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术的若干部门，因南北统一，得以推进一步。音韵学、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与南北朝相比，隋朝显然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音 韵 学
　　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此后愈益流行，双声叠韵的研究也随着前进。三国时魏李登作《声类》十卷，分众字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不分立韵部。西晋吕静作《韵集》五卷，按宫、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韵部。东晋以后，南北文士（主要是南朝文士）由于文学上应用声律，深研音韵之学，属于这一类的著作，自《声类》、《韵集》以下多至数十种，其中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最为著称。《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音韵锋出”，就是指这一类著作。《音辞篇》说：“这些音韵书，都杂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应该用帝王都邑地的语言参校地方语言，再考核古今语言的变迁，订定标准语言，来保存正音，排除上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阳，语音比较近正，也各有缺点。南方语音清切，但病在浮浅，辞多鄙俗；北方语音质直，辞多古语，但病在重浊。大抵南方语言士大夫说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先，西晋末从洛阳一带迁去），北方语言普通民众说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和民众互换服装，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分别出来，隔着墙听北方士大夫和民众讲话，听一天也难得分清。还有一种弊病，就是南方语言夹杂吴、越土音，北方语言夹杂非汉族人语言。”颜之推非常重视正音，他说，“我家儿女，从幼年起，便教他们学正确的语音，说错一个字，是我的责任。一事一物，该怎样说，不经过查考，我不敢随意说。”颜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语音的得失，对校正语音，采取如此认真的态度，他在音韵学上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开皇初年，颜之椎、萧该、刘臻、魏渊等八人和陆词（字法言）讨论音韵学，大家都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各有错误。南方文士用韵与北方又有不同。陆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古今的同异，多数由颜之椎、萧该作决定。陆法言记录诸人议论的要旨，再经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制成《切韵》五卷。长孙讷言说“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这句话可以作《切韵》的定评。
　　《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自从《切韵》行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扶，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必须奉《切韵》为典范。唐孙愐（音免miǎn）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是源出于《切韵》而有所因革。《广韵》后出，比《切韵》《唐韵》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韵》和《唐韵》，但《切韵》为音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汉族文字语言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进步，到现时，正在准备实现第三次大进步。那就是积极推行普通话和逐渐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这对统一事业的贡献，当然将以不可比拟的高度，超越历史上的两次大进步。
目 录 学
　　西汉以后书籍分类，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清朝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相沿不变。
　　六分法——西汉刘欲作《七略》，分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类），另一略称为《辑略》，是六略的总叙和总目，列在六略的前面。东汉班固依据《七略》作《汉书·艺文志》，也分群书为六略，共有书三万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国时魏郑默撰《中经》。西晋荀勗（音序xù）依据《中经》更撰《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甲部（六艺及小学诸书）；
　　（二）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共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经书簿，不在四部之内。
　　南朝，宋谢灵运撰《四部目录》，共有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齐王亮、谢朏（音斐fěi）撰《四部书目》，共有书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任昉、殷钧撰《四部书目录》。梁武帝聚书文德殿，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又令祖暅（音宣xuān）别撰《术数书目录》，统称为《五部目录》。
　　七分法——宋王俭撰《七志》：（一）《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二）《诸子志》（古今诸子）；
　　（三）《文翰志》（诗赋）；
　　（四）《军书志》（兵书）；（五）《阴阳志》（阴阳图纬）；（六）《术艺志》（方技）；（七）《图谱志》（地域及图书）。另附道、佛两教书，连《七志》共合九条。
　　梁阮孝绪撰《七录》：（一）《经典录》（六艺）；（二）《记传录》（史传）；
　　（三）《子兵录》（子书、兵书）；（四）《文集录》（诗赋）；（五）《技术录》（术数）；（六）《佛录》；（七）《道录》。
　　西汉史书有限，可以附见《六艺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　　《春秋》）。战国以来，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多有专家著述，篇数不少，自立一略，也还符合实情。《七略·艺文志》分群书为六大类，在当时是适宜的。东汉以后，史书数量大增，兵书、术数、方技和西汉以前对比，兵书少有新著，旧著又多亡扶，术数方技书多是鄙悖浅说，不值得纪录。《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使史书独立成丙部，术数（包括方技）归并在乙部，从实际应用来看，四分法显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晋时佛教译书不过千卷，佛徒还没有撰造专门目录，《新簿》使佛书附见在四部的后面，不失为一种适时的处置。《七志》拘泥于《七略》的七字，勉强凑成七大类，史书已自成大类，又勉强并入《经典志》，可谓太不知变通。佛经目录自东晋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此后憎徒相继撰造，僧敷有《二秦众经目录》，竺道祖有《众经录》。《众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录，尤为详备。道经目录宋文帝时有道士陆修静撰造《灵宝经目》。陆修静答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王俭比竺道祖后数十年，与陆修静是同时人。新出佛经要补的不多，道经无须补，《七志》外附道、佛二条是多余的。以后佛徒撰造佛经目录，有未详作者（当是宋时人）的《众经别录》，有释僧枯（齐、梁时人）的《出三藏记集》，有释宝唱的《梁世众经目录》，其中《出三藏记集》尤为精善。七录正式列佛、道为两录，又沿袭祖暅所撰术数部保存《技术》一录，凑成七的数目，实在是无义可取。删去这多余的三录，剩下经、史、子、集四录，恰恰与荀勗的四部相合。《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就是指《七录》经史顺列，比《新簿》乙丙倒置，显得较合于汉族传统学术的发展途径。自荀勗分四部，阮孝绪定次序，《隋书·经籍志》才确定经、史、子、集的分类法。
　　周武帝积累书籍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五八三年，隋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访求遗书，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因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共有书三万七千余卷，合重复本共有八万卷，隋文帝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本。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官中。隋炀帝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又在内道场集佛、道经。隋文帝时，佛经已有法经等所撰《大隋众经目录》，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释彦琮所撰《隋仁寿年内典录》。隋扬帝时，内道场僧人智果撰《众经目录》，道士撰《道经目录》。隋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统一编目，唐魏征撰《隋书·经籍志》，依据隋观文殿书目（当即《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所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略有删补，与班固依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同一事例。《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汉、隋两志都有重大的贡献。
天文历数学
　　北魏末年，张子信避葛荣兵乱，隐居海岛，用圆仪测天，历三十年，始悟日行有盈缩（快慢）。冬至前后，地距日最近，行最快，看来好象日行最快。夏至前后，地距日最远，行最慢，看来好象日行最慢。初步发现了日行盈缩的规律。名儒刘焯始立盈缩差法。六○○年，刘焯造《皇极历》，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天文历数学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时，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耿询有巧思，隋文帝时，创意造浑天仪，用水转运，与天象蜜合。又作精巧刻漏，可在马上使用。
医 学
　　南朝士人重视医学，往往世代相传，名医辈出，许智藏就是为隋炀帝治病的南方著名世医。《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有书二百五十六部，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译出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也有十余种。隋统一后，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描进。
简短的结论
　　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到隋朝完成了这个运动，全社会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落后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众不再支持腐朽的陈政权。隋文帝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重要朝代。它们创立的制度，都对以后的朝代主要是对本历史阶段内的各朝代有严重影响。
　　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置兴洛、回洛两大仓，正说明隋文帝时财富的积累何等雄厚。
　　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欢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自然是毫不明确地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势，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未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陆法言《切韵》，《隋朽·经籍志》，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开始了极盛阶段。
第二章 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概况——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佑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 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政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干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于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海，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欢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于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 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寸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个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店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准。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净。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 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未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国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 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乎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字文、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字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ē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
　　《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两个月）。《新庸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对日，超过役期要免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募兵比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 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
　　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guǐ），其中一个收受 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傣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飞fé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准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锐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束之等，边将如唐体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兔。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撾（音抓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撾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 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傣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蕾，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扩骑（彍音扩kuò），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竞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官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歧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待读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宫来监视他们的行动，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第二节 唐中期的政治概况——七四二年——八二○年
　　唐朝前期，在国内，政治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宁的；在境外，与邻国关系一般是和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通畅的。唐朝长时期保持着这种和平状态，因之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前进，呈现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在和平环境中也继续在增强。到开元时期，社会前进的趋势达到最高点，腐朽势力的增强也达到足以推翻前进趋势取得政治指导权的高点。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立边功，轻易用武。他说出的话不许臣下有不同意见，自然只能得到奸邪人的奉承；他过着高度的奢侈生活，还觉得不够快意，想在对外战争上大立声威，自然要重用聚敛之臣和野心的武夫。骄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极因素都乘机活跃，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腐朽势力的昏君。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专任李林甫为宰相以前，他主要代表社会的前进趋势，任用李林甫，正是明君转变为昏君的标志，唐中期的祸乱，实际是在这时候开始了。因为战祸的爆发在天宝年间，按惯例，仍以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作为唐中期的开始。
　　唐中期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酿乱期，其余三段都是统一势力和割据势力这一主要矛盾在不同情况下的斗争表现。统一势力始终不曾失去它的优势，这是因为：第一，广大民众要求恢复国家的统一，给朝廷以支持；第二，唐朝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区，长江流域尤其重要。朝廷不论怎样处境困难，只要南北漕路得通，就可以在关中立足。这种黄河流域土地大部被割去，朝廷却仍能保持优势的局面，唐以前朝代，例如在汉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一 酿乱期（七三六年——七五五年）
　　唐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便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他用李林甫作宰相，李林甫的一套奸佞本领，使他的暮气愈益深重，逐渐陷入昏迷状态。唐玄宗以前用相，都是不多时候就调换，对李休甫却始终信任，自七三六年开始，直到七五二年病死，掌大权凡十七年。李林甫取得这样的信任，只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摸透了唐玄宗的骄侈心理，一切顺从意旨，让他放心纵欲，得到无止境的满足。七四四年，唐玄宗得杨太真为贵妃，宠爱无比，从此昏迷在声色中，政事上更依靠李林甫。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当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无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办，你看如何？高力士说，权柄不可借给别人，如果他造成威势，谁还敢说他个不是。唐玄宗听了不喜欢，高力士叩头谢罪，说自己发狂病，乱说话，该死。李林甫一向给宦官送厚赂，探知宫中动静，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彼此不相犯，唐玄宗连宦官方面不利于李林甫的话也听不到了。《资治通鉴》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唐玄宗的骄侈，养成了李林甫的奸恶。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用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是个纨裤无赖子，和李林甫一样，也善于“迎合上意”，同好同恶，又善于搜括民财，充实官库，因此取得信任。他作宰相以后，一身兼四十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的精干；广收贿赂，积缣多至三千万匹。他曾对人说，我偶而碰上机会，谁知道日后是什么下场，想来我不会有好声名，不如眼前享它个极乐。这样苟且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殷富达到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峰。史书说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也很低廉，海内安富，行人走万里远路，用不着带武器。又说天宝末年，中国盛强，自西京安远门（西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杨国忠奏准令州县变卖旧存粟帛为轻货，新征丁租、地税也折合成布帛，都运送到京师来。这样，收藏天下赋税的左藏，财物确实多得惊人。七四九年，杨国忠请唐玄宗亲率百官到左藏察看，早就极度骄侈的唐玄宗，更觉得财物同粪土一样，毫不足惜。
　　七四七年，唐玄宗曾将本年全国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看左藏以后，赏赐贵宠人家，什么限度也没有了。当时贵宠们讲究给皇帝进食品，宫中特设检校进食使，评比各家食品的精美程度。每一次进食，多至数千盘（疑是数十盘），一盘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与此相似的浪费可以类推，皇帝给贵宠们的赏赐也可以想见。
　　唐玄宗更大的浪费，还在求边功方面。天宝初年，边境上有下列节度使和经略使。
　　（一）安西节度使——职务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龟兹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
　　（二）北庭节度使——职务是防御游牧在北方的突骑施和坚昆。治所在北庭都护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屯伊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西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二州境上，统兵二万。
　　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专对西域天山南北两路的诸国。
　　（三）河西节度使——职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两国间的交通。治所在凉州（甘肃武威县）。统兵七万三千。
　　以上一镇兼顾西方和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四）朔方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统兵六万四千七百。
　　（五）河东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太原府（山西太原市），统兵五万五千。
　　以上两镇互相应援，专对突厥。
　　（六）范阳节度使——职务是压制更、契丹。治所在幽州（北京市）。统兵九万一千四百。
　　（七）平卢节度使——职务是招抚室韦、靺鞨（音末合mòhé）。治所在营州（辽宁锦州市西）。统兵三万七千五百。
　　以上两镇专对东北诸部，主要是对奚、契丹。
　　（八）陇右节度使——职务是防御吐蕃。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部县）。统兵七万五千。
　　（九）剑南节度使——职务是西抗吐蕃，南抚国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益州（四川成都市）。统兵三万九百。
　　以上两镇专对吐蕃。
　　（十）岭南五府经略使（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升经略使为节度使）——职务是绥靖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广州（广东广州市）。统兵一万五千四百。
　　各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小量驻军，共有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后来边将陆续奏请增加兵额，每年需要作衣料赏品用的布帛多至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一百九十万石。边镇兵数比七二二年（开元十年）以前的六十余万人减少十余万人，经费比开元年间却增加五倍。按照当时的边境情形，这个巨大军费的极大部分是浪费。
