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决心，也比我更有人性一些 .
他是靠经营高风险的汽车保险来获利的，但林沃尔特愿意为任何别人不承保的风险提供保险——不论是钢锭缺陷，还是驯狮员，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因为这类保险的效益通常会更高一些。他还因为在全国各城市广播台承办寻宝节目而名声大噪。比如：某个广播台播出一系列线索，暗示说某地有一张1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如果这张汇票被找到了，林沃尔特就会将它兑现，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林沃尔特把它藏了起来，往往是被放在唇膏筒里埋在地底下。他提供的线索都很晦涩，比如这样的语句，“蒲公英不是玫瑰花，在你经过乔的家时你便来到一个街区中。”等等。他只在旧金山曾经兑现过一次。
林沃尔特是这样简明地陈述自己的哲学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叫做糟糕的风险的东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这可谓一句价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话语。从巴菲特在跑马场上懂得了这一道理时起，他便明白林沃尔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们各自都乐于承担风险，但都只在成功可能垂青于他们时才这样去做。在巴菲特认识的一群人之中，林沃尔特是最吝啬的一个。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饭的时候都把外衣脱在办公室里以省去一笔存衣费。
1967年时，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暂留一下，两人讨论一件事情。巴菲特说只需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那时，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弃国家保险公司绝非一件易事。
“你为何从未想过要卖掉你的公司？”巴菲特问道。
“也许只有恶棍和破产的人才会想要它。”
“还有其他原因吗？”
① 林沃尔特的回忆录《国家赔偿公司及创始人轶事》。
“我不想让别的股东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别的呢？”
“我也不愿让我的雇员丢掉饭碗。”
“别的呢？”
“我想让它在奥马哈持续经营下去。”
“别的呢？”
“理由还不够多吗？”
“你的股票价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题问道。
“市场价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道。
成交价格总共是860万美元，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工厂想要并购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但巴菲特认为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看作一个纺织品公司，而是看作一个其资本应被用到赚头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
虽然纺织品行业需要厂房和设备投资，故而很消耗现金；但是保险业却是能产生现金的，收益可以马上得到，而债务可以到以后再偿付。在两者之间的时间内，一个保险公司就可以投资于基金，这在贸易中叫做筹款。
传统上来说，承保人都相当保守地经营自己的筹款，在手中持有远远多于需求的资金，但自从巴菲特早期在尝试以来就一直在认真地考虑保险这项业务。他认为保险业的筹款可以像火箭燃料一样威力巨大。筹款不过是资金，而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可用于投资的现金通道。
巴菲特的这种观点很快就流行起来了，但在当时，保险业还是一潭死水。
许多保险公司甚至懒得公布他们的赢利情况，同时几乎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看这些东西，交易商查尔斯。海德说：“巴菲特比全国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领悟了筹款的本质。”
一旦巴菲特吞并了国家赔偿公司，伯克希尔就有了资金来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又并购了奥马哈太阳报公司——奥马哈的一个周报公司群体，以及规模更大的位于罗克福德的伊利诺斯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罗克福德银行的经营者是尤金。阿贝格。他从1931年开始接手管理，当时的罗克福德一文不值，而且镇里的其他银行也处于经营不善的境地；他本人也是一个奋斗不息，牢记大萧条教训的巴菲特式的人物，仿佛是巴菲特从中央铸件中造出来的。从30年代起步开始，阿贝格打下了价值10亿美元的存款基础，并使资产收益率 （银行业的主要评价指标）接近大的商业银行的最高值。
许多类似于阿伯格的年龄偏大的企业家都想在自己卖空以后就退休，而新的业主们一边称颂他们的业绩，一边巴不得将他们扫地出门。巴菲特却不同，无论经营银行，清算所还是零售连锁店，都是他领域之外的，他本人也井没有去尝试的欲望。事实上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喜欢这个企业的经营方式，那又何必要买下它呢？
他在物色这样一类人：他们靠奋斗起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忠实于他。阿贝格在卖企业给巴菲特时已有71岁了，他们继续在巴菲特的所有权下管理着企业——这就和杰克。林沃尔特经营的国家赔偿公司，本。罗斯纳经营多元化公司一样 （阿贝格将主持经营这家银行直至80高龄为止）。
其实，这群数百万富翁中没有任何人需要去工作，但巴菲特懂得：无论
大多数的人怎么说，他们对满足感的渴求与他们对金钱的渴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到他依靠了他们，而他也通过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及对他们表示信任来突出这一思想。
一次，希尔斯的一位纺织品买主怒气冲天地打电话给巴菲特，想把肯。察思弹劾下来。他提醒巴菲特说他们都认识同一位朋友，以此要求巴菲特按自己的理由撤掉这位经销商，巴菲特对这过时的套话显得极为不屑，认为这完全是感情用事，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他直率地告诉这位来自希尔斯的人士说这件事的决策取决于察思。自然，这种忠诚的表示只会更加增强察思对巴菲特的忠心。
当巴菲特把伯克希尔的资本投入到保险业、银行业以及出版业时，他还在从纺织业中抽取资金。1968年——在他许诺出售同样厂家生产的相同产品之后3年——他关闭了罗得岛上一些相对小规模的纺纱厂。它和绵织品业不可避免地拴在了一起，并且由于精美品等衬裙以及服装加硬材料市场的逐渐缩小而日趋没落。辉煌一度的棉花王国只剩下了一所纺纱厂——也就是在新贝德福德的那一家。连考夫大街上的厂房也都停工了。霍雷肖。哈撒韦创办起来的企业只剩下了纱线衬里和合成纤维窗帘的生产。
巴菲特亲自过问每一笔资金，甚至于办公室削笔刀的费用，伯克希尔的“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此次会议是某个夏季通过新贝德福德和巴菲特在加州度假常住的地方之间的电话召集起来的——说明任何费用都难以逃脱巴菲特的目光。
同意，确认购买一台二手的整经机和经轴架，成本估价为11110元。
同意，确认购买50台二手的64英寸XD织布机，估计成本为71160元（包括包装费在内）。
同意，确认修理办公大楼楼顶，估计成本9340元，修理装货车间地板，估计成本9940元。
在写给察思的信中，关于不确定风险，巴菲特专门提醒他，“除了现金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
让我们更严格地审查我们的客户，保证他们不存在财政困难。如果有人拖欠付款，那就只有当他们偿还过去所有的欠款，并且连支票也结清以后，才能给他们更多的货物。
巴菲特不对任何人例外，即使是一位非常“特殊”的顾客。70年代初，苏茜曾到伯克希尔在纽约的办公室去买一些呢绒。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说：“我们尽量以最昂贵的价格把呢绒卖给她。这是一件好事。后来巴菲特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收了她多少钱。”
