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录学
班固撰《汉书叙传》，始有“目录”之名。宋代“目录学”成为一门专学。宋、金、元时期在目录学方面有十分显著的成绩。
崇文总目——宋代承袭前朝，由官府聚集学者，校勘图书编目。仁宗时，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书籍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看详，定其存废。又命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前后历时八年，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赐名《崇文总目》。《总目》著录群书，首书名，次卷数，最后著录撰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官衔，并略考其存缺情况，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目录书。
通志·艺文略——郑樵《通志》中编有《艺文略》。郑樵不取唐以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也不赞同《七略》的体例。《艺文略》尽收古今目录所述群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即集部）等十二大类，又细分为一百五十五小类，二百八十四目。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是一个显著的革新。郑樵还重视图谱，认为书籍不仅应有目录，还必须具备图书表谱。《通志》撰有《图谱略》，是一创举。
私家藏书目录——宋、元学者私人编写一家收藏的书籍目录，成为一部专书，这也是一种新创。代表作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郡斋读书志》四卷，对每种书籍的作者或注疏者的爵里时代，都有详细的介绍，并且对书籍的内容优劣得失，作出评论。《遂初堂书目》是尤袤就其所藏书籍撰修的目录，特点是略记各书的版本，为后世开辟了注重版本的风气。陈振孙在宋理宗时传录郑樵等家藏书，达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书后，著文介绍作者、内容，并略评其得失，称为“解题”。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有《经籍考》七十六卷，大体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二书编成，分为四部，每部分若干类，每类各有小序，介绍其内容，叙述其学术渊源、派别及其兴衰、存亡。著录各书，先录作者姓名，后述书名、卷数。又有解题，介绍作者的经历和书的内容得失，并附按语考订。目录学方面的考证工作，是马端临的独创。
（五）音韵学
宋元时期的音韵学，包括今韵和古韵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今韵——所谓今韵，是指魏、晋、唐、宋时代的语音。隋代陆法言等撰《切韵》五卷，是研究“今韵”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时，撰《广韵》一百卷。真宗时，命陈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韵》五卷，次年赐名《广韵》。《广韵》依平、上、去、入四声，将韵部分为二百零六个，是当时文人作诗文押韵的标准。但此书分部过于繁琐，实际用韵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时，贾昌朝撰《礼部韵略》，比唐代减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应麟：《玉海》）。金哀宗时，王文郁撰《平水韵略》，分上、下平声各十五韵，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共一百零六韵。与此同时，张天锡撰成《草书韵略》，分部与王文郁略同。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诗韵，可能是金代的官韵。南宋理宗时，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比仁宗景祐《韵略》少一部，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韵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编《中原音韵》，将入声合并于平、上、去三声，再以平声分为阴、阳二声，以合四声之目，分韵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几种韵书的一百零六韵，成为后世通用的诗韵。
司马光撰《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把三十六个字母分清、浊，作二十图，以独韵为首，其次为开合韵，每类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为顺序。用图表的方法研究切韵，是一个创造。
古韵——如果用《广韵》来读《易》、《诗》、《楚辞》、《老子》一类有韵的文字，就会发现“今韵”与古韵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吴械开始对古韵作专门的研究。
吴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 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传）。今仅存《韵补》五卷。此书从《易》、《书》、《诗》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欧、苏的著作，共五十种，收集用韵和今音的不合之处，把它们综合一起（《直斋书录解题》），就《广韵》二百零六部提出 古通某（如“冬”“锺”注：古通“东”）、古转声通某（如“佳”、“皆”、“咍”注：古转声通“支”）、古通某或转入某（如“江”注：古通“阳”或转入“东”）。概括他说，他的学说，可分“通”、“协”两个方面。“通”是说音本相近，古人韵缓，可以通用，如东、冬、江相通；“协”是音、韵俱非，必须转声读之，才能相协，如在佳、皆韵下注“古转声通支”。吴棫的协韵说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不知道协韵就是古人的正音，而把今音合于古书，因此不能一以贯之，不免颠倒错乱，甚至出现一些臆说。不过，吴棫根据古籍古韵或者今人所用古韵，互相比较，来考定古韵的分合，为后人开辟了研究古韵的途径。朱熹的《诗集传》，大多因袭吴械的协韵说，只在“推不通”处，用己意补入。
又有郑庠撰《诗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韵目，归并成阳、支、虞、先、尤、覃六部。这是中国声韵学上古韵分部的开始。郑著不传，后世学者分古韵为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郑庠所定六部为基础，渐趋周详。
（六）地理学——地志与地图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和商业的繁荣，交通的发达，以及政治、军事的实际需要，促使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方志 方志是记载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述，包括政区演变及山川、物产、风俗、人口等各个方面。宋、元统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编纂图志，奏报朝廷。朝廷又命专人，将各地区方志汇总，编成全国范围的总图志。这些著作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在编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体例。
总地志——从北宋初年起，出现了许多全国总地志。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基础上，改进了编修体例，内容也更完备。
《太平寰字记》，北宋乐史撰，共二百卷，目录二卷。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成书。记述范围，以宋初十一道为主，附及周邻各少数族和外国。乐史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乐史《上（太平寰字记）表》）《寰字记》大体上沿袭唐代地志的体例，但不附地图，增加了人物和艺文的材料，使以后的地志体例为之一变，地理的内容减少，历史的资料增多。
《祥符州县图经》，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真宗景德年间，命翰林学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编各路所上图经。大中祥符三年（一○一○年）十二月，书成献上。各地疆界、道里、户口、赋税、民情风俗等都一一具载。南宋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大多引用此书。
《元丰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书后，陆续修订补充，一○八五年正式颁行。王存等依据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编纂；由于“不绘地形，难以称图”，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图称为“图经”）。《元丰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统来叙述，注重记载本朝的现状，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记载地里、主客户数、土贡和各县的情况。
《舆地广记》，北宋欧阳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间成书。《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宝庆三年）成书。《方舆胜览》，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书。这三部宋代的总地志，都注重记载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较少，但对后代编修《一统志》很有影响。
《大元大一统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时，命搜辑全国总地志，以明“一统”。一二九四年，书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成宗时，陆续获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文命秘书监增修。一三○三年再次成书，共一千三百卷，由孛兰肹、岳铉等献上。顺帝时，刻印流传，定名《大元大一统志》。此书大致以一州为一卷，如事迹较多，则分为数卷。每州约分十目，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种地志，内容比宋志更加丰富。《大元大一统志》今已失传，仅存辑自《永乐大典》等书的残卷。
地方志——专记一州一县甚至一镇的地方志，宋代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十多种。以时间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区而言，南方比北方多。这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传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较重要的有十几种（见下页表）。
这些地方志分类细致，文词也比较雅驯。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面积、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户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商税、赋税等有关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但更多的是职官、科举、人物、古迹、艺文等，比《太平寰宇记》更加史传化。不过，这些记载为研究各城市的经济、政治等情况，保存了有用的资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图，更是珍贵的文献。
金代初年，也曾编纂过《州郡志》，海陵王时有的府、州编纂过《正隆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图 宋、金、元各朝都重视地图的制作。北宋初年规定，每逢闰年，各州上贡地图和户籍，称为“闰年图”。后来又规定各路每十年画本路图一份，上交职方
员外郎，称为“职方图”。朝廷参照各路的地图，绘制成本朝全图。此外，还绘制各种专门性的地图，如外域、边防、宫阙、山川、水利、交通、都会等，种类繁杂，数量甚多。《宋史·艺文志》和《玉海·地理门》著录了宋代的许多种地图，有《山川形势图》、《南北对镜图》、《混一图》、《掌上华夷图》、《西南蛮夷朝贡图》、《交广图》、《河西陇右图》、《麟、府二州图》、《河东地界图》、《地里图》、《指掌图》、《福建地理图》、《东京至益州地里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里图》、《西域图》、《海外诸蕃地里图》等。北宋末年，金兵从开封掠取了宋朝宫廷中保存的《大内图》、《夏国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等。南宋孝宗有志恢复，在他的宝座后金漆大屏风上，画有本国和周邻各族、各国的地图，便于随时观览。
宋太宗时，命画工将各州图，合并绘成一幅全国图，共用绢一百匹，藏在秘阁。宋制，每匹绢长四十二尺、宽二尺零五分，这幅地图的面积就大八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图了。
《华夷图》——唐代贾耽曾绘制《海内华夷图》，对宋代的绘图技术影响很大。北宋赵竦重定《华夷图》，一尺半见方，字如蝇头。苏州人张珙擅长刊馋，上石三年始成。这幅地图在一一三七年（刘豫齐国阜昌七年）上石，高、宽各三尺余。据石刻题记可知这是在贾耽图的基础上，将唐的行政区域名称改为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状况描绘。图中对宋朝的山水、长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当清楚。图中的海岸轮廓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但东部的海岸线还大致分明。黄河在今山东利津处入海，是一○四八年（仁宗庆历八年）以前的状况，绘制时间当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图》——此图在《华夷图》石碑的背面，与《华夷图》同时上石。图中黄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稍晚。图中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海岸线特别是山东半岛和雷州半岛，画得比较清晰，这说明这时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较精确。在图中相当于图名和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图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红二色区分，上石时无法分别朱墨，所以只刻今（宋）名。南宋时，镇江府等地曾依长安本重校，再行立石。与同时代的欧洲舆地图比较，《禹迹图》的绘制技术是先进的。
《天下州县图》——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请，编绘全国地图，并提出借用职方所藏各种图经和地图。一○八八年，绘制成功，名《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今图》。沈括在实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势，即使天寒地冻、长途跋涉，也坚持作测绘地图的工作。他在魏晋裴秀“制图六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图七法：分率、准望、牙（互）融、傍验、高下、方斜和迂直。他所绘《天下州县图》，以二寸折百里，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碍，皆随事准折。还绘成纬度格和经度格，分为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干、乾坤艮粪四卦称之，防备后世此图遗失，看到文字记载，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县，仍然可以复原。沈括的这套地图（总图一大轴、一小轴，各路图十八轴）和文字记载，都已失传。
《地理图》——南宋黄裳在任嘉王（宋宁宗）府翊善时绘制。黄裳通晓天文，地理。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晚一些，但所画海岸线和河流，都与《禹迹图》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计里开方法，而画了许多立体的山脉，很近于现代地图的自然描景法。这幅地图的石刻现在还保存在江苏省苏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舆地图》——元初朱思本绘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较高的道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这个机会，旅行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绘成此图。由于画面较大（长、宽各七尺），不便流传，虽然也曾刻石，但未能保存传世。从现存明代罗洪先据此改绘的《广舆图》，可推知朱图的大概。
地图模型 宋神宗时，沈括察访河北边区，调查山川险要，用面糊、木屑、熔蜡塑成山川、道路形状，作成轻便的模型，回官衙后用木刻制正式模型。从此，边区各地都制作木图。南宋黄裳也作过《舆地图》木刻模型。朱熹曾访求黄裳的木图准备仿制，还准备仿照谢庄的办法，将两三路合作一图，旁设凹凸，使犬牙交错，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装拆。朱熹还用胶泥制过地图模型。
沿革地理 由于印刷业的发达，书籍流通方便，易于进行排比对照的研究，沿革地理学因而得到发展。这时，出现了不少专门性的著作。据《宋史·艺文志》等书著录，有易祓《禹贡疆理广记》、吴澥《历代疆域志》、杨湜《春秋地谱》。这几部著作依据宋以前历代地理志的材料编纂而成，有的研究历代的地理，有的专门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志中，也都列专章叙述沿革。《太平寰字记》叙述郡县，首先介绍建置沿革。《舆地广记》记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论述，如对郢都、云梦泽、唐代扬州等。郑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历代封畛是考证宋以前历代的疆域沿革，而《都邑略》则是郑樵新创的体例，专门论述历代各国的都邑，同时附述历代周邻各族的都邑。南宋王应麟，以研究《资治通鉴》的地理著名，撰有《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此书已失传。今存《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从历代州域、都邑、形势到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兼及两宋的地理情况，各为条例，逐一考核。另有《诗地理考》六卷，考证三代时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涉及历代地理，也有较精辟的论述。
河源志——中国古代对于黄河上游地区，已有相当的了解。《禹贡·导水·河水》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唐代官员多次到达河源一带，但对河源的记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世祖时，女真人蒲察都实奉命为招讨使，往求河源，开始了对黄河源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实西行，同年冬天还报，具述黄河上游两大湖（合称“阿刺脑儿”，即今鄂陵湖、扎陵湖）和星宿海（“火敦脑儿”）的情况。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处得悉这次踏勘的详情，撰成《河源志》一书。根据此书，都实已对河源一带的星宿海及“阿刺脑儿”进行了实地勘察，并且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如地形、水系、植被、动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记录。都实的勘察虽然已经到了河源以下的星宿海和鄂陵、扎陵二湖，但还没有穷源。不过，他的踏勘和记录，使人们对黄河正源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贸易发达，元代西域畅通，南海往来频繁。一些学者综述见闻，写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种，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领域。
萍洲可谈——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写成。朱或父朱服，曾在徽宗初年知广州。朱或记述其父所见所闻，较多地记述广州市舶和善坊的情况。其中也记录了一些亚洲国家如高丽、三佛齐的地理情况。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针进行远洋航行，朱彧注意到这一重大的创举，记录书中，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门。一一二三年，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因撰此书，十分详细地描写高丽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还图画其形状，回朝后献上。此书也记载了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情况。
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共十卷二十门。一一七八年作序。周去非根据自己任桂林通判时的见闻，其中外国门、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记录宋朝南方与东南亚、西南亚以及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较为详细。周去非撰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岭外事情的询问，使宋朝人民了解许多外国的地理知识。
诸蕃志——南宋赵汝适撰，分上、下二卷。据作者一二二五年所撰自序，他这时仕提举福建路市舶官，“暇日阅诸番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据以写成《诸蕃志》。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五十九国的地理以及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龙脑、乳香、没药等四十多种海外物产，每件物产都记载产地、采制方法及用途等。《诸蕃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异域志之一。
西游录、北使记、西游记、西使记——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从成吉思汗西征，在西域居住六年，行程五六万里，写成《西游录》一书。一二二○年金使乌古孙仲端奉派使蒙古，觐见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他返回后口述行程，由刘祁记录，题为《北使记》。全真道士丘处机（长春真人），一二二一年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经蒙古，到达中亚，三年后回国。随行的弟子李志常记录行程见闻，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元宪宗之命前往波斯，次年回国。他的旅行历程由刘郁写成《西使记》。以上这些游记都叙述了他们经历的山川城市和沿途的民族风习，是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有价值的著述。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宋代记述海外情况的专书，由于作者得之传闻，不免有些失实。元代一些海上旅行者写作的海外地理著述，由于亲自经历，记载的内容更为详实可靠。周达观在一二九六年随元朝使臣赴真腊一年多，回国后撰成《真腊风土记》一卷，共四十则，记述今柬埔寨的城廓、宫室、服饰、村落、出产、贸易等地理情况。汪大渊在一三三○年到一三三九年，两次随商船出海，途经南海诸岛和印度洋沿岸数十国，还可能到过东非。他随手记下见闻，回国后编写成《岛夷志略》一书。书中某些内容沿袭周去非、赵汝适的旧说，但大部分记载详实，较当时其他的有关地理著述更为可信。
第四节 科学技术
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宋元时代是科学技术最为繁荣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重要时期。天文学、数学、医学与本草学以及技术科学的许多部门都取得了新成就。下面分别作简要的叙述。
（一）天文学与数学
天文学 宋朝历法一共改了十九次，是我国历史上历法改革频繁的一个朝代。历法的不断改革，反映了天文学研究的活跃。
宋朝天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到神宗前，历法以崇天历为代表，主要成就是超新星的观测；神宗朝到北宋末，历法以纪元历为代表，主要成就是水运仪象台的制造；南宋时代以编撰统天历为著名。
北宋初，用后周王朴的钦天历。钦天历在天体运动的计算中提出了等加速运动的公式，是准确的。仁宗朝用崇天历前后达四十年。著名的天文学家楚衍参与崇天历的编撰。在司天监任职四十多年的天文学家杨惟德，在他的著述中曾一再介绍崇天历。崇天历的天文数据较接近天文实际。至和元年（一○五 四年）四月朔 有一次日全食。当时在汴京观测这次日食是“日食既，至申乃见，食九分之余”。用崇天历推算食甚时间在申正一刻二十分，食分为九分半弱，与观测所得几乎相同。北宋又有纪元历，是天文学家姚舜辅等所编撰，它的求赤道坐标变换为黄道坐标的计算方法比较简易。纪元历中还引进了四次方程式的算法。它的各项天文数据多为金大明历和元授时历所采用。北宋沈括提出了十二气历的编制方法，虽没有实行，但在历法史上无疑是一项卓越的成就。
北宋的天象观测很有成绩。对天空三十一大区（即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和二十八宿）恒星位置的观测共进行了六次。大中祥符、景祐、皇祐、元丰、绍圣和崇宁年间各进行过一次。元丰时的观测被画成星图，见于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和黄裳的天文图。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黄图在乎江府复刊，即现存的苏州天文图。崇宁年间观测到的记录，部分载入纪元历内，所测二十八宿距度星的平均误差绝对值只有0°.15，已很精密。
北宋有两次超新星的观测，一次是一○○六年（景德三年），一次是一○五四年（至和元年）。前者是在司天监内观测到的，在骑官星西，相当今天蝎宫星座，形状如同半个月亮，四周有光芒，亮度可以鉴别物体。后者是杨惟德观测到的。这星本来很暗淡，他观测时忽然亮起来，星的亮度和金星差不多，四周都是光芒，颜色已达到炽白状。这是因为星的内部结构突然变化而引起爆发，亮度增加千万倍所致。杨惟德观测到这颗超新星的位置在天关星附近，相当今金牛宫星座内、所以这超新星称为一○五四年金牛座超新星。
一○○二年（咸乎五年）司天监对狮子座流星雨的观测，一○六四年（治平元年）沈括对陨星的观测，一○六六年（治平三年）司天监对哈雷彗星的观测，都很有名。沈括对这次陨星的记录也很翔实。历史上以陨星为陨铁的解释，沈括是第一人。
北宋的天文仪器制造也有成就。在计时仪器方面，仁宗朝有燕肃造莲花漏，在很多州使用。莲花漏就是浮漏，用两个放水壶，一个受水壶，再用两根叫“渴乌”的细管，利用虹吸原理，把放水壶中的水，逐步放到受水壶中，使受水壶中水平面高度保持恒定。相等时间内受水壶的水流速度恒定，据以测定时间。
