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的不同时期）的文明。——译注400
平缓的沙滩。从那里，我们驱车到了卡堡(普鲁斯特称之为Bal-bec)，在格兰德大宾馆住了两个晚上。那里有罐笼敞开的电梯、洞穴状的餐厅以及普鲁斯特如此神妙地描述过的海滩。我们肯定，我们在那个几乎空空如也的餐厅里发现了姆?德，维利普利斯。从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尔贝蒂①和她的朋友们在沿海滨人行道骑自行车。
然后，又是半天的车程，到达伊勒(普鲁斯特称之为Com-bray)。在那里我们下塌在车站宾馆，盖着宽大的羽绒被睡觉。普鲁斯特的叔叔的房子和它的大花园都恰恰与我们在阅读《天鹅之路》时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德，门格兹公爵夫人让人着魔时所在的那个小教堂也一样。星期日，我们到达夏特市，在那里我们被亚当斯从神学上解释过的门廊所震撼，参加了大弥撒②，看到阳光穿过巨大的哥特式窗户照在牧师们白色和金色的长袍上。
最后，我们到了巴黎。在那里，甚至在我们刚接近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蒙马特③高地和高地上的斯卡科教堂，那熟悉的标志欢迎我们回到这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城市。在巴黎，我参加了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一个会议（这是我这次旅行的名正言顺的理由）。当然，我们通过不计其数的书籍和图片已经了解了巴黎，我们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郁特里洛和蒙马特。我们满载奇妙的经验回到家里，完全相①
均为普劳斯特著作中的主要人物。——译注②
有烧香、奏乐等的是大弥撒（high
mass）。小弥撒(low
mass)则无烧香、奏
乐。——译注③
蒙马特是巴黎北部的小山和一个区，在塞纳河右岸，以其夜生活和与凡高、
郁特里洛的画关联而出名。位于蒙马特的斯卡科教堂也常出现在郁特里
洛的画中。——译注
401信我们没有学到一点东西。我们从塞尚、普鲁斯特、亚当斯和郁特里洛以及其他地方接受的事先教育已经非常彻底了。漫
游
我不会用介绍我们从那次重大的欧洲之行到现在的每次国外漫游来取悦（或打扰）你。我和多萝西娅养成了每年出国旅行一次（很少超过一次）的习惯，每次三个星期。其中一个星期我可能参加会议或做些其他可能有用的事，以支付旅费。其余时间我们通常开车出去。我也独自做些比较短的旅行，大多是排满专业活动的旅行。经过25年这样的生活，在晚宴或鸡尾酒会上，当谈话主题转为旅行时，我们就成了胜人一筹的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了。
对我来说，追忆所有这些真实的、奇妙的经历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下面将我严格自律，只讲讲我们在瑞典和日本的旅行，因为我不是偶尔触接它们的。在第四部中，我会讲述我后来对中国和（前）苏联的访问。
瑞典
1968年我第一次去瑞典接受隆德大学的荣誉学位，那时正值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400年诞辰。那年瑞典的学生也在游行，如同美国和东京一样，且不谈巴黎了。他们诘问隆德学术界队列（美国大使也行进其中），筹划他们自己在那个庆祝周的反研讨会。但他们还是参加了庆祝活动，观看了焰火。
隆德大学引起了我将瑞典与美国学生运动进行比较的兴趣。是什么引起全世界的学生同时起来反对他们的长辈？因为我对书面瑞典语相当熟练（事实上我已达到了能用瑞典语书写和在那个大学里发表演讲的程度），于是我开始广泛阅读瑞典新左派的材料。：与我得知1969年我又要去瑞典参加在阿斯潘那
402斯举行的一个会议时，我决定在斯德哥尔摩呆一个星期，以便与一些瑞典环境学家交换意见（那时我正担任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顾问小组主席）并会见《新左派》的一些撰稿人。
思文—伊凡?森德奎斯特为我安排好了一切。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教过我瑞典文，后来他成为《每日新闻报》的一名金融记者。我谢绝了他让我会见可望成为总理的沃拉夫，帕姆的建议。我认为帕姆的时间应该用于更有意义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满足我那种无所事事的好奇心（几年后，我们还是与他共进过晚餐。但那时他太投入他的政治角色，所以他的谈话非常程式化，不可能十分有趣）。除会见环境学家之外，我还会见了新左派撰稿人斯文，费格伯格以及冈娜‘迈德尔和阿尔瓦?迈德尔的毛主义儿子简，迈德尔。
为说明我那时的政治心态，我将引用在旅行之前我写给思文—伊凡的一封长信中的一些句子（我也对这封信的保守主义程度感到惊讶，也许因为当时我正在与瑞典的社会主义者打交道，我正力图激励自己去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要向我自己解释新左派指定的这个（在我看来）荒谬的社会优先权：我只有假定，领导新左派，包括我们美国学生的领导人是由两个不愉快和不合适的人类动机——嫉妒和权力欲所支配的……现在正是我们回到洛克和杰弗逊时代去理解他们所认为的民主的全部内容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权力的分配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权力的分配不是赋予国家以管理集体利益事务的一种手段，而是保护个人的私人自主权不受他人和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左派分子所感到的不舒服……是他们有一种独特的药——国家行为，而那已与我们的痛痒无关。
403
上面的言辞适合于鼓吹自由意志的人，而我肯定不是这种人，但它们能使谈话活跃起来。由于知道人们会问到有关美国少数民族问题，因此我也专心研究了瑞典的少数民族问题（当时主要是拉普人和吉普赛人）。在这整个时期我发现，如果我能从新闻中找到可以与美国的问题相匹比的东道国的例子的话，就能使这种海外政治谈话变得更为协调。通常可以靠这种方式用理智的谈话来代替攻击美国。
（讲到这里我必须中断我的瑞典记事来讲述1970年我们访问库斯科（秘鲁）时的一件事。我与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有一场谈话。这个司机同时也是个教师，但教师的薪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当然他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询问我有关美国的种族问题，问我们大学里是否有黑人。我告诉他说有一些，但没有多少人合格。因为要给出这样的答复我感到有点窘迫。正在这时我偶尔瞥了他一眼，我看到他那完整的印加人的侧影。于是我说，“假设你有个兄弟，他去利马上大学，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吗？”我看到一缕理解的表情掠过他的脸蛋。此后，我们对种族问题以及如何反对种族歧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从费格伯格那里我几乎没有了解到关于新左派的新东西。我已读过他的几本书。但是，与简?迈德尔的会见却是很有意思的。迈德尔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名叫《中国村》，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的生活。书中有着明显的毛主义倾向，但描述得很准确，也就是说，它听起来好像正是为了农民。见面前不久，他去过阿尔巴尼亚。他肯定地告诉我，“有些农民拥有山上贫瘠的土地，另外的农民拥有山谷中好得多的土地。因此他们召开一个大会，大家都同意自愿进行土地交换，这样他们就平等了。”
现在，我又要运用旅行定理了。我从未去过阿尔巴尼亚，但
404我见过农民，美国和墨西哥的农民，甚至德国和法国的农民。我还读过许多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农民的报道。迈德尔的说法的可信度太差①，单靠一次目击报道不可能提高这种可信度。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迈德尔的朋友（很抱歉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变得越来越生气，最后，她喊道：“你们美国人以为你们有权力去访问另一个国家，还强迫每个人都跟你们讲英语。你们让人无法容忍，”我讲瑞典语的能力使我能对作为一个丑恶的美国人而道歉，但不能使我进行一次复杂的政治谈话。因而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深谈。
旅行定理再次得到证明。我从准备旅行的阅读中所了解到的有关瑞典新左派的情况比我在瑞典实地访问所了解的要多得多。我从书上得到的信息比从口头得到的要可靠一些，但我在瑞典度过了美好的几个星期。我经常想起那个美丽的国家和那极富魅力的人民，回忆使我非常愉快。
日本
由于瑞典和日本是最先送大批研究生到我们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两个国家，因此很自然，我对这两个国家的了解也比较深入弓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与许多日本博士生和博士后一起工作过，并且至今仍然与其中几个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松田竹彦在将管理学技术引进到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是东京技术研究所所长，最近又成为佐野大学的校长。安藤阿尔伯特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曾腼腆地送给我一本日语语法作为临别赠物，暗示（只是含蓄的，你可以相信）通过掌握它我可以成为一个文明的人。井尻雄二是我的一部著作的合著者（Ijiri
and
Simon，1977年），他留在工业管理研究①
原文是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太低。——译注405生院，成为这个国家最杰出的会计学理论家之一。博士后安西洋光（音译）现在领导着日本的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我还与现在的两位博土生富田胜和岩崎由利（音译）保持着联系。
1969年当我决定去日本参加一个商务会议并做有关组织理论的讲座时，我开始认真学习安藤给我的语法书。我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在日本业已创造出经济奇迹并证实了其管理人员的能力的时候，去给日本人讲解管理的原理，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夸口说我有能力帮助管理人员在我所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中工作。但是，如果日本人愿意听的话，我愿意告诉他们美国人是如何管理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买主自行当心。
1969年对日本的访问使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兴趣、尊重和愉快的感觉，这使我去那里访问达十几次之多。在那次愉快的旅行之前，有两件幸运的事促成我得到了这种积极的体验。一件是我发现了一些日语入门书，它们按照标准的小学教科书详细讲述传统故事甚至日本歌曲，一步步教人学日语。另一件是我发现并阅读了奥利弗，斯塔特勒可爱的《日本的小旅馆》（1961年）一书。该书不仅可作为在那些美丽、传统的旅馆中活动的指南手册，也可以作为日本史的第一课。我和多萝西娅一开始就想好了，在日本，无论在哪里，只要可能，我们就要住在旅馆里。
在东京，福田屋成了我们主要的家。它离四谷区的新大谷宾馆只有一个街区。你一进它的门，它就将东京彻底关在了门外，将你置于一个由纸屏、花园和身穿和服的服务员构成的比较古老、优美的日本。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喜爱的举行重要政治谈判的地方。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他们曾向我们展示“全国锦标赛用的围棋盘”。那是一块光亮的大木板，大得足以做一个
406“断头板。”①
由于日本人对他们的人民和社会不加区分，因此他们觉得让一个外国人真。正成为他们社会的一分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由于旅馆将它的客人互相隔离——没有公用的房间，你得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因而为我们提供了接近日本文化的独特途径。当然，至少得会说点日语，否则你的侍女，就不能听懂你或照顾你。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相信外国人能在旅馆中生存，他们对你想住在旅馆的愿望总是作出热烈的反应。
我们在京都的花园和寺院、在北本州的神山矿泉、以及在仙台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即使按远东的标准，仙台的人也非常多。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七夕节（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每年相聚一夜的节日）。（当我们开始演唱七夕歌——我从那本入门书上学到的——时，我们就成了仙台酒吧里引人注目的一景。）
我们与我过去的博士后安西洋光（音）及其妻子蓉子一起在日本海岸，与那里的制陶工和造纸工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在东京的一家剧院学习了传统的能（日本民间戏剧），我们还在上野公园附近的一座寺院参加了盆节②。尽管不是道地日本人，我们还是能走近日本的文化、欣赏它的美妙和看到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古代和未开化的方面（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其未开化一面的最有力例证。）
我们去日本的入场券多得助于我的专业和学术联系，尤其是与组织科学学会成员的联系。该会由高宫进领导，也是他在我们第一次访问时将我们介绍到福田屋的。近年来，我也结识①
著者说明，这里指的是供死囚放头，以便用斧头去砍头的木板。②
日本民间一年一度纪念去世亲友的仪式，类似中国民间的“鬼节”：——编
注407了许多日本计算机科学家。当然，我们可以在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里更不费力地了解日本，但我想在图书馆里可能找不到一个传统的日本旅馆。第四部
60岁以后的研究
21.