随着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巴菲特个人拥有29％的伯克希尔股票。他任命自己为主席，并且首次在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里拟就了一封写给股东们的信。
在信中，巴菲特所用的尺度与他私下里对肯。察思的尺度是完全一样的：即权益资本收益——也就是投资的每一元钱赚到的利润百分比。在这些事上，巴菲特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他绝不会对凯威特广场用一个尺度，而对新贝德福德用另一个尺度，再对公众用其他别的尺度。
另外，在评价投资时，巴菲特也从不放宽自己的标准。许多投资组合经理都说：“它看起来不够走红，因此我们只投资一点点吧。”巴菲特绝不会
做出这种让步，反而会老实地坦白自己是如何残忍地压下一种颇有希望的股票。他在奥马哈数据文献公司的马斯科蒂。霍德，在巴菲特重新整顿伯克希尔的时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霍德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希望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巴菲特便答应在他独立行动前为他测评一下将来。霍德描述说：
我为他买了4～5家公司，每次我都要到他家里去。这些公司中有一家制造了一种新产品，一种供医院、饭店使用的薄纸容器。他们希望我能投入6万美元。巴菲特说：“你觉得这件事成败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说：“相当不错。”他说：“这样就不错了吗？
为什么你不背着一个每开启二次可能打开一次的降落伞从飞机上往下跳呢？“我为他买了另外一家——米比丽制造公司。它生产的汽车喇叭很有创意。我问：”你觉得它投资于我的量够了吗？“他说”不够“。我又问：”那你的投资足够了吗？“他说”也不够“。
他毫不犹豫地就说出口来，让人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他没有任何一句解释的话语。
巴菲特愈发觉得纺织业和臆想中的降落伞下降属于同一类事物，不论制造商们投入多少，他们都无法抬高价格。因为这种产品是一种日常品，而且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境况中，所以，他们再也不愿意追加投资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来自于纺织业的利润只有45000元，但是，它从保险业赚了210万，从银行业赚了260万。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的时候，动用的资金量和纺织品业是大体相等的。
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对肯。察思的工作态度和表现表示了敬意，但他也提出纺织业“正逆着一股强大的潮流而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的回报率是10％，达到了美国公司的平均水准，而且“它远远超出了假如把资源全部投入到纺织行业中去可以得到的回报率……”
当然，关于巴菲特作为一个外人，是否会关闭纺织厂这个问题从最开始起就一直萦绕在马尔科姆。察思心头。他声称自己从第一天起就知道巴菲特“没有任何意向想要投入资金为纺织业添砖加瓦”。杰克。斯坦顿，一直从旁观者的角度冷眼静观，他得出结论说巴菲特不过是个清算者而已。
但是巴菲特却始终在进行适量的再投资。他不想被世人认为是他关闭了新贝德福德的最后一家纺织厂。在给合伙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喜欢在纺织业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为了改善企业辛劳地工作；而且，尽管回报率不高，只要它的产量保持在当前水平，我们就希望把纺织业继续经营下去。
他觉得自己欠肯。察思的情，是他给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经营的现金，而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自立。有一次，肯。察思自我批评时，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说道：“肯，你从一无所有终于奋斗到了现在的地位。”
他给察思的报酬相当吝啬，结果察思得到的比其他纺织厂的竞争者要少得多。1970年的时候，察思身居此位已经5年了，他的工资还只有每年42000美元。同时，巴菲特和其他纺织公司一样对养老金计划相当抠门儿。“沃伦对于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反感。”察思说道。
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察思对自己拥有的自治权相当满意。因此他对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这也说明了巴菲特给人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尽管他紧紧抓住钱袋不松手，但作为一个操作者，他是不寻常的。
察思曾担心巴菲特会令其停业，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上司并不想因为关闭纺纱厂而引发一场骚乱。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欢变化。“沃伦倾向于继续经营下去。”察思说，“他还是留下了他的老朋友。”
要是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的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纺纱厂，但是他从内心感到自己对这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深深的喜爱，它的过去似乎比它的未来更有生机。他宁愿忍受一个中等水平的回报率，只要纺纱厂的现金不会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资本。哈撒韦纺纱厂从精神上，而不是财务上，象征着一种一直被巴菲特奉为神圣的新英格兰的工作伦理学。于是巴菲特在他的良心，满足感以及金钱之间达成了浮士德似的协议。纺织业也许会衰败下去，但考夫街上的织布机还会嗡嗡地响下去。
8 本性回归
“现在是发财的机会了！”
沃伦。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当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鲍勃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的时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乐部的庭院里正在举行一个活动，于是他问鲍勃那是在干什么，“那是您的40岁生日庆典，看我们的吧。”鲍勃毫无表情地说道。当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人群朝他涌了过来，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尽管巴菲特极力克制住自己，他还是被深深打动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气。在奥马哈，他的确算个人物：既是《太阳周报》的主席，也是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据一个参观者在穿过奥马哈市中心途中观察到，巴菲特能够说出路经的每一座楼房和企业的财务特点。
在他的合伙人企业清算之后，巴菲特就没有专职的工作了。关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韦纺织厂只花去仅仅一点时间。他的3个孩子也都已经十几岁了。《林肯杂志之星》的一个栏目把他刻画成一个被世人遗忘的人物，说他在一个四套间里掌管着他的投资，并且过着一种“相当简单的生活”。对一位想向他讨教的年轻的资金管理者，巴菲特简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资管理业务了，因此只能拒绝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听起来似乎在说华尔街将无法再从他那里听到些什么。
