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你们都觉得《信使快报》已经发行了很多年头了，独此一家——可人们的习惯力量是很强的。每天早上我刮胡子都先刮同一边，穿鞋都先穿某只脚。人是习惯性的动物，他们多年来使用的产品是有很大优势的。
他私下里就是这么对凯。格雷厄姆说的。不管何时何地，他都能概括地谈起业务来，而且全面。但巴菲特不想显得太聪明。当福斯逐渐问到关键问题时，法庭上所有人都已看出，巴菲特对 《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经济状况了解得比谁都多。
福斯：那么您是否想过你出版周日报可能会使 《信使快报》停业？
巴菲特：没有。
福斯：从来没有吗？
巴菲特：我想《信使快报》的日子还长着呢。
福斯：你从没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吗？
巴菲特：是的。
福斯总算让对手上钩了。他走向审判席，手里挥舞着一份最近 《华尔街日报》上关于巴菲特的文章的复印件，大声朗读了其中一段，证明巴菲特其实一直有垄断报纸的念头。
沃伦把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比作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收费桥梁，然后可以随意提高价格，要多高有多高。
这引用的是桑迪。戈茨曼的话，他是巴菲特在曼哈顿的第一个朋友。巴菲特百口莫辩，可是这个桥梁的比喻太形象了，人人都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
福斯：那么，你是否讲过拥有一家垄断报纸就像拥有一座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
巴菲特：也许我说过拥有一家垄断的小报纸，尤其像在内布拉斯加的佛里蒙特这样的小城市里，在没有电视竞争的情况下会是一个大生意。可是不是收费桥梁什么的我记不得了，这是个好生意。可能会比佛里蒙特的收费桥梁还好。264法官：佛里蒙特有什么要紧的地方吗？
巴菲特：大人，佛里蒙特的报纸处于广告真空之中。那儿没人买电视。
法官：你可有报社在——巴菲特：没有，我倒真希望有一家。
福斯：你是说在一个小范围里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对吗？
巴菲特：我不想就此字眼与你争辩。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商业机会。
福斯：因为你可以想把价格定多高就多高，对吗？
巴菲特：我没有那么强的欲望，但你有决定价格的能力。
福斯：这才是你想要的生意，对吗？
巴菲特：我还没有呢，有一个倒也不错。
福斯：先生，你用过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这类措辞，不是吗？这不是你说的吗？
巴菲特：我只说过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约束，能有这么座收费桥梁是很不错的。
福斯：为什么？
巴菲特：因为你已投入资本，你用过去的钱建桥，就不用担心贬值了。
福斯：于是你用了不受约束这字眼，这样你就可以提高价格了？
巴菲特：是的。
福斯：你所说的收费桥梁就可垄断整个过河交通了，你是这意思吗？
其实福斯根本不知道，当巴菲特还是个小孩子，看着经过他朋友鲍勃。拉塞尔的家的交通时，他就梦想着一个收费站了。蓝筹公司实际上拥有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24％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底特律与温莎之间从布法罗跨越伊利湖的大使桥梁。它的确是收费的。福斯忘了这一点，但他还是伤害了巴菲特。
蓝筹的律师团认为巴菲特的证词十分出色和可信。可是他是不是太可信了？他对控制行业的热忱是不是太直露了？整个法庭上的人都想着形象的收费桥梁的比喻。
11月9日——就职的那个星期天的前四天——法官布里安特下令在审判未结束前禁止《新闻晚报》发行。尽管他在回答早报记者的问题时回避了一些问题，他又长又快的讲话却对巴菲特不利。
布里安特要求《信使快报》在法庭上证明它的对手使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企图垄断报业，如果举不出证据来，他就败诉：
现在有两家报纸，如果该计划如我想象的那样，将来就只有一家了。
在法官令人敬畏的意见当中，巴菲特是个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出色的商人——非常精明但不露声色。在他几页的证词中找不出一句会透露他动机的话。法官因为不知道巴菲特习惯于根据数字来购买企业，所以认为他连报社印刷厂都没去看，也没有与工人们交谈就买下了《新闻晚报》是“企图垄断的证据”。他甚至在副标题“巴菲特先生到了布法罗”上打了个圈。他很有风度地承认“动机只存在人们不可知的心中”。但他不难从巴菲特的行踪中发现他的企图。
巴菲特先生没有掩盖他的经济动机，也没有假装不知，如果《新闻晚报》垄断市场，会给他的业主带来利益。但是由于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以这种价格、全部现金支付及其这种方式获取 《新闻晚报》并没有明显的经济意义。
尽管他允许周日报出版，但严格限制了它的推销工作、市场和针对读者及广告商的编辑能力。可这些措施造成的一半损害还不及法官自己的观点大，他的话使《新闻晚报》得在这么个关键时候花更多的钱来获得公众支持。
判决的结果在《信使快报》上到处都是，还附着法官支持他们的照片，边上登着许多奉承和赞美的故事。代表着122000布法罗人的当地AFL—CIO律师团的主席的话，“别买那家报纸”被引用在头版。为了保证让每人都知道它在与谁斗争，《信使快报》在头版还开了一个新栏目“布法罗人所有，布法
罗人经营“。
在新版的前一个晚上，巴菲特带着穿蓝牛仔裤的苏茜出现在《新闻晚报》的新闻办公室来检查一下。他按了个电钮，报纸就出来了。可是不好的公众形象约束了它的销量增长。读者和广告商担心如果《信使快报》失败了会造成他们失业，于是都站在了弱者的一边。最让人痛心的是，《新闻晚报》对这种不利状况不能做什么，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们诽谤 《信使快报》。到12月18日，第5期周日刊的时候，他们只有147英寸的广告，而《信使快报》有579英寸，尽管他们的广告版面还多40％。巴菲特的报纸正经历着一时的困境。总的来看，由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在1977年开始反弹，卖到了每股132美元，巴菲特的资产达到74万美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在于《新闻晚报》。
