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其他人回忆，沃伦当时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他的父亲被压垮了，沃伦和他一起被压垮了。但是和父亲一样，沃伦把它藏在了心里。而当霍华德的梦想被粉碎了的时候，沃伦的梦想却实现了。本。格雷厄姆打电话来说宗教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给巴菲特提供了一项工作。连工资是多少都没问一句（结果工资是年薪12000美元），巴菲特就搭上了下一班飞机。
华尔街在迎接巴菲特的到来时正处于一段被扭曲的时期之中，老一辈人都笼罩在对另一次大危机的恐惧之中，新的一辈尚未崛起。最近时期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学生中，仅有2.9％的人来到了华尔街，新的一代人觉得这里没有诱惑力。外表上它是一座饰有笕嘴的巨大堡垒，黑色的豪华轿车等候着大脑疲惫不堪的人们；它的里面是男性化的，古老陈旧地使用一成不变的技术。在美林（Merrill Lynch），匹尔斯（Pierce），芬宝（Fenner＆Beane），客户的指令都由一张小小的纸片承载着，被放在传送皮带上，“朝着它们既定的目标愉快地走过去。”
国家的确是繁荣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到达了380点的高位，但是“谨慎”二字仍旧是大家的口号。历史上股票行情最后一次达到如此之高是在1929年。对于像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再也不想回到在那之后发生的可怕事件中。他对自己所称的“新的一轮投机”深感忧虑，于是他一直在手头留着一套1914年以来的穆迪手册——仿佛近来的一切都令人感到疑虑。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座落在42大街的查尼大楼。它在一个大玻璃灯泡下设有一个股价行情屏幕，不停地发出嘀哒声。巴菲特是6名职员中的一个，他和沃特。施洛斯共用一间小屋，后来又和汤姆。克纳普共用。和其他人一样，他穿着一件灰布夹克；也和其他人一样，花许多时间在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上寻找公司，据克纳普说，巴菲特
从最开始起就非常自信。我以为他的父亲一定答应给他或是借给他一些资金。他说不是这样的，他想从零开始开创业绩。而且他希望自己挣来的收入非常正当。许多时候我都记着说“唧！沃伦这项没上报！”（给政府），他会说：“我会算进去的。”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一项共同基金，它根据一些选择的技巧来买进股票，格雷厄姆热衷于猎取那些以低于它们净营运资本1/3的价格交易的股票——换句话说，那些便宜极了的股票，当巴菲特或另一个助手发现了这种股票，他就会把它交给格雷厄姆（助手们都尽力避开杰里。纽曼，格雷厄姆的合伙人，此人卑鄙无耻的程度就如同格雷厄姆受人爱戴的程度一样）。格雷厄姆当场决定是否买入他们。不用说服格雷厄姆，对于他来说一种股票只会要么符合他的标准，要么不符合，他通过数学就能作出判断。
巴菲特遇到的麻烦在于他找到的股票比他可以抛售的股票要多。他仔细读过标准普尔指南，对于他而言，这本书相当于是《赚到1000美元的1000招》的成人版，他似乎急着想要把格雷厄姆的所有作品都给复制下来。
有一次，一个费城的经纪商以15美元一股的价格提供给他一种叫做家庭保护公司的名不见经传的保险股票。由于没有关于它的公开资料，因此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估价。但是巴菲特找到了位于哈里斯堡的州保险办公室，搜集到了一些数据。他所看到的信息足以说明家庭保护公司股票绝对是便宜货，但是杰里。纽曼拒绝要它。于是巴菲特和克纳普在自己的户头买进了一些，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上升到370美元一股。
巴菲特还发现位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联合铁道股票正以45美元的价位交易，而每股单算现金值就达120美元。巴菲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但格雷厄姆却不为所动，巴菲特又一次自己买进了一笔。
巴菲特在工作的第一年就一举成功。1954年罗克。伍德公司，一个位于布鲁克林的巧克力股份公司，宣布用可可豆回赎部分股票，他们有大量的可可豆库存。巴菲特推断认为用股票换回可可豆的同时再在商品市场出售可可豆——目前可可豆市价很高——将可赚到巨大的利润，正如他后来形容道：“许多周以来我一直忙着买股票、卖豆子，然后在施罗德信托公司作暂时停留，把股权证换成仓库收据，利润相当可观，而我唯一的花费仅仅是乘地铁的费用。”
这种交易，利用了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被称为套利。套利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手册中是一个主要的部分，但是在它的应用方面，巴菲特却遥遥领先。
事实上巴菲特在任何事上都快人一步。格雷厄姆能够把满是一栏栏数字的一页纸浏览一遍，然后指出其中的一个错误，这能力让他的学生惊叹不已。
而巴菲特比他更快，杰里。纽曼的儿子霍华德。纽曼也在那里工作。他说沃伦聪明绝顶而且又很谦虚，他比格雷厄姆更胜一筹。
沃伦和苏茜在郊区的怀特。普米恩斯租了一套花园公寓。和在奥马哈的时候一样，沃伦看管好他的每一分钱。他们搬去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霍华德。格雷厄姆。尽管沃伦现在的生活很富裕，他还是给他借来一张婴儿小床。
在他们这个华尔街年轻夫妇的圈子中，沃伦和苏茜各自由于不同的原因，都令人注目。罗克珊。伯兰特，她的丈夫豪利是个股票经纪商，说道：
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其他年轻人很不一样。他们更单纯，或至少他们显得是那样的。苏茜对我为何还没有孩子很感兴趣，她鼓励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与布鲁克。布拉泽夫妇身上呆板的50年代的风格相比，沃伦和苏茜明显要不拘礼节一些。在巴菲特家吃饭的时候，年幼的豪伊还刚开始会爬，罗克珊。伯兰特便有种“到处都是孩子和玩具”的感觉。巴菲特的孩子们不像在曼哈顿餐宴晚会上的孩子一样被“搁置一边”，他们是整个宴会的一部分。
对于亨利。勃兰特这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优等生来说，他感兴趣的是巴菲特对股票比任何人都懂得要多，而他把它们解释得如此简单，而且又毫不牵强。当勃兰特一家与巴菲特全家和其他华盛顿夫妇们在一起娱乐时，大家会陷入一种古怪的仪式中。饭后，男人们聚到屋里，巴菲特一屁股坐到一张很舒服的粗扶手黑白呢的椅子里，而其他都比巴菲特年长的人，都坐在地板上听他说话。他神情严肃地解释宇宙万物，就和他在兄弟会晚会上的情景一样。罗克珊。勃兰特称他们为“耶稣和信徒们”。
格雷厄姆把巴菲特当作他门徒中的精华，并且承认他们两人之间有相似之处。一天，当他们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熟食店吃午饭的时候，格雷厄姆说：“沃伦，金钱对于你我而言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妻子都会过得更好的。”
格雷厄姆是个很有头脑的上司，巴菲特的儿子出世的时候，他送给巴菲特一台摄像机和影像放映机——对于一个仅仅被雇几个月的雇员而言，这份礼物可谓十分丰厚。在格雷厄姆自己的生日，他会向雇员们分发礼物，表示对自己出世感到无比幸运。
但巴菲特的工作好像并没有像他曾希望过的那样，可以和格雷厄姆很接近。用巴菲特的话来说，格雷厄姆“有一层外壳围绕着他。每个人都喜欢他，每个人都崇敬他，（同时也）喜欢在他周围……但没有人能接近他”。其实，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巴菲特本人。
