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担心弹子球生意会被流氓地痞控制，沃伦坚持在小的、远离大路的地方选址。同时他和丹利总是暗示，他俩只不过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企业的跑腿人。巴菲特回忆道：
理发店主总是催促我们进新机器，我们就对他们说这得和老板商量。我们伪装我们只不过是被雇来搬搬机器，数数钱的伙计。
他们每周都巡察一番，有时也带上丹利的女朋友，诺马尔。让。瑟斯顿。
沃伦总是回到车里，津津有味地描述着理发师，或是他说了些什么话，于是三人就会狂笑一番。沃伦会看到各种新花样——把这些扮演着杰出的大商人的角色的人们取笑一番。
诺马尔。让觉得沃伦特别有趣。她美丽而苗条，有着弯弯的眉毛和迷人的金发。她的绰号叫“过氧化物”，丹利叫“鸭子”，而沃伦则只是简简单单地叫“巴菲特”。比他们年长的人在战争中打过仗，而巴菲特、鸭子和“过氧化物”则还处于天真的年纪。尽管他们是天生的业余演员，他们从不抽烟或说难听的字眼，而沃伦则是除了百事可乐以外其他一律不喝。诺马尔。让认识的所有女孩都还是处女，在她的圈子中很少涉及到性方面的东西。而沃伦则更单纯一些，他甚至不去参加周五晚上的舞会。“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活跃，”诺马尔。让说道，“他根本不作尝试。”
他走路的时候肩膀向前耸着，身子弓向地面，步子拖呀拖，像一只公山羊。他时时带着那个拴在他皮带上的模样蠢笨的钱包。在他那些威尔森的同班同学看来，沃伦穿的鞋子标明他是个乡下佬。他们若干年以后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们总是把沃伦和他那双运动鞋扔出去。”斯珀。海因德尔还记得，“他总是，嗯，一年到头地穿着它，即使雪有一英尺厚我也不担心，他穿着运动鞋呢！”而罗伯特。穆尔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只拿一件事开他的玩笑——他除了网球鞋以外从不穿别的什么鞋，即使在严冬也是如此。”
沃伦似乎对这些运动鞋一直情有独钟。“我们大多数人都努力想显得和别人一样，”诺马尔。让说道，“女孩们都穿着背上系扣的毛衣，我觉得他喜欢与众不同。”尽管他热情活泼，而且永远恶作剧，开玩笑。他身上总有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当他古怪的举动被指出来时，他总是固执己见，或是自我解嘲一番。诺马尔。让说，“他就是他自己，从不想和别人一样。”
在家里的餐桌上，沃伦每晚都固执己见地发表着长篇大论。尽管霍华德曾许诺只任一届，他又在1994年和1946年再次当选。他在形同虚设、无事可做的国会里任职，因为它每每和杜鲁门作对。每到晚上，他会给家里人谈起令人惊慌的事情。有一次，当家里人正在讨论圣诞节给霍华德的副手送什么礼物时，小罗贝塔冒出一声：“储蓄债券怎么样——他知道它们行情不好吗？”
还有一次，在投票反对一项劳动法案之后，霍华德带沃伦去参加在奥马哈的一场垒球比赛。当这位国会议员被介绍给公众的时候，他遭到了很粗暴的讥讽，但他在沃伦面前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霍华德无可动摇的伦理观念使他不仅拒绝宴会的邀请，甚至还拒收自己的一部分报酬。在他第一任职期间，当国会成员的工资由 10000美元升到12500美元的时候，霍华德把增加的钱放回国会山的工资发放办公室，坚持解释说他是以低薪水平选举起来的。
利拉说她丈夫在投票决定一项法案时只考虑一件事，“这样做究竟是加强，还是会削弱人们的自由？”但是他那种自由的观点很明显是狭隘的。他唯一的兴趣是把罗斯福和二次大战扩大的政府机构削减到原来的水平。
在战争期间他曾与人联手写过一封信要求美国在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上多下功夫，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虑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战？”
难道纳粹的灭亡没有赋予“一种对人性自由的补充吗？”
战争结束以后，他又投票反对过被炮火夷为平地的英国，反对过学校午餐制，反对过欧洲稻谷出口，还反对过布雷顿。伍德货币体系。在最糟的时候，他的美国主义偏离到排外主义和以“赤色主义”为罪名迫害他人的态度上来。当巴菲特一家在晚上开车跑过依然亮着灯的英国大使馆时，霍华德会咆哮起来，“他们竟然彻夜不寐地想法儿从我们身上榨钱。”他反对马歇尔计划有关重建西欧的提议，并称之为“经营无底洞”，也许这有着斯大林的秘密支持。
在许多问题上，霍华德相当有先见之明，他提出的多项建议中曾有一次是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储蓄债券的持有者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因此说他的任期从广义上来说是一个被狭隘主义和极端主义扭曲了的道德家的任期。
沃伦嘴上附和着父亲的政治见解，也许只是表面上相信它们，但他自己从来不参与进去。他吸收了父亲的爱国主义的方面，但没有接受他那种强烈的孤立主义。几年以后，沃伦在给大学朋友的信中曾婉言提及父亲的教条主义。沃伦在信中写道：“我只好闭上嘴，走出去协助我父亲操办一场讨伐这个或那个的运动。”
他确实继承了他父亲对社会充满了关心和顾虑的一面。 （事实上，后来沃伦曾痛斥公司侵盗他人财产的卑鄙行为，他采用的方式和当年霍华德指责政府的方式如出一辙。）但是对于孩提时代就亲眼目睹了大萧条和那场战争的沃伦来说，政府是社会的捍卫者，而不是敌人。在绝对支持政府的立场上，沃伦对政治的觉悟，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已显露出独立的底蕴。
沃伦早已决定不跟随父亲进入政府部门。当诺马尔。让问他是否要在华盛顿生活时，沃伦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我要住在奥马哈。”
在他念高年级以前，他对未来职业的打算不仅仅是从商，而是专门从事投资。他坐在家里吃早饭时，别的男孩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只会留意阅读体育版，而他却已经在研究着股票图表了。关于他是这方面专家的猜测之语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千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
他精明地以他的名声来投资。沃伦抛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股票。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们持有AT＆T股票。“他们都认为我对股票很懂行，而我在想如果我做空了AT＆T，我一定会让他们对自己的退休金产生恐慌。”
这个温顺的孩子何以享有如此的美誉？沃伦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漂亮
的业绩，然而人们都觉得他是内行。他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早熟的渊博，还在于他那种把知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本事。能打动他的不是忠诚，而是那些可以被他连贯地有意义地组合起来的事实。引用丹利的话来说：“他似乎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谈论一件事情的方式让人深信他确实很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沃伦 1947年毕业了，在三百七十四人的班里排十六名 （丹利则名列榜首）。威尔森年鉴上对他的描绘是：有着双明亮的、流露着渴望的眼睛，整齐中分的头发和温驯的笑靥。标题上注明着“喜欢数学……是一个未来的股票经纪家”。
霍华德建议他去附近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财务和商业系念书，沃伦回答在那学校只会浪费青春。他已经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并从中挣了5000多块钱。这些钱有的来自报纸，有的来自威尔森角子机公司，还有的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一家佃户。另外，他已经读了不下一百本有关商业的书籍。他还需要学什么呢？