　　范阳一镇兵数最多，它的对方奚、契丹是不是强敌呢？完全不是。七一六年，契丹酋长李失活、奚酋氏李大酺（音葡pú）率所部内附，唐封二人为郡王兼任都督。此后奚、契丹为唐藩属国，不曾大举侵扰边境。唐朝却大举攻击奚和契丹。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营州杂种胡人安禄山为捉生将。安禄山每率数骑出去，总要捉获数十人，显然不是斗力而是用诈计诱捉契丹人。安禄山因此算是有了战功，逐渐提升，七四二年，竞被任为平卢节度使，七四四年，又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侵略奚、契丹得唐玄宗的宠信，作两个节度使以后，当然更要立所谓边功来固宠。七四五年，唐嫁两个公主给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在安禄山的残暴欺压下，奚、契丹两国被迫各杀唐公主，起兵反抗。安禄山出击，又算立了战功。安禄山好几次诱两国酋长来宴会，用毒酒灌醉来人，割酋长的头献朝廷，其余醉人都被坑杀，先后共杀数千人。这种卑劣无耻的阴谋活动，唐玄宗也认为是立了边功。七五一年，赏安禄山的边功，又使他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三镇兵六万进攻契丹，被契丹杀得全军覆没。唐玄宗不究大败的责任，依然宠信有加。自七五一年大败后，安禄山准备进攻西京，从昏君手里夺天下。
　　兵数次多的是陇右、河西两镇。它的对方吐蕃是一个强国，不过，唐与吐蕃间的战争，多半是唐边将挑动起来的。七一四年（开元二年），吐蕃赞普遣使官来境上请和，请用敌国礼。唐玄宗发怒，不许讲和。从此两国经常作战，互相侵夺。七三○年，吐蕃因屡次战败，请求讲和。皇甫惟明劝唐玄宗许和。唐玄宗说，赞普给我的信，狂悖无礼（指七一四年请用敌国礼），我不能原谅。皇甫惟明说，开元初年，赞普还很年轻，那会写这封信！我想，大概是边将故意假造，用来激怒朝廷。因为边境有事，将吏得以偷盗官物，虚报战功，骗取勋爵。这是奸臣的利益，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战事不停，费用浩大，河西、陇右两道都不得安宁。朝廷如果派使官去慰问金城公主（七○九年嫁到吐蕃），和赞普当面结和约，使他称臣息兵，不是对待邻国的善策么！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赞普大喜，遣大臣入朝，两国恢复甥舅的和好关系。
　　皇甫惟明所说唐边将的好战行为，是切合实际情形的，诸如对奚、契丹，对吐蕃以及对其他邻国（例如南诏），都可以证明。本来，边将凭借国家的威力，侵侮邻国来求富贵，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朝廷能否加以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战心，节度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唐与邻国当然不会相安无事。下列事例，说明唐玄宗发动战争，不愿意边境上有和平。
　　唐与吐蕃讲和以后，边境宁静。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使人对吐善守将说，如今两国通好，亲如一家，双方何必置兵守备，妨害耕牧，请都撤去守备兵。吐蕃守将经崔希逸力请，允许撤兵。自此汉人耕种，吐蕃人畜牧，各得安居乐业。七三七年，崔希逸派使人孙海到京城奏事。孙海想立边功，奏称袭击吐蕃，定能大获。唐玄宗使宦官赵惠琮同孙海去河西审察情形。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击，崔希逸不得已进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崔希逸内调为河南尹，自愧失信，得病死去。赵惠琮、孙海都算有功受了重赏。唐玄宗贪小利，宁愿对邻国失大信，吐蕃因此断绝和好，进行战争。
　　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备的将帅，幼年时和唐玄宗论兵法，唐玄宗说他将来必成良将。他做两镇节度使，专以持重安边为宗旨，经常告诫部属说，当太平时候的将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就可以，不要耗费中国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要用良将攻击吐蕃，七四六年，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掌握天下劲兵，选拔将才，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骑施哥舒部人）二将尤被重视。王忠嗣数次击败吐蕃军，但仍守持重安边的宗旨。七四七年，王忠嗣看出安禄山的阴谋，奏称安禄山必反。李林甫深恶他议及朝政，唐玄宗一向宠信安禄山，自然也不以为然，不久，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宁市西南）。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时机，再行进取。唐玄宗很不满意他的建议，令王忠嗣分兵数万，交给将军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为了爱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赏鼓励士气，将来朝廷追究责任，怕不好解释。王忠嗣回答说，现在用数万人去争一城，得了并不能控制对方，不得也无害于我国，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责，最重是贬到南方小郡里做个佐杂官，我不能让数万人战死来 保全我这个官。李将军，感谢你的好意，我已下定决心，请不要再谈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动，说，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说话。董延光攻石堡不下，说王忠嗣阻挠军计。唐玄宗发怒，李林甫使人诬告王忠嗣谋反。唐玄宗革王忠嗣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问。三司判王忠嗣死刑。当时哥舒翰已继任陇右节度使，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王忠嗣得免死，贬为郡太守。七四九年，得暴病死。王忠嗣病死的一年，唐玄宗令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战死数万人才攻下石堡，俘获吐蕃守军四百人。战争的结果，不出王忠嗣所预料，唐损失是很重的。唐玄宗为夺取一个无关战局的小城，把士卒的生命看作蚁命，除了极度的骄侈心和发狂似的好战心驱使他这样做，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王忠嗣守正不屈，却被昏君奸相斥逐，又不幸早死。安史作乱时，唐朝军事上主要依靠郭子仪、李光弼来挽救危局，郭、李地位相差不远，出身的镇也不同（郭子仪出身朔方镇，李光弼出身河西镇），朝廷正缺少象王忠嗣那样能统率各镇兵将的大将，王忠嗣的贬黜和死去，对唐朝说来，是一个大损失。
　　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侮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安禄山生事邀功，因而得到宠信，王忠嗣持重安边，因而遭到黜逐，他用这样谬误的赏罚制造边境上的战争，足见战争所耗损的人命和财物，都是不必要的。
　　发动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募兵制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李林甫作宰相，奏请京师及边境诸军都行募兵制。这种应募的兵士，既不是土著，又没有宗族，看轻自己的生命，只求赏赐的获得。李泌这个说法是有理由的。应募的兵士许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朝的各少数族人。主要由亡命之徒和少数族人组成的边镇军队，为了得赏当然不避战争。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藏大弓在袋子里，表示不用。军中却日夜思战，王忠嗣只好多派间谍到敌境探查情况，见有可胜的机会，才出兵攻击。看来，王忠嗣也不能违反军中的好战心理，严格守边不出击。唐玄宗本身好战，从边镇听到的又是些好战的话，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着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这里，唐玄宗为什么把国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财物放到边镇上去的原因，也就得到解释了。
　　七二五年，招募彍骑十二万人，作为皇帝的宿卫兵。彍骑居京师，没有出战的危险，天宝年间，应募的都是些小贩和无赖，根本不受军事训练。当时承平多年，很多议政的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禁止民间收藏武器；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耻辱，不许作为本家人。这都是太平观念的反映。京师有兵等于无兵，内地民间连武器也没有，猛将精兵却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危险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
　　战祸只待边镇上的野心家来发动，唐玄宗积极培养野心家，安禄山为首的一伙叛乱者被培养出来了。王忠嗣兼四镇节度使，功名渐盛，李林甫怕他入朝作宰相。王忠嗣奏称安禄山必反，唐玄宗不信王忠嗣的预料，反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原来李林甫要杜绝边帅入柏的道路，早就主张用少数族人为边帅，因为他们不识汉文字，无法作宰相。李林甫用另一种理由对唐玄宗说，文臣为将，总是缺少勇气，不如用寒微胡人。胡人勇猛，敢于上阵作战，出身寒微，不象酋长贵族那样有部落和徒党。他们孤立无党，如果朝廷给予恩惠，一定感恩为朝廷效忠。唐玄宗喜边功，又怕边帅立功名，结成朋党，李林甫的计议正合心意，寒微胡人安禄山等就这样被重用起来。七四七年王忠嗣去职后，自东北至西北的边境六个重镇中，安禄山得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力最强，哥舒翰得河西、陇右两镇。两人私怨很深，各培植势力，争夺权利互不相下，边镇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力量。七五五年，哥舒翰入朝，路上得中风病，留在京师，安禄山成为唯一掌握重兵的边帅。就在这一年的冬季，蓄谋将近十年的安禄山，公开叛变，从此，唐朝的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长时期的斗争。
二 第一次斗争（七五五年——七七九年）
　　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的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士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向南进军。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使，河北是他的管辖地，沿路郡县官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避，或被捉杀死，情况非常混乱。唐玄宗得到一些安禄山反叛的报告，还以为是假报，不信安禄山真会造反。
　　唐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造反，才仓卒布置防御。他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内得六万人。断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北），防叛军从河阳（河南孟县）渡河。又调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旧唐书·玄宗纪》作工部尚书），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河南节度使，领陈留（治浚仪，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防守黄河南岸。当叛军来路的诸郡都设防御使。招募兵士十一万，都是京师街市上小贩一类的人。任皇子李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高丽人）为副，高仙芝率乓五万，出关到陕郡屯守，宦官边令诚为监军。
　　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几天，安禄山率叛军渡河到了城下，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将士数千人被杀。叛军攻荥阳（河南郑州市），守城士卒听到鼓角声，不觉纷纷掉下城去。叛军取荥阳，声势更大，前锋向东京进攻。封常清率军抵抗，战败退出东都，叛军占领东都。封常清率余部到陕郡，与高仙芝计议，退守潼关。叛军到潼关不得入，退屯陕郡。安禄山谋称帝（七五六年，自称大燕皇帝），留在东京不急于西进，因此朝廷得以多少作些准备，援兵也调集了一些。
　　腐朽入骨的唐朝廷，明明崩溃在眼前，君臣上下还说些“安禄山狂悖，不日授首”的大话来互相欺骗，要求封常清、高仙芝一出兵就消灭叛军。封常清、高仙芝用不曾训练过的新募兵抵抗安禄山，宜守不宜战，洛阳既因战败失去，退守潼关，保卫西京，实是必要的措施。封常清、高仙芝都是有战争经验的旧将，守潼关是可能胜任的。监军边令诚向唐玄宗进谗言，说封常清夸张敌情，动摇人心；高仙芝放弃陕地数百里，又刻扣军饷。唐玄宗大怒，令边令诚就在军中杀二将。封常清上遗表说，我死以后，仍望朝廷不轻看这个叛贼，切莫忘记我的话。高仙芝临死，说我遇敌后退，固然有罪，但说我刻扣军饷，天在上，地在下，可以证明我的冤枉！兵士们都大呼冤枉，边令诚还是把二将杀死。
　　唐玄宗杀了高仙芝、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兵八万讨安禄山。哥舒翰有中风病，固辞不敢奉命。唐玄宗不许，哥舒翰只好带病出征。他所统八万人，多是各地招募来的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两镇兵及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到潼关，又加上高仙芝的旧兵，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二十万。这个杂凑起来的大军队，由一个病人统率，实际是无人统率。诸将争地位，各不相让，军心涣散，斗志消沉，固守潼关已是难事，唐玄宗却还要这个军队出关去攻取洛阳。哥舒翰屯兵在潼关，并不符合朝廷的愿望。
　　当时（七五六年春季）在河北地区有常山（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声讨安禄山，颜杲卿一起兵，河北诸郡响应，十七郡归顺朝廷，安禄山只剩下用重兵镇守的六个郡。安禄山正要进攻潼关，听说河北有变，被迫停止西进。颜杲卿起兵才八天，叛军大将史思明等攻破常山城，颜杲卿被执到洛阳，大骂叛贼安禄山，至死骂不绝口。颜杲卿这一骂，振奋久被压抑的正气，挫折正在嚣张的邪风，出于忠义人口中的骂，是具有巨大威力的。颜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万余人，附近诸郡杀安禄山所置守将，响应平原，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平原兵会合清河、博平（治聊城，山东聊城）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城（河北大名县西），军声大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汉、蕃步骑兵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克复常山城，击败史思明军，收复常山郡所属九个县的七个县，史思明据两个县与李光弼军相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大军出井陉，到常山与李光弼会合，有汉、蕃步骑兵十余万人。史思明大败，逃往博陵郡（河北定县）。河北民众到处自动结集，大部多至二万人，小部也有万人或数千人，各部在当地抵抗叛军的侵袭，郭、李大军进入河北，各部争来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优势并且继续在加强这个优势。在河南地区，反抗安禄山叛军的力量也正在迅速发展。睢阳太守许远守睢阳城（河南商丘县），张巡守雍丘县（河南杞县），是最重要的抵抗者。河南各地准备向西进击的义乒总数不下十万人。多年来唐玄宗实行腐朽统治，所用官员当然多是些腐朽人，黄河南北郡县官纷纷投降叛军，有些甚至为叛军出力，这是腐朽统治应有的现象，并不表示安禄山因此获得了多大的实力。相反，颜杲卿、颜真卿，张巡、许远所代表的新兴力量，虽然开始时还很微弱，如果经过一些时日，取得战斗经验，并且和郭、李等大军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在黄河南北消灭叛军全部。
　　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散兵数万人，又被郭子仪、李光弼击败。安禄山在洛阳分出步骑兵二万人，又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合史思明残部，共有兵五万余人。安禄山用这一些兵力保持在河北的退路，正是无力保持退路的证明。七五六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斩首四万级。史思明坠马，扶着断枪逃入营垒，率残乓奔回博陵。郭、李围博陵，军威大振，河北十余郡都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洛阳叛军大动摇，安禄山恐慌，召高尚、严庄来骂道，你们教我造反，说是万全。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还进不得潼关，北路已断，唐兵各路会合，我只有汴、郑几州，万全在那里？从今不许你们来见我。自然，安禄山还得和这些人相见，商量放弃洛阳，逃回范阳。正在商量未定的时候，昏君唐玄宗、奸相杨国忠开潼关让安禄山入西京。
　　唐玄宗极端骄傲，总以为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在安禄山反叛以前，他对朝臣担保安禄山“必无异志”，给予兵权毫不吝惜。安禄山反叛以后，他转过来对将帅猜忌，只要不合己意，就认为可疑，或杀或逐，毫不犹豫。既然认自己是对的，那末，除了李林甫式的奸相和宫廷奴隶——宦官，此外再没有值得真正可信任的人了。
　　哥舒翰扶病守潼关，不是安禄山有后顾之忧，潼关早就不守。唐玄宗和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按兵不进，可能别有企图，募兵万人屯灞上，暗中防备哥舒翰叛变。唐玄宗派遣使者催促哥舒翰进兵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请等待时机以取成功。郭子仪、李光弼也奏称准备引兵攻取范阳，捣毁叛军的巢穴；潼关大军，必须固守，切不可轻出。唐玄宗、杨国忠对哥舒翰更加猜忌，派宦官一个跟着一个去催促进兵。哥舒翰知道必败，拍胸痛哭，引兵出关，在灵宝县西遇敌，一战溃败，哥舒翰被部下一个叛变的蕃将捕获送洛阳，唐军全部覆没。叛军入潼关，唐玄宗、杨国忠率领一些随从的朝官、宦官和卫兵，逃出西京，仓皇走向成都避难。
　　安禄山得西京，声势大振。一部分叛军侵入河东，郭子仪、李光弼收兵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前往灵武，河北诸郡全被史思明夺去。河南诸郡大半沦陷，张巡、许远力守睢阳，阻止叛军侵掠江、淮，因而江、淮财赋得以经由江、汉二水以至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陆运到扶风，接济军用。郭、李两军的保存和睢阳的坚守，对唐朝的兴复是有决定意义的。叛军方面，在进入西京后，诸叛将自以为得志，沉迷酒色，争夺权位，搜括财物，不再有力量进攻唐军，只待唐军来扫除。
　　唐玄宗逃出西京，到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县西），随行兵士杀杨国忠，又迫唐玄宗杀杨贵妃。两条祸根拔去了，算是平息众怒，这个骄侈已极，酿成祸乱的唐玄宗才得到兵士的护送，走到成都去安身。太子李亨在马嵬被民众留下，主持军事。李亨到灵武，朔方镇留守官劝进，李亨即皇帝位（唐肃宗）。唐朝以唐肃宗为首，展开了统一与割据间斗争的新局面。
　　朔方镇精兵早已调出去，只留老弱守边。唐肃宗即位时，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人才，他的左右却有宠妾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两个嬖人，足以给他重大的坏影响。他虽然有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体谋略和实力。这时候李泌到达灵武，唐肃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妒嫉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这样，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李泌智慧早成，在开元年间为唐玄宗和张说、张九龄等所器重，称为奇童。天宝中，唐玄宗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成为太子李亨（肃宗）的师友，因作诗指责杨国忠、安禄山等，被朝廷斥逐。他到达灵武，唐肃宗大喜，大小事都和他商量，言无不听。郭子仪率精兵五万也到达灵武。唐肃宗得李泌、郭子仪两个杰出的文、武辅佐，兴复有望，进驻彭原（甘肃庆阳县南），指挥军事。
　　唐肃宗听从李泌的建议，以长子广平王李泌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都隶属元帅府。李泌不肯接受官位（右相），唐肃宗特为创设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名号，使李泌用这个名号处理军务。同时又用李辅国为判元帅行军司马事，地位仪次于李泌。李泌估计军事形势，对唐肃宗说，安禄山反叛，只有蕃将替他出力，汉人不过高尚等几个人，其余都是胁从。照我的预料，用兵两年，就可以消灭叛军。他给唐肃宗规定用兵计划，要旨是令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使安禄山部下大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西京长安，随从安禄山守东京洛阳的大将，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郭子仪入河东后，不要他进取华阴，让叛军据守的东西两京道路常通。朝廷驻兵在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它的尾，来救尾就击它的头，让它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唐军经常保持以逸待劳的优势，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的城池，不断叛军的走路。明年（七五七年）春季，使建宁王李倓（音谈tán唐肃宗次子）率兵顺着边境进攻范阳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阳的南面，两面夹击，攻取范阳，叛军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军四面围攻，叛军还能逃到那里去！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唐肃宗也认为可行，但是，他那种昏暗贪近利的性格，不可能有实行计划的决心。
　　七五七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愈益不安，史思明据范阳，不听安庆绪的调度，这些，都是给用兵计划以更有利的条件。唐肃宗却只求早日收复两京，享受做皇帝的尊荣，顾不得久远的利益。张良娣、李辅国互相勾结，谋逐走李泌，李倓性刚直，斥责二人的罪恶。二人进谗言，说李倓想当元帅，谋害广平王。唐肃宗怒，杀死李倓。他不问真假，也不和李泌商量，一怒便杀李倓，至少说明他无意于进攻范阳的计划。他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对付功臣。他问李泌说，郭子仪、李光弼现在都做了宰相，将来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再没有官可赏，该怎么办？李泌建议把官与爵分开，“官以任能，爵以酬功”，赏功臣用爵不用官。因为用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唐肃宗听了以为有理，但也不会采用李泌的建议。七五七年春季，唐肃宗进驻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兵都已经调到，江、淮庸调也运到汉中。李泌请按照用兵计划，派安西、西域兵顺着边境去攻取范阳。唐肃宗说，现在正该进取两京，那可引兵向东北走数千里，先取范阳，不是迂缓么？李泌说，现在调来的精兵都是西北守边兵和诸少数族人，他们不习惯关东夏季气候，克两京后，不可久留在内地。叛军逃归巢穴，等官军走了，一定又南来，战争势必拖延下去。不如先用在寒冷地方（范阳），使叛军无地可归，全部被消灭。李泌断言“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唐肃宗只求快些进入京城，根本不考虑什么久安之策，放李泌在一边，独自指导战争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
　　战争在错误指导下，实行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叛军坚城，断叛军走路，一切违反李泌的用兵计划。郭子仪在河东，被召回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进攻长安。郭子仪军大败，退保武功县。唐军数次战败，唐肃宗不承认自己的指导有错误，却认为唐兵力不强。郭子仪看到回纥兵精猛，劝唐肃宗要求回纥多派援兵。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叶护等率精骑四千余人来凤翔。唐肃宗好象获得了至宝似的，竭力讨回纥喜欢，与回纥定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卑劣无耻的昏暴行为！七五七年秋，元帅李倓、副元帅郭子仪率朔方等镇兵及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自凤翔出发，至长安城西，大破叛军，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等率败兵逃出潼关，唐军进入西京。叶护要照约大掠，李倓拜求叶护到东京再践约，西京人才算免了灾祸。
　　叛军方面想扼杀唐朝，也用了最大的力量。它知道江淮庸调是唐朝的命脉，张巡、许远守睢阳，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音窘jiǒng）守南阳（城陷后退守襄阳），都是为了保护运道，因此叛军力攻两城，志在必得。张巡，许远和鲁炅都表现高度的坚毅性，坚守危城，特别是张巡，战绩尤为卓绝。睢阳陷落时，唐军已攻克西京，叛军无力再进扰江、淮。睢阳、南阳的坚守，对战局有重大的贡献。
　　唐军入西京，李泌便力求到衡山隐居，唐肃宗也就允许了。李泌的归隐是要避免杀身的灾难，唐肃宗的允许，是要行施自己的一套想法。唐肃宗挽留李泌时说，我和你同忧患有年，现在正好同娱乐，你怎么说要走呢！李泌看来，忧患正在兴起；唐肃宗却看作娱乐的时候已经来到。李泌看来，娱乐里面包含着杀身之祸，必须及早走避到遥远的衡山去；唐肃宗却看作娱乐是忧患的报酬，忧患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娱乐。智士与昏君的两套想法，如此悬殊，当然不可以合作。唐肃宗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去，政治上军事上产生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因而不断地遭到忧患，最后还是在宫庭内的忧患中死去。
　　叛军失西京，军心动摇。李倓、郭子仪率大军进攻洛阳。安庆绪放弃洛阳，逃往河北，据邺郡等七个郡六十余城，有兵六万，仍是唐的劲敌。七五八年，唐肃宗命郭子仪等七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又命李光弼、王思礼（高丽人，王忠嗣部将，任关内、泽潞节度使）两个节度使率兵相助，合力进攻安庆绪。九个节度使不相统属，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就是想用鱼朝恩来当统帅。鱼朝恩凭什么来统率这样庞大的军队呢？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了。