元祐年间，苏颂和韩公廉等制造水运仪象台。这是把测量仪器的浑仪，表演仪器的浑象和计时仪器集中在一起的一项划时代创作。这个水运仪象台分三层，高三丈，上层放浑仪，中层放浑象，下层是传动机械设置部分。在报时的设置上又分五层木阁。古代以一天为一百刻，又一天有十二时辰，一夜有五更，一更有五筹（五夜）。这五层木阁都能报告出来。这个仪器用水力转动，吸收前人许多优点而发明了和钟表中相同的擒纵器，使这仪象台有节奏的按时转动，把报时、观象、测天同时表达出来。刘弇（元丰二年进士）在《龙云集》卷二《太史箴并序》一文中说：“其后筑台，别置浑仪象，激金水其下，机擎轮吞排，晦斡明至，与造化分疾徐低昂。”推崇备至。
南宋改历，以宁宗朝杨忠辅的统天历为冠。统天历定一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5日，和现代通用的格列高利历相同。后来元朝的授时历也同这个数据。统天历还提出了回归年日数长度变化的法则。
绍兴年间，王及甫曾制造假天仪，见他所著的《天经》。这假天仪整个形状象一个瓮，瓮里面“钻穴为星”，把我国看不到的南天星座部分作为瓮口，瓮用柱撑起，瓮口有四柱小梯，观看时可以扶梯进去。这个瓮还有一根轴可以转动表演。元朝郭守敬造玲珑仪也是一个假天仪，是王及甫工作的继续。
金灭北宋，把纪元历也带到北方，成为金杨级编大明历的底本。一一八○年（大定二十年），赵知微重修大明历。赵知微的贡献有两条，一是对太阳视运动的计算中初步用了内插法三次差的公式。二是对日月食食限的计算用了几何方法。这都是天文计算方面进步的措施。契丹人耶律履修乙未历，没有实行。后来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在元初修庚午历，庚午历内容虽十九采自赵知微的大明历，但耶律楚材在历法中提出了朴素的地球经度（里差）概念，也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一项创见。又据《金史·天文志》，兴定五年（一二二一年）司天台内还有女真族天文学家夹谷德玉担任天象观测工作。
金朝从北宋得到的天文仪器，放在法物库内搁置了二十多年。一一五四年（贞元二年）始交司天台管理。贞祐南渡后没有搬回开封。又因当时铜的缺乏，在开封也没有造新的浑仪。据《金史·章宗纪》，承安四年（一一九九年）有丑和尚进浮漏、水称、影仪、简仪等图，当时“命有司依式造之。”浮漏即指莲花漏。水称在北宋水运仪象台中约相同于天衡。影仪和简仪的内容不详（可能为后来郭守敬造简仪和景符时所据）。
明昌年间，张行简又造星丸漏，比较新颖。星丸漏北宋叫辊弹漏刻，很少记载，相传是后唐僧人文浩所发明。利用一铜丸，通过四个曲折的孔道，从上放入自下落出，保持恒定速度而测定时刻，在行军和旅途中应用。后来元朝都城用的碑漏，也是星丸漏的一种。又据《金史·章宗纪》，泰和四年（一二○四年）司天台长行张翼曾进《天象传》。长行是司天台内的散职官名，《天象传》当是天象记录的专书。
元朝天文学以郭守敬等人编制授时历为其高潮。清代所编《畴人传·郭守敬传》说：“推步之术，测与算二者而已。简仪、仰仪、景符、几之制，前此言测候者未之及也；垛叠招差、勾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先之以精测，继之以密算，上考下求，若应准绳，施行于世，垂四百年。可谓集古法之大成，为将来之典要者矣。”这不独是对郭守敬等人的评价，也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总结。测是观测，代表仪象；算是历算，代表历法。先通过观测实践，再通过计算实践，所得结论是“若应准绳”，便以为法。一二八○年（至元十七年）授时历编成，郭守敬等人在给忽必烈的奏报中说：自西汉三统历到北宋纪元历共一千一百八十多年，历法改了七十次，其中新创法的有十三家。从纪元历到至元十七年又一百七十多年，授时历考正凡七事，新创法又五事。按授时历中考正七事都是对天文数据的重新测定。包括冬至时刻、回归年长度、太阳的位置、月亮的位置、交食的辰刻、二十八宿距度和太阳出入时刻。其中测二十八宿距度比北宋崇宁年间观测的还要精细。回归年长度则采用了统天历的数据而加以详细证明。创法五事都是对天文计算的改革，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全面用内插法三次差计算并定出公式，即所谓“垛叠招差”。二是引进了球面直角三角形法，即所谓“立浑比量”。
授时历的完成主要归功于郭守敬在仪象观测上的贡献。在天文仪器制造上郭守敬确有惊人的创造力。他十五六岁时即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大德年间将近七十高龄还造天文钟呈进。专研于此，达半个世纪。郭守敬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勇于创新，力求提高精确度和切合实用。元以前的浑仪上有七八个大小的环，环环相套，在观测上妨碍视线。郭守敬造简仪以简化浑仪，只保留了两套观测用环，一个是测量赤道坐标，一个是测量地平坐标。元以前的圭表高八尺，郭守敬造高四十尺的铜表比旧有的表高五倍，这样对测量日影长度的相对误差可减少到五分之一，测量的精确度大为提高。又在高表上设置了景符，能测量到太阳圆面中心的精确位置。他又造七宝灯漏、柜香漏、屏风香漏等计时设置，都是根据不同要求而制造使用的。
元朝在天文学上还有一项重要的成就，即一二七九年（至元十六年）的大规模纬度测量。这次测量在二十七个观测站举行，地理纬度从北纬15°到65°。观测的结果在陕西行省、河南行省和中书省直辖地的十四个观测点用纬度值来比较，平均误差在半度以内。可见观测的精细可贵。
数学 与天文学关系密切的数学，宋元时代也很发达，出现了好几位有成就的数学家。北宋有贾宪，南宋末有秦九韶和杨辉，金末有李冶，元初有朱世杰。秦、杨、李、朱是金元之际数学上的四大家。
贾宪是天文学家楚衍晚年的学生，做过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时在沈括之前。王洙《谈录》上说：“贾宪运算亦妙，有书传于世。”贾宪在数学上的发明有二：一是开方作法本源图，就是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从商除、平方、立方、四次方一直到六次方的系数列成一个图，世称贾宪三角形。比西方同样的巴斯加三角形要早六百年。二是增乘开方法，是解一元多次方程求正根的一种简便方法。这种方法也比西方为早。商除是一次，平方是二次（是面积），立方是三次（是体积），这都容易理解。再进一步碰到四次是什么，要突破这一点，确实很非凡，开四次方可以，则开多次方便可类推了。贾宪为我国古代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贾宪以后，沈括在数学上也做了些工作。一项叫会圆术，就是已知弓形的弦和圆径求弧长。在我国历史上首先提出孤线与直线的关系，但沈括的结论还是一近似公式（这公式元朝郭守敬等人撰授时历时用到它）。又一项叫隙积术，用到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沈括还发明了指数相乘的法则。物理学上凹面镜成倒像的解释，沈括说箩家叫“格术”。天文学上推算五星运动的顺逆留合，沈括说算家叫“缀术”。测量学上的审方面势，沈括说算家叫“喜术”。当时对待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于此可见。
秦九韶，南宋未普州安岳人。早年曾在杭州从隐君子受数学。一二四七年（淳枯七年）著《数书九章》一书。他在著作中发展了贾宪的增乘开方法，解一个一元十次方程式，并附有算图。算图中列算式如层层剥笋，秩序井然，所以现在还有人把增乘开方法叫“秦九韶程序”。秦九韶还发明了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的普遍解法，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剩余定理。
金代，数学上发明了天元术。大约金中时开始流行，之后得到迅速的推进。一一八四年（大定二十四年），平阳毕履道为了校订地理书用到当时流行的算法。又有平阳人蒋周著《益古》一书，记录了天元术。还有金都水监颁印的《河防通议》（约在明昌年间）也有算法讲到天元术。蒋周这部书已伏，《河防通议》中的算法可以从元人引用中得知。最早的天元术比较简单，立出算式只是解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天元术发明后，平阳、太原、东平、真定等地区广为传播。
天元术以“元”代表未知数X，以“太”代表常数项。列式时把元字写在算码的右侧，如11元即表示2x，或单写太，如11太也同。写了元便不写太，写了太便不写元。方程式的各项是从下而上，即太在元下，太是常数项，元是X项，元上是X2项，再上是X3项等等。太下是1/X（即X-1）项，再下是X-2项等等。也有记法从上而下恰恰相反。在用算筹排列时，正数用红色筹。负数用黑色筹。用算码时，正负数也用红黑色区别，但为了书写方便，可在算码的个位数加一斜撇，如-2作，-231作‖川卜。天元术的方法一般是根据问题中已有条件，立天元一（x）为未知数（所求数），最后列出方程式，解方程得数。至于解方程式在一元三次以上，就要用到贾宪的方法。
金末在真定府一带流传的一部数学著作叫《洞渊测圆》，指演算勾股容圆（直角三角形的内接圆）算题共有十三问。李冶根据此书加以推广，又集天元术的大成，写出了他的名著《测圆海镜》。
天元术出现后，很自然地发展为天地二元木，天地人三元术和天地人物四元术。这大概已是元代的事了。
现在流传下来的元代数学著作有：《锦囊启源》、《透廉细草》、《丁巨算法》（一三五五年），只存辑本；《算法全能集》、《详明算法》、《算学启蒙》（一二九九年）、《四元玉鉴》（一三○三年）存有足本。后两书都是朱世杰所撰。朱世杰是元朝数学家的代表，也是当时世界上杰出的数学家之一。
朱世杰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明四元术和多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他是一位数学教习，周游湖海二十余年。他的数学实践活动大约在元朝初期。由天元术发展到四元术是当时数学演算中的必然结果。四元术以天地人物表示四个未知数，天在下，地在左，人在右，物在上，中间是太。和天元术的表示法相类，太（常数项）下面是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左边是地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右边是人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上面是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如果天与地相乘则放在左下方各位置，地物、物人、人天相乘类似。只有不相邻的天物（上下）、地人（左右）相乘各项，则放在相应的夹缝内。四元术的计算方法用四元消法，把四个元经过剔消，最后剩下一个元。这个元如果不是天元，可以易位。然后用天元术的解法，求得答案。《四元玉鉴》的一篇序文上说：“上升下降，左右进退。互通变化，乘除往来。用假象真，以虚问实。错综正负，分成四式。”这种数学思想的形成是经过了比较复杂的思辩过程。在我国古代数学中明确提出数学“用假象真，以虚问实”，这还是第一次。
朱世杰的多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古代叫垛积术。他以茭草垛（即一加二加三加四……）为母垛，推演出各种不同方式的垛而求其积。其名称有英草落一形、三角落一形、撤星更落一形等十多种。朱世杰在垛积命名和演算上都掌握了演绎归纳的初步方法，他演算的结果和推导的公式都很准确。朱世杰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先进的。
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商业上交换的频繁，宋元时代实用算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第一是发明了除法口诀。第二是出现了完整的算码。第三是计算工具由筹算发展为珠算。
简易乘除法在唐中叶已有人注意。北宋初徐仁美设“增成立一”法，沈括说：“增成一法，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九除增一和八除增二就是后来的九一下加一和八一下加二等句。同时，宋初的应天历内提到身外除一、身外除三等，身外除一指除数是十一，身外除三指除数是十二。可知除法口诀在宋初已开始有了萌芽。这一新生事物很快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到南宋末和元初，除法九归的口诀便全部成熟了。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等句在计算技术中传诵开来。又在田亩计算中发明了飞归。在斤两换算中，创造出斤求两和两求斤炔。记录简易乘除法的专书应推南宋末杨辉的著作。杨辉是钱塘人，著有《杨辉算法》，对后来省算工作的推广影响很大。
南宋出现了算码，关键是零符号的发明。南宋蔡沈的《律吕成书》内，把118098用文字表示为十一万八千□□九十八，这□□即代表空百。画方时一快便变成○了 。大约江南在南宋未，北方在金末元初，数学著述中都出现了○的符号。零的发现是数学史上一件大事。北宋司马光《潜虚》中曾经以×表示四。这样我国算码的初步形体是| || 川 乂 ò 义，后来书写ò变成8，义变为夂为文。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苏州码子字。在阿拉伯数码字推广使用以前，我国数学上的演算，商业上的会计都用这种算码。
元代已普遍使用算盘。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盘诗。元剧中也见算盘。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已论算盘珠。近年发现洪武辛亥（一三七一年）金陵王氏勤有书堂新刊《对相四言杂字》（看图识字书）有算盘图，十档，上二珠下五珠。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珠算算盘图。这部《对相四言杂字》中图绘的服装纯是元代式样，知此书的租本当在元代。书中还有算子图，算子即算筹。《水浒传》中所称的算子也即这种算筹。由此看来，元朝到明初仍是筹算和珠算并用时代，大概到明中叶以后，便废弃筹算而专用珠算。
（二）医学与本草学
宋朝编辑出版了大量医药书籍，传播医药文化。仁宗时，两次集中校刊医书。一○二六年（天圣四年）编辑出版了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并在汴京刻石。又铸铜人，刻画经穴传授。九七八年（太平兴国三年），王怀隐主编《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按一千七百二十九种症状，收集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份处方，分一千六百七十门类编排，在九九二年（淳化三年）和一○八八年（元祐三年）先后出版。太宗雍熙年间，贾黄中等人编辑《神医普救方》达一千卷之多。徽宗时，曹孝忠主编《圣济总录》二百卷，收录药方二万多，已雕板而不及付印，北宋亡。金军占领汴京时取走书板，后在金、元刊刻。
神宗元丰中，诏令各地名医进特效药方，由太医局通过试验，证明可用后，按方制药，在太医局熟药所出售，并把药方出版，公诸于世。徽宗大观时，陈师文等又进行订正，凡录二百九十七药方，分二十一门，这就是有名的《和剂局方》。局方的出版是北宋后期医学中的一件大事。局方所收的都是复方，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发的配方手册。岳珂说：“《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几经名医之手，又经太医局内臣参校，可谓精矣。”《和剂局方》一书后来曾不断增补，在宋朝风行一时。
北宋医学已分九科，即：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儿科）、产科、疮肿兼折伤（外科）、眼科、口齿兼咽喉、针灸、金镰兼书禁（金链也属外科，书禁指祝由科等类）。
宋代医学上的成就，以儿科为最著。北宋中叶，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三卷，钱乙专研儿科四十多年，对儿科常见病都有比较准确的治疗方法，已能鉴别痘疹和其他发热病不同。南宋初，刘昉等人编《幼幼新书》四十卷，同时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二十卷，收集儿科病例比较全面。前者对婴儿保育方法、新生儿病和小儿发育异常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后者举出小儿脐抽风和成人的破伤风属同一种病，是诊断学上很大的发明。又对小儿缺唇的缝合和小儿骈指的切断，也创我国医学上的先例。
妇产科在宋代也有进展。哲宗时，杨子建著《十产论》，记载了横产（手先露或臂先露）、倒产（足先露）、偏产（额先露）、碍产（脐带攀肩）等不同类型，并说明如何使胎位转正的各种方法，是我国古代产科学上的著名文献。南宋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也是一部妇产科的重要专著。
南宋出现了病因学的著作。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十八卷。三因是把疾病发生归纳为三种原因：
一种是由于气候影响的疾病，叫做外因病；一种是由于情感关系而得的疾病，叫做内因病；还有一种是由于饮食关系或外伤引起的病叫不内不外因病。当然这种分类法还欠完善，但病因学的出现，说明南宋在医学研究上跨进了一步。南宋末，施发著《察病指南》，绘有脉影图，也是一项医学上的成就。
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宋慈著《洗冤集录》五卷。这是总结宋和宋以前的法医学知识，包括杀伤、验尸、检骨和死伤的鉴别，服毒致死的毒物介绍，和救死方的记载等。其中合血法和滴骨法，有一定的道理。
金代医学的发展，分为三期：海陵王以前为前期，世宗至章宗泰和时为中期，章宗泰和年以后为后期。
前期医学的代表是成无己的工作。成无己原为北宋开封名医，后随金军北上，为权贵携居临演。他的工作主要是对《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书作注释。由于成无己名望很大，所以他的著作受到当时的重视，开金代研究医学的风气。中期医学的代表是刘完素和张元素两人，《金史·刘完素传》说他“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也说：“本朝大定间，河间刘守真号完素，精干《素问》，多用凉药，以矫一时之弊。”所以后世称刘为寒凉派。《金史·张元素传》说：元素“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古方新病，不相能力”，自为家法，独树一帜。后期医学的代表是张从正和李杲。张从正，字子和，他去世时金朝还没有亡。李杲则进入元代。张从正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发挥。他用古医书的汗下吐法，用得很精，号称“张子和汗下吐法”。他力主去邪而用攻法，所以后世称他为攻下派。张从正晚年颇不得志，他自己写了一首诗，说“酷嗜医经五十年，野芹曾献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钱。”李杲是张元素的学生，他有两部医学名著，一是《内外伤辨惑论》，二是《脾胃论》。元好问为《脾胃论》作序，说：“往者遭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没者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寒而没。”“壬辰之变”即指《金史·哀宗纪》所载的天兴元年（一二三二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是一次大的流行病热症。李杲以为不是伤寒，用治伤寒的方法是错误的。他通过治疗实践创内伤学说。元好问说李杲撰“脾胃论丁宁之，下怯千载之惑。”李杲以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用温补脾胃之法治之。后世称之为补土派（脾于五行属土）或温补派。
元朝医学在宋金医学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婺州义乌人，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他多受刘完素和李杲的影响，但并不拘泥于他们的学说。他主张“阳有余而阴不足”，创“滋阴养火”方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他所用的有些药剂如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到现在还流传服用。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阴派，号称金元医学的四大学派。金元医学四大家继承了传统的医学体系，但又各自体现了这时期的时代特征。朱震亨的《局方发挥》是批评北宋的《和剂局方》，认为局方的缺点是按经验办事，“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没有考虑到产生疾病的新的因素。“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势必要发生问题。这对墨守成规的人是确切的批评。
危亦林是伤科专家，著有《世医得效方》二十卷（一三四三年）。在本书第十八卷中有“用麻药法”，是世界上用麻醉药治病的较早记录。
本草学的发展在宋元是一个高潮，尤其是北宋更为突出。本草学不仅是药物学，它还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知识，是宋元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标志之一。
九七三年（开宝六年）刘翰、马志等修《开宝本草》二十卷，比唐《新修本草》增加药物一百三十三种。仁宗时掌禹锡等又修本草，一○六一年（嘉祐六年）成书，称
《嘉祐本草》，又增加药物一百种。次年，苏颂在这基础上撰《图经本草》二十卷，是刊本本草有图之始。一○九二年（元祐七年）陈承又将这两书合并，并加注释，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释》二十三卷。唐慎微又添加药物六二八种，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徽宗大观年间和政和年间又加增订，世称《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广为流传。政和时，寇宗爽撰《本草衍义》二十卷，辨正药物四百多种。南宋时，出现了彩绘本的本草著述，现传有《履峂岩本草》。元朱辕撰《大元本草》，“欲广本草以尽异方之产”书稿未刊，现存有许有王的一篇序文，收在《至正集》内。
《图经本草》中丰富的植物学知识，来自各植物药产地人民的长期调查研究。对植物形态，一般按苗、茎、叶、花、实、根依次叙述。已知苗茎是同类。对于茎，已能分别“苗如藤蔓”的缠绕茎，“蔓延草木之上”的攀缘茎，和“其茎如筋”的直立茎。对于时，已能区别叶序，凡对生叶序叫做“两两相对”；轮生叶序叫做“叶作层，每层六七叶如车轮”；丛生叶序叫做“叶青碎作丛”。
一般为互生叶序。对叶缘也予注意。对于花，则花萼、花托、花蕊、子房、花序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花的颜色说得最为详细。《本草衍义》记载石南花说：“正二月间开花。冬有二叶为花苞，苞既开，中有十五余花，大小如椿花，甚细碎，每一苞约弹许大，成一球，一花六叶，一朵有七八球，淡白绿色，叶末微淡赤色，花既开，蕊满花，但见蕊不见花。”对花的观察如此细致，与现在的植物志相比，也无逊色。对于果，一般叫荚子或子，子又叫人（仁），大部是对种子而言。还有角（果）、核（果）、荚果等名称。白瓜也以果实为名，这和现在叫瓠果的意思相同。
宋朝还有很多植物专谱，这也和本草学的发达有关。其中以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陈翥的《桐谱》，蔡襄的《荔枝谱》，王观的《芍药谱》，刘蒙的《菊谱》和南宋韩彦直的《橘录》最为著名。这些专谱分别总结种植的经验，记载某种植物的品种、性状、栽培技术、防治病虫害、果实的加工和贮藏方法等。和园艺学有关的著述，有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
北宋时已观察到植物通过嫁接可以产生变异的现象。《图经本草》中关于牡丹的记载，说“圃人欲其花之诡异，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开，其状百变。”一○八二年（元丰五年），周师厚详细叙述了花的四时变接法。刘蒙论菊花时说：“岁取其变者以为新”，是知道变异与形成新种有关。沈括《梦溪笔谈》中已接触到植物生态学的领域，即植物生态因素与气候、地形、湿度和高度有关。和沈括同时的陆佃，记载了枣树根部用绳缚紧可使枣子自落的方法，已观察到植物生理学有关的一些现象了。
动物学知识方面，《图经本草》内观察到乌贼“八足聚生，又有两须”，与近代定为十腕类相符。又记载动物的生活史，如穿山甲食蚁，牡蛎的“蛎房”如山以及螳螂的产子等，都比以前的记录生动而具体。《本草衍义》断定河豚实有大毒，校正了《神农本草经》的错误。又论鱼“腹重坠如囊”。寇宗夷“尝剖之，中有三小蟹，又有四五小石块，如指而许，小鱼五七枚。”则已知道通过解剖观察动物的食性。元王惲撰《宫禽小谱》介绍十七种鸟类的形态，是我国较早的论鸟类的专书。
《图经本草》中还记载了紫铆（即紫胶虫）分泌紫胶的现象。关于五倍子，北宋著述中说：四川等地有一种虫叫蟆子，它寄生在盐肤木树背阴处，春天生子，卷叶成窠，大如桃李。其寄主及生活状况几乎和现在所知相同。南宋开始人工饲养白蜡虫，并有关于白蜡虫的生活史的记载。紫胶、五借子、白蜡都是现代某些工业上需要的原料。
《图经本草》中还记有采珠砂时对矿床的认识叫珠砂床，并有岩石断口特征的描写。沈括对石膏结晶体的观察，已经从原有形态、色泽及将石膏加热后的变化等各方面都作了分析。可见当时人们对某些物质的研究已不只从表面现象去观察，而且进一步注意到内部结构了。
《图经本草》载有动物化石的资料。元丰年间，孔武仲的诗集和南宋初杜绾的《云林石谱》都记录了鱼化石。江西武宁保存有北宋时代所发现的一块化石的实物，形状象竹笋，上面有黄庭坚的题诗。黄庭坚说它是笋石。经考定为中华震旦角石，是一种动物化石。沈 括曾注意到植物化石与古地理和古气候的联系，这种思想是很进步的。
（三）技术科学
宋元时代出现了好多种技术专书。我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技术科学部分逐渐形成了。这些技术专书中有论建筑技术的《木经》和《营造法式》，有论冶炼技术的《浸铜要略》，有论织机技术的《梓人遗制》，有论制盐技术的《熬波图咏》，还有论造船技术的船式、船样诸书。《武经总要》中则收集了有关军事技术的纪录。《新仪象法要》是一部论述天文仪器制造技术的专书。这些专书的出现，充分说明了宋元时代在建筑、冶炼铸造、纺织、制盐、造船等技术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关于宋代的农业技术和工业技术上的三大发明即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用于航海和火药用于制造火器，已见另章（见本书第五册），这里不再重述。
建筑——北宋初，工匠喻皓著《木经》三卷，其中规定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为准，阶基高度以柱高为准，后人都依以为法。喻皓和画师郭忠恕参加了九八九年（端拱二年）所完成的开宝寺塔的建筑工作。
一一○三年（崇宁二年），李诫集合了建筑工匠的智慧，并依据他自己从事建筑的经验，编成《营造法式》一书，这是我国古代建筑科学的一项宝贵遗产。《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制度首先提出用材的标准，共分八种，这样木材的使用就能控制。其次对于梁、柱和斗拱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为了增加建筑物的稳定性，书中记载了柱的“生起”和“侧脚”的方法。生起是由中心到四角的柱逐渐增加柱高。侧脚是外围的柱脚稍微向内侧倒斜一些。这样都使建筑物重心向内，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密。梁的截面规定高与广的比例是十五比十（即三比二，3/2=1.5），这和现在计算上要求比例为（＝1.4142），误差很小。斗拱是由方形的斗和近似弓形的拱累叠而成，介于梁和柱之间。根据建筑物的大小，斗拱分好几层，逐层向外挑出，形状上大下小，好象一个托座。前面挑出屋檐，后面承托梁架。斗拱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比较复杂的结构部分。斗拱有放在柱头的、柱间的和房屋四周转角的，各有专门的名称。对屋顶则有“举折”的制度，即规定各种结构的坡度标准。
《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制度，是包括门窗、栏杆、天花板、楼梯等各件的制造方法和用材规格。还有佛殿中的转轮藏，设计巧妙，整个转轮利用中心一根立轴转动。宋胡寅《斐然集》上说：“载以机轮，推而转之。”立轴上下都用铁制器械困住。转轮分七格，每格放佛经的经匣，轮轴运转，可检阅所需要的佛经。四川江油窦圌山云岩寺内发现南宋初期制作的飞天藏，仍保存了北宋时代的建造手法。飞天藏又叫星辰车，也是轮藏的一种，据研究已有轴承的装置。
小木作还制造各种器械和木样。北宋最有名的器械是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指南车和记里鼓车北宋以前已有发明，但制法失传。一○二七年（天圣五年），燕肃重新设计制造指南车，卢道隆设计制造记里鼓车。一一○七年（大观元年），吴德仁又设计制造指南车。尺寸规范都有详细记载。这是我国古代对齿轮系的高度运用。用两个齿数相同的齿轮，中间嵌入一个中轮，便能按同一速度和同一方向运转。记里鼓车是用轮轴机械量度地面距离的特有装置。欧洲到十七世纪才有类似的计步计的发明。
