚吉特·雷伊截然不同，拉吉·卡普尔是以孟买电影而出名的，这种电影在许多方面与加尔各答正相反。《流浪者》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之后，这位制片人兼明星叫他的助手导演了《擦鞋童》，这部影片的故事有点矫揉造作，它叙述孟买一个擦鞋童的遭遇。
拉吉·卡普尔后来主演《四二○号先生》一片，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了一个小人物的角色（显然受了卓别林的影响），他到处流浪，经历了许多险遇。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他后来主演的《夜幕之下》更能证明这点，该片在他监督下由刚开始导演工作的尚布·米特拉与阿米特·梅特拉导演，描写他饰演的那个小人物由于口渴偶然闯进孟买一家豪华的大厦，他在各套间里乱转，经历了一系列悲喜剧式的惊险遭遇。
从1952年到1958年，比麦尔·洛伊未能取得《两亩地》那样的成功。在《比拉姬·芭胡》（一个妇女的名字）中，他以一种热烈而细腻的手法，把孟加拉作家沙拉特·尚德拉的一部小说（描写一名妇女遭受封建主蹂躏的经历）改编成电影。之后，他又改编了S．C．查特吉的小说《德孚达斯》作为对他的老师巴鲁阿的同名影片的纪念（他早在二十年前就是巴鲁阿这部影片的摄影师）。由于影片的情节发生在19世纪，所以很难使西方人欣赏这部真诚而激动人心的作品。六十年代初，孟买更象印度的好莱坞，大明星们惊人的巨额收入同技术人员的菲薄薪金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在长片的生产数量上，马德拉斯邦超过了孟买（1963年为142部对113部）。
在达罗毗茶语的各邦，由于对印地语的仇恨，导致1965年的骚乱中焚毁印地语的影片。这种地方民族主义促成了马德拉斯影片生产的兴旺，那里摄制的巨型故事片几乎可以同西席·地密尔的影片相媲美（如S．瓦桑的影片《阿瓦雅尔》）。
虽说印回分治使孟加拉的影片生产大为下降，可是，加尔各答学派却在1960年前后制作了一系列以社会题材为主的影片，可以与同时期巴西或意大利的杰出影片相比拟。
在1960—1965年间，萨蒂亚吉特·雷伊根据泰戈尔的原作导演了《恰鲁拉塔》，彩色紧张喜剧片《干城章嘉峰》，尤其是《大城市》这部研究一个已婚妇女劳动问题的影片，是所有这类影片中最为具有现代性的一部。
在其他孟加拉导演中，还应指出泰班·辛哈（摄有《尼尔桑·萨卡泰》）、阿格拉米（摄有《校长》）、巴林·沙哈（摄有《在十三条河的那边》），维杜夏克在《觉醒之歌》中描写一场流血的罢工斗争，R．塔拉夫德在《恒河》一片中描写水上渔民的生活，最后还有穆里纳尔·森和里特雅克·加塔克。前者特别注意观察家庭纠纷，摄制了他的杰作《周年纪念》。后者在《阿旃特里克》中以丰富的想象和歹徒小说的笔法描写一辆旧汽车和它的司机的惊险遭遇。他把一部三部曲献给由于“分治”而远离西孟加拉的同胞们，其中最为人赞赏的是那部激烈而又抒情的《金线》（1965年摄制）。
1950年以后，印地语的影片——有时是泰米尔语的影片——大量输出到第三世界，由于商业上取得极大成功，同埃及生产的影片在伊斯兰世界，甚至远到黑非洲，发生竞争。
缅甸
缅甸在1947年获得独立，第二次大战前，它每年生产40来部影片，它最早的故事片是和印度同时在1915年至1920年间摄制的。第二次大战把仰光的5个制片厂炸毁了4个，然而到1946年，这个国家已经在6个制片厂里生产了27部影片。1953年，缅甸有16个小型制片厂，生产6部有声片和40部无声片供国内电影院放映，同时发行50部有声片与近百部无声片，这些影片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商人的，正如泰国的情形一样。
就我们来说，我们只看过一部缅甸影片，即《拉塔纳蓬之家》（1956年摄制），它是由蒙天侬根据缅甸国内十分有名的作家希威·吴道那的小说改编的。这是一出“爱情和饶恕的悲剧”，描写一个妻子被人诱惑受害之后，又因车祸毁掉了容貌，因此她能不被人认出，当了亲生儿子的家庭教师。影片的导演水平很一般，而且房间的布景搭在露天，时常有蝴蝶飞入。
1963年，缅甸拥有464家影院，为这些影院摄制了近百部长片。
锡兰
锡兰第一部故事片《毁弃的诺言》上映于1947年，当时这个岛国还未独立，隶属于大英联邦范围之内。该片由大工业家S．M．纳亚加姆制作的，主角由喜剧演员埃迪·贾亚马纳担任。这位演员由于扮演这一角色而获得广泛声誉，使他因此而成为他自己主演的几部影片的制片人兼导演。
从1947年到1958年，锡兰摄制了30部影片。1958年后（这时在这个岛国已建立了3个小制片厂与洗印厂），影片是在马德拉斯的印度城市中拍摄的。这些影片都讲僧伽罗语，可是其服装、道具陈设、风俗习惯等却很少僧伽罗的风格特色。
1956年锡兰有175家固定的电影院和90个巡回的电影
放映队。这些电影院的大部分以及影片的发行都掌握在三个企业巨头手中，其中西塔尔帕拉姆·A．加尔蒂纳爵士这位大资本家就占有85家影院。观众人次为1000万，平均每人每年购票一张略多些，影片产量达到9或10部。
尽管制片工业还处在萌芽阶段，锡兰在1957年仍拍出一部质量很高的影片《命运线》，这部影片是完全在锡兰制作和导演的，采用了天然外景，导演为雷斯特·詹姆斯·贝利斯。它描写一名男孩子被人当作能治百病的神医，一些江湖医生利用他的才能来骗钱，这个不幸的孩子被赶出村去，后来得到了宽恕。
这部充满真实性和诗意的影片，在摄影技术与演员演技（尤其是I．密德尼亚的演技）方面都很出色。贝利斯接着又导演了《使命》一片，这部影片质量不如《命运线》，但《甘普拉利亚》一片又充分表现出他的才能，获得了新德里电影节的大奖。
在制片业尚处于萌芽阶段、只生产过30部质量平庸的商业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这样一部艺术作品，原因不单单是由于年轻的彼利斯具有非凡的才能，也是由于锡兰有伟大而优秀的艺术与文化传统。在亚洲各国，古老的文化基础并非是一种罕见的例外，而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我们还应补充一点：锡兰的影片生产到1964年政府禁止外国影片进口时，已经达到年产长片40余部的高度。
