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是1986年1月——大都会公司的兼并刚刚结束时——巴菲特反复思考的问题。在大都会公司的经理们按惯例去凤凰城度年假时，他提出了这个惊人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许多投资人是按“随时变化的股票”来决定是否忠实于大都会公司。巴菲特发誓他的投资决不改变，直到他死——事实上即便他死后的一段时间，也不会发生改变。
有人问我，如果我被卡车碾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一般回答说我为那位司机感到难过。我已安排好一切，如果我死了，伯克希尔也会连一股都不卖出。我会实现诺言的。
巴菲特的诺言是为了防范像贝罗曼、大都会公司比根斯或克拉维斯这样的人的。他不仅给了默菲和伯克代理他的股票的权利，而且保证他们有权限制伯克希尔卖出。他甚至连改变主意的自由也没有了。
巴菲特解释这种不寻常的经济约定说，这样默菲就可专心经营而不用担心被人袭击了。但巴菲特还有个人和职业的动机。“个人关系”在这次投资中也很重要。巴菲特对一位记者评论道：
我愿终生与大都会公司在一起。这就像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你不会在5年后卖掉他，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亲。
这笔交易的确有问题。这在交易还没完全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了。电视的广告收入剧减，ABC就像自由落体一样；电视网只被评为第三位，不管是老节目还是新节目。它面临着损失垒球、橄榄球、冬奥会和两个糟糕的特别节目的转播。它的成本失控了。
巴菲特的一位朋友说：“我想巴菲特不清楚ABC是多么浪费，它的管理有多乱。”彼得。巴菲特回忆起他父亲检查各种费用时，吃惊地发现ABC光付给花匠的钱就达6万美元。伯克在谈判时也被它气派的大楼吓了一跳。墙上挂满了杰克逊。珀拉克和威莱姆。德库宁的油画。该电视网买这些画是为了应付年度平衡表。
ABC转手后一年，它的利润从原来的1亿3千的赢余变成了7000万元的亏损。要是默菲和伯克没有减少一大笔开支，情况会更糟。默菲第一次去洛杉矶时，招待所派了一辆白色的高级超长轿车去接他。从那以后，默菲只坐出租车。他关闭了纽约总部的私人餐厅。几个月后，默菲和伯克把整座大楼卖给了一位日本投机商，价格是每平方英尺 165美元。他们还解雇了 1500名员工。
巴菲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没有插手。有一次，当ABC为星期一晚上的橄榄球赛重开谈判时，他来到了纽约。伯克估计ABC将损失4000万元。
由于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有魅力事件包括体育的报道，他不想再错过美国橄榄球联合会的赛事。“沃伦结结巴巴地没说明白，”伯克回忆说，“但很显然他想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巴菲特的话不多，他只是在一旁观察。用伯克的话说他就像“闻到味儿了”。当他们等待全国橄榄球联合会肯定的答复时，巴菲特闷闷不乐地说：“可能他们把我们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他们没丢。失去这个合同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默菲和伯克压缩开支的本领是惊人的。可是整个传媒业的竞争更激烈了，因为现在有那么多的电视节目和报纸。收看三家主要电视网有线电视节目和家庭录像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巴菲特和默菲一起在大屏幕彩电上看周一的橄榄球赛时，巴菲特说：“画面不错吧！”默菲道：“我更喜欢看8吋的黑白电视，那时只有三家主要电视网。”
不用说，要是只有一家电视网巴菲特会更高兴。虽然他对传媒界的对手越来越无礼了，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在兼并的几年后，沃尔特。安那博格飞到奥马哈，就是否把他的杂志王国卖给鲁珀特默多克向巴菲特征求意
见。巴菲特建议说虽然传媒业仍是个好行业，但有走下坡路的趋势。安那博格在最好的时机退出了战场。但巴菲特自己却不想无事一身轻。
伯克认为，巴菲特为此付出了代价。大都会公司的股票猛涨到了630美元，并保持了一段时间。巴菲特非常明白这个价格太高了，“他本可卖掉的。”
伯克说。一年后股价又急落至360美元。
有位杰出的年轻金融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失败了。“沃伦有过三个职业，”这位投资批评家说，“过去他是清道夫，追求的是价值。当情况不妙时他又成了企业投资者，以合适的价格买了不少好企业。他说过：”如果我再不能以合理的价格买下好企业时，我就靠自己的规模赢利，让全世界都看一看长期投资的威力。‘我想现在的情况变糟了。这真傻。“
巴菲特和芒格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做得更好些。其一，只买不卖的投资人交税少——时间一长就是一笔可观的钱。其二，长期持股能创造不少机会，像B夫人和拉尔夫。施亚这样的人都愿与巴菲特这样的老板合作。巴菲特知道分手不是个好方法，因此他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非常谨慎。他和所有投资者一样不会考虑什么时候撤回投资，因此他在投资时非常挑剔。这与婚姻一样，多选选结果会更好。
巴菲特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卖出会使他空虚乏力（不管傻不傻），因此他对与默菲合作感到十分满意。他对《商业周刊》说，卖掉熟悉的股票就像“对妻子喜新厌旧”。这话十分有力，他的妻子早已与他分居，但他对她仍然忠诚。他在一份报告中再次使用了这个比喻：卖掉好股票就像与钱结婚——这种错误时有发生，他认为这“对一个有钱人来说，真是疯了”。
只买不卖在金融上是有道理的，但别人认为只是巴菲特的个人性格，是他“个人和经济上的考虑”。他有保持的癖好——股票、合作伙伴和一切可以长期保持的东西。他只在有人“发疯似地”出两倍或三倍的价格时才卖。
其他投资者，如那位年青的评论家认为巴菲特是个疯狂的家伙。但他总是靠保持连续性来赚钱：同一个合作伙伴、同样的股票和同一种事业。他的一生向来如此。
巴菲特还有个性格特点，就是尽量避免借债。1986年资产评级为AAA的爱克森公司的资产债务比为4：1，伯克希尔是25：1（一个可让清教徒安心睡觉的比例）。当时过多的债务有时不能保证经营的连续性，这可能比“喜新厌旧”还要痛苦——他将不能控制伯克希尔。巴菲特在凤凰城时说过，债务是金融界的狐狸精，是个致命弱点。
这可太悲惨了。如果某人的经营非常成功，但他有点小毛病，或者贪杯或者爱占小便宜，这就是他的弱点。金融市场的弱点常常是这种借来的钱。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他一直对债务不屑一顾。因此他对LBO的推销商也颇有微词。他们在交易一开始时就计划退出的办法，并急着要把债务转移给别人 （通常是公众）。他说这是个“奇怪”的方法。巴菲特对投资的定义是从企业的经营结果中收益，而不是赚差价。LBO的推销人其实不能算真正的“投资者”，他们只是把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他们不创造价值——为社会提供必需的和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他们的利润常常只是靠把资产变成债务后能节省一笔巨大的税收。 （而要付的利息是有数的。）
巴菲特对此表示异议。因为这种人不配获得如此大的利润，而社会会因
为少了税收而变穷。他的观点很传统，在他的评论中他更欣赏B夫人的工作而不是在美林发生的那种活动——烤大饼比分大饼更有价值。他在大都会公司的另一座办公楼里说，LBO的人既不能“让牛排更美味”，也不能“让衣服更保暖更耐穿。”
你们别看伯姆。比根斯和吉米。戈德史密斯这些人一直说为股东创造价值，其实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把社会的钱转到股东手中。这样做是否合适姑且不论，它的确没有创造价值；没有像亨利。福特那样发展汽车业，也没有像里克。格拉克那样做出更美味的汉堡包来……就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被熟悉这种游戏的人换了招牌。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要为政府提供的服务和财产多付一点钱。
在大都会公司的ABC，巴菲特试图组织一群不会研究这种“退出战略”