《营造法式》还记录了当时木工所用的一些新工具，其中有起线刨子，为加工门窗复杂线脚之用；又有窄锯，为锯曲线时用；又如雕锼的锼，专用来雕缕空花纹。
《营造法式》中的窑作制度，记录了烧窑技术。据《宋会要》记载当时有东西窑务，内工匠分为瓦匠、砖匠、装窑匠、火色匠、粘胶匠、鸱兽匠、青作匠、积匠、窑匠、合药匠十类。《营造法式》内的分工也大致相同。其中火色是掌握火候。粘胶指粘瓦粘砖之类。鸱兽指造鸱尾和兽头等琉璃制品之类。青作是烧青瓷。积匠和窑都指垒窑工作。合药即合琉璃药，指配釉料的方法。
冶炼和铸造技术——苏颂《图经本草》中说到，江南、西蜀凡有炉冶的地方都有铁。锻家烧铁赤红，在砧上打铁，有打落细皮屑的叫铁落，俗名铁花。铁矿石初炼出来铸（音写xiě。铸造方法）器物的叫生铁。再三销拍，可以作金属薄片的叫熟铁。生熟相和用来作刀剑锋刃的叫钢铁。锻灶中飞出如尘，紫色而轻虚，可以磨莹铜器的叫铁精。对北宋锻铁生产过程，记载完备无遗。其中铁精即三氧化二铁，现代还用来作为金属宝石等器抛光之用。销拍就是炒炼。生熟相和制造钢铁，就是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说的灌钢或团钢法。
宋朝在铜的生产上，除一般矿冶外，还采用了胆水浸铜法。一○三五年（景祐二年），宦官阎文应献计给许申“以药化铁成铜”。后二年，钱逊奏报：“信州铅山产石碌，可烹炼为铜。”浸铜法是把生铁锻成若干薄铁片，如鱼鳞状排列在胆水槽中，浸的时间短则五天，长则十天。要看胆水的浓度而定。浸后，胆矾的铜离子被金属铁取代，形状如赤煤附在原铁片的周围。把它取出刮下来，在炉中“烹炼”三次便成铜。当时的生产指标大约是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槽中没有被化的铁片可保留，另外加新铁片，再为浸制。用这种浸铜法生产铜，世界上以我国为最早。这是水法冶金技术的起源，是宋朝人民向自然界索取铜原料的一项重大发明。绍圣年间，当时管理饶州兴利场的张潜曾总结了工匠们胆水浸铜的经验，写有《浸铜要略》一书，原书失传，现只保存了一篇序言。
宋朝有许多大型铸件，其中有针灸铜人，铜制浑仪、铜鼎等。宋徽宗时所铸的九鼎共重二十二万斤，即每鼎重二万多斤。留传到现在的北宋大型铸件有山西太原晋祠金人台的大铁人等。这些大型铸件说明了当时铸造工艺的技术水平。
宋朝的铸造工艺仍为传统的泥型铸造、失蜡铸造和砂型铸造。关于失蜡铸造，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说：“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这“古者”当指北宋以前的方法。关于砂型铸造，据记载南宋初仁和县出橐籥沙，可用来做鼓铸之模。《游宦记闻》中也提到蕲春钱监有沙模作。沙模就是砂型。太原晋祠的大铁人实物上有明显的接缝，一般失蜡法都是整铸，没有分段的 必要。又大铁人胸部及小腿上都雕刻文字，砂型铸造本身强度低，不受雕刻，所以不象用砂型，很可能是用泥型铸造法。
铸造这样的大铸件，熔炼和浇注技术也是关键所在。《绍熙云间志》记载一○二四年（天圣二年）铸造铜钟，说：“洪炉启而祝融奋怒，巨橐扇而飞廉借力”，对掌握大炉的操作技术，十分形象。“俄而烟飞焰歇，豁然中度，华钟告成，厥功斯就”，浇注过程相当迅速。一一○五年（崇宁四年）铸九鼎，也是“熔冶之夕，中夜起视，炎光属天，一铸而就。”由此可以推测到北宋浇注设备的程度。
制盐技术——一是海盐的煎取技术，二是井盐的汲取技术。一三三○年（元至顺元年）陈椿所著的《熬波图咏》对海盐煎取术记载十分详细。《熬波图咏》中的“铸造铁拌图”是宋元时代高炉型的一种。图中提供了全套设备的图样，用风箱来鼓风。风箱的设施又见于北宋《武经总要》中的“行炉图”。王祯《农书》内的水排图也用到风箱。宋元时代风箱的发明是我国鼓风设备的一项重要发展。这种形式的风箱一直流传到现在。《熬波图咏》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莲管秤试法。先把卤水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原盐卤，盐分为百分之百。第二等是三分盐卤一分水，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等是一半盐卤一半水，刚好是百分之五十。第四等是一分盐卤二分水，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三。然后用石莲子四枚浸过，放在一个盛水的竹管内，竹管口上用竹丝隔好不令莲子漾出。分别放在四等卤水中作试验。凡是四个莲子都浮起来的是第一等卤水，都沉下去的是第四等卤水，如果立浮于面的则看深浅程度可定为第二等或第三等。这样定出一个标准，便可以检验所得的卤水可煎或不可煎。这种道理与现在用浮沉子测量液体比重的意义大致相同。
井盐的汲取，以四川为最盛。北宋四川盐井有大口井和小口井两种。大口井沿袭旧制。小口井则为北宋所发明，称为卓筒井，简称筒井。用困刃钻凿井口如碗口大，深达数十丈，用大竹去节作套管以保全井壁，用皮囊汲取盐卤。筒井后来叫竹井，钻掘技术仍是在北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
开掘盐井时，有硫化氢气体危害性极大。后蜀广政二十三年（九六○年），陵州陵井井口冒出毒气，“毒气上如烟雾，炼匠人皆死”。这毒气就是硫化氢。北宋时通过观察，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毒气能溶于水，凡雨天可免中毒，故发明在井下设置水盘滴水，以保证安全施工，解除危害。
造船——宋代造船，已根据船样打造。船样又叫船式。一○○○年（咸平三年），造船务匠项绾等曾献转海船式。船样有的是编成图册以供选用。有的是设计船型，制成模型，然后制造。有的即据实体仿造。一二○三年（嘉泰三年），池州秦世辅先造新样铁壁铧嘴船和平面海鹘战船两种，经过试验后确属快便。宁宗下诏，三衙江上诸军如要修造战船都照池州船样。凡定船样时都考虑到船舶的总体布置，为了防止船舶部分破坏而影响整体，已有密舱的设备。船型根据需要各有区别。沿海航行和远洋航行船型不同。南宋沿海航行已有防沙平底船。一一五八年（绍兴二十八年），福建路安抚转运司言，鱽鱼船只是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风涛低小，可以差使；如果福建广南出海航行，则海道深阔，非明州沿海可比，所以要另制船样，造尖底海船使用。
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湾后堵港西南海滩发掘出一艘南宋时代木造海船，尖底，有十三个船舱，分舱密室的残形还依稀可见。船中还发现大量香药、铜钱等。可见这是一艘航行于我国南海一带的货运海船。
据记载，宋朝以“料”作为船舶载重的计量单位。最小的般为五十料，最大的达五千料。
大概内河船行的民船和战船在五百料以内，沿海航行、远洋航行的则在四百料以至五千料不等。漕运纲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只，或四百料船三十只，叫一纲。一纲可载重一万二三千石。船舶主要结构尺寸大致也根据料的标准而定。如三百料的长四十五尺阔十尺，八百料的长七十尺阔十八尺等。宣和年航行到高丽的海船，“客舟”长一百多尺阔二十五尺，“神舟”长阔三倍于客舟，更为高大了。
南宋初，陈傅良论“治大舟”，对控制船舶航行的三大重要部分：推进、操纵和系泊装置都有阐述。关于推进方式，宋朝船舶主要仍是风帆。徐兢说宣和时到高丽的船，“舟行终不若驾风之快也”。当时航行时风正、风偏和风息，都以大帆或小帆调节使用。南宋初，还大量制造车船，用车轮作推进装置。杨太起义军曾以车船大败宋军。踏车回旋，横冲直撞，将宋军人船数百只尽碾没入水。建炎中，乎江造船场造八橹战船、四橹海鹘船等。乾道时，建康造船场造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冯堪造多桨战船，一艘用桨四十二枚，橹和桨都是传统的推进工具。
关于操纵机构，主要是船尾舵。南宋后期已知道“柁与船首，适得其平”，因为如果舵太长或太短都妨害了操纵船舶的航行。宋朝海船的船尾舵有正舵大小二等，在远洋航行时还用到副舵。系泊设备主要是矴（碇）。海船用矴可重达千斤，“千斤铁矴系船头，万丈滩中得挽留。”近山抛泊叫抛矴或放矴。还有游矴在风涛紧急时应用。掌管舵的叫舵手，掌管矴的叫碇手。
北宋熙宁中已设置船坞，修治长二十余丈的龙船。南宋乎江府一带有藏船屋，是为保护船只避免在露天受自然界的损害而制造的。
据《金史》记载，当时还创造了滑道下水法。船舶造成后，用新的秫秸铺在地上，又用大木头在两旁夹紧，乘霜滑拉动，这样不很费力的下入水中。据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遇海船搁浅时，一种方法是把船装的货取出，以减轻负重，如还无效，便缚排求活。这都是利用了浮力的道理。北宋怀丙曾用两船架起沉入河中的铁牛，也是利用浮力。
宋张商英《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有海船图，并说：“酌海深浅，于其远近，望月观星，知来识往。”“酌海深浅”是测深，“于其远近”是测程，“望月观星”是天文航海，“知来识往”是熟知海道。海船的制造与航海技术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纺织——纺织技术分纺和织两方面，宋元时代纺的技术以元王祯《农书》中记载的水转大纺车为其代表，织则以元初薛景石《梓人遗制》集其大成。
水转大纺丰是在纺的工艺上以水力代替人力的创举。原来纺车都用手摇，后来发明了脚踏纺车，有三个锭子。王祯《农书》中已记有五个锭子的脚踏纺车。山于水力的应用，元代出现了有三十个锭子的大纺车。王祯说：“车纺工多日百斤，更凭水力捷如神。”水转大纺车的锭子是直立的，改变了手摇和脚踏纺车中锭子横排的形状，这样便于操作而少占用空间。现在的纺纱机中纺锭也是直立，可能就是从这种大纺车发展而来。
《梓人遗制》有一二六三年段成已的序，说明这是元初的作品，是薛景石总结元以前的织机构造而写成的专书。序文中说道：“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间出新意。”“求器图之所自起，参以时制，而为之图。”“每一器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分则各有其名，合则共成一器。”现在所知，《梓人遗制》是世界上论织机构造最早的一部专书。技术专著的编纂，是宋元时代技术科学的一个特点。
《梓人遗制》中列举四种木织机，一是华机子，即提花机。一种是立机子，即立织机。一种是罗机子，即专织纱罗纹织物的木机。一种是小布卧机子，即织一般丝麻原料的另一种木机。《宋会要·食货》记宋初置有机抒院，每人管机三四张。又记九九八年（咸平元年）绩锦院旧有锦绮机四百余张。这应当包括了提花机及其他木织机。这样的规模已是很不小了。
第五节 文化交流
宋金元时期，是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繁荣时期，也是与域外诸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发展的时期。宋朝的统治不及于西域，传统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过海路，东与高丽、日本，南与南海以至非洲诸国，仍然往来频繁，交流着文化与科学。蒙古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国，东方与西方的交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建立后，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仍然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欧洲与中国开始有正式的使臣往来。商人与教士的往来，更为频繁。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的各国普遍建立了多种联系。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地扩大了。
下面简要叙述宋金元时期文化交流的概状。
（一）高丽与日本
高丽 宋、辽、金时期，三朝与高丽公私交往都很频繁。汴京和临安都建有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宋神宗时，高丽使臣所过州郡，官员要出城迎送。宋朝使臣去高丽，高丽也隆重接待，在开京建有专供宋使下榻的顺天馆。宋朝皇帝和高丽国王经常接见并宴请对方的使臣。高丽赠送宋朝的礼物中有罗、人参、药材、白硾纸、松烟墨、硫磺、青鼠皮、折扇、松子、柏子等；宋朝的回赠有龙凤茶、酒、乐器、建本书籍等。宋、金与高丽的民间贸易也十分频繁。宋朝商人常常几十人或几百人，由一名“都纲”率领，驾三、四艘船横渡黄海，赴高丽贸易。一般是第二纲到达高丽，第一纲必定回国，第三、四纲也是如此。高丽船舶每年初夏也来登、明州等地贸易。元朝建立前，蒙古军即已侵入高丽。元世祖时，设征东行省，把高丽作为侵略日本的基地。元朝的统治为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两国的文化交流仍在进行。
宋、金、元的统治者曾应高丽国上的请求，将一些刻印精美的书籍，诸如《九经》、《史记》、两《汉书》、《圣惠方》、《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大藏经》、《三经新义》等赠给高丽；高丽也以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如《（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以及高丽书籍如《三国史记》等作为回赠。元仁宗赠给高丽四千三百多册宋秘阁旧藏的善本。两国商人、僧人也各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宋朝江南商人李文通等人，一次运往高丽近六百卷宋版书籍。泉州商人徐戬专为高丽在杭州雕造《新注华严经》板，然后运往高丽。高丽国王之子、僧人义天和尚归国时，带回宋佛经三千多卷。元初，高丽博士柳俪在江南购回经籍一万零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丽根据辽、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经》。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义天和尚的《续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后，高丽的雕板印刷业逐渐兴盛。宋仁宗时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南宋末年又发明木活字。高丽劳动人民根据这一原理，推陈出新，约在十三世纪中期，铸成一批铜字，印刷《古今详定礼》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铸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铁字和鍮（黄铜）字。
宋朝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司马光、范镇的文章、王安国的诗词等，受到高丽文人的喜爱，汉诗在高丽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丽的书画家互相交流技艺。高丽不时派遣使臣和画工来宋访求、观摹书画。高丽著名僧寺兴王寺正殿两壁临摹了汴京相国寺的壁画。宋徽宗曾把自己的书画赠给高丽国王，并推崇高丽画家李宁，要宋画家向他学习。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藏高丽画家的杰作。金朝皇帝也经常派人向高丽求取书画。元朝流行的赵孟书体，深受高丽文士的爱慕。
高丽的纸、墨原从中国传入。高丽的白硾纸和松烟墨传到宋朝，很受士大夫的欢迎。宋朝墨工潘谷采用高丽的松烟，制成最佳的墨，驰名国内。
高丽对宋朝的医学也很重视，高丽国王多次派人来聘请医生和求取医书、药物。一○七四年，高丽国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医、药、画、塑四种工匠，以教导本国人。宋神宗下诏在此四种人内，召募愿行者二三人。一○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请医，宋神宗派翰林医官邢慥等前去，并带去药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两次派名医牟介、杨宗立、杜舜举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学，为高丽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材。此后，高丽正式建立医官制度和设立药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医药大都从高丽传入，医师也是高丽人。
高丽还派遣留学生到宋朝学习。北宋初，康戬、金行成都入国子监读书，进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职居官。康戬官至京西转运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殁于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时，高丽进士权适、赵奭、金端等参加贡举考试，宋徽宗亲临集英殿主持他们的考试仪式，特赐上舍及第。宋朝士人侨居高丽，国王也授以官职，如萧宗明、萧鼎、萧迁、卢寅、陈渭、叶盛、慎脩等人，曾任高丽阖门祗候或阖门承旨、秘书省校书郎、参知政事等职。
程朱理学在元朝初年传入高丽。一二八九年，高丽人安珦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不久，又按权溥的建议，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朱熹《四书集注》。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出现了李谷、李齐贤、李穑等理学大师。
日本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元朝虽两次侵略日本遭到失败，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时，主要是宋朝商船驶往日本；南宋时，宋、日两国都有商船频繁往来；元朝时，日本商船来中国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温州、泉州启航，到达日本筑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县）的敦贺港。日本 安置宋船人员在鸿胪馆，供给膳宿。宋朝运销日本的货物，有书画、文具、铜钱、佛经等，日本运往宋朝的货物中，刀剑和折扇，颇受宋朝文人的欢迎。宋朝著名文人欧阳修、梅尧臣都曾赋诗赞美日本的宝刀。宋、元和日本的僧人不断互相访问，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寻、寂照、荣西等入宋，晋谒皇帝，进献礼物，然后朝拜佛迹，备受优待，宋、元僧寂圆、道隆、普宁、一山一宁、清拙正澄等著名禅僧也渡海赴日，宣扬禅风。两国商人和僧人对沟通经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携往日本的大批书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经》，道家、儒家书籍，《白居易文集》、《东坡指掌图》、《五代史记》、《唐书》、《太平御览》等；带来中国的书籍，有当时已经失传的儒、佛经典，如裔然曾向宋太宗进献《郑氏注孝经》、《越王孝经新义》各一卷。
随着宋代刻板书籍和佛经的大量输出，日本的印刷业日渐兴盛。宋禅院刻印佛经施舍信徒的风气传入日本，日本禅院竟相仿效，一时刻印了《法华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等大量佛经。这些佛经被称为“折供养”。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论语集注》十卷，成为日本雕印儒家经典的滥觞。
这一时期，两国的绘画艺术不断交流。宋画题材丰富、画法多变，在日本得到好评。日本画家曾亲自来宋朝学习，并带回很多名画，宋朝画家也应邀赴日传艺。日本绘画也受到宋、元人的赞赏。汴京相国寺市场出售日本扇，宋人对扇上图画评价极高，认为“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给予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一些书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重视。
宋朝的一些医生东渡日本行医。如郎元房在镰仓侨居三十多年，以他高明的医道赢得日本执政北条则赖和北条时宗的信赖，担任他们的待医，对日本医学起过促进作用。宋朝的一些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法医学名著《洗冤集录》等都先后传入日本。许多中草药和成药，如麝香、金益草、银益丹、巴豆、雄黄、朱砂等，也大量输入日本。日僧荣西还从宋朝带回茶种，培植茶树，并撰成《吃茶养生记》二卷，提倡饮茶养生延寿之道，于是日本饮茶的风气再度盛行。元代，日本流行唐式茶会。
宋朝佛教禅宗日益发展，禅宗“顿悟成佛”的教义和寡欲朴素、专心修道的精神，吸引了许多士大夫。传入日本后，逐渐吸引了镰仓幕府的执政和武士们，使他们成为禅法的虔诚信奉者，从而在日本掀起了武士热心参禅究道的风习。到南宋时，日僧更是频繁入宋学禅。禅宗学说对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程、朱理学在十三世纪传入日本，首先在日本传播理学的是元朝僧人一山一宁，日本的理学先驱便是一山一宁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舰成为日本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二）东南亚与南亚诸国
宋、元时期，与南方及西南毗邻的各国之间，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外，海上的交通空前繁荣。与南海诸岛国的联系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南半岛诸国 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缅国，与宋元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元朝曾向这些地区进兵侵掠，但彼此之间的移民与商贩仍往来不息。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氏而创立安南陈氏王朝的陈日便是福州长乐人，后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长府即墨县，以渔为业，叔陈守度，取李氏王朝而立日。交趾的贵族多沿汉姓，如丁、黎、李、陈。交趾的李氏和陈氏王朝，先后与宋元王朝保持经常的朝贡关系，接受赐予他们的官号。彼此之间商贩往来十分频繁。宋在广西沿边邕州和钦州设立互市场，宋和交趾的富贾行商，都到这里来贸易。双方商人还经由海道运货贩卖，宋商大部以巨商为纲首，结伙从泉州、广州等地发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海运货到泉、广州，然后贩运宋朝的货物包括书籍、纸、笔等回国。交趾、占城和宋朝到对方国家定居的人民也络绎不绝。北宋初交趾时犯占城，一批批占城人逃来宋朝，当时广州的占城流民就数以百计。宋朝一些人也侨居在占城。庆历初，广东商人邵保到占城，见到逃亡的“军贼”鄂邻百余人。人民间的往来杂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乾道中，占城与真腊战，两方皆乘大象，胜负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阳军，为风浪所逐而抵占城，教占城习骑射，因得大胜。
通过使臣和商人的不断来往，交趾、占城从宋朝获得《大藏经》和儒学书籍。十三世纪中叶，交趾出现了雕板印造的户口帖子，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纪前，汉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岛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能赋诗作词，与宋朝诗人唱和。占城也出现了许多能赋诗作词的文士。他们的汉文学水平可与高丽比美。十一世纪中叶，交趾国王指导宫女仿照宋朝的丝织品锦，织造锦绮，获得成功。宋朝传入交趾的中草药不断增多，宋医在交趾受到重视，甚至交趾统治者也延请宋医治病，并服用中草药。交趾的药物如使君子、霍香等，这时也传入宋朝。
真腊自称甘孛智（柬埔寨）。历史上很早就与中国交通。一○○八年，真腊商贾三人到广西高州贸易。一一一六年，真腊国王派遣“进奉使”等到宋，赠送礼物。此后，宋朝、真腊的使臣和商贾，不断往来两国。元成宗初年，周达观曾随元使访问真腊，到达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当时真腊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货物，以“唐人金银”为第一，其次为五色轻绢帛，再次为真州的锡铁、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器，还有明州的草席以及雨伞、铁锅、铜盘、木梳、针、矮床等。宋、元时期有许多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妇女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真腊保存了可贵的历史纪录。
宋代的罗斛国（以今泰国华富里府为中心）、真里富（今庄他武里一带）、西棚（今素攀一带）等，以及元朝时的暹国，都是今泰国境内的古国。罗斛国在一一○三年，派使臣到宋“进奉”货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来远驿，接待罗斛、占城国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国，暹国使者也九次访问元朝。一一六四年，真里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当地官府为他准备棺木盛敛，嘱其随从护丧归国，并准许带回巨商的全部遗产。次年，真里富国王派人带信表示感谢。宋、元商船也到那里贸易，运去宋朝的特产。
宋、元时期，缅甸古国为蒲甘或缅国。一○○四年，蒲甘国王派遣使者从海路到宋赠送礼物，受到宋朝的欢迎，邀请他们参加上元节观灯。此后，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与大理国（今云南省）毗邻，蒲甘王阿奴律陀曾亲自到大理访问，与大理关系较为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经广西，一起向宋朝赠送土产。蒲甘商船也经常运载金颜香等到泉州贸易。蒲甘还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赠送佛经。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门。
南海诸国 宋代，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王朝奖励发展海外贸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并在京师置榷易院。凡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及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为北宋重要的财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徐远人，阜通货贿”。在这种奖励海外贸易政策的推动下，宋朝与南海以及西洋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成书于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著录南海地名约二、三十处，稍后，赵汝适撰《诸蕃志》地名多达八、九十处。元末汪大渊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以亲身的见闻，报导了从东南亚远及于东非的道里风俗，大大丰富了关于这些地区的知识。
元朝在平南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础上，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善国，发展海外贸易。一二七九年，又遣杨庭壁出使俱兰（印度西海岸）。杨庭壁抵达俱兰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也在其国，闻诏使到来，都表示愿意遣使入贡。苏木达国也遣使通过俱兰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剌皆遣使入贡。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使臣抵锡兰岛，入谒国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遗发与供食之钵。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当他在古里时，曾见有元朝船只十三只停舶在港内。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跃，不少人迁居南洋诸岛，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开发这一地区作出了贡献。