巴基斯坦
在印回分治和成立了这个拥有7500万人口的伊斯兰国家后的十年中间，巴基斯坦同印度的电影关系完全断绝。
影片生产在拉合尔建立的制片厂里有所发展。在1949—1952年间，影片年产量平均达到十部左右。1954年之后产量达到50部。大部分影片讲乌尔都语（该国的官方语言），也有几部讲阿拉伯语与孟加拉语，后两种影片是专为与西巴基斯坦隔着2000公里的印度领土的东巴基斯坦①（在加尔各答地区）的居民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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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巴基斯坦：现已独立为孟加拉国，现仍按原文译出。——译者。
在1954年，观众人次还达不到平均每人每年购票一张，但是制片业很兴旺。1956年的电影院数目（260家，其中40家为流动影院）几乎为1950年的两倍。好莱坞的影片大量输入，但是每周只吸引了22．5万名观众，其他100万观众却喜欢看巴基斯坦新近摄制的影片或是分治后仍在流通的印度老片。
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埃及电影开始找到了一些观众。
我们缺乏最著名的导演的情况材料，只知道Z．卢克曼在1947年摄制过《夏伊达》，大卫·尚德在1954年摄制过《萨辛》，特别是安瓦尔·卡马尔在1952年摄制过《根兰》，1954年摄制过《加蒂尔》。不过，阿埃贾伊·卡达尔根据班哈倍亚的短篇小说改编、由菲兹·阿赫默德编剧的《黎明》是一部高质量的影片。他在该片中表现的“新现实主义”同孟加拉学派有联系，孟加拉比邻南巴基斯坦，影片就是在南巴基斯坦的一个渔村中拍摄的。
到1964年，巴基斯坦影片产量达到69部长片，电影院的数目约为430家。
纳齐尔·阿赫默德在东巴基斯坦摄制的《新地平线》是1962年获得相当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主要应归功于索赫尔·哈斯米拍摄的那些优美的画面。
阿富汗
在这个人口为1200万（98％为文盲）的国家里，电影业归国家控制，政府拥有仅有的四家电影院（共计有2500个座位）。到1965年为止，喀布尔还没有摄制过一部长片。
伊朗
波斯国王摩扎法罗丁在大摆御驾参观1900年巴黎博览会之后，来到孔特雷格泽维尔①疗养，宫廷照相师米尔扎·伊伯拉辛汗给他放映了几部长片，使他大为惊奇。这位国王叫伊伯拉辛汗买了一架电影摄影机。这位官员就用这架摄影机于1901年拍摄了德黑兰几个街景，供国王陛下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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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特雷格泽维尔：法国小市镇，以矿泉水著称。——译者。
到1906年，先是沙哈夫·巴希，接着是卢西汗和阿加·伊奥夫这两位俄国后裔在德黑兰开设了最早的三家电影院。到1920年左右，莫塔柴迪用一架从瑞士旧货店买来的高蒙摄影机为这三家电影院拍摄了几部新闻片。莫塔柴迪在1929年成为第一部故事片的制片人，这部影片是由亚美尼亚人奥瓦尼斯·奥哈尼安导演的，他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过，曾在德黑兰创立了一个戏剧艺术学校。这第一部故事片名叫《阿比·拉比》，是部喜剧追逐片，是在当时在伊朗颇受观众欢迎的丹麦影片《双肢人和公共马车夫》的启发下拍摄的。
这部影片十分成功，于是奥哈尼安又摄制了另外两部喜剧片：《哈德吉·阿加》和《一个任性的姑娘》。
伊朗的第一部有声片是《洛尔部落的一个姑娘》，由伊朗人塞普内塔在孟买摄制，演员也是伊朗人。影片叙述萨桑王朝①时期民族英雄加法尔的事迹。在德黑兰，这部影片放映了好几个月之久，观众为了涌进电影院，甚至互相打起架来。塞普内塔接着拍摄了《黑眼睛》、《莱莉与马德琼》（波斯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还把11世纪伟大的民族诗人费尔杜西的事迹拍成《费尔杜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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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桑王朝：由公元226年至651年。——译者。
1936年之后，伊朗人不再在印度摄制影片。
波斯电影的沉睡状态被两部译制成伊朗语的影片的巨大成功所中断：一部是苏联人在巴库摄制的阿塞拜疆歌剧片《小货郎》，另一部是法国影片，由达尼埃尔·达利尤主演的《第一次约会》。
后一部影片的巨大利润使该片的发行人库尚博士得以创立“米特拉影片公司”，并在1947—1951年间摄制了4部影片，其中有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生活中的风暴》和《羞愧的人》。
《羞愧的人》描写一个被引诱出走的农妇最后成为广播电台的一个有名的歌星。这部影片的成功和《热恋》（也是库尚导演的影片）的深受欢迎，引起了大量的模仿和竞争，在1953年有35家设立在德黑兰的制片公司摄制了37部类似的影片。有的影片失败了，但是另一些影片却能连续放映十二三个星期之久。一种新电影由此诞生，使库尚博士这位电影工业的创始者能在德黑兰郊区建立一个占地二万平方米的比较现代化的制片厂。