获诺贝尔奖至今获得诺贝尔奖10多年之后，人们见到我时还是向我表示祝贺，就好像他们在一不小心之间沉默了10年似的。他们的提问总不外乎是，“你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想到你可能会获奖的？”或者“这个奖使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通常是：“在我获奖的那一天。”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则是“没什么变化。”严格地讲，这两个回答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但这样却使我避免了冗长而乏味的回答（就像有人问候你的健康时你向他讲述你的整个身体状况那样没有礼貌）。诺贝尔经济学奖①在诺贝尔基金会短短的授奖学科名单上加上经济学这个学（①
该奖的正式名称是：“纪念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但我却用通常名称呼它。该奖由瑞典银行捐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授奖程序与物理和化学奖相同。）科，这对自然科学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动。在1969年第一次颁发经济学奖时，我正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工作。在颁奖后的那次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我们热热闹闹地向同事默里，盖尔曼表示祝贺，他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斯德哥尔摩回来。有些同事问及有关参加颁奖仪式的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和筒，廷伯根）的情况。我们的主席李?杜布里奇用苦恼的腔调大声问道：“你是说他们和你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那年年初，卡内基—梅隆已与斯堪的纳维亚商学院教师在瑞典的阿斯潘那斯联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葛森伯格大学工商经济学家沃尔特，戈尔德伯格为研讨会的主要发起人。研讨会期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趁讨论短暂休息，我们聚集在草地上谈论学术界的传闻，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最新公布但尚未授过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谁会成为这个奖的得主？谈论之间，沃尔特?戈尔德伯格转过来冲着我说：“10年之内你将获奖。”我表示不相信，因为无论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多么够格获得这样一种奖，但经济学家们不认为我是个经济学家；而有限理性似乎正在悄悄地走向死亡，至少在美国如此。显然，那是新古典主义者占上风的日子。
提名
大概一年以后，沃尔特要我寄给他一份关于我对经济学贡献的报告，该报告可用于准备提名候选人。我及时寄给了他。报告长约12页单行纸。在起草报告时，我没有用不真不假的谦虚，而是极力准确而不虚饰浮夸地陈述我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沃尔特为我的提名做了文件准备工作，我成了一个可能的候选人。
希望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生长，即使在相当坚硬的土壤上它也要生长。我从来没有忽略过沃尔特的预言，很关注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公报。年复一年，在我看来，那些被选上的获奖者都是合适的，但也是正统的。选拔委员会对定量和数
412 学贡献给予充分重视，这显然是在试图使经济学有别于经济政策或新闻学。
那个时期，在我的生活里，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以及有关的实验工作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研究时间和精力。同时我还深入地参与了华盛顿的科学政治活动。我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经济学或者去深化我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或企业行为理论。与井尻雄二合作，我继续了工商企业规模及发展模型的开发工作，这几乎就是我涉足经济学的广度。不过，事情也不见得只是这些。
我不时收到有关经济学主题的会议邀请，这些会议大都在欧洲举行。那颗种子既然已经种下，我并非不知道多在经济学家圈子里曝光会增强我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地位和资格。考虑到这一点，我接受了几次邀请。否则我会谢绝的。第一次是1973年应邀参加在格罗宁根大学召开的经济学25周年庆祝大会。为参加那次活动，我撰写了《从实质的合理性到程序的合理性》初稿，但会议录没有出版。
也在1973年，当我应邀到鹿特丹去接受依内斯姆斯大学（其时已合并了著名的荷兰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时，我开始看到或者说想象到一种状况：所有这些来自欧洲人的关心都只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组织着这些事呢？我注意到了在瑞典（Lund
1968）和荷兰的邀请者都是工商经济学领域教授而非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显然，我是掩护性候选人，用以表明诺贝尔委员会的经济学定义应当是包括工商经济学的。
接着，我应邀参加了1974年夏天在希腊的纳夫普利翁举行的科学哲学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伊姆里，拉卡托斯和斯派罗，拉特西斯组织的。我宣讲了（后来出版了）那篇关于程序的和实质的合理性的论文修订本(
Simon
1976)。同时我再次见到了约翰，希克斯和厄休拉，希克斯，还见到了莱昂纳尔?罗宾
413斯，罗宾斯勋爵使我想起了我所憎恶的经济学的傲慢及其与事实脱节的各种事情。由于被他的傲慢所激怒，我以一种明显无礼的方式回应了他的一个商榷意见。后来约翰，希克斯为此私下责备了我。那次事件并非纳夫普利翁大会的全部景象。事实上，那次会议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它使得多萝西娅和我有机会游览希腊。但如若没有那个事件，那次会议就是非常顺利的了。
从1969年到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给了弗里希和廷伯根，保罗，塞缪尔森，西蒙?库兹纳茨，约翰，希斯克和肯尼思，阿罗以及华西里?利昂蒂夫。我看我不可能优先于这些经济学家。显然，选拔委员会也是这么看的。接下来是冈娜，迈德尔和弗里德里奇，冯，海克获1974年奖，利奥尼德，坎特洛维奇和蒂埃林，库普曼获1975年奖，米尔顿?弗里德曼获1976年奖。这些都不是意料之外的。虽然在公众心目中迈德尔，冯，海克以及弗里德曼均为公共政策的强硬派，但经济学家们却将他们视为作出了重要技术贡献的同行。就这样，沃尔特，戈尔德伯格所预言的10年过去了8年。
1976年带来了一个比较使人意外的事件：我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的荣誉会员。鉴于我在这个协会并不活跃（事实上，我甚至不是该会会员），我不得不猜测这次当选是让我步入诺贝尔奖提名之路的又一步骤。在给我颁奖的那次美国经济学协会全国大会上，安藤阿尔伯特做了尽可能多的暗示。显然，肯尼思，阿罗是将我提名为美国经济学协会荣誉会员的幕后策动者，他必须让选拔委员会的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们了解我是何许人，以及我作为计量经济学学会荣誉会员的名望。
1977年，流传着一些消息，说是我被列入了诺贝尔奖的“供最后挑选用的候选人名单”。我在卡内基—梅隆的同事应邀向诺贝尔委员会提交报告，在我60岁生日过后不久，他们还为我
414组织了一次60生日纪念研讨会，他们这种表示友谊和尊敬的活动使我很愉快，尤其是在我的观点与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所持的新古典主义观点相距很甚远时，他们这样做就更使我感到愉快。
同时，研讨会上的几篇论文对于我认为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中我已经做出了非常成功的解释的现象提出新古典主义的解释，这又使我感到些许痛苦。鲍伯?卢卡斯(Bob
Lucas)关于薪金规模分配的论文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事例。在他宣讲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但是我也感到满意，因为我的同事们既尊敬我，又没有需要附和我的感觉。我肯定不会被指控为处于门徒的包围之中。这次研讨会的一些论文发表在《贝尔经济学期刊》的特刊上(
Prescott
1978)。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伯蒂，奥林和詹姆斯?米德。公报发布时正是举行我的生日纪念研讨会的那个星期，但我还是轻松地掩饰了我的失望。看来由于某些原因，经济学家委员会仍然不可能将我放在名单的第一位上。
同年，作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当选主席，嘉斯卡，马歇克成为该协会的项目委员会的主席，他请我做伊利讲座（即使不为争取诺贝尔提名，我也要为嘉斯卡做这个讲座）。嘉斯卡后来在那年去世，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甚至是令人内疚的事，因为这使他没有得到他肯定应该在我之前得到的诺贝尔奖。
嘉斯卡本打算亲自主持伊利讲座。有的人（也许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却决定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取代嘉斯卡做了讲座的主持人。我的讲座“作为思维的过程和产物的合理性”(
Simon1978b)是对在纳夫普利翁报告的论题的进一步阐发，它完全不合米尔顿的口味。在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他不能保持主持人的中立态度，与我进行了辩论，但同时他还记得他对演讲者的责
415任，因而没有采取他一贯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显然，这使我在辩论中占了一些优势。以辩论技巧而闻名的米尔顿，要不是作为主持人不得不对自己有所约束的话，有些地方就会不容易对付了。（我不知道当时听众席中是不是有诺贝尔委员会的人在座，也不知他们是不是听说了这件事。如果是的话，这也不会伤害到我的候选资格。）
获奖
1978年10月15日是个星期日。在此一两周前，我的名字就作为1978年诺贝尔奖入围候选人之一印在了瑞典的一家商业杂志上。在这一周，我每天早上都在报纸上查找是否有最后裁决。那天下午我接到我的朋友、我过去的学生思文—伊凡?森德奎斯特打来的电话（他曾为我安排1969年那次斯德哥尔摩访问），他说那天他在街上遇见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人，那人告诉他，他不会对今年的诺贝尔奖感到失望。在考虑了这句话可能的含义后，他断定我将是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于是就打这个电话给我。
不用说，那天下午接到那个电话后，我自己感觉有点紧张和兴奋。我打算第二天早上早些起床以等候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因为皇家科学院会议大约在斯德哥尔摩时间中午结束。这样，当星期一上午6点那个电话打来时，我已经起床并已穿戴好了。
你们都熟悉早间公报中记者们的例行提问以及对这种提问的习惯性回答：“你感觉怎么样？”“非常高兴。”尽管词句有时变化，但意思大致相同。当天，我感到很兴奋，几乎不能相信；接下来便是不断地接到祝贺电话，然后是收到许许多多朋友的电报和信函，多得不可能一一回复。
这些来自过去和现在朋友的来信唤起我极其温暖的情绪——一种被许许多多人围绕，大家分享胜利和喜悦的幸福感，以及对与这些朋友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的怀念。这是最好的事
416（空缺417.418页）性的期望（直截了当地说：竞争）的确使我的生活有些变化。也许它使我对经济学多投入了百分之五的精力，如果不是为了争取获奖，我是不会投入这些精力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没有收获的努力，因为这迫使我重新考虑了有限理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至少按经济学文献中的介绍，主要是一种否定性的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真实性的一种攻击，关于如何取代新古典主义理论，它充其量只提供了一些线索。我在这期间着手研究的关于程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别，使我有机会正面地概括了一下程序理性的（心理学）理论。
除纳夫普利翁和伊利论文之外，我用同一种语调为我的生日研讨会撰写了另一篇文章，题为：“论如何决定做什么”(
Simon1978a)。在所有这些论文中，我都极力说明经济学家必须考虑计算，即必须考虑人们实际用于决策的过程，并说明这些过程的性质。
因此，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已忙于与经济学同行进行新的论战。正如泰迪，罗斯福①发现美国总统职位是个“欺凌弱者的讲坛”一样，诺贝尔奖也是个陈述个人观点的“欺凌弱者”的讲坛。我利用我在斯德哥尔摩做诺贝尔演讲的机会发表了一个关于有限理性理论的全面评述。然后，在发表于《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期刊》的“论生产关系的简洁解释”(Simon
1979b)中，我攻击了关于新古典主义得到广泛的经验证据支持的说法，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声称能解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
据说获得诺贝尔奖的青年人可能会变得没有成效了，因为他们不能抵制花费时间参加活动的要求。由于我在获奖之前就已是知名人物，我早就学会了许多拒绝邀请的办法，因此这对我①
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
-
1917)，于1901
-
1909任美国第26任总统。——
译注419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只是要在一个更大的工作领域中做出选择，而且要确定我应当对经济学投入多少精力。
当然，我对经济学投入了比在倘若不获奖的情况下更多的精力。虽然我还没有进行新的经济学实验研究，但我已经集中研究了方法论问题。除研究程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之外，我还一直在落实其他两个观点的内涵。