霍华德耐心地提醒沃伦他还有两个月就满17岁了。最后，沃伦妥协了。
8月份的时候，威尔森角子机公司以1200元的价格被转卖给一个退伍军人，沃伦揣着他的股票直奔沃顿而去。
然而，这一次霍华德真的错了。尽管沃顿声誉显赫，但它的课程设置都缺乏力度。沃伦厌倦地说他比教授懂得要多。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他对商学院总体的不满情绪的先兆——来自于他们那种模模糊糊走极端的方式，他的教授们有一套完美的理论，但却在如何赚取利润的实践细节上十分无知，而后者正是沃伦所渴求的知识。
当沃伦回到奥马哈时，玛丽。福尔克提醒他不要太荒废学业。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玛丽，我所做的一切只需在头天晚上打开书，喝一大瓶百事可乐，然后我就可以考100分。”
事实上，他在费城的交易所里耗去了大量的时间，他跟踪着各类股票的行情。但他并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投资体系——如果他有，那倒很危险。他会研究图表，也会听听内部消息，但他没有任何框架结构，他正在寻找。
在沃伦上大学一年级时，和查尔斯。彼得森同住一屋。查尔斯是奥马哈人 （后来成为沃伦的首批投资者之一）。沃伦很快结识了哈里。贝雅，这是个和沃伦一样错误地来到东北校园的墨西哥人。贝雅是校园里最严肃的学生，但沃伦常常开玩笑说他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他们俩在
+工业课I里都得了A的成绩，但贝雅不得不注意到他在这门课上花的功夫比沃伦要多得多。然而，尽管贝雅对沃伦轻而易举获得的成就深为不满，但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喜欢沃伦。贝雅把他看作自己理想中的那类美国人：诚实，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中西部人。
①沃伦从贝雅的同屋，一个名叫杰里。奥兰斯 的布鲁克林人身上发现了另一种性质相似的精神。他们在举重房里相遇，肩膀宽阔的奥兰斯立即感到沃伦是一个“天才”。和沃伦一样，奥兰斯的情绪有些波动，他害了严重的思乡病，于是第一年的大多数日子都在眼泪中打发了。但他有着敏锐的机智和热情的笑容，人也很聪明，沃伦和奥兰斯结成了亲密的朋友。
① 奥兰斯是巴菲特的投资者和终身追随者，他后来建议贝雅也投资，但贝雅决心证明他自己照样能干得好。
后来贝雅说，奥兰斯一年打几次电话给他，说沃伦是多么的富有，“他正在蒸蒸日上”。
就在不知不觉中，沃伦为将来的投资者联营播下了种子。但在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方向。在宾州大学呆了一年以后，他很想出来，但父亲坚持让他再试一年。在华盛顿度夏季的时候，沃伦为自己向富人奋斗找到了一个富有喜剧性的途径——这一次又是和唐。丹利一起。他的弹子球伙伴出价350美元买下了一辆旧的罗尔斯。罗伊斯。沃伦跟丹利一起去巴尔的摩废物场将它弄回来，然后跟他回到了华盛顿。他们刚来到街区线，就被警察截住了。丹利回忆道：“我们没有牌照，车尾灯也不亮了。警察执意要开罚单，沃伦开口了： ‘瞧，警官，我们正打算把它弄回家里的车库，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修理一番以达到所有的安全要求了。’他不停地说呀说，直到警察说‘好吧！’”
丹利把车放在巴菲特家的车库里，他们花了一个夏天把它修好——爬到车下的自然是丹利，沃伦则坐在凳子上，给他的朋友读些商业故事或读那本他们觉得令人捧腹的书——《如何失去朋友和疏远他人》。
这辆罗尔斯。罗伊斯是一辆1928年的为女士设计的房车。它的前面有一个座位，后面有很大的空间，还有一个手柄装点门面。丹利和诺马尔。让把它漆成深兰色。他们将它租出去好几次，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让别人看见它，沃伦建议他们驱车去城中心，装扮成一对富有的夫妇和司机。但他自己要扮演那位富有的贵族，丹利则充当司机。丹利穿上霍华德。巴菲特那件黑外套，然后手握方向盘，沃伦穿着一件麝鼠皮的外衣，戴着高高的帽子，侧身上车坐在诺马尔。让的身旁。当他来到时代大楼时，丹利按照剧情，把车熄了火停了下来。然后他跳下车，在发动机盖下面扳来调去，仿佛正在努力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路人都开始注视着他们的时候，沃伦——这位贵族举起手杖敲了敲挡风玻璃，然后指指点点，好像在指明毛病出在哪里。丹利再①磨蹭一会——看了一会——它就被“修好”了。
但是在剧情之外的沃伦很少这样文雅。他和诺马尔。让的表妹芭芭拉。沃利在夏季约会，他带着她去听比利假日演出。但是尽管沃伦是个生动活泼的同伴，他无休止地让沃利作猜谜和“动脑筋”的游戏，使得罗曼蒂克的情调荡然无存——大概这种游戏不会过多暴露出沃伦愚蠢的一面。当他最后鼓起勇气邀请沃利到宾州渡周末时，她拒绝了。
大学二年级时，沃伦住在阿尔法。西格玛的房子里，这是耸立在斯普鲁斯大街上的一幢有着高屋顶和雄伟的螺旋形楼梯的维多利亚风格大厦。他对他兄弟会里的兄弟们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不太冷淡，但又不太能融入他们的程式之中。午饭后，他就一屁股坐在凸窗旁那雕花的桥牌座椅里，和大家一起打纸牌或桥牌。在大家交谈的环境中，比如在就餐时间，沃伦非常活跃——总是放松而自信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在那时候，兄弟会的成员就餐时都打领带穿夹克，还有侍者服务。
安东尼。韦基奥回忆起沃伦在餐桌上的高谈阔论时说：“他在场时总是妙趣横生——到处是一片笑声。”他接着说：“他是个非常有趣的小伙，非常机灵。它不是很受欢迎的滑稽剧，它是单调的。他对事物的运行有一种略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我记得他说如果他富有了，就要在浴室里安一个蒸汽马桶座圈。他说那样就足够了。”
但是沃伦渴求某种智慧的——或财务方面的——刺激。宾夕法尼亚大学
① 丹利后来到蒙桑图做了一名化学工程师。退休以后，他买了一辆美洲的汽车。
是一所让众人喝彩的好学校，1948年的校园生活都是些鼓舞士气的集会和排行前十名的足球队。有意思的是，沃伦被印在了一份学生杂志《宾大画报》的封面上，俨然成了球迷的典范，戴着圆顶礼帽，身着浣熊皮外套，一手挥舞着旗帽，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白兰地的酒瓶向他的女友递去，挂着满足的笑容，叼着雪茄，图片的背景是一幅用蒙太奇手法摄下来的宾州大学行进中的车队和一个戴皮头盔的带球者的形象。
这个封面不过是个玩笑，沃伦的朋友查坦克。奥兰斯是杂志编辑之一。
事实上，沃伦像什么都可能，就是不可能像封面上的那个男孩。他从不喝酒，在女人面前会觉得不自在，而且也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在校园里和那么多年长的学生在一起——如回来的美国陆军士兵，沃伦甚至显得很不入伍。
这个头发乱蓬蓬的18岁学生看上去就像一个来参观的小家伙。
他的年轻幼稚在性方面显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没有过和女人接触的经验，而且还对伙伴们关上门谈起的话题觉得很不自在。韦基奥，长岛分包商的儿子说道：“我清楚地记得，当大家开始谈论性的时候，他总是盯着地板，他的脸都胀红了。”
到了周末，当阿尔法。西格玛举办啤酒晚会的时候，这幢像寺院般的兄弟会的房子会涌满了女人。沃伦通常没有约会对象，但是即使不加入热闹的人群中，他也觉得非常自在——这一点对于一个未来的投资者而言相当重要。当大多数小伙子都臂挽一位小姐的时候，沃伦会坐在椅子上就金本位制谈上几句来活跃晚会气氛。他是如此有感染力，于是每次晚会大家都按惯例让他站在屋角，向他提出各种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问题。“他开始大发议论，不到一两分钟，他就会有一群听众，也许能有10到20个人之多。”韦恩。琼斯，一个忌酒的年青人，后来成了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说道，“他是那么谦虚，你会非常注意他的话。他总说， ‘在这方面我懂得真的不多，但我个人认为……’”