在推动这一发展的人士中，应该指出Ch．卡斯米，他在1955年无意中拍了一部与众不同的影片《阿尔萨兰历险记》，描写一个民间英雄的惊险事迹。多产的卡蒂比和游牧部落的首领、业余导演巴克梯亚克曾摄制了许多影片，但质量都十分平庸。1952年伊朗电影中第一部成功作品（相对地说）是由巴迪拍摄的《流浪汉》。
从1955年到1965年，长片的每年产量由寥寥几部增至50余部，影院的数目增加四倍（1964年为213家）。观众变得愈加苛刻，开始对质量差的伊朗影片喝倒彩。人们寄希望于新来的导演，这些导演中有的热爱电影事业，但不得不去摄制一些闹剧片来满足放映商的要求和避免招致多疑的检查机关的麻烦。
在新的一代导演中有：马基德·莫希尼（摄有《田野上的黄莺》）、莫森尼（摄有《侠义的流浪汉》）、卡特利希安和沙尔瓦里（摄有《地狱里的一晚》），以及加法利和戈莱斯坦。加法利最初导演了《城南区》一片，以后根据《一千零一夜》改编了一部充满想象力的《驼背人之夜》。戈莱斯坦是通过拍摄许多出色的纪录片（如《火》、《马尔利克》）成为电影导演的，他导演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是《砖头和镜子》（1964年摄制），描绘了发生在夜间一系列令人神魂颠倒的冒险场面。
世界电影史--第二十六章 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
第二十六章 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
用“阿拉伯世界”来指数达九亿左右的穆斯林，不如用“阿拉伯语地区”一词更合适些，因为这些穆斯林的肤色与民族特性差别很大，从达喀尔到雅加达，他们是被一种出自可兰经的文化联结在一起。在这部伟大的宗教著作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交通的语言，这种语言所起的作用和拉丁文在中古基督教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很相类似。
这种阿拉伯语，也叫做“阿拉伯文”，已经被现代化和简单化。它被广播电台所采用，而无线电广播在文盲通常占80％—90％的人口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工具。阿拉伯语的主要传播范围是北部非洲与中东地区。这些国家的文化中心——开罗在1940年之后已成为它们的电影首都。
埃及（阿联）
卢米埃尔的摄影师们（其中有北非人梅斯吉希）从1897年起就在埃及拍摄并放映影片。1908年埃及已有十几家影院，1917年增至80家，这些电影院有的属百代和高蒙所有，有的归“布兰巧克力公司”或“马托西安烟草公司”所有，后两家公司把电影票作为奖券赠给他们的顾客。
有相当多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或美国的影片在埃及摄制，但是演员都是外国人。意大利人奥沙托（摄有《致命的花》、《走向深渊》）和拉利西（摄有《洛莱托夫人》、《美国的姑妈》）在1917—1923年间用一些阿拉伯演员拍了几部影片。此外，1924年在开罗上映的《尼罗河之子》（1924年摄制）也是由上埃及的一个农民主演的。
如果把1920年以后由国王富亚德一世的摄影师阿齐兹和多莱斯摄制的新闻片除外的话，真正可称为埃及的电影是从1926年开始的，当时戏剧作家韦达德·奥尔菲（原籍土耳其）为一家法国公司摄制了两部影片，由阿齐莎·阿密尔、法特玛·鲁什迪、阿西娅·达格尔和玛丽·奎尼这些妇女担任演员。这两部影片因缺乏资金曾一度停拍，后来由这些女演员自筹资金拍成，她们因此成为埃及电影工业的创始人，在电影业中占据显要的地位。
埃及人把1927年上映的《莱拉》作为他们电影业的开端，这部由特利奥·希阿里尼导演的影片是为阿齐莎·阿密尔专门摄制并由她主演的。继此片之后是《沙漠美人》，由阿西娅·达格尔和玛丽·奎尼主演，同时，极受观众欢迎的演员优素福·华赫比也请穆罕默德·卡里姆导演了他主演的影片《柴纳布》。
从1929年起，有声电影便开始以《月光下》一片在开罗出现，这部影片是由丘克利·马迪用歌曲与舞曲的唱片配音的。
直到1931年在巴黎才制成了第一批真正称得上有声的阿拉伯影片，如《相思曲》，由意大利人马里奥·沃尔浦导演；《做爸爸的儿子》，优素福·华赫比在该片中同法国女演员柯莱特·达尔弗依搭档，在穆罕默德·卡里姆导演下演出。在1932年，原籍匈牙利的摩赫孙·查博完成了一种埃及的录音法，使影片生产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发达起来。
影片生产在1935年以后大为兴旺，达到年产20部左右，当时米斯尔银行在开罗创立了一家现代化的制片厂，以《韦达德》一片（德国人弗里兹·克兰浦导演）在阿拉伯国家大获成功，该片是由著名女歌星奥姆·山尔苏姆主演的。
在战前，埃及的主要电影导演有阿赫默德·加拉尔、托渥·米兹拉希、依勃拉希姆·拉马、斯特凡·罗斯梯、阿赫默德·巴德拉甘、福阿德·艾尔·加扎埃尔利等人。许多导演还是电影明星兼制片人，片中的角色由他们的妻子、兄弟或亲戚担任。歌唱是他们吸引观众的主要手段，通过唱片与电台的传播使某些明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如男明星巴德尔·拉玛、穆罕默德·阿伯台尔·华哈伯，女明星奥姆·卡尔苏姆、莱拉·慕拉德、阿斯玛罕和黎巴嫩女演员努尔·艾尔·何达等人。在战前埃及电影的先驱者中，穆罕默德·卡里姆常常把阿拉伯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如《柴纳布》、《心里的一颗子弹》）；演员阿赫默德·加拉尔主要导演由他的妻子玛丽·奎尼主演的影片（如《临时妻子》、《帕夏的女儿》等）；演员兼编剧优素福·华赫比创作了65部话剧剧本，他把这些剧本搬上了银幕，由他主演，导演则是他自己或托渥·米兹拉希担任。
