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被晋出帝疑忌，据守本境，不参与晋辽间战争。刘知远广募士卒，杜威降辽，晋兵一部分逃归河东，河东有步骑兵五万人。辽军入开封，刘知远使部将王峻以贺战胜为名，到开封察看形势。王峻回来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据。有人劝刘知远起兵击辽。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有急，必须随时制宜。现在契丹正得势，不可轻动。看来，契丹着重在搜括财物，并无大志，天气渐暖，势难久留，等它走了，出兵取天下，可以万全，当时晋藩镇纷纷降辽，少数节度使如史匡威据径州（甘肃径川县），拒绝投降；何重建斩辽使者，举秦、阶、成三州降蜀，都只能做到不降辽为止。南唐以恢复祖业为口实，也不曾设谋规取中原。刘知远的所谓万全之计，虽然缺乏进攻精神，总还算是待机而动，志在恢复。辽军被迫退走，刘知远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占领中原的皇帝。
　　与辽主称帝同时，刘知远也在晋阳称帝（汉高祖）。他要试探军心，声称将出兵迎晋出帝来晋阳，所部军士都对他表示拥戴，争呼万岁不止。以郭威等人为首的文武官，也一致劝进，河东军心归附，称帝的第一步成功了。即位以后，自称不忍改变晋国号，仍用天福（晋高祖年号）纪年，称天福十二年（九四七年），意思是在争取晋旧臣来归附；又下诏诸道，禁止为契丹括钱帛，在诸道的契丹人，一律处死。又下诏慰劳农民及保卫地方、武装抗辽的民众。汉高祖这些措施，在晋国境内起着振奋人心的作用，民众组织起义军，到处攻杀辽人，一些被迫降辽的晋官，也杀辽官来求位号，人心归附，称帝的第二步成功了。还有一点是更重要的成功。他按照惯例，商议括民财来赏赐将士。皇后李氏说，不可伤害民众，应该拿出宫中所有财物犒军，数目虽不多，将士必无怨言。他采纳李氏的建议，果然军民都很喜欢。胡三省注《通鉴》，用鄙谚“福至心灵，祸来神昧”，赞美李后有这种识见是属于前一类。事实上鄙谚应改为心灵福至，神昧祸来。李后和汉高祖有识见，能以不括钱代替辽主的括钱，因而出兵向开封，得以通行无阻。
　　汉高祖具备了这些成功的条件，乘辽军北退，兀欲在恒州称帝，急于回国的时机，令皇弟刘崇为太原留守，自己率大军自太原经晋（山西临汾县）、绛（山西新绛县）向洛阳。各地辽守将萧翰等相继逃走。先锋史弘肇治军严整，所向无敌，汉高祖自太原出发，二十一天进入洛阳，下诏改国号为汉。又八天进入开封，黄河以南州镇都为汉所有。
　　辽将麻答守恒州，异常残暴。恒州军民听说汉高祖已入开封，群起驱逐麻答。麻答率辽人逃往定州，与定州辽守将耶律忠（即耶律郎五）合兵。天雄节度使社威与麻答勾结，据魏州抗汉。汉高祖率兵攻魏州，城中居民大半饿死，杜威力竭出降。耶律忠怕民众起义，九四八年，弃定州逃归辽国。晋末，河北失陷的诸州镇又为汉所有。九四八年，汉高祖死，子刘承祐继位（汉隐帝）。汉高祖遗命杀杜威。杜威尸体在市上，顷刻间被市人分割成无数碎片。赵延寿也死在辽国。卖国贼罪该万死，死了还是永远遗臭。
　　晋、汉两朝，武夫的蛮横，比梁、唐两朝尤为突出，晋、汉相比，汉更是登峰造极。武夫首领汉高祖性极残酷，所用大臣如苏逢吉、史弘肇等人也极凶恶。汉隐帝时，苏逢吉为宰相，枢密使杨邠管机政，枢密使郭威掌出兵作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统率禁兵，三司使王章专掌财政。这些人都是最有权力的所谓国家勋旧之臣。有一天，会合饮酒，史弘肇大声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什么毛锥（笔，指文官）。王章抗议道，没有毛锥，财赋从那里来。王章极其憎恶文官，说：这种人拿起算筹，连横直都不会摆，有什么用。王章要毛锥，是专为搜括民财，并无别用。杨邠也厌恶文士，常说，钱多兵强是国家急务，至于文章礼乐，算得什么。这里当然不是说文官不是民贼，不过，某些文官有时候还可能顾及一些制度，武夫则什么制度都不在意中，各行其所是，一味蛮横，乱成一团糟。
　　这群武夫中，只有郭威比较有些知识，留心搜罗有才能的文士，得到文官们的好感。九四八年，李守贞据河中，赵思绾据长安，王景崇据凤翔，同时反叛。汉隐帝令郭威督诸军讨伐三叛镇。郭威临行，向文官首领太师冯道求教。冯道说，李守贞著名老将，诸军多是他的旧部，他依恃向来得军心，所以不怕讨伐，你只要不吝惜官物，赏赐士卒，就可以夺取他的依恃。郭威听从冯道的建议，果然大得军心，诸军都愿意为郭威出力击李守贞。九四九年，郭威灭河中、永兴（长安）两镇，杀李守贞、赵思绾，别将赵晖灭凤翔镇，杀王景崇。郭威得胜还朝，不肯独受重赏，推功给在朝诸大臣和将士，汉隐帝因此遍赏诸大臣及诸藩镇。郭威这一作为，仍是冯道所教不要吝惜官物的意思，形式上得赏不比别人多，实际是换来了这些人的好感。九五○年，辽军横行河北，诸藩镇各守本境，不相援救。朝议任郭威为天雄节度使，出镇魏州，仍兼枢密使，节制河北诸镇，得便宜行事。他被授与这样大的权力，就是因为取得了内外诸大臣的好感。
　　汉隐帝厌恶诸大臣，想用自己的亲信人执掌朝政。杨邠、史弘肇曾在朝上议事，汉隐帝说，再仔细想想，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杨邠说，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汉隐帝不能忍受，与亲信人密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又遣使者到魏州杀郭威。郭威被迫起兵，下令：攻入京城，准许抢掠十天，全军踊跃听命。汉刑法极残暴，但军纪也还严肃，士卒不敢妄动，郭威用抢掠来收买士卒，军纪又败坏了。郭威留义子郭荣守魏州，自率大军出发，沿路无阻，只走七天，就到开封城外。汉隐帝被部下溃兵杀死。郭威入开封城，纵诸军大掠，城中到处火起，第三天，有人对郭威说，再不禁止，怕今夜只剩下一座空城。郭威下令禁抢掠，到午后才恢复秩序。这次大掠，民奴自然也受害，但被掠的人家主要是汉文武百官。
　　当时，汉高祖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以备辽为名，拥有强兵；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刘崇子刘赟为武宁节度使，在徐州。如果三镇连兵，号召复兴汉朝，对郭威是不利的。郭威定计，声称迎刘赟为汉帝，使刘崇满意，等到刘赟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连刘信一起消除，刘崇一镇就无能为力。定计以后，郭威请李太后下令立刘赞为帝，使冯道等大臣到徐州奉迎。九五一年，辽兵入寇，攻破内邱、饶阳两城。李太后令郭威率大军渡河击辽兵，又令国事暂委王峻等人，军事暂委王殷。自然，二王是郭威的心腹。郭威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对郭威说，皇帝该你自己做，将士抢掠京城，与刘家结了仇，不能再让刘家人做皇帝。裂黄旗披郭威身上，拥立为皇帝。郭威拥众回来。澶州兵变时，刘赟已到宋州（河南商邱市），王峻、王殷派人带兵去宋、许二州，刘赟被拘，以李太后名义，废为湘阴公。刘信自杀。李太后令郭威监国，汉亡。刘崇于郭威称帝后，据晋阳称帝，国号汉（北汉）。北汉依附辽国，受册封作附庸国。
　　汉先后凡五年。
五 周朝（九五一年——九六○年）
　　继沙陀人的三个小朝廷而兴起的周朝，虽然历年也极短促，但在历史趋势上却出现了转机。对沙陀人的野蛮性政治，开始进行改革，唐末以来大分裂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当乌云层层有加无已的时候，忽然透露出一线微弱的晨光，呻吟在战乱暴政下的民众，感到有些希望了。周政治颇能顺从民意，因此，这个小朝廷是值得重视的。
　　武夫作皇帝，总要有少数亲信的谋士。谋士是属于文官一类，比起完全武夫来，多少有些政治知识。梁太祖有敬翔，唐庄宗有郭崇韬，唐明宗有安重诲，石敬瑭有桑维翰，这些谋士当权时，武夫的蛮横就似乎差一些。只有汉高祖认为国家大事不可同书生商量，所信任的人都是完全武夫，因之汉政治比前几朝更残暴、更混乱，灭亡也最快，立国不过四周年。信任完全武夫，对郭威是一个教训。
　　郭威留心搜罗人才，先后得魏仁浦、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他用李谷管理财政，魏仁浦、王溥、范质参与机谋，取帝位和治国，多得这些文臣的助力。九五一年，郭威即皇帝位（周太祖），国号周。
　　周太祖出身贫家，读过一些书，知道民间疾苦，即位后，首先免除汉时王章所设斗余、称耗等额外苛敛及唐中期以来地方官进奉所谓羡余物，同时，宣布窃盗罪与奸罪，依晋天福元年（九三六年）以前刑律即依唐庄宗的《同光刑律》（《同光律》依据《唐律》及唐末年法令制定）处理，罪人除犯反逆罪外，不得灭族及没收家产。《同光律》：盗窃赃满绢三匹以上处死，强奸罪男子处死，妇人无罪。晋改奸罪为奸有夫妇人，不论强、和，男女一概处死。汉改窃盗罪为窃盗钱一文以上处死。又唐庄宗以来，罪人动辄被灭族和籍没。这都是极残忍的刑法，周太祖改革沙陀统治者好杀的蛮风，虽然只是初步改革，却显得气候在变化了。
　　周太祖停止州县贡献珍美食物及特产，对宰相王峻说：我是穷人出身，碰到机会做皇帝，岂敢厚自奉养以害百姓。又对大臣们说：我生长在行伍，不曾从师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的方术，可以写出来告诉我，文字要切实，不要辞藻。他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宰相范质、李谷也都尽心奉职，遵守法度，君臣合力，逐渐改革了一些弊政，境内小安。九五○年，汉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死。汝州吏臣上书朝廷，说刘审交有仁政，请留葬在汝州，让百姓奉事他的坟墓。汉隐帝允许吏臣的请求，汝州人哭葬刘审交，立祠堂祭祀。冯道说：我知道刘审交的仁政，他并不能减轻租赋或免除徭役，只是不在额外多取而已。本来这不算是难事，但别人不肯做，刘君却肯做，所以汝州人爱戴到如此。如果地方官肯学他的所为，何愁不得民心。冯道熟悉时事，这番话正好说明五代政治极端黑暗，官吏极端贪暴，象刘审交那样的官，少到独一无二，民众的极端苦痛也就不言而喻。周太祖留心革弊，对民众有点益处，在五代时，确是一个难得的皇帝。九五四年，周太祖死，义子郭荣（本姓柴）继位（周世宗）。
　　周世宗在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一面继续改善政治，一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推动历史又前进一步。
　　周世宗精明强干，志气弘大，内政和军事，都取得成就。他留心农事，刻木为农夫蚕妇，放在殿廷上，统治者能够心目中还有农夫蚕妇，想为民众减轻些痛苦，这就是好的统治者。有一次，同将相们在殿上会餐，他说：这两天很冷，我在宫中吃好饭，不觉得冷，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实在惭愧。既不能耕田食力，只有亲临战阵为民除害，心里也许安稳些。他用这些话来勉励大臣们，与前朝君主纵容勋旧功臣，放肆作恶，态度不同，这一点，恰恰是改善政治的关键。他的政治成就，主要有下列三事。
　　（一）整顿纪纲——周世宗任用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为宰相，魏仁浦为枢密使，都是很好的人选。他自己也振作精神，大权独揽，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权，对群臣说，我决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周太祖过度纵容王峻、王殷，后来二人因骄横被杀。周世宗吸取这个教训，群臣有功，不吝厚赏，有过失，当面质责，等到知过改正，也就
河北沧县后周铁狮
　　不咎既往，依旧任使。他用法严峻，群臣失职误事，往往处死刑，即使有才干声名，也很少宽宥。他曾发怒要杀翰林学士窦仪，宰相范质叩头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好久才赦免窦仪。九五七年，修永福殿，令宦官孙延希管理工程。周世宗到工地，见有些工役削木片当菜匙，用瓦盛饭，大怒，斩孙延希。初即帝位时（九五四年），发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额外多收稾税，令孟汉卿自杀。朝官奏称刑重，周世宗说，我也知道，不过要用他来惩戒众官，不许扰民。九五五年，令翰林学士、两省（门下省、中书省）“官荐举低级地方官，试用后如犯贪污罪，荐举官一并治罪。为整顿纪纲，改变贪风，对百官施重刑，用意是可取的，后来官吏比较守法，他用刑也就宽了一些。五代相沿，律令格敕积至一百五六十卷，文字难懂，条目又烦杂不一，贪官污吏得以舞文弄法，陷害民众。周世宗令御史张提（音食shí）等注释删节，王溥、范质等据文评议，详定为《刑统》二十一卷。九五八年，颁布《大周刑统》，使全国遵守统一的法律。宋朝沿用《刑统》，成为继承《唐律》的一部重要律书。
　　周世宗大权独揽，但并不刚愎自用。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说，你们说了我不用，是我的罪过，我求言你们不说，该谁负责！九五七年，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各色人等，不限资格，都可应试。他曾令朝臣们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亲自阅览。他进行统一战争，用兵步骤就是采用王朴《开边策》的建议，足见臣下有好意见，他是肯听取的。
　　（二）减轻民困——佛教在唐、五代时是民众的一个大蠹虫。周世宗限制佛教，对民众是大贡献。九五五年，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不得家长允许，不许受戒出家。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等等惑人恶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年造僧尼账，有死亡、还俗，都随时销账。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四万二千余人，尼一万八千余人；寺院废除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数不详。减少寺院和僧尼，就是减少剥削者和坐食者，不仅对民众有利，就是那些普通僧尼，在寺院中受大僧尼压迫，得机会还俗，何尝不是幸福。周世宗在立国不过四五年的形势下，限制佛教，逐年缩小僧尼数，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自佛教盛行以来，寺院多销铜钱造佛像，周世宗令寺院除钟磐钹铎之类得留用外，所有铜佛像，一律送官府收买，用作铸钱原料。他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纪》引北宋杨亿说，镇州有一尊大悲（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这个像。周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面、胸，旁观的人都替他惊慌。周世宗是否确有斫像事，不可知，但佛教徒企图说明周世宗病死（据说“疽发于胸”），是由于伤害了灵像，却只能说明佛教徒的荒谬无耻。
　　九五六年，周世宗因历朝相沿，不等待民间收获纺织完毕，就征收谷帛。下诏从是年起，夏税到六月，秋税到十月，才开始征收。民间感到方便。九五八年，依据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出朝官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六十州田租，连历朝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纳祖，取消特权，可见这次均赋，相当彻底。接着下诏诸色课户及俸户（替官府放债收息提供俸给的富户）编入州县民籍，所有幕职及州县官，由朝廷发给俸钱及米麦。扫除唐初以来三百数十年的弊政，显示周世宗改革积弊严惩贪污的决心。九五九年，开封府奏称田税旧有十万二千余顷，现查出隐税田四万二千余顷。周世宗令减为三万八千顷，即免收十分之一的田税，抵销官府的多报数，用心是较为持平的。
　　（三）准备统一——周世宗自称，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在他在位的五年六个月中间，主要是用兵开拓疆土，但也留意统一后的某些安排，表现出长远的计划。九五五年夏初，下诏扩大开封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闲开始筑城，到次年春耕时停止，分年进行，逐渐完成。又令今后埋葬，必须在标帜七里以外，标帜内等待街道及仓场营房划定后，听民间随便营造房屋。开封城中街道被权势家造屋侵占，很少能通大车，周世宗令改直并放宽，有些大路宽至三十步。又迁坟墓到标帜外，对群臣说，近来扩大京城，不少人有怨言，不过，日后总会得到好处。九五六年，发开封府及附近数州民夫十余万人筑外城，开封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而新兴的大都市。
　　周世宗又力求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汴水自唐末溃决，埇桥（在安徽宿县北）东南水道淤塞。周世宗谋击南唐，发民夫因旧堤疏浚，东至泗水上，对群臣说，目前固然有困难，几年以后，漕运通达，一定获和。九五七年，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连接济水，山东地区得与开封通舟。九五八年，攻拔南唐静海军（江苏南通县），与吴越国直接通航。同年，取得南唐江北土地，开掘汴口，导黄河水通淮水，恢复了唐时运路，江、淮漕船可以到达开封。九五九年，令王朴到河阴（河南荥阳县北）巡查河堤，在汴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又发民夫数万浚汴水。自开封城东引汴水入蔡水（宋时名惠民河），通陈、颖等州漕运。浚五丈河，经过曹、济、梁山泊，通青、郓等州漕运。周世宗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事业，但在水路交通上，却基本统一了。
　　周世宗原想在前十年中，完成统一大业，连年出战，不求休息，虽然政治有所改善，民众的负担却很沉重。不过，他为统一而战，是符合民众愿望的，所以民劳苦而不怨，战争都取得胜利。
　　九五四年，周世宗刚即帝位，北汉主刘崇勾结辽国，大举入侵。辽骑兵万余人，北汉兵三万人，合力向潞州进攻。这是决定存亡的战争，周世宗决心亲自率兵去抵御。群臣多劝说，刘崇必不敢自来，皇帝不宜轻动，可命将出师。宰相冯道劝阻尤力。周世宗反驳群臣说，刘崇看轻我年少（三十四岁）新立，想吞并天下，一定自来，我不可不自往。又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都是身临前敌，我怎敢偷安。这个狡猾透骨向来不轻易说话的冯道，居然破例顶撞起来，说，不知道你能为唐太宗否？周世宗答，我兵力强，破刘崇如山压卵。冯道说，不知道你能为山否？冯道敢于这样强硬，是算定出兵必败。原来周世宗是郭家养子，因谨慎退让被信任，得管理家务，作茶商往来京、洛、江陵间，替郭家筹费用，从来不曾打过仗，也不曾表现什么才能。冯道和群臣都认为不中用，不如等敌兵到来，看机会投降为是。冯道习惯于率百官奉迎新君，周朝存亡对冯道和群臣是毫无意义的。当时，周世宗如果有软弱表示，灭亡必不可免。他坚持要自往，宰相王溥也劝他亲征，朝议才决定下来。
　　周世宗自开封出发督促诸军，兼程前进。路上，一个亲军都指挥使赵晁说，北汉势盛，应该持重缓进。所谓持重，就是畏缩不前，准备挨打。周世宗怒，囚赵晁，置怀州狱中（高平战胜后释放）。这是振作军心的必要措施，从此，诸将不敢再说退却的话。北汉军屯高平（山西高平县）南，周军屯泽州（山西晋城县）东北。北汉主率中军在巴公原列阵，骁将张元徽阵在东，辽将杨衮阵在西，军容颇严整。周后军将刘词还没有到来，周军人数少，众心危惧。周世宗志气高扬，态度坚定，命自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在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在东，向训、史彦超率精骑在中央，周世宗骑马上阵督战，张永德率亲军护卫。北汉主望见周兵少，挥军进攻，张元徽率骑兵击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小战，即引骑兵逃走，步兵投降北汉，右军溃乱。周世宗见势危，自率亲兵冒矢石督战，亲军将赵匡胤与大将张永德各率二千人力战，击败北汉军。张元徽被周军杀死，周军奋击，北汉军大败。辽军怕周军，不敢救北汉军，退回代州。刘词率后军到来，合诸军追击至高平，北汉军溃散，北汉主昼夜奔驰，逃归晋阳。周世宗赏有功将士数十人，赵匡胤擢升为殿前都虞侯（地位次于副都指挥使）；杀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又杀投降北汉的右军步兵。赏罚分明，骄将惰卒，无不知惧，军威大振。
　　经这次大战，周世宗的英武果敢，开始为群臣所信服，因而得行施他的政治抱负。依附辽国的北汉，不再存夺取中原恢复沙陀政权的野心。所以，高平一战，有它的重要意义，它保卫了历史趋势上的转机。
　　周世宗回到开封，开始整顿纪纲，亲揽大权，同时下决心整顿军队。对群臣说，兵贵精不贵多，一百农民还不够养一个甲士，竭农民的脂膏养老弱无用的兵丁，如何使得。他下令检阅禁军，留用精锐，斥退老弱，又募天下壮士到京城，令赵匡胤考较武艺，选取优异，成立特精军队，称为殿前诸班。全国步骑诸军，令将帅照禁军例挑选。从此士卒精强，历朝莫比，征伐四方，所向克捷，唐中期以来养冗兵的积弊，一举扫除了。
　　辽国以南京（幽州城）为据点，经常侵扰河北，轻骑深入，毫无限阻，民众被杀掠，不得安居耕作。九五五年，周世宗使王彦超率兵民浚胡卢河（即衡漳水，在河北深、冀二县间）数百里，在李晏口筑城，募兵驻守。自是辽兵不敢渡胡卢河。周世宗令群臣献开边策，王朴献策，大意说：要用兵首先要改善政治，“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用兵之道，先取其易，因此，宜先取南唐国江北诸州，既得江北，再取江南。得江南，岭南巴蜀自然畏威来降。南方既定，燕地（石晋所割诸州）必望风内附，如辽兵据守，出师攻取，并不困难，因为民众是汉族人。只有北汉一国，与周为世仇，决不肯归降，但高平败后，不敢再为边患，可留待最后，俟机一举消灭它。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南方厚雄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周世宗不完全采用王朴策，取得江北，即移兵北取幽燕，不幸得病死去，大功只完成小半。继周而起的北宋，以巩固帝位，稳定内部为国策，无力收回幽燕，对辽专取守势，甘心作弱国，这就更显得周世宗那样发扬蹈厉的雄姿，多么难能而可贵。
　　九五六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淮南。南店是大国，兵力也足以对抗，周军力战，夺得滁州（安徽滁县），并袭取扬州，南唐主李因屡战屡败，奉表称臣，使辩士带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来见周世宗，意图劝说退兵。周世宗责南唐使臣说：你们的国主，自称足唐朝子孙，那末，应该懂得礼义，有异于别国（指石晋及北汉国）。你们国境同我只隔一条淮水，从来不通使讲和好，却经常泛海通契丹，弃华事夷，礼义在那里？回去告诉你们国主，赶快来见我，再拜认错，就没事了。这里显示周世宗急图击辽，收复失地，只要江北土地，无意渡江取南方。南唐主又遣使臣带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来见，愿献淮南寿、濠、泗、楚、光、海六州土地。周世宗表示得江北即罢兵。战事进行到九五八年，南唐力竭，愿献江北四州。周得淮南江北共十四州，六十县，与南唐划长江为界。在攻南唐战争中，赵匡胤立有战功，迁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九五九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收复北方失地。令孙行友守定州西山路，防止北汉国救辽，扰大军后路；令韩通等率水陆军先发。韩通自沧州（河北沧县东南）治水道入辽国境，在乾宁军（在沧州西一百里）筑栅，修治水道，通瀛、莫二州。周世宗到沧州，即日率步骑数万出发，直向辽境。令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周世宗乘船到独流口（在河北固安县境），西行到益津关，辽守将降，再西行，水路渐小，不能通大船，周世宗登陆，在野地宿营，卫兵不满五百人。辽骑兵连群出没左右，不敢逼近。赵匡胤军到瓦桥关，辽守将降。周世宗入瓦桥关，辽莫州刺史、瀛州刺史相继来降。孙行友也取得易州，杀辽易州刺史。辽国君臣恐惧，撤幽州辽兵后退。周世宗探知实情，很喜欢，以为大功必成，会诸将议取幽州。诸将说，车驾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全部土地，这是莫大的功绩。现在辽骑兵屯聚幽州北部，我军不宜深入。习惯于在内战中谋富贵的将领，总是怕对外作战，因为对外战争一般是比较激烈的。石晋对辽屈辱，不以为耻，尤其给那些内战将领以辽强可畏的错误感觉。事实上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燕南诸州和关口，周兵到时，不战自降，就是在民众压力下，辽守将不得不投降。辽军撤出幽州，也是怕民众。自然，这些将领心目中不会有民众，因之，只觉得辽骑兵可怕，不敢取幽州。周敞宗听了诸将的议论，很不满意，督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行，据固安城，自己亲到安阳水，下令造桥，准备前进。当天，周世宗得病，只好停止进军，在瓦桥关设雄州（河北雄县），益津关设霸州（河北霸县），令韩令坤守霸州，陈思让守雄州，自率大军回开封。他自知不起，布置后事，使魏仁浦以枢密使兼任宰相，宰相王溥、范质兼知枢密院事；又任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兼宰相，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去军职，改任宰相，以赵匡胤代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周世宗北征时，曾有人造谣言说“点检作天子”。张永德是周太祖的女婿，立有军功，殿前诸班又是最精锐的禁军，因而张永德被疑，削去军职，改任为宰相。赵匡胤新从低级军官提升，资望较浅，夺帝位应该是不很可能。他以王溥、范质、魏仁浦为骨干，掌管枢密院，又混合文武大臣在政事堂，使同掌国政，想来帝位可保无虞了。周世宗死，子郭宗训年七岁，继帝位（周恭帝）。周恭帝即位后，李重迸兼淮南节度使，防南唐，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开封东北面，赵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开封东面，向训为西京（洛阳）留守，防开封西面，保卫京城可称周密。九六○年，周群臣正在贺元旦（庚申年），镇、定二州忽奏报辽、北汉合兵南侵。赵匡胤率禁军诸将去抵御，到陈桥驿（开封城北二十里）兵变，拥赵匡胤为帝。赵匡胤率军回开封灭周，建立宋朝。
　　周世宗改革了不少五代的积弊，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他的功绩应该得到尊重。
　　周先后凡十年。
　　自九○七年梁太祖称帝，至九六○年周亡，先后五十四个年头，中间经历五个小朝廷。梁十七年算是最长。唐十四年，按唐庄宗、唐明宗（无姓氏）、唐废帝（本姓王）三人各一姓来说，换姓平均还不到五年。晋不足十二年，汉不足五年，周不足十年。朝廷改换如此迅速，说明政权极不稳定，也就是武夫们劫夺得异常剧烈。周世宗是好皇帝，在位还不满六年，就有人想夺取他的帝位。五代时武夫们除了彼此间用武力相劫夺、怀恶心相猜忌以外，很少有其他关系。统治阶级也有它的阶级道德，五代时，道德完全破坏，善意相维持、椎诚相信任的风气根本不存在。武夫们分裂成毫无黏性的无数碎片，组成的朝廷，坏的固然很快就消灭，偶有较好的同样不免于被劫夺，统治阶级丑恶到如此地步，社会将无法得到安定。宋朝竭全力抑制武夫们劫夺的恶习，使政权稳定下来、民众免除战乱的痛苦，在这一点上，应该肯定宋朝的贡献。
　　构成统治阶级的文官部分，丑恶并不亚于武夫们。文官的代表是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人物，是这个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东汉有个典型官僚名叫胡广，当时人们给他考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不抵触任何人。冯道所处环境比胡广危险复杂得多，因之他的中庸手段发挥得更加充分。《通鉴》总括冯道的行径说，“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决断）”。这和五代官吏无不贪暴放纵，明争强夺的风气有异，他就这样被认为有“德行”，各朝都要重用他来安抚众文官。他尤其擅长的手段是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南朝梁刘峻作《广绝交论》，说，小人以利相交，叫做利交。利交有五种方法，其中一法是量交，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冯道就是使用量交法最精的一人。“德行”加量交，使冯道成为特出的官僚典型。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下面举出他的一些事例：
　　冯道在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守光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作巡官。张承业看他有“德行”和文学，荐给李克用，任河东节度府掌书记。唐庄宗时任翰林学士，开始贵显。唐明宗时，任宰相。从此尽管改朝换姓，他总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李从阿攻唐愍帝，兵到陕州，唐愍帝逃往河北。冯道为首相，准备率百官班迎，促卢导起草劝进文书。卢导不肯，说，天子还在河北，人臣那可轻率劝进。冯道说，“事当务实”。所谓务实，就是看准唐愍帝必死，李从珂必立。唐废帝（李从珂）拜冯道为司空（三公之一），朝议令掌祭祀时扫地的职事，冯道说，扫地我也干。只要官位高，职事是什么，他并不在意。晋高祖入洛阳，任冯道为首相。他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自辽国回来，大得信任，朝政都委冯道处理。有一次，晋高祖问及军谋，冯道答，“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守历代成规而已。臣在（唐）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这是冯道保身的秘诀，守历代成规不与闻任何担干系的事情，正是一道避祸的护身符。晋高祖临死，召冯道一人受遗命，使幼子石重睿拜见冯道，又使宦官抱石重睿置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出力辅立石重睿。晋高祖死，景延广主张立长君，立晋出帝。冯道一句话也不说，依然做首相。不久，出任威胜（鄂州）节度使。辽主灭晋，冯道自动入朝。辽主责问，你是那一种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喜欢他能辱骂自己，使为太傅（三师之一）。汉高祖使为太师，官位达到最高点。郭威举兵入开封，汉隐帝被杀，冯道破向来率百官班迎、奉表劝进的老例，改为率百官谒见，并且受郭威的拜礼。因为郭威设谋要诱杀刘赟，如果冯道冒昧劝进，必然遭受郭威的斥责。郭威派他奉迎刘赟。刘赟到宋州被拘，对冯道说，我这次敢来，因为你是三十年老宰相，所以不疑有诈，现在事急，怎样办？冯道默不作声，表现一副痴顽相。有人要杀冯道，刘赟阻止，说，这件事不干冯老翁。实际上，冯道固然不是同谋杀刘赟，但郭威的暗算，他心里很明白，他替郭威立了这一功，回朝后仍任太师。周世宗出御北汉，冯道力阻，周世宗发怒，看不起他，使他做山陵使，为周太祖造坟墓。冯道第一次打错算盘，不免烦恼，葬事完了，他这条丑恶的生命也同时完了。冯道自号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叙》一篇，叙述历事四朝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做得无愧色，只有一点不足（缺点），就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所谓大君，自然包括辽主在内。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他在五代、宋初有极高的声望，《新五代史》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冯道七十三岁死），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说“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这都是怪异的议论，说明五代、北宋初的文官们，与冯道同样是心死的人，正如欧阳修所说“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以冯道为代表的官僚风气，对统治阶级也很有害，宋人讲理学，就是想改变冯道对士大夫群的巨大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学曾起着某些有益的作用，当然它是唯心主义哲学，根本性质是反动的。