的人。ABC曾是个最动荡的电视网，在这次交易后它成了财政稳定、业务过硬的电视网。它白天播放肥皂剧，晚上放新闻，而且都是在黄金时间。与之相比，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则由于管理班子动荡和对主人拉里。茨克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不信任而苦苦挣扎。伯克认为巴菲特的投资使他感到放心舒服，要没他“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在那么严重的衰退时期，公司可能被削权而不能正常运作。它本来很可能会遭到与《时代》杂志同样的命运。现在默菲和伯克不断获得巨额利润，而且巴菲特对它的支持也使大都会公司的股价急剧反弹。
15公开与私下
当大都会公司的交易还在进行时，已有人纷纷效仿巴菲特。在奥马哈就有50人因为巴菲特而成为百万富翁，在全国则有好几百。当他去哥伦比亚商学院讲投资时，有200名热心听众被拒之门外，房子装不下了。《福布斯》称他为“神话般的英雄”。在堪萨斯城和纽约分别有人给爱犬取名为“沃伦”
和“巴菲”。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的威廉。奥本德福在见过巴菲特后，辞过了麦金西公司的工作，毅然决定搞投资。钱商克里斯托福。史塔文为儿子洗理取名为亚力山大。沃伦。奥马哈的股票经纪人道格拉斯。史特里久慕巴菲特之名而无缘相见，当他妻子马莎即将分娩时，他拿了份 《财富之王》的复印件给妻子大声念有关巴菲特的章节，好像要以此胎教提高未出世儿女的智商。
到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价已突破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只翻了一倍。整条华尔街对他却是又敬又怕。当他告诉范妮梅的主席大卫。麦格斯韦说他对他的公司进行了投资时，麦格斯韦激动得想跑到窗前对外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福布斯问：“他真高兴成这样么？”头条新闻的作者称他为“迈达斯”，（希腊神，据说有点石成金术。）“巫师”，“奥马哈来的智者”和“奥马哈神”。
许多不相识的人围着巴菲特要“做生意”。一个巴基斯坦的移民要把自己的书报摊卖给他，还有个女人要卖一幢战前盖的大楼，（“你出钱我出点子，我们会成功的。”巴菲特取笑说。）最惊人的是有个从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来的人狮子大开口要1亿美元的“贷款”买农场，被巴菲特拒绝后，他竟拎着把手枪来到凯威特广场，结果被巴菲特雇来的FBI成员逮捕了，巴菲特则坐在他的桌旁纹丝不动。
尽管巴菲特很受公众注目，他私人生活还是保持很平静很平常，不像现在的总裁们。他不会事先安排时间，宁愿随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比尔。格雷厄姆（凯的儿子）问他什么时候来拜访方便时，他回答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没有什么时刻表。”《华盛顿邮报》的经理理查德。西蒙斯对他房间里的简朴宁静大为惊讶，这间翠绿的房子里几乎连一个牛呀熊呀什么的雕像都没有。玻璃圆顶下只有一台老式的爱迪生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一张普利策的奖状，几帧家庭相片 （有一张是本。格雷厄姆的）和一张长椅。上面有一层灰，说明这其实都是摆设。他没有计算机，没有股票终端也没有电子计算器。“我就是计算机。”他这么对采访者说。当他在办公室时，西蒙斯形容说：“看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有时比尔。斯科特（巴菲特的交易人）探头说‘1000万美元，股价125 18 ，行不行？’电话也不常响。
与别的总裁比起来，巴菲特的时间太充裕了。“他每天的分分秒秒都很自由，他会坐在马蹄般的红木桌旁看上几小时的书，靠电话与外界联系一下 （还是自己接的），还有三条私人线路通向：所罗门兄弟公司，史密斯。巴内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
不管是谁先说的，第一眼看到巴菲特时的确觉得他有点天真。一个年轻的投资商西什。卡拉曼与这位亿万富翁在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了顿早餐，卡拉曼发现他跟传说中的一样，当他在服务台前等候时，没人会注意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吃的是整条的香肠和几个鸡蛋，是全美最后一个吃香
肠的人。“好莱坞制片人诺曼。利尔在奥马哈机场遇到这位富翁时，错把他当成了司机。他微微有点发胖，平平的脸上戴着副玳瑁眼镜，头发稀疏，没怎么梳理，手里拿着车钥匙，只有杂乱的眉毛显示出他独立的个性。
作家亚当。史密斯发现“这位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国佬有点怀旧”。这位亿万富翁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00美元买的。
他就像美国神话中描写的那样，以正义和公德取胜的见多识广的老狐狸。理想的传统战胜了瞬息万变的肤浅的现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中不仅有著名的钱商马里奥。加贝利等人，还有爱荷华州休克斯的专栏作家埃皮。莱德勒和a.k.a.安。兰德斯，他们与巴菲特一见如故，且为几百万普通的美国人提提居家过日子的建议。巴菲特则是华尔街的意见专家。
到80年代中期，巴菲特追求平凡而被人大吹大捧，真是有趣。赞扬他的文章常以“噢，是沃伦。巴菲特”和“一个吃玉米的资本家”这样的话为标题。里面讲的是他自我批评的明智和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报纸上写道：巴菲特并没有对这些报道津津乐道。但不久就证明这话错了。有人问维恩。麦肯齐——伯克希尔60年代的财务主管——他的老板有什么变化，他说巴菲特开心多了。“我从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喜欢镁光灯和引人注意。”他说。
其实他一直喜欢，只是过去别人不曾注意他罢了。他一向健谈，爱娱乐且喜欢让自己载入史册。不过他善于在采访时把自己伪装成漫不经心的寒碜模样。他总是谈自己的工作成绩；不管是与朋友同事交谈还是演讲，他都有神话自己的过去的强烈愿望。他总是给自己的过去穿上点糖衣，像要使它更完美一样。巴菲特的高中同学丹利还记得他，丹利的第一台弹子球游戏机是他自己买的。而巴菲特后来说是他们合买的。大学时代的鲍勃。鲁塞尔回忆他们的排名表“男孩排行榜”是用铅笔写的，巴菲特说的则冠冕多了，说它是公开印刷的。
巴菲特的自传中没有夸大自己的成功，反而删了不少自己的雄心和打算。比如说，他说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是因为与本。格雷厄姆太要好了，而不说是哈佛开除后决定去第二好的大学念书。同样地，他说自已放弃在格雷厄姆—纽曼的职位去奥马哈不是“为了当头儿”；他与伙伴之间也只是亲人般的劝告和恳求。这可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巴菲特从纽约回来时，他的伙伴们赶紧努力工作了三星期。他还说让他充当汤姆。默菲的“大猩猩”是默菲的点子，而他自己对此的努力也众人皆知。
好像他有点想把自己的成功说成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他一生努力追求财富的结果。
其实朋友们最喜欢他的一点是他十分谨慎、认真，他从不心不在焉。诺曼。利尔说：“他一生都给人快乐，他没有缺点。”这种印象也是巴菲特充沛的、少年般的活力造成的。他不很正式但不“马虎”，坚定而不无动于衷。
巴菲特能把一些普通的乐趣变成享受。有一次《纽约杂志》报道说他“大口地喝百事可乐，因为他喜欢红色甜食”。巴菲特过去在奥马哈的邻居唐。凯奥——他曾拒绝与青年巴菲特一起投资——凑巧读到了这篇报道，他被激怒了。凯奥现在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他给巴菲特写了封信，提出要让他尝尝“神的玉液琼浆”。几个来回后，巴菲特同意试试这种新“红色可口可乐”
的样品，然后就是试用。“他对红可口可乐有点上瘾了。”凯奥说。实际上他一天喝5瓶， （不要百事可乐了。）而且常常小孩一般给凯奥写张条子说
他有多开心。据一位来访者说，他的办公室里塞满了土豆片和“几千个”红色可乐的瓶子。当1986年（白宫换届那年），凯奥再次遇到了巴菲特，他认为这位老邻居一点儿也没变：“这家伙还是那样热爱生活。”
