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麦乔治。邦迪的一篇评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邦迪是福特基金的总裁，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的极好代表人物。邦迪严格地给他手下的捐赠基金经理们布置了任务——这些任务不是担心过于大胆，而是担心勇气不够：
我们初步的印象是，长期的谨小慎微对我们学院所引起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引起的耗费要多得多。
这句话令华尔街震惊。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励人们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还有哪种信托业务要如此胆怯畏缩？此外，身为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他大肆挥霍基金的收入，寄希望于他能通过在市场上的精彩运作来弥补资金的短缺。他对《幸福》杂志是这样说的，“我也许会错，便我决不迟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谕被世人皆知之后数月，巴菲特像是一个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自己的一份声明，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疑心。合伙人企业有6500万财产，但他该把它们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为了过去，游戏也发生了变化。
华尔街更为迅速地下着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的确这种充分发挥自己潜在能力的游戏会非常有赚头。同时，这些时髦的股票确实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确信”，自己不能把这些股票做好，他也并不想去尝试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证明价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对别人的一种说服。
当游戏不再以你的方式进行时，只有人才会说新的方法是统统错误的，必然会导致麻烦的等等。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行径无比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经历——而不是按现在情况来评估条件的人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我和现在的条件基本上是步调不一致的。但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没有放弃从前那种我理解其逻辑性的方法，尽管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利润来接受一种我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地应用于实践，以及有可能会导致资本产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损失的方法。
有些雇员谎称“狼来了”而被合伙人解雇，这些合伙人都从事空头交易，因为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面前：巴菲特将他击败道。琼斯指数的目标降低了10个百分点。从现在起，他将朝一个中等程度的目标奋进：每年赢利9％或是超过道。琼斯5个百分点——任何一个目标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机会的合伙人都“理性”地决定离开他。“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表示深深的遗憾。”
同时，这里还有暗示。巴菲特私人就有1000多万的财产，他想采取一种比自己“年轻瘦弱时”所承受压力更小的方法。令人吃惊的是他在31岁这个成熟的年龄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他想去追求一种非经济的活动或是不以金钱作为唯一考虑因素的商业活动。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注意的是，从镜子里看来，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理性的、几乎是机械性的客观性。他不同寻常的自知力使他明白只要他既定目标保持不变，他就会感到压力而不断刻苦奋斗。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加在实验鼠上的设备一样，他降低了自己的目标。
基本的自我分析告诉我，我不可能不倾尽全力去实现自己对那些将资本委托给我的人们公开许诺的目标。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使自己“倾尽全力”的程度减弱下来。他的家里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一种“压力减小的方法”，他们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这点。正如小苏茜回忆道，要想穿透他集中精力的迷雾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那天苏茜拿到了驾驶执照，她开车出去兜风，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辆车上，她父亲的林肯车被撞出一个小坑。自然地，苏茜很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捅到父亲那儿去的话，那可太不妙了。她回忆道：
我一路哭着上了楼，爸爸正在读报纸。我说，“爸，我弄坏了你的车。”他连头都没抬一下，我又接着哭了。大约5秒钟之后他说：“行了，有人伤着了吗？”我说：“没有”。
我在那里等着，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抬头看一眼。
这就是所谓新的减小压力的巴菲特。几分钟后，他意识到应该说几句做父亲该说的话，于是把头探进苏茜的房间说：“苏，记着，那个家伙是个蠢人。”这就是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那天晚饭后，苏茜想用车，而他一言不发地给她了。
巴菲特的投资纪录显然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他汇报了1967年合伙人企业向前推进了30％——比道。琼斯多出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捷运公司，它已狂涨到180美元/股，而在它顶峰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的利润 （他从来不把发财的来源告诉他的合伙人）。他还从沃尔特。迪斯尼上赚了50％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结果是如此离奇，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写信来问是否企业曾经真的步调紊乱过——这曾是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过的，而这事也绝对发生过了。）
这是因为，他想放弃“巨额的，轻而易举的利润”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他只把一个前提作为他事业的支点——那就是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是错误的。目睹“买空卖空”的成功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转向了本，至少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他提议道：为什么不在大师的名下聚集起一群从前本。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尔。瑞恩，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曼纳普 （还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圣迭戈附
近欢聚一堂。他恳切地要求人们不要带“任何晚于1934年版本的《有价证券分析》来”。从他信中使用的保护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巴菲特很担心，深恐有人想要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镜头。
今天，我和本谈了谈，他很乐意和这群“有选择”的人士在1月26日周五（此时我们进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作演讲的嗜好（我感觉到许多手指正指向我），我急切地想说明他是蜜蜂，而我们是花朵。当我看着这个地址时，我感到有种把会议降级变成一种土耳其地毯拍卖会的危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即我们能从本那儿学到些什么，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说明他忽视了我们多少杰出的思想。