沃伦的兄弟会的伙伴们都很佩服他的才智。他回忆说，他可以读一整篇文章，然后死记硬背就背诵出来。在课堂上，当有个研究生院讲座人重述课文中的一个答案时，早已经记住它的沃伦就会脱口而出“你忘了逗号”。此外，他对教工巧舌如簧的抨击让他的伙伴听得都入迷了。其兄弟会中的一个成员，理查德。肯德尔说，“沃伦得出结论说沃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他所说的确实很对。”
当这帮兄弟在1949年夏天回到沃顿时，他们惊异地发现沃伦不见了。韦基奥说：“在第二年他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任何人得到他的消息。”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出逃了。他的父亲在1948年被击败了，于是全家回到了奥马哈，剩下沃伦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东部。在沃顿，没有任何可以留住他的东西——没有送报挣钱，没有弹子球。他转到位于林肯的熟悉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念书，他父母就在那相识。沃伦解释道：“内布拉斯加令人留恋，沃顿却令人厌倦。”
“我不觉得自己学到许多东西。”
在他那些阿尔法。西格玛兄弟之中，他记忆里只留下曾和他一起打过桥牌的人，就在大大的凸窗旁的凹室里。至于其他东西，他就像从来没在那里呆过一样。
自从巴菲特回到内布拉斯加以后，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学生。实际上他正在发展他的事业。在夏天的时候，他在杰。西。宾尼 （J.C.Penney）那里找了份工作，杰。西。宾尼答应等他毕业给他职位，但他拒绝了。在家乡的
草地上他觉得更加自在逍遥，这时他也开始约会了。在写给“亲爱的巨兽”
（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快乐的巴菲特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
最近和我约会的那个女孩子偶尔向我提起她会打网球。于是我想我可以由此向她展示穴居人的男性魅力，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主动给她一个机会，让她看到我怎样在网的那一头奋力大战。结果被她痛击了一通。
他计划了一项艰苦的任务：在1949年秋季上5门课，1950年春季上6门课，其中多数是商学和经济学的课。但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校外了，巴菲特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他对奥兰斯解释说，这份工作让“50个小男孩都尊称我为 ‘巴菲特先生’”。他开着一辆1941年产的福特车在西南部奔波，为林肯杂志监督六个乡村的报童。工作报酬是每小时75美分。杂志的负责人马克。西克雷斯特担心一个学生能否胜任此项工作，但巴菲特“管理得妥妥贴贴”。他每周来取家庭作业，然后闪电般地做完。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是份量很重的工作，他回忆道：“假使你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在苏厄德或波尼城或威平沃特有一条路线，你得找一个小孩来做每天发15份报纸的工作或是类似的事情，你还得在下午晚些时候或晚上早些时候找到他——这确实是一种教育。”
在林肯的时候，巴菲特和杜鲁门。伍德住在一起。伍德那时已和沃伦的姐姐多丽丝订婚了，他们住在皮帕尔大街维多利亚式房子的楼上。巴菲特下午较晚的时候从那份报纸的工作下班回来，读读《华尔街日报》，然后和伍德一起走进一个油腻的小饭馆里吃点土豆泥、牛肉、肉卤之类的晚餐。伍德一想到巴菲特已经读了三四遍《圣经》却依旧对此知之甚少，就不由得想劝他皈依宗教。他们通常的讨论总是关于忠诚和来世的，但是巴菲特丝毫不为所动。对于伍德每次挑起的争论，巴菲特总是给出非常逻辑化的回答。
除了闲聊，巴菲特在3年内就飞快地完成了学业，一边干着实际是全时的工作，一边依旧打着桥牌，一边拿到了A.他在秋天写给奥兰斯的信中还提到他交了一打参加券，希望能在伯曼。谢弗的歌唱比赛中赢100美元，而且还和一个“看起来各方面都不错的德国女孩”作了一次约会。
冬天的时候，巴菲特又重新操办起他的高尔夫球生意——这次是做一项严肃体面的事业，并任命奥兰斯为他在费城的代理人。到1950年1月时，巴菲特恳请他的朋友着手开始做生意：
我认为回到那儿的男孩还不太常打高尔夫球，因此我保证3月1日你可以开始销售你认准的那种高尔夫球。不要犹豫，该下订单了。
巴菲特许诺对任何“残次品”负责赔偿损失，而且向奥兰斯保证他的高尔夫球质量绝对可靠。但是，他附加了一句，“不要把它们放近任何太热的地方。”巴菲特提到他在期末考中成绩“颇佳”，然后列出了他春季要上的课程。到三四月，沃伦给奥兰斯发了一批货，并以轻松却是中肯的口气提醒他的好友，“巴菲特高尔夫球公司并不是一个慈善企业。”
我想这时候你一定沉浸于出售这些漂亮玩意所获的大笔利润带来的享受之中。这些玩意儿我都错误地寄给了你父亲的合伙人。但是，别忘了只有当你结清一张价值65.94美元
的支票后，林肯才能共享费城的兴盛。
到了夏天，巴菲特继续迈着他危险的步伐，搬回父母身边，同时在奥马哈修3门课以便拿到学分毕业。到7月为止他卖了220打高尔夫球，从中赚了1200美元。把他所有的业绩加起来，他的积蓄达到9800美元。
一点一滴地积攒是巴菲特所挣的每一元钱的源泉。他用潦草、高高低低的笔迹记录下每一分钱——城市设施股票、报纸路线、高尔夫球销售，以及弹子球。他的这些账目似乎预言了他将来的金融业绩，这使一个记者不由得想起一篇文章“霍雷肖。阿尔。杰将给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图书馆一笔损赠”。
事实上巴菲特曾申请过哈佛商学院。他信心十足地写信给选择念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奥兰斯说，“大杰里，重新考虑一下，和我一起去哈佛吧！”到了夏季，巴菲特坐火车到芝加哥会见一位男校友。瘦瘦的不修边幅的样子，他当时才19岁，让他的会见者不敢相信他是哈佛人士。会面的时间只持续了10分钟。在7月19日给“大杰里”写信的时候，巴菲特写了整整5张纸才写到这个消息。他告诉朋友说他正在学一门关于税收的课程，而且在学习用所有精明的办法从收益回报中榨出钱来。然后接着谈了谈“著名的炮弹服务”，对奥兰斯刚刚病愈的父亲表示了问候，最后是关于高尔夫球销售的问题。
现在说说我被拒绝的故事吧！那些哈佛的神气十足的家伙，没搞清楚的是他们应该让我进他们的研究生院。他们觉得19岁太年轻了，于是建议我等上1～2年。因此如今我只有面对生活的残酷现实。自我4周内在这儿开始付食宿费以来，我爸爸希望我去上某所学校的研究生，但我不太想接受这个主意。
两周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件事。“亲爱的大杰里，”他写道：坦白地说，当我收到哈佛来的信时，我的心都凉了。现在，我正等着申请哥伦比亚，他们那儿的金融系非常出色，至少他们有像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两三位热门人物来教授普通股的评价知识。
巴菲特现在有点过于漠不关心了。事实上本杰明。格雷厄姆是证券行业的领头人；他和他的同事多德，曾经写过相关领域的研讨教科书《有价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而且巴菲特在林肯时刚读了格雷厄姆的一本新书《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而且感到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巴菲特的室友伍德说“它对巴菲特而言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
他开玩笑地提到哥伦比亚的“热门人物”时可以看作是当他害怕再次被拒绝时反映出来的心态。但是在8月初，巴菲特收到一则好消息。他准备前往纽约和大师一起进行学习研究。
3格雷厄姆
市场先生的确非常热心，每天他都会告诉你他觉得你的利益值多少。
本。格雷厄姆 《聪明的投资人》从第一次在黑板上写股票那一刻起，巴菲特就被股票深深吸引住了。他曾交易过股票，研究过市场，也咨询过专家，希望有所领悟——领悟图表中蕴含的某些神秘的内部关系以及某些可以让他发财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比当年他趴在赛马场地板上搜寻被遗弃的票根更加投入。有的股票可以投资，而更多的股票则不能投资。