一个观点是我最早在1983年夏天在瑞典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大多不是基于完全合理性的假设，而是由为得到结论而必须的老一套辅助性假设推导出来的。假设行动者是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不需用那么多数学就可以从这种辅助性假设得出许多相同的结论。这个观察将注意力从不切实际的、多余的最优化假设转移到在实际上起作用的辅助假设上面，这些辅助假设需要经验的检验。
第二个观点是1988年夏天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参加一个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研讨会的时候产生的。我认为我们应当围绕组织概念而非市场概念来努力重建经济理论，因为在现代经济中组织概念比市场概念所起的作用要大。对这个观点的研究，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推论过程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应当依赖的程度。
很难说我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的新研究中有多少是由于诺贝尔奖以及它给我提供的发言机会的激励；有多少是由于目前经济学界许多不安稳的迹象以及对新古典主义正统学说的广泛不满所致。无论动机是什么，我现在大概用我百分之十的时间在思考如何将有限理性应用于经济学理论。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科学研究生活。
计量经济学与诺贝尔奖
我入选诺贝尔奖引起了某种惊诧。许多经济学家和大多数媒介人士认为我是个圈外人，是侥幸人选的
420无名小卒。持这种看法的人完全无视经济学专业的社会学特性。他们显然也不知道，根据几年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30年代我在文章被引用频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中名列第五（在那些主要的经济学期刊中）。那是我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时期。
战后经济学史上最显著的事实是，经济学突然被数学和统计学所征服。在1950年，如果一篇文章中有方程，它就很难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图表比较容易得到接受）。25年前成立了计量经济学会作为有数学癖好的经济学家的聚会场所，《计量经济学》杂志则作为他们研究成果的发泄口。我认为应当说到1970年，数学已接管了经济学（无论这是好还是坏），以致最简单的理论也得穿上数学的外衣才能得到人们认真对待，而“经验工作”则是“计量经济学”的同义词。
也许，将那些发动这场革命的人称作“计量经济学小集团”不算太不恭敬。他们是何许人呢？如果你查一下距第一次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15年前，即1954年的计量经济学会荣誉会员名单，你就会发现，在前27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中，有20名在此名单上。还有3位（鲍伯，索洛、乔治，施蒂格勒以及利奥尼德?坎特洛维奇）于1954年后但远在其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也成为了该会荣誉会员，只有泰德?舒尔茨、阿瑟?刘易思爵士、詹姆斯，米德和詹姆斯，布坎南不在这份神奇的名单上（我于1954年当选为荣誉会员）。1954年这份名单上只包括了120个名字，其中活到1969年（即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年）的不到80人，因此科学史学家可能会将这个记录作为一个证据，证明有个无形学院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和选拔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我非但不是个圈外人，而且是个名正言顺的计量经济学小集团成员，这一点比我在经济学专业界的地位和历史更为我的同伙们（他们中许多人其时都已获此奖）所熟知。1954年
421的这些荣誉会员中几乎一半人都与我有私交，这些朋友和熟人几乎囊括了我以前的全部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还有像马歇克，特里格夫，哈维尔莫，杰勒德?德布留，拉利，克莱因，弗兰科，莫迪格利安尼，奥斯卡?摩根斯顿，吉姆，托宾，施蒂格勒和索洛这样的人物，在50和60年代我与他们大多数交往频繁。除两个人外，他们后来也都相继获得了诺贝尔奖。所有这些人都很了解我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下面，我还必须加上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1978年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赫尔曼，沃尔德，他在因果性方面曾做过与我的研究非常相关的研究（我们甚至曾有礼貌地辩论过）；另一个是苏尼，卡尔森，也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以管理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关于行政主管如何利用他们的时间），因此，他很够格评价我的历史，也正是他起草并在诺贝尔庆典上宣读了给我的荣誉状。
如果对整个经济学界来说我是个圈外人的话，那么，对其精英名流来说我则是个局中人。如果没有这个资格，我猜想我是不可能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进入80年代后的研究主题
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10年中，我的研究大多继续针对认知科学，一般都是沿着早期设定的道路继续前进。1989年，我出版了《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二卷，其中收集的心理学论文大都是在1979年该书第一卷出版后完成的。第二卷的篇幅几乎正好与第一卷相同（500页）。由于所做的研究遵循了与第一卷非常相似的路线，因此我可以采取与第一卷相同的类目来编辑它。有些熟悉的程序(尤其是EPAM和GPS)再度出现了；有些熟悉
422的解题任务，尤其是河内塔，也再度出现于第二卷中。
河内塔是个源于中国的趣题：有三根直立的柱子，其中一根柱子上套着几个盘子（盘子中间有孔）。底下的盘子大，上面的盘子小，如同金字塔一样。任务是将这个金字塔移到另一根柱子上去，一次只许移一个盘子，并且任何时候大的盘子都不得放在小的盘子上面。多年来这个趣题已经在实验室用作研究解题时要求完成的任务。迪克，海斯，肯，科托夫斯基和我都曾广泛地使用过它。如果说国际象棋在认知研究中起着果蝇在遗传学中的作用的话，河内塔则类似于大肠杆菌①，它提供另一种标准设置以积累知识。
运用这些经过多次试验的工具是适当的。度过了62岁的生日的老狗不该再趟新路子了。但事实上，我这10年所做的研究却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向，虽然这些只是部分地反映在《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二卷中。我的新研究项目之一是与我的中国同事一起做的有关短期记忆和神秘的数字七②的实验工作。我们在调和分别由乔治，米勒和阿伦，巴德利提出的看来有冲突的记忆模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在第二卷中，新的重点是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学生怎样能通过精心设计的范例来学习以及如何能用自适应产生式系统来模拟整个过程。这项研究的某些部分是与我的中国同事朱新明一起做的。同时，书中进一步强调了视觉心理图象的作用及其支撑机制。最后，第二卷还强调了科学发现。例如，迪帕克，库尔卡尼和我共同进行的KEKADA程序。这个程序能设计实验的顺序，在前一实①
果蝇和大肠杆菌在过去的50年或更长时间里被普遍地使用于遗传学的研
究中，成了这种研究的标准有机体。——译注②
1956年乔治?米勒发表了著名的《神秘的数字七，加上或减去二》论文；断
言人类短期记忆容量在五到九个组块之间。——译注423验结果的基础上调整每个新的实验(Kulkami
and
Simon
1988)。
研究策略仍然是我们在整个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历史中所遵循的策略：先理解比较简单的过程和任务领域，再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在过去10年里，我渐次从研究学习过程到研究问题的表征，包括心理图象，到研究科学发现过程。
此外，我还与安德斯?埃里克森重新考察了对大声思维口述报告的研究结果。关于思维过程，我们可以由口述报告学到什么和不能学到什么？我们对此提出了一个理论。这方面的工作发表在1984年出版的《口述报告分析》一书中。另外，没有包括在《思维的种种模式》中的还有我与帕特，兰利，加里，布雷德肖，简?兹特考合作研究10年的产物，1987年出版的《科学发现》(hngley
et
al
1987)。
系统结构
在认知科学领域中，目前有一种集中于通用认知系统结构问题的倾向，对此我不苟同。关于人的心理是否能用SOAR(阿伦，纽厄尔)、ACT①(约翰，安德森)、联结网络（杰，麦①
这些都是80年代建立的系统结构模型。SOAR：阿伦?纽厄尔等“通用问题
解决者”(
GPS)发展出来的具有通用智能的系统的系统结构。它的主要特
点是：产生式系统，子目标和子问题空间及通过构成组块(chumking)来学
习。ACT:为思维的自适应控制(Adaptive
Control
ofYbought)的缩写，是约翰?
安德森从70年代开始开发的关于人类认知系统结构的模型系列。ACT为
其80年代产物。其主要特点是：产生式系统，区分陈述性记忆和过程性记
忆，记忆单元的激活态（工作记忆），以及由知识汇编来学习。关联网：罗蒙
哈特和麦克莱兰领导的课题组提出的认知系统结构模型，它由单元和单元
间的关联构成，没有显式的推理规则。信息加工由激活在这些单元中的传
播构成，知识由这些单元间的关联程度来表达，学习由是调整关联程度的
过程。常被称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别的模型”的一个例子是Theo，由汤姆，米切尔领导的小组开发的能
自我改进的问题解决者的系统结构。主要特点是基于框架的表征和推理
及基于解释的学习过程。纽厄尔（1991年底去世）和米切尔在CMU计算机
系，麦克莱兰、安德森与西蒙同在CMU心理系，罗蒙，哈特在圣地亚哥加州
大学。——译注424克莱兰）或别的什么来模仿，仍有激烈的争论。而我则更感兴趣于鲍伯?默顿的所谓“中等范围理论”，例如“通用问题解决者”，EPAM，顺序推测者①，BACON等程序，它们在相当大的任务领域里模仿人的行为，但并不企图模仿人的整个心理及其控制结构。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比较广泛的系统结构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即使在这些问题解决了的情况下，它们也不能解释如何调整很一般的结构去执行特定的任务。这些结构更像程序设计语言而不是程序。因此，我不相信在发现“正确的”整体结构时，用于特定任务域或任务域中一些区域的比较具体的程序会被取代。它们会成为更大系统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平行的或串行的？
我兴趣盎然地观察的认知科学的另一个新发展是，运用“神经网络”或者其他高度平行的结构，而不是我们工作中所采用的串行的符号系统，来构造智能模拟方面的生气勃勃的活动。但我只是在远处观察的。我的观点一直是——在此我将不作辩护——这些“联结主义的”结构具有一定作用（例如，在模拟视觉和听觉过程方面），但它们不会取代物理符号系统成为高级心理过程的模型。
这种来自醉心于从事新的平行系统研究的人向我们的基本方法进行挑战，将我置于前所未有的保守的老卫兵②而非造反者的地位。现在，我第一次体会到作为青年激进分子攻击对象的滋味，一个人所珍视的信念受到挑战的滋味，一个人毕生工作成果的恒久性受到威胁的滋味。迄今为止，我尚未感到痛苦的焦虑，这也许是因为我还不相信堡垒会崩溃的缘故吧。①
肯，科托夫斯基与西蒙建立的程序(1963)，用来解决如下例所示的问题：
ABE，CDE，EFE，…下一个是什么？(答案CHE)这是探索人类如何发现数
据中的模式和规律的早期尝试。——译注②Old
Gund，原为拿破仑的著名的近卫队，后用来指守旧派。——译注425
然而，我还是在若干场合下考查了联结主义者的主张，将新平行系统的行为同我和爱德?费根鲍姆早年提出来解释同样现象的理论，特别是EPAM，进行了比较。1984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EPAM作为一种识别过程的可行理论的整体性辩护。1989年，我与霍华德?里奇曼说明了EPAM可解释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曾被认为是平行结构的必要性的判定性证据。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工作要做。这是有益的工作，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比较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各种各样的机制是怎样互相补充的。
学习的理论
新的平行系统有学习的能力。但在符号系统的模型中，有着关于学习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理论。运用自适应产生系统（能重新给自身编程的产生系统）作为一种向实例学习的手段是由戴维，尼夫斯在他1978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我还与安西洋光（音译）一起对其他方法进行了研究。我很高兴中国科学院的朱新明开始在中学代数和几何教学中对这些方法的适用性进行测试。
到1987年，朱以及他的中国同事们已使一个班级用两年时间学完了中国初中教学大纲规定的3年数学课程，用学习实例和解题替代老师讲课。无论在课程结束时还是在一年以后，这个班的学生的成缋都略胜于对照组的学生。
在朱教授于匹兹堡与我共同工作的一年里，我们曾极力想在这里开始进行可供比较的实验，但只做了很小的一部分。看来在中国安排教育实验要比在美国容易一些。在中国，你只需要得到教育部的许可就行了；而在美国，为保护被测试的人，你需要得到教师、学生、家长、校长、督学以及我们大学委员会的同意（我不是在抱怨，而是在讲情况）。
长时间以来，我都在考虑一个高技术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有
426知识的数学盲（说“我从来就不会做数学”的大学毕业生）的问题。它造就了整整一类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是个严重的长期的问题。（我只是附和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的论点。）了解这个问题是我研究学习的一个主要的隐秘目标。
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取决于一个经验问题的答案。这种在其他方面具有高智力的数学盲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基因问题？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和态度转变）来补救？我想了解有数学能力和无数学能力的认知根源和机制。这是在我结束研究生涯之前最想回答的一个问题。