在大战期间，埃及电影扩展到阿拉伯各国，同时涌现了新的一代（在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受过培养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卡玛尔·塞列姆。他在《意志》一片上获得他初次的、也是最大的一次成功，胡森·塞德基在该片中扮演一个穷青年，他成功地进了大学，可是以后又陷于失业的境地。这部影片反映出埃及的真实生活，触及到一个危险的主题。尽管这位青年导演没有按照惯例在片中采用歌曲与舞蹈，却获得持久不衰的成功。卡玛尔·塞列姆接着导演了《重大案件》、《星期五晚上》，同时以阿拉伯风格改编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他那部《殉爱记》显然同样受了《罗米欧与朱丽叶》和阿拉伯一个古老传说的启发。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新的阿拉伯市场的渗入，开罗的影片产量在1945—1946年达到64部，这是优秀影片为数甚多的时期。超现实主义画家艾尔·戴尔米萨尼以《黑市》一片开始导演工作，这部影片属于卡玛尔·塞列姆的现实主义路线。尼亚齐·穆斯塔法在柏林学习电影制作之后，开始摄制一些喜剧片（其中有一部带有女权运动的倾向），以后他开创了在贝都因部落中拍摄探险故事片的先例，拍了《拉伯哈》，这种作法使这部在美丽的天然景色中拍得极好的影片大获得成功。不久，尼亚齐·穆斯塔法在爱情传奇片《安泰尔和阿伯拉》上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在二三年间售票收入竟达到200万埃镑。还应指出的影片有《女人的玩物》（由杰出的女舞蹈家塔西娅·卡莉奥卡主演），该片导演为瓦里·艾尔·狄纳·萨梅赫，他是埃及最出色的布景师，曾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过；《工人》由卡麦尔·姆尔西导演；《穷人的女儿莱拉》，由安瓦尔·华德齐导演；《未知的过去》，由阿赫默德·萨莱姆导演；《新的一代》
和《出租的马车》，均由阿赫默德·巴德拉克汗导演。
战后不久，影片产量骤然下降（1948年生产33部）。埃及最优秀的导演卡玛尔·塞列姆故世，同时电影明星巴德尔·拉马和阿斯玛罕也相继逝世。顾客范围在许多国家的扩大，导致了一种“阿拉伯的世界主义”的产生，要求黎巴嫩、摩洛哥、苏丹等国的演员演出，有时还要求采用这些国家的题材。作为制片厂主人的银行老板们极力加快低成本影片的生产速度，大量复制好莱坞获得成功的影片（他们还购买好莱坞影片阿拉伯语版的发行权）。最后还有国王法鲁克的检查机关沿用英国人在1914年制定的“法规”，加强它对电影的严格检查。
开罗当时被称为中东的好莱坞，但是这种类比在很多方面带有贬义。喜剧和悲剧在装饰极为豪华的沙龙里展开，人物是那些身穿晚会盛装的夫人和穿礼服（头戴土耳其帽）的先生们，中间穿插着歌唱、夜总会与肚皮舞。这种粗制滥造的电影完全脱离埃及十分贫困的现状，和成为法鲁克王朝（尤其是它最后几年）统治标志的穷奢极侈的腐化不无关系。
制片业后来又恢复兴旺，影片产量每年保持在60部左右。一个广阔的国际市场向埃及打开了，这就是从达喀尔到中国的伊斯兰教世界——同时，还不要忘记那些移居他国的侨民（美洲各国有200万阿拉伯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超过30万）。1942年左右，在某些阿拉伯国家里，一部美国片或欧洲影片顶多能放映一个星期，而埃及影片的专映却常常持续好几个月之久，尽管票价还要贵一二倍。而且人们看到，电影中的阿拉伯语（埃及语的一种特殊形式）影响着年轻的一代，他们采用这种语言的声调，措辞方式和它的方言。
到1950年左右，新的一代登上影坛，接替那批只制作商业性影片的老导演。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沙拉·阿布·塞夫和优素福·沙欣。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的某种影响也出现了，尤其是通过定居于开罗的意大利人吉亚尼·韦尔努西奥的作品（《用我额上的汗》）表现出来，但是，这些影响只停留于表面，而且作用很小。到1952年7月法鲁克王朝被推翻，这才为埃及历史及其电影史开辟了新的阶段。
沙拉·阿布·塞夫和优素福·沙欣这两个气质不同的导演同时出现在一个从1945到1958年间经历相当动荡的国家里。两人中年龄较大的沙拉·阿布·塞夫从16岁（1932年）就开始电影生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任剪辑师，直到1947年才导演第一部影片《永记在心》。他最初获得成功的影片为《安泰尔与阿伯拉》，由库卡和赛拉格·慕尼尔主演，表现一个优美的阿拉伯民间故事，但他的气质使他转向现代题材，例如他的杰作《你的时运就将到来》或《工人哈桑》，后一部影片因法鲁克的检查机关强加的种种限制（只要导演想表现平民阶层就会立即招致这些限制），而很受损害。
在埃及宣布成立共和国后，阿布·塞夫摄制的《妖魔》一片中，最坏的人物是一个同拦路行劫的大盗狼狈为奸的督军。安瓦尔·华格迪的演技有些做作，但导演却用了引人入胜的叙事手法，善于描绘各社会阶层的面貌。阿布·塞夫的这种才能在《蚂蝗》一片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塔西娅·卡莉奥卡杰出的演技在该片中占着突出的地位，影片成功地描绘出开罗一条平民街上手工业者的生活情景。