不管怎样，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还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手头的基金资本只剩下5万，这几乎无法给大量的投资活动提供机会。合伙企业还经营着一项个人基金，纽曼及格雷厄姆基金，但是在这两项业务之间，办公室只管理着1200万的资金，这在当时只是一笔很小的数目。而格雷厄姆对股市又非常地紧张，于是他让纽曼及格雷厄姆的合伙人抽走一些资金。
简单地说，巴菲特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有一次，他告诉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说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同时也提到格雷厄姆“坐在400万资金上，努
力想决定何时重返市场“，这与巴菲特想象中开创他事业的方式大相径庭。
有意思的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票需求量是如此之大，它们以高于证券组合价值200美元的溢价交易，大约达到了1200美元。（于是许多人只买这种股票来作组合。）要是格雷厄姆早点动手的话，他早就把他的业务扩成一项大生意了。但是格雷厄姆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要挣钱——而是要避免损失。
由于他的保守态度，他拒绝对公司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而是乐于坚持自己的数学准则。据格雷厄姆的一个助手：欧文。卡胡说，如果有人想和格雷厄姆谈论一家公司的产品，“本就会眼睛看着窗外流露出厌烦的神情。”
卡胡说巴菲特和格雷厄姆“就此争论不休”，知道他们脾气的人都明白——这形容显得有点夸大其辞。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巴菲特感兴趣和追求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家企业比另一家更成功，格雷厄姆则盲目地信任公司管理能力，因而并不赞成巴菲特到公司去拜访。他这种公式化的方法使他吃了大亏。
沃尔特。施洛斯想说明它买下哈洛依德公司，这是一家拥有使用静电印刷技术权利的普通摄影公司。股票价格是21美元，而哈洛依德正在营运的业务占其中17美元的份额。因此，施洛斯指出可以在静电复印机上获利4美元，但是格雷厄姆对任何投机都不感兴趣。他会说：“沃尔特，它还不很便宜呢。”
在市场里出现持续上涨势头的同时，格雷厄姆却变得更加焦虑了。到1955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420点，比1929年高点还要高出10％之多。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根本没有理由说市场为什么不能上升。但是老一辈人还是频频想起1929年的情形。国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破产深感不安，于是安排了一个意见听取会。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对肯尼恩。加尔布雷恩即将出版的 1929年的研究——一本名为《大崩溃》的书之前——这本书震惊了市场，造成了市场上一日崩盘。难道下一次崩溃已经来临了吗？
没有人知道，但是意见听取会的真正意图和它所陈述出来的意图实际上是不同的。这是政治家有们重新想对华尔街探底的热望。从J.P.摩根公司的时代开始的每一代的金融教父都被召集到华盛顿。当格雷厄姆出现时，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是这个时代里出色的股票挑选家。富布莱特十分渴望能挖掘出他的秘密。于是他仔细询问交易的各个方面。
许多时候，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准备打电话给经纪商的人。
主席先生：格雷厄姆先生，联系到您自己的公司来说……您如何判断某种特殊情形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格雷厄姆很有耐性地把参议员带进了学校。有一次，当格雷厄姆对股票期权表示出自己的怀疑态度时，富布莱特极力想诌媚他一番。
主席先生：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格雷厄姆：议员先生，我可无意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博得您的赞同。
最后，富布莱特终于谈到了核心的问题。
主席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发现了某个特殊的情形，并且您仅凭臆想判断你可以用10美元买下，而它是值30美元的，于是你买进一些。但您只有当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们认为它确实值30美元的时候您才能实现您的利润。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是作宣传呢？还是什么别的？
他又重述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一种廉价的股票发现自己的价值呢？
格雷厄姆：这正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神秘之处。对我和对其他任何人而言，
它一样神奇。（但是）我们从经验上知道最终市场会达到它的价值。
虽然他的答案省略了许多东西，但这正是巴菲特创业的基础。股票会回归到自身的价值，因此，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投资者要有耐心。
但格雷厄姆自己对此不再有任何兴趣了。在意见听取会设立一年之后的1956年，他退休回到了贝弗利希尔斯，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一位女法语教师一起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绩相当不错，但并不十分可观，从 1945年到1946年它每年赢利17.4％，和标准普尔500的水平相平齐。然而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它最成功的投资项目——它的GEICO股份——它们已经分配给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股东了。所有在1956年一直持有GEICO股票的人都获得了比标准普尔500高出一倍的收益。
但是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现在他有了赌注，他又想回到家乡奥马哈了。站在火车站平台上，四周满是纽约的人来潮往，他明白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在1956年的春天，他和苏茜在昂德伍德大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正好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两个街区远。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念头了。5月1日那天，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格雷厄姆—纽曼的一位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霍默。道奇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提起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