科学发现
80年代新研究工作的着重点主要是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模拟。“创造力”总是那些对人工智能表示怀疑的人的最后避风港：在模拟创造力时，重要的是使用那些不会被人误认为是琐碎无用的东西的任务。因此，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兰利，布雷德肖，兹特考，库尔卡尼和我）从科学史的重大时刻接受了我们实验的任务：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三定律的发现；欧姆的电传导定律；道尔顿的化学反应理论；原子和分子量的发现；燃素和氧的燃烧理论之争；克鲁勃关于尿素在生物体中合成的阐述。
通过利用这些实际（而重要）的科学发现史实，我们排除了通常在进行创造力研究时会出现的问题，即所研究的不是什么具有重要意义的创造力（例如，通过测试被试者能发现砖有多少种作用来衡量其创造力）。发表于《科学发现》一书（Langleyetal,
1987）中的研究绝不意味着已完成了解释这个科学过程的工作，而是意味着向这个目标迈进了几大步，使存在的问题更加清晰了。它有力地支持了这个命题：科学发现是通过那些已经在不太艰巨复杂的问题领域中观察到的常规解题过程实
427现的。
心理表象
在过去10年中，我在理解如何在思维及解题过程中运用心理表象（及在纸上画的图象）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与吉尔，拉金合作研究中。这个问题越来越和解题的人如何形成其问题表征方式的问题合并在一起，这种合并的问题成为我目前许多研究的中心点。学习、心理表象和问题表征已经走到一起，成了一个高度相关过程的单一系统。
迷宫式逻辑
表征的研究必然回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把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界分成两派。我将用相互竞争的隐喻来描述它。是将思维视为一个由前提进行推论的过程从而用逻辑隐喻最好，还是将它视为一个有选择地搜索迷宫的过程最好？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迷宫隐喻；而由语言学和逻辑学发展而来的认知科学研究则更倾向于推论隐喻。当然，迷宫是我自己研究的隐喻。
近年来，逻辑隐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拥护者，我也被迫卷人了纷争。这是在我当前研究日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引导着我步人富有意义的新领域，包括文学批评，也许还包括释义学①（如果我确实能找到对这个词义的准确解释的话）。
这么多要探索的路径；这么少的时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发展在迪克，西耶特的领导下，80年代，卡内基，梅隆在美国那①
herrneneutics原指圣经和古典文献的译释学。后来的发展涉及到“文本理解
足理解者的再创造”等基本问题：，现在成了一种西方新的哲学思潮：——
译注428些从事研究工作的大学中声名日增。我已谈过许多作为这个进展基础的尝试。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大的资产就是其创新能力。这种能力，部分来自它规模小、系科之间边界不很清晰、以及对创业活动的行政支持坚强有力（或至少是允许探索）的传统。我们不仅根据我们自己学校的教学与科研质量，而且根据我们对国内外知识界以及教育发展趋势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我们的成功。
我们相信（世界也承认），我们的卡内基计划、我们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管理教育观念、我们的都市及公共事务学院、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英语系的修辞与写作课程、工程设计的复兴、以及其他许多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所无法涉及的项目，已经对教育和科学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我们相信，本校未采的健康发展和成功取决于继续保持这种创新角色。
踟年代新的重大尝试就是使整个大学稳步向计算机时代跃进，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学网络，将所有的地方计算机资源联接起来，使所有的学生和教师都可以通过各个功能很强的工作站使用这个网络。这并不是简单地叫嚷让“每个学生都有一台计算机”的问题。这个方案的关键教育作用不是给学生提供个人计算机，而是提供一个通用的途径供社区成员利用公共资源库和进行充分的交流。
拥有强大的计算机科学系和尖端计算机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决定，争取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中为全国起带头作用。我几乎没有参与过这个决策（如果我是校长的话，我恐怕也会作出这项决定）。一些主要的参与者为：迪克，西耶特本人，阿伦，纽厄尔和帕特，克里辛。当时帕特。克里辛是负责学校事务的副校长。
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这项实验。硬件公司还没有为我们提供低成本的工作站，而这最终是必须的。我们只是刚开始开发
429必要的教育软件并制定可供开发软件之用的适当机构。在研究大学社区在计算机影响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方面，我们已小有成绩。随着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推进，许多重大的、令人兴奋的任务正在等着我们。
在这10年中，我扮演了元老角色，不太愿意在那些其最终结果要到我离开校园很久之后才能见分晓的决策中起重大作用。应当让下一代人去做那些决策。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参与学校的事务。事实上，1990年7月迪克?西耶特辞掉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职务以及物色新校长期间，在一段时间里我多少又被拉回到学校事务中。但我不准备采取有力的措施或发布什么最终决定，而这种决定在过去常常是我个人风格的组成部分。我的一些年轻的同事们没有见过我发火，以为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科学政治学
在80年代，我对国家科学院的事务一直持积极态度，担任了两届理事会理事，每届任期3年。60年代后期我便是科学与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此时这个委员会重振旗鼓，但由于吸收了工程师而更名为现在的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为重建这个委员会而工作。
在重组国家科学院以吸纳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同时，经国会特别立法，又创建了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以便工程师和医生分别能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与行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工程师和医学家们采用分家作为威胁手段以增加参与机会，以取得在现在所谓的学术复合体（
一个令我战栗的称
430谓）中基本平等的地位，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三套车。它由三个科学院的主席组成，其中以国家科学院主席的地位为最高。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在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中，工程科学院拥有与国家科学院基本相同的代表性。从中我看到了什么问题呢？国家工程科学院代表工程学界，它与工业界有很密切的联系；而国家科学院则与学术界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来自其中任何一方的意见建议都可能反映出与来自另一方的意见建议有些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且，就学科而言，国家工程科学院成员几乎全都来自自然科学，其中大部分来自物理学及其应用科学。因此，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中各方面的代表性也变得相当地倾斜了。
因为，在公众和国会看来，学术复合体意味着国家科学院，所以他们误以为科学院报告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人土撰写的。例如，任何视学术界为我们社会对所谓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部分抗衡力量的人，在知道这个学术复合体是这两方面的混合物时，都很可能感到吃惊和忧虑。
我认为，在我国，学术界对科学政策发表不同而有用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作为科学院理事会成员和在其他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我反对这些年来所采用的、导致目前学术、工业和医学界合并为学术复合体的做法。但我的反对没有什么作用。我不同意那些赞成这种变化的人的想法。我认为科学和技术异口同声地对国会讲话未必是理想的做法。
在我看来，学术界、工程学界和医学界不时提出一些冠以适当的名义的不同建议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如果国会不得不权衡这三个不总是一致的建议的话，让它去权衡就是了。根据专家们所代表的是什么人和什么意见来选择专家，这是我们社会中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团体的正当功能。
431
我所喜欢的政治风格是在机构内部活动，进而发生影响，而不是站在机构外部去与之进行斗争。因此，我一直坚持我在国家科学院的活动，包括作为科学、I：程及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活动。也许我们委员会最有用的作用是，及早发现政策性问题、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看我们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科学、工程及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委员会曾发布过一个早期警告：注意因对高科技产品和知识出口实行联邦安全控制而引起的问题。该委员会已赞助了两个委员会，即所谓考森委员会和阿伦委员会，去考察这个问题的学术和工业因素。这两个委员会的报告虽未全部体现在政策中，但在抑制对国际交流的过分控制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从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数10年到整个80年代，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及在华盛顿的活动都从未间断过。如果说我的时间安排方面有什么重大转变的话，那就是由于我越来越多地与中国以及（前）苏联接触而不得不花费时间。但是，我可能慢慢地变得不愿意去进行这种与我的国内外政治活动相关的艰苦的旅行（以及多次走访大学校园）。但是，我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兴趣丝毫未减。由于我满可以谢绝邀请，由于我的研究生们的帮助和克制，我倾向于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去搞研究。432
我与多萝西娅第一次出国旅行是1959年应福特基金会之邀去印度访问。那是一次带有“外交”使命的旅行，目的在于调查印度的工商管理教育状况，进而对福特基金会的…个加强印度工商管理教育的项目提出建议。在那以后，我的出国旅行都是旅游性的以及与科学有关的。我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但并不积极参与国际科学组织的活动。要不是由于我对中国的钟爱而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的话，我不会介入科学政治活动。我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972年。当时主要是出于旅游和科学方面的目的。然而，我的中国之行大多是在80年代进行的。本章中，我将介绍这些旅行以及戈尔巴乔夫开放之后我最近与（前）苏联社会科学的联系。这是我业余外交中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中
国
我10次访问中国，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外国要多，总计大约有一年。我想最好借助于从一些文件中摘录的文
433字以及对每段文字所做的简短说明和解释，来讲述我在那里的际遇。
中国——我的中国——之行，开始于1972年的7月。我们一小帮计算机科学家，携夫人、提行李，在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下了火车，在荷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的严厉注视下缓缓走过罗湖桥。候车室里放满了扶手椅和搁放着各种文字的宣传杂志的架子，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去广州的火车。在当地科学院的科学和政治方面的东道主的欢迎下，我们开始了在毛主义的中国——简朴的蓝色服装和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扬声器——的浸礼。
我曾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通讯《新闻》上报道过我们旅行的故事(
Simon
1973)。虽然我们在中国呆了不到3个星期，但我的这篇报道中并没有什么严重的误导。这不是所有在那个年月访问中国的人都能做到的。下面的描述就摘自于那篇报道。
1972年时毛的中国
经过为期19天的访问，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们能报道些什么呢？由旅行本身得到的知识很少；而大量的有关中国的知识是来自于在旅行之前、出于旅行之需到图书馆查阅的资料<：）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是…个隔了两层的中国问题专家。一层是因为我的专家知识来自于阅读中国问题专家的著作；另…层是因为这些专家本人大多是隔了一层的专家，即从香港、台湾、东京或安亚伯①艰苦地观察中国的人。
但我也夸张了我远离事实的程度，毛的“小红书”如同长城的石头一样是中国的一个事实，你可以在你当地的图书馆里找①Ann
Arbor，这里指座落于此的密歇根大学。那里有很强的中国问题研究机
