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方是用无吸引力的货币来买东西，就像美国人在巴黎时，可美元贬值了。当他买下其他企业时，却在廉价出售自己公司的一部分。
巴菲特建议这些经理和董事们“思维敏锐一点”，问问自己是否愿以这种价格出售整个公司，如果不愿意，那为什么还要卖掉一部分呢？
经营上的小错误会慢慢积累成大错误的，而不是大胜利。 （拉斯维加斯就是靠财富转移建设起来的，那时人们也以为这种资本交易损失很小。）
最让巴菲特不安的是经理们是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他们的首要义务应该是为股东服务。这样的经理“最好到政府部门任职去”。
巴菲特形象地把总裁们比作官僚。但生活中他与许多经理是很友好的，他跟他们一起进餐，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信中提他们的名字。可他还是与企业界的朋友们疏远了。（关于白领阶层犯罪，“用笔偷一大笔钱比用枪抢一点钱要安全得多”。）有人说巴菲特是个Dust Bowl的进步论者，可他除了不是草原上的社会主义者外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商人是资本主义，巴菲特恰恰相反。他攻击总裁们当资本家不足却偏偏很自负。
这是巴菲特谈得最多的话题。这在企业经理和股东之间是正常的。他认为，其他股东的企业经理压力很大。这是他在1980年说的。当时修改后的《联邦法》迫使伯克希尔让罗克福德银行独立。巴菲特算了一下，这家银行占伯克希尔资产的4％，于是他让股东们按比例选择持有公司或银行的股票，或者两种各占一些。这完全由他们的喜好决定。唯一无选择权的是他自己，他得接受别人选剩的所有股票，因为切蛋糕的人必须对剩下的那块感到满意。
本着同样的精神，1981年由查理。芒格提出构想，巴菲特设计了一个企业慈善计划。每100万元的股票——当时卖到了470美元——由股东选择一个慈善团体，伯克希尔捐献2美元。如果有人持有100股，他就能决定让谁接受200美元的礼物，以此类推。在其他的公共公司里，股东们出钱，由公司经理或董事来选择慈善团体。巴菲特觉得这样太虚伪了，经理们是花股东的钱为自己捞名声。“许多经理对政府怎样分配纳税人的钱感到不满，自己却兴致勃勃地支配股东的钱。”
这些色彩使伯克希尔成了一个有私营色彩的公司。实际上，他正力求把伯克希尔办成巴菲特伙伴公司的公共部门。其近两千名股东中有一部分人是公司外的伙伴，当然大多数人不是，他写那些信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并组织一个股东组，让他们像伙伴一样——换言之就是让他们跟着他走。
这个方法的独特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美国的公共公司不实行控股权接管制，因此经理们还鼓励别人多持股。在多数经理的眼中，股东只是一群流动的人——用菲尔。费舍的话说就像高速路上停车吃饭的人。伯克希尔被人接管的可能性非常小，巴菲特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希望的“饭馆”模式：“我们希望股东对我们的服务和菜满意，以后年年来。”
在全家前往拉古纳海岸的途中，巴菲特假想收信人是出国一年的姐姐罗伯塔，他草草地在黄色法律用纸上写了7500字的长信。它由卡罗尔。卢斯编辑后发表在 《幸福》杂志上，可信里全是他自己的观点，听起来就像与人交
谈一样，充满了简明的规劝。
这些书信作为报告以公司的名义印在粗纸上，封面上有一条竖黑带。里面没有喜诗糖业的巧克力照片，没有像别的总裁那样故作沉思状的巴菲特和芒格的照片，也没有自我炫耀的图表；里面只有文字。
巴菲特年度报告写得好是因为他读得多。这样的报告是典型的装饰公共关系的文件，它不披露公司的经营，但很能吸引新的投资者。别的许多报告里只有总裁们一些敷衍了事的话，甚至可能是别人捉刀的。巴菲特每年都要看几个报告，就是找不到与经理们谈话的感觉，也见不着对经营状况的介绍。
你们的董事长认为股东有权从经理那里得知公司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评估，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们这样要求私营公司，也该这样要求公共公司。
他很不高兴，因为有的经理说老巴菲特就是这样的鬼话。当企业状况不佳时他们就用一种“有弹性的评估体系”，就是说，“先把箭射到白板上，然后再把靶心画上去，用这样的办法来交代经营情况。”
他写的介绍专业会计知识的书很能鼓舞士气。他鼓励有意的经理们先打扮一下自己的公司再拿出去，这使得华尔街显得一派生机。但危险时经理们也会像欺骗公众一样欺骗他自己。许多人的经营目标不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报告上的结果。巴菲特说：“强调会计簿上的价值而忽略经济实力，长此以往只能是两者都一事无成。”
那么企业领导人到底该说些什么呢？理论上讲，他们该像经理们那样报告实情。巴菲特希望肯。察思能坦白地向他报告纺织厂的情况，他自己也要同样对待社会投资者，当然两者不可能同样详细。
实际上伯克希尔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在合作时期巴菲特一再向投资人说明，他不能事先保证成功的机率。就像个虔诚的教徒，他只有忏悔后才心安理得。如果他的报告还不很完美，那是因为他有点腻味了或是自以为是。有些笑话的意思很晦涩，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而他坦言失误和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有时也显得太做作了。但他的谦虚不是为了欺骗别人，至少不是为了欺骗上层股东。
1982年他的股票卖到750美元。这个数字可反映伯克希尔在股票上的赢利。离开华盛顿到别处发展的时机成熟了。联储主席鲍。沃克一直在尽量榨它的油水。它先经历了经济停顿，然后又是通货膨胀。到了1982年沃克自信可以降低利率了。当时白宫里也是一派乐观景象，里根躲过了暗杀并开始实行减税。
华尔街在此之前一直惶惶不安。现在，就像躲在地下室里啃猫食的人抛去伪装获得解放一样，经纪人和银行家又充满自信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1982年夏天，利率不断下降。6月份国库券的利率还是13.32％，到8月就成了8.66％。股票开始时对这种刺激没什么反应。8月份股市连跌8天，道。琼斯跌到15年来的最低点777点。到了周五13日，它开始回升了11点，到下星期一又上升了几点。星期二上午10点41分，亨利。考夫曼，这位永远忧郁的带着水晶球的所罗门经济学家使情况顿时扭转。素有宿命论博士之称的考夫曼说，与过去安慰人的情况不同，他现在真的认为利率会继续下跌。这个消息使买股者大为恐慌。股票指数猛长了38.81点，是历史上一日内升得最快的一次。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预言说：“有人认为这是80年代经济
腾飞的征兆。“人们轰动了。