本。格雷厄姆向他敞开了大门，亲自和他谈话，他教给巴菲特各种手段去探索市场中形形色色的可能性，并且所用的方法很适合巴菲特学习。配备了格雷厄姆的技术之后，巴菲特就能摒弃所谓的圣谕而用上自己的才能了。
在格雷厄姆性格典范的促使下，巴菲特决定按自己的意图自立地工作——充满了父亲曾说过的爱默森“出众的”独立性。
格雷厄姆远远不只是巴菲特的导师，正是格雷厄姆才给这座令人惊叹而为之却步的城市——股票市场绘制了第一张可信的地图，他为择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而在此之前，它与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投资业没有格雷厄姆就如同共产主义没有了马克思——原则性将不复存在。
他的著作都颇具创意，但在他的著作中，格雷厄姆并没有完全阐述他曾给门徒们传授过的东西。与华尔街其他的企业家不同，格雷厄姆敞开自己的思想，让他人自由地分享他的观点。他心不在焉的样子——金钱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引起了华尔街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充斥着狭隘思想的领域，格雷厄姆堪称一位古典的学者。他既是一位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研究者，也是西班牙诗歌的翻译者，还更是百老汇戏剧的作家——这部戏演了4天。
奇怪的是，像他这样能给投资业带来革新的人物，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捣鼓古怪的业余爱好和发明。比如他曾发明了一种新式滑尺，还有一种“更为实用”的家具 （这件事很令人费解，因为格雷厄姆从来连锤子都没碰过）。他个子不高，一双蓝眼睛仿佛能把人看穿，厚厚的嘴辱——“有趣的小个子，有几分丑陋”，一位合伙人这样说他——但是他闪烁着智慧的灵气。
在1894年的伦敦，他来到了这个世上，名字叫本杰明。格罗斯伯姆。他刚满周岁时，父亲把家搬到了纽约，开办了一家中国进口商品业的分支机构。
然而，在他9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把积蓄都投入了股票市场，在1907年的巨大恐慌中，这些积蓄都化成了青烟。他找了份临时工。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念书时，成绩非常突出。后来，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毕业以后，有三个系给他工作的机会：英语系、数学系和哲学系。但是他采纳了学院院长的意见，来到了华尔街。
格雷厄姆从最底层的工作起步，每周把股价写在黑板上，挣2美元。那个年代里没有什么证券分析家，而只有“统计员”。很快，他便自封为一个投资者，同时开始写作。到20年代末期，他已经在工作之余开办了财务方面的讲座。
他在华尔街做的讲座反映出他对几何学的喜爱。他热衷于对称型的投资——发明了一套欧几里德的原则来运用到股票市场之中。
格雷厄姆的方法在20年代末期的投机气氛中显得很怪异——他总企图
寻找那些便宜得几乎没有风险的公司，比如在1926年，他发现一位石油运输商，北方石油管道公司，除了油管资产以外，还拥有一个每股价值为95美元的铁路债券组合，而它的股票却只有65美元的市价。格雷厄姆买了2000股，并且建议公司把持有的债券卖掉，重新发掘出投资组合里被掩埋了的价值。
然而，处于洛克菲勒控制下的管理层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格雷厄姆发动了一场争夺代表权的战争，终于入选董事会，北部石油管道终于投降了，清算了债券，并且付了70美元/股的红利。
到1929年为止，格雷厄姆的合伙人企业“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帐目”
的资本达到250万，而且格雷厄姆也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当然，那时候的华尔街早已是富翁云集了。投机者们把价格抬到了天上。这个非常岁月中，耶鲁大学那位不幸的欧文。费舍尔宣称“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台之上了”。
格雷厄姆十分小心谨慎，当大危机袭来时，本。格雷厄姆联合账户的损失额是20%，还可以忍受。到1930年时，格雷厄姆和其他人一样以为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又贷款来投资于股票。后来，底部支撑又被跌破了。“那次大危机的唯一特点是”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观察发现的“一个噩耗紧接着一个噩耗，糟的越来越糟”。
连最精明的资金人——也就是那些冷眼静观这场劫难的人——后来也卷入其中。到1932年，联合账户已经跌去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濒临破产。
他的全家就要离开位于贝里斯福德的那幢花园般的二层小楼，搬到附近埃尔多拉多背后即将空出来的朴素小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一位舞蹈老师，不得不重返工作。格雷厄姆也做好了罢手的准备。但是杰罗姆。纽曼的一个亲戚，此人也是格雷厄姆的全伙人，注入了75000美元资金，这笔资金足让公司存活下去了。当1934年的《有价证券分析》问世以后，它那年已40岁的作者已经有整整5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了。
在书的简介中，格雷厄姆坦白地承认说，投资于普通股似乎是“名誉扫地”的事。在市场近期的低潮中，1/3的美国工业都在以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出售。几年前那些曾把华尔街当作一个有无数牛奶和蜂蜜的专家们现在又建议说“这样的股票压根不是投资”。杰拉德。M.洛布，一位以畅销书籍《投资生存大战》而出名的评论家认为要想投资赢利是不可能的。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9年是381.7点，而1932年只有41.22点，那么谁又能说明“真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没有人真的知道，”他宣称，当某种特定的股票是“便宜”或“昂贵”。相反，洛布则认为“投机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预测未来的潮流”。
洛布强调说，真正要看重的不是企业的赢利情况，而是一种公众心理：
充分考虑人们的普遍情绪、希望和观点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作用于证券价格的影响——这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如何去测度公众的情绪呢？主要的办法是跟踪股价本身，去“盯着行情”，如果股价下跌了，那就该抛出它，而且要迅速；如果股价上涨，就该买进。仅仅只是买进便宜货是不够的——必须且只能在它“刚要开始升值”的时候买进。
如果洛布没有抓住这样一对矛盾：即成百上千的投资者在互相作出反应
并力图先他人一步，那么格雷厄姆和多德则不会抓不住这一点。
股票投机主要就是A试图判断B、C、D会怎么想，而B、C、D反过来也做着同样的判断。
《有价证券分析》给出了逃脱这个陷阱的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极力主张投资者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行情机上，而要放在股权证明背后的企业身上。通过注意赢利情况、资产情况、未来前景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上，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独立于其市场价格的“内在价值”形成一个概念。
他们认为，市场并非一个能精确衡量价值的“称重计”。相反，它是一个“投票机”，不计其数的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掺杂物，有很多时候，这些决择和理性的价值评判相去甚远。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并且相信市场趋势会回升。