两家报纸全力展开了古老的新闻战，在巴菲特看来，只有一家能最后生存下来。《信使快报》明白法院的判决为它赢得了时间，于是赶紧实现现代化——实现了自动排字并改善了设备。它的执行主编道格拉斯。特纳说：“他们批准了我几年来一直申请的东西——增加版面、风景栏、更大的喜剧版、更大的杂志版。我把职工的薪水提高了25％。”
这些新人在全城仔细搜索。罗伯特。麦卡锡， 《新闻晚报》的记者，说道：“如果《信使快报》在报纸上攻击你，你却不敢露面，而是一夜不睡来反击他们。”巴菲特还能控制的不多的事是新闻版的大小，对此他全力以赴。
“我们力争比别人有更多的新闻。”巴菲特对所有人说，“如果他们有7页的体育新闻，我们要比他们更多。让所有的传统做法见鬼去吧！”
在新闻办公室，人们觉得新老板十分与众不同。一个老手说：“看来沃伦真的对此感兴趣。”他会常常送来一张评论某报道的便条，还穿着T恤衫参加职工们的野餐。一群愤世疾俗的记者也喜欢他的怀疑态度。他没有武断地要求挽回经济损失，而是让报纸谈他更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富人们是多么贪婪和无德。
报道讲到加利弗尼亚圣罗莎的一个叫波希米亚格罗夫的秘密聚头处。每年夏天，像默维。格里芬，杰拉尔德。福特和雷。克罗克这样的保守商人会坐着公司的飞机飞到那里，聚会在红杉林中，感慨西方文明的没落。用《晚报》的记者纪实好手李。考普拉的话说：“巴菲特确定的报道角度是调查一下他们的飞机是否享受减税。当时正值石油危机，他认为那么做不对。”考普拉——这位发表头版炸弹的记者——则拒绝接受给他的职位，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巴菲特经营报纸的期望过高了。
在争夺星期天霸权的战斗上，《晚报》仍在蒙受经济损失。1978年《信使快报》每个周日都比《新闻晚报》多发行10万份。由于布法罗还在经济萧条中，当注意到被临时解雇的工厂工人数目时，人们不禁担心《信使快报》会倒闭。“委员会已买下了他们的生产线，”编辑默里。莱特回忆说，“每个周三或周日我都给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星期天我们有多少广告，实际上很有限。”
巴菲特常常打电话给莱特，他在布法罗的耳目，殚思极虑地想尽可能抢先确定周日报的发行，一个小时的交谈还是短的。“他对周日报的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兴趣。”莱特说。巴菲特会来布法罗会见大的广告商和零售商。他支持发行系列版和竞争——“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巴菲特回忆说：
我们有特殊的发行小组。他们每星期都会对我说：“这星期我们又推销出828份，这星期750份。”然后在星期五晚上，我就能预测周日的发行量，其实只增加412份左右。
在这种困境下，巴菲特产生了向曼。弗蕾迪，哈里。博特或肯。察思求助的念头。他看中的人是他的朋友，在奥马哈的斯坦。利普西， 《奥马哈太阳报》的出版商。可是利普西不想去布法罗。
“你这么办行吗？你每月去一次，看看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巴菲特说。
利普西想了想：“这算是什么工作性质？”
巴菲特小心地考虑着怎么回答，说：“如果你去了，一切都会改观的。”
利普西最后去了布法罗，每次以出版商助理的名义在那儿呆一星期，出版商在《晚报》出售后管理着一切。
可是《晚报》仍被禁令严重阻碍着。布里安特法官要求报社出示每个周日的顾客名单。晚报的推销员，工作人员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对手的律师抓住，作为违反法庭判决的证据。有一次他们认为晚报在搞歧视——一个大事件。对方的一个律师马桑说：“《晚报》的情况不太好，我们有能力规范它的行为。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可以接触到它的记录。”因此《晚报》基本上是靠联邦法院的恩赐发行的。
到1978年，《新闻晚报》税前损失达290万美元，是巴菲特损失最多的一年。利普西定期从布法罗给他打电话时，对他的镇定感到惊奇。“他已把所有的钱投进去了，他已让周日报欲罢不能了，他还受到垄断制约，可他却在自我勉励，对我的电话表示感谢。”
芒格的情绪则完全不同，在有关歧视的事件后，听到巴菲特要在什么地方演讲的消息，他十分恼火地给默里。莱特打了个电话。“告诉沃伦，”芒格激动地说，“你的话他还听得进，让他对讲话内容注意点。”芒格十分担心再来一次收费桥梁的指责。对此，巴菲特只耸了耸肩。
可是芒格发现报纸再不能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了。在蓝筹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他甚至提到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可恶的官司又费时、又费钱、又无用而且不可预料。《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最终命运还是个未知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
1979年，也就是蓝筹公司买下《新闻晚报》后的第三年，纽约的联邦法庭推翻了对 《晚报》的禁令和歧视诉讼，布里安特法官受到了严厉指责：
对第一次有关动机的诉讼，我们找不到一点证据证明巴菲特先生买下《新闻晚报》是为了挤垮《信使快报》，它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占领《信使快报》独占的周日市场。
所有的记录只能证明巴菲特先生想尽可能地办好《晚报》，而没仔细考虑过他的竞争行为会给《信使快报》带来什么后果。这正是反垄断法提倡的，而不是压制竞争。
法律证明了巴菲特的清白。可事实上这场官司已经起了作用。虽然《新闻晚报》仍然主导市场，但《信使快报》每个星期天仍以多10万份的发行量遥遥领先。在澄清名誉的两个月中，明尼阿波利斯考尔斯家族的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买下了这家早报。现在《晚报》仍面临着一场对另一