到第二年5月1日，股票又长了100点；到10月又是100点。到1983年，经济增长恢复到了正常水平，通货膨胀率降到了3％。全世界的人都发现，石油不是太少，而是多得卖不出去了。债券市场仍然兴旺，长期利率从两年前的15％降到了11％。股市也是6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稳定。新股发行到处都是，这在投机时期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信托交易也恢复了。到5月份，指数达到1232点，比《商业周刊》说它完了时还高出66点。这家杂志现在又赶紧声称股市复活了，但它的订量少了42％。“华尔街到处传说着这家杂志重新发现了股票价值的惊人消息”，阿兰。阿尔本恨恨地说，“它当时的报道引起了一片恐慌。寡妇们在哭，孤儿们在泣，交易场地板上扔满了预售的单子。”
伯克希尔持有的股票中，《华盛顿邮报》买进时的中间价为511/16，现在窜到了73；阿弗利亚特买进时为5，当时除了伯克希尔外无人愿买，它到年底的收盘价达到了38 .国际公众广告公司从6 38 涨到52 ；GEICO买进时是最黑暗的时候，现在翻了39倍；两年前买的时代报现在也翻了一番； RJR涨了17％；通用食品涨了40％。巴菲特也有损失的地方，他在赚折扣的中间商弗兰多身上损失了300万，在生产绿色食品的斯佩里哈钦森那儿也损失了一些；这两家都是70年代买进的。巴菲特在一些金属股票的套利中也干得不好。可总的来说，伯克希尔从不名一股到1983年拥有13亿的市场股票已经十分了不起了。所有这些都是巴菲特从纺织厂中抽出的小钱积少成多赚的。
伯克希尔自己的股票那年也看好。开盘时为775，春天时只比100点少15点；9月30日为1245，比道。琼斯平均指数还高12点。巴菲特刚上任时，伯克希尔为18点，道。琼斯931点，现在是当初的50多倍，伯克希尔与道。琼斯的差距很小。道。琼斯那年收盘时为1259点，增长很明显；伯克希尔的股价升到1310美元。巴菲特的身价也因此涨到6亿2000万美元。用《福布斯》的话说，他现是全国最富的人之一。
股东们要求巴菲特分股。理由是——也是出于关心公共公司——低价的股票更有吸引力，能引起大众对它的兴趣。但他在1983年的信中拒绝分股，理由是把饼切成许多块并不能增加它的实际价值 （不信你试试）。
当然分股肯定能吸引许多新的投资人，并能促进贸易，甚至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提高伯克希尔股票的价格，但它只是把某个投资者占有的企业财产分配给另一个人。如果有人出更高的价，别人也得跟着买进。但从总体上讲，伯克希尔的持股人却不会变得更富，因为他们拥有的实体如喜诗糖业、 《布法罗新闻》等的实际价值没什么变化。“这些耗资巨大的行动只能决定让谁吃饼却不会让饼变大。”实际上总的一合计，由于要支付增长了的经纪人的报酬，伯克希尔的主人只能亏钱。经纪人推崇频繁买卖的“流动性”，巴菲特刚嘲笑说这样的买卖只对“服务员”有利，顾客们却要多付小费。
他的态度有点极端，凡是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抵触的方法一概不采用。多数其他总裁没有这样的原则，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但巴菲特的确很在乎。他有意组建一个意见一致的股东群，他们和他一样注意长期价值。
如果有人因为一个与价值无关的原因买股票——比如说分股——那么他什么时候都会卖出。巴菲特尽量不让这样的异教徒成为他的伙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伯克希尔的关系有多深，它是他的王国，就像英格兰对丘吉尔的重
要性一样。
巴菲特在同一份1983年年度报告中发表了几条原则，目的之一是吸引和稳定他想要的投资人。表面上看这些原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炼后人们会发现，其实巴菲特和芒格是承诺对投资人开诚布公并对他们的钱负责。这些原则的精神与19世纪的企业家奥利弗。察思的作风很像，好像巴菲特就是他的副本。可它与巴菲特自己的精神不一致。他的目标是找一个好行业并获益于它的长期发展，而不是审时度势地进入退出，或者用金融或不同方式的“分大饼”和“买大饼”（当然是在价格低的时候）。从讨厌变化这一角度看，巴菲特是很保守的。他直言道，其实他不愿借债，也不想玩抢位子的投资游戏，尽管这种态度会影响伯克希尔的利润。
不管价格多高，我们根本不想卖掉伯克希尔的好业务，也不愿发行股票和债券，只要我们还能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只要我们还对老板与工人间的关系感到满意。我们希望不要再在资金分配时犯选择这些行业的错误……不过，玩米兰牌不是我们的风格。
这段话在风平浪静时也许无人注意，可80年代的金融界不是普通时期。
美国到处都有恶意接管、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企业家也不再是财大气粗的奥利弗。察思，他们成了华尔街上的操刀人和赌棍。那时的特点就是“流动性”，不仅股票，就连整个公司都被转手、肢解、重组、再分配。这段时期的信仰也反复无常，信誉只是诱饵，动荡则是必然结果。如果察思复活，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吓成什么样。如果他再读读他公司的报告，他会不会认为一切都完了呢？
13地毯夫人
巴菲特在分析商情时常问自己，假设他有足够的资金、人员和类似行业的经验等条件，他参与竞争有多容易。
1983年春天，一次这样的分析之后，他走进罗斯的牛排店对面的一家大商店，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穿过排着多用途沙发和餐厅用具的大厅，他走进一个铺着地毯的房间，见到了本店的主人。一个长宽高都差不多的女人，正站在点缀着蓝色的混呢大地毯当中。他微微吃了一惊，停了下来。在巴菲特看来，这女人足有10尺高。
罗丝。布朗金，奥马哈人都称她B夫人，正乘着高尔夫球车在巡视。她顺着过道开着，一边与一个店员高谈阔论，一边精力充沛地打着手势，倒像个只有她年龄——89岁——一半的人。她双颊泛红、棕色的头发蓬蓬松松的，只有两鬓有些灰白。巴菲特想，他宁可“和灰熊搏斗”，也不愿和B夫人竞争——这正是他来的原因。
巴菲特小心地问她是否愿意把商店卖给伯克希尔。哈撒韦。
B夫人说：“愿意。”
“您要多少价？”巴菲特问。
“6000万。” B夫人脱口而出。
他们握手成交。巴菲特拿出一张协议——这是巴菲特迄今为止最大的收购。B夫人不会写英文，连读都很困难，于是她在底下画了个押。几天后，巴菲特就给了她一张90％的支票（布朗金家族仍有一小部分股份）。她看也不看就把支票折起来，然后说：“巴菲特先生，我们要把所有竞争者都送入绞肉机。”交易就这样达成了。
B夫人正是巴菲特理想中的商人，她好像是从他的报告中蹦出来一样，巴菲特创造了她来实现自己理想的价值。B夫人坚决、果敢、有头脑，像巴菲特当杂货商的祖父、零售商本。罗斯纳和巴菲特家庭的其他英雄们一样。
