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两国隔海相望，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以来，在双方政府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在众多领域的友好和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此次访菲，我同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阁下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进行了很好的会谈。我们一致同意推动双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探讨新的合作方式及领域，充分挖掘潜力，把中菲经贸合作不断推向前进。
女士们，先生们：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包括菲律宾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在菲律宾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贵国经济开始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作为菲律宾的友好邻邦，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8年以来，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带来的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别是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预计全年经济增长7%的目标可以实现；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但我们相信，通过增加有效需求、加大调整和改革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可以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迈入新世纪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将越来越密切。我们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签署了双边协议。随着加入WTO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迈出新的步伐。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推进，为各国与中国扩展经贸合作和国外企业家来华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重点发展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电信、原材料、环保、高技术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可以说，中菲两国的互利合作正面临新的发展契机。下面，我愿借此机会就如何加强中菲经贸合作谈几点看法：
第一，农业合作将是双方经贸合作新的重点领域。今年，两国农业部长签署了《中菲关于加强农业及有关领域合作协定》，为双方拓宽农业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埃斯特拉达总统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积极倡导“粮食安全”政策，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农业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种子、农机、水利、化肥、农药、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中国愿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帮助菲律宾发展农业。中国的农机产品比较符合菲律宾的实际需要，价格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向菲方提供了部分优质农机具和水稻良种。我们还将根据需要和可能选择更多的合作项目，提供优惠的合作条件，推动两国农业合作深入发展。
第二，进一步挖掘双边贸易潜力，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平衡地发展。90年代以来，中菲双边贸易稳步增长，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也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但中菲贸易同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相比，总量还不大，有待双方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工商界人士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对扩大双边贸易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中方存在贸易顺差问题，将继续积极采购菲方商品，希望菲方能够多提供有竞争力的货源。
第三，积极推动双向投资的发展。双方可以在交通、通信、纺织、能源和科技等领域发展互利合作，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积极鼓励双向投资与技术合作，逐步扩大合作规模和领域。中国政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家来菲律宾进行考察和投资办厂，也欢迎菲律宾企业家到中国去投资和寻求合作。
第四，支持和鼓励两国企业开展合作。在促进两国大企业加强合作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双方政府部门对此要共同加以政策引导，为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便利条件。
女士们，先生们：
中菲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面临的共同任务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中菲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开展互利合作的潜力很大，完全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学习、借鉴和补充，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我相信，我们一定能使两国经贸合作在新世纪里获得全面、深入的发展，并迈上新的台阶。
谢谢！
问：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菲律宾工商界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菲律宾华人的经济实力在菲律宾整个工商界经济实力中所占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我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状况没有相应的、很大的改进。我想请教阁下，对此你有什么评论？
朱镕基：我没有十分理解你这个问题的意思，因为我们对菲律宾的贸易并不只是对菲律宾华人的贸易。我只知道几年以前中菲贸易总额是几亿美元，现在是几十亿美元，可见中菲贸易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至于其中对菲律宾华人的贸易额是多少，我不清楚。在中菲贸易总额中，菲律宾方面有逆差，中国方面有顺差，去年大概是10亿美元。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我和埃斯特拉达总统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明确表示，只要是在中国市场有需求的产品，我们就愿意优先从菲律宾采购。我们也希望你们多到中国去推销你们的商品，我们的国际商会可以为你们访问中国提供帮助。我们还希望你们卖给我们真正需要的产品，不要老是卖给我们香蕉。其实，即使是在香蕉的进口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优先从菲律宾进口的政策。你们的总统和参议长都很关心香蕉出口问题，他们都跟我讲，希望我们更多地买菲律宾的香蕉，并且降低从价税。对于你们总统和参议长的意见，我是非常重视的，马上就打电话回国，把这方面的数字查来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今年1到10月份，我们从菲律宾进口的香蕉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我向你们保证，明年我们还要进口更多。关于从价税的问题，我们对菲律宾是330美元一吨，比从别的国家进口低100美元，但你们还是认为太高，希望降到250美元一吨。我们愿意考虑你们的意见，再降低一些，但是不是能降到250美元，我现在还不敢说，因为还得回去跟有关部门商量，还得有一个决策的过程。但是我保证，一定降低！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减少走私，使我们的关税不至于减少得太多。让我们共同努力吧。第58节：在菲律宾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
问：曾经有人建议，东盟要像欧盟一样搞一个东盟的共同货币，请问阁下对此持何看法？
朱镕基：关于地区货币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达成协议的事情。即使是现在的欧盟，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加入了欧元区。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先考虑如何加强金融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国际金融投机不再肆虐亚洲，造成亚洲的金融危机。当然，我们亚洲国家可以就如何加强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进行协商。我想，“10+3”的财长和行长、副财长和副行长的会议，在这个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希望这种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问：阁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请问你对东盟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何看法？另外，外界还在怀疑人民币可能会贬值，你对这个问题能不能再做一些解释？
朱镕基：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国家自力更生，团结互助，或前或后、或多或少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我相信，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已经过去。当然，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有待于继续解决，比方说，经济结构如何调整，如何加强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问题就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再一次遭受金融危机的袭击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对于东盟各国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是乐观的。中国愿意加强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这也有助于双方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关于中国的人民币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中国的出口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可是中国仍然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而且，我们还通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60亿美元的帮助。现在，人民币没有受到贬值的压力，因为今年1到10月份，中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2%，而上半年中国的出口是下降的。中国加入WTO后，我们渴望明年外商投资进入中国的数量会比今年增加。中国的国际收支现在是平衡有余，外汇储备在不断增加，到10月底已经达到1520亿美元，我相信到年底会超过1550亿美元。因此，根据对各种情况的判断，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的人民币不会贬值。