位外地大富豪的持久战。1979年，《新闻晚报》创纪录地损失了440万美元。
这是巴菲特和芒格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芒格回忆说：“我个人做了一次计算——我看了一下我的股票值多少和芒格家族最多能承受多大的损失。”
1980年，利普西开始全天在布法罗工作。巴菲特没有要求他这么干，可是利普西从巴菲特不太随便的言行中看出他实际上非常希望他这么干。利普西自己也深深地卷入了与《信使快报》的战争。
利普西负责《晚报》后，《晚报》又面临着与工人的新的危机。早在巴菲特之前，报纸的13家工会已从公司中得到好处，用芒格的话说就是，“跳山羊般的利润。”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巴菲特和芒格在1980年初的报告中针对工会写了这么一段：
如果布法罗《新闻晚报》发生罢工的话，只能导致报纸停业清算。
送报的卡车司机们想试试刀。1980年底，他们要求增加人手以及不工作的时候也拿钱——这真是十分要命的事。巴菲特拒绝了。那是12月份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在僵持的第十一个小时，雷。布尔，《新闻导报》报社最大一家工会的代表，被人从一个教堂会议中叫了回来，以防止发生罢工。希尔是了解巴菲特的，知道他并不是吓唬人。他劝说司机们不要和他斗心机。司机们的代表是马丁。布鲁根，他曾当过酒吧打手，在过去一次唯一的罢工中还是小头头。布鲁根以为巴菲特不敢在与《信使快报》斗的紧要关头冒这个险。
有人叫来了一个醉醺醺的中间调解人。谈判一直进行了一夜。最后调解人转头对希尔说：“你看，雷，他们要罢工。”星期二早晨6点，司机们开始游行。
在其他工会的帮助下，报社开始印报纸。随后纠察队占领了卡车，记者们停止了工作并拿走了纸版，工作只好停下来。《信使快报》大受其益，登出了罢工的联名呼吁。布法罗到了最可怕的一刻。
据某个心腹人士说，巴菲特当时大汗淋漓。他知道如果报纸长期停产，他损失的市场占有率会要了他的命。他要么赶紧复工，要么关门大吉。可是如果他妥协的话，其他12个工会也会步此后尘的。
星期一大早，他就宣布，如果报纸不能出版，他就不发工资，并解雇全体员工。他还说如果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报的工作，他宁可取消周日报。 《新闻晚报》的主要谈判代表理查德。费舍在挂上电话时感到他真是这么想的。
布鲁根由于受到其他工会的压力，也在出汗。希尔告诉他：“马丁，不管你要争取什么，你们都做得太过火。”最后，布鲁根眨了眨眼。司机们体面地让步了，到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看到《新闻晚报》了。
希尔说：“沃伦，这事过去了，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继续下去。”
“雷，空袋子是站不起来的。”
希尔认为这话的意思是，他的会员能在报社战胜 《信使快报》后得到奖赏，可是权力的天平已经转向巴菲特一边了，就如希尔说的：“每一次罢工后的情况不可能一成不变。”
布法罗严重的经济萧条给这两家报纸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可争夺周日市场的战争仍在继续。《新闻晚报》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可差距仍然存在。5年后，它们的发行量是195000对265000，但它仍在赔钱，尽管赔得少了。
巴菲特买下该报后，它的税前损失已总计1200万美元。1982年初，芒格认为他们已经挖了一个永远填不平的坑。
如果不算《布法罗新闻晚报》和它遭受的赤字的话，我们本可以拥有7千万美元的资产和每年1千万的赢利。无论布法罗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百分之百相信它的赢利会比不买该报少。
过后没几个月，周日的发行量创下200000份的记录，虽然比《信使快报》还少一大截。同时，布法罗也盛传着会有一家报纸关闭的消息。巴菲特激动地否认了这个说法，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可是这城市养不起两家报纸。
问题仍然在于，是谁先熬不住。到了9月份，《信使快报》倒闭了。
这家早报每年损失300万美元，是《新闻晚报》的两倍。《信使》的母体——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的主席奥托。西尔哈说，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主要报纸《明尼阿波利斯报》的状况也不好。但他知道，蓝筹公司却一直能靠赚钱的喜诗糖业来维持。
《信使快报》关门的那一天，《新闻晚报》改名为《布法罗晚报》，并开始发行晨报。6个月内，它的发行量就涨到360000——远远超过了它的对手创下的周日读者的纪录，广告率也急剧上升，这也反映了这家报纸劫后余生的读者率和垄断地位。报纸办成个金矿，或者说是架收费桥梁。芒格的话很快就证明说错了，它不仅能赚钱，还能赚大钱呢！
报社在无竞争的第一年的税前赢利就达到了1900万（这些利润属于完全兼并了蓝筹公司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到80年代后期，该报每年赢利4千万，比巴菲特在蓝筹公司和伯克希尔的总投资还要多。他的循环投资链越来越强劲有力，印花公司为喜诗糖业提供资金，糖业为《布法罗新闻晚报》补充弹药，而 《晚报》这个摇钱树赚的就更多了。
巴菲特打破了员工们期望从中受益的美梦。《信使快报》消失后不久，巴菲特出席了在布法罗斯塔特勒宾馆举行的一次报社中层领导的会议。有人问他：“给新闻办公室的人实行分红制怎么样？”这听起来合情合理，那儿的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巴菲特冷冷地答道：“第三层（新闻办公室）没有谁能增加利润。”所有的人都呆在那儿。巴菲特只相信追求残酷却公平的资本家信条。巴菲特，《新闻晚报》的老板在困境中冒了极大的风险，而雇员们却不分担损失，现在他们也不能分享成果。
当时也在场的夜间编辑阿尔文。格林说：“我当时就发愣了。这话好像是对所有新闻办公室的人说的。”
雇员们的薪水都增加了，可没他们希望的那么多。格林说：“最大的失望是我们赢得了竞争，我们长了不少薪水，可也没什么特别的。”