构。——译注434到它和其他有关中国的文件以及由敏锐的观察家撰写的中国目击者报道。我的情况远远优于考古学家：他们只根据骨头和具体的人工制品来重构一个文明国家；我的情况与历史学家相像，我与历史学家共享所有人工制品中最重要的东西，即一个社会的成员用以相互交流的语言文字。
我具有充当中国问题专家的更高资格：要产生事实，观察就必须是由合格的观察家去做的内行的观察。一个外行对月球岩石的描述只能展示极少（如果还有的话）的事实。只有地质学家才能从岩石推断出事实。同样，只有社会科学家才能从社会产品或社会交流中推断出事实真相。因此，我是个观察中国事实的合格的观察家，我将运用我所掌握的理论去筛取、去扬弃我所看到的和我所读到的（这更重要），去伪存真。
第一次旅行的情况是这样的。1971年，受北京乒乓球赛的鼓动，我熟识的一些计算机科学家试图安排一次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科学家的科学交流活动。他们中的两个人自告奋勇去拜访在渥太华的中国使馆。该使馆礼貌而冷淡地收下了这个计划建议。此后，直到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结束后，我们都没有得到什么新消息。1972年4月中旬，我们收到了一份热诚的邀请，邀请我们六人（由我们自己选出）及夫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去访问中国。这六个幸运的人是：BBN公司的西弗罗?奥恩斯坦（他是自告奋勇去中国使馆进行首次联系的两人之一，这次作为代表团团长），哈佛的托马斯，契山，华盛顿大学的韦斯利?克拉克，麻省计算机协会的阿纳托尔，霍尔特，耶鲁的阿伦?佩里斯和我。这六个人以及五位同去访问的夫人中的两位都是计算机科学专家，而只有我和我的夫人还受过社会科学训练。
这次旅行让我们在中国逗留了19天，主要是在广州、上海
435和北京访问。我们乘飞机在这些城市间穿梭，只有在从边界乘火车去往广州和乘汽车短途游览时，我们才从陆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农村。短途游览包括参观一个公社，参观长城，参观广州附近一所城市里的一个寺院。我们可以自由地、无人陪伴地在这些城市中游览。我们中有两人能够初步读、写中文，用中文问路和对付购物，这时，他们运用中文的能力便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我们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用于与中国计算机科学家一起工作：举办讲座（双方都讲，但主要由我们讲）和进行小组讨论。我们见到的科学家中只有两人（我想我们的东道主中没有其他人）能讲足够好的英语，因而我们的交流（除我们在城里漫游之外）全部由陪同我们一起旅行的六位译员做中介，
接待极其热情。尽管或者正因为我们非官方的身分，而且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的食宿和旅行安排得极好，没有什么官样文章。吃的东西是特别的好（我们有些同胞很快便改回吃西式早餐，而我却每天享用早晨的汤和饺子，直到访问的最后一天）。我们受到中国旅行社和中国科学院的双重接待。
显然，在我们到达之前，中国旅行社与科学院并没有就我们的时间安排达成任何协议。到达后，当我们选择了排满工作任务的日程安排时，这就成了需要与中国旅行社的代表协商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旅行社的代表想带我们去参观革命圣地，这是通常都要做的旅游安排，比如参观延安和毛的出生地。中国旅行社只为我们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礼仪性的与科学家的会晤。
中国旅行社的官方原则是：“在中国，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会见几次以后才能成为朋友。”对此，我们的反应是：“我们美国人是古怪、急躁的人。我们说，人们通过共同工作而成为朋友。”最后，职业道德取得了胜利，但我们牺牲了参观延安和韶山的机
436会。我们相信，我们的态度受到了中国科学家的赞赏，也得到了中国旅行社行政官员的尊重。
与我们计算机科学同行的交流是广泛而有意义的。我们对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印象很深：也许它比我们的计算机技术落后4-6年，但在素质上大体与俄国的技术相当。我们参观了计算机和制造计算机的工厂。计算机科学家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献，但显然没有外国的技术人员或进口的硬件。虽然计算机工厂不大，但中国好像每年生产几百台中型现代固体电路计算机。
安排好的与上海和北京的科学家们的讨论气氛很活跃，有几十位研究人员、教师以及学生参加。（每个城市都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正式讲座。）我们的中国同行想了解近来西方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很想告诉我们他们的计算机设计以及他们为其中的一种计算机而编制的ALGOL编译程序。
他们对我们提出的继续进行双边信息交流和互访的愿望反应很热烈，而不是出于礼貌的热情。在回答我们技术方面的提问时，他们很开放（当然，我们没有问他们有关计算机的军事应用）。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设宴款待我们，这表明东道主对这次交流没有什么不满。而我所作的密切两国科学院的关系的祝酒辞只得到热烈但完全不明朗的反应。
1972年毛的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第一个事实，也是得到所有旅行者目击证据支持的事实是，几乎没有通过什么直接途径、只能从外部观察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分析基本上是准确的。这些专家告诉我的与我自己观察的没有什么冲突。现在，我想对此修正一下，这些专家不仅报道了事实，而且提出了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我认为理查德。所罗门关于毛主义的心理和社会基础的结论是合理的。这并不是因为我在中国观察到或可能观察到的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他所引证的事实（以及那些
437从原始文献的译文中得到的事实）符合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总体认识。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弗兰兹，舒尔曼的组织理论不够合理，这不是因为我所观察到的任何事情，或他所引证的任何事实，而是因为他在总体上漠视西方现代组织理论和组织实践。
当我说中国问题专家们是准确的时候，我特别是指他们有关经济和政治的推论是准确的。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比方说，中国目前生产多少粮食。没有任何一个旅行者能知道这一点，看来中国政府也不知道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仅用初步的统计数字就可能管理经济，甚至管理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也许中国政府确实知道这个数字，但对任何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事实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成功地封锁了这一消息。
中国问题专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没有陷入穷困，但也不富裕；中国人一直在取得平稳但不那么惊人的经济增长。他们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I）同样，中国问题专家告诉我们，毛主义是大多数中国人行为的指示和表述，这也是正确的。总体上找不到公开的证据（例如在剧院、书店和交谈中）来证明中国人拥有哪怕最基本的政治、思想以及艺术表征的自由。对个人服饰的社会控制看来要比数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略松，在北京街头偶尔也能看到不同色彩的套衫和衬衫，但并不是很常见，不会让你弄不清你在哪里。
至于经济平等方面，情况略微复杂一些，也如中国问题专家们已指出的那样。城里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二分之一的人有手表）与北京附近一个样板公社的简朴整洁的农民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这个画面与中国问题专家所说的相一致，没有什么重大不一致的证据。随便哪一个旅行者、目击者所看到的都是其他人曾看见过的，也是从外部进行观察的中国问题专家告诉
438他将会看到的情况。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期望呢？一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更像是一团集群的海藻，而不是一架高度同步的机器。它的主要规律是统计性的，它的参数是统计聚集体。这些聚集体的大致规模既不可能瞒过这个社会的成员，也不能瞒过参观的观察者。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建筑、工具、交通工具以及可以见到的人民的物质状况都显示出总体生活水平。
社会结构最复杂的部分是其信号流系统、通讯交流系统，但这也是非常难以掩饰的。《人民日报》是官方对中国广大民众公布公共政策的主要媒介。出于某些目的，在一定范围内，它可能说谎；但它不可能对国内和海外报道不同的故事，
用以组织和管理“文化大革命”的交流渠道主要是报纸、电视和大字报等大众传播媒介，直到“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军队才介入。因此，虽然要说明任何时候中国在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很难的（将“中国”换成“美国”这个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预言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困难与无法得到数据关系不大。中国的民众或任何社会的民众都知道，他们自己的社会有许多事情难以理解和预料。中国公民也是中国观察者。
内部权力斗争：刘少奇倒台，接着是林彪倒台，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方面，有关信息的交流主要是私下的和有限制的。一个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观察者（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人），获取的这些信息并不比一个在美国当地公共图书馆阅读翻译过来的中国出版物的人更多。我只能断定，从海外看中国与我所知的任何一种以社会尺度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一样有效。总的说来，中国观察者们已经做得不错了。除一些有关计算机技术的具体情况之外，他们已为我描述了我19天的中国
439之行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或者更多的事情（但这丝毫没有破坏我这趟旅行的乐趣。）
现在，让我来做总结，因为到世界上一个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地方观光总是需要总结的。现代中国人，除极少数人之外，在1972年比在以前过得好，不是好一点点（我猜想当十日专家①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恩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这个制度“管用”时，指的就是这些）。当然，在1972年，中国还是一块恐怖的土地。我当时解释为对世界缺乏好奇心以及作为中央王国居民的自满态度的，其实是不敢表达被禁止的兴趣。因为猜疑、窥测的毛主义者可能将这种兴趣解释为不健康的西方思想意识的证据。中国人民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自由，如政治自由、艺术表达的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自由，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一个不将这些视为社会利益的政府的领导下，人民会得到这些自由。相对的经济福利与政治镇压的对比是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的矛盾，还是…种普通的常见的矛盾？它不可能是一个矛盾，因为它是这个世界的事实；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它不可能自相矛盾。
我所了解的中国，没有一件事使我觉得美国在未来的岁月里会面临简单、容易的政治抉择。我赞赏真正的经济进步，又不能不看到以救世主自居的毛主义的使命的成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成就，是毛的版本）会摧毁那些在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人的价值；我真诚地担忧着这样的前景，亦即担忧在试图实现这些目标时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又不能不看到，如果让中国改变这些，可能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摧毁；我不想反对革命，尽管又为①
指只研究了10天就自称是专家的人。加尔布雷恩正是在中国访问了10
天后写那篇文章的。——译注那些被极左的毛主义者打成反革命的中左的异端分子而欣慰。
我带着微小的、或许不那么太微小的希望回到美国。希望从长时间来讲，中国人将来能发现美国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亦即希望我们能够避开两种救世主形象之间的对抗（因为我们的也是一种救世主形象），直到它们被第三种，即容忍人类的多样性的形象所调和。
在结束1972年我们的中国之行这个话题之前，我得重述一件旅行轶事。从我们到达广州的那一刻开始，中国人就对我们的年龄非常在意。无论我们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他们还会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美国人排列名字会有别的方法？）的同时，我们的年龄也被严格地按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我本人）顺序排列。而且我们在宴会上的座次，从最高到最低，正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我们汽车队的行驶也正是按照这个顺序安排的（那时很少有外国参观者，因此我们每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译员）。中国人很奇怪，一个团体怎么能是最年轻的一位当头，最年长的一位当尾呢？
当我从宴会上的第六桌挪到第一桌，去向郭沫若致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进一步密切两国科学院之间关系的祝酒辞时，在场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我的那位译员吓得脸发白，拒绝陪同我去。我不得不请第一桌的一位中国科学家为我翻译。宴会后，那些中国人肯定召开了紧急会议以弄清为什么这个代表团让排次最后的（但是年龄最大的）成员致祝酒辞。