位于苏门达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当时东南亚国际贸易的枢纽。三佛齐向宋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齐王遣使李加排、副使无陁李南悲来贡，且言本国建佛寺，请赐钟及寺名。真宗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三佛齐文字用梵书，上表章用中国汉字。阇婆（爪哇）也多次派使臣入贡。宋与三佛齐、阇婆等国商人的来往也极其频繁。宋朝商人至阇婆，备受优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经多次运货去阇婆，归国时又为阇婆使者充作向导。
位于加里曼丹岛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国王向打派遣使臣带着表文（国书）入宋，赠送龙脑、玳瑁、檀香、象牙等礼品，宋太宗将使臣安置在礼宾院，以贵宾相待。宋朝商舶抵达渤泥三天，国王就带领眷属、大臣前往参观，商船跳板铺上织锦迎 接，设宴款待，最后分送礼物。船上货物都由国王和大臣定价，然后击鼓，召集附近百姓前来贸易。在文莱发现的一块汉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这是东南亚现存最早的一块汉文碑刻。据考订，是一二六四年为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这说明许多泉州人，包括宋朝的官员，都来渤泥侨居。
宋朝与蒲端（疑为今非律宾班乃岛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吕宋岛）及其属国三屿（今吕宋岛西南诸岛）、蒲里噜（今吕宋岛东波利略岛）、白蒲延（今吕宋岛北的巴布延群岛）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端国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弥难入宋，向宋真宗赠送土产和红鹦鹉。次年上元节，宋朝派官员陪同使臣观灯、宴饮，并赠送钱币。从此，蒲端使臣不断来宋，从宋朝带回冠带、衣服、器币、铜钱、旗帜、金银、铠甲等物，又给宋朝带来玳瑁、龙脑、丁香等物。麻逸国商人在九八二年运宝货到广州。宋朝商船将瓷器、铁锅、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绫绢等运到麻逸、三屿等国，又从那里买回黄蜡、吉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陆诸国 宋人称为鹏茄罗（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辇（今印度东部海岸）、故临（今印度西海岸柯钦一带）、南毗（即古里佛，今印度西部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罗达一带）、麻罗华（今印度巴罗达以东）、细兰（今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国，都与宋朝保持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宋太宗时，天竺僧罗护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请罗护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们给宋朝带来了真珠、象牙、琉璃和各种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国途中，必经故临国换小船而去。宋商把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运往细兰国，又从那里购买白豆寇、木兰皮、粗细香等回国。
海道之外，宋与印度次大陆诸国在陆路上的交通也很频繁。北宋建国之后，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返还，表献贝叶梵经四十二夹。道圆是在晋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亲自召见他询问所历山川道里，颇加礼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游西域取经，朝廷各赐钱三万遣行。此后，往取经者甚多。同时期，印度僧人也纷纷东来，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国法天、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和乌填国僧施护等。太宗崇尚释教，九八○年（太平兴国五年），诏立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召天息灾等三人入院，从事佛经翻译，由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笔受，杨悦、张洎润色。九八三年，天息灾诸选召童子，学习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诏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翻演者悉馆于传法院”。传法院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从太平兴国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四年内，贡献并内出梵经无虑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成经论凡五百六十四卷。以后又续有译作。当时来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挟梵夹来献者不绝。
（三）中亚、西亚及东非诸国
阿拉伯沿海诸国 早在行勤西游时，便携有宋王朝致大食国王书。行勤显然完成了传递使书的任务，因此，九六八年（开宝元年），大食国王遣使来贡。宋人所说的“大食”，是中亚诸国之泛称。从行勤的行程来看，他们道出克什米尔，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兰那罗国。他所致书的大食国，很可能便是当时据有锡斯坦地区的伽色尼王朝的创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年，大食国又遣使来贡，宋以其使者李诃未为怀化将军，还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告身以赐。从这以后，取陆路和海路东来的大食使者史不绝书。
辽王朝已与中亚诸国有密切的联系。早在天赞初，就有“波斯国来贡”、“大食国来贡”的记载。一○二○年，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请婚，并进象及方物。明年，复遣使来，辽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许嫁。一○二六——一○二七年（圣宗太平六——七年），辽又遣使至锡斯坦与伽色尼王朝联系，建议“辟联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环”，使之从西南方牵制哈剌汗国。一○四一——一○四二年（道宗重熙十——十一年），为辽戍边的一万六千帐契丹人叛逃，迁入哈剌汗国。所有这些关系表明，后来耶律大石的西迁不是偶然的。
成书于一一二○年的《动物与自然属性》的作者马儿瓦齐报导，当时中国分属支那、契丹与畏兀三部分。凡是经商及从事其他事务的人皆自喀什噶尔经叶儿羌、和田，至沙州，然后由这里分道前去三国。但是当时东西间的陆路交通是艰难的。十世纪末，辽圣宗向西扩展了领地；十一世纪中，西夏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断。宋神宗开熙河，与西域的交通才得恢复，但必须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这一段旅途更加僻远迂回，彼此间的陆上联系受到限制。因此，宋与大食的联系，主要还是依靠海路进行。
宋朝与大食诸国海上交通发达，远洋船舶广泛使用罗盘针导航。大食使臣和商贾从海路到东方，多到故临国换乘东归的宋商海舶。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罗盘针传入大食，又经大食传入欧洲。宋朝有近六十种药材大量运入大食各国，其中川芎对医治采胡椒工人的头痛病有显著疗效，而牛黄约在十二世纪前又由大食人传到欧洲。这说明宋朝医学对大食医学有很深的影响。大食各种药材也被宋朝药物界广泛采用，阿维森纳创造的丸衣方法传到宋朝后，迅速得到推广。
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广州建筑寺院和高楼，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筑艺术风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筑的优点。侨居宋朝的大食各国商人数量很多，有些商人资金相当雄厚，广州官员竞相与之联姻。这些商人还在侨居地，如广州、泉州兴建著学。元朝时期，色目人在福建沿海定居的人数相当多。元末农民起义中，这些色目人在其首领赛甫丁的领导下，据有泉州。当时，摩尼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十分流行。
十三世纪时，波斯人曾仿制宋瓷碗，绘有凤凰图案，而宋磁州窑也曾仿制波斯式的瓷壶。北宋初，有一位汉族学者在伊拉克巴格达侨居一年左右，他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学会了阿拉伯文。当他准备离开巴格达时，请房主拉齐读一部阿拉伯学者的著作，拉齐读得很快，他能用汉文草书准确地速记下来。大食的天文学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河北宣化发掘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一幅彩绘的星空图。此图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为主，又吸取了巴比伦黄道十二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东非诸国 《诸蕃志》中，详细地记载勿斯里（今埃及）、遏根陀（今亚历山大港）、陀盘地（今杜姆亚特港）和憩野城（今开罗）等地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是他从到达泉州的埃及商人那里听来的。他还记述遏根陀国有一座大塔，这就是古代亚历山大港的法鲁斯岛灯塔，高达一百米。憩野是勿斯里的都城，商业非常繁盛，意大利商人曾到这里来购买东方货物，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金银、铜钱等。
宋朝的瓷器驰名世界，远销勿斯里，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不久，本地的陶瓷工匠便进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仿制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纪时，又仿制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并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这些仿制品的瓷片，在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发现不少。十二世纪时，宋朝的皮影戏传入勿斯里，引起当地人民的很大兴趣。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多禄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时传入中国。据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时，朝中有巴比伦（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这些都说明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层檀（今坦桑尼亚）首次派使臣到广州，对宋朝进行访问。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赠送本国特产，宋神宗回赠银二千两。宋朝的丝织品、瓷器、铜钱等，直接或间接地由宋朝商船运到层檀销售。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坦桑尼亚沿海一带不断发现宋瓷残片和宋朝铜钱，表明宋和层檀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相当频繁。
宋朝人称索马里古国为中理（今索马里沿岸）和弼琶啰（今索马里柏培拉港）。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发掘，曾发现宋瓷和宋钱。元朝统治时期，与东非的联系继续有所发展。马可波罗记忽必烈曾派使者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岛，使臣归后，将此岛之诸异闻陈告大汗，并把两枚巨大的野猪齿入呈。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游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国。依本·拔都他经历地区的范围仍然是一个疑问，可能仅到过长江以南，但他的游记中却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跃在南海的记载。
（四）钦察、伊利诸汗国
蒙古西征后，形成了钦察、察合台、伊利与窝阔台四个汗国。诸汗国逐渐成为事实上各自的独立政权，但在名义上，仍奉元朝皇帝为大汗、“一切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万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长”。在通常情况下，诸汗国汗位的承袭，必须取得元朝皇帝的认可。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汗死，遗命子阿八哈汗继位。阿八哈辞位说：没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册命之前，他始终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设一座，权行汗权。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诏来到后，他才遵旨重新举行登位的典礼。一二八四年阿鲁浑汗夺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后元朝的使臣到来，才正式即位为伊朗等地诸蒙古及大食民众之长。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汗位，忽必烈赐给他藏语名亦怜真·朵儿只。合赞汗的即位与改奉伊斯兰教，同样要取得成宗铁穆耳的认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贵族，也以请求元廷赐予官爵为荣。如阿鲁浑汗时期的不花，被元朝封为丞相，不赛音汗时期的出班，被元朝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国贵族的这些官爵，显然都是来自汉族的传统官名。在特殊情况下，元廷甚至可以另派所在汗国的贵族来接替汗位。现存的资料表明：伊利汗国的国玺，是由元廷所颁赐的汉文刻印，一方为“辅国安民之宝”，另一方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
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经济上的交流。诸汗国的贡品多是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马驼、文豹、狮虎、药物和特产的佩刀。元廷的回赐则为钞币、缎帛、绣采、金银和东北特产的海青猎鹰。贡使往往受命携来重金，广购元朝各种上产，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因之，每一批使者实际上便是一支庞大的商队。元朝规定：所有使臣，从杭爱山至大都都可以乘驿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贡使的商贩活动。
在蒙古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和驱奴被掳东来，以后又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是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元人文献把他们泛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色目。他们大都是伊斯兰教徒，在内地任便住坐，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在一个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范围的聚居，嫁娶丧葬、宗教信仰仍坚持原有的习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礼拜寺。元朝设立回回哈的司，管领伊斯兰教徒刑名事务，答失蛮（回教徒）与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特许的优免赋役的权利。他们在定居各地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不少人成为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写作家，同时也把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中国。
与此同时，也有大批蒙、汉等各族人迁入中亚和西亚诸地。当旭烈兀西征时，除大批蒙古军外，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药的枪手。由中国发明的火药辗转经过阿刺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随军西征的蒙古人和汉人留住在伊利汗国，因为蒙古人当时主要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国境内，一度佛寺兴盛。藏族创立的“喇嘛教”也由此传到了中亚地区。著名的全真道士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远及呼罗珊诸地。当时还有一部分原属西辽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只卜为首，又在克尔曼地区割据自守而臣附于蒙古。他们的统治前后维持达八十余年。直到十四世纪初，完者都汗征召其主沙只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员统治其地，契丹人后裔的这个政权才告结束。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为发达。中亚城邦中所习行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一些色目权臣，也多惯于把中亚的统治制度强行推行于汉地。成宗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
回回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的传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欢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至元四年进《万年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颁行。札马鲁丁又造咱秃哈剌只（多环仪）、咱突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撤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观象仪）等回回天文仪器。元朝还专设有回回司天台。在当时元廷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天文历算书籍和仪器。回回医学也很负盛名。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拿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创建者是叙利亚人、景教徒爱薛。回回药物与验方在社会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在秘书监中还保存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阿剌伯语义为医学）。《常德西使记》载中亚的几种特效药物：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咽之自消。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撤儿，形似桔梗，治金疮；肠与筋断者，嚼碎敷之自续。明初刻本《回回药方》，据考证系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依本·贝塔儿的《简救法》一书的译本，大概是元代译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医药学的专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药物及方剂。
大食人也黑迭儿是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忽必烈时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在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受任劳勚，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后与张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领修筑宫城，为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贡献。尼泊尔著名的绘画装塑家阿尼哥，中统元年受帝师八恩巴之招，率领匠师八十人造黄金塔于吐蕃。后从帝师入京，以塑绘和工巧著名一时，两都寺观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应忽必烈之命而派遣来元的制炮家。他们所造的巨炮（一种投石机）曾用于进攻襄阳与常州，具有颇大的摧毁力。
中国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广泛传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其中包蛮子（？译音）最为著名。伊朗的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便是通过他而得以了解中国的天文推步术数。伊利汗国丞相拉施德在编纂他的世界历史名著《集史》时，曾有汉人学者李达时、倪克孙（均为译音）参与编著。《集史》中有关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实，主要是得自一二八三年出使伊利汗国并留驻那里的元朝丞相李罗的口授。拉施德还主编过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了波斯文。合赞汗曾得眼疾，延请元朝医师治疗。这位医师采用放血疗法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合赞汗本人，略知汉语，通晓中国史事，了解中国特产的草药。西亚流行的圆穹形建筑和绘画的手法与题材，也明显地反映了中国建筑与绘画艺术的影响。元朝的纸钞制度也传入伊利汗国，曾一度实行。
（五）欧洲诸国
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拂菻（东罗马）曾三度遣使来贡。当时陆路上的通道既远且阻，直接往来是很困难的。但间接的文化交流却一直未曾停止。经由西亚东传的景教（聂思托里派基督教），在汉地虽已不再流行，但在畏兀儿等族地区却仍然盛行。太平兴国六年，王延德使高昌，他在那里见到所谓“波斯僧”，指的便是景教徒。据西方的记载，在十一世纪初，我国西北部的突厥人已有很大一批人转奉了景教。以后景教一直在西域和西部蒙古地区盛行。克烈、乃蛮与汪古等部从辽、金以未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新篇章。大批欧俄的部族，如钦察人、阿兰人，俄罗斯人被裹胁东来；一些欧洲的工匠，如日尔曼奴隶、巴黎和贝尔格莱德的俘虏也出现在和林。西征也在客观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欧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贾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
普兰诺·迦宾与卢卜鲁克的来使 欧洲人对蒙古，原来很不了解。拔都的西征引起了欧洲统治者们严重的不安和忧虑，因而亟力谋求了解蒙古草原的状况，阻止杀掠。一二四三年，新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组织两个使团出访蒙古：普兰诺·迦宾出往俄罗斯；剌温思出往波斯。普兰诺·迦宾等在一二四五年四月从里昂出发，带着教皇写给蒙古大汗劝谕勿攻基督教民的书信，经过波希米亚、基辅，穿过南俄草原，在伏尔加河上觐见拔都。拔都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取决于大汗，便派他前往蒙古。于是他与同伴别年的克特穿过康里草原，经过准噶尔盆地北部，抵达蒙古。当时正在举行选举贵由为大汗的忽里勒台。普兰诺·迦宾在蒙古逗留了四个来月。贵由写了勒令西欧的统治者们投降入贡的回信，交他带给教皇。普兰诺·迦宾于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启行，大体上循原路西返，一二四七年的下半年返抵里昂。他所记的《蒙古历史》一书，是对蒙古人从生活习俗到军事装备、战略战术的一个全面纪录，其中还包括了旅途行纪，记述沿路的见闻。
一二四八年，率领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尼可西亚接待了一个自称是蒙古驻小亚细亚的将军按只吉歹所派遣的使团，使者名大维德。明年二月，圣路易遣安德烈为使，进行回访。安德烈大概是在木干平原见到按只吉歹，然后绕行里海南岸，循锡尔河而东，抵达额敏河上贵由的行官。这时贵由已病 死，海迷失皇后执政，她接见了安德烈。一二五一年四月，安德烈返抵帕托列玛恩，觐见圣路易，递交了给海迷失皇后的回书。书中敦促称臣入贡。紧接着，圣路易又在凯撤里亚接见了据说是海迷失所派遣的菲力浦使团。使团受到圣路易的款待，逗留一年之久。一二五二年春，圣路易又派教士卢卜鲁克以传教士的名义前往蒙古。卢卜鲁克可能是从阿克儿乘船，伴同菲力浦使团抵孔士坦丁堡。然后越里海，从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东行，先后觐见了西欧盛传是基督教徒的蒙古诸王撒里塔，和住牧在伏尔加河上的拔都。拔都派他往见蒙哥汗。他在一二五三年十二月抵达蒙哥在汪吉河附近的冬营帐地，然后伴随蒙哥的大帐日渐北移。次年四月进入和林城。逗留五个多月之后，卢卜鲁克带着蒙哥的严厉的促降书返回。他从拔都处折而南行，穿过高加索与小亚细亚，一二五五年六月抵达塞浦路斯。他此行的使命，原是希望结好蒙古，共同抗击伊斯兰教徒，收复圣地与宣扬基督教义。这无疑是彻底失败了。但他成功地深入了解了蒙古的状况和东西交通的道路。他所著的《行纪》一书，是关于蒙古和中亚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
马可波罗来华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马可波罗以他的游记著称于世。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古刺和叔父玛窦从孔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钦察汗国的都城撒莱经商。由此继续前行，抵布哈拉。大约在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决定派遣使臣随同他们西返，往使罗马教延，命教皇遣送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华。中途使者因病阻留，尼古刺兄弟持国书继续西行。他们在一二六九年抵阿克儿，向教廷呈递了蒙古的国书。二年之后，兄弟二人携带十五岁的马可波罗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二宣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东来。两名宣教士在半途因惧怕危险而折回。马可三人又经过长途跋涉，于一二七五年（至元十二年）夏到达上都复命。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欲见万里如在目睫”，曾派遣贺胜遍历吐蕃、云南、广海之地，往返观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他也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诸地。马可波罗还自称在扬州作官三年。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应伊利汗国的请求，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的使臣护送公主，由海道西行。在一二九二年左右抵达伊利汗国，完成了护送任务。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一二九五年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他在旅途和在元朝居留期间的见闻，对元朝的繁华和富庶备加赞扬。马可波罗的东来和游记的传播，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