问：阁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在整顿官僚作风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缩减了政府的规模。菲律宾政府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请问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朱镕基：我们看到菲律宾政府和中国政府一样，都在致力于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机构，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双方可以互相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问：阁下，中国在1000年前就在世界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中国非常繁荣，也非常爱好和平。请问，你认为中国在下一个千年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镕基：确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中国有12.5亿人，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养不活这么多的人口。但是我们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和你们的总统是有共识的。经历过许多挫折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从1996年开始，我们每年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都实现了自给有余。现在中国全社会的粮食库存达到了5亿吨，相当于中国一年的粮食产量。也就是说，中国以后不论遭遇什么样的自然灾害，即使一年以内一粒粮食也收不到，我们的人民也不会饿肚子。所以，我们才敢于向贵国和贵国的农民介绍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农业部长刚刚访问了你们国家，据他估计，只要你们现在所有种稻子的稻田都采用中国的杂交稻和中国的技术，就可以提高产量50%。我们将提供资金，和贵国合作，建立一个农业技术中心，无偿地为贵国的农民提供经验、提供良种、提供农机具，无偿地帮助贵国的农民发展农业。除了农业以外，在很多基础工业方面，从总量来讲，中国都处于世界前列，有的还处于第一位。比方说，我们钢的产量、煤炭的产量等，都是世界第一的；在程控电话的装机容量方面，我们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很多，如果按人口平均的经济总量来说，那么中国就很落后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亚洲的一员，是东亚、东南亚的一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互相帮助，共同发展。
我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发表的友好的讲话，我想这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发表的友好讲话。至于对我个人的赞扬，我认为是言过其实。我既不是“经济沙皇”，也没有形成什么“朱镕基经济学”。因此，我向大家发出忠告，你们如果按照我讲的去做生意，你们可能会赔本。
欢迎大家到中国去，加强相互的了解，共同促进中菲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第59节：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1)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
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2002年8月31日至9月6日）
（2002年8月31日下午，在下榻的开普敦纳尔逊山庄饭店会见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后）
记者：总理，这次你来参加联合国第一届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大家都很关心。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很多像人口、环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你是怎么看的，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解释？
朱镕基：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当然也寄托着希望。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坚持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所确定的一系列的原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环境，发达国家应该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给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这样，整个地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缩小贫富的差距。
记者：对中国本身面临的贫富差距，政府有些什么措施？
朱镕基：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
经获得了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刻认识，也可以说获得了很多教训。中国在最近几年里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几年相当于过去几十年，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当然，中国国力还不强，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愿意跟发展中国家一起交流经验，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缩小贫富的差距。
记者：再想问一下，关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居民可以免签证到香港去一日游，现在在等中央批准，你对此有什么考虑，批不批准这
个措施？
朱镕基：还没有把这个建议给我，要给我，我就画圈。
（2002年9月3日下午，在约翰内斯堡会见南斯拉夫联盟总统科什图尼察后）
记者：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大家有一些担心，可能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有一些打击或者冲击。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朱镕基：按照法律办事，无须任何担忧。现在实际存在的情况，是有不少的人不缴个人所得税。应该说，在税法方面也还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很多工厂业主采取的一种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开支，都打到工厂的成本里去，他自己不拿工资，不拿工资也就不用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就把税给漏掉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做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记者：是不是涉及税制改革的问题？
朱镕基：这不是税制改革的问题，应该说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在法律条文上要更加严格一点、具体一点。
记者：对公司管制和会计制度方面，是不是会有或一定有新的要求？
朱镕基：没有什么新的要求，早已经都规定了。但是，过去在碰到这种情况时该如何处理，没有讲得很清楚。照道理讲，这就叫偷税，就叫漏税，就叫逃税。有些民营企业家，一年的花销就有好几千万元，按照我们的税率，个人所得税就应该缴45%嘛，结果他们一个子儿也不缴，都在工厂成本里开支。杨景宇，我讲得对不对？你现在给我纠正一下，免得报道以后有问题再纠正。
杨景宇：总理说得完全正确。
朱镕基：这点很明确，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是应该坐牢还是应该补税，还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更加明确。
记者：现在内地有人觉得个人所得税税率比起其他地区偏高，你们会不会考虑做一点调整？
朱镕基：个人所得税税率是不是偏高，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过去制定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时候，累进制税率制度是参考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最高为45%。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有意见，说这个税率太高了。就是说，有一些靠自己辛勤劳动，凭本事赚来的钱，你把税收得太多了。另外一方面，这也不利于外资到中国内地来。很多外资企业，很有名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很愿意把总部设在上海，或设在北京，但因为个人所得税税率太高，它们的员工不愿意来。这方面香港有优势，我们没有这样的优势。第60节：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2)
记者：这样会不会阻碍吸引人才？
朱镕基：有些人认为所得税税率偏高会阻碍吸引人才，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杨景宇，讨论得怎么样？你说说。
杨景宇：已经讨论两年了，有各种方案，要计算出各阶层收入者税后怎么样能够更加公平。现在一直在抓紧研究。
朱镕基：这个变动影响很大，要审慎一点，继续讨论。
（2002年9月6日上午，在下榻的约翰内斯堡帕拉佐洲际饭店）
记者：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有关政策会做调整吗？
朱镕基：因为进口关税减少了，这对我们财政有很大的损失；而出口对我们税收没有好处，我们都是免税的，或者退税的，但是对拉动国民经济肯定有好处。到目前为止，出口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去年11月份，我曾经估计今年出口可能是负增长或者零增长，但到7月份实际增长14%，这很不容易，看样子还在发展中。这说明加入WTO以后，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也还是有好处的。其他的，我们也没有什么新的政策。
记者：现在外界估计国内经济的增长率会达到7.9%，你会不会调高对今年增长的预期？
朱镕基：他们预计8%，我也没什么高兴的，我最关心的是我们口袋里收的钱有没有增长。我最担心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算，那我这总理就失职了。所以我们下了死命令，一块钱也不能超过，要执行原来的计划。现在最大的影响就是海关关税的减少。
记者：有人偷税？
朱镕基：不是。降低关税税率了，降了3个百分点，相当于600亿元人民币啊。
（2002年9月6日上午，在约翰内斯堡希尔顿饭店会见中国驻南非使馆工作人员后）
记者：刚才采访素·帕猜，他说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新一轮谈判里面，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你这次讲话也呼吁发达国家消除贸易壁垒。你觉得中国在新一轮谈判里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朱镕基：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我估计是非常艰巨的。中国总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跟大家一起争取平等的权益。素·帕猜当WTO总干事也有好处，他对发展中国家情况的了解比较深一点。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金融业开放方面是“WTO Plus（超WTO）”。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讲法？
朱镕基：我还没听到过“WTO Plus”这个说法。