她的经历是让巴菲特熟悉和激动的典型的美国人的故事。就像一个霍拉肖。阿尔杰的剧本，再配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主题音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893年除夕，罗丝。戈里克出生于沙皇俄国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大家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稻草上。她父亲是个犹太牧师，可是罗丝却不是虔诚的教徒，因为她发现父亲的祈祷并不能给家里多弄来一张床。她常常半夜醒来看见她母亲，一个食品店主，正在火炉上烤面包。
她不愿母亲如此辛劳，因此6岁时就在店里帮忙了。那时哥萨克人经常攻击犹太人，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这也是影响她性格形成的另一原因。
布朗金一家无力供孩子们上学，罗丝从未见过教室里面是什么模样，但她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学会了读和算术。受母亲的影响，她坚信求别人是件可耻的事。13岁时，她靠辩才为自己在莫斯科一家布店谋了个职位。16岁时，这店就由她经营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管理着五个大男人。1914年她与伊萨多。布鲁明克结了婚并把他送到美国，以便日后跟着移民过去。可终于没能成行，大战爆发了。在1917那个绝望的冬天，欧洲遍地烽火，俄国岌岌可危，她登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中国边界上，她被一个俄国士兵扣下了，她没有护照。B夫人告诉这个士兵她正为军队采购毛皮，并保证回来时给他带一瓶伏特加。就这样她穿过满洲里到了日本，然后设法在一艘运花生的船上弄了个铺位，6个星期后，她登上了西雅图。
1919年她和丈夫在奥马哈定居下来。尽管身无分文，她还是把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接过来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伊萨多经营着一家当铺和旧服装店。
为了多赚点贴补家用，B夫人把地下室的家具卖掉了。她不会说英语，就让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教她。
1937年当她44岁时，一共攒了500美元。于是她在法南街租了一个店面，就在巴菲特家杂货店往东一个街区。她起的店名叫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期望有大发展。我们从她那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张坚毅的脸，黑黑的头发，挽着髻子，下巴结结实实的。她的经营方式就是她的座右铭：“价廉，不欺。”
大公司认为她的卖价太低，不可能维持业务，于是拒绝供货。可B夫人是个精明的投机者，她会坐火车跑到芝加哥或堪萨斯城，那儿的像马歇尔。菲尔德这样的零售商会以比成本稍高一点的价格把余货卖给她。当她实在没有货时，就把自己的家具搬出来。有一次，她那已长大成人的女儿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快把放小孩玩意的那个柜子清理出来，我这儿有个顾客。”
当她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他们嘲笑地拒绝了，从此她对“大腕”恨之入骨。唯一使她维持业务的就是她的意志。她天天工作，从不休息。而且她发现她的业务对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她称他们是“可爱的英国人”。当B夫人有货时，这些忠实的顾客总会带着现金来。
1949年，莫哈威克地毯厂把她送上了法庭，控告她违反了公平贸易法。
厂主莫哈威克的地毯最低价为每码7.25美元，B夫人只卖4.95美元。“那又怎么了？”法官问，官司不了了之。第二天，法官来到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买了价值1400美元的地毯。
第二年，B夫人付不了供货商的帐了。有个好心的银行家给了她90天5万美元的贷款。为了生存，她孤注一掷，她租了个大厅，三天内进了价值25万美元的家具，并发誓永不借债。就这样，当她57岁时，愿望实现了。
她对雇员很严厉，对她的家庭成员也不例外。“你个没用的废物！”她会大喊大叫，“你这个笨蛋！懒鬼！”只有她绅士般的儿子路易才能使她改变。路易和他母亲一样精明，不过态度温和多了。当推销员来的时候，B夫人会狠狠地杀价，路易则反而加点价。B夫人会把帮手们解雇掉，路易再把他们雇回来。“妈妈很强硬，”路易说，“可我喜欢软的，甜的。”伊萨多死后，路易继续留在店里。不论B夫人说什么，路易总是甜甜地回答：“妈妈，你懂得最多。”
B夫人的方法十分简单：成批购进，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她的卖价常常只比成本高10％，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有对年轻夫妇来了，手上钱不多，眼泪汪汪的，B夫人虽然清楚地记得每件货的价格，也会只要成本价，以后这对夫妇就会常来。
家具世界成了一切典礼的最后场合，婚礼、孩子出生或升职后，人们总到这儿来。在B夫人的店里买过家具的奥马哈人以后每逢搬迁，或他们的孩子搬迁时总会再来。年岁渐高并没使B夫人放松一下。有一次龙卷风把屋顶吹掉了，她还是继续营业。还有一次商店失火，她就给消防队员送了几台免费电视。B夫人从不度假。“我从不撒谎，”她说，“从不欺人，也不轻易许诺。这给我带来好运。”
苏茜。巴菲特与布朗金一家关系不错，沃伦从她那儿听说了这家装扮了半个奥马哈的商店。巴菲特上任不久就想买它，可B夫人拒绝了，说他出价太低。
被拒绝只能增加巴菲特的兴趣和决心。他密切关注着这家商店，看B夫人是怎样击败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的。70年代早期，巴菲特和作家亚当。史密斯在城里开车兜圈的时候，巴菲特指着这家商店滔滔不绝地给他介绍起来——业务量、使用面积、营业额等。
“您为何不买下它？”史密斯问。
“正在筹划。”
“噢。”
“总有一天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路易和三个儿子正经营该店。B夫人则是董事长兼地毯部的全职老板。巴菲特听到她想出售的消息后，先去拜访路易——先打听一个价格并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听懂B夫人那口音极重的英语。
在购买之前，巴菲特先查了家具世界的纳税记录，上面写着它每年的税前利润为1500万美元。他没做例行检查，没有查帐，也没查存货、应收货款和财产目录。一般的美国人在花6000万美元时肯定要看许多报告。巴菲特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与J.P.摩根的观点不谋而合——商业中要看的主要是人。巴菲特说，如果他信不过布朗金一家，为什么还要与他们合作呢？