列边骚马出使欧洲 列边骚马原籍大都，是一个景教徒。列边是景教长老之称。据说当时在大都的景教徒多达三万多人。骚马与东胜（？）人马儿可思在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奉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们途经河中府、唐兀城、和田，经塔拉斯、呼罗珊而抵巴格达，因战争稽留在伊利汗境。一二八○年，马儿可思被任命为契丹与汪古的大主教，改名为马儿亚伯刺罕。次年，在巴格达的景教总主教死，诸大主教集会，因马儿亚伯刺罕是蒙古人，而被选推为总主教，得到阿八哈汗的核准。其后阿鲁浑汗在位，企图征服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由马儿亚伯刺罕派遣骚马为使，前往欧洲，联络基督教国家。一二八六年骚马以阿鲁浑国王及马儿亚伯刺罕总主教的名义赴罗马，航经孔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这时正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骚马在罗马盘桓之后，去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见。国王表示：虽然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如果为夺取耶路撒冷而进击阿拉伯人，他将全力应援。骚马又前往会见英王爱德华。爱德华也表示他的想法与阿鲁浑汗一致。一二八八年春，骚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热烈地接待了骚马，对阿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徒和打算夺回圣地表示了支持和感谢。骚马在胜利完成使命后，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鲁浑汗的嘉奖。此后骚马与马儿亚伯刺罕一直留在伊利汗国。骚马死于一二九四年。马儿亚伯刺罕死于一三一七年。
罗马无主教士的东来 骚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前来东方进行联系与宣扬宗教。一二八九年，孟德科维诺携带教皇致阿鲁浑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里士。他从这里航海至印度，停居年余，在一二九三年左右泛海来到大都。孟德科维诺受到了成宗的接待，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他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所教堂。到一三○五年，先后洗礼了六千人。次年又完成了另一所教堂的兴建。他成功地促使汪古部的大贵族高唐王阔里吉思放弃景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但由于阔里吉思在对海都作战中被俘死去，嗣子朮安（这是从约翰·孟德科维诺取名的“约翰”一名的音译）年幼，阔里吉思的兄弟尤忽难又率部民奉行景教。当时，大都的天主教与景教两个教派互相排挤。孟德科维诺就曾长期受到一些景教徒的诬控。孟德科维诺在报导中还提到在大都的阿兰人有三万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来投约翰兄弟。他为他们宣道，并鼓舞他们”。阿兰即《元史》里以骁勇著称的阿速军人，他们是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的。马可波罗曾说：“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大都的传播，是同他们分不开的。
孟德科维诺曾两次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派遣教士前来协助传教。教皇于是在一三○七年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来，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与安德烈三人约在一三一三年抵达中国。大概也就是在这一年后，泉州也创设了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后则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后继任。大都总主教孟德科维诺约在一三二八年（文宗天历元年）病死，罗马教廷又委派了尼古拉继任总主教。尼古拉一行抵达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的欢迎。但从这以后，下落无闻。一三三六年（后至元二年），一个由元顺帝派遣的十六人使团，包括法兰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内前往罗马。使团还携带阿兰贵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罗马教皇的信，请求为他们派来总主教，同时也给元朝皇帝派来使者。这个使团在一三三八年抵达亚维农，受到教皇别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筹组了一个包括马利诺里在内的使团东来。使团历经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并在阿力麻里建成一所教堂，洗礼数人。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月，使团抵上都，向顺帝献骏马。《元史·顺帝纪》记载：“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群臣于是争献《天马赋》、《天马图》，他们描写这些使者“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使团在大都留居三年，然后循海道西归。据马利诺里记载：当使团离去时，皇帝曾嘱咐“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个赋予全权的红衣主教返回来，担任那里的主教”。但是，不久之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随之停顿了。
鄂多立克的来华旅行 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从十四世纪初便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他从大不里士、巴格达而至印度。一三二一年由印度继续东行，历南海诸国而抵广州。再由广州抵扬州，循运河北上，至于大都。鄂多立克在大都停留达三年，然后经今内蒙古游历了青藏地区，再经呼罗珊至大不里士，返回威尼斯。在他讲述的游记中，关于行在（即杭州）、大都的绿山（即万寿山）和湖（即北海）以及分省置驿的情况，虽然很简略，但大体上都是准确的。
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和元朝使臣远使西欧，这在元朝以前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元朝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由亚洲扩展到非洲和欧洲。元朝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日益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
第一章 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
第一节 明朝统治的建立
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推翻元朝。一三六八年夏历正月，在应天府建国号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征虏大将军徐达领兵攻下元大都，明太祖改大都名北平，以应天府为南京。元顺帝北逃。此后三年间，明朝先后降服占据广东的何真和四川的夏国明升（参见本书第七册），元末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归于一统。
明朝建立后，与元朝王室诸王连年作战。一三八八年，元室溃灭，蒙古汗仍据有大漠南北，与明朝对峙，形成明朝的强大威胁。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依据元朝旧制，有因有革，制定各项统治制度，建立起明朝的统治。
（一）对元朝王室及诸王的征战
明兵攻下大都后，大都以北至漠北地区，东起辽东，西至陕甘，仍为元朝王室所控制。云南地区则为元梁王所占有。新建的明朝处在元朝势力的包围之中。明太祖一朝对元王室及诸王的征战，延续二十年之久。
一、对元朝王室的追击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于一三六八年七月逃往上都，命河南王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自山西反攻大都。徐达进攻山西，扩廓败逃甘肃。一三六九年春，徐达进军陕甘，元地主武装李思齐在临洮降明。四月，明太祖调副将军常遇春回北平与平章李文忠同率步兵八万、骑兵一万，攻取元上都开平。六月，明兵攻下开平，元顺帝逃往应昌。常遇春在途中病死。
洪武三年（一三七○年）正月，朱元璋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统领大军北征。兵分东西两路：西路由徐达率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取扩廓帖木儿。四月，徐达军出定西，于沈儿峪口大败扩廓，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四千八百余匹。扩廓与妻子从宁夏奔和林。东路李文忠军，二月间出野狐岭，沿途在云州（独石口南云州堡）、宣德（河北宣化）、东胜州（托克托县）及武州（山西五寨县）、朔州（山西朔县）等地屡与元兵作战，获胜。四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在应昌病死（明谥顺帝，元谥惠宗），皇子爱猷识理达腊（元昭宗）继位，五月，李文忠军攻下开平，破应昌，元昭宗与数十骑逃遁。幼子买的里八刺及后、妃、宫人、诸王、官属俱为明兵俘获。李文忠领兵追击元昭宗至北庆州（白城子）不及而还。明军获得重大胜利。
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在平定广西和四川后，对臣下说：现在天下一家，还有三事未了。一是传国玺仍在蒙古。二是王保保尚未擒获，三是元太子下落不明。（《皇明通纪》卷三）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这时的境况是，自应昌北上庆州后，往蒙古旧都和林，倚任扩廓帖木儿，继续称帝，蒙古尊号称必力克图可汗，仍奉大元国号，并建年号宣光。元廷遣使高丽。高丽已于一三六九年接受明朝封号，故称岭北的大元为“北元”。（郑麟趾《高丽史·恭愍王世家》）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正月，明太祖发兵十五万，大举远征岭北，号为“清沙漠”。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五万骑，分三路出兵。徐达中路军出雁门直捣和林。李文忠东路军经应昌赴岭北。冯胜西路军进兵甘肃。二月，徐达率领中路军至山西，都督蓝玉为先锋，先出雁门，至野马川，遇蒙古军，获胜。进至土刺河。扩廓帖木儿败走诱敌。五月，徐达亲率大军深入岭北。扩廓与骁将贺宗哲领兵来战，徐达军大败。死亡数万人（一作万余人）。副将汤和别道出兵，也被蒙古军击败。徐达是一代开国名将，遭此惨败，对明朝的打击是沉重的。李文忠所率东路军，出应昌，六月，经胪朐河（克鲁伦河）、土刺河，又进至阿鲁浑河，到称海（蒙古国西南部）还师。沿途与元军屡战，互有胜负。明军将领多人战死，损失甚重。西路军由冯胜率领，六月间，至兰州。副将傅友德为先锋，直趋西凉，败元兵。又至永昌，获胜。冯胜军来会师，北攻亦集乃路，元守将以城降。傅友德进兵至瓜州、沙州，败元兵，多有俘获。冯、傅两军经此战役，先后掳获驼马牛羊十余万。十月，冯胜班师回京，被告发私匿驼马。明太祖不予行赏。十一月，明在甘州置甘肃卫。明廷此次远征岭北，只有西路获胜。中路主力惨败，兵力大损。此后十余年间，明王朝与岭北的元廷，暂时处于对峙状态。
一三七四年九月明太祖将在应昌俘获的元昭宗之子买的里八刺送还元廷，招谕修好。买的里八刺被俘五年，明廷封为崇礼侯，赐给宅第。明太祖对他说：“今既长成，不忍令尔久客于此。”命宦官两人护送北归，并致书元昭宗，附赠织金文绮及锦衣各一件。信中说：“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暂尔保持，或得善终，”又说“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几及百年”，“运虽去而祀或未终，此亦天理之常也”。（《明太祖实录》卷九三）这实际上即默认元廷在大漠蒙古地区的统治，劝谕修好。元廷并无回报。
明太祖信中曾指责元昭宗“流离边境，意图中兴”，又说“今闻奥鲁（当指元廷宫帐）去全宁未远”，故送归皇子。大抵此时元廷宫帐已迁至全宁路以北地带，倚用辽东兵力，以图再举。次年八月，扩廓帖木儿死于元廷。《明太祖实录》卷一百说他“后从徒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此金山在辽河以北，为元将纳哈出屯兵之所。哈刺那海所在不详，当在全宁路庆州以北，岭北行省境内。
这时，辽东一带的形势是：元辽阳守将刘益于一三七一年二月降明。元平章洪保保杀刘益，走依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是蒙古名将木华黎国王后裔，世袭辽东，统领蒙汉诸军，一三五五年曾在太平与朱元璋军作战被俘。朱元璋遣归元廷。一三六九年，据辽阳封地，屯兵金山。刘益被杀后，部将张良佐领兵降明，上书说：“本卫地方辽远，肘腋之间，皆为敌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刺张屯驻沈阳古城，开元则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则有太尉纳哈出之众，互为声援。今洪保保逃往其营必有扬兵之衅。”（《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明太祖遣使至金山，致书纳哈出劝降。七月，在辽阳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
自辽阳至岭北行省东部克鲁伦河流域，蒙古东部诸王后裔分驻各地。纳哈出在金山一带有兵数十万，是元廷依恃的主力。扩廓帖木儿死后，一三七五年十二月，纳哈出领兵南下攻打盖州。马云命城中坚壁不战。
纳哈出南至金州，先锋乃刺吾在城下中箭被俘。纳哈出领兵北还，在盖州城外及连云岛等地，遇明伏兵，损失惨重。纳哈出大败而回。这实际上是元廷东迁后“意图中兴”的又一次失败。
一三七八年四月，爱猷识里达腊病死，元臣上庙号为昭宗。六月，明太祖遣使臣去元廷吊祭，并自撰祭文。
七月，遣使至金山，诏谕纳哈出通使修好，九月，再遣使吊祭。三次遣使，均不得返。十一月，明太祖又将山西俘获的元平章完者不花遣还，致书元丞相驴儿，说三次遣使不通，再遣内臣送还平章。明太祖得知元廷议立新君，又在十二月致书元丞相哈刺章、蛮子、驴儿及哈刺出等人，说：“或闻欲立新君，其亲王有三，卿等正在犹予之间”，“若欲坚忠贞之意，勿抑尊而扶卑，理应自长而至幼。”（《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意在明廷送还的买的里八刺。买的里八刺返元后，赐名脱古思帖木儿，封益王。他是昭宗的次子。（见《弇州史料·前集·虏北始末志》，参《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蒙古源流》作“弟”误）长子不见记载，或已夭亡。一三七九年，元脱古思帖木儿即帝位，蒙语尊号称乌斯哈勒可汗。（《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仍奉大元国号，并依元制，改年号为“天元”。
二、平云南
云南地区自元世祖忽必烈时归属元朝，始设行省。元世祖封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子孙世袭。泰定帝时，进封云南王王禅为梁王，仍镇云南，驻中庆路（治在昆明县）。元顺帝时，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袭封。顺帝以后，梁王拒不降明，仍向岭北元廷遣使进贡，沿用“宣光”“天元”等年号。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正月，明太祖派遣翰林院待制王袆去云南，招谕梁王归附明朝，并送还北平俘掳的梁王遣往岭北的使臣。王袆到云南，适遇岭北元廷来使脱脱。梁王杀王袆，以示忠于元廷。一三七五年九月，明太祖又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使云南，送还俘获的梁王派往岭北的铁知院等人。吴云行至云南沙塘口，被铁知院杀死。
一三八一年九月，明太祖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领大兵征云南，并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向傅友德等面授机宜。
傅友德等受命为征南将军，率兵至湖广，依据明太祖的部署，从东、北两方面进攻云南。北路从四川南下，遣都督郭英、胡海洋等帅师五万由永宁（四川叙永县）趋乌撒（云南镇雄县）。攻取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的军事据点。东路从湖广西进，傅友德副将军与蓝玉、沐英由辰、沅趋贵州，进攻普定、普安。梁王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精兵十万屯曲靖，希图阻扼明军。十二月，傅友德师至曲靖，于白石江大败元兵，生擒达里麻。曲靖为云南东部门户，此处水陆交通四达。明军占领曲靖后，扼住云南咽喉，兵分两路：蓝玉、沐英率军直趋云南；傅友德率军向乌撒接援郭英、胡海洋。梁王闻明军逼近，逃入罗佐山，又逃到普宁州忽纳砦，于草舍中自杀。同月，蓝玉、沐英军进入昆明。傅友德军攻下乌撒，东川（今云南会泽）、乌蒙（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诸部相继降明。明军转向大理进军，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闰二月，攻下大理。傅友德受命出征，百余日攻下昆明，六月余攻下大理，平定云南。
明朝在昆明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并于军事冲要地区，设置卫所，屯兵守御。次年，将乌撒、乌蒙、芒部等划归四川统辖。明军占领云南后，当地各族人民仍不时起而反抗。傅友德、蓝玉等征滇大军在云南留驻两年，至一三八四年三月班师回朝。副将军沐英仍留镇云南。十年后病死，封黔宁王。子春袭爵，继镇云南。此后沐氏子孙世守云南，直至明亡。
三、降纳哈出与元室覆亡
元帝脱古思帖木儿继位后，与明朝处于对峙状态。一三八一年春徐达曾领兵至演河，击败元军。西平侯沐英曾一度深入克鲁伦河，擒元知院李宣。元将纳哈出自 辽东败后，退守金山北开元路一带。据守开元的也先不花也是木华黎后裔。两军似已合并，统归于纳哈出。木华黎子孙世袭国王称号，因而纳哈出或被称为开元王（《国朝献征录》卷五），统领军兵仍有十余万人。明太祖几次遣使招谕，纳哈出不理。明太祖在平定云南后，一三八七年初，命冯胜为大将军，自云南班师回朝的傅友德、蓝玉为副将军，领兵二十万，大举征讨纳哈出。二月，蓝玉率轻兵至庆州，杀元平章果耒。从俘虏处得知，元廷仍在迤北，纳哈出已出金山。明太祖告谕冯胜等，说“纳哈出去金山未远，以兵促之，势必来降”，又说元主“必顺逐水草，往来黑山（大兴安岭）鱼湾（贝尔湖）之间”，乘其无备，可以尽获。这时，纳哈出分兵三处扎营，主力在龙安（农安）一秃河。冯胜驻兵大宁，分建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屯营。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越过金山，纳哈出部将观童投降。冯胜遣俘将乃刺吾至松花河见纳哈出劝降。纳哈出见明朝强兵压境，至一秃河向蓝玉投降。部下诸将相继降明。明朝命傅友德编为新军，驻守大宁。九月，纳哈出等进京谒见，明太祖封他为海西侯。次年夏六月，命纳哈出随傅友德赴云南，途经武昌，死于舟中。
元帝脱古思帖木儿的宫帐驻牧在捕鱼儿海（贝尔湖）一带。这一带牧地原属元太仆寺管领，历来是直属汗廷的地区。纳哈出等人降明后，元廷失去辽东兵力。元丞相哈刺章等前往和林，做西迁的准备。一三八八年四月，蓝玉奉明太祖命，率马步兵十余万自大宁至庆州追击，得知元帝在捕鱼儿海附近地带，遂领兵越黑山，四月十二日至捕鱼儿海，直捣元营，获得重大胜利。元太尉蛮子战死，部众降明。明军俘获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及宗室诸王、官属两千余人，军士及家小近七万人。获得宝玺、金银印及牲畜数万。蓝玉班师。明太祖封蓝玉为涼国公。
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及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率领余众西逃和林。行至土刺河，也速迭儿大王与斡亦刺惕（瓦刺）合兵来袭。脱古思帖木儿与捏怯来等十六骑败逃。丞相咬住率三千骑来迎。也速迭儿又命宗王火儿忽答孙等领兵追袭，擒获脱古思帖木儿，以弓弦缢死。天保奴也被杀。捏怯来、失烈门等率部东归，派遣使臣至南京进贡马匹降明。一三八九年四月，明太祖在元全宁路设置全宁卫，以捏怯来为指挥使，失烈门以下各授武职。失烈门拒不受命，杀捏怯来。明太祖在金山以北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以辽东地区元降将为三卫指挥使。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被远迁到琉球安置。
袭杀脱古思帖木儿的也速迭儿大王，是一百二十多年前与元世祖忽必烈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大王的后裔，子孙世袭王位。也速迭儿夺得脱古思帖木儿的汗印，在和林自立为汗，称卓里克图汗（尼咱木丁沙迷《武功记》）。蒙古汗位由忽必烈一系转入阿里不哥一系。忽必烈采用汉法，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历代帝王均有汉语溢号并建汉语年号。但蒙语国号仍称“大蒙古国”，依十二生肖纪年，元朝诸帝也另有蒙语尊号。阿里不哥是当时反对用汉法的贵族代表。也速迭儿即汗位后，不再依汉法为脱古思帖木儿立谥号，也不再建年号。国号仍称蒙古。明人则依汉人旧称，称之为鞑靼。忽必烈建立的大元王朝最后灭亡了。
（二）豪富的迁徙与官员的诛杀
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明王朝，不仅需要与元朝王室继续斗争，而且还面临着巩固王朝内部统治的严重课题。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曾经多次推倒旧王朝，但农民军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却只有汉朝和明朝。汉高祖刘邦起义前是沛县亭长，可算来自底层。明太祖朱元璋则是出身于真正的贫苦农民，由起义农民的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首脑。一介贫苦农民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明太祖可谓千古一人。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既对地主豪富怀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严肃考虑新王朝能否巩固以及如何巩固的严重问题。他既担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员对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对他不忠。在位期间，对地主豪富、开国将领和大小官员一再采取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广加杀戮。明太祖的专制统治显得较前朝更为酷虐。新建的明王朝却因而得以巩固了。
一、迁徒豪富
明太祖出身农民，深知地主豪富的横行乡里，操纵官府，是朝廷的一大威胁。特别是江南地区，元朝灭宋后，地主豪富的经济势力继续发展，并进而在政治上左右地方官吏，元廷难以控驭。明太祖对刘基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诚意伯文集》卷一）明太祖对地主豪富的猛政之一，就是强迫迁出本地。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十四万户到凤阳。此后，三九一年再迁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到南京。一三九七年，又强迫各地富户一万四千三百余户迁到南京。明太祖定都南京后，以凤阳为中都。京师与中都，都是朝廷直接统治的地区，拥有较强的统治力量。地主豪富迁徙到京畿地区，难以操纵官府为非作歹了。明太祖的这一猛政，为历史上所罕见。他自称是取法于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是“事出当然，不得不尔”。（《明太祖实录》卷二一○）贝琼作《横塘农诗序》说：“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徒，无一存者”（《清江贝先生文集》卷十九）说三吴大姓“无一存者”不免夸张，但江南地主豪富在明初遭到沉重的打击，则是事实。元末江南土地兼并已极严重。明太祖迫令大批富户迁离本地，是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客观上却也多少有利于江南经济的发展。
二、开国将相的诛杀
明太祖建国后，为防范文武臣僚的背叛，于一三七二年颁布申诫群臣的《铁榜文》。一三七五年编录《资世通训》，告诫臣僚，“勿欺、勿蔽”。一三八○年编《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一三八六年又颁发《志戒录》，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明太祖一再以历代悖逆之事告诫臣僚，表明他一直心存疑虑，对臣下防范甚严。而他的臣下，也在为了争夺权位相互倾轧。一三六九年，明太祖起用攻克金陵时留用元代官员杨宪为中书省右丞，又进为左丞，以中书省参政高邮人汪广洋为右丞。杨宪嗾使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奉母无状”。汪广洋被罢还乡。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基等揭发杨宪奸谋。明太祖又处死杨宪、刘炳，召回汪广洋。明太祖对文臣武将的诛杀，由此开始了。
胡惟庸案——濠州定远人胡惟庸，在和州随明太祖起事。明太祖建号吴元年（一三六七年），委为太常寺卿。明朝建国后一三七○年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一三七三年进拜左丞相。汪广洋被贬黜后奉召还朝，为右丞相，平日饮酒自遣，依违其间，以求自保。胡惟庸因而得专相权，接纳四方贿遗。朝中希图升迁的官员或阿附于胡。明太祖认胡惟庸是擅权植党，威胁到皇权的统治，决心除胡惟庸，夺回相权。一三七九年，御史中丞涂节迎合帝意，多方罗织罪状，告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谋反。明太祖先将右相汪广洋贬谪海南，十二月行至太平，驰送敕书斩首，敕中指责汪广洋“前同杨宪在中书，宪奸恶万状，匿而不言。观尔所为，君之利视之，君之祸亦视之。如此肆侮，法所难容，特追斩其首，用示柔奸。”（《国榷》卷六）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正月，明太祖亲自审讯胡惟庸案，斩胡惟庸、陈宁，诛其三族。又以涂节告发，必曾参予其事，也一并斩首。明太祖随即撤消国初依元朝旧制设立的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六部直接统属于皇帝。随后又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国榷》卷七），朝野震动了。