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度会议时，巴菲特的神话传说就会达到顶峰。
过去在奥马哈，只有几个股东参加在附属它的国家赔偿金公司的自助餐厅举行的这项会议。当零星有几个外地股东来时，巴菲特把会议的地点改在红狮饭店的地下室。到1986年，股东们潮水般地涌来了，他租下了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陵墓般巨大的乔斯林艺术博物馆。股东们拿着他的报告，像鸟儿一样塞满了奥马哈。其中有巴菲特的崇拜者，钱商，格雷厄姆的追随者，纽约银行家，退休了的富豪和向往财富的年轻投资人。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短袖衬衫；有的从东部来，有的从南部来，也有来自西海岸的。相比之下，其他公司的年度会议几乎连一个股东也吸引不了，因为那是浪费时间，来奥马哈参加会议的共有450人，会议结束后，巴菲特就带他们参观B夫人的家具世界，那儿陈列着一些卖价1万美元的东方地毯。
会议本身就像是巴特尔斯＆杰姆斯的聚会。桌上放着咖啡壶，桶里装满了罐装可乐——公司的“官方饮料”。与会的95％的股东至少持有股票5年了，这种忠诚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其中多数人把积蓄都转到这种股票上。
他们对它如此依恋，简直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巴菲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仔细注意他的每个手势，每句话，好像可以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一样。他们都美滋滋地认为自己也有那么点荣耀——即使自己不是天才，至少他们发现了天才。这个教派有自己的教义（“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哲学），它的教徒都是些感觉良好的虔诚教徒。
他们当中有读过“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图森的冶金工程师詹姆斯。雷克，有在波卡特洛、爱达荷经营一家保险公司的罗纳德。弥尔顿，还有奥斯汀的摄影师迈克尔。奥布里恩，他是在写转让证书时认识巴菲特的。读了巴菲特的书信体报告后他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一个是杰克逊维尔的叫萨德。麦克纳尔蒂的钱商，他对巴菲特如此崇拜，于是他带着妻子来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
还有一个忠实者来自密西西比的蒂姆C.梅德利，是个杰克逊的财政计划人。他的妻子吃惊地问他：“你花1000美元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只为了听人讲话？”梅德利只有一股股票，“也许我是有点疯狂，”他承认说，“可你是个忠实的教徒，你常去教堂，巴菲特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梅德利第一次遇见巴菲特是在梅德利的走廊里，当时巴菲特正在欢迎投资者。他头发乱糟糟的，穿着蓝色短便上衣，一条肥大的灰裤子，皮带眼的地方都磨薄了，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学蓝球教练：一个梅德利深感敬畏的“普通人”。
当巴菲特和芒格走上讲台时，人群崇敬地安静了下来。台上放着一夸脱的红可乐，像圣餐一样。巴菲特很快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业务情况，然后就开始回答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说要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走，他说的时候可不许。以后的几小时他们随便，无隐瞒地谈起了年度报告，回答了关于伯克希尔和业务方面的问题。
芒格扮演的是配角，他老是提起“文明”的问题，好像现在世风日下一样。在一次会议上他高谈道：“这个屋里坐的都是智慧的人。”但他不是人们最赏心悦目的人物，对他捧场的人廖廖无几。
巴菲特抢了所有镜头，他的眉飞色舞的玩笑一个接一个，眉毛好像在脑门上跳起了华尔兹。他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他认识多年的人，因他而富的人，还有像贫民道。安格尔这样的人，他现在可有了1500万美元。他对一个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画一幅巨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羡不已。也许他在伯克希尔的这种救世主般的地位正是他连一股股票都不愿卖，并把股东会开成典礼一样的原因吧！他谈到了通货膨胀，B夫人和公司的管理，并回答了关于投资，大都会公司和本。格雷厄姆的问题。还时不时用个简明的小故事来说明道理，随便得听起来像是夏天下午慵懒地在安乐椅上闲聊一样。
有一次巴菲特在大都会公司做即兴演讲，有人问他有什么管理技术可推荐的。他讲了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小镇的故事。他想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广场上，看见一个“德国牧羊人般狼狈的”报时员老头。巴菲特接着说：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一条狗，问道：“你的狗咬人吗？”老头说：“不”。于是陌生人弯腰拍了拍这条狗，狗扑上去，很熟练地咬下了他的袖子，陌生人一边动手补衣服一边问老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老头说：“不是我的狗。”故事对管理人的寓意是：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
巴菲特总是用这种言简意赅的方式来说明问题，哪怕是在私人场合。有一次一个大力吹捧巴菲特的保险公司但自己不愿投保的人——史蒂文。格拉克斯特恩飞到奥马哈问几个问题。那是个寒冷的早晨。格拉克斯特恩在报纸上读过巴菲特的评论，现在他急着想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巴菲特穿着法兰绒衬衫和卡其布裤子会见了他，他一下子觉得轻松多了。他对巴菲特讲起了理论上的风险问题。“嘿，斯特恩，”巴菲特说，“要知道你打扑克牌时总有一个人要倒霉，如果你看看四周看不出谁要倒霉了，那就是你自己了。”
这就是巴菲特警告他不要承担他不懂的经纪人风险的方式。格拉克斯特恩觉得东道主就像那些年度报告的作者一样——说得很简单，不多，但含义深刻。他接受了巴菲特的劝告。
巴菲特的公私界限弄不清了。他的朋友也是他热心的支持者。他们常来咨询一下，要点建议。斯坦。利普西要巴菲特帮助参谋一下该怎么摆脱女友的纠缠。德克萨斯融资家理查德。雷恩沃特跑过来咨询定期的“不动产票据”
问题。1986年，雷恩。沃特举棋不定时，巴菲特警告他不要为了几个钱而轻举妄动，不值得。这事雷恩。沃特终身难忘，因为不久华尔街上行情正好的几种股票垮了。杰克。伯恩谈起巴菲特就像谈到国宝一样。“有些认识沃伦的人没得到好处，”伯恩说，“他也该给我点好处。”
每逢奇数年份，巴菲特内层——所谓格雷厄姆一伙——都要召开一次碰头大会。刚开始只有巴菲特和几个投资伙伴参加，很简朴。他们在佛罗里达棕榈海岸第二次碰头时，有个旅馆服务员对小费看不上眼，把它掷到门上了。
还有一次，富得流油的桑迪。戈茨曼跟他们一起去开会，到机场时原以为是坐头等舱，别人都说不是，窘得戈茨曼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秘书搞错了，最后跟着大家坐二等舱。
现在他们开会可不再是这样了，参加者范围也扩大了。他们现在是坐伊莉莎白去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太阳谷、爱达荷这样的地方度假。巴菲特邀
请了一些有钱的朋友和夫妇，如本罗尔。卢米斯和汤姆。默菲。有一次他们在科罗拉多河上玩，大老爷凯。格雷厄姆忍不住说道：“我的屁股从来没有这么湿过。”