也许他担心的是个性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他觉得芒格教的许多东西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来考虑这些东西。在芒格看来，为一个较好的企业付出合理的价格要比对一个令人讨厌的企业削减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宜的企业充满了各种问题，结果这笔“交易”变得一点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不久前承认，尽管自己主要还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真正激起我情感的念头都更重地偏向于质量一边。”当然，他把美国捷运公司和迪斯尼公司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作他的面包和黄油：“这是更加安全的金钱。”他的老师对他依旧很有影响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这帮人中有许多在拉斯维加斯聚会，巴菲特激起了伙伴的激情。但是格雷厄姆的信徒们认为玩吃角子老虎机不利于即将组成的新联合的准备工作。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前任同事沃尔特。施格斯所说：“我们去了锡泽斯宫——那儿税很低，食物也很便宜。”
和格厄雷姆的会面安排在圣迭戈优雅的科罗拉多饭店里，格雷厄姆带着一种苏格拉底的架式走了进来。“你们是一群精明的年轻人。”他开始说道，“我给你们做个测试，这儿有十道辨别正误的题目。我提醒你们，它们相当难。”没有人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除了芒格的法律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外——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每题都写上正确。格雷厄姆的目的是想说明一个貌似容易的游戏也可以让人绞尽脑汁——这正是对投机时代巧妙的提醒。
汤姆的合伙人，埃德。爱德森说：“我们喜欢和本呆在一起。”但是这次会面高潮突降。格雷厄姆生病了，于是提前离开，而且也丧失了扮演“蜜蜂”这一角色的乐趣。于是这个集会实际上成了巴菲特集团核心的聚会。
他的朋友们都很聪明，很有野心，但是心胸狭小。亨利。布兰特是个天生忧心忡忡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狂。他总是在行囊里装上阅读材料，然后在比奇。波因特俱乐部四处散步。傲慢自大的戴维“桑迪”戈茨曼经营着曼哈顿的首家投资咨询公司。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财务状况。（举个典型的例子，在哈佛商学院吃晚饭时，戈茨曼便转向一个他刚刚认识的妇女问：“你有钱吗？”）
马歇尔。温伯格是一个外向型的胖胖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美学家——只对他的金字塔和鲁宾斯坦感兴趣。还有两个折衷派人士埃德。安德森 （将货币经理转换为行为心理学的化学家），以及查理。芒格，但是他们都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华尔街的喜爱。他们都对投资有强烈的好奇心，却很少面对面地和格雷厄姆一起谈西班牙文学或是古希腊文。
在圣迭戈，这些信徒花了两天时间来交流他们对市场的同样严峻的看
法。“我们都对缺少机会而深表遗憾。”安德森说。巴菲特怂恿杰克。亚历山大，他在哥伦比亚的同学谈谈他的主意，但他却对自己的观点守口如瓶。
让人怀疑的是，在离开圣迭戈时，他对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有了任何改善。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开始觉得管理证券组合有如一场激烈的竞争。某人叼着一个雪茄烟头吞云吐雾一番后就将它扔掉，转瞬而逝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但是从自己长期投资的与伯克希尔和联合棉花公司类似的控股公司中，以及从和他们经理如霍雷肖。阿尔杰，本。罗斯纳的共事中，的确要承认，这样的公司很难都达到美国捷运公司那种令人兴奋的利润额。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生意中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又有哪种生意不是这样的呢？）用投入的资金实现可观的回报（比如10～12％）。通过在一种格局和另一种格局之间来回奔波来挣得多点的百分比收益，似乎是一种很愚蠢的作法。
提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不能产生“多点的百分点”的话，合伙人们又怎么会对它如此着迷呢？严格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弗雷德。卡尔的举动似乎更有意义。“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虽然是沉醉于他的投资当中，似乎有一些不同于数学的东西——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隐藏在它的背后。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持续性的渴望。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书信也有一种不持续性。和他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的困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条线——即什么时候该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而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1968年，国家陷于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万股。行情机飞快地发出哐哐的声音，似乎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和荷枪实弹的士兵的交锋，它显得越来越响亮，就好像逐渐升高的政治温度在华尔街引起了高烧。
在那个充满着暴力和对暗杀的震惊的动荡不安的夏天，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如此这般持续了许多天。人们可以在寂静中听到求救的呼喊，但是市场还在不断结集，就像一个醉汉想要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已经大亮都毫不知晓。
经纪商理查德。詹瑞特给它起了个诨号叫“巨大的垃圾市场”。新的股票在发狂地发行，比如美国四季护理中心、肯德基炸鸡公司以及应用逻辑公司等等。巴菲特注意到一笔可观的数额被变成连锁信件的股票促销模式，这场游戏的参加者中有的人轻信他人，有的人自我催眠，还有的人愤世疾俗。
他的脑海里记起了弗里德里克。梅茨的那个例子。这个自诩为罗宾。胡德的人在一所自己取名为“集体广场”的办公室里，与之共事的还有一个被他称为自己的“花朵孩童”的年轻职员。梅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种名叫奥米茄的信件股票之中。信件股票没有作价市场，因此它的价值是不确定的。梅茨在计算了自己的资产之后，确定奥米茄的价值为每股16美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目，因为梅茨是以3.25美元的价格得到股票的。就这样，在奥米茄的外表或前景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梅茨基金就反映出了超过40％的账面赢利。
尽管巴菲特不到40岁，但他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已经进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视过自己竞争者们出现的懈怠，但是他们现在也表现出了“严重的高血压”。他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或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这些言论也许是来自一个对华尔街一无所知的乡巴佬之口，他写信给他家里一个叔叔描述着城里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巴菲特无论如何不会与华尔街脱离开来。实际上，他每天都和股票经纪人以及交易商打交道，而且每天数次。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总交易商阿特罗斯尔开玩笑地说，这些年来他肯定已经和巴菲特说了“一亿句话”。
巴菲特的交际圈子非常广泛。事实上，如果说他在奥马哈所得到的情况即使不比在纽约的人掌握的情况更好的话，至少也是一样好的。他从奥马哈得到了一种均衡的感觉。有一天，当他开车路过一家麦当劳时，他对儿子豪伊说，“要赢得好的信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来就会不同了。”