在他40岁生日以后，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团，但这次没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个不再捣腾股票的人了。市场价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开始问一些自然而然的问题，比如：有2500万美元的话，要把它积累得更多的关键方法是什么？
他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幸福》杂志中写道：“巴菲特强烈地感到，他的时间和财富应该投向其他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比尔。瑞恩甚至怂恿他去参加总统竞选。
实际上，巴菲特正在严肃地考虑有关公共事业的事务。他倒不想去参加竞选，因为他实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认对于那场弱肉强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过于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渐涉足于舞台的后台，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如哈罗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他和政治家们结成密友，比如说参议员弗兰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员杰伊。洛克菲勒。
杰弗里。考恩，《乡村音乐》的一名作家和约翰。卡尔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过饭。这个约翰。卡尔弗是美国参议员的一位候选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几位数百万富翁的餐桌上谈论的竟全是关于自由政治的话题。
霍华德。巴菲特曾经以一个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变化的封闭的社会观点征服了美国。沃伦则还有美国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心理。他与本。罗斯纳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关系一样，他憎恶无本获利者（比如他对股票期权的憎恶），但是他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对它们表现得还是很有见解。有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宴会上，当一位客人报怨说穷人的福利费用太高时，巴菲特尖刻地反驳道：“我倒是更担心给富人的福利费用太高呢。”
这正是巴菲特生活风格的鲜明反映。他或多或少还要依靠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金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念书，而且沃伦鼓励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不计较他们能挣到些什么。事实上，彼得是在报纸
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年轻的苏茜说：
我们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可以买很多衣服，而永远不会陷入麻烦——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我连自己的车也没有，16岁的时候就得去工作——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
巴菲特总是尽量使自己的财富公之于众。当他的财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惊讶时，巴菲特会开玩笑地说：“我们该在门上放个标志，说今天是比尔。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钱财。”或者他还会说句俏皮话：“还有彼得这个想让我在遗嘱里提到他的家伙。”“啊！彼得！”
当然，这并不真的只是在开玩笑。沃伦对自己的钱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们说，他们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子儿。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点钱都会让孩子们变坏。
这也许有点过于成见了，但结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对金钱很淡漠，并且处于一种随意和平等的气氛。在好莱坞的苹果—滑雪车队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请每一位路过的要礼物的孩子——这种举动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维斯身上是绝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们顺路走过时，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场，来的人非常之多，于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紧跟时代的老苏茜影响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时代的上下代冲突避难所。小苏茜的一位朋友，莱内。叶奇称之为“安全屋”。人们可以就这么走进来，把冰箱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如果下雪了，城里堵住了的话，那儿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叶奇回忆说，“坐在客厅里的感觉真是棒极了。”
苏茜将房子装扮成标志性的明亮的桔红色和黄色。不仅有她资助下的艺术家们作的画，还有天瓶宫时期的海报，比如广为人知的《战争对儿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时会下楼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无论他是否已从资金管理行业“退休”了——他通常还是呆在楼梯口埋头工作，莱内。叶奇又说：
每到周六晚上，客厅总是挤满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儿，我们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会为我们演奏几曲。到晚上12点半左右时，就会听到一声“苏珊呀——你上来一下好吗？”。在这儿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觉了，我们就把音乐声关小点儿。
1971年，苏茜和沃伦商量在洛杉矶南部的海滨买一幢价值15万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贵的房子一样，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临海。几把藤椅将它布置得富有情趣。第一个夏天里，13个十几岁的孩子们呆在这里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从办公室里带堆报纸来，然后自己回去，他对孩子们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带着这一大帮人去吃晚饭。饭后侍者拿着他的信用卡过来说：“您已用到限额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扬了扬眉毛，然后递给侍者第二张信用卡，没有说任何话来显示他实际上付这些钱是绰绰有余。