格雷厄姆暗示说是沃伦。巴菲特。当道奇在车后牵了一艘独木舟驱车往西去度暑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停留。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答应投入120000资金。
如今巴菲特有了三个小的合作企业，同时他开始预测他的家庭联营会有某种更好的发展。8月份，他回到纽约，最后一次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大会。他对格雷厄姆的另一门徒埃德。安德森提到，他正考虑遵循格雷厄姆的模式建立一个合伙企业——也许最低要有5万资金。然而谁又能说他是否能接过格雷厄姆的火炬呢？当股东们正式投票决定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个名叫卢。格林的投资者讽刺他，赞美了一番格雷厄姆，曼哈顿交易所的负责人宣称格雷厄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能发掘出贤人。格林为了清楚地划出这条界线，详尽地解释道：“格雷厄姆之所以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他们能够委任的唯一人选是沃伦。巴菲特。
而又有谁想和巴菲特去打交道呢？“
4创业
一系列的市场决策，不管你是否相信，都在叠加成对一个人品性的刻划。
——亚当。史密斯 《金钱游戏》随着合伙人企业的建立并开始运作，巴菲特被一种看似古怪的忧虑所困扰着。正如他写信给“大男孩”（杰里。奥兰斯）所说，他害怕到最后自己的企业变得过于庞大，从而金钱会将他的孩子们腐蚀。他甚至找不出“一种符合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金钱”。
目前这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乐观地来看，它是会发生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敢肯定自己的确不想留给孩子们大堆的金钱，除非等我再老点，等我有时间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已经成材后再这样做。然而，留给他们多少钱，剩下的钱怎么办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大伤脑筋。
此时巴菲特有26岁，他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要是其他人对自己尚未挣到的百万财富如此忧心的话，他一定会招到别人的暗暗讥笑。
但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知道正如别人所做到的一样，他一定也会很富有——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显示成功的富有，而是富有得让人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花费他的“金钱”。确实，以前他曾经也有过如此忧虑——而并不是如何挣到它们。
在他的业绩还只处于中等水平的时候，巴菲特这种令人敬畏的自信心正是激励他的动力。在1957年的时候，巴菲特还仅只是为几个亲戚朋友掌管着区区30万的数目。如果他不甘心只作一个奥马哈的平凡股票经纪人的话，他就需要有资本，有大量的资本。而如果巴菲特要筹集资本，除了他那令人惊愕的自信以外，有什么能使吸引投资者信任他呢？
巴菲特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他没有任何明文表达的东西可以说明他值得大家信任。而且他不仅仅要求能自由运用客户的资金，他还想绝对地控制它。他不希望任何人过问他在股票上所做的决策——没有像巴菲特—福尔克里的那种小心谨慎的客户，没有像格雷厄姆—纽曼里的那种疑虑重重的上司。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对所有现有的股票和债券都了如指掌。一行一行地，他把每一份财务报告和穆迪的书都牢记在心；一天一天地，他在心目中建立起了对“华尔街”的整个详细轮廓，就好像他能辨别出地平线上的每一块石头。他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分析能比自己的更好。
在写给奥兰斯的信中，他会评价那些业绩非凡的共同基金，会对国库券作出一些建议，还会在一大段令人窒息的语句中抨击关于为资本或收入而投资的传统箴言。当他把所有的才识都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始终执著的目标，当奥兰斯写信就共同基金向他讨教一番时，巴菲特和颜悦色地回答他：你在信中提及的那些目标没有任何意义，这都是负责人们侃出的一派胡言。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承担最小的风险来获得远远多于投入的金钱产出。
假使连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都得不到公众的信任，那么还有什么能博得信任呢？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中具有那些鲜明的方面，他又为什
么要尝试进行他的事业呢？
1957年的夏天，巴菲特接到了一个叫埃德温。戴维斯的奥马哈著名的泌尿科医生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未见过面，但是戴维斯的一个病人，一个叫阿瑟。威森伯格的纽约投资顾问，在纽约时认识了巴菲特。威森伯格听说巴菲特正在努力筹集资金，于是他建议戴维斯打电话给他。尽管戴维斯对投资于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新手颇感疑虑，但他还是同意见巴菲特一面。在约好的那个星期天，他召集全家人一起对这个年轻人作一番评价。在他的第一眼印象中，巴菲特的确令人大吃一惊。
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个小伙子。天哪！他看上去只有18岁。他梳着非常短的头发，显得过于男孩气了。他的领口敞开着，外套显得十分肥大，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外衣，他讲话语速非常快。
这对巴菲特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时刻。戴维斯医生能够给他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如果他能和戴维斯签约，那他就绝不仅仅是为他的父亲和艾丽斯姑妈进行投资了，他将从此跨入职业投资者的行列。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营造出一种别人所希望的气氛。的确，他的某些语句是想故意引起戴维斯的注意。他对他们说他不会披露他们资金的投资去向。
他会给他们一个年度成果总结，其他的便什么都没有了。
同时，巴菲特每年只有一天“对外办公”。在12月31日那天，戴维斯可以增加或抽回资金。其他情况下，资金都将由巴菲特单独处置（巴菲特向他们保证，他一定会遵循格雷厄姆的原则来做的）。他平静地陈述着，不带任何修饰，但是内容非常清晰。虽然巴菲特对戴维斯资金的需求如此迫切，他只想以他的条件来得到对方的资金。
然后他又提出了条件，戴维斯作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可以得到巴菲特赚得利润中不高于4%的所有部分。余下的利润由两人分成——75%归戴维斯，25%归巴菲特。这样巴菲特就不是让戴维斯孤身赌博了，巴菲特的资金也在其中。如果他业绩平平或更糟，巴菲特就会什么都得不到——没有工资，没有代理费，什么都没有。据医生的女婿李。尔曼说：“这件事情很快就定妥了，我们喜欢这样。你知道你和他所处的位置。”
巴菲特告辞后，戴维斯从各个角度又考虑了一番。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可做判断。但医生的妻子，多梦西表示“我喜欢这个年轻人的各个方面”。埃德温投入了10万美金。
