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如此注重名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摩根的话——个性（而不是钱）
才是信誉的基础。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了。摩根等人集中体现了华尔街的狡诈，但人们一致认为，在股市上大发其财的巴菲特是当年美因街带给华尔街劣行的一剂解毒良方。所罗门不可能另找一位集此两极端于一身的美国人。
众议院和后来的参议院的听证会的气氛却是很温柔的。小组委员会没有完全行使执法人的权力。“克里根先生，联储对发生的事一直都了解，对吗？”
记者问。巴菲特离开众议院时也被团团包围，但他一头钻进高级大轿车，直驶《华盛顿邮报》。
所罗门“被开除的管理人”没有被踢到大街上。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在前总部的空楼里有了一间新办公室和秘书。公司中仍给他们合法收入。
接管后巴菲特给戈弗洛德打了几次电话。戈弗洛德的一位助手说：“我看他不错——他对约翰说，他不是无用之人。”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戈弗洛德说以后他们不要再联系了。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所罗门的董事们相聚在纽约。巴菲特提起了戈弗洛德和其他几个前管理人的利益的话题。由于众议员斯拉特利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他们取消了他们的解雇费、奖金、法律费用、办公室和秘书，还有医疗保健。戈弗洛德坚强地对朋友说，他理解巴菲特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公司。
当有位同事要来看望他时，戈弗洛德说：“你，还有公司必须与我保持距离。”
此时，巴菲特正在原来戈弗洛德的办公室里用他的秘书办公室！他用着他的橄榄木的意大利式办公桌，窗外哈德逊河和东河的风景一览无遗。但他对这一切都不熟悉，觉得很压抑。
到星期五下午，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登上了飞机，他知道当他回到奥马哈时，阿斯其德和家人会在歌乐思接他的。他可以坐在舒适的牛排店里，四周荡漾着美妙的风琴声，那儿的人不懂经济，他也不用费神去讲本周华尔街的故事了。
对巴菲特来说，在所罗门最紧张的事就要算对付各种外来压力了。他能重新建立银行家、信用机构、投资人和新闻单位的威信。就跟在伯克希尔一样，他也控制不了所罗门的事。“就像得有另一只脚来踩蜈蚣一样，”他对朋友嘀咕道。他甚至失眠了——在他这是极少见的。
熟悉他的朋友十分担心，因为巴菲特总是小心干自己的事，尽量避免不熟悉的事。除了他妻子动手术那次外，芒格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曾在翻船时救过他命的里克。戈林说：“人们不知道巴菲特为所罗门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另一个好友有点尖酸地说：“沃伦在和平时期是好样的，现在看看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如何。”
巴菲特是个不情愿的斗士，但他却有大将风度，如自信、目光敏锐、无
与伦比的注意力和与下属沟通的天赋。现在他得把这些手腕都使出来了。
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巴菲特交上沃其泰尔。利普顿的报告——本案中最致命的证据。与所有律师与交易人之间的联系一样，传票对这个报告不起作用。
所罗门外部的律师要求巴菲特拒绝。美国所有的律师都会提这样的建议的。贝尔透露，律师团说：“我们快赢得别人信任了，不能承认此事，它会带来恶梦的。”
“这些话我不想听。”巴菲特一口拒绝了。他不关心民众怎么想——钱是可以赚回来的，在他脑子里，法律细节再重要也不能让他对联储食言。
“我们的处境是，”他接着说，“我们做错了事，现在要坦白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在起诉书上已经签了名了。”
他接着向贝尔询问可否解雇所罗门的有偿政府顾问。
“我们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贝尔解释说，这些顾问都是各方面的内幕人士，手上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所罗门可以利用他们。
“你的话有道理，”巴菲特说，“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顾问没有了。巴菲特痛恨这些职业帮手。他们使一些重要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巴菲特要像孤独的牛仔一样自己来干。
其实巴菲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赢得宽容。他命令所罗门停止与石油交易商、亡命之徒马克。里奇做生意。他停止了政治上的援助，免得别人以为他在买好处。他还解雇了与戈弗洛德有牵连的沃其泰尔。利普顿。
他一再警告所罗门的交易人不要做“擦边的”生意，这是他简单有力的另一措施。几周内，足有6位所罗门交易商把新策略拿给巴菲特，看看是否符合他“以法律为中心”的要求。
艾里克。罗森菲尔德，这位杰出的交易商，前哈佛大学的教授接替了莫舍的位置，他提议靠税收法中的漏洞赢利。罗森菲尔德按这一想法做了几个月，许多律师认为该计划绝妙极了，可以赚一大笔钱。
巴菲特说：“艾里克，我觉得不妥。”他说这也许合法，但“太擦边了”。
他是想用反复进行道德教育来提高雇员的自我意识。公司的银行业务分析家托马斯。汉利从未见过所罗门如此团结，他认为巴菲特“太了不起了”。
但巴菲特却不能让公司从报纸头版上走下来。莫舍的错误的新细节一再被披露，政府也不断宣布新的调查和扩大调查范围 （5个联邦机构和许多州都加上了这一行列）。新闻媒介也总说还会发现所罗门的一些其他罪行，公司受到了多次民事起诉，它的贷款来源被切断了。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但表面上看丑闻越来越大了。
公司的客户也十分警惕和担心，它们不愿把生意交给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有罪的当事人手中。英国电信取消了它参与一宗大买卖的权力。债券交易商也退缩了。为了让大的企业客户的总裁们相信，巴菲特几乎得把双手按在心口上发誓“再没丑事了”。
5周后，危机开始稳定下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E.阿兰，这位全美最受尊敬的总裁之一又赐以一记重棒，他公开宣称所罗门的道德腐败是“不可原谅”的。所罗门就像寓言中尾巴上绑了个罐子的狗，不管跑到哪儿都招人骂。第二天，9月24 日，它的股票跌到了20 34 美元。