巴菲特认为与朋友们去度假是极其开心的事。他很喜欢他的朋友，别人对他也一样。这种聚会也有种神圣的气氛，虽然与年度会议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朋友的事业都很成功，他们都愿意听巴菲特的安排，好像是专为他们开的庆功会一样。客人名单由巴菲特决定，只有他说让谁来才算。一个常客说：“人们显然都希望与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你忍不住会想，他会坐我这张桌子吗？”已成为音乐家的彼得。巴菲特觉得他父亲的朋友都渴望加入他的公司。坐在他那挂着约翰。列农和约科。奥诺画像的音乐室里，彼得把他们比作是一群有天赋但比不上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家。常客埃德。安德森认为巴菲特是个“奇迹般的人”。巴菲特在这种聚会上的行为很随便，说明他对这些朋友——至少其中部分人——比普通股东“听众们”熟悉得多。
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有责任。他们老是谈巴菲特和股票，就连走路时也喋喋不休。巴菲特的朋友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曾建议不要在伯克希尔股价为77美元时卖出，说还会涨，当股价到了105美元时他还是这句话。巴菲特的另一名老朋友亨利。勃立特也总是人云亦云地向别人介绍伯克希尔的前景。当股价涨到1700美元时，他有点慌了，于是卖掉了他妻子的股票。
按说，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卖了，是让巴菲特安排，而不是自己拿主意的。但股价得异乎寻常地高，人们都不知所措了。雷诺兹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凯斯。威林曾以40美元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后来又在43美元时买了些。当股价达到50美元，他就等着价格回落了。可他等了又等……最后在3000美元时再买些。
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每股跌1000美元？还是2000美元？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在一次年度会议上有这么段对话：提问者：巴菲特先生，我一直想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您个人会发生某些事，我可承受不了意外风险。
巴菲特：我也承受不了。
巴菲特在家中的角色也很模糊。他有几次书信体年度报告是假想给他姐姐罗伯塔写的。可他们在一起时，他对她又敬而远之，罗伯塔住在加利弗尼亚，她很清楚地不想干涉她兄弟的事，因此在问他问题时十分简洁。
她发现他的回答绝对是“很棒的”，但她不像与“其他人谈话那样”与他交谈。她说，她明白“随意插话”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得重新回到原来的思路上，他有专注的习惯，干什么都认真专一”。
巴菲特承认他在公众面前和个人生活中表现得不一样。用他的话就是在家内向，在大街上外向。这点从他的女伴中就可大体反映出来。苏茜是巴菲特多数社会活动的女伴，如在格雷厄姆他们的研究会上，在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上或与朋友们一起在纽约和加利弗尼亚度假。
苏茜也是个十分外向的人，她虽已住在旧金山略为简朴的小房子里，但也不常在家。当她的孩子们或朋友需要帮助或生病、病危时，她会二话不说地陪他们几个星期，直到事完为止。当她在奥马哈的朋友贝拉。艾森伯格，
一个爱滋病幸存者，想去看看她们的老朋友时，她什么也没说，就陪着她到处乱飞。也许是因为她到过许多地方，热衷于人口控制，包括跋涉到印度、土耳其和非洲。她自己说“我的日子是在天上过的”。她也照顾旧金山人，曾把一个爱滋病患者领回家护理。她后半生的游牧生活不是为家庭或自己的小圈子度过的，而是为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奇怪的是，”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他仍然爱她爱得发疯。”
他在奥马哈的伙伴阿斯其德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点与巴菲特在奥马哈时一样。她每天早上都去当地的动物园照看植物，人们可以看到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在那儿挖土。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参加社会活动。巴菲特在家时，常呆在起居室边上的他的“小窝”里，那儿曾是全家人晒太阳的地方，放着他的书和文件；还有一个大电视。他的伙食也很简单，常常啃火腿三明治或是对着盒子吃香草冰淇淋，早饭也是如此。这种平静的气氛让阿斯其德觉得舒服，她的童年太不稳定了。有一次节日聚会时，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冒冒失失地问她和沃伦到底是怎么过的，阿斯其德脸红了，说沃伦是“一起过日子的最好的男人”。
巴菲特很希望凯威特广场的第14层能安静点，朴素点，他称那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世界中心”。尽管他的公司十分富有，但共只有11个人：两名秘书，一个出纳，三个会计师，一个贸易商，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保险经理，格拉迪丝。凯丝 （一直是他的助理）和老板。伯克希尔没有律师，没有战略计划者，没有社会雇员，如门卫、司机，情报员和顾问。它没有连着一堆阴极射线管的分析仪，没有现代企业有的那些玩意儿。
这些简朴的作风是巴菲特特意安排的，为了实现他所谓的“机构机动性”。如果他雇了一层的贸易商，他们就会找点可做的生意；如果雇了律师，他们就会找人打官司。
一个精练的组织使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业务上，而不是花在相互协调上。
华尔街曾有个投资银行家长途跋涉来到这个资本主义堡垒，所见的一切令他终生难忘。他就是来自贝尔斯特恩斯的约翰。奥特，他第一次看到红狮的时候吃了一惊。与他同来的委托人准备出售一家天然气公司，当他们告诉旅馆门卫要去伯克希尔。哈撒韦时，门卫呆呆地看着他。最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凯威特广场，对这座位于比萨饼对面的小楼大感惊讶。那儿屋里屋外都设有沃伦。巴菲特公司的标志。
巴菲特穿着双克马特鞋接见了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他要求奥特的当事人大概介绍一下情况。巴菲特现在的模样就很有特色了。他紧闭双唇，皱起了眉毛，眉头却进入了眼镜框。听对方介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问了几个问题。天然气业的经济问题很复杂的，它要受法规的制约，同时涉及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奥特事先曾给巴菲特寄了一袋材料，巴菲特也十分了解。
当当事人再提供一些信息时，巴菲特重新算了一下它的经济状况。奥特发现巴菲特没带记事本，也没有人跑进跑出为他提供支持数据。他唱的是独角戏。
三四个小时后，巴菲特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出了个价。这回又轮到奥特目瞪口呆了，因为一般的总裁不会进行一次会谈就出价的。 （最后生意告吹了。）
巴菲特有从杂乱无章的线索中紧紧抓住主题的天赋；他简洁的作风也为这种能耐增色不少。他认为太多的领导人反而会让他不能集中注意力，尽管他们可能好意、热心、聪明。他们做的许多“工作”却是不必要的。 （巴菲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干的事就不用好好干。”）他不喜欢犹豫不决，也不
愿拉锯般地讨价还价。他的谈判风格是想好一个价格，要么成交要么告吹，一旦决定绝不改变。
巴菲特和比尔。斯科特两人负责投资的事，这在其他公司得有几十个贸易商和分析家。斯科特还不是全职工作，他每天3点钟就要下班去练波尔卡舞。所有情况下，都是巴菲特安安静静地自己研究，自己做决定（当然也与芒格通通电话讨论一下）。与这么个一个半人的班子相比，具有相当规模的哈佛大学基金会的职员超过100人。
巴菲特最重要的职员要数他的助手兼秘书格拉迪丝。凯丝。她把所有的来访者拒之门外，声音单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
财务主管维恩。麦肯齐是内布拉斯加的弗里蒙特本地人。他身体瘦小，有一双蓝眼睛，对巴菲特忠贞不二。自60年代以来，麦肯齐从来没有要求巴菲特加薪。“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他也不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我错了。”