　　郭子仪等击败安庆绪军，围攻邺郡城（河南安阳县）。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史思明陷魏州（自七五八年起，郡都改称为州）。六五九年，鱼朝恩聚集步骑兵多至六十万，专力攻邺城。史思明看准唐军缺乏统一指挥，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上下解体的弱点，亲率大军直到邺城下。唐军六十万，布阵与史思明军决战，恰恰吹来一阵大风，沙尘弥漫，对面不相见，交战的两军都大惊溃散，唐军向南，史思明军向北。唐军遗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率朔方军到洛阳，准备保卫东京，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各引本部归镇，其余节度使和溃兵纷纷逃回本镇。史思明收集溃军，又回到邺城下，杀安庆绪，兼并安庆绪的土地和全部人马，自称大燕皇帝，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叛力量。
　　唐军大溃败，完命是唐肃宗错误想法的恶果。他不设元帅的理由是郭、李都是元勋，难相统属。事实何尝如此。所谓难相统属，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情实别有所在，那就是唐肃宗曾问过李泌，郭、李再立大功，无官可赏，该怎么办。攻安庆绪时，郭、李早做了三公（正一品官，郭司徒、李司空），立功后确实是无官可赏，也就是功高震主，朝廷将感到不能容而又不得不容的困难，使宦官作观军容使，战胜的首功当然属于鱼朝恩，唐肃宗以为这是避免困难的方法，结果却招致六十万人崩溃的大失败。
　　宦官监军是唐玄宗创立的一个恶例，唐肃宗设观军容使，在监军外新创一个更大的恶例，标志着宦官势力又扩大了一步。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观军容使鱼朝恩归罪郭子仪，唐肃宗召郭子仪归京城，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又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中仆骨部人）进爵为郡王，使与李光弼（郭、李都封国公）地位约略相等。他这些处置，根本还是从无官可赏的想法出发，罢免郭子仪，改用资望较次的李光弼，升进仆固怀恩，又为抑退李光弼作了准备。唐肃宗和他的后嗣们，依靠功臣来维持朝廷，却惯于用小智短计来对待功臣，结果是引起一联串的变乱。
　　七五九年，史思明率大队兵马取汴州，又取郑州。李光弼兵少，退出东京，驻军河阳。史思明得东京，引兵攻河阳。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史思明逃回东京，战争呈现相持不决的局面。
　　七六一年，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认为攻洛阳的时机已到，唐肃宗就令李光弼等进取洛阳。李光弼奏称，敌兵尚强，不可轻进。仆固怀恩要李光弼战败，自己可以上升，附和鱼朝恩，说洛阳可取。唐肃宗派宦官接连催促李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自己同仆固怀恩将兵会合鱼朝恩等共攻洛阳。仆固怀恩反抗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下平原布阵，被史思明军冲击，唐军大败，诸将走散，李抱玉也弃河阳退走。史思明得河阳、怀州（治河内，河南沁阳县）等重要地点，准备进攻陕州。李光弼因战败失去兵权，改任河中（治蒲州，山西永济县）节度使。鱼朝恩、仆固怀恩依然得到宠任。
　　史思明乘胜要取陕州，进取西京，朝廷大惧。正在这个时候，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自称皇帝。
　　七六二年，张皇后（即张良娣）准备杀死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程元振杀张皇后等，拥立太子李豫（即李俶，唐代宗），唐肃宗惊死。
　　七六二年，唐代宗即位。他是唐肃宗的肖子，就是说，同样是个昏君。他要攻取洛阳，消灭史朝义，任命长子李适（音括kuò）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宦官向回纥请兵。回纥登里可汗，亲自率兵来内地，目的在掠夺财物。登里可汗轻视唐朝，强迫李适行拜舞礼，随从唐臣力争，回纥鞭打这些力争者各一百，说李适年幼无知，免其行礼。唐代宗不信任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却信任强横不法、依附宦官的仆固怀恩；不信任本国的兵力，却请求回纥出兵来壮胆，这种谬误可耻的措施，正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纥的侮辱是自己招致的。后来李适即位（唐德宗），一味痛恨回纥对自己无礼，唐朝又因此招致大损失。
　　唐大军自陕州向洛阳进攻，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路来会攻。大军与史朝义军在洛阳北郊大战，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勇陷阵，大军继进，大破史朝义军。史朝义逃往河北。回纥入洛阳，纵兵大杀掠，朔方（仆固怀恩所统）、神策（鱼朝恩所统）两军借口洛阳、郑、汁、汝等州是贼境，也沿路虏掠。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到河北追击史朝义。七六三年，史朝义败死。安、史所代表的割据势力，到此时形式上算是失败，但在实际上却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而得到巩固。
　　七六二年，庸诸军进击史朝义在河北的余部。史朝义部下诸节度使投降唐军。朝廷下令说“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这样，凡是叛军节度使都一变而为唐朝的节度使。张忠志（奚人）原是安禄山部下著名勇将，唐朝廷特别尊重他，给他成德军节度使名义，统原有恒、赵、深（治陆泽，河北深县）、定、易五州，赐姓名为李宝臣。藩镇成德镇（节度使驻恒州，河北正定县）从此成立。七六三年，朝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河北沧县）、瀛五州都防御使（当年升为节度使），藩镇魏博镇（节度使驻魏州）从此成立。又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占有幽、涿、营、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蓟（治蓟，河北蓟县）、妫（治怀戎，河北怀未县）、檀（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莫（治莫，河北任丘县）八州，藩镇幽州镇（节度使驻幽州）从此成立。仆固怀恩怀异心，要诸叛将据有河北，作为党援，使自己常得朝廷的尊重，不过这还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唐朝廷本身腐朽无能，只求苟安一时，诸叛将既然名义上承认了朝廷，瓜分河北就不认为最重要的损害。
　　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郭子仪功绩最大，威望最高，对朝命最顺从，遭受的猜忌也最大。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朝廷的赏罚如此悖谬，宜乎图谋割据的野心家愈来愈多，那些不为风气所转移，忠实地阻遏割据势力的少数功臣，对朝廷说来，也就愈益显得难能而可贵。
　　安、史反叛，朝廷调西北兵参加征伐，边镇只留一些老弱兵，吐蕃乘机夺取唐地，河西陇右为吐蕃所占有，七六三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深入到奉天（陕西乾县）、武功，京师大惊骇。唐代宗任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到咸阳抵御，郭子仪在家闲住，早已遣散亲兵，以免疑谤。这时候召募得二十骑，便赶赴咸阳。唐代宗见吐蕃兵已逼近，仓猝不知所为，逃出长安，奔向陕州。第三天，吐蕃入长安城，大烧大掠，长安变成一座空城。吐蕃虏获城中士女百工，准备归国。郭子仪用少数兵卒，虚张声势，吐蕃惊骇，全军逃出长安，退到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甘肃靖远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平凉县）一带，待机进取。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陆续成为吐蕃属地，唐朝廷所在的西京，从此处于吐蕃的威胁下。
　　当吐蕃入大震关时，朝廷便下诏征调援兵，诸功臣 痛恨宦官程元振的擅权横行，没有人奉沼，连李光弼也不发兵来援。太常博士柳伉料到唐代宗和宦官刚回来，气焰不免受挫，可以说些话。他上书指出吐蕃不战直入京师，武士纷纷逃避，这是将帅叛朝廷了。功臣被疏远，嬖幸受重任，直到大祸造成，群臣还没有一个人敢直谏，这是公卿叛朝廷了。此次车驾刚出都城，城里居人便入府库取财物，杀守者，这是三辅（畿内州县）叛朝廷了。自十月朔（夏历）发诏召援兵，四十天不见有一兵入关，这是四方叛朝廷了。柳伉指出这四条来提醒昏君，随后要求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神策军（鱼朝恩率领）交付大臣统率，做了这些以后，皇帝还得下诏罪己，问天下能不能允许自己自新改过，如果不得允许，皇帝该退位让贤。柳伉敢说这些话，因为他代表群臣的公意。唐代宗被迫取消程元振的官爵，用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统禁兵，又加重奸相元载的权势，让他压制敢言的朝臣，昏君依靠鱼朝恩和元载，以为又可以安坐享乐了，事实却完全相反。
　　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在河东，自以为有大功，不满意朝延给予的待遇；朝廷也照例对功臣猜忌，总想收回兵权才称心。仆固怀恩不敢入朝，朝廷坚持要他入朝，双方关系逐渐恶化。七六四年，唐代宗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将士一听到郭子仪来了，都离开仆固怀恩，欢迎郭子仪。仆固怀恩率兵三百人逃到灵武，收合散兵，招引回纥、吐蕃兵十万人，绕过邠州（治兴平，陕西邠县），进逼奉天。郭子仪率军抵御，敌军不战退走。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人入侵，路上仆固怀恩病死，郭子仪与回纥讲和，合力击退吐蕃。唐朝依靠郭子仪的威望，得朔方军和众节度使的效忠，仆固怀恩才无所作为，可是，元载对唐代宗说，安禄山、史思明被儿子杀死，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都是国家福业深厚，佛菩萨保佑的缘故，人力是做不到的。这个昏君愈益信佛，大造佛寺，此后吐蕃、回纥经常入侵，便令众僧讲《仁王护国经》，敌退，认为讲经有效，厚赏众僧，把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轻轻放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
　　七六八年，唐代宗召李泌来京师，要李泌吃酒肉、娶妻、做官（宰相），为世俗人。李泌保持宾客身分，固辞宰相，却被迫娶了妻。唐代宗要他为世俗人，是完全不了解李泌的用心，也就是不会听从李泌的建议。七七○年，元载助唐代宗杀鱼朝恩，元载也开始被唐代宗厌恶。元载要驱逐李泌出京，唐代宗告诉李泌说，等我决意除元载，再找你回来。李泌就这样到江西去做判官。七七七年，唐代宗杀元载，籍没家产，单是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之多可以类推。七七八年，李泌又被召来京师。唐代宗说，好容易八年才杀这个贼，几乎不能和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早就该处置，何必容忍太过。唐代宗说，做事应该十全，不可轻发。从这些谈话里，显示唐代宗昏愚无知、自以为是的病根，是不可救药的。不多几天，唐代宗听宰相常衮的话，又使李泌出京去做州刺史。
　　唐肃宗、唐代宗都是昏君，唐肃宗拒绝采用李泌的用兵计划，急于回到西京做享乐皇帝，又猜忌功臣，不让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在军事上施展才能。史思明死后，唐军不出陕州东境，向洛阳进取，听任安史残部攻掠河南，稳占河北。唐中期的割据局面，在唐肃宗时形成了。唐代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固定，京西又出现紧张局面。唐用主要兵力到京西防秋（防吐蕃秋季入侵），对藩镇不得不从姑息转为忍辱退让，对其他野心节度使的控制力也大为削弱，到处出现半独立的割据者。关东紧张的形势移到京西来，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当时的主要矛盾仍是朝廷与割据势力间的矛盾，邻国侵侮并不曾改变这一基本情况。
三 第二次斗争（七七九年——八○五年）
　　七七九年，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现得尤其突出。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唐肃宗被史家描写为“温仁”，唐代宗也被称为“宽仁”，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他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唐朝在他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急的局面。
　　唐德宗初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免去一切军职，用他的部将李怀光（靺鞨人）、常谦光、浑瑊（音尖jiān）三人分掌兵权。李怀光在七七九年初，乘郭子仪入朝，谋夺郭子仪的地位，伪造诏书，想杀死功名比自己高的大将温儒雅等，阴谋被判官杜黄裳发觉，李怀光流汗服罪。唐德宗要取消郭子仪的兵权，竟把最重要的军职分给这个谋篡者，使他代郭子仪镇邠州。这和唐肃宗用仆固怀恩代李光弼的作法完全一样，昏君是永远不会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七八○年，唐德宗罢免泾原（治泾州，甘肃泾川县）节度使段秀实，使邠宁（治邠州，陕西邠县）节度使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泾原诸将因李怀光杀温儒雅等宿将五人，治军暴虐，拒绝李怀光到任，唐德宗改任朱泚为泾原节度使。这些措施，后来都转过来危害唐德宗自己。
　　七七九年，唐德宗任用元载余党杨炎为宰相。七八○年，依杨炎的建议，行两税法，岁收比行租庸调法有改进。杨炎因之愈得信任，独任大权，专以报仇害人为能事。刘晏是唐朝最有名的理财家，自七六○年（唐肃宗上元元年）起，便以筹集财赋，供应军国，为朝廷所倚重。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杨炎要为元载报仇，七八○年，进谗言使唐德宗杀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七八一年，割据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的李正己（高丽人）和诸镇谋反，接连上表请问杀刘晏的罪名，使朝廷无话可对，陷于窘境。唐德宗用卢杞为宰相，准备杀杨炎（本年杀杨炎），卢杞非常阴狡，是李林甫、元载以后，又一个著名的奸相。他掌握着唐德宗猜忌刻薄的性格，顺着这个性格去伤害群臣，害人的伎俩，超过杨炎无数倍。唐德宗的急躁，加上卢杞的奸邪，造成一阵大混乱，唐朝遭到比安禄山入西京还要严重的危险。
　　七八一年，成德镇李宝臣死。李宝臣和李正己、田承嗣等议定，要在本镇确立传子制。七七九年，田承嗣死，田悦继位，李宝臣要求朝廷加以任命，承认田悦的继承权。唐代宗当然允许。现在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位，请朝廷承认一下，也算是有例可援。唐德宗想革旧弊，坚决不允许，田悦替李惟岳代请，也不得允许。田悦、李正己、李惟岳结合起来，为争取传子制，出兵和朝廷作战。唐德宗调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守关东，又任命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大发各路兵讨伐叛军。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大战争，如果战争胜利了，割据势力将大为削弱，可是，唐德宗并无用兵计划，也不设统兵元帅，诸将由朝廷亲自指挥。他以为用大军击三个叛镇，可以制胜，根本不想到这是统一与割据的斗争，关系不限于三个叛镇。果然，战争出于意料地愈来愈扩大，唐军方面虽有不少良将，但在腐朽朝廷的指导 下，局部胜利丝毫不能补救整个局面的大破败。
　　七八一年，魏博田悦攻唐邢州（河北邢台县）和临洺县（河北永年县西），战争开始了。唐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将李晟（音成chéng王忠嗣旧部）大破田悦军。田悦解围退屯洹水县（河北大名县西南），淄青军在东，成德军在西，互相呼应。唐将唐朝臣大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江、淮漕运又通。七八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田悦收残兵千余人逃回魏州，守城自保。淄青李纳（李正己死，子李纳继位）战败，逃回濮州（山东鄄城县），唐军围濮州。唐德宗令卢龙节度使朱滔攻成德李惟岳军，李惟岳大败，逃回恒州。李惟岳部将王武俊（契丹人）杀李惟岳，投降朝廷。
　　唐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乱后，不曾有改善，朝廷应有的威信，它是缺乏的。它拿不出比藩镇较好的政治来振新耳目，一时的战胜，并不能挫折割据者的野心，改变分裂已久的形势。这一战争还没有结束，立即发生又一次战争。
　　唐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别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分给朱滔德、棣（治厌次，山东惠民县东南）二州。朝廷这个措施，意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王武俊自以为功大，地位反比张孝忠低，不肯接受朝命。朱滔要得深州，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王武俊反叛，接着朱滔也叛，田悦、李纳、王武俊、朱滔结合，声势又振。朱滔遣人密约朱泚同反，被马燧搜获。朱泚镇守凤翔，唐德宗召回长安，派宦官监视。马燧等围魏州，朱滔、王武俊救魏州。唐德宗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前往助战。李怀光击破朱滔军，王武俊又击破李怀光军，唐军失势，马燧等退保魏县（在魏州城西），抵御朱滔等。唐军与叛军相持，朱滔等看出唐军不能夺回优势，相约称帝称王，表示与朝廷断绝任何关系，不再算是唐朝的叛臣。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朱滔等向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李希烈接受推戴，先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兵强，派兵四出掠夺，围郑州，小队人马直到洛阳附近，东都大震骇。战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河南成为重要的战场。
　　宣武军（节度使驻汴州）是对抗李希烈叛军的主要唐军。七八三年，李希烈围襄城（河南襄城县）。宣武节度使李勉使部将率兵一万人救襄城，唐德宗也派兵三千人去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许州（河南许昌市，李希烈当时驻许州）空虚，使两部救兵袭许州，襄城围自解。唐德宗以为违反诏书，派宦官去斥责李勉。两部救兵离许州数十里，奉召狼狈退回。许州守兵追击，唐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勉分兵四千助守东都，被李希烈截断后路，不得退回。这都是唐德宗亲自指挥的结果，宣武军从此不振，襄城愈益危急。
　　唐德宗在讨伐三叛镇时，意气甚盛，一心要进攻。现在李希烈反叛，又转过来一心要退守。不让宣武军攻许州，因为襄城距离洛阳比许昌近些。李希烈小队人马窜扰洛阳附近，便调宣武军四千人去助守。显然，他只求固守东都，保障西京的安全，别的都顾不得了。但是，事情又恰恰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抽调关内诸镇兵救襄城，泾原兵五千被调路过京师，因不给犒赏，兵士哗变。变兵声称琼林、大盈两库（皇帝私库）积金帛无数，应该拿来大家分。变兵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家属仓皇出走，随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所率宦官约一百人。路上遇到郭曙（郭子仪子）、令狐建二人，率所部约五百人随行。唐德宗在这些人拥护下，逃到奉天县。过了三两天，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率家属到奉天。唐朝一部分官员也陆续来归。浑瑊是郭子仪部下大将，一向有威望，七七九年，唐德宗分郭子仪所管军州为三个节度使，浑瑊是三节度使之一。当年，内调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失兵权，自然是由于唐德宗的猜忌。他是朝中唯一名将，李希烈反叛，曾派间谍来陷害他，唐德宗在这一点上还算明白，没有中计，浑瑊得保存生命。现在他来到奉天，人心才安定了一些。附近诸镇援兵入城，有浑瑊统率，唐德宗才幸免被俘。在这一紧急期间，浑瑊成了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朱泚曾任泾原节度使，泾原变兵拥朱泚为主。诸镇救襄城兵，有些还没有出潼关，也叛变回西京，投顺朱泚。朱泚有了兵力，便自称大秦皇帝，唐百官大都做了秦官，俨然立起一个朝廷来。朱泚立朱滔为皇太弟，与河北诸叛镇遥相呼应。唐德宗派人到魏县行营（攻田悦的唐军）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军回救奉天，李最也沿路收兵来救，马燧等各归守本镇，李抱真仍留河北。这一行动是唐朝的转机，浑瑊坚守危城，使这个转机能够实现。浑瑊、朱泚都知守城与攻城的意义，双方态度都非常坚决。朱泚亲自督战，用全力围攻一个月，不能得城。城中食粮都用完，唐德宗自己也只吃些蔓菁和粗米，兵士更是困饿不堪。李怀光率兵五万到长安附近，李晟率兵万余人也到，其余各路援兵分别到达。朱泚集中兵力作最后一攻，守城兵力战，朱泚大败。李怀光击败朱泚别军，朱泚率兵退守长安。奉天围解了，群臣朝贺。军官贾隐林对唐德宗说，陛下性太急，不能容人，如果这个性格不改，虽然朱泚败亡，忧患还是会来的。唐德宗刚刚脱险，不便发怒，只好连声说对，事实上昏君决不能因忧患而悔祸改过。他对陆贽（音至zhì）说，我对人推诚不疑，却常常彼奸人卖弄。我遭受许多患害，我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对人推诚的缘故。他是这样一个决不悔改的昏君！
　　果然，立刻又发生祸乱。李怀光性粗暴，从魏县来，一路上说卢杞等人奸邪，应该诛杀。唐德宗按照卢杞的计谋，令李怀光乘胜攻长安，不必入朝相见。李怀光自以为有大功，竟不得见皇帝一面，对人说，我已经被奸臣排斥，没有前途了。李怀光接连上表揭发卢杞等人的罪恶。朝臣们也议论纷纭，斥责卢杞等。七八四年，唐德宗被迫，贬卢杞等为南方远州司马。李怀光逼走卢杞等，心不自安，屯兵咸阳，与朱泚通谋，宣称，我已与朱泚连和，朝廷快快避开。唐德宗仓皇离奉天，避往汉中。李怀光反叛，唐朝形势又进一步恶化，许多朝官认为朝廷愈走愈远，不可能再回来。那些闭门不出观望胜败的唐官，纷纷投降朱泚，甚至河东节度使马燧也觉得绝望，撤回援兵，准备保卫河东本境。这时候，李晟成为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李晟率孤军驻东渭桥（在长安东北五十里），夹在朱泚、李怀光两强敌的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开始时处境极为危险。他用忠义激励全军，在困境中保持锐气。他的决心增强他的威信，驻邠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唐军，都接受他的指挥，军声大振，唐德宗本想逃往成都，因此停留在汉中。李怀光被迫逃往河中，部属或投降李晟，或路上逃散，势力大为削弱。李怀光逼走卢杞，将要叛变时，唐德宗派人去吐蕃求救兵。允许割安西、北庭地给吐蕃。河西陇右失陷后，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率军民坚守，七八一年，使者间道入朝，朝廷才知道二镇还存在。二镇对抗吐蕃十余年，唐德宗竟私许割让，悖谬真是到了不能设想的程度！他和肃、代一样，不相信将帅有克敌的力量，实际是怕将帅力量太大，立大功不好对付，宁愿引进吐蕃兵来分功，什么损害是在所不计的。他使浑瑊率诸军自汉中出击，吐蕃兵二万来会。浑瑊击败朱泚兵，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吐蕃大掠武功县，又受朱泚厚赂，全军退去。唐德宗想用吐蕃兵同取长安，听说退去，非常忧愁，询问陆贽。陆贽劝他信任将帅，用吐蕃有害无益，现在退去，正是好事。唐德宗的猜忌心不得不流露出来，要陆贽替他拟出指挥浑瑊、李晟等军的规划。陆贽劝他不要“决策于九重之中（宫中），定计于千里之外”。显然朝廷引外兵来，是要将帅不得居全功，朝廷亲自指挥，也是想自居首功，归根都是猜忌心的表现。陆贽拒绝做规划，他只好让李晟等自动用兵，正如陆贽所说，“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长安城，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杀死。七八五年，马燧、浑瑊等围攻河中，李怀光自杀。从七八一年三叛镇作乱开始，朝廷处理军事，一个错误接着又是一个错误，把战祸引到河南，又引到长安城内，不是浑瑊、李晟等人尽力反抗叛军，唐朝几乎有覆没的危险。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七八五年，取河中，战祸算是大体上告一结束。
　　七八三年，魏县行营解散，李抱真退屯临洺县，留在河北观望形势。李抱真利用王武俊与朱滔间的矛盾，说王武俊归唐。唐德宗困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允许赦他们的罪，并给大官爵。本来三人只要割据得到承认，名义上归唐并无不可，三人都秘密答应了。七八四年，陆贽替唐德宗起草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确实诚挚动人，据说，诏书颁发下去，四方人心大悦。七八五年，李抱真入朝，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一个皇帝肯自认错误，愿意悔过，话又说得那样恳切，士卒感泣是很可能的。不过，陆贽的文章，首先没有感动唐德宗本人。赦书开头几句是“致理（治）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民），不吝改过”。唐德宗过去是后来还是最不推诚、最吝改过的昏君，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其次也没有感动田悦等三人，他们依然为割据而进行争夺，赦书只是给他们一个取消叛臣名义的借口。三人见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唐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任节度使，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剩下幽州的朱滔和淮西的李希烈，朱滔于七八五年病死，将士立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希烈于七八六年为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来降，朝廷任为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说是为李希烈报仇，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即任为淮西留后。由传子制引起的一场大混乱，就这样可耻地结束了。