我刚才跟素·帕猜讲，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立法方面的修改，就是使我们的法律法规同WTO的规定相一致，这个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另外，我们认为已经兑现了或者履行了我们在加入WTO时所作出的承诺，哪怕这些承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困难。比方说，我们今年降低了3个百分点的关税，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600亿元人民币啊，600亿元财政收入，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中央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我不是讲全部的财政收入，因为关税是中央的收入，是减了中央的钱啊，地方的钱中央收不上来。所以，要保持财政的平衡，不要增加赤字，很困难。我回去马上要开大会、作报告，要求大家增收节支，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够实现这一点。素·帕猜说：“据我所知，你们得到了好处啊。”我说，我们是得到好处，扩大了出口，但在现在这个阶段，扩大出口所增加的收入同关税降低所减少的收入比起来还不够。但是我相信，再过一两年，我们还是会好的。我过去就讲过，加入WTO利大于弊嘛，我们最后总是会得到好处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困难，虽然困难，我们也一定履行承诺，说话算话。我还说，根据我的了解，最近有一些对中国的指责啦，来自于发达国家，说中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或者说是不公平待遇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指责中国边境贸易违反了WTO的规定啦。不管什么指责，中国都耐心倾听，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的。素·帕猜也说，complain（抱怨）总是有的。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看到正式说中国有什么问题。他认为，中国还是履行了承诺的。第61节：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
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3日）
麦克多诺[1]主席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麦克多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今天讲了很多过分赞扬我的话，我实在是担当不起。但是我非常感谢他，感谢美国的纽约经济俱乐部和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刚才受到大家这样热烈的欢迎，我们确实是非常感动。我愿借此机会向在座的诸位，并且通过你们，向纽约市、纽约州的人民，表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崇高敬意和美好祝愿。
我们已经访问了美国的5个城市，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到丹佛、到芝加哥，我们昨天晚上到达纽约，明天要到波士顿。今天下午我接受CNN采访的时候，记者小姐问我，你最喜欢美国哪个城市？我回答说，我都喜欢。她说，你说话很像一位外交家。但是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说，我最喜欢纽约。我讲这个话是我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今天上午去访问NASDAQ的时候，经过你们的East River（东河），看到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想起了上海的外滩。我想，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
中国政府代表团这一次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我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准备在美国被打得鼻青脸肿。我曾向尚慕杰大使请教，我怎么才能不被打得鼻青脸肿呢？他说，你要always keep a smiling face（总是面带笑容）。但是我脾气很坏，要我装出笑脸，我是装不出来的。虽然没有装出笑脸，我仍然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因此，我觉得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保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样一个政策，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的政策。首先，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大门，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会见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是民主党的卡特总统建立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然后是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然后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通过成功的互访，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友好关系不但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也是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合作，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尽管我们两国的关系中间目前出现一些困难、一点波折，但是我完全相信，这种波折、这种困难，在中美友好关系的历史长河中间，它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希望这一点小小的乌云即将过去，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灿烂的阳光即将到来。
这次，我们政府代表团在华盛顿和克林顿总统进行了非常友好和坦诚的会谈，我认为是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在加入WTO问题上，我们认为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双方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谈判已经接近于完成了。据美国方面的有些人士分析，现在已完成了95%，照我看起来，99%已完成了。今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总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在我经过的这几个城市，我跟许多的国会议员，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跟许多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谈话和接触。其结果是，我深刻地体会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我认为，他们都是赞成中美两国友好，赞成中国尽快地加入WTO的。克林顿总统回答我说，他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双方商定，我们今天晚上还要发表一个新闻公报，宣布双方同意继续抓紧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双方将要在4月底前，在北京继续抓紧这个谈判。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不但是有利于中国，照我看来，这个协议更有利于美国。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比我们美国方面的谈判对手更理解中国所作出的让步对美国人有多大的好处。我举一个例子，在电信产业的开放方面，中国过去是不对外开放的，这次我们决定在移动电话方面引进美国的CDMA系统。中国和美国来共同开发在中国采用CDMA系统，同时允许美国公司来参股25%到30%。我想这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它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至于在农业方面中国作出的让步，你们在我们已经签订的《农业合作协定》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次我在华盛顿，和戈尔副总统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美环发会议的开幕式。我在会上说，中国目前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保护和电信产业这些方面的合作会提供几千亿美元的市场。今天中午，我和美国的银行家共进午餐，在这个会上见到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我的老朋友，我跟他进行了谈话。我告诉他，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时候，我赞成AIG（美国国际集团）在上海建立它的分公司，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被某人指责为“卖国”。但是AIG进入了中国以后，不但使AIG在中国发展得很好，而且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向AIG学习了很多保险方面的经营管理方法，它们比以前发展得更快了。可是，让AIG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设立分公司的时候，还是遇到很大阻力，尽管我当时已经是副总理了，还是没能满足格林伯格先生的要求。他抱怨说，他已经从一个女孩子等成一个老太婆了。我们现在已经批准AIG不但在上海和广州，而且在深圳和佛山，都设立它的分公司。而且我告诉他，你稍微再耐心地等待一下，不要过多久，起码在你退休以前，你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设立你的分公司。请你们不要误会，我讲的是AIG，实际上指的是所有的美国公司。因此，我觉得现在不存在什么“中国威胁论”，应该把它改个名字，叫做“中国机遇论”。今天的午餐会上，一位银行家问我，美国金融方面的经验，你觉得哪一点中国是可以引进的？正如今天CNN的记者问我的一样，你能够从资本主义学到什么东西？我今天的回答就是说，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金融发展的经验，中国是可以引进或借鉴的。当然，这必须适合中国的特点，要有中国的特色。第62节：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2)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跟你们美国的，被你们称为“拯救了世界经济的三位marketeers（市场管理者）”——格林斯潘先生、鲁宾先生和萨默斯先生进行了交谈。格林斯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建议说，你们应该把社会保障机构同国有企业分离。我说，我完全同意。他告诉我，你还必须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银行本身分开。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刚才跟麦当那先生讲，日本人谈论了很久怎样建立bridging bank（搭桥银行）来解决他们的坏账问题。我相信，中国的坏账比例没有他们那么高。但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他们建立了搭桥银行。中国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已经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分出来了。这样有利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改善，同时也有利于回收不良贷款。总之，我认为美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学习。在这一次访问中间，我们也确实学习了很多东西。
在我们即将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之际，我要向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他们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要对美国人
民在我们访问过程中间给予我们的深情厚谊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向在座的诸位朋友对我所表示的如此热烈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
美国前商务部长霍伯特·弗兰克林：感谢主席先生，感谢总理先生。今天很荣幸你能光临此次晚宴。美中未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达成最终协议显然是令人失望的。我高兴地得知你今天与总统先生通了话。在你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公开发言中，显示出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困难？