第二节 环绕中原地区的十个小国
　　唐末和梁、唐、晋、汉四朝，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唐末杨行密割据淮南，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诸国得以稳定内部，发展经济，虽然也不免有战争和暴君，比起北方来，却显得较为安宁。全中国政治统一是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好事，但在五代大乱的情况下，南方立国分治，并不是坏 事。南方民众受统治者的祸害轻一些，这就是诸国应该暂时存在的理由，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单凭统一与分治的形式来判断好坏。北汉立国的性质是完全反动的，不得与南方诸国同等看待。
一 吴国（八九二年——九三七年）
　　八九二年，杨行密据有淮南镇。九○二年，唐昭宗希望他攻宣武镇朱全忠，封为吴王。吴国建都扬州，逐渐扩地，到九○九年，共有二十七州。九○五年，杨行密死，子杨渥继位。九○八年，权臣徐温杀杨渥，立杨隆演，军政大权全归徐温执掌。自然，杨行密留下的许多旧将，还是拥护杨氏政权的。徐温以严可求为谋主，立法度，禁强暴，提倡节俭，颇得民心，在杨氏政权中自成一个势力。九○九年，徐温兼任升州（江苏南京市）刺史，使养子徐知诰治升州。当时诸州长官多是武夫，专管军务，不理民事，徐知诰改变旧习，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士人，得进士宋齐丘为谋主，在徐氏势力中又自成一个势力。九一七年，徐温爱升州繁富，筑金陵城，自居城中，执掌吴国大政，使徐知诰为润州（江苏镇江市）团练使，使子徐知训居扬州，管理国政。徐知训骄横淫暴，侮辱吴王及吴国旧臣。九一八年，吴将朱瑾（八九七年，被朱全忠战败，投降杨行密）愤恨，杀徐知训。徐知诰即日从润州渡江入扬州，徐温只好让徐知诰管理国政。
　　徐知诰改变徐知训的作法，对吴王表示恭敬，对文武众官表示谦逊；又以吴王名义免收九一六年以前欠税，九一七年以后欠税，待有丰收年时再补缴。这样，不仅吴王和文武众官都满意，也取得民众的好感。吴国原有丁口钱，又按田亩收税钱，钱贵物贱，民众极为不便。徐知诰用宋齐丘策，废除了口钱，田税改为缴纳谷帛。徐知诰改善政治，减轻赋税，江淮间民众乐于开辟荒地，发展农桑，吴国愈益富强。尽管上面有吴王和徐温，徐知诰的势力从此稳固不可动摇。杨行密懂得争取军心和民心，因而造成吴国，徐温从杨握手中夺取政权，也是依靠军民归心，徐知诰更着重在争取民心，扩大自己的势力。此后，杨氏王室和徐温势力逐渐在削弱，徐知诰势力逐渐在强盛，等到徐知诰足够强盛时，吴国自然要灭亡。
　　徐温夹在两个势力的中间，想寻求出路。严可求劝徐温用子徐知询代徐知诰掌国政。徐知诰逐严可求出扬州。徐温计谋不成，不能再向下面有所作为，只好转向上面。九一八年，徐温请吴王称帝，借以提高自己的官位。杨隆演不敢答应。徐温势力比杨隆演大，九一九年，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改元，用天子礼，表示吴是独立国，不再是唐朝的一个旧藩镇。徐温得到的官爵自然非常高大，封郡王，主要官职是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他本来执掌吴国军政大权，有这些官职，并不能增加什么新权力，只是使群臣感到他要夺取吴国工位。杨隆演被迫称吴国王，很不满意，九二○年，优郁成病，临死时，群臣议后嗣，有人提议徐温继位。徐温板着面孔说，我绝对不存这个念头！杨家即使没有男子，有女也可以立。敢乱说的斩。他看到当时灭杨氏，很可能引起内乱，拒绝继位的意思大抵在此。向上面寻出路，只得到一些官爵，实际上并没有寻得出路。徐知浩却取得参知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的官职，仅次于徐温的政治地位更加确定。杨隆演死，弟杨溥立。九二七年，徐温要率诸藩镇入朝，逼吴王称帝，临行得病，使子徐知询往扬州代徐知诰执政。徐温死，这个计划落空，灭杨氏的人肯定是徐知诰，徐温想自己的儿子代杨氏做皇帝，完全无望了。
　　徐温死后九天，徐知诰使杨溥称帝，自任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九二九年，令徐知询入朝，收回徐温留在金陵的军队，拥徐温、徐知询的文武官，都改拥徐知诰，徐知诰势力成为吴国唯一的势力。九三一年，徐知诰仿照徐温的作法，出镇金陵，执掌吴国大政，使子徐景通留扬州管国政，任宋齐丘等为吴宰相，辅助徐景通。九三七年，徐知诰废吴皇帝杨溥，自称皇帝（唐烈祖），国号唐，建都金陵。唐烈祖改姓名为李昪（音弁bian），儿子徐景通改姓名为李璟。
　　吴国自杨渥时起，政归徐温，杨氏却仍保持国君名位数十年，原因是杨行密留下的一部分将士拥护杨氏政权。到李昪称帝时，庐州节度使周本还自称杨家老臣，不能事二姓，愤恨病死。徐温不敢轻率行事，徐知诰经营到年老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夫凭暴力劫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换姓本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往往因此伤害民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
　　吴先后凡四十六年。
二 南唐（九三七年——九七五年）
　　吴国自杨行密死后，实际执政的徐温、徐知诰，都能留意民事，吴国安宁，起着保障长江流域不受北方武夫侵扰的作用。唐烈祖即位后，尤其坚持保境安民政策，不敢轻易动兵。九四○年，晋安州（治安陆，湖北安陆县）节度使李金全降唐。唐烈祖派兵去接应，临行时戒诸将不得入安州城。诸将违命入城，晋军击败唐军，杀唐诸将，监军杜光业及兵士五百人被俘送开封。晋主石敬瑭送杜光业等还唐。唐烈祖不受，使杜光业等回开封。他这样做，意思是要唐、晋和好，避免战争。早在九一九年，吴越国主钱镠攻吴常州。徐温大破吴越军，乘胜与吴越讲和，实行休兵息民。唐烈祖继续与吴越和好。九四一年，吴越国府大火，宫室库藏几乎烧完，吴越国主钱元瓘受惊发狂病。唐群臣劝出兵灭吴越。唐烈祖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遣使去慰问并送礼物。朝臣冯延己爱论兵说大话，曾讥笑唐烈祖说，乡下老那能成大事。冯延己无知狂妄，唐国民众需要休息，唐烈祖的政策是符合民欢需要的。
　　唐烈祖着重在内政的改善，自九一八年管理国政以来，以“兴利除害”为目的，陆续变更旧法很多，即位后，删定为《升元（唐烈祖年号）条》三十卷，通行全国。严禁“压良为贱”，不许买良人（平民）子女为奴婢，立文据要通过官府审查。田租按田好坏定租税多少，民间感到平允。调兵兴役及他赋敛，都按税钱多少为标准，使贫户减轻些负担。为国事死亡的人，得领抚恤钱三年。他自己生活节俭，不爱声色，专心听政，以夜继昼。他希望活得长久些，误信道士的邪术，服用丹药，九四三年，中毒病死。临死对李璟说，我吃金石，本想益寿，反而伤生，追悔不及，你以后要警戒。
　　李璟继位（唐元宗），信任陈觉、冯延己、冯延鲁、查文徽、魏岑等五个邪佞人，唐人称为五鬼。闽国内乱，九四五年，唐元宗使查文徽率兵攻闽。闽兵大败，唐破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获闽国主王延政。闽民苦于连年内乱，王延政任用杨思恭，专事聚敛，号称杨剥皮，尤为民众所痛恨。唐军得到闽民的援助，取得胜利，破建州后，纵兵大掠，闽民失望。唐元宗认为查文徽等有功，不问大掠之罪。汀（治长汀，福建长汀县）、泉、漳（治漳浦，福建漳州市）三州相继降唐。九四六年，泉州将留从效逐走刺史，唐即任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唐军得胜，主要是闽国内乱，并不是唐能用兵，唐人却想乘胜进取福州。陈觉自称能劝说福州割据者李仁达来投降。陈觉到福州，遭李仁达薄待，回到剑州（南唐新置，治剑浦，福建南平县），擅自发兵，使冯延鲁为将，围攻福州。唐元宗也就使魏岑率兵去助攻。李仁达向吴越国求救，吴越兵入福州助守。九四七年，唐军被吴越军击败，士卒死二万余人，军需损失无数，国库耗损过半。战争的结局是吴越得福州，唐得建、汀、漳三州，留从效得泉州。九四九年，留从效夺取漳州，唐给清源节度使名义，承认留从效的割据。
　　楚国内乱，九五一年，唐元宗命边镐为将，率兵入长沙灭楚国。九五二年，楚辰州（治沅陵，湖南沅陵县）刺史刘言遣将王逵攻长沙，边镐等逃回唐。刘言占有楚国岭北土地，降附周朝。九五三年，王逵杀刘言。九五六年，潘叔嗣杀王逵，周行逢杀潘叔嗣。周世宗授周行逢武平节度使名号，湖南全境为周行逢所有。王逵将攻长沙，问部将孙朗能否成事。孙朗说，我在金陵数年，唐政事看得很清楚，朝上无贤臣，军中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这样的国家，不亡算是幸运，那能兼并别国。我请为你作前驱，取湖南好比拔一根草。孙朗所见完全真实，唐元宗和宰相冯延己等却骄傲自满，居然想吞并天下。边镐败后，唐元宗开始感到困难，议休 兵息民。有人说，但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唐元宗说，我将终身不用兵，数十年算什么。意思是自己寿命比数十年还要长。昏人正在说梦话，九五五年，周世宗命李谷督十二将攻唐寿州。
　　周军来攻，唐君臣才知道“国难”来临，可是用作元帅的刘彦贞，贪暴龌龊，家中积财巨万，做节度使多年，不曾用过兵，却专会搜括财物，奉迎权贵。五鬼中魏岑等人称誉刘彦贞文武全才，古今少有，唐元宗就用他来对抗周军。东正阳（在淮水东岸）一战，唐军大败，死一万余人，周军杀刘彦贞等。唐君臣大恐慌，五鬼一类人多少退后一些，良将刘仁赡等因而得任用。唐军取守势，抵抗周军也还有力量。周世宗亲临前敌督战，周军也不免久战疲劳。九五八年，战事以唐献江北淮南十四川，对周称臣奉正朔作为附属国而告结束。唐元宗使陈觉请求周世宗，说江南不产盐，愿得江北海陵（江苏泰县）盐田。周世宗只许每年给唐国盐三十万斛。唐失去江北和盐税，食盐又不能自给，国力比战前大为低落。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郁yù）继位（唐后主）。
　　唐元宗秉性庸懦，爱好文学，又喜欢听歌颂自己的话，所用大臣大抵属于这两类人。冯延己、冯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韩熙载等都因擅长文学得美官，唐文学比别国都兴盛。二冯尤其长于谄谀，与陈觉等“五鬼”为佞臣首领。唐元宗用冯延己为宰相，说明文学加谄谀是他用人的标准。唐后主好读书，善作文，工书画，知音律，是个高级文士，政治上却是个昏君。即位后，更提倡文学和谄谀，并且还喜爱声色奢侈及高谈佛理。他有宫女名窅（音杳yǎo）娘，轻丽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屈象新月，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跳舞，飘飘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态。相传中国妇女缠足从那时候开始。荒淫到如此，不亡何待！他也知道将要亡国，与臣下日夜饮酒作文章，表示忧愁。潘佑上书极谏，唐后主怒，投潘佑狱中，潘佑自缢死。知道将亡，但拒绝救亡，确是十足的亡国之君。九七五年，宋军入金陵，俘唐后主，南唐亡。
　　南唐先后凡三十九年。
三 前蜀国（八九一年——九二五年）
　　八九一年，王建据西川，后来兼并东川和汉中等地，共有四十六州。九○七年，王建自称皇帝，国号蜀（前蜀），建都成都。
　　蜀主王建目不知书，喜与文士谈论。当时唐名家世族，多避乱在蜀，韦庄、张格、毛文锡等文士百余人，都得到优待，史称蜀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实际是唐朝的腐朽习气具体而微地搬运到蜀国。做一个小国皇帝，屡次加尊号，接连改元，经常有龙见、麟见之类的祥瑞，信任宦官，养大批义子，诸如此类，都是腐朽景象。蜀主晚年尤其爱好女色，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音以yǐ）。九一八年，蜀主病重将死，养子王宗弼杀唐文扆。蜀主任用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执掌军政大权。他到死总觉得宦官最可信任，可称真正有唐之遗风。蜀主王建死，子王衍继位。
　　蜀主王衍擅长浮艳文学，荒淫无度，国政委宋光嗣等一群宦官，自己与韩昭等号称狎客的一群佞臣，饮酒赋诗，寻求快乐。他曾作诗说“有酒不醉是痴人”；某次宴饮，王宗寿（王建养子）涕泣劝谏，狎客们起哄说，嘉王（王宗寿封号）酒醉发疯了。醉与不醉，痴与不痴，在这里是完全颠倒的，蜀国的前途是什么，可以不言而喻。九二五年，在中原恢复唐遗风的唐主李存勗，遣李继发郭崇韬率兵攻蜀，王衍投降，前蜀国亡。
　　前蜀先后凡三十五年。
四 后蜀国（九二六年——九六五年）
　　九二五年，唐庄宗任盂知祥为西川节度使。九二六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减少苛税，境内渐安。九三二年，杀东川节度使董璋，得东川地。九三四年，称帝，国号蜀（后蜀），建都成都。当年，蜀主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蜀主孟昶时，契丹灭晋，晋国秦、成、阶三州附蜀，蜀又攻取凤州，疆土扩张与前蜀相同。后蜀君臣务为奢侈，甚至溺器也用珍宝装饰。九六五年，宋军入蜀，孟昶投降，后蜀亡。
　　后蜀先后凡四十年。
　　蜀地富庶，前后两次立国，境内都还算安宁，虽然君臣奢侈成风，民众受害比北方终究轻一些。唐朝流亡士人生活优裕，腐朽环境培养出腐朽文学，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文学的重镇。
五 吴越国（八九三年——九七八年）
　　八九三年，唐昭宗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八九六年，得越州，唐任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九○七年，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拥有十三州土地，是个弱小国，在吴国威胁下，钱镠必须向北方小朝廷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吴国。钱镠经常回到临安故乡，他的父亲钱宽总是躲避不见。钱镠找着钱宽，请问缘故。钱宽说，你现在作国主，三面受敌（北、西有吴，南有闽），与人争利，怕祸及我家，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涕泣受教。钱镠也知道小国处境的危险，因此力求自保，不敢懈怠。他很少安卧，用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头小动便落枕觉醒，称为警枕。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来讲事，立即唤醒他。九一九年，吴徐温与钱镠讲和，两国息兵，但钱镠仍不敢疏忽。九三二年，钱镠病将死，告继位人钱元瓘说，子孙要好好奉事中国（北方小朝廷），切勿因换姓废事大的礼。这是吴越的国策，一直遵守到国灭，因为它始终是个弱小国。
　　吴越自钱镠时起，赋税繁苛，小至鸡、鱼、鸡卵、鸡雏，也要纳税。贫民欠税被捉到官府，按各税欠数多少定答数，往往积至笞数十以至百余（一说五百余），民尤不胜其苦。自然，另一面是吴越君臣不胜其乐。北宋时开封人称“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统治阶级的天宫，建筑在民不胜其苦的基础上，开始建筑这座天宫的人就是钱镠。钱镠留心收买名士，皮日休（当是黄巢失败后，逃来依靠钱镠）、罗隐、胡岳等都得到优待，自己也学吟咏，与名士唱和。他做节度使时，有人献诗，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句，他以为讽刺，暗杀献诗人。罗隐声名大，曾作诗议笑他出身寒家，却欣然不怒。历代继位人也都重视文士，钱元瓘作诗一千篇，有《锦楼集》流传士人间，钱弘佐能作五、七言诗，经常宴会，得士人心。凡是替钱氏赞美的记载，都是那些文士写的，当然不会说到剥削的残酷。《五代史记》说，钱氏占据两浙将近百年，并没有什么善政，“虐用其人（民）甚矣”，这是惬当的评语。
　　钱镠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他修筑钱塘江石堤（从六和塔至艮山门），保护杭州城；凿平江中妨碍行舟的巨石，增进海上交通；造龙山、浙江两闸，阻遏海潮内灌。又自嘉兴松江沿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闸，蓄泄有时，不畏旱涝。当时米价每石只值五十文，可见浙西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当是承认他在水利上有成绩，但也 斥责他的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居处营造得象龙宫那样壮丽。他推广州城周围三十里，大造台榭，特别加工建筑自己的府署，版筑斧斤声昼夜不停。兵民怨恨，有人深夜里用白土在他的门上写道“没了期，侵晨起，抵暮归”。他看见，也写道，“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这说明他不爱惜民力，也决不肯悔改。钱元瓘营造府署，比钱镠更加奢侈。九四六年，府署大火，钱元瓘避到那里，火就跟着来到，府署几乎烧成白地。史家说是上天示罚，其实，民众被迫服劳役，无有了期，怨恨之极，自然会有人焚烧这个暴君的居处。钱弘佐继位，免境内租税三年，就是想和缓民愤。吴越君臣奢侈成习，竭民力来经营土木工，杭州终于成为江南名胜地。
　　九七五年，宋灭南唐。吴越失去屏障，不再能自立，九七八年，钱镠献纳国上，吴越亡。
　　吴越先后凡八十六年。
六 楚国（八九六年——九五一年）
　　马殷占据湖南，与邻国吴为世敌（杨行密杀孙儒，马殷是孙儒残部）。杨行密以尊王（唐朝）讨贼（梁）为号召，受吴威胁的小国，以奉事朝廷（北方小朝廷）相对抗。马殷任高郁为谋主。高郁劝马殷向梁进贡称臣求封爵。九○七年，梁封马殷为楚王。九二七年，唐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受册封，正式建国，仿照天子礼制，立宫殿，置百官，只是名称上略加改变，表示不敢上比朝廷。楚与吴越两国在吴国的东西两侧，北方小朝廷利用两国来牵制吴国，因此，吴越国王得兼天下兵马都元帅的高职，楚国每年进贡茶叶不过数万斤（一说二十五万斤），却得在中原自由通商，开封及襄、唐等州置邸卖茶，获利巨大。
　　楚国富庶，战事稀少，马殷纵情女色，诸子骄奢，各谋继位。九二八年，吴徐知诰与楚战，吴兵败，向楚求和。楚丞相许德勋对被俘吴将说，我楚国虽小，旧臣宿将还在，愿吴朝不要费心。等到众驹争槽（指马殷诸子争位），才是你们动手的时候。九三○年，马殷死，遗命诸子，兄弟相继。诸子马希声、马希范相继嗣位。马希范奢侈无度，赋税苛重，学士拓跋恒上书劝谏，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减轻赋税。马希范大怒，斥退拓跋恒。九四七年，马希范死，众驹开始争槽，一部分楚臣拥立马希广为楚王，另一部分要立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市）节度使马希萼（音饿è）。马希尊争位不胜，九五○年，向南唐主李璟称臣求助。马希萼攻入长沙，杀马希广，自立为楚王。九五一年，马希崇推倒马希萼，派将官押送到衡山县囚禁，马希崇自立为楚王。押送将官拥马希尊为衡山王，向南唐求救。这时候郭威正在灭汉，不能出兵助楚，马希崇只好向南唐称臣。南唐主令边镐率兵入长沙，马希崇投降。边镐令马希崇率族人入朝。马族人重赂边镐，希望留居在长沙。边镐笑道，我国家同你马家，做了六十年仇敌，但也不敢存灭你楚国的念头。现在你们兄弟争夺，困穷自灭，如果还想有什么打算，怕你们受不了。马希崇无话可对，率族人及将佐千余人号哭上船，来到金陵。南唐使马希萼居洪州，马希崇居扬州。槽被众驹争掉了，马家人得保存生命还算是幸运。
　　楚先后凡五十六年。
七 闽国（八九三年——九四五年）
　　八九三年，王审知得福州。九○七年，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提倡节俭，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位二十九年，填内安宁。他收用唐流亡士人为辅佐，建立学校教本地士人，开辟海港，招来外国商贾，奖励通商，文化经济一向落后的福建，开始发展起来。九二五年，王审知死。此后，继位人都是暴君，经常发生内乱。九三三年，闽主王延钩（王审知次子）称帝，国号闽。九四○年以后，建州节度使王延政与闽主王延羲不和，起兵互攻。九四三年，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殷国小民贫，战事不息，王延政铸大铁钱，一钱当铜钱一百文，又使杨思恭加重赋税，筹措费用。九四四年，朱文进杀王延羲，自立为闽主，王氏子孙不论老幼全被杀死。南唐主李璟出兵攻殷。九四五年，闽国旧臣杀朱文进，迎王延政为闽主。王延政改国号为闽，使侄王继昌镇福州。闽将李仁达杀王继昌，占据福州。南唐兵攻破建州，王延政被俘，闽国亡。
　　闽先后凡五十三年。
八 南汉国（九○五年——九七一年）
　　九○五年，唐任刘隐为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九○七年，梁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岭南离中原较远，唐末，中朝（唐朝）士人多来避乱；唐时大臣得罪，贬窜到岭南，子孙往往流寓不返，唐所任地方官，遭乱不得归朝，都客居在岭南。刘隐招集这三类士人，作为辅佐，又使弟刘岩率兵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者，拥有岭南，建立起刘氏政权。九一一年，刘隐死，刘岩继位。刘岩用士人为诸州刺史，不让武夫作地方官，这是岭南较为安静的一个原因。九一七年，刘岩自称皇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建都广州。九四二年，刘岩死。刘岩及历代继位人都是暴君，《旧五代史》说“一方之民，若据炉火”。到九七一年，宋兵入广州，南汉最后的暴君刘（音厂chǎng）投降，南汉亡。
　　南汉先后凡六十七年。
九 南平国（九○七年——九六三年）
　　九○七年，梁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给兵五千作牙兵，衣食由梁朝发给。荆南镇旧辖十个州，唐末，为邻道侵夺，高季兴到镇，只有江陵一城、高季兴招集流亡，民渐夏业。又收用一些文武官作辅佐，以唐进士梁震为谋主，暗中准备割据。几二三年，唐庄宗灭梁，高季兴亲自入朝，得到优待。九二四年，受封为南平王。唐明宗时，高季兴得归、峡（治夷陵，湖北宜昌市）二州，合荆州共有三州，在十国中是最小弱的一国。
　　五代时期，吴、南唐与中原统治者对立，封锁江淮漕路，南方诸国进贡（实际是通商）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为内地南北交通的中枢。北方商人买茶，也必须到江陵，在五代时它是最大的茶市。九二八年，楚马殷使将军王环等击荆南，高季兴大败请和。马殷责王环不乘胜取荆南。王环说，江陵在中朝（中原小朝廷）及吴、蜀的中间，四面受敌，应该让它存在，作楚国的屏障。小弱的南平国在各强国间起缓冲作用，不被邻国吞并，原因在此。高季兴的继位人高从海，对南北称帝诸国，一概上表称臣，借以得些赏赐，远如闽、汉，也不例外。南方诸国贡使路过荆南，高季兴和高从海常掠夺贡物，拘留使者，等到受损国来质问或发兵来讨，即归还并请和。诸国嗤笑高氏夺攘苟得，不知羞耻，都叫高从海为高赖子（无赖）。
　　这个小国经济不能自立，政治上也就不得不当赖子，当时南北诸国君主都是汉族，高氏耍无赖，还算是穷国君的本色。九四七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入开封，高从海也去称臣进贡，得了些赏赐，那真是不知羞耻的十足无赖。
　　九六三年，宋兵往湖南灭割据者周保权（周行逢子），路过江陵，南平国主高继冲纳地归降，南乎亡。
　　南平先后凡五十七年。
十 北汉国（九五一年——九七九年）
　　九五一年，郭威灭汉，杀河东节度使刘崇子刘赟。刘崇据河东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刘崇向辽国求援，辽主要求建立父子之国的关系，刘崇只愿奉辽主为叔皇帝，自称侄皇帝。辽主希望中原分裂多事，也就承认叔侄关系，允许行册封礼。刘崇得辽援兵，攻周晋州，被周兵击败，刘崇一时不敢再动兵。九五四年，周太祖死，刘崇以为机会来到，约会辽兵大举进攻。周世宗大破北汉兵于高平，并进军围太原城。周军退归后，刘崇死，子刘承钧继位。刘承钧尊辽主为父皇帝，辽主称刘承钧为儿皇帝。北汉依靠这个可耻的关系，保境自守。周世宗时，王朴献用兵先后策，主张收复幽燕后，再出兵灭北汉，原因就在它是辽的附属国，被击时辽自幽燕出援，对周很不利。
　　刘崇做事，都向辽主禀告。刘承钧初立时，却往往自己作主，不先告辽国。辽主遣使来谴责，刘承钧惶恐谢罪。此后事辽愈恭，而辽待北汉愈薄。当然，辽不愿 北汉灭亡，危急时还是要来援救的。九六八年，刘承钧死，北汉内乱。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击退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危城，辽也继续增兵来援，宋军无功退回。九七九年，宋太宗又亲征北汉，这时候宋已统一南北，国势增强，辽用重兵守幽燕，援北汉只有大同一路兵。宋军击败辽兵，猛攻太原城，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北汉亡。
　　北汉先后凡二十九年。
　　正当梁、唐、晋、汉四个小朝廷在北方混战大破坏的时候，南方诸国战争稀少，一般处在和平状态中，人口增加，经济和文化都向上发展。南唐、吴越两国更显出繁盛景象。唐朝中期以后，军政费用极大部分取给于江、淮财赋，残酷的搜括，并不能填补无底的巨壑，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军打碎唐朝这一架腐朽机构，南方经济将萎缩下去，无有止境。南方成立诸割据国，固然赋役还是繁重，但开始立国的君主，一般都还知道一些立国的方法，为自己生存计，不得不对民众让些步或做些有益的事，比起唐朝来，情况多少有些改善。民众在这有限的改善下，也就算是得到休息，足以从事生产了。诸割据国继位者多是奢侈昏暴人，按时间说，大体上已是周和宋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二三十年间，南方诸国陆续归于消灭。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
　　唐末军阀混战，分裂中国为南北两半。
一 南方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的严重可以想见。
　　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义废除了口税。宋齐丘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浩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
　　南唐李璟、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
　　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镠居室用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
　　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容，宫收茶税。九○八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
　　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流亡。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境内粗安。
　　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个小国的民欢，负担是沉重的。
　　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灭掉南平。
　　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欢遭受剥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
二 北方
　　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
（1）生产力的摧残
　　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时期内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增加与耗损，足以测定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衰退。五代时期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严刑和搜括，别的事一概无知。民众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坚守乡土的人，唐末以来长期生活在重重灾难中，那里还说得上发展生产！
　　战争屠杀——这里举一个例，说明战争是怎样耗损人命。九四八年，汉将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凤翔三叛镇。这次战争在五代时期不算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九五○年，汉隐帝使人到战地收埋战死及饿殍（民众）遗骸，当时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万具，可知未收埋的还不在少数。按此例类推，每次战争，军民死亡数虽多少不等，但有战必有死亡，特别是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唐未秦宗权蹂躏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进行战争三十年，李存勗与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契丹经常入侵，石晋末年深入到开封，退兵时，仅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杀死十余万人。这些大战久战，加上其他连年不息的小战暂战，再加上被迫输送军需的民扶路上死亡，死亡总数实在可骇，十六国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化为大屠场。