　　陆贽是唐朝卓越的政论家。唐德宗作太子时，已经听到陆贽的声名。七八三年，战祸蔓延到河南，需要大手笔替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陆贽为翰林学士。陆贽正直，唐德宗有问，总是剀切指陈，有过，总是竭诚谏净。唐德宗逃到奉天，事事和陆贽商量，不可一日离左右，但重要议论却很少采纳。唐德宗逃到汉中，使人去召杭州刺史李泌。陆贽的严肃态度，与唐德宗刚愎的性格是不能相容的，陆贽尽管能发救时的宏论，遇到昏君，不免大部分化成空谈。李泌经历玄、肃、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经摸得够清楚了，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诱导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祸乱受到阻止，内忧外患多少有减轻的趋势。
　　为了仇视回纥，要与吐蕃和好，这是唐德宗一贯的主张。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吐蕃来求安西、北庭两镇。唐德宗想召还郭听和李元忠，割两镇给吐蕃。李泌说，两镇将士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弃，他们将来从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报私仇，一定很凶悍。朝臣赞助李泌的意见，两镇得保存下来。唐德宗刚进长安城，便猜忌功臣，七八五年李怀光死，猜忌心更不可抑制。吐蕃入寇，被李晟击败。吐蕃人说，唐良将不过李晟、马燧、浑瑊三人，用计去掉他们，可以取唐国。七八六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第二天退去。这是何等拙劣的离间法，唐德宗却信以为真，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唐德宗不许。七八七年，吐蕃又使人向马燧求和，马燧对李晟有嫌怨，附和张延赏（宰相），力主讲和。唐德宗以和吐蕃13二为借口，削去李晟的兵权。又令浑瑊为会盟使，临行时，唐德宗要他“推诚”对待吐蕃，切不可有猜忌心。显然，向吐蕃求和好，目的是在夺诸功臣的兵权，对外敌推诚不精忌，正由于对功臣猜忌不推诚，他这样谬误地对待功臣，宜乎受吐蕃的侮弄。浑瑊到平凉结盟，吐蕃伏兵突起，杀唐官和唐兵，浑瑊夺马逃回。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创和议得罪，然后进兵攻取长安。现在浑瑊逃走，马燧虽已被唐德宗憎恶，失去副元帅、河东节度使等职位，却还没有治罪，进攻的计划因而停止。
　　和吐蕃几乎招来战争，更危险的是李晟失兵权，遭猜忌，武臣们如李抱真等都愤怒解体，不肯再为朝廷出力。宰相张延赏辞职，表明和吐蕃的责任，但君臣相疑，内外解体的分裂状况仍无法消除。这又是唐朝一个紧急关头，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险，任用李泌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职不可，居然允许做宰相。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为只有他能够说透利害，打动唐德宗的内心，使他多少听从一些。
　　李泌受任后，与李晟、马燧等进见唐德宗。唐德宗对李泌说，从前你在灵武时，就该做这个官，你一定不肯做。现在我用你为相，要同你定个约：你切不可报仇，你有恩要报，我替你代报。这几句话完全流露出唐德宗的猜忌心，他怕李泌报恩报仇，滥行职权，损害皇帝独掌的赏罚权。他用李泌，但并不了解李泌的为人。李泌说，我一向奉道教，不与人结仇，也没有什么私恩要报。今天，我倒要和你定个约。唐德宗说，可以。李泌说，愿你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你万一害他们，内自宿卫，外至方镇，那个不愤怒，恐怕中外叛变，大乱立刻到来。你能诚心对待他们，他们自然也就安心，国家有事，他们出去征伐，无事在朝内任职，不是很好么？你不要忌二臣功大，二臣也不要因位高自疑，天下就无事了。唐德宗听说，答应不害李晟、马燧，二人也涕泣拜谢，表示感激。一个紧急关头就这样平稳地渡过去。李泌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唐德宗坚决反对和回纥，经李泌反复开导，才决定与回纥和亲。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得唐许婚，非常喜悦，愿为庸牵制吐蕃。七九三年，南诏国也脱离吐蕃，与唐恢复亲善关系。吐蕃的两个与国变成敌国，唐的两个敌国变成与国，唐与吐蕃形势大变，从此吐蕃势弱，不能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胁，到唐宪宗时，又有力量和关东割据势力作战，并取得胜利。李泌这一建议的实施，对唐与吐蕃两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李泌常与唐德宗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一次，一个妄人对唐德宗说，白起（战国时秦国名将）告诉他，吐蕃将要来寇，自起能替国家守卫西边。本来，吐蕃侵边是常事，唐守边兵把它赶走也是常事。唐德宗把边上战胜看作白起的功劳，要在京城立白起庙。李泌说，我只听说过“国将兴，听于人（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将帅立了功，你却赏白起，边上谁还肯杀身御敌？请外兵和请鬼神，都是贬低功臣的一种手法，李泌这一驳议，正打中唐德宗的隐情，白起庙只好作罢。有一次论到卢杞，唐德宗说，人都说卢杞奸邪，我觉得不是那样。李泌说，让你一个人不觉得，正是他的奸邪处。如果你早觉得，何至有奉天的祸难。唐德宗说，那是天命，术士早就说过，与卢杞不相干。李泌说，天命，一般人可以说说，只有君和相不可说。君、相是造命的人，君、相也说天命，那末，礼、乐、刑、政还有什么用？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就是这样亡国的。盾德宗说，卢杞小心，我说的活他都听从，他没有学问，不能和我辩驳，我常常觉得才能比他大得多。利用昏君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弱点，按照昏君的意图来顺从，这是奸人得宠的秘诀。卢杞为相，出的主意没有一件不误大事，在奉天危城中还是如此，唐德宗却始终信任，原因就在卢杞的主意全是唐德宗的主意，事情坏了，宰相受朝臣们斥责，绝不推辞，唐德宗自然认为是忠臣，愈加信任。李泌反驳说，凭着言无不从，就得称忠臣么！“言而莫予违”，正是孔子所谓“一言丧邦”呵！庸德宗说自己为什么能接受李泌的谏诤，因为李泌说理深透，态度和顺，使人信服，不能不从。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欢谈神仙怪异，自称是道教徒，从反对立白起庙、反对信天命看来，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是“子房（西汉初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可谓能知李泌的心事。
　　唐与回鹘（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纥为鹘）、南诏讲和后，吐蕃不敢轻易入侵，各藩镇也因要求得到满足，名义上尊奉朝廷，唐德宗处在比较和缓的情势下，充分行施着他的恶劣政治，陆贽虽然做了两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恶政。这些恶政是：
　　（一）宦官专军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将，使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精壮人代替挂名军籍的小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贬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宦官兼管禁军，藩镇将帅多从神策军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门下。边上诸军，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归中尉统率，神策军因此扩大到十五万人。窦、霍势力盛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最初的端。
　　（二）大权独揽，亲理小事——陆贽因直谏，七九四年罢相。七九五年，贬陆贽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自从陆贽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净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员小至县令，都由他自己选用，宰相只管行文书的事务。他对那些拥兵并有反叛可能的人，却屈意姑息，一州一镇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触犯，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
　　（三）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音丕pī，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 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 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宪宗为李吉甫贬斥杨於陵、牛僧孺等，同样也是扶这一起压另一起的做法。唐后期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都在唐宪宗时显著地表现出来。
　　八一○年，吐突承璀归京师，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绛等力争，要求办他战败的罪。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贿事被发觉，出为淮南监军。唐宪宗对李绛说，这不过是个家奴，尽管给他多大的权力，要去掉他，轻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实，宦官势力已经养成，决不是轻如一根毛，唐宪宗也并不想去掉这一根毛，不过，这句话正好说明为什么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原因。
　　唐宪宗想恢复唐朝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斗争，比较有决心，这使他能够进取并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结果不出李绛等朝臣的预料，战事以对王承宗忍辱而告结束。他得到教训，知道要有成就必须用李绛等朝臣。但是，李绛等朝臣与宦官势不并立，用李绛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宫作淮南监军，李绛被任为宰相，表示两个势力的消长，从此朝廷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李绛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朝廷。李绛预料魏博镇将发生内讧及处理归顺等事，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唐宪宗却对他疑忌起来。有一天，唐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可给你们的私人。李吉甫、权德舆说不敢。李绛独说考察宰相用人，只问得当不得当，不必问是亲是故。唐宪宗口头上只好说，你说得对。八一三年，唐宪宗问宰相们（这时候武元衡已代权 德舆为相），人们都说外面朋党大盛，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们，无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谓外面有朋党，无疑是指李绛为首的朝臣。李绛答称，自古人君总是深恶臣下有朋党，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总说有朋党。要知道，君子自然与君子合，难道一定要君子与小人合，才算非朋党么！辩论后不久，八一四年初，唐宪宗罢免李绛的宰相职，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压倒朝官中的鲠直派，李绛所提京西、京北神策军镇兵改归节度使统率，革除守边军积弊（如受降城兵额有四百人，实数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张）等建议，都被搁置，腐朽势力不怕再有人指责了。
　　自八一一年李绛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时止，唐宪宗信任李绛，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
　　唐宪宗早就有意对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十六道讨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义阳，河南信阳）、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治汝阳，河南汝南）三州，四面都是唐州县，是诸藩镇中最容易攻取的一镇。唐宪宗这次算是接受教训，不用宦官作统帅，任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攻。严绶是个腐朽官僚，只会给宦官送厚礼，作统帅一年，毫无功绩。八一五年，唐宪宗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是个半割据者，不愿淮西镇消灭，诸军也互相观望，停滞不进。八一六年，唐宪宗不听朝臣谏阻，令河东、幽州、魏博等六道出兵讨伐成德镇王承宗。河南战场已经穷于应付，又添加河北一个战场，说明唐宪宗同唐德宗一样，刚愎自用，轻举妄动，根本不懂得如何用兵。只是由于藩镇本身已经衰弱，各取守势，不再象唐德宗建中初年（七八一年）那样强暴进攻，因而战事得免扩大。当时攻淮西各军约有九万人，攻战将近四年，朝廷支出大量军费，民众困疲不堪，唐宪宗也感到为难。八一七年，任用主战最力的裴度为宰相，到郾城（河南郾城县）督师，实际是代韩弘作统帅。裴度奏请取消监阵的宦官。原来各道主将受监阵宦官的牵制，进退不得自主，战胜被监阵冒功，战败被监阵凌辱，谁也不愿真正出力。这时候唐宪宗无奈，听从裴度的话，只好取消监阵宦官，各道主将因此都积极起来，战局改观了。将军李诉得裴度的支持，攻入蔡州城，擒获吴元济。淮西镇的消灭，使唐朝的东都洛阳和江、淮免去威胁，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唐朝用如此巨大的兵力，仅仅取得孤立的三州，唐宪宗的用兵无能也就可以想见。
　　河北战场上六道兵共十余万人，井无统帅，互相观望，朝廷输送钱粮，数量巨大，例如幽州镇，按兵不动，每月也要军费十五万缗。在攻破蔡州前几个月，朝廷已经无法支持，不得已撤销河北行营，令六道兵各归本镇，对王承宗又一次以忍辱而告结束。
　　淮西镇破灭后，其他藩镇恐惧。八一八年，横海镇程权（七八二年，程日华开始割据，节度使驻沧州）自请离镇做朝官；朝廷收复沧、景二州。幽州镇刘总也上表请归顺。成德镇王承宗上表求自新，献出德、棣二州，其余所部诸州，录事以下各官请朝廷任命。唐宪宗又命魏博镇田弘正等讨伐淄青镇李师道，八一九年，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淄青镇自七六五年李正己开始割据，传子孙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大、兵最多的一镇。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自八一四年召回吐突承璀以来，唐宪宗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着昏君的面目。他勉强取得淮西的胜利，便骄侈起来，横海、幽州、成德、淄青等镇的归顺和消灭，更滋长他的骄侈心。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改善政治以求统一的巩固，可是，他一意推行的却是腐朽政治。他自即位到灭淮西以前，多少还能纳谏，这时候，任何谏诤都不听了。
　　这是宦官愈益被亲信，朝官愈益被疏远的表现。他依靠朝官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这些胜利，使得他对朝官愈加疑忌，愈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家奴，结果是宦官势力得到大扩张，扩张到唐后期的宦官霸占政权。
　　唐宪宗自以为立了大功，该永远享受大福。八一八年，下诏求方士，宰相皇甫镈荐山人柳泌，说是能合长生药。八一九年，唐宪宗服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等拥护太子李恒（唐穆宗）。八二○年，宦官杀唐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唐穆宗继位，杀吐突承璀及李恽。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作为唐中期主要矛盾的朝廷和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因唐宪宗的军事胜利，藩镇大为削弱，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第三节 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八二一年——九○七年
　　唐宪宗死在八二○年二月，次年，唐穆宗改元，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是从八二○年开始。
　　唐后期凡八十七年。八二一年到八二二年，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局面，朝廷对三镇放弃统一的愿望，朝廷与藩镇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贯穿在唐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内部南司（朝官）与北司（宦官）之争和朝官间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大体上是依附南北司之 争而进行的。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唐高宗改称为《姓氏录》），定士族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家数不多，其中还有轻南重北、轻山东重关中的偏见，上上至下下九品的区别，同是士族中人，仕途上待遇是不平的。唐世重进士轻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升迁比较容易，同是科场出身，进士与明经在仕途上的待遇是不平的。至于有人通关节而及第，有人才学优而落第，得失之间，当然也是不平的。士族入仕，又有科场出身和非科场出身（门资）的区别，在仕途上非科场出身的人是被轻蔑的。士流（流内也称九流）以外，又有流外九品，都是门户寒微，在官署里供吏职的读书人（能写能算和颇懂时务）。唐玄宗开元年间，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得过一百人，流外出身，每年倒有二千余人，足见流外人数量很大。流外每年有成千的人被铨叙作官（入流），固然妨碍流内的仕途，但不得任清资要官（文武百官分清浊，清流中又分清望官、清官两种，都有明白规定），仕进前程仍不及流内的远大，流内与流外在仕途上是不平的。唐高祖定制，“工商杂类，无预士流”。经营工商的业主和杂类（类似北朝的杂户隶户），根本不得入仕，与流内流外相比，是一个更大的不平。南北朝以来士族制度的残留部分和隋唐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不平，在唐中期已经暴露出来，到唐后期，相互间冲突变得愈益剧烈，表现为南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
　　宦官的出身属于所谓杂类，虽然也有官品，与士流、流外入仕情形不同。唐玄宗重用宦官，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神策军军士多是长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弟。例如唐僖宗时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祖先都是神策军籍，家产巨大，全国有名。
　　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禁军（神策军）派出去。禁军大将出重息向富家借钱，送给中尉，由中尉派作节度使，到镇后，加紧敲剥来归还本息，利息一般是本钱的三倍，当时人称为债帅。显然，工商家子弟从中尉和债帅得官是不难的。八二二年，唐穆宗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限制，允许神策等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因此大批商贾、胥吏（流外）用贿赂取得朝官资格。士流无法抵制，只好愤怒长叹。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宦官和朝官对立，也就是工商杂类和士族对立，宦官一方是官职的侵夺者，朝官一方是被侵夺者，南北司之争势如水火不相容，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士流的出路主要是做朝官，做朝官的门径主要是进士及第。自唐中期起，科场竞争愈趋于剧烈，举人（应考人）必须奔走名公贵卿的门下，设法取得公卿的赏识，公卿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及第后，新进士一起到主司（考试官）家通姓名，自称门生。门生们拜主司谢恩，行礼时，堂上有公卿观礼，这些公卿自然就是推荐者。崔群（唐宪宗时作宰相）曾知贡举，妻李氏劝崔群置庄田。崔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庄，良田遍天下。李氏惊奇。崔群说，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考试官看门生是自己的良田，门生看考试官是自己的恩师，再加上进士间的同年关系，以及进士与推荐者的关系，在仕途上很自然地会相互援引，到后来可能成为一个朋党。进士出身以外，门荫出身也是士流入仕的一条路，这两种出身的人，互相轻视，如郑覃的父亲郑珣瑜作过宰相，郑覃以父荫得官，到唐文宗时作宰相。他主张废进士科，认为士有才就可任用，何必有文辞。又如李德裕的父亲是李吉甫。李德裕不从科举出身，做官升迁到宰相职位。他也主张废进士科，以为朝官应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进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才干，总不及公卿子弟的熟悉政事。非科场出身的郑覃、李德裕二人是一个朋党，和郑李对立的一个朋党，首领是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孺。两个朋党各有大批徒众，一个朋党得势（首领作宰相），便尽量斥逐敌对朋党，让出官位给本朋党。为巩固本朋党既得的官位，双方都怀着杀机，要对方首领败死不能再起。大抵宦官侵夺官位愈多，朝官剩下的官位愈少，朋党之争也就愈益猛烈，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唐后期朋党之争，一直延续到亡国，原因无非是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争夺官位，这批那批的形成却常常与科场有关系。及第的人骄傲轻薄，不及第的人失意怨恨，这两种人也结成深仇。失意人找出路，很多投奔藩镇作谋士，如李振屡举进士不第，后来，帮着朱全忠覆灭唐朝，教朱全忠杀唐残余朝官三十余人（多是进士出身），投尸黄河。唐后期，南司与北司相争，这一朋党和那一朋党相争，再加流内和流外相争，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争，唐统治阶级分裂成许多敌对集团，各为争夺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刻剥民众来满足大量狂斗者的贪欲。
　　按照这些矛盾发展的情况，唐后期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八二○年——八四○年）
　　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对宦宫，他们的得势或失势，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系，因之，朝官注意的是新皇帝有什么态度，至于皇帝的废立生杀，没有人敢持异议。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当时成德、幽州、魏博三镇相继叛变，朝廷不得已，承认三叛镇的割据。从此，河北三镇又脱离唐朝，唐朝也不再存收复河北的想望。唐朝廷要做的事，只剩下朝廷内部的冲突。
　　因为宦官势力极盛，朝官的分化也跟着激烈起来。八二○年，唐穆宗即位，首先斥退走吐突承璀门路的宰相皇甫镈，不久，由皇甫镈荐举的宰相令狐楚也被罢免，宰相换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有的走宦官门路，有的为宦官所满意，裴度为首的一部分朝官都受到压抑。元稹交结宦官，得做知制诰。元稹本是著名诗人，做知制诰是胜任的，只是官从宦官得来，被朝官们鄙视。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说，这东西从那里来的！朝官对依附宦官的朝官当作苍蝇看待，双方的怨恨可以想见。元稹助宦官破坏裴度对叛镇的用兵计划，八二二年，河北战事结束，元稹达到求相目的，被任为宰相。宦官和元稹排斥裴度出朝，一批朝官力请闺裴度在朝，结果是裴度、元稹同作宰相。两派继续争斗，二人做了几个月宰相，同时罢免。另一走宦官门路的旧相（唐宪宗时曾作相）李逢吉得到机会，又作宰相。八二三年，李逢吉引牛僧孺作相。牛僧孺是庸人，还不算是奸人，李逢吉荐引他，是利用他来阻止有作相资望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八二四年，唐穆宗服长生药病死。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比唐穆宗更荒淫无度，宦官王守澄、宰相李逢吉互相勾结，尽量排挤守正的朝官。翰林学士韦处厚上书劝店敬宗重用裴度，并且说，管仲曾说过：“人离而听之则愚（《管子·君臣上篇》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与乱并无其他道理，只是“顺人（民）则理（治），违人（民）则乱”。韦处厚说治乱的本原是对的，说给唐敬宗听，却是对聋人说话。八二五年，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要发生变乱，辞去相位，出任节度使。一部分朝官力荐裴度，八二六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贬，出任节度使。八二七年，宦官刘克明等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庸宪宗子）。枢密使王守澄等所谓四贵（两个枢密使、两个中尉是最有权力的宦官，称为四贵）发禁兵迎立江王李涵（唐穆宗子即位后改名昂）为皇帝（唐文宗），杀刘克明、李悟等。李悟已经接见过宰相以下百官，算是准备登位的皇帝，王守澄等杀死李悟，另立唐文宗，宰相以下百官不敢有异议。唐文宗感到本身毫无保障，想从朝官方面取得一些力量来和宦官对抗，皇帝有这种倾向，朝官也就敢于和宦官对抗，南北司的斗争在唐文宗时表面化了。