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奇人能继续留在内布拉斯加，尤其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巴菲特在1968年谈到《邓恩评论》时说：“奥马哈和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好，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个森林；而在纽约，很难看到树木外的其他东西。”
但是，纽约人有名的“内部消息”途径又怎么样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够的内部消息，再加上100万美元，你可能会在一年内破产。”
这确实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风格化而且揭露本质的话。它的下文就是美德得到的回报也许就是罪恶——这与华尔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 1968年对家庭保险公司的投资，就更说明问题了。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都买进股票，以汤姆。克纳普的曼哈顿公司，特威迪。布朗和克纳普作为经纪商。一天，当特威迪。布朗为他买进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后，霍华德。布朗，他的交易合伙人，接到了奥马哈打来的一个电话。他放下听筒，然后说“真太奇怪了，沃伦说别买了”。
第二天，家庭保险公司宣布自己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了。巴菲特有可能听到了内部消息，但他没有要这5万美元的股票，意味着他错过了一个获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会留意到，它看来有那么一点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个人利益处于某种危险中——或是两者兼有——与此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个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倾向于一致，因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把它们妥善处理的。不用说，这种观点在他的华尔街同行的头脑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纽约，春天和苏茜一起，也有别的一些时候。他在广场，和许多商界人士和朋友们见面。在他们中间，有投资顾问桑迪。戈茨曼、比尔、瑞恩，《幸福》杂志的作家甘罗。卢米斯以及未来的旅馆业主拉里。蒂施。所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联系相当紧密。
尽管苏茜很喜欢去艺术家咖啡屋，巴菲特还是和朋友们在斯特奇熟食店之流的低级餐馆里吃饭。在这里，他可以要一份他不喜欢的牛肉汉堡。一次，
马歇尔。温伯格鼓足勇气提议他们去吃一点不太清淡的东西——去日本牛排屋。
“我们为什么不去鲁本斯餐馆呢？”巴菲特反问。
温伯格指出他们在前几天已经在鲁本斯餐馆吃过午饭了。
“那就对了，”巴菲特说，“这样你就知道那儿饭菜怎么样了。”
“按这种思路，我们该天天去那儿吃啰？”温柏格说。
“当然，为什么不天天去那儿吃呢？”
还有一次，巴菲特在环境优美的和声俱乐部吃午饭，一同进餐的有萨姆。斯泰曼，她是桥牌冠军，同时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资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对巴菲特身上那种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礼节有很深的印象。她回忆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区后，沃伦也到上城区来了。我想再和他会一次面，他说他觉得在纽约很受限制——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从61大街走到79大街去？这还是在纽约兴起慢跑风尚之前的事。我们迈着飞快的步伐沿着麦迪逊大街走着。他穿着他生意场上的衣服，他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
试想一下这个穿着毫不入时的网球鞋的华盛顿男学生。人们都不习惯看到一个奥马哈的牛仔在麦迪逊大街上行走。通常，人们也不习惯一个坐头等舱的数百万的富翁看上去好像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他们心目中的华尔街是J.P.摩根那样的。而他们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是威尔。罗杰斯。
有一天晚上，鲍勃。马洛特，数据文件公司的总裁在第五大街偶然遇到巴菲特，他在那走来走去，活像一只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释说他正在度量一家叫顶级企业的百货商店下面的土地尺寸，具有堪萨斯血统的马洛特得出结论说：“巴菲特毫不自负，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成长起来的。”
到了 1968年底时，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公司集团的泡沫都破碎了。查拉尔德。查伊的曼哈顿基金在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299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罢休。12月份，证券交易委员会暂停了对奥米茄权益的交易。对于弗里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这无疑是当头一棒。而梅茨基金，拥有30万股奥米茄股票，这个曾是全国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资产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资产流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梅茨说明证交会停止了赎回（就似一家银行关上了出纳柜台的窗口）。梅茨，正如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面对一群蓝筹股听众陈述投资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在四处传授他的行家观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却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却了。“我们没有理由比担心1968年更担心1969年会发生什么。”梅茨充满信心地说道。后来，“窗口”又打开了，他的基金下跌了93％。
而梅茨不过是一个征兆而已。当他的基金摇摇欲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绝不是最后一个。布尔汉姆公司的沃尔特。斯特恩早就表示过了他的担心。
他认为在熊市里，人们一定会慌不择路地拼命抛售，就像他们当初买进一样。
诚然巴黎和谈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爬升到990点，而华尔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上：促成越战结束，而且使道。琼斯指数升到1000点。
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的赢利，也就是说赢利率
59％，他的资产增加到一亿零四百万美元。在缺乏灵感的情况下，管理着空前多的资金，再加上市场达到了顶峰，巴菲特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道。琼斯指数不仅仅是5％的差距——自己订的最低目标——而是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就像有一局桥牌中赢13墩一样。
“这次是他做的最后一手。”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华尔街不管价格高低拼命推荐热门股票。美林银行买进了市赢利率为39倍的国际商用机器股票（IBM），宝丽来还推动施乐（Xerox）达到50倍赢利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股票利率抬到56倍。在这样的赢利水平下，一个将雅芳公司全部买下的购买者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有可能“值”那么多吗？一位基金经理回答这一问题说，人们在特定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他补充道，每一笔学院捐赠都觉得自己“应该持有IBM，宝丽来和施乐以及其他各种股票。因此，我认为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记起一个表面上不明显的区别：价格是你所付出去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
这些都再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再也无法扭转，他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在1969年5月，《商业周刊》称弗里德。卡尔是“美国最优秀的投资组合经理”。在同一个月，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担心自己陷入对苦难不幸的哀叹，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就在这个时候，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