　　严刑乱杀——梁至汉四朝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等闲，人命轻似草芥，残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强暴），常常杀死无罪人。某次他听巡检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练习战斗，他立刻命石敬塘去办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海奏称二人是小儿，战斗是游戏。晋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财，各给一把剑，得任意杀人。使者带着大批吏卒，手执刀杖，闯进民家，随便杀夺，民死无数。唐晋用刑已极惨重，汉法尤其刻毒。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山东平阴县）十七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率兵捕盗，有十来个村民逐盗入山中，叶仁鲁后到，硬指村民为盗，全数斩断脚筋，陈列山麓示众，宛转呼号，数日才死。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奉刘知远命清理狱囚，苏逢吉不问轻重曲直，一起杀死，说是奉命静狱。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专喜杀戮，认为有罪的人就杀死。某次太白星白昼出现，民众仰观，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数腰斩。又作断舌、决口、斮（音酌zhuó斩断）筋、折胫等刑，天天杀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狱吏请判，史弘肇不问轻重，伸出三个指头示吏，即时腰斩。以上只是举些例证，说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杀人，自然造成一种异常残酷的风气，凡是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是一座广大的活地狱。
（2）人为的天灾
　　自然灾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社会抵抗力较强，灾害的后果就会减轻些，在乱世，灾害与暴政相结合，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例如九四三年（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晋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因国用不足，下令括民间谷物，督责非常严急，逼民众献谷，民众饿死数十万人，流亡人数更不可计数。恒、定等州灾情尤重，晋朝廷知道无可再括，特令免括。顺国节度使（驻恒州）杜威却奏准援别州例括民谷，尽量搜括得一百万斛，送给晋朝廷三十万斛，其余归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万斛，凑足一百万原数，次年春粜给民众，得钱二百万缗。杜威凭空得二百万缗，大批民众饿死可以想见。五代时各种天灾，屡见于记载，不再列举，这里只说由人工制造的黄河水灾。
　　八九六年，黄河水涨，滑州城（河南滑县）危险，朱全忠决河堤，分河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余里，从此黄河为患愈益严重。九一八年，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勗进攻，在杨刘城决河，大水弥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灾。九二三年，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东注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唐兵，称为护驾水。决口不断扩大，曹、濮遭害更甚。据朱熹《通鉴纲目》的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竞占九次。据《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二十四次。这些水灾虽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成灾率大增，所谓天灾实际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黄河下游诸州水灾特别频繁，原因是朱全忠决滑州河堤，梁、晋相持，梁屡次决河阻晋兵，此后并无大修治，河灾自然要接连发生。
　　九四四年（晋出帝开运元年），滑州黄河决口，水浸汴、曹、单、濮、郓五州。郓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围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是古钜野泽。这次河决，大水环绕梁山，成为著名的梁山泊。
（3）租税的苛暴
　　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赋税较轻，唐庆宗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后来历朝赋税，基本是沿袭唐庄宗旧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税，大抵正供以外，附征农器钱（每亩一文半）曲钱（每亩五文）、正帛钱、鞋钱、地头钱、蚕盐钱及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秆草每柬一文，绢、、布、绫、罗每匹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绸、线、麻皮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唐明宗时加），称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库（中央库）收纳上列钱物时，又别证现钱每贯二文，丝绵等每百两加耗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汉隐帝时，王章管财政，聚敛更急暴，在旧制雀鼠耗外，又加二斗，称为省耗；旧制钱出入都用八十文为陌，王章改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顷税取牛皮一张，多余的牛皮听民自用或买卖，但不得卖给邻国。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数卖给官府。唐明宗时官给盐，偿皮价，晋时并盐不给，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周把牛皮均摊在田亩税中，在当时算是一件良政。
　　统治集团内部，也互相剥削，大小职官对皇帝要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太傅、太保纳三十千，司徒、司空纳二十千，仆射、尚书纳十五千，员外、郎中纳十千。藩镇见皇帝，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礼钱以外，官员还得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纳光省礼钱三百千，藩镇带平章事官号纳五百千。别一记载说，宰相纳礼钱三千缗），御史出光台钱，下至国子监监生出束修钱二千，及第后出光学钱一千。官员对皇帝送礼，小官对大官送礼，学生对学官送礼，最后实际出钱的当然是劳动民众。
　　直接管理民政的县官，五代时轻视特甚。凡大官府佐杂官中最龌龊无用及昏老不堪驱使的人，才派充县官。这些人贪求刻剥，丑态万状，当时优伶打浑，多用县官做玩笑材料。自然，县官的可笑，就是民欢的可悲。
（4）盐法的严厉
　　唐中期以来，盐利一向是朝廷的重要收入。五代时用极严厉的刑罚来保障盐利。唐朝卖私盐一石以上处死刑，一斗以上处杖刑，比起五代来，简直算是无比宽厚，可见五代盐法的无比残暴。唐庄宗诏书说“会计之重，碱鹾居先，矧（音审shěn况）彼两池，实有丰利”。两池指安邑、解县（山西运城县南）两池，是朝廷掌握的产盐地，如何从两池得厚利，就是五代朝廷制定盐法的出发点。
　　因为会计之重，碱鹾居先，所以搜括方法，不厌苛细。官自制自卖，立屋税，蚕盐、食盐等名目。对城市居民，按屋税派给，称为屋税盐。对乡村居民，按户口派给，称为蚕盐。又别有所谓食盐，也是按户口派给，说是专供食用。石晋时，在未盐（海盐和碱土制盐）地界内官卖末盐，每年得钱十七万贯有余。为增加收入，将十七万贯摊派给民户，依户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户纳钱一贯，五等二百文。民间用盐，听商人自由贩运。这样，盐价降落了，每斤不过十文，较远的州县不过二十文。官当然不会满足于十七万贯的定额，过了些时，重征盐商，过路每斤抽税七文，坐卖每斤十文，重税迫使盐商停业，官又得抬价出卖贵盐。分五等摊派的食盐钱，从此变成常赋，永不免除。
　　官卖必须依靠刑法，这种刑法自然是残酷的。旧制：应食末盐地界，如有人刮碱煎盐，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刑。唐明宗改为犯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六十，递增至五斤以上，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应食颗盐（池盐）地界，防乡村私盐进城，损害城内官课，规定不论食盐蚕盐，不许携带一斤一两入城，犯者，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八十。递增至十斤以上，不计多少，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处死。汉法，犯盐禁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周太祖时，郑州有民买官盐过州城，门官指为私盐，杀民受赏。民妻讼冤，才改为带盐入城五斤以上，煎私盐一斤以上，重杖一顿打死。
　　因为两池实有厚利，朝廷总想扩大颗盐销路来增加盐利。原来颗、末、青、白（青白两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四种盐各划定销行地界（唐朝已划地界），不许参杂，如带入别界，不论一斤一两，并处死刑。周世宗因食末盐地界犯盐禁的比食颗盐地界多，认为卑湿地带容易私自刮碱煎造，不比产颗盐的两池，禁令峻严，无法私运。他下令曹、宋以西十余州都改食颗盐。曹、宋以西正是末盐产地，这一改变，将有不少私造末盐的人生机断绝。
　　上列四条，只是指出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暴政的一 般情况，当时民众具体地遭受死亡、流散、穷困等灾难，痛苦几乎是难以设想的。南北户口变化，可以说明暴政发生了多么大的破坏力。依据宋初的记载，得下列户数。
　　以上都是宋取得这些地区时的户数，照惯例，凡是亡国时，户数总要比原有数减少些。湖南曾是一个国，地面比清源大得多，户数却比清源少，湖南户数当有很大的隐漏。尽管史书上所载户口数，不甚可信，但借以推测一时人口增减的趋势，还是有些用处。三国结束时，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三万余；蜀有户二十八万余，口九十四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余万。隋灭周得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灭陈得户五十万，口二百万。三国时吴、蜀两国户总数比魏国多十四万，口总数比魏国少一百余万。隋户口比陈户口更是占绝对多数。五代时南方诸国户总数比北方多一倍强，是三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新变化，从此以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确实转移到长江流域，主要是在南唐和吴越两国的旧境。
三 南北统一的一些因素
　　长江流域（包括闽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各地商品的交换也就跟着增加，特别是南北两大流域间，即使五代十国政治上互相妨碍通商的顺利进行，但终究必须依靠通商来交易有无。经济联系既然如此密切，也就决定分裂只能是暂时的，大势所趋，中国必然复归干统一。下面叙述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及南方诸国相互间通商的情形。
　　吴越国——僧契盈某次陪吴越王钱镠游碧浪亭，其时潮水初满，商船来集，望去不见首尾。钱镠欣喜，对契盈说，杭州离京师（开封）三千余里，谁知海运的利益大到这样。吴越与北方陆上商路，被吴、南唐阻断（九一八年，吴取虔州以后），货物由海运先到青州，再运销开封等地。吴越在北方沿海各州城，设有两浙回易务，与当地居民交易，并自立刑禁，处理商务。地方官收受厚赂，不加禁阻。汉时刘铢镇青州，令所属诸州，不得接受吴越刑禁。汉朝廷怕妨碍通商，又因刘诛贪虐横蛮，改任符彦卿为节度使，代替刘铢，足见北方需要和吴越通商。南方诸国与北方通商，一般是采取进贡形式，即上表称臣，献给北方小朝廷若干贡品（主要是丝织物），小朝廷收受贡品，承认它的藩属地位，允许商业上往来。吴越贡品有各种丝织物、茶叶、磁器及其他珍贵手工艺品，贡品比别国都丰厚，海上又常受损失，可是吴越始终不废朝贡，想小朝廷牵制吴、南唐，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在取得商业上的大利。九一六年，梁末帝嘉奖钱镠贡献甚勤，特赐“诸道兵马元帅”的大官号，朝臣都说钱镠入贡，实际是求贸易利益，不必赏给这样大的官号。梁末帝不听，因为贸易对北方同样有利。吴越重视商业，因而货币也保持旧制。钱弘佐为吴越国主时，议铸铁钱。钱弘亿认为行铁钱有八害，其中一害是“新钱（铁钱）既行，旧钱（铜钱）皆流入邻国”，指出恶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又一害是“可用于我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指出通商对吴越的重要作用。钱弘佐采纳这个建议，停止铸铁钱。吴越国土地少人口多，手工业向来发达，制造磁器尤其著名，它必须以所有易所无，要立国就不得不重视通商。
　　吴、南唐——吴、南唐都以恢复唐朝为号召，与北方小朝廷政治上对立，经济上也停止正式通商。吴境内所产盐、茶，专和邻国交易，楚、荆南不产盐，自然是吴盐的销售地，茶由荆南出售，也可以换得北方产品。吴、南唐是强大国，但对邻国表示不很好战，原因就在战争会受到经济上被封锁的危险。九五一年，周太祖下敕书说，“朝廷与盾本无仇怨……商旅往来，无得禁止”，两大国通商，是五代末年新出现的好气象。
　　南汉——岭北商贾到南海，刘岩往往招他们去看宫殿，夸耀自己的饶富。这些被招去看官殿的岭北商贾，当是富商大贾，从北方来收买海外珍室。
　　荆南——荆南靠通商立国，国主到处上表称臣，就是想取得商业上利益。九四七年，高从海攻汉郢州，被击败，发怒与汉绝交。北方商贾不来，荆南境内贫乏，第二年，高从海只好上表谢罪，请恢复朝贡，汉朝廷也就允许通商，足见汉与荆南都需要有商业往来。
　　楚——楚产品主要是茶叶，必须保持北方的销售地，因此，对小朝廷始终表示恭顺。楚国不征商税，借以招待四方商贾，境内使用铅、铁钱，借以推销本地物产出境，贫弱国用这些方法来取得利益，自然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闽——闽国重视海外通商，但也需要和邻国交易。闽国主王延钩狂妄，改号称皇帝，对邻国却仍讲和好，不敢自大。南平国主高从海竞向闽称臣，足见闽与南乎有商业关系。
　　蜀——唐庄宗使人到前蜀国，用马换蜀地珍贵物。蜀法，禁止锦绮珍奇输入北方，只许用粗恶产品与北方交易，称为入草物。前蜀国与北方小朝廷对立，特立这种阻碍通商的法令。后蜀与北方有时通商，有时停止。九五四年，周太祖允许与蜀境通商。从通商方面说，周时北方与南唐、后蜀已经消除了隔阂，在全国范围内通有无了。
　　周世宗早年替郭威管家务，曾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到江陵贩卖茶货。某次二人饮酒半醉，周世宗戏问，假如我做皇帝，你想作什么官？颉跌氏说：我做了三十年买卖，总是从京、洛来到这里。我看京、洛税官坐着获利，一天的私下收入，可以抵得商贾奔走几个月，我心里着实羡慕。如果你真做皇帝，给我一个京、洛税院官做，便心满意足了。这里说明北方和南方繁盛的商业，有利于南北的统一。
　　雕印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在市上出售，唐中期以来，已经相当普遍，如成都市上卖占卜书及字书小学印本。不过这些书一般都不是精品，凡是精品，都要手抄，如吴彩鸳写《唐韵》卖给士人。重要书籍或读者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写，不当作商品来买卖。五代十国，开始由国家精印重要书籍出卖，这给商品生产添了一个大门路，同时，对传播文化也起了推进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九三二年（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刻板印卖，得唐明宗允准。国子监选能书人端楷写出，雇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到九四八年，《五经》刻成。汉国子祭酒田敏出使湖南，路过荆南，田敏送高从海印本《五经》。是年，国子监奏请继续雕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到九五三年（周太祖广顺三年），全书刻成，又刻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先后凡二十二年。自此《九经》传布甚广。九五五年，周世宗准宰相奏请，刻《经典释文》三十卷。朝廷雕印儒经，定价出售，比印其他非儒书，会发生更大的影响。
　　九四○年，晋高祖令道士张荐明雕印《道德经》，学士和凝撰新序，刻在卷首，印成后颁行天下。唐末刘崇远（仕南唐）著《金华子》，说唐末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治狱讼，能遵守法律，至今青州民间还印卖《王公判事》。和凝有集一百卷，亲自写字，雕刻成书，印数百本送人，这些都是五代时北方印书的记载，自然，刻书规模不能和《九经》相比。
　　南方诸国也有印书的记载。后蜀主孟昶曾在成都立石经，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正当北方刻成《九经》的一年（九五三年），依宰相毋昭裔所请改雕木板，蜀《九经》本被称为最精品。毋昭裔又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印行。南唐印《史通》、《玉台新咏》（明丰坊《真赏斋赋》有此说，或可信）。吴越国主钱镠于五代未宋初雕板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闽国徐夤（音寅yín）《自咏》十韵，有句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这些，都说明南方诸国印书事业并不比北方差。北方南方印书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南北的统五代时期，制磁技艺有很大的进步。吴越国贡品有秘色磁器，是当时磁器的最上品。越州窑向来以制造青磁著名，到五代，制作愈益精美，其中所制秘色磁，专供吴越国主钱氏使用，也用来贡献给北方小朝廷。有金棱秘色磁器、秘色磁器等名目。所谓秘色，就是青蓝色，越窑以外，别处也有制造。前蜀国主王建报朱梁信物中，有棱陵椀，致语云“棱陵含宝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足见蜀有秘色窑。闽国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含露别江濆（音坟fén）”。足见闽国也制秘色磁作贡品。北方郑州有柴窑，是周世宗造磁器特设的窑。柴窑产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滋润细腻，有细纹，技艺精绝，为诸窑之冠。相传当时主管官请磁器式，周世宗批状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雨过天青就是秘色。南唐国主李煜时，宫女收露水染碧，制成衣服，颜色特别鲜明，称为天水碧。天水碧就是秘色。尽管诸国分立，秘色却为南北所共同爱好，这也是人们共同心理的一种表现。五代十国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南北统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暂时的。
简短的结论
　　唐末农民起义军失败后，各地大小军阀和地方豪强纷起割据，造成一片大混乱局面。割据者兼并的结果，北方剩下梁（朱全忠）、晋（李克用）两个强国，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这种较为稳定的割据状态，比起一片大混乱来，还算是有了些进步，情形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由大乱进入三国很有相似处。
　　梁晋争夺黄河流域，晋战胜了，从此沙陀人接连建立起唐、晋、汉三个小朝廷。沙陀是当时居住内地的一个少数族，与汉族人有同等权利来建立朝廷，可是，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开化的、带游牧人习气的武夫，非常好战好杀，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国的政治。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大破坏。唐朝吸收大量塞外游牧人入居内地，最后一批（当时称为塞外“杂虏”）以沙陀为代表，按照各族融合的惯例，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发生破坏现象的，到周宋时，才结束了这个融化过程。
　　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吴、南唐是有贡献的。
　　南北朝以来，南方经济在继续上升，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几个经济区域。割据者凭借这些区域建立政权，同时，文化也在这些区域内滋长起来。原来较为落后的楚、闽、南汉等地区，经过五代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进展。闽在两宋，成为重要的文化区。
　　北方遭受将近一百年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人口比例也变为南方大于北方。
　　由于长期内乱，北方的契丹族得到内侵的机会。石敬塘出卖燕云十六州，契丹以南京为据点，控制河北平原，中原从而遭受一联串的外患，石敬璃卖国罪恶，比任何一个内乱武夫大无数倍。
　　周世宗是英武的皇帝。他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取得江北后，即转兵锋向幽州，当时汉民归心，契丹退缩，不战取得瀛、莫，建立雄、霸，按形势，收复全部失地有很大的可能，不幸得病死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是历史上的一个遗憾。继周而起的宋朝，着重在稳定内部，这是必要的，但对外却成了屈辱国。五代内乱后，四百余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一直处于被侵侮的地位，与汉族同命运的境内其他诸族，也同样受辱受害。内乱的教训，是多么深刻不可遗忘的教训！
第四章 吐蕃国 ——六二九年——八四六年
第一节 吐蕃国的兴亡
　　羌族居住在中国西部，是一个古老的大游牧族。它和汉族在远古传说时代已有往来，到了商朝，屡见于卜辞，周朝以下，史书记载愈益详备。羌族居地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主要是向西方伸展，出东面以及南北面都受到汉族的遏阻。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羌人只有部落酋长，没有君臣上下，部落多至一百五十个，各随水草迁徙，不相统属，长时期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不能建立起国家来。西晋时，辽东鲜卑慕容部酋长涉归有庶子名吐谷浑，率所部七百户西迁，住在枹罕（枹音浮fú甘肃临夏县）地方。他的子孙征服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北朝字文周时，吐谷浑王慕容夸吕建号为可汗，筑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为首都，国土广数千里，分立四个大城，使子弟各居一城统治所属民众。唐初，吐谷浑分东西两部，东部以伏俟城为中心，西部以鄯善（新疆若羌县）为中心，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驻伏俟城，立次子慕容尊王（即达延芒波结）为太子，守鄯善。
　　吐谷浑国受汉文化影响，采用一些汉族制度。羌族自原始社会进入低级的封建社会，慕容部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少数慕容部贵族与众多羌族部落酋长融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实际是羌族的国家。
　　早在战国初年，秦献公出兵攻掠羌地，酋长印（音昂áng）避秦兵，率部众向南方迁徙，与青海诸羌隔绝。后来印的子孙繁衍，自立部落，散居各地，其中有牦牛部，也称为越嶲（音希xī四川西昌县）羌；又有白马部，也称为广汉（四川广汉县）羌。这些部落在蜀边境内外，迁徙无常，《西羌传》说它们的部落名号，不可详考，这大概是与汉族接触较少的缘故。《西羌传》又说，有发羌、唐旄等，在极远的西方。一○一年，青海烧当羌首领迷唐被东汉兵击败，残众不满千人，一直向西走去，投奔发羌。《新唐书·吐蕃传》以为蕃、发声近，发羌是吐蕃的祖先。
　　唐旄即葱茈（音子zǐ）羌，原先居住在天山南至葱岭一带，一部分迁徙到西藏，以逻些（拉萨）一带为中心，占有广大土地。五八六年（隋文帝开皇六年）遣使人来朝贡。《隋书·西域传》称为女国，因为唐旄以女为王，风俗重女轻男，国政由女王和小女王各一人共同执掌。女王死后，按惯例在王族中选出贤女二人，一为女工，次为小女王。男人专管战争，女王的丈夫号金聚，也不参与政事。这是母系氏族制的残余，社会继续进展，终究要推翻这个残余。
　　羌族在青海建立起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光辉的标志。羌族一部分自青海进入西藏，一部分迁徙到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入西藏，广阔遥远的中国西部，从此逐渐得到开发，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唐时吐蕃国勃兴，分立的诸国合并成为统一的大国，尤其是社会发展中一个更光辉的标志。中国西部出现吐蕃国，无疑是历史上的大事件。
　　吐蕃国经过兴起、强盛、衰亡三个时期，分别叙述如下：
　　一 兴起时期（弃宗弄赞赞普以前）
　　吐蕃史书记载远古传说：“在天的中心之上，住着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弃端己，他有三兄三弟，连他共计七人。弃端己的第三子为弃聂弃赞普。他到下界为人主……做了六牦牛部的王”。六牦牛部当与越嶲一带游牧的羌族部落为同一支系。《西羌传》里说，“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大抵牦牛部盛强，分立为六个兄弟部落。弃聂弃赞普是最强的酋豪，又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豪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又有三个通婚姻的部落，被称为母后三臣。六父王天神的名字叫做鹘提悉勃野，弃聂弃既自称天神所生，以窣勃野为姓，正符合羌族“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西羌传》）的惯例。赞普的意思是雄强丈夫，弃聂弃拥有这一称号，说明他是特别雄强能够统率六臣的大酋长。弃聂弃时，社会年部开始分出尊卑两类人，由于阶级逐渐在形成，有立君长的需要，因之，弃聂弃以后，子孙世袭赞普称号，比起羌族一般“不立君臣，无相长一”（《西羌传》）的原始状态来，是一个进步。神话传说中往往含有史实，弃聂弃从上天下降到人间，实际就是从无阶级社会转到有阶级萌芽的社会。
　　传说汉武帝时六牦牛部进入西藏，第八世赞普号布袋巩甲，居住在琼巴（西藏穷结县）地方，冶炼矿石，取得银、铜、铁三物，又制造木犁，用牛力开垦平原作田，引湖水灌溉，开始有农业。第十五世赞普号意肖烈，建立琼巴堡寨。《通典》称为匹播城，《新唐书·吐蕃传》称为跋布川。第十七世赞普号德朱波那木雄赞，设置大相（宰相），作为赞普的辅佐。第二十三世赞普号甲多热弄赞，废除“与神和龙族通婚”，改“与臣民通婚”。到第二十八世赞普号弃业颂赞，改进农业，兴修水利，牧地与农田相接，国力日渐兴盛。第三十世赞普号达布聂西，杂养犏（音篇piān）牛与骡，定物价，蓄积干草。依据上述一些记载，吐蕃部落自弃聂弃赞普时开始，逐渐形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也逐渐在进展。
　　唐旄北接于阗，东北与苏毗（居住在青海玉树一带的部落）为邻，西境是天竺，南境即吐蕃，是一个大国。唐旄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年卡宁波（地当在今西藏尼木县东南），小女王弃邦孙，驻儒那堡寨（西藏墨竹工卡县西北）。唐旄内乱，弃邦孙吞并达甲瓦的领地。一些贵族不服，暗通达布聂西，密谋叛变。达布聂西死，论赞弄囊继位。论赞弄囊与唐旄谋叛的贵族盟誓，亲提一万精兵出发，攻破儒那堡寨，唐旄领土为吐蕃所占有。论赞弄囊受尊号为朗日论赞，取政与天比高，盔与山比坚之意。朗日论赞论功行赏，以都瓦堡寨及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娘·臧古，以萨格森的土地及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巴·鱼泽布，以一千五百户奴隶赐给农·仲波，以一千三百户奴隶赐给哲蚌·纳生。这四人都是庸旄国的领主，娘的首城在今墨竹工卡县东北，巴的首城在墨竹工卡县西北，农在娘与巴之间，哲蚌在乃东县北。他们助吐蕃有功，都成了赞普的重要大臣。唐旄领主穹波·邦色杀藏博主马尔门，以藏博二万户献于赞普，赞普接受后即赐给邦色。邦色功大，也成了重要大臣。朗日论赞重用这些新臣，引起吐蕃旧臣（父王六臣与母后三臣）的不满，到了晚年，父王之臣既离叛，母后之臣又复作乱。羊同（唐旄残部，在今阿里及羌塘一带）、苏毗、达布、工布、娘波等也四面起兵攻击吐蕃，朗日论赞被叛臣置毒暗害而死。吐蕃从小国变成大国，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发生旧臣与新臣之间、吐蕃与敌国之间的冲突，是很自然的。冲突的结果将决定吐蕃的兴亡。弃宗弄赞赞普统率吐蕃的进步势力战胜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从此，吐蕃走上强盛的道路。
　　二 弃宗弄赞赞普的事业（六二九年——六五○年）
　　羌族从一百几十个聚散无常的原始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唐旄、吐蕃等国家，又从这些分立的国家进而组成统一的吐蕃国，都是划时代的大发展。尽管仍旧存在着严重的分立倾向，但经过吐蕃国的强盛时期，羌族人产生以吐蕃文化为中心的共同心理状态，此后，原来的羌族为具有初步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性质的蕃族或藏族所代替了。弃宗弄赞赞普是强盛吐蕃国的创始者，因之，他的成就在吐蕃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大贡献。
　　第三十二世赞普弃宗弄赞又号松赞干布，他生于六一七年，十三岁（六二九年）继位，十八岁（六三四年）遣使官到唐朝求婚，二十五岁（六四一年）娶唐文成公主，三十四岁（六五○年）死，他的一生正和唐朝创始者唐太宗同时。吐蕃史书说“王千松赞虽未成年，奋战不屈，终于严惩罪犯，所有置毒者皆族灭之。未几，叛乱者又皆臣服。娘·芒波结尚囊并未与全苏毗交兵，设谋用计，说之来降。养护无数户口，安居乐业。唐与吐谷浑皆来进贡。”未成年即是指十三岁即位事，此后二三年间叛乱平息，苏毗降服，牧业繁荣，国力兴盛，迁都逻些，完成统一大业。显然由于朗日论赞消灭苏毗，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向，再加上松赞的“骁勇多英略”（《旧唐书·吐蕃传》），以及群臣主要是新臣的支持，才能获得如此迅速的成功。《通鉴》在唐太宗贞观八年（六三四年）记载吐蕃遣使来请婚事，说吐蕃疆土广大，拥兵数十万（兵数夸大不实），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都怕他。唐太宗遣使官冯德遐前往通好，这就是吐蕃史书所说唐来进贡，依据双方史书的记载，说明六三四年以前，吐蕃已是西方新出现的强大国家。