　　八二八年，名士刘蕡（音坟fén）应贤良方正科，对策中公开反对宦官。他说，法应该划一，官应该正名。现在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政权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没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认为无罪，法出多门，是非混乱，原因在于兵、农（民）地位悬殊，中外各自有法。又说：现在兵部不管军政，将军（上将军、大将军）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朝官）看作仇敌；足一登军门，便把农夫看作草芥。这些武夫，依仗宦官势力，只会擅作威福，欺压民众。宦官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又利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这难道是先王经文（以文为主）纬武（以武为辅）的意思么！他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官，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以为这样做，可以救皇帝和国家。刘蕡的对策，考官非常叹赏，因为怕宦官，不敢录取。许多朝官和士人替刘蕡抱屈，议论纷坛，准备上书给唐文宗。宰相裴度不让上书，以免双方冲突不可收拾。刘蕡虽然下第，却代表朝官发动了对宦官的攻击。唐文宗依靠朝官，作消灭宦官的准备，可是，他那种昏愚的行动，决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八二九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作宰相。李德裕是唐后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裴度推荐他，是有意义的。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走宦官门路，取得宰相职位，排挤李德裕出朝去做义成（治滑州）节度使。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斥逐拥护李德裕的朝官，八三○年，连裴度也被排挤出朝去做节度使。他们还嫌义成地势重要，调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使离开朝廷更远些。李宗闵、牛僧孺这一朋党，依附宦官，唐文宗只好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君臣间密谋诛灭宦官。
　　宋申锡秘密搜罗助手。八三一年，王守澄和他的亲信人郑注发觉宋申锡的密谋，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王守澄据诬告奏闻。李凑有些声望，唐文宗一向防备他，怕有人拥立他为帝，看到奏书，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近人，到宫中严审。亲近人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唐文宗自以为证据确凿，召集满朝大臣，宣布宋申锡罪状。朝官都知道是个冤狱，有些朝官力争将狱事移到外朝来覆按，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锡作了些辩护。郑注怕覆按暴露出真情，劝王守澄请唐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算是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表示放桀于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来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锡。他并不察觉自己是失败者，还想用同样的方法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当然，只能得到更大的失败。
　　八三二年，唐文宗罢免宰相牛僧孺，召还李德裕。八三三年，任李德裕为宰相，罢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得势，排斥李宗闵朋党，这自然是两个朋党间权利的争夺，但李宗闵朋党被排斥，宦官势力也就多少有些削弱，对唐文宗是比较有利的。八三四年，唐文宗得中风病，王守澄荐郑注诊治，郑注竟成了唐文宗的宠臣。王守澄又荐举一个叫做李训的妄人，唐文宗认为是奇士，要用作近侍官。李德裕坚决阻止，唐文宗不听。王守澄、李训、郑注憎恶李德裕，使唐文宗召还李宗闵为宰相，斥逐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员调动纷纭，朝廷为之不宁。唐文宗束手无策，只好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李宗闵朋党依附宦官，两个朋党相争，其中也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对宦官的意义，唐文宗不知保持用来较为有利的李德裕朋党，却为了想去掉朋党，因而加强李宗闵朋党，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党的包围中，但是，他还在想望诛灭宦官。
　　八三五年，唐文宗将心事密告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二人认为有大利可图，都答应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给唐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王守澄的权势，又斥逐李宗闵出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徒党，遭受贬逐，重要官职都换用二人的徒党。唐文宗任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宰相。二人声威大振，杀死不少大宦官，又杀死王守澄，没有人敢出面反抗。二人密谋由郑注选凤翔兵数百人，作为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时，唐文宗令全部宦官去会葬，郑注纵亲兵杀死全部宦官。郑注去凤翔准备兵力。李训和徒党商议，以为如此行事，功劳将被郑注占去，不如先下手，杀了宦官再逐走郑注，可以独得大功。李训上朝，使徒党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训率众官去察看。李训回来说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惊讶，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再去覆视。仇士良等前去，李训先使徒党率部曲数百人潜伏在左金吾，准备杀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夺唐文宗进入宫内。李训见阴谋失败，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宫，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训和他的徒党，宰相李训、王涯等以下被杀千数百人，郑注也在军中被杀。李训、郑注原先商定的阴谋，唐文宗是同意的，后来李训自定的阴谋，也得到唐文宗的同意。这说明他只求杀死宦官，至于如何杀和杀了以后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虑的小事。他看宦官仅仅是若干个阉人，不看见宦官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甚至不看见宦官与神策军的关系，以为用阴谋一杀即可成事。这种愚蠢的想法和行动，决不会让他获得什么好处，果然，他行事失败，成为宦官的俘虏。
　　经过这次所谓甘露之变，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北司压迫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视。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着儒服（士人）的人，宦官士流间关系一时变得异常紧张。八三六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罪恶。昭义是个强镇，宦官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行施一些职权。南北司虽然强弱悬殊，在强藩声援下，南司仍保持对抗的局面。
　　唐文宗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八四○年，唐文宗病死。
第二段（八四○年——八五九年）
　　八四○年，仇士良等立颍王李瀍（音禅chán）为皇帝（唐武宗）。唐武宗用李德裕为宰相，唐文宗时候的紧张形势，开始缓和起来。宦官与朝官冲突，朝官固然受损害，宦官也不是完全有利，极度紧张以后，双方都需要有一时的安静。当时朝廷对昭义镇用兵，边境上有回鹘的侵扰，也是朝廷内部需要安静的一个原因。李德裕处理藩镇和边境事件，都收功效，南司威望提高，北司也就相对地退缩，因而呈现暂时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自唐武宗至唐宣宗，前后保持了二十年，在唐后期中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期。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德裕富有政治才能，足以取得这种信任。会昌年间，唐朝声威颇有再振的趋势，这和李德裕的相业是分不开的。采取适当的态度对待宦官，是他相业有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待宦官——宦官与士族对立，又同为唐政权的构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势必不得士人心，触犯宦官，又势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监军杨钦义奉召还京，大家都说一定去做枢密使。李德裕接待他同平常一样，并无加礼，杨钦义很不满意。过了几天，李德裕请杨钦义宴会，情礼极厚，宴后，还赠送不少礼物，杨钦义喜出望外。杨钦义行到汴州，奉旨仍回淮南。杨钦义送还礼物，李德裕不受，说这不算什么。不久，杨钦义被任为枢密使。唐武宗用李德裕为相，与杨钦义颇有关系。李德裕不因杨钦义将作枢密使特加礼貌，也不因不作枢密使收回礼物，使杨钦义不敢以炎凉鄙态来看待李德裕。临行设宴送礼，使杨钦义感到同僚的情谊。杨钦义荐举李德裕，并非李德裕有求于杨钦义。这样对待宦官，在唐后期，应该说是较为适当的态度。
　　李德裕在相位，抵御回鹘、收复昭义镇，用兵都有功绩。立功的原因之一，是对待宦官得法。李德裕以为唐德宗以来，朝廷出征总是失败，原因有三个。一是诏令自宫内发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二是监军任意指挥军事，将帅不得自为进退。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牙队（卫队），留老弱兵出阵战斗，战时，监使率卫队骑马在阵后高处观望，见阵势小却，便策马先走，阵上兵士望见，跟着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等商量，一请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二请监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牙队，有功一体给赏。牙队人少监使自然不敢到阵后观战，不观战也同样得赏，真是有利无害。杨钦义等赞成他的意见，奏准实行。从此诏令不从宫中发出，将帅得施展所长，战争都获得胜利的结果。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显有成效，因之对宦官不甚依重，宦官势力也就有些削弱。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任命崔铉为宰相。老宦官埋怨杨钦义等，认为枢密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势改变，不敢出面争老规矩。唐武宗憎恶仇士良，表面上却极为尊宠。仇士良自称老病，唐武宗允许他致仕。仇士良回家，给送行的宦官传授秘诀，说，天子不可闲着无事，要常常引导他纵情享乐，乐事一天比一天新，一月比一月好，忙得他别的事都忘了，这样，我辈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紧的是不可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朝兴亡的故事，心里害怕，我辈就要被疏远，仇士良说出了秘诀的前一半，不说出的后一半是用神策军威胁朝廷。唐武宗、李德裕在前一半范围内削弱了一些宦官势力，宦官所损极微，朝廷却获益不小。
　　防御回鹘——回鹘被西邻黠戛斯部落攻破，诸部逃散。八四○年，回鹘一部分贵族嗢没斯等各率所部到天德军（天德军使驻天德城，城在中受降城西北三百里。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等谋立边功，请出击回鹘。李德裕力排众议，坚请唐武宗约束田牟，不许邀功生事。八四二年，嗢没斯等入朝，任归义军军使。回鹘乌介可汗率所部侵扰天德、振武（振武节度使驻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两军边塞，八四三年，唐兵大破乌介所部，乌介逃走。回鹘衰弱，正是边将邀功生事的机会，李德裕约束边将，设计分化敌军，部署既定，一击成功，可谓善于用兵。
　　收复昭义镇——昭义军所辖有泽（治晋城，山西晋城县）、潞（治上党，山西潞城县）两州，又有河北邢（治龙冈，河北邢台县）、洺（治永年，河北永年县）、磁（治滏阳，河北磁县）三州。节度使驻潞州。唐文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仇士良拥立唐武宗，刘从谏愈益愤恨，积极准备割据。八四三年，刘从谏临死，使刘稹继位。李德裕劝唐武宗用兵，说，泽、潞地近京师，如果准许节度使世袭，四方诸镇谁不想效尤，朝廷号令再不得行了。当时宰相和群臣都主张姑息，请唐武宗同意刘稹作留后。这确是唐朝廷的严重关头，李德裕独排众议，坚持收复昭义镇，对朝廷是一个大功绩。唐武宗问用兵的方略。李德裕说，刘稹依恃河北三镇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势孤，就难有作为。委两镇攻邢、稹、磁三州，并允许重赏有功将士，两镇比较利害，可能听朝命。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决心讨伐刘稹。
　　战事完全按照李德裕的预定计划进行。邢、洺、磁三州抵不住两镇的压力，八四四年，开门出降。朝廷派人作三州留后，防止两镇请地。泽、潞被唐将石雄等攻击，势已不支，失去河北三州后，内部更慌乱，泽、潞诸将杀刘稹来降，朝廷收复昭义镇。
　　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八四○年，李德裕任宰相，初次见唐武宗，便论及朋党。他说，要做好政治，必须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主鉴别邪正，确是难事。他提出鉴别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专闹朋党。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别邪正，这个标准并不错，但自信正人不会闹朋党，这就使他不能发觉自己也在闹朋党，与李宗闵、牛僧孺辈同样排除异己，报怨复仇。事实上，李宗闵、牛僧孺是朋党的首领，不同于一般徒党；李宗闵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闵，二人情节也并不全同；至于一般徒党，各人情节更有多种的差别。一概看作邪人，予以排斥，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八四二年，唐武宗想用白居易为宰相，李德裕说，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他的堂弟白敏中有才干也有文学，可以擢用。唐武宗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居易是时已七十一岁，患中风病有三四年，不堪作相是事实。白居易妻族杨氏属于李宗闵朋党，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时，为避免朋党的牵连，力求作闲散官，无意仕进。李德裕答唐武宗问并荐举白敏中，似乎不曾疑忌他们有朋党。可是，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的做法，连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见朋党相争，受伤害的人是很多的。
　　朋党积习使李德裕不免凭爱憎用人，日久积成众怒，宦官乘机进谗言，说他太专权。八四六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继位。唐宣宗用白敏中为宰相，君臣二人以更严重的朋党积习排斥李德裕朋党。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与唐穆宗为兄弟，按常例不可能继承帝位。因为他从幼年时起，很象个痴人，唐文宗、唐武宗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和对文、武二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他为皇帝。唐宣宗即帝位以后，宦官和朝官才知道他有心计，痴是伪装出来的。
　　唐宣宗的施政方针是尽量否定会昌（唐武宗年号）年间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徒党，说李德裕是奸臣。李德裕用是否依附宦官作区别邪正的标准，对李逢吉、李宗闵这些走宦官门路的首领来说，是适合的。唐宣宗区别忠奸，也有他的标准。他要表明自己是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诬郭太后（唐宪宗正妃）、唐穆宗母子与宦官同谋杀唐宪宗。唐穆宗既被指为逆，诸子敬、文、武三宗自然也是逆，李德裕得唐武宗信任，称为奸臣也就有理由了。以仇视奸逆的精神来进行朋党争斗，朋党积习更发展到最高点。
　　唐宣宗前后信任两个宰相，自八四六年至八五一年，白敏中为相，自八五一年至八五九年，令狐绹（音桃táo）为相。白敏中与李宗闵朋党有关系。令狐绹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楚与皇甫绹、李逢吉同朋党，唐宪宗时为宰相。令狐绹本人是李宗闵朋党。白敏中、令狐绹逢迎唐宣宗，凡不被李德裕重视的人，一概重用，被李德裕排斥的那些朋党中人，自然更要重用：凡唐武宗时做成的事，如废除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如裁减州县冗杂佐官一千数百员，唐宣宗时改为复兴佛教、增设冗员。举这些例可以推知当时的朝政。
　　当时吐蕃内乱，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据秦（治成纪，甘肃秦安县北）、原（治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安乐（鸣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三州及七个夫（原州有七个关）来归。三州士民千余人到京师阙下朝见唐宣宗，欢呼舞跃，庆喜得回到故国来。士民当场解除吐蕃服装，换上唐朝衣冠，观欢都感动得高呼万岁。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肃敦煌县）人张议潮，乘吐蕃大乱，率汉民众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来朝。唐宣宗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发兵收复瓜、伊、西等十州，使张议潭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湟土地上汉民众全部归唐。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节度使。唐肃宗时，吐蕃夺取西北州镇，唐国境退缩到凤翔、邠州一带，原因是安史叛乱。唐宣宗时，十一州来归，原因是吐蕃内乱。唐朝君臣不在这一点上有所戒惧，却早在三州七关来归时，宰相便以克复河、湟为理由，请唐宣宗加尊号，唐宣宗也认为河、湟克复了，给唐顺宗、唐宪宗上尊号“以昭功烈”。事实上，唐宣宗君臣这种浮夸不实的做法，正说明满足于三州七关的取得，并无勇气去收复河湟。河湟收复，是汉族民众的力量，唐朝廷并没有什么“功烈”可说。
　　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唐宣宗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杀唐穆宗作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被杀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罚。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诏说，长庆（唐穆宗年号）初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经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难知的罪名滥施刑罚以后，对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对宦官方面，却和唐文宗一样，杀了一批谋害唐宪宗的宦官，还想杀所有宦官。八五四年，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自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内战，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较最平静的一段时间。这是大震荡到来以前的短暂平静。在这段时间里，爆发大震荡的条件酝酿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党的失败和南北司争斗的再度紧张，使得唐朝统治又有进一步的削弱。统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败坏，久受剥削和压迫的民众，自然要起来反抗这个腐朽统治。但是，民众还没有养成取得胜利的力量，各种腐朽势力却乘机大扩张，这就出现了大震荡的局面。
　　唐宣宗反对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独不反对吃道士的长生药。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长生药病死，宦官王宗实等立他的长子李漼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严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马植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马元贽送马植一条宝带，被唐宣宗发现，第二天就革去马植的宰相职位，贬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韦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补一个重要官缺。韦澳辞谢不做。家里人埋怨他，他说：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说我走什么门路得来，怎能辩白清楚！你们不知道时事不很好么？都因为我们这些人贪名位的缘故。照韦澳的说法，依附宦官仍旧是求官的一个门路，不过要做得非常隐蔽，否则就会遭受众人的攻击。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门路，另方面，多数人为表现自己，争夺名位，造成一种虚矫的风气。不管事情多么小，只要与宦官有些牵涉，便成被排斥的对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进士叶京经过宣武镇，参与宴会，识监军面。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路上遇监军，彼此打了个招呼，大家喧哗斥责，叶京一辈子不得仕进。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唐统治崩溃的一个标志。南北司相互仇视，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内部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展着朋党积习，彼此寻找借口，互相排斥。唐中期以来构成统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状态，崩溃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来，雇佣兵成为支持唐政权（自神策军至京外各镇）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雇佣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骄兵（包括悍将），军事重镇的士卒多骄悍成风，尤其是那种受特别待遇类似部曲的亲信兵。例如唐穆宗时，王智兴作武宁节度使（驻徐州），募强悍兵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都（军）。这种骄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乱，群起附和，节度使只好从后门逃走。一类是弱兵。军事上次要的藩镇，兵将都有（未必足额），战斗力不强。一类是虚兵。军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数很少，根本没有战斗力。例如浙江东道设都团练观察使，治越州（治会稽，浙江绍兴），辖地有越、台（治临海，浙江临海）、明（治鄞县，浙江宁波）等八州。越州现兵不满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数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弱兵容易调动，人数又多，一道有事，邻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镇压个别的民众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调动时，唐朝廷就难以维持了。
　　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欢起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三段可分前后两部分。自八五九年浙东裘甫起义至八八四年黄巢兵败被杀为前一部分，这时候，广大农民与唐统治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居于第一位，掩盖了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为后一部分，这时候，唐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又居于第一位，藩镇起初利用这种冲突得到割据的利益，最后藩镇消灭这种冲突，转入五代十国时期。
　　前一部分八五九年——八八四年农民起义将在另一节叙述，这里只说唐朝方面在起义军打击下加速崩溃的情形。
　　八五九年，宁国（安徽宁国县）人裘甫率众起义。攻取剡县（浙江嵊县），民众四面响应，八六○年，有众三万人。唐懿宗使王式率兵往攻，裘甫战败被杀。浙东农民起义，几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唐朝的崩溃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动，都以这次起义为出发点，虽然失败，意义却很重大。
　　八七三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音喧xuān）为皇帝（唐僖宗）。八七四年的春季，翰林学士卢携给唐僖宗上书说：陛下初登帝位，应该想起老百姓。国家有百姓，好比草木有根抵，如果秋冬加以培植和灌溉，那末，春夏一定很繁荣。去年关东地区，西起潼关，东到海边，遭受大旱灾，贫家磨蓬实作面，采槐叶作菜，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些也没有。从前一个地方有灾，还可以散到邻境去求食；现在到处都有灾，找不到可投奔的地方，只好坐等饿死。事实上租税已经无法征收，可是州县借口租税中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钱，催督极急，动不动用刑罚，逼得百姓拆屋砍树，嫁妻卖子，得到一点钱，只够吏役的酒食费，到不了官库。租税以外，还有其他杂徭。朝廷再不想些办法，百姓生计实在断绝了。卢携请求朝廷敕令州县官暂停收税，等待蚕事和麦收；一面发义仓米急赈饥民，以便等到深眷时候，百姓有草叶木芽，接着有桑椹充当食物，目前几个月内，情势紧急，停税赈济切不可延缓。卢携的建议，朝廷根本不以为意，因为朝廷赖以生存的财赋，固然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但关东地区也不失为次要的来源，朝廷收入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如果还有活着的百姓，剥削就不会松手。
　　民众必须大规模起义来反抗这个极度腐朽的唐统治，关东民众首先负担起这个严重的任务。
　　八七四年，濮州（治鄄城，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有众数千人。关东民众纷纷起义，响应王仙芝。八七五年，王仙芝军攻取唐濮州、曹州，众增至数万。