麦肯齐干巴巴地说。（巴菲特在六七十年代给他的薪水极少，但到了1986年，他拿到了19万8千美元）。
自70年代早期麦肯齐从新贝德福德回到奥马哈以来，巴菲特从未在他面前大声说过话，也从没表明过自己内心想法。“如果我觉得可能会伤害他，我就不说。”麦肯齐说，“但巴菲特是这么内向，我想与他谈那些也不可能。”
这群忠实的同事中没有谁像巴菲特这么聪明。他们也不来打扰他的宁静，巴菲特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但话不多，就像与他的朋友们一样。除非有客人来，他才单独进餐，叫秘书去麦当劳订餐。 （“要一个1/4磅的，带奶酪和法国烤鱼。”）巴菲特曾与几个儿子谈起父子兵的想法，可惜他没有什么配角空位。芒格说幸好伯克希尔的几个部门和喜诗糖业的头儿们，不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具体地看，“没有谁”想过要与巴菲特一比高下，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巴菲特曾收3个徒弟，丹尼尔。格罗斯曼，是个生于奥马哈的年轻网球明星，得过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硕士学位。格罗斯曼不愿谈这次经历，但据同事们说，他看起来，不能适应这儿的工作强度。最可能是因为巴菲特是个缄默的导师，没有目的是不说话的。奥马哈的一个律师是这么样评论巴菲特的：“马达总是不停地转，在那儿工作没有解析头脑是不行的。”
我们不知道巴菲特希望与格罗斯曼如何合作。彼得说：“这是父亲第一次试着找一个接班人，可惜不如意。他不知该怎么做。”巴菲特从不给职员们布置任务，也不用他们帮忙。“如果丹尼尔是想看看他怎么工作，学习点经验，这在那儿是不可能的。”巴菲特的女儿说：“你什么也看不见，所有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那儿常常是巴菲特坐着沉思或看看文件、书什么的。
格罗斯曼终于放弃了，不过他成了加州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1986年，巴菲特破天荒买了架二手福尔肯飞机。与其他公司的飞机比，这架有点寒酸，花了85万美元。但这已是他一直反感的公司的臭架子了。他在年度报告中的某封信中提起了这架飞机，戏谑地报怨它“太贵”，“太奢侈”了。但不管他怎么不喜欢买飞机，对这架飞机还是十分钟爱的。其实这不算改变作风，他只是飞到天上图个更清静而已。他曾对朋友说他现在旅行得更多了，其他顾客也都认识他了。他们常向他打听市场上的事，而这正是他痛恨的事。
巴菲特古怪的行径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商，但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管理人。他处理抽象的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
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
到了1986年，他管理的已是一个大集团——一件他从没想过的事。伯克希尔现有保险公司、蓝筹、喜诗糖业 （一家银行）、《布法罗新闻》报、家具世界、世界百科和斯科特＆费兹，一个小钢铁厂和其他资产。
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他常说一个人不需要“一大圈的能力”，但“知道圆周在哪儿很重要”。
他对自己的不足也很有自知之明。在管理上，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他对B夫人就没什么“建议”。）有许多经理常会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
巴菲特从不要求下属的单位经理们预报赢利情况，（计算机模拟是靠不住的；它常做一些“错误的精确”预报。）也不安排会议，（喜诗糖业的董事长查克。霍金斯有20年没来奥马哈了。）更不把他的伯克希尔“文化”强加于人。受过哈佛训练的斯科特＆费兹用的是全副武装的现代企业工具，预算，计划等等；B夫人用的则是……另外的办法。但他们对巴菲特都同样感激——他允许他们自主地经营，很少过问。
没有人像我这样，将来也不会有，不管是各宗教派别还是刚刚招兵买马的NBA球队等。
我们买下一家公司后仍让原来的主人经营。
从这点看伯克希尔是个很奇怪的集团。它简直不像个现代的机构。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它其实是制造了对专业化的狂热。这也正是为什么历史学家长篇累牍地写法国波拿巴的鞋子尺码和现在的橄榄球队员比库利奇总统时期多的原因。在各企业，人员逐渐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橄榄球教练和企业领导们都害怕承担责任，或不敢做大的决策。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有权解雇他们），他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他的第三个不言的工作是激励他们，其中如斯坦。利普西是他的朋友，但有许多不是。
拉尔夫。施只是通过工作需要与巴菲特认识的。他每月给他交一份财政报告 （巴菲特要所有的业务细节，其实他自己也记得。）有时施给巴菲特写一份介绍情节，让他觉得他在管理。一个月左右他们再通过电话交谈一次。
但施必须打电话，因为巴菲特从不给他打。施有相当广的自主权，这在别的地方是想都不可想的。
当施计划重新组织世界百科的销售经理时，虽然巴菲特表示怀疑，但还是让他放手去干了。这次变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销售量降了20%，“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了。”施让步说。巴菲特还是没有说他。
这次事件中的感召力是不可轻视的。除了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施必须把利润上交到奥马哈外，他觉得业务就是自己的。按传统他可以像自营者一样长期经营他的业务。与所有伯克希尔的经理们一样，他都有可能获得加薪（只有巴菲特和芒格除外，他们的工资固定在10万美元）。但施还受到了巴菲特的个人激励。用他的比喻说，就像小孩汇报成绩一样，他不愿给巴菲特带去坏消息。
“他创造的个人责任是独一无二的，”施解释说，“我们不能像巴菲特管理我们一样管
理斯科特＆费兹。我们企业办公室有40人。我们有预算，有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还得制定规则。我们可不像伯克希尔。“
如果巴菲特有什么值得经理们抱怨的话，那就是太孤僻了。他从不说好话，别人问他有什么建议时他的话也总是很难懂。一个经理说他会“丢颗珍珠出来”。这正是巴菲特的资本主义教义，但遮点光，好像他的经理也是他的“教徒”一样。
但对有些经理来说珍珠是不够的。当波珊珠宝店的头死后，接替他的是女婿唐纳德。耶鲁，一个新手。他需要有人帮他。他发现巴菲特对数字很在行，但不愿或不能带他熟悉业务。当他问巴菲特一些经营问题时，巴菲特泛泛而谈或半遮半掩地搪塞过去。耶鲁想巴菲特针对生意上的战略谈谈看法，巴菲特却没正面回答。
到现在为止，巴菲特没解雇过任何经理，显得胸襟很宽广。70年代他显然对乔治。亚得顿不满，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董事长，位于伊利诺斯莫里斯山中，背景是国民银行。（巴菲特给他写信说他的模糊报告太让人“恼火”、“生气”了。这已是巴菲特的最尖锐的措辞了。）但也没有开除亚得顿，而是把银行给卖了。
对开除的谨慎当然会对业务有利。尤其与斯泰因布伦纳的动不动就开除的作法相比更显得如此。巴菲特对人十分忠实，他认为对“人”的考虑是影响股票的一个因素。他用胡萝卜刺激人比用大棒内行得多。他不愿与人对立，倒是不折不扣的拍马专家。在一篇机智的赞歌中，他写道：
当我叫着经理们的名字时——布朗金，弗里德曼和埃尔德曼家族，还有查克。霍金斯，斯坦。利普西和拉尔夫。施——我觉得热面沸腾，就像比勒。哈金斯在1927年宣布让他的纽约人列队时一样。
当他的事业获得额外的收入时，企业的发展却不够快，巴菲特对此有一定的责任。他对再投资过分谨慎了，也许这是因为他在纺织业上曾失败过。
为此，世界百科迟迟才开始发行电子版，波珊也错过了增加商场，扩大名誉的大好时机。