常常有人忍不住问巴菲特，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回答是他有化繁为简的能力。在这笔生意之前，他在1982年的报告中写了“求购声明”，给出了他的购买标准。他允诺尽快对开价作出反应——“一般只用5分钟。”巴菲特的意思是他不会拖拖拉拉的。当然这机会也是他有兴趣的——布朗金的商场自然是这样的机会。
家具世界是全国最大的，年营业额达1亿美元。在奥马哈的同行业中，它的营业额就占了2/3，这个比例也是其他地方的最大商场无法相比的。因此，一些如迪拉德（年营业额4亿美元）这样的连锁店也不愿在奥马哈卖家具，免得与B夫人竞争。巴菲特可能会说，她拥有奥马哈家具市场的“收费桥梁”。
家具世界的生意如此红火，它运沙发的卡车上都不敢画上标记，免得激怒其他城市的商人。“如果有人做梅塔格洗衣机的广告，她就把它撕下来，贴在自己的梅塔格洗衣机上，”巴菲特吃惊地说，“与她竞争可就小鬼见了阎王。”
购买家具世界那一天，巴菲特的弹子球玩友唐纳德。丹利也在奥马哈。
吃过牛排晚饭后，巴菲特带着他逛了逛家具世界，详细地讲述了布朗金一家的不平凡事迹。另一位参观者，好莱坞制片人诺曼。利尔说：“沃伦对B夫人的崇拜就像个小孩。他提到B夫人时就像小孩提到自己的祖母一样。”
由于巴菲特自己无意经营该商场，也不想监督过多，他想找一个“跟我差不多”的经理，好让商场开业那天就步入正轨。 B夫人正是这样一位自觉、自律的理想人选，理想得像个虚构人物。巴菲特提升后的年薪是10万美金，他付给B夫人30万。平常他提起她时就像提到个“英雄”。
他肯定知道B夫人就像他的翻版，虽然有些地方不如，总的来说还是很像的。这不是她的习惯（她90多岁时还每天工作10～12小时，从不休息），也不是对贷方不信任 （面积43顷的商场并未抵押）。巴菲特说：“她500块钱起家，结果把别人都打翻在地。”这只是她的唯一目的。《奥马哈世界》——赫拉德采访她时问她最喜欢哪部电影，B夫人说：“太忙了。”问她最
喜欢哪种鸡尾酒，回答是：“没有。喝酒的人会破产。”那么爱好呢？“开车去窥探一下竞争对手的情况。”
一个去过B夫人家的记者说，她的起居室就像个展览馆。情侣座椅、玻璃咖啡桌，各种玻璃和黄铜雕塑排得整整齐齐，像在商场里一样。灯罩上挂满了价格标签。B夫人不常呆在那儿，也从来不玩。“我不像其他富人，”
她说，“你没钱的时候，富人们对你很粗鲁。我忘不了这个。”
作为一个未受教育的移民，她认为巴菲特写的东西都是些又复杂又无用的蠢东西。她对“弹性”这样的商校贸易术语完全不懂，但她告诉巴菲特她的现金平衡，连一分钱也不会错。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商校讲课时说B夫人对贬值和利率增长的理解“比所有在场的人都深刻”，尽管她不认得这两个专业词汇。他认为，B夫人有一种本能，她能抓住自己熟悉的东西不放，这点与巴菲特自己也很相似。（由于巴菲特的推崇，纽约大学授与B夫人“荣誉商学博士”称号，获此称号的还有联储主席鲍。沃克和花旗银行第一执行主席沃尔特。克里斯顿。）
有位客人在星期天下午拜访B夫人时发现她正在工作。她穿着毛衣和细纹衣服，篮子里放着块地毯样品。她有极好的幽默感和记忆力，绘声绘声地讲起那天她在莫斯科看见沙皇的两个女儿的情景，不久她们就被杀了。
当看见一个少妇正对某块地毯指指点点时，她马上像电动老鼠一样地跑了过去。脸上带着警惕、近乎怀疑的表情。
“39块钱。很漂亮。”
“我已有蓝色和粉红的了。”少妇迟疑地说。
“这块与什么颜色都相配。”
B夫人开着小车去柜台，那儿的女售货员正在给一位买了地毯还没付帐的人打电话。
“挂了，” B夫人说，“让他见鬼去，让他自个害臊去。”
那个售货员还想试试。
“挂了！跟他讲什么劲儿！”
电话那边正在抱怨颜色不好，售货员不得不听。
“我一生诚实。跟她说‘再见’，然后挂了。这小子这么滑头，会得癌症的。”
要不是她脸上凸起的血管，她一点也不像90多岁的模样。她的菜谱是水果和蔬菜，每天5点钟起床，也不锻炼，双腿还能走路，她完全健康。也许这是巴菲特最羡慕的一点。
他一想到生病 （或死亡）会迫使他放弃工作就受不了，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 （他总是幽默地表达自己最担心的事。）人们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的，B夫人这种情况多少是个安慰。在给股东们写报告时，他把B夫人的年岁与自己的联系起来。
我想，她的日子不多了，最多还有5至10年的时间。因此，我说服董事会制定了100岁强制退休的政策。（时间会证明：每过一年，我会觉得这个政策愚蠢。）
B夫人的脾气越来越粗鲁，这是她的缺点。她与两个孙子们关系很糟，他们将来理所当然会是商场的经理。其中一个罗纳德。布朗金受够了祖母的责骂，他们都不说话了。布朗金家这些事对巴菲特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家具
世界还在赚大钱。
巴菲特对布朗金一家如此满意，结果伯克希尔又买下一个家庭商店：奥马哈的波珊珠宝店。波珊的情况真是闪一次电打两声雷。48年前B夫人的姐姐和姐夫丽贝卡和路易。弗里蒂南买下了这家小店，他们是往西冒险逃出俄国到了拉脱维亚。现在波珊已成为全美销售量第二的珠宝店，紧随纽约的蒂法尼之后。与家具世界一样，它的宗旨也是薄利多销，当然珠宝的利润会比地毯高得多。
巴菲特认为，这两家商店有着相似的活力，它们都有让竞争者走投无路的护城河。（巴菲特对竞争的厌恶可以从《布法罗新闻》报事件上看出，这是他的特点。）不论谁要同家具世界较劲都得有足够的投资并打一场持久战——这条齐脖深的护城河使别人想都不敢想与它竞争的事。
巴菲特站在家具世界的柜台旁，看着他们打个电话生意就成交了，心里十分兴奋。他常带着外地的客人来参观B夫人的商场，甚至为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提供客车，好让股东们来看看这家商场。一定程度上，家具世界已代替红砖建造的新贝德福德纺织厂，成了伯克希尔公司的象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玛特15个月内为巴菲特赚的钱就相当于纺织厂19年赚的钱。
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哈撒韦是个集团而家具世界是个实体。人们分不清集团与集团的区别，最终消费者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巴菲特苦笑地开玩笑说，从未有人去服装店买一套“哈撒韦”生产的条纹西服。
B夫人巨大的营业额使她很少把钱投在存货上，而纺织厂要花钱。每当有工厂提高规格时，伯克希尔和其他什么集团也都得跟着提高。因此，没有人能得益，没有护城河，各个企业都得花同样多的钱。
尽管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有时他还忍不住想，再投入点资金，情况可能就改观了。70年代中期，他又买下一家纺织厂，在汉普郡的曼彻斯特。账面上看，这次收购便宜到掠夺的地步，而事实证明这是个灾难。回首往事，巴菲特认识到纺织业其实是个陷阱。
单个看，每个公司的资本投资决策都是有成本效益的、明智的；可总的来看，这些效益相互抵消掉了，是不明智的 （就像观看游行时，人人都踮起脚尖以为能多看到点什么一样。）
越来越多的股东问他为什么还办纺织厂。巴菲特解释说，本集团是当地的一个大雇主，工会也很合作，至少他还能得到点利润。他认为肯。察思也很忠实，一开始就是他在经营。他提醒股东说，是察思努力经营纺织厂，为伯克希尔的发展提供了燃料。可私下里他警告察思说：“看起来工厂开始要赔钱了，我可不想这样子。”