优素福·沙欣是在好莱坞学习他这一行业的，他深受美国优秀影片的影响，例如他那部《地狱天堂》的结尾中硬加入一个从希区柯克影片中学来的紧张追逐的镜头，因此使影片大为逊色。沙欣在1950年24岁时开始导演他的第一部影片《阿明老爹》，在《伟大的小丑》这部由优素福·华赫比主演的影片中显示出他无可争议的天才。他的《尼罗河之子》虽然采用埃及的传统手法，内容却是美国影片《河上少年》的翻版，不过，他在片中表现了一种个人的风格，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地狱天堂》的最后部分大可批评，但它的开头部分却很引人入胜，尤其在描写那个讨厌的帕夏①的豪华公馆上更为出色。优素福·沙欣的最佳影片是《中央车站》（1958年摄制），这部影片充满悬念，有侦探片的情节和心理刻画，它以一个大火车站为背景，表现了车站上的旅客、职工和小商贩。影片由法里德·夏乌基、赫勒米·罗斯托姆以及优素福·沙欣本人杰出地演出。现实生活也启发这位青年导演拍了《阿尔及利亚姑娘贾米拉》②（1959年摄制），之后他又拍了《萨拉丁》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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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夏：埃及封建时代的省督。——译者。
②我国上映时译为《阿尔及利亚姑娘》。——译者。
在埃及，新电影的潮流（同时也是政治的潮流）是由革新题材的各种企图表现出来的，而这些企图在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前就已存在。易卜拉欣·艾塞迪纳在《伊斯兰教的诞生》（1951年摄制）一片中以坚定的信念表现了穆罕默德的时代。阿赫默德·巴德拉克汗在《凯末尔传》一片（1952年摄制）中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影片的主人公。胡森·塞德基在《打倒殖民主义》一片中描写了反抗英国人的斗争。这些影片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它们的政治倾向，而不在于它的导演技巧。安瓦尔·华德齐的《达哈伯》，艾泽勒·丁纳·朱勒菲卡尔的《走向生活》，阿巴斯·卡梅尔的《一位可敬的先生》，法丁·阿伯台尔·华哈伯的《哈娜菲小姐》，这些影片的政治倾向不太明显，但有的却是艺术上很成功的作品。
《生或死》一片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影片叙述一个药剂师到处寻找一个小女孩，因为他错把一包毒药当作药品卖给了她），这部不出名的影片由卡麦尔·埃尔谢克和老导演优素福·华赫比导演与主演，故事情节发生在开罗的平民区里。
1950年以来，埃及电影有从它长期被禁闭的沙龙和夜总会中摆脱出来的趋势。由于同本国现实的接触，一些由杰出的演员、编导和技师们制作出来的影片一定会很快出现。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1960年以来阿联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在这一年之后，它的制片厂与电影院绝大部分都实行了国有化。
伊拉克
1949年，伊拉克有71家影院（其中32家是露天影院），每一居民平均购票约为4或5张（共500万人次）——这些政府的统计数字至少还不过分乐观。伊拉克石油公司另外还拥有一些放映16毫米影片的电影厅，专供它的职工看片之用。
1945年后，在巴格达修建了一家小制片厂。1948年前，该制片厂只摄制了两部影片，即阿赫默德·巴德拉克汗导演的《开罗——巴格达》和伊拉克人伊伯拉辛·赫尔米导演的《东方之子》。
1950年之后，在这个国家似乎每年摄制三四部影片。侯赛尼导演的《赛德·埃芬迪》是一部新现实主义式的影片，尽管摄制费用很少，这位年轻的导演却很能在这部影片里表现巴格达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一个小公务员的顾虑和他有限的娱乐。到1960年，伊拉克全国共有200家电影院。
涉特阿拉伯
直到1963年，这个人口700万的国家也许是地球上唯一在电影上还未开发的国家。国王出于伊斯兰教的正统观念，禁止公开放映影片（在他的王宫里却不禁止），认为这是“与伦理及道德相悖的”，因为据他手下的神学家们的解释，可兰经禁止用画面复现人的形象。
但是到1965年，该国引进电视之后，除了专供美军士兵以及阿拉姆柯公司的职员们使用的电影院之外，人们还想在沙特阿拉伯开设一些另外的电影院。
也门
尽管该国王储是个业余的电影制作者，电影同样被禁止。直到1962年，王储被一场革命赶下台以后，才第一次向公众放映一部埃及影片。
约旦
这个哈希姆王国在1940年有4家影院，1951年有16
家，到1960年增加到24家（其中6家为露天电影院）。观众人次只有200万，平均每一居民购票不到一张。这个国家似乎从未拍摄过故事片。
叙利亚
这个国家在1962年拥有100家左右的电影院，观众人次平均每一居民每年购票不到2张（居民总数为350万）。有一家小型制片厂于1948年在大马士革建成，它拍了几部影片，出口到约旦和美国，但未输入埃及。
叙利亚从1928年起就摄制了一些长片，如拉希德·加哈尔的《无辜的被告》（1928年）和《在大马士革的天幕下》（1931年）。在1948—1949年间，纳奇·萨尔班德尔拍了《光的阴影》，阿赫默德·阿拉凡拍了《过路人》。1950—1960年间，应该指出纪录片中，萨拉赫·德黑尼摄制的《水与旱灾》。1961年，随着朱埃尔·夏威导演的《绿色的山峪》一片的拍摄，长片又恢复生产。
黎巴嫩
黎巴嫩在1950年左右共有50来家电影院，观众人次：平均每人每年购票6张（居民总数为130万），它拥有小亚细亚最发达的电影业（比较而言）。贝鲁特建有两家小制片厂，埃及导演侯赛因·法兹在那里曾拍了《唤醒黎巴嫩》一片。在这以后，又有一些埃及人在黎巴嫩拍了两三部影片。
到1956年，乔治·纳赛尔导演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影片《背井离乡》。这部影片采用新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一个农民抛弃家庭到国外寻找财富，归来时，穷困潦倒，病魔缠身，死在亲人身旁。影片在美丽的天然背景中拍摄，演员演技简洁真实，使这部影片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1963年后，贝鲁特的影片生产在数量上大有发展，到1965年达到生产长片50部左右，其中《卖戒指的人》是部轻歌剧片，由著名的女歌星菲鲁兹主演，优素福·沙欣导演。