到了年末的时候，巴菲特已经营着5家小型合伙人企业，总资本有50万美元。就是这一年，巴菲特的第一年，他的投资组合赢利达 10%，轻轻松①松地超过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后者则经历8%的下跌 .由于苏茜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同时沃伦的事业看起来也渐入正轨，巴菲特家在法拉姆大街买了一套宽敞的五居室房子。沃伦协助他的女儿，招标出价，告别了旧房子。以前，4岁的“小苏茜”患了一种可怕的臆想症。她认为屋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闯入者，并把它称为“眼镜人”。每天晚上，在她睡觉之际，小苏茜执意要求他父亲从阳台到她的房间都检查一遍，以防“眼镜人”藏在那儿，如今，他们就要驱车搬走了，沃伦让他的女儿进屋最后看
① 巴菲特向合伙人汇报中的道。琼斯指数额都经过调整，包括了红利在内。
一眼。他俯下身说：“‘眼镜人’就留在这里了，和他说再见吧！”
巴菲特的新家是一幢20年代建成的有着褐色装饰的灰泥建筑，是一幅郊外中上等阶层的风景图。它临着一条繁华的街道，但又掩映在树丛之中。在给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写道，巴菲特觉得房子不值一提，“这儿没什么新鲜的。我提到过我买了幢房子。”真正吸引他注意力的是所花的费用。“巴菲特的愚蠢的建筑，”他说，“有许多房间，在房子里和院子里都有。”但他没有“乱花钱”——这对于奥兰斯是多余的安慰，房子花了31500美元。
巴菲特在卧室的起居处工作室中，那房间已由他的妻子用绿色的墙纸装饰了一番。那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出世了，但沃伦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他的精力全都被股票和债券包围了。他说当他呱呱落地之前，他就在思忖着赚钱之道了。
巴菲特一家搬过来不久，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的同事，汤姆。克纳普就飞到奥马哈来了。他和巴菲特一起开车去威斯康星的伯格依特，去听格雷厄姆的演讲。在路上，克纳普偶然提到美国邮政正在将它的4分面值的总集印花退出流通。巴菲特灵机一动——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他和克纳普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在每个邮局门前都停下来，“投资”于很快将变得珍稀的兰鹰印花。最后，他们买了价值12000元的印花——我的所有印花，唉！都注定要存在克纳普的邮室里了。
巴菲特在股票上做得很出色。他的合伙企业在1958年赢利上升到达41%，比升出39%的道。琼斯指数略高出一些。到巴菲特第三年之末，合伙人企业的原始资金已被翻了一番。
他还在招集新的投资者。他和朋友们签约，比如来自哥伦比亚的弗雷德。斯坦贝克、唐。丹利，还有杰里。奥兰斯。他找到邻居和从前的学生，他还和利兰。奥尔森，那个曾听过巴菲特课的产科医生签了约。当奥尔森希望能和他母亲签约时，巴菲特开着他那辆兰色的小型大众甲壳虫车穿过一阵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然后衣冠整齐地到达了，仿佛他刚从一个大众汽车的宣传广告中走下来一样。但是巴菲特不愿意屈尊或改变他的信条来接受新的投资者。
正当巴菲特处在积聚能量的阶段时，杰里。林沃尔特，拥有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同时也是巴菲特的艾丽丝姑妈的一个朋友，给从未谋面的巴菲特挂了个电话，答应提供给他1万美元“随他玩玩”。
巴菲特回答说他指望着像林特沃尔这样的大腕能给他提供5万美元。这回答让林特沃尔感觉很不愉快，但他还是重申了一遍1万美元。
巴菲特谢绝了。
满城人都对巴菲特的神速起步及他那不同寻常的进取心流露出惊讶的神情。正如巴菲特的一个投资者回忆道，在奥马哈的一个大饭店——黑石饭店——举行了一次午宴。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沃伦。巴菲特，当时鲍勃也在现场，他可是奥马哈的大腕之一。他说：“这年轻人将来会破产，这还是一个新见解，你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赔光所有的钱。”
但凡是遇到过巴菲特的人都有着完全相反的印象，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成果，倒不如说是因为他镇定自若的自信。有一次他参加了邻居们的一次会议，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市政府做出的要重新规划法内姆大街交通的提议。巴菲特站起身来以平静的口吻建议大家把这事儿忘了。
①就这样，人们都意识到他是对的，于是纷纷回家去了 .巴菲特在他的投资者那里得到同样的反应，他们认为他能看穿简单的事实，而自己却往往将它忽略了。
巴菲特执意不肯透露自己的股票，因为他担心别人会模仿他，如果他要更多地买进，他就得花更大的费用。他不和任何人提及此事，他甚至害怕说梦话，因为他的妻儿可能听到。
但在他的森严戒备之后，他生活在一种格雷厄姆—纽曼的幻想之中，一个又一个地选出廉价的小股票。他的才智并没有反映在他的经营范围上，那只局限于投资业，而是蕴藏在他精神之中，他的整个精神都凝聚在一个绝妙的发泄中。就如同他在孩提时代分发报纸一样。他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地分析着，然后记在脑中。一旦某个公司变得便宜了，他便猛然出击。
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是人们所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公司，它是一个设在奥马哈的保险公司，由银行业巨头霍华德。F.阿曼森和他的兄弟海登控制着。
它的股票是20年代末被分销给了内布拉斯加农场主们的，此后便被公众遗忘了。现在阿曼森兄弟出价以50美元一股买回股票。他们的出价很低，但是由于这种股票没有公开市场存在，股票持有者们逐渐开始脱手了。
在州保险卷宗里苦苦挖掘了一番以后，巴菲特意识到它实在太廉价了，但是他找不到股票可供他买进。他和他的律师好友唐。莫内恩跑去参加股东年会，但是海登。阿曼森很不礼貌地拒绝让他们看股东名单。于是就像请一位朋友花一下午时间去寻找高尔夫球一样，巴菲特建议莫内恩开着车满州找一遍股票。莫内恩经不住巴菲特的怂恿，驾着一辆红白相间的雪弗莱车向内布拉斯加最远的角落出发了。不论是在乡村法院、银行或是类似的地方，他每看到一个人就向他提出以100美元/股收购。事后莫内恩说：“这事听上去像是老生常谈，反映出他会为自己的想法而奔波。沃沦。巴菲特是我见过的离 ‘完美先生’（完美的译音）最近的人。”“完美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得到 10%的股票，赚的钱超过了1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首次击出的一记重拳。
桑伯恩地图公司是另一例子，说明巴菲特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桑伯恩曾一度利润丰厚的地图生意日趋没落，但是公司还拥有一个在生意红火时建立起来的投资组织，约值65美元/股，而该股票仅以45美元的价格交易着，这反映出公司地图生意的逐渐衰败。如同北部管道公司股票的翻版——北部管道公司的铁路债券被格雷厄姆选中。与他的导师如出一辙，巴菲特在整个1958年和1959年间买进桑伯恩股票，他对格雷厄姆的陈述深信不疑，“股票迟早会上升回归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它并没有回升。公司的总裁们只拥有400股股份 （另外有105000股流通在外），于是安于现状，任凭股价逐渐衰落。事实上，他们坐吃山空，在8年里曾五次削减红利。然而，巴菲特注意到，委员会的成员却从来没有因此而减少自己的薪金。