在《信使快报》倒闭之后，员工的工资在《新闻导报》的全国排名中从巴菲特购买《晚报》前的第七名降到了第十三名。但《导报》的主席雷。希尔认为巴菲特实现了他的诺言。他说如果他处在那个位置上也会这么干的。
作为布法罗唯一幸存的报纸，晚报面临着过去从未想到过的问题。巴菲特在给伯克希尔的信中也指出，垄断的报纸就没有保证其质量的经济动力了。
业主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利润来自完美的质量。这话听起来舒服，实际情况就没这么舒服了……不说质量好坏，垄断的报纸总能赢利……
巴菲特发誓要保证良好的报纸质量，他也大体上做到了。他的报纸保持了同样数量的广告新闻栏目，与全国所有日报相比仍是最高的。
巴菲特和斯坦。利普西还是好朋友，但他来报社不像过去那么勤了，记者们也听不到他读他们文章的消息了。渐渐地，手下人觉得有些失望。巴菲特还是个不错的老板， （也许）不会比别的老板刻苛。可是记者们希望他再大方一些——如果做不到慷慨的话。报纸没有了竞争时的精神。
李。考普拉走了，转向了广播业，最后成了美国政府在布法罗的助理检举人。他是一个闻风而动的纪实记者，曾经如此为巴菲特激动过。他仍时不时地与巴菲特通信。像其他不希望巴菲特做某些事的人一样，他的感情也很复杂。他说：“我期望的事没能实现。”“但迄今为此，我仍尊敬他。”他又补了一句。
与《信使快报》结束战斗的10年后，晚报走进了布法罗3/4的家庭——全国最高的城市报纸占有率。但布法罗比有两家报纸时更穷了，全市的总读者比《信使快报》时期少得多。
当然巴菲特有足够的权力和理由办周日报，或像其他城市的报纸一样的业务。可即使巴菲特没来布法罗，这个城市也同样养不起两家报纸。客观上，他只是帮着那双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推了一把而已。一家报社还会倒闭，人们还会失业。恐怕在“人的那不可知的心中”，巴菲特早就想到过事情的发展该是这样的，哪怕他在法庭上。让我们看一下他对一位同事谈的关于另一家报纸生存的前景：
在过去的几年里，数以百计的报纸业主也在增加投资。我想这些所谓的专家们相信一个大城市允许不止一家报纸的存在、兴旺，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巴菲特在1972年写的，比他考虑《晚报》的事时还早了5年。他早就明白，不是第一的报纸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只是在布法罗证明了这一点罢了。
在伊利湖边，人们久久不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报纸之战。很久以后，《信使快报》的老雇员们还对 《信使快报》倒闭嗟叹不已。就连他们的孩子都对巴菲特的报纸怀有敌意，可是每周跟胜利方的孩子们一样还得天天花钱买报。福斯的助手 （后来成了伙伴）丹尼尔。麦森嘀咕道：“巴菲特到底还是获得了垄断。”
12伙伴，回来
由于巴菲特经常在纽约、华盛顿和布法罗之间飞来飞去，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苏茜醉心于演唱，尼尔。希达卡在奥马哈听了她的演唱，建议她当个专业歌手，她真的考虑了。比尔。瑞恩——巴菲特的朋友，一位投资经理——安排她在曼哈顿的几家夜总会试唱，其中有特兰普斯和舞厅。巴菲特在纽约的朋友发现她唱得不错。歌手罗克森。布兰特说：“如果在大街上，你看不出她是个富翁的妻子。”
当被召回纽约确定报酬时，苏茜开始讨论好的包装和外出演唱事宜。她甚至还同人才公司的威廉姆。莫里斯签订了合同。
1977年春，巴菲特忙于购买《新闻晚报》的时候，苏茜正在奥马哈的法国咖啡厅唱歌。她的同事们常常在演出结束后到巴菲特家喝一杯。巴菲特会和他们呆一会儿，然后躲到书房里，让苏茜一个人招待。“我有个印象，”
彼得说，“妈妈和咖啡厅的人来的时候，父亲就像个大男人。他总在楼上看书。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则像孩子。”
巴菲特家的隔阂如此明显。1977年4月他们庆祝银婚时，斯坦。利普西让一位漫画家画了幅漫画，巴菲特和苏茜在结婚蛋糕上各跳各的舞，擦肩而过。
他们的兴趣差异如此之大，当家里没有孩子时，苏茜感到更加失落。常来作客的画家肯特。贝罗认为他们的结合十分奇妙，就像异性相吸一样。更多的时候沃伦像躲进贝壳一样专注于某卷标准普尔的宗卷或独自沉思。在感情方面他与苏茜竭然相反，苏茜对贝罗说：“沃伦只要一本书和一支60瓦的灯泡就满足了。”
苏茜想要的当然不止这些。她很外向，感情十分丰富。她有体贴别人的天性，沃伦当然享受得最多了。女儿说：“妈妈花了大量时间帮助爸爸，让他干想干的事。爸爸则很专注、很迫切，他总是做同一件事。”彼得说得更明白：“妈妈的痛苦来自体贴别人。”直到深夜，苏茜才有自己的时间一个人听听音乐。
在奥马哈《世界预言》采访她的舞台职业时，苏茜说她很感激沃伦支持她唱歌。这篇采访在他们结婚25周年纪念日之后两天发表了，其中苏茜对巴菲特的描述被删掉了。谈起他们的恋爱史时，苏茜说她当时“正疯狂地爱着另一个人”，但最后还是听取了她父亲的意见，并发现巴菲特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她没说为他疯狂，也没说她仍然常常想起与米尔顿。布朗的那段浪漫史。经过25年，她还常想当初她要嫁给布朗，那么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布朗已是德梅因的一位成功的食品经纪人。）
那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妇俩，儿女出嫁了，在加州的欧文的《21世纪报》工作，就在她的大学旁边；豪伊则从南达科他州的奥古斯塔纳大学退学了，他在奥马哈附近开了自己的公司——巴菲特挖掘公司——靠从伯克希尔股票中赚的钱来买掘土设备，小彼得刚在斯坦福大学上学。
1977年9月，苏茜在奥菲厄姆演出了一晚上，那是奥马哈一家富丽堂皇的综合剧场，30年代时曾接待过阿尔。乔森和芭芭拉。斯坦威克。在那个特别的晚上，苏茜很感人地唱了首伤感的歌，她唱道：“让我们觉得还在恋爱，好吗？”
几天后45岁的苏茜离开了她丈夫，搬出了巴菲特在奥马哈法南街的家，
在旧金山租了个房间。（豪伊被突出其来的事情弄懞了，彼得则早有所料。）
苏茜说 （不论法律意义上还是别的什么）她并不是与丈夫离婚，她只是早就想自食其力了。
这是对巴菲特的一个沉重打击，他感到震惊、无助、无可挽回。他原有一个逃避一切不快的港湾，使他能专心工作，现在他的港湾破灭了，他的家不再温暖不再快乐了，他失去了苏茜对他心灵的抚慰，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他对姐姐说：“25年来，苏茜一直是我心中的太阳和雨露。”