当沃伦为自己参与什么样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时候，苏茜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北奥马哈黑人地区上了（这儿也是马尔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愿者组织做主席以外，还到各个学校进行观察，而且在北部似乎总有一些差事或任务。（汤姆。罗杰斯，她的一个侄子曾这样讽刺她说：“噢，难道你是黑人吗？难道你很穷吗？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苏茜的鼓励下，沃伦开始大胆尝试了。他们的私人信托基金——巴菲特基金——开始每年为50多名黑人学校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70年代初期，罗德尼。威德，苏茜的一个正在推动黑人经营的商业发展的朋友，要求沃伦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怀有“黑人资本主义”幻想的威德，认为巴菲特正是可以协助他，使他的内布拉斯加联营银行起步腾飞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纽曼（他的乡村俱乐部的共谋者）加入了银行的顾问委员会并且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巴菲特还做了一笔名义上的投资——占银行资本的 1.4％。与苏茜不一样，沃伦远远不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人，他再三警告银行的董事们数目失调的少数民族银行因为坏账而被迫倒闭。当银行营运走上正轨后，巴菲特给董事会送去一张令人心惊肉跳的便条，里面夹着一张报纸报道的复印件，是关于丹佛一家类似的银行倒闭的消息。
你应该注意到银行的总裁说：“当我们开始业务时，我们的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投资者和那些所谓的小企业。我们做到了，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偿还债务的时候对我们却不怎么样，我们就是这样败落下去的。”总裁在谴责贷款人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每家银行都遇到大量坏账，而当初答应这些贷款者才真正是银行家的错误。
当联营银行也限入挣扎的地步时，巴菲特自己离它远远的。威德曾建议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学生进行庇护，再教授一些财务方面的知识给他们，但是巴菲特没作任何反应。“沃伦像一个谜，”威德得出结论说，“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诚实，而且他还很勤奋。但他从来没有懂得，在咱们这个被围困的社会中自己所处的富人角色。”当未偿债务堆积如山时，这正是巴菲特害怕发生的，他明确地拒绝再追加投资。
威德曾抱怨说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穷人的圈子”，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这群人了，因此他才紧紧扣上了他的钱夹。当他意识到没有希望得到任何回报时，他同不愿意投资于纺织业一样不愿意投资于联营银行之中。
出于他的信仰，巴菲特对公开的只是简单的花钱动机很有戒心。乔治。麦戈文当时正在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曾呆在巴菲特家中，而且似乎赢得了巴菲特的好感——直到后来，他宣布如果当选，麦戈文总统将赏赐给全美国的每个人每年1000美元的奖赏。巴菲特立刻像扔一个热土豆一样地扔了他，然后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
从某个方面来讲，巴菲特是很小气，但是他真的认为人们或组织机构（或自己的孩子）不应该享受来得容易的钱。他通过同样的镜头像测度商业冒险事业一样来测度社会事业：他要有回报。好的事业要求人们以反复试验乃至于忠诚的基础为依据，但是巴菲特无法迈出这一步。实际上，正是那些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的原则担保了这种为社会变化而工作的爱好。他需要一个尺度。“在投资领域你可以度量成果，”他对一个记者坦白道，“而对这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和许多其他显赫的人物一样，巴菲特认为他在出版界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资本家。杰伊。洛克菲勒曾在60年代末期把他介绍给查尔斯。彼得斯，
和平集团的前任总裁。他现在正在创办一本杂志：《华盛顿月刊》。这本月刊所拥护的正是受到巴菲特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自由主义。于是他投资了32000美元，并且找来自于得梅因的一位自由党朋友乔。罗森菲尔德做合伙人。巴菲特脑子里充满高尚的理想，告诉罗森菲尔德，“它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它能不赔不赚，那还是值得的。”
彼得斯马上就注入了自己的资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来到纽约并且聘请了一位顾问来评判这份杂志是否值得创办。当得出结论值得创办时，巴菲特答应再投资5万。这时他开始怀疑它是否能够如他所说的“值得”去做呢？
他打电话告诉彼得斯说他想退出——这将是致命的一击。于是彼得斯语速很快地向他保证说《华盛顿月刊》一定会是个滚滚的财源，其实两人都不相信会是这样。于是两人在电话上讨价还价了一番，巴菲特总提他那可恶的数字，而彼得斯则力图诱他上钩。最后，巴菲特同样妥协了。
这笔钱的数目不大，可是正如肯。察思早已知道的这倒无关紧要。“沃伦要的是年度报告——就这破玩意儿。”彼得斯说道。月刊恰恰正是巴菲特曾祈盼过的那种社论的传声筒——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常常惊天动地。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月刊着实是一个笑柄。尽管它人手不够而且以极少的资金运转（彼得斯挣2400美元），巴菲特还是差点勃然大怒，原因是彼得斯没有做年度报告。甚至在一个分文不挣的企业里，巴菲特都还是需要他的尺度。
巴菲特对罗森菲尔德抱怨说：“他们对开放的政府倒会高谈阔论，可是却不送报表来给我。”
巴菲特的确对新闻界十分关心，1971年，他打电话给月刊说了一个他声称的热门的内部消息，遭到了一个年轻编辑的拒绝。他们认为如果这消息来自于一位百万富翁，那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于是巴菲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阳报》，就是他为伯克希尔买下的那块奥马哈地区的周报。出版商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非常友好。利普西常常会转到巴菲特那里，喝上一些百事可乐，然后两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话题无非是如何提高报纸质量，如何把它变成奥马哈的一种社会力量等等。他们还尝试过当当决定王位的人。因此曾雄心勃勃地推举一位候选人当市长（但失败了）。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说有一篇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工资和价格控制的社论写得精彩极了。“沃伦，你给我看过了。”利普西不得不提醒他。
巴菲特的内部消息涉及到青年之家（Boys Town），这是一家很有名望的奥马哈机构。它是由一位爱尔兰传教士爱德华。弗拉纳根于1971年创建的，为的是给任性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栖息之地。它因1939年奥斯卡获奖明星斯宾塞。特蕾西而声名卓著。有消息来源告诉巴菲特说青年之家正躺在成堆的金钱上，而且与创始人弗拉纳根的梦想相距甚远。
这个故事对于活跃的但相对 《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而居于次席的《太阳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巴菲特还给利普西一个重要的引子：青年之家首次被要求登记一份独立的税收申报单，从报告上表明，它已经积累了惊人的一亿一千二百万的投资组合——这是诺特尔。戴姆大学捐赠的两倍。
同时，它却很少为孩子们服务，并且在贫穷的伪装下进行着攻心的直销宣传。
这种故事点明了巴菲特的良知，他对资本赋予了一种如神般的忠实。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甚至是王后伊莎贝拉微薄的财富，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种子，对金钱的挥霍或是误用都无异于一种罪恶。