察思继续辛勤工作——几乎像B夫人一样。他换了生产线和纺织纤维，提高了机器的规格，与工会领导的关系也改善了。 （他们知道奥马哈的老板是个吝啬鬼。）可他不能在竞争中跑得更远，竞争所需的投入好像是无止境的。巴菲特从中得出了真理：好经理在坏行业中也无能为力。关于困境中的行业也有个老生常谈，叫“变化的情况很少再变回来……”
1980年巴菲特暂停了曼彻斯特的生产并把织机数量减少了1/3.可1981年纺织厂还是损失了270万美元，成了西伯格。斯坦顿的最坏时期。巴菲特对察思说：“如果你不减少开支，我就让你停工。”可是察思竟在困境中成
功了。真让巴菲特又吃惊又后悔。
1983年买了家具市场后，巴菲特的集团松了一口气。他最后拐弯抹角地公开承认由于他崇拜本。格雷厄姆，使他长期依赖于有厂房的行业，如纺织；而忽视了像B夫人从事的这种事业。
我退出太迟了，部分原因是我受老师的影响太深，他的理论一直显得很有价值。
现在他的观点有了巨大转变。第二年，察思退休了，接替他的是莫里森一个有纺织学文凭的M.B.A球员。他申请新的资金，巴菲特拒绝了。没有钱工厂肯定要受损失。到1985年，巴菲特就把它关了。
400名员工，多数是技术熟练的葡萄牙人，获得了几个月的预先通知和新技能培训，有许多人去干工资少点的工作。他们要求比合同规定更高的解雇费并给一个月左右的期限，“对于将失业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其实没什么用。”大卫。利马，新贝德福德美国纺织工人工会的财务秘书，回忆说：
工会还要求与巴菲特单独会面。他冷冷地回答说，他想会面毫无意义。加利。莫里森认为：“沃伦要公平。”他的确公平，可是不慷慨。
巴菲特对这些议论很敏感。在后来对这事件的记录中他写道，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也损失了500多万美元。他想，在工厂经营这么久以来他已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不像亚当。斯密那样不顾工人的利益也不像卡尔。马克斯那样什么都包下来。那就是，他愿意承受“一时不正常的赢利状态”，但不是“永无休止的损失”。
当然，巴菲特也有他的“马克思主义”般的心肠，不过隐藏得很深，别人看不出罢了。他想缓和一下亚当。斯密的经济原理，牺牲自己赢利率的“一小部分”——但不是完全放弃亚当。斯密。文章的论点还是抛弃斯密——抛弃资本——是毁灭性的。文章的反面人物是他自己，因为他按斯密的原理把钱投到纺织厂以外的行业中去了。文章还提到另一个纺织厂——伯灵顿工业。伯灵顿没有把钱分投到别处，只是盯在纺织厂上。当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大赚其钱的一年里，伯灵顿又在纺织业中投入了30亿美元的资金。它现在是全美最大的纺织公司，可这只是个令人怀疑的空名。在过去的25年里，它的股票只从60可怜兮兮地升到6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它的投资人损失了2/3的购买力。马克思可能同意它的做法，可斯密和巴菲特是不同意的。
股东们的巨大损失是把大量智力和精力花在错误行业上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缪尔。约翰逊的马来作比喻，一匹能数到 10的马是头了不起的马——而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
同样，经营得再好的纺织厂也不是很好的行业。
本。察思退休后住到了缅因海岸，他说巴菲特经营此厂已达10年之久，时间是太长了。他强调说，他珍惜与巴菲特在一起的经历——“都说不出为他工作是多么让人高兴”——但他希望巴菲特有所表示。“有件事我总是不明白，”他承认，“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辞职时，他说：”我记得自我走过工厂的第一天起，你对我一直完全信任。‘这就是他的唯一评论。“
工厂以后的命运证明察思关于巴菲特关闭工厂太迟的评价是正确的。设备以总数 163122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一帮吃人死尸的乌鸦，这真是笑话。
1981年以每件5000美元买进的织机，在1985年以26美元处理掉了。但巴菲特坚持要保留在科夫街的房地产，房租给了造丝屏、乐器和数字表格的小公司，它们不会记得这儿曾有个纺织厂。BHR公司过去的总部，西伯里曾在那儿自豪地发号司令，BHR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的缩写，这个名字常常使人想起，曾有个大厂像艘发霉的大船一样停泊在城市南端。
14 的归宿ABC
1984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时代公司总部，巴菲特拜访了它的总裁J.里查德。门罗。伯克希尔拥有时代公司4％的股权，巴菲特和门罗也常在一起讨论新闻媒体。而现在他们都知道，有谣传说时代公司要被接管了。
巴菲特认为自己可以帮这家杂志巨人保持独立。“我想要个白衣骑士吗？”他问。这是80年代的说法，他在提出交易。门罗说：
沃伦本可成为我们最大的股东的，而且他也同意决不脱手。他本可成为我们的一员。可当我把这个意见带到董事会时，他们问：“沃伦。巴菲特是谁？”
时代这样的公司可能以为自己是有免疫力的。“情况还没到最糟的时候，我们还不至于夜不成寐。”门罗写道。可不久公司就发现自己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免疫力。瓦那通信公司出了一个刻薄的价格要兼并它，那样时代公司的平衡表就得重写了。时代可能会成为一个反面教材，告诉人们在兼并的年代自我毁灭的经营会造成什么后果。事后门罗对巴菲特的提议感慨道：“我们没抓住它真是大错特错。”
门罗和其他人都会发现，戏剧性的变化随时随地都会发生。10年前在第一波士顿的一家不起眼的公司里，有四个人策划兼并和购买，现在就会有一家拥有110人的公司落入圈套。现在的兼并步伐加快了。1975年华尔街的交易量为120亿美元，1984年为1220亿。投资银行家一直被认为是最沉稳的人，现在则招来许多嫉妒和憎恨的目光。他们年轻、富有、穿着整齐而且喜欢用军事术语来作比喻。这吓坏了美国上了年纪的总裁们。
一个世纪来，华尔街应企业当事人的申请提供资金。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华尔街上的中间人掌握了主动权。美国则只为他们提供弹药。杰克塞。奔汉首先开始用大宗债券恶意操纵股市猛跌，投资者只有接受他的叫价，不管有多高。从这点看，80年代与过去的投机时期是多么类似。实际上，原来提倡迅速转手市场理论的弗雷德。卡尔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总裁，劲头十足地推销起杰克塞的大额债券来。
当然，华尔街的投机并不陌生，对兼并热也很熟悉。但华尔街的结构变了。500家公司现被如养老基金会和信托基金会这样的职业股东所控制。它们的叫价一向很高，左右着市场。过去，主要股东对某家公司 （至少是好公司）的承诺能有力地防止它被接管，现在这种承诺支持不了半杯茶的功夫。