　　松赞干布一生事业，主要是在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建立起统一的吐蕃国，其次是对外用兵，兼并强邻，保卫国家的安全。
　　下列诸事，是属于建国的措施。
　　稳定内部——吐蕃王族称为论，宦族称为尚，论与尚构成吐蕃的统治阶级。自然，王族宦族之间，宦族旧臣新臣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赞普与群臣每年举行一次小盟，三年一次大盟，就是要缓和这些矛盾。小盟用羊狗（羊与狗二物，或是牧羊的狗）与猕猴为牲，先折断牲足，杀死后，再剖腹裂肠，使巫告天地等众神说，谁要是变心，阴谋叛乱，神明察知，罚同此牲。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赞普诅咒说，你们都得同心协力，共保我家，天地众神知道你们心里事，谁要是背盟，谁就身体屠裂，同这些牲畜一样。唐旄旧俗，祭神用人或猕猴。大盟所用的犬，有些书说是用人。吐蕃俗重视狗，唐旄俗重视猕猴，用人作牲则是共同重视的祭品。小盟用狗与猕猴，大盟用人，都表示隆重的意思。赞普与群臣立重誓，要求效忠王室，在赞普独掌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发生稳定内部的作用是可能的。大小盟何时创始。史书不载，定在松赞于布平定年乱时似较适宜。后来小盟增为每年两次，当是松赞死后的事情。
　　巩固王权——朗日论赞依靠新臣的助力，灭唐旄国。松赞干布用新臣镇压叛乱，征服苏毗。新臣有大功，势力超过旧臣，成为王族的竞争者。松赞用娘·芒波结尚囊为大相，又重用穹波·邦色，以谋叛罪杀尚囊。王族噶尔，芒霞孙囊任大相，不久，因罪自杀。邦色继任为大相。松赞重用俄梅勒赞，迫走邦色。王族噶尔·东赞域孙告发邦色谋叛，邦色自杀。东赞域孙继任为大相。新臣之间和新臣与王族之间争夺大相，是经过激烈斗争的，最后大相职位为噶尔·东赞域孙即禄东赞所确保，显示王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中央官制——中央大官分两类。第一类为宰相，其中有大相一人，称为大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大相以下，有时设副相一人，称为小论。又有兵马都元帅同平章事、兵马副元帅同平章事各一人，宰相同乎章事四人。第二类为宰相僚属，其中有内大相一人，掌管国内事务；整事大相一人，管刑法。又有管国外事务、外文、财政等官。上列诸官中，大相最尊，“事无大小，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各官都是父死子代，无子则由近亲承袭，不合继承惯例，便引起争端。吐蕃自第十七世赞普设大相以后，当在陆续增设一些官职，到松赞干布时，更必须规定官制以适应建国的形势。松赞以后，国势强盛，宫制自然还会有些变更，但基本上是在松赞时规定的。
　　兵制和地方官制——吐蕃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完全一致。全国分为四个如，每如分为上下二分如。共有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此外另有四个禁卫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的颜色上各不相同，以资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率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户所有兵约一万人上下，统率二十个大五百，后来就叫做万户府或万夫长。这些军官平时是地方行政官，也就是当地的大小领主。吐蕃史书记载四如所辖军民数如下：（一）藏如如拉，上下两藏如如拉各有军士三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七十二万人；（二）右如，上下两右如各有军士五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七十万人：（三）中如，上下两中如各有军士七万零三百人，人口缺记，（四）左如，上下两左如各有军士五万零三百人，共有人口约七十万人。四如军合计，军士共有四十六万二千四百人，中如军士数特多，人口至少有八九十万，合其他三如，吐蕃人口当在三百万人左右。这是吐蕃大扩张时期的军民数，松赞干布在位时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军民。吐蕃史书载松赞要求娶唐公主事，说“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五万兵当是吐蕃的全部或大部分兵力，每个千户所正好有兵一千三四百人。后世疆土扩大，军民增加约十倍，千户所成了万户府。保存千户所名义的原因，可信是松赞干布的定制，相沿不敢改变。
　　制定法律——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叫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史书记载松赞时道德训条甚多，如“皈（音归guT）依三宝，敬信勿疑；报父母恩，侍养勿怠；于自己有大恩者及父亲、长辈、师长，勿违其意，善于承侍；上等人和贵族的意志勿加违拗，顺之而行，一切行事举措宜依上等人为法式；学习宗教与文字，精通其意义；于业报因果，深信勿疑；准时还债；言而有信；谋事勿信妇人之言：勿用大秤小斗；有疑而不决之事，依神言为断”。诸如此类的训条，有些当是出于后世人的附加，但若干训条为松赞所定也是事实。劝善的另一面是戒恶，即残酷的刑法。史书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又说“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柣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又说“砍头、剜眼、剥皮……诸刑皆备”。落后的社会必然行施落后的刑法，因为统治阶级必须用严刑来维持本身的权利，宣扬大慈大悲业报因果的佛教，恰好被统治阶级利用来掩护暴政，佛教在吐蕃流行，和暴政是有联系的。
　　发展经济——吐蕃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松赞出巡，看到“牛羊繁殖，沿路成群”。吐蕃原来有些农业，松赞时，“高地蓄水为池，低地于河中引水灌溉……开辟阡陌”，农业比先前有些改进。这都是叛乱平息，国内统一以后的现象，也就为向外扩张准备了条件。当时又制定度量衡，以便利商业的进行。
　　创制文字——松赞干布派遣学生吞米·桑布札等往克什米尔向婆罗门李敬学习声明（声韵学），归国以后，主要依据于阗文加以简化，造成三十个字母，并编出几种文法歌诀，用以拼写吐蕃语。松赞亲自学习这种新制文字，大力提倡。在羌族所立诸国中，吐蕃一向用刻木结绳法记事，唐旄大概也没有文字，吐谷浑有文字，与北魏相同，可能是借用汉文字。自从有了吐蕃文，在大吐蕃国境内，使无文字和有文字的诸部都行用统一的吐蕃文，随着羌族各部融合成为后来的蕃族或藏族，吐蕃文也就发展成为蕃族或藏族通行的藏文，松赞创制文字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上述诸措施，在松赞干布有效地推行下，吐蕃内部稳定，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
　　松赞干布先后征服苏毗、羊同等国，免受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威胁，使吐蕃处于安全地位。羊同国（今西藏阿里）人以畜牧为业，地在吐蕃西，北接于阗（新疆和田县），国土东西千余里，有兵八、九万。国王下面有四个大臣，分掌国事。无文字，记事用刻木结绳法，刑法残酷。酋豪死，用人殉葬。六四四年，松赞征服羊同（此后羊同叛服无常，到弃松德赞赞普时才消灭羊同国），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吐蕃得苏毗，可从东北方进攻吐谷浑，得羊同可向西域出兵争夺唐属国。松赞虽然还无力向外大扩张，但已为后世大扩张准备了条件。
　　松赞于布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安全上都取得巨大成就。他推动吐蕃国进入强盛时期，对后来藏族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 强盛时期（六二九年——七九七年）
　　吐蕃强盛时期在松赞干布时已经开始。这里只叙述松赞死后吐蕃大扩张的事迹。大扩张就是对外战争，主要是对唐战争。这些战争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征服唐属国吐谷浑和唐境内羌族羁魔州，进行吐蕃的统一战争，性质是正义的。（二）与唐争夺西域四镇。四镇对唐、吐蕃两国都有保障本国安全的作用，两国势在必争，得失依强弱。（三）夺取唐州县，奴役汉族居民，是侵略性的战争。唐朝廷方面，不能保护国土，对被奴役的居民更应负失职的责任。
　　吐蕃与唐两国之间固然有频繁的战争，但不可因此忽视两国和好的一面，从全面来说，和好仍是基本的一面。其次，唐州县人吐蕃以后，汉族较高的经济和文化对吐蕃社会发生很大影响，所以，还应该看到战争带来的某些积极性后果。
　　六五○年，松赞干布死，孙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继位。赞普年幼，大相禄东赞专掌国政，继承松赞的建国事业，推动吐蕃进入更强盛的阶段。禄东赞最大的功绩是划定田界，确立吐蕃的封建制度。凡是在瓦解状态中的原始公社社会，总包含着向奴隶制或向封建制发展的两个前途。由于私有制的逐渐发展，公社成员少数人变成统治阶级，大部分人以自由民身分成为被统治阶级，两者构成原始的国家。一般他说，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是由浓厚的公社残余和稀薄的封建因素（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所谓兵役，即出外抢掠）混合而成的。同时，这样的国家，总是强的或能自保的，否则被其他强者所吞并，无立国可能。这种强的国家，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弱而能自保的国家则向封建制发展），但受生产的限制，发展的程度很不一样。大抵原始国家可分为三类：（一）以畜牧为主业的国家，水草地有局限，不能使用过多的奴隶来扩大畜牧业；土地寥廓，不容易防止逃亡；因之奴隶制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尽管是这样，因自由民贡赋极轻微（例如北魏到四二一年，魏明帝才定制，令鲜卑民户养羊满百口，出战马一匹，可见魏明帝以前，鲜卑自由民不纳贡赋，只服兵役），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生产的奴隶，也就是说，剥削者不算是封建主而是奴隶主。游牧国家奴隶制并不发达，但有些国家仍可看作奴隶制国家。（二）以农业为主业的国家，奴隶制比游牧国要发达些，因为农业上可以使用较多的奴隶。但是，农业收获的丰歉，很大程度上要看耕作者的勤惰，天时又变化无常，奴隶主收入未必有确实保证，奴隶最低的生活品却必须付出。当奴隶主给奴隶一些土地让自谋生计，对他们只管收入不管付出的时候，奴隶就会逐渐转化为农奴，奴隶主也就不自觉地转化为封建主。按照科学定义，奴隶同牛马一样，毫无自己的经济，如果奴隶被允许私有一些生产资料，尽管奴隶的名称不变，待遇照旧，性质上却已有农奴的成分。这种剥削方式的转换和农奴成分的增加，是由阶级斗争促成的，而且也是奴隶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愿意采取的（当然，还要保存不少的奴隶），因此，农业国里的奴隶制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可以缩短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三）手工业商业兴盛的国家里，使用大量奴隶最为有利，奴隶制也就大大发展起来，并且长久持续下去。同时，浓厚的公社残余将变为稀薄或遭受严重破坏，比趄那些与公社残余纠缠着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来，面貌大不相同，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自然，游牧国里可以有些农业，农业国里可以有些畜牧业和工商业，工商业国家里有农业，也可以有些畜牧业，情况是复杂的，社会性质也从而呈现复杂现象，但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吐蕃国以畜牧为主业，至少在朗日论赞、松赞干布时，已是一个奴隶数量不大的奴隶制国家（例如唐旄三万户中只有五千八百户奴隶）。自从禄东赞划定田界，原来占多数的自由民分得田地，进行农业和畜牧业，对国家负担起封建义务，从此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这种农民和牧民，不再是少数的奴隶，吐蕃也就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禄东赞这一历史性改革，可能是受汉族影响，因为唐朝行均田制。
　　六五三年，禄东赞令吐谷浑降王达延芒波结划定田界。吐谷浑一向接受汉文化，例如官制有仆射、尚书、郎中等官名，划田界仿效均田制，是很自然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现的吐善文书中，有一则关于田制的记载，译文如下：“兔年夏，划小罗布王田为五种亩数，按耕田人（每户）人数多少加以分配。依据主权与田作惯例，劳力情况应登记于（户主）名下。有势力者不许多占田地或围圈空地。任何一小块田都要按（每户）人数多少分配。（分定之后），不许荒废田业和破坏田界。此五种亩数的田都树立界标，有违制占田、破坏田界或使田业荒废，将剥夺其田业，没收其庄稼，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各户耕田人的人数造成总册，交到日城长官处，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这个文书不知何时写成，其中所说小罗布是在吐谷浑境内，日城旧法律是指吐谷浑亡国前的法律，可见吐谷浑早已采取汉地均田制，自创一种划分田界法。达延芒波结依据吐谷浑田制为吐蕃划定田界，分得田地的人自然是吐蕃的自由民。人五四年，禄东赞在芒布舍宗举行会议，区别野人和驯顺者，计算大调发的数目。驯顺者当是指分得田地的农民和牧民，大调发数目就是以田数为基础的封建负担。六五五年，他又在哥帝命令写定法律，使已经推行的那些制度得到巩固。吐蕃经过这一次改革，确实有力量向外大扩张了。
向东北方扩张——灭吐谷浑
　　吐谷浑是羌族大国，六三五年，唐太宗发兵击破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败死，太子达延芒波结失国，逃归吐蕃（据吐蕃史书，六五九年为唐将苏定方所杀）。唐立伏允长子慕容顺为可汗。慕容顺被国人杀死，儿子诺曷钵嗣位。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唐支持诺曷钵，抑制国中亲吐蕃的势力。六六○年，禄东赞使儿子起政（当即尊业多布）率兵击吐谷浑。六六三年，禄东赞自率兵攻吐谷浑。两国各遣使者到唐朝廷论曲直，请求援助，唐高宗都不听从，实际自然是助吐谷浑。吐谷浑臣素和贵逃入吐蕃，陈述吐谷浑内部情形，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易钵率残部数千帐弃国逃到凉州，吐谷浑国亡（立国凡三百五十年）。禄东赞屯兵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朝，请求和亲，意思是要唐承认吐蕃占有吐谷浑土地。唐高宗不许。
　　六六七年，禄东赞死，子尊业多布继任为大相。吐蕃既得吐谷浑，六七○年，出兵攻西域，取得十八个羁縻州，又合于阗国兵攻入龟兹国的拨换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县）。这样，唐不得不出兵来攻吐蕃。唐高宗任用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率兵十余万人，表示要进攻吐蕃都城。唐军进到大非川（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尊业多布的儿子论钦陵率大军歼灭唐军。薛仁贵与论钦陵约和，唐残兵多得生还，经这次决定性的大战，吐蕃切实占有了吐谷浑，完成了统一羌族各国的大业。哥舒翰于七五五年上唐玄宗奏疏中说“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论钦陵击薛仁贵，集中兵力多至四十万人，除苏毗外，大部分当是吐谷浑人。镇守吐谷浑的大将，总是吐蕃大相的子弟，吐谷浑的重大意义即此可见。
向北方西域扩张——与唐争四镇
　　六七○年，薛仁贵军在大非川覆没，唐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大部分土地被吐蕃夺去。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将军王孝杰率兵大破吐善军，取回四镇。唐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新疆库车县），屯兵镇守。
　　当时唐有些朝臣议放弃四镇，右史崔融上书说：高宗时主管官员溺职，不能守四镇，吐蕃因而强大，从焉耆（新疆焉耆县）西面长驱东来，经高昌、车师、常乐（甘肃安西县西北），渡过莫贺延磺，就兵临敦煌。现在王孝杰一战收复四镇，怎能弃而不要，如果四镇无守，吐蕃一定得西域，住在西域南方的群羌，势必被迫归降，吐蕃与群羌结合，唐河西诸郡一定受威胁。莫贺延碛宽二千里，无水草，吐蕃控制沙碛，唐就无法渡过去，这样，伊州、西州、北庭、安西等地将全部丧失。武则天从崔融议，不听那些主张放弃四镇的建议。
　　此后，唐与吐蕃在西域和青海两方面常有战争，胜败相当。六九六年，吐蕃大相论钦陵遣使到唐朝，要求唐撤退四镇守兵，并分西突厥十姓的土地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交涉。郭元振问论钦陵，吐蕃要唐撤四镇守兵，是否有意兼并四镇十姓土地？论钦陵答，吐蕃如果贪得土地，向东攻甘州（甘肃张掖县）凉州（甘肃武威县），不是很方便么？何必到遥远的西域去争利。双方议不能决。论钦陵遣使者随郭元振来到唐朗廷，提出要求。郭元振上书说，吐蕃想要四镇、十姓，朝廷也想要青海、吐谷浑，不如直截告诉使者说：朝廷驻兵西域，是要分吐蕃兵力，使它不能全力向东攻河西。如果吐蕃真的无意东侵，那末，请将吐谷浑诸部及青海归还朝廷，朝廷也可分五弩失毕部给吐蕃。如此答复，既表示朝廷有和意，又足以阻止论钦陵的计谋。吐蕃再有举动，曲在彼方了。武则天采郭元振议，拒绝论钦陵的要求。郭元振又上书说：吐蕃民众负担徭役过重，感到疲劳，早愿和亲；论钦陵拥兵专权，独不愿讲和。如果朝廷每年派去和亲使，让他拒绝不从，日子久了，彼国人对他不满将愈深，望和将愈切，他想大举用兵，也就难了。等到上下猜疑，内部是会发生变乱的。郭元振看得很准确，六九九年，吐蕃果然发生事变。论钦陵作大相，使诸弟分据方面，论赞婆常居吐谷浑旧地，攻唐边境。弃都松（器弩悉弄）赞普要收回权力，乘论钦陵外出，发兵杀他的亲党二千余人。论钦陵举兵对抗，赞普亲自讨伐，论钦陵兵溃自杀。论赞婆率千亲人，论钦陵子论弓仁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武则天封论赞婆为郡王，论弓仁为郡公，使率众为唐守边境。
　　禄东赞一家三世为大相，立功甚大。尊业多布于六八四年合大藏四行政区为二。论钦陵于六八六年为象以下划定田界。六八七年，划大藏田界。六九○年，造大藏人户的红册，划觉如田界。六九一年，自逻修至查拿划田界，统计绝户。六九三年，立大藏牧场。大藏是农业区，划田界，造红册，当与分土地，征赋税有关。这些，都是继续推行封建制的措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专擅国政，削弱赞普的权力，连年用兵，违反民众的愿望，在国内逐渐陷于孤立，最后不出郭元振所料，全家被杀逐，吐蕃也因而一时不振，停止对外扩张。
　　七二二年，吐蕃发兵攻唐属国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企图从小勃律进攻四镇，唐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派兵协助小勃律，大破吐蕃军。七二六年，吐蕃攻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县西南），谋截断唐与四镇的交通。七二九年，唐军从瓜州出击，吐蕃军大败；唐军又攻取吐蕃百堡城（在青海西宁市西南）。吐蕃被迫放弃夺四镇的计划，七三六年，吐蕃攻小勃律，唐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西大破吐蕃军。吐蕃与唐在青海相持，无力进攻四镇。吐蕃与小勃律王和亲，小勃律归附吐蕃。西域二十几个唐属国朝贡路被阻，也都转向吐蕃朝贡。七四七年，唐将高仙芝攻破小勃律国，设归仁军，驻兵三千镇守，唐又与西域诸国往来无阻。论钦陵曾对郭元振说，所有邻国，都被唐降服了，吐蕃还能存在，只是靠我兄弟数人小心相保。青海地势险阻，唐必不能从这一路深入，五弩失毕部地近吐蕃，很容易来侵，所以我要求唐撤四镇守兵，分十姓土地。吐蕃为本身安全，与唐争夺西域，是有理由的。唐在安史乱前是强大国，唐玄宗又是爱好边功的皇帝，为本身安全决不退出西域，也同样是有理由的。
　　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唐内部大混乱。七五六年，吐蕃取石堡城，进取唐陇右（节度使驻郑州，青海乐部县）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两镇。唐代宗时，河陇及京西许多州县全为吐蕃所占有。唐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听率将士守境，与朝廷声问中断。七八一年，两镇使者借道回纥来到长安，唐德宗大喜，封李郭二人为郡王，将士都升官七级。吐蕃猛攻伊州（属陇右道，哈密），唐伊州刺史袁光庭坚守累年，最后粮竭兵尽，不可再守，袁光庭先杀妻子，自己跳入火中烧死，足见唐人守土是坚决的，吐蕃取唐州县必须用重兵攻守，也就无力远攻西域。七九○年，吐蕃攻北庭，击败回纥救兵，唐节度使杨袭古弃北庭逃到西州（高昌，吐鲁番），不久被回纥杀死。吐蕃得北庭后，不知何年又得西州和安西四镇。
　　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前后凡一百二十余年，吐蕃胜利了，但新的形势反使吐蕃陷于军事上的被动地位。大食占有葱岭以西土地，经常向东与吐蕃互相攻击，东方的回纥，地近北庭，也向天山南北扩张势力。吐蕃在西域要用大兵力抵御东西两个强敌，在唐旧境年又要用相当兵力镇压唐人的反抗。过重的负担，使得强盛的吐蕃虽然离长安很近，有灭唐的意图，却缺乏对唐的攻击力量。唐失西域反而有利于长安的保存。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向东方扩张——兼并诸羌州
　　《隋书·西域传》有附国。附国文化较高，有国王，统率二万余户。地在成都西北，东面是嘉良夷，东北面是党项，西面是女国（唐旄），南北八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又有诸羌，散居深山穷谷中，无大君长，风俗与党项相似，有些属吐谷浑，有些属附国。隋炀帝时，附国、嘉良夷和诸羌曾遣使来朝贡，隋炀帝设诸道总管统率这些内附部落。唐沿隋制，剑南道设诸羌羁縻州一百六十八个，分属松州、茂州、嶲州（四川西昌县）、雅州、黎州（四川汉源县）等都督府。有些羌人称为生羌，可能是指文化更落后的一些部落。六三八年，松赞干布占领党项（地在松州西、吐谷浑甫）、白兰等羌部。当时吐谷浑是唐属国。松赞率大军攻松州（四川松潘县），声称要迎唐公主。唐松州都督战败，羌州纷纷叛唐归吐蕃。六六七年，禄东赞攻唐边境，取生羌十二州。唐剑南道所属诸羌州，陆续在失去，在唐肃宗时，除少数羌州内徙，其余都并入吐蕃。《通典》记唐境与吐蕃境相距里数，说：松州北至吐蕃九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雅州（四川雅安县）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恭州（松潘县南叠溪营）北至吐蕃白崖镇七十里；维州（四川理县）东南到吐蕃界一百六十里；奉州（四川沪县）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自松州至奉州以西属吐蕃境，足见诸羌州都已并入。吐蕃兼并诸羌州成功，建立羌族统一国家的事业基本完成了。
向东南方扩张——征服南诏国
　　六七八年，尊业多布率兵攻西洱河（洱音耳ěr云南洱海一带）诸“蛮”。唐在茂州（四川茂县）西南筑安戎城，阻绝吐蕃通诸“蛮”的道路。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拔安戎城，增兵驻守，西洱河诸“蛮”相率降附。七○三年，器弩悉弄赞普亲征今云南丽江一带的乌蛮。次年，在军中死去。吐蕃史书说，此王“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诸“蛮”与羌种族不同，吐蕃逐渐征服诸“蛮”部，是多年经营的结果。七五一年（天宝十载），南诏国（建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县）与唐失和，降附吐蕃。南诏是大国，吐蕃获得这个大属国，国势才发展到最高点。
　　吐蕃以逻姿为中心，向外扩张，取得上述的成就。早在唐高宗晚年时（六八○年前后），《新唐书·吐蕃传》说它的疆域“东与松、茂、嶲接，南极婆罗门（泥婆罗），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万余里，汉魏诸戎（指西方诸族）所无也”。事实上，后来吐蕃疆域比这时候更要大得多。泥婆罗在松赞干布时已是吐蕃的属国，可是吐蕃扩张的方向，不是通过泥婆罗进入天竺，而是对着较远较强的唐朝。大竺气候炎热，不宜于高原人耐寒的习性，视南进为畏途，这应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羌族一向以青海为中心，散居广大的中国西部，吐蕃在本族年进行统一战争，于势力顺；羌汉两族有悠久的联系，文化和经济虽然相差很大，在交流上却是较为接近的。吐蕃扩张的方向必然被吸引到东方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唐朝和亲和战争——占领一部分唐本部土地
　　吐蕃在发展中，当然不能满足于原来的贫乏状态，必须有所增进。六七二年，吐蕃遣使者论仲琮来朝，对唐高宗说，“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所都逻娑川，唯有杨柳，人以为资，更无草木。乌海之南，盛夏积雪，冬则羊裘数重，暑月犹衣裘。赞府（赞普）春夏每随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庐帐，又无屋字。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但其国法严整，上下齐力，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仲琮这段话，大体上符合吐蕃的实情。吐蕃国力强盛，经济文化落后，作为对方的唐朝，经济文化是繁荣的，国力方面，在前期，唐与吐蕃都强盛，有战有和；在中期，唐已衰弱，吐蕃自唐德宗时起，也由盛转衰，都需要和。两国和好，才能得到经济文化交流的利益，这对吐蕃是更为切实的利益。吐蕃要吐谷浑和四镇，唐决不肯放弃。安史乱后，吐蕃乘机夺取唐州县，唐决不能甘心；这样，双方构成和与战交错着的局面。据约略计算，自六三四年至八四二年二百零九年间，两国使官往来，约有二百次，其中蕃使人唐次数尤多。使者往来，除去若干次为了欺诈或责让，其余一般是正常的往来，这也说明尽管两国问有多次战争，但经济文化上的需要，促使两国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是和好的。七三○年，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弃隶缩赞赞普大喜，拿出贞观以来唐帝文书给皇甫惟明看，并在上唐玄宗表文里说，“外甥（赞普自称）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这几句话最足以表明吐蕃与唐的基本关系和民众的共同感情。早在郭元振出使时，吐蕃民众已经厌恶战争，希望和亲，因为和亲带来的是普皆安乐，战争带来的是穷困和死亡。
　　下面叙述吐蕃占领唐本部一部分土地的情形。
　　弃隶缩赞赞普在位时（七○四年——七五四年），政治上有不少改进。七一三年，“归并绿地、灰地”，当是按土地肥瘠分别征税。七一八年，造达波的红册，划分三如王田园田与草田的份地。七一九年，清算三如王田的份地数、草田数，划分大藏王田的份地。七二○年，清算大藏园田的份地。六二六年，合八个征税区为四个，财政统一。七四二年，清算政府收支账目，造国计簿。七四四年，造各地兵士的灰册（农牧民户口籍称红册，后改用黄纸造册）。这些措施，都表示吐蕃在进步。吐蕃史书说“弃隶缩赞王在位，万民安乐，王与大相悉诺逻恭禄谋议相合，亲征汉地，攻下瓜州等城镇。……南方下部，爨（音篡cuàn）部白蛮王，其部颇不小，我王运其睿智奇谋，蛮王（南诏王）阁逻凤终于降附”。弃隶缩赞赞普时造成了极盛的国势，按照“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惯例，他的继承者弃松德赞赞普侵入唐本部，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
　　吐蕃对唐作战，起初是以掠取财物为主，正如苏颋所说“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马，不重杀掠，于人但剥体取衣”。后来以夺取土地为主，唐玄宗设陇右、剑南两节度使，专防吐蕃内侵。双方国力强盛，连年发生战争，胜败相当，吐蕃并未得利。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陇右、河西两镇精兵内调，边防空虚，吐蕃陆续攻取两镇所属诸州。七六三年，吐蕃自大震关长驱直人，破泾州、邠州，攻奉天（陕西乾县）、武功，唐兵溃散，唐代宗逃往陕州，吐蕃入长安城，立李承宏（金城公主侄）为唐帝。吐蕃军掠夺府库市里，焚毁房屋，还想掳掠城中子女和百工，整军归国。郭子仪设疑兵，恐吓吐蕃军。吐蕃军据城凡十五日，惊慌出城，退屯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县）等形胜地，窥伺唐境。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失守，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成为吐蕃的领地。同年，吐蕃攻入剑南道的松、维、保（四川理 县）三州。这是吐蕃与唐多年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败，唐朝廷的腐朽，吐蕃力量的限度，都表现出来，极盛的吐蕃要灭腐朽的唐朝是不可能的。
　　七六三年以后，吐蕃连年入侵，战争激烈，唐在凤翔、泾州、邠州、渭北等地设节度使，驻重兵，抵御吐蕃。七八○年，唐德宗即位，遣使到吐蕃讲和。七八三年，两国在清水（甘肃清水县）会盟，唐以“国家务息边人，外（弃）其故地，弃利蹈义”为理由，承认吐蕃所占唐州县为吐蕃领地。接着在长安西郊筑坛定盟，又遣大臣为人蕃会盟使，在逻娑定盟。七八六年，吐蕃败盟，进攻京西诸镇，又破盐（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夏（陕西横山县）二州。当时吐蕃大相尚结赞看到唐内乱频繁，认为时机可乘，怀有野心，清水会盟，并无诚意。败盟后，唐德宗还力求和好。尚结赞想用诈计，去掉唐李晟（音成chěng）、马燧、浑瑊（音尖jiān）三个良将，随后攻取长安。七八七年，尚结赞遣使到马燧军中求和，卑辞厚礼，欺骗马燧。马燧信以为真，请唐德宗许和。凤翔节度使李晟主张出击，唐德宗罢免李晟。尚结赞要求唐派浑瑊主盟，准备在会上擒获浑瑊。唐德宗允许在乎凉（甘肃平凉市）会盟，任浑瑊为会盟使。李晟切戒浑瑊，必须有严密防备。唐德宗怕会盟不成，也切戒浑瑊必须推诚相待，勿使对方猜疑。浑瑊到平凉，正要登盟坛，吐蕃伏兵发作，捕杀唐会盟官，浑瑊仓皇逃遁，幸唐将骆元光、韩游環有备，救浑瑊出险。正当会盟的一大，唐德宗很得意，对诸相说，今天和蕃，国家有福。马燧说，是。柳浑说，我很忧疑。李晟说，柳浑说的是。唐德宗生气说，柳浑书生，不懂边事，你怎么也这样说。柳浑李晟都叩头谢罪。当晚，韩游環报告吐蕃劫盟，进攻邠宁镇（治邠州）。唐德宗大惊，想逃出长安避吐蕃，为人臣们所劝阻。