两天后，巴菲特飞去见格雷厄姆小组，它现已有的50多个成员都是他的朋友及他们的爱人，其中有维多利亚湖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年青人比尔。盖茨。他们对巴菲特能来很是惊讶，但旅行对巴菲特来说只是补品而已。
朋友们去维多利亚郁郁葱葱的美丽花园时，他呆在小旅店里——其实他本可以随意去看看。不过他倒是参加了研讨会。题目是丑闻发生前就确定的——“我在投资或经营中所做的最蠢的事情”。
丑闻大大动摇了纽约的军心。一位经理说：“每天早上打开报纸的那一刻真不好受，你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政府债券部能干的新头儿罗森菲尔德去过东北区的一家年青专业人员聚会的饭店，他碰巧听到其中一位自作聪明地谈论所罗门说：“你说恶心不恶心？”——好像所罗门里满是骗子一样。
10月初，巴菲特给手下干将开了一次动员会。他说他的确觉得前景光明。多数职员还是第一次经历危机，但巴菲特以前就碰到过类似情况。
我见过几个公司进了急救室——1963年的美国捷运，1976年的GEICO……GEICO当时有些人犯了错误。它从一个非常自豪的组织一落成为倍受怀疑的组织，上万名股东离开了它。我承认，危机得持续一段时间，杰克。拜恩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与鳄鱼搏斗。
他淡淡地说，但从那时起， GEICO的股票从 2美元涨到了194美元。谈到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买股票时，他对雇员说，他们不能只看眼下，而是要放眼未来，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
华尔街现在赌的是所罗门能否幸免，还是变成小公司，正如《商业周刊》说的：“小点，少赚点，无力点。”人们担心正在清理所罗门的巴菲特已给公司行了去势。他已监督出售了500亿美元的资产来缓解信用危机，但这降低了公司做传统的大买卖的能力。拉里。蒂施一针见血地问：“若按戈弗洛德的理解看，谁来承担风险？”巴菲特没有答案。
从外表看巴菲特在所罗门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常常跑到经理餐厅抓起个三明治狼吞虎咽，其他人则在那儿吃牛肉饼。他也不像戈弗洛德那样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当案子渐趋平静时，他留在奥马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他只与几个雇员有紧密联系：罗森菲尔德， （这位对巴菲特细腻的套利技巧惊讶不已的交易神童），财务主管，总律师邓汉和莫汉，后者把巴菲特当作公司的百科全书了。
刚开始经理们误把巴菲特和蔼的外表同性格柔和等同起来，但他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强硬得多 （与戈弗洛德恰恰相反）。“他和约翰完全不同，”
高级副经理威廉。杰宁说，“要说服他可不容易，他的立场很坚定；而约翰想说 ‘不’时总是犹犹豫豫的。”
但巴菲特不愿具体管理所罗门。他的话让莫汉吃惊：“我不愿让你失望，可我从来不想经营投资银行。”实际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方式——做一个专注但又保持距离的监督者，就像在喜诗糖业一样。
与多数总裁不同，他不与其他经理打成一片，他不像一个经理，倒像个坐在一边看台上的投资商，10月份，他对莫汉说：“你的公司可能很不错，但股票太糟了。”这是提醒。在过去5年里，所罗门股票的利润在S＆P500种股票中只排在445位。现在巴菲特的注意力开始慢慢从丑闻转向股票了。
Ⅲ—痛苦
从长期看，巴菲特认为所罗门的前景十分美好。它的资产打了气似地膨胀起来，但它的资金利润却越来越少。它有稳定的赢利业务，如东京分部、套利、债券交易和承保。但拿钱不少的投资银行家几年来一直在赔钱。在股票上，它一年赢利一年损失；平衡表表明它现在是部大机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雇员也增加了，可就是赚回的利润太少了。
巴菲特开始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所罗门发的奖金太多了。过去戈弗洛德让经理们把3/4的公司利润都拿回家了——好像公司不赚钱也得让经理们呆着一样。但真正的伙伴——股东却被冷落了。经理们不负责任是个畸形的信号，就像巴菲特不愿过分纵容孩子们一样。他们的奖金越高，公司的红利就“不足或没了”。
现在巴菲特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打破这种格局。10月29日，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两则醒目的广告。中心内容是巴菲特写的关于缩减报酬的一封信。他强调，特别好的工作可以得到特别的奖赏，但所罗门“平分财富”的体系已经剥夺了所有——甚至中等水平的——股东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他扔下颗炸弹。1991年他减少了奖金总额的1亿1000万美元。因此尽管那年（丑闻前）的得率比1990年翻了一番，但奖金还是略微减少了。不喜欢的人可以走。
我们按效益分配的原则肯定会导致一些管理人才离去……但最后留下的人都会遵守原则。
25年前，巴菲特在哈撒韦集团面临困难时就对肯。察思说，他要的职员对公司像对自己的财产一样负责。现在，在华尔街一座漂亮的玻璃和钢结构的大楼里，他告诉莫汉他已准备好接受大批雇员辞职的事实。莫汉问会有多少人，巴菲特说：“德里克，忠诚是买不来的。”
巴菲特的决定赢得了公司外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希望它可以最后让华尔街的报酬方式变得合理些。自己公司里的反应则完全不同。雇员们觉得莫舍造成的黑锅扣到了他们的头上，因此对巴菲特走向公开化的做法深恶痛绝。
广告刊登的同一天，专挖人才的加利。哥德斯坦就接到了许多所罗门的经理们来的电话，他们希望忠诚是有标价的。
还有，这次创华尔街的削减程度也让他们呆若木鸡。莫汉减了经理70％的奖金，投资银行家是25％，减得最多的人达50万美元之多。巴菲特和莫汉还解雇了80名专业人员和200名后勤人员。
巴菲特很快就因此颇受微词了。人们感谢他拯救了所罗门，但现在又受不了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对执法者曲意奉承，而且对他冷落戈弗洛德也严加指责。一位老分析家说：“我们当中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的人对戈弗洛德很同情，沃伦是个救星，你知道人们对救星是又爱又恨的。”
戈弗洛德的老部下中最受同情的是所罗门主要的股票经销商斯坦利。夏普康。过去戈弗洛德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雪茄，穿金带银的壮汉夏普康在一边做着股票交易。在华尔街夏普康做大买卖和展示自己块头是出了名的。