钱皮恩国际集团总裁安吉。塞尔抱怨他的股东变动如此频繁，他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
巴菲特的观点也变了。他曾站在股东的角度来看待这条街，现在步入中年，他的观点也与公司总裁们——如迪克。门罗和安吉。塞尔一致了。他提防股市操纵者，提防他们会给董事会带来的危害，小心翼翼地对待接管风带来的价格猛涨。再一次，他觉得华尔街投机时期一样走得太远了。可他这次不想洗手不干，他很想做几笔大买卖。
他是在1985年2月26日开始玩这种大游戏的。在华盛顿的那几天他接到了汤姆。墨菲的电话，他是大都会公司的主席，也是巴菲特的朋友。
“伙计，你可能不会相信，”默菲开场了，“我刚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
你快点来教教我怎么付账。“
托马斯。R.默菲与巴菲特一样，他父亲也是政治家，是布鲁克林的法官。
他曾把汤姆介绍给托马斯。杜伊和阿尔。史密斯这样的客人。默菲的童年过得很愉快，他去乡间避暑，到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再后来进了哈佛商校。他的同班同学吉姆。伯克（后来成了约翰逊＆约翰逊的董事长）认为默菲是天生搞政治的料。他高个，秃顶，和蔼可亲，自然不做作，招呼别人时总爱称“伙计”。他辞去利弗兄弟公司的职位后，在哈德森谷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年薪1万的工作，管理奥尔班尼市一濒临破产的超高频电视台。
哈德森谷这个小公司的节目连退休了的老修女都爱看。1957年它设法买下另一家电视台后，开始向社会集资，股价72美分。几年后默菲搬到纽约，住进一个用褐石建造的办公室，任命丹尼尔。伯克 （吉姆的弟弟）为他的副手。他们紧密合作，默菲负责制定战略和交易，强硬的伯克负责具体管理。
这家公司现在叫做大都会公司，已逐渐发展成一个广播、有线电视和出版业的帝国。但它的风格却与规模很不相称。默菲和伯克有着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办公室却十分简朴。大都会公司没有自己的大楼也没有社会雇员。默菲十分节俭，有一次粉刷奥尔班尼的总部时，他只让刷朝着大街的两面墙，对着哈德逊河的那两面不用刷。他和伯克的共同智慧再加上节俭的作风，使大都会公司一直获利非浅。
巴菲特是在70年代早期认识默菲的，他知道不愿在总部浪费一点颜料的人正是他这样的人。1977年代表伯克希尔买下了大都会公司3％的股票，但在股市上经营一段时间后又卖掉了——后来巴菲特说他这么决定 “真是疯了”。同时默菲和伯克开始每作大决定时都先与巴菲特商量。有一次华特。安纳伯格准备卖掉他的出版帝国中的《电视导报》和《瑞辛。富日报》，巴菲特说：“默菲，我们各出一半买下它怎么样？”他到比佛利山见安纳伯格，开价10亿美元，但被拒绝了。他们不得以而求其次买下了斯维森奶昔公司，就像两个被10亿美元烧得烫手的人。巴菲特仍然希望成为默菲的伙伴，他说默菲和伯克这两个搭档是全美最成功的。
巴菲特对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兴趣也不止一两天了。60年代后期，ABC已同意转手给国际电话电信公司，但司法部不同意。这桩生意流产时，巴菲特正在太平洋股票交易所。他对芒格的助手说：“要知道， ABC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股票交易者手中，每个人都有控制它的机会。我手头要有这笔钱就好了。”70年代他买下了ABC的一部分，1984年又买了一部分，当他接到默菲的电话时，他已拥有ABC2.5％的股权。
默菲对ABC也同样感兴趣。它的地方电视台是摇钱树，全国电视网更是价值连城。1984年后半年，联邦通讯委员会想兼并ABC成为唯一一家电视机构的意图已是路人皆知。默菲马上拜访了莱昂纳多。H.戈登森——79岁高龄的ABC的创始人和总裁。他们在纽约的ABC大楼会面。“莱昂纳多，”他说，“我不想被你从39层扔下去，可我有个想法。”戈登森没有把他踢下去，因为他知道ABC已被一群玩股的人咬上了，如果他们成功了，就会把他用毕生心血营造的公司拆成碎片。如果他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方，默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至少他可保持公司的完整。
两天后巴菲特就和默菲与伯克在纽约会面了。
巴菲特的措辞很谨慎：“想想它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默菲和伯克马上就明白了。虽然大都会公司拥有像《妇女时装日报》和《堪萨斯之星》这样的报纸，圈外的人对它知之甚少；默菲和伯克也像隐士一样
不为人所知。现在默菲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爱在上班途中去圣百奇克大教堂）要和坐着超长高级轿车的电视网经理们共事了。
默菲认为巴菲特的第一个念头是“个人公式”。他要继续前进。
巴菲特担心还有个默菲和伯克都不曾想到的问题：如果大都会公司买了ABC，华尔街的食物链会把它自己也卷进去。
“那我们该怎么办，伙计？”默菲问。
“你最好有头900磅重的大猩猩，”巴菲特说，“一个拥有大量股票的人，是不会不顾价格高低随便卖出的。”显然，这个人必须富有、忠诚。
“你愿当大猩猩吗，伙计？”
巴菲特后来说，直到那时他才想到自己的作用。可当时他还能想到别的大猩猩吗？伯克认为其实他自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默菲刚一建议他就举出了两个障碍。
大都会公司在布法罗有家地方电视台。如果伯克希尔成了它的股东，按照FCC的法律，电视台与《布法罗新闻报》不能并存。巴菲特说他不能卖掉报纸。“我把毕生精力都投进去了。”他强调说。于是默菲同意卖掉电视台。
第二件事更棘手。还是由于FCC的法律，他不能同时参加《华盛顿邮报》和大都会公司的董事会。他对《邮报》情有独钟，与格雷厄姆一家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因此得慎重考虑。
他们分手了。巴菲特飞回了奥马哈，左思右想之后，他认为不当《邮报》的董事但仍持有它的股票，他与《邮报》的关系不会改变。
算好之后，当天晚上巴菲特给默菲打了个电话。他提议由伯克希尔以每股172.50美元的价格买300万股大都会公司，这是当时的市场价，（原先只有72美分。）默菲立即同意了。就是说巴菲特将以5亿美元买下大都会公司18％的股票，是他最近与B夫人交易额的8倍，也是他第一次在传媒业的投资 （《华盛顿邮报》）的50倍。大都会公司则靠伯克希尔输的血来买ABC.（巴菲特的朋友比尔。瑞恩取代了他在《邮报》的董事职位。大都会公司要想兼并就得卖掉其有线电视系统。按巴菲特的提议，它卖给了《邮报》。）
可是与ABC的谈判遇上了麻烦。负责电视网的是在第一波士顿的副总裁布鲁斯。沃莎太。这位头发散乱的矮胖银行家想要再高点儿的价格。当卖方时他是很精明的。大都会公司出的第一个价是每股 110美元；由于沃莎太的讨价还价，默菲和伯克很不情愿地把价格提到118美元——是ABC最近市场价的两倍。沃莎太还是贪心不足。3月12日，默菲脚步沉重地来到第三大街斯卡登。阿普斯雷特的摩天大楼告诉ABC的律师约瑟夫。弗朗，大都会公司准备放弃了。可弗朗不让他走，他说情况还有救。