　　尚结赞想施诈计获大利，以为李晟失兵权，浑瑊被擒，马燧一定得罪，三将既去，就可得长安。唐德宗外怨回纥，内忌功臣，想与吐蕃结盟来实现自己的蠢愚想法，奸相张延赏全力主和，排斥李晟，造成“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的危局。形势确是对吐蕃有利。但是，唐朝廷上有以李泌李晟为首的一批文武官，虽然不得势，也下会让尚结赞完全得志。骆元光、韩游環救出浑瑊，说明计谋早被识破。劫盟以后，张延赏惭惧，称病不出，唐德宗不得不依靠反对和蕃的一派官员，任李泌为首相，李晟、马燧、柳浑相位不变。唐与吐蕃的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孪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敌。唐德宗听从，与回纥和亲，又使剑南节度使韦臯招南诏年附。七八八年，回鹘（本年回纥改称回鹘）可汗上书，愿为唐击吐蕃，南诏王也决计附唐，不再助吐蕃。原来大食是吐蕃的劲敌，蕃兵大半驻在西域，抵御大食东侵。七八六年，韩洸（音晃huàng）在请伐吐蕃收复河湟疏中说，“闻其（吐蕃）近岁以来，兵众寝（渐）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据入蕃使崔翰密查，吐蕃驻河陇兵马真数，只有五万九千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兵仅三万人，余皆老弱。吐蕃兵力如此薄弱，唐德宗不谋收复失地，却力求讲和；尚结赞不坚守清水盟约，却想用诈计取长安，双方都做着愚蠢事，愚而诈的一方，后果自然要更坏些。自从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建议，吐蕃的强盛时期也就结束了。
　　吐蕃进行羌族的统一战争，在历史发展中是处顺势，因之阻力较少，很快建立起大吐蕃国。但是，战争进入唐本部境内以后，就显得能力与环境不能相适应，一直走失败的道路。吐蕃起初只知道地重，不知道人重，围凉州城时，乘城中人窘迫，宣告：我要的是城池，人不论老少都可以迁往唐境。取其他城池也是如此。李晟曾说，河陇失守，并不是吐蕃有多大的力量，主要是唐将帅贪暴，内附部落离心，民众不得耕种，展转向东迁徙，自己放弃土地。吐蕃不利用这种情形，争取城中人留下来，倒不是因为尊重唐人的爱国心，而是保持落后国家战争的惯例，即“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也就是出兵不准备粮草，让将士任意去掳掠。城中多有财物，要城池与掳掠财物，意思是相同的。到了知道地旷人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又进行掳掠人口的战争。七八六年，唐德宗给尚结赞信里说“又闻放纵兵马，蹂残禾苗，边境之人，大遭驱掠”。七八七年，尚结赞焚毁盐、夏二州城，掳走所有居民。同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残杀老弱人，壮年男女万亲人全被掳去，放在安化峡（在甘肃清水县）西，准备分给羌、浑（吐谷浑）诸部，告被掳人说，准许你们向东哭别故国。众大哭，千余人投崖自杀。七八八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人畜二三万口。此后，吐蕃连年攻入唐境，破坏极为严重，沈亚之《临泾城碑》说“今（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每秋戎人塞寇泾，驱其井（市）闾（民居）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唐边将因吐蕃不占据土地，掳人就走，反以驱敌出塞为辞，向朝廷报功道贺。边地民众受吐蕃和唐边将的双重祸害，处境该是多么危苦！吐蕃轻视和亲的利益，为掳掠财物和人口进行频繁的战争，使吐蕃民众劳苦厌战，唐民众流离失所，政治上该是多么失策！
　　吐蕃对唐人有两种待遇法。一种是河陇地方未曾东徙的居民约有五十万人，其中劳动民众都被看作贱隶。沈亚之说，我曾问吐蕃降人，唐人在彼方情形。他说：唐人（民众）子孙生下来就是奴婢，种田放牧，或聚居城乡中，或散处荒野间。这部分人无论是谁，吐蕃都不敢信任；世族豪家社会地位不变，有些被任为文武官，还受免税、扩大产业等优待。八二一年，庸穆宗任刘元鼎为会盟使，前往逻娑，路过河西一带，见到旧时城郭还在，兰州广种水稻，桃李榆柳茂盛。看来，汉族地主阶级仍保持原状，民众虽说是奴婢，实际是农奴性质，与纯粹奴隶还有区别，生产仍以农业为主。广大农民被贬为完全农奴，是社会的大退步。吐蕃又迫令所有唐人改换服装，只许每岁元旦日用唐衣冠祭拜祖先，祭毕收藏。每当这一天，唐人无不东向号恸，想念故国更甚。七八○年，唐使臣韦伦自吐蕃归国，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唐人都毛裘蓬头，在墙缝里偷看，有些捶心流涕，有些向东拜舞，也有人暗送书信，报告蕃国虚实，盼唐军来如饥渴人盼饮食。刘元鼎出使吐蕃，至龙支城（青海乐都县南），有耆老千人，见刘元鼎哭拜，问天子安好否？说因从军被掳，陷没在这里，自己和子孙不忍忘记朝廷，朝廷也还记得我们么？说完都鸣咽涕泪，不敢出声哭。刘元鼎密问，知道是丰州（内蒙古五原县）人。元稹《乐府·缚戎人》里所说“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元旦）梳汉发”，正是在蕃国唐人的普遍心理。自地主阶级到农民，都愿意回到唐朝来，吐蕃的统治显然不能维持多久。
　　另一种是对俘虏的待遇法。无专长的唐俘，面上刻黑字（黥面），分配到各地充奴役，上述龙支城唐人，当是属于这一类。有专长的唐俘，右臂上刻黑字，等候赞普亲自发落。其中有些人被任为小官吏，不论文武，统称为舍人。唐宪宗时，淮南小将谭可则在边上被俘，因通晓文字，将要被任为知汉书舍人。他臂上刻的蕃字，译意为“天子（赞普）家臣”。赞普选取有才能的人作自己的家奴，分配无才能的人给贵族作家奴，符合俘虏为奴的惯例。刘元鼎觐见赞普，赞普赐宴，肴馔和酒器，略与唐同，乐工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州》，《绿腰》等。乐工和伎人都是唐人，厨师和制酒器的工匠，大概也是唐人。八○一年，吐蕃攻破麟州（陕西神木县北），掳走居民及党项部落。僧延素被掳，一个蕃将号称徐舍人，对延素说，我是英公（李勣）五代孙，武后时我祖先避难逃人吐蕃，世代做蕃将，想念故国的心永不能忘，只是宗族大了，无法回去。你现在遇见我，我放你走。蕃法严，无放还俘虏例，徐舍人放延素，因延素是僧人。这种避难入蕃的人，社会地位可能高一些，其余有专长和无专长的俘虏，都是家奴身份。吐蕃曾攻蜀，赞普命令诸将说，我要蜀州作东方大镇，凡有技艺的工匠都送到逻娑来，平常年岁只要他们纳一匹帛的赋税。在新疆发现的吐蕃文书里说，“在当妥关，弃札、穹恭和桑恭三人分派奴隶，举凡他们的人名、家庭、职业及如何纳税等分别予以登记”。以此为例，家奴不是纯粹奴隶而是农奴性质的贱民。当然，充当纯粹奴隶的人也不会很少。吐蕃多年来为掠获人口而战，一定有大量唐人被掠获，他们生活在吐蕃日久，逐渐融合在蕃人中，成为社会下层的一部分。这对吐蕃既补充了人口，又流入了文化和技艺，似乎是有利的，但战争中吐蕃兵士死亡率很高（战死和疫死），用来换取俘虏，何曾有便宜，文化和技艺可以学习，也无须依靠故争。归根说来，吐蕃对唐进行长期战争，是统治阶级为了“临阵所得，使为已有”，不惜牺牲民命来达到得财物拥家奴致大富的目的，如果说战争有利，也只是统治阶级有了利。至于吐蕃民众同唐民众一样，不论胜败在哪一方，受到的都是祸害，并无什么利可得。吐蕃民众受长期战争的祸害，劳昔不堪，吐蕃衰亡时期的到来，也就必不可免了。
　　四 衰亡时期（七九七年——八四六年）
　　弃松德赞赞普后期，即七八六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吐蕃劫盟、李泌为相的一年）左右，吐蕃开始由极盛转向衰弱。由于与唐、大食、回鹘为敌，战争负担远远超过实有的力量。民众困于兵役，又遭灾荒，所谓“差征无时，凶荒累年”，实是吐蕃的致命伤。统治阶级根本不留意这个危机，却一心互夺权利，变乱接连发生。正如七九三年南诏王给韦臯信里所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兄弟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尚结赞为首的一部分宦族，独揽大权，排斥异己，连赞普家庭，也加以干涉。他居大相位将近二十年（七九六年死），造成了赞普失权的恶例，此后四十余年，赞普继承都由权臣安排，内部矛盾因而愈趋激烈。七九六年，弃松德赞赞普死，吐蕃内乱表面化，正式进入衰亡时期。
　　弃松德赞赞普有三子，死后，长子牟尼赞（足之煎）赞普继位（七九七年）。牟尼赞凡三次平均百姓之财富，但仍如未乎均前之原状。吐蕃原来保存浓厚的氏族社会残余，自由民按照惯例使用一定数量的耕地或牧地。禄东赞袒孙三世为大相，屡次划田界、定赋税，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土地为赞普所有（王田）或贵族所有（领主也有土地和百姓），自由民只能使用划定的田地，向土地所有者（赞普、领主）缴纳租税并服役（兵役和一般谣役）。这种情形，曾见于汉族四周至战国的初期封建社会。汉族自秦汉以下，名义上国内土地全为国家所有，而皇帝、贵族、地主和有些平民又是大小不等的土地私有者，除皇帝以外，其余都得向国家纳租税和服役（各朝代情形不全同），因为皇帝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有权征收所有土地的租税，称为国课，供军国的费用。包括皇帝在内的各个土地私有者（例如皇帝有苑圃和皇庄等私有土地），也有权向租用土地的耕作人（佃户）收租，收入的租归土地私有者本人所有。这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吐蕃社会比汉族落后，只有初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过，在当时，也还是一个进步。由于长期用兵，贵族加增租税，破坏田界，剥夺自由民的土地使用权，自由民逐渐沦为农奴，造成社会的不安。牟尼赞赞普三次平均百姓的财富，都遭到失败，可见他是有作为的君主，贵族却不许他有所作为。他在位一年又七个月，被母后毒死。母后哲蚌氏，正是吐蕃的一家大贵族。次弟牟如赞普刚继位，即被仇家尚那囊杀死。那囊氏也是一家大贵族（尚结赞即是那囊氏）。三弟牟笛（弃猎松赞）赞普继位（七九八年）。弃猎松赞得僧人钵阐布的保护，才能免于灾难。他在《钵阐布纪功碑》里说“未掌国政之前，钵阐布如我之父母……而钵阐布其初于我父子、兄弟、母子、上下之间乐于调和，于国有利之事累建谠议，身体力行，勤奋忠荩，有足多者！此后父王与长兄怨隙既成，我于未掌国政之前，颇多魔障，端赖钵阐布为之消解……”。这里，说明弃松德赞晚年，家庭间、赞普与贵族问斗争是剧烈的，钵阐布调和有功，因之，弃猎松赞时，佛教大行，僧侣又成为一个政治势力。八一五年，弃猎松赞死，子弃足德赞（可黎可足）赞普继位。吐蕃内部趋于分裂，国力削弱。唐宪宗平定藩镇，声势颇盛。元和末年，谭可则被掳在蕃中，看到蕃人“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这样，吐蕃有诚意要求和好关系的恢复。唐朝方面“疮痍未复，人皆惮战”，也有与吐蕃和好的诚意。八二一年，吐蕃接连三次遣使官来求和请盟。可黎可足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先寄来盟文要节，说“蕃汉二邦各守现管本界，彼此不得相征，不得相为寇雠，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讫，便给衣粮放还”。唐穆宗完全同意，命宰相及大臣十六人与吐蕃使官论纳罗在长安西郊结盟。盟文要旨是“中夏现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唐承认吐蕃占有河陇，吐蕃承认不再侵唐边境，这种交换条件，符合当时双方的国势，不同于唐德宗时唐弱蕃强的清水会盟。唐穆宗命刘元鼎为会盟使，到逻娑寻盟。可黎可足赞普用重礼招待唐使。八二二年，在逻娑结盟。会盟碑（八二三年立）今尚存在（在大昭寺前），盟文大意是说：弃宗弄赞赞普迎娶唐文成公主，弃隶缩赞赞普又迎娶唐金城公主，“永崇甥舅之好矣”。父王弃猎松赞赞普有意“甥舅商量和协，欲社稷之如一统，与唐皇帝结大和盟约……然未遑缔结大和盟约也”。今可黎可足赞普与唐皇帝“甥舅商量社稷如一统，结大和盟约于唐京师西工会寺前……又盟于吐蕃逻些东哲堆园……”。这次会盟，意义很重大，因为它实现了唐蕃两国民众爱和好厌战争的共同愿望。两国统治者也都满意，因为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但是，留在河陇的数十万唐人，是不能承认这个盟约的，他们完全有权为解脱自己的奴役地位而进行斗争。
　　可黎可足赞普长期患病，钵阐布执政，僧侣擅权。可黎可足供养每一个僧侣，要用七户平民的赋税，僧侣成为封建主的一派，钵阐布就是这一派的首领。不同派的贵族以灭佛为名，争夺政权，诬钵阐布与王后通奸，钵阐布被杀。八四一年，灭佛大臣缢杀可黎可足赞普，立赞普弟达磨为赞普。达磨信钵教反佛教，虐待僧人，八四六年，被信佛大臣杀死。佛教徒所写史书里说，“在叶巴拉日宁波修行之拉隆巴几多吉知灭佛事，对此王（达磨）发慈悲心，遂往杀之”。多么奇怪的慈悲心！佛教徒杀灭佛的钵教徒叫做慈悲，那末，钵教徒杀灭钵的沸教徒也可以自称为慈悲，慈悲的里面原来藏着逆我者亡的杀机。宗教徒互相残杀，用心大抵都是如此。所以，宗教有时是鸦片，有时是狂药，狂药能发生这种慈悲心。
　　达磨赞普无子，王后綝氏（綝音琛chēn）立内侄乞离朋为赞普。大相结都那反对立异姓子，被后党杀死。另一派大臣立赞普支属俄松为赞普，吐善分裂了！两个赞普争位，实际是大贵族争夺政权，首先是论（王族）与尚（宦族）的争夺。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举兵击渭州（甘肃乎凉市），大相尚思罗战败，西奔松州。论恐热追击至松州，杀尚思罗。论恐热自称大相，出兵二十万击鄯州（青海乐都县）节度使尚婢婢。两军混战，互有胜败。八四九年（唐宣宗大中三年），尚婢婢大败，引残众到甘州西游牧；论恐热部也只有数百人。
　　河陇民众，乘吐蕃统治崩溃，举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宁夏固原县北）等七关归唐。离战争中心稍远的地方，唐人发动得更早些。八四七年，沙州（甘肃敦煌）民众首领张议潮在沙州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吐蕃守将逃走。张议潮出兵收取瓜、伊、西、甘、肃（甘肃酒泉）、兰（甘肃兰州）、鄯、河（甘肃临夏县）、岷（甘肃岷县）、廊（青海化隆县西）十州。八五一年，遣兄张议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八五七年，吐蕃将尚延心以河湟二州降唐，河湟地又全为唐所有。
　　吐蕃失去河陇，也就失去经济重心，在吐蕃本部进行争夺赞普位号的战争，必然就地重征，逼得民众无法生存。八六九年，吐蕃农牧民和奴隶开始大起义。吐蕃史书说，“达磨赞普卒后，未几而有叛乱，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民众初次起义，缺乏经验，虽然声势浩大，抵不住贵族的残酷镇压，是可以理解的。英勇的事迹失传，但延续到九年之久的苦斗，也就足以证明民众革命的坚韧性了。起义失败，贵族愈益得势，结果自然是吐蕃国崩溃，形成国土分裂，贵族割据称雄的局面。
　　在论恐热战乱时，出现一个号为嗢未或浑末的新部落。吐蕃每出兵，富家豪族都随带奴仆，往往一家出十余人。奴仆平时为主人耕牧，出战时随从主人服劳役。论恐热屡次战败，奴仆脱离主人，自相纠合为部落，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叠（甘肃迭部县）、宕（甘肃宕昌县）等州。吐蕃平民也加入这个部落。八六二年，嗢未第一次向唐朝廷迸贡，大概已是一个不小的蕃人组织。他们居住地即归义军属州，因之张议潮的归义镇（治沙州），是统治汉蕃两族的政权。这个张氏政权依靠汉善两族民众，曾进行了长时期的守土斗争。据史料所记，八七二年，张议潮死，张议潭子张惟深任留后。八七四年，唐僖宗任为归义军节度使。八九○年，张议潮女婿索勋杀张惟深，自为留后。八九二年，唐任索勋为节度使。八九三年或八九四年，张议潮第十四女凉州司马李明振妻率将士杀索勋，向唐朝廷请任命。九○○年，唐昭宗任张议潮孙张承奉（《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作张奉）为节度使。唐昭宗天复（九○三年）以前，归义军奉唐正朔。九○五年（唐哀帝时），张承奉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自九○六年以后，金山国曾数次抗拒回鹘。九一一年，回骼兵逼近沙州，张承奉力屈求降，奉回鹘可汗为父。张承奉死于九一九年或九二○年。张氏传三世，大约共七十年。
　　赞普统治下统一的吐善国，自达磨赞普被杀，国土分裂后，出现四个政权。一个在今后藏的阿里，即阿里王系；一个在后藏，即亚泽王系；一个在前藏，即拉萨王系；一个在山南，即亚陇觉阿王系。其中阿里王系与拉萨王系势力较大。阿里王系向西扩张，统治拉达克一带。拉萨王系势力达到康地。亚陇觉阿王系后入青海一带，宋朝的确厮罗（唃音谷gǚ）即此系子孙。
　　上举四系子孙又复分裂，如阿里王系分裂为孟域、象雄、布让三部分；拉萨王系分出冲波巴、姜郊瓦、拉波浪巴、至巴、业塘巴、芦巴藏巴等。《旧五代史·吐蕃传》说，“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骼、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宋史·吐著传》说“其国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吐著后退到如此可悲的境地，吐善人民自然要怀念以松赞干布为旗帜的统一强盛时期，也自然更盼望新的统一时期的到来。
　　吐蕃与唐有不少偶合的现象。吐蕃的兴起在朗日论赞时，年代相当于唐高祖。吐蕃杰出的君主松赞干布，与唐太宗同时。吐蕃农牧民起义失败，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唐也因农民起义失败，出现五代十国。不合处是吐蕃强盛时期比唐约多三四十年，亡国比唐约早五六十年。吐蕃分裂期一直延长到元初，唐末分裂期到宋初就结束。这些不合的原因，一是吐蕃得河陇，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富力，因而延长它的强盛时期。等到在贫苦的本部发生战乱，河陇也随着战乱以至失去，国家势必归于消灭。唐朝的生存，主要依靠江淮财赋，失江淮是在安史乱后百余年。二是吐蕃社会落后，高度的自给自足经济使封建割据势力得以长时期存在。唐社会是经济联系相当发展的封建社会，而且自秦汉以来，全国统一已经成为基本的趋势，割据不能持久是很自然的。唐和吐蕃的出现，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而吐蕃的主要贡献是基本上统一了羌族和开发广大的中国西部地区。
　　吐蕃赞普世系
　　（一）
　　（1）弃聂弃赞普—（2）木弃赞普—（3）丁弃赞普—（4）索弃赞普—（5）德弃赞普—（6）弃柏赞普—（7）支弓赞普—（8）布袋巩甲赞普—（9）色尔孜赞普—（10）脱烈赞普—（11）肖烈赞普—（12）郭如烈赞普—（13）仲涂烈赞普—（14）提肖烈赞普—（15）意肖烈赞普—（16）萨纳辛德赞普—（17）德朱波那木雄赞赞普—（18）德郭赞普—（19）那德诺纳赞普—（20）叟诺波赞普—（21）德甲波赞普—（22）甲心赞赞普—（23）甲多热弄赞赞普—（24）弃赞囊赞普—（25）弃札邦赞赞普—（26）弃脱赞（瘕（音xiá）悉董摩）赞普—（27）拉土度年赞（佗土度）赞普—（28）弃诺颂赞（揭利失若）赞普—（29）没卢年德若（勃弄若）赞普—（30）达布聂西（讵素若）赞普—（31）论赞论囊（论赞索）赞普—（32）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
　　（二）
　　（1）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六二九年——六五○年）—（2）弃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3）弃都松（器弯悉弄）赞普（六七六年——七○四年）—（4）弃迭祖赞（弃隶缩赞）赞普（七○四年——七五四年）—（5）弃松德赞（乞立赞）赞普（七五四年——七九七年）—（6）牟尼赞（足之煎）赞普（七九七年——七九八年）—（7）弃猎松赞赞普（七九八年——八一五年）—（8）弃足德赞（可黎可足）赞普（八一五年——八四一年）—（9）达磨赞普（八四一年——八四六年）
第二节 宗教与文化
　　按照吐蕃当时经济上文化上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宗教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享有高度的支配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唐书·吐蕃传》说“其俗重鬼右巫，事羱（音原yuán野羊）羝（音低dī公羊）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语极简略，却也说明佛教的地位和吐蕃文化不能不是佛教文化。
　　吐蕃原来流行的钵教，与汉族远古时代盛行过“地天通”的巫教，颇有相似处。羌汉两族有久远的往来，宗教上曾经互相影响，也很有可能。钵教神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天神，最高贵的是父王天神，他有许多兄弟，都住在天的中央，四周各有神物守护，名称与汉族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同，唯所司方位略异，说青龙在南，白虎在东，朱雀在西，玄武则同在北。吐蕃的始祖即是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因此天神与祖先是合一的，在自己的子孙命终时，天神接他去同享幸福。但在下界生活期间，天神不能给予祸福。所以吐蕃并不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与祈祷，弃都松时受汉族影响，始立松赞干布的祀典。《吐蕃传》所谓重鬼，不是指祖先崇拜而是指第二类神。
　　第二类神是魔神。兴佛证盟碑（弃松德赞赞普立）列举的吐蕃土神，有九大神众及龙等。时代稍后，但保存吐蕃古代宗教情况最多的《黑白花十万龙经》分魔神为三类：即龙神、宁神和地神。龙神住在地面上有水之处，宁神住在空中，地神住在地下。龙神与人的各种疾病有关，宁神掌管自然灾害，地神能使人四肢缩小以至干枯而死。疾病、自然灾害和身体瘦弱，处在文化未发达、抵抗力缺乏的条件下，不得已向这些神请求免祸，也算是一种希望，这一类神有大权，但仍看作魔神，是自己的敌对者，如果请求无效（多半是无效）以至于死，自己还可回天上享受幸福。按照商朝巫教的说法，平民和奴隶死后在天上服役，钵教可能也是赞普子孙和他们的臣民都有归宿处，即臣民到天上依然为主人服役。据吐蕃史书所记，“首兴者为笃钵，自弃聂弃赞普六传至弃迭赞普，当此王时，有一人为神灵所凭，自言某某地有某某鬼神，能如何祸福人，作某种祭祀则吉，禳祓之则能逢凶化吉。此派至支弓赞普时大盛，是为黑派因体。其继兴者为伽钵，为收支弓赞普的凶煞，吐蕃钵教徒无能为力，自克什米尔、勃律、羊同迎诸三位钵教巫师。……前此吐蕃钵教徒未有如此行为，此后信徒皆入其道。最后兴起的为觉钵，弃松德赞王时令钵教徒改信佛教，彼等遂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其后虽遭严禁，至朗达玛王灭佛，钵经又复大行，是为白派果钵。”
　　在阶级对立还不很显著、人们的灾难主要来自自然方面的社会里，钵教的万物有灵论最能博得人们的信仰。它起初只是讲祭祀仪式，目的在得吉或逢凶化吉。等到社会有些发展，它本身也就要求改进，从外地请来的巫师，都有较大法术，并且还能“卜知罪犯真假”，这就使得钵教也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自松赞干布以后，阶级对立逐渐加剧，统治阶级对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要求愈高，以祈祷为专业的钵教，尽管进行着斗争，最后不得不让位给佛教。
　　兴佛证盟碑说“先祖弃松赞在位，于逻些的贝噶建佛寺，是为吐蕃有佛教之始”。佛教发源地泥婆罗近在南邻，又是吐蕃的属国，千余年来佛教徒向四方传教，却不曾进入吐蕃，钵教的抵制，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带来许多物品，其中有释迦佛像。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路上用车载佛像，不比其他物品只用骡马驮载。到逻姿后，松赞干布特为公主造宫室，很可能也为公主信奉的佛像建寺，如果是这样，可以说佛教最先是从唐传入，不是直接从天竺来。
　　佛教建立寺庙，虽然并未流行，但既被认为可以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和流行的可能了，这和当时吐蕃阶级矛盾还只在开始阶段的情况是相符的。
　　唐僧慧超于七二七年，即松赞干布死后七十七年，自天竺回至安西，曾说吐蕃“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可见佛教流行是在七二七年以后。那时候弃隶缩赞赞普在位，王族论钦陵势力被消灭，宦族得势，吐谷浑王坌达延（坌音笨bèn）专决国政。吐谷浑早就信奉佛教，坌达延赞助弃隶缩赞兴佛，是文成公主以后，又一次由东方传入佛教。证盟碑说“父王赞普弃隶缩赞之时，于札玛的噶菊建寺。父王去世，少数大臣魔迷心窍，祖先
　　对佛法的敬信既已寝息，又宣令佛法不善，内外臣民不许信奉”。佛教能和钵教对抗，足见已有颇大的力量，力量的来源就是一部分贵族利用它来争夺政权。《证盟碑》说“赞普陛下（弃讼德赞）年二十时，双手麻木，梦兆亦恶，乃废禁奉佛法之律，敬信三宝，病苦全除，于是大兴佛教”。吐蕃史书说“当法王奔松德赞时，秉承莲花生及静命二太师仁德之意，将诸有害之外钵法术，大半消灭，其钵徒异类则流逐边鄙。至于钵教中之占卜推算，祈福禳祓等术，凡于众生有利者，即多存而未毁”。钵教力求生存，“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佛教为求全胜，吸收钵教法术，两教斗争是激烈的。既然钵教的法术被佛教拿去，佛教又自有一套因果报应的教义，如说“太初无生，有生之后，行善或作恶，此后则死，死后转生善处或恶处”。又说“业由自造，……善行有善报，恶行有恶报”。因果报应说加法术，佛教处在必胜的地位了，也就是奉佛的贵族足以压倒奉钵的贵族了。
　　吐蕃史书说“弃松德赞赞普在位，……尊贤尚勇，除恶务尽。……大兴佛法，寺院林立，慈悲为念，冀脱轮回”。统治者收到“除恶”（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效果，自然要扶植佛教，让它对“下民”发生更多的麻痹作用。
　　弃松德赞晚年，吐蕃开始由强盛转为衰微，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愈趋激化，佛教在争夺中也愈显出身手。弃猎松赞因依靠钵阐布得作赞普，在位时大行佛教。吐蕃史书说“色拉累（弃猎松赞）在位，建汉部之噶穹夺中寺，迎请莲花戒大师入藏弘法，由年杂那古马热任译师，翻译前此未译佛经多种”。又有一个碑文说“赞普子孙，自幼年以至即位，必自比丘中选拔善知识，从之学法。吐蕃人民学法者不禁”。直接从天竺输入佛教并且推行到民间，这是吐蕃佛教的一个重大发展。可黎可足赞普时，钵阐布继续掌权，规定七户平民烘养一个僧侣，当时国势已到极衰阶段，佛教却到极盛阶段。史书说可黎可足“筑无相石城，以玉石建佛寺阁楼，前此父祖自唐、于阎、萨贺和克什米尔等地搜罗佛经翻译，义多相异之处，皆令人传习。复迎请天竺学者兹那密札、徐楞札彼缔、答那息等，与吐蕃译师噶屠尼与钵德益喜迭等重新以梵本校正，写为定本”。可黎可足面对危亡的险境，希望佛保佑就愈益迫切，他以为兴佛灭钵可以救危亡，不知佛教无救于身危国亡。达磨赞普兴钵灭佛，不知钵教也无救于身危国亡。两个赞普都被敌对的宗教徒杀死，自己扶植的宗教何曾有丝毫保佑。统治者起初利用宗教来麻醉民众，后来自己不可免地也为宗教所麻醉；虔诚的僧侣，本无意害人，更无意害己，但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不是害人又害己。整个社会弥漫着宗教毒气，信教愈坚，中毒愈深，互斗愈烈，后果愈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悲剧。吐蕃历史并不例外，在宗教互斗中，赞普绝了，国家亡了，但宗教还是继续兴盛井互斗下去。
　　吐蕃佛教和政治相结合，佛教具有支配一切的势力，文化各部门都得做它的奴仆，接受它的驱使和利用。因之，吐蕃的文化只能是佛教文化，受佛教束缚的文化。尽管人民不乏创造力，严重的束缚却阻碍着吐蕃文化有较充分的发展。
　　学习别国文化的长处，用来帮助本国文化的推进，原是有益无害的事。例如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多人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吞米·桑布札学声明（声韵学），回国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对吐蕃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于佛经的大量输入，就不能说是有益无害。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佛教兴盛，重要佛经陆续翻译成藏文。译经严肃认真，忠实程度不在汉文与巴利文佛经泽本之下。有些佛经印度已失传，汉文与巴利文亦无译本，藏译佛经中却保存了不少。可是，佛教与政治混而为一，佛教凭借政治力量迫令人们只许在佛经中寻求知识，这就大有害于知识领域的开展了。
　　吐蕃从天竺也从唐朝输入佛教文化，又从唐朝输入汉族文化。这些文化与吐蕃原有的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吐蕃文化，或者说是吐蕃的佛教文化。下面叙述吐蕃与唐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当时是在走亲戚的和好关系上进行的,直到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愉快的。
　　六三四年，松赞干布赞普遣使到唐朝送礼品，请求通婚。六四○年，松赞于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使官，以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太宗允许文成公主出嫁到吐蕃。六四一年，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往吐蕃。松赞干布率兵到吐蕃东界柏海亲迎。松赞干布非常喜悦，为公主建筑唐式宫室，自己见公主时也改服纨绮。吐蕃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带来的物品，说“唐王以释迎佛像、珍宝、金王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予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似指史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菁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这里所说三百六十卷经典，当是佛教经典，其余所带书籍和物品，种类很多，自然有若干通达这些书籍和制造物品的文士工匠随从前来。这是规模颇大的第一次汉文化输入，给吐蕃文化增加了丰富的养料。弃芒论芒赞赞普在位期间，开始设史官，职掌是记录赞普与大相的驻在地，重要会议的地址和主持人，国家大政和国内外重要事件。这种起居注式的记事法，显然受汉文化影响。后来历史学家加以编辑，一种为记事简略的编年体，另一种为记事较详的传记体，此外又有表，如《国王世系表》、《大相表》等。与钵教有关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也开始用文字记录下来。历史（包括神话传说）记载与民族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吐蕃文化注意到历史学，有别于天竺的佛教文化，这应是汉文化对吐蕃文化的重大贡献。