　　八七五年，冤句县（山东菏泽县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攻击唐州县，数月间众也增至数万。
　　八七七年，王仙芝使尚君长向唐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宦官）请降。唐将宋威派兵在路上捉尚君长斩首，算是战功。八七八年，唐军在黄梅（湖北黄梅县）大破王仙芝军，杀王仙芝。求降想做官，得到的结果是可耻 的斩首。
　　黄巢攻亳州（安徽亳县）城，尚让率王仙芝余众来归。众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设置官属。黄巢在河南地区与唐军作战，互有胜败。河南是唐兵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起义军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困难的。东南地区唐兵力薄弱，又是财赋的供给地，打击这条唐朝的生命线，军事上有很大的意义。黄巢采取了攻弱的方法，八七八年，率军在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境渡长江。已经被赵义军打得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的唐朝，再也不能组织一支兵力去追击起义军。黄巢率起义军走遍长江、闽江、珠江三大流域以后，八八○年，回到河南地区。唐军望风溃逃，起义军取东都，又取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八八二年，黄巢部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朱温（降唐后赐名全忠）叛变，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任为同华节度使。八八三年，沙陀酋长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长安城。黄巢率众退到河南，又被李克用攻击。八八四年，退到兖州莱芜县（山东莱芜县）山中被杀死。
　　在起义军与唐朝的战争中，唐朝方面出现了各种割据势力，唐辖地几乎全部被分割。最后剩下一个长安城作为小朝廷容身的地方，一些有力的割据者，对着这个小朝廷展开了猛烈的争夺战。
后一部分 八八四年——九○七年
　　这里先说一说八八四年以前朝官与宦官的关系。
　　八七三年，宦官杀唐懿宗的年长诸子，立十二岁的唐僖宗为皇帝。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田令孜教他夺取市上商人的宝货。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八七五年，邠宁节度使李侃为义父李道雅（宦官）请求赠官，谏官董禹上书表示异议，还带便说到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不满意，贬董禹为郴州司马。
　　八八○年，唐僖宗在田令孜保护下，逃出长安。八八一年，到成都。朝官陆续来归。唐僖宗不理会朝官，专依靠田令孜等宦官。谏官孟昭图上书说，去年车驾出京，事先不通知南司，宰相以下许多官员因而丧失生命，北司却独得安全。近日成都兵变，陛下与宦官守东城，并不让朝官入城。陛下如此对待朝官，道理在那里！要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皇帝是全国的皇帝，不是北司的皇帝。北司未必都可信，南司未必都无用。难道皇帝与宰相毫无关系，朝官全是路上人！这样做，收复京城怕不容易。田令孜贬孟昭图出成都，路上杀死孟昭图。宦官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官触犯宦官，就有贬官和杀身的危险，双方关系实际上是紧张的，只是整个统治阶级正在抗拒农民起义，内部的冲突不得不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
　　八八四年，黄巢起义军失败以后，唐朝廷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朝廷：第一，大小不等的割据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混战，朝廷一概承认强者的行动为合法，加以任命。谏官常濬说的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他对唐僖宗说：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无有差别，闹得天下如此混乱；如果不改变作法，恐怕大乱还在后面。田令孜等人怕割据者不满意，赶快杀死常濬。第二，割据者各在境内自收租税，有些割据者送给朝廷小部分财物，维持皇室、南北司官员及禁军的费用。第三，南北司各借割据者的力量来互相排斥，割据者也乐于利用南北司的互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南北司冲突因而变成战争的形式。当时宣武镇朱全忠和河东镇李克用是最强大的两个割据者，两镇冲突与南北司的冲突相结合，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归根说来，唐朝廷除了南北司互斗和割据者参加互斗，没有别的事可说了。唐朝原有的土地，化为割据者的战场并为割据者所占有，与唐朝脱离了实际的关系，所以，八八四年以后，唐朝只是名义上还存在着的一个小朝廷。
　　下面叙述小朝廷逐步消灭的情况。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有安邑、解县两盐池的利益。八八五年，田令孜要收回两池，调王重荣为泰宁（治兖州）节度使，王重荣拒绝调任。田令孜结合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和王重荣对抗。太原李克用率兵救王重荣，两人算是一伙，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也算是一伙。李克用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进逼京城，田令孜带着唐僖宗逃往凤翔。八八六年，又逼迫唐僖宗到宝鸡，准备再逃往汉中。朱玫、李昌符见田令孜败逃，改附李克用。大部分朝官憎恨田令孜，不愿去宝鸡，要夺唐僖宗回京城。邠宁、凤翔兵攻宝鸡，田令孜带着唐僖宗，还有杜让能、孔纬等一些朝官，跟随唐僖宗，一起逃往汉中。李克用目的在攻击朱全忠，无意参与唐朝廷内部的冲突，率兵回太原去了。朱玫、李昌符和朝官立李煴（音晕yūn）为皇帝。田令孜失势穷困，只好让位给宦官杨复恭，自任为西川监军使，到成都去依靠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党羽被斥逐，杨复恭当了宦官首领。朱玫擅权，李昌符、王重荣又投到唐僖宗方面来，李克用也反对朱玫和李煴。朱玫失势穷困，部将王行瑜杀朱玫。朝官二百余人拥李煴逃往河中，王重荣杀李煴，又杀朝官将近一半。唐僖宗下诏杀所有投李煴的朝官，杜让能力争，许多朝官得免死。八八八年，唐僖宗回到长安，不久病死。这一次冲突，宦官方面只是田令孜换成杨复恭，朝官方面却死了许多人，朝官失败了。
　　八八八年，杨复恭立李敏为皇帝（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的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六百人为义子，使作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恶杨复恭专权，宰相孔纬、张濬也劝唐昭宗削弱宦宫的权力。皇帝加在朝官一边，冲突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八九○年，朱全忠在河南已经造成大势力，奏请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宰相杜让能、刘崇望等多数朝官不赞成对河东用兵，宰相张濬、孔纬等想借朱全忠兵力斥逐杨复恭，力主用兵。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行为，唐昭宗迟疑了多时，终于采纳张濬等人的建议，企图凭借战胜的威力来消灭宦官。
　　唐朝廷决定对河东用兵后，下诏革去李克用的官爵。任命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使，孙揆为副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卢龙节度使）为北面招讨使。张濬率兵五万人出发，公然对杨夏恭表示战胜回来要大有作为。杨复恭早就偷听了他和唐昭宗的密谈，知道所谓大有作为的意思是什么。张濬率兵守晋州（治自马城，山西临汾县），河东将李存孝来攻，张濬弃城逃回。八九一年，唐昭宗贬斥张濬、孔纬，下诏恢复李克用全部官爵，使归晋阳。这一次冲突，朝官又失败了。
　　朝官两次失败，再没有人敢出头反对宦官。唐昭宗恨极，直接和杨复恭冲突。八九一年，使杨复恭致仕。唐昭宗发兵攻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兵士进攻，杨复恭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这一次冲突，杨夏恭失败了，但西门君遂又成了宦官的首领。
　　八九二年，凤翔李茂贞、静难（即邠宁镇）王行瑜、镇国（华州）韩建等五个节度使上书，以讨伐杨复恭为名，要求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治汉中）招讨使。朝议以为李茂贞得山南西道，势力太大，不可允许。李茂贞、王行瑜出兵攻汉中，仍坚求招讨使名义。唐昭宗召集朝官会议，宦官与李茂贞有关系，宰相等不敢发言，唐昭宗无法，只得任命李茂贞为招讨使。李茂贞攻取汉中，杨复恭等逃往阆州（治阆中，四川阆中县）。八九三年，唐昭宗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治洋州，陕西洋县）节度使。李茂贞不从，上书辱骂唐昭宗。唐昭宗怒极，不顾朝议，决心出兵攻凤翔，使首相杜让能筹画军事，使宗室诸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宰相崔昭纬想排去杜让能，暗中勾结李茂贞、王行瑜，听到杜让能说什么话，立即通知李茂贞等。李嗣周率临时招募的禁兵三万人往凤翔，路上被李茂贞等截击，禁兵溃散。李茂贞等乘胜进逼京城，崔昭纬教李茂贞要求杀杜让能。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说劝用兵的是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李茂贞不肯退兵，唐昭宗只好杀杜让能。从此李茂贞、王行瑜作唐朝的主人，南司北司都依附他们来谋自己的利益。唐昭宗有什么主张，不满意的人就教他们来斥责。李茂贞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秦陇）四镇节度使，占有十五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这一次冲突以后，唐昭宗脱离朝官和宦官，更陷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八九三年，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宦官首领，说明宦官在朝官勾结藩镇的高压下，势力已经大削弱，不能再压迫朝官。朝廷内部的冲突，一时转化为朝官间的争夺相位。八九四年，唐昭宗要任命李谿为宰相，崔昭纬怕李谿分权，使党羽在朝上出面阻止。八九五年，唐昭宗任李谿为宰相，算是有了一个亲信人。崔昭纬使人告诉王行瑜，说李谿在朝，可能又学杜让能用兵。王行瑜、李茂贞逼迫唐昭宗免去李谿的相位。唐昭宗想大用宗室诸王作为自己的助力，南北司同起反对，这个计划又只好作罢。护国（即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军中立王珂为留后，王珙、王瑶出兵击王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得李克用的援助，王珙、王瑶勾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镇，双方争夺护国镇。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各率精兵数千人入京城，杀李谿和另一个致仕宰相韦昭度，又使唐昭宗任命王珙为护国节度使。三镇又谋废唐昭宗，另立皇帝。这时候，李克用发兵来河中，声称要保卫朝廷、讨伐三镇。李茂贞党羽想劫唐昭宗到凤翔，王行瑜党羽想劫唐昭宗到邠州，两批党羽（其中各有宦官首领）用兵互攻，唐昭宗出京城逃入终南山。李克用兵到同州，三镇和崔昭纬等畏惧退缩，唐昭宗乘机任用诸王李知柔为宰相兼京兆尹，并令李克用出兵讨伐王行瑜。李克用进攻邠宁镇，王行瑜被杀。李克用请转攻凤翔，唐昭宗怕沙陀太盛，不许进兵。李克用知道朝廷的用意，引兵归太原。这一次冲突，唐昭宗算是革去了崔昭纬的相位（八九六年，杀崔昭纬），宗室诸王得到任用，可是，另一次冲突接着就起来。
　　八九六年，朱全忠荐张璿为宰相，唐昭宗将加任命，李克用奏称，张璿早上为相，我晚上就到宫门。京城人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兵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慌，唐昭宗只好下诏和解。李克用与唐昭宗，彼此都不满意。唐昭宗自终南山回京，募兵数万人，分交诸王统率，诸王李戒丕、李嗣周又各自募数千人，宦官把持左右神策军的局面改变了。李茂贞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进逼京城。唐昭宗派人向太原告急，自己也出京，要逃到太原去。路上听了韩建的劝阻，自愿到毕州，落在韩建的手里。李茂贞入京城，大烧大抢，宫殿和商店，遭到极重的破坏。李克用因去年不许他攻凤翔，现在也就不准备来援救。唐昭宗在华州贬斥崔昭纬的党羽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书称崔胤是忠臣，不该贬斥。唐昭宗只好再让崔胤作宰相。从此，崔胤和朱全忠结合在一起。八九七年，韩建逼勒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全部禁军，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诸王，又禁止唐昭宗的亲信人入宫，事实上，唐昭宗也被拘禁了。韩建与枢密刘季述合谋，围十六宅，捕获诸王十一人，当时就杀死。韩建、李茂贞怕朱全忠来夺唐昭宗，八九八年，送唐昭宗回长安。这一次冲突，唐昭宗当作依靠的禁军和宗室诸王，全部丧失，朱全忠却在朝廷中得到崔胤这个代理人。
　　唐昭宗贬斥崔胤不成，却和崔胤商量灭宦官，南北司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另一宰相王抟劝唐昭宗不要过于操切，激起变故。崔胤说王抟是宦官的党羽，唐昭宗就对王抟怀疑。八九九年，唐昭宗又革去崔胤的相位。朱全忠上书说崔胤不可革，王抟交通宦官，罪大该杀。九○○年，唐昭宗不得已又用崔胤为相，杀王抟和两个枢密使。崔胤两次保住相位，势力大盛，宦官恨崔胤，但更恨唐昭宗。
　　唐昭宗从华州回京城以后，性情变得更加暴躁，经常酗酒，随手杀死左右侍奉人。九○○年，宦官刘季述等所谓四贵合谋废唐昭宗，乘唐昭宗酒醉，率禁兵进宫，囚禁唐昭宗，一面令崔胤率百官请太子李裕即皇帝位。崔胤后面有朱全忠，刘季述不敢杀崔胤。
　　朱全忠在大梁，刘季述派人去通款，愿输送唐家社稷。朱全忠集僚会议，决定采用李振的建议，恢复唐昭宗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朱全忠遣亲信人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谋事。崔胤结合神策军三个军官，九○一年，杀刘季述等。崔胤率百官迎唐昭宗复位。唐昭宗杀刘季述党羽宦官数十人，给三个神策军官极重的赏赐，使他们保卫宫廷，似乎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依靠，照旧想一举消灭宦官。
　　九○一年，崔胤和另一个宰相陆扆（音以yǐ）主张夺取宦官的兵权。请唐昭宗任命二相分管左、右神策军。受重赏的三个神策军官都反对改隶南司，唐昭宗只好用宦官韩全诲、张彦弘为左右中尉。这两个人都做过凤翔监军使，与李茂贞有关系。崔胤请李茂贞给兵三千人，驻京城，意思是想用外兵制宦官，实际却为韩全诲增强了力量。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韩全诲等探知。韩全诲结合驻京凤翔兵的统率者李继筠，宦官势力大盛，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召见朝官。崔胤催朱全忠来夺唐昭宗，朱全忠带兵到河中（本年朱全忠夺得河中镇），上书请唐昭宗去东都（洛阳也是朱全忠属地）。韩全诲等大惧，劫唐昭宗和他的家属去凤翔。崔胤及百官留在京城。朱全忠率兵到关中，首先俘获韩建，取得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朱全忠令崔胤率百官迁徙到华州，唐百官成为朱全忠的部属。李茂贞、韩全诲在凤翔城中给唐昭宗配备了以宰相韦贻范为首的一套百官，皇帝的用人权完全被剥夺。唐朝廷分裂到只剩下一个仅拥空名的皇帝。
　　九○二年，朱全忠率大军到凤翔城下，派兵夺取附近诸州。就在这个危城里，官职还是很值钱。宰相韦贻范广受贿赂，许人官职，恰恰老母死去，韦贻范照例要免职居丧。出钱买官的债主天天去韦家喧闹，要求还钱。韦贻范力求宦官和李茂贞允许他恢复相位。他得到允许，立即出来办事，办的事自然是给债主做官。人有钱就能买官，做了官就更有钱，得钱的方法多式多样，归根都是剥削民众的脂膏，不管唐朝廷怎样破败，官总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李茂贞困守孤城，毫无出路，只好向朱全忠求降。条件是送出唐昭宗和杀死宦官。朱全忠接受他的投降。九○三年，唐昭宗听到这些条件，很喜欢，派人杀韩全海等四贵及宦官共十六人。朱全忠、崔胤入凤翔城，继续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又密令京兆府捕杀九十人。唐昭宗回长安，顺从朱全忠、崔胤的要求，杀死全部宦官（逃亡的宦官是少数），又令诸道杀监军，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宫中事务都归南司掌管，左、右神策军和所属八镇都归崔胤统率。在凤翔城内任命的官职，一概取消，依附李茂贞和宦官的大朝官一概杀逐，从长安到凤翔追随唐昭宗的朝官三十余人，也一概贬斥，只剩下为朱全忠效力的朝官。朱全忠回大梁，留兵一万人驻神策军旧营（神策军已解散），使亲侄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派心腹人为宫苑使、皇城使、街使。自皇宫以至百官私宅所在的街道，都归朱友伦等诸使掌管，等候朱全忠的命令来处理唐昭宗和崔胤等百官。这一次大冲突，宦官被杀尽，南北司之争解决了，唐昭宗在凤翔城失去用人权，但还有少数可亲信的朝官，现在这些人被贬斥，完全孤立了。
　　九○三年，崔胤得到唐昭宗的同意，募精壮兵六千六百人，作为朝廷的卫兵，意思是想自己有些实力。朱全忠暗中使壮士去应募。崔胤不曾发觉，加紧训练兵卒，准备武器，事情都被朱全忠知道，开始对崔胤疑忌。朱友伦坠马暴死，朱全忠疑是崔胤的阴谋，决计杀崔胤并迁唐昭宗到洛阳，免得李茂贞等乘机劫夺。九○四 年，朱全忠杀崔胤和他的亲信人，另用裴枢、柳璨等人作宰相。朱全忠引兵驻河中，使裴枢强迫唐昭宗和百官、长安居民迁往洛阳。唐昭宗路过华州，有人夹路呼万岁。唐昭宗涕泣告路旁人说，不要呼万岁，我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在宿所对左右侍从人说，我这次漂泊，不知那里是归宿！说罢大哭，左右人也陪着痛哭。他到这时候才知道危险在眼前，总算还有一点知觉，其实早就是个亡国的皇帝。唐昭宗到陕州，秘密派人请求割据者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起兵来拯救，这自然是绝望的请求。唐昭宗到洛阳，左右侍从人也全被杀死。李茂贞、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人，虚张声势，说是要救唐昭宗。朱全忠知道留下这个废物，对自己不利，派人杀死唐昭宗，自己算是不预知，伏在棺材前恸哭流涕。朱全忠立李祝（音祝zhù）为皇帝（唐昭宣帝）。九○五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的诸子九人。
　　宰相柳璨自进士及第，不满四年，便登相位，其余裴枢等三相，自负资望高，轻视柳璨。柳璨竭力奉事朱全忠留在洛阳的心腹官员，因而朱全忠相信柳璨的话，贬斥裴枢等三相，另补充一些人作宰相。柳璨开出一张人名单，对朱全忠说，这批人喜欢成朋结党，制造是非，都该杀死。朱全忠的重要谋士李振，是个不第进士，痛恨朝官，因为朝官多是及第进士。李振也对朱全忠说，唐朝廷所以破败，都是浮薄士人紊乱纲纪的缘故。大王（朱全忠）要办大事（灭唐），这些人是不好对付的，不如一起杀掉为便。裴枢等旧宰相以及出身高门和科第的大朝官凡三十余人，都被加上浮薄的罪名，全部投入黄河死去。
　　朱全忠急于要唐昭宣帝禅位，柳璨等商议按照旧例，得经过封大国（国号）、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的次序。朱全忠嫌办事迟缓，大怒。九○五年，杀柳璨等。柳璨临刑大呼：负国（唐）贼柳璨，该杀该杀！柳璨发挥朋党积习，借朱全忠的威势，杀死许多不合己意的大朝官，朱全忠自然也不会放过他，等到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该杀，可见这种闹朋党的人，不见刀是不会知道自己该杀的。
　　唐朝除禅让这件事还有待完成，丝毫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九○七年，唐昭宣帝让皇帝位给朱全忠。朱全忠受禅称帝（梁太祖），国号大梁。梁太祖对唐昭宣帝为济阴王。九○八年，梁太祖杀济阴王李祝，唐朝这个残余也最后消灭了。
第四节 唐朝经济（上）
　　唐是繁荣强盛的大朝代。这个大朝代的所以产生，原因是（一）在黄河流域，隋未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得唐前期生产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二）在长江流域，东晋以下，经济继续在上升，南朝未年，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使得统一的唐朝，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还有一个原因是唐前期的统治者，看到隋未农民起义的威力，一般还有所畏惧，政治上不敢过度放纵，社会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安宁状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中期，黄河流域遭受战祸，朝廷依靠长江流域的财赋来支付巨大的费用。唐后期的未叶，长江流域发生割据战争，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灭亡。长江流域在统一的朝代里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这说明长江流域开发成为富饶地区，与黄河流域合并成一个基地，比两汉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自中期以下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由于统治阶级的大量消费，商业兴盛的另一面，正是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农业不断在衰落。
　　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唐朝农业的兴衰，与均田变为庄田，以及租庸调变为两税是有关系的。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年）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两法各书所记多有出入，下面依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记，再参酌他书，略述唐均田法和租庸调法。
　　《旧唐书·食货志》说，男女自初生以上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账，三年造一次户籍。这是最重要的法令，均田法和租庸调法的行施都以这个法令为根据。唐中宗时，韦皇后请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三岁。唐玄宗时，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五十八岁以上为老。中男自十六岁改为十八岁，成丁自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三岁，老自六十岁改为五十八岁，都是减轻赋役，有利于广大民众。
　　均田法——男丁十八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八为口分。老男、残废人给四十亩。寡妻、寡妾给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受田人身死，世业田得由继承人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
　　租庸调法——唐赋役法：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国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都免。加役连同正役，总数不得超过五十日。如水旱虫霜成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都免。
　　六○四年，隋扬帝即位，下诏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开皇制规定节妇得免课役，隋炀帝改为妇人全免，实是赋税制的一个大改革。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北周武帝数次释放奴隶和杂户，但仍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人数不会太多。隋未平凉一带有所谓“奴贼”的一支军队，首领出身奴隶，兵士中自然也有不少出身奴隶的人。又唐军中有奴隶应募作战，立功后与普通人同样得赏，大概经隋未大战争，奴隶和部曲的人数更为减少，租庸调法废除奴隶部曲的课役，主要是因为所得有限，与废除妇人课役意义是不同的。唐刑部属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官奴隶。奴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的人，称为官奴婢。免（朝廷下赦诏，官奴婢与普通罪人同得宽免）一次称为番户，每年服役三番，每番一个月。免二次称为杂户或官户，每两年服役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平民）。六十岁以上及残废的官奴婢，得为官户，七十岁以上得力良人。住在外州县的官奴婢，丁男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丁婢中男每年三百文，唐对官奴婢的待遇，是刑罚性质，没有经济意义。私家奴婢主要也不是用在生产方面，所以唐朝奴隶比起南北朝来，数量和作用都大大减少了。
　　唐租庸调法比前朝赋税制较轻也较合理，唐前期，在行施均田法的地区，对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
　　下面略述均田与庄田、租庸调与两税行施的情形。
一 均田法
　　封建朝代的制度，在行施上只能看作大致如此，其中一定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出入，均田法就是有很大出入的一个制度。
　　黄河流域，夫东与关中情形不同。在关东，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经过隋未大战争，起义民众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由于地主武装的疯狂屠杀和破坏，造成地旷人稀的现象。六三二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禅，魏征谏阻，说：现在自洛阳以东到泰山，人烟稀少，荒草无边，让随从的外国君长看见中国的虚弱，有什么好处！六五七年，唐高宗到许（河南许昌县）、汝（河南临汝县）二州，对从官说，这里田地极宽，百姓太少。足见河南许、汝那种肥沃地，至少在唐高宗初年还很荒凉，至于河北、山东荒凉更不待言。荒地既然太多，行均田法对朝廷有利。官指一顷田地给民欢，让他们去开垦，官每年收租庸调，事情很简易。同时，对民众也有利。民众领到田地，法律允许使用到身死，付出劳力有些保障，乐于开垦。当时地主阶级的兼并活动还不很显著，农业生产因而逐渐恢复起来。在关中地区，地主势力比隋时更有增加。六一八年，唐高祖即帝位，便下诏说，隋朝公卿以下百官以及普通民人，身在江都，家口在此（唐占领地区），虽然不参加义军（唐军），所有田宅，一概免其没收。这样，周、隋贵族官僚的田宅全部保留下来了。唐朝新起的贵族官僚，又占有大批田宅，例如唐高祖赐宠臣裴寂良田一千顷，甲第（一等注宅）一区。其他大臣也各有赏赐，例如六五六年，唐高宗赐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田地。于志宁（北周鲜卑贵族）奏称，臣世代居关中，祖先产业相传，不曾有变故。张行成等新建庄宅，田园还少，请将赐地转给张行成等。总的说来，从皇帝起，全部贵族文武官员，都要占有田地，主要占有京城附近的田地。