我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我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我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
隐藏在他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决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后。
没有人会那样做。巴菲特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它的资产换成现金，然后等候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压力，要带领整个联盟。自从1967年那封标识着分水岭的信以来，他曾经试着减轻工作压力，但是，只要他在“这舞台上”，就绝不可能轻松。
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在他的朋友迪克。霍兰的印象中，巴菲特在仔细审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将如何处置他的金钱——他现在拥有的总财富达到了惊人的2500万。对于他的合伙人而言，巴菲特正暗示着要改变自己的步伐。
你们中的有些人要问：“你下步预备怎么办？”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当我60岁时，我将会尽力去实现一些个人目标，而这些目标与我在20岁前订下的目标是不同的。
巴菲特告诉《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说他希望把大量的时间“尽可能而且
有效地花在有关人类问题的研究上“。在另一次访问中，他说他想追求一些不仅仅为了赚钱的利益。
巴菲特立即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奥马哈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奥马哈俱乐部——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商业人士常常光顾的用餐地点。巴菲特有不少犹太人朋友，其中包括尼克。纽曼，他经营着一家奥马哈杂货连锁店，而且他对自己被拒之门外极为愤怒。巴菲特对俱乐部委员会提起过这件事，他被告知说：“他们（犹太人）有自己的俱乐部。”（奥马哈也有许多乡村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各行其事。）在巴菲特看来，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迄今为止，奥马哈的犹太人家族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了。他们一直都为整个社会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参与了奥马哈的建设，而他们却不能像约翰。琼斯一样加入那个俱乐部。约翰是一个新来的中等阶层的联合太平洋公司职员，他一转到这儿来就加入了俱乐部，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当然，巴菲特并不打算在奥马哈俱乐部外面领导一场抗议游行。他极具特色地选择了一种被动和间接的策略，这样他可以巧妙地转移负担。他向全犹太人的高地乡村俱乐部申请作一名名义上的成员。
高地俱乐部成立于1923年，是由一位曾在奥马哈的公开课堂上被众人嘲笑为“kike”和“sheenie”（对犹太人的蔑称）的犹太籍高尔夫选手创建的。
60年代，反犹太人的事件就已屡见不鲜了。而奥马哈的犹太人做好被非犹太社会所完全接受和欢迎的准备。高地俱乐部中坚持种族纯粹主义的人士强烈反对巴菲特的加入。他们的感觉是：“这是我们的俱乐部，他们会将它夺走的。”巴菲特的朋友们以及俱乐部的自由派人士，其中包括奥马哈的犹太法学家们都赞成种族融合。这场争论相当激烈，但是在1969年10月1日，巴菲特被接纳了。然后他回到奥马哈俱乐部，通知他们说“犹太人俱乐部”不再全是犹太人了。现在，奥马哈俱乐部无法再找借口了，只有迅速接纳了一些犹太人。
巴菲特后来坦白了他此举的动机——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他开玩笑说他加入高地俱乐部是因为“那儿的食物更好一些”。实际上，他很少去那里。除了他对公民权的关注之外，人们都怀疑他对犹太人有种特殊的感情——也许是稍微有些对本。格雷厄姆的崇敬之情。拉比。迈里。克普特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觉得巴菲特是一个“犹太人哲学家”（巴菲特总是和克普特开玩笑说他为自己的女儿挑选了一个“出众的犹太男孩”。）
在奥马哈人的印象中，有关高地俱乐部的这段插曲常在心头隐约出现。
它把巴菲特与他的约翰。伯彻父亲分隔开来，拉比。克里普里，曾经和霍华德一起就霍华德对公立学校祷告仪式的支持问题讨论过一番。他说，沃伦的“手势”是对着（他父亲）做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我认为他把它当作了一种政治声明。
巴菲特还参与了具有开创性堕胎事件。苏茜在计划生育的活动中非常活跃，沃伦和她一起强烈支持将堕胎合法化 （那时在许多州里还是非法的）。
到了1969年，加州高级法院同意听取利昂。贝洛斯的上诉。利昂。贝洛斯是一名医生，他因把一名妇女归为堕胎主义者受到起诉。查理。芒格曾在报上读到有关贝洛斯的事情，然后打电话给巴菲特。两人决定承担此次起诉。
芒格把贝洛斯说成是一次个人的运动。他组织了两份案情摘要，一份由178名医学院院长和教授联合签名，另一份则由芒格自己起草并拿给17位知名律师签名。在1969年9月的时候，贝洛斯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第一次
一部堕胎法被宣布为是违反宪法的。①从巴菲特的角度来看，高地俱乐部的插曲和贝洛斯事件之间有着相似的本质。他偏袒了他认为是团体利益的一方，而摒弃了宗派主义。在他这种理性的、股票选择者的观点中，社会在拥有开放的机构和减少不需要的婴儿数目方面的利益远远超过了隔离主义者和反堕胎主义者那种狭隘的利益。
除了政治之外，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对投资组合的清算上。他的叔叔弗雷德碰巧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巴菲特父子公司的关闭——这个家族杂货店恰好在100年前开业。在秋天的时候，沃伦和苏茜很合时宜地举办了一个聚会。他们邀请了180位客人，还从斯特奇熟食店弄来三明治和成架的腊肠。巴菲特家的大门被一串闪烁的小灯照得灯火通明，门两侧还放置着一对3英尺高的百事可乐瓶子。不论是政治家、商人，还是黑人和白人，乃至“富有的人和尚在奋斗中的人”都纷沓而至。妇女们有的穿着鸡尾酒宴的服装，有的穿着喇叭裤、裙裤，还有的穿着迷你裙。参加聚会的人在日光浴室里画了两个穿紧身衣的女孩子。W.C.菲尔德和梅。威斯特在网球场上一显身手，还有从一台机器里炸出的香喷喷的爆米花。一位客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奥马哈有“所有这些人物”。
与此同对，巴菲特所做的隐退的决定开始显得精明起来。直到5月份，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附近盘旋不下。在6月份，它下降到900点以下，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李腾工业集团——公司集团时代的标志——从它的极盛点下跌了70％；另一个是莱特维，从169美元跌到了2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经纪所纷纷关门倒闭。股票交易厅的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份额”悄无声息地飘落了。业绩基金彻底溃败下场了。
刚在5月份，被《商业周刊》奉为神明的弗雷德。卡尔，就在12月份洗手不干了。只留下企业基金堆满了未清算的信件股票。它在 1969年下跌了26％，而在这场浩劫结束前，它又跌了50％之多。科尔特斯。兰德尔的国家学生市值——被重新估价，从140元掉到了3 12 元。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969年以平均800点收盘。
杀手已经来监，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种股票都比1969年初下降50％，四季护理中心——68年垃圾市场的宠儿——以91美元跌到32美元。电子数据系统在春季的一个交易日降了50点——致使它那拿破仑一世的建立者，H.罗斯。福罗特的财产被残酷地减少了4亿4500万。福特基金组合也变得支离破碎，迫使麦乔治。邦迪不得不咽下这口苦果。
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维持了7％的收盈水平，这是合伙人企业最后一次运作。尽管这是结束的一年，它还是超过道。琼斯18个百分点。巴菲特长期以来预计的下滑年月并没到来，他在每一个季度都有赢利，并击败了市场的尺度——道。琼斯工业指数。