　　松赞干布爱好汉文化，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又聘唐文士掌管与唐往来的文书。此后，吐蕃经常派子弟来长安求学，很多人取得成就，如唐高宗时吐蕃使臣仲琮，唐中宗时使臣明悉猎，都是著名的汉学者。松赞千布与唐保持甥舅关系，有诚意对唐和好。六四八年，唐使臣王玄策到中天竺，天竺诸国都遣使奉贡品随王玄策来朝，其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病死，大臣阿罗那顺夺位自立。阿罗那顺抢掠诸国贡品，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松赞干布派出精兵一千二百人，又令泥婆罗出骑兵七千余人，由王玄策率领，击败阿罗那顺。吐蕃冒盛暑（夏历五月）出兵，获胜后又遣使向唐朝廷告捷，都是和好的表现。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唐高宗赠松赞干布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等名号，松赞干布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并赠送金银珠宝十五种，请陈列在唐太宗灵座前。唐高宗感谢他的善意，加赠賨王（《旧唐书》作宾王）名号，并回赠各色丝织物三千匹。松赞千布为蕃唐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方文化始终在这个基础上交流着。
　　六四九年，松赞于布请给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得到唐高宗的允许。不过，请得一些唐工匠，远不能满足吐蕃的需要。补充的方法，首先是购买唐货物，使臣来往多有商业行为，如武则天时张鷟（音浊zhu6）判词说，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要求买绫锦及弓箭等物，都应该允准。其次是唐朝廷的赠送，每次赠丝织物几千匹或万匹以上。吐蕃古谚语里有这样的话：“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顾不得”。这里说的是经济联系，实际也是说文化联系，吐蕃是非常需要唐手工技艺的。七一○年，通过金城公主出嫁弃隶缩赞赞普，汉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输入吐蕃。金城公主年幼远嫁，唐中宗特为她配备大批随从人员。《新唐书·吐蕃传》说，“赐锦缯别（各种）数万匹，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所谓诸工就是唐少府监、将作监所管的各种工匠，这正是吐蕃最缺少的人，所以吐蕃王朝崩溃后，百工子孙在西藏依旧享受免差役的待遇。
　　七三一年，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朝官于休烈上书说：吐蕃人聪明坚决，善于学习，如果读了这些书，一定更懂得用兵权谋，愈生变诈，这不是帮助他们添兵增粮么？书不应该送。唐玄宗让宰相们讨论，裴光庭等奏称，于休烈只知道书里有权谋变诈，不知道忠信礼义也在书里。唐玄宗令秘书省各写一部送去。当时吐蕃是唐的劲敌，于休烈不让吐蕃人读汉地书，自然是谬见，唐玄宗和宰相们想用儒学影响吐蕃，也不免是迂见。唐玄宗《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说“自今以后，蕃客人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吐蕃正在兴佛教，佛与懦是不相容的。庸德宗时，弃松德赞赞普请派遣有学问的僧人前去讲学。七人一年，唐德宗遣僧良琇（音秀Xiù）、文素二人轮流前往，每两年替换一次。八二○年，唐穆宗即位，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让吐蕃使者参观。八二四年，吐蕃遣使来求五台山图，因为五台山多有大寺，看图表示仰慕。吐蕃对待汉文佛经，与蕃文佛经价值相等，无论书写或念诵都有同样功德。蕃僧可用汉本，现存以藏文字母标音的许多汉文佛经便是当时作为念诵用的课本，足见店用佛教影响吐蕃，对吐蕃的佛教文化，确实发生了助长作用。
　　吐蕃历法以十二肖纪年（用鼠、牛等十二肖代子丑等十二支），再配上木火土金水五行，又因节候关系，以夏历三月为正月。医学上动脉名称的寸、甘、甲，即汉医书的寸、关、尺，所用药物也多出产在唐地。历法和医学，无疑是从唐输入。
　　上述佛教和汉文化一般是通过和亲、使臣往来、赠送等途径输入吐蕃的，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吐蕃占领四镇和河陇地区，汉族居民成为吐蕃的臣民，汉文化成为吐善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国家内交流文化，这就更显得便利，影响也就更大了。
　　当然，吐蕃也从泥婆罗、天竺吸收文化养料。例如建筑、雕刻和绘画，都直接受泥婆罗的影响。数学和度量衡（可黎可足赞普依天竺改定）从天竺传入。八世纪末叶，吐蕃学者维罗查那译出一部当时著名的天竺医书，弃松德赞赞普明令传习。文学、音乐、舞蹈等，与唐和天竺都有一定的关系。
　　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是短处），愈对自己有益。举唐朝为例，唐是佛教极盛的朝代，它从天竺和其他佛教国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佛教文化被唐文化吸收以后，即成为唐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原产地的佛教文化，只有亲戚关系，并无家属关系。好比女儿出嫁了，对母家只能是亲戚，对夫家则是家属。吐蕃文化也是一样。吐蕃从唐、天竺、于阗、萨贺以及克什米尔等处输入大量佛教经典，输入以后，即成为吐蕃文化的一部分，其他物质的精神的各种文化，一经输入，也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世界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都应作如是观。探明各种文化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如果强指为家属关系，企图有所攘夺，那就不免阴私可耻和愚蠢可笑了。
简短的结论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诸族之一，中国西部广大疆土得到开发，主要是羌族的功绩。
　　羌族居住地以青海为中心，向四方发展。向东的一路被汉族阻遏，但仍表现出它的进展力量，十六国时期，羌族烧当部曾在关中建立过姚姓的后秦国。向西北的一路进入西域鄯善、且未一带。向南的一路散居在蜀边境内外。向西的一路成就最大，建立以逻姿为中心的唐旄和以山南琼巴为中心的吐蕃国。唐旄奉女王为首领，吐蕃奉赞普（雄强丈夫）为君长，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吐蕃比唐旄进步些。
　　羌族社会到东汉未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照《后汉书·西羌传》所记，羌族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迁徙，部落随强弱或分或合，大小无常，没有君臣上下，只有一条杀人偿命的习惯法。能耐寒苦，妇人产子，也不避风雪。一般说来，经济文化都是很落后的。
　　西晋未年，鲜卑慕容部酋长吐谷浑自辽东来到青海，不久成为羌族的统治者。慕容部贵族和羌族酋长混合成统治阶级，羌族平民成为被统治阶级，吐谷浑国就这样形成起来。吐谷浑国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有文字（采用汉文字），立制度（官名多同汉族），信佛教，某些农业区还可能行均田制。吐谷浑是封建制度的游牧国家，不过，仍保存着极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
　　隋末唐初，吐蕃国朗日论赞赞普灭唐旄。松赞干布灭羊同、苏毗等国，统一了西藏高原，并扩地到蜀和吐谷浑境，建立起大吐蕃国。
　　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杰出人物。他在位的时候，创造文字，制定制度和法律，与唐和亲，吸收汉文化，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善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松赞干布。
　　弃芒论芒赞赞普灭吐谷浑国，完成了建立统一的羌族国家的任务。鲜卑慕容部立吐谷浑国，松赞干布立大吐蕃国，弃芒论芒赞立基本上包括全部羌族的吐蕃国，都是羌族历史的重大进步事件。经过一百数十年的强盛时期，羌族人逐渐产生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融合成为蕃族，以此为基础，形成后来的藏族。
　　松赞干布死后，大相禄东赞祖孙三世执掌国政。他们推行一些制度，使得不发达的奴隶制国家逐渐变成低级的或者说是早期的封建制国家。当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能不保存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残余，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
　　乘唐朝内乱的时机，吐蕃夺得唐在西域的四镇和本部关内道的河陇地区。吐蕃有农业，但主要还是畜牧业，吐蕃有文化，但还急于吸收汉文化。河陇地区和四镇农业发达，文化先进，吐蕃得到这些地方，自然有很大的益处。可是，在军事上却是极重的负担。西方要阻挡大食的侵入，东方要抵御回纥的攻击，内部要镇压唐民的反抗，也要准备唐军的来攻，吐蕃的人力和物力都感到困难，或者说力难胜任，强盛向衰亡转化了。
　　唐德宗起初联吐蕃反回纥，对吐蕃很有利。七八七年，唐德宗听从李泌结回纥、大食、南诏三国共反吐蕃的谋略，使三国攻吐蕃。吐蕃四面受敌，处境更加困难，强盛时期结束，进入衰亡时期。尽管如此，它还是用最大力量去阻止大食势力到葱岭以东来，这个功劳是巨大的。
　　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王族与宦族、钵教徒与佛教徒争夺权利非常剧烈；劳动民众困于租税和兵役，疲劳不堪。这都是衰亡的主要原因。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争夺一直到破裂，大吐蕃国也就崩溃，出现贵族领主割据称雄没有大君长的局面。
　　吐蕃有自己的文化，但必须吸收别族较高的文化来丰富自己。以松赞干布为代表，吐蕃对别族文化采取欢迎态度，积极学习，这一点，也是它能够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主要和唐朝交流文化，从唐输入大量汉族文化。唐蕃两次通婚，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出嫁到吐蕃，是汉文化输入的标志。佛教起初也是从唐朝输入，后来又直接从天竺翻译佛经。佛教和政治相结合，盛行无阻，成为吐蕃文化的骨干，影响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起着团结本族人心的作用，也起着阻止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发展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止的，因之，文化本身也自然会有变化的。
第五章 回纥国 ——六四七年——八四六年
第一节 回纥国的兴亡
　　回纥和吐蕃在唐时建国，对中国历史都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单从汉族历史看来，吐蕃兴起，只是唐朝感到西方出现一个强国。从中国历史看来，却是广大西部地区的居民，从此参加了历史活动。回纥的重大意义在于，自迁入西域后，逐渐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而原来居住地漠北，逐渐为蒙兀所占有。从此，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都固定了居民，改变过去游牧族流动的常例，此后许多历史事件是在这个情况下表现出来的。
　　下面叙述，分建国以前、建国以后和西迁三部分。
　　一 建国以前（六四七年以前）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河（土刺河）以北一带地方，有称为丁灵（丁零、丁令）的一个部落联合体（比部落联盟更为低级的一种联合）。丁灵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也称为高车部。高车部有狄历、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灵都是同一名词的音译。参加这个联合体的部落有袁纥、薛延陀、契苾（音必bì）、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音习xí）凡十五部。袁纥又有乌护、乌纥、韦纥等名称，唐时称为回纥。
　　回纥人壮健，善骑射，没有酋长（没有世袭的酋长），逐水草转徙。回纥是原始的游牧部落，同在一个联合体内的其他十四种，大概也相差不远。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丁灵，征收贡赋。公元前七二年（汉宣帝本始二年），丁零、乌桓、乌孙乘匈奴衰弱，合兵迸攻匈奴，杀数万人，掠得大量牲畜。此后，丁零为摆脱匈奴的奴役，经常起兵袭击匈奴。公元前五八年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内战剧烈，丁零、鲜卑继续攻击，北匈奴愈益衰弱。公元九一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击破北匈奴，大部分北匈奴人向西迁徒。丁零经多年战斗，势力渐盛，但鲜卑比丁零富强，北匈奴残部十余万落（户）都自号鲜卑，北匈奴土地很自然地为鲜卑所占有。东汉桓帝时，鲜卑大酋长檀石槐兵马强盛，丁零被迫向西发展，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汉魏间），在额尔齐斯河与巴勒喀什湖之间出现了西丁零部落。
　　三世纪中叶，鲜卑部落联盟解体，鲜卑族的一支拓跋部，在云中（呼和浩特以南）及阴山（大青山）一带地方游牧。自四世纪末年起，拓跋部以平城为中心，建立起魏国，专力迸取黄河流域，漠北两个大部落——柔然和铁勒逐渐成为威胁魏国北边的力量。铁勒部人口繁衍，原有诸部外又成立副伏罗等十二个新部落。铁勒主要和柔然为敌，有时也攻掠魏国。魏道武帝（拓跋焘）和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数次出兵攻击铁勒部。四二九年，魏太武帝大破柔然部，得柔然降人三十余万落；又袭破铁勒部，得降人数十万落。一落就是一户，柔然和铁勒不可能有这样多的降户，当是魏国夸大战功，以人数为落数，或任意造虚数，但两部战败后有大批人被俘，却是事实。魏使被俘人居边塞，在武周（山西左云县南）塞外的称为西部铁勒，以东的称为东部铁勒，依漠南而居的称为北部铁勒。
　　在漠北的东铁勒部仍被柔然奴役着。四八七年，柔然豆仑可汗出兵攻魏，铁勒副伏罗部酋长阿伏至罗及族弟穷奇率铁勒人十余万落向西迁移到西铁勒部（西丁零部落）居地，在前部（交河）西北，自立为王。西铁勒人称阿伏至罗为“候娄匐勒”（匐音必bì大可汗），穷奇为“候倍”（储主）。阿伏至罗统治北部，穷奇统治南部。豆仑可汗率军追击，屡被阿伏至罗击败。后来穷奇被嚈哒（音压达yādá）人杀死，西铁勒人因阿伏至罗残暴无道，群起杀阿伏至罗。此后，西铁勒有世袭的君长，虽然酋长争夺政权，互相残杀，同时，又和柔然不断发生战争，民众遭乱，很不安宁，但在原始社会里，开始出现世袭的君长，终究是个进步。
　　漠北东铁勒部也发生一个新现象。四九八年，魏孝文帝准备大举进攻南朝齐国，遣使到铁勒发兵。铁勒不愿南行，奉袁纥部树者为主，起兵反抗。魏兵往击，战败逃回。魏帝派出更大的军队，并下诏要亲征。这次反抗，因魏取消发铁勒兵，铁勒表示归附，双方让步，很快就结束。值得重视的却在袁纥部树者被推为铁勒部首领，足见袁纥己是较强的一部。四九九年以后，魏国衰乱，无力控制漠北，铁勒得到发展的机会，可是，强敌突厥又起来征服铁勒部。
　　突厥原是住在金山南的游牧部落，为柔然所役属。五四六年，酋长伊利可汗（土门可汗）袭破铁勤部，得降众五万余落，突厥从此强盛起来。至木杆可汗时（北周时），建立起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咸海），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东西万余里，南北五六千里的大突厥汗国（军事行政联合体），东西两铁勒部都处在突厥汗国的统治下。五九九年（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东突厥汗国内乱，西突厥达头可汗占领漠北，征服东铁勒部。六○○年，隋出兵击突厥。六○三年，东铁勒诸部乘机反达头可汗。达头部众大溃败，逃往吐谷浑。六○五年，西突厥处罗可汗恃强虐待铁勒部，铁勒起兵大败处罗可汗。铁勒诸部共推契芯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建牙于贪汗山（天山东高峰北）；推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音戏xì）小可汗，建牙于燕末山（当在金山西南，或即金山支脉）北。契芯哥楞得众心，伊吾、高昌、焉耆都来归附。到西突厥射匮可汗（六一一年——六一八年）时，突厥势力又盛，契苾及薛延陀二部取消可汗名号，东铁勒在郁督军山（即乌德鞬山，蒙古杭爱山东支）的回纥等六部（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归降东突厥始毕可汗，在金山的乙失钵所部归降西突厥叶护可汗，东西两铁勒部又处在东西两突厥汗国的统治下。《隋书》说，“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铁勒）用，以制北荒……大业元年（六○五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突厥从开始强盛时起，一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铁勒的帮助，也就是突厥不顾铁勒的死活，尽量奴役并剥削铁勒的人力和财物来加强自己的力量，铁勒与突厥为仇是完全合理的。
　　处罗可汗为镇压铁勒，诱集各部酋长数百人，一起坑死。回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脱离突厥，酋长都自号为俟斤，不再要突厥的承认。
　　隋末，回纥部众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世袭制开始出现，是回纥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回纥逐渐强盛起来。菩萨智勇善战，得部众爱戴。当时东突厥颉利可汗统治漠北地方，使侄欲谷设总管回纥诸部。薛延陀酋长夷男（乙失钵的孙子）率众七万余户东归，适遇突厥内乱，薛延陀联合回纥、拔野古等部攻袭突厥北边。欲谷设率大军来攻，被菩萨击败。铁勒诸部共推夷男为首领。唐太宗为讨伐突厥，特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真珠可汗封菩萨为活（胡禄）颉利发。六三○年，东突厥汗国亡，薛延陀、回纥两部称雄漠北。菩萨死，胡禄·俟利发吐迷度继立。薛延陀多弥可汗暴虐，诸部离心。六四六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多弥可汗攻唐夏州，被唐击败，国内大乱。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合兵攻多弥可汗，唐兵从南方夹击，多弥可汗逃走，被回纥杀死。回纥兼并了薛延陀的诸属部，成为漠北唯一的强部，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为东铁勒诸部的总称。
　　铁勒（丁零）在历史上出现，比突厥早得多。铁勒原居地在漠北，突厥原居地在金山南，史书记载它们的风俗习惯，大有差别，很难说成有什么关系。虽然它们都自称为狼种，但游牧人自称为狼种的很多，不只是它们两个。说它们语言是同一语系，即所谓突厥语系，因此，铁勒与突厥应该有什么关系，这是似是而非的谬说。史书明白指出铁勒诸部“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铁勒诸部讲匈奴话，突厥语同铁勒，说明也是讲匈奴话。匈奴在大漠南北，统治最久，影响最大，许多原始部落，需要学匈奴语言，后来也就成为自己的语言，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史书称铁勒的祖先是匈奴人，事实是铁勒曾被匈奴征服，作为属部之一，并非与匈奴同种族。史书称突厥是匈奴的别种，也只是“其俗如古之匈奴”和语言同匈奴，并非与匈奴有种族关系。突厥曾建立比匈奴更强盛的大汗国，铁勒多年受它的奴役，本来都讲大同小异的匈奴话，因接触过多，语言上异处更缩小，突厥文字借用胡书（“其书字类胡”），回纥曾借用突厥文字，因利乘便，有何不可。总之，匈奴、铁勒与突厥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各有本族独立的历史，勉强牵合，企图在政治上有所策划，多见其愚昧无知而已。
　　回纥是铁勒部落联合体中最古老的一个部落，它和其他诸部合力反抗奴役者，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都在铁勒的反抗中消失了，斗争锻炼出坚强的回纥部落联盟，终于建成漠北唯一的大汗国。
　　二 回纥汗国（六四七年——八四六年）
（1）形成时期（六四七年——七四五年）
　　回纥部落一向居住在仙娥河（即姿陵水——色楞格河）、嗢昆河（鄂尔浑河）及独洛河（土刺河）流域一带。后来人口繁衍，分支为九族，即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这就是内九族，总称为九姓回纥。到了唐初，回纥部结合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共六部构成回纥部落联盟。六三二年（贞观六年），契苾部六千余户东迁，酋长降唐，部众归附薛延陀。六四六年（贞观二十年），薛延陀亡，回纥收并契苾部。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怀仁可汗又收并拔悉密及葛逻禄两部。这就是外九部，总称也叫九姓回纥。加上阿跌部，又称十姓回纥。这个联盟以回纥为首，参加的诸部逐渐融合为一个回纥族。
　　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汗国。回纥等十二部酋长都请归附。六四七年，唐给回纥、仆骨、多滥葛、拔野古、同罗、思结六部以府的名称，酋长称都督；又给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思结别部（阿布思部）、白霫七部以州的名称，酋长称刺史。漠北凡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治在故单于台，鄂尔浑河南流处）。唐任命都护，统治诸部。唐太宗接受诸部酋长所上“天可汗”的尊号，并允许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大驿道，分设六十八驿，各驿有马及酒肉供往来贡使，称为“参天可汗道”。漠北诸部总数不下百余万户（史所记户数过大，可能是百余万口）。对唐岁贡貂皮当作租赋，唐对诸部负救济灾难、平息争端的责任，这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双方都是有利的。
　　回纥药罗葛部酋长吐迷度接受唐所给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名号，承认自己是唐朝的官员，但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建立起汗国来。汗国制度都仿照突厥，因为它们社会性质相接近。联盟转化为国家的形式而得到巩固，是很大的进步。唐设都督府与吐迷度称可汗，本质上是一次巧妙的政治斗争。吐迷度显出优秀的政治才能，因而取得较多的胜利。唐设六府七州，目的在分散回纥部落联盟，取消回纥的盟长地位，用都护府来代替联盟。吐迷度对唐和联盟的措施，正好取得与店和好的益处，抵消设置府州的害处。他得到自匈奴以至突厥、薛延陀失败的经验，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后来回纥始终遵守不同于任何漠北强国的态度来与唐建立关系，吐迷度是个开端者。唐太宗当然不会满意，但也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不敢轻易对漠北用兵，只好默认回纥可汗的实际存在。
　　六四七年是回纥开始建国的一年，吐迷度是回纥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六四八年，吐迷度被侄乌纥杀死。唐杀乌纥，立吐迷度子婆闰为大俟利发，袭父职为瀚海都督。菩萨创行酋长世袭制，但仍采公推形式。吐迷度与菩萨的关系不明，至少不是父子关系，继位又全用公推制。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要经过反复的。乌纥杀吐迷度，想率领回纪去归附他的妻父——本年在金山北新立的突厥车鼻可汗（六五○年，唐灭车鼻可汗）。乌纥代表回纥守旧势力，要恢复受突厥奴役的旧状，显然是反动行为。唐太宗立婆闰，并扣留乌纥的同党俱罗勃，形式上是保护唐的瀚海都督，实际却是保护回纥可汗的世袭制，同时也保护回纥部落联盟免于离散，这对回纥汗国的形成有很大帮助，从此，可汗世袭制确定了，由药罗葛部酋长世袭可汗也确定了。
　　婆闰与唐发生亲密关系，助唐攻战。六五一年，婆闰出骑兵五万助唐击败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收复北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济木萨护堡子）。六五七年，又助唐击灭贺鲁。六六一年，助唐攻高丽。当年，婆闰死，比粟继位。比粟，《新唐书》说是婆闰的儿子，《旧唐书》说是侄子（今本作“妹比粟毒”，当依《通鉴》所引作“侄比粟毒”）。比粟继位后，诸部酋长中的守旧势力，即不愿受制度拘束的一部分酋长拥比粟攻唐边境。唐高宗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刘审礼（燕然都护）薛仁贵为副；萧嗣业为仙萼（即仙娥河）道行军总管。看两军命名，似乎唐用意不在防边而要攻入漠北，镇压那些守旧势力。六六二年，比粟合铁勒九姓兵十余万拒唐军，选数十骑挑战。薛仁贵发射三箭，杀三人，余骑都下马请降。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直进到仙萼河，铁勒诸部藏匿，唐军不得战，又逢大雪，全军饥寒，大批死去，只有八百人逃回。郑仁泰薛仁贵残暴贪淫，当然要遭到惨败。唐高宗改任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契苾何力率精骑五百到铁勒九姓中，宣布朝廷赦免胁从，只罚有罪的酋长。诸部落大喜，拘捕叶护、设及特勤等二百余人送给安抚使。契苾何力指责他们的罪行，一起杀死，九姓又趋于稳定。这次战争，发动者是这些被杀的酋长，以比粟为首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和九姓民众，并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唐所以取胜，主要是依靠这个力量。六六三年，庸徒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六五○年，唐灭突厥车鼻可汗，置瀚海都护，统领瀚海等七府、仙萼等八州）于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漠北诸州府统归瀚海管理，漠南统归云中管理。唐对漠北加强统治，实际是帮助比粟可汗加强回纥汗国的巩固，因为唐的瀚海都护存在着，怀有野心的酋长就不敢出面破坏回纥汗国。
　　比粟死，子独解支继位。六八二年，东突厥酋长阿史那骨笃禄可汗聚众反唐，抄掠回纥九姓的大量羊马。骨笃禄寇掠唐北边诸州，屡败唐兵，并进攻回纥住地乌德鞬山（即郁督军山，又称于都斤山），回纥人一部分迁至独洛河流域，其余在抵抗失败后又受到突厥人的奴役。六九四年（武则天延载元年），默吸可汗（骨笃禄弟）继骨笃禄统治突厥汗国，夺取铁勒故地，势力强盛。回纥九姓常起兵反抗，甚至一年内起兵五次，最后被迫与契苏，思结、浑三部迁徙到唐境年甘、凉间居住。这自然只是回纥和三部的一部分人，唐朝廷允许他们住在河西节度使治所附近，足见并无猜疑。七一五年，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继位。默啜可汗进攻回纥九姓，九姓大败，人畜死亡甚多，恩结等部都督率众归唐，唐助诸部回故地。七一六年，默啜又攻回纥九姓，大败拔野古部于独洛水，特胜不设备，拔野古人杀默啜。默啜是劲敌，回纥助唐消灭这个劲敌，更增强了双方的关系。伏帝匐死，子承宗立。七二七年，唐河西节度使王君（音辍chuò）以私怨虐待甘、凉间回纥等四部，并诬告四部谋叛。唐玄宗罚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浑大德、贺兰都督契苾承明、庐山都督思结归国四人长流岭南诸州。这种谬误不公的处理，当然要遭到反抗，回纥诸部推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为首领，起兵袭杀王君，逃入突厥，承宗子骨力裴罗继位。
　　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乘突厥内乱，合兵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酋长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立乌苏米施可汗为主。肩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与拔悉密等三部合击乌苏，乌苏逃走。七四四年，拔悉密等击杀乌苏，突厥余众又立白眉可汗为主。是时突厥大乱，王忠嗣击破突厥左厢十一部。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颔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到唐朝说明情形，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唐放弃瀚海都督名号，承认可汗的地位，说明回纥已经是漠北唯一的强国，唐不可能再保持瀚海都护的权力。在回纥方面，接受册封也是有利的，因为在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上，不能不先有政治上的联系；其次是各部落的联合并不稳固，唐加册封，可以显出回纥高于其他各部的地位；再其次是防突厥可能的复起，需要有唐的援助。此后，即使回纥很强，唐较衰弱，但可汗继位总要唐加册封，从不大举侵唐边境和夺取唐土地。
　　怀仁可汗建牙于乌德健山，七四五年，击杀突厥白眉可汗，送白眉首级到长安报功（突厥自六世纪三十年代兴起，到白眉时灭亡，立国二百年有余）。回纥领土东接室韦，西到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唐与回纥为邻，北方边境平静无事，唐玄宗设防边节度使，不列回纥为敌人。回纥与唐的关系，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这一点，对回纥本身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强盛时期（七四五年——七八○年）
　　吐迷度可汗初建国家机构，到了怀仁可汗时，国势强盛，制度更为完备。回纥与匈奴以至突厥等游牧族一样，所立国家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自可汗以下各级官员，都是大小军事首领，除了收税官，不再有专掌民政的官吏。这样的国家，自然是低级的，但对游牧族说来，也只能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突厥制度基本来源是匈奴，官员名号却有大变动。回纥采突厥制度，也兼采一些庸制，合成回纥制度。