巴菲特不是不愿扩展，他只是要求布朗金、利普西或施向他证明经理们挣的钱能比让他和芒格在别处投资挣的更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照样按例向奥马哈交红利。巴菲特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他和芒格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那就让伯克希尔停止发展，他照样给股东们发红利。
16崩溃
我从未见谁能够预测市场。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1987年年度报告80年代中期，伯克希尔的保险业飞速发展。它有众多的财产保险公司和意外风险保险公司，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偿金公司在奥马哈。纽约和其他地方都有办事处，为巴菲特赚取巨额利润供他再投资。这些利润用他的话说是可“捏在手中的”，它以现金支付而将来不一定会索赔。巴菲特对这两者之间的转换计算十分熟悉。他绞尽脑汁想出了所有可以承保的项目：赛马，飞机失事，甚至核战争。在一次有25人参加的格雷厄姆聚会上，巴菲特与卡罗。卢米斯打赌说其中至少有两人的生日相同，卡罗惊奇地发现他对了。解释很简单，也很令人惊奇，因为从数学计算上看这种概率为60%.保险业其实也是用概率来计算一些生活经验而已。他的保险事务主管杰克。伯恩永远忘不了在华盛顿的大学生俱乐部里第一次遇见巴菲特的情景。他当时带着3个骰子。上面的花色与普通的不太一样。巴菲特提议让伯恩随便挑一个骰子，他从剩下的两个里拿一个。他敢肯定，只要掷上20次，他就赢了。“我拿出了夏普计算器，”伯恩回忆说，“因为我不想在拿手的事上丢丑。”
计算了可能性后我拿了一个骰子，结果他赢了14次。他说：“还玩吗？赌一顿午饭。”
这次我挑了他那枚骰子，结果他赢了16次。我又拿出夏普来算，巴菲特坐那儿咧着嘴笑，脸上的表情跟吃了屎一般。
因为这几个骰子是相互克制的。只要你选对了骰子再滚上足够多次，你就输不了。保险业也是如此：只要你算出飓风或三车相撞的可能性再相应地制定价格，你就像玩这种骰子一样输不了。
巴菲特对保险业的关心比什么都多。他知道保险的发展是计划中想象不到的；而其他行业的发展总会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挫折。70年代佛罗里达的汽车保险骗局和加州工人要求加薪的风波使伯克希尔大伤元气，它关闭了在德克萨斯、明尼苏达和依阿华州的子保险公司。伤亡事故巨额赔偿金的增长也使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巴菲特与国家偿金公司的经理们见面只说了一句话，“谈谈坏消息吧。”但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保险商们总是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损失。
1982年巴菲特承认了自己在此业务上的失败，他请36岁的前麦肯锡公司的顾问，已在伯克希尔工作了几年的麦克。戈德博格来管理保险业，戈德博格在巴菲特手下干的时间不长，他的办公室就在凯威特广场巴菲特的隔壁。如果还有人能在这利他的领域里干出点名堂来，那就是戈德伯格。他说巴菲特要的是个“忘我的人”，他正合适。
他是个瘦瘦的纽约人，非常热心，常使人联想起伍迪。艾伦。有位同事说如果戈德博格的智商有180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他是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才华一直被别人淹没。巴菲特认为，他的价值在于对风险比他还敏感。戈德博格除工作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车破烂不堪，有次把他的外衣都挂坏了。当时他的薪水是200万美元，他和他的妻子尚未生养小孩，住在离巴菲特家不远的一套两户同住的房子里。但他与巴菲特不常来往。
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巴菲特常找他谈论一些数学问题， （总是巴菲特去他的办公室，这样巴菲特可以随时离开。）戈德博格也偶尔拿着些政策去征求他的同意。但巴菲特明确表示不想回答很多问题，他只是指出个方向而已。
伯克希尔除了保险外，最喜欢的业务是“再保险”。这其实是个大销售业务。与向家庭和司机承担几千个保险不同，再保险是买其他保险公司的投保，分担它们的部分风险。这是典型的“长尾巴”业务，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索赔。这样再保险公司可以把保险金长期投资于预备金，只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它的赢利或损失是多少，因此许多再保险公司过分乐观也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十分巧妙地形容道：
基本上每天一大早就能接到报告赢利若干的好消息，几乎听不到有损失的情况。它给人的感觉就像天真的人第一次获得信用卡那样快乐。
竞争是一直存在的。巴菲特认为，增加保险量与一般的商品不一样，它只需承保人签个名就行了。因此当保险费升高时就会有许多新的保险公司加盟。这常常会引发周期性的降价。80年代的前5年就是这样，保险费一直不够高。但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
他喜欢把这项业务与扑克牌联系在一起，这样在考虑具体付款时就形象得多。每两年他就要和汤姆。默菲、查理。芒格和别的一些朋友到加州的水晶海滩去打高尔夫球或桥牌。他们常赌点什么。80年代初有一年GEICO的董事长杰克。伯恩出了一个新花样。他说如果那个周末有人能一杆进洞他愿输1万美元，否则别人给他11美元。人人都跃跃欲试，只有巴菲特冷静地算了一下，说与这种可能性比11美元太高了。朋友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亿万富翁会这么抠门，他们都嘲笑他。巴菲特也笑了，说他算11美元的赌注就像算1100万那么认真。他的钱包总是锁得紧紧的。
在保险上他也是如此。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认识到这其实是在碰运气。他和戈德博格不愿照做。1980～1984年，他们宁可让收入从1亿8500万美元降到1亿3400万。如果某一行不再赚钱了，巴菲特就退出这一行。他在1982年写道，总有一天那些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他只要等着就行了。
很自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别的保险公司不采取巴菲特这种措施。因为他们的股东和经理们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稳定”增长，放弃是与这种精神不符的。
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则没有这种压力， （他没什么“保险文化”。）纽约分公司的经理康斯坦丁。伊渥达农说当他制定政策时，他很清楚地顾及“巴菲特的支票本”，这就避免了去碰运气。
到1985年，保险市场果然变了。业界遭受了巨大损失；腰包告罄了，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承保能力，用巴菲特的措辞就是，“一种判断而不是具体的因素。”在1985年，许多公司的“判断”和资金都一落千丈，于是保险金又扶摇直上了。
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倍，他的平衡表也是全国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之后，它的顾客络绎不绝。
1985年中期，巴菲特打出一则惊人的广告，愿意以100万以上的保险金为难以找到承保人的大顾客承保任何风险。这有可能会被误解为当事人必须自报价格。如果巴菲特或戈德博格认为某项投保不合理，他们会一口拒绝，绝不给第二次机会。这招给伯克希尔赚了1亿多美元。
这种强者愈强的情况在再保险中尤其明显。过去的保险公司的损失越来越大，为了生存在苦苦挣扎。再保险公司的损失也不小，很少有哪个公司还能再接保投保，更不用说有谁愿这么做了。它们在低价位时受了损失，现在是不论什么价都不敢弥补了。巴菲特把它们比作马克。吐温笔下的猫：“在热炉子上坐了一下，以后再也不敢坐了。哪怕炉子是冷的。”
伯克希尔现在能制定一些大的项目计划了，这得力于它雄厚的资金和巴菲特的“判断”。只要机会和价格都合适，他不怕冒损失的风险，哪怕是1000万的火险或地震风险。他在1985年的报告中慷慨陈词：“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承保能力。”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第二年是10亿。