朱镕基：我非常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实会在中国遇到困难。因此，我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做了最大的让步，但是香港的报纸说，我到美国来就是给克林顿总统送“大礼”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对克林顿总统很不利，这会被说成是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但是老实说，我们确实是做了让步，而且是相当大的让步。是不是我们非要加入WTO，没有WTO我们就活不下去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谈判了13年，在这13年中间，中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等下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让步呢？第一，我们是从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的。在当前，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对中国不高兴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达成这个协议，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推动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建立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第二，是由于邓小平先生所奠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对于加入WTO以后所引起的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市场所带来的冲击，现在的承受能力大大加强了。同时，中国人民的认识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只有引入这种竞争的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发展，促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大前年，我跟乔治·费舍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罗伯特 · 福迈茨：首先，朱总理，让我和主席先生、弗兰克林女士一样，欢迎你今天晚上的光临。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几年来你们在中国一直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关于法制改革的问题。在你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你强调了加强法律制度和法治。我想请你谈一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及在未来几年中对人民、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第63节：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3)
朱镕基：感谢你的提问。我认为，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中国当前迫切的任务。所以，在最近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相当于你们美国的国会）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对中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的修正案，就是特别地强调要依法治国，要把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向我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我首先告诉他们，中国的人权确实是有史无前例的进步；同时我也承认，我们的人权工作还有缺点。我们愿意听取朋友们的意见，来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家都知道，江泽民主席和中国的领导人，包括我，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长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而斗争。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在今天，反过来要侵犯人权、要压制人权呢？请你们一定要了解，中国跟美国是不同的。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50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你们低很多，我们人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你们低很多。在这样的国家里，完全采用你们的民主形式，那是不可能的。要实行法治，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司法队伍，必须要有相当大的一批合格的法官，同时也要有很多合格的律师。可惜的是，你们美国的律师太多了，我们中国的律师太少了。所以，不是我们害怕民主，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法治，更不是我们要侵犯人权，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条件，逐步地改善，逐步地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的法治的国家。当江泽民主席和我发现了有侵犯人权事件的时候，我们比你们还着急，我们比你们还气愤。中国有12.5亿人，太着急是不行的，得不到好的效果。但是我完全相信，中国的人权一天比一天在改善，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愿意听取朋友们的意见。
霍伯特 · 弗兰克林：尽管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都会放慢，你仍然在推进多方面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已经带来了失业的上升，而且这要求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鼓励更多的竞争。这种雄心勃勃的改革、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增长的减缓、失业的上升，种种汇集在一起，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挑战。你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朱镕基：确实，人口太多是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尽管我们相信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但是要发挥人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他要受教育，他要能够得到发展。而在当前，这么多的人口，对我们的国民经济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目前农业还是容纳人口最多的一个产业。我访问了芝加哥的普通农场，跟普通的农场主进行了谈话，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家庭所耕种的土地相当于中国一个农民家庭的1000多倍。但是，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付出了大量细致的劳动，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过去要好得多了。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倡农业产业的多样化，向加工、畜牧等等农产品加工方向发展，因此农民收入提高得很快。国有企业确实目前面临着一个失业的问题，去年年初，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工人失业了。但是由于我们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失业的职工，或者说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因此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在去年一年，已经有600多万失业工人获得了再就业，因此，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只剩下600万失业工人了，这600万人里包含新增的200万人，他们还享受着社会保障。我们这种机制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过去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不能下岗的，不能失业的，他们的工作叫做“铁饭碗”，现在我们打破了这种“铁饭碗”，鼓励了竞争，我想这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由于中国的第三产业极不发达，这里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相反地，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现在不害怕竞争，不害怕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或者外国产品进入中国所引起的竞争。当然，我充分地意识到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可能就要下台了。
罗伯特 · 福迈茨：朱总理，就像你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某些国有企业非常成功，并参与了市场竞争，而有一些却不尽然。你如何描述成功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践以及政府用以加强这些企业管理实践的激励措施？
朱镕基：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将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化，也就是说，把这些大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卖给公众。而且我们完全把这些企业跟政府分开，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够直接管理这些企业。政府各个部门只负责政策的制定，让这些企业能够自己独立地、公平地竞争。至于中小企业，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把它们搞活，包括把它们卖给私人。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政府和企业严格分开，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和戈尔副总统主持了一个企业界的座谈会，其中有一位企业家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企业家刚刚在中国的某个招标里面失败了，所以我想他可能对我们有点不太高兴。他说，我的印象似乎中国并不想外国企业到中国去，而且似乎更不喜欢外国企业在中国赚到钱。我说，中国的政策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归它自己的，它不要交给政府，它的任务就是向政府交税。你们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你们的利润也归你们自己，中国政府也不要你们的，只要求你们交税。公平地说，外国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向中国政府交税的纪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那么，为什么我要偏袒中国的国有企业呢？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发展。谢谢。第64节：在斯里兰卡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
在斯里兰卡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
（2001年5月18日）
（2001年5月18日下午，在下榻的科伦坡希尔顿饭店）
记者：总理，能不能请教你几个问题？美联储连续宣布减息，世界经济放缓趋势难以改变。中国如何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扩大内需，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朱镕基：我们不管美国怎么样，要始终维持人民币币值和利率的稳定。
记者：在促进内需方面，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