青年之家这件事的报道是秘密进行的，巴菲特以及编辑在卧室里校对了这份长达8页纸的报道。巴菲特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做这个故事的标题。
这是他对所有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在商业中误用资金的人想要重复的一句话：“就你的职位作一段描述。”
这个故事于1972年3月发表了，并获得了普利策奖。
巴菲特喜欢报纸，他经常怀念童年时在《华盛顿邮报》做报童的时光。
他也喜欢报纸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感觉。但是他对奥马哈《太阳报》却十分不满。和其他准社会企业一样，比如说联营银行和《华盛顿月刊》，《太阳报》不是恰恰合乎他胃口的，尽管他为普利策奖感到自豪，但他想要的是利润。
而《太阳报》却是一个贫穷的企业，当它提高报价时，它的发行量便骤然减少了。“沃伦可不希望那样。”利普西说。局势似乎令他相当震惊。巴菲特突然想要知道所有有关报纸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详细地研究报纸以及其他媒介资产的经济学理论。就跟从前他在发现GEICO以后完全沉浸在保险业中一样，现在他没把报纸行业从头到尾彻底搞清就绝不睡觉。他了解得越多，他对 《太阳报》就知道得越清楚。《太阳报》作为一家二流报纸，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在写完青年之家的故事后不久，巴菲特给一位同事写信说到：
我曾经提到过在1910年，全国1207个城市有日报，其中689个有两家或更多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到了1971年，有1511个城市有了日报，其中37个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竞争报纸。自从我那封信写出以后， 《华盛顿每日新闻》在无数强大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联营网下关闭了，与此同时的还有《波士顿先驱开拓者》和《纽瓦克晚间新闻》等。业主们通过痛苦的经历明白了，一家在消费者接受情况和社会重要性方面只居次要地位的报纸只会产生大量的亏损，而这亏损往往是最出色的管理和最雄厚财力所无法扭转的。
提到奥马哈《太阳报》，巴菲特强调说，光靠有挽救故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证必然可以赚到利润。
总是不断有各种建议向我提出——通常是那些对地区垄断日报业的评述观点或多或少有些不满的学术界人士提出来的——建议说，如果我们都转向一家日报，那么美好的未来就会等待着我们。这个建议确实是很有针对性的，同是也是很诚挚的。而无法摆脱的事实是，它从来未被实施过……没有被这些理论家们提及过。
但是巴菲特已经注意到拥有一家主要的报纸的确是很美妙的一件事。这样的一家报纸，他对同伙们说，就像一个小城里唯一的一座桥，任何要从桥上过的人都得付过桥费。在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里，所有的广告者都在同一条船上。奥马哈的百货店只有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登广告，先驱报就是垄断了的日报业——这意味着这家报纸有相对的自由度可以提高它的价格。它拥有受到保护的特许权，而对那些次要的企业，比如哈撒韦纺织厂，这只能是个梦想。
巴菲特很乐意买下《世界先驱报》，但它并不出售。于是他开始在报业界四处搜寻，企图找到一家报纸。他在加州和马里兰查过所有可能的报纸。
他向辛辛那提正式提出了要求，然而却遭到了回绝。
他还让比尔。瑞恩安排和汤姆。默菲一起吃了晚饭。汤姆曾是瑞恩在哈
佛的一个同班同学，现在是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在广播企业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两人一见面便志趣相投。默菲带巴菲特去参加了在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会议，而且决定把巴菲特弄进自己的董事会。默菲从瑞恩哪里得到消息后，便去了奥马哈，在那里他可以会见巴菲特而不受任何干扰。
他们打了“一场可怕的网球”，之后巴菲特请默菲吃了一顿牛排。巴菲特揣摩了默菲此行的意图，他不想让默菲提一些出奇不意的问题。
“你知道，默菲，”他说，“没有多数的股份我无法成为你公司的董事，而你的股票价格又太高了。但是只要任何事我能帮忙的，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自从合伙人企业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生意。进入1972年时，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的证券组合价值1亿1百万，其中有1700万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上去了。
但是，他逐渐一步一步回到了游戏中来，这次导致他转变的催化剂又是华尔街。曾被繁荣后的崩溃吓坏了的基金管理者们，都纷纷缩回到壳里去了。
他们的基金现在都集中到一群大的，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股票中，如施乐、柯达、宝丽来，雅芳和德克萨斯工具等等。它们被起名为“漂亮的50种股票”。
在普遍流行的观点中，这些公司，不同于大繁荣时代那些“高材生”，将会永远成长下去。因此它们被说成是“安全的”——的确，在任何价位都是安全的。
到了1972年，“漂亮的50种股票”以天文数字般的80倍赢利率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华尔街从大繁荣中倒是总结出一些原则，但这些原则本身都不见得正确。基金纷纷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来，但风险却从不专注于这种或那种股票。它在投资者相互盲目模仿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
此时巴菲特开始在“漂亮的50种股票”之外寻找机会，并且为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买下这些股票。
在1973年，“漂亮的50种股票”开始破裂了，基金管理者们又在恐慌中退缩了回去。那些“安全”的股票正在下跌，到底该往哪儿去呢？一度曾突破1000点的道。琼斯指数，回落到了950点。广大的市场也摇摇欲坠。华尔街，刚从大繁荣时期的癫狂中彻底痊愈，如今又染了一身小病。经纪人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家们都在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这种精神上的贫血症给巴菲特带来了既相符又相反的反应。他的改变，出奇地熟悉但又完全颠倒了方向，就像过去年代里的电影胶片倒放一样，在大繁荣的年月里，他的主意和愿望慢慢地干涸了。但现在，在市场没落时，他却活蹦乱跳得像一匹马驹。
回顾1973年伯克希尔经济所的业务，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巴菲特席卷出一个巨大的商品通道——这儿抓一把NPI公司，那儿抓一把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在另一条小径里又找到了斯佩里＆哈钦森公司，接着是美国卡车，芝星维公司，汉帝哈曼。当市场下滑时，他在通道上跑得更快了——沃尔特问普森公司，考德威尔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国王商场，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匹克赛夫公司，米切姆。约翰及坦普尔顿公司，格兰德联合公司，斯塔贝克一华盛顿公司。
纺织品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参观了奥马哈，发现巴菲特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他说许多人研究垒球地位或是竞赛规则，”里格比说道，“他却有一种让他赚钱的嗜好，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