假如一个投资者在1957年投资1万美元到道。琼斯，13年以来的总利润将达到15260美元。同样的数额如果投资到合伙人企业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额后，会产生150270美元的利润。用另一种算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以29.5％的年利率增长着，与此相比，道。琼斯指数则是7.4％，人们也许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可以与此相媲美的东西——有音乐领域的莫扎特，在棒球领域的1927年扬基队。然而在投资业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相比。
投资公司都想买下他的合伙人企业，但巴菲特将他们一一拒绝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他从前的投资者们将把他们的金钱投到哪里去呢？
巴菲特只给了他们一个名字：比尔。瑞恩，格雷厄姆班上循规蹈矩的人，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基金——塞凯亚基金。巴菲特的许多合伙人都对它进行了投资。
巴菲特说它将在城市债券里投入大量自己的资金，并且，他写了一封最后的长信答应帮助他的合伙人去做同样的事情 （但他申明他将不再继续提供投资咨询），这封信，既随意又散漫，但是内容非常具体。在一个地方——记得这正是纽约城财务危机看到一丝曙光的5年以前——巴菲特勒住思想的骏马，写下一段忠告。
你们将发现我不买大城市发行的债券，我对如何分析纽约市、芝加哥、费城等等的股票毫无主意。（一个朋友曾提到有一天，纽瓦克准备以令巴菲特深感不安的诱人利率出售债券，因为纽瓦克给这些债券起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你对纽约市的分析会和我做的一样好——我承认很难想象它们会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偿付款项。我用在债券上的方法和我用于股票上的十分相似。如果有什么是我不明白的，我就会将它忽略掉）。
除了它的两个投资外，合伙人企业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个投资分别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服装连锁企业的控股公司①。这样，每位合伙人都可以选择用股票或是现金的形式获得伯克希尔和戴维斯菲尔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选择了股票。
我觉得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而且我很高兴自己的净财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到它们当中去。
他恳请他的合伙人们在考虑伯克希尔时——伯克希尔是两个投资中更大的一个——把它当作一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但是他的计划有点含糊难懂。一方面，他对纺织业并不重视；而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管理它的那个年轻人。他允许它一年应该增长10％左右，但并没有做硬性规定。另外，尽管他希望参与伯克希尔的政策设立，但他的合伙人们都明白他没有任何义务要“从其他地方获得利润”。
桥牌冠军萨姆。斯泰曼认为巴菲特已经黔驴技穷了。他把自己的伯克希尔股票以43美元/股出售给了巴菲特。但是许多投资者继续持有。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投入有多深。但是巴菲特清楚地表明，他将保留他的伯克希尔股票，正如忠实的德。安杰利斯的看法：“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头脑，都会听他的。”
① 巴菲特幸运地把总部在巴尔的摩的霍克斯切德卖给了通用超市，而且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7 伯克希尔。哈撒韦
对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经历了两次而非一次的经济腾飞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自从清教徒建起它来以后，它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的劫掠的洗礼，成为了世界捕鲸业的贸易中心。潮湿的、被海盐浸透的鹅卵石一直铺到码头，这码头曾给新贝德福德带来无限生机，同时也将这个城镇抛入捕鲸业可能陷入的风险之中。当地一名海员——赫尔曼。梅尔维尔说，“也许这个城镇是整个英格兰最适于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富有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去看看远处环绕着高耸的大厦的那些作为象征的铁制捕鲸叉吧！你会找到问题的答案……它们都是从海底拖到这里来的。”
内战时期，捕鲸者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宾州的第一口石油钻井开始勘探时，便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命运。然而新贝德福德在战栗中捉住了身躯——这得归功于它的资本都有先见之明地分流向多处。
早在1947年，新贝德福德的捕鲸者们就筹资建设了一个纺纱厂。目的是为了减轻城市对海洋的依赖。后来建立的一座纺织厂以捕鲸人阿库什尼特的名字命名，标志着资本流向的转变。最后，约有1亿美元投入了纺织行业，即使当鱼叉闲置起来时，轮船依旧在船坞上堆满了成捆的南方棉花。到 20世纪初叶时，新贝德福德的70家纺纱厂纺出来的棉花比全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
最突出的一条经验便是：资本是无限运动的。轮船也许会腐烂，但是利润却不必由于船长的灯语便被扔出船外。正是这一点使得城市里最大的纺纱厂维持了近100年的历史。
哈撒韦制造公司是1888年由霍雷肖。哈撒韦创办的。哈撒韦家族在19世纪初就开始经营中国的帆船业。它拥有40万的资本，大多数来自于捕鲸者，这次可以从它座落在考夫大街的位置明显地看出来——直接面对着海洋。“新贝德福德晚报标准”鼓吹说这个雄心勃勃的新企业将“雇佣约450名工人，经营3万个纱锭”。赫蒂。格林是沃伦。巴菲特的纺纱厂的初始投①资者之一，她是一个以“华尔街巫师”的绰号而臭名昭著的吝啬鬼。
哈撒韦的财产以及整个行业的财富，都随着棉花的增加而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达到了空前鼎盛的时期，这得归功于军队对制服和飞行服装的大量需求。在内布拉斯加，有3万工人——几乎是劳动力总数的一半——都在纺纱厂工作。
后来，纺织工厂突然衰败了，或者说逃向南方寻找廉价劳动力去了。在20年代新贝德福德的工人们——大多数都是移民者——被迫忍受一次又一次地被削减工资，在1928年，纺纱厂业主要求进一步削减10％的工资；于是工人们只有奋起罢工，此次罢工痛苦地持续了5个月之久。之后，许多纺纱厂没能重新开业，而那些重新开业的在不久以后又被太萧条拖得停滞不前。到了1940年，纺织行业的工人队伍减少到只有区区9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工厂的业主对日趋衰败的行业评价十分冷酷。到了 20年代末，尽管他们依旧赢利丰厚，但他们是用陈旧不堪的机器来运转着他们的工厂，同时，红利也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基本上达到10％。业主们把资
① 格林，一个船业的女继承人，据说在冬天把自己裹在报纸里取暖。她死于1916 年。作为世界上最富盛名
也是最富有的女人，她留下了10 亿美元的财富。
金抽到了南方的纺纱厂里，抽到了股票市场上，也抽到了他们的游艇耗费上。
不论金钱流到哪里，业主们都牢牢铭记着捕鲸者的训诫，一旦这个工业走向灭亡，他们就不会再重新投资到纺纱厂中去。这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哈撒韦制造公司。
哈撒韦是由西伯格。斯坦顿经营的。他是一个豪情满怀，令人尊敬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祖父是一艘捕鲸船的船长，父亲曾任哈撒韦的总裁。年轻的西伯格出生在内布拉斯加，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法国打过仗，就地提拔为陆军中尉。战后他又回来作为哈撒韦的合法继承人，在纺纱厂里做学徒工。要不是他遇到了沃伦。巴菲特，他也许会在那里呆上半个世纪。
斯坦顿身高6.2英尺，身材瘦长。他显得不苟言笑而且十分冷漠，目光犀利如剑。决定他命运的时刻是在1934年大萧条的顶峰时期。一个个的纺纱厂倒闭了，或是迁往了南方，但是斯坦顿，像他祖先一样的一位航海者，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要安全地闯过这场风暴。他构想出一个计划来使工厂实现现代化。在后来的15年里，他总共把1000万的公司基金投回到了纺纱厂中。
怀着美国人忠实的信条，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奥蒂斯走进了典当铺，买进了哈撒韦的股票。他们带着一种高尚的念头，认为如果股东的钱面临风险，那么他们自己的钱也应该在同一条船上。有西伯格做舵手，考夫大街上这座红砖盖成的纺纱厂勇敢地经受住了浪潮的冲击。
接下来的年份可谓喜忧参半，哈撒韦建立了合成纤维厂的分支，而且在人造丝的制造商中也居于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降落伞纤维的需求无异于一针兴奋剂。战后哈撒韦继续开发人造丝，终于成为全国，也许是全世①界最大的男士服装衬衫制造商 .可是麻烦在于产品非常易于仿制。它逐渐遭到了来自南方厂家乃至远东厂家的强烈冲击。后来，在1954年，一场飓风吞噬了整个工厂，使它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斯坦顿接到一份利润诱人的邀请，要求他去南方重新选择，但这位老船长决不投降。他不愿意离开新英格兰，于是他决定把哈撒韦和一个同样弱不堪击的北方制造商伯克希尔。费恩纺丝协会兼并在一起。