独自一人，巴菲特不明白为什么她感到孤独，要离开这个家。给她打电话时，他嚎啕大哭。苏茜安慰说，她离开只是个调整，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不是完全决裂，他们还可通电话，一起旅行，甚至还像往常一样去纽约和拉古纳海边度假。她保证，他们仍是夫妇，但关键是，“我们各有所需”。
沃伦的女儿回家陪了他几个星期，小苏茜得到了沃伦的温暖和关心。凑巧的是，她短暂的婚姻也正处于破裂的边缘。她给空荡荡的房子带来了生机，并帮她父亲做家务，免得他一天到晚吃爆玉米花，脏衣服堆满地。巴菲特对小苏茜也很疼爱，同时对她操持家务的能力感到吃惊，“她一下午就能把洗衣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不常谈到母亲，”小苏茜回忆说：
那时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记得他坐在椅子上看书，谈谈洗衣房的事，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也没改变。只要你放放妈妈回来时开门、关门和招呼 ‘回来了’的录音带，你会觉得她还在这儿。”
那些一向称羡巴菲特有个美满家庭的亲戚和朋友也对此感到震惊和悲哀。但沃伦夫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离婚。虽然苏茜呆在加州，他们仍每天通话，一到圣诞节，他们还和孩子们团聚在拉古纳的海边住所。春天来的时候，沃伦和苏茜还和平常一样去纽约度两周假。
巴菲特的女儿说，情况稍稍好点儿了。巴菲特发现他妻子的变化不大。
可以看出，他害怕只是因为担心有什么大变化。他打算住到南加州去，那儿离大多数家庭成员近一些，可终于没有成行。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样就得离开他温和忠诚的秘书戈拉德。凯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讨厌改变自己的一贯做法，放弃熟悉的一切去重新开始。
相反，苏茜住在一个像学生公寓一样简陋的住房里，房子里摆满了一些小姑娘喜欢的玩意儿，如米老鼠电话。她对这样自由独处感到满足，毕竟她直到中年才有这种感觉。苏茜在生活中有自己的空间，沃伦也不愿就此与她发生矛盾。他们的家庭成员也理解苏茜有自己的需要。他们也一如既往地保护沃伦，让他能更好地干自己的事。他的妹妹罗伯塔写道：“我们不让沃伦受到伤害。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它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苏茜比任何人要爱护沃伦，她仍关心他。她在编织关系网上和沃伦同样出色。她甚至劝奥马哈的几个女人请沃伦看电影，或为他做晚饭，其中一位叫阿斯其德。门克丝，一位31岁声音温柔的法国咖啡厅的金发招待。阿斯其德为巴菲特做过几道汤并且开始去看望沃伦。苏茜对此十分支持。
如果说在奥马哈还有交往比巴菲特广的人的话，那就是阿斯其德。门克丝。她住在市场区的一个阁楼里，附近到处是理发店和咖啡厅。她出生于拉脱维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来到了奥马哈。她自幼丧母，做侍者的父亲把她寄养在孤儿院里。别人对阿斯其德最多的评价是“幸存者”。她是旧货店
的常客，但即使穿旧衣都显得美丽、聪明。如身材小巧，面容姣好，显示着她的血统。一到冬天，她会裹着阿富汗皮毛大衣，牵着条红毛狗，冒着奥马哈的寒风在雪堆中穿行，看上去像《辛瓦格医生》中的一个角色。
阿斯其德似乎认识奥马哈所有放荡不羁的人。巴菲特的侄儿——住在法国咖啡厅楼上的汤姆。罗杰说：“每当奥马哈的雪季来临，人们被暴风雪堵在家中的时候，阿斯其德就和V.梅尔特的厨师一起为大家做晚饭。”她喜欢成为一个有用之人，但不爱出风头。苏茜在法国咖啡厅唱歌的时候，她总在空隙间为她送茶。她有暗中体贴、谦逊的美德。
在苏茜搬出巴菲特家一年后，阿斯其德住了进去。沃伦的这个决定让儿子豪伊感到困惑，所有人都迷惑不解。画家肯特。贝罗知道阿斯其德是旧货店的常客，因此对她找上全市最富的人倍感惊讶。他大声问阿斯其德：“你和沃伦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谣传说巴菲特找了个妓女。可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是一对。性格上阿斯其德和巴菲特十分相投。他们在一起十分轻松愉快。巴菲特买廉价股票，阿斯其德则去旧货店或去超级市场为巴菲特买便宜的百事可乐。巴菲特呆在书房里时，她呆在花园里。她喜欢呆在家里，巴菲特也可因此不用为琐碎小事操心了。如果彼得乘夜间火车回家，阿斯其德就去接他。
也许她过去的生活太孤单了，阿斯其德总是迎合巴菲特，一点也不显得丢脸和卑屈。当然她也会轻描淡写地反对他，但这种关系显得十分奇怪。阿斯其德获得了伙伴和安全，巴菲特则有了一个回家一起吃牛排的人。阿斯其德一住进巴菲特家时就明白他没有第二次结婚的打算，他仍爱他的妻子。她给了他一个舒适的家，会把他打扮得整整齐齐地离开奥马哈去和苏茜共度好时光。
刚开始时阿斯其德宁愿离开奥马哈也不愿呆在空荡荡的家里，一段时间过后她也就习惯了他的来来去去，与巴菲特的家人也混熟了。值得一提的是，她与巴菲特的妻子仍是亲密朋友。苏茜来奥马哈时，她们一起做饭，尽管苏茜不住在法南街。在一年一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聚会上，这两个女人并肩坐在一起小声谈话，巴菲特则在台上讲话。
这三个完全不同的人是完全合拍的。阿斯其德照顾巴菲特的生活，巴菲特离开奥马哈时苏茜陪着他。他们去纽约和加州看望老朋友。在所有正式场合中，比如半年一次的本。格雷厄姆投资集团聚会时，巴菲特总是带上他的妻子。
表面上看，巴菲特和苏茜的个性都没有变。依阿华零售商乔。罗森菲尔德常与他们在加州会面，他说：“他们和别的夫妇没什么区别。”小苏茜说她父母的“基本关系”还是没变。彼得认为这真是“超现实主义”，他们的住处相隔1500英里，可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霍华德。纽曼 （本。格雷厄姆一个同伙的儿子）甚至戏谑地夸巴菲特有两个女人。“本也想这么着，可你却成功了。”他开玩笑说。可是巴菲特并不像玩笑中说的那样是个浪漫的花花公子。他对待这两个女人是小心的，有区别的，就像计划好了一样。事实上苏茜和阿斯其德是不同类型的人，不像演员一样可以相互替换。这也让巴菲特的朋友们感到不和谐。尽管他们也习惯了这种三角关系，可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想知道巴菲特对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想法，还是他只是重新组织了一个能让他继续干好事业的家庭结构。彼得就曾问他父亲，他母亲是不是一开