有一次，巴菲特的桥牌伙伴法官约翰。格兰特，提到他曾在审判一个有趣的案子时深得其乐。巴菲特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说，“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跶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第五十大街的克里斯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先驱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年度报表。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项工作，而对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
他不仅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这样地工作着，当他醒着的时候，车轮就转个不停。他会要求辅导彼得做家庭作业，但彼得知道他的父亲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做。一天当巴菲特回到家里时，他发现自己年幼的儿子正痛苦地缩在楼梯平台上，彼得在换电灯泡时不小心摔得仰面朝天。巴菲特习惯性地向书房赶去，吹着口哨从他身边上了楼。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残酷无情，于是主动向彼得道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是这个家里的儿童。他对工作的全身心的热爱达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就像他极具个性地吃东西，他对改变的恐惧，乃至他永久的充沛精力和幽默风趣，都有着一种为人所不常见的孩童的特性。一位女朋友说当她和他在一起时，她觉得他们就像“玩弹子球的小孩”。
他在股票上的无比投入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他妻子的很大的困扰。据苏茜透露给她的密友说，她渴望更多拥有夫妻间那种共享的快乐。当豪伊，他们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遇到麻烦时——有时会阶段性地发生，苏茜就只有求助于身为心理学家的父亲给予指导，她那迷人的丈夫仿佛在一间梦幻之屋里。
倒不是沃伦对自己的家庭不关心，他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他们甚至知道他不会故意伤害一个跳蚤。正如彼得所说，他被遮眼物挡住了视线。
整个家庭都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讨论这些遮眼物。他们认为工作是最主要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种奋斗，是任何人无法打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在那间梦幻小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在70年代早期到中期，它更多发生了许多从前没有过的事情。”
巴菲特会拿起电话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据巴菲特的一个经纪人克利福德。海斯说，“巴菲特会每天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地打电话进来。”
他就是想要一些信息，他不需要意见，他会询问一些他感兴趣的公司的情况。我就会说：“你想要什么， 5000股？ 10000股？”他会说：“买了。”
他还会顺着手指一行行地读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栏：通常每个 P/E（价格/每股赢利）比率都是单位数，现在是华尔街少有的几个时期之一：美利坚正在被抛弃，没有人想要它。巴菲特的反应却很独特，“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如今他有了现金之外的别的想法，这完全是 60年代的一个彻底反转。
1973年的时候，经营FMC公司的鲍勃。马洛特，要求巴菲特在管理养老基金的几位候选人发言时做一个没有看见的旁观者。他们搞得神秘兮兮的而巴菲
特却觉得他们不怎么样。“整整两天，”巴菲特回忆道，“我们都坐在那里聆听，最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原来马洛特问巴菲特是否愿意尝试一下管理部分FMC的养老基金。巴菲特说：“可以。但你得明白，也许FMC只会得到我灵感之后的渣滓。我把伯克希尔放在首位，其次是沃伦和苏茜。巴菲特公司，第三位才是FMC.”其实，他完全有足够的点子用来分配在这3个公司上。
对于马洛特来讲，这可真是个锦囊妙计。没有任何人——无论是领取FMC养老金的人，还是任何股东，任何公众人士——知道巴菲特在为他经营资金就好像乔。迪马吉奥曾经丢开他的华基服装秘密地为另一个队效力一样 （巴菲特经营5年之后，他的FMC组合增长了51％，而与此相比，道。琼斯指数只有3％。）
正如他所说的，巴菲特首要关心的是伯克希尔。早在1973年，他就聘请所罗门兄弟通过出售优先债券来筹集2000万美元。一位刚从哈佛毕业的投资银行家丹尼斯。博温在纳古那比奇和巴菲特相遇。他们一边欣赏着太平洋的风景，喝着百事可乐，一边规划这笔交易。博温对巴菲特在华尔街的声誉并不太了解，后来又在纽约的所罗门兄弟总部遇到巴菲特。他们漫步走过宽敞的公开交易大厅，人们都冲着巴菲特指指点点，交易商们也爆发出一阵阵叫声——这一切都预兆着巴菲特在公司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股票总交易商罗伯特。施皮格尔跑过来脱口而出说道，“沃伦，我有一大堆……”，拼命地向他兜售股票。
巴菲特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做出了出售债券的决策：趁着便宜多捞点进来。 （如果你等到需要一笔贷款时才去借，很有可能此时别的人也想借，这时——不得已的——利率就升高了。）
借到款的人并不是十分热心。所罗门兄弟得说服他们，说这钱是为了给巴菲特——而不是纺织品行业的，债券出售文件再次注明了伯克希尔已经把纺织品中的资金从2400万降到了1100万。即使如此，借款人还是坚持要一条款，以便他们在巴菲特售出自己股票时要求偿付。终于，他以8％的利率得到这笔钱。几个月以后，所罗门公司的唐纳德。马奇耐尔给巴菲特送去了一份贺辞：
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资金市场明确地证实了著名的巴菲特在财务方面确实相当精明。我无法肯定有没有可能今天就为你融资，或者是否……利率将达到9％，这对你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还有一件事是马奇耐尔所不知道的，巴菲特正在一点点地吞食《华盛顿①邮报》公司。2月份的时候，伯克希尔在27美元 的价位买了18600股，到5月时，股票跌到了23美元/股。在所罗门低息资金的支持下，他又买了4万股，价格还是大跌，巴菲特还在买进。9月份时，他以20 34 的价格买了181000股。到十月份时，在公众面前并没有什么名气的伯克希尔已经成为 《华盛顿邮报》最大的外部投资者。这份报纸是巴菲特童年曾经发送过的，它也正是他心目中渴求的媒介资产。
由凯瑟琳。格雷厄姆经营的《邮报》还拥有4家电视台，《新闻周刊》
① 这个价格是为了和现在价格作比较。到1994 年为止《邮报》股票已经一股拆四股。
杂志以及印刷工厂。这些资产通常就是私人买卖交易，因而难以估价。巴菲特以为它们值4亿美金，而股票市场却只将整个公司估价为1亿美金。
做空头的人们——那些职业基金管理者——不会对这些数字有什么争议。那他们又为什么要抛售股票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股价会跌得更厉害。他们担心别的人要做空。
巴菲特独自将《邮报》分析了一番，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市场上人气正在低落——事实上是严重的消沉。这种时候，股票价值和标的资产的价值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实世界中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巴菲特回忆说：
去卡拉马祖和让那些拥有电视台股份的人出售股票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当天又下跌了20点，所以他该以更便宜的价格把电视台卖给你。当你做生意时，你便置身于现实社会中，但每个人都在考虑股票的相对价格。当我们在一个月内买下8％或9％的《华盛顿邮报》之后，卖给我们股票的人之中不止一个都会觉得自己把价值4亿的资产以8000万卖给了我们。他们之所以愿意卖给我们是因为电讯业股票已在下跌，或是因为其他人都在抛出，或别的什么因素，这些理由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很清楚他们的理由，当巴菲特投资于《邮报》时，华尔街记录单集结了一群华尔街的媒介分析家来评估这个行业。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基本原则”来判断，正在出售的报纸股票已经超过最近距离，可是他们不敢抠动扳机。奥尔巴赫的肯德里克。诺布尔承认说：“《邮报》显然是一家极高成长潜力的大报纸。”但诺布尔依旧沾染了华尔街最致命的习惯：