在下一次宴会，即在广州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们仍然按原来的座次就坐。但在第一桌作陪的是出席宴会的中国高级科学家，而在我那一桌，即第六桌，陪同的则是出席宴会的中国高级行政官员。他们终于弄明白了我是这个代表团的政委！
441
80年代的中国
1980年，我随美国心理学学会代表团第二次到中国。这一次，年龄是按正确的顺序排列的：最年长的尼尔?米勒是代表团团长，我岁数第二大，地位也因我的诺贝尔奖而有所虚张。打倒“四人帮”的革命已过去4个年头了，人人都满怀希望却又紧张不安。人们的服饰依旧是蓝色的。
1980年的中国是一块尝试希望而又惴惴不安的土地，人们仍然抱着良好的希望，正在经历经济改革的第一次轻轻的振动。在天津大学与过去的红卫兵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感到自己如同那些“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一样，彻底地被那场文化革命给玩弄了。
刚刚平反的知识分子仍然很害怕会回到不久的过去，但同时又渴望利用他们新得到的自由去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回忆那年访问的情景，我就想起在南京师范大学那个阴冷的大厅里，那些依旧身着蓝色服装的教师们努力学习领会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新概念——一种取代马克思主义和针刺疗法的新魔术——的情景。
我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荆其诚教授交上了朋友。在此行结束以前，我们一致同意我再去他们的研究所做有关认知心理学的讲座和研究。
在心理学代表团离开时，我去天津大学以经济学家和组织理论专家的身分做了一个星期的讲座。我还能回想起在11月一个灰色的、阴雨蒙蒙的早晨，我乘火车到达天津，看到散砖烂瓦堆积如山的街道以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残留的废墟时所感到的震撼。我还想得起我与肖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他对我可怕的中文口音的坦率的绝望。
当然，意识形态气氛已是相当晴朗，我可以在天津做有关西方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讲座，我的那些讲座都可以得到翻译和出
442版。这次访问中我做了几天的日记，这是我很少能做的事情。我想引用这些日记来讲讲我在天津的教师招待所遇到的…些事情。
1980年11月1日昨天早晨我突然发现暖气热了（曾经有几天冷得不合时令，我没有穿御寒的衣服）。我知道，按政府的规定，政府办公楼只许在l
1月15日至3月15日供暖。因此，我有三条假设：(1)宿舍不是政府办公楼……(2)该行政机关决定用它烧热水的煤来供暖气……(3)该行政管理机关确定它负不起让尊敬的外国客人感染肺炎的责任。
昨晚晚饭时，我能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我说：（1）从今以后我想用中餐代替假西餐；(2)我需要一把刀削苹果。第一句是通过请教我的桌友（英语教师）造出来的。令人吃惊的是，我的这些桌友的汉语技巧几乎等于零。
在我的卧室窗户对面的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人用潦草的英文写着：“人民是最伟大的。向雷锋学习。”（雷锋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为革命献身者。）
1980年11月4日早晨6点半，军号声让我们醒来。不过我在军号响之前早就醒了。闪烁的灯光表明热水已经接通了。通常，早晨的热水非常热，而傍晚的则只是温水而已。今天早晨，我注意到浴室和卧室的暖气热着，但是，书房里的暖气关着。他们可能专门为我开暖气吗？
军号过后，是强烈的军乐，伴着早操的口令声。我没有参加做早操。我也没有看见我们后面的那个村里有什么人
443在锻炼，但也许学生们到前面的校园去了。军乐持续了20分钟。然后公鸡又啼叫起来（它们从5点半开始打鸣）。昨天下午我“溜掉了”。我走出校园，乘8路公共汽车去市中心。路上人们盯着我看或冲我咯咯笑，但没出什么问题。后来，我特别想上厕所。因为我断定百货商场里一定有厕所，所以我就去了商场。在那里，我用我清晰无误的口音打听厕所在哪儿，被问的人茫然地看着我。最后，在绝望中，我拿出了字典让他们看字。两个和善的年轻男子将我领到了厕所。（这个厕所就是一间房，里面有完全公用的大、小便池。所幸的是我不必用大便池，那是很脏很脏的。）我在这家百货商店看了看，买了一些做礼物的小链锁，然后到河附近的终点站乘8路公共汽车（居然有座位！）……在回来的路上，我步行穿过南开大学校园，看到两个校园之间有一个大自由市场。
晚上，接待了三拨来访者：(1)一位美国语言教师，他与他的小组有些问题。(2)这里的一位教授，他正在翻译我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充满俚语和隐喻！）。(3)两个年轻人，一个似乎懂得不少数学和运筹学，但不懂英语；另一个作为翻译，他问了些关于满意的问题。七点钟，外面的公共广播系统开始播送早间新闻。是吃早饭的时候了，
我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是在1983年，前后有3个月。我在北京大学开了认知心理学课（由荆其诚和张厚粲两位教授翻译），并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进行短期记忆研究工作。我让我的研究生加里，布雷德肖与我一起去，他帮我在小型计算机上装LISP。多萝西娅则给心理学研究所一些职工教授英语。
1983年的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沿街到处都是出售各种蔬菜水果的自由市场。明显的害怕情绪已经消失，乐观主义的倾向比较强。我的朋友们与我在公开场合谈论经济改革而不用看后面是否有人监视（我在麦卡锡时代学来的用在测试美国的政治自由的…种方法），什么事情都可以谈论。
我们在逗留期间做了几次绝妙的旅行。我们去了承德（曾叫热河）；参观了北京猿人遗址；去西安参观了秦兵马俑；去曲阜参观了孔子的出生地；游览了杭州的西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发挥比较严肃的外交作用。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及美国学术研究理事会合作，在中国重新对西方开放的前几年，建立了一个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我于1980年中国之行后即被邀请作为该委员会成员。1983年夏天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任期4年。
在中国重新开放初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也认为它很重要。有时，当我们过于强硬地迫使他们同意让美国科学家进人中国实地做研究时，他们会生我们的气，但他们对我们提供双边学术科学代表团互访资金的能力评价很高。
有件事可以用来说明他们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看得有多重要。在我1983年访问中国期间，我打算去天津作为期一周的访问，准备像1980年那次一样住在教师招待所。当一位教育部部长助理得知我刚就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时，他安排我（当然没有与我商量）住进位于天津的一个政府贵宾馆，那是西哈努克亲王过去经常下榻的地方。
这座宾馆座落在一个美丽的大公园中，占地数百英亩，有许多供客人住宿的小别墅。它离天津大学校园有1英里多路。门口有警卫把守，他们当然不会让任何未经事先许可的中国学生或教师进去。我对此表示过抗议，但无济于事。我由司机开车
445往返校园。
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争取得到中国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个人事务所。通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的帮助，我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实现了这个目标，该事务所设在海淀大学区友谊宾馆里。1985年12月17日，在庆祝这个事务所开业的讨论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了我关于中国对西方开放的意义——它的潜力和问题的看法。
我演讲的题目（不是我选的）是“理智的门户开放”。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发明，旨在使所有国家在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有同等权利。当时美国既没有就这个政策，也没有就权利和优惠的范围与中国磋商过。
对于我的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门户开放”这个词无疑使他们想到了传统的谚语：“如果你打开门，强盗就会进来”。我对此表示抱歉。我所强调的是，我的话题不是商业而是智力门户开放。我认为对科学家实行双向开放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同样有利。我对中国的主权表示尊重，承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对想在中国现场进行研究的西方地质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开放门户的程度。
从1984年到1987年，我每年到中国工作3个星期。在1983年那次旅行前，多萝西娅和我认真地学习了中文，我可以到处走动，没什么困难。我可以独自乘火车旅行。在许多情况下我都是只身往来于中国和美国，因为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而多萝西娅却几乎没什么可做的。我设法挤时间参观了内蒙古边界大同的佛教石窟；与我的朋友荆其诚一起乘船从重庆到武汉，游览了长江三峡；我还到达了泰山顶，但不是用双脚走上去，而是乘空中缆车上去的。在众神的眼里，这几乎没有积多
446少德。
1984年中国仍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但到1985年，经济改革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困难日益明显，出现了第…次通货膨胀。1986年和1987年是停滞时期，出现了方向上的新问题和斗争，同时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不断增长，对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成群的高大灰色公寓楼继续在北京到处建成，但对稳定、持续发展的信心却已不在北京了。
那时，中国的经济已在经受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折磨，关于腐败的议论声在不断高涨。建立无控制的价格（按西方经济学家的极力主张）的初步尝试成效甚微，并且成为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政府正在寻找对策。
所有我们这些外国专家，包括西方的、东方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显然持同样的看法：国营企业的中心问题就在真正加强效率责任制和自主经营责任制。（前）
苏
联
我的政治原则使我决定不去极权主义国家旅行。但是，遵守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同我在别处承认的那样）。我和多萝西娅在从法国通过龙塞瓦尔时，飞机骤降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我们在那里过了一下午，但由于我们没有远过派劳拉①，因而这不算什么。1976年，我们又访问了布拉格，但这样做是否违反原则并不清楚，因为捷克人的受孽程度起码与其造孽程度相当．事先我曾与“好”捷克人有过联系，他们正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①
龙塞尔瓦（参见第20章）为法国与西班牙间的要隘，其南端是西班牙的派
劳拉。——译注447中，受着党的迫害。我希望这次访问给他们的帮助和安慰要比给统治当局的多。
在访问南斯拉夫时，我们没感到什么不安，鼓励他们脱离斯大林主义的党的路线看来显然是可取的，1971年我们在那里的访问是极愉快的。东德显然不应当在我的访问范围之内，但不知怎么的，最后我还是同意参加了1985年在那里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这次背离政治的原因不好找。
许多年来，我一直拒绝来自（前）苏联的邀请。俄国文学总是使我着迷，尽管我的俄文阅读水平并没达到足以很好地欣赏它的水平。无论如何，我读过绝大多数翻译过来的伟大和比较伟大的俄国小说，读过很多俄国历史，满怀同情地看到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极度痛苦。但是（前）苏联是极权主义的典型。此外，所有从那里访问归来的人都跟我讲，那里的食物极糟糕，那里对旅游者的监视非常令人难受。因为我是为了快乐而旅行，所以，即使不谈我的政治原则，我也看不到去俄国旅行有什么意义。
在（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将萨哈洛夫流放高尔基城的时候，我甚至都不与俄国科学家谈话，而且作为国家科学院理事会成员，我极力主张中断所有与（前）苏联的科学交流（我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对某项政策达不成一致意见）。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俄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鲍里斯?洛莫夫邀请我为他正在创办的一个新刊物写稿，我给他写信表示拒绝。实际上，我在信中写道，我愿意在（前）苏联开始以文明方式做事时再开始与俄国科学家合作（我还将这封信发表在1980年3月24日的《高等教育大事记》上）。他很生气，这很好理解。事情就到此为止。
同时，我们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员正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做些有益的事。物理学家早就建立
448了渠道，定期与俄国物理学家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核裁军政策。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会议是有用甚至是重要的，但我们不打算照搬这样的“活动”，而寻求其他可能有益的活动。
最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将行为和社会科学用于防止核战争”委员会。这个名称荒谬可笑，不过它表达了我们的意向。我们最初的议程包括准备一套丛书，总结与研究我们委员会的目标有关的社会和行为科学方面的文献。我们的议程还包括举办旨在确定（前）苏联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并试图开始与他们对话的活动，比如，可通过举办有关核冲突和避免核冲突等主题的研讨会。哈佛的比尔?埃斯蒂斯同意出任委员会主席。我同意当我从其他一些活动中腾出时间后，担任联合主席。尽管在那时我通常不愿意与（前）苏联科学家交流，但我还是希望与他们讨论有关核战争问题的。