朱镕基：我们在年初制订计划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足够了。
记者：总理，WTO的谈判是不是下星期在日内瓦进行新的一轮，目前情况怎么样？现在问题在农产品补贴方面。既然开放是利大于弊，为什么我们不能加快一点呢？
朱镕基：能否加快不在于我们，在于西方的主要国家，他们在农产品补贴方面不让我们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我们认为不公平。
记者：你看新一轮的谈判，中国有没有希望早日加入WTO？
朱镕基：希望总是有的，需要双方作出让步。
记者：6月份，美国要讨论给予中国PNTR（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你怎样考虑目前的中美关系？
朱镕基：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现在就看他们的了。
记者：中国能否加入WTO对香港经济有影响。香港近几年跟随美国减息了很多，但是消费者的信心、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信心还没有恢复过来，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请问今后香港经济如何恢复？
朱镕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受外界多大的影响，因为主要依靠国内的需求。不论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中国还将以7%到8%的速度发展，我想无论如何这对香港是有好处的。香港有希望，不要着急。第65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
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7年9月22日）
尊敬的沃尔芬森行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刚才沃尔芬森行长讲了很多我的好话，但是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发言能不能值得了每张1250美元的门票，我尽量地做，但恐怕你们还是不能满意。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联合年会前夕，召开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许多朋友的发言都对中国经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对各位的卓识和好意表示真诚的感谢。
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扭转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的过热，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的物价涨幅回落到1.4%，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将达到10%左右。可以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形势是多年以来没有的。
我们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有：
第一条，是加强了农业。1992到1993年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以忽视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后果是粮价的飞涨。在1994到1996年3年中，我们两次提高了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格，并在稳定农村的生产关系、保证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两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都在2000万吨以上。今年夏粮又获得了丰收，虽然由于气候的原因，秋粮可能减产，但全年粮食的产量不会比大丰收的去年减少太多。粮食供应充裕，因此稳定了占居民消费较大比例的食品的价格，这是物价的涨幅迅速回落的重要因素。
第二条，是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货币过量投放和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的情况。与1993年相比，1996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61.8%下降到18.2%，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从37.3%下降到25.3%，从而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
第三条，是从1994年开始，我们果断而不失时机地对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实行了以增值税为基础的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分开的“分税制”，保证了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加，赤字逐年减少。中央银行监督的加强和政策性银行的成立，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有所改善。汇率改革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促使外贸出口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激增，1994到1996年3年累计吸收外资1000多亿美元，相当于1994年以前10多年总和的两倍。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从1993年年终的180亿美元增加到今年9月15日的1316亿美元。引导企业面向市场生产，调整产品结构，使商品逐步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现在市场上多数商品供求基本平衡或者供过于求，这就为稳定物价奠定了物质基础。
有一些外国朋友关心，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好形势能不能持久，会不会出现新的通货膨胀？我看不会。因为通过3年的实践，我们已经找到了防范和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要坚持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这种好的经济形势就可以得到巩固，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按照我们的设想，本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经济预计平均每年增长8%，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还可能会更高一些；下个世纪的头10年将保持7%的增长速度。这些都跟世界银行在《 2020年中国的发展 》中的预测，极为相似。我们面前有很多困难，但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之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江泽民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做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有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但这并没有影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例如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为主导，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而不简单地在于一定要达到一个多大比重。理论上的这个新的突破，必将使企业改革在一些重大的方面得到突破性进展。第66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
当前，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不好，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遗留的困难。一是多年来行政干预造成的重复建设使产品供过于求，因此国有
企业无法满负荷生产；二是建设项目盲目贪大求全而又缺乏资金，因此迫使银行过量地发行货币、发放贷款，企业债务沉重；三是社会就业压力大，地方政府往往迫使企业过量地招收职工，造成了“一个人的饭三个人来吃”的局面。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实践，我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思路以及一系列对症下药的办法。当前迫切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改革和完善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将进一步地加大这三项改革的力度，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过程中间，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几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我们强化了中央银行职能，实行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发展证券、外汇、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实现了汇率并轨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今后我们将继续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货币调控职能和金融的监管体系，促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善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和质量，积极稳步地发展并不断规范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掌握现代金融管理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逐步建成一个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防范金融风险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最近，东南亚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他们正在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大力地组织帮助。这些国家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建立了相当雄厚的产业基础，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战胜困难，成功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经济更加稳定地继续向前发展。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各国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是必要的、有益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防范金融风险。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比较充实，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整个金融形势是稳定的，发展是健康的。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与世界交往、联系最密切的时期。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前不久，我们刚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大幅度地降低进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降税涉及4800多个税号的商品，降税面达到73%以上。降税以后，平均关税水平将从降税以前的23%降低到17%，降税幅度为26%。这样，我国关税水平从1993年以来累计降低了60%以上。这次降低关税，是中国根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作出的决定，是逐步开放市场的重要步骤。