但他经管的证券部却效益不佳。巴菲特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他命令他
卖出一些赔钱的股票并放弃投机行为。夏普康辞职了。
他的离开给证券带来了一些麻烦。当巴菲特宣布了为数极少的奖金额后，接替夏普康的布鲁斯。哈克特暴跳如雷地对下属说：“我都快疯了，你们猜猜是为什么吧！”巴菲特对公司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在所罗门的阁楼上开了个暗门，作祟数十载的鬼怪们纷纷着了道儿跌落下来。
1991年冬季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包销的证券份额从丑闻前的8％跌到了2％。那是个可怕的时期，整条华尔街的推销商、分析家还有银行家都无所事事。于是他们纷纷离去。
“沃伦认识不到让人离开有多容易，他真是太自作聪明了，”一位离任的银行家斜倚在男子汉俱乐部的一张皮靠背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公司就像经营股票一样，从不考虑人的因素。”
他越说越激动：“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敢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圣贤什么的。”
1992年1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银行分析家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他的工资不加到200万，他就要为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1991年甚至加了40％），虽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家，在为银行争取业务中很有影响。
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同时还有4位分析家离去了。这引起了恐慌：大牌走了，该部正面临着人才被挖空的危险。在莫汉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位青年分析家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汉试图建立一种把各组奖金和利润挂钩的体制。这可不太容易，所罗门从未算过下属众多单位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致命的疏忽。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亿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用它。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杰克。拜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的巴其克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特鼓励小拜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他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经济动物，他们还可用忠诚来激励。
客气地讲，华尔街上看不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你不付报酬他们就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拉迪认为巴菲特对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
我想他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此观点，还有人补充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应用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自己的专业人员的报酬和表现深感不安。华尔街上一家主要的非公共竞争公司的总裁嘲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洁先生，一个来自奥马哈的眼睛瞪得亮亮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是一位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未免太天真。（他紧张地讪笑着。）他的话至少有部分说到点子上了，我同意报酬并不合理；我的工资就得由公众投票决定。真讨厌。 （又是一阵讪笑。）他很对，是该把它当作生意来管。
就像豪伊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出来了。《商业周刊》从韦尔斯法戈和所罗门的失败中（就是不提可口可乐）
断言巴菲特已失去了投资者的内质。三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在所罗门的职位也告吹了。虽然杂志也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但猛烈抨击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他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却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磨去了公司敢担风险的棱角，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疑的风度了”。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对巴菲特有情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传奇般的形象纯粹是骗局。从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肃问题”，他用自己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无人能比。《华尔街日报》引用金融界竞争者麦克。普莱斯的话，认为巴菲特是“最大之一的幕后市场操纵者，在套利和所有活动中他得到的市场信息比任何人都有用，但大家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