土耳其
由于地处阿拉伯世界的边缘，伊斯坦布尔生产的土耳其语影片，除了本国以及该国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的几个殖民地之外，就不为人所知。
从1920年到1932年，土耳其在无声电影时期总共只摄封了14部长片，最重要的几部是由戏剧演员兼导演厄尔杜格鲁尔·慕兴摄制的，他先前曾在维也纳和莫斯科留学，导演的影片中主要有《悲惨的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秘密》、《红衬衫》和《安卡拉来的信使》等。
他还在法国人的制片厂里摄制了第一部土耳其语的有声片（《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仿制了《蓝天使》，并导演了一些闹剧片，如《父亲是杀人犯》、《池边房子里的姑娘》。从1932年到1940年，土耳其共摄制了28部故事片，同时有许多外国影片被配音译制，重加剪辑，有时被剪辑得与原片大不相同。例如，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就曾把路易·特伦克的《意大利的雇佣兵》（此片间接颂扬轴心国）改变为一部农民造封建地主反的影片。这位大作家还在1932年拍了一部描写傀儡卡拉盖兹的纪录片。他在狱中度过的二十年期间曾用匿名的方式参加几部电影剧本的创作。
配音译制片的兴盛促进了成本极低的故事片（四五百万法郎一部）的制作。1950年之后，一项对电影的资助法又大大发展了影片的生产，尤其是埃及影片此时在土耳其被排斥，因而更加强了本国影片生产的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导演中，有巴哈·热朗白维（摄有《红胡子》、《魔笛》、《空摇篮》），吕夫图·阿卡德，阿迪夫·伊尔玛兹；在年轻导演中，则有诗人奥尔翁，喜剧片专家埃里布尔努，阿伊丁·阿拉孔（摄有《康斯坦丁堡的陷落》），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桑德拉·卡米尔（摄有《在两把刺刀之间》），这两类导演都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这些影片中有的摄影技术十分出色。
到1960年左右，影片的年产量超过100部，尽管胶片十分缺乏，长时期内只能从黑市购得。每部影片的平均成本从过去的1万至2万土耳其镑上升到10万至20万土耳其镑。获得最大成功的影片是《小姑娘艾莎》，由一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扮演。肚皮舞与歌曲在商业性影片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影片是供国内电影院放映的。在上映节目中，开罗的影片为数甚少，因为90％的土耳其观众是文盲，很少有人通晓阿拉伯语。
1960年左右出现了新的一代导演，其中最著名的是梅丁·欧克桑，他的《超越黑夜》一片由于剧情紧凑有力，人物性格描写逼真，导演手法出色而取得成功。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梅姆杜赫·伍恩的《流血的逃亡》，尤其是伊斯马尔·梅丁的《干旱的夏季》，该片曾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
以色列
以色列在1954年每一居民平均购票15张，观众人次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还要高，但影片生产在那里还很不发达。
在165万居民中，大多数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1950年前后在雅法的某些电影院里，放映电影时需要在一块小银幕上放映六七种文字的字幕说明（希伯来文、罗马尼亚文、意第绪文、法文、德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等等）。以色列的官方文字是一种现代化的希伯来文，当时还远未为全国人民所了解。
最初的以色列影片是在巴勒斯坦由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雅可布·本多夫摄制的（《埃尔兹的犹太人生活》，1912年；《犹太军团》，1923年）。从1927年到1938年，阿克斯尔洛德拍了若干部纪录片或半纪录性影片；1933年有人可能拍过一部无声故事片，同时巴鲁奇·阿加达迪拍了第一部希伯来语的纪录片，名叫《这里就是埃尔兹》。此后不久，克伦·海耶松拍了《圣地》这部纪录片（英语片）。
在1947年，有两部大型影片拍成：一部是波兰人约瑟夫·莱泰斯导演的《伟大的诺言》，另一部是由弗洛伊德·克罗斯比摄影极佳的半纪录性影片《我父亲的房子》。后一影片由美国人赫倍特·克林导演，他是纽约纪录学派培养出来的，早年曾和斯坦倍克一起在墨西哥导演过《被遗忘的乡村》。他拍的这部剧情很简单的影片让观众随着一个男孩子走遍以色列的主要地区，男孩子到处寻找他的双亲，可是始终找不到，因为他的父母早已被纳粹杀害了。
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断了约瑟夫·克鲁姆哥尔德导演的影片《脱离邪恶》，到1951年这部影片才摄制完成。这时在赫兹利亚兴建的一个制片厂已经竣工。《24高地没有回答》是英国人索洛尔德·狄肯逊在1954年导演的。该片的主要女演员是以色列姑娘海娅特·哈拉里特（后来她成了第三次重拍的《宾虚传》的明星）。这部影片表现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它用纪录片的手法由三篇电影短篇小说组成，其中最好的是对占领者毫不留情的谴责；它回顾了特拉维夫组织起来抗击英国军队的情景。这部影片具有一定的民族色彩，但同其他外国导演在以色列拍摄的影片一样，仍是一部主要为国际市场——首先是为美国市场——而生产的影片。