李善长案——濠州定远人李善长，《明史》本传说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明太祖起义，在滁州礼聘为军中掌书记，依用为谋士。此后，明太祖用人行政以至开国定制，都由李善长与儒臣谋议。建国后，一三七○年，明太祖大封功臣，以功勋大小封予公、侯、伯等爵号。封国公者六人，李善长位列第一，封韩国公，比之于汉萧何。特授太师、中书左丞相，进而总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是朝中权位最尊的重臣。李善长弟李存义，取胡惟庸侄女为子媳。胡惟庸被杀后，一三八五年有人告发李存义也是胡惟庸一党，明太祖诏免死，流放到崇明安置。一三九○年，明太祖又逮捕李存义父子，审讯胡惟庸与李善长的交谊。明太祖指斥李善长“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明史》卷一二七），赐死。李善长年已七十七，奉诏自缢死。妻女弟侄等家口七十余人被杀。此案又涉及列侯陆仲亨等封侯的功臣七人，都以胡椎庸党的罪名处死。已死的侯爵多人，也追论其罪。明太祖命刑部将涉及此案治罪的都督以上至公侯二十人名氏，汇为奸党录昭示天下。工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申辩说“故太师李善长与陛下一死生，毕谋智，以得天下，为勋臣第一”，“现在说他辅佐胡惟庸，万一成事，也不过是勋臣第一，并无重福，却必有重祸。他现在已七十多岁，老迈不堪。平居安闲，忽然发生此事，臣不能不怀疑”。最后说：“善长已经不幸失刑。臣还愿陛下作戒于将来。”此疏为著名文士御史解缙代为起草，传诵一时。明太祖无辞以解，对王国用不加罪，但也并没有“作戒于将来”。两年之后，便又兴起大狱。
蓝玉案——蓝玉也是濠州定远人，是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内弟。明太祖起义过程中，屡立战功。建国后，多次出兵与元室作战，在捕鱼儿海大获全胜。明太祖把他比之于西汉名将卫青。一三九二年，元降将月鲁帖木儿在建昌起兵反。蓝玉领兵平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送京师处斩，进封太子太傅。这时开国诸将多已死去或告老。蓝玉军功显赫，不免志得意满，擅权行事，养家奴游猎，侵占民田。明太祖在一三八二年设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护卫皇室并侦察官员言行，通称锦衣卫。一三九三年初，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明太祖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剐死），诛灭三族。察罕处死。受此案牵连的文武大臣以至将官兵士，被处死者近两万人（《国榷》卷十）。诛杀之广甚至超过了胡惟庸案。清初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说胡、蓝之案是明太祖“遂疑尾大之图”“傅会难明之事”。清修《明史》，置胡惟庸于“奸臣传”，蓝玉仍入列传，不入“奸臣”，表明编者对谋反案的怀疑。蓝玉谋反，并无确证。宿将名臣，经此诛杀，所余无几了。
功臣之死——明太祖先后兴起胡、李、蓝三大狱，文武臣僚被诛杀者近四万人，在官员中造成极大的恐怖。大案而外，开国功臣或被明令处置，或被暗中毒害，多不得善终。
开国名将李文忠，是明太祖姐之子，年十二丧母，由明太祖收养，改姓朱氏。随明太祖起义，转战浙东，屡立战功，复姓李氏。明朝建国，曾从常遇春领兵攻上都。遇春死代领其兵。其后，为副将军北征，一再获胜，封曹国公。一三七七年，与李善长同议军国重事，一三七九年平洮州番族还师，掌大部督兼领国子监事。李文忠能武能文，家中多文客来往，曾劝太祖少诛杀，远宦者。太祖不悦，尽杀李文忠家客。一三八三年，李文忠惊恐得病。明太祖派淮安侯华中前往监护医药。次年三月中毒而死，年仅四十六岁。明太祖贬华中，又族诛医者及侍婢六十余人。李文忠追封歧阳王。
傅友德在砀山随刘福通起义，后在和州降明太祖，为军中名将。国初封颖川侯。副徐达北征，败扩廓，平夏国，征云南。一三八四年进封颍国公。一三八七年，与冯胜北征，降纳哈出。一三九一年为征虏将军，驻北平备边，加太子太师。次年练军山西、河南。定远侯王弼随明太祖起义，明朝建国后在傅友德军中转战南北。一三九三年蓝玉被杀，王弼对傅友德说，早晚要除掉我们了。明太祖侦知，将傅友德召还。次年十一月借故切责。傅友德被迫自杀。《明史》本传说是“赐死”。王弼也“赐死”。
宋国公冯胜，国初六国公之一。一三九二年加太子太师。徐达、李文忠死后，为第一名将。一三八七年为征虏大将军，降纳哈出军还，因被告私匿良马，娶蒙古女，收夺大将军印。一三九二年，与傅友德同练兵山西河南。次年，蓝玉诛后，同被召还。一三九五年二月，赐死。谈迁《国榷》记冯胜自杀事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
明太祖起兵，倚用浙东儒臣，参与谋议，首推刘基、宋濂。明太祖攻下金华礼聘刘基为谋士，常与密议，视为汉之张良。明朝建国后，刘基对明太祖说：“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明史》卷一二八）。一三七○年封诚意伯，赐归老于乡。刘基恐遭疑忌，不敢归乡，仍留住京师。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得病，三月，明大祖遣使送归青田故里。四月病逝，年六十五。胡惟庸案起，涂节告发胡惟庸送毒药毒死刘基。明太祖问汪广洋，汪广洋说并无此事。明太祖责汪广洋欺罔。《明史·胡惟庸传》说刘基病中，胡惟庸曾与医者送去毒药，但又说这是受明太祖差遣，真相难明。刘基子琏在胡惟庸案中受牵连，被迫堕井自杀。
金华宋濂，元末荐授翰林编修。明太祖攻下金华，聘为经师。一三六九年，奉诏修《元史》，除翰林，后进为侍讲、学士，承旨知制诰。教皇太子朱标读书，先后十余年。明太祖密使人侦视宋濂行止，然后察问，宋濂俱以实对。一三七七年，年六十八致仕。一三八○年胡惟庸案起，宋濂孙宋慎因事牵连。明太祖处死宋慎，并连坐宋慎叔父宋濂（濂次子）处死。皇后及皇太子力救宋濂，得免处死，流放四川茂州。一三八一年四月，濂行至夔州，自缢死。年七十三。（《国榷》卷七）
以上功臣都是与明太祖共同创业并身居太祖左右的一代名臣勇将，虽然死因或明或暗，但多不得善终。国公以下，爵封侯、伯的名臣，遭显戮者至数十人。《明史·汤和传》说：“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汤和死于一三九五年，卒年六十。平居极为恭慎，遇太祖面责，即顿首谢罪。五十三岁进封信国公，知太祖不愿诸将久掌兵权，即请解官归里，太祖大悦。死后追封东瓯王。汤和“独享寿考”，在武将中算是例外，在功臣中也是屈指可数。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太祖在位三十年，以前所未有的猛政，刻意诛杀文武名臣，以确保新建的明朝和独尊的皇室，明初统治集团的实力却由此大为削弱了。
三、处治贪污弊政
明太祖起义前即对元末贪官污吏的刻剥深为嫉恨，也深知官吏贪污横行对朝廷统治的危害。他即位后即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惩治贪污。官吏贪污钱财，银六十两以上的，斩首，并且剥去人皮，实以稻草示众。府、州、县、卫衙左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稻草的人皮袋，官吏到任上堂触目惊心。又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各级官吏因贪污治罪不下数万人。一三七六年以前，发往凤阳屯田的获罪官吏，即达万余人。明太祖为惩治贪污又兴起两次大狱。
空印案——元朝早在蒙古太宗时，即有所谓“御宝空纸”。在空白文书上预先铃上皇帝御宝，由中书省臣填充发布，不必再经皇帝用印。各级地方官员也采用类似的办法，由色目、汉人官员填充钤有官印的文书，不必再经蒙古长官亲自用印。相沿既久，习以为常。明初地方官吏沿用旧例，持这种所谓“空印文书”到户部审核钱粮军需，这自然为贪污作弊提供了便利。一三七六年，明太祖因考校钱粮册书，察知此事，认为这是欺罔，将各级主印官员逮捕入狱。自户部尚书至府县守令等署印官长数百人以“抵欺”罪处死。副职以下官吏榜笞一百，流放戍边。湖广佥事郑士利因兄士元涉及此案，上书诉冤说：“自立国之初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明史·郑士利传》）。明太祖命将郑士利与郑士元一起治罪，流放拘役（居作）。
盗粮案——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查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查得郭桓应收浙西秋粮四百五十万石入仓，实入粮钞少收一百九十万石。郭桓及浙西地方府县官吏，通同作弊，受贿五十万贯。明太祖兴起大狱，追查六部及全国十二布政司。共查得偷漏及盗卖仓粮六百万石，并隐漏税粮及鱼盐等项税课，共合粮二千四百余万石（《大诰》）。此案除郭桓及户部官员外，又涉及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并处死。全国各地官吏被处死刑及流刑（迁徒去乡一千里）者至数万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隐漏税粮者也都受到严厉处置，据说“民中豪以上皆破家”（《国榷》卷八），明太祖痛恨的豪富也由此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明太祖严惩贪污，被治罪的各级官吏多至数万，虽施政不免严酷，但元末官场积久的贪风，由此而得到抑制，作用还是积极的。
（三）统治制度的制订
明太祖初即位，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分置官属，建立起明朝的统治。在位期间，一再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使朝廷军政大权更加集中于皇帝，地方军政也更集中于朝廷，从而建起一整套皇室专权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比宋元等朝，权力更加集中，专制统治也更为加强了。
一、皇室分封
明太祖对开国功臣，多有疑虑，以至诛除。与此同时，又建立皇室分封制度，把皇族子孙分封各地称王。
无朝宗室原有投下分封制度，实际上是来源于蒙古国时期对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财产的分配。元代诸王主要是从投下封地分取赋税收入，并非裂土为王。明太祖继承元朝旧制而有所损益，目的还在于依靠朱氏子孙辅翼皇室，以确保朱明王朝的统治。一三七○年四月始封诸王。明太祖对臣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群臣对答说：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长子朱标封皇太子。第九子朱杞及幼子朱楠早亡。其余诸皇子及从孙一人先后封为藩王。一三七○年分封诸皇子为王：朱樉封西安为秦王，朱封太原为晋王，朱棣封北平为燕王，朱橚先封吴王，后改封开封，为周王，朱桢封武昌为楚王，朱桢封青州为齐王，朱梓封长沙为潭王，朱檀封兖州为鲁王，明太祖侄朱文正之于朱守谦，封桂林为靖江王，共九人。受封的藩王每年得禄米万石，可在藩王府置相傅和官属，拥有护卫军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首次分封的诸王在一三七○年至一三八五年间先后就藩。
一三七八年第二次分封诸王：朱椿封成都为蜀王，朱柏封荆州为湘王，朱桂先封豫王，后改封大同为代王，朱楧封甘州为肃王，朱植封广宁为辽王，共六人，洪武末年就藩。
一三九一年第三次分封：朱封宁夏为庆王，朱权封大宁为宁王，朱楩封岷州为岷王，后改云南，朱封宣府为谷王，朱松封开原为韩王，但迄未就藩，朱模封潞州为沈王，朱楹封平凉为安王，朱楹封南阳为唐王，朱栋封安陆为郢王，朱封洛阳为伊王，共十人。
明太祖初封诸王时，诏渝全国，说分封是为了“屏藩国家”（《明太祖实录》卷五一）。北方蒙古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太祖分封习兵事的皇子于北边军事要地，皆预军务，习称“塞王”。晋王、燕王，皆受命指挥边防大军，筑城屯田，大将军冯胜及傅友德，都曾受其节制，军中大事，二王得直接奏闻。宁王受封后，也拥有军兵，以防御北边。其余诸王中，秦、代、肃、辽、庆、宁、谷、安等王，大体上都分布在东北、北方和西北的一条边防线上。广东、福建、浙江邻近京师南京，不建藩府。山西、河南、湖广等省则藩府较多。长江以北的藩府数又大大超过长江以南。
明初分封王室，仍参据元朝旧制，“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明史稿》列传三，诸王）。诸王虽分封各地，拥有王爵，但藩府之外，没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颁给“宗禄”。除宁王、燕王、晋王拥军防边外，其余诸王只能拥有少数护卫军，随后也被撤消。在明太祖看来，分封皇室子孙控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长久之计，莫过于此了。
二、中枢官制
明太祖建号吴王，设置官属，即依元朝中书省制度，以李善长为右丞相、徐达为左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又依元制，设御史台，以汤和、邓愈为御史大夫。当时仍在用兵作战，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大都督府原是元朝管领钦察两卫军的专设机构，明太祖沿袭此名，命侄朱文正为大都督，指挥全军。这样，明朝在建国前即形成中书丞相总行政，大都督掌军兵，御史大夫司监察的简要的国家机构。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与臣下讨论元朝灭亡的教训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明太祖把巩固新朝加强皇权作为建国建制的指导思想，着手对元朝的旧制进行改革。一三六八年即位后，在南京设应天府，废江浙行中书省，直隶中书省。一三七六年六月又把各地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作为行省的地方政府，长官布政使，官阶正二品，位与六部尚书相等。这一改革主要是削弱中书省的权力，使行省直属于皇帝。中枢设通政使司，管理百官章奏和民间陈诉，废除元朝奏事必经中书的旧制。
一三八○年，胡惟庸案后，明太祖以此事为契机，决定废除中书省丞相制，不再设“代天子理万机”的丞相，皇帝以“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自秦汉以来，一千六百多年间，丞相一直是与君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力量。废丞相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皇权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了。
丞相制废除后，管理朝廷政务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六部尚书与都察院（一三八二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之都御史，合称七卿。七卿与通政司的通政使、大理寺（督审刑狱）的大理卿又称为“九卿”。九卿分别理事，互相制约，各自向皇帝负责，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综理军务的大都督府也划分为中、左、右、前、后等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分别由皇帝指挥，不相统属，皇帝掌握了全部军权。
中枢官制经明太祖改革后，基本状况如下：
六部——吏部掌官吏铨选、考课。户部掌户籍土田、赋役实施、财政会计、潜运物价等政。礼部掌制定礼仪、贡举、祭祀、番国边夷朝贡。兵部掌武官升转、军户版籍、军令、武器制备及全国驿传。刑部掌司法行政、刑法实施、考核犯罪、颁行律令。工部掌土木工程兴造、公共工程修葺、屯田管理、手工制造、水陆道路管理。各部设尚书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一三九五年明太祖颁布《皇明祖训条章》，规定“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有请立丞相者，处以极刑。有明一代，中枢机构中，不再有丞相一职。
都察院——一三八○年罢御史台，置谏院官。一三八二年始设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全都御史，正四品。都御史的职责是“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明史》卷七三）又设十二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正七品，察纠内外官吏。在京师巡视京营、仓场、内库，监临乡会试。外出巡按地方，清勾军伍，提督学校，巡查盐政、茶马、漕政、屯政等务。（一四三五年增为十三道）。
中枢监察系统中，另设六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若干人，各科不等。其职权是“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都察院是朝廷监察机关，给事中则是皇帝的近侍之臣，是皇帝控制六部行政的耳目。给事中有封驳权，可以封还执奏，驳正章奏违误，规谏君主，参予朝中大事的会议。都察院的御史，习惯上称“道”，六科给事中称“科”，统称“科道官”或“言官”。
通政使司——早在一三七○年，就曾设“察言司”
收受各方章奏。一三七七年正式设置通政使司，职责是接受并汇呈内外官吏的章奏，凡民间的陈情建议、申诉冤枉、举报官吏不法等文书，也登记并汇呈给皇帝。设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通政使也和六科都给事中一样，被允许参与朝廷大事的会议。
大理寺——明太祖建号吴王时，即设有大理寺，其后因革不常。一三八一年正式设置。大理寺卿，正五品。原来只是对司法行政、财政收支等案件，进行监察。后来凡刑部、都察院和五军都督府的断事官所审理的案件，都要送大理寺甄审。凡不按律例或案情有出入的判决，有权驳回改拟。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被称为“三法司”，凡重大案件要经过“三法司”的“会审”。司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和司法监察机关相互配合，彼此制约，是明初重要的法制成果。
翰林院——明太祖建国前即因元制置翰林院，设学士及侍讲等官。学士为正三品，名儒宋濂即曾任翰林学士，一时名士多在翰林院供职。一三八一年以后，翰林学上降为五品，但职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代皇帝草拟文告，兼充皇帝在文史方面的顾问，资深的学士有时也为皇帝或皇子讲述儒经，参议致治之道。翰林院学士以下的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员，往往也是皇帝的参谋。翰林院学士被允许参加商议大政事、大典礼的诸臣会议，与诸司参决其可否。（《明史》卷七三）
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有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各二人，从一品。都督佥事各二人，正二品。其长官多以公侯伯爵的武臣充任，品级高于六部。五军都督府除分领在京卫所外，还分领设在全国的十三个都司。五军府各有所辖军区，相互平行，以达到“使事不留滞，权不专擅”的目的。（傅维鳞《明书》卷六六）
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各有职掌，相互制约，大体上兵部掌管军事行政事务，五军府掌管统兵作战。兵部受皇帝之命，发令调兵，但统兵权在五军府，统兵将官由皇帝亲自指派。军官的任免、赏罚由五军府与兵部会同办理。五军府的将官平时并不统军，遇有战事，兵部发出调兵令，五军府派出指挥官，统率京营兵或各地卫所兵作战。战事结束，军兵回归原地，统兵官归五军府。
三、地方官制
明初地方官制沿袭元朝行中书省制度，但撤消“路”一级建制，改路为府。如改龙兴路为洪都府，绍兴路为绍兴府，平江路为苏州府，汴梁路为开封府，大都路为北平府，奉元路为西安府等等。地方建制只存府（州）县两级。
一三七六年撤消行中书省后，继续沿用“行省”这一名称，作为地方区划，而不是地方政府。省的行政权分属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分别隶属于朝廷。
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初为正二品，一三八○年定为正三品。全国先后设十三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贵州。布政使掌一省之政，传布朝廷政令，考察本省官吏。管理户口、田土及科举贡士行政。对省内宗室、官吏、学校师生、驻军，班发禄俸、廪粮。呈报自然灾害情况并实行赈济。均衡全省赋役额度，规定征收标准。地方的重大行政事宜或有所兴革，要会同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商定。布政使司通称“藩司”。
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一人，正四品。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劾官吏，抑制豪强，平反冤狱，澄清吏治。副使与佥事等官分道巡察，负责管理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等监察行政事宜，按察使司通称“臬司”。
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企事四人，正三品。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隶于五府，听于兵部。责任是管理一个军事区的武官考选，地方卫所兵训练，卫所屯田，地方巡警，军器保管、漕运，京操以及地方防务。明初曾于各行省置行都督府及都卫指挥使司。一三七五年改各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废行中书省后，也废止行都督府，职权转入都指挥使司，成为与布、按二司平行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地方的卫所隶属各地都司，都司又分隶中央的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常简称为“都司”。
“三司”制确立后，布政使司掌全省的行政、民政、财政；按察使司掌全省的司法监察；都指挥使司掌全军区的军事行政和治安。政、法、军三权并立，彻底改变了行中书省总理地方大权的旧制。布、按、都三司分别直接受命于朝廷，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大为加强了。
省以下地方机构，基本上是府、县两级。直隶州与府平行，一般的州与县平行。市、按二司派遣副职到各地区，称为分守道、分巡道等等。道隶于省，但并不是一级地方政权。
府设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无定员，正六品，推官一人，正七品，府下设有经历司、照磨所和司狱司。又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处理政务。知府掌一府之政，行政上受布政使的领导。职权范围包括一府各县的教育、科举、户籍田簿、军匠、驿传、马政、治安、仓库管理、河渠水利、道路修治等事宜的决策和处理。府的推官主持司法工作。全国共设一百五十九府。
州分两种，一为府所属的州，与县平级，一为省直属的州，称为直隶州，与府平级。州设知州一人，从五品，同知、判官无定员。直隶州的知州职掌与知府同，属州的知州与知县同。全国共有二百三十四州。
县，设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属员有典史一人。知县掌一县赋役之政，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向群众宣讲法律）、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都要亲自处理。（《明史》卷七五）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办理文书出纳，亦设有六房，分管日常事务。
在府、县两级地方政权中，还设有一些专业的管理机构。府、县境内的关津要害设巡检司，巡检、副巡检率领弓兵（按徭役征集民兵的一种）负责警备。有的州县设有驿丞，负责管理驿站的舟车、夫马供应。府设有税课司，县设有税课局，设大使，负责征收商税、市税及民间的契税。另有河泊所掌收鱼税。有些地方设批验所，负责查验盐、茶引。府设僧纲、道纪两司，县设僧会、道会两司，管理佛教、道教徒众。
四、法律
明太祖称吴王时，即命丞相李善长为制定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文臣参与编定律令。制令一百四十五条，后称《大明令》，“律”二百八十五条，后称《明律》。“令”以记载诸司制度为主，“律”是根据唐律损益调整。一三七四年加以修订，去掉原来临时性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一三八九年又本着“因时以定制，缘情以制刑”的原则，从法律的系统与体制方面，作更多的修订，使之趋于完备。一三九七年最后修订完成《大明律》，颁行全国。
《大明律》的体例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
以适应当时的以六部为中心的政权体制。条文共四百六十条。内容继承唐律，参据元律，而有所添加，如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杀军人者以余丁抵充以及大臣不得专擅选官，军民不许上言大臣德政，官吏不许交结近侍官员，功臣不得私置田土等限制官员的律文。户律中增入有关征收课程、钱债、市廛等条款，兵律中规定军
民不得违禁下海等等此外，如豪民隐蔽差役、揽纳税粮、典雇妻女、逐婿嫁女、取乐人为妻妾、僧道娶妻、禁巫师邪术等等有关条款，则是继承元律的条文。
《大明律》的制定，反映出加强皇权统治的特征，如对“十恶”罪的处置较前朝更为加重，贵族犯罪的“八议”制要由皇帝亲自决断，对大臣的政治权益也做了多方面的限制，加强了钳制。大明律颁布后，明太祖明确规定，后世君臣不得更改修定，因而明代二百六十多年间，《大明律》的条文，不再有变动。（《明太祖实录》卷八二）。
《大明律》之外，明太祖又以皇帝的名义，先后颁行了《大诰》四编，目的是“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大诰》一编颁行于一三八五年共七十四条，次年续编共八十七条，三编共四十三条。一三八七年又颁 《大诰武臣》共三十一条。《大诰》的内容是选编刑事犯罪案例，由皇帝亲写按语和判决处理，作为一种范例，具有法律效能。《大诰》选编的案例多属于惩治地方胥吏和豪强，对于揽纳户、诡寄田粮者、倚法为奸者，官吏长解卖囚者都加以重罪，对“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不合作者，也处以极刑并抄没家产。《大诰》中的“例”实际成为律外之法。因《大明律》不准改动，此后历朝不断增加新“例”。以例为名，以至律外附例的数量超过了律文，成为明朝法律的特点。
五、军制
明太祖在起义过程中，依元制建立统军元帅府，后改大都督府。军兵的建制也参据元朝旧制，分为万户、千户、百户。尔后兼并诸军，称号混杂。一三六四年始建营伍法。下令说：“诸将有称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者，名不称实，甚无谓。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明太祖实录》卷十四）一三七四年左右，立卫所制，设置内外卫所。一卫统五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在千户之上原有领五千人的指挥，现定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改为五千六百人，是因为各级都增加了军官人数。正规的卫所制是：卫（五千六百人）由五个千户所组成（每个千户所为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分为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为一百一十二人），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军士。元代于民户之外，另立军户。卫所军兵也单独立“军籍”，家属为军户。在卫的军士为正军，于弟称为余丁或军余，正军出缺，由军户子弟补充，是世袭兵制，也是职业兵制。军队的武器装备、军装及军粮由官府供给，军户家小的生活则靠军士屯田生产来维持，按月发米，称为月粮。明初规定，每个军士授田五十亩为一份，官给耕牛农具，实行屯田。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卫所军是一种常备军，明太祖曾说“攘外者所以安内，练兵者所以卫民。凡中国之民安于畎亩衣食，而无外侮之忧者，有兵以为之卫也”。（《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据一三九二年统计，全国共有卫所军一百二十万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如据次年所建都司、卫所应有军士数推算，应有一百八十余万人。
卫所军制是在改革元朝旧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军事制度。它适应防御北边稳定秩序的需要，对巩固明朝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学校与科举