由于大萧条远没有结束，它便成为考验人们对市场的忠实程度的关键时期，许多公司的股份的标价比它们银行账户上的现金价值还低。但是格雷厄姆，作为一个古典派学者，意识到华尔街的低落是十分符合人性周期的一部分。
巨额的利润本应变成同样巨大的损失，新的理论本应被发展然后被怀疑，不着边际的乐观主义者本应被深深的绝望所淹没，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遵循着古老的传统。
格雷厄姆像生物学家解剖青蛙那样分析着普通股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投机优先证券 （也就是迈克尔。米尔肯所说的垃圾债券）。乍看上去，当时①的《有价证券分析》是一本为正在筹建中的学科写的教科书。但是由于这本书是在1929年的大疯狂以及之后的余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号召大家反对投机者带来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完全是一个创新。洛布的投机者把股票看作一张薄纸，一张价值比下一个接手的人的出价高或低的纸。他的目标是对下一个人的期望，然后再下一个人。而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投资者则把股票看作企业的份额，它的价值始终应和整个企业的价值相呼应。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华尔街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这个企业售价多高？”
这便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来指导股票价值衡量的问题。它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是 （关键在于）一个人并不需要精确——他所需要的是有能力甄别出那些偶尔出现的其作价远低于其价值的公司。
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通过检查有可能确定一位妇女老到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就去投票，或一位男人重到连自己的重量也不清楚，那么剩下没有解决的一个麻烦问题是，如果买进一种便宜的股票，它变得更便宜了，那该怎么办？作者们承认，如果有时价格定错了，它们得经过“很长一段困扰人心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
在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的前一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了。《聪明的投资人》把格雷厄姆的哲学精简成“安全边际”。他说，一个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他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差价——一个较大的差
① 纽约证券分析家协会于3 年后的1937 年成立，格雷厄姆是创始人之一。
价。这同留些余地给驾驶汽车中可能出现的偏误是一个道理。如果裕度留得足够大，投资者就应该是很安全的。但如果他不这样做又会怎样呢？答案是：股票就会持续下跌。假设企业没有什么变化，格雷厄姆说，投资者就不该再迷信行情机，不论形势有多么的严峻。
的确如此，一个投资者如果因市场的跌落而变得过分泄气，而且在很低价格时纵容自己轻率地抛售，那它永远都会把他基础的优势转变成基础的劣势。基础优势？大多数投资者压根不知道自己有基础优势，格雷厄姆打了个比喻来解释道：
不妨想象你花 1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业的一小部分股票。你的合作者之一“市场先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每天他都告诉你他觉得你的份额值多少钱，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答应你把你的股份买过来或是再多卖给你一些股份。有时他的估价观点显得很有道理……另一方面，“市场先生”带着他的热情或是恐慌逃之夭夭了，于是他提议的那些对你而言就变成愚蠢之物了。
真正的投资者就是处于这种特定的境况中，他可以利用每天的市场作价，也可以忽视它——“市场先生”不断地带回一个新价位。
对于巴菲特而言，这些观点像古埃及的罗塞塔巨石一样，具有启迪的意义。他已经用过所有的投机技巧了，他也搞过股票的内部消息，玩过马吉表——搞了一个系统又一个系统，美其名曰为跟随潮流的步伐。现在他有了一种投资的方法，让他不必再去模仿“B、C和D”——这种方法只需动用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独立性原则。巴菲特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发现，就像圣保罗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于是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他的偶像。
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巴菲特发现格雷厄姆个性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看上去与爱德华。G.罗宾逊十分相似，他的讲座也充满了戏剧性气氛。有一堂课上，格雷厄姆描述了A与B两张差别巨大的资产负债表，结果原来两张都是波音公司的表——只不过它们分别是在飞机制造史上的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时刻罢了。
1950年格雷厄姆有20个学生，大多数人都比巴菲特年长许多，还有些人已经在华尔街股市工作了，但有趣的是，讲座变成了双向的研讨形式。格雷厄姆采用了苏格拉底的授课方式，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时，这个来自奥马哈的20岁的小伙子就会把手举得高高的。
格雷厄姆很少对巴菲特的回答评判对或错，因为他不想把整个宇宙包容到一个球里。通常他说：“很有意思。究竟是何种想法使你得出那个结论呢？”
然后巴菲特就会解释一番。正如巴菲特的同学杰克。亚历山大回忆道：
沃伦大概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却无疑是早熟的一个学生。他知道所有答案，他总是举起手来，总是引发起讨论。他怀有无比的热情，总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东西要表达。
格雷厄姆所看重的是便宜的股票——“雪茄烟蒂”或是几乎可以免费得到的股票，就像抽过的雪茄烟蒂一样，也许还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在里面。
在他那年布置的作业中有一次就是调查交易价位低于5.31美元的股票的业绩。
巴菲特还学会了阅读财务报表的每个细节，以及如何发现其中的舞弊行
为。更为精髓的是，格雷厄姆教会他如何从一家公司的公开信息材料中得到对其证券价值的客观评判。
巴菲特对这些知识的运用绝不仅仅局限在理论上。格雷厄姆的讲座谈的都是真实的股票，对于学生们运用他的观点可以获利丰厚这一事实，他从来都很淡泊。到1950年时56岁的格雷厄姆名声大噪，但他的态度与1930年时没有任何差别。
“这些精明的华尔街人士，”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们都走出去靠本。格雷厄姆的知识挣大钱，而本自己却显得丝毫没有在意。”格雷厄姆是那种心不在焉的理论家，睡觉时要在枕边放一叠便笺纸，还会穿着不同颜色的鞋子来上班。巴菲特的同代人，后来成了他的经纪商和朋友的马歇尔。温伯格，曾反复听过格雷厄姆的课，他回忆道：
他总是给你一些主意。我在34 5/8的价位买下扬斯敦希替公司（Youngstouwn Sheet＆Tube）的股票，然后在75～80美元之间卖出去。听从他的建议我买了通用，还有简易洗衣机公司 （Easy Washing Machine）。他说：“我看这股票较便宜”——今天早上，就是现在。真丝品公司的股票又是这种便宜的股票。学这课足以支付我取得学位的费用了。