按照格雷厄姆的方法，巴菲特一步步地成为了一名董事。他游说管理层去发掘投资组合里隐藏着的秘密价值，然而遭到了管理层的拒绝。
同时，尽管巴菲特披露说他的投资者们把35%的资产投入到单一的股票中去了，但他没有对自己的投资者提到桑伯恩，但是他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
① 会议的组织者乔治。佩恩立即打电话给巴菲特，然后报名加入了合伙人企业。
股东们开始煽风点火。在1960年，桑伯恩妥协了，他同意用自己的组合将股东们持有的股票全部买回。巴菲特从中赚了约50%的利润。他在泄秘给合伙人的信中说：“这确实说明有必要对运作情况进行保密，而且在短时间内衡量我们的业绩纯粹是徒劳。”
并不是每个人都很信服。在桑伯恩的插曲中间，一个叫约翰的纽约金融商抱着希望加盟的念头来与巴菲特会面，当约翰知道巴菲特不愿揭示他的持有的股票时，他决定不投资了。
巴菲特也曾找过一位叫唐纳德。基奥的人，他家的孩子经常和巴菲特家的孩子一起玩耍。“唐，你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巴菲特说，“你有没有想过怎样让孩子们念大学呢？”
基奥是一家咖啡批发店的有望提升的经理助理。他挺喜欢巴菲特，但他觉得奇怪的是他的邻居总是闷在家里，穿着运动裤和T恤衫工作着，因此基奥谢绝了他。
那些凭着直觉和巴菲特签约的人认为他那种像嘉宝一样的孤僻性情正是他的吸引人之处。当巴菲特执意强调保密时，他不仅仅是想防止走漏消息，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受到侵犯，以此来维护完全的独立。他不想有泄露内情者或是胡乱猜测者。对于一种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巴菲特必须说服自己，而一旦他做到了，那么别人的意见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从本质上对提供建议者和金融预言家持怀疑态度。如果股票是以公众的意见为基础的，而当意见变化时，又会怎样呢？他坚信自己的分析的变化却要少得多。
巴菲特从外界只需要一件东西——“资金”。
1960年，刚满30岁的巴菲特，遇到一个更热心的合伙人，一位叫威廉。安格尔的友善的心脏病学家。“道。安格尔”为巴菲特做了一个火车模型放在阁楼上，而且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沃伦问我是否有兴趣召集起十个医生让他们每人投资1万，”安格尔回忆道，“于是我在道奇大街49号的一个饭店里找来了一群克拉克森医院的医生。”
在公开场合，巴菲特不得不以资金管理者的身分抛头露面，而在餐馆里——山巅小屋——他把在戴尔。卡内基学到手后又在夜课班上得到提高的说话技巧举以示人。他的黑色轮廓被渐渐黑下来的夏天的天空所映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本杰明。格雷厄姆和莎士比亚的话语，不时地穿插几个善意的自嘲，他讲了近一个小时。
第二天克拉克森咖啡店里的谈话都是关于同一个话题。一个产科医生说：“我们不该把钱给那个年轻人，他会跑到外国去的。”阿瑟。格林，他曾经听过巴菲特的课，宣布他不准备投资，因为巴菲特曾经把AT＆T讽刺成“一个老妇人的股票”，而他持有AT＆T“真愚蠢”，这些是格林后来说的，但有十一个医生决定碰碰运气，在奥马哈，至少巴菲特业绩非凡。
第二年，巴菲特在一家公司身上下了100万美元的赌注，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入，要是这帮医生知道了一定会目瞪口呆的。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是在距奥马哈南边90英里的内布拉斯加的比阿特丽斯的一家有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工具的制造厂，风车制造生意无法效仿施乐公司，因此登普斯特尔在停滞的销售和令人担忧的利润中苦苦挣扎。巴菲特曾经在几年前就研究过这种股票——它是一种廉价的典型的格雷厄姆式的股票。1961年他迫不急待地买下了达到控股的股份额，把他合伙人资产的1/15投了进去。
巴菲特任命自己为主席（对于投资者而言非同寻常），这一举动表明他绝不
甘心只做一个投资者。
照他的性格，巴菲特把唐。莫内恩硬拉入了董事会。每个月，巴菲特和忠实的莫内恩都会驱车来到比阿特丽斯，平原上的一个肮脏小镇，像是唐。吉诃德和他的桑科。潘萨。但是巴菲特不能完全控制登普斯特尔厂，它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但和这些琐碎的细节打交道并不是他的特长。就像在巴菲特杂货店擦水果箱一样，巴菲特更喜欢以数字形式抽象出来的企业本身。每个月，巴菲特都请经理人员压缩费用清点存货，而他们总是口头答应，然后等着他回到奥马哈再说。巴菲特于是迅速地将公司标价出售了。
但是他对导致他购买的格雷厄姆式的前提并未提出质疑，实际上格雷厄姆的影响渗透了整个合伙关系。除了登普斯特尔以外，资金全被分散到四十种股票中去了——雪茄烟头，套利，企业后期工作 （比如清算）都来自于格雷厄姆—纽曼的经营手册。巴菲特写给合伙人的信里毫不惭愧地模仿他的导师，他甚至还学格雷厄姆的缺点。和他的老师一样，巴菲特把所有的高技术公司看作投机者而拒之门外。格雷厄姆就曾经拒绝过施乐公司，巴菲特曾在1美元/股的价位拒绝了数据控制公司，尽管他和计算机巨人的创造人威廉。诺里斯是亲戚 （通过一个叔叔的婚姻建立的亲戚关系），而且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机会。
当巴菲特家到加州度假时，巴菲特在夏季到格雷厄姆家拜访了许多次（巴菲特家住在一家非常便宜的简易汽车旅馆里）。巴菲特会呆上几个小时，他还和格雷厄姆的妻子埃斯特尔建立了友谊。
那时候，格雷厄姆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他那有着橄榄色皮肤的法国情人玛丽。路易丝。阿米洛斯开的一个普通公司上。埃斯特尔。格雷厄姆被此事给压垮了。她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个贫穷女孩，埃斯特尔自学成才而且迷恋上了洛杉矶的豪华生活。在洛杉矶，她和格雷厄姆在好莱坞共享过一个包厢，举办过奢华的晚会。居住在街对面的格雷厄姆的一个堂侄，罗达。萨耐特说：“本并不总是生活在茶和奶饼里，并不因为你是天才，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体贴的人。”
巴菲特对埃斯特尔很友好，甚至在格雷厄姆不在时也喜欢呆在他那里。
可笑的是，格雷厄姆的妻子竟成了巴菲特最热情的信徒。尽管格雷厄姆介绍其他人向巴菲特投资，埃斯特尔却直接和他投资。她对萨耐特感叹道：“这个人的确已成熟了，他完全值得信赖，你应该加入他的行列。”
巴菲特自己十分沉默寡言。有一年他意识到，市场将会有一次恶变。他警告他的合伙人说：“我们注定要有几年被道。琼斯指数超过的。”要想每年都超过道。琼斯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在巴菲特短短的记录中 （包括尚未处理的登普斯特尔厂）显得战绩赫赫。要知道在许多年份里，绝大多数的资金管理者甚至达不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水平。在第一个5年中，巴菲特合伙企业就把道。琼斯指数远远抛在后面了。
合伙人企业 道。琼斯
1957： ＋10.4% -8.4%
1958： ＋40.9% ＋38.5%
1959： ＋25.9% ＋19.9%
1960： ＋22.8% -6.3%
1961： ＋45.9% ＋22.2%
而五年的累计收益 ＋251.0% ＋74.3%
这最后一对数字值得多看一眼，道。琼斯增长了 3/4，而巴菲特的证券组合则翻了两倍半。
在奥马哈，巴菲特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熟人们都会逛到罗斯牛排屋来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是否有什么内部消息。巴菲特会非常友善地建议他们去拿根铅笔，闭上眼睛，然后在股票图上点出几个来。他还会光顾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穿着黄卡其布的裤子和哈希帕皮鞋，穿着高尔夫鞋和运动衫，比他年长的人就会像蜜蜂一样朝他聚拢来，但他们采不到任何花蜜。