习惯于被报告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说：“我和他在一起，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点提出反驳，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自己被伤害了，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撒谎者的扑克》的作者麦克。刘易斯，他在《新共和国》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在《圣沃伦：华尔街上失败的天使》中攻击了巴菲特，全文谈的无非是投资和伦理的问题。这也证明一个一无所知的作家可以表现出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子和骗子的惨败。刘易斯根据有效市场原理，说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而且这个“失败的天使”
实际上满是错误。
巴菲特被这篇文章气得脸色发青。本。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布里迪。默菲》的作者曾偶然相识巴菲特，他给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易斯的话是明显的亵渎。一向对文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对麦克。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有趣的问题是，刘易斯为什么如此恨巴菲特？这可从他的《撒谎者的扑克》中找到了线索，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600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债券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刘易斯卖出的债券是“自己八竿子都不想碰到”的。他的这种“光荣”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次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一文的结尾他写道：
你可以一时吓得人们手足无措，但时间一长他会犯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进退两难：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做此选择的正是刘易斯本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鱼与熊
掌兼得的。他反复申明的“好利润并不与好行业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愤世疾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当1992年2月中旬刘易斯的文章发表时，所罗门已跳起了欢快的凌波舞。股票恢复到了30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会这样的顾客也回来了。管理层已完成了大修改，大多数时间巴菲特都呆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仍在流血。莫汉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要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取消。光2月一个月就有100名雇员开小差跑了。而8月份还拿工资的人中，有1/3的股东和1/4的银行家也跑了。就连丹尼斯。波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特恩斯，他是70年代巴菲特的崇拜者。
叛变情况如此令人痛心，但巴菲特毫不示弱地坚持所罗门要按轨道行驶。他说，当迷雾散尽，所罗门在各方面都会更强大。没有哪位手下见他动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根本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己的路线。财务主管唐纳德。豪瓦特说：“他对我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他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不习惯于和对他不忠的人一起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血腥的谋杀。也许我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正在失去主要的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结，想结束这种打击就毫无希望。
Ⅳ—初恋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让所罗门耗着就是对它的惩罚。他请求财政部早日了结此案，尽管他一向很少对人施加压力。“快点下手吧，”他说，“我们不想在你还没想好之时就失血而死。”
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罗门接受重罪名和4亿美元的罚款。所罗门的刑事律师加利。耐夫台尔认为这个决定严峻得吓人，他在1990年为之辩护的基德尔。皮博迪的罚款只有2500万美元，而且没有罪名，虽然当时它的交易明星马丁。西加承认了大量的内幕交易。政府对所罗门唯一的起诉只有不正当投标。 （更重的罪名——市场榨空——由于缺乏证据而取消了。）
孩子气的耐夫台尔甚至就本案的不足为奇向政府律师团开玩笑说：“哪个宝宝被坏人杀了？”
一位美国助理律师回答：“你对政府撒了谎，这比内幕交易更严重。”
最后的决定得由曼哈顿的美国律师奥托。G.奥伯迈尔做出。他与喜欢给白天的投资银行家戴手铐的前人鲁道夫。朱力尼不同，奥伯迈尔是个一向被视作温和派的法学家。可惜执法人都有要震慑别人的天性，他判定所罗门有罪。
当耐夫台尔与他的律师谈判时，他发现巴菲特已给了他一件奥妙的武器。8月份巴菲特已答应与政府合作，而且政府认为他没有食言。因此耐夫台尔辩解说，如果奥伯迈尔现在制裁所罗门，那么人们会以为巴菲特的坦率诚实是太天真了。因此制裁不是警告别人以后不要犯罪，而是以后千万别与政府合作了。本案中巴菲特有很好的表现，不是莫舍也不是戈弗洛德。
4月份本案到了高潮。耐夫台尔打出了王牌。他、邓汉和律师罗。奥尔森把巴菲特带到了政府的律师办公室。他们在联邦法院边上的一座棕色矮楼里与奥伯迈尔见面。由于这次是巴菲特唱主角，几位律师都闭上了嘴。