巴菲特十分渴望能步格雷厄姆的后尘。他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格雷厄姆投资m公司 （如马歇尔、威尔士及时尚公司）执有的股票上都进行了投资。他还在《名人词典》上查到了他的教授，他发现格雷厄姆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的主席。据悉，GEICO设在华盛顿。巴菲特觉得任何有关格雷厄姆在GEICO当主席的事他都想知道，于是他决定拜访一次。刚好，沃伦的父亲在1950年又被重选入国会。于是1951年春天，当沃伦在哥伦比亚念第二学期时，他回到了华盛顿。
一个周六巴菲特乘上了火车，华盛顿市郊显得很荒凉，他直奔15K大街的GEICO办公室而去。这时，他发现门锁着，便呯呯打门，直到看门人走出来。
“这儿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可以说话吗？”巴菲特问道。
看门人说六楼还有人在工作，然后答应去喊他下来。洛里默。戴维森被喊下楼来，看见一个年轻学生正在桌子旁边闲蹓，而当他开始向戴维森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戴维森有些吃惊了，后来两人的谈话长达4个小时之久。
戴维森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谈了15分钟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同一个不寻常的人谈话。他问的问题犀利而且富于智慧。GEICO是什么？它做生意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形象如何？它成长的潜力如何？
他所问的问题是一个优秀的证券分析家才会提出的问题。我是财务副总裁，而他努力想搞清我知道些什么？
戴维森对GEICO和格雷厄姆非常了解。 GEICO是于1936年由利奥。古德温创办起来，此人独创性地想出通过直接邮购的方式出售汽车保险，从而取消了通常的代理商网络。同时GEICO的销售政策只对政府雇员，这个群体比申请赔偿的份额要少一些。低廉的销售成本和超乎一般的被保险人使它成为成功的企业。1947年，主要持有人想将股票变现，于是雇用了戴维森——当时他是个投资经纪人——来出售它。起初股票无人问津，后来到了 1948
年，他把它卖给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认准了这是个金矿。于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马上筹资72万美元——数目达到了其资产的1/4，获得GEICO的一半所有权。不久以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将它的GEICO股份剥离给自己的股东，于是GEICO股票开始公开上市交易。同时，戴维森此次的销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便说服自己开始为GEICO来效力。
巴菲特带着对GEICO的无比迷恋来到纽约。稍作研究之后，他便发现它的毛利是保险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它的赢利和利润都非常之高，于是便去找保险业的专家——也就是当时的B、C、D，每个人都告诉他GEICO的股票价格高估了。巴菲特对事实的了解却恰恰相反，但他觉得他们让他很泄气，他们是专家，而他不过只在B类学校念过书而已。
每个尽职尽责的择股者都会置身于这样的交叉路口。要在一桩貌似荒唐的交易中投入自己的资金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格雷厄姆的观点是无价之宝的原因。他总喜欢说，“你既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别人本来就不赞同你。”选择一种股票靠的不是人们的突发奇想，而是事实。巴菲特将此语铭记在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把格雷厄姆看成一种理想的形象——就像一个“英雄”，如同他父亲一样。
格雷厄姆对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影响。尽管总体而言他很沉默，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一种像父母般的疼爱之情。杰克。亚历山大心目中的格雷厄姆“几乎像一个父亲的形象”。这种形容很不寻常，因为这多半是由他的学生而不是由他的子女表达出来的。
在自己家里，格雷厄姆很冷淡，他飘忽不定的目光更使人加重了这种感觉。他离开了第一个妻子想找一个更年轻的伴侣，当巴菲特未遇见他时，他已经和第三个妻子，他的前任秘书埃斯特尔在一起了。有关格雷厄姆摒弃传统观念的一个传闻这样说：有天早晨当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妇女来拜访他时，教授和埃斯特尔正躺在床上，格雷厄姆建议她上来一起玩。
格雷厄姆的孩子们觉得他拒人三尺，尤其是在他失去了9岁的儿子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只能通过他的思想，以及他戴着帽子，手执拐杖在中央公园里漫步的情景来了解他。有一次他的儿子本杰明。Jr.问他一个关于高中拉丁文的简单问题，他父亲凭记忆背诵了西塞罗（罗马演说家）的一篇演讲来作为回答，就好像在做一个讲座。他对小型的会谈缺乏耐心，常常会在他自己的餐宴晚会中间溜出去读书。
但是在50年代如果谁能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他就能置身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华尔街排满了“雪茄烟蒂”，一个人所要做的只是运用工具，开动脑筋去甄别它们。在未来的金钱管理者们看来，格雷厄姆和多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里掀起了一阵广阔的热浪，就像20世纪的年轻作家在巴黎的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坐在距海明威不远的桌子边所感受到的震撼一样。
巴菲特很快就和一帮坚决拥护格雷厄姆的核心人物走到了一起。他曾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一个沉默的北卡罗来纳同学一起回家。弗雷德跟他母亲说巴菲特“只吃点汉堡包喝些百事可乐”，因此不必太麻烦。然后巴菲特和斯坦贝克去泽西城参加马歇尔。韦尔斯的年度会议。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一个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的名叫沃尔特。施洛斯的热心人。他们三人一起去吃午饭，然后热烈地谈论起股票，最后三个人都筋疲力竭了。
在另一次去市中区华尔街俱乐部的路途中，巴菲特遇到了汤姆。克纳普。
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岛人。他自从上了戴维德。多德的夜课之后就从化学
转行到股票上来了。巴菲特和威廉。瑞恩的关系也很密切。威廉是一个为人真诚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他一直在听格雷厄姆的课。每次打完球，这帮学生立即就被各自对格雷厄姆的燃烧的热情所聚拢在一起。正如巴菲特后来所观察到的，人们要么就很快喜欢上格雷厄姆，要么就一点儿都不喜欢他。对于某种特定情绪的人而言，任何规劝都没有作用。巴菲特的新伙伴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他们发现了格雷厄姆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用50美分来买价值1美元的证券，这种策略有效又极其简单，然而大多数华尔街的投资者们，似乎都喜欢采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做。他们最初是一大群人，后来逐渐被巴菲特吸引过来了，巴菲特机智聪明，讨人喜欢，而且——他们都知道——他总是先人一步。克纳普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巴菲特几乎知道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任何一份资产负债表。”