实际上乡村里每一个其他做股票的人都在拿着一些二手的想法夸夸其谈。吃午饭的时候，在高尔夫球课上，在电话上——每天一万次——投资的人们吸进呼出着所喜爱的股票的名字，而且他们大多数的情报在几天内就被遗忘到脑后，如果不是一会功夫就忘了的话，就是不久后被某种新的热点股票所代替。巴菲特截然不同，他对股票有一种所有权感，就如同一个艺术家对于未画完的油画一样。他津津有味地讲着他在股市里漂亮出击的故事，但只在它们都已完成之后，而且也只限于他计划安排了的那些股票。
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述，因为他能使商业听起来很通俗易懂，而且他讲得风趣幽默。1960年，他对“数据文件公司”作了投资，这是由一名叫韦恩。埃文斯的一个朋友和约翰。克利里（巴菲特父亲的一位前任助手）建立起来的奥马哈账目卡片制造厂。埃文斯和克利里很快就让巴菲特当上了主席。于是巴菲特把同在本。格雷厄姆班上的同学比尔。瑞恩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以及一个芝加哥的朋友罗伯特。马洛特招进了董事会。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天的晚上飞抵奥马哈，正如有人说，他们主要是想找个借口“在罗斯店吃点牛排，然后和巴菲特聊上三四个小时”。
他有令人吃惊的一大圈朋友，许多人同时也是他的投资者，他对人和人的态度从来不会因人而异。他总是很迷人、谦逊、随意，走到哪里都像是个授业解惑的尊师。他从不在工作和其他事务间划出一道界限，他到什么环境中就会马上投入进去。罗伯特。比利格，他的一位高尔夫球伴，说巴菲特“可以比任何人更好地处理各种建议”。当比利格告诉他如何瞄准时，巴菲特关闭起其他任何东西，将他超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高尔夫球上。比利格惊叹道：“他竟能经常做到这一点，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
巴菲特工作之余的爱好便是桥牌。他总是定期地打牌，牌局的成员可谓是美国人的样本——有广告部经理、别克车经销商、法官、人寿保险员、抵押贷款员、铁路律师以及美国汽车联合会分会总裁等等。巴菲特会拿着一盒六罐装的百事可乐出现在大家面前，还会讲一些笑话和故事来供大家消遣。
他从不提到自己赚钱的事情，关键在于他根本不去提，他打得如此激烈，就仿佛他不是用股票和债券而是用将牌在工作。
巴菲特不愿失败，他不下太高的赌注，也就是说一点只计1美分，除非他认为他们这方有优势，他像对待25美分一点的牌那样认真地去打。
巴菲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打牌的方法，他会盯着一副牌，然后像一部机器那样计算点数。“他不带任何感情，”詹姆斯。科列，一位律师和偶然的牌友说，“它对他来说是数学。”
在打出第一张牌之前，巴菲特会计划好整个牌局，筛去可能出现的坏机会。凯。克特尔，一位人寿保险员回忆说：“沃伦总是坐在那儿想呀想，直到他想清楚整副牌中每张牌都在谁那儿为止。我带我父亲去玩过一次——他几乎快疯了。”
巴菲特却一直是如此地严密分析——不同寻常地严密。表面上看起来他情感的摆钟没有别人摆得那样远，没有什么力量促使他表现出一种情感；如：愤怒、沮丧、莽撞，或是其他超出于他惯常的浸透着百事可乐的饱满精神的情感。他总是很具逻辑性，而且脾气温和，总在同一条弧线划定的界限之中。
巴菲特对苏茜非常依赖，由她来付帐，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凡是他范围之外的东西，都是由苏茜来处理的，特别是，苏茜使沃伦避开了他的母亲。
甚至在成年之后，每当他看到那老太婆，他都会战栗或变得沉默，陷入一种令他束手无策的痛苦中。他极力避开她，在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会在用餐完毕之后借口说他要“小憩片刻”，然后退身而去。
有一次，当利拉要离开时，她和她的儿子经过一条大厅的通道。当她想和孩子吻别时，沃伦转身走开了，剩下他妈妈满眼泪水地留在那儿。但是除了这种很少机会的相遇外，苏茜总是护着他，替他挡驾。苏茜会去和利拉谈话，这样沃伦就不用去了。
沃伦对苏茜的需要是可以察觉到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拜访他姐姐多丽丝时，苏茜在早上6点的时候被一阵钻心的憩窒炎痛醒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尽管苏茜是病得很重的人，她还在极力安慰沃伦。沃伦对医院怀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感，因而看上去显得比她更无精打采一些。
即使在平平常常的一天，当苏茜走进房间时，沃伦的脸都会为之一亮——是他情感的流露。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紧紧抱着他。她是他的支柱，有可能是指苏茜对他童年经历的抚慰性的探寻。
沃伦有一次宣称“苏茜一根根地清除了荆棘”。而苏茜提起沃伦的时候，仿佛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需要她的保护。她会对孩子们暗示，他有些方面是他们所不知晓的——而只有苏茜才对此了解。
他们俩非常互补，沃伦是专心于自己事业的人，而苏茜则愿意结识无穷无尽的密友和寻求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不和的邻居等等。就仿佛奥马哈任何遇到麻烦的人都坐过苏茜的“长凳”。她不止一次地与侍者或侍女谈得非常投入，于是她在离开餐馆时留下了他和她的电话号码。
苏茜决心不让巴菲特过着单调的生活。举个小例子说，他们加入了一个“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儿，一帮夫妇们会一个月吃瑞典肉丸，下一个月吃法国油煎薄饼。但是，每次沃伦都会开心地请求主人给他做汉堡包吃。他喜欢固守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一种食物，同一种单一想法的追求，他固守着那条弧线。
在宴会上，巴菲特夫妇表现截然不同。苏茜会去整理房间，她会靠着某个人，睁圆她的大眼睛问道：“每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沃伦则自己缩在
角落里，“看上去那样年青，翘着一撮头发，逗人喜欢。”苏姗的朋友尤妮斯。德内恩伯格说道。但是人们都会朝他涌去，不费太大功夫，他就会开始讲述一个故事，精确地选择用词，把它用得恰到好处。“你向四处环顾，突然人们就都到他那儿去了”，他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
巴菲特不仅仅是一个闲谈者，他有目的地谈话。理查德。霍兰（一位奥马哈广告经理），观察到，即使在社交场合，巴菲特也有一定的目的性。霍兰在自己近60岁的时候遇到巴菲特，这时霍兰正在为一位不动产的客户作信贷委员的职务。巴菲特曾被推荐去经营管理清算，他那时穿着网球鞋和一件T恤。“我想他也许已经准备好要破产了，”霍兰说。他们变成了好朋友，而且霍兰也投资于巴菲特。他发现巴菲特不是一个闲极无聊者。“他想要谈论某些东西”，但他在小型会谈中显得不在行，总是不时地发出神经质的轻笑声。
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带着做一个研讨会。有一年，大约是1961年，当沃伦和苏茜在纽约拜访奥兰斯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逻辑化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极大恐惧。但巴菲特并不对它表示出敌对之意，这个问题的影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
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做讲座。他使你觉得会和他提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地是他早已做过更深邃的思考。当他让你觉得他控制了一个晚上的同时，你却并不觉得过得不开心。