我们还承诺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关税税率将降低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在这里还要告诉朋友们，中国将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项目的设备进口，重新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那就是减关税。当然，这些外商投资项目首先要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要带来新的技术，而不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今后，我们还将根据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继续稳步开放市场，加快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步骤地开放金融、内外贸易等服务领域；依法保护外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健全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提高贸易体制的透明度，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贸易、投资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中国有12亿以上的人口，又处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稳步扩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了广阔的市场。我仅仅以基础设施为例，本世纪最后5年，中国将要新增发电装机容量8000万千瓦，新建铁路1.6万公里、高速公路2800公里、光纤通信线路15万公里，新增电话交换机8000万门，也许还要更多。预计200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以上。我们欢迎在座的工商界朋友积极到中国去投资，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第67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3)
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我们感谢许多国家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给予的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香港是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交会点。香港回归中国两个多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运作正常、很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不仅是香港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必将在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回首百年沧桑，不禁百感交集。人类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也取得了以往难以比拟的辉煌成就。展望新的世纪，我们对世界的前途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的中国，必将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繁荣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
谢谢大家。
问：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将以股份制方式改造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我的问题是，企业改革后得到的资金，是否会用于解决国企负担，例如工人养老金、医疗等的需要？
朱镕基：你好像发表演说，所以我不需要比你更加具体地回答你的问题，我只需要回答Yes or No（是或不是），我的答案是——Yes（是）！
问：你可否详细说一下中国对外商恢复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安排及原因为何？
朱镕基：我知道你们对我讲话的这一部分一定是很感兴趣的。但是由于这个决定还未宣布，因此我不能说得太具体，对不起。可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希望：1996年4月1日以前，中国对于外商投资进口的设备是采取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我们在4月1日以后改变了这个政策，对进口的设备恢复征收关税及增值税。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年把关税的平均水平从前年的35%降低到去年的23%，我们非常担心财政收入要受到极大的影响，财政赤字将会增加，因此我们实行了恢复征收进口税收的政策。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我们的财政收入有很大增加，我们的实力得到加强，而且根据外商投资者的要求，希望我们继续实行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我们准备考虑这个意见，而且准备在近期恢复这种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至于在什么时候，我只能说，尽快。
问：请问你有没有中国获准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表？
朱镕基：时间表不由我决定，我看主要由世贸组织的参加国，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国家来决定。至于我的意见，是愈快愈好，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中国被排斥于世贸组织以外，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
问：在银行体制改革上，请问你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如何？
朱镕基：我刚才的讲话中间，对于金融系统的重要性已经做了一些阐述，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一步将要极大地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中央银行监管的加强和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改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准备，准备在今年11月份召开全国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将要作出重大决定，把中国的银行制度推向现代化。至于对外国银行的开放，目前已经有500多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这当中有150多家已经开设了分行，其中还有9家可以做人民币业务。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将进行进一步的开放，也就是说，你们愿意到中国来开银行，我们表示欢迎。但是，你们不要来得太快，来得太快，你赚不到钱，不要埋怨我。
问：我是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资源集团的。我的问题是，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大工程，你是不是期待着世界银行的支持？第68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4)
朱镕基：这个问题最好问沃尔芬森先生。
问：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达2200亿美元。请问中国在区域金融合作上，是否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朱镕基：你的计算很准确。我刚才讲了9月15日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是1316亿美元，香港860亿美元，包括土地基金的话，加起来近2200亿美元，你算得很准确。但是，我们是“一国两制”，我从来没有把香港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中国内地虽然有1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今年年底我估计肯定要超过1400亿美元，但是请注意，香港是一块钱外债也没有，中国内地的外债现在有1100亿美元，我欠沃尔芬森先生很多钱。特别是如果按人口来平均的话，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很少。我们想起更大的作用，可是我们的力量达不到，但是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
问：我的问题是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因为有人说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是不利的，我们请你讲一下这方面的看法，并且也想请你讲一下对于港元和美元挂钩是怎么看的？
朱镕基：中国已经在去年实行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是说实现了IMF所规定的第八条款，这一点克林顿先生是承认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所有跟我谈过话的著名的银行家都劝我，实行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要十分谨慎。因此，我们一定会实行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需要时间。也就是说，要等到中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中央银行的监管十分有力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行完全的可自由兑换。
关于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问题，这个制度已经实行了13年多，对香港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目前由于东南亚的金融动荡，港元联系汇率制度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比如说旅游业，香港的旅游业受到了一定影响。我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威人士方面获悉，他们没有打算在近期或者中期来改变这个政策，他们认为没这个必要。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因为我觉得香港的经济结构比较合理，“泡沫经济”的成分比较少，港元的地位非常稳固，刚才讲到有8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捍卫港元的稳定性，因此，我相信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其实我已经讲得太多了，你们直接问他们比问我好得多。
问：你刚才说世贸组织没有把中国纳入其中是不合理的，但华盛顿方面未必同意。江泽民主席下月将访美，美国财长鲁宾将访问北京，你希望北京方面通过鲁宾带回什么信息？
朱镕基：我想，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都比我聪明得多，他们一定会圆满地解决问题。当然，我没有这个权力为他们规定议程，或他们需要达成什么协议。我们非常欢迎鲁宾部长访问中国，我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很好的消息。Any question（还有什么问题）？
问：我们很高兴中国在金融体系实行开放政策，请问在保险业方面开放情况如何？
朱镕基：今天如果没有人提保险业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我看都找过我了，我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批准你们到中国来开设分公司，可是，需要时间。我们欢迎你们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可是，对市场的容量，我们也必须做足够的估计，如果都进来而没有生意做的话，我也对不起你们。我们已经批准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士、德国、法国的保险公司在中国开业。下一个我想应该是英国或澳大利亚，其他的国家都有份儿，but be patient（但要耐心点）。第69节：在新加坡谈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在新加坡谈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1999年12月1日）
（1999年12月1日上午，参观新加坡大巴窑组屋区后）