J987年春，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赴莫斯科访问的小型代表团的成员。这次访问为期一周，目的在于确定地位相同的人——即有理由认为是社会科学家的俄国人；以及与俄国科学院就一个有关核冲突问题的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当然，那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开放已经开始，对于俄国人来说，这又是变得文明些的时候。我的确对其食物会是什么样的有些疑虑。后来确实觉得那里的食物可以说很没有特色。
我们的访问是完全成功的。我们参观了俄国科学院的十来个研究所，确定了许多正在做或者正努力争取条件去做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那周访问即将结束之时，我和埃斯蒂斯一起会见了俄国科学院秘书长斯科利亚宾——一个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幸好他那时即将退休，他谈话的兴趣主要在退休后那些属于他的汽车和夏季别墅上）。根据协定应组织一个合作项目。我们回到宾馆起草了一份正式文件，手写的，因为我们在宾馆里
449找不到打字机，当然也没有复印机。第二天上午，我们的俄国同事对文件做了几处修改就接受了它（我们必须得到我们会见所在的那个研究所所长的批准才能做复印件），然后双方签了字，按照所确立的这个框架，从那以后我们与我们的俄国同事开了几次很有成效的专题研讨会：一次是在华盛顿，一次是在爱沙尼亚的塔林，还有…次是在加利福尼亚。
在莫斯科期间，我们有一点时间观光，包括参观了几座正在修复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我还坚持参观了犹太人的犹太教堂()一天清晨，我在那里看到有十几个老头子在吟诵犹太教经文（我猜想）的一些段落。看到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这种表现是令人感动的；但在用这种陈旧的形式来表征这种精神时，又很难与它打成一片。
在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人的帮助下，我与亚历山大，莱尔纳领导的“被拒移民者团体”①取得了联系。亚历山大?莱尔纳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晚间集会。我和鲍伯，阿克塞尔罗德在一个地铁站附近见到他的儿子，然后我们被汽车送到莱尔纳的寓所（在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前，他已将它买了下来）。这是在一幢维修很差但还舒适的大楼里的公寓房。没有被跟踪的迹象，我们走进大楼，走进公寓时，没有人注意我们。
由于会议召集得很匆忙，只有六七个人参加，他们都不顾一切的想告诉我们有关他们正在进行的——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数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几乎所有到场的“被拒移民者”都为得到出国许可等待了10年了[现在他们大都得①
指俄国人，主要是犹太人，想移居到以色列或其他外国去，但被政府拒绝
者。这些人通常会失去工作，甚至坐牢。几年以后，随着俄国政策的改变，
他们被允许移居美国，——译注450到了离开（前）苏联的许可]。最弄不清楚的是他们是如何竭力维持生计的。在回宾馆的路上，我们也没受到骚扰。在通过（前）苏联海关时我有些紧张，因为我要将他们交托给我的一本厚厚的说明他们的理论的非法手稿①带回美国。
这次旅行还有些副产品。我在莫斯科时没去见洛莫夫，但我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见了他，并向他转达了我的问候。他的回答是：“好，可能赫尔伯特②现在会为我写那篇文章了。”现在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应当写，但以什么为题呢？
多年来，我发现辩证唯物主义未必一定排除神秘主义。在俄国（如同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关于超感知觉的研究是得到军方支持的。如同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版本的格式塔心理学概念和现象学观点被用来反对计算机思维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所有民间信仰都还存在，只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了重新包装和重贴标签罢了。
例如，蒂乔米洛夫和波曾扬斯卡亚曾“证明”，一位国际象棋专家棋手的眼球动作，只能由他从一瞥中得到棋子位置的“意义”的假设来解释——一种关于过程的整体论的格式塔派的观点。为反驳这种观点。我和巴伦菲尔德一起编制了一个计算机程序以说明只要利用局部信息就能产生这种眼球运动。但是，共产党的哲学家们还是在发表关于人工智能不可能的“证明”，德赖弗斯和西尔勒式的“证明”[德赖弗斯的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年）被译成俄文并在莫斯科出版]。你必须看日界线，才能弄清楚你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还是现象论者①
因为被拒移民者的著作当时在俄国不允许发表，所以是非法的。著者将它
带到美国去发表，若被海关查出，可能会坐几天牢。——译注②
赫尔伯特，西蒙的爱称。——译注451的攻击。
我想，在（前）苏联发表的最好的东西应当是一篇说明信息处理心理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致性的论文。在写这篇论文时我得到了荆其诚的合作，他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述。这篇论文由我和荆合撰，发表在洛莫夫的刊物上(Simon
andJing
1989)。看来将信息处理概念翻译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并不困难。现在，这篇论文已有俄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认知科学的态度是否会产生什么作用还有待时日。是否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继续研究这个奇异的问题也还存疑。
最后一个问题是：根据我讲的所有关于政治原则的话，我如何解释自己访问中国的愿望？因为在我心中，中国完全与（前）苏联一样极权，而且访问的愿望早在1972年就已产生。一个敷衍了事的回答是：“吃的东西据说是（而且确实是）好得多。”我不清楚我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一种足以战胜原则的探险精神？（前）苏联的本质是众所周知的，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却似乎是一个大谜团。或者是，与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带有浪漫色彩？
当然，到1980年时，中国与（前）苏联已大不相同。大多数题材方面的言论都相当自由，大多数外国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严密的监视。我们还要等着看，不久的将来在中国旅行会有多么舒适，是不是还有一个业余外交家起作用的地方。①①
1990年8月我又在中国待了3个星期，发现这个国家很平静，言论令人惊
奇地开放和自由。45223.
选择的指南
人们最爱向所崇敬的人物提的一个问题是：“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偶尔，我也不在意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生的哲学肯定涉及一整套原则。但是原则出于什么目的呢？原则可以提供一本启发式的书指导人们在生活的分叉点做出选择，提供一条主线使人在迷宫里保持正确的路径；原则还可以为一个人已经做出的选择提供合适的理由，做出解释，找出借口。要分清原则的这两个用途是不容易的，也许这根本就不必要。人生哲学可以包括这两个方面。
无论在哪种情形下，看来在68时具备一种人生哲学总比在18岁时要容易得多。是容易一些吗？也许在生活的过程中，人糊涂的时候与他清醒的时候一样多。也许人应当在18岁时，在复杂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写下一份人生哲学，这样，在68岁时，如果有人要，就可以拿出来。但这也是危险的。这个人的读者会试图去用这种哲学与生活做比较。保险一点的做法还是在鹤岁或甚至更晚一些再写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这个词听起来很庄严。我们必须弄清它的两个
453含义间的区别。在第一种意义上，人生哲学是你在你的宇宙的和人类的环境之中存在的理由的陈述。在第二种意义上，你的人生哲学是你对这个宇宙的写照，包括你对作为其核心的人类状况的写照。
就第一种意义而言，作为有限理性的生物，我不抱幻想去完全正确、客观地理解我的世界。但是我不能忽视这个世界，我必须尽我所能，通过我的科学和哲学伙伴的帮助去理解它，然后使个人的立场与这个世界所呈现的种种条件和约束不过分地不协调。我必须避免那种需要重力屏蔽或要求人类尽善尽美才能成功的个人目标。①
我是一个自适应系统，无论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生存和成功都取决于对我周围的人和事的环境合理地保持真实的图像。由于我的世界图像只是大致接近于真实，因此对任何事我都不追求尽善尽美，至多追求做得满意。追求最好只能浪费可贵的认知资源；“最好”是“好”的敌人。
你已经了解了一些我的人生哲学，包括宇宙学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现在，让我比较系统地谈谈前者。我是一个20世纪的生物②，我完全沉浸在它的科学和它的经验主义之中。我的宇宙（很可能）开始于大爆炸，然后便不停地演化，经过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人类学年代，这条时间线接近当前而逐步地、或许按指数律地扩大；随我们凝视未来而又或许按指数律地①
著者说明屏蔽重力的机器如同永动机一样是不可能的。同样尽善尽美的
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追求不可能的东西。简而言之：满意就行
了。——译注②
a
creature
of
the
twentieth
centuty，20世纪的产物，带有这个世纪的主要的价
值和观点。——译注454缩小①。有时，有些部分会有所改变，尤其是时间相距最远的两端。但这种变化对于个人的人生哲学并不太重要（至少在过去25年中是这样）。
这个宇宙机器是有规律的。但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目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仍然是我所在的这个世纪的生物，像逻辑实证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一样，需要设定我自己的目标，因为我看不到任何外在施主已将这些提供给我。这个世界是广袤、美丽、迷人的，甚至是使人敬畏的，但却是不具人格的。它对我不要求什么，也不让我要求从它那里得到什么。这在观念上有点像如今一些人那种合住房、合用床的“关系”。
但是，如果这个宇宙对我漠不关心的话，我却不必对这个宇宙漠不关心。我可以寻求与它和平共处。并且我也不需如此消极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宇宙可以是我的一些最深厚的愉快的源泉。无论在户外夜晚，还是在森林，还是通过显微镜，只要凝视它，我就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变化、格调和美，那远不是人类艺术家力所能及的。
这个宇宙的某些美是隐藏着的，只有通过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这种解码活动才能揭示它们。只要对人类眼睛从未见过的新模式看一眼，并将它们公布于众，就能给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带来最激动的体验。虽然我们一生中只能有少数几次这样的直接经验，但通过学习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同行科学家的著述，我们可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经常地感受到这种经验。①
这里是当代宇宙学的一个假说。指的是在时间轴上的坐标点随着离开当
前而越来越密。（不论是朝过去还是朝将来）。著者为此给了个例子：沿X
轴来度量时间，置当前时间于原点，向左为过去，向右为将来。若当前时间
为公元2000年，公元1900年可能表示为原点左边1厘米处，公元1000年在
原点左边2厘米处，公元3000年在原点右边2厘米处等。——译注455
可能这就是我之所以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原因。但我为什么成为社会科学家呢？我是怎么选择这条道路的呢？要说明为什么（如果我确实知道原因的话），我必须再回到那个宇宙学阶段。这一次是以人类为主体的部分。看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没有羽毛的二足动物”还是“理性动物”都没有把握住人类的本质，虽然如果我们对名词和形容词同样重视的话，后者比较接近一些。我们人类是在物质世界里活动的躯体中的心智（和意识）。我们受物理和生物规律支配，没有人例外。如果我们跌倒，我们的骨头就会断裂；如果我们找不到食物，我们就要挨饿。
经过长期进化过程，我们变成了我们这个物种。作为进化的结果，我们至少带着一些生存必需物（包括养育我们的成人）来到这个世界。新生的婴儿就会呼吸、吮吸和排泄，做这些事或想做这些事不需要人生哲学。他也已经能够学习。而且无论是通过学习得到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快能对他这个物种中的其他成员表同情：感觉他们的伤痛就像自己的伤痛，以及，后来，感受他们的贫穷就像自己的贫穷。我无需全面列举人类与生俱来的或后天获得的特点。我已经谈了一些比较积极的特点，我可以同样容易地举出另外的特点，诸如人类掠夺自己的同类，以及根深蒂固的自私．自私肯定是我们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人的状态通常被描述为荒诞的①。这个说法肯定是合适的：一个被束缚在有自我意识的心上的身，还是被束缚在这个身上的心？身和心这两部分的愿望和需求各不相同，很荒唐。在心盯着星星时，或更糟，当心裹在自己的思想中时，除荒谬之外，身还能认为心是别的什么？而心还能将性行为或品尝食品看作是别的什么？①
著者说明，例如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就持这种观点。456
当然，只有心，而不是身，可以对是否荒谬做出判断。因此，在给定人的需求和愿望的范围后，心创造出它与身相一致的神话，这样就将荒谬变成了愉快，美丽和温柔。有时，心甚至力图为身的、心自己的以及周围环境的所有要求找到一个公分母，它给这个公分母一个感人的名称，如：根本利益或根本功效①。但是，这个单一的，笼罩一切的目标是个假象，我们，即心和身，有很多需求，很多愿望，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所有的需求和愿望都马上进发出来[我建议你回到我的故事《苹果》及其有关需求和愿望共生现象的原始图像（第1