巴菲特也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巴菲特家春天来到这里，既是为了看朋友也是为了沃伦做生意。他会在旅馆——通常是广场饭店——打电话给奥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个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高！”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正在接受6位数的支票。
一定程度上他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纽校（NewSchool）的一次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 （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
巴菲特和温伯格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兄弟们投入了10万资金。另一个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
劳伦斯。蒂施，曾是被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的前身）开除出来的一个人，也投入了10万资金。
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说道：
对下人我有一种典型的纽约人的态度。我曾去过哈佛，而且在MIT念过书。我刚做完一些生意，自我感觉好极了。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我们家族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有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它只有约2%被公众持有。我至今仍不敢肯定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然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他对此比我在行得多，这叫我整个地发凉。
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纽约人，当即决定投资。
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1962年达到了720万的资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总共有100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管他还尚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组合，其成员从加州到佛蒙特，共济一堂。
由于新的账目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四倍达到10万美元。而且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座位于法内姆大街14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座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久的铸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显得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会太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可以使他从管理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穆迪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体病的父亲。而且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但是生活相当单调，他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堡和法国炸鸡。他的小职员们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更多。
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办公室外的顾问——他在几里以外的地方。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这个笔名足可以暗示出此人的影响力。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高六级，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律师，而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茜。戴维斯家的好朋友，同时也曾每周六在巴菲特杂货店工作（受奴役）过。
在大学里学了3年以后，加上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进了哈佛的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才华横溢，同时又顽固地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人。当他毫无准备地被一个教授召见时，芒格顶了回去：“我还没念过案例呢，但是如果你陈述给我事实，我就给你说出法律。”
从哈佛毕业以后，芒格在洛杉矶投入实际工作，但在1959年时他回到奥马哈来关掉了父亲的企业。埃德温。戴维斯的儿子，巴菲特的投资者之一，对两个人表现出来的想象大吃一惊，于是邀请他们俩人一同在一个颇有特色的奥马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们立即一见如故。
“沃伦，你都在忙着什么呢？”芒格问道。
“噢，我们有个合伙公司。”
“也许我能在洛杉矶处理它。”
巴菲特凝视着他，然后说：“是的，我认为你能。”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两人一个共同的朋友迪克。霍兰家碰头，大谈特谈。
芒格整个晚上都抱着同一种饮料不放。他极度热衷于闲谈。当他举起杯子，仰着头要下咽时，他会举起另一只手作一个停止的手势，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断他。
芒格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他长着一张小妖精似的脸，皮肤苍白，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尽管他有点势利，而且有高度的判断力，但他对伦理学
很有见地。他的精明与一种丘吉尔式的自信和无忧无虑的心境配合得极好。
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会不会弹奏钢琴，芒格回答说：“我怎么知道，我从来没试过。”巴菲特觉得他拥有一种相似的智慧和彻底的独立性。
当夏天巴菲特到加州去时，两个人的友谊逐渐加深了。巴菲特在家时，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地板上握着电话和芒格不停地交谈。据苏茜说：“在巴菲特的吃饭时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噢，爸爸还在和查理谈话呢’。”她回忆道，“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互相都明白对方要说什么。因此似乎他们无须说什么总是 ‘是的——噢呣——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正确’。”