到 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可人们不知道巴菲特将如何用这些钱。他“宁可买好股票也不买好飞机”，巴菲特自嘲说。可惜他找不到便宜的股票。那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期。到春天伯克希尔召开年度会议时，道。琼斯指数是让人大开眼界的2258点， （伯克希尔股价3450美元。）巴菲特已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 GEICO和《华盛顿邮报》。但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巴菲特不相信预测，他提醒股东，当道。琼斯只有400点时本。格雷厄姆还是不断下跌。但巴菲特的悲观情绪是遮不住的。他有一次回答问题时说，如果市场上的股价（当时不稳定地维持着20倍的利润）下跌50%他都不会吃惊。最近股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一些赢利公司发行的债券的 12～13%的息票。巴菲特认为股市现在是个危险地带。
有个记忆很好的股东问他现在的气氛是不是很像1969年，那时巴菲特伙伴公司刚刚成立。巴菲特回忆说：“那时没什么机会，我退出了市场，把钱都还给了合作伙伴。”但他现在不能退出，他的成员——保险公司，B夫人等仍在为他赚钱。他需要一个可投资的地方。
那年的春夏两季，股市渐趋稳定，道。琼斯指数达到2500，到8月是2700.许多人从牛市中大发横财；但像巴菲特这样在一旁观望的人却失去了本世纪最大的一次机会。虽然伯克希尔的股票又创造了新纪录——4270美元，但这几乎没什么要紧的了。1969年他把钱投到了地方政府的债券上，现在却毫无选择。不久他就接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裁约翰。戈弗洛德的电话。
自从10年前帮过GEICO的忙后，戈弗洛德与巴菲特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戈弗洛德常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常打电话向巴菲特征求意见；巴菲特则敬佩戈弗洛德是个高人一筹的投资银行家。戈氏虽以嘲讽闻名，他处理业务时还是很保守的。他曾拒绝让所罗门购买控股权来赚价差或买大额债券，尽管那样利润十分丰厚。在查理。芒格眼中，戈弗洛德体现了所罗门文化中的所有高贵的品质，特别是敢于冒投资风险的精神。他有种新一代经理们少有的崇高气质。
在夏天，巴菲特提过如果所罗门的股价再低点的话他将很感兴趣。尽管它的股价已经跌了1/3，但还不是巴菲特想要的水平。可惜它的业务正有麻
烦。
当时所罗门最大的股东矿物和资源公司（又叫米诺可）正在不安分地叫嚷。米诺可受控于南非的哈替。奥本海默公司。它聘了一位投资银行家菲利克斯。鲁哈顿，声明米诺可正急着要卖出。尽管所罗门公司 14%的股票正捏在人家手里，戈弗洛德还是随波逐流地由他去——要命的习惯。到了9月中旬当他得知鲁哈顿已找到买主罗纳德。贝罗曼的拉弗龙时，不由得目瞪口呆。
戈弗洛德向他的投资银行家们屈服了，他同意让所罗门接受被接管的命运。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落到这一地步。一年前他在一次圆桌会议上还有说有笑，当时与会的还有布恩。比根斯、兼并律师乔。弗朗、杰克塞的总裁弗雷德。约瑟夫、鲁道夫。吉鲁拉尼、套利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和巴菲特。
洛尼斯。开顿提起了“哈利”——典型的传统总裁——致力于建立长期价值，但突然受到了套利者的威胁。
戈氏：我们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哈利身上了。
调解人：（采用哈利的方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公司是从我家后院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戈氏：在那个年代你干得是不错。可是对不起，这是生活，董事会有权开除他。
调解人：这公平吗？
戈氏：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你不能让时光倒流。不管是改善管理后自食其力还是被人接管……哈利都已成为过去。
现在戈弗洛德照镜子时，“哈利”正看着他呢！
戈弗洛德同意会见贝罗曼。后者向他保证他的“动机是友好的”，他希望戈氏能留下来。但它说他希望在董事会有两个席位并暗示要买下25%的股票。戈弗洛德显得很冷静。
所罗门的支持者们很快就通知他贝罗曼派来的代表是布鲁斯。沃莎太，并担心如果贝罗曼获得控股权后“布鲁斯”很快就会掌权。贝罗曼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不会掏自己的腰包为沃莎太找工作。在一次采访中他再次声明，人们误解他的动机了。但他自己却模糊其辞，只说所罗门的业务使他感兴趣。
但不论如何，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人还是信不过他。“他们认为他就像阿蒂拉公司的野蛮人。”鲁哈顿说。贝罗曼当时正对吉列发起二次进攻，并从中大捞其钱。所罗门的精算师马丁。莱博威兹说：“人们不可能为贝罗曼工作，我们决不会。”
可惜啊！这种高度团结显得太晚了。米诺可现在只要有人买就愿卖出了。
所罗门自己买不起，贝罗曼准备以每股38美元买进（市场价为30美元多一点），共7亿元左右。当时正是9月21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鲁哈顿认为所罗门只能争取在周末前再找到一个买主了。于是戈弗洛德给奥马哈打了个电话。
一两天后巴菲特在纽约安排了与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财务主管吉拉德。罗森菲尔德的会面，地点是在戈弗洛德的顾问，律师马蒂。利普顿的办公室。巴菲特穿着随便，胳膊下夹着张报纸就来了。他的蓝白相间的泡泡沙衣服边上都开了线了。看到这副破烂相，罗森菲尔德倒吸了口冷气：这就是所罗门的救世主吗？
巴菲特和戈弗洛德都亲自试探对方的意图，一个半小时后，罗森菲尔德也加了进来。巴菲特开始问他所罗门的前景，包括5年内股票能升到什么水
平。他们一致认为65这个数字的可能性比较大。巴菲特认为买普通股太冒险了，只要伯克希尔的税后年收入能达到15%的话，他更想投资于一种可优先转换的债券。当会谈继续下去时，他的这种想法越来越明确了。
可转换债券的产生有一半是因为华尔街的缘故。它有债券的属性。固定的息票和债务人的抵押或担保。同时持有人还可将它换成普通股。它被形象地称作带奖券的债券。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小，并有机会大杀一笔——尽管利润不如做普通股高。
巴菲特坚持要9%的息票和两个董事席位—一个给自己，一个给芒格。所罗门的高级经理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他们原来都把巴菲特想得太好了。“给人的感觉是，价格很低（只有38美元），分红很多。他两样都占了。”所罗门芝加哥办事处的头威廉。麦金托什回忆说。伯克希尔每年得到的6300万美元的分红与其他公司的同类收入一样，是基本免税的。但另一方面，巴菲特的钱能把所罗门从米诺可手中买出来，也避免了来自贝罗曼的威胁。在所罗门的领导人心中，巴菲特和贝罗曼之间根本无须选择。
星期六晚上戈弗洛德与贝罗曼再次会面。他们在纽约东上角优雅的阿特尼广场酒店喝了一杯。这次戈弗洛德礼貌而直率地告诉对方，他作投资者是不受欢迎的。两天后，受挫的贝罗曼说他愿意接受和巴菲特同样的条件，但少拿利润，他还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将在公开市场上买下所罗门的控股权。戈弗洛德再次拒绝了。
接着戈氏告诉他的董事们要么让巴菲特成为最大的股东，要么换一个总裁。他争辩说，巴菲特肯定能帮他经营好公司的。有一位股东莫里斯。格林伯格坚决反对，但董事会还是通过了这项决定。促成这次昂贵交易的唯一理由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设前提——所罗门在巴菲特手中会比在贝罗曼手中好。
当9月底这个消息公开后，整条华尔街都呆若木鸡。《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种事本来发生在谁身上都有可能——只有一个人除外。巴菲特在一个由交易商组成的公司里投入了7亿美元——他最大的一次赌博。他对戈弗洛德十分尊敬。不久他说道：“我和查理都喜欢约翰，敬佩他，信任他。”