第一部讲希伯来语的故事片是《琼哈丹与泰利》，这是一部中型影片，由儿童们主演，导演是法国人亨利·许内德（曾因《伟大的生活》一片获1951年让·维果奖）。《丹娜不知怎么办》一片（巴鲁奇·迪厄纳尔和哈罗德·斯坦堡导演）描写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牛的故事，具有一种极令人喜欢的民族幽默感。在1960—1965年间摄制的12部至15部的长片中，最好的一部是《月球上的一个洞穴》，由演员兼导演的乌里·佐哈尔根据阿莫斯·克南写的剧本拍摄，该片故事虽然看起来很怪诞，实际上却是对当代生活的一个激烈的讽刺。
意第绪语电影在两次大战中颇为盛行。在波兰或在美国拍摄的这种影片专供美洲或欧洲的犹太移民观看。它们大多取材于用这种日耳曼—希伯来方言写作的丰富的文学作品，如1937年在华沙由瓦斯辛斯基摄制的《迪布克人》就是根据安—斯基和阿勒—卡西兹尼写作的话剧改编的。
然而，由于纳粹党徒成百万地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各地犹太移民在生活上的同化（这在美国尤其明显），再加上现代希伯来语在以色列的发展，这种电影日见没落（正如意第绪语的戏剧和文学一样）。战后这些年，用这种为新一代中一部分人所听不懂的方言制作的影片似乎连12部都不到。
突尼斯
第一部突尼斯影片《迦太基的姑娘》摄于1925年，这部影片在角色安排与主题处理上都是完全阿拉伯式的，它由拍摄新闻片的老摄影师萨玛马·基克利导演，他在此片之后接着又拍了第二部故事片。
据我们所知，除突尼斯之外，在无声电影时期，还没有别的任何一个北非国家有创立民族电影的企图。1935年左右，有人在突尼斯用临时凑集的资金拍了一部法国与阿拉伯合作的影片《戴尔吉》，由女演员哈茜巴·布德契主演。之后，J．A．克勒齐也在突尼斯拍摄了《凯鲁万的疯子》，但是由于战争爆发，他无法完成这部歌唱片。战后，他作为补偿，拍了《南方之子阿里》（由原籍埃及的歌手雷达·凯尔主演），但始终未能实现他征服阿拉伯电影市场的雄心。
1945年后，在首都突尼斯城建立了“非洲制片厂”，但它只有一个小小的临时摄影棚及几个简陋的洗印室，最多只能拍摄一些广告片，或者为法国或美国的纪录片摄影师与导演（他们在突尼斯拍摄了不少影片）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服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突尼斯在独立前夕的1954年有71家电影院，观众人次为850万，也就是平均每一居民购票2张（居民总数360万）。
1956年以后，突尼斯政府致力于创立本国的电影。在摄制了一些纪录片或半纪录性影片之后，这一努力在《哥哈》一片上获得引人注意的成果。这是一部法国与突尼斯合制的影片，由法国人巴拉吉埃导演。黎巴嫩人乔治·谢哈岱写的电影剧本是根据小说《头脑简单的哥哈》（阿台斯与乔西波维基合著）自由改编的，而小说原作则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描写一个假装头脑简单、实际很聪明的伊斯兰教徒。影片对白简洁而动人心弦，色彩运用巧妙，奥玛尔·谢里夫（后改名为夏里夫）的演技矫健有力，这一切都促成了这部影片的成功。
此后突尼斯的制片业只拍摄一些供旅游宣传用的风景短片，直到1965年才摄制了两部出色的长片：马里奥·吕斯波利导演的《复兴》是一部“直接电影”式的纪录片，米舒德·迈兰导演的《哈米达》通过两个孩子的经历，动人地追溯了殖民时代的生活。
阿尔及利亚
从1920年到1950年，在这个国家里拍摄了相当多的美国片或法国片（这和摩洛哥或突尼斯的情形一样）。这些影片常常是《大赌博》那样的题材：荣誉军团的士兵被反叛者或披斗篷的土匪所包围，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当时全国没有一家制片厂或洗印厂，放映业在阿拉伯世界中相对地重要（1960年有350家电影院），但是主要的顾客为欧洲人。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在游击区组织了一个随军的电影服务队，这个服务队拍了许多部新闻片与纪录片。1961年摄制的《雅斯米娜》是一部小说体的短片，在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难民营中拍摄，导演为拉克达尔·哈米纳和贾马尔·桑岱尔里，他们以含蓄的激情导演了此片。《夺取自由的枪支》（1962年摄制）也是由他们导演的。同时，法国人伏吉埃也在民族解放战线的游击区里拍了《战火中的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本·贝拉政府把全国电影院收归国有，观众人次此时达到新的纪录，到1964年成立了“电影中心”之后，电影院收入的40％专用来生产影片。
在1965—1966年间，有许多长片摄制完成或正在拍摄，如拉克达尔·哈米纳的《奥雷斯山上的风》，吉洛·蓬特科尔沃重现的《阿尔及尔之战》（在该城大街上拍摄）。在《刚赢得的和平》中，雅克·夏尔比表现了这场残酷的战争留在孩子们心灵上的痕迹。此外还有两部纪录片应该提及，一部是罗伦齐民拍摄的《自由的手》，另一部是拉什迪与雷内·伏吉埃合拍的《人民在前进》。
摩洛哥
在大战期间，摩洛哥——当时还未摄制过一部阿拉伯语的影片——梦想同埃及争夺辽阔的伊斯兰市场。在法国一家大银行——国民工商银行的资助下，一家设备相当完善的制片厂在拉巴特建立，该制片厂在1946年生产了6部影片（其中4部为阿拉伯语片）1947年生产了4部影片（其中2部为阿拉伯语片），1948年生产了6部影片（其中3部为阿拉伯语片，一部为美国片）。但是财务收入令人失望，因此该制片厂在1950年后停止了一切经常的生产。
有两部影片颇有意义（各有阿拉伯语与法语两部版本），它们是由做过让·雷诺阿的助手的安德烈·佐博达在许多摩洛哥人的支持下拍摄的。