始就说过要嫁给他。巴菲特自己也对此表示怀疑。可不管朋友们多么困惑，事实是他找到了或者说发明了一个于他有利的解决办法。与苏茜保持关系，虽然相隔甚远却给了他一种一直渴望的稳定感，这是种当他年轻时要急急忙忙赶回奥马哈时的感觉。这使他免受离婚的创伤，也不用大费脑筋地重新寻找安慰。
审慎是他的特点。“我热爱生活，我安排好生活来干我想干的事。”有一次他对记者说道。他不修边幅，也不管什么社会习俗，到现在仍是如此。
他不打算介绍他的三人芭蕾；在一次被搬上报纸的评论中，他只说这对三个当事人都很合适：“如果你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关系了。”
巴菲特在与朋友们的谈话中确实强调过阿斯其德是托了苏茜的福。唐。代利，巴菲特的弹子球老伙伴，在阿斯其德住进巴菲特家后来奥马哈拜访过他，很自然地也想了解他的情况。唐发现他们晚上睡在一起。巴菲特告诉他这两个女人是朋友。代利说：“我想这对他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偷偷摸摸地干什么事的。”
彼得认为，巴菲特在苏茜走后头几年过得很惨淡。“他很伤心，失魂落魄的。”彼得说。巴菲特的一位亲密女友也说他“十分孤独”，但她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处理的。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他的痛苦。据他的儿子说，巴菲特有时也会忘记不快，专心工作。他会忙忙碌碌地仔细安排新生活，就像“带上眼罩的马”一样。
他过去的经历十分坎坷，少年时一人来到华盛顿当报童。尽管他现在拥有其中几家报纸，他的工作还是基本没变。他还是起得很早，好像办公室里还有一捆报纸等着他去送一样。现在有两个女人照顾他，他打电话的声音都高了5度，就像从来没碰上不高兴的事一样。他的老密友乔。罗森菲尔德从未见巴菲特沮丧过——“一次也没有，他全身心投入到伯克希尔公司中了。”
他说。
巴菲特没因个人的麻烦而有所松懈，他再次振作起来。70年代后期，巴菲特代表伯克希尔公司陆续搞了一批投资。当股市疲软时，他兴致勃勃地用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大量流动资产来买股票，包括奥姆雷达。赫斯、美国广播公司、GEICO，还有通用食品、《奈特岛拯救报》、通用媒体、SAFECO、F.W.羊毛公司等，还有许多其他公司的股票。
有关巴菲特买某种股票的消息能使股价上涨10％。经纪人阿特。罗斯尔说，“通用食品的股价升得像长了翅膀一样，但沃伦不承认他在买进，他等别人都抛出，股价回落时再开始购买。查理。芒格大声诅咒道： ‘这帮狗娘养的又在跟进了。’”
巴菲特在投资时也在写作。有几次是为经济刊物写的，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写年度报告。他总在记录他的进展状况。直到巴菲特伙伴公司开张后他才不写了。现在他更多的是写关于投资、管理和金融方面的书信体报告。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他后来整理了这些信件。那是从1978年前半年关于1977年的一封信开始的，正是苏茜离家的那段时间。这封信写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估计没有多少人读它。巴菲特按自己的方式完整地介绍股票：他找的是自己能懂的公司，有诚实胜任的管理人，良好的前景，而且价格很公平。他无意参加短期交易。
他写这封关于购买股票的信的动力是因为 70年代末华尔街交易所的奇
怪情景。巴菲特中意的股票俯仰皆是，可就是没人愿买。1977年夏天，道。琼斯工业股票的指数猛跌到800多点，远低于平均水平1969点。原因是因为7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所有报纸的头版都登着绝望的消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者，尼加拉瓜的红色军团，石油输出国组织活动频仍，国内能源短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作用在削弱。表里不一的尼克松被赶下台了，换上来的吉米。卡特却有德无能。乔治。布什开始关注白宫，并对联邦债务感到震惊。他发誓，如果他当选就要在第一任里实现预算平衡。
5年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但华尔街度过了难关，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最有力的经济复兴，可这安慰不了谁。金融周期只有在回忆时才是清楚的。无人可以预知未来。市场上的任何变化都只有一次。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华尔街上的主要价格却只有两位数。内地还出现了卖假货的人，只有他们还能利用困难时期大发横财。
巴菲特卖黄金、钻石、艺术品、房地产、稀有金属、冷冻食品、加州希蒙得木豆，还为别人咨询如何度过难关。他的观点是：“别信书上的理论。”
就因为他反对股票代表国家经济状况的观点，他到处受嘲笑。在 1979年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写道，他吃惊地发现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那年只把手头9％的钱花在股票上，再没有比这更胆小的事了。他们本该是“一群理论上说最该保持长期投资的人”。他忍不住加了一句：“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高兴。”