那天下午，双方在斯卡登再次谈判。对方是一群80年代的知名人物：弗朗50年代就开始玩小股票了，现在每一次兼并都离不开他。他的朋友，防守专家现在代表大都会公司与他交涉——他们是兼并场上的老对手了。沃莎太则带来了ABC的一群银行家。（由于巴菲特和芒格的反对，大都会公司没有投资银行。）双方展开了冗长的交涉。
但谈判主要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巴菲特对沃莎太。麦克。马拉迪，ABC的财务主任对这两人的对比感到吃惊：一个来自中西部，温柔，土气；一个出生于布鲁克林，更年轻，开朗自信。沃莎太发现与巴菲特谈判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他开开玩笑，使气氛显得很轻松。但双方的差距还有1亿美元。沃莎太的语气强硬起来了，他强调除了收现钱外，还得保证ABC的股东
有购买大都会公司股票的权力。换句话说，沃莎太希望有保持公司部分股份的权利。“我们想，如果巴菲特如此精明——他买为什么我们就卖呢？”沃莎太回忆说，“我们不愿同意。”
巴菲特完全不同意。他说的不多，大意是他也讨厌卖股票，他在年度报告中一直批评这种做法，这都成了伯克希尔的习惯了。沃莎太反驳说ABC的股东仍有权得到点利益。他带着ABC的人离开了房间，谈判进入了死胡同。
当他们回来时，巴菲特说：“我想将来我会后悔的。”他宣布沃莎太可以获得这个权力。ABC一方愣住了。现在双方得算算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了。
沃莎太他们开始用计算机处理一大堆数据；大都会公司则由巴菲特来算。他只是心算了一下。
巴菲特已经省下了一笔银行投资费用，沃莎太省得更多。芒格对此不大感兴趣，巴菲特则不同。他对ABC的期望高了一点——他想成为最大的股东。
他预言得不错，后来他的确后悔了。
巴菲特给大都会公司的价格是利润的16倍，这在格雷厄姆眼中是高不可攀的。他向《商业周刊》承认：“本对这个决定也不赞成。”巴菲特把赌注押在默菲和伯克能从ABC的电视台榨出油水，增加利润上。可事实上他没机会了。股票不断上涨，伯克希尔要发展，巴菲特要大的投资；小投资是毫无效果的。除了石油外，与ABC35亿美元的交易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兼并。
这个纪录并没能保持多久。紧跟着又发生几起交易，许多都是不怀好意的。投资银行也放弃了传统的方法，效仿起过去的委托人来。企业也从小沙丁鱼长成了大鲸鱼。华尔街成了战场。
套利者也获得了相当的荣誉。他们把自己看作小大人物，至少是小股东。
巴菲特做了这笔大生意的同一星期里，《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登出了T.玻姆。比根斯的照片，他称自己是“根深蒂固”的企业家的对头。像他这样的报业企业家没什么明确的目的，他不能买下企业后再进行改造。他只是买下足够的股票，使企业维持不下而被兼并——然后自己从中谋利。
兼并方的总裁也不高尚。许多总裁 （用股东的钱）来贿赂套利者，让他们离开，然后自己好安心工作。甚至一些大公司，如沃尔特。迪斯尼 （被桑尔。斯坦伯格敲榨），也被迫多付了一笔钱。还有些公司如菲利浦石油公司被卡尔。伊坎盯上了，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显得不起眼，于是大举借债，使自己的平衡表里显得一团糟，免得真的被那伙坏蛋弄糟了。
这种奇怪的游戏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听到好几个总裁说自己已是四面楚歌。于是他突然产生个念头，想让伯克希尔当一下托儿所阿姨，因为它的老板素有稳定和不乱指挥的声誉。不用融资它就可以采取行动，因为一个绝望的总裁如果既不愿被套利者牵着走也不想采取贿赂这种自杀行为，他很可能会走第三条路——把公司卖给巴菲特。这么想着，巴菲特在他的报告中常常提到伯克希尔是个避风港：“对合适的行业和合适的人，我们这儿是个安全的家。”
1985年秋天，机会来了。斯科特＆费兹是俄亥俄州一家无名气但不小的联合企业，其业务范围从世界百科全书到柯比真空吸尘器不等。它在华尔街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4年，董事长拉尔夫。格比想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下它的控股权。这个价格，只比市场价高5美元。投机商出价53美元，以为这已是最高价了。两周后，投机商伊万。波亚斯基叫价60美元。这个魔鬼已靠与杰克塞的联系发了一笔横财。当然人们不知道，波亚斯基是玩了非法
的股票秘诀，（他会因此蹲班房的。）这只是华尔街暴发户现象的一个缩影。
长着大脑袋小身材的施亚讨厌为波亚斯基干，但波亚斯基坚持要400万美元的“放弃费”。施亚拒绝了——而问题很棘手。波亚斯基现在捏着他7％的股票，可能会卖给另一个买主。
施亚又凑了一笔钱，出价62美元，可计划失败了。更糟的是，这么一来股票就跑到像波亚斯基这样的短期投资商手中去了。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公司卖掉。施亚现在能做的就是抢在他们前头找到一位买主。他有幸于1985年夏天得知利尔兄弟——哥哥斯蒂芬，34岁；弟弟朱歇尔，29岁——掌握着6％的股票。这弟兄俩是新一代投机者的代表，他们的股票不多而债权不少，就这样他们已购买了一串小公司。现在施亚说服他们控股权有着无尽的威力。于是兄弟俩也关注起斯科特＆费兹的前景来。拉尔夫。施亚真是撞上80年代了。
巴菲特也在觊觎斯科特＆费兹——他也买了不少股票。该公司现在的资金利润很高，而且世界百科也正是巴菲特渴望的出版业。 （他从小就读过它的出版物。）看到施亚在报纸上猛登广告后，巴菲特认为时机到了。10月份他发出了一封短信：“我们现拥有25万股。我们对贵公司印象一直很好，并不会做不友好的交易。如果您有意寻求买主，请给我打电话。”
对施亚来说，这是天堂来的福音。他同意在芝加哥与巴菲特和芒格会面。
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第三天早上，即10月23日，巴菲特开价每股60美元，现金支付。施亚提出了两个要求：1.这是实盘；2.没有“放弃费”。正式交易中这种要求是对投资银行提的，但巴菲特没有投资银行。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让施亚起草合同去。一个星期后，巴菲特以3亿1千5百万美元买下了又一棵摇钱树。
巴菲特的现金是从另一宗交易中来的。那也是在10月：菲利浦。莫里斯高价购买了通用食品。作为最大的股东，伯克希尔从中赚了3亿3200万美元。
“我并不高兴。”巴菲特唱歌般地说。他的股票又创纪录了，每股2600美元。
那个月《福布斯》的10亿富翁排名中就有巴菲特的大名，同时还有山姆。瓦尔顿、罗丝。贝罗特和哈利。哈姆斯利。
接管别的公司明显地给巴菲特增加了财富。但尽管他赢利颇丰，他还算不上这个交易时代的代表。与代表人物罗纳德。O.贝罗曼相比，他还是显得与这个时代不相称。