市场正在抛弃这些基本的原则，根据我们经济资料的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市场的这种冷淡态度还将持续下去……对于基础分析家来说，这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
事实上，它正是基础分析家的黄金时间。媒介类股票部十分便宜，只需简单的数学证明便能说明这个事实。媒介类分析家的工作并不复杂，他们刨根问底只有一个目的——评价媒介公司的股票。股票正在最低点左右徘徊，现在正是他们的时机，而他们却让这时机悄悄地溜走了。
8月份的时候，《波士顿环球》的拥有者联合出版公司上市了。大家普遍认为，它的财产太少，因而风险会很高，却没有注意到《环球》占领了2/3的市场份额。令人感到恐惧的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假如波士顿市民不再想看红袜队的比赛，RedSox——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第一波士顿银行作为承销商只好把价格定得很高，在听说巴菲特对报纸很感兴趣之后，这家投资银行向奥马哈发出了一份试探性的建议，而巴菲特的态度十分含糊。
他私下里却像车轮一样做着旋转运动。联合出版公司由两个古老的波士顿家族所控制，自1872年以来开始出版《环球》，它的发行量、收入以及利润都频频上涨，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快。据巴菲特所知，它的对手《旅行者先驱》在去年倒闭了。感谢上帝，波士顿正变成一个只有一家报业的城市，或者说，正如巴菲特所预测到的，一个垄断的收费桥梁正横跨在查尔斯河上。
对于巴菲特来说，联合出版公司的单一性，不再是一个弊病，而变成了一种美德，因此他那皇冠上的珠宝并没有变得黯然失色。
伯克希尔公司在市场上是最大的购买者。在写给联合出版公司总裁威廉。泰勒陈述理由的一封信中，巴菲特解释道：
H.安得森（《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出版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会告诉你，我对好的报纸怀有多么大的热情，我同样也热衷于证券买卖。如果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那种诱惑力是我无法抗拒的。《波士顿环球》的股票市场价值只有不到3千万美元，这简直太荒谬了。
在市场上投资的技巧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按巴菲特的话来说就是“结清支票”。由于巴菲特及时发售了债券，伯克希尔公司有了充足的资金。
它到处买进股票，尤其是传媒介的股票，有布思报业、多媒体公司、哈特—汉克斯报业，它一直在买进。
这个时候，巴菲特向奥马哈的迪克。霍兰老兄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十分幼稚的问题：拥有一家广告机构有什么样的好处？霍兰没有多想什么，便口若悬河地谈起自己当老板的感觉有多么多么好，很快地就发现了巴菲特的真正意图。伯克希尔想要买下两个大机构的主要部分，国际出版集团和奥利维。马①萨尔国际集团 .巴菲特把广告业看成传媒业的一张免费票券，为什么说是免费的呢？比方说，与新贝德福德的工厂所不同，广告机构不需要资本——一张桌子加上几支铅笔足矣，对巴菲特说，没有资产是锦上添花的事，因为利润就可以直接流进所有者腰包中了。
华尔街上的箴言却恰恰与此相反，只要一个机构的“资产”在晚上从电梯上搬下来，这个机构就不复存在了。像GSO这样的机构，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英语专业的人在空喊口号，从理论上来讲，谁都可以做得到。比尔。瑞恩和巴菲特一样也在买进相同的广告股票，就这一观点，他对《华尔街纪事》着实恼火了一番。
纪事： （广告业）是种开放的行业，任何人在明天都能成立一个广告机构。
瑞恩：我们谈论的不是指那些呆在格林威治山庄阁楼里的留着长发的艺术家。我们所说的是一家遍布世界的国际出版企业，它就像可口可乐，通用以及爱克森公司这样的客户，它的净收益估计能达到1亿5千万！
事实上，大机构都相当稳定。另外，由于华尔街上人气低落，巴菲特和瑞恩在做多时，价格都在底价为3～4倍赢利率左右。
到1974年为止，伯克希尔公司拥有了国际出版17％的份额。执行副总裁卡尔。施皮尔弗格突然意识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虑接管国际出版，赶忙打电话给巴菲斯询问他下步的计划是什么。
巴菲特笑着问：“什么计划？”
这下施皮尔弗格真的有些担心了，巴菲特邀请他在下次飞往西海岸时在奥马哈停留一段时期。“太巧了，下周我就要去加州。”施皮尔弗格撒了个谎。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奥马哈气温大概有零下十度左右，我走路都跌跌撞撞的。我没有穿高统橡皮套靴，因为我得假装自己是在加州的路上。”
巴菲特向施皮尔弗格说自己买进了国际出版公司纯粹是为了投资。他拉长音调谈论自己的哲学：收费桥梁；本。格雷厄姆……等等，整个儿是个问
① 巴菲特仍然在尽可能地保守秘密。但是，有规定要求所有的投资者披露5％的执有额。
答考试。在施皮尔弗格听起来，这些东西都过于简单了。身为麦迪逊大街的智者，他适合于做一名自然哲学家。实际上，他一点也不相信巴菲特说的话。
这并不让人觉得惊奇。尽管巴菲特在市场上有所活动，但他还是相当隐蔽的，他在伯克希尔公司年度报表的信都内实真实、言简意赅，丝毫没有他在写信给合伙人时的那种文采飞扬。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则更让人难以捉摸。
年度会议是在新贝德福德召开的，就在西伯格。斯坦顿陈旧的象牙塔里。
会议正式开始以后，巴菲特就会让大家敞开提出各自的问题，这是一年唯一的一次可以问巴菲特有关投资方面的问题的机会，但是很少有人来问，曾经和巴菲特一起上过课的科拉德。塔夫以及塔夫的兄弟——证券专家埃德温会来参加，而巴菲特会花上几个小时来回答塔夫兄弟提出的问题。
人们对伯克希尔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连报纸上都不标出它的股价，公众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买进它的股票，然后“免费搭车”（无须付费，正如合伙人一样），但是对它本身的兴趣几乎是零。自从1973年达到 87美元的价位以后，伯克希尔股票就一直在随大势暴跌。到了1974年，它的价格竟然只有40美元/股，据埃德温。塔夫说：
人们普遍都丧失了兴趣，即使那些认识沃伦的职业投资者也是如此。有人说过他想在80美元的时候买进，等着看它升回去，结果沃伦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把这帮人都给甩了。
但是似乎巴菲特在头脑里已经为伯克希尔公司的未来做了一番打算，他还在更多地买进，甚至让证券行业的朋友们罢手，以使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现就可以第一个落入他手。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经纪人查尔斯。海德尔说道：“沃伦不乐意让别人买伯克希尔的股票。”巴菲特下定决心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他让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不要对自己的公司进行投资。（直到1978年，巴菲特才终于告诉麦肯齐说他可以投资了。——此时已是麦肯齐受雇以来的第12个年头了。）
与此同时，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底，伯克希尔公司曾花费5200万美元的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万美元了。巴菲特给洛克福特银行的吉恩。阿贝格写信说：
你说银行的计划在1973年里业绩有多么糟糕，我的情况比你更惨。幸亏我做的时候已经解散了合伙人企业了，这对我的合伙人来说真是件好事。
到了1974年，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而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士气却没有任何打击，另一位也在凯威特广场工作的资金管理者斯坦。帕尔米特说：“从巴菲特的谈话中来看，他仿佛没意识到什么。”