——他指的是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没人不说股票便宜，可惜直到熊市过后，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还在等着“看清形势”。制造商哈诺瓦从市场中抽出了60％的资金，高级投资顾问维克特。梅隆解释说：“还有些问题不明朗。”詹尼。蒙哥马利斯科特的副经理汉兹。H.比尔也持这种观点：股价很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进，将来的形势还取决于许多棘手的问题。
《商业周刊》做出了最让人揪心的预言，它1979年 8月的一期刊物的封面题目就是“股票完了”。文章很有创意，它仔细描述了股市的不景气。
因此，它说，人们应该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速食品或稀有印花，股票当然该让位了。股价太低了，迟迟不见回升就是股市死亡——不仅仅是不景气——的证明。
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必须承认股票永远死了这一事实——也许将来会恢复，可决不会太快。
巴菲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同一周，他给杂志《福布斯》投了篇稿子，批评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过了时的明智：
将来的事没人知道，你们是在大家都看好时才花高价买进。不确实性其实一直伴随着长期投资者。
这篇文章反映出巴菲特更急于要正式解释这个行业，比他60年代的思想更深入、更先进。他说基金会的经理们都集中到了当时利率的9.5％的公司债券上了。原因很简单：股票没有息票，而且风险太大了，当时的情况更是如此。
巴菲特看到的不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当时的股票风险很低。他看的不只是股票本身，还得看企业的经济状况，然后再下结论。股票与债券一样也是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它其实也是有“息票”的——即企业的赢利——只是看不见自己。
比方说，道。琼斯指数中某家公司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3％，一个很普通的数字，它的股票交易却达不到这个水平。巴菲特看到的股票就是“带13％息票的道。琼斯债券”——比一般的债券利率高得多。如果他是个谨慎的股东的话，股票始终会给他带来13％的收益。
即使在熊市中，巴菲特自己的股票仍在升值。现在伯克希尔的股票每股面值290美元，使巴菲特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亿4千万美元。有一件事人们觉得不解，巴菲特的工资只有5万美元，但他却从不到伯克希尔那儿要钱。
他连一股都不愿卖，说这漂亮东西太值钱了；他也不让公司分红。从他那蒸蒸日上的事业上刮点钱下来真是亵渎神灵。
由于要支撑两个家，他向奥马哈的一个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诉苦说：“我的一切都与伯克希尔生死相关，我想再弄点外快。”
到70年代末，他个人买了一些股票。他对自己的钱要大方一些。比如在买特勒丁时，巴菲特投资股权，他孤注一掷，要么投资失败，要么当个杀手。
他的一位助理说，他还买了黄铜期货——一次真正的投机。
“钱来得这么容易真是让人害怕，”伯克希尔一位雇员说，“他分析了自己要买的股票，然后一下子钱就来了。”当一个朋友建议巴菲特试试房地产时，他笑着说：“现在股票这么好搞，我为什么要试房地产呢？”经纪人阿特。罗塞尔说：“巴菲特就像玩宾果游戏一样赚了300万。”
虽然现在富得流油，巴菲特的生活还是很简朴，至少在奥马哈是这样的。
他自己开车——一辆林肯车——到位于凯威特广场的某个套房去上班。他和另外5个人在那儿处理伯克希尔的业务。他主要的消遣也就是打桥牌，看经济读物，欣赏体育比赛，再就是与别人讨论演出。他和阿斯其德出去时通常都到格兰特去——巴菲特过去的同学开的不起眼的牛排店。
巴菲特的世界越来越大，朋友、公司、他的作品也不只限于奥马哈市。
1980年夏天他50岁生日时，苏茜在纽约的大主教俱乐部办了个舞会。（他40岁生日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的。）巴菲特从斯坦。利普西那儿拿了一大包爆米花，不停地往嘴里塞。在场的还有杰利。奥兰，他在彭内的朋友，中学同学唐。丹利，格雷厄姆—纽曼的副手沃尔特。施洛斯，桑迪。戈茨曼——关于收费桥梁的话就是他漏出去的，凯。格雷厄姆，卡罗尔。卢米斯和马歇尔。温伯格。巴菲特带了一份威尔森角子机的平衡表，那是他的第一次交易。情歌歌手苏茜为他唱了一支长歌。朋友们都祝贺他。最后的一个项目是吃芒格提供的烧烤。
在那个有木板饰墙的大房间里，大家都玩得很痛快。他们也都注意到巴菲特想写点什么。他穿着磨平了底的鞋子，梳着大背头，嘴巴微微前凸，看上去就像个教授。他的身材仍然很好，杂乱的眉头给他增添了点思想者的色彩。实际上这些快乐的人都为他而激动，甚至有点崇拜。不管谁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现在每股卖到375美元——都发财了。
第二年，巴菲特接到个悲伤的电话。他和芒格的好朋友，货币交易商里奇。戈林的妻子突然悲惨地去世了。巴菲特在奥马哈给在加州的戈林打了个电话。
“我受不了了。”戈林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巴菲特说，“我父亲去世时我也一样，就像被人揍了一样。”
停了一停他又说：“这么办吧，你带上你儿子飞到查理的小岛，我们一起在那儿住三四天吧。”
巴菲特和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湖上见面了，就在芒格的船上。芒格带着他们坐摩托艇去钓鱼。当他转弯时，水从船舷涌了进来。戈林叫他小心点。
可是芒格视而不见，仍然加大了油门。没多久船就沉了。巴菲特被卡在底下。
强壮的戈林设法把他拉了上来。虽然他们都说不要紧，巴菲特还是不停地发抖。他差点淹死。芒格也从此多了个外号叫“芒格船长”。
戈林为巴菲特因他而把一切都放在一边十分感动。“他很有同情心，”
他说，“可是人们都没发现。这真是给我的一份厚礼——只有时间才会让他表现出来。”
由于戈林及其伙伴的帮助，巴菲特的信开始在华尔街发行了。银行家们把这些报告都复印下来，以连锁信的方式相互传阅。这是第一次有人跟着巴菲特走了。好笑的是他发现伯克希尔开始拥有一批“单股股东”，他们只买一股，为的只是想弄到这些报告。