巴菲特随随便便地说起了自己的职业。他没有就本案辩解，倒像为被控谋杀者辩护的乡村律师那样大谈家庭的正直。同样，巴菲特没从正面开始，他简单介绍了他与所罗门公司之间的几个里程碑——它是如何开始为伯克希尔赚钱，如何继续成为他的经纪人，戈弗洛德是如何拯救GEICO等。从巴菲特的经历看，所罗门是家值得自豪的公司，他与它25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巴菲特没有夸小戈弗洛德向他求救时公司的道德和财政危机，但他争辩说现在公司在这两方面都已恢复正常。“公司与8月份时已判若两人。”
他强调说。
奥伯迈尔只问了一个问题：巴菲特准备为他干多久？
于是巴菲特侃侃谈起了他的长期投资哲学——对待公司就像对待伙伴一样，就像他在早期职业生涯和风云变幻的 80年代一样。他从不从公司中吸血，而是紧紧地与它们站在一起。现在和将来他都会留在所罗门董事会中，为它投资为他监督。与星期天和整个事件过程中不一样，现在他不是求情，而是谈个人观点。
虽然奥伯迈尔坚持认为事实不容否认，但他在5月宣布不予起诉。同时各种联邦机构也宣布与所罗门达成了民事调解。巴菲特孤身一人就赢得了众多高级官员。财政部的助理秘书鲍威尔说：“我想，所罗门的所有股东都会在床头柜上放上张巴菲特的照片的。”
调解花去了所罗门2亿9000万美元，（包括1亿元的起诉撤消费。）这是历史上对美国证券公司第二次大数额的罚金。
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后详细公布了10次“极严重”的违法投票。布莱顿严肃地说他发出了400张传票，得到了3万页的证明材料。但委员会在证实所罗门的忠实上做得最多。它的详尽调查除了莫舍的行为外找不到一丝违法行为的证据，这是对所罗门的一次大公开。
6月份，巴菲特离开了坐了9个月之久的董事长的交椅。股票现为3358 ，比1991年8月高出25％。又一次使华尔街目瞪口呆的是，巴菲特挑选了寡言少语的鲍伯。邓汉作他的接班人。
这位和颜悦色，柔声轻语的德克萨斯人是华尔街的门外汉，但他对巴菲特忠心不二；他的使命是坚持巴菲特的改革。德里克。莫汉继续去管业务。
但王冠后的权力没变——仍在巴菲特手中。
巴菲特进入所罗门时大张旗鼓，离开时却静悄悄的。送别的只有比尔。麦金托什的一张小条。
“我与所罗门同在”是句骄傲的言语，多年以后我们仍然将感激您。
巴菲特买了更多的所罗门股票，使伯克希尔的持股率达到了20％。在巴菲特购买之后，一度升到50美元的股价有了一次猛跌，但仍高于他当董事长时的最高水平。
财政部的市场也有了奥妙的变化，联储恢复了它主要交易商之一的地位，但丑闻后的变化已降低了此地位的重要性。联储的木箱子仍以老方式工作着。
鲍。莫舍承认他对财政部撒了谎。他在不大安全的监狱里呆了4个月，交了110万各种罚款，并被永远禁止从事证券行业。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戈弗洛德没能监督莫舍也采取了行动，他被处以 10
万美元的罚款并不许经营证券公司。放逐后，他对自以为不公正的捏造罪名和失去社会地位倍感心酸。他与巴菲特的友谊中止了。随后出现了丑陋的一幕，他向所罗门公司索要钱和股票，并称那是公司欠他的离职费，可选择股票和奖金——由于股价上涨，这笔总数也膨胀到了5500万美元。他急于要拿到这笔钱，因此在加州与巴菲特和芒格见了面并发了脾气。调解委员会作出了对戈弗洛德不利的决定：他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常人都以为戈弗洛德是个事业上的巨人，但道德上有污点。可笑的是没有一条是正确的。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事业上的弱者，他没给股东带来什么长期价值。他对莫舍的错误行为的延误更是管理上的一大失误。
所罗门的一些市场股票重新规定了红利，并重新组建了职员队伍。它开始在长期徘徊的美国股票和投资银行中赢利。它在债券市场上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虽然它不再天马行空，但它对顾客的利益关心多了，而他们在交易商是上帝的时代都被冷落了。
丑闻后的两年内，所罗门的利润创了纪录，但在1994年债券市场动荡时它遭受了重大损失。显然部分损失是与丑闻直接相关的。曾是玛丽威舍手下最好的交易商，包括天才的艾里克。罗森菲尔德也开小差跑到他新开的套利小组去了。所罗门的套利小组像遭了瘟似的迅速减员了。工资表稳定执行了几年之后，奖金又涨得失去了控制，逼得巴菲特忍辱含垢，只好再次检查引起新一轮叛逃的报酬制度。总之，巴菲特宁可让莫汉这样毫无特色的人来重新管理公司，也不愿把公司交回到强有力的债券交易商手中。但他还得回答蒂施的问题——还有谁可以代替戈弗洛德坐所罗门“风险承当者”的位置呢？
当他卸下担子之后，一方面为拯救了公司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无官一身轻而高兴得像百灵鸟一样。在他卸任后，彼得与他谈过话，觉得父亲听起来都像成了另一个人。不久，巴菲特和妻子飞往布法罗参加《布法罗新闻》报的野餐会，他在那儿可不受欢迎，人们会往他身上扔甜饼的。出版商斯坦。利普希带着这对夫妇出去玩，碰巧天下雨了。巴菲特与苏茜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跳过泥坑。他们走过墓地，巴菲特久久凝视着块块墓碑，然后他们来到奥尔布赖—罗克斯艺术走廊，那里正有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过了一会儿利普希与苏茜去看展品，沃伦则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听爵士乐。最后他们和利普希的女朋友，还有编辑马利。莱特夫妇去吃牛排——利普希特地从奥马哈订的。
巴菲特因为又回到过去而激动不已。他写道，所罗门闹剧“有意思，也值得一试”，但“一点儿也不好玩”。现在凯威特广场的圣殿又发出了召唤。
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向股东表示：“伯克希尔是我永不消逝的初恋。”
23巴菲特的公共电车
从预言中你可以得知许多预言家的信息，但对未来却一无所获。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1980年度报告巴菲特在90年代初活动不多，介绍起来很容易。苏联解体后，人们盲目乐观地相信和平已经到来，国防业的股价很便宜。巴菲特以每股11美元捞了14％的通用动力公司。没过多久，前南斯拉夫爆发了内战，乌托邦的梦幻破灭了，通用动力公司涨到了43 12 .巴菲特增加了在韦尔斯法戈的赌注。当房地产业的衰退结束后，银行缓过气来了。它的利润突飞猛进，巴菲特曾被广为嘲笑的投资，平均买进价为每股62美元，现在飞到了145美元的高度。
巴菲特还在两个熟悉的公司上下了大赌——酿造约翰尼。瓦尔克和其他牌子的酒的吉尼斯公司和最近购买的报界王国甘尼特公司。
最后巴菲特又花了6亿美元买下了新英格兰的三家制鞋厂，知道这一投资的人很少，但它为伯克希尔和证券组合增色不少。H.H.布朗恩和德克斯特鞋业这两个更大的公司坚持罗丝。布朗金的工作方式，开发出一些特别畅销的产品，如工作鞋和户外运动鞋，用这些方法，它们已经抵制了进口货的冲击。这两家公司经营得都很好，而且都是巴菲特中意的家族公司。