　　回纥最高统治者为可汗。次为特勤（亲王，史书或误作特勒）、叶护（副王、总督）、设（或译作杀，别部领兵者）。特勤、叶护、设常以可汗的子弟及宗室充任。再次为阿波（统兵马官）、阎洪达（评议国事官）、达干（统兵马官）、梅禄（皇室总管，掌兵者）以及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将军、司马等官。卫士称为附离。可汗属下诸部落首领，依地区的不同，授以俟斤、啜、俟利发、颉利发及都督（九姓部落首领）等称号。可汗划分诸属部（被征服的部落）为若干区域，派遣叶护或设统领这些区域，并于每个部落置一吐屯（监使、御史），督察贡赋和政事。九姓部落的都督，兼管征收赋税，不另设吐屯。自可汗以下，各级官都是子弟世袭。
　　凡是军事行政联合体性质的游牧国家，如匈奴突厥等国，必然要向富饶的汉地进行掠夺，回纥独不同于那些国家，这和助唐平内乱有关系。七四六年，怀仁可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七五五年，安史叛乱，唐东西二京陷落。七五六年，唐肃宗借回纥骑兵平乱，葛勒可汗先后派遣骑兵来援，立有战功。唐肃宗急于想收回东西京，与回纥军统帅叶护定约说：“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残暴可耻、不知轻重的许诺！所谓子女，就是年轻妇女，无端被唐肃宗出卖，将遭受多大的灾殃！七五七年，唐大军和回纥精骑四千余人收复西京，回纥将如约行事，唐元帅李俶拜求到东京再如约，西京幸免于俘掠。唐军和回纥军进克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洛阳人敛集罗锦一万匹送回纥，俘掠才停止。唐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约定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又立马市，收买回纥马。七五八年，册封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嫁幼女宁国公主为葛勒可汗妻。唐对回纥的援助如此重视，报酬如此优厚，回纥如果再攻掠唐边境，就会丧失岁币，因此，吐迷度和怀仁可汗建立起来的和好关系，有可能保持下去。
　　七六二年，唐代宗又向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其时葛勒可汗已死，子登里可汗在位，应召率兵来会攻洛阳。登里可汗态度骄横，侮辱唐天下兵马元帅李适（唐德宗）和他的随从官员。唐军收复洛阳，回纥入城大肆杀掠，杀人上万，人烧房屋一二十天不灭，抢得财物无数，都送到河阳，派兵看守。七六三年，登里归国，带走全部赃物，还让部众沿路抢劫，唐地方官供应小不如意，便任意杀死，毫无顾忌。唐代宗为酬报回纥助战的功劳，规定唐买回纥马，每年最高额为十万匹，每马一匹换绢四十匹。事实上回纥并无这样多的马，每年卖给唐的马只有数千匹至一万匹，最多时也不过数万匹。唐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可是回纥运来的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忖价，只好当作买边境平安而支付马价绢。到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年）积欠马价绢多至一百八十万匹，回纥屡次催讨，唐朝廷感到困难，隐忍迁就，力求保持和好关系。不知何时，马价增为五十匹绢。八○七年，唐宪宗曾一次偿还积欠，不料第二年回纥驱来比常年多一倍的病弱马，要唐收买。这样，历时久了，唐又只好积欠马价绢。直到八四二年回纥亡国时，唐才付清积欠，帮助回纥人得到衣食。
　　七六四年，仆固怀恩叛唐，引回纥、吐蕃等部数十万人进攻长安。唐大将郭子仪亲赴回绝军营，说服回纥大将合胡禄都督药罗葛（登里可汗之弟），合力击败吐蕃军。回纥获得大量驼马牛羊，唐赠回约缯帛十万匹作为报酬。七七八年，登里可汗为了掠夺财物，进寇太原，杀唐军民万余人，纵兵大掠。唐代州都督张光晨击败回纥兵，登里可汗退走。唐代宗不追问人寇的缘故，照旧优待回纥。七八○年，登里乘唐德宗初立，又想举兵进行掠夺战争。宰相顿莫贺达干知道国人都不愿攻唐，谏登里说，唐是大国，从来对我和好。前年攻太原大捷，获羊马数万，等到回国时，损耗完了，几乎一无所获。这次进攻，如果不捷，想回国怕也不容易。登里可汗不听。顿莫贺达于利用人心厌战，起兵杀登里可汗及支持可汗寇唐的九姓胡（粟特人）约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
　　登里可汗助唐内战，有战胜的威名，得马市的厚报，回纥汗国从唐取得如此重大的利益，可称既强盛又富饶。登里可汗因强盛而骄横自大，因富饶而贪得无厌，甚至进入唐境掠夺，根本不懂得保持对唐的和好关系，正符合回纥本身的利益。他这种谬误行动，唐朝廷虽然还予以宽容，回纥国人却不能再忍，杀身之祸是自取的。登里可汗死后，回纥发生内乱，强盛时期结束，衰亡时期开始。
（3）衰亡时期（七八○年——八四六年）
　　唐德宗曾受登里可汗侮辱，怨恨回纪，经李泌劝说，七八七年，唐德宗允许合骨咄禄毗伽可汗的请求，恢复两国的和好关系。从此，回纥与唐相安无事了，但回纥统治阶级的相继杀夺以及贪得无厌的风气，终于引导回纥国由衰微的道路走到崩溃四散的绝境。
　　七八八年，回纥可汗改称回纥为回鹘。七八九年，顿莫贺可汗死，子多逻斯继位。七九○年，多逻斯为自己的兄弟杀死。大臣们立多逻斯子阿啜为可汗（唐封为奉诚可汗）。阿啜年幼，大相颉干迦斯专权。唐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抗吐蕃，对双方都有利。可是，贪得无厌的人必然缺乏政治远见，回纥统治者竟把两府看作附庸，无限止地征收赋税，北庭路近，居民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六千余帐，被回纥肆行掠夺，困苦不堪，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自服突厥部，也痛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吐蕃率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颉干迦斯来救，结果自然是大败。北庭和沙陀部落都为吐蕃所有，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率众二千余人逃往西州。过了些时，颉干迦斯率全国丁壮数万人进取北庭，又被吐蕃战败，士卒死亡大半，杨袭古兵损失尤重，只剩下六七百人。颉干迦斯诱杀杨袭古。西州人固守本境，不再助回纥。
　　葛逻禄部乘胜攻取回纥的浮图川（在乌德鞬山西北），回纥惊慌，迁西北方部落到乌德鞬山的南方，躲避敌军的攻势。回纥在七九○年一年中，内部发生政变，可汗失权，外部友化为敌，两次大败，这都是没落气象，说明药罗葛一姓的统治权，很难再保持下去。
　　七九五年，奉诚可汗死，宰相跌（音协xié即阿跌）氏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纥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陕跌氏，是权臣专国政的结果。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它的世敌吐蕃，取凉州（八○八年），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部，向西扩张到拔贺那国（费尔干）。当时吐蕃弃猎松赞赞普在位，国势衰弱，回纥一时战胜，并不表示实力有多大增进。八一六年，吐蕃击败回纥，进军到离可汗牙帐三天路程的地方，收回失去的土地。八三二年，回纥内乱又起，昭礼可汗被杀，彰信可汗继位。八三九年，宰相安允合、特勤柴革合兵谋叛，被可汗杀死。宰相掘罗勿借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归唐后名李国昌）兵攻可汗，彰信可汗兵败自杀。掘罗勿立（音咳飒késà）特勤为可汗。当时回纥国内发生饥荒和疫病，又逢大雪成灾，羊马多死，民众流离失所，国亡迫近在眼前，可是内乱还继续在进行。
　　戛黠斯是回纥的属部，受回纥压迫，酋长阿热起兵反抗，交战二十年不停止。阿热痛恨回纥，骂道：你们快完了，我要收你们的金帐（可汗帐），在帐前跑我的马，立我的旗。你们能抗拒，快来；不能，快走开。他决心灭回纥。八四○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恨掘罗勿，引黠戛斯兵十万骑攻破都城（在鄂尔浑河畔，后世名为哈刺巴刺合孙），杀可汗及掘罗勿，焚毁牙帐，掳去全部财物，回纥汗国就这样灭亡了。
　　自吐迷度开始建国，到可汗灭亡，回纥汗国前后不过二百年，其间正式立国只有一百年，除去强盛时期四十年，余下的六十年里，可汗换了十人，每人在位年数平均是六年，政权的不稳定性非常明显，作为一个游牧国家来看，它是不能和匈奴、突厥比强盛的。但是，它与唐朝保持和好关系，免于战争，每年还得到经济交流的大利，得到的益处，远比寇边所得为优厚。药罗葛氏统治的九姓回纥（内九族），原来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等部地位相等，经过一段国家强盛时期，回纥成为联盟各部的共同称号，也就是各部融合成为一个大的回纥族。阿跌氏代替药罗葛氏为可汗，固然由于骨咄禄擅兵权，但也说明各部间界限不是很严格了。这是回纥族的大成就，有了这个成就，汗国灭亡后，回纥人向西迁移，性质是整个族的分支活动，不同于各个部落的各自分散，因此，尽管回纥并不在西域重建统一形式的国家，回纥人却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
　　三 迁居西域（八四○年以后）
　　黠戛斯暴风般横扫回纥汗国，回纥诸部仓皇逃走，按照逃走的方向，主要可分为四支：一支由宰相职拥庞特勤等率十五部西奔葛逻禄（游牧地在金山西，巴勒哈什湖南）；一支奔安西，一支奔河西，一支由可汗兄弟及其亲信大臣等率领南下至振武军（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及天德军（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西北）一带地方。这里先说南下的一支。
　　八四一年，住在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二部共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下逃到唐天德及振武北境。唐赠送米粮二万石。当然，回纥人生活有困难，但在唐边境肆行杀掠，决不是久长之什。由于分配掠夺物不平，统治阶级内部发主内讧，可汗的兄弟嗢没斯杀宰相赤心等，率领特勤、宰相等贵族二千二百余人归唐。唐封来归诸贵族各级官爵，并给米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回纥贵族那颉啜特勤收赤心残部七千帐自振武、天德东走，与迁至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共掠幽州。唐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出击，七千帐及黑车子室韦都归唐。乌介可汗杀那颉啜。
　　驻在大同军塞外的乌介可汗部众，尚近十万人，向唐请求接济粮食和牛羊。唐还清历年积欠的马价绢，并要求乌介用马来换粮食。乌介不从，向天德振武塞上掳掠，并南入大同川，掠夺附唐诸部落的牛马数万头，逼近云州（山西大同市）城。八四三年，唐军击败乌介可汗，收得降兵二万余人，夺还太和公主（自唐肃宗时起，唐先后出嫁四个公主到回纥，太和是第四个）。乌介可汗逃到金山，部众溃散，残余不及三千人。八四六年，宰相逸隐啜杀乌介可汗，立遏捻特勒为可汗。八四八年，回纥余众不满五百人，依附室韦，受张仲武压迫，遏捻可汗率妻子九人逃走，不知所终。室韦七部分领回纥余众，黠戛斯击败室韦，收去全部回纥人。南下的一支由可汗统率，最为重要。可是，内部分裂并未停止，对唐朝又不能和好相处，这一支全部覆没，复国的希望断绝了。
　　奔河西的一支，居住在甘州一带，受吐蕃的统治。八七二年张议潮死后，回纥攻据甘州城，立有可汗。八七四年，唐僖宗因回纥屡求册封，任郗宗莒为册立使。郗宗莒路上得知回纥为嗢未所破，逃遁无踪，只好退回。次年，回纥回到合罗川（额济纳河，在张掖西北，《通鉴》作罗川，误。罗川县即今甘肃正宁县，回纥不可能到此地），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唐赠送救济绢一万匹。当时唐朝廷本身也很穷困，还能应贡使的要求，赠送绢匹，在双方都穷困的情况下表现和好关系，是很可珍视的。这一支以甘州为中心，逐渐扩大居住地，《宋史》所载，有瓜、沙二州回鹘，有凉州回鹘，有贺兰山回鹘，有秦州回鹘，有合罗川回鹘，有肃州回鹘。《宋史·回鹘传》说，“回鹘都督石仁政么罗、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四族酋长都用臣属的称号，想见其他各部酋长，称号也大抵相似。这些臣属的统率者应是甘州可汗。《旧五代史·回鹘传》说“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朝廷每赐书诏，亦常以甥呼之”。到北宋时，仍保持甥舅关系，可汗经常遣使者来贡土产，宋朝呼为“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回赠内地特产。一○二八年（宋仁宗天圣六年），西夏攻破甘州，可汗也许降附于西夏。一○六八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回纥使者又来朝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一○七三年，使者又来。宋神宗问回纥人口，使者答称有三十余万，丁壮二十万。这一支人口逐渐增殖，成为河西地方的土著。
　　当回纥西迁的时候，在天山南路，吐蕃势力已经衰弱，在天山北路，葛逻禄原是回纥属部，回纥西迁的两支，所受阻力不大，因而顺利地得到发展。
　　天山北路——八五六年，唐宣宗下诏说，“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贡，北边无警……近有降者云，已庞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已庞历即宰相职所拥护的庞特勤。这一支有十五部，人数最多，庞特勤被推为可汗，事无可疑。本年，唐宣宗遣使者去安西抚慰，使者至灵武（宁夏灵武县），遇回鹘可汗派来的贡使，唐使者不再前进。唐宣宗任王端章为册立回鹘可汗使，八五七年，被黑车子室韦阻扰，半路退回。八六三年，黠戛斯遣使来唐朝，说要进攻回鹘，将安西以东土地归还唐朝，唐懿宗不许。八六六年，张议潮奏称北庭回鹘仆骨俊攻克西州（新疆吐鲁番县东南）、北庭（新疆济木萨尔北）、轮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清镇（轮台西）等城。这是回纥、吐蕃两个势力的变化，从此回纥势力愈益上升，掌握了唐朝通天山南北两路的枢纽。《通鉴》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写道：“其别部庞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胡三省注：“回鹘至五季时入献见者皆庞勒种类也”。庞勒即庞特勤。庞特勤一支在天山北路发展，五代时与内地朝廷通朝贡的却是在南路发展的一支。庞特勤是高级贵族（回纥可汗的外甥），任南北两支的可汗是可能的，他的子孙分治南北，各称可汗，同祖庞特勤，《通鉴》所说当即依据这种情形。至于甘州可汗，是河西一支的首领，与庞特勤无涉。宋朝与西北方隔绝，史书记载只能凭一些传闻，很不完备，实际上，天山北路的一支曾建立起一个大汗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当五代末、北宋初之际，回纥撒吐克喀拉汗在中亚细亚建立喀拉汗国，开始崇奉伊斯兰教。汗国最著名的可汗号博格拉汗，建都于拜拉萨贡，疆土有喀什噶尔（疏勒）、和阗（于阗）、怛罗斯、讹打刺城（在锡尔河畔）等地。博格拉汗曾攻下阿母河北岸的布哈拉城。一○○八年，他的继位人伊列可汗灭阿母河北岸的波斯萨曼土朝，尽有其地。传至摩哈美德汗时，西辽攻占拜拉萨贡及喀什噶尔等城。喀拉汗国仍保有撒马尔罕一带土地，向西辽称臣纳贡。一二一三年，花刺子模国灭喀拉汗国。这个喀拉汗国在立国两个半世纪中，回纥人与葛逻禄人融化为一个回纥族，增强了力量；其次是首先接受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全族，消灭在西域流行了千年以上的佛教老基地。这些，对后来回纥族的发展，影响都是巨大的。
　　天山南路——奔安西的一支，可汗居西州，五代和北宋时，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国（都新疆吐鲁番）。可汗沿唐制，对内地朝廷称舅，自称为甥。九一一年（梁太祖乾化元年），可汗遣使者来朝贡，以后常有往来。周太祖允许回鹘使者与商人私下交易，官不禁阻，因此玉价大跌。西州可汗逐渐向西扩大势力，占有龟兹于阗等地。一○○九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于阗国黑韩王（即可汗）遣使回鹘罗斯温等来朝贡。宋太祖时，于阗王名李圣天，自称是唐的宗属，九七一年，还有使者来朝。回纥灭李姓于阗国，当在九七一年以后。《宋史·龟兹传》说“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宋仁宗时始入贡。于阗国王称可汗，龟兹国王称师子王，都是西州可汗的臣属或兄弟国。焉耆在西州龟兹间，当早已并入回纥，疏勒、于阗曾为喀拉汗国属地，可见安西四镇到北宋时全归回纥所有。
　　天山南路诸国，自西汉以来，都是城居的农业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这些故国为回纥所征服，居民（主要是伊兰人，也有不少汉人）融化在回纥族里，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化。回纥西迁以前，天山南路诸国，尽管受山北游牧族的统治，但除纳贡赋外，国内并不发生变化。自回纥迁居西域，山北山南的统治者，都属于一个回纥族，过去的西域面貌完全改变了。
　　回纥西迁以后，可汗世系不明。《宋史·回鹘传》说，“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工，新复州有黑韩王”。所谓克韩、黑韩、黑汗（《于阗传》），都就是可汗。回纥分裂成几个可汗国，各国可汗如何传授，史料很缺乏，下面所载只是回纥汗国统一时期的可汗世系表。
　　回纥可汗世系表
　　（一）
　　（1）时健俟斤一（2）菩萨活（“胡禄”之音变）颉利发（时健子）—（3）吐迷度胡禄俟利发（自称可汗，唐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4）婆闰大俟利发（吐迷度子，唐封为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5）比栗（《新唐书》作婆闰子，《旧唐书》作妹比栗毒，袭瀚海都督）—（6）独解支（比栗子，袭瀚海都督）—（7）伏帝匐（独解支子，袭瀚海都督）—（8）承宗（伏帝匐子，袭瀚海都督）—（9）伏帝难（袭瀚海都督）—（10）骨力裴罗（承宗子）
　　（二）
　　（1）骨咄罗毗伽阙可汗（名骨力裴罗，药罗葛氏，唐封为怀仁可汗，七四一——七四七年）
　　（2）葛勒可汗（名磨延啜，骨力裴罗子，唐封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七四七——七五九年）
　　（3）牟羽可汗（登里可汗）（名移地健，磨延啜子，唐封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七五九——七八○年）
　　（4）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名顿莫贺，移地健从兄，唐封为武义成功可汗，又封为长寿天亲可汗，七八○——七八九年）
　　（5）爱登里逻汨（音密mì）没蜜施俱录毗伽可汗（名多逻斯，顿莫贺子，唐封为忠贞可汗，七八九——七九○年）
　　（6）汨咄禄毗伽可汗（名阿啜，多逻斯子，唐封为奉诚可汗，七九○——七九五年）
　　（7）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名骨咄禄，跌氏，唐封为怀信可汗，七九五——八○五年）
　　（8）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登里逻羽德蜜施俱录毗伽可汗）（八○五——八○八年）
　　（9）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唐封为保义可汗，八○八——八二一年）
　　（10）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唐封为崇德可汗，八二一——八二五年）
　　（11）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名曷萨特勒，崇德可汗弟，唐封为昭礼可汗，八二五——八三二年）
　　（12）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句录毗伽可汗（名胡特勒，昭礼可汗从子，唐封为彰信可汗，八三二——八三九年）
　　（13）可汗（名勿荐公，一作勿笃公，八三九——八四○年）
　　（14）乌介可汗（名乌希特勒，易萨弟，胡特勒叔，八四一——八四六年）
　　（15）遏捻可汗（乌介可汗弟，八四六年——？）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文化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回纥人即在丁零的名义下，其后又在铁勒（或高车）的名义下，在土刺河、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游牧，牲畜有马驼牛羊。直到唐初吐迷度称可汗以前，《隋书》及《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回纥“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善骑射，以寇抄为生”。这里所谓无君长，是指无酋长世袭制：所谓以寇抄为生，是指掠夺人口和财产的战争。这种掠夺战争是最原始的劳动形式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所有游牧人都一样，并不是回纥人的特征。依据史书所记，吐迷度称汗以前，回纥社会还没有形成阶级，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
　　当然，吐迷度称汗以前，回纥社会已经在变化，时健和菩萨任酋长时期，正是变化的开始，菩萨击破东突厥，俘获了大量突厥人。吐迷度灭薛延陀汗国，尽杀它的贵族，合并它的部曲（民众），又增加了大量俘虏。按照俘虏为奴的惯例，一部分自然要被用作畜牧奴隶和家内奴隶，不过，这两种都有一定的限量，很大部分不得不用作农奴性质的牧奴，主人发给一些掳来的牲畜，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薛延陀灭亡后，薛延陀人不再见于史书，意味着在回纥社会里产生了奴隶和牧奴阶级。回纥贵族与本部平民，也在形成为阶级。自菩萨时起，回纥逐渐强盛，战利品（人口和牲畜等）的分配，加速了阶级的形成。吐迷度建立汗国，正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由于内部缺乏发展奴隶制度的条件，来自唐朝封建社会的影响又特别强大，因而封建制度在回纥社会里发展起来。
　　回纥社会的主要阶级是哈刺布敦（黑民——平民）和匐（地方封建主，各部落贵族，即后世的伯克）。在回纥社会里，盛行一种“荫客制度”。匐供给食宿，使客作工，通过这种荫客制度，匐获得代价极低廉的劳动产品。客的来源，绝大多数是贫穷的乎民。平民对匐要服兵役，出战时自备兵器马匹，将战争中掠夺的战利品，大部分献给匐。掠夺战争是回纥人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战利品大部归匐，这就说明了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关系。贵族经常发动战争，平民和他的家庭受到死伤、残废及损失兵器马匹等灾难，又妨碍正常的劳动生产，结果必然是生计困难，陆续归入客的队伍，受匐的荫庇。平民以外，还有一种人叫做库尔。库尔意思是奴隶，其中有为主人完全所有的奴隶和不完全所有的半奴隶。他们的来源，大多数是战争中的俘虏及贵族的婢妾，也有一些突厥汗国遗留下来的汉人和西域人以及从唐境内私买或诱骗来的汉人。库尔从事回纥人不屑为的农业、手工业及家务劳动，但不成为基本阶级，因为奴隶劳动没有大量地使用在汗国主要经济部门的畜牧业上。
　　匐的上面有额尔。额尔是氏族贵族，狭义指可汗氏族的贵族，广义指内九姓的贵族。可汗由氏族贵族推选改为父子世袭，不只是受唐朝的影响，而且还得到唐朝的促进，在世袭瀚海都督的形式下，药罗葛氏政权逐渐趋于稳定，有力量向诸部落行施可汗的职权。凡是构成汗国的诸部落，对可汗都得缴纳赋税并服兵役。被征服的诸部落是可汗的属部，由可汗派遣总督（设或叶护）去统治，并派遣监使（吐屯）去督察赋税和政事。
　　回纥经济自唐安史之乱时起，发生巨大的变化。吐蕃乘唐内乱夺唐西域和河西，隔断东西双方的经济交流，回纥助唐平乱有功，获得特殊条件，一时成为陆路上东西通商的枢纽。吐蕃逆大势，回纥顺潮流，后来吐蕃不能在西域立足，回纥却定居在天山南北，这种不同的后果，与对经济交流的顺逆，不是没有关系的。
　　唐朝廷力报酬回纥的出兵援助，约定每年赠送回纥绢二万匹，又约定立马市，回纥每年卖给唐马匹，唐给马价，每匹为绢四十匹，比实际马价高数倍。回纥每年取得大量马价绢，因此促进了回纥商业的繁荣。回纥得到如此廉价的唐货物，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西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队驱马来唐境，得马价绢后，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回去时“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可见采办商品之多及数量之大，唐人则在交换中受大亏损。当时回纥商队中常有九姓胡参加，这些九姓胡来自康国（粟特，今撒马尔罕），他们善于经商，有利分毫必争，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回纥俨然以战胜者的姿态，与唐朝进行不公平交易，这正合他们贪财的癖性。他们帮助回纥贵族争利，因而得到宠信，甚至为了劫掠，劝登里可汗寇唐，史书说回纥（贵族）“人性凶忍”，“贪婪尤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九姓胡的影响，因为与回纥可汗议政的摩尼僧，就是唯利是图的九姓胡人。这些九姓胡对东西方贸易的大利当然看得眼红，他们或是替回纥经营，或是凭借回纥势力自己经营，以利息的一部分献给回纥贵族，或是与回纥人合营，方式尽管不同，获利总是极厚。厚利的来源主要是敲剥唐人。回纥商贾经常有一千人住在长安，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在长安的人数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住着不少这类商贾。他们开店营业，放高利贷，利用唐朝廷对他们的特别容忍，九姓胡“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七八○年，回纥酋长突董率众并九姓胡等千余人自长安还国，带着大批行李，路过振武军，军使张光晟发觉许多木箱里暗藏着长安妇女。当时顿莫何可汗杀登里可汗，正在大杀九姓胡。突董所率九姓胡害怕，不敢去回纥，向张光晟献计，请尽杀回纥人。张光晟出兵杀突董等和九姓胡，得骆驼及马数千头，缯锦十万匹，妇女都是诱骗来的，全数送回长安。这是仅有的一次破获，可以推见回纥的贪暴和九姓胡的助虐，前后不知掠去多少唐地的财富和妇女，也可以推见回纥贵族怎样虐侍本国民众。他们对大国唐尚且恃功（回纥可汗特在国门立碑，碑上刻：“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贪暴，对被统治的本国民众却不恃势贪暴，这是不可想象的。
　　回纥贵族由于经商致富，由于与汉人密切接触的结果，一方面接受了汉族的高度文化，同时也沾染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习气。《通鉴》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它说：“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回纥境年兴建不少的城郭及官室，正好说明回纥商业在发展，国势在衰落。
　　据苏联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证明，在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属于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例如色楞格河畔的富贵城，鄂尔浑河畔的哈刺巴刺合孙。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废墟上还残存着城堡土墙及堡中的浴池池基。城郭的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环绕着，位于碉楼的西南，其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再向外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和位于城郭外垣之外的庭园及广阔花园。城堡不仅面积很大，它的墙垣，现在残存的还高达十公尺，碉楼的防御工事达十二公尺。在城堡中心耸立着瞭望楼，高达十四公尺，登楼远眺，草原景色，一望无际。在城堡内部发掘出来的宫庭建筑物，饰以美丽塑像的瓦，这些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街道和建筑物遗址，长达二十四公里。都城及其他城郭的兴建，说明回纥文化在发展，也说明回纥汗国与以前北方诸游牧国家的分散统治有不同之处。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回纥贵族既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下了基础。
　　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及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及农业的集中地区。苏联考古学家在一所住宅里找到松香、铜片和青铜块，断定这所住宅为工匠所有。在都城内以及在鄂尔浑河畔农业地区周围，几乎每一户都有台架或磨盘，以备碾磨米粮之用。都城以外，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的其他回纥城郭，周围也有定居区及农业区，并且在城内也有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既有相当的重要地位，这也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下了基础。
　　回纥以经营东西方商业立国，当然不可放弃东边的一方。西迁以后，尽管交通艰难，自五代至北宋，还是经常遣使来年地朝廷朝贡，每次朝贡，人数自数十人以至百余人不等，实际是派来大小商队。贡品以玉为主，其余贡品有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琉璃器、香药、安息鸡舌香等物，显然是用西方诸国的特产来交换东方的特产。回纥无论在漠北，在西域，经济上必须和内地联系，因而在政治上也保持愈来愈密切的关系。
　　回纥文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受粟特文化的影响。自唐肃宗借回纥兵以后，回纥在商业上得到特别有利的待遇，粟特人帮助回纥牟利，得到回纥贵族的信任，粟特文化也就发生较大的影响。
　　早在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用卢尼文字，也兼用粟特文字，铁勒部臣属于突厥，某些部落酋长可能使用过这类文字。回纥汗国强盛，大量粟特人移居汗国境内，回纥利用粟特文字纪录回纥语言，成为回纥文字。回纥文字的字母无定数，大致为十七个至二十个。每个字母连写。起初，写法为自左至右横写（突厥的卢尼文字为自右向左横写），后来变为自左至右直写。回纥文字只有少数高级贵族使用，一般人是不识字的。
　　回纥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类似巫术的原始宗教，巫师称为甘，故又称甘教。萨满教的教义，以为整个宇宙由至尊统治，至尊居于天的最上层。善神居在天上，恶神居在地下，人类居在地上。恶人死后，打入黑暗地狱。人想升夭，须由本人在天上的祖先绍介，人想和祖先交往，必须通过萨满巫师。萨满教崇拜各种神灵，最受崇拜的神为“谷·登里”（青天）、“伊尔·苏”（地及水神）、“乌梅”（保护儿童之神）。巫师能和诸神交通，因之在社会上颇有势力。