这两人的购买欲都很强，对公司的判断也很敏锐。作为投资者，他们的品质也很相像。贝罗曼运用技巧较少，他是以钱铺路。他目光长远，但从本质上讲也是个金融家而不是管理人。有一次接受《福布斯》的采访时他说，他一个星期要读十份年度报告。
另一方面，咄咄逼人的贝罗曼不做不太友好的交易；巴菲特则不然。贝罗曼只对控股权有兴趣，这一点也与巴菲特不同。他们的最大区别是，巴菲特只以公共公司的股东身分参加交易，而大多数的交易人则是靠内部渠道（如各种收费）赚钱的。
贝罗曼就是靠把《电子色彩》、《迈克安德鲁斯》和《福布斯》的其他股东排除在外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他的开价十分不公平，而且每次交易总得打官司。巴菲特同意作为控方 （他的朋友比尔。瑞恩）的专家证明贝罗曼有罪。比尔拥有MacAndrews和《福布斯》的部分股票。当时参与诉讼的一位律师说，巴菲特说贝罗曼在“敲榨股东”，贝罗曼坚决否认。最后
官司了结了，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有趣的冲突。
在巴菲特买下斯科特＆费兹的同时，贝罗曼又发明了一条华尔街的游戏规则——一旦使用就能致某家独立的公司于死地。科尼。布朗奇在《猎者舞会》上评论说，贝罗曼对拉弗龙的进攻就像阶级战争一样。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贵族经理麦克。博格里斯认为叼着雪茄的贝罗曼和它的杰克塞资本家是“开当铺”的。他粗鲁地拒绝了，说这家公司不准备出售。贝罗曼反击说博格里斯是典型的企业废物。 （博格里斯在巴黎有座房子，还有管家，贝罗曼称它为博格里斯城堡。）正常情况下这场战争显得很奇怪。贝罗曼的王牌的价值只有1亿4500万美元，拉弗龙则值10亿美元。可是由于贝罗曼通过大额债券融资，他反而占了优势。他买下了拉弗龙，博格里斯失业了。事实证明他对拉弗龙说不卖的话错了。——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买卖的。
在贝罗曼买下拉弗龙一周后， （他保留了管家和城堡），巴菲特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研讨会上做了关于恶意接管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企业总裁、银行家、兼并商、买方律师——马蒂。利普顿也在其中，他在防卫拉弗龙中受的伤还没痊愈呢——和一群学者。对他们来说，接管是家常便饭。大都会公司与ABC之间的交易才过8个月，而且还没最后完成，又有5次更大的接管发生了。前一天，亨利。克拉维斯就站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董事会上扬言要买下这家公司，其中有位董事知道这不可避免，当场就失声痛哭了。华尔街的钱转手得如快之快，（拉弗龙的律师费和银行家费用就达1亿2000万美元。）经常有人跑到住宅区，不是去种满常春藤的花园里吃晚饭，而是想拜见巴菲特。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在想着拉弗龙的事，但巴菲特没有提它。他没写讲稿，谈的是喜诗糖业和他自己。自从11岁时买了城市设施的3张股票以来，他搞投资已有40多年了。从那些久远的记忆中他回忆说，当时对他来说，股东们当然是“名正言顺的老板”。
我想在报纸上读到条小报道，说我是城市设施公司的老板，并以为经理们正按我和其他股东的话办事。如果有人想买那家公司就得找我商量。
长大之后他还是这么想。如果有人向喜诗的经理开价而经理没通知他，他会觉得“被忽视了”。如果必须有人决定是否出售时，那必须是股东，那是他们的钱。像博格里斯这样的总裁，喜诗是万万不能要的。
他没有否认股东们能从接管事件中受益。巴菲特自己就从通用食品中狠狠赚了一笔。他说：“我母亲今晚不在这儿，所以我承认我也玩过股票。”
因此他也一直从这种事业中渔利。他过去曾嘲笑“护城河那边”的总裁们其实与套利者没什么两样。
可是现在的玩家越来越多了，对此他深感为难。企业总裁们现在与他在同一战线上——许多情况下还是朋友。他由衷地对玩股人的破坏作风越来越感到担忧。
我想经济达尔文主义正在起作用。只要有人出价，看不见的手就会行动起来，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几年来我一直被两件事困扰着——我不知为什么——我只告诉你是哪两件事。第一件：我知道一些经营一直很好的公司常常会被以高于实际价值许多的价格出售……
理论上讲接管有治疗作用，这种体系能剪去企业大树上的枯枝。在理想经济模式中，资产将流向出价最高的人，因为理论上他们能最好地利用这些资产。
可股市并不是理想的。即使一个很好的公司的股票，如大都会公司，价格也常常很低。玩股者就会抓住这个时机——并不是因为默菲和伯克是枯枝，只因为他们的股票不幸处于低谷。就连布恩。比根斯也抱怨说，石油接管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控制石油的成本要比在地上挖便宜得多”。华尔街今天炒石油，明天就会炒别的。在巴菲特看来，这不是企业达尔文主义而是轮盘赌局。像汤姆。默菲这样的人被别人用钱搅局而破产，那可不太妙。
另外让巴菲特不安的是，他发现接管会扰乱价格。商人就像政客，他们花别人的钱总比花自己的钱大方得多。好几个总裁都告诉过巴菲特，当公司给报销时，他们就坐头等舱，住豪华宾馆。
我还发现他们买公司时，对待股东的钱和对待自己的钱不太一样。
如果能用别人的钱，玩股者在购买公司时会花比它的实际价值多得多的钱。华尔街对大额债券的巨大胃口也提供了这种来之甚易的钱。大额债券成了一种“傻瓜货币”。（说它傻是因为买主们毫无头脑，竟天真地以贷方的方式提供融资。）不管谁借得最多，他最后都会把它存起来。巴菲特对此大为恼火。债券的问题是总有人上钩并被长期蒙在鼓里。他允许贷方引用他的话：“我个人以为，在一切都结束之前大额债券将一直存在。”
这段话对1985年的经济界刺激很大。大额债券蓬勃发展，很少听说有违约现象。投资者们在阿丽德百货、大陆航空公司、梅西和特伦普的城堡门口排起了长队，认为它们肯定会履约的。 （但后来许多公司都破产了。）
密执根大学金融和法律教授麦克。布拉德里在哥伦比亚研讨会上抗议说：“用大额（另一个意思是废物）这样的词来称呼这种赢利巨大的证券，我真是不明白。”布拉德里的观点是：这种债券的风险其实已被它的 （高）
利率抵消了，就像资信评级为AAA的债券一样，它们是不会发行坏债券的。
理论上巴菲特同意这个观点。一年前伯克希尔在购买华盛顿公共电力系统的债券中赚了一笔。 （当时它的信誉不高而且价格便宜。）从价格价值比上看，濒于破产的贷款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麦克。米尔根、杰克塞的大额债券代理人就是靠经营这种债券起家的。最近一段时期的大额股票很有特点：它们居高不下，尽管以票面价格发行的贷款人的资信不高，它们的价格久久降不下来，但也鲜有回升。
巴菲特尖刻地指出，这种发行人正像推销商一样赚得饱饱的。他认为接管游戏就像毒瘾，华尔街正被大额债券这个“针管”扎得麻木了。除非受到巨大挫折，它才会消失，巴菲特预言道，“它的利润太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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