1章）]。将它们都打上“功效”的戳记是无用的，这里用复数“它们”是对的；没有铁板一块的目标。
在这个寄居在身和心里的冲动、愿望和需求的委员会里对生活的目的没有一致的意见。马克，吐温讲过一对有关连体人的故事，这对连体人商定轮流全面负责。故事的结局不好：他们俩都有理由对自己负责时实施的谋杀表示懊悔。这个故事的荒谬正是人类的荒谬。我们有许多自我，这些自我在“共同分享时间”。生命的一些部分用于欣赏音乐，一些部分用于性的享受，一些用于食的享受；还留下许多时间去享受山的景色，享受与朋友的交往；而我们中一些幸运的人，还特别地有享受科学的乐趣。
当然，这张表是不全的；我只是用它作一个例子。更何况，①
著者说明，Good(G大写)指是最基本的，终极的价值(value)、其他价值部是
由它来度量的。“To
seek
the
Good”在西方哲学中指选择最道德，最有价值
的行动。Utility（U也应大写，表示最普通，最根本）指现代西方经济学中，
假设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功效函数，它能使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的价值。人做
选择就是要选使功效函数取极大值的行动。但著者不相信有这种Good或
功效函数存在，，
．457我除了消费上占用时间之外再没有享受什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命中都有太多的工作、义务和责任，还有痛苦和悲伤。我们没有将痛苦和悲伤算做生命中的幸事，但是它们深化着我们其他方面的经历，赋予那些经历以意义，有时甚至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意义。
因此——我在描述有许多目标而又无目标的人类生活。人生若不是这样，又有谁会想要它？谁想离开这成百的愿望，离开这使得再长也长不过24小时的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做的愿望？而又有谁能制定出总体规划和综合功效函数，使得对每一个愿望所分配的时间都恰到好处？理性的人
在这一章里，我一直在阐述我的生活和我个人的人生哲学，但同时我也在描述每个人的生活。我对这“每个人”的兴趣始于1935年，是对人的决策行为的兴趣，尤其是对人们在对付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每日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的目标冲突和不可度量性的兴趣。
你们已经看到我追随这个兴趣50多年了，这个兴趣从没有离开过我。我已不再像1935年那样对这个答案一无所知了。我和其他一些人在理解冲突和提供解决办法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个人或组织资源的分配——即它们是如何做的以及它们应当如何做——仍然是人的状况的一个中心问题。
对这个答案的寻求，引导我在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迷宫中进行着漫长而愉快的搜索。为理解预算决策，我不得不研究决策的过程，更一般地说，研究人类思维的过程。要研究思维，我
458不得不放弃我原来的学科——政治学和经济学，开始研究半路杀出的心理学，继而又研究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我一直在做这些研究，只偶尔短暂地回去“看看”我原来的学科。
至少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坚持了半个世纪的专心致志的追求。也许，这甚至是一个真实的版本。另一个可能的版本是，激情照亮了道路：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博弈论、线性规划、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运筹学研究的激情；然后是对计算机，这个使我们明白思维怎样被装进一个物质的躯体中的机器的激情。
人们应当对巧合的事物赋予什么样的重要性？问题的需要和对新工具的激情将我吸引到非常相同的迷宫之路，使我既能将我的科学生命用于追寻一个我认为是理解人的状态的核心问题，又能沉浸在数学和计算机形式体系，对于后者，仅仅是研究本身就带给我无比的快乐。甚至在职业生活中我也不否认友谊的愉快，因为你们已经看到，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温暖的合作。
产生于这种需求的人类经济和人类思维的图画已经被勾画出来了。放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先验论，在观察实际决策和解题时，我看到一个有限理性的生物运用探索法去发现满意的，即“足够好的”，行动过程。在计算机模拟的帮助下，我和我的同事可以阐明人类在简单和复杂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事实真相。
经济学家并没有聚集在有限理性的满意化的旗帜下。这些观点仍然留在经济学家的主流之外，但它们并不是不明确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做选择的真实画面，一幅可以使我们明了当今经济学的一些难题的画面。这些难题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伴随着自然或非自然失业的商业周期，工商企业家在投资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但还有一些极其繁重的经验
459性的工作等着我们，因为有限理性理论并不能使所有人的定理都来自于几条先验的真理。要把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落实下来，需仔细地，几乎要用显微镜，去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是什么。
如果将科学看作是理论之间的竞争的话，它具有一个其他智力竞争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在长期竞争中（不超过数个世纪），胜者的成功不是靠精湛的辩术，不是靠说服或迷惑外行听众的能力，也不是靠政治影响，而是依靠逐步积累的数据和事实的支持。只要事实的真实性不被推翻，人们就可以对一个理论的未来安之若素。从整体上讲，有限理性理论的未来是可靠的。社会的人
如何在一个功效函数中设置责任？根据满意理论，这是相当容易的：直接将责任放在约束条件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责任视为我们为使社会愿意与我们合作而付出的代价，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可能如此，但我倾向于“满意”理论的观点。
我会要求些什么责任呢？从这个谱系的弱端开始，有一个一般能接受的责任：不伤害他人的责任。这是“为人准则”的否定版①。一个较高的但不是不合理的标准是，有义务留下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比“如果没有我们存在”来得差。由于大多数①
Golden
Rule，据著者说明，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这类准则．在西方基督教
里，这类准则多是从正面陈述的。例如“你希望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去对
别人做什么，、”(“Do
unto
others
as
vou
would
have
others
do
unto
you.”)，在中
国，则是孔夫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它译成英文时，就是上面所引
的英文句子，成了正面陈述“做……”，而不是中文所表达的“不
做……”。——译注460人，甚至是处在卑微环境中的人，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坚持这个标准可能是合适的。
还有一个更重的、往往被忽略的义务是：给后代留下与我们这代从我们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样广泛而有趣的选择范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共同承担保证可持续的能源、保护环境、稳定人口、用某种方式消除或减少核武器威胁的责任。我们没有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义务（我们也做不到），但我们确实有义务去防止不能逆转的大灾难并且坚决反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每个步骤。
当我们履行义务去做有积极意义的好事时，道路看来比较陡峭艰险。我同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是大萧条时期①的孩童，虽然大萧条可能对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分享了我这一代人的这种价值观和感情。假定人类社会今天在技术上能达到的生产力，我认为，消除贫困（至少是根据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衡量的贫困）是一件大好事，是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大好事。
公平分配？这比较难以捉摸。我的宇宙观清楚地告诉我，这个世界的商品的分配很少是基于美德，很多是基于靠掷“宇宙骰子”、像抽彩票一样决定的家庭、基因、出生地、物质资源，以及其他的获得方式。那么，是否需要一个完全平等的准则呢？只有当你相信人民的愿望必定是靠与他人的福利相比较作为指导时，才有这种需要。这种信念看来是很无益的，因为它将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一方得益只是因为另一方受损的“得失所系”的赌①Depression，指1929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著者这代人是这个时期的
孩童，目睹了，有时甚至亲身经历了贫困。这些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感情和
价值观。——译注461赛。一定还有更好的赌赛。如果我要选择一个研究项目而不考虑其科学的可行性的话，我就会选择：如何制定促使人类去设计和执行大家都能赢的赌赛。显然，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没能成功地创造出这样一种赌赛，我们也没有，虽然我们也许离得更近一些。科学的人
人生哲学除宇宙论的和个人的之外，是否还包括第三个组成部分：科学哲学呢？如果你说是，你就已接触到我大部分的人生哲学，而且能够在本章之后的跋中对此了解更多。如果一个研究课题的质量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观点和技术的可获得性，那么关于心智的研究就是一个极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从远古时代就使人类大伤脑筋的问题，是构成认识论的许多最基本问题的基础，包括讨论已久的心—身问题。而且，理解心智的特性是建立可行的社会制度①和行为的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利用其关于人类理性的先验假说来回避这一问题。但这些假说已不再有效；它们必将被…个更有效的人类心智理论所取代。
50年代以来，我们得到了研究心智的工具。现在，我们拥有历经三分之一个世纪累积的证据说明数字计算机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关键工具。将计算机应用于从知科学，既能提供一种语言来陈述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不用将这些理论放在实数的普①Social
institutions著者说明，它指家庭宗教制度，经济系统等等——社会的
结构。——译注462罗克拉斯提斯床上去①；同时，通过模拟，还能导出这些理论的运作结果！计算机使我们能从符号层次上探测心智。我们还在等待更有力的、能在神经层次上探测心智的生物学工具。
我的生活表明，我的宗族忠诚感是不强的。在成为经济学家或心理学家之前，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而且我希望，在成为别的什么之前，我是一个人。我相信（我的第三个创世神话②）将我带到社会科学领域来的是一个强烈的欲望，要给很多现象提供它们所急需的严密性。对真正的探险而言，物理学已走得太远（我认为）。而社会科学则提供了一片白雪覆盖的处女地，人们可以在上面留下新的印迹。
如同国家一样，学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学科划分使具有有限理性的人类能够简化自己的目标，使他们的选择余地缩小到一个可计算的范围。但是，到处都有地方主义。因此，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超越国界的和跨学科的旅行者将新知识从一个飞地带到另一个飞地。在这样的旅行中度过了我科学生活的许多时光之后，我可以对那些想尝试巡游生活的人提一点忠告：在心理学家眼里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而在政治学家眼里却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真可悲。
一旦登上别国的口岸，你必须开始学习当地文化。这不是要否定你的出身，而是要去赢得当地人的充分尊敬。当你在经济学领域时，你必须讲边际分析和回归的语言，没什么替代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话中传说的强盗，常使被劫者卧在铁床上，身高
比床长者斩去过长部分，比床短者强行与床拉齐。这里是说，光用数学的
方法不能提供适当的语言去建立认知心理学理论。——译注②
著者说《圣经》的《旧约》中的《创世纪》记载了不止一个创世故事，这些故事
之间也未必…致。因此，他也可以讲几个他的“创世”故事。——译注463物——甚至（或尤其）当你的目标是证实它们的局限性时，你也必须讲那种语言。而在心理学领域时，你必须能理解关于短期记忆、潜伏状态以及扩散激活等参考文献。
但是这个任务并不艰巨。毕竟，我们使新来的研究生适应新的文化习俗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而且，这可能使你写出主题引人人胜的论文。如果不是做这样跨学科的研究的话，你决不会遇到这样吸引人的主题。因为这功效函数（或者“目标委员会”）的良好特点之一就是它可以得到全新的维度。要对付新出现的厌烦情绪，每10年左右学一种新语言是一种很好的免疫方式。
在描述我的生活时，我已将它放在有很多分枝的曲折的道路上，放在有数不清房间的城堡中。生活是在经过这个花园或城堡的运动中，随着你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着意外和惊奇，想知道（但不是太迫切地）其他的道路会将你带到何处的一种探索，即寻求解答一种无条理的问题的启发式探索。如果有目标的话，那些目标也不会对这种探索有很多的指导，不需要在生活之外去总结它。跋
作为问题解决者
的科学家
本书用许多篇幅来描述我的科学工作及其影响，仅在几处谈到了我搞科学研究的个人风格。在最近的一本书(
Langley
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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