奇怪的是，在1951年巴菲特毕业时，格雷厄姆和父亲都劝说他不要进入股界。他们在经历大危机之后各自都怀有对第二次灾难的恐惧心态。格雷厄姆指出除了今年以外，道。琼斯指数每年都在某个时刻跌到200点以下。这位人物建议道：为什么不推迟到第二次危机之后再进入华尔街，而且同时在宝洁公司那里找份稳定的工作呢？
这个建议可不怎么样——它违背了格雷厄姆的不要试图预测市场的信条。事实上，道。琼斯指数再也没跌到200点以下。“我当时有1万美元，”
巴菲特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现在可能还是只有1万美元。”
然而，巴菲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等下去的。他曾经得到了格雷厄姆在
+哥伦比亚执教22年以来唯一给过的A，他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无法拒绝的意愿：无偿地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
但是格雷厄姆却婉言拒绝了。这段日子正是犹太人被华尔街的非犹太人①公司拒之门外的时期，格雷厄姆乐意留一些机会给犹太人 .（摩根。斯坦利直到1963年才雇用了第一个犹太人）。没人知道巴菲特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知道格雷厄姆这样做的原因，但当他知道之后，他感到很震惊。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承受能力的考验。
巴菲特再也没有到华尔街别的地方找工作——也就是说，去为他不认识的人工作。这一次，他又回到了家里。奥马哈国民银行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巴菲特谢绝了，他倒乐意去他父亲的交易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那个熟悉的环境。霍华德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去巴菲特父子公司工作吗？”“不，”
沃伦俏皮地说，“是巴菲特及父亲公司。”
在奥马哈，巴菲特开始追求苏珊。汤普森。她是奥马哈一位著名的部长兼心理学教授的女儿。她的家人是巴菲特家的朋友，她的父亲曾促成了霍华德的一次选举成功。而且，苏茜 （苏珊的昵称）在西北大学念书时还和沃伦的姐姐罗贝塔住一间寝室。
苏茜有着非常明媚的笑脸，圆圆的下巴，黑黑的头发卷曲着垂在颈旁——略有些像贝蒂。布普的长相。她很活泼外向，第一眼看上去，她给许多人的印象是有点轻浮，甚至有点没有头脑的样子。
事实却与此相反，在作姑娘的时候，苏茜体弱多病。她曾受过耳痛的折
① 在后来的分析评论中，巴菲特为格雷厄姆圆场，他总是开玩笑说：自从他毛遂自荐之后“本习惯性地将
价值价格比计算了一番，然后说 ‘不’“。
磨，耳朵常常被刺破；她还因风湿热长期呆在家里。威廉和多丽丝。汤普森努力想通过他们的关怀、呵护以及举止的表露来弥补她的不幸。
苏茜承认，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一种绝对的爱的包容里成长成人。战胜疾病之后，她体验到了一种自由的激动，她感到的不仅仅是健康，而且还有从痛苦中的彻底摆脱。她说：“免受疼痛折磨真是太好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一点。”
到她成年的时候，苏茜似乎经历了所有沃伦没有经过的情感阅历。她对接触其他人有着不寻常的兴趣——可以说是非常浓厚的兴趣。天生富有同情心的她，总能用平和的方法将人的话题引出来，尤其是在感情这个层次上。
费恩。斯图尔特—戈登，一个女生联谊会的姐妹，即后来的纽约俄式茶屋的店主这样说道：
苏茜有超凡的一面。我们一起上了相同的哲学课。后来，她送给我这本关于佛教禅宗的书。她总是力图超越凡俗达到最高的境界。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然后说：“你还好吗？”
当苏茜这样问时，她的意思是：“你的生活过得怎样？你的精神灵魂都安好吗？”
更特别的是，苏茜对死亡有着迷的感觉，但它恰恰是一直困扰沃伦的感觉。在病中的某个时刻，苏茜对死亡的恐惧就已经消失了，而现在她渴望和那些在死亡的床榻上挣扎的人在一起，减轻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沃伦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死亡，并且想离这件可怕的事情越远越好，而苏珊则从精神的角度来涉及死亡的问题，并且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手抓住它。
在 1951年的夏天，当沃伦看到苏茜第一眼的时候，他就立即坠入了情网，但苏茜没有丝毫爱他的意思。她被他那些绕脑筋的游戏给烦透了。每当沃伦一来拜访她，她就从后门溜走了。他说他将会很富有，这些话在苏茜听来毫无意义。此外，苏茜回忆说，她当时“正疯狂地爱上了别的人”。于是沃伦只有勉强地去和苏茜的父亲打交道。据苏茜说：
沃伦每天晚上都到我父母的屋里弹奏尤克里里琴。我父亲从20岁起就弹奏曼陀林，因此他特别高兴有人来一起合奏。于是沃伦每晚都来弹，而我则和那个别的人出去了。
“那个别的人”正是米尔顿。布朗，联合太平洋公司一名邮件搬运工的儿子，他在高中和在西北大学念书时就开始和苏茜约会。苏茜的父母反对她和犹太人约会，而且从不邀请布朗来家里拜访。身无分文的布朗在苏茜的女生联谊会里也是不受欢迎的。对于努力想挣脱出重重呵护的苏茜而言，幼年曾经历过一种苛刻暴躁的教育方式的布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最终苏茜还是向父亲让步了，在和布朗分手之后，便匆匆离开了西北大学。
在此同时，沃伦一直精明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告诉“多克”汤普森说，他是绝对的折衷主义者。“这个犹太人能配得上苏茜，克丽丝丁娜也配得上你。”他所说的犹太人能配得上苏茜，实际的意思是说苏茜可以从他那里发现足够的地方去表示同情、关怀。苏茜的姐姐多丽丝回忆道：
我父亲立即就喜欢上了他。每次我家吃过晚饭后，他就会过来。她洗着碗碟，而他就坐在凳子上，弹着一把尤克里里琴或者是一把小吉它，还唱着歌。沃伦确实有一副非常迷人的嗓子。
这位黝黑头发的部长，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总是对苏茜说她应该和沃伦一起出去走走。苏茜很敬仰自己的父亲，因此也很尊重他的判断。
她终于和沃伦开始约会了。她喜欢他的幽默风趣，于是他们之间泛泛的交往发展成了一段浪漫的恋情。“他们彼此疯狂地迷恋着，”沃伦的姑妈卡蒂说，“他们互相坐在对方的大腿上接吻，这真是太可怕了。”
沃伦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对苏茜而言的确有“足够犹太味”。他有自己埋藏起来的童年的创伤，比如他那折磨人的母亲和他被迫搬往华盛顿的往事，这些都等着苏茜来抚平。而在他所接触的人中，苏茜具有最深刻的理解力。沃伦回想起来说，他一直很孤独，直到遇到她才有了改变。
在1952年的第三个周六，在透明的面纱遮掩下，穿着一袭缀着仙蒂尼蕾丝花边的长裙的苏茜，在邓迪。普雷斯拜特瑞嫁给了沃伦。在驱车去加利福尼亚度蜜月的路上，他们在奥马哈外面的威格沃姆咖啡屋停了下来，共同享用了他们的第一餐饭。曾有一段对他们的旅途的描述——这也许是捏造的：在第一个星期天，沃伦注意到在一家公司总部外面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凯迪拉克。他停住了那辆车，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装出一副公司老总的形象，他那19岁的新娘在车子里等他，沉思着嫁给了沃伦。巴菲特这一事实。
巴菲特的家庭生活在一套每月65美元的三居室公寓里开始了。想到沃伦曾经作出的变为富有的人的许诺，苏茜觉得有点心灰意冷了。这个地方是如此的破落不堪，在晚上甚至有耗子爬到他们的鞋子里去。沃伦对金钱抠得很紧，结果当夫妇二人有了女儿以后——她也取名叫苏茜——他们在一个梳妆台的抽屉里给她铺上了床。