巴菲特说他和芒格的想法如此相似真是“见鬼了”，但是与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不同——而且这一点正是他吸引人之处——芒格对他从来没敬畏感。
巴菲特对芒格如此着迷，于是他力劝芒格选择他这一行业，他总对芒格说从事法律简直是浪费他的天赋，而芒格也从不否认：
和沃伦一样，我也有强烈的变得富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我想拥有法拉利——我想拥有的是独立。我无比渴望得到它。我觉得不得不给别人发送货单确实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概念都是从哪儿得来的，但是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已经节衣缩食地活了多年了，我为的是要攒些钱。
他开了一家法律公司：芒格，托尔斯＆希尔斯，但他很少去那儿工作。
到了1962年，当巴菲特搬进凯威特广场时，芒格正在经营着自己投资的合伙企业。
那年春天，巴菲特带着一个问题找到了芒格：对登普斯特尔该怎么办？
芒格不是本的信徒，在他看来，陷入困境的公司，就易倾向于以格雷厄姆式折价出售的那种，要治理好并不容易。
但是芒格认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他也许是能解决登普斯特尔问题的人。巴菲特在洛杉矶与博特进行了一次会面，六天以后博特就在比阿特丽斯任职工作了。他采取了一系列压缩成本，关闭工厂，大幅削减存货①的措施。巴菲特在给他的合伙人写信谈到博特时宣布：
毫无疑问，哈里正是所需要的人……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博特做着——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从登普斯特尔那些业绩不佳的工厂里榨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去。用哈里。博特提供的资源，巴菲特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它有着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证券组合。这就是那种巴菲特的炼金术。他对合伙人说：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一度衰落的制造行业的资产，转化到了我们认为成功的企业——证券工业中。
劳工的重新调配成本巨大，100名工人被解雇了。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
① 巴菲特毫不掩饰地谈到了一个曾经被他控制了大多数股份的公司。
丽斯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比尔。奥蒂斯，他的一位桥牌牌友，以一种玩笑的口吻问他：“你在解雇了这么多人之后，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
对巴菲特这个对自身名誉看得极为重要的人而言，这句话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
“如果我们把他们留下的话，公司就会倒闭的。”他说道，“我一直在关闭工厂，而大多数人却过得比以前还好。”
尽管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巴菲特还是对自己被称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他发誓他“再也不会”解雇人员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并不糟糕。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精简了许多，但它也有了更丰厚的利润，而且它还有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证券。1963年巴菲特将它卖了，为合伙企业净挣了230万美元的利润，而且将它的投资翻了近三番。
三件事情促成了这样的业绩：较低的交易价格，巴菲特坚持下来的耐性和博特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对于巴菲特而言——就如同以前在本。格雷厄姆的阵营里一样热情——第一点是最关键的。
这是我们投资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永远不要只想卖一笔好价钱。有如此诱人的买入价，即便是中等的售价也能获得丰厚。
5合伙人
我无法对合伙人就结果作出承诺。
——沃伦。巴菲特，1963年1月写给合伙人的信索尔。帕索，在凯威特广场经营着一个男士用品商店，知道沃伦不仅仅是个穿戴时髦的人，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菲特会走进来订购5件衣服——不管帕索如何建议，他订购的5件衣服全是晦暗的灰色，然后留下一角钱转身离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进店里，向他征求一些有关服装潮流的建议——仅限于某种时装的建议。他想知道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制帽商的一些看法。
帕索解释说肯尼迪总统不戴帽子的形象曾风靡一时。“沃伦，”他说，“我是根本不想与之沾边了。现在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又回来了，“索尔，成衣业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这次，他没能说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人以7.6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成衣生产线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到了1962年，伯克希尔成了吸引本。格雷厄姆众信徒的另一种廉价股票。脆弱的美国制造商一直都在苦苦地与低成本的南部和远东竞争者们相抗衡着。但从账面上来看，伯克希尔至少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它有每股16.5美元的营运资金，这是它股价的两倍。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拥护者，巴菲特喜欢上了这种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他的投资。
不管这项投资如何，很显然巴菲特绝不仅仅是他的老师的翻版，他比格雷厄姆更大胆一些，更愿意在某种股票上下功夫或是参与胜者的角逐。于是很自然，他的成果也就更好些。
有一点并不太明显，那就是巴菲特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喜爱的从数量角度来考虑，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仅仅看资产的静止的现象，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在 1963年，他投资于伯克希尔后一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它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它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