记者：总理你好，这个组屋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怎么推动？
朱镕基：1990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借鉴了他们很多经验。这次来了以后，看到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很欣赏。我们有些做法也跟他们差不多，但是他们走在前面，特别是他们有一个非常阔气的政府，我的政府太穷了。
记者：那要怎么样解决？
朱镕基：我们还是要解决，只是没有他们那么高的标准。
记者：朱总理，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中国可以做得到吗？
朱镕基：当然，也要根据不同的收入、不同的层次。他们的做法是属于条件比较好一点的。
记者：中国现在不行吗？
朱镕基：那当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第70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1)
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1999年4月8日）
朱镕基：感谢克林顿总统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与克林顿总统一起跟新闻界的朋友们见面。我愿意通过新闻界的朋友们，向美国人民致以我最衷心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我踏上美国的国土，是从洛杉矶开始的。虽然老天不太欢迎我，倾盆大雨，但是似乎美国人民还是喜欢我的。今天，我们受到克林顿总统盛大的欢迎，我们跟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中午，我也出席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使我能够会见很多老朋友。我想，我们的会谈是友好的、坦诚的，是建设性的，也是富有成果的。当然，这种成果不在乎达成多少协议，我想我们的协议达成的已经不少了，关键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够会见美国的各界人士，能够直接地跟美国人民来交谈，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我在今天上午已经说了，不是只对你say “Yes”（说“是”）的朋
友才是好朋友，敢于对你say “No”（说“不”）的朋友也许是最好的朋友。我从华盛顿，还要到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我将会见很多的美国朋友，我愿意和他们交谈，也愿意和他们辩论，这样才能够促进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的理解，从而促进我们中美之间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致力于建设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友谊的关系，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刚才总统先生已经说了，今天上午在WTO问题上面，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将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同时，在已经达成的，比如在农业协定方面，我们要签署这个协定。我认为，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
推进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朱镕基：我想，那位女士拿着中美两国的国旗，我应该点她提问。
记者：非常感谢朱总理，我是香港《文汇报》的记者韩桦。在你的美国之行开始之前，这一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人们包括我们的读者一直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美关系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为什么你还决定如期访美，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在本世纪末，中美关系应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
朱镕基：说老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来。
就在我访问美国的前几天，我会见了美国国会的两个代表团，一个是由托马斯先生率领的，另一个是由罗斯先生率领的，一共有20位参议员、众议员。我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那里的政治气氛那么反对中国，我不敢到你们那里去访问。可议员先生们都告诉我，你还是要去，我们欢迎你去，我们喜欢new face（新面孔）。那我说，我的好朋友尚慕杰大使告诉我，他比我要先回美国，到我将要去的地方介绍我，来宣传中国。他准备被打得鼻青脸肿，在美国见我的时候，脸上要包着绷带。我说，他是一名美国人，还要遭到这样的待遇。我这个中国人去了，我这个新面孔要带血了。这些议员先生没有给我保证，但是江泽民主席让我还是要来，他是中国的number one（“一把手”），我还只能听他的。
可是我可以告诉诸位，我现在的情绪比我来的时候要好得多了，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非常友善的面孔和非常热烈的接待。我相信，我此行不但能够为推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继续发展贡献一点力量；而且我也相信，我会得到美国人民的理解，使我们在很多现在争执的问题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会在很多经济问题上达成协议，比方说刚才讲的农业协定方面，这个我们已谈判了13年了，今天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已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在TCK（小麦矮腥黑穗病）小麦的问题上面，我们已经允许美国的7个州都能够向中国出口小麦；在出口柑橘方面，我们允许4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都能出口到中国去；在中国加入WTO方面，我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差距已经是很小很小，在我看来已经不算什么了。当然，克林顿总统先生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他们还认为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只能够签一个联合声明，而不能够最终签署协定。如果要我说老实话，问题不在于那个“很大的差距”，而在于现在的政治气氛。
但是，我们对于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前途是非常乐观的。我今天上午已经讲了，在中美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来获得圆满解决的。至于在人权问题方面、在达赖喇嘛问题方面，刚才总统先生所讲的，我们还有时间来争论，不在这里争了。
记者：我是香港《星岛日报》记者。昨天朱总理的专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之前7个小时，克林顿总统作了一个对华政策的演讲，他提到1996年3月美国向台湾水域派遣航空母舰的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维护了台海安全。朱总理，你如何看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你认为两岸统一要不要有时间表？你愿意不愿意访问台湾？
朱镕基：关于对台湾的政策、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我们的江泽民主席有着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再来说了。
我们从香港回归祖国就可以看到，中国严格地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比这个要宽松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台湾保留它自己的军队，而且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首脑到中央政府来当副首脑。至于他能不能当正首脑呢？那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投他的赞成票。
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尽量用和平的方法来统一台湾，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宣布的话，那么台湾将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我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办公室看到了林肯总统的肖像。当年林肯总统为了保持美国的完整，不惜使用武力，我们应该向林肯总统学习。
至于我要不要到台湾去，他们又没向我发邀请，我怎么去？而且，以什么身份去？你帮我想一想。
克林顿：对不起，我想插一句，因为林肯总统的地位好像比我还重要。首先，美国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我每次有机会都会重申，今天我就再次重申。第二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是，台湾和中国大陆过去50年来关系的事实背景和美国南北战争那段时期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我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大家都是华人，除了这个关系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实现互补的地方，包括经济，但是不仅仅是经济上。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认为，如果总理先生到台湾的话，能够像今天在这儿访问那么幽默，那么有风度，那我认为应该去。
朱镕基：会不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呢？
记者：总理先生，我想提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偷窃美国的核弹头技术，还有中子弹的技术，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有人捐数十万美元给克林顿作为政治献金，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话想说？
朱镕基：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身份在这里庄严地声明，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间谍偷窃了美国的军事机密，我也完全不相信这一点。我也问过江泽民主席，他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中国没有这种政策，要去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我也不相信，在美国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么严密、技术设备这么先进（当然，这个麦克风的技术好像不是太先进）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在美国盗窃什么机密。我看是不可能的。
至于中美两国学者在交流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时候，也许会谈到某些有关军事方面的技术，但是我不相信这里面有什么带有实质性的军事机密，我也不相信在他们的交流中间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我主管中国工业几十年，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尖端技术是从美国来的。当然，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的发明往往是殊途同归，我们中国的导弹与核技术确确实实也是从外国引进的。我们导弹技术最早的先驱者是钱学森先生，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们核技术最早的先驱者是钱三强先生，他是从法国的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回来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回来的时候一片纸也没有带回来，就带回来一个脑袋。所以，我在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请你们不要过低地估计了你们自己的安全保密的能力，也请你们不要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州长请我吃饭，他问我：“你们今年准备怎么庆祝建国50周年呢？”我说，我们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在这个阅兵式上将要展示中国最先进的武器，而这些武器都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州长夫人就建议：“那你们应该在导弹武器上写上一个广告：‘It’s made in China, not from USA（中国制造，非美国品）’。”我很欣赏她的幽默，我说：“That is a good idea（这是个好主意）”。当然，克林顿总统先生曾经宣布了，说美国有6000多件核武器，中国只有二三十件。他比我更清楚，我都不知道中国具体有几十件核武器。这个数字我虽然搞不清，但是我同意总统先生的结论：我们的很少，你们的很多，根本不可能威胁美国。第71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2)