　　七六二年，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入洛阳，与摩尼教僧接触，发生信仰心。七六三年，他带了四个摩尼僧归国，这是摩尼教传入回纥的开始。摩尼教与萨满教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摩尼教得到登里可汗的扶助，战胜萨满教，并成为汗国的国教。《牟羽（登里）可汗入教记》残本记载当时两教斗争的情形，说“当此神圣的四僧从桃花石（唐）来的时候，他们抱有四愿……但为了人民，为了学理，却遭到大的危险，大的压迫。听众和胡商常常处在为人杀害的境遇。……陛下，‘如您自己远离这些达干，则善法善行可以在您的国内施行，如仍任……达干担负国家重任，他们必作恶行，您的国家必将下沉。……’天王（牟羽可汗）与选民（摩尼信徒）讨论了二天二夜，第三天，天王斋戒，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的心灵才有所动。这样的继续着作，他的心灵如有所失，忐忑不安。后来，牟羽天王召集一个大会，他跪在选民之前，乞求宽有了他的罪恶……”。摩尼教战胜萨满教，是因为登里可汗入了教。登里可汗为什么入教，很大的原因是要奉摩尼教的胡商（九姓胡）帮着回纥贵族对唐通商致富。这是贵族的共同愿望，自然相率入教。顿莫贺达干杀登里可汗，又杀可汗的亲信及劝可汗侵唐的九姓胡二千人，但并不排斥摩尼教和胡商。他派遣使者康赤心来唐朝催索马价，康赤心就是九姓胡。他同登里可汗一样，信任摩尼僧，使参与国政。看来，回纥兴摩尼教，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要九姓胡真心相助。张光最准备杀酋长突董等，估计形势说，回纥本身并不强，必须依靠九姓胡的帮助，他们为谋利发财，才结合起来，无财与利，便散乱不振。这个估计符合回纥的实情，摩尼教迅速成为国教的理由也就明白了。
　　回纥西迁以后，又接受佛教。九六五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西州回纥可汗遣僧法渊来献佛牙。九八一年，宋太宗遗使者王延德至高昌，看到国中有佛寺五十余区，都是唐朝旧寺，别有摩尼寺波斯僧（波斯人为摩尼僧），各行其教。龟兹回纥在宋仁宗时五次入贡，宋朝廷回赠佛经一藏。一○九六年，龟兹使大首领阿连撒罗等来献玉佛。一○八五年，于阗黑韩王遣使者来贡，使者为宋神宗饭僧追福（为宋神宗求冥福）。大抵回纥定居西域后，不再专奉摩尼教，转而利用一向盛行的佛教来接近西域旧居民，这在政治上是合宜的。西域诸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回纥人与旧居民融合为一个回纥族，回纥文化也必然与西域原有文化融合为一个回纥文化。后来伊斯兰教通行于全族，佛教衰灭，回纥文化又有一次大的变化。
　　文化的有益部分常被宗教利用，因而两者常混杂在一起。每一种宗教都要推动文化为自己服务，又都要束缚文化在被利用的范围之内。突破束缚，文化才能前进。回纥自建国至西迁，文化的发展和旧宗教的抛弃，都曾表现得不迟钝，足以说明回约文化有丰富的活力，有广阔的前途。
简短的结论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匈奴北境已经存在着丁零（铁勒）这个部落联合体。回纥就是联合体的成员之一，所以回纥是很早见于历史上的古老民族。丁零部落联合体长时期停顿在原始社会的阶段上，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因此，常常被漠北强国征服、遭受野蛮的剥削和奴役，更难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相继出现的漠北强国，都曾是铁勒部的劲敌，可是，它们的主力着重向汉族地区进攻，尽管大有所获，最后总不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归于消灭。铁勒部有坚强的反抗精神，始终保存着自己的联合体，义有汉族地区实际上的援助，使得这些强国不能作更大的压迫，铁勒部也就在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
　　突厥是远比铁勒后起的部落。五四六年，铁勒部出兵将攻柔然，突厥土门可汗出其不意地袭破铁勒军，收编铁勒降众五万余落（家），突厥凭借这部分铁勒人才变成强国。后来，突厥用兵，很大程度上使用铁勒部的人力和物力，铁勒部被迫与突厥为仇，是完全合理的。
　　隋末，回纥贵族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父子相传，虽然还用推选制，但已为世袭制开了先例。菩萨死，吐迷度继位。吐迷度与菩萨非父子关系，他的继位出于推选，足见世袭制并不巩固。当时回纥社会已经形成阶级，具备成立国家的条件，一般地说，世袭制可免君位继承的争夺，比较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吐迷度协助唐太宗，消灭薛延陀汗国，回纥成为铁勒部落联盟的首领，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为东铁勒诸部的总称。
　　唐太宗在漠北设燕然都护府，统率六府七州，任吐迷度为瀚海府都督。吐迷度接受这个官职，同时，在联盟年部建立可汗称号，照突厥制度组织国家机构。唐有分散回纥部落联盟的意图，回纥却利用唐的行政组织，推动部落联盟又前进一步，成立军事行政联合体的汗国。吐迷度死后，唐为行施朝廷职权，确立瀚海都督的父子世袭制，实际是帮助回纥确立可汗的父子世袭制。
　　七四四年，骨力裴罗立为可汗，受唐册封。从此，回纥成为漠北唯一的强大国家。
　　回纥从参加丁零部落联合体起，到成立强大的回纥汗国，中间经历了一千年。它是在长时期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懂得与唐保持和好关系的重大意义。这是过去漠北强国不曾有过的经验，因而取得过去漠北强国不曾有过的成就。
　　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得到唐朝特别优厚的报酬。叶蕃断绝唐与西方的交通，漠北变成东西经济交流的枢纽。这两个条件使游牧国家的回纥贵族居住在城市，兼营大商业。
　　唐朝不满意回纥类似经济掠夺的行为，但始终予以容忍。原因之一自然是助平内乱有功，其他原因是怕回纥侵边，或与吐蕃结合，或受河北叛镇的勾引，为害都将比经济掠夺更大。回纥在唐朝容忍的限度内，作多种多样的经营，获利极厚。这和善于牟利的九姓胡是分不开的，九姓胡是回纥经营商业的重要助手。
　　经商致富使得回纥贵族贪暴腐朽，争夺权利，内部分裂愈来愈严重，最后由叛将引来黠戛斯部，摧毁回纥汗国。
　　迁居西域后，回纥仍和内地朝廷保持和好关系，继续进行东西方贸易。它和西域旧居民融合成一个大回纥族，永远定居在西域地区。
　　采用粟特文字为回纥文字，采用摩尼教为回纥国教，这都和九姓胡有关。迁居西域后，也信奉佛教。大抵在蒙古西征以前，回纥已经开始奉伊斯兰教。回纥文化不断在吸收新养料，同时不断在抛弃旧渣滓，说明回纥文化是富于前进性的。
第六章 南诏国、大理国 南诏国七三八年
——九○二年 大理国九三七年———二五三年
第一节 南诏国的兴亡
　　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杂，《新唐书·两爨蛮传》所谓“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确是实在的情形。汉族进入云南，设置若干居住点，开始传播先进的文化。战国时，楚将庄率兵略地到滇池，建立滇国，子孙相继称王。苴兰城（昆明市附近）相传是庄所筑。秦时常頞（音案àn）开辟五尺宽的道路，从蜀通到滇（诸葛亮始加宽路面）。公元前一○九年，汉武帝遣将军郭昌灭滇国，置益州郡。东汉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云南保山县北）。诸葛亮平定南方，又增置兴古（云南马龙县）、云南（云南祥云县）二郡。此后各朝陆续增置州县，扩大统治权，对非汉族的居民，都是采取诸葛亮“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施政方针，也就是“因其故俗，羁縻勿绝”，以求相安无事。固然，某些族和汉族接触较多，经济和文化都有所提高，但更多的族依旧是落后，甚至是非常落后。六二一年，唐高祖置姚州（云南姚安县北），管羁縻州三十二。六三二年，唐太宗置戎州（治僰（音伯bó）道，四川宜宾县西南）都督府，唐玄宗时，都督府管羁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县，后又增管至九十二州。羁縻的意思是来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这种羁縻状态，不利于落后各族，因为汉族统治阶级可以缓慢地伸展势力，安置州县，逼迫各族逐步后退。反之，如南朝梁末，梁统治者退出云南，州县全为豪酋占据，也不利于各族民众，因为在州县恢复豪酋统治，增强落后势力，是一个退步。唐天宝年间，云南成立南诏国，才改变了上述两种不利的形势，对各族民众说来，推动作用是不小的。
　　南诏是以乌蛮蒙姓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统一的政权，自然要削弱豪酋的分散割据势力；集合各族共同立国，自然要废除羁縻状态；抵御唐与吐蕃两个强邻，自然要提高本国的经济与文化。经南诏以及大理前后五百余年的统治，国境内原来的落后面貌，有很大改变，经济和文化，一般地提高到汉族的水平。有些族虽然还保持所谓“故俗”，与南诏立国以前相比，数量却不是那么多，水平也多少有些提高了。
　　南诏以及大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就在于推动落后各族的经济和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一 南诏建国前的形势
　　庄建滇国，带来了楚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各部落，受楚文化影响，由游牧逐渐转化为定居的农业部落。西汉立益州郡后，本地居民与汉人接触更多，文化也就比远处各部为高。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说“在石城（南诏改唐郎州为石城郡，云南曲靖县）、昆川（昆明市）、曲轭（马龙县）、晋宁（晋宁县）、喻献（澄江县）、安宁（安宁县）至龙和城（禄丰县）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弥勒县，竹园，路南县等地）、升麻川（寻甸县、嵩明县等地）、南至步头（建水县），谓之东爨”。《蛮书》所说石城，《新唐书·两爨蛮传》作曲州靖州。按这两州都是戎州都督府所管羁縻州，曲州在东汉末年朱提郡（两汉称犍为郡，建安二十年改）境，今四川宜宾县西南二百余里处，靖州在曲州北，大抵也在朱提郡境。西爨居地围绕在滇池四周，不可能远至曲州靖州，《新唐书》误。《蛮书》所说曲靖州，当是曲州靖州两州的简称，地在东汉末朱提郡境。现在的曲靖县在蜀汉时称为建宁郡，唐朝称为南宁州，又改为郎州，治所都设在味县（味县故城在曲靖县西）。诸葛亮南征，收用当地豪酋大姓，建宁郡爨习，朱提郡孟琰孟获都被用作官属。爨是西爨大姓，孟是东爨大姓，显然，东爨居地址从北方的曲州靖州到南方的步头，西爨居地是在石城以西的滇池周围。
　　东爨被称为“乌蛮”，西爨被称为“白蛮”。称为“蛮”，自然是汉族统治阶级的谬说，但乌与白有区别，却是事实。“乌蛮”“白蛮”的名称，在未作适当更改以前，也只好暂时沿用。《新唐书》说，乌蛮分七部，第一部名阿芋路，居曲州靖州，第七部名勿邓。勿邓地方千里，居民有邛部六姓，其中五姓是乌蛮，一姓是白蛮。又有初裹五姓，都是乌蛮。又有东钦蛮二姓，都是白蛮。乌蛮归人著黑色衣，衣长曳地；白蛮妇人著白色衣，长不过膝。勿邓地方乌蛮白蛮以衣色作区别，其他地方当是同样以黑白色作区别。乌蛮居地有少数白蛮，白蛮居地自然也有少数乌蛮，居地分东西，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形。
　　经济和文化，乌蛮白蛮也有区别。乌蛮多有牛羊，无布帛，男女都用牛羊皮作衣服。无拜跪的礼节。有些语言要经过四次翻译，才与汉语相通。乌蛮是以牧畜为业、不知耕织、很少同汉人接触的落后族。白蛮大姓爨氏，自蜀汉以来，历朝有人作本地长官，白蛮文字与汉族同，语言相近，耕田养蚕，也同汉人，很可能是庄所率楚兵与旧居民融合而成的新族。有些白蛮酋长，自称祖先是安邑（山西运城县）人，西晋时来南宁（云南曲靖县西）。白蛮中有不少蛮化的汉人，当是事实。汉武帝灭庄氏滇国，立白霫酋长白人仁果为滇王，庄氏后裔退到滇池以西。《新唐书》说庄氏部落有稻麦粟豆丝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首。庄氏原来与白蛮同住在滇池周围，白蛮也有农桑业，是无可置疑的。白蛮经济和文化部比乌蛮高，信鬼尚巫的风俗却相同，称主祭的人为鬼主，每户每年出一牛或一羊，到鬼主家祭祀。大部落有大鬼主，一百家有小鬼主。乌蛮七部有都大鬼主。爨氏兼并乌蛮，设两爨大鬼主。庄氏部落不设鬼主，祭祀在家内，亲友带牛酒来助祭，风俗与汉族更相近。
　　唐玄宗时，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爨归王袭杀乌蛮首领孟聘孟启。白蛮首领兼并乌蛮，自尊为两部大首领，东爨西爨的名称，大概从这时候开始。后来南宁州大鬼主（《新唐书》作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爨归王，白蛮内乱，南诏出兵击杀爨崇道等，兼并白蛮部落。
　　上面是说在南诏势力向东伸展以前，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主要居民白蛮和在东边的乌蛮。
　　西洱河（洱海）周围是另一个中心地区，这里居住着被称为河蛮的农业部落。六四八年，唐太宗命将军梁建方率蜀兵击败松外（松州边外。松州，四川松潘县）诸蛮，诸蛮七十部，共十余万户先后归附，梁建方任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蒙是乌蛮姓，这些诸蛮，可能是孟姓以外的乌蛮。梁建方遣奇兵从嶲州（四川西昌县）走间道突然到西洱河，酋长杨盛大惊，与各部首领十人到军门请归附。当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洱河东边）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都入朝，唐太宗各授官秩。《通鉴》说，西洱河地区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州六百户，小州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一。语言、生业、风俗大略与汉族同，只是以十二月为岁首与内地异。自称本是华人。《通鉴》这段文字与《新唐书》所说松外蛮相似，《新唐书》说松外蛮有城郭文字，颇知阴阳历数，又说，滇池以西都是庄后裔，以十二月为岁首。松外蛮与河蛮居地相离很远，松外蛮大姓是蒙氏，《新唐书》以赵、杨、李、董为松外蛮的贵族，显然误指河蛮为松外蛮。《新唐书》记松外蛮，无“自云本皆华人”句，《通鉴》将河蛮、庄氏后裔合并为一，按文化情况，《通鉴》说较是。
　　河蛮是西爨以外的白蛮部落。河蛮一姓多不过五六百户，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自六七八年（唐高宗仪凤三年）至七○四年（武则天长安四年），吐蕃陆续征服西洱河诸蛮，据吐蕃史书说，“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白蛮有农业，乌蛮住在西洱河北方山谷中，生产落后，所以白蛮要纳税，乌蛮只纳贡表示降服。唐玄宗开元年间，河蛮首领又来朝贡。当时南诏国兴起，西洱河地区开始发生大变化。
　　上面是说南诏国兴起以前，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主要居民白蛮和在北方的乌蛮。
　　河蛮柔弱，有些部落奉乌蛮为酋长，先后成立六个诏。诏的意义，或说诏即王，或说“先时南蛮六部不相臣服，天子（唐朝）每有恩赏，各颁一诏，呼六诏”（唐卢拟《成都记序》）。两说中以前说为是，所谓诏，意即大首领、大酋长。六诏名称和居地如下：
　　（一）蒙嶲诏——居地在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又称样备诏。
　　（二）越析诏——也称么些诏（磨些族部落），居地在凤仪县至宾川县。
　　（三）浪穹诏——居地在洱源县。
　　（四）邆赕（音藤闪téng shǎn）诏——居地在邓川县。
　　（五）施浪诏——居地在浪穹诏东北牟苴和城。浪穹、邆赕、施浪总称为三浪。
　　（六）蒙舍诏——居地在巍山县。六诏中蒙舍诏在南方，因称南诏。
　　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最大，兵最强，蒙舍诏比上列二诏较弱。
　　南诏国王姓蒙，始祖名舍龙，避仇家自哀牢（云南保山县）迁居到蒙舍川。舍龙生子龙独逻，又名细奴逻。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张是白蛮大姓）乐进求让位给细奴逻。六五三年，细奴逻遣子逻盛炎入朝，唐高宗任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六五四年，蒙嶲诏蒙敛、和舍等作乱，唐命李义为姚州道总管讨蒙敛等。张乐进求让位，细奴逻遣子入朝，求唐保护，大概都与蒙嶲诏的侵扰有关。唐高宗咸亨年间，唐用西爨酋长王仁求为将，平定乱事。《王仁求碑铭》说“咸亨之岁，犬羊（指蒙敛）大扰，枭将失津（唐兵败），元凶莫惩”，足见蒙敛侵扰多年，战败后才北迁至样备。南诏对唐恭顺，得兼有阳瓜州（云南巍山县）土地。
　　五诏与河蛮部落，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七一三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次年，皮逻阁遣谋臣张建成入朝。七三七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大理县）。次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封王制书里说封王的原因是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七三八年，皮逻阁谋乘胜兼并五诏，张建成建议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王显向朝廷代请，得唐玄宗允许。唐玄宗给王昱敕文里说，蒙归义效忠出力，讨伐西蛮，“彼（指五诏）持两端（附唐也附吐蕃），宜其残破”。当时唐与吐蕃争夺安戎城，战事激烈，皮逻阁攻五诏，有牵制吐蕃的作用，得到朝命并不是因为王昱受贿代请。皮逻阁出兵，唐派遣中使（宦官）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先灭越析，次灭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了六诏，成立以西洱河地区为基地的南诏国。七三九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
　　二 统一后的南诏国
　　唐力助南诏统一，原想南诏出更多的力去牵制吐蕃。皮逻阁利用唐与吐蕃的矛盾，立在唐一边取得胜利，胜利以后，南诏与唐各有自己的想法。南诏国王是乌蛮，臣民却是白蛮，向东兼并西爨，成立一个大白蛮国，是有理由的。可是，唐要保护西爨，又要南诏多出力攻吐蕃，这样，双方虽然还保持着和好关系，实际上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七四五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姓）兼琼遣使至云南，与皮逻阁言语不相得，皮逻阁很不满意。七四八年，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
　　南诏国的发展过程，可分（1）附吐蕃反唐；（2）附唐反吐蕃；（3）向外攻掠，三个阶段。这样的过程是为它本身的弱小性所规定的。
（1）南诏附吐蕃反唐（七五○年——七九三年）
　　天宝年间，正是唐朝腐朽没落，大乱将发的时候，西南方面自然也不会安静。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急躁，不知方略，他的属官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更加放肆。南诏国王谒见都督府都督，照惯例要带着妻子同来。七五○年，阁逻凤路过云南，张虔陀甚至侮辱同来的妇女。勒索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派人去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状。张虔陀如此狂妄，大概也知道一些南诏扩张土地的计谋，所以敢肆行要挟。阁逻凤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张虔陀，并取羁縻州三十二州。七五一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诏，阁逻凤请和，并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归附吐蕃，云南不是唐所有了。鲜于仲通自恃兵多，进军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阁逻凤想扩大南诏国，但并不想脱离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因为与唐往来，利多害少。南诏本身贫弱，必须依附一个大国，既被唐逼迫，只好归附吐蕃。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得到这个附属国，自然很满意，七五二年，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小赞普）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当时杨国忠当政，唐朝廷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不知大乱就在眼前，还继续出兵攻南诏，唐兵前后死亡约二十万人。云南方面自曲、靖二州以下东爨居地也被唐兵破坏。双方损失都很严重。战争促成白蛮乌蛮大迁徙，只剩下一部分乌蛮还向唐朝贡。
　　皮逻阁在位时，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南宁州都督爨归王。爨归王妻阿姹（音诧chà）母家是乌蛮酋长。阿姹回母家请父率部众报仇。唐玄宗任爨归王子爨守隅为南宁州（云南曲靖县西）都督。皮逻阁以一女妻爨守隅，又以一女妻爨崇道子爨辅朝，对双方表示和解，实际双方仍相攻战。显然，西爨内乱与皮逻阁的谋西爨有关系。阿姹请皮逻阁相助，皮逻阁出兵杀爨辅朝，又杀爨崇道。阁逻凤反唐后，废爨守隅，西爨地为南诏所有。阁逻凤遣将军杨牟利率兵胁迫西爨迁徙到太和城西南的永昌城（保山县），凡徙二十余万户。河蛮与西爨同为白蛮，徙居永昌，可以增加南诏的实力。西爨征服乌蛮（东爨），徙居后，乌蛮得自立，南诏国王世世与乌蛮通婚姻，让乌蛮徙居西爨故地，乌蛮自然对南诏和好，助南诏防御来自剑南的攻击。说东爨因言语不通，又多散居在林谷间，所以得免迁徙，并不是真实原因。乌蛮经济与文化都比较落后，徒居滇池周围，从畜牧改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相接近，这对乌蛮也非常有利。南诏国有白蛮作基础，有乌蛮作辅助，具备了发展的条件。东西爨迁居，确是南诏国的一件大事。
　　七五四年，剑南留后李宓（音密mì）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太和城，全军覆没。这是唐最后一次出兵。第二年，安禄山反叛，唐无力再进攻，可是南沼还有意归唐。阁逻凤在太和城中立一大碑（南诏德化碑），表示叛唐出于不得已，对臣属说，后世可能又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阁逻凤知道依附吐蕃害多利少，两国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七五五年以后，唐困于内乱，吐蕃向唐河西陇右地区扩张，南诏得到休息的机会，上下合力，完成立国的规模。下面略述南诏的几种重要制度。
　　中央官制——南诏国王坐向东，自称为元，称诸臣为昶（音场chǎng）。诸臣对国王只自称官衔不称臣。主要官员中最高级称清平官，凡六人，职位等于唐朝的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同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请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国王判押处置（平章事），二人为副内算官，同勾当（同平章事）。又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该行下的公事文书，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六曹相当于唐朝的六部，名称是兵曹、户曹（管户籍）、客曹、法曹、士曹（管营造工程）、仓曹（管财政）。六曹长有功绩，得升大军将。大军将在内随同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任节度使，积有功绩，得升清平官。
　　地方官制——地方组织是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音简jiǎn相当唐朝的州）六节度。邆川城（大理自族自治州东南）、龙口城（大理县北）、大厘城（大理县喜州）、太和城（大理县太和村）、羊苴咩城（咩音miē大理县）为一组，分设三：邆川城力赕，大厘城，龙口城为史，太和城、羊苴咩城为阳。南诏国王往来居住，五处如一。此外，白崖（又名勃弄，大理县东南红岩）为国王亲属所居，亦为官员分田所在；赵川（大理县）东南为亲近国王的白蛮所居，亦即南诏主要官员的家族所居；蒙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南诏的发祥地。以上称六，是南诏国家直接统治的地区。六以外，东有云南（祥云县）和品澹（祥云县西品甸），西有蒙秦脸（漾濞县），北有牟和（洱源县北蒙次和村），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亦为洱海地区的门户，由国王的子弟镇守。以上共十。各地方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有会川、通海两都督。
　　六个节度使卒兵分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弄栋节度使驻弄栋城（姚安县），管诸族部落。境内不许汉人居住，原来住在姚州的汉人都被迁徙到远处。永昌节度使驻永昌城（保山县）。永昌是古哀牢族（乌蛮别种）居地，南诏国王的始祖舍龙来自哀牢，南诏与哀牢有良好关系。南诏全国常备兵数为三万，永昌镇就有兵一万，其中一部分当是哀牢人，另一部分是勇健善斗的望苴子，也是乌蛮别种。永昌镇拥重兵监视西爨，又管辖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落后部落。这些部落要通过三译四译，才能与南诏言语相通。银生节度使驻银生城（景东县），辖区直到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督辖朴子、长鬃等数十族。南诏迁徙弄栋镇境年汉族人到远处，很可能是指与唐境隔绝的永昌银生两镇。汉族人受虐待，自然很痛苦，但因此散播汉文化的影响，对落后部落是有益的。剑川节度使驻铁桥城（剑川县北），管辖浪加萌、于浪、传衮、长裈（音坤kūn）、磨些、朴子、河人、弄栋等十余族。拓东节度使驻善阐府（南诏别都，昆明市），管辖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七九四年，南诏击败吐蕃，迁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蛮化的汉人）等数万户到拓东镇，充实云南的东北境。丽水节度使驻丽水城（在腾冲县西），管辖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族。六节度使对外是剑川、丽水两镇防吐蕃，拓东、弄栋两镇防唐剑南，对内是六镇都管辖境内诸族。看诸族名号，可知许多是非常落后的部落，南诏国行施统治权，自然要和诸族接触，在接触中诸族接受一些较高的文化，改革一些野蛮的“故俗”，节度使用兵力迫胁，破坏诸族的闭塞生活，比起唐朝的羁魔政策，终究是一件好事。
　　兵制——南诏国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受到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丁壮人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带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各地方人口有多有少，编成的军也多少不等，因之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四级的区别。每年十、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书到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的编制，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挑选最精锐的乡兵作前锋，称为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佐一人统带。四军各有罗苴子，无论操练或作战，总走在最前列。有敌人从某方入境，即由某方的军抵御。出兵征战，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即军将所统率的四军，其中一军一千人，三军各五百人），每兵携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为带粮不多，急求决战，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如背后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了南诏军的掠夺对象。南诏出兵攻邻国，通常要征发更落后的诸族来助战。望苴子蛮最强悍，凡大将出兵，望苴子蛮照例作前驱。其余如裸形、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穿鼻、长鬃、栋峰、茫、桃花、朴子等族，也被用来作冲锋兵，南诏兵在后面监阵，斩杀作战不力的人。南诏兵制显然是自卫性质，但军队一出国境，却是可怕的破坏者。
　　七五六年，唐玄宗避难在成都。吐蕃弃松德赞赞普看到机会可乘，命令阁逻凤攻唐嶲州。阁逻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会同吐蕃军进攻，夺取会同军（四川会理县），进据清溪关（四川越嶲县北、大渡河南）。南诏占领大块唐土地，地上的人畜财物，照《南诏德化碑》说“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也就是说尽量抢劫，地上一空如洗。七五七年，又进攻唐境，再破越嶲，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南诏两次取胜，颇立声威，西服寻甸、裸形诸族，南败骠国（骠音票piào在缅甸境），俨然成为西南的强国。
　　阁逻凤开始建立制度，集合诸族，成立一个国家，这是诸族社会的大进步。南诏境内最落后的族，如寻传蛮，居住怒江上游一带，披波罗皮（虎皮）当衣服，射杀野猪，生食其肉；又如棵形蛮，也被称为野蛮，居地在寻传的西边。这种人造巢或穴，散居在山谷中，无君长，用木皮蔽形体。男少女多，妇女五人或十人共同养活一个丈夫，丈夫整天持弓守巢穴，妇人入山林采虫、鱼、果、菜、螺、蚬等物。这类极原始的人群和文化比较高些的部落，南诏都收入版图，开辟道路，建置城邑，设立起统治机构，说是要“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德化碑》）。山林中人因此接触一些文明景象，增加一些生活常识，得益还是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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