明太祖在建国前即设立国子学，作为培养人才之所。明朝建立后仍依元制在京师设国子监作为高等学府，设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祭酒、司业、监丞主持国子监事。博士、助教司教育，其余为管理教务、庶务的官员。学生来源有贵族、官员子弟及各地送考的优秀学生，还有少数的来自琉球、日本、暹罗等国的留学生。学生通称监生，由国子监负担费用，已婚者并可携带家口就学。监生分为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班），每半个月有假一日。学习内容有《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书。学制两年到三年，初入学在正义、崇志、广业三堂（班），然后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学习满六百天，经史成绩优秀者升入率性堂，如在一年内考试满八分者即可授任官职。（《南雍志》卷一）
国子监立有严格的校规，对监生的思想行为、学习生活管束极严。一三九三年的统计，国子监的学生达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南雍志》卷十五），是当时世界上规模宏大的国立大学。
一三六九年十月，令各府州县都设立学校，“育人材、正风俗”（傅维鳞《明书》卷六二）。曾选派监生中年长学优者三百六十多人到各地方学校担任教职。地方学校不仅设立在府州县所在地，也在边远卫所及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学习内容“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鲒崎亭集外编》卷二二）各地乡里也都开塾立师，以普及教育，据说“天下穷乡僻壤，咸有学有社。”（傅维鳞《明书》卷六二，学校志）“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府、州、县学都设有教育官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又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额数是京府六十人，府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生员可免差摇二丁。正额外增收，叫作增广生员。学校师生有月廪食米，每人六斗，另给鱼肉。初入学者为附学生，经过考试，为秀才，或称诸生，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官府对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并规定各级学校学生对军国政事不许建言，作为禁例。国子监到府州县学都置有刻有禁例的“卧碑”。（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六）
府县学校只是培育人才。生员入仕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科举考试。一三七○年明朝始行科举考试。在京师（南京）及各省开乡试。考试分三场，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及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中式后十日举行复试，科目是骑、射、书、算、律五科。乡试各有限额。京师直隶府州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各四十人，广东、广西各二十五人。一三六一年各地举人在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进士一百二十人。以后的科举，大体上都按此程序进行。府州县学先举行县考，中式者为秀才。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中式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举人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中式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称作 “廷试”或“殿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分三甲（等），一甲只取三名，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资格是“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赐同进士出身”。取得“进士”资格者，便可被任用力官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甲考选庶吉士者皆充翰林官，其余授给事中或御史，或六部的主事，内阁中书，行人、太常、国子监博士，或任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明史》卷七十）
明初科举考试的程序和办法，大体上都是沿袭元代科举的旧制。元代的“御试”改称“廷试”。元代的举人，原是各地推举应试的考生的泛称，明代才逐渐成为省试中式而取得的专称。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朱熹、蔡沉等注本为依据以及考试经义、策等体制，也都是承袭元朝。元仁宗行科举后，为便于考生特别是蒙古、色目考生撰写合格的文卷，有所谓“八比”的文章格式（制义矜式）。明初称为“八股”。应试的文章，分为起、中、后、末四个段落，各有二股即二比。文句排偶比对。比与比之间用文句相联。最后以末比（又称束比）收结。各场应试文卷，均有限定的字数。元制限三百字至五百字以上。以经书为内容，以八股为格式的应试文章，自然不能不极大地束缚人们的才思和文思，流为应考求官的陈词滥调。
元代科举，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分别考试，分榜录取。明初取消此制，除法律规定的“贱民”外，一般平民和农民不分族别和贫富都可应考。依此制度，明王朝可以从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补充官吏，但仅凭应考的八股文章并不能选取经世人才。一三七三年二月，明太祖下诏说：“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明太祖实录》卷七九）。诏令暂停科举，改由地方官员荐举各种人才。荐举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实行荐举后，出现更多的弊病。一三八四年又诏令恢复科举，并颁布科举成式，以为定制。科举成式基本上仍是原来实行的考试程序和考试内容。依元朝旧制，增加了考拟判语和诏诰章表等文体。四书义增为三道，经义增为四道，但各许减一道。经史时务策增为五道，许减二道。每道题目的答卷字数，减为二百字至三百字以上。科举定制后，历朝沿袭，影响是深远的。
（四）赋税与屯垦
明朝建国前后，面临着社会经济残破，人口流失，田土荒芜，经济制度紊乱，财政桔据等严重困难。明太祖在位时期，为订立赋役制度和商业货币制度，恢复农业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从而建立起新王朝的社会经济秩序。
一、粮长与里甲
明太祖出身于农民，对农村基层状况最为熟悉。在迁徙江南豪富的同时，又建立粮长制与里甲制，以便形成农村基层的新秩序。
粮长制——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命户部通令各地，核查民间耕地，以税粮万石为一征粮单位，一县分若干区。每县选正副粮长二名，以田土最多的大户为粮长，督收税粮，解送官府。时称“民收民解”。元末地方官吏，横征暴敛，侵扰百姓，是贫苦农民的最大的祸害，也是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明太祖以为实行粮长制是“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明太祖实录》卷六八）。以田上最多因而也纳税最多的大户为粮长，也可使税粮的交纳，得有保障。明朝的税粮一半以上来自浙江、江苏（直隶）、江西、湖广等地，粮长制首先在这些地区实行，而并未普设于全国各地。粮长制实行初期，大户慑于明太祖的猛政，曾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三八一年，浙江、江西粮长一千三百余人，输送税粮到京师，明太祖亲自召见嘉勉。但行之既久，粮长不免成为实际上的基层官吏，依然可以恃势侵渔舞弊。
里甲制——里甲制是基层居民组织。元代农村每五十户结为一社，推选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为社长，督劝农事，也兼管究举游民、调解纠纷，协同赈济及传布禁令等事。城坊也有社长，各社户数不一。乡都（乡的下级）人户及城坊另设有里正、主首催督差税。社长、里正等都是一种差役，由富户轮流充任。一三八一年，明太祖改设里甲。元代的都合并为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十户为里长，推选丁粮多者十人充任。里以下每十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里长也是一种差役，轮流充当。服役期间，所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祭祀鬼神、接应宾旅以及官府征求、民间争斗等等都在职责之内。乡村里长也还要经常督课农事。里中年高望重者，被推力“老人”。“老人”职在导民向善，平息民间各种纠纷，剖决是非。里中建有旌善亭，张榜公布民间善事，申明亭张榜公布恶行，以示奖惩。里正与老人有政绩者，可被皇帝召见。老人甚至可以会同村众逮解不法官吏。里甲制的设置，旨在减少官吏欺压，使村民编组自治，以维护基层的社会秩序。
二、户籍与田籍
明太祖由农民成为皇帝，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新建的明王朝依然建立在地主占有制的基础上。明初田地分为“官田”与“民田”两类。“官田”是专门为皇室宗族供给农产品的皇庄田土，牧放官马的草场，园陵坟地，公共占地，皇帝赐给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的庄田，以及职田，学田，边境军官的养廉田，军、民屯田等等。“民田”是民自有之田，包括地碉阶主占有的土地和农民自有的少量土地，可以买卖。民人佃种官田，只有耕种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贵族官员由皇帝赏赐的赐田，官吏的职田，也无所有权，皇帝和朝廷可以随时收回。屯田禁止私人占有。
明初，在某些战乱较多的地区，官田的数量甚至超过民田。“官田”可用以直接向劳动者征收租税，也可以用来进行军、民屯田，以奖励垦荒，恢复生产。
明王朝依据各地官田民田占有的多少征收田赋。依据户口人丁征派差役。战乱之后，人口流徙，田土占有也多变动。明太祖命户部对各地户口和田土普遍核查，编成户籍册和田土册，存于官府。两种册籍的编制，是明太祖整顿赋税制度的一大建树。
户籍册——明太祖曾说“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昭代经济言》卷一），一三七○年发布圣旨，派遣户部官员去各州县普查户口。先颁发“户帖”，要求民户据实填写，作为编制户籍册的根据。又派出军兵，随同办理。百姓如有隐瞒，治罪充军。明王朝在掌握了普填的户帖后，于一三八一年，下令府、州、县编制户籍册，称为“赋役黄册”。每“里”各编一册，里中每户详列男女年龄（男成丁、不成丁。女大口、小口）、田土房屋等本户状况。册首为“总图”，册尾登记鳏寡孤独等不服役的人口，称为“畸零带管”。规定每十年重编一次，以记载变动情况。将表格发给里长，令各户填报。官府比对先年的册籍，死者除名，生者添注，田产买卖者记录其税粮的过割情况。（傅维鳞《明书》卷六八，赋役志）户籍册编成后呈交户部一份，用黄绢封皮，故称“黄册”。省、府、县各留一份，用白色封皮，通称“白册”。户籍是征发赋役的主要依据，故又称赋役黄册。
明初的徭役，分为“里甲正役”与“杂泛”。里甲役即轮流充当里长、甲首，上级官府派征的各项物料及费用，里长出十分之三，甲首人户出十分之七。杂泛是临时性的各种差役，如修路、筑城、修仓、修河等劳役，由里长、甲首根据各户丁粮多寡按甲签发。明初江南地区还曾有过一种按田土多少签发的工夫役。田一顷出丁夫一人，称为“均工夫”。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曾编制“均工夫图册”。赋役黄册编成后，这种均工夫役便行废止。
田土册——大约一三六八年建国时，明太祖就曾对一些地区的田上进行过丈量，为编制田籍作准备。一三八○年派国子监生武淳等到各地监督绘制土地册籍。土地丈量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和北方各省，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土地册籍，散失最甚，土地占有情况也变动最多。各地田土册的编制，至一三九三年才全部完成。
新编田土册，又称鱼鳞册，分为总图和分图两种。分图以里为单位，相邻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并记录各号田土的名称、类别、面积和四至，以及田主或管业人的籍贯姓名。总图以乡为单位，把分图合并绘图，置于分图之前，使阅者一目了然。然后再把一乡之图，合成一县之图。田土图形相接，有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图册编成后，官府可据以掌握土地占有及粮户情况，征收田赋。各地的田土所有权也由此得到合法的确认，有据可查。现存明初鱼鳞图册以小块田土居多，反映着农民战争诛除大户和明太祖迁徙豪富所带来的变化。
明初征收税粮按田亩计算。开垦荒地可以免税。夏税征麦，秋税征米。南北方粮产不同，可各以其地产供纳。以粮交纳者，为“本色”，以丝绢或钞交纳者，为“折色”。田赋率，大抵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明史》卷七八），这是历史上很轻的田税。明太祖实行轻税，一是因为建国之初农业生产尚不发展，一是因为有意体恤农民疾苦，以稳定秩序。江南如苏松嘉湖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税率高于其他地区。亩税可加重到二、三石。洪武初，浙西地方，因其民富实，一亩田税相当二亩，征税加倍。江西某些地区的田赋也高于邻省。苏州府一年交纳的田赋曾达到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有人说：“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三、屯田
明太祖在战争时期，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建国之后，为垦荒就业，恢复生产，在民间推行屯田，以后又发展为商屯。明初屯田，因而形成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类型。
军屯——又称卫所屯田，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设在边境，守军进行屯田，谓之“且耕且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生产粮食，作为军粮。军屯制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以五十亩为中制。军屯产粮，洪武初年一度免征粮税，一三八七年开始，征收屯粮，亩税一斗。洪武末改定税则：“每军屯一分，正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明会典》卷十八）每军屯实际交粮二十四石，较洪武初年的亩税一斗，增加一倍半左右。军屯是以军事管理为特点的屯田，屯军全家生计主要依靠屯粮收入，生活十分艰苦。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春明梦余录》卷三六）
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因而实行民屯。屯户的来源是：一、强制迁移民户，二、召募的人户，三、犯罪迁徙户。
明初移民包括南北各地，人多田少地区的多余人户及流动人口迁移到人少田多的宽乡，湖、杭等地的无田人户到濠州屯种，由官府资助牛具种子，免征三年。同时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一三七六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田产者于凤阳屯田。一三八八年徙山西泽、潞二州民无田者去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处宽乡，设屯。一三八九年移两浙民，去淮河以南的滁、和等州屯种。移山西的贫民往大名、广平、东昌三府，分给田地达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之多。这一年曾有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自动申请屯田，被分给田地，赏赐财物，并受命回沁州召募居民，应募屯种。（《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元大都蒙古遗民三万余户，曾被安置在北平府管内屯田，历年官民罪犯都集中在凤阳屯田，多达一万余人。
民屯田上实属官田，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分给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纳入府县行政系统。民屯赋税，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
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明初为加强边防，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输仓。官给粮价及运费。一三七○年山西行省商人向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引票一引（二百斤），商人凭引贩盐获利，以偿粮费。一三七一年“开中法”在各地实行。商人为多获盐引，依民屯办法在边地募民屯田，以获粮食，就近输仓，形成商屯。商屯地为官田，且多为新垦荒田。商人出资召募边地无田农民或流民耕种，供给牛具种子。此制推行后，内地盐商多来边地经营商屯。
四、商税
明太祖为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对商业采取低税政策。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税率是十五税一。建国后放宽到二十分取一。不久又放宽到三十税一。对于民间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文化用品以及嫁娶丧祭物品等的贩卖，并予免税。
明初商税分为两种，一为营业税，即三十税一的商税；一为通过税，即商品通过关津渡口时的关税。一般是按比例抽取实物。县设税课局，府设税课司征收商税。统由京师税课司管理。
商人赴各地经商要取得官府验发的“商引”，商引载明贩卖货物的种类、数量，及贩运道里远近。无“商引”者，被视为“游民”治罪。京师城内由兵马指挥司管理市场，每日校准市场度量衡器，检查商人活动及物价情况，京师及其他大城市设有官办货栈，称为“塌房”。商人在塌房存放货物，就地征税。
五、大明宝钞的发行
元代开始广泛发行纸币，称为“宝钞”。元顺帝时，宝钞无限制地大量发行，造成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带来社会经济的崩溃。明朝建国后，大量铸造铜币“洪武通宝”钱，民间贸易都采用为价值标准，币价相当稳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三七四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又开始印造纸币。名为“大明通行宝钞”，次年由中书省正式发行。“宝钞”以桑树皮造纸印制，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面值分一百文、二百文、
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贯六种。每钞一贯准铜钱千文、白银一两，四贯主钞准黄金一两，（《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民间交易百文以上用钞，百文以下用铜钱。商税钱钞兼收。官员禄米也发给宝钞。
大明宝钞发行后，由于不设钞本，宝钞不能兑换金银，而且发行量过大，所以发行不久，即逐渐贬值，重蹈了元末的覆辙。洪武未年，两浙民间钞一贯只折铜钱二百五十文，尔后又下降到一百六十文，加以伪造宝钞充斥市场，钞值难于稳定。不少地方的商品，不得不以金银定价。宝钞只是在颁赏、俸禄或估产计赃等官方活动中使用，在社会经济中则被视为“劣币”而被排斥。
第二节 疆域的奠立与国都迁徒
（一）惠宗削藩与燕王夺位
一、惠宗的统治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病逝。临终前颁遗诏说：“今年七十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国榷》卷十）
明太祖建国称帝时，立长子标为皇太子。一三九二年四月，太子标病死。九月，立朱标次子允炆为皇太孙。明太祖死后，允炆（南明追谥惠宗）奉遗诏即帝位，年二十二岁。改次年年号为建文。兵部侍郎齐泰受太祖顾命辅政，进为尚书。东宫伴读、太常寺卿黄子澄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国政。
明惠宗生长深宫，幼读诗书，并无执政和作战的实际经历。明太祖定制，军政大权集中于皇帝和朝廷，新即位的年轻皇帝不得不肩负起不堪承受的重担。惠宗即位时朝野状况是：（一）经过明太祖三十年的猛政，开国名臣，相继死去。朝中文官武将，声威与才干都远逊于前朝，中枢渐趋虚弱。（二）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辅翼王室。诸王权势日盛。为防御蒙古，北边藩王，得拥军兵，权势尤重。明惠宗与诸王，国中为君臣，族内为侄叔。诸叔王分据各地，是新王朝难以控驭的威胁。（三）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是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江南地主在农民战争中遭到严厉的打击。明太祖迁徒豪富，重赋东南，更招致了江南地主的嗟怨。
明惠宗即位后，企图从两个方面建立起他的统治。一是宣告实行宽猛得宜的维新之政，以争取朝野的支持，一是削夺藩王权势，以减除朝廷的威胁。
维新之政——惠宗在即位诏中即宣告：“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国榷》卷十一）。所谓“宽猛之宜”，实际上是以宽矫猛。所谓宽，主要是宽刑与宽赋。
当年七月间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
卷十一）。此后，一四○○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
惠宗维新之政的另一内容，即所谓“更定官制”。惠宗即位后任名儒宋赚之弟子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品。工部增设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恃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等，大体类此。地方官制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制，只设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按察司。此次匆促进行的所谓改制，旨在表明新朝的维新，对实际实行的官制，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削夺藩王——惠宗即位前，早已感到诸藩叔王的威胁，曾与东宫伴读黄子澄议论其事。诸藩中，防守北边的晋王、宁王和燕王备拥重兵，尤以燕王朱棣权势最为显赫。燕王驻守元朝；日都北平，元室亡后，曾多次与边地蒙古军作战获胜，受命节制诸军，声名大振。在诸王中也最年长。燕王的兄长太子标、秦王樉、晋王，在太祖在位时已先后病死，由王子袭封。藩封开封的周王橚是燕王的同母弟，又同为太祖马皇后收养。燕、周二王关系最密。惠宗与黄子澄等聚议，欲削燕王，当先除周王。
太祖病死后，惠宗诏令诸王在藩国听朝廷节制，不准来京师奔丧会葬。燕王行至淮安，被迫返回北平。惠宗即位后月余，即派遣曹国公李景隆（李文忠之子，袭父封）领兵去开封，围周王府擒捕朱橚审讯，坐实谋反罪。一三九八年七月初，惠宗将周王橚贬为庶人（平民），革去王封，迁置云南蒙化。
代王桂（太祖十三子）封藩大同，受晋王节制。一三九九年初，以贪虐罪，削王封，贬为庶人，幽禁大同。
岷王楩（太祖十八子）原封岷州，后改镇云南。因西平侯沐晟（沐英子）奏其过失，废为庶人，徒置漳州。
湘王柏（太祖十二子），封藩荆州。好读书，尤喜道家，自号紫虚子。惠宗以王府擅杀人等罪，遣使拘捕。湘王惧祸，在王府自杀。
齐王榑（太祖七子）封藩青州。曾从燕王北征，出塞作战，以军事自负。惠宗将各王召至京师，以有人告变为由，废为庶人。一三九九年春四月以前，惠宗先后贬废数王，削藩之势已成，诸王均不自安。诸王中燕王年辈最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太子标死后，太祖传孙而不传子，燕王早已心怀不满。惠宗削藩更使燕王惴惴不安。太祖时曾命僧人道衍入侍燕王府诵经，主持北平庆寿寺，与燕王过从甚密。燕王与道衍在王府后苑铸造军器、训练士卒，密谋起事。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惠宗，请将燕王徙封南昌。惠宗不听。一三九九年二月，燕王奉召入京师朝觐，四月返回北平，称病家居。惠宗得密告，逮捕燕王府训练士卒的官校于谅、周锋处死。燕王伪装疯颠避祸。早在一三九八年十一月，惠宗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驻北平，密察燕王动静。一三九九年六月，惠宗密诏张昺、谢贵擒燕王，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奉命往王府逮捕。张信投附燕王，告以密谋。燕王以护卫壮士八百人入卫。七月间，诱骗张昺、谢贵入府饮宴，在席问杀张、谢，起兵反。明太祖病逝刚过一年，原来用以夹辅王室的燕王，成为谋夺皇权的主将。明朝宗室间的一场争夺皇位的内战开始了。
二、燕王夺位
燕王起兵誓师，发布文告，以除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说是效法周公辅成王，并引据明太祖制定的《皇明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祖训》规定清君侧需有天子密诏，又上书惠宗，说是待命入诛奸恶。燕王起兵时，宣告废除建文年号。也就是否认惠宗的皇位。上书待命，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师出更加有名。惠宗得报，削去燕王属籍，起用六十五岁的开国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于璇娶太子标之女江都公主）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娶太祖女大名公主）为左副将军，领大兵号称三十万伐燕。
燕王起兵前，惠宗以备边为名，已在北边各重镇部署兵力，形成对北平的包围。燕王誓师后，先攻蓟州，擒斩都督指挥马宣，进取遵化，遵化卫投降。转攻怀来，擒斩都督宋忠。燕王府精锐兵士原已划归宋忠指挥，临阵倒戈归燕。山后诸州，自开平至云中相继降附燕王。八月，耿炳文领大军至真定，燕王领兵至涿州，先后攻取耿军先锋军驻在的莫州、雄县，进至真定城下。耿炳文出战，大败，李坚被擒，械送北平，死于途中。耿炳文退兵城内，坚守不出。燕王领兵回北平。惠宗得到败报，召耿炳文回京，改任李景隆为大将军。
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溃散士卒，调集各路军马五十万，进驻河间。燕王留世子高炽坚守北平，亲自率军趋水平，败明军，十月，转向大宁。大宁为宁王封地，所属朵颜诸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惠宗削夺宁王府三护卫。燕王致书宁王联络，至大宁城下，败明守军，只身入城，与宁下相见，拥宁王赴北平，尽收朵颜三卫军队。
李景隆听说燕王去大宁，帅师度芦沟桥，直抵北平 城下。几次攻城，不下，屯兵城郊郑村坝。十一月，燕王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城内燕军出击，内外夹攻，景隆不能支，乘夜逃跑。士兵溃散，败逃到德州。
李景隆军败的消息传到南京，惠宗问黄子澄，“外间近传军不利，果何如？”黄子澄隐瞒战败实情，谎称：“闻交战数胜，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黄子澄并派人密告李景隆隐瞒兵败事，勿奏。一三九九年四月，李景隆会武定侯郭英及安陆侯吴杰等军六十万，号百万，进抵白沟河，以都督平安率精兵万骑为前锋。燕王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步骑，马步军共十余万。双方激战于白沟河，燕兵数败，陈亨败走。燕王坐骑，三次被创。明军虽多于燕军数倍，但将帅不专，政令不一。平安部被燕军朱能战败，军阵大崩。燕兵乘风纵火，烧其营垒，郭英等西溃，李景隆南奔，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死者十余万。李景隆单骑走德州。燕军跟踪追至，五月，李景隆自德州逃到济南。燕军追及，败李景隆所率残部十余万入，围攻济南城。都督盛庸与参政铁铉死守，燕军围城三月不下，屡遭袭击，被迫撤回北平。惠宗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耀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