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里，巴菲特不是人们通常见到的那种股票销售商。他可销售的第一种股票是一种很难出手、鲜为人知的证券GEICO股票，但是巴菲特，如今他克服了自我怀疑，投资了8000美元——几乎是他积蓄的2/3——到GEICO中，然后把它推销给整个奥马哈那些半信半疑的顾客（他的姑妈艾丽斯率先买了100股）。后来，股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翻了整整两倍。
这个年轻的销售商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在于他怀有研究的欲望。他带着孩童读漫画般的热情一页一页地阅读厚重的穆迪手册，在里面寻找线索。他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宝石——而且是无人问津同时又是非常便宜的雪茄烟蒂，比如堪萨斯城市生活股票，杰纳西峡谷天然气股份以及西部保险证券等都以赢利能力3倍左右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这简直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巴菲特计算着：如果这些股票如此廉价，有人一定会买进它们。但是他逐渐明白了，那个人就是他，没有人会来告诉你西部保险公司是个便宜货，你得靠自己来判断，来操作。
但是巴菲特选错了职业。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一个经销商而言都只是徒劳而已，不论主意多棒或不怎么样，这个角色都不过是站在那里挣着同样微薄的佣金。
顾客们都认为他缺乏经验，有许多次都是顾客先听听巴菲特的言论，然后到自己的经纪人那里检核一番后才从他手中买进。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一个朋友丹尼尔。莫内恩说：“这事把沃伦气坏了。”
巴菲特确实懂得入门的技巧。他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鲍。德怀尔说：
①“让他们觉得你能，嗯，能节省点税金，这样就没人将你拒之门外了。”
但他不喜欢劝说别人去投资，尤其是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利益——仅仅是取得佣金——和他们的利益不是一回事儿时，这里有一个相反的甚至几乎是冲突的方面使他觉得非常不自在。唐。丹利说：“我知道他讨厌它。”
与此同时，巴菲特买下了得克萨科站，那是一家类似于威尔森角子机公司的企业——并且投资于房地产。但是它们都没有什么业绩。同时，他为格雷厄姆设计出一些研究项目，还向他建议了一些股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获得让他趁格雷厄姆在世时为他工作的机会。
巴菲特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根本不是在投资业上，而是巴菲特讲的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在上课时他给吓坏了，但他拼命控制住了这种害怕的心情。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为什么一个21岁的股票经纪人想学那种技能？如果巴菲特仅仅只有成为一个投资者的野心，那么他不会预见到自己也许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中谈吐自如；更不用说他会预见有一天他会去做生动的即席讲话，而且能讲得如此富有吸引力，如此简洁，如此恰到好处，以至于他的听众都发誓说他一定有事先拟好的稿子。但是除了成为一个股票挑选行家以外，巴菲特还有什么渴望促使他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呢？
上完卡内基的课以后，巴菲特通过教一个夜班来使自己的技能日臻完善——在奥马哈大学教“投资学原理”。学生们都是30至40岁的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医生。当这位瘦瘦的、领口敞开的21岁的老师走进来的时候，这些医生们不禁发出一阵窃笑。
巴菲特立即开始谈到了格雷厄姆。“在他谈了5分钟以后，你就彻底服了他了，”一位名叫利兰。奥尔森的产科医生说道，“他并不是自卖自夸，他很随意。”
巴菲特教了好几个学期，以《聪明的投资人》一书为基础来做讲座。但是他不时地用几个生活中的故事或是智者箴言来活跃一下课堂的气氛。他的表达用词简洁，语速恰到好处。
我将告诉你们在华尔街致富的秘密。 （停顿）快把门关上。当别人害怕的时候，你要尽力装得贪婪，而当别人变得贪婪时，你却要装得十分害怕。
当巴菲特作讲座时，他站在桌子后面，笨拙地弯着右臂，这样他的肘部就正抵着髋部，而他的手就放在下巴那儿，仿佛他正拿着电话听筒。然后他会伸出左臂抓住右肘，又仿佛确保它不要倒掉。接着他盯着学生们头顶上方，就好像他很害怕和学生们目光相碰似的。
他说话的时候带着强烈的热情，引得学生们都听得入神了。伊丽莎白。察恩，是个西班牙语教师，1953年和她丈夫——IBM公司一个销售人员一起入学。她被巴菲特的举止深深吸引住了，她对他每一个手势都能描绘得细致入微。尤其是那些表面上的相互矛盾使她颇感迷惑：巴菲特非常“心不在焉”，但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又非常投入。他那种非正式的举止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集中的品质所触发的。“甚至在心不在焉时，我对他的印象都很
①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在离开沃顿之后，巴菲特和杰斯肯贝尔，他华盛顿朋友的父亲，一起共进午餐。这
位国会人士称巴菲特“比全国任何一个律师更懂税法”。
深刻。“察恩回忆道。
当他深深地陷入沉思时，他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害羞似地低着头。正如察恩所担心的一样，他会撞到墙上然后折头往回走，之后在另一头再次发生同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分神。巴菲特会从一点走到下一点，再下一点，就像铁轨一样笔直向前，就仿佛他的脑海里绘着一张讲座的蓝图。
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巴菲特不会泄露有关股票的内部消息，学生们却想间接地试着套出一些。他们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询问有关某家公司的消息，而巴菲特则会将他们一笑拒之。察恩甚至还大声地读过一首悲伤的歌谣：亲爱的商业——交易顾问哟，是我们在哭泣，为什么噢，你不告诉我们你买了些什么？
巴菲特笑了，但是这没什么用。事实上这个年轻的销售商建议同学们不要去经纪人那里套小道消息。他说他们并不值得信赖。所有共享的信息都会令人神经紧张，他认为这些消息很有可能被任何一方滥用。大多数小道消息，都是没有什么价值，这也就是为何它会在经纪商之间传来传去的原因。但是好的主意——他的主意——是非常私有化的。他视它们为自己的创造——甚至带有一点神圣感。
霍华德。巴菲特在1952年从众议院卸职退休。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而且因此对他深为赞赏。据他的一个同事赫伯特。戴维斯说：“在沃伦取得令人自豪的成绩之前，霍华德就以他为骄傲。他总是不停地谈论沃伦，充满了强烈的喜爱之情。”同时沃伦对他的父亲也是极端忠实的。
1954年，由于参议员休。巴特勒去世，空出一个内布拉斯加参议员的席位，而霍华德非常希望能超过休。巴特勒——是受到提名的头号人物，但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暗中想阻止他。这件事最后传到党派的州中央委员会那儿，于是委员们在林肯的共和党老巢科恩赫思卡旅馆开了一次颇有阴谋气氛的会议。
据沃伦的姐姐多丽丝说，沃伦曾秘密地到科恩赫斯卡去支持他们的父亲，然后无意中听到父亲被一名温和派成员罗曼。赫鲁什卡击败的不幸消息。
多丽丝说：“他到那儿去协助我们的父亲。他在咖啡店里偶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回来说道：”爸爸的喉咙从左耳裂到了右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