而且这种担保看起来很安全。贝尔斯特恩斯的总裁，自作聪明的阿克。格林伯格认为巴菲特“为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做了笔大买卖”。如果戈弗洛德把市场拱手送人了，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巴菲特还是有点冲动。《福布斯》的阿兰。斯隆指出巴菲特的融资使所罗门有能力偿付米诺可。崇拜巴菲特的人有些失望，因为他现在与华尔街是一伙的了。一年前他还轻蔑地写道，如果有商学院毕业生问他该如何快速致富时，他就会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指着华尔街。现在就连最忠实的卡罗。卢米斯都在《幸福》杂志上感慨道：
巴菲特投资于所罗门的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与华尔街同床共眠了，他过去是一直嘲讽它贪婪的。
事实很快就证明巴菲特大错特错了。两周后所罗门透露消息要解雇80O名职员和关闭两个部门，这些举措须花费6700多万美元。戈弗洛德好像失控了。这引起了股市和债券市场普遍焦虑。
牛市已经持续5年了。尽管1987年大部分时间利率一直在上升，（这会影响业务的内在价值的。）股市仍无动于衷。到8月份，股价达到了历史上
最不稳定的水平——利润的22倍。
就像疯子都有观点一样，牛市也有自己的理论来解释。1987年只有额外“流动资产”才能把价格控制住。这种傻瓜理论认为：一些不知名的人的现金（流动资产）才能挽救当时的情景。日本的股票当时是利润的60倍，据说已经到顶了。不论国内的股市有多荒唐，由于日本更荒唐，美国的持股人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种解释不能避免价格回稳会突然停止。牛市就像恋爱，它只有一次，你的这一次不可能有先例。
惠灵顿管理部门的高级副经理宾克利。肖兹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们。他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有三个孩子。现在他把手指搭在了华尔街的脉搏上。他承认股市现在很富，而且心脏跳动还很有力：
我们的市场吸引了许多外资，因为它没有他们的国内市场费。也许它会持续上升，尽管它不合规律。
没有人不说价格很高，但牛市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商业周刊》说，“昨日的尺码”不灵了。巴菲特认为钱商们完全放弃了对股票的评价，什么标准也没了。他说：“对他们来说，股票只是游戏玩具，就像专利的顶针和熨斗一样。”
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基金会经理们在市场这个“篮子”里整桶买股票——请来几百万通用，几百万美国电话电报，给一部分西屋。同时在芝加哥的商品交易地还出现了股票指数期货。这是继猪肉和牲畜期货后的又一新型期货合约。它使人们可以对整个股市的走势进行投机。对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的投资人来说，股票的价值当然来自相应公司的业务；但这种新投资人是买整个市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股票，更谈不上风险分析了。
在华尔街 （如果不是奥马哈的话），“资产再分配”风起云涌。证券经理们第一次决定对“某类”股票投资多少，而不是“某种股票”。投资的总额一直摇摆不定，常常造成全部转手的情况。结果许多经理只好依赖计算机模型或完全让计算机来操纵买卖。1987年9月，“情势忠告者”公司警告说，过分依赖技术专家会导致“自以为很完全的错误观念”。
可惜注意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基金管理者们的“证券保险”策略据说是很保险的。按照这种策略，他们事先规定在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卖出股票期货，跌幅越大卖出越多。理论是：售出期货比卖股票容易得多。证券交易商可以用迅速卖出的方式抢在猛跌之前减少损失。
明尼波利斯第一银行交流的投资顾问V.肯特。格林说，当有人想出手时会发现“你的有些股票所处地位具有很差的流动性”——就是说没人想买它。
但格林还是睡得很香，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走芝加哥的捷径。“期货的流动性，”他说，“现在是股票的4倍。”
格林并不关心的原因是现在他无须卖出期货；只有当市价下跌时他才和别人一起卖出。以投资银行家尼古拉斯。F.布拉迪为首的白宫研究组调查表明，当这一刻到来时，会有600亿到900亿美元的期货像格林一样运作。
回想起来，人们记得10月份并不是因为那时发生的突然变化，而是人们对它的强烈预言。当时到处都是悲观的看法。新闻发稿人查尔斯。阿尔门说那是一次“1929年般的大崩溃”。看跌者认为价格太高了，看涨者也是这么想的，可他们都想最后捞上一票。从1月1日到8月达到最高点2722.4点时，
道。琼斯已惊人地增长了44%.人人都被冲昏了头脑。摩根。斯坦利的投资战略家——也是华尔街最引人注目的灯塔之一——拜伦。威恩都准备放弃规则办事了。他在8月说，即使坏消息也不能阻止股价上升。
……一此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市场不断发展……也许现实与股价之间的联系不像我们在商学院学的那样紧密。
老天！一周以后，现实揭开了面纱。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元汇率急剧下降。为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和保证美元坚挺，美联储在劳动节那天宣布提高贴现率，这是美联储提供贷款时人们最关心的利率。受它的影响，债券市场猛跌，股市一天之内也跌了38点。
到10月初，长期债券的收益从3月份的7.4%升到近10%.在10月6日，道。琼斯跌了91.55点，是跌幅最大的一天。市场变得模糊不清，情况的发展不以人为控制，历史性的大变化随时可能发生。从短期看，情况十分严重。
10月12日左右，巴菲特卖掉了至少一批可以分红的股票。除了他的三种永久股票外，他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他的助手说，“命令很明确：把一切都卖掉。”
巴菲特不是在预测。他只遵守了两条宝贵的规则：一、永远不要损失；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芒格说，“沃伦决不会要求卖出的。”但也许巴菲特现在更注目他墙上的那张1929年的报纸了。随后的一个星期内利率升到了10%.日本的股票继续上涨，但华尔街已没有谁关心日本了。在黑色星期五，10月16日，道。琼斯跌了108点。
华盛顿焦急不安。每当市场下跌时，官僚们总指望胡乱找一个罪魁祸首——投机商，像瑞士大银行家那样给外国政府贷款的人等等，谁都行。有人把市场下跌归罪于“29岁的技术专家们”头上。财政部长很注意风度地在周末电视上说，他认为联储政策不可能再紧缩了，可惜太迟了。
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里堆满了出售表。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不能开盘。中午时分，证券保险售出程序自动启动了。期货市场做的是自由落体运动，当然这也引发了股票的下跌。到收盘时，哪儿出现售收显得十分重要。门显得太少了，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挤进去。高耸入云的股票重重地跌了下来。到黄昏时分，恐慌终于发展成了大崩溃。
在波士顿的“忠实投资公司”外面，等待变卖股票的人排成了长龙。报上登出了“歇斯底里”的消息。纽约的金融中心则比平常安静了许多。人们都呆在办公室里紧盯着计算机显示屏，黑色星期一成了现代社会的第一次历史事件，它无所不在，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发中心。道。琼斯跌了508点，或者说22.6％。
巴菲特所有的损失达到了3亿4200万美元。他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随时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之一。只有一次，他走进麦克。戈德博格的办公室，平静地告诉他伯克希尔该干什么，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桌子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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