九月，惠宗命大将军盛庸总率诸军北伐，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十月，燕军破沧州，俘徐凯。十二月，燕军进入山东，至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盛庸与铁铰于东昌誓师励众，检阅精锐，准备背城一战。燕军屡胜轻敌，进至东昌，鼓噪前进，被盛庸军打得大败，张玉战死，燕王被围。朱能援军接应燕王突围，返回北平。盛庸军追击，杀伤燕兵甚众。惠宗出兵伐燕，屡次告诫诸将“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燕王数次处于危境，明军不敢置死，因而得以逃脱。
一四○一年二月，燕王再次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败盛庸、吴杰、平安军。惠宗下沼窜逐齐泰、黄子澄等，以平息燕军。三月至四月间，燕军继续南下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河北郡县多降。七月，盛庸联络大同守将，进兵保定。燕王闻报，自大名率师返回北平。建文四年（一四○二年）正月，燕军入山东，铁铉驻守济南，燕军绕过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惠宗命中军都督府魏国公徐辉祖（徐达子）率京师卫军往援山东。四月，燕军进抵宿州。平安率军跟踪至肥河，袭击燕军。总兵何福率军列阵十余里，沿河向东挺进、徐辉祖率军来援，与燕军大战于齐眉山。燕军损失甚重，骁将王真、陈文、李斌，都指挥韩贵等战死。时值暑雨连绵，道路泥泞，燕军北方士兵多不习惯，又染疾疫，多想北归。两军在肥河相持。惠宗纳廷臣议，以为京师不可无良将，命徐辉祖率军撤回南京。何福军孤立失援，粮运为燕军所阻。燕军乘势全力进攻何福军，破灵璧，何福单骑败走，平安等军将三十七人被燕军俘掳。灵壁战后，燕军士气大振。燕王率军直趋扬州，攻下高邮、通州、泰州等地，六月初三日，自瓜州渡江，盛庸沿江列兵抵御，被燕军冲溃。盛庸单骑逃走。燕军于十三日进抵京师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榑开门迎降。徐辉祖率兵抵御战败。惠宗与诸妃在宫中纵火自杀（一说出逃为僧，无确据）。
惠宗自焚之日，朝中诸臣拒不降燕，战死及自杀者甚多。佥都御史程本立、翰林院修撰王艮、编修陈忠、刑科给事中叶福、户科都给事中龚泰、监察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邹瑾、工部郎中张安国等先后自杀。弃官逃走者四百六十余人。六月，燕军渡江，燕王进入南京，张布奸臣榜，列黄子澄、齐泰、方孝孺、徐辉祖以及六部官员数十人。燕王（明成祖）在南京即皇帝位，以天子礼葬惠宗，不加庙号，私溢孝愍。直到一六四四年，南明福王才追上庙号惠宗，其后，清乾隆帝又追赠谥号惠帝。
明成祖夺得皇位，又有朝野名臣礼部右侍郎（侍中）状元出身的黄观、翰林院修撰黄岩、王叔英、浙江按察使王良等多人自杀拒降。明成祖依奸臣榜诛杀惠宗群臣。齐泰、黄子澄被捕处死，族诛全家。名士方孝孺在惠宗死后，穿孝服痛哭。成祖要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掷笔痛骂。成祖说我能杀你九族。方说，你就要死了，怎么能杀我九族，成祖大怒，割去方的舌头，以磔（剐）刑寸割处死，年四十六。方孝孺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八百七十三人被处死。流放治罪者，尤众。礼部尚书陈迪，当面指斥成祖，与其子六人都被处磔刑，宗戚一百八十人被流放。户部左侍郎卓敬曾建策改封燕王，全族处死。左副都御史练子宁坚持不屈，被族诛，姻亲处死一百五十余，流放数百人。大理寺少卿胡闰被召不屈，被剥皮处死，全族诛灭。被牵连而死者至数千人。户科给事中陈继之，曾指斥燕事，被责问不屈，磔死，诛夷三族。黄子澄曾藏匿于袁州知府杨任家，杨任被处磔刑，族诛九十三人。其他如刑部尚书暴昭、吏部左侍郎毛泰、户部侍郎郭任、兵部侍郎卢植、监察御史（左拾遗）戴德彝、高翔等多人均不屈处死，籍没家产，妻女给配为奴。魏国公徐辉祖被捕下狱，坚持不屈，举出明太祖允诺不杀徐达子孙的铁券文书作答。明成祖无法，只好赦免。兵部尚书铁铉，在成祖进南京后，拥兵淮南，企图兴复。十月间被逮不屈，直立阙下。明成祖命划开膝骨，割去耳鼻，以磔刑寸割处死，年仅三十七岁。继明太祖诛杀群臣之后，明成祖又一次残酷屠杀惠宗群臣，在血泊中登上了皇位。
一四○二年七月朔日，明成祖祭告天地，在奉天殿正式登极，接受朝贺，诏告天下。改明年年号为永乐。明成祖初起兵时，以清君侧、辅成王为号召，夺得皇位后则说是奉天靖难。随从起兵的有功军将丘福、朱能等晋封国公，加号奉天靖难功臣。群臣论功，以僧道衍为第一。一四○四年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恢复俗姓姚，赐名广孝。
惠宗朝降燕诸将中，盛庸曾奉命镇守淮安。一四○三年，致仕，被劾自杀。平安降燕，被派驻北平，为北平都指挥使，一四○九年，成祖北巡，被迫自杀。李景隆开门迎降有功，加太子太师，一四○四年被劾下狱。削去勋号，回乡。
（二）皇权的巩固与边疆统治的建立
明成祖在南京即位后，将原封地北平改为北京，设顺天府。又在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掌管军事。设行部国子监，招纳生员。北京成为明朝的第二京城，陪都。明成祖长子高炽仍守北京。一四○四年召回南京，封为皇太子。
一、巩固皇权诸措施
明成祖即位后，即宣布废除惠宗时改建的官制，恢复太祖时的旧制。旧制中存在的种种积弊却依然有待清除，不得不有所改易。明成祖在恢复旧制的名义下，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皇权的统治。
削夺藩王卫军 明太祖末年，边地藩王权势日盛，渐成皇室的威胁。惠宗削藩失败，带来成祖夺位的成功。成祖即位后，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置藩王的严重课题。边地藩王通称“塞王”，有权指挥边军。塞王的护卫军可多至二十万人以上。明成祖起兵，指责削藩是出自君侧的奸逆，即位后不得不为被削夺的周王、岷王、代王、齐王、湘王等恢复王封。当皇位确立后，明成祖密切监视诸王行动，在较长的时间里，逐个地削夺塞王护卫，收取军权。永乐元年（一四○三年）正月代王桂复封归藩后，十一月间，明成祖敕列代王纵戮取财等三十二罪，革去三护卫军及官属。齐王榑复封后，以护卫兵据守青州城。一四○六年，成祖召齐王来京，面斥其过。齐王反驳说，奸臣们喋喋不休，又要学建文时么？当尽斩此辈。成祖大怒，将齐王拘留京师，削去王封，废为庶人。岷王楩复封云南后，一四○八年，成祖指其杀戮吏民等罪，削去护卫及官属。辽王植（太祖十五子）封藩广宁，防守北边，屡建军功。成祖起兵，辽王渡海至南京，改封荆州。一四一二年，成祖削夺辽王护卫军，只留供役使的军校厨役。谷王穗（太祖十九子）原封宣府。成祖进兵南京时，在南京城中开门迎降。改封长沙。一四一七年，被告发谋为不轨，削去王封，废为庶人。周王棣复封开封，一四二一年成祖召他进京，说有人告他谋反。周王顿首谢罪，被迫献还三护卫军。明成祖吸取惠宗的教训，有步骤地分别削夺诸藩，收取军兵，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太祖制定的分封制度并没有改变。成祖立长子为皇太子，次子高煦封汉王，藩国云南。高煦不肯就藩，留居南京，请增两护卫，得有三护卫军。从成祖北征，有功。一四一五年改封青州，私募兵士劫掠。次年召回南京，削去两护卫。一四一七年，徙封乐安州。明成祖由抵制削藩而一再削藩。皇室诸王，恃权不法，仍然是他在位期间始终困扰的难题。
倚任阁臣 明太祖在胡惟庸案后，废除丞相，六部直属于皇帝。由此高度集中了政权，也增加了日理万机的负担。曾有人统计，八天内的内外诸司奏札，即多达一千六百六十件，涉及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一三八○年九月，明太祖依仿古制，设四辅官，称春、夏、秋、冬官。依时序辅佐皇帝阅处章奏。春官夏官各选老儒三人。每月三旬轮流任事。秋官冬官不专设，由春官夏官兼理。此制实行约两年余。一三八二年又改为依仿宋朝制度、设立殿阁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纳为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刘仲质随后即降职为监察御史，大学士是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明成祖即位后，参据此制，简选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的文渊阁原为皇帝与文臣研读之所。入阁侍读的文臣由此得以备咨议，拟制诰。惠宗朝降燕的翰林待诏解缙、修撰胡广、编修杨士奇、编修杨荣被简选入阁。一四○四年立太子后，解缙进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春坊属詹事府，辅导太子。杨荣进侍讲，杨士奇进侍读。又简选中书舍人，进士黄淮，授翰林院编修。户科给事中，进士金幼孜授翰林院检讨，通晓天文的举人、原桐城知县胡俨，因解缙推荐，授翰林院检讨。三人也同时入阁。入值文渊阁的七人，本职仍是翰林院官员，不另置官属，但受到皇帝的礼重，在皇帝左右，参议朝廷政务，成为争帝的参谋。为与外朝的六部大臣相区别，殿阁文臣泛称为阁臣。阁臣无行政权，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务，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明成祖的这一措置，为明朝的内阁制奠定了基础。
信用宦官 宦官又称内官或内臣，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恶制。元朝，不任宦官。元末，顺帝娶高丽女奇氏为后，信用宦者朴不花（高丽人），后被处死。明太祖即位.力斥宦官。说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所以只可供洒扫使令。明太祖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诸司不得与内监文移往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明史》卷七四及卷三百四）。洪武末年，设置内官监、司、库、局等机构，制定内官品级，但仍属于内廷服役，不预外朝。
明太祖以农民即帝位，时刻疑虑臣僚军将的不忠和不服。明成祖依兵力夺取皇位，更不能不疑虑臣下的不服和不忠。明太祖防范宦官而信赖皇室诸王。明成祖为防范诸王和臣下而又倚用宦官。为侦察臣民的行动，成祖除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办事厂，简称东厂，任用宦官掌管，秘密侦察朝内外官员动静。阁臣的日常行动，也由宦官秘密陈报。锦衣卫加东厂，使朝廷侦察工作日益严密，宦官也由此得以上下其手。为防范驻防军将专权，成祖派宦官赴外地监军，甚至委派宦官出任军职统军镇守。出使外国也虑臣僚不忠而任用宦官。《明史·宦官传序》说：从永乐年间开始，宦官得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宦官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心腹，明朝的心腹之病不可免了。如果说，内阁的设置，开始了阁臣执政的端绪，宦官的倚用又开创了内臣干政的恶例，影响是深远的。
建三大营 明成祖由掌握军权而夺得皇权，深知军兵的重要。尤其是京师的军兵，更是皇权的重要支柱。明太祖时，京师设有京军，是最精锐的兵力。一三七一年统计，共有二十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其中精锐，据说只有七、八万人（《典故纪闻》卷十七）。京军分编四十八卫，由五军都督府统领教练。明成祖为加强京军，在京师组建三大营。一是“五军营”，即原由五军都督府教练的军兵，分为步兵与骑兵两个兵种。包括京师卫所军和各地抽调来京的班军。二是“三千营”，由边境少数民族即所谓“边外降丁”组成，主要是骑兵。原来只作为仪仗，后来主要用于巡哨。三是“神机营”，用火器装备起来的步兵军团。据说当时采用安南神机枪的制造方法，制成神机枪和神机炮两种火器，炮利于守，枪利于战。神机营成为作战力较强的机械兵种。
三大营都设有“提督内臣（宦官）”或“坐营内臣”，另有武臣及坐营官、司官、把总。神机营还设有“监枪内臣”。京军三大营兵多用于朝廷的重大军事行动，平时捍卫京师。
二、出征蒙古与北部边疆的统治
明成祖即位前，因防守北边，而壮大了兵威。即位后曾先后领兵亲征鞑靼与瓦刺，并在广阔的北部边境，建立起了统治机构。
朵颜三卫 明太祖在大宁地区设北平行都司，封十七子朱权为宁王镇守。蓝玉平纳哈出后，当地蒙古诸部皆降。一三八九年设置三卫：自大宁前抵喜峰，近宣府，为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渡辽河至白云山，为泰宁卫；自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为福余卫。明成祖起兵，合并宁王军众，挟宁王南下（后徙封南昌），以三卫蒙古首领脱儿火察为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安出及土不申俱为都指挥佥事，掌福余卫事；忽刺班胡为都指挥佥事，掌泰宁卫事，三卫三百五十七个头领，各授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成祖与三卫约定，脱离宁王而自为藩部，每年发给耕牛、农具、种子等从事农耕，在广宁等地互市。成祖弃大宁，旨在使三卫为北边屏障，解除南下夺位的后顾之忧。三卫由此成为半独立的藩部，处于明朝与鞑靼之间，有明一代时叛时服。三卫中以朵颜卫为最强，原为元代朵颜山兀良哈千户所蒙古兀良哈部人住地。明人不明诸部情势，将三卫各部都泛称为兀良哈。
北征鞑靼 蒙古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杀死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后，不再沿用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国号，在和林自立为蒙占卓里克图汗。死后，子恩克汗继位。其后汗位转入额勒伯克汗，被瓦刺袭杀，另立坤帖木儿汗，他大约也是阿里不哥一系。成祖即位时，蒙古汗位已为鬼力赤所篡夺，曾出兵侵犯辽东。一四○三年和一四○六年，成祖曾先后两次遣使持玺书招谕。明人记载鬼力赤非元裔。蒙古史籍不见此名。波斯史籍中与他相当的汗，名乌鲁特穆尔（Uruk Timur），说是窝阔台系的后裔。明人沿袭汉人的旧称，称和林蒙古为鞑靼鬼力赤为蒙古枢密知院阿鲁台所杀，阿鲁台等迎立忽必烈系的本雅失里（一作完者都）为汗。本雅失里在元亡后曾逃入中亚的帖木儿帝国（见下节），其后至别失八里，被迎入和林。一四○八年春，成祖得报，致书招谕。说到“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又说：“元氏宗挑，不绝如线”，可见明廷已确认本雅失里是元朝宗室的后裔。次年四月，成祖又遣都督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持书去和林，并赐阿鲁台等采币。郭骥至和林，被蒙古汗廷杀死。成祖大怒，决意发兵出征。
一四○九年七月，成祖任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武城侯王聪为左副将军，同安侯火真为右副将军，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五将军领兵十万北征。八月，丘福率先锋军至胪朐河（克鲁伦河），蒙古诱敌深入。丘福等五将军皆战死，明军全军覆没。成祖得报，选将练兵，储备粮饷，准备来春大举亲征。永乐八年（一四一○年）正月，成祖自北京发兵五十万，亲自率领出塞。四月，经阔栾海（呼伦湖）西进，五月至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随七骑逃走。回师大败阿鲁台军，追奔百余里。成祖亲征，获得大胜利。七月，经开平，返回北京。
本雅失里败后，于一四一二年被瓦刺马哈木杀死。马哈木另立家世不明的答里巴为汗（一说，出自阿里不哥后裔）。一四一三年七月，阿鲁台奉表纳贡，请为故主复仇。成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北征瓦刺 瓦刺即元代蒙古外刺部，又译斡亦刺。元末已发展到四万户，住地扩展到谦河流域，南至金山（阿勒泰山），与阿里不哥后王的封地为邻。元初皇位争夺中，曾支持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明初，又支持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除灭元帝，夺取汗位。一四○九年五月，瓦刺三首领应明朝的招谕来朝。明成祖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后，阿鲁台请求明成祖为主复仇，讨马哈木。马哈木则奏请论功行赏，给予军器，并请早诛阿鲁台。明成祖封阿鲁台王位，马哈木更为不满，拘留明朝来使。明成祖以为瓦刺骄纵，遣宦官海童前往切责。马哈木扬言出兵攻阿鲁台，成祖大怒。一四一四年二月，亲证瓦刺。四月出塞，六月至土刺河畔忽兰忽失温，答里巴、马哈木等率三万骑来战，被明军战败。明军也损失相当。《明实录》记此役“杀其王子十余人”，答里巴大约在作战中败死。马哈木脱身逃走。次年冬，马哈木遣使入明，贡马谢罪，陈说虑阿鲁台将为己害。一四一六年三月，阿鲁台击败马哈木，向明遣使献俘。九月，瓦刺马哈木与太平也来明朝贡。次年，马哈木死。子脱欢袭封顺宁王。蒙古瓦刺部在元代隶岭北行省，地处西北，接近西部蒙古诸王，与忽必烈系及东部诸王，历来属于不同的集团。明朝灭元，瓦刺三王接受明朝招谕，只求互市，无意南侵。明成祖亲征鞑靼，起于明使被杀，防范元裔再起，总算师出有名。出兵瓦刺，双方受损，只是由于明成祖不明蒙古内情，措置失宜，征战并非不可避免。明成祖有意压抑瓦刺，左袒阿鲁台，由此失去瓦刺的信任，阿鲁台则更加猖獗了。
设哈密卫 明太祖追击逃往甘肃的元兵，招抚当地各族首领，曾先后在河州、西宁、洮州等地设卫，又在甘肃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安定、曲先、阿端等卫，在嘉峪关西北置罕东卫。沙州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哈密，是元哈梅里王兀纳失里据地，西与东察合台汗国为邻，北接鞑靼，地处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一三九一年，明太祖曾命左军都督佥事宋晟领兵攻占哈密城，次年，兀纳失里遣使向明朝进贡。成祖即位，兀纳失里弟安克帖木儿袭王位入贡。次年，受明封忠顺王。随后即被鞑靼鬼力赤害死。一四○五年，成祖扶立安克帖木儿之侄脱脱，袭忠顺王爵。次年，在其地设置哈密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刺灰等族首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遣汉人官员为王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明朝在哈密设卫，确立了西部边陲的统治，意义是重大的。
建奴儿干部司 明太祖时，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后在其地设辽东都指挥使司，领有二十五卫，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的三万卫，北部辖区包有辽河。明太祖降纳哈出后，明军曾出开原，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成祖即位，亟待确立东北边境。一四○三年遣使臣往奴儿干（今特林）招谕黑龙江下游吉烈迷（金元时代的吉里迷）等渔猎部落。十一月，女真部落首领阿哈出等入朝，明廷沿用金恤品路建州之名，在其地设建州卫（黑龙江东宁县境），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十二月，忽刺温（呼兰）女真部首领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在其地设兀者卫（呼兰河中下游），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同知。次年二月，奴儿干女真首领把刺答哈来朝，在其地建奴儿干卫。明廷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从事渔猎的各少数民族，都泛称女真或女直。成祖即位后的六年间，被称为女直的诸部落与吉烈迷部落相继来朝，明廷先后设置一百三十二卫。
一四○九年初，奴儿干官员忽刺佟奴来朝，奏请在奴儿干设立元帅府。明廷于闰四月定议在其地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任命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六月，又置奴儿干都司经历司，设经历一员。一四一一年春，明成祖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军官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护送康旺等顺黑龙江而下，至亨滚河口对岸特林的奴儿干地就任，奴儿干都司作为明廷在东北边境的统治机构，正式建立。
一四一二年明成祖命内官亦失哈巡视自海西至奴儿干各地居民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十月，在苦夷岛北部的囊阿里设囊哈儿卫，颁发囊哈儿指挥使官印。康旺等在奴儿干城元代征东元帅府地设立治所，又在治所附近建造永宁寺，供奉观音。一四一三年，建立《敕修永宁寺记》碑石，铭刻汉文碑记，并以蒙古字、女真字摘译，刊于碑阴。碑文中还记述了奴儿干都司的建立及苦夷岛诸民来附的事迹。
奴儿干都司建立后，辖境东至鲸海（日本海），西至朵颜三卫，南至鸭绿江，北至北山（外兴安岭）。辖境各族居民向明朝进贡狩猎土产。首领被授任各级官职，进京纳贡获得回赐。明成祖成功地争取到各族部落首领附明，确立了东北边疆的统治。
三、乌斯藏及西南地区建置
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往元代的吐蕃地区招谕，并在该地区建立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云南平后，成祖又开设贵州建置，以巩固西南地区的统治。
乌斯藏、朵甘都司 元世祖尊奉吐蕃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必力工（止贡，在拉萨东北）和帕木竹（在拉萨东南）等地信奉噶举（口授）派喇嘛教的贵族，相继起兵，与萨迦派争夺领地。元朝衰亡时，吐蕃地区也已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一三六九年即遣使去吐蕃地区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授职。一三七三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乌斯藏及朵甘思地带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乌斯藏指以拉萨为中心的前后藏地区。朵甘包括乌斯藏以东至陕西、四川邻界的藏族居地，元代曾设朵甘思都元帅府。明廷在其地推行卫所制，分设乌斯藏卫指挥使司及朵甘卫指挥使司。次年，在河州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及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又任命各级官员五十六人。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在纳里（阿里）地区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两都司指挥使以下各级官员及元帅府元帅，均由明廷任命藏族贵族首领担任，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封授诸王 元末吐蕃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不再沿袭元代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对各地宗教首领分别封王。僧王也各自向明朝进贡，接受封敕。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灌顶国师。明初袭封。明太祖曾遣内地僧人智光（武定人）两次入藏区招谕。成祖即位后，再遣智光往帕木竹巴地招谕。一四○六年二月，帕木竹巴袭封灌顶国师的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遣使人贡。三月，明成祖遣使封授为灌顶国师阐化王，颁赐玉印并白金五百两及绮绢茶等。智光又到朵甘思地区的馆觉（贡觉）及灵藏招谕，命当地喇嘛为灌顶国师。两地分别遣使入贡，一四○七年三月，明廷封授馆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赐金印。封授灵藏灌顶国师着思巴儿坚藏为赞善王，亦赐金印。一四一三年五月，明廷又分别封授萨迦派思达藏的喇嘛南谒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噶举派必力工瓦喇嘛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阐教王。明成祖先后封授五王。帕木竹已一直受到明廷的优礼，最先封王。朵甘两王因地近陕蜀，特赐金印崇礼。后二王则明著地区性王号。五王为宗教领袖但各有分地，为一方之长，每三年向明廷朝贡一次。
明成祖还先后封授三位纯属宗教领袖但地位更高的“法王”。乌斯藏卒尔普寺（楚布寺）寺主是噶举派的噶玛系。此派早在南宋时即已创立，奉行活佛转世制，分黑帽、红帽两支。明初，黑帽寺主哈立麻（哈尔麻）为转世活佛。一四○六年，明成祖先后派遣云南沐昕及宦官侯显往乌斯藏迎请。当年十二月，哈立麻来京师，受到明成祖的礼遇和厚赐。次年正月，封授“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
萨迦派领袖、主持萨迦寺的喇嘛昆泽思巴由明廷宦官迎请，一四一三年二月，到达京师南京。明成祖封授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次年正月；由宦官护送回藏。
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善慧称吉祥），因出生于宗喀（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人）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兼通显密二宗。鉴于当时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沉溺享乐，因创新派，弘扬戒律，严禁娶妻，整饬寺院。入教喇嘛戴黄帽，以示持律，俗称黄教。明使入藏招谕，宗喀巴曾于一四○八年上书明成祖答谢。一四○九年，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格鲁派在拉萨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成为一大教派。一四一四年十二月，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又名绛钦却杰），来明京师朝见。次年，明成祖封授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其后明宣宗时加封大慈法王），一四一六年五月自京师启程回藏。
明成祖于三教派，均加招谕，分别封授。授两法王“领天下释教”，实即统领本教派僧众，与元代帝师的统领天下释教，含义不同。明朝历代相承，三教派分别遣使向明朝进贡，明廷各有回赐。
开设贵州 元朝在湖广行省与云南邻界地区设立八番顺元宣慰司统治。在贵州（今贵阳）设顺元宣抚司。其北播州、思州等地各设宣抚司，以统治当地各族居民。明太祖设置贵州宣慰使司。又在思州分设思州与思南两宣慰使司。又设部指挥使司镇守贵州等地。成祖即位，在云南与湖广邻境的元普安路，设普安安抚司，隶属于四川。元末，水西彝族暖翠为贵州宣慰使，明军平云南后，降明。明太祖仍命为宣慰使。暖翠死，妻奢香继任，进京向明太祖陈告，明都指挥使司的都督马烨在当地苛虐，明太祖斩马烨。彝部感服。思州和思南两宣慰使，由田氏兄弟分任。永乐初，思州田琛与思南田宗鼎争地。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来京斩首。明成沮将内地各省的建置推行于贵州，于一四一三年二月，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任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原湖广西境贵州、思州地均划归贵州市政使统辖，下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镇远、铜仁、乌罗等八府。一四一六年，又设贵州提刑按察司。贵州由此成与云南平等的省区，只是科举乡贡附于云南。明成祖开设贵州建置后，全国的布政使司，也由十二增为十三。
（三）周邻诸国的交往
元代蒙古诸汗国横跨欧亚，因而与域外诸国有着极其广泛的联系。元代称为色目的西域南海商民，定居中国，也增强了域外的来往。明初皇室诸臣，起于阡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