芒格说巴菲特是不巧经营了一家公共公司——他要是在奥马哈开一家私人公司肯定会更开心。这话没使巴菲特对现状失去兴趣。他在写那些信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能抓住伯克希尔的某个方面——会计上的一件事或保险上的某个问题——写出篇专题文章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信就是公司问题的分析。一个人读通用马达公司的年度报告只能了解通用马达公司而看不到对哪个官员的偏见，即文章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就像《西伯里斯坦顿》上登的那种。巴菲特的文章讽刺的尽是性、贪婪、易错的人性还有他自己。
文章有哈佛商校的语言和普尔。里查德的年鉴的风格。好像它不是写给凯。格雷厄姆的，而是给全华尔街、全美国的人看的。
认识巴菲特的杰克。拜伦在读信时就有这种感觉。一个不认识巴菲特的年轻企业家里查德。亚茨刚觉得像过了一个“主显节”：“当我19岁时，”
他写道，“我得到了一份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这是主对我的恩赐。”
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只有他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和伯克希尔的运行。大亨有的是，写信的人更多，但只有这儿有个J.P.摩根写着嘲笑威尔。罗杰斯的话。他的文章妙语连珠，旁征博引，用了不少如帕斯卡尔、凯恩斯、梅。威斯特和约吉。贝拉关于文化的描述。文章给人的错觉就是以为他是个乡巴佬。
但这些只是佐料，调调文章的味道而已。重要的是他巧妙地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并解释清楚。
80年代早期人人都发现有三件事总是发生。第一是巴菲特极担心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他牢记列宁说过的话，“摧毁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他自己又补充说其实政治家有能力控制货币的发行。因此他认为不正常的通货膨胀总是让人提心吊胆。“价格和贞操一样，人们可以保持稳定的价格，但不能把它重新降下来。”其实他是担心通货膨胀会损坏长期债券，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但巴菲特的洞察力使他和许多热心读者把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他尤其欣赏他对保险业的保护。通货膨胀会减少债券的价值，而保险业的大部分资金都在债券上——这是过去的谨慎做法。巴菲特手上有承保人
急需投资于自己公司的资金，当债券损失上升时，巴菲特发现保险公司不愿像往常一样卖掉部分资产来还债，因为不管谁卖掉债券都会大受损失。他还发现承保人投资于债券的钱并不总是他们自己的。
买债券的大量资金来自投保人和申请保险者，（他们通常是流动的），其实这些钱只是暂时放在承保人那儿罢了。
承保人增加现金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更多的投保，巴菲特认为这只能导致保险公司尽可能扩大业务，使保险金降到不能赢利的地步，最终导致巨额损失。他在信中说明了这一点。伯克希尔自己只有一点长期债券，巴菲特说，买了它就等于要在30年内以同样的价格“卖钱”。在通货膨胀时期，这是自杀行为，就像确定了2010年的哈撒韦纱锭的价格一样。
可惜尽管人们明白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防止不了。巴菲特痛苦地指出，他接管伯克希尔的时候它的股票的账面价值是半盎司黄金，15年来他想方设法使股价从原来的19.46美元上升到335.85美元，它还是只值半盎司黄金。
他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是投资于那些能防止通货膨胀危害的公司，如通用食品和R.J.雷诺得工业公司。巴菲特说名牌消费品和如波斯特谷类食品和云丝顿香烟可以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价格。他还买农、矿产品的股票，如美国铝公司、克利弗朗克利弗钢铁公司、哈迪＆哈曼以及凯撒铝制品和化学品公司。但他提醒读者说，伯克希尔和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治这个问题的良方。通货膨胀是巨大的“企业蛀虫”，它会“不管主人的死活，每天都抢先吞噬掉企业投资”。
在华尔街，通货膨胀引发了对企业资产的疯狂购买。公司也和人一样，心急火燎地要把钱换成别的什么，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的兼并狂潮。老名牌公司如德尔。蒙特、国内航空公司、七喜、史蒂贝克和热带产物都被高价购买。这迫使几百万富翁巴菲特在华尔街处于最可怕之一的危机时采取了一些未必管用的措施。
在他看来，企业经理的虚荣会使他们做一些愚蠢的交易。这些由于适者生存选举出来的经理个个精力充沛，可常常是“动物的脑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块头来评估自己的实力，而巴菲特是用尺子来测量效益的。（他认为这是唯一明智的目标。）这些经理们不像巴菲特那样低价买下公司的一小部分，而喜欢花大价钱一下子把整个公司买下来。可是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些狂妄自大的经理们自信有本事付高价。
许多措施太像儿童故事里说的那样简单了，一个美丽的公主吻了他一下，那位被变成癞蛤蟆的英俊王子就变回来了。因此，他们也相信自己的天才之吻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吻我们见多了，可奇迹一直没发生。
这段话是巴菲特在1981年的报告中写的，当时正是兼并狂潮时期。第二年，他忍不住要报复一下。许多经理正在发行股票来支付兼并。巴菲特对这种天真的技巧进行了无情的剖析。首先他发现兼并别人的经理们不仅买进，也在卖出。由于发行新股，所有稳定的股东占有公司的比例都减少了。为了掩盖这个事实，经理们用的是买方的语言：“A公司买下了B公司。”可是
“仔细想一想，话该这么说：”卖掉A的一部分来买B，‘话虽然难听，但确切多了“。
他们为什么要修饰措辞呢？多数股票，包括购买方自己的股价都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