　　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即位，和朝官们商议，让狭乡民户自由迁移到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说，畿内（关中）地狭户殷（多），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迁移，一定都到关外去，关中空虚，很不方便。唐太宗被他提醒，不再议迁移事。六四四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到灵口（在陕西临潼县），问每丁受田数，当他知道每丁受田只三十亩时，感到有危险，令地方官查明受田尤其少的人，给与一些便利，迁移到宽乡。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说，“京畿地狭，人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其实，自唐高祖开国以来，关中土地总是在集中，而且是规模愈来愈大的集中，均田法与民众的关系是很微弱的。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情形也不同。长江流域自南北统一以后，士族势力衰落，又受隋初杨素的打击，不象关中地区贵族文武官员那样权力大、人数多，因之，土地集中的速度也比较缓慢。隋未大战争似前，长江流域人口原来比黄河流域少，连同初步开发的闽江、珠江两流域，人与地相比，是地旷人稀的局面，人口和农业部大有发展的余地。在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官指定一些熟地或荒地给民众垦种，也算是行施计丁授田的均田法。得不到土地的人，只好自己觅地去垦种，官对这种人不谈均田法，但仍实行租庸调法。六九二年，狄仁杰为彭泽（江西彭泽县）令，上书武则天，请求免民租，说，彭泽地狭山高，无田百姓所经营的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照赋税制纳租，即使十足年成，缴官以外，半年缺粮。狄仁杰所称无田百姓，是指不曾受官田的人，但缴纳官租，仍照租庸调法。
　　一般地看来，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唐前期的农业生产，关东是由恢复走向发展，长江流域是在继续发展，总的趋势是上升，繁荣强盛的唐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唐敦煌户籍残卷》（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时候的残缺户籍）所载授田情形：（1）永业口分两种田，多少无比例。如常才（音辩biàn）户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实受只有永业田十八亩；又如曹思礼户应受田三顷六十四亩，实受只有口分田一亩，其余都是永业田。按永业田父子相传，为本户所原有，无口分田，实际就是官府对某些户不按丁授田。（2）不论永业田口分田，都割裂成许多碎段。如程什住户实受田六十四亩，共分十三段。各段亩数多少不等，最大的段不过二十亩（为数极少，仅见于程大忠户），一般都在十亩以内，最小的段是一亩。田亩分裂得如此细碎，说明耕地很缺少。（3）每户实受田数都比应受田数少得多，口分田一般比永业田少。民户坚守永业田，借以维持生活，口分田的分配，权在官府，大概不容易得到。（4）极少数民户有买田。如郑恩养户有十二亩买田，算在实受田数内。依据上列情形，每户受田不足，与均田制一丁一顷的规定距离很远。耕地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少人多，而是豪强和佛寺盛行兼并。《残卷》所列民户，都是下中户和下下户，当然，全部户籍中还有上等户和中等户。按《残卷》中有下中户索思礼户，父子二人都是上柱国勋官，本户共应受田六十一顷五十三亩，可是他们没有势力和财力，实得田只有永业田四十亩，勋田十九亩，口分田一百六十七亩，又有买田十四亩。如果有势力，照法定数就可得田六十一顷，如果有财力，用买田形式就可以永久占有田地。势力和财力愈大，在法定数外兼并更多的田并无限制。占户数最多的中等下等户，由少地逐渐到无地，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残卷》的受田情形，正反映兼井在进行，均田法在破坏。
　　均田法实际是引导农民开垦荒地的一个方法，农民辛勤地开辟荒地，地主阶级凭借权力，逐渐夺取这些田地，田地开辟愈多，地主掠夺也愈益猛烈，到了唐前期的未年，正如杜佑《通典》所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均田法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均田法废弃的过程，自然首先是关中，其次是关东，七二二年，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就是均田法失效的说明。长江流域在七八○年行两税法以前，均田法可能还多少保存一个时期。
二 庄 田
　　唐前期行施均田法的时候，同时并存着三种土地占有的形式。一是地主占有永业田。这种占有，关中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东较少。二是按均田法农民占有田地，其中有永业田二十亩。这种占有，关东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中最少。三是无田百姓，得不到官田，自己垦种十亩五亩小田地。这种占有，随着地主占有的扩大，均田法的破坏，成为农民维持生存的普遍形式。等到半饥饿生活也不能维持时，才被迫投靠地主作佃客。农民坚守十亩五亩小据点，和地主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抵抗，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保存一些仅有的自由，避免作佃客的痛苦。
　　地主占有一片田地，也可以占有许多片田地，按照阡陌相连的一片，组成一个农业生产单位，通称为一个庄。庄有各种别名，如庄田，田庄、庄园、庄宅、庄院、山庄、园、田园、田业、墅、别墅、别业等名称，实际都是一个地主所有的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庄在东晋、南北朝也很盛行，如东晋王导有墅在钟山（在江苏南京市），田八十余顷。谢安在山墅会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宋谢灵运在始宁县（浙江上虞县西南）有祖传的宅和墅，谢灵运移居会稽，修营别业，依山临江，风景极美，作《山居赋》，描写墅内农产物的丰盛，自己生活的康乐。孔灵符广有产业，又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立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还有两座山。东乡君有园宅十余所。梁昭明太子诗“命驾出山庄”，梁简文帝诗“瞻鹤岭兮睇仙庄”。陈陈暄诗“功多竞买园”。可见南朝地主都拥有庄。北朝记载较少，但不是没有庄。唐高祖住宅在武功，庄在鄂县（陕西户县）。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平阳公主利用鄂县庄聚众响应唐军。于志宁有祖传的庄园。足见北朝地主也都拥有庄。上推到两汉、魏、晋，或称园、田园、田宅，或称坞、壁、堡，也都是地主的庄。东汉仲长统《昌言》，西晋潘岳《闲居赋》，都描写了庄园主人的优裕生活。再上推到周朝，贵族领主所有的邑，也就是后世地主的庄。唐人所写庄园主人的生活，与《山居赋》、《闲居赋入《昌言》所写大体相同，庄并不是唐朝地主的新创。唐庄之所以值得重视，只是因为自唐中期起，均田法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
　　皇帝是地主阶级最高的首领，自然，他要领头来掠夺农民的田地。举些例来看。六五一年，唐高宗废玉华宫，改作佛寺，苑内及诸曹司原是百姓田宅，一概交还本主。七二四年，唐玄宗下诏说，所筑宫墙，可开些宫门，让本主进来耕种。足见皇帝造宫殿，任意夺取百姓的田宅。皇帝又有大量庄宅，特设内庄宅使（宦官）掌管。八○五年，唐顺宗即位，命令庄宅使说，从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到贞元二十年（八○四年），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音碍ài）、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诸色人拖欠租课、现钱、丝等，共五十二万余，一概放免。足见皇帝拥有大量的私有田地和建筑物。皇帝是最大的兼并者，他们颁布一些禁止兼并的诏令，无非 是想欺骗失地民众，表示朝廷也在关心。这些诏令的颁布，只能看作兼并愈益紧张，不能看作土地掠夺有任何缓和。
　　唐自开国时起，法令规定凡官员都有占田权，所占田地数量是巨大的。官员占田的名目众多，大体如下列。
　　永业田——凡有爵、勋、官（职事官、散官）的人，得受永业田。自最高爵亲王起，下至男爵，都受永业田。职事官自正一品下至九品，也都受永业田。散官五品以上，受田数与同级的职事官同。王爵以外，又有命妇：公主正一品，郡主（皇太子的女儿）从一品，县主（亲王的女儿）正二品（《新唐书·百官志》作从二品），这些命妇自然也要受永业田。六二四年，唐高祖定官制，自三公以下，尚书、门下、中书等省下至公主的属官邑司，并称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下至将仕郎凡二十八阶，为文散宫；自骠骑大将军下至陪戎副尉凡三十一阶，为武散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凡十二等，为勋官，这个官僚架子是很大的。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并省官职，留用文武官凡六百四十三员。后来扩大为七百三十员。这些当是在京任职事的官员，其他文武散官和勋官，开国初期，一定有很大的数量。事实上，唐太宗并不能控制京职事官人数，当时正员以外，已有员外等名称。唐高宗显庆年间，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已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自三师以下有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有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吏员没有特别受田制，但可以设想，按均田法受田，有比普通民众较优的待遇。后来官数愈益增加，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唐前期已是“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唐中期起，更是“不胜其滥”。这样多的宫，在均田法正式废弃前，都有权受永业田传授子孙，多一个官，若干农民就失去应受的田地。法令规定：六品官以下受永业田，以本乡收回的公田即从农民收回的口分田发给，这样，农民的口分田愈来愈减少。五品官以上受永业田，不得在狭乡，只许在宽乡接受无主荒地。这个规定是否生效，是很可疑的，即使有些官在宽乡受地，也不会是荒地，至少不会全部是荒地，熟田还不是夺农民的口分田，荒地还不是驱迫失地农民当佃客，替他开垦荒地成熟田。所以，官员受永业田，是地主据有庄田农民失去耕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职分田——这是作为京内外职事官一部分俸禄的田，与作为官员私人所有的永业田性质不同，但侵夺农民的熟田，迫使农民充当佃客是相同的。自唐高祖定职分田制，后世有时以“恐侵百姓”为理由，停给职分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升）。至七二二年（开元十年），唐玄宗收国内外官职分田，说是分给贫民，实际是兼并盛行，不得不废止职分田来满足权贵的兼并，所谓分给贫民，就是让贫民当佃客。在职分田废止以前，它是一种官庄，是夺取农民耕地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公廨田——这是官署所占有的田，也是官庄的一
唐代贵族官僚永业田表
唐代勋官永业田表
　　唐代内外官职分田表
　　唐代内外官职分田表
　　唐代公廨田表（一）
　　唐代公廨田表（二）
　　种。唐高祖定制，凡京内外各官署都有公廨田，又有公廨园、公廨地，都由官署收租税供公私费用。后来废京官公廨田，改给俸赐。京外公廨田仍旧制。
　　僧寺道观——道士僧人每人给田三十亩，女冠女尼二十亩。寺观有常住田，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这个规定完全是空文。《通鉴》说，武则天时，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僧寺所有。唐朝僧寺拥有大量庄田，是民生的大害之一。关于寺院庄田，当在另节作说明。
　　上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以及寺观常住田，如果都按令式（法律规定）占田，尽管占田数量很大，总还算是有些限止。事实却完全相反。大抵自唐高宗时开始，下至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盛行的结果，令式逐渐失效，均田法逐渐归于废弃。下面举出一些有关贵族官僚无限止占田的事例，说明这一时期里的庄田情形。
　　王方翼（唐高宗时人）幼年从生母居凤泉别业。王方翼督促佃客力耕，数年间辟田数十顷，修饰房屋，种植竹木，成为富室。王方翼的父亲王仁表，唐太宗时作歧州刺史（上州刺史从三品），按宫品只有永业田二十顷，足见田可以任意扩大。
　　七一三年，唐玄宗没收太平公主的田园，官收取租息，几年还没有收完。
　　宋之问有蓝田山庄（在陕西蓝田），后为王维所有，称辋川别业。宋之间诗“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王维诗“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庄田多有水利，可见夺田先从水田入手。
　　李澄（唐玄宗时人）广有产业，伊川地方（河南嵩县、伊川县境）水陆上等田，多为他所有，别业一个接着一个。他和吏部侍郎李彭年，都被讥为有地癖。
　　张嘉贞（唐玄宗时人）多年任要职，有人劝他置田业。他说：我做过宰相，不愁贫穷，如果犯了罪，就是有很多田庄，也没有用处。我眼见朝官们广占良田，等到死后，都被无赖子弟用作酒色费，田业有什么意思。张嘉贞不置田业，算是稀有的见识，可知当时朝官无不广占良田。
　　官员以外，普通富人也有大量田庄，如：
　　富商郑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邺城人王叟，无儿女，积粟将近一万石。庄宅很广大，客坊中住佃客二百余户，王叟经常巡行客坊。
　　依据这些事例，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田地，确实是极其严重的现象。七五二年（天宝十一载），唐玄宗不得不下一道诏书来欺骗民众，至于实效当然是毫无的。诏书说：“听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人家，近来置庄田，不顾章程，尽量吞并。说是借用官府的荒地，其实是侵夺熟田，指山谷作牧地，不限地面的大小。百姓的口分田、永业田，也被违法买卖，或者涂改文书，或者托名典贴，逼得百姓无处安身，然后招作客户，使靠佃耕得食。这样，既侵夺居民的产业，又造成浮情（竟说失地农民是浮情）的习惯，到处都如此，相沿也很久。不加改革，为害将更深。”地主的罪恶行为，诏书里已经说出了一些，该怎样改革呢！诏书说：“所有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庄田，不得超过令式的规定数。”看来，似乎可以退还一些田地给民众了。诏书本来目的在欺骗，说了些责备地主的话并且提出办法以后，就把话头转到原封不动的地点上来。它说：“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所谓宽典、弘通，就是变通令式，承认已经兼并的事实为合法。最后，它说：“自今以后，再也不许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以及非法影射、惜用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私留客户等事发生。”这些空话丝毫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企图使民欢受骗，以为朝廷在关心他们失地当佃客的痛苦。
　　七五二年诏书，等于均田法废弃的宣告书。自西晋开始的授田制，因均田法的废弃而告结束，从此，庄田制一直在盛行。
　　下列诸例说明自唐中期以后庄田的盛行。
　　郭子仪前后受赐良田、名园、甲馆极多，自置的田业数量更大。京城南有一所别墅（城南庄），林泉胜致，举世无比。孙樵《兴元新路记》说，自黄峰岭至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郭子仪私田。
　　马燧财产极饶富。马燧死后，宦官逼马燧次子马畅献田园第宅。
　　郭子仪、马隧都是良将，都占有大量庄田，其他武官可以类推。
　　裴度在洛阳午桥建别墅（午桥庄），种花木万株，筑凉台和避暑馆，名为绿野堂。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诗“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可见庄中有农田。
　　李德裕在洛阳南置平泉庄。庄周围十余里，台谢百余所，有奇花异草与松石。周围十余里的大庄，自然也有农田。
　　裴度、李德裕都是良相，都占有大庄田，其他文官可以类推。
　　司空图在唐未，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在山西永济县东虞乡南），周围十余里。山岩上有瀑泉，引泉水灌溉良田数十顷。司空图子孙，北宋时还住在司空庄。
　　司空图曾任礼部员外郎（从六品），算是不乐仕进的隐士，庄田却很大。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说，“强家大族，畴接壤联，动涉千顷，年登万箱”。陆贽《奏议》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这都是说，到处有大庄主。至于普通士人占有小庄田，更是到处都有。许浑《题崔处士山居》诗“二顷湖田一半荒”。权德舆《送李处士弋阳山居》诗“不惮薄田输井税”。岑参《寻巩县南李处士别业》诗“且喜闾井连，灌田同一泉”。耿纬《东臯别业》诗“东臯占薄田，耕种过余年”。这些所谓处士，就是不曾得官的士人，也是占有不多田地、少数佃客的庄主。他们的优裕生活，可在储光羲《田家杂兴》诗里见到，储诗说“种桑百余树，种黍（酿酒米）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他们只要得到官，田产就变大了。
　　大庄小庄遍布在全国，都是地主阶级侵夺农民田地的据点，农民坚守着的小块田地，陆续被这些大小庄主夺去。固然，许多庄是庄主用钱买得的，但是，钱归根还是从农民手上侵夺来的。
　　陆贽《奏议》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说，当今京畿地方，每田一亩，官税五升（唐代宗改按丁收税制为按亩收税制，税额是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五升），私家收次租，却有一亩收租一石的，比官税增二十倍。中等田收租五斗，比官税还多十倍。按上等田每亩产粟二石，中等田亩产一石，佃容纳租一石或五斗，仍是西汉“见税十五”的旧例。官税固然较轻，但加上徭役和额外科派，负担仍是沉重。佃客的身份是庄主的私属，可免官府的课役。陆贽说私属的生活是借庄主的种籽和食粮，赁庄主的田亩和住屋，整年劳苦，不得休息，全部收入，还债还嫌不够。陆蛰以为农民种官田比种私田好，其实，农民无论种官田或私田，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
　　均田变成庄田，租庸调法自然也要变成两税法。
三 租庸调法
　　《新唐书·食货志》说“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陆贽《奏议》说“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庸曰调。……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蛰所说田、家、身，归根仍是一个“以人丁为本”。因为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颁布的租庸调法，是以均田法的“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为出发点的。既然法律上认为丁都受了田，所以丁应该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关东地区有大量荒地，农民受田开垦，算是有个垦出百亩熟田的希望，虽然在开垦期间，按法令供给租庸调，也就觉得可以负担了。关中地区情形就不同。民只受三十亩或更少的田，一开始就有逃往宽乡的趋势。六二七年（贞观元年），朝廷为了避免关中空虚，禁止出关。随着兼并的逐渐剧烈，农民失地不得不逃亡的现象也就愈益严重。六九五年（武则天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书，说：当今天下民众，逃亡的很多，原因非一，有些是离开军镇，有些是出外求食，总不外是逃免租赋，躲避谣役。民众逃出本籍贯以后，可以不服官府的徭役，姓名不列入户口账。偶尔遇到检查，便转入他境（他州他县），仍能容身。李峤说了这些情况，提出主张说，现在朝议总以为军府所在的地方，户不可移，关中的民众，籍贯不可改，其实偷出关口，远离军府的人多得很，不如准许转移，户口还有个着落。李峤所说逃亡现象，主要是指关中地区，足见在武则天时候，关中民众已经无法负荷租庸调的重担。
　　自宇文泰攻取蜀地，西川地区成为关中地区的后方，经北周至隋、唐，总保持着这种关系。这就是说，唐朝贪暴的搜括，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西川地区。武则天末年，陈子昂上书说：蜀中并无重役，可是诸州逃户多至三万有余。土豪大族，收容逃户，压榨役使，获取厚利。一部分逃户进入山林，攻掠城邑。陈子昂指出：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的原因，实缘官人贪暴，不守国法，吏员游客，乘机侵夺，剥削得太残酷了，民不堪命，破产失业，只好逃亡。他要求朝廷严令州县长官，设法大招逃户，三万户回来，租赋可以富国。
　　李峤和陈子昂都说出了一个秘密，就是地主欢迎民众逃亡。地主成立田庄，就需要佃客，如果农民各守自己的耕地，庄田便无人耕种，因此，佃客的补充，对地主有重大利益。要农民当佃客，是从两个方面来驱迫的，一是官吏贪暴，二是田庄发达。田庄发达，使得农民耕地丧失或缩小，官吏贪暴，使得农民无法承担赋役，只好逃离本乡，出外求食。得食的地方，就是地主的田庄。李峤说：“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陈子昂说“土豪大族，阿隐相容”，都是说的这件事。当然，农民变佃客，数量过多，对朝廷不利。武则天未年，韦嗣立上书说，国家自永淳（六八二年，唐高宗年号）以来二十余年，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课减耗，国用不足。亡逃过半，自然是夸大的说法，但逃亡不限于关中、西川，却是事实。七一九年（开元七年）唐玄宗下诏说，民众“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情，或豪人（土豪大族）成其泉（渊）薮（田庄），或奸吏（官吏）为之囊囊（包庇入境的逃户，即包庇本地庄主）……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这里说出官吏庄主与逃户的关系，与李峤、陈子昂所说相同，不过，唐玄宗说的是全国一般的情况，足见逃亡现象影响朝廷的收入愈益严重。诏书所说“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是指什么呢？州县官对民众逃亡，毫不关心，照旧户籍向逃亡户原住的乡里索取租庸调，留住乡里的民户，替逃亡户负担，也只好陆续逃亡，这就是所谓乡里实受其咎。七二一年，唐玄宗实行检括逃移户口和籍外田（不纳租税的隐田），派宇文融为劝农使，率领判官二十九人，在全国范围内检查逃户和隐田，结果是虚张成绩，或指实户（有户籍的民户）为客户，说是括得逃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当数量的田。大抵自垦十亩五亩的那种小农被检括了，对拥有庄田和佃客的地主却并无影响。官员本身就是庄主，与一般庄上利害一致。官员和一般庄主与朝廷在逃亡户上有矛盾，但朝廷捡括得几十万户小农，损失有所补偿，矛盾也就算是得到解决，受害的依然还是农民。
　　租庸调法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亩的假设为依据的。事实上，唐开国时，丁男受田多少就很不一致。后来地主兼并愈来愈剧烈，官府贪暴愈来愈凶猛。农民受到租庸调法的压力也愈来愈严重。正如李峤所说：天下民户，多是贫弱，有的当佣工佃客，卖力求食，有的卖屋贴田，供官府征求。照李峤的说法，就是有田的人缩小田地，无田的人投身田庄当佣客。作为租庸调法对象的丁男，既然或失地逃亡，或地小难负一顷田的租税，对朝廷说来，也非改变剥削方法不可。《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以后（当是指天宝年间），天下户籍久不改造，丁口转（转移居地）死，田亩买卖，贫富变化，都不再调查。这是说，天宝年间，均田制度早不存在，调查丁口并无实际意义，也就无须造户籍。当时社会因长期安宁，除去逃户，各地户口一般确有增殖，官府不管真实丁口，只凭旧户籍向乡里索取租税，实行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安、史大乱以后，户口削减，向乡里按丁收税已不能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按亩定税，改变以人了为本的旧法，分夏秋两季收税，为两税法开先例。
　　七八○年，唐德宗采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
　　两汉赋税制，按亩收租，按丁口收算赋，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曹操改革赋税制，直到唐租庸调法，有按亩收租调，或按丁收租调两种，朝廷收入全部是实物。唐两税法改为按资产收税，实际是按田亩收税，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二○四年（汉献帝建安九年）曹操创新制到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法，实物税行施将近五百年，这里简括地作一叙述，说明这种制度的变迁。
　　东汉未年豪强大混战，社会遭受极大的破坏。曹魏杜恕说，现在魏国拥有十个州的土地，户口却不及东汉时候的一个州。陈群也说，现在人口太少，比西汉不过一个大郡。这都是说东汉未年人口大耗损。统治阶级的急务是如何对这个残存民众进行剥削，要钱是不可能的，要衣食（粟帛）还可以，这就是曹操改变汉赋税制的根据。
　　二○四年，曹操击溃袁氏势力，取得河北地区，黄河南北大体上统一了。他下令说，在袁氏统治的地方，豪强兼并，亲戚横暴，小民贫弱，被迫代出租赋，袁氏怎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现在规定制度，田租每亩纳粟四升，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此外，官府一概不许擅自征取。这个制度自然通行在黄河南北。据仲长统说，肥地和瘠地平均计算，一亩产粟三斛。曹操按亩收租四升，税率很轻，这时农民是鼓励多开垦荒地，对地主是不敢过多超出东汉百一之税的惯例。他兴办大量屯田，与田客对半或六四分租，专供军用，可以补民租的不足。户调取帛绵较多，可以补屯田的不足。曹操这一创制，对农民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免去了商人的一层盘剥。田租、户调的名称也从魏国开始，一直沿用到唐朝。
　　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国，颁布赋税制。《晋书·食货志》只载户调及男女丁占田亩数（户主夫妻共占一顷）。《初学记》引《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晋故事》当即贾充等定律令，二六八年（晋武帝泰始四年）奏上的《故事》三十卷。屯田制每一田客课田五十亩。《晋故事》所说当是二六四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后的情形，田客和普通民丁都按五十亩纳田租四斛，即每亩纳租八升。灭吴以后，通行占田制，按一顷纳租，加倍为八斛。西晋田租、户调都比曹操定制加重，但在废屯田制以及蜀、吴两国原来赋税极重的情况下，西晋赋税制还是可行的，因此太康年间社会较为安宁。