伯克希尔的血缘可以追溯到塞缪尔。斯莱特。他在1790年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纺纱厂。奥利费。察思，一位曾经为斯莱特工作过的木匠也紧跟着于1806年在罗得岛建立了自己的纺纱厂，随着察思家族的延续，企业一直兴盛不衰。
一个半世纪之后，察思家族依旧控制着伯克希尔，而伯克希尔已经变成了一个专门为床单、衬衫、手绢，细平布和衬裙生产主要纤维的多个工厂的集合体。
和哈撒韦一样，伯克希尔在二战期间及后期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赢利都非常可观，后来它也同样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但是，马尔科姆。察思总裁采取了与斯坦顿截然不同的策略。哈撒韦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建立了时装、成衣衬里以及窗帘等几个分支；而以节俭为本的伯克希尔，仍旧使用古老的机器来加工棉花。察思——也是一位白发苍苍、瘦瘦的新英格兰人，自从1930年以后就从事商业——觉得这个工业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前途，而自己没有任何潜能。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雷迪——后来成为了财政部长——于1954年在哈佛商学院以评估伯克希尔为他的毕业论文。他得出的结论让人十分忧虑，于是他立即把它的股票脱手了。
① 哈撒韦同哈撒韦衬衫无关。
两个公司在1955年兼并成为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新的公司非常庞大，有14个工厂、12000多名工人，年销售量达11200万，有些人认为哈撒韦的现代化管理与伯克希尔的现金留存结合在一起将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
公司总部迁到了新贝德福德，由斯坦顿担任总裁，察思则任主席。
斯坦顿对伯克希尔进行了一番观察。当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织布机与房顶的滑车相连运作时，他下定决心进行现代化改造。他投入了新的纱绽，重置了纺机，提高了纺机的速度，还把所有最好的工厂合并到了一起。
西伯格。斯坦顿有一种特定的高贵感，在他看来，他是塞缪尔。斯莱特的延续。斯莱特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人，是他把湍急的河流，旋转的飞轮，粗糙的纺机和纱线联系在一起，织出了一片王国。”他永远都会以自己在大萧条的一切经历来指导自己前行。那段时期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人们依赖自己的资源和勇气来生存的时代”。在他的管理下，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新英格兰最大的一家——最后也变成了唯一的一家生存下来的——纺织品制造商。
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他倒还不如去捕鲸的好。据一位中尉说：“西伯格对于投资回报没有任何一点点概念，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让工厂持续经营下去。”他不停地注入资金，而过低的纺织品价格却总是限制他的追加投资。
在管理过程中，斯坦顿变得愈发孤僻了。他严格要求经理人员穿多色菱形花纹短袜和白衬衫，秘书们必须戴手套穿长裤。他还对凡是在公共场合身着运动夹克的人员严厉地惩罚：他俨然是领地的主人，所有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几乎都要清一色地用书面报告形式。他工作在一种令人敬畏的疏远的状态之中，被大家背地里称为“象牙塔”。据马尔科姆。察思说：
西伯格在二楼的顶楼房间里有个办公室，每个走进他办公室的人都会路经他的秘书，秘书还有她自己的秘书。如果你被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你就得爬上长长的楼梯，在顶头有一扇门，摆着一张长长的会议桌，而在桌子那端才是西伯格的办公室。
中午的时候，他会从设备完善的象牙塔中走下来，钻进一辆等候已久的凯迪拉克车中。车子载着他飞速驶过南区的工薪阶层木结构的房屋，回到家里吃午饭。尽管从他的楼梯上就可以眺望到纺纱厂的厂房，斯坦顿和工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他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见一次上夜班的工人。他脸色阴沉地从象牙塔里走下来和工人们握手——工人们精心地在手上涂抹油脂，期盼着老板的轻轻一握。
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奥蒂斯性格不合。奥蒂斯对西伯格的重投资计划颇有异议，同时他对西伯格不惜冒罢工的风险坚持削减工资的作法相当不满。两兄弟之间的派系斗争逐渐渗透了整个公司。
奥蒂斯的时间一部分花费在新贝德福德，另一部分则花费在位于纽约服装大街的公司销售办公室中。他是一个性情外向，热情奔放的人，对哈撒韦的人造丝纤维服装衬里的事业很有责任心。正是奥蒂斯把哈撒韦的合成纤维，其中包括它的衬里材料，推销给“加工者”，由他们印染和加工这些材料，并把它销给服装制造商。战争时期，其他供应商纷纷以红包为主掺加少量的纤维材料，而奥蒂斯一直都奉行诚实无欺的原则。战争结束以后，供应变得充足了许多，那些喜欢他的客户们纷纷下订单来回报他。
但是，擅长于制造业的西伯格侵占了奥蒂斯的地盘。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分部，使得纤维材料在厂内就可以完工，然后直接销给制造商——这样就省去了加工者的环节。这一举动对于新贝德福德而言似乎是明智的，但是它忽略了贸易中一个重要的事实。纺织商业是由非犹太人控制的，而加工者都是犹太人，服装制造者也同样是犹太人。“你要和他们做生意，就必须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斯坦利。鲁宾，纽约伯克希尔的一位销售副总裁解释说：“这是西伯格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它便是后来最终结局的开端。”
渐渐地，伯克希尔已如同一座墙缝越来越深的房子。在西伯格极力渲染纺织工业光辉前景的时候，纽约负责推销公司来加工纤维的人士——他们称它为“灰色货物”——纷纷窃笑。生意就在他们面前眼睁睁地衰败下去。有一次，伯克希尔的一位推销员和一个客户呆在第五大街上时，推销员想推销手绢布料。客户指着窗外一位走进劳德＆泰勒的女士说：“看见了吗？所有的妇女都带着手袋，每个手袋里都有一满盒的克里奈克斯面巾。这就是手绢行业的结束标志。”
到1961年底时，伯克希尔只剩下7家工厂了。在前三年中，它把1100万资金投回到企业之中。尽管纺纱厂增多了，生意却没什么长进。它生产的“普通平纹”纤维无法在其他制造商的产品中脱颖而出，当竞争者充斥整个市场时，伯克希尔显得孤立无助。于是在1962年，也就是它现代化改造完成的当年，它蒙受了220万美元的惊人损失。
这时，西伯格和奥蒂斯之间的血缘宿仇终于激化了。这是因为西伯格打算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杰克。斯坦顿是一个高高瘦瘦，脸庞如石雕般坚毅的人，长得很像他的父亲。但他朦胧的蓝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杰克步西伯格之后尘进入了哈佛，也参加过世界大战，还曾经在海军扔出了不少好球，费城的运动学院曾邀请他来学校，但西伯格不准他去。西伯格这个极富责任心的儿子放弃了棒球，来到织布机面前工作，“和工人肩并着肩，浑身满是油污”。1962年，冷峻的杰克一跃升为主计长，年已70的西伯格打算再工作几年以后就任命他为总裁。奥蒂斯和马尔科姆。察思都觉得杰克资历不够，于是便开始秘密地物色另外的人选。
伯克希尔的股票在华尔街上受尽冷落。研究价值曲线的一位证券分析家理查德。蒂利曾在1955年推荐过伯克希尔的股票。那时的价格是1434 美元/ 股。接下来的几年中，蒂利经历了市场供过于求以及纺纱厂纷纷倒闭的局面。到了1963年年初时，股价跌到了8 13 ——比初始投资时大跌了45％。
但是这位纺织分析家胸中希望的火焰并没有熄灭。1963年3月，蒂利报告称伯克希尔现在的形势比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形势要有希望得多，6月时，他不留余地地跳出来，预测将有适量的季度赢利，而到了9月份，他却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子：
正如以前所估计到的，伯克希尔现在有可能会分裂成收益栏目。因为大量棉花织物制造商都迅速转产到混合纤维上来，这一趋势导致市场价格暂时处于疲软状态。
由于“暂时”的疲软，“目前”没有任何利润。这种境况延续了8年时间。
根据经济理论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迟早会有投资者认为自己
能把它的资产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将它接管下来，这一切就在巴菲特与蒂利松同时注意到伯克希尔时发生了。那时正是50年代，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霍华德。纽曼曾去伯克希尔考察过，然后便决定要买下它。