在《第七个门》一片中，皮埃尔·博斯特和让·奥朗什把一个古代神话自由地改为当代的故事，该片的成就不如《沙漠婚礼》那样大，后者是一部类似《特里斯丹和绮瑟》的伊斯兰民间故事，完全由摩洛哥人在美丽的天然外景中演出。独立之后，人们曾寄望于这个唯一在自己国土上拥有制片厂的北非国家在影片生产上迅速发展。但是，电影放映业在这个国家依然规模很小。到1960年，全国160家影院平均只售给每一居民一张电影票。
我们没有看到摩洛哥从1955—1965年间摄制的长片中有一部是真正有价值的。在这个国家里，外国制片商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短片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有《用肉和钢制成》，年轻的纪录片摄影师阿菲菲在这部影片里表现了卡萨布兰卡及其港口的日夜生活情景。
黑非洲
在电影发明六十五年之后，到1960年还没有生产一部名副其实的非洲的长片。我们这里指的是一部从编剧、演员、摄影、导演到剪辑等等都由黑人担任，而且用一种非洲语言摄制的长片而言。所以在各共和国创立前的那些年头里，黑非洲两亿人民还不能使用电影这个最强有力的文化表现手段与最现代的艺术形式。可是，从1900年起，有不少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与美国人，在黑非洲拍了许多纪录片与故事片。
法属殖民地
1920年以后，有几部法国长纪录片是在非洲拍摄的，其中最有名的是《横越黑非洲》，它是1960年莱昂·波瓦里埃为雪铁龙的自动履带做广告而摄制的。这部画面很美的影片表现当地“土著”庄严的姿态和他们的舞蹈与建筑，但它主要是一部异国情调和景色如画的影片。波瓦里埃迷上了非洲，他接着在马达加斯加拍摄了一部半纪录性的影片《该隐》，由来自安德列斯群岛的一个名叫拉玛·塔埃的戏剧女演员主演。
如果说，《刚果游记》这本书由于它批判了殖民主义而成为一部重要的作品，那么，陪同安德烈·纪德到刚果的马克·阿列格莱拍摄的同名影片却只是一本美丽的图片集，因为摄影机总没有象笔那样的自由。
在1930年殖民地博览会之后，法国人在黑非洲拍摄的影片中，宣传总是占着最大的位置，人们还能记得，《大篷车》（让·德斯姆1936年摄制）一片中那些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画面多么有说服力，同样，《库里巴利历险记》一片尽管剧情极为天真可笑，但是，G．H．布朗雄在几内亚拍摄的那些画面也是使人信服的。
法国解放后，一些由电影高等学院和人类博物馆培养出来的法国青年组成了一些摄制小组，带着过去雅克·贝盖尔寻找《七月的约会》一片的题材时那种热情前往刚果。雅克·杜邦、爱德蒙·塞桑和P．D．盖索在刚果合作拍摄了《在俾格米人居住的地方》和《奥古埃河上的独木舟》，然后，又单独拍摄了《大茅屋》和《神圣的森林》。
乔治·雷吉尼埃在上沃尔特导演了《黑色的农民》（1948年），这部影片的剧情很可争议，它叙述一家农户通过替欧洲大榨油工厂种植花生，摆脱了“暴君法摩罗”（影片发行时就用了这个名字作为片名）的封建剥削。但是影片毕竟表现了终日操劳的非洲人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人种学家让·鲁什在尼日尔拍摄了一组反映宗教与风俗礼仪的影片，由此最后产生了长片《河流之子》。克劳德·瓦尔莫雷尔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加蓬与几内亚拍摄了《孤独的征服者》，试图表明法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
1950年之后，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断扩展，影响了许多影片的内容，例如在象牙海岸非法地摄制的《非洲五十年》就是其中的一部，该片是在非洲民主联盟的资助下，由年轻的电影工作者雷内·伏吉埃和黑人合作摄成的。还有年轻的几内亚人马马迪·杜尔于1954年在他的国家里根据当地一个民间故事导演了一部名列《穆拉马尼》的短片。
在1954—1955年间，让·鲁什（本节关于非洲电影的资料很多是他提供的）摄制了《雅加尔》，这部影片描写三个尼日尔青年离开河湾到加纳（当时已经独立）定居的故事。在表现这一流浪冒险的旅行之后，让·鲁什又拍了一部续集《我是一个黑人》，描写上一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在阿比让当了穷苦的码头工人，他用一种奇妙的独白解说他的经历，片中有几个人物在“摄影机—眼睛”前重现他们过去的生活。影片以象牙海岸的一个贫民区为背景，描述那些劳动者、失业者和一名妓女为逃避他们艰苦的生活，幻想自己是泰山、桃乐珊·拉慕尔、莱米·戈雄、爱德华·R．罗宾逊和商业影片中的其他“英雄人物”。接着，让·鲁什又在象牙海岸独立时拍摄的《叠罗汉》一片中，规出了黑人大学生与白人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
比属刚果
比属刚果总督在1950年曾为他培育了10名“土人”来放映16毫米的影片大事吹嘘。在大战期间定居该地的安德烈·高凡摄制了好几部长片，有些还是彩色的，如景色优美的《赤道万象》（1949年摄制）、充满浪漫情调的《蓬戈洛》（1952年摄制），以及表现博杜安国王亲临视察这块殖民地时官方热烈欢迎的《布瓦纳·基科托》。
南非联邦
这个国家在非洲大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原籍英国或荷兰的居民在那里为数特多。电影放映业在那里发展极其迅速，到1960年全国拥有将近550家电影院，组成强大的放映网。然而，在这个严格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里，几乎所有电影院都只对300万白人开放，对1150万黑人和50万印度移民来说，许多地方和机构都是禁止入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