B夫人主动与孙子们和好了。她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而且把她的新商场以500万美元卖给了伯克希尔，重新回到了集体之中。99高龄的她仍坚持工作在岗位上，负责她的地毯生意，一周7天，从不休息。“我很高兴B夫人又回到我们中间，”巴菲特高兴地在报告中写道，“她的沧海经历无人能比。”
巴菲特的其他股票中，吉列涨到74 7 8 ，可口可乐是5112 ，在5年时间里，这两种股票一个翻了3倍，一个翻了近5倍。1986年以来股票分割价17 14 买入的大都会公司现在坐火箭到了80 14 .而巴菲特下14在GEICO的4600万的赌注现在翻本到了17亿美元。
美国捷运解雇了吉米。罗宾逊。到1994年底，这个“错误”给巴菲特每年带来了两位数的回报率。
美国航空在巴菲特投资后的损失达到30亿美元。到1994年，它推迟了给伯克希尔的优先分红，因为它处在了严重的破产边缘。
但这些股票的变化都不如伯克希尔自己那样戏剧化。1992年6月，巴菲特离开所罗门时，它是9100美元；到11月它突破了万元大关。年底巴菲特赎回了伯克希尔的零息债券，这表明他仍认为股价太低了。1993年好像有上帝之手在进行交易，到情人节时伯克希尔卖到了12400美元。从春到夏，它就像跑向奥林匹斯山的送信员，达到了17800美元的顶峰，最后又稍稍回落一点，以16325元收盘。
《福布斯》说这个曾在理发店里安弹子球机的小伙子现在成了全美最富的人。1994年，巴菲特把王冠交给了年轻的比尔。盖茨，但他并没有完全衰落。伯克希尔上扬了25％，而同一年内道。琼斯指数只上扬了2％。巴菲特开始买进时，伯克希尔的精确价格是7美元60美分，当他离开时，股价为20400美元这一惊心数目。从这个价来看，巴菲特的身价为97亿美元。
30年来，他的股票平均每年增值26.77％，同期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包括红利）的增长为9.51％，标准普尔的500种股票为9.9％。换句话说，如果1965年有人在伯克希尔，S＆P500和原油中各投入1万美元，那么到1994年底伯克希尔可给他1130万美元，S＆P股票组合为16万3000美元，原油为65000美元。
如果有人翻翻巴菲特的伙伴纪录，他会发现40年来巴菲特没用过财务杠杆，没有投机，没冒无谓的风险，而且没有哪年亏损。尽管持反对意见的人总是说他的某项新投资“这次”会失败，但同时期没有人的纪录可与巴菲特相媲美。严格地说，甚至没人能够接近他。
在历史上伟大的投资家中，巴菲特以他敏锐的业务评估技术引人注目。
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零售商山姆。沃尔顿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一种产品或发明。巴菲特却是个纯粹的投资商：他的钱来自对各种行业和股票的选择。
当他1965年接手伯克希尔的时候，这个大纱厂正在衰退。他把资金重新分配到保险业、糖果业、商场（错误决定）、银行和新闻媒体；然后是烟草、软饮料、剃须刀、民航 （又一个错误决定）和许多从百科全书到鞋子的各行业。现在他的整个工业王国已从一个濒临倒闭的纺织厂寒碜的小钱发展到230亿美元，不久他就把纺织厂零卖了。尽管伯克希尔仍由原来的12人管理，但它的市场价值已排在美国第24家大公司的行列，比一些家喻户晓的公司如美国捷运、花旗银行公司、道化学公司、伊斯曼。柯达公司、通用面粉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施乐复印机公司更值钱。
希望巴菲特呆在自己轨道上的投资者，没有忘记他经常说的对过大规模的担心。至今为止，巴菲特还不用为此操心。在过去的10年里，伯克希尔的股票昂首阔步，年增长率达32％。但令人担忧的是，资金分配要比资产增长难多了。
而且他最成功的行业——顾客优选的产品，报纸、电视等——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回扣、假商标交易等畸形潮流对老牌子是一个极大的挑战。1994年，巴菲特发现吉尼斯著名的酒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竞争力，于是他突然抛出股票，估计遭受了15～20％的损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想象，巴菲特拥有更多投资的可口可乐和吉列也会面临边际利润的严重威胁。
同样，如果未来幻想家没有全错的话，报纸和网络在提供新闻和娱乐方面的竞争会有大的变化。如果那样的话，大都会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收费桥梁”就岌岌可危了。但这两家报纸的经营都不错，没有理由可以抛弃它们。
只要巴菲特还没金盆洗手，他就必须接受新事物。他最近发出的这种信号越来越明显了。几年来，伯克希尔一直在写特别的再保险政策——所谓的“大猫”，巴菲特对巨灾保险的称呼。
保险公司买巨灾保险来保护100万美元的灾难，这些灾难会索取一大堆保险单的。伯克希尔是在1989年紧接而来的两次灾难哈里肯雨果飓风和旧金山震动世界的地震后进入此行业的。随着保险公司纷纷倒闭和赔偿金疯狂上升的同时，巴菲特觉得这种风险与机会同在的行业更有吸引力了。
从那以后，伯克希尔的巨灾承保业迅速扩大，在多数年头，它给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但在不正常的坏年头，一系列的灾难或者像安德鲁飓风那样的一次打击，就会使伯克希尔大亏血本，可能会达到6亿美元。 （很少有人
承保巨灾，因为赌注太大了。）
巴菲特和阿济特。加因这位生于印度，受教育于哈佛的伯克希尔巨灾业的明星（他在康涅狄格州工作）经常讨论新西兰发生地震、中西部洪水或气候长期转坏的几年。但巨灾发生率很难精确计算，因此巴菲特和加因只能依靠个人判断以及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
巴菲特最近写道，谁会想到美国最严重的地震会发生在密苏里的新马德里呢？但1812年就有一次里氏8.7级的地震。“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天气频道就眼疼了吧！”
非常感谢巨灾保险，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在短短10年内就连翻10番，到1993年达到了23亿美元。这些钱可以看作是低息贷款，在索赔前由巴菲特随便玩。近些年，巴菲特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笔数目巨大的资本，它比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更低。巴菲特从中获益非浅。
通常巴菲特不愿盲目乐观地估计未来，但对他的保险业有一个玫瑰色的预测。他说，他和基格希望“这是未来几十年内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并暗示他认为它的价值无以伦比。但他坦白承认，在几十年的损失未被总算之前很难评价他赌巨灾的输赢如何。