而直到1962年为止，巴菲特都不过是一个目睹公司经营惨状的旁观者。此时股价已跌到了8美元/股，而伯克希尔的营运资金价值16.50美元/股，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机会，于是巴菲特通过合伙人企业买进了一些股票。但是，他还没有产生要接管它的念头。他操作它的方式与别的股票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也假想自己会持有它好几年。
然而，随着他兴趣的逐渐高涨，丹尼尔。考因，他的一位纽约的经纪商朋友，为他找来了一大堆股票。1963年时，巴菲特合伙人企业已经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暂时隐瞒起自己的股东身分，而由考因来充当自己的烟幕弹，在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中争到了一席之地。
后来，有消息传出来说考因的客户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总监斯坦利。鲁宾认识巴菲特，于是打电话过去询问巴菲特是否有意要买进更多的股票。
巴菲特含糊其词地说：“有可能，也没可能。”但仍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将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久以后，巴菲特参观了这个纺纱厂。当他得知杰克。斯坦顿有自 20年代以来的有关伯克希尔的财务状况复印件之后，他兴奋不已，赶忙又去复印了一份。之后他又要求看看厂房，杰克回忆说：“当时我很忙，因此就派肯。察思去陪他。”
于是，杰克便犯下了一生中的错误。奥蒂斯早就考虑把肯。察思（他与马尔科姆没有什么联系）作为取代西伯格的人选了。但是，对此权位垂涎三尺的西伯格或是杰克都没察觉到这一点。察思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快满50岁的化学工程师。他是本地人，总开着一辆雪弗莱车。他曾在一所叫做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学校念过书，在 1947年进入哈撒韦的合成纤维部门工作，之后通过奋斗晋升到了生产副总裁的高位。
在两天的时间里，长着方方下巴的察思带着巴菲特在纺纱厂四处转转，巴菲特觉得可见的一切都像是从塞缪尔。斯莱特的速写本上搬下来的，厚厚的一捆捆的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中，纤维被织成闪闪发光的透明网状物，它们像绳子般的细丝在成千上万台的纺架上被拧成沙线，好像士兵集结到一起。不论巴菲特有什么感受，在这个不再被人称颂的行业中，总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存在。它和新英格兰的精神有相似之处。据察思说：
沃伦像疯子一样拼命地问问题。关于营销方面的，关于机器的，关于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公司该怎么发展；关于它的技术年限，我们目前销售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我们销售对象是谁等等……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刨根问底。
察思坦率地谈到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巴菲特认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行程结束时，他给察思留下了一个暗示：“肯，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与此同时，斯坦顿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身陷重围之中。1964年，伯克希尔一再要求购回股票——这样可以增加斯坦顿所控制的股票比例。此时巴菲特正处在对是否卖出犹豫不决的时候，但他认为斯坦顿想在价格上耍花招。
“他们两人在价格上有3/8美元的争执”，否则巴菲特就会把股票出手了。据查理。英格回忆道：“伯克希尔能成为巴菲特的财产绝对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作为一个公司机构，伯克希尔没有任何值得推崇的地方，但巴菲特觉得自己和斯坦顿之间的账目还没结清，于是不想袖手旁观。巴菲特加斯坦顿在一项认识上有很大的分歧，尽管巴菲特同往常一样，让别的人专门策划，仍然觉得没有让他满意。
丹。考因和斯坦顿在他的象牙塔里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斯坦顿大喊道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当埃德蒙。里格比得知考因代表的是巴菲特时，这位执行副总裁冲了进来，提醒斯坦顿说：“你不应该对我们的主要股东用这样的口吻来说话！”
后来事情发展到了高潮。那位曾带着巴菲特参观厂房的言辞坦率的主管人对伯克希尔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他和南卡罗来纳的一位竞争者进行了一次谈话。1965年初，斯坦利。鲁宾给察思打过一次电话，要求他保持固定不动。察思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鲁宾神秘兮兮地说尽管相信他的话就是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鲁宾又打了个电话过来。“你还记得那个沃伦。巴菲特吗？他想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他已经以斯特里特经纪所的名义持有了股票。”鲁宾说巴菲特有事要和察思谈谈，希望察思能到纽约的广场饭店和他见面。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和察思一同走进前面的一家小公司，巴菲特买了一些冰淇淋和奶油棒。
巴菲特单刀直入地问道：“我想让你当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你意下如何？”
察思当时已经有48岁了，而这个许诺启动他事业的人却只有34岁。
察思还没来得及答应下来，巴菲特就补充说道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情。他让察思暂时先保持沉默，关于伯克希尔的未来，他说：“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它就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他的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察思却一直没回过神来。
他并不知道巴菲特已经找过了董事长马尔科姆。察思了，并且提出要他入选。马尔科姆提到自己与公司多年以来的感情，并拒绝了巴菲特。但是马尔科姆家已经有一些人同意出售公司了。
巴菲特还有一道难关需要克服。奥蒂斯。斯坦顿肯卖出他的股票吗？也就是说会损害他哥哥的利益吗？斯坦利。鲁宾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休拉俱乐部安排和巴菲特、奥蒂斯共进了一次午餐，奥蒂斯答应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答应以同等条件把西伯格全部买下来。这可是关键性的突破。尽管杰克还在为代表权之争厉兵秣马，但西伯格对此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在拥有了斯坦利兄弟的股票以后，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便拥有了49％的份额，平均成本是15美元/股。
杰克。斯坦顿，曾经记得不愿意带巴菲特去参观工厂，现在终于意识到了——同时也太晚了——他必须见巴菲特一面。于是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蒂赶到了纽约，在广场饭店和沃伦及苏茜共进早餐。但是杰克当时非常胆怯，都忘了要说什么。据一名叫拉尔夫。里格比的织物推销员说，凯蒂比杰克恳求得还要厉害许多。后来，巴菲特开玩笑说：“如果我要雇人，首先就雇凯蒂。”
也许巴菲特想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对杰克讲述起自己的事业，叙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的成长历程。杰克问他：“你是如何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成千上万”份财务报表。
在5月份的董事会会议后不久，巴菲特就秘密地命名了一位董事。在正式接管那天清早，巴菲特飞到新贝德福德去了。他理着一个小平头，衣服扣得紧紧的，尽是皱褶，还被一个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坠着，活像一个邋遢却热情奔放的外出出差的推销员。