　　西晋行占田制和课田制，作为收取田租的根据。兼并者田多，农民被兼并，田少或无田，同样纳一顷的田租，显然很不均平。三三○年，东晋成帝改变旧制，开始行按亩收税制，称为度田收租制，取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斗。（《晋书·食货志》所说税米三升，疑是三斗之误）。三六二年，晋哀帝减田租，每亩收米二斗（《晋志》作升，仍是斗字之误）。三七七年，晋孝武帝废度田收租制，恢复按丁收租制，王公以下，丁男每口税三斛。三八三年，增为每口税米五石。这个制度对兼并者有利，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田亩，投靠士族当佃客。南朝大体上沿袭东晋赋税制。
　　北朝赋税制从魏献文帝时开始有记载。魏献文帝规定民户按贫富分三等九品纳租。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送租到京师（平城），中三品户送祖到别州重要官仓，下三品户租留在本州官仓。《魏书·食货志》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四八四年）以前，魏国赋税制是九品户混通，每户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调外帛一匹二丈。照《魏志》的说法，九品混通，负担相等，只是送租地点有远近，分品意义并不大。行三长制和均田制以后，规定户调，一夫一妇纳帛或布一匹，粟二石。北朝，从此确立了按丁收租制。北齐租调：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北周租调：一夫一妇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或纳布一匹，麻十斤；粟五斛。隋租调：丁男一床，每年纳祖粟三斛，绢一匹（后减为二丈），绵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唐租庸调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大体上说，历代赋税的趋势是逐步在减轻。
　　曹操施行两种赋税制，一种是普通的制度，即按亩收租，每亩四升，不管一户丁口的多少；又一种是特殊的制度，即招募农民当屯田客，每人种田若干亩，官与客对半分产品，屯田客免徭役。在大乱以后，荒地多民户少军事上急需食粮的情况下，屯田制对朝廷有利。到了情况变化，朝廷需要更多的谣役时，保存屯田制就不如废弃屯田制为有利。司马昭灭蜀，晋武帝灭吴，都紧接着罢屯田官，足见屯田制与普通赋税制是有矛盾的。自曹操兴屯田以来，魏全国有大量的屯田和屯田客，晋武帝依据废除屯田并免屯田客为普通农民的特点，创行一种假设每一作户主的丁男夫妇共占田一顷，按一顷田出租调的按丁收税制。这种制度，必须与占田制相辅而行，也就是必须一般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亩，破产失业还不是普遍现象，才能行这种赋税制。如果兼并盛行，农民丧失田地被迫当佃客，朝廷收入减少，就要改行按亩收租制。东晋、南朝不行占田制，按亩收租又行不通，所以，长江流域民众赋税负担较重。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后，历代都保持均田制，唐行均田制，地区比较广大，赋税也比前朝为轻，对黄河流域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起着推动作用。但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必然紧接着兼并的盛行，到唐中期，不得不改行按亩收租的两税法，并且改实物税为货币税。
四 两税法
　　七八○年，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已经有若干措施为两税法作了准备。七六九年，唐代宗定田亩为两等，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税五升。次年，又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等田每亩税六升，下等田每亩税四升。秋税上等田每亩税五升，下等田每亩税三升。这是一年中按亩两次收田租的开始。七六九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百官每年税钱，分户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第八等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官准下下户。百姓如有邱店、行铺及炉冶（工商），按照规模大小，在本户税上再加税。如一户有数人在各地作官，或数处有庄田，各按官品或田数在各处纳税。诸道将士的庄田，例应优待，一概按第九等户纳税。这是按财产纳户税的开始。上上户出四千文与下下户出五百文，形式上似乎相差颇远，实际仍是富户负担轻，贫户负担重，因为财产相差远远不只是九等。
　　唐代宗以前，唐玄宗也为两税法开了端绪。唐玄宗在租庸调外，又创资课。所谓资课，就是财产税。七三四年，敕令官府定户口时，凡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算入货财数内。非商户郭外居宅，当是官员居宅。显然，商户有郭外居宅，一丁有两牛，都是要课财产税的。七三七年，敕令地方官所收租庸调和资课，都变换为本地特产（轻货），运送到西京和东都。米、绢、布、绵、麻等物变换为各地出产的轻货，叫做变造。敕文里说“江淮等苦变造之劳”，就是指江淮等地百姓，将实物卖给商人，得钱交给官府，官府用钱向商人买本地轻货，潜运到京都。运脚费比轻货价高数借，再加卖米绢买轻货时商人的盘剥，纳税民众负担极重，所以说是苦变造之劳。事实上，资课（南朝称资税）和变造（南朝有军国大事时行变造法）都是东晋南朝相沿的旧法，唐玄宗在北朝相沿的租庸调以外，又恢复东晋南朝的资课和变造，这种繁重的搜括正适合开元后期的骄侈政治。
　　资课、户税、变造、按亩收租，都说明租庸调法在崩坏，代替租庸调的新法在形成中。安史大乱以后，户口耗减，租庸调法更难以行施。因之两税法成为最适用的税法。
　　七八○年（建中元年），唐德宗行两税法。要点是：（一）量出制入。（二）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三）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四）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两税都按钱计算。（六）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七七九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七）保留丁额。（八）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九）最 后加上一条欺骗民众的老手法，叫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初行两税法，朝廷收到实效是：第一，户有增加。据《新唐书·食货志》说，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经朝廷派黜涉使到各地检查，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一概在当地立户籍。据杜佑建中初年《奏议》说：开元、天宝年间，户有九百余万。现在人口耗损，天下只有户一百三十万，陛下派使官检查，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仅三分之一。其中浮寄户还占五分之二。杜佑所说户数与《新唐书。食货志》相差一百一十万户。不论那一说近似（杜说较可信），户有增加总是事实。第二，钱米增加。《新唐书·食货志》说，一年得钱二千五十余万绪，米四百万斛供京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供京师。夫中需要米粮，唐玄宗时，每年运米入关不过二百五十万石，转运已极困难。唐德宗时据陆贽说，近年来（七九二年前后）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河阴仓留四十万斛，陕州仓留三十万斛，输入京城四十万斛，足见一千六百万斛之说不可信，但京内外钱米足用却是事实。《通鉴》在建中元年末记本年两税所得数：天下税户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这个数字大概较为有据。
　　初行两税法，百姓也有些好处，安、史乱后，朝廷急需钱物，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富家丁多，或找个官做，或托名为僧，得免课役。贫家丁多，无处隐蔽，只好按丁纳租税，再加上胥吏的奸弊，贫弱的民众，除了逃亡作浮户，实在无法应付。两税法虽然对民众的负担丝毫不曾减轻，而且还加重些，但比起乱收税来，总算是有个统一的税制。可是，腐朽已极的唐朝廷，只知道要钱愈多愈好，从七八一年藩镇田悦等叛变时起，两税法又变成乱收税，民众受害与改制以前一样严重。
　　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规则，在唐德宗在位时，已经是每一条都起残害民众的作用。
　　量出制入——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入，等于说要无限掠夺。杨炎依据七七九年（大历十四年）的“出”来定七八○年的“入”，已经是重税。七八一年以后，连年战争，军费浩大，统治者又贪欲无底，进行搜括，重上加重，都借口量出制入。七八二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加二百。唐德宗通敕各道都加税二百文。后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加税十分之二，唐德宗也自然允许。每加一次是每千二百文，十分之二成为量出制入的常例。各道有事，得用权宜（暂加）名义加税，事毕，暂加变成永加。正式加税以外，还用“税外方圆”、“用度羡余”等名非正式加税。例如韦皋在蜀二十一年，重税百姓，分一部分作为月进，蜀地从此贫乏。全国各地都有进奉，实际就是朝廷让地方官非正式加税，皇帝分得一部分税钱。七九四年，陆贽《奏议》列举两税的弊害，说：用兵以来朝廷所加及各道私加的税请一概停止。足见加税是诸害中的一大害。
　　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七八八年，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审查等第高下。地方官的成绩按户口增加、田野开辟、税钱增长、先期缴纳四条评定。地方官迫令民众析户，奏报虚数，并且用些优待办法，互诱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说是政治良好，流民复业。税额全部摊派给土著户，催促严厉，不容短少。贫苦人家，或向富户借债，或出卖田宅。年景要是不好，想卖妻儿作奴啤，还未必能找到买主，常常被官府逼得无路可走，自缢求死。朝廷列四条考地方官的成绩，地方宫以残害百姓来应考，所谓不分主客户，实际是主户（土著户）遭殃，也就是贫弱户遭殃。
　　按贫富定等级，即陆贽所说“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多的税重，资产少的税轻，似乎是均平的税法。可是，人有贵重的资产，可以不被人窥见，田地却无处隐藏，同样是田地，富贵人的田地，官吏未必敢详细查看，贫弱人的田地，却非查看不可，并且要用放大的眼睛来查看，归根说来，所谓以资产为宗，主要是以普通民众所有的小块田地为宗，陆蛰说“敦本业者（农民）困敛求”，就是以资产为宗的实情。八三○年，剑南西川宣抚使奏称，“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文）”。种谷既有青苗钱（在两税外），种其他作物自然也会有税。蜀地税姜芋，可以椎知别处有相类的税。看来，资产不限于田地，田地上种植的作物，也当作资产来收税。
　　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商贾的资产，三十税一，比农民轻得多，所谓负担均等，无非是骗人的话头。陆贽说，“挟轻资（容易携带的贵重物品）转徙者脱摇役”，就是说，有些商贾能够逃脱赋税。同是商贾，势力悬殊，纳税的自然是那些小商贾。
　　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伙税不得过十一月——农民刚夏收，官府就收夏税，刚秋收，就收秋税，农民被催促得如此急迫，正如陆贽所说，不是“敛获始毕，执契行贷”，收获物通过高利贷者，变钱转入官府，便是“丝不容织，粟不暇春”，立即被官府夺去。白居易《新乐府·杜陵叟》篇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种薄田一顷，因旱灾不收，官府照常收税，种地少的人当然受害更大。可能是民怨沸腾引起某些官员的忧虑，向皇帝（唐宪宗）陈情。《杜陵叟》篇接着说“不知何人秦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免）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上自皇帝，下至里胥，贪婪狡诈的眼睛一致注视着农民，掠夺加欺骗，充分说明都是食人肉的豺狼。
　　两税都按钱计算——陆贽论两税按钱计算的弊害说，农民生产物只有粟帛，可是两税按钱计算，官府给粟帛定出价钱，按钱数收粟帛，例如初定两税时，定三匹绢的价钱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得一万钱，纳税人所出钱数不变，匹数增加一倍。《新唐书·食货志》也说，初定两税时，物重钱轻，后来物价愈跌，纳物也愈多。绢一匹原值钱三千二百文，逐渐跌价为一千六百文，官收钱似乎并不增税，民纳物实在是多了一借。此外还有巧取的方法，如度支（朝廷掌财政的长官）将征来的物品，本价外增价若干，作出虚价，发给各官司，使受物品者所受钱数不短，实物却打了折扣；对州县则以物品恶劣为理由，压低缴来的物价，使补足缺额，称为折纳。又如特别税叫做进奉、宣索（皇帝派宦官到某地指名要某物），强令民众服役叫做召雇，摊派物品叫做和市，表示官出钱雇役买物。到唐德宗末年，民众负担比大历末年实际增加了两倍。到唐穆宗长庆年间，钱愈重，物愈轻，民欢负担大致增加到三倍，八匹绢才抵得一万钱，豪家大商也大获厚利。巧取的方法，还有临时征收杂物，官府定出用粟帛折价的杂物价钱，而且还每年变换名目，使纳税人不知本年可准备何种物品。正如陆蛰所说，农民“所供（杂物）非所业（耕织），所业非所供，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这是多么丑恶的一幅巧取豪夺图！朝廷利用农民没有钱，任意操纵物价，逼迫农民在变物为钱时吃亏受害，占便宜的首先是官，其次是商贾和地主。
　　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两税法既然按资产收税，资产多少随时有变动，为什么要保持大历垦田数？既然不分丁男中男，为什么要保留丁额？这是因为朝廷规定一个田和丁的基数，以便后来只许增多，不许减少。填补减少的方法是摊派。《新唐书·食货志》说，“税取于居者（土著户），一室空（有一户逃亡）而四邻亦尽（四邻代纳税）”。陆蛰说“有流亡则摊出（派给别人），已重者愈重”，这都说唐德宗时用摊派来补逃亡户的税钱。这里举唐宪宗时候的事作例，具体说明摊派的祸害。八一九年，李渤上书说，臣路过渭南县，听说长源乡旧有四百户，现在只剩百余户，阌乡县（阌音文Wén河南灵宝县）旧有三千户，现在只剩一千户，其他州县大抵相似。查考原因，都由于官府将逃亡户的税摊派给四邻，结果四邻也只好逃亡。这实在是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光知道竭泽，不管明年无鱼。请下诏书，禁止摊派。宰相看了很不满意。摊派是聚敛之臣的要诀，他们知道农民终究不是竭泽中的鱼，农民非到迫不得已是不会逃亡的，在一般情况下，逃亡是陆续发生的，只要有留存的民户，摊派就能生效，搜括也就得到满足。当然，泽总有一天是要竭的，那时候农民起义就必不可免了。
　　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民欢赵光奇作了完全正确的答案。七八七年，是三四年来最丰收的一年，米一斗跌价至一百五十文，粟每斗八十文，朝廷下诏和乘（官府按市价收买）。有一天，唐德宗到新店地方狩猎，入居民赵光奇家，问：百姓快乐么？赵光奇答：不乐。唐德宗说，今年丰收，为什么不乐？答：诏令无信。先前说两税以外一切科目都废除，现在各种苛杂比正税还多。后来又说和来，实际是强夺，民众何曾见过一文钱。起初说所籴粟麦送到附近地点就成，现在令送到西京行营，一走就是几百里，车坏马死，就得闹破产。民众愁苦到如此，有什么可乐。也常常有诏书说从优抚恤，无非是一纸空文！想来皇帝住在深宫里，不知道这些实情。赵光奇代表千百万民众作出正义的斥责，唐德宗是无话可答的，只好免赵光奇家的赋役，算是答了话。他兔一家的赋役，再不问别的事情，因为根本不想改正弊病。这正好说明官吏所有罪行，来源就在这个住在深宫的人。
　　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剥削阶级用来统治民众的方法，不外乎暴力镇压与无耻欺骗两种。这两种相辅而行，但在平时总是用欺骗法，当一个朝代没落的时候，欺骗法使用得更为显著。陆贽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何”。宣布以任法论的是朝廷，无耻欺骗的也是朝廷，陆赞说得很明白。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比不上陆贽。白居易在《重赋》篇里说，“国家定两税，本怠在爱人（民），厥初防其淫（加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在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夺我身上暖，买尔（贪吏）眼前恩，进入琼林库（皇帝宫内私库），岁久化为尘”，诗里把皇帝说成爱民，重赋全是贪吏所为，不管白居易主观上是否有意欺骗，这总是欺骗法的又一种形式。民众受了诸如此类欺骗法的影响，对皇帝存有幻想，不能较快地识破统治者的骗局，起义常因此受到阻碍。
　　均田法已废除，按一顷田纳税改为按亩纳税，应该说是合理的；征收实物改为折价收钱，也未必不可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实在是自然的趋势。陆贽、白居易等人指出两税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夺等种种弊害，确是同情民众的正论，但主张恢复租庸调法不免是一种迂论。他们真意所在，是要求朝廷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针对着当时腐朽政治，迂论也还算有些意义。不过，迂论终究是无用的，两税法终究是不可废的，唐穆宗时元稹在同州均田，应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元稹《同州奏均田》篇说，同州所属七县，自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定税额，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民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耕地，多被填掩，田地逐年减少，百姓税额已定，都按虚额征收。还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纳税不过二三。氏众负担过重，相率逃亡，州县收税着实困难。元稹说了这些情况以后，再说他均田取得的效果。他令百姓自报旧有和现有的亩数，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赋税，所报大体真实。元稹依据所报田亩数，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定出现存顷亩，然后取两税原额地数，通计七县田地肥瘠，贫富户一例按亩数和田地等级抽税。元稹说，从此贫富强弱，一切均平，租税可免逋（逃）欠。元稹所说均田，是均田赋，与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实异。按田亩实数和田地好坏均摊两税原额，朝廷收入照旧，纳税人负担算是比较均平些，这就成为元稹的著名政绩。
　　豪富纳税十之二三，其余税额全部压在贫弱户身上，同州如此，自然别州也是如此。《新唐书·食货志》说，唐文宗时，豪富侵吞产业，并不转户，州县官也不去查问，原主已失地，但仍负担赋税，至于给豪富当奴、客，服劳役受刑罚比州县还凶恶。这种情形，唐文宗时如此，在以前和以后也是如此。民众在残酷剥削下，只能拾橡实维持生命或在豪富家当奴、客。这里引皮日体所作《橡媪叹》，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的普遍现象，不言而喻，奴、客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诗里说“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还没有沦为奴、客的农民境遇，农民起义的完全正义性，也就一望而知了。
五 盐茶等税
　　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财家，七五六年，正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唐朝财政非常困乏，唐肃宗任第五琦为度支使。第五琦作榷盐法，凡产盐地方，都设盐院，亭户（制盐户）生产出来的盐，统归官卖，严禁私盐，从此盐税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刘晏从七六○年起，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来又兼转运、常平等使。铸钱、盐铁、转运、常平都是敛钱的手段，不过，得钱最多的还是盐税，刘晏理财主要就是增加盐税收入。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钱六十万缗，刘晏改进税法，到大历末年，他所管各使事的总收入，一年多至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占大部分，比初创行时增十倍以上。刘晏理财不同于其他聚敛者。聚敛者只顾要钱，不管民众死活；刘晏却兼顾民众，让民众也得些利益，在民众还能容忍的限度内，谋取大利，这是刘晏理财的特色。他在诸道置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形，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能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刘晏掌握全国市场动态，在丰收地区用较高价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较低价钱祟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供官用，有多余再运到丰收地区去出卖。这样调剂的结果，物价大体上可兔太贵太贱的危害，社会得以比较安稳，税收也就比较有着落。转运使的首要职务是运江淮米粮到关中，刘晏任职时，每年运米入关，有时多至百余万斛，通过砥柱，全部运到。他不仅在运输方法上能保证安全，更重要的是调剂物价，使入关米粮保证有来源，看来，贵籴贱粜，似乎对官府无利，实际是得了大利。刘晏改革榷盐法，尤其是大利所在。原来规定某些州用河东池盐，某些州用海盐，刘晏在产盐地设盐官，收亭户制成的盐转卖给商人，任令贩卖，各州县不再设盐官。海盐产量大，价比池盐低，运销地面极广，因之海盐和潜米以及茶叶集中地的扬州，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城市。起初江淮盐税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税每年只有八十万缗。扬州城市的繁盛，与刘晏兴盐利及运漕米是有关系的。
　　七八○年，唐德宗信杨炎的谗言，杀刘晏。此后理财的官员多是刘晏的旧吏，但没有人能比得上刘晏。
　　茶作饮料，唐时自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据封演（唐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说，开元时，泰山有僧大兴掸教。学禅首先要夜里不睡眠，因此禅徒都煮茶驱睡。后来俗人也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出卖，行人付钱即可得饮，极为方便。茶叶从江淮运来，名色甚多，堆积如山。僧徒生活是最闲适的，斗茶品条，各显新奇，因之在寺院生长的陆羽，能依据闻见，著《茶经》一书。《茶经》一出，更推动全国人饮茶。唐穆宗时李玨（音爵jué）上书说，人都要饮茶，税太重，茶价自然增加，贫弱人更感困难。足见唐德宗以后，茶是朝廷重要的利薮。七九三年，唐德宗开始税茶，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十分税一，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此后，茶税渐增，庸文宗时，特置榷茶使。《新唐书·食货志》说，开成年间（唐文宗年号），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要抽重税。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住宿税，称为损地钱，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食货志》所说矿冶税抵不上一县的茶税，可能是指产茶的县，也可能是指销茶量大的县，不论是指那一种县，茶税无疑是重要的税收。
六 户口
　　劳动人民是立国的根本。户口殷繁，自然人力充足，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公元二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据西汉最后一次的户口记录，中国人口已达到六千万。这个人口数，看来似乎不算小，但对当时的疆域说来，除了中原地区人口稠密，其余地区人口却是稀疏的。《汉书·地理志》说，垦田仅占可垦田的四分之一。事实也确是这样，广大的长江流域还远没有开发，更不用说岭南地区。自东汉末一直到隋末，由于战争破坏，人口遭受可骇的损失。统治阶级大量杀人的罪恶行为，就在他们的史书里，也无法掩饰。两汉统一后得到进展的封建社会，因此基本上停滞了四百年。唐社会保持一百几十年的安宁，人口才大体相当于汉的数字，接着又是唐中期到五代二百余年的战乱，黄河流域人口遭受惨重的损失，北方社会进展又基本上停滞了。
　　唐朝三个时期，户口数的升降，都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下面所举户口数，可以表示升降的趋向（数字不可拘泥）。户口下降，固然由于战乱和暴政，但流散终究多于死亡，自唐中朗起，户口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原因之一是未沦为奴、客的流散户有时重新立户籍，有时逃走又成为流散户。
唐初期的户口
　　唐制：民自黄至老，都得编入户籍，户籍三年造一次。因为急需补充人口，《武德令》里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这种优厚待遇，自然会增加内附的人数。唐太宗初年，全国不满三百万户，到六五○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户部奏报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余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显然是在贞观政治影响下，大量流散户恢复户籍，并且吸收了边境外的非汉族人。此后，唐户口依靠人口繁衍、流散户复业、边境外居民内附等来源，一直在上升。七○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余。这是武则天结束执政的一年，户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上与贞观年间相同。七二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这是字文融两次检括逃亡户以后的数字，其中不免有浮报，但速度仍不变，即二三十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有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七四○年（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七二六年至七三二年，仅仅六年间，增加到八十万户。七三二年至七四○年，仅仅八年间，增加到五十五万户，当时唐玄宗正在准备“大攘四夷”，谋兴边功，吸收大量边境外居民入境，作为主要兵源，十四五年户激增一百三十余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当是从边外迁来。此后藩镇叛乱，长期割据，自成风气，河北三镇被看作化外，三镇兵将多是非汉族人，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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