巴菲特的股东对要考虑如何长时期很不舒服。他们最担心某种巨灾的发生——有位股东兼老朋友冲动地说：“我们对巴菲特的健康极为关心。”
讨论“巴菲特效益”——即巴菲特的存在带来的高于股票实际的价值——是股东们永远的话题。人们担心一旦他去世会引起卖出的恐慌，尽管巴菲特一再毫不犹豫地说他的去世不会影响伯克希尔的可乐和其他资产的价值。
巴菲特自己并未评价伯克希尔的价值，最多只是暗示而已。他的方式是公开该公开的公司信息，让交易自由进行。
但对自己的长寿问题，巴菲特比谁都关心。这有几个原因，他反复俏皮地说他死后几年里还会显灵来管理伯克希尔的。 （即使那时他也不会与伯克希尔说再见。）
当姐姐多丽丝研究家谱时，沃伦说他只想知道先人们都活了多久。还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发表高论道，尽管科学家还没发现年龄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他想他们肯定没研究过年龄与巨大财富的关系。还有一次，当某位股东问他成为全国最富的人还有什么打算时，他脱口而出：“做最长寿的人。”
就连私生活中，他也与一个只想帮助人们反抗死亡的女人结了婚。
对死亡的恐惧更增加了巴菲特谋取财富的动力。这也合情合理。他是个非常冷静的不可知论者，从不麻痹自己。他有种要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激情，他喜欢的不是单纯的赚钱。他迷恋他的朋友、房子、喜欢的食物、各种股票和股市。值得一提的是，他喜欢的不是经营，而是拥有。在朋友巴巴拉。莫罗眼里，他离开奥马哈去华盛顿念书那段时间正是性格定型的时期，他是被迫离开的。他一直积累财富却从不出售或移情。他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喜欢买，卖出则另说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持有——拒绝说再见。
伯克希尔年度会议召开前一天的那个春日早晨，有人在奥马哈看到了他。他坐着一辆代用的电车——与他儿时乘的相差无几——穿行于各大旅馆之间接他的客人。他坐在前排，热情地欢迎来访者——来自沃顿的一位老朋友的寡妻、本。格雷厄姆的学生、他下属各公司的总裁。当你翻看相册时会发现他们在不同时期进入了他的生活。穿着随便的巴菲特妙语连珠，把一百多位虔诚的教徒、朋友和仰慕者带到了他的乡村俱乐部。
下午的聚会（现已对所有股东开放）仍在波塞家举行。桌上满是鱼子酱、鹬驼山苗饼、奶酪蛋糕和烤得红红的牛排，边上陈放着珠宝和精美的瓷器。
一支四人乐队伴奏，穿着礼服的侍者托着衬有天鹅绒的钻石盒子和瓶瓶香槟穿行其中。
巴菲特呆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与几个老伙计打桥牌。当宴会渐入高潮时，巴菲特悠闲地走了进去，站在了一群钻石耳环对面。股东们鼓起勇气三三两两地走了进来。巴菲特对他们负有责任，不是因为他的事业，而是他觉得他们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波塞家中的多数面孔是巴菲特所熟悉的。他说他认得出伯克希尔7500名股东中90％的人。他向秃顶的天文学教授詹姆斯。阿尔打招呼，骄傲地回忆起1957年与阿尔的父亲一起投资时的情景。
巴菲特说他记得伯克希尔100多万股股票中每一股的经历，难以想象还有哪个公共公司的总裁如此熟悉业务，他们甚至连望洋兴叹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只有巴菲特记得。每当某股伯克希尔转手时，他就在脑子里记上一笔，就像有人上下他的电车一样。
这也是巴菲特对崇拜者有如此吸引力的原因。与他不可思议的成功相比，他的忠诚更是罕见。他一生中对老朋友和老习惯忠贞不二。请看一下约翰。钱在他的畅销书《财富之王》中是怎么说的吧：
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季节，它不会永远不变。世界的热点在变；投资者的热点也应改变。
华尔街上无人表示异议，甚至连些许怀疑都不会。过去热衷于债券的克里韦斯和贝罗曼等人早已对财务杠杆失去了兴趣，在90年代卖起了股票。
但巴菲特一生中基本上只有一个热点。他从未改变投资模式，不论是60年代的迅速转手股票、80年代的高杠杆投资还是90年代的金融衍生工具。
他寻找的一直是他老师称作“内在价值”的不会减少的果核。
巴菲特的形变经历过从本。格雷厄姆的“有价”股票到“增长”的公司。
华尔街对这种分类情有独钟，就像艺术评论家善于区分白描和立体派艺术一样。但这种界限与艺术家毫无关系。对巴菲特来说，增长和价值的区别是虚幻的。他认为某行业的增长潜力就是它的价值，因为它的资产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某个价格上，可口可乐的潜力代表着它的好价值；如果价格过高，情况就不一样了。
问题是巴菲特把所有的投资（包括他试过的）都看着“价值投资”，其他的都不配此名。他在所罗门插手一年后写道：
如果投资连与投资额相当的回报都得不到，那算什么投资？故意以高于股票计算价值的价格买入，希望能很快就以更高的价格脱手，那只能叫投机……
可惜世界看不到这一区别。加州奥兰治县的财务主管毫不考虑地就大举借债，以神秘的利率导数投机于公立学校、道路和供水系统基金，结果该公司更近破产了。事实上这种对恒定价值的认识太理想化了。在一个基本水准和“热点”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价值不是不变的，而且是短暂的；只有人们评论时，油画才有人欣赏，美的标准在欣赏者的眼中。对奥兰治县来说，美
就是它的财务主管。美林和他的经纪人说的那样， （他们都不清楚，但都愿投机。）而从另一面看，这种缺乏说服力的认识只是一种普遍的懦夫行为。
如果说人们失去了具有爱默生那种内在自信，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过去的那些榜样来引导他们。现代社会的相互关系使我们都变成了胆小的专家，只能从标有“增长”和“衍生”的分类栏中去发掘。同样，缺乏内在价值系统也使教育者的说教和评判显得无说服力。他们只能回到模棱两可的复杂的理论，只以粗声大气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当缺乏有力的理论时，上千种观点就会出现，这是必要的来源。但我们的领导们忽视了它，不仅华尔街如此，就连工业界、教育界、政府和公众也是一样。
但巴菲特不同，他十分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他说是“我不与我不喜欢的人共事”。但有同感的人、总裁和政府官员却为数不多。
他独自一个呆在书房里，没有顾问也没有仆人。他坐在裱着的发黄的报纸和他父亲的照片前，静静地享受着爱默生的甜蜜的孤独。几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连电话都很少响起。他以自己的技术追求实际价值而不是看屏幕上的图表，他要的是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商人，鞋业公司、霍拉肖。阿尔杰—罗斯。布朗金、本。罗斯纳零售商、世界百科、新贝德福德的肯。察思、严谨的汤姆。默菲和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他也不是根据“季节”来选择的，而根据他祖父、父亲和本。格雷厄姆认同的原则和格言。巴菲特并不总是像英雄一样地活着，他也是人，当然也会犯错误。但他已很像他自己的偶像，这也唤醒了人们对那个更单纯、更稳定的时代的记忆。