巴菲特向位于考夫大街的办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后一次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召集所有的会议人员作好准备后，西伯格仔细地把议程安排读了一遍，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后，西伯格。斯坦顿在上面签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药，两人一言不发，满腹愤懑地冲出了镶木地板的优雅的会议室。肯。察思被选为总裁，巴菲特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蒂斯，在给他哥哥的最后一击中，把票投向了多数派，而且在董事会中保全了一个席位，尽管马尔科姆的头衔还是董事长，但现在真正管伯克希尔的是巴菲特。股票当天——1965年5月10日——便涨到18美元/股收盘。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几乎被严重破坏，当一个信息员递进一份下午的标准时报的复印件，显示了首版上的震惊的消息。西伯格把这件事披露了出去，对因“某种外部利益”而导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离开痛斥了一番。由于巴菲特担心公众把自己看作一个借标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源于登普斯特尔制造厂的令人憎恶的词语，他显得十分恼火。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撰文赞颂斯坦顿兄弟的转变，并且也使他的计划实施得缓和点。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诺他“将像以前一样，把与原来相同的厂家生产的同样的产品销售给同样的顾客”。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伯克希尔曾经关闭了除两个纺纱厂以外的全部厂家，共计累积净损失超过1010万元，它的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并企业中每5个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财富却似乎有所好转，市场对合成纤维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终于可以扭亏为盈。人们本来希望知道蒂利松将为巴菲特的到来做些什么工作，但这位忠实的分析家却同西伯格。斯坦顿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价值线”关于伯克希尔的5月份报表是由另一个新的分析家签署的，他发现“新的控股人”的计划并不为人所知。
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纱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资金。
此后，巴菲特坦诚地大概说明了一下他们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而第一点很令人沮丧：巴菲特不允许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权。
巴菲特对期权的反对是由于大多数的执行总裁都热衷于它。期权的确能带来潜在的——有时是巨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分散了购买期权者的风险，于是执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驾驭股东的资金。
更细微地来说，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员。一个拥有期权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离开来，他不含有任何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东的资金来进行赌博。
但是，巴菲特答应签署一笔贷款让察思借18000美元买进1千股票。而
对于工资不到3万美金，并且常常是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的察思来说，这委实是一笔大数目。但巴菲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商，尤其在推销自己时显得更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伙人企业投资者一样，察思的感觉是，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于是，察思接受了这项建议。
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思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都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思业绩的尺度。
和大多数管理者一样，察思并不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件绝对的好事，这个观点对于他来说还太新鲜。但他领悟到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条的关键之处，于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观点：“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千万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5％的10亿规模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当天晚上，他就飞回奥马哈去了。
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来保证存货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思所说：“巴菲特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诺言，放手给察思以自治权，他告诉察思不必为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烦扰。他只需要察思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并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实上，巴菲特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通过最少地和人接触来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这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给他打电话；而当察思一旦真的打电话来时，巴菲特又从来不在电话上多逗留一分钟。
“只要我给出结果和年度的估计，他就会永远记住他们。”察思说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对前一个电话里提过的某个数字做了改动——察思还为此争辩了几句。但当他仔细检查记录之后，察思发现巴菲特是对的。
自那以后，察思在打电话前总是事先仔细检查一遍数据。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西伯格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
但察思还是做了一些尝试，他曾提过一项投资建议，给出了仔细的调研及体面的项目设置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没法超过历史平均水平的。”
J.维恩。麦肯奇是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曾经在为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作外部审计人员时结识了巴菲特。他说道：“肯，你要记住：在衡量一个5千美元的投资和一个500万美元的投资时，沃伦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巴菲特/察思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纺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他们没有再返回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思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0.1美元的微薄红利，但他很快又想①起这笔钱可以有更好的用处 .从此以后，巴菲特便紧握资金不放手，正如他
① 在宣告发放股息之后，巴菲特说：“当时我一定呆在浴室里。”后来，他再也没有付过股息。
自己所说过的那样。
对于伯克希尔的股东们来说——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奥马哈做出的。公司总部仍在新贝德福德，年度报表也是由肯和马尔科姆签发的，但是任何细心的读报表者都可能怀疑在舵柄之后有一双手正在操纵着它。
公司一直寻找在纺织行业中的合适定位，但可以想象的是一直没成功。
这些话写了没多长时间，巴菲特被惊动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像奥马哈的保险公司：国家赔偿公司，它的主要拥有者是杰克。林沃尔特，也就是曾经拒绝巴菲特的要求而没有向合伙人企业投入 5万元的那个人。从那时起，林沃尔特就已经听说了巴菲特的业绩，而巴菲特也对他十分了解。
林沃尔特是一个满脑袋捉弄人的鬼聪明的大学退学生。他靠在大萧条时期为出租车提供保险发家，他的结论是：要想挣钱就得为那些别的承保人都不敢涉足的风险提供服务。
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我的竞争者有比我更多的朋友，更高的学历，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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