巴菲特这种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隔离开来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60年代当他有成堆的金钱时，他却满脑子是恶兆。而如今当他的投资组合陷入困境时，他却对此垂涎三尺。他在给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证券具备在未来显著升值的潜能，因此我们对股票投资组合很满
意。
他所持有证券之一的联合出版公司，在1973年内赢利率增长了40％，但是它的股票却如巨石落地般一跌再跌。一度曾以10美元/股上市的股票，在一个月里连连滑落，先是9美元，然后是8美元，7 12美元——已经少于5倍赢利率了。当一种股票跌幅达到25％时，这对投资者而言可谓是一场酸性测试。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有任何失误之处，但是巴菲特坚信自己比别人内行。1974年1月8日那天，他又买进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11、16日再次买进。在2月13、15、19、20、21、22日连续多次重返市场。
一年来他都在不断地买进，就像一个拿着桶的喝水人站在雨中那样。
有107天他都买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最低买价达到5 12 美元/ 股。
在投资业历史上，1973～74年的市场滑坡奇怪地被众人忽略了，然而它确实有划时代的意义，甚至可以和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股票像熟透的水果从高空坠落，一度热衷于以80倍赢利率买下“漂亮的50种股票”的基金管理者们，不愿意买下只有5倍赢利率的联合出版公司股票，他们倒不是害怕有可能出错，而是担心自己的步调跟不上潮流。他们担心自己是在主观臆想，不是在长期范围内，而是一季度一季度的期间：从《华尔街纪事》对奥本海默的管理者埃里克。F.米勒的一则采访上，便可见一斑。米勒住在纽约落后的布鲁克林郊区地带，他热爱球类运动，一点儿也不喜欢城市。
我希望我们可以脱口而出说自己对这些独特的领域有强烈的爱好，但我们从不这样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现在不是去做一个英雄的时候，这会有相当大的风险，除非你可以把我放到一个岛上观察上3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现在才是出英雄人物的理想时机。尽管资金管理者都曾在最模棱两可的股票上押下过赌注，现在却又把最好的股票拒之门外，虽然乐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但这是鲜为人知的。剩下的一切便都是恐惧的。
1972年各大刊物都以显著标题，描述这场前所未有的恐慌。 《商业周刊》：“从墓地呼啸而过”；《福布斯》：“为什么买股票？”《商业周刊》：“可怕的崩盘”；《巴伦》：“弥散的恐慌”；《福布斯》：“悲观正在加剧”； 《福布斯》：“一片未知的水域”；《幸福》杂志：“关于股票悲观的一个案例”；《福布斯》：“经济形势失控了吗？”
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出台。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出现了连30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的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经济学家们又杜撰出一个丑陋的字眼：“滞胀”，利率升到了20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政府正面临亏损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总统对水门事件知道多少，什么时候知道的等等，把它搞得纷乱不堪。尼克松铤而走险，宣布自己并不是恶棍。整个华尔街都屏住呼吸。政治圈里的话题关于弹劾，而金融圈里的却是萧条。
在全球势力范围内，美国的资本主义都处于衰退之中；在欧佩克组织的成功业绩的激励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组建卡特尔。经济学家们认为黄金时代的发展到头了，只剩下一块大小固定的馅饼被瓜分成更小的份额，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证据。
华尔街也被国家的阴沉气氛所笼罩，“漂亮的50种股票”下跌了80％，宝丽来从149美元跌到14 18 美元，施乐从171美元跌到49美元，而雅芳则从140美元到1858 美元，仿佛从顶峰坠入了深渊。华尔街上最大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同时也是“漂亮的50种股票”的忠实支持者——摩根。葛兰蒂把客户的资金亏损了近 2/3，银行家信托公司也不再为它的信托账户买进股票了。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却是买进市面上所见的一切股票的时机。
道。琼斯指数在7月底以757点收价，到9月时，它只有607点。倘若用道。琼斯指数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40％的美国工业都已经化为一缕青烟了。但是道。琼斯没有着手衡量损失的大小，自1968年以来，股票平均跌了70％，夏季的一个交易日里，有447种股票创下新低，比过去人们常念叨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糟糕。熊市已持续了6年——比1929～1932年的熊市时间长出一倍。
和其他人一样，巴菲特对通货膨胀充满了恐惧心理。他对此的反应是拼命搜寻股票，例如报业股票，因为它可以逐渐提高赢利率。同时，他避免公司支出大型的资本费用（在通货膨胀的世界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更多资金来更新设备和存货）。
巴菲特并没有以客观经济预测为基础来买卖股票。举个典型的例子。亚纳尔公司，费城的比德尔公司，因为能源危机的到来便极力敦促客户们卖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DrPepper以及七喜的股票。
超级市场已经注意到这样一种潮流的兴起，顾客都愿意每趟多买点东西而少跑几趟。也许他们愈发不愿意在车上载满占地很大的软饮料了……
巴菲特应邀去哈佛商学院作讲座——就是这所学校曾在多年以前将他拒之门外。巴菲特讲到投资者们正在以非理性和“极端压抑”的风尚来各自行事，也许他想起了霍华德。斯坦。他曾在几周前出现在《纽约证券分析家》，斯坦是一个投资公司——德赖弗斯公司的主席，该公司曾以一部经久不衰的电视广告片而名声大振——这部广告片的画面上是一只狮子正潜行在华尔街的边道上。但是现在，这头狮子看起来像一只小小鸡。斯坦承认股票太廉价了，但他却被“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所吸引住了。他预言将有一个充满匮乏的可怕前景，在这个新世界中价值的标准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市盈率，历史赢利状况，每股收益率计划以及许多其他的被你我用过的分析工具似乎都脱离了现在的实际状况……在那么多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中，我认为，将含有来自于外界某种特殊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更出色的分析家睁大眼睛，在他专业之外的附近领域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
在斯坦关于对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的启迪性观点中，每股赢利率已经无关紧要了。巴菲特决定抛弃这种观点而呆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内，对于国家面临的问题会如何影响《华盛顿邮报》股票的问题，他无法做出回答，他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企图去回答它。社会的文明形色多样，而它的动力来源又何等的丰富，因此人们无法预示它的潮流，只能听任大波小浪冲击证券的价格。战争总是有胜有败，繁荣和兴旺会因永恒而欢呼，也会因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