当巴菲特逝世时，他的遗赠很可能会使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等前人的传奇相形见绌。巴菲特基金可能会成为全国最大的捐赠，（现在最大的是福特基金，资产达70亿美元。）但他的业绩不会只是他留下的钱，而是他对伯克希尔做出的贡献。他心中有着一个惊人的设想，一旦他进了坟墓，伯克希尔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事实上他强忍悲痛地向投资者保证，不论他和妻子谁先死，“要收的税和遗赠都不会引起股票的大量抛售。”
如果巴菲特和芒格同时被车撞了，或者巴菲特来不及培养一位接班人，至少目前公司已有一位巴菲特选中的“第三人”来经营。这是个严守的秘密，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公司还将落入巴菲特精心挑选的董事会手中。最近他指定妻子和儿子豪伊为公司的董事，以此来保证公司绝不会忘记它的使命。 （其他董事有巴菲特、前董事长的儿子马尔科姆。G.察思第三、芒格和奥马哈的商人，小沃尔特。斯科特。）他的家庭成员将成立基金的控制者。“归根结底，”
巴菲特最近写道，“我们已做好了‘被车撞’的准备。”
尽管他没像其他职业者那样精心节食，64岁的巴菲特仍非常健康。早上他常端着一碗花生和一瓶可乐向人问好。参加汤姆。默菲安排的观看超级杯的周末，他为第二天早餐点了香草冰淇淋和巧克力调味汁。当朋友们就他的健康开玩笑时，他不自然地回答：“当人们经过我的棺材时，我希望他们说‘天哪，他老吗？’”
他对工作仍然全心全意，但对成功的兴趣却稍稍减少了。儿子们说他比往年过得轻松多了；彼得也看不到他父亲再像脑子里装着嘀嗒作响的闹钟一样忙忙碌碌了。
这得部分归功于阿斯其德，巴菲特因她而过得非常舒服。他也认为自己帮她建立了尊严，无疑这是种互助互利的关系。当他们一起出去时，比方说
去格罗茨，他们就像奥马哈的一对普通夫妇，有时巴菲特还搂着她。阿斯其德对自己的角色很有幽默感，有一次她对巴菲特的某亲戚说与巴菲特一起生活“是她最好的工作”。巴菲特几十年的老朋友乔。罗森菲尔德说：“阿斯其德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她不介意他离开，真是个很有自由精神的姑娘。
了不起。“
尽管如此，巴菲特仍是苏茜的，他们几乎每月都相聚 （比如说去巴黎参加可口可乐的董事会）。沃伦对这种安排也很有幽默感；他对朋友说，他不能与苏茜离婚，因为她太有钱了。
近来，巴菲特稍稍放松了自己的钱包。他用自己的125万美元买下了奥马哈一支小棒球队 25％的股权——相当于为本城这支球队能够维持生计的募捐。1993年当B夫人百年大寿时，他像往常一样献上了鲜花和喜诗糖果，并给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资助B夫人正把废弃的罗丝。布朗金表演艺术中心变成儿童剧院的工作。他个人花钱也大方了一点，比如用于旅游和服装，尽管他的壁橱里好些衣服都要发皱了。但相对来说，他的花销和善举仍是九牛一毛。
工作是他的生命，而食物和住所只是小事一桩。他仍然自己开他的蓝色林肯。他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小轿车和房子，即使有他也不会感兴趣。最近在拉古纳海边的房子度假两周时，他只离家三次——两次去看电影，一次去吃饭 （女儿付钱）。他仍打桥牌，通常在他不愿用于工作的计算机上玩，另外的几个玩友则在数千英里以外。
他在奥马哈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经过法南街时，人们的车开得很慢，都到快停下的地步了，他们好奇地注视着那座朴实无华的房子。巴菲特可从厨房看到他们。他在那儿享用冰淇淋、可乐或拿着报纸和年度报告自得其乐。
房子里只有他和阿斯其德两人，身边没有仆人，也不用请人做家务，他们只有一个女仆，每两周来一次。阿斯其德仍在买便宜货，当有可乐卖时也常满满装一小车回来。
当亿万富翁的确让巴菲特很开心，他以不寻常的方式享受着。就像他说的，钱改变不了你的健康状况或让别人爱你，但“它会使你的环境更有利”。
他现在与比尔。盖茨的关系非常亲密，后者是他金融上的对手，比他小 26岁。有意在俄罗斯推行资本主义的世界象棋冠军加利。卡斯帕罗夫也曾来奥马哈拜访过他。1994年夏天快结束时，他与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在马撒葡萄园打高尔夫球，之后，他们一起去凯。格雷厄姆家吃了顿平静的晚餐。
现在他发现在推行他的沃伦。巴菲特教时有了许多观众。他经常四处奔走，大学，公司，甚至去一些小的非正式团体，举行他的仪式，重述他的故事，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登上他的电车。
人们对他，对他的生活不知道的事情仍然很多。正如布法罗一位法官对他可能有的垄断目的评价的那样，也许他的秘密深深埋在他的“不可知的内心”里。
但他的社会活动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巴菲特对历史不平凡的见解使他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形象，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资本家，而且是位伟大的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他教导了一代人该如何考虑业务，证明股票与垄断不同，投资也不是只凭运气的游戏。它也是一种合理的可感觉得到的事业，与它代表的具体业务是一样的。他揭开了华尔街神秘的面纱，说它与美国没什么两样——也许是个不可捉摸的地方，但也是普通美国人可以理解的地
方。只是巴菲特还不为华尔街所熟悉。
对于人们熟悉的华尔街黑暗的一面，巴菲特是人们很少见到的。他是为数不多的不伤害别人而获得巨富的资本家之一。 （他在布法罗的对手是个例外）。用芒格的话说，他努力争取的不是做一个“痛苦的积累者”，他把投资人和被投资人都当作伙伴，而且从不侥幸，也不“准备退路”。
现在巴菲特开始要超越金融界，获取更大意义上的成功。他说他最喜欢的持有时间是“永远”，这也让华尔街内外的人大为吃惊。现代人的耳朵还受不了“永远”这个词，通常它只是小说或传说中的字眼。
而巴菲特就是这样承诺的，对他的糖果业和报业，对汤姆。默菲、凯。格雷厄姆和许多其他人。在这个忠诚不会长久的时代，他把投资变成了相互关系，而且几乎都成了社会合约。1969年他提到伯克希尔。哈撒韦时，给伙伴写道：我当然不会只为一个诱人的价格，就把某个由我喜欢和敬佩的人经营的有良好控制的行业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