至于政治献金的问题，我也很负责地声明，我和江泽民主席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们两个人也问过我们军方的高层人士，他们回答我们，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你们美国有些人把我们看得太低了。如果政治献金真能够起作用的话，那我现在有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至少可以拿100亿美元来做这个工作，我怎么只拿30万美金来做呢？太愚蠢了！我听说，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制造rumor（谣言）花了很多钱。我从来不相信这些谣言。我觉得我们通过相互的讨论，甚至于辩论来达成我们的共识，这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对于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同意配合美国进行调查，只要你们提出线索，不管是谁，我们都会进行调查。我也回应克林顿总统关于中国参加WTO的问题。他说，允许中国加入WTO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也应该说，中国作出最大的让步也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
香港报纸都说我到美国来送“大礼”来了，我认为这种提法是很不正确的。对不起，我讲话又走火了，得罪了新闻界。
因为中国要加入WTO，要融入国际社会，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不作出让步是不行的。当然，这种让步会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国有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完全有把握地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经受住这种冲击，而这种冲击所带来的竞争会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效益来继续发展。
我请香港的记者朋友们注意，你们以后不要再讲送“大礼”了，送“大礼”就等于政治捐献，这对于克林顿总统是十分不利的。
记者：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近来，国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些议论。请问总理，你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有何看法？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亚洲以及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会有什么影响？
朱镕基：中国的经济在去年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个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特大的洪水灾害。但是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仍然取得了7.8%的发展速度的成绩；而且，我们的人民币没有贬值，我们的物价不但稳定还略有下降。至于中国今年的经济情况，很多外国人都预言中国将是下一个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那我可以明确地说，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中国经济今年的发展速度预期是7%，今年第一季度是8.3%。我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状况一定会比去年好，倒不是单纯地讲发展速度，而是讲经济效益，一定会比去年好。
第二，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停顿了，我现在在这里明确地回答，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去年不但没有停顿，而且比预期的计划还有更大的进展。首先，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原来说中央政府机构要在3年以内精简一半，也就是从3.3万人减到1.6万人，这一任务在去年一年就已经完成。除了4000人去学习以外，其他的都分流到企业里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今年地方政府也要进行这种改革，也要减一半人，也就是说，500万人中减掉250万人。当然，我给他们的目标是3年完成。
第三，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失业人口，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我想，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确实，中国去年年初的时候，国有企业约有1000万人失业，或者说是下岗了，但经过我们去年的努力，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所有的失业工人都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量的人得以再就业，现在待业的工人只剩下600万人了。这样的机制的建立，更有利于我们在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化，对中小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包括私有制，来把国有企业搞活。
最后一条，中国的银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我们将要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来成立中国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离不良贷款，处理不良贷款。我相信，这一改革有利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加强它的监管能力，符合国际的规范。这样，中国的人民币就不会贬值，而会是稳定的。第72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3)
我愿意在此向美国的企业家呼吁，请你们到中国去投资，绝对不会有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不相信的话，我可以采纳你们芝加哥大学米勒先生的建议，让我做一个put option（卖方期权），人民币不贬值的期权，你们谁愿意做，我就跟你们做。
记者：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总理先生你已经知道了，美国国务院最近出了一个关于贵国侵犯人权方面的报告，美国也准备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案。你觉得美国这样做，你们是完全冤枉的，是完全不公平的，抑或中国还是有一些问题应该得到纠正？
朱镕基：首先，我坚决反对美国提出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中国的人权事业在中国解放后这几十年，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民主政治的权利，人民群众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的法制来批评、来监督他们的政府，可以畅所欲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比起过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足够的进步了。
第二，我认为关于人权的观念也应该历史地来看待，同时，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关于人权的概念，中国的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讲人权，比法国的卢梭和美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了。我想，不但人权的概念有历史的发展，而且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像我们跟美国，人均的国民收入差了20倍，美国大学生的比例比中国文盲加小学生的比例还要大，这样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国民收入，我想他们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跟很贫困的人民来谈什么直接选举，恐怕他们更关心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享受文化娱乐、卫生的权利。我们讲的人权应该包括这些方面。
每个国家都会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善人权状况，着急是不行的。说老实话，怎么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比你们还着急得多啊。
第三，我承认我们的人权工作是有缺点。你们要考虑到中国有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人民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法制队伍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判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人权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很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有一个渠道来对话，我们不要对抗。
当有些外国人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有人给我一个名单，让我释放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对你们的意见都是认真地对待、仔细地查考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刑事犯罪，我们就把他释放了。这次我来美国前，我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也寄给我很多材料，指出美国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要我把这些信件递交给克林顿总统。我没有带来，我不想交给他，因为你们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克林顿：说实话，有时我们也可以请外面的人来解决问题。《纽约时报》说的问题我也看过了。至于具体的情报，因为政策的原因，我不能加以评论。但是，那篇文章说那些国家实验室和这个间谍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也没说清楚。我希望有关方面的人士去调查这个问题，并尽快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希望执法机构和单位能够加快调查。长久以来，国家实验室就是有这么一个安全措施搞得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实验室长期以来有一种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是科学研究、学习的中心，搞能源的发展，搞软件的开发；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承担了核科学方面的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我们的安全搞好。我在1998年签署了行政命令，能源部理查森部长也采取了有关措施，吩咐一个咨询委员会——一个不分党派的双党的咨询委员会去调查这个问题，看我们有哪些不足之处。因为长年来，这些国家实验室真正面临的都是安全措施搞得不够严密的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调查；而且我觉得，应该以正确